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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
内容简介
 麦克尼尔《世界史》是公认的全球通史开山之作，第一次完整讲述了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互动的故事，中文版首次出版。阿诺德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何炳棣、许倬云、钱乘旦、刘新成等权威推荐。 麦克尼尔《世界史》内容包罗万象，文字简明流畅，是一般教科书所不及的。不管是上班族、学生教师，还是商界人士、政府官员，《世界史》都是经典可靠的世界史入门读物。 

评论摘要
麦克尼尔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而人类历史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历史确实已成为一个整体……麦克尼尔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讲述得相当流畅易懂。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作者）
麦克尼尔学说贡献的意义必须予以重视。此前，世界史大多是留给了外行的业余史家和诸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等这样的历史哲学家。在对人类各个文明的兴衰模式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探索中，他们均把各个文明视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而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则对这种对待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的贬低做法加以取代，并由此证明，世界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且知性上受人尊敬的学术研究领域。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著名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
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书写，关键的奠基人是威廉·麦克尼尔。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著名历史学家、《新全球史》作者）
世界历史作为一场运动或是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人们会异口同声地把它归功于威廉·麦克尼尔。
——凯文·雷利（Kevin Reilly，著名历史学家、美国世界史学会前主席）
麦克尼尔教授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展现的那种综合能力，在这本《世界史》中又有天才的发挥，而且，视野更加扩展。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他能够将各大文明的发展模式、它们的嫁接移植、冲突斗争以及各自的贡献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整合为一部全球的历史。
——杰弗里·布鲁恩（Geoffrey Bruun，著名历史学家）
麦克尼尔更清楚地认识到，汤因比强调世界文明的隔离是错误的。他认为文明之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联系常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这种认识成为《西方的兴起》和《世界史》的指导原则。……在世界历史教学方面，他不是孤独的。最终，美国有数千所大专院校、高中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现在美国每年至少有25万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教师们可以选择的教材多达24种，但是很多教师仍然喜欢选用麦克尼尔的《世界史》。
——J·R·麦克尼尔（J.R.McNeill，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之子）
一本书能够长销几十年，一定有其原因。本书的两个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首先，它从一个简单的视角（文明的互动）出发，对于世界历史的叙述一以贯之，容易理解；其次，跟其他大多数教科书相比，它尤为清晰简洁。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本书作者）
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何炳棣（中国历史学界泰斗、《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
这本书在40多年前出版，轰动一时，成为世界史的标准教科书……现在的历史教学与研究，世界史已是显学。过去以国家历史为主题的史学，竟在逐渐转变为全球史观。从这个角度看，麦先生的书，的确有发踪之功。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誉退休讲座教授）
《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书写文明的互动，强调文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认为人类历史有整体性，而关系则是整体性的体现。在这个方面，麦克尼尔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钱乘旦（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全球史不仅没有淡出史坛，反而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修正原有结论，开启新的思考，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刘新成（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假使有人想找一本中文（或中译）的西洋通史或世界通史，我建议先到Google，直接搜寻“麦克尼尔”或“William McNeill”就对了。
——周梁楷（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专业的训练和充满想象力的眼光使得他能写出一本本优秀、出色的作品。
——李弘祺（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麦克尼尔的书中，各种文明总是在相互作用，并同周围的非文明社会群体彼此影响。他认为，这种涉及技术、文化和经济交换（如贸易）等领域的接触是导致各文明内部演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邵东方（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麦克尼尔治学严谨勤奋，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对文明史的关注与研究是其史学成就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麦氏史学成就即得益于他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文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67年。我父亲威廉·麦克尼尔打算把它作为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也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的教材版。《世界史》的篇幅比《西方的兴起》短小得多，虽然比他在世界历史领域所作的最后努力《人类之网》（2003年出版）的篇幅要大得多。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让学生容易理解其内容和思想。其中几个部分是在全家去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度假的帐篷里写作的。这个小岛是我父亲的出生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964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在那里度假一个月。母亲每天带着我的姐姐、妹妹、哥哥和我去海边，而父亲则用打字机在我们身后的帐篷里写作。
威廉·麦克尼尔于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从小就显示出对历史学的兴趣，年轻时就立志要撰写世界历史。20世纪30年代，他读到了阿诺德·J·汤因比的三卷本《历史研究》，被它深深地吸引。汤因比的著作涉及全球各地，时间跨越几千年，提供了完整的人类历史。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与威廉·麦克尼尔接受的历史学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历史学局限于欧洲和现代美国史。但是汤因比还考察了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千年历史。我父亲当时20多岁，就立志将来也要写汤因比那样的历史学著作。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服兵役，他被耽误了几年时间。当他20世纪50年代开始撰写时，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汤因比强调世界文明的隔离是错误的。他认为文明之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联系常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这种认识成为《西方的兴起》和《世界史》的指导原则。
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专业仍然对世界历史持怀疑态度。名牌大学都不教授世界历史课程。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更专业化。他们认为历史研究最合适的单元是民族国家，或者至多是大洲的历史。
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界历史的威廉·麦克尼尔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在课程中使用自己编写的教材——就是你现在拿在手中的，这种教学经验有助于他得知如何过几年就修订一次。像所有的教材作者一样，他试图根据最新研究和解释修订，使它跟上时代。但是他的主要观念贯穿本书的各个版本。
在世界历史教学方面，他不是孤独的。社区大学、两年制大专及一些州立大学也开设世界历史课。这些院校的名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低于名牌大学。但是它们的课程设置不那么保守。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院校的移民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是出生于墨西哥、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古巴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这些学生常常对世界历史比对欧洲历史更感兴趣。此后几十年中，美国大专院校里移民和移民后代的比例不断增大，教授世界历史的合理性也不断增强。最终，美国有数千所大专院校、高中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现在美国每年至少有25万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教师们可以选择的教材多达24种，但是很多教师仍然喜欢选用麦克尼尔的《世界史》。
21世纪，随着世界被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知识的合理性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来说，非洲和中东现在比50年或100年前显得更加重要，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前所未有地需要世界历史教育。本书是由一位世界历史的先驱性历史学家所编写，在这方面将能给你提供帮助。
J·R·麦克尼尔
（著名历史学家、W·H·麦克尼尔之子）

第四版前言
一本书能够行销30多年，一定有其原因。本书的两个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首先，正如初版“前言”所解释的，它从一个简单的视角出发，对于世界历史的叙述一以贯之，容易理解；其次，与其他大多数教科书相比，它尤为清晰简洁。
正如最初所设想的，这本书一定要写得简单明了。因为，《世界史》起初是作为《世界历史选读》（Readings in World History，10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1973年）的配套读物，目的是让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们可以借助这些选读材料来深入地了解人类的过去，同时，有一本篇幅适中的简便教科书提供给他们相关的背景知识。这样一来，不同的观点就能够扩大和丰富这些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历史视域，学生们就有可能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导师的意见，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
也许，这是对学生们能够做什么和愿意做什么的过于乐观的看法。无论如何，只有少数世界史教师使用10卷本《世界历史选读》，因此，这些资料不久就停止印刷了，而计划中的一套世界历史图片资料集，则未能出版。不过，这本《世界史》教科书却不温不火，销量稳定，年复一年，总能发现足够的购买者，可以让牛津大学出版社有理由继续销售它。但是1978年刊行本书第三版之后，一直没有再修订。所以，到1997年，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已经过时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决定推出新版，更新相关内容。
因此，这次修订的成果就是：全新的第30章，并附上了最新的地图；后面，第四部分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也作了适时的更新。
一旦写到近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观点问题总是会显得十分敏感，正如本书1978年版的最后一章已经过时了一样，今日的世界变化如此之速，新加的这一章早晚也会变得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努力延长这一章的“保质期”，对于那些基础的、根本性的变化给予特别关注，而尽量少纠缠于细节。
而且，努力描绘出整个广阔世界的近期历史的关键之处，是个人判断力的一种锻炼——显而易见，而且不可避免。对古代历史的叙述也是如此，不过，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可以指引我们通往久远历史的路径，与之相反，我们自己的时代却因为年代太近，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历史学家处理近期事件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度；故而，新撰第30章是否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与许多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共同分享——尽管不是那么地舒心如意——的世界，就有待于他人的判断了。
W·H·麦克尼尔
于康涅狄格州科勒布鲁克
1998年4月

前言
从史前时代和原始人时代一直到整个的人类历史，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它们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互不相同，而且数量极多。文明，指的是非同寻常的大型社会，把千百万人组合在一种松散但清晰的生活方式之中，地域覆盖数百乃至数千公里，而其时间跨度，相比个人的寿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正因为范围广、时间长，文明也就必然数量不多。实际上，从人类社会第一次达到文明的复杂程度及其规模的时代开始算起，在旧大陆上，曾经共同存在过的主要文明传统只有四个；而在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程度一直比较弱小和落后，在那里曾经出现过的不同的文明不超过三个。
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作一番概览。当然，为了在头脑里面同时把握在广袤大地上的不同地方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某些方面上，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当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上更为细致的某些侧面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说，想想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它们的地方特性，在我们标准的民族历史里，都被无情地略去了！就像制图一样，任何比例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只能表现一定数量的细节。信息过多，会使整体变得模糊；而信息过少，又会丧失历史的真实感，掩盖人类经验中那种开放的新奇性。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建立了至今仍然受到普遍赞成的民族历史框架；而在20世纪，就何谓“西方文明史”这一问题，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也达成了大致的共识。但是何谓世界史，还没有出现一致认同的标准。什么该省略，什么该留意，在这些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因为有这些意见分歧，撰写这样一本简明的人类历史，似乎有其合理之处。拙作《西方的兴起》（芝加哥，1963年）一书获得了成功，让我有理由相信，一部更简短的作品将会使我个人的整体世界史观更容易被学生和普通读者接受。我的这种世界史观，尽管不完美，但优点一以贯之、清晰明了，能够被掌握、被记住，过后可以回味。
本书的构架观念很简单，亦即：在任何一个时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平衡都会轻易地被打破，扰动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文化中心，那里的人们成功地创造了魅力非凡或强大有力的文明。进而，它们的邻居，抑或邻居的邻居，被诱惑或被迫使去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移植一些技术或观念，但更多的情况，是加以调整和改变，以便更为顺利地适应当地的环境。
在连续几个时代里，对世界造成这种扰动的主要的文明中心有所不同。因此，首先要研究最初的一个或几个扰动中心，然后考察对文化创造的主要中心所产生的革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往往是二手或三手）认识或体验之后，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或反抗，进而，我们就有可能对世界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概括。
从这一视角来看，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通路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有关古代的交往关系，现存的文献记载有时会暧昧不清，但考古学、科学技术和艺术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本书的撰写始于1964年夏天，1965年夏天我又作了修改；1970年夏天，为了出第二版，我再次修订，极大扩充了最后一部分的内容。1978年的第三版有几处相对较小的变化，包括了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新资料。为本书的拟稿，以及为试验性的世界历史课程复制阅读材料，卡内基公司提供了部分资助。我特别感谢芝加哥大学的约翰·A·威尔逊（John A.Wilson）教授，他阅读了本书第一部分，还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徐中约（Immanuel Hsu）教授，他审阅了本书有关远东的内容。他们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但愿我都已经加以纠正。在第二版准备过程中，我得到了克瑞顿大学艾伦·M·施莱（Allan M. Schleich）教授、明尼苏达大学戴维·琼斯（David Jones）教授、哈特福德大学比尔·B·布雷菲尔德（Bill B.Brayfield）教授的大力帮助，他们根据自己在世界史课程中使用本书第一版的经验给我提供了详细的反馈。准备本书第三版的时候，琼斯、约翰·霍德（John Hord）、休·斯科金（Hugh Scogin）教授帮我做了同样的工作；斯科金教授还承担了本书进一步阅读书目的修订工作。
W·H·麦克尼尔
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1978年6月

第一部分 旧大陆各大文明的出现和确立（公元前500年之前）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食物生产的发展。这使得人类的人口数量能够大量增加，从而为文明的出现奠定基础。农业和畜牧业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取代了狩猎和采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这种转变的最早和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发生在中东，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8500年到前7000年之间。之后，通过人员流动和技术传播（现代学者很难复原其过程），谷物种植的方法传播到欧洲、印度、中国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美洲、亚洲季风地区和西非的农业也许是独立发明的，不过这一点还不能确定。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成熟而复杂的社会的形成。中东在这个方面的领先性是无可争辩的。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间，人类最早的文明共同体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紧随其后。最初，文明化的复杂社会需要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灌溉地区，丰产的作物才能年复一年地从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收成；只有在需要灌溉的地方，大量人力才有必要合作挖掘沟渠和修筑堤坝。可养活专业人员的农业剩余产品，以及涉及大量人口的社会组织习惯，因此有可能，而且的确出现在了中东主要河流的冲积平原上，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在很久之后，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大约1000年后，人类开始将文明化的复杂社会推及雨水地区。犁的发明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使得古代农民能够利用牲畜的力量来从事耕作任务，因此，单个农民能够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以前只有在灌溉地区才能获得的农业剩余产品，雨水地区也可以得到了。此外，文明需要独特的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新宫廷和王城所需，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强迫农民交纳剩余产品。一种重要的变体来自海上贸易，它使像克里特这样的一个岛屿的统治者就能够积聚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出产，并且凭借贸易所得维持其位于克诺索斯的王城。
	人类关系的第四个重大变化，是亚欧草原游牧民和战士首次来到了历史的前台。战车作战技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界的某个地方臻于完善，当时大约是在公元前1700年之后不久。战车让那些知道如何驯服马匹的战士占了上风，而且，由于马匹的主要饲养中心是亚欧草原，因此，正是印欧语系的中亚和乌克兰的善战部落获得了这种关键优势。这些战士蹂躏了整个欧洲、西亚和印度。另一些不知以何种方式掌握了战车作战技术的人则征服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农民。
	在欧洲、印度和中国，原先生活在那里的农耕居民和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之间的互动，为三种崭新的成就斐然的文明模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发展大致同步，到公元前500年，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诞生于希腊，另一种同样独特的印度文明出现在了恒河流域，而在黄河流域的中游，中国文明也崭露头角。
	中东的历史更为复杂。战车的征服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弱，因为当地民族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战车反击征服者。以埃及、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为基础的三个文明化的帝国，随即展开了对中东地区霸权的争夺，直到遭受新一轮的蛮族入侵的打击。新入侵者装备了铁制武器（实际上是软钢），青铜时代的各大帝国在装备了更新颖、更丰富的金属武器的部落的进攻下纷纷瓦解。不过，游牧民族征服的影响同样是短暂的。新帝国纷纷崛起，其顶点是古代中东整个文明地区并不稳定的政治统一，而实现这一统一的，先是亚述人，然后是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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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种混乱发展的结果，一度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独自发展的各文明，以及在周围的雨水灌溉地区和两河流域兴起的各种卫星文明，开始走向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大一统的中东生活方式。与这种大一统文明相适应的一种中东的世界观，其决定性的表现方式，成之于犹太人之手。犹太人的宗教是在公元前8～前6世纪由他们的先知塑造成形的，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教或希腊的哲学一样，充满活力，而且令人信服。在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所有这些宗教或哲学都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表达形式。到公元前500年，旧大陆明确而显著的四大文明并立之势逐渐清晰，世界历史最初的、奠基性的阶段就告结束了。
	本书第一部分的目的就是探索文明史的这一萌芽时期，此时，在之后的年代里支配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首次在人类的心灵和感情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第一章 人类历史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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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从猿人演变而来的智人（Homo sapiens）的出现，人类历史开始了。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缓慢的，不过，到了大约10万年前，已经有在生物学意义上属于现代人类的散居狩猎者分布于非洲的热带大草原。也许，在亚洲气候温和、更适宜生存的地区也有人定居。这些最早的人类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猿人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技术。例如，木制和石制工具的使用，可能早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语言，以及共同狩猎的习惯，也起源于猿人。火的使用，可能也是如此。
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与在他们之前繁衍的类人的生物之间，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更长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这意味着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同时长辈给后代传授生活技能的时间也相应地更长。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缓慢的成熟意味着塑造过程的延长和学习能力的大大提高。学习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使得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发明和发现——可以推测，或多或少是偶然获得的——的行为更为频繁。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文化演化就开始超越了生物演化的缓慢步伐。支配人类行为的，更多是人从社会中学会的知识，而不是个体通过神奇的DNA分子遗传机制、生物性地继承来的东西。当文化演化超过生物演化而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而恰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便发端了。
<h3>最早的人类</h3>
如果确实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心，现代人类就是从那里开始进化的，那么，最早的人类是如何从发源地向外散布的，确切情况尚不得而知。细微的生物差异当然是存在的——对此，看看现存人类之间的种族差异就知道了。但是现代的各个种族是何时、何地形成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幸好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忽略这种问题的理由，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那些变数，似乎跟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差异没有什么可靠的关联。
甚至文化之间的差异，起初也许并不是非常显著的。无论如何，在旧大陆的广大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斧和其他石制工具表现出了显著的同一性。的确，在智人时代约十分之九的时间内，人类局限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使用简单的木制和石制工具，熟悉火，一代又一代，生存方式——就我们所知道的——几乎一成不变。
现存的石器都是按特定目的熟练地砍削和打磨而成，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制造者生活情况的信息。可以推测，只要人类主要是以狩猎为生，除了动物的肉类之外，以能够捡拾到的任何东西作为补充，如幼虫和昆虫，可食用的植物根茎和种子，那么，他们过的还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就像现代世界里残留的少数原始的狩猎民族一样。人群规模可能很小，由20～60人组成。偶然会与其他的邻居有所接触，这显然是原始生活的特点之一。当相邻的人群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自己的幸存和进行非同寻常的交易的时候，这种接触也许会变成正式的仪式。在这种场合下，可能会安排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联姻，而且，肯定要交换像贝壳那样的珍稀物品。在邻近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发生敌对行为，至少有时会发生，但是相关证据很缺乏，因为现存的石刀和石斧既可以用于狩猎，也可以用于杀人。
<h3>生态影响</h3>
早期狩猎生活方式似乎具有稳定性，这表明，人类已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每支人群都继承了惯常的应对方法，足够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动植物的生态平衡——早期狩猎者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生活可能仍然依赖于那种适合小股的、四处游荡的狩猎和采集人群的行为方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人类的文化演变步伐将会更为缓慢，更接近于它所发源的生物演化的节奏，而不是突飞猛进的人类历史。
但是，在地球上的一些重要地区，自然环境并不稳定。相反，人类（和猿人）定居地区的北部边界一带的气候变化，剧烈而反复地改变了生态环境，并给人类适应环境和技术发明的能力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很有可能，正是这一因素，使得文化演变的潜力从习惯与惯例的紧密网络——古代狩猎者的生活既因之而成又受其限制——中释放了出来。
触发人类历史的生态变化都与北半球大陆冰川最后一次消退有关。大约3万年前，欧洲、亚洲北部和美洲的冰川开始融化。在光秃秃的地表上，冻原和稀疏的森林首次生长出来。旧大陆的大西洋沿岸，漂浮的低气压风暴穿越墨西哥洋流的温暖水域，在西欧形成了比较湿润和暖和的气候。因此，植物生长茂盛，维持了北极圈以南地区大量食草动物的生存，比如猛犸、驯鹿、野牛等等。接着，这又为原始人类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不过，在利用这些潜在优势之前，人类需要一些基本的技术发明。特别是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缝制兽皮，制成毛皮衣服，以便让身上未披长毛的人类能够在非常寒冷的地区保持体温。接着，就需要有锥子和某种可以作为“线”的东西——也许是动物的肌腱或是毛皮搓成的条。大约2.5万年到3万年前，必要的发明出现后，与现代人外形区别不大的狩猎队伍开始向西欧的冻原和森林地区入侵。随着入侵者的推进，更早的人类或“前人类”（para-human）——即所谓“尼安德特人”，他们与现存的人类在体形上有很大的差别——消失了。
关于这些入侵的狩猎者的生活，石制的工具和武器并非他们留下的唯一证据。正是他们，绘制了法国南部岩洞中的著名岩画，并在地表的暗穴中留下了他们的巫术——宗教仪式的其他痕迹。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让大约18000年前的猎人们把他们捕猎的场景绘制在昏暗幽深的岩洞的墙上，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人类与他们杀死的猎物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神话中找到解释。也许，岩洞中的仪式是为了借助动物的神灵，促进世上的丰裕和繁衍；不过，我们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西欧北极圈内的大型动物狩猎者依赖野兽群，而野兽群依赖草地、苔藓和其他植物。当冰川进一步消退、气候进一步变暖时，茂密的森林开始形成，这些食物来源被切断了。大型野兽消失，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必然就产生了。当冰川消融时，洞穴被放弃了，那些曾经穴居的人也许追随不断减少的北极圈野兽向北、向东迁徙。在西欧，在森林里觅食的动物，如鹿和牛，随着树木而到来，狩猎的人类（也许是新来者）很快便学会了捕猎它们。不过，那些终生追捕驯鹿和野牛的狩猎队伍留下的考古证据比较少。而其他的人群，则发明了简单的船只、渔网和鱼钩，从而学会了利用水生的食物资源。因为船只必须返回停泊，而且只能找到少数适合躲避暴风雨的栖身之所，从此，在地理上，有固定活动区域的人类共同体发展起来了。主要由甲壳类动物遗骸堆积起来的大垃圾堆在这些地点形成。它们使得现代的考古学家们能够研究定居点的顺序，追溯历史上工具群发生的变化。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探索程度都不如西欧，而且，在旧大陆的西北边缘地区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目前尚无法在细节上还原。这些变化也可能没这么剧烈。西欧寒冷的冰川与墨西哥湾暖流之间的动态平衡所造成的气候和生物圈的改变，远比其他地区更为剧烈；迄今为止仍然十分有限的一些探索让我们可以推测，与此相应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人类的定居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也不太剧烈。也许美洲是个例外，因为正是冰川的消退使狩猎队伍可以迁徙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并穿越太平洋来到阿拉斯加。然后他们转而南下，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以及附近各岛。人类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时间仍然有争议，不过，可能在2万年前左右，最早的狩猎队伍就开始散布在北美洲了。在世界上另一个可居住的大陆——澳大利亚，人类的定居显然更为久远，可能要追溯到一座大陆桥把澳大利亚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h3>农业带来的变化</h3>
当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在中东的广大地区确立起来的时候，原始狩猎队伍才刚刚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可能就是在公元前8500～前7000年间，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丘陵地带的一些人类共同体开始培植作物和驯养动物，重新塑造了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小麦和大麦，是他们培植的最重要的作物；绵羊和山羊，是他们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最早的生产粮食的人类共同体喜欢树木茂盛的土地。通过剥除树干表层的树皮，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毁灭任何数量的树木。这样一来，阳光可以照进林地，撒播在死树躯干周围的腐叶土壤里的种子能够生长和成熟。当二茬或三茬作物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后，焚烧干枯树干并把灰烬撒在地上，土地的肥力就能更新。原始农民无法防止杂草在开辟的耕地上生长扎根；几年之后，自行生长的杂草就开始侵夺庄稼的土壤。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迁徙，在森林中开辟新耕地，开始新一轮的耕作过程，让被废弃的耕地重新变成林地并逐渐恢复其原始状态。这种耕作方法至今仍然在世界上的一些偏远地区保留着。地理学家称之为“刀耕火种农业”。
第一批农民需要三件与狩猎者所需不同的工具：能砍伐树木的斧头，能翻动腐叶土壤以便播种的锄头，能收割成熟庄稼的镰刀。一把有用的锄头可以全部以木头制成，镰刀需要锋利的刀刃，与狩猎者用于砍削动物尸体的刀具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斧头必须足够坚硬，以便用力砍砸时不会碎裂。狩猎者曾经长期用于削制箭头和刀刃的燧石是不能用于制作斧头的，因为它太易碎了。其他种类的石头，主要是花岗岩和玄武岩，太坚硬而不能被砍削，必须通过磨制和抛光这类精细的操作，才能制成斧头的形状。这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此外，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在狩猎者的基础上，发明了大量其他重要工具。由于人们不再经常迁徙，所以用于储藏粮食和其他东西的篮子和陶罐变得重要也变得可能了。泥砖砌的房屋、织布机、适合煮粮食和其他食物的烧制陶器、烘焙和酿造技术等都很快得到应用。村社共同体取代了漫游的人群，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田间劳动十分艰苦，规律性强，并需要计算时间以便确定正确的耕种季节，所以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狩猎者的生活方式。人们还需要考虑未来和有所节制，因此即使在饥饿的时候，人们也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种子，以确保来年的收获。暴力活动的勇气和习惯对狩猎者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对农民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最后，当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掠食者时，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人类不再是一个相当稀少的种类，其数量之多足以彻底打破动植物的天然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部分的是有意识地，部分是无预见地和无意识地。
在亚洲季风带的某些地区，一种区别于中东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发展起来了，其中心是根茎作物。许多专家也认为，美洲、东亚和西非都独立地发展了粮食生产。但是考古研究还没有清楚地表明，种植业何时和如何在这些地区产生。由于最早的农民通常很少留下遗址，所以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精确地重建地理范围和时间先后方面的事实。
<h3>最早的文明</h3>
但是中东的谷物种植和动物驯养确实值得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最早的文明正是从这种生活方式中诞生。
迄今所知的超越简单村庄的最早居民点位于古代中东的几个地点，那里能够发现一些非常珍贵而稀有的物品。例如，杰里科（Jericho）控制了获得死海食盐的通道；当人类转向谷物膳食时，他们开始需要食盐来维持体内的体液平衡。通向这种重要物资的道路就变得非常宝贵，因此，当农业在其附近地区广泛传播时，即大约公元前7000年之后，杰里科就出现了有城墙的城市。另一个早期的中心是小亚细亚的加泰土丘（Catal Hüyük），那里可以发现松脂石（也称为“黑曜石”）。黑曜石被砸碎时能够产生极其锋利的边缘，因此，也是非常珍贵的石材。公元前6000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杰里科的贸易中心也相应地在这个地方兴起。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5Q1.jpg" />  <h5>（本书上所展示的均反映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我们的立场。——编者注）</h5>
但是这些孤立的“城市”本质上是不能扩大的，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它们依赖对某些珍稀物品的垄断或近似垄断。可供传播的文明需要比杰里科和加泰土丘所能获得的任何东西更加广泛的生态基础。苏美尔地区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接壤的冲积平原上。诞生苏美尔的这片土地，每年都因河流淤积而恢复肥力，可出产丰富的粮食，在此之前，原始农耕技术急需彻底的革新。在生长着森林的中东山丘上，初夏时节降雨充沛，可保证作物生长，直到收获为止。但是南部与此不同，那里的夏天几乎从不降雨。因此，只有通过把河水引入田地灌溉庄稼，才能保证作物的收获。但是灌溉沟渠与堤坝的挖掘和维护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需要比最早的农业共同体更严格的社会纪律。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小型血缘家庭可能构成了寻常的劳动单位。每个家庭一般消费自己的一块或数块耕地上所出产的粮食，不需要更多成员的有组织合作，也许一些仪式和宗教场合除外。每个人都受控于反复无常的天气，所有的人同样自由，因为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年龄和性别。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在河谷环境中彻底被颠覆。因为人类为了控制河水有必要作大规模的努力，而这要求大多数劳动力接受某种管理精英的领导。
关于管理阶层如何兴起还不能确定。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可能导致主人与奴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划分。另一方面，与神有关的专业人员的特殊地位在人类社会必然由来已久，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职能专业化过程。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解释说，众神创造人类，是让人类成为他们的奴仆，这样，人类就能提供食物、衣服和一座设施完善的神圣居所（即神庙）所需的其他必需品，供神享用，使他们不用费事亲自制造这些东西。
我们也知道一点儿这些观念如何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在拉格什，一份碑铭记载，该城邦的土地依据占有者对神承担的租税而被分为三类。最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留给农民的粮食很可能还不够糊口。因此，农民不得不每年为神劳作一段时间，即从事修筑灌溉渠道的劳动，或者根据祭司的安排从事其他劳动。农民以这种方式把一些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缴纳给神庙，而神庙又把这些产品作为工资，用以酬付神的近身仆人即祭司所安排的劳动。
这种制度显然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能够被集中起来，从事大型工程建设。它也使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因为许多专业人员，诸如舞者、歌者、金匠、厨师、木匠、建筑工、制衣工等各展其才，以侍奉神进食、穿衣、娱乐和受祭拜，用各种必要的盛典和奢侈品确保神的愉悦。由于他们不必再花费时间自己生产粮食，这些专业人员能够发展出比此前人类所取得的多得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首先出现定居点，到公元前3000年能够被现代学者解读的书写记录开始透露苏美尔文化的社会和知识情况，在短短1000年里，文明就诞生了。
<h3>苏美尔人的发明</h3>
技术发展最初是非常迅速的。青铜冶炼、轮制陶器、带轮的车辆、航行的船只、雕塑、纪念性建筑物以及——也许最重要的——耕犁等，几乎同时出现于考古记录之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现存数千枚的印章雕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相当迅速地定型了。未能给现代考古学家留下线索的其他技术肯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例如，后来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提供主要出口产品的羊毛纺织和染色、复杂的神庙宗教等，一定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此外，测量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和精确性。为了修建沟渠堤坝和犹如人工山峰一样拔地而起、高高在上的纪念性神庙建筑，精确的测量和仔细的规划都是必要的。
但是，更为关键的技术是时间测定，因为每年农业生产的基本周期依赖于有关播种时间的知识。月亮盈亏是时间流逝最显著的标志；但是月亮的周期与太阳年不能完全吻合，所以在可靠的历法被制定出来之前，祭司不得不观察、测量、校正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规律之间的误差。维系这种历法的确是早期祭司为农民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掌握历法的必要知识也是祭司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普通农民也许认为，能够预先知道季节的人证明了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值得服从他们的统治。灌溉工程的组织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技术和社会后果，可能就是在祭司的指导之下展开的，祭司的社会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预知季节的能力。
<h3>宗教</h3>
祭司权力和威望的另一个基础，是他们了解众神的一切并知道如何取悦众神——或者如果不能取悦，那么也知道如何安抚他们。圣歌如何吟唱，神圣的仪式如何进行，这些是祭司掌握的主要知识。但是苏美尔祭司并不满足于重复前人所说和所为。在某个时刻，可能是文明发展之初，他们就已经发展了有关众神如何统治世界的系统教义。我们从很久之后编订的诗歌中得知他们的思想，也许只有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人感兴趣的概念才被记录下来——当大多数这种文献首次被书写下来的时候。但是即使古代苏美尔人的宗教可能包括某些粗陋而原始的因素，例如，我们知道，乌尔的一位早期国王就有妻妾和大臣陪葬，他们似乎都是被活埋的，古代祭司的确也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神学理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现象。
基本的观点是简单的。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都被拟人化了，即把它们当作人类看待，但是赋予它们更大的力量，包括长生不老的力量。每种拟人化的自然力量或神都在由天空之神恩努（Anu）统治的神圣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每年元旦，众神聚会，决定当年应该发生的事情。每个神的决定都可能被否决。例如，根据神命，一些灾难可能降临到某个城邦，虽然居住在这个城邦的神受到该城人民的悉心供奉，不想看到他们受到伤害。但是即便是神也必须服从众神的集体意志；当该年的命运被决定后，任何神都不能废除它。风暴和雷电之神恩里尔（Enlil）是众神意志的主要执行者。他根据每次新年聚会的决定而施行惩罚和引来灾难。
每个神的性格都被认为完全与人类相同。他居住在房屋——神庙中；隐藏在神像之中，就像人的灵魂隐藏在身体之中一样。神的灵魂有时会出窍——就像人的灵魂可在梦中游荡一样；但是当出现某些重要的问题必须向神请示时，人们有办法召唤神返回神像。神通过暗号和预兆给予答复：如鸟的飞行、作为祭品的绵羊的肝脏的形状等事物或现象，专业祭司都能据以判断神的旨意。神必须每天都被奉献祭品、取悦和赞扬。在特别的节日里，还要为神举行额外的仪式，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充当观众。如果神的预兆指出了灾难，那么城邦还要举行其他仪式以便及时地平息神的愤怒。
只要承认神的特性、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这些基本假设，那么这一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的解释唾手可得：如果预兆告知的灾难没有降临，那么这只能证明祭司采取的预防措施有效；如果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那么这仅仅意味着神没有预先警告他的人民。
这样一套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30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一直致力于完善苏美尔人在文明史开端时创立的这些观念和仪式。此外，许多蛮族也认为，苏美尔万神殿中伟大的众神的确统治着世界。这些蛮族包括东欧和西亚草原地区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继续崇敬这些天神、雷神、太阳神、月神，和其他最初由古代苏美尔祭司推想和确定了力量与性格的众神。
<h3>文字</h3>
从后来的历史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祭司的最重要发明是找到了能够把口语记录下来的方法。这通过使用削尖的芦苇竿在松软的泥板刻写符号而实现。如果人们需要永久的记录，那么一份完整且不易损坏的文献能够通过将新写的泥板放在火炉里烘干而轻易地制成。正是通过这些烘烤制成的泥板文书，我们详细地掌握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从这种做法中逐渐出现的图画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最初，苏美尔祭司主要用文字记载神庙仓库的收支情况。这种记录方法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现一种能够保留这些事务经手人的姓名的方法。最后通过双关语这一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姓名中，若有听起来像一个容易以图形表现的单词的音节，就会被记录下来。不久，这种图画符号终于表示发音了，而不仅仅表示事物本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于记录恰当的发音音节。通过发展足够的标准表音符号，书吏得以记录所有日常用语的发音。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完整的句子、神的故事、宗教祷文、法律、契约和其他各种文献的书写从而变得可能了。
通常情况下，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作为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现代学者能够阅读的文字使人们对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很久的人类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种区别仍然有意义，虽然考古学近来取得的所有进展已经使这两个时代之间曾经存在的明确界线变得模糊了。
所有已知的文字形式可能——有些人甚至认为很可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缴纳了或谁没有缴纳给神的债务所作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检索精确信息的能力。此后文明社会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所带来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不断完善。
<h3>灌溉</h3>
大约公元前3000年，当文字记录开始使我们能够了解关于古代苏美尔越来越详细的知识时，水利工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所有易于灌溉的土地都已经被耕种了。十来个或更多的城邦星罗棋布地散布在灌溉地区，每个城邦拥有几千居民，每个城邦内部，神的居所或神庙是最大、最雄伟的建筑。在苏美尔各城邦中，尼普尔（Nippur）似乎已经享有某种突出地位。苏美尔各地的祭司可能不时聚集在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的神庙中。在这类场合中也许会进行消息和观点的交流以及涉及相邻城邦的各类生意业务。如果依靠其他方式，苏美尔文明就难以维持其紧密性和一致性。
当邻近城邦发生争端时，无疑祭司们的碰面会旨在进行仲裁。但是当苏美尔的水利灌溉工程达到地理范围和技术水平的极限时，城邦之间的争端就必然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当灌溉渠道变得更大、更长时，上游地区每次从河中取水都会影响下游的河水供应。用水权在干旱季节很快就变成生死攸关的事情，和平解决争端不是一直都可行的。因此，相邻城邦——很快出现敌对的城邦联盟——之间的战争，变成苏美尔生活重要而经常的特点。此外，抵御外来蛮族一直是困难的。两河流域地势开阔，四面受敌，通过水利灌溉和手工业技术专业分工积累的雄厚财富使苏美尔各城邦成为吸引外敌进攻的目标。
<h3>军事力量和君主制度</h3>
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各城邦发展了一种堪与祭司领导权相匹敌的军事组织。王权最初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神派遣国王作为他们在人间的代表。和平时期，这种殊荣属于祭司长；但是战争时期，他或者亲自领兵，或者找到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人以他（和众神）的名义领兵出征。当相邻城邦之间的战争变成常态时，仪式和其他和平时期的工作影响下降的同时，军事领袖的重要性提高了。有时祭司与军事领袖之间会发生摩擦。当敌人仍然威胁城邦、而决定性的胜利尚未取得的时候，战争的需求变得无休止。但是很显然，只要苏美尔平原各个城邦保持独立，那么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有一个有能力分配水源、解决各个城邦争端的单一行政管理机构才能结束内部的分裂局面。一且被激怒，这种帝国很可能调集压倒性的武力迫使边境的蛮族臣服。
但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发明一种方法，使个别君主能够有效地控制边远领土。最早的伟大征服者似乎一直在身边保留大批军事家族。为了维持几千人的部下，统治者（如阿卡德的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认为，不停地巡视各地是必要的。通过抢劫从敌对的群体那里获得稳定的收入可能也是很重要的。这种掠夺性的政权本质上是相当不稳定的。任何军事失利都会刺激地方共同体在君主的武装力量前来叩响城邦大门时，拒绝他们。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把军队分散驻扎在臣民中，以确保他们的顺从；但这意味着君主进攻力量的分散，削弱了他在战场上相对地方反对者的优势地位。此外，守卫部队长期驻扎在远离君主本人的地方，可能不再服从遥远的君主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能够被可靠地下达到他们手里。
在这些困难面前，古代苏美尔从来没能取得长期的和平。苏美尔文明诞生于各独立的城邦之中，对独立城邦根深蒂固的地方忠诚削弱了帝国统一的所有努力，敌对城邦之间不稳定的联合和结盟关系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从而也不能防止它们经常诉诸战争。因此，维持国内和平局面的同时有效地防止外敌入侵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一直非常重要，它为苏美尔和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提供了主要发展点。成果之一是武器的改进和规模更大、组织更精良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成果是为控制远方臣民而实行的行政和政治策略。苏美尔的一些发明从此成为文明社会政府的根本措施，如颁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制度、设立官方邮政服务等，这些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有线索显示，苏美尔留下了旨在让人民相信苏美尔的土地“一直”被统一在至高的一神和一君统治之下的官方宣传传统。
早在这些维护和平与秩序的措施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苏美尔文明的重要成就已经吸引了远近邻国的注意，刺激它们根据苏美尔的成就改变自己。为了考察苏美尔文明影响陌生民族和外来民族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下一章的内容。

第二章 文明扩散的第一阶段 （至公元前17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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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4000～前1700年间，人类社会受到两种同心震荡的扩散的影响。这犹如在约3000年的时间间隔中，石头被扔进了一口池塘，激起了阵阵涟漪。地理和社会上的复杂性意味着两股连续浪潮的传播并不遵循严格的几何类型，而是要么在这里向前飞奔，在那里又造就了一座保守主义的孤岛，或者在其他某个地方突然受阻于无法逾越的气候障碍。尽管复杂，但比喻还是有用的。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种不同地形中，中东类型的刀耕火种农业不断地传播到温度、降雨和天然森林覆盖率等条件适宜的新地区。因此，有些距离遥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更复杂的社会，也在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的地区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h3>畜牧业</h3>
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传播、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这种最早的农业类型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农业最早兴起于欧亚大陆山丘和山区以北的大草原地区，那里树木很少，具备适合刀耕火种农业的自然条件的土地也相应很少。另一方面，那个地区特有的广阔草原特别适合养殖被驯化的畜群。因此，当接触到最早的农民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技术时，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也正在有效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他们接受了动物驯养，而拒绝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繁重的垦殖和收割工作。
因此，一种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了，它熟悉农业，但又轻视农业。相似的环境也存在于山区南面，尽管那里的气候更炎热和干旱，草原在阿拉伯半岛北部以弧形退化成沙漠。也是在这里，畜牧业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的变种。南部地区被驯服的动物种类不同于北部喜欢的体形庞大的牲畜。绵羊、山羊、毛驴比牛和马能更好抵御半沙漠气候固有的夏季饲料短缺，而较大的体形有助于牛和马度过北部草原寒冷的冬天。
作为农耕世界南北两翼的一种生活方式，畜牧业出现的时间难以确知。公元前3000年前，也许没有多少人口以畜牧业为生。此后很长时间，草原地区对游牧生活的适应也不彻底。例如，直到公元前900年，骑马这种似乎很简单的技术才变得普遍，也许因为马鞍上的生活需要饲养马匹，而且马匹需要被训练到被人骑上去而不至于惊慌，也需要训练能够始终驾驭马匹的人，即便最初的结果都是野性的反抗，以及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像狩猎者一样，游牧者也是以食草动物为生。他们像狩猎者一样，也追求漫游的生活，为了给牲口寻找草料，他们远距离迁徙。游牧者常常选择多少有些规律的迁徙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从低地向高地牧场迁徙。牧民首先必须保护牧群不被敌对的肉食者所掠夺，无论这些肉食者是动物还是人类。这种生活需要一个首领，他决定游牧的路线，当遇到敌对者企图入侵部落的传统牧场或劫掠牲畜的紧急情况时，他指挥整个部落进行抵抗。
成功的大型猎物狩猎者特有的战争组织和暴力习性仍然接近这种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最早的农耕社区是相当和平和平均主义的。这种差别使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发生军事冲突时占有明显的优势。的确，游牧人群乐在其中，他们一直渴望通过征服和剥削，像驯服牲畜一样驯服农耕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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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旧大陆的人类历史取决于农耕带来的人数上的优势与游牧所需要的更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角力。这种平衡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有利于另一方，取决于社会组织、凝聚力的起伏，以及技术的发展。大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的偶然出现、或者灾难性瘟疫的暴发，对打破这种平衡也不时发挥着作用。无论何时何地，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刺激人类冒险尝试从未有过的生活。因此，公元前3000年后整个旧大陆社会演变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h3>犁</h3>
犁的发明也非常显著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结构，使人类生活多样化。公元前3000年某个时间，也许是此前不久，在某个地方，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牲畜的力量从事耕耘活动。这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后果。它把谷物种植与牲畜饲养空前地结合起来了，使二者相互依赖。它还把一些优于其他耕作方式的重要特点带给了中东农耕方式，因而使其臻于成熟。
首先，犁使谷物生产者能够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地方。随着农耕群体的剧增，很显然，适合刀耕火种的林地越来越难以寻觅。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从其起源的中东多山地区向外迁徙，因而也把农业传播到各地。但是留在原地的农业群体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返回到已经被耕种过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能奢望肥沃的处女地了。但是，犁使人类能够比仅仅用锄头、镐耕种更多的土地，通过从更多的土地上收获产量不高的作物，农民能够维持甚至增加食物供应。
此外，人们不久便发现，一块休耕地——被犁翻耕过，但是不种植作物的土地——在第二年能够长出令人满意的庄稼来，因为用犁翻耕休耕地能在杂草繁衍之前彻底铲除它们。因此，通过轮流使用耕地和休耕地，一个农民能够无限地在一个地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用犁翻耕过的土地没有刀耕火种者的处女地肥沃，但因更系统和便利的土地规划而有所弥补。即使使用锄头，毕竟树桩也严重阻碍了统一规划、精耕细作。的确，我们对田地的设想——相对平整、统一耕作的一片土地上播种单一种作物——就是耕犁的创造物，但是耕犁的形状和大小、转弯笨拙、不能适应森林地区的凹凸不平等特点，要求人类比森林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改变地貌。
由于同一块土地一次次地被犁耕，小块方形田地开始出现于中东各地。当这个现象发生时，中东农民经常发现，即使在没有河流淤泥翻新和水渠灌溉的土地上，自己也能生产出大量剩余粮食。在这种社会里，畜力已经开始有效地补充人力，少数人能够脱离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这就使文明甚至可能在灌溉范围之外的地区产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不久之后，在降雨地区创立和维持文明社会形态的新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文明生活起源地附近的地区。
因此，公元前3500～前2500年，畜牧群体的兴起和犁耕村落的产生，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种类，为文明大范围地传播到气温和降雨都适合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欧亚大陆和北美各个地区奠定了基础。
<h3>埃及文明</h3>
但是公元前2500年以前，文明社会形式的传播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可灌溉的河谷地区，当时所知的技术才能维持专业人员所需要的作物——如果技术和知识的开化水平能维持的话。苏美尔几条流程短小的河流具备了这些条件。例如，约旦河和卡鲁恩河，它们今天都在接近其出海口处注入底格里斯河，但是在古代，它们都独自流入波斯湾，它们的两岸都兴起过非常古老的城市；考古学家可能将在其他地区发现类似的河流和城市遗址。但是这些河谷太小了，不能变成堪与苏美尔，或同时兴起于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的大规模社会的发源地。
直到20世纪30年代，埃及文明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现在埃及学家同意，20世纪20年代首次发掘的苏美尔遗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传统认为，埃及历史发端于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000～前2850年间的某个时候，而当时苏美尔的一些城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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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对埃及最初的文明发展阶段影响虽然小，但是有迹可寻，这已经得到承认。因此，波斯湾口的水手很可能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红海，与居住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发生联系。苏美尔人熟悉的技术和思想对早期埃及人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埃及人的生存环境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非常相似。到美尼斯时期，灌溉、冶金、文字、耕犁、带轮的车辆、纪念性建筑物都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它们都通过十分迅速的模仿和调整而在埃及得到了应用。
政治统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苏美尔“百宝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适应埃及地方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则被抛弃。换句话说，埃及文明不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确风格和制度结构。在美索不达米亚费时1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归功于埃及人能够从美索不达米亚经验中获得益处。
埃及人没有简单地模仿苏美尔模式；他们加以调整和改造，使各种事物适应当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差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人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号。所以，文字的真实形状是相去甚远的。唯一的联系是如何把抽象的词汇拆成不同音节而记录声音的想法。埃及的艺术也同样独立于苏美尔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纪念性建筑物、建筑结构讲究数学精确和石头雕像的观念。同样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个方面。
人们大致可以说，埃及与苏美尔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于神王或法老的宫廷。在苏美尔，神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的需要、性格特点和行为与人类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圣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视法老权威的人则被剥夺了死后永生的所有希望。
<h3>古王国</h3>
尼罗河谷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也有助于政治集权。尼罗河两侧荒芜的沙漠使谷地几乎幸免于任何真正危险的外来入侵。偶然来自南部的努比亚人或来自西部的利比亚人侵袭次数有限，而蛮族入侵正是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此外，在尼罗河谷内部，缓慢而稳定地流淌的尼罗河水使船只能够轻易地顺流北上，返航只需要扯起船帆，借助几乎终年劲吹埃及全境的西北—东南风就可以轻松完成。由于尼罗河上下航行便利，所以船舶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离尼罗河岸不远，船只几乎可以从河岸任何一个地方装载货物或顺流或逆流航行于从尼罗河入海口沼泽密布的三角洲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流域。在这些情况下，控制河道航行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对上下航行的船只进行管理和检查当然比任何没有固定线路的陆地运输工具更加容易。因此，埃及并不需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艰难而不完整地发展起来的、维持中央集权的帝国管理机构。神圣的统治者只需少量忠诚而热心的奴仆以一定间隔驻扎在尼罗河两岸，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统治整个国家。
在美尼斯首次统一上下埃及前夕，两个不同的王室分别管理各自的领土；但是最终两个王国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实际上，神圣法老王室的作用犹如苏美尔的神庙：在一个地方征收来自尼罗河上下可通航地区的剩余农产品。法老的宫廷从而能够维持绝对的权力。埃及因此解决了苏美尔一直不能解决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问题。
法老宫廷也是埃及文明形成的主要场所。附属于神王宫廷的工匠和官员不仅召集劳动力修建金字塔，而且开创了美尼斯征服之后三四百年无与伦比的埃及艺术传统。象形文字、釉面砖和釉面罐、优美的木器，加上音乐、舞蹈和其他考古遗址不太能反映的技术，都诞生于王室。即便这些技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们也只是以黯淡的、不甚完美的地方形式存在。
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中心的情况具有一些大规模企业常有的优势。例如，大金字塔只有在农闲时节集中全国农业劳动力才能修建，只有诸如法老宫廷那样的唯一指挥中心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古代埃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必定是脆弱的。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服从遥远的法老或其代理人。不过在古王国（约公元前2600～前2200年）大约400年里，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暂时期外，实际情况似乎就是如此。
即使在古王国的鼎盛时期，严重的地方分歧也只是隐藏在法老权威的表象之下。古代埃及的宗教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常常被假想为动物或半人外貌的地方神祇赢得了当地人的忠诚，类似苏美尔万神体系那样的东西从未出现。地方神社和祭司可能维持着这些不协调的宗教虔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方性崇拜开始发展出复杂的仪式，建造了在规模上堪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神庙相比的建筑物。
但是，不是不服管理的祭司，而是公开叛乱的地方官员，最终破坏了埃及政府的中央集权。受过教育的书吏阶层记录了对法老统治秩序崩溃的惊诧，他们认为埃及政治解体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公元前2200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埃及政治四分五裂，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常态一样。
最终埃及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都严重地衰落了。地方统治者竭力保持作为法老尊严的高雅艺术和其他属性，但是越来越少的资源意味着奢侈品和专业技术的衰落。然而，即使在外部动荡和政治分裂时期，法老文明的记忆仍然幸存了下来。古王国时期的辉煌已经被视为典范，深深地扎根于尼罗河流域的大地上。
<h3>中王国</h3>
因此，毫不奇怪，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后，埃及由一位来自南部的新征服者再次统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建都于更上游的底比斯，而不是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孟斐斯。所谓“中王国”因而建立，它持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埃及再次分裂为各个互相竞争的地方政权，每个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法老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人。
艺术风格和其他文献记录表明，中王国的统治者开始刻意效仿古王国法老的成就。但是它们之间有重大差异。神庙建筑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僧俗，地方领主和贵族的重要性都远高于古王国时期。埃及社会和文明因此变得不太依赖单一中心，相应地能更好地应对政治灾难。但是这些优势是以牺牲无与伦比的优雅艺术与一以贯之的风格为代价而获得的，而这正是古王国鼎盛时期（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文化特点。
从事实来看，埃及历史随后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被来自亚洲、称为“希克索斯人”的蛮族武力征服，中王国时期这种文化领袖地位的分散也许对埃及文明风格的保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像古王国时期一样，由单一的法老宫廷囊括埃及全国的专门技术，那么它的毁灭也就可能意味着整个埃及文明的毁灭：但是在希克索斯人出现之前，通过在埃及社会内部广泛建立较小的专业化技术和知识中心，这种风险已经被消除了。
<h3>印度河流域的文明</h3>
人们对公元前3000年代出现于印度河谷的另一个伟大文明所知甚少。印度河流域的人所使用的文字至今还没有被现代学者破译，因此，了解印度河流域文化的首要路径仍未开放。对印度河流域遗址的考古调查也还没有完成，已经进行的一些考古挖掘则不尽如人意。但是根据已经发掘的东西似乎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两大城市遗址，一个位于哈拉帕，另一个位于其下游几百英里的摩亨佐-达罗。这两个城市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点，如埃及古王国一般的政治统一或许能提供最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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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美尔的联系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印度河流域制作的印章和其他小型物件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约公元前2500年的地层中发现了。因此，像埃及文明最初的发展阶段一样，与苏美尔的海上联系很可能加速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兴起。就像埃及一样，印度河流域人民发展的艺术风格和文字模式明显与苏美尔模式无关。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的是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动力。只有在最初，本地风格形成之前，直接照搬或亦步亦趋地模仿苏美尔技术的痕迹才能被发现。这种模仿的例子在埃及已经发现，但是目前地下水阻碍了考古学家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最底层遗址的认识，也许那里还可以发现直接模仿的类似证据。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被分成高地的城堡或圣祠与低矮的街区两部分。有些地区有成排的一模一样的房屋——也许是某些兵士或奴工睡觉的处所。除此之外，很难再推测出古代印度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埃及和苏美尔的相似性表明，由祭司集团组织起来为众神服务的社会也许是印度河文明的核心；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就是如此。
构成这两大遗址的碎石堆所代表的时间跨度已相当确定，因为通过印章和双方其他的进口物品，与苏美尔进行交叉定年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印度河流域文明很可能繁荣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这两个伟大的城市被入侵者毁灭，这些入侵者屠杀了居民，焚烧了城镇，但无意于定居下来。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北部操雅利安语的部落是毁灭印度河流域城市和中断其文明的蛮族。这次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只有无辜村民所熟悉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幸存下来了。公元前1500年到至迟公元前1200年，当蛮族杀害或驱散他们的时候，曾经被首领（可能是祭司）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高级技术消失了。如果在希克索斯人入侵并占领之前很久，中王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将维系埃及文明所需的技术和知识传播到众多神庙和贵族家族的话，那么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法老统治的埃及。
<h3>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公元前2500～前1700年</h3>
虽然这些重大变化改造了埃及和印度河谷的生活，但是文明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保持静止不变。只是公元前3500～前2500年间苏美尔地区发生的根本变化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重现。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的蛮族渴望掠夺富饶的灌溉平原，如何防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城邦之间的和平，只有各个城邦都臣服于一个外来的、常常是被憎恨的蛮族或半蛮族征服者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在无休止的政治军事动荡中，两个重要的变化必须提到。第一，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人们在一般场合不再说苏美尔语了，它被各种闪米特语言所取代，其中阿卡德语是第一种形诸文字的语言。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似乎是逐渐发生的。来自沙漠边缘的闪米特语各族可能大量迁徙进来，以致苏美尔语逐渐退为宗教语言，在学校里学习，在宗教节日中吟唱。但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称颂众神的显著需求使苏美尔语仍存留了许多世纪。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得学习拉丁语一样，祭司必须学习苏美尔语，这要求他们创制双语词汇表和其他学习工具。这反过来又使现代学者一旦在古波斯语写成的双语铭文的帮助下掌握了阿卡德语，那么他们就可能破译和阅读苏美尔语。
第二，虽然经常倒退，但是领土庞大的政治帝国逐渐取得了统一和稳定。三种对后来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要的机构发展使如下这些事物得以出现：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官僚制度的原则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公共或行业角色不取决于他刚好担任的公职或被指派的其他职务。但当这种观念刚出现时，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它习以为常。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总督并携有文件为凭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陌生人。法官、军官、税吏和其他官员也起着特定的作用——他们必须通过劝说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资格，并进行合作。而当这种观念得到承认后，国王就可能通过文武官员统治边远地区。即使没有尼罗河为埃及提供的这种特殊的联系途径，与遥远地区的有效合作也成为可能。
能适用于国王统治下任何地区特定案件的法律条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使人类关系更容易预测——像官僚原则所起的作用一样。陌生人最终可以自信地互相打交道。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义务，就有可能被交给国王的法律和法官进行审判。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颁布的，虽然从现存的案件记录中难以看清这部法典的条款是否真实推行过。
市场价格和可通过法庭强制执行的买卖规则也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价格最初是用大麦计算的。后来银条被用于大宗交易，但是普通人很少参与贸易活动。即便参与，他们也是以物易物，从来不需要使用公共货币。
大多数人一直是贫穷的农民，耕作于田野，如果缴纳税收和地租后，还能留下足够的口粮，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他们与国王的官员、法律或区域间市场没多少关系。而对巧取豪夺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富人来说，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的逐渐发展，确实使他们能够跨越几百英里、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帝国从未长期稳定过。地方忠诚感还很强烈；交通运输缓慢而且昂贵；只有像汉谟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给下属的许多信件存留至今。政治权力中心倾向于向两河流域上游转移。这部分是因为水分蒸发使土壤盐碱化，削弱并最终耗竭了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任何军事冲突中，上游城邦一直占有优势，因为它能够切断渠道，从而破坏下游的河水供应。因此，到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时期，阿卡德开始支配苏美尔；到汉谟拉比时代，更北部的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
也是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祭司大胆地改造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学术，提高了巴比伦的主人和保护神马杜克的名声和权威。例如，所谓“创世史诗”（它关于世界如何被创造的描述后来在《创世记》中得到了体现），使马杜克神变成众神之王。这是通过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而实现的，后者曾经在来自苏美尔的诸神中占有首要地位。在其他方面，汉谟拉比时代的书吏和数学家也表明他们是非常勇于探索的。例如，复杂数学运算似乎在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于泥板文书；此后1000多年里，数学领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重大成就。
这种苏美尔向阿卡德、阿卡德向巴比伦的地理转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移相伴随的语言变化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本连续性造成很大改变。苏美尔祭司首先创造出来解释世界、人神关系的观念仍然经受住了时间检验。适应洪水泛滥的平原生活的早期技术也被保留下来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发明及缓慢改进倾向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帝国管理艺术日益复杂。
<h3>向雨水灌溉地区的转移</h3>
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文明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遥远的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埃及式和印度式文明的兴起，显然对人类文明水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只要这种复杂社会需要有河水灌溉的河谷地区来维系自身，那么它们就必定仍是稀少而珍贵的人类生活方式，犹如蛮族汪洋中的孤岛。只有当雨水灌溉地区也能维持数量足够多的专业人员，使文明社会可能建立时，文明才能成为全球的主流。这是一个需要将近4000年才完成的过程，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到公元19世纪才最终结束。
关于向降雨地区的转移如何发端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尽管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例如，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周边诞生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前文明，其中小亚细亚的赫梯社会、叙利亚的迦南和巴勒斯坦最为著名。埃及沙漠阻止了尼罗河两岸任何类似文明的发展，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因素可能，也许很可能向南、向东渗透，影响了南部和中部印度非灌溉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尽管还没有考古材料能够证明。
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区繁荣所需要的条件不难概括。首先，农民必须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粮食。其次，一些社会机构必须把剩余粮食从生产它的农民手中转移给一批专业人员，以便专业人员有条件钻研完善高级技术和补充专业知识，而不必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花费大多数时间从事田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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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耕犁的传播如何使许多地区的普通农民在大多数季节里能够生产出剩余农产品。这是文明得以突破灌溉局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耕犁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具体情况非常不清楚。同样，对于从生产者手中把粮食转移到专业人员消费者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性质的探讨，的确超出了现有知识范围。征服和贸易也许是两个重要因素。但是征服者和商人遵照已有的各种社会领导形式展开活动，在开始突破灌溉河谷局限的文明或前文明中引发了相当重大的结构性变异。
例如，在东北部的小亚细亚，由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亚述商人刻写的一大批泥板文书被发现，使人们对新兴的赫梯文明有了一点儿了解。那时，当地统治者已经开始招募一批士兵、祭司、商人和工匠——因此，在较小程度上预示了约一个世纪后在赫梯首都哈图萨发展出来的宫廷生活。赫梯生活的许多方面直接继承自美索不达米亚。例如，楔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宗教神话都被直接借鉴。与此同时，当地传统的重要因素也保存下来了。其结果是美索不达米亚风格与当地的独特性的融合。赫梯艺术敏锐地表现了随之产生的文化类型，因为尽管与美索不达米亚模式关系紧密，但是哈图萨的雕刻具有自己明显的粗犷风格。
赫梯社会由几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构成，一个集团被其他集团征服很可能是赫梯文明社会分层的基础。只有当地方首领和统治者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财富或劳动力之后，文明社会的商人才真正开始经商。遥远的文明地区生产的商品很可能太昂贵，不能引起普通农民的兴趣，文明地区商人寻求的商品——如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材料——在运输和其他准备工作上都经常需要相当精细的合作。凭借他们最初作为某个种族集团首领在征服其他集团时所取得的财富和权力，为这种活动组织当地人力的人，与从其他文明地区商人手中购买布匹、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的商人，很可能就能够这么合作。军人的突出位置、赫梯雕刻短粗笨重的特点都无疑表明了征服者的沉重践踏，他们需要从成为他们牺牲品的人那里获得大量的地租、劳役，以便维持小城市的生活，让其中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征服者的需要。
总的来说，同样模式的社会变化似乎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边界的其他地区。西边的迦南可能更侧重于商业，而军事发展比较少；但是底格里斯河谷北部和东部山区，胡里特人和埃兰人通过显著的军事道路——如我们不完整的信息所表明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更遥远的群山另一边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对金属特别感兴趣，因为金属可以改进他们的武器，或者增添他们服饰的华丽。例如，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高加索山脉北部的库班河流域的部落首领开始用精美的青铜武器和珠宝装饰墓穴。青铜器使草原地区本就好战的蛮族变得更加可怕。事实上，他们证明自己能够广泛地征服邻居。例如，在此后六七百年里，使用青铜武器的蛮族从草原地区席卷了西欧各地，征服并逐渐与那里原有的人口相同化。这些青铜时代的蛮族入侵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深深地打上了暴力习惯和崇尚武力的烙印。在语言方面，欧洲也变得欧洲化了，除了芬兰语、爱沙尼亚语、马札尔语和巴斯克语外，现代欧洲居民说的所有语言都起源于青铜时代欧亚大陆西部草原的征服者带来的一种古代语言（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语言）。
这个语系被称为“印欧语系”，因为其支系不仅有欧洲人的语言，而且在波斯和印度北部也有分支。这个语系的现代分布范围证明了下述事实：当他们的野蛮勇猛因占有先进的青铜武器而得到强化时，草原蛮族也得以向东、向南发动征服。例如，在中东，小股操原始印欧语的武士似乎已经确立了对山区民族胡里安人的统治；更东部的加喜特人也是如此。即使以闪米特语部落为主的希克索斯人中可能也裹挟了一部分讲印原始欧语的部落。雅利安人对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并继而摧毁古代印度文明构成这次蛮族迁徙的一翼。另一支不太著名的部落（吐火罗人）向更东部迁徙，也许在稍晚的时候，远抵中国边境。
下一章将进一步考察这次大规模民族迁徙的特点和后果。
<h3>海上文明</h3>
文明地区的技术与蛮族社会的相互交流在欧亚大陆种族分布图上催生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同时，另一股规模较小但并非不重要的海上迁徙之风也在改变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人类生活和文化。
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为早期海上文明提供了一个主要例子。当公元前4000年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开始之前，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不多。克里特遗址的堆积层清楚地显示了约公元前3000年前它与埃及的商业关系。它的整个文明大约在1000年后出现在这个岛上，因为著名的米诺斯王宫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大约与此同时，一种至今未能破译的文字形式、金属冶炼、精美陶器、迷人的自然主义艺术风格，以及属于古风时代文明的其他物品也都已经出现了。
供养创造米诺斯文明辉煌成就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所需的财富主要来自海上贸易——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米诺斯船只穿梭往来于地中海。远航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寻求制造青铜器所需要的铜和锡。无论如何，米诺斯殖民的踪迹已经在靠近古代铜矿的撒丁岛上发现。克里特岛出口木材和橄榄油到叙利亚沿岸和埃及。此外，米诺斯商人可能还充当了东地中海文明地区的工匠与北部和西部原料生产者之间的中间商。
关于米诺斯社会的组织方式仍非现代知识所能了解。米诺斯可能是一个类似于法老的称号，统治者的权力可能更多地依靠他的宗教角色，而不是军事或行政角色。战争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在陆地上那么大。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看，都城克诺索斯没有任何防御外敌的围墙；在克里特遗址中，武器和盔甲几乎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米诺斯权威所依靠的宗教与小亚细亚历史上遗留的崇拜仪式有关。主要神祇似乎是“大母神”，她的特定标志是双斧。此外，公牛和蛇是特别受崇敬的对象。在公牛舞即宗教杂耍表演中，年轻人抓住猛冲过来的动物的角，然后从它背上高高跳过，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西班牙斗牛可能就起源于这种古代宗教体育运动。
与严肃、呆板的赫梯雕刻相比，米诺斯艺术给现代观众的感受是轻盈、优美和自然。鱼和其他水栖生物的自然主义画像与模式化但活泼的人物肖像表明，它比赫梯和其他陆地社会所表现的主题更快乐、更少暴力，在陆地社会里，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征伐和残酷剥削是文明和前文明社会的主要现实。
当克里特文明处于鼎盛时，在地中海更西部地区，另一个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出现于马耳他岛。这个岛屿似乎已经是“巨石宗教”的“母亲教堂”。关于这方面，确切知道的是有许多用大块岩石建造的坟墓和其他建筑物，分布于从摩洛哥到瑞典南部的北非和西欧沿海各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畏困难，建造这种建筑物。也许传播宗教的祭司劝告当地居民：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要修筑这些大型纪念物，组织必要的人力与向当地人民传授技能都是必需的。完全可能的是，这种宗教的导师希望在这个地处日落的极西之地的受祝福的岛上获得永生。坟墓和其他巨石建筑可能有助于确保这种幸福的永恒。巨石宗教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埃及的死神崇拜有关，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缔结的仍然不清楚。因为的确没有任何书面文献保留下来，巨石宗教的教义只能以后来爱尔兰和凯尔特的其他民间传说为基础进行猜测。
巨石遗迹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在欧洲和非洲，这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不仅是通过水路行进的，而且一定是相当熟练的水手。他们的船只肯定是简陋的小圆舟，即用树枝编制后再襄以兽皮，以防海水渗透进来。利用这种轻便、简单的船只，通过贴近海岸航行、遇到风暴即刻登陆的方法，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航行。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时，船只显然会偶尔航行到远海。例如，加纳利群岛就可能是由于这种偶然航行而被人类作为定居地的。无论如何，当公元14世纪时的欧洲人首次发现他们时，那些定居在这些遥远的岛屿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可能就是巨石建筑者的后裔。事实上，像后来哥伦布在东北部商人之前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即使使用古代巨石制造者那么简陋的船只，航海技术也不成问题。
巨石时期的前文明于公元前3000～前1700年间扩张到远西。到公元前1700年，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后裔的蛮族征服者到达了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并征服了那些地方平和的巨石建筑者。这些土地的新主人偶然也利用已有的巨石技术建造英国巨石阵那样的建筑。这些矗立的圆形巨石阵，有几个就位于巨石阵旁边，可能是以石头表示宗教建筑的纪念形式，这种石头宗教建筑起源于年轮。其目的之一就是历法。巨石的排列方式是这样的：太阳年的每个重大日子，升起和降落的太阳（及一些明亮的恒星）就在石头之间依一定间隔排列。一年中最长和最短的日子就能用这种方法相当准确地予以确定。
<h3>东亚和美洲</h3>
关于公元前3000～前1700年世界其他地区人类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知的要少得多。在中国文明即将诞生的黄河中游地区，相当稠密的农业人口形成了，他们以粟为主要食物。这些农民在一种特殊的土壤“黄土”上耕作，黄土由冰川时期的风吹来的尘土沉积而成，因此容易挖掘。黄土地区森林不多，因此，耕作技术与中东的刀耕火种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加上粟在其他地方不是重要作物，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独立于中东农业而兴起，虽然中东独特的作物小麦和大麦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黄土地区培植了。
在更南部的东南亚大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代，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农业也取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些地区，季风是决定性因素：一年中有半年下雨，实际上天天下雨，其他时间则是干旱。雨季与旱季的明显交替意味着当地有洪涝，然后是土地逐渐干旱。各种根茎作物天性都适合这种气候条件；水稻也是如此，它是季风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亚洲季风气候地区水稻种植的成熟的形态与中东谷物农业形态有三个重要的差别：第一，水稻植株是从特殊的种苗移植而来（即像对待根茎作物或其他可以通过移栽旁枝进行繁衍的植物一样）；第二，在耕作过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补充；第三，无论在水田还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长期，在几个月内都必须保持有一层浅水覆盖。这些差异意味着东南亚的耕种方式比中东更精耕细作、更耗费劳动力。特别是，除了每年部分时间能够自然被淹没的土地外，建造水稻梯田需要进行大量劳动，并采用许多技术。在其他地方，则首先必须平整土地，并挖掘浅浅的沟渠，以便灌溉的水能够平缓地流动。然后让小水沟改道，把水引入稻田，以便保持适合水稻生长所需要的水深。但是任何能够平整土地的地方，精耕细作的田地里的水稻产量就很高，足以维持修筑梯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在水稻梯田农业的基础上，亚洲季风气候地区得以发展出非常稠密的农民人口；但是这种农业共同体最初都紧靠大河两岸，因为那里的天然水源使梯田农民的劳动轻松得多。只是后来中国文明形成后，更高、更多山的土地也被大规模地用于种植水稻。
但是，公元前3000～前1500年，许多人口稠密的人类共同体在大河两岸和东南亚沿海平原兴起，散布于从孟加拉延伸到中国各地。这些社会依靠稻米和根茎作物为食，并发展了大量航行技术。但是没有任何文明的复杂程度能够与中东文明相比。技术专业化、把大量人口组织成单一政治和经济单位等，都无法与中东相提并论，也许季风气候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大规模灌溉所需的共同努力不再必要，的确，在更湿润的地区，这甚至显得荒唐。
至于早期亚洲水手在太平洋各个岛屿深入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能确定，因为对这些地区的考古研究还非常零星。从地理范围看，也许比欧洲巨石宗教时代人们所达到的更广泛的移民活动已经发生了，因为在可预测的季风和信风地区，即使对原始技艺来说，航海也比较容易；而受风暴困扰的大西洋北部地区是全世界最难航行的海域之一。
在新大陆，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随着冰川的消退，越过白令海峡的游猎者占据了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这从南美南端火地岛发现的大约与此同时代的碎石就可以证明。但是狩猎和采集并不是这些美洲人口长期依赖的唯一生存手段。第一批游猎者到达火地岛后不久，在墨西哥中部、美国西南部，也许还在秘鲁和南美洲其他地区就发现了玉米种植的痕迹。但是最早培植的玉米形状与后来的玉米不太一样，也许早期玉米的产量和营养价值都很小。无论如何，美洲农业的曙光并没有很快导致城市的兴起和文明的诞生。直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即使在新大陆最先进的地区，也只有简单的村庄生活。
虽然我们的信息中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和明显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类取得的成就已经很可观。与较早时期普遍的文化发展速度相比，社会变化的步伐快得令人吃惊。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里，三个灌溉文明在旧大陆的中部地区兴起；大量更小的卫星文明在降雨地区发展出来，文明成就的回音波及到北方草原的蛮族战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许还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不太复杂、技术不太发达也不太著名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于亚洲季风气候地区、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
总而言之，文明的历史已经带着其各种复杂性踏上了征程。文明和半文明的冒险家、先驱者、战士、商人、宗教传播者、探矿者、抢夺土地者，都已经显示了他们破坏其他弱小民族、渗透到地球上新的更边远地区的力量。

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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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00年之后大约300年里，文明世界被蛮族征服者所蹂躏。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的山区民族，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加上起源于北部草原的各种好战部落联盟，相互掺杂，入侵了各个已有的文明生活中心。这些蛮族征服范围再也无人能够企及。在文明地区外围，维持专业化技术的社会结构并不牢固，蛮族征服几乎破坏了所有文明成就。在文明世界的两端，即克里特和印度，只有少量断垣残壁从亚该亚人和雅利安人的入侵中幸存下来了，而这两个文明在公元前1500～前1400年间可能都达到了高峰。
在更接近文明中心的地方，文明生活方式扎根了，蛮族征服的影响就不那么激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幸存下来了，只在地方上有暂时性的倒退。在每个文明地区建立政权的蛮族（公元前1680年左右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大约同时加喜特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都满足于享受他们征服的成果。因此，他们需要祭司、书吏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使神和人都安分守己，以便继续获取地租、税收和由专业技术工匠制造的奢侈品。因此，文明依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崩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传统形式发生的变化的确小得惊人。
<h3>战车作战技术</h3>
这些蛮族征服的范围和力度与一种战争技术的重要进步密切相关。蛮族征服者拥有快马牵引的轻型战车。他们能够安全地从疾驰的马拉战车上向对面的敌军阵地发射密集的箭矢，而自身毫发无伤。其战术是佯攻敌人一会儿，从各个方向向敌军射箭，然后发起总攻，所有战车同时发起冲锋，最终突破敌军的防线。
公元前17世纪战车兵占据的优势也许只有1925～1950年坦克兵进攻孤立无援的步兵时所占有的优势可比。战场需要的机动性、火力和防御这三个首要因素都有利于战车兵。他们最大的缺陷是战车和战车武士所需要的装备都很昂贵。青铜武器和盔甲、马匹和制造性能良好的战车所需要的熟练木匠、皮革匠和其他工匠，都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所以战车数量一直比较少。因此，战车时代是一个贵族时代，军事优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
完备成熟的战车作战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伊朗或阿塞拜疆似乎最有可能是战车作战最初发展起来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业技术，特别是车轮制造技术已经受到文明地区的影响，而且可以接触饲养马匹的游牧者。最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后不久，因为正是这个时期，蛮族迅速走上了对外征服扩张的道路。
随着战车优势全面显示出来，这一新兴的主力武器备受推崇。即使在弓箭作战几乎无法施展的森林地区，如北欧和西欧，蛮族也竭力获得最好的战车，例如希腊似乎就是这种情况。根据《荷马史诗》记载，亚该亚武士的战术在特洛伊城墙面前肯定发挥不了作用。荷马笔下的英雄不使用弓箭，而是在战斗前跳下战马，战车仅仅是为了来往战场的便利。这就剥夺了战车的作战价值，使它仅仅具有仪式的意义。但是希腊以东，更开阔的地形使弓箭成为实用的武器。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公元前1400年之前在中国黄河流域建立统治的其他战车民族，都明智地把战车作为一个流动的平台，从这个平台上发射箭雨。
随着战车作战技术的完善，蛮族的马匹饲养者开始占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即使只有少量战车，征服战争也变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贵族更容易确立统治，因为少数拥有战车的人与其他人在军事力量上已判若云泥。因此，经历了最初仅仅以破坏（这些破坏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为主的阶段后，蛮族征服者开始在希腊和印度建立他们自己更野蛮、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文明方式。古典希腊和印度文明都起源于这种方式。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战车武士的到来可能创立了商朝（传统上，按照最短的纪年，商朝是公元前1525～前1028年）。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商朝是第二个朝代，在他们到来之前，夏朝为中国文明奠定了许多基础。但是，商朝战车兵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带来了重要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因此，战车的发明、战车引入战场从而使骑兵与步兵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为旧大陆三大边远文明的新的发端奠定了基础。迈锡尼希腊、雅利安人印度和商朝中国的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间接影响——战车战争正是在其周边地区最先完善的——也在旧大陆各大文明之间建立了一种虽然遥远但真实的相互关系。
<h3>中东的三大帝国</h3>
战车征服者对中东本身的各个古老而牢固的文明意义没有这么大。获胜的蛮族入侵者迅速地建立起广阔但松散的行政帝国。各支战争队伍散布于整个国家，把自己变成地主和原有居民的主人。征服者非常迅速地采用了至少部分文明方式。例如，被埃及人憎恨为外来者的希克索斯人甚至接受了古代埃及宗教和文明的礼仪和仪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加喜特人的同化甚至更加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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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中东的古代民族并非甘愿向蛮族俯首称臣。不久，地方的首领就开始小规模地借鉴战车技术，以便摆脱外来的枷锁。例如在埃及，南部底比斯的一个地方青年王子就发动了反对希克索斯人的叛乱，到大约公元前1570年，把他们全部驱逐出整个尼罗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远在北方的亚述国王领导“土著的反抗”，推翻蛮族的统治（约公元前1380年）。赫梯也通过获得战车而从最初面临新式战争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不久就变成第三大国家，并在遥远的叙利亚边境，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和亚述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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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世纪埃及外交文献档案的发现使现代学者能够对这三个大帝国间的上层往来进行栩栩如生的描述。阿卡德楔形文字是外交语言。国王的女儿的嫁娶可以促成结盟，也因此顺带把宫廷生活方式和文明传播到新地区。聚集在要塞中的职业战车兵是核心战斗力量。他们的报酬是战利品、黄金或通过征税积聚到统治者手中的其他奇珍异宝。以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金矿充实国库的埃及拥有最大的黄金储备，因此，能够维持一支最好的军队。法老从尼罗河两岸边境地区招募雇佣兵。
贵族武士、马匹驯养者和战场指挥官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臣民。一个好战的国王的确可以劝说他们跟随自己的旗帜，进行不顾后果的任何冒险活动；但是在以野蛮的战车贵族们之间的粗略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里，井然有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发达。因此，埃及、赫梯和第一亚述帝国都是松散的统一国家，各地叛乱连年发生。当一个王子或大土地贵族反对中央政权时，他们就能轻易地蔑视遥远的国王及其官吏，只有追随他的大多数贵族站在国王一边反对他时，他才能受到审判。战车贵族会在所有可能的方式之中选择最现实的一种，要么响应国王的征召加入平叛的战争，要么拒绝。因此，国王的权力事实上受到强大臣民的极大限制。同样，贵族间的粗略共识也限制了个别贵族随时发动的叛乱或抗命。
战士们的尚武礼仪、对贫穷农民和仆从的无情镇压，保证了青铜时代帝国的大一统。占统治地位的武士和社会其他人之间长期缺乏同情，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只要普通人在战场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抵御战车作战术的武器，那么贵族的世界主义勇武精神就仍占据上风。
<h3>铁器时代</h3>
但是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一种新的、比战车贵族所依赖的青铜廉价得多的金属得到广泛使用，急剧地打破了军事平衡。数量再次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新金属就是铁，其矿藏比铜特别是冶炼青铜所需的锡丰富得多。但是冶铁的技术要困难得多。
铜和锡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青铜（铜与3%～10%锡合金）容易熔化，能被直接铸造成设计好的形状，或被铸成铜锭，然后锻打成型。冶铁在许多方面与此不同。只有在远高于任何自然火的温度下，铁才能熔化，尽管用木炭包裹加热的时候，铁矿石很容易变成固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金属海绵状物，在它呈白热之时就锻打，这样不需要熔化就能变成固体，这也是清除铁矿石杂质的过程。一旦变成了固体，当加热时，铁极具延展性，能够轻易地被锻造成型，铁块通过锤子敲打也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当铁被置于燃烧的木炭中时，持续加热能使铁吸收碳（0.1%～1%）并变成钢。钢与铁的区别在于，当炽热的铁块在水中淬火时，就变得特别坚硬，但是钢比较脆，除非淬火是非常精心地分次进行以防冷却太快，或者被淬火的物体被稍微重新加热，使它部分软化。直到公元1000年后，第二种淬火工艺才被普遍使用，早期铁制工具的特性千差万别。最好的产品极为罕见，它们的制造者因此而扬名。只有少量铁被统一炼成钢，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坚硬的形态。早期的铁特性并不优于青铜，它的优势主要在于铁矿石常常容易获得。
金属铁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提炼铜或铅的过程中偶然获得的副产品。人类有意识地生产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200年，但是直到4个世纪后，铁制工具和武器才普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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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技术进步的第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新一轮蛮族入侵，他们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包围了古代中东地区的大帝国并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它们。铁器时代的蛮族军事胜利依靠的是原始平均主义共同体的同心同德，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强大的战士，因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区长期盛行的主人与臣民之间的鸿沟。人数必然稀少的战车贵族，被愤怒的臣民所包围，被传统的内讧所削弱，所以不是这种群体性攻击的敌手。
中东的新入侵者与其青铜时代的先辈来自相同的边界地区：北部和东部草原和山区、南部沙漠边缘地区。许多后来出名的民族都置身于这些迁徙群体之列：伊朗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非利士人、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爱琴海地区的弗里吉亚人和多里安人。大多数入侵者是以部落为组织的。每个部落都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性政治制度，有时（如希伯来人）组成更广泛的非正式的部落联盟，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h3>铁的影响</h3>
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这种新的金属储量丰富，足以使农民得到镰刀的铁刃、铁犁铧和其他铁制农业工具。这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开垦比较困难的黏土地区。
在中东某些地区，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后突然兴起的自由农民阶层把他们的一些作物用来交换手工业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铁制工具和武器，但是也包括诸如纺锤、烧制的陶器、带辐条的车轮等，这些产品制作需要任何普通农民无法掌握的特殊技术。即使当地主和税吏在中东社会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一种即将发生的现象——这种地方性的城乡商品流通也继续存在。卑微的城市手工业群体由于拥有农民需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永久地形成了。不管后来有怎样的军事或政治灾难和破坏降临这个地区，这种地方性的专业化分工还是幸存下来了，或者迅速得到恢复。
随着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就此深入中东社会底层，文明首次全面而牢固地扎根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民族能完全置身于交流和互相依赖的网络之外。每个人都从专业化分工中得到切实的益处，即使最贫穷的农民，如果不购买其他东西，也开始要去市场购买基本农具。这也许是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最初也许是由非同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社会分化和专业化分工，变成了中东农业社会的永久组成部分。历经大约2000年，文明社会的复杂性和专业化分工最终变成了地区特色。
相反，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带来的政治局面是相当动荡的。地方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争夺很快导致较大的领土国家重现。亚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国建立者。他们能够从当地吃苦耐劳的众多农民中征募战士。其他宝贵资源是帝国传统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管理技术，亚述国王故意声称自己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另一方面，埃及无力驱逐接连而来、自封为王的三轮入侵者（公元前1220～前1165），在尼罗河谷内处于守势，只想与入侵者保持距离，保护大多数古代法老的文化遗产。
尽管几乎连年发动残酷的战争，但是亚述帝国从未变得安全。被征服的民族，如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多次发动叛乱。亚述采取严厉的报复行为，如把以色列王国的重要家族迁到巴比伦（公元前722年），但是一有机会反抗就会出现，这样也不能防止新的动荡。然而任何内部叛乱最终都没有推翻亚述的统治，直到出现一次战术的重大革命。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于公元前850～前700年，它的主要中心是草原地区。从本质上看，这次军事革命非常简单：在这几个世纪里，草原民族已经学会骑马。因此，他们变成了骑兵，通过利用马匹力量和速度的简单方法，他们获得了机动性的各种优势。
<h3>骑兵革命</h3>
我们认为骑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是最自然的利用马匹的方法。为什么人类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习惯骑马呢？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人类已能偶然地骑在马上。但是这有几重困难。在军事行动的危机关头，一个骑马的弓箭手必须腾出双手射箭。但是马匹任何出乎意料的移动都会给骑手带来危险：从马背上正好跌落在敌人脚下。战车兵通过让一个人驾驭马匹，另一个人射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骑兵必须同时进行这两项活动。这要求劳动分工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而是在控制马匹的下肢与控制弓箭的上肢之间进行。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马匹和骑手都长期习惯于彼此才能取得可靠的合作，保证骑行安全。因此，希腊传说中的半人半马怪兽和历史中的骑兵都可被视为不同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异常的共生现象，所以骑马很久之后才变得重要，我们对此不必感到吃惊。
但是当骑马变得普遍时，它的军事影响就像早先战车发明的后果一样。通过跨上马背，手持弓箭，游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组织精良、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都更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草原发动游击突袭变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样机动、纪律更严明或人数更多的骑兵才有希望阻挡这种袭击。亚述不能提供这种骑兵。他们的故乡缺乏充足的草料，并非饲养马匹的好地方。因此，亚述的马匹仍然比较稀少，仍限于尊贵的统治者和贵族，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这种草原新力量对中东发动广泛袭击。成功的骑兵袭击鼓舞后方的叛乱。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伦人、向东出击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国家。胜利者瓜分了果实：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乡，他们的马匹满载战利品；米底人和巴比伦人与新兴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领土。
胜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争夺。特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斗争，在此过程中，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h3>波斯帝国（公元前559～前330年）</h3>
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新征服者——波斯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从东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中东几乎全部被统一了。他的后继者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波斯帝国。波斯通过雇用边境牧马民族部落，防止更遥远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从而防守重要的草原边境。当这种措施难以实行时，居鲁士和大流士先后率领波斯本土大军远征草原地区，虽然不能打败草原的骑兵，也希望借机威慑他们。居鲁士就是在一场这样的边疆战争中丧命，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欧洲时，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乡。
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犹太人返回了。与此同时，他恢复或承认埃及和巴比伦古老的祭司阶层的权威，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他的政权。但是当冈比西斯——居鲁士之子和大流士发现，当地的信仰和祭司的野心会成为滋生反叛的沃土时，就收回了这种特权。因此，居鲁士的后继者抛弃了他实行的放任政策，亚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术很快便被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争取地方独立地位的斗争屡屡受挫，中东各民族对高高在上的外来政治强权的反抗越来越弱。但是，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乱消灭，而是被地处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所灭亡。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考虑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在长期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其中第一个发展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6330.jpg" /><h3>帝国的技术</h3>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未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有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王侯、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缴纳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军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威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时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须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
在公元前1000年代，这些政府原则并不新鲜。但是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把它们应用于比以前更广大的领土，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较大领土的统治者相对较小竞争者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这种帝国优势的背后是军事管理的重大改进。例如，亚述发展了接近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建立了常备军事单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个成功的军官有望根据上级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得到晋升。这种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彻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几乎连年的战争使帝国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战斗状态，能够轻易地镇压任何地方性的仓促反叛，并震慑来自遥远边境另一边的大多数威胁。
在阿卡德的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维持一支常备军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用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物资无法大规模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地方，以便足够维持。但是将武装人员分散到能找到粮食的全国各地，则面临中央政权解体的风险。萨尔贡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轮番抢掠来维持军队，解决这个难题。汉谟拉比则让军队驻扎在庄园上，并力图通过仔细登记每个人的军役义务而保证常规的劳役。在亚述和波斯统治下，这一古老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交通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而有所缓解。帝国宫廷现在能够为自己征收足够的粮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王卫队。帝国全部军队不可能时刻被置于肘腋之地，他们在战争间隙分散到全国各地，当需要的时候，再征调服役。但是随着国王卫队规模扩大和职业化的加强——直至组成一万人的波斯“不死队”，帝国中央政权取得了对任何普通对手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样一支国王卫队的存在迫使即使遥远的行省也得服从帝国的征兵要求，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压倒性的报复行为。只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军队，如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游击骑兵，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入侵波斯的组织精良的马其顿军队，才能打破这样的帝国政权通常享有的军事优势。
亚述和波斯政治—军事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里，这种基本权力工具的发展——如常备军辅以为了某些战争需要而征召的半职业化民军——的确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军队都建立在古代亚述和波斯首先实行的管理原则基础之上。
职业常备军兴起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这使物资能够以足够的规模集中，年复一年地维持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系统的道路建设也有助于此。亚述军队经常修筑适合车轮运输工具行走的驿道。这促进了军队后勤供应，也极大加速了军队到达帝国遥远边境的行军速度。驿道还降低了和平时期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成本，加快了流动的速度。
此外，关于商人权利和特权的一系列法律和习惯规定，促进了较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与彼此陌生与不信任的人群之间的贸易。公元前2000年代巴比伦的法律已经考虑了商人的需要，在帝国的鼎盛时期，亚述和波斯都继续给予商人重要的法律保护。例如，商人免除军役。商人和工匠居住的重要城市享有惊人的广泛自治权，以换取它们的货币租税。更重要的是，驿道——原则上，如果不总是实际地——由帝国政府管制。因此，帝国官员命令地方守卫军队或者手边的分遣部队，惩罚企图打劫过往商队的任何地方强盗。地区之间的商人和帝国军队由此有意无意地结成了联盟，互相支持。他们组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古代中东社会的主要增长点。
<h3>字母文字</h3>
单一中央政权的优势日益突出，这具有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例如，商人、官吏和跨地区性事务的其他参与者都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后，他们找到了阿拉米语。他们还需要一种更简便的书写模式。在苏美尔神庙，书写技术自诞生起就限于少数有学问的人，他们必须在学校学习很长时间，才能掌握大量表示音节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用来表达口头语言的含义。但是公元前1300年前，书写技术的急剧简化使书写相当容易学会，而这反过来为社会更多人口识字提供了可能性。
更简化的书写方法似乎集中出现于地中海东部沿岸，从西奈半岛到托罗斯山区。这个地区位于分别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但是它没有培养男孩全面掌握这些复杂文字所需要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古老的正确性不感兴趣的、受过业余教育的书吏自由地使用简化的语言记录方式。他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以一个符号表示一个特定辅音读音的原则为基础的“字母”，后来大约30个符号就足以记录人类的语言。对该地区所说的闪米特语而言，元音不一定要拼写出来，因为在书写的辅音字母之间很容易插入正确的元音字母。即使今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省略元音。
字母文字起源的精确时间无法界定。大约到公元前1300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字母文字已经普遍使用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用于记录非常普通的商业交易的陶片表明，字母文字很快就相当广泛地应用于该地区的城市社会。当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书吏批判这种新的文字形式，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宗教场合一直沿用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但是对于普通事务，稍加改变就可以适应不同语言的字母文字，从它的发源地叙利亚四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更多的大众文献借助它可以长久保存。
字母文字发明的重要性堪与大致同时代铁器的使用相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铁制工具和武器使战争和社会民主化。正如前面已经解释的，通过把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匠纳入互利的交换关系，铁器也使文明第一次变成真正地方性的。同样，字母文字通过使普通人掌握基本的识字能力而使知识民主化。通过字母文字，以前只被由祭司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书吏组成的特殊群体垄断的、文明社会的高级知识传统，首次向俗人和普通人打开了大门。更为重要的是，字母文字使俗人和普通人更容易为文明共同体的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大地扩充和丰富了这种遗产的种类。例如，如果没有字母文字，一个像阿摩斯（或任何希伯来先知）那样卑微的牧羊人的言论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通过让更多人口更全面地参与文明的经济和知识活动，铁器和字母文字的影响将使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更稳固地确立。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城镇与乡村的差异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中东农民只是被动地、作为牺牲品参与政治事务。同样，他们很少分享城市上层文化，而是顽固地坚持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憎恨严苛的税吏、狡诈的商人和贪婪的地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民不同，在农民眼里，他们的存在似乎正是严重的不公正和邪恶的证明。
<h3>一神教的兴起</h3>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与农民阶级的疏远只是中东文化领袖们面临的问题之一。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祭司的虔诚和知识变得僵化呆板的旧思想和感情，不足以解释世界主义时代新出现的事实。例如，埃及军队和外交官纵横驰骋于亚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时神圣法老的意志像神的旨意一样无处不在、高于常人的观念再也没有人相信了。当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向上游相继转移到巴比伦和尼尼微时，曾经繁荣的苏美尔各城邦走向衰落或完全荒芜了，把苏美尔当作世界中心的宗教诗歌和仪式、众神的关注焦点等，再也无法获得轻松而由衷的赞同了。对于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地区的弱小民族来说，这种眼前的现实与传统的信仰之间的矛盾甚至更尖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国军队和外来主人的摆布，这些外来者对当地祭司珍视的宗教神话、仪式和神祇知之甚少，漠不关心。
一般说来，这些矛盾引起了两种相反的反应。有人认为，由于人们不能恰当地履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引起神的不悦，这就解释了虔诚应有的回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此，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更忠实地遵循古代惯例，那么神就有望再次拨乱反正。顽固的保守思想和刻意的拟古主义——力图发现并复兴已经失传或遗忘的旧形式——是那些接受上述解释的人的相应做法。
其他人则认为，早期关于众神及神人关系的思想应该改变，甚至应该用新的神启加以取代。但是即使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也经常主张，恢复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的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保守的复古主义者心目中的真理和正确侍奉神的方法与现行宗教实践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冲突的话，他们也会变成者。事实上，那些对人类世界观造成深远改变的真正重要的运动把对美好（有时候是想象的）过去的向往与对新的神授权威的诉求结合起来了。
古代中东的知识和宗教变化逐渐趋向民族的、超验的一神教。但是只有犹太人得以坚持把这种趋势发展成合理的、明确的结果。尽管其他民族把一个神祇提高到其他神之上，扩大一些特定的神的权威，甚至提高为宇宙之神，但是他们未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多神崇拜。
例如，在巴比伦，祭司宣称马尔都克神是宇宙的主宰。旧的宗教赞美诗和仪式都被“修正”，以剔除那些与祭司论调不一致的所有内容。例如，苏美尔赞美诗提及国王神性的段落都被完全删除了。但是在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清洗之后，进一步的篡改就终止了，一批大多起源于古代苏美尔的宗教文献，历经亚述统治而几乎未有任何更改。这种宗教的古老性和权威性无疑给人深刻印象，但是它为这一时期伟大的世界主义帝国中漂泊不定的个人提供的安慰太少。
埃及宗教的演变比较剧烈。驱逐了入侵的希克索斯人之后，埃及人踏上向亚洲扩张的帝国征程，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尼罗河流域之外遇到的奇特的外国方式。将尼罗河和法老视为宇宙中心的旧观念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外部世界。公元前14世纪，一群改革家和宗教激进分子由此兴起，他们认为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传统众神都是虚假的。对改革者来说，只有无处不在的、恩泽众生的光辉的太阳神阿吞，与像太阳一般仁爱并无所不在的法老（至少理论上），具有真正的神性。当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登上王位时，他支持这些观点，将自己改名为埃赫纳吞，并开始利用法老的所有传统权力，废除了埃及的旧仪式和神祇。这遭到了祭司和保守主义者的反抗，所以埃赫那吞去世后，信仰阿吞神的人遭到残酷迫害，就像从前埃及旧宗教形式信仰者所遭到的短暂迫害一样。因此，埃及人放弃了改造宗教传统、以适应与遥远民族的接触而带来的新现实的全部努力。各种事务都奉行严格的保守主义，古代知识因其古老性而被点滴珍惜，这些变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越古老越好，因此在艺术领域，例如雕塑家会复制古王国时期的作品，且技巧纯熟，以至于现代学者常常不能确定哪个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哪个是2000年后仿制的！
古代中东政治史加强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公元前1100年后，埃及政权退缩到狭窄的尼罗河谷，其天然屏障甚至使亚述望而却步，并使波斯对它的控制难以持久稳定。总之，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埃及都与外部世界隔绝了，正是由于这种做法，直到罗马时代，埃及还能够保留它古老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h3>早期犹太教</h3>
公元前1000年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而是在两个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本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会的神话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和传统，这两种做法都不太令人满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进的宗教启示倒成为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严肃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赖现成的、自成体系的、极其古老的教义体系，而开始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问题。
在这场重新确定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的斗争中，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记录在希伯来经典中的犹太教传统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为现代犹太教，也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圣经》传统把希伯来人追溯到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肥沃新月地带，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来人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征服；但是没有埃及文献这么说。《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吞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来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习惯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地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来人是刚从沙漠中而来，只有少数人（也许12个部落中的一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而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当希伯莱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所证明。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抗腓力士人和其他相邻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来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由于文明的侵袭而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
个别先知强烈感受到上帝的权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抨击社会不公，这些诗歌都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了，先知运动由此改变了方向。在这些爱好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约公元前750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先知改造了耶和华的宗教，赋予耶和华无边的力量，不再仅仅把他当作入侵迦南地时期的部落战神。与此同时，他们宣称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惩罚作恶者，也随时宽恕及时忏悔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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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来先知比较容易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为一种不妥协的一神教。中东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变成一神教的信徙，而是保留他们的传统信仰，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耶和华崇拜所取得的制度化形式也对后来宗教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要希伯来人享有政治独立，以圣殿仪式为中心的耶和华崇拜就会在都城实行。大卫的儿子和继承人所罗门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61～约前922年在位），圣殿崇拜仪式达到顶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新圣殿。所罗门死（约公元前922年）后，希伯来人的政治力量削弱了，王国分裂成两部分：北部的以色列定都撒马利亚，而南部较小的犹太国则仍然定都耶路撒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征服时，它的权贵家族都被驱逐了，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也把同样的命运强加给犹太王国。
从以色列流亡出来的人丧失了他们的民族认同（10个“失落的部落”），并与中东其他人口融合了。因此，在北部王国，耶和华的宗教只幸存于普通农民中间。这种宗教的信徒后来被称为“撒马利亚人”。继承了更丰富的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蔑视撒马利亚人，认为他们把真正的宗教与迷信混同起来。
被从犹太王国驱逐出来的人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耶路撒冷被征服（公元前587年）前不久，犹太人力图净化对耶和华的崇拜。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宗教文献被编写成《旧约》，内容几乎与今天所知道的一样。因此，当犹太王国的权贵家族被流放于巴比伦、远离耶和华的圣殿时，他们至少拥有《圣经》以供阅读和研究。每周信徒集会时，教师（拉比）以讲解《圣经》取代圣殿仪式，这变成后来我们所说的犹太教的核心仪式。甚至当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允许流放者返回耶路撒冷（只有少数人真正返回）后，修复了的圣殿中的仪式也没有取代地方性的每周集会和阅读《圣经》。大多数犹太人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许多人仍然杂居在遥远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但是他们保留了全部的信仰，通过思索《圣经》中上帝的承诺而增强信念。
因此，宗教与地域分离了。在大多数外部事务中，犹太人能够像周围其他民族一样生活，说各种语言，穿着和举止也五花八门，但他们都保留了对耶和华的忠实信仰。总之，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脱离了。犹太教不再依靠祭司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仪式，或要求信徒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并遵守几乎统一的习俗，而是只要在任何可供少数耶和华崇拜者集会、研究和思考《圣经》的地方，犹太教的信仰就能够得到发展。
流放者也使犹太教信仰的感情基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先知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一直强调未来错误将得到纠正的预言。但是流放巴比伦的经历赋予未来更重要的意义。犹太人被迫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横行人间？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惩罚他忠实的仆人？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理论。有些人，如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强调必须更谨慎地遵守《圣经》所揭示的上帝旨意，因为现实的苦难显然是由于上帝对过去的缺点感到不悦。但是其他人，特别是伟大的诗人以赛亚，则发展出另一种思想：上帝正在净化他的子民，考验他们的耐心，检查他们的坚韧，以便在世界走到尽头、所有不公将被最终铲除的大“审判日”，赐福于坚持下来的人。对于那些受到这一美景鼓舞的人来说，现实中所遭受的苦难越大，那么“审判日”似乎就来得越快，小心依照《圣经》记载的上帝启示而行动就更为重要。
由于《圣经》不同段落的许多观点似乎相互矛盾，而且《圣经》的指示不能解答许多个人问题，所以拉比们不得不时常发挥独创性，把《圣经》应用于日常生活。以此，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几乎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这样一种信仰和道德规范就像古代中东凋谢的文化景观中的一束亮光，中东的大城市中大量充斥着的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价值，却没有获得任何适合城市环境的真正信仰或新道德规范。因此，在大城市里，其他的信仰衰落了，只有犹太教繁荣发展，在动荡而艰难的时代里，更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灵之中。
直到公元前500年之后很久，《圣经》的内容才被编定，直到公元后几个世纪，拉比们对《圣经》的注释才固定下来。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犹太教特有的重要性和独特的生命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h3>琐罗亚斯德教</h3>
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的遥远东部，公元前6世纪，另一场宗教运动变得举足轻重。与作为唯一伟大的先知产物的犹太教的发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与琐罗亚斯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琐罗亚斯德蔑视和抨击民族传统，力图革新各种事物。虽然现代印度的拜火教徒把他们的宗教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但是这种联系非常模糊。例如，拜火教所保存的宗教文献就很难确定哪些可被归于琐罗亚斯德本人。这些宗教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伽他》（the Gathas）是用波斯语的草书形式写成，许多段落至今仍然不为现代学者所理解。
因此，很难了解琐罗亚斯德的详细教义，关于他在何时何地传教也存在激烈争议。唯一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卒于公元前486年）的一些铭文中引用了琐罗亚斯德的话语。这表明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大流士时代，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很可能只是一部刚刚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力图解释和梳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当波斯人开始帝国征程之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自我。
琐罗亚斯德的启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扬至高无上、虚无缥缈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荣耀。马兹达注定与邪恶主神阿里曼争夺宇宙。每个好人的职责显然是站在“光明”一边，遵守由先知琐罗亚斯德传达的阿胡拉·马兹达的指示。这些就涉及适当的崇拜仪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对待他人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回报，琐罗亚斯德许诺此世的兴旺和来世的永生。他似乎还认为，世界的末日将在预定的时节来临，到那时，阿胡拉·马兹达将带来由金属融化而成的净化洪水，吞噬恶人，彰显自己的胜利。到那时，神圣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将永远沉浸于他们的胜利喜悦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从未成为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宫廷人员完全接受先知的教义。例如，薛西斯（卒于公元前465年）之后，波斯君主们留下的铭文所提及的神和观念就与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现代学者所重构的任何教义）相悖。因此，即使在波斯宫廷内，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也没有长期盛行。但是波斯人在居鲁士统治下取得并在大流士统治下得以巩固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后来犹太教的一些特点——如天使的观念和恶人将入炼狱的观点——或直接借鉴自琐罗亚斯德教，或受到其教义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没能像犹太教及其两个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改造世界。但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的确值得与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的教义一起，被视作某种严肃而积极的势力，试图为古代中东大一统世界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提供宗教指导和秩序。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对恶的解释比任何严格的一神教都有说服力。因此，间接起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主义出现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中；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几乎没有幸存下来，除了后来印度拜火教群体中面目全非的形式之外。

第四章 印度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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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左右好战的入侵者摧毁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开启了印度历史上的黑暗和野蛮时代。向南穿越山区的几轮雅利安入侵者可能耗费长达300年时间才完成迁徙。在此期间，互相敌对的武士群体赶着牲畜四处漫游，时不时停下来收获作物，然后再次踏上旅程。这些四处迁徙的人互相争斗，征服他们遇到的任何土著人口。游牧民族逐渐渗入印度的新地区，传播雅利安语言，打破内陆森林地区各民族早期的孤立状态，雅利安人因其尚武精神和更好的武器轻易地征服了这些森林民族。
但是，游牧民族开始逐渐定居，过上更稳定的农业生活。畜牧业不再像游牧和征服的英雄时代那样享有突出的地位。更繁重的田间劳动充实了武士牧人闲暇的日常生活。但即使入侵者完全过上农业生活后，雅利安人向印度南部和东部的扩张也未停止。他们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要求在旧耕地变得杂草丛生时不断向新土地迁徙。
印度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留下的遗迹很少。由于缺乏设施良好的城市或永久性的居住地，考古学者未能发掘出多少早期雅利安人的遗存。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代留下了文献。但这些文献的保存应该归功于后来的祭司对它们作了改编并应用于宗教仪式。在此过程中，原始文献在被一代代口传心授时经过了多次变化。结果，我们常常无法知悉哪些是真正的古代文献，哪些是后来增添的内容。但是，最神圣和现存可能最古老的梵文诗集《梨俱吠陀》和大型史诗《摩诃婆罗多》，包含了描写贵族弓箭手如何驾驭马拉战车驰骋疆场、用密集的箭矢与敌方的英雄展开殊死搏斗的段落。这些段落证明，像希腊和中东一样，印度也经历了贵族战车时代。
大约公元前900年，战车战术不再流行于印度。铁器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像中东地区一样，铁器使那些无力购买战马和战车的穷人也能用盔甲保护自己。因此，铁器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贵族的支配地位。随着铁器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平衡，小城邦兴起，在这些城邦内，每个战士都有权参与政治决策。这种武装的、原始平均主义的群体存在的证据主要来自北部，尤其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但是在恒河流域中央集权的大型君主国开始取代这种地方群体之前，同样的政治结构也可能曾经更广泛地分布于其他地区。的确，只有当这些古老的氏族共和国臣服于一些伟大国王的武力后——这个过程在大约公元前600年达到顶峰，我们才知道它们的存在。
<h3>向恒河流域的转移</h3>
铁器对印度生活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后果。用这种新金属制作的工具加速了对丛林的砍伐，特别是在恒河流域，季风带来的大量降雨使那里的植被非常茂盛，如果树木被砍倒，那么它的土壤可被开垦为非常肥沃的耕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可能最初由东南亚耕种者培植的水稻大大提高了恒河流域的农业产量。中东农业的两大作物小麦和大麦的亩产量大大低于水稻。因此，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能养活更稠密的人口。随着水稻的种植，人们开始长久地定居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因为通过根本改变土地的湿度，稻田的人工灌溉和排涝几乎清除了所有的杂草。此外，为了引水到稻田而需要的围堤、挖掘和平整工作太耗费劳力，因而迁徙到新地方定居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水稻种植盛行的结果是，全面定居的农业、永久性的村庄与城镇中心，以及因无法逃进丛林中的空地而容易被征税的人口，都兴起于恒河流域。
因此，到公元前800年，恒河流域取得了文明复杂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充分条件。印度河流域这次落后了许多。古老的迁徙种植方法在印度河流域仍然普遍存在。每当国王的税吏征税或摊派劳役时，当地人就在森林中逃得无影无踪，在他们之上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坚固的大规模政治体系。相反，在东部，稻田既把种植者固定下来，又给予他们一种高产量的农业，这种农业使他们能够在交出大量粮食之余生存下来。
因此，由职业行政人员和职业士兵维持的几个大君主国开始在恒河流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印度河流域（很可能还包括我们一无所知的印度南部）仍然分裂为众多的部落集团，即使统一，也只是与某个强大国王结成不稳定的宗主关系，在亲信追随者的小圈子外，这些国王缺乏真正的管理权威。但是在恒河流域，有效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发展支持了宫廷中心的兴起，在宫廷里，高级手工业技巧得以迅速地发展。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变得重要了，甚至从恒河流域的中心向四周辐射，为印度河流域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考古材料表明，到大约公元前800年，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上贸易又恢复了。
从这些方面看，印度的发展与中东地区相当，只是稍微晚一点儿，文献记录稍微少一点儿。但是公元前800年后开始出现于印度的新的生活方式，与兴都库什山以北和以西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盛行的大同主义世界大不相同。新兴的印度文明的独特性集中体现于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对禁欲和先验的强调。这两个特点都需要稍加解释。
<h3>种姓</h3>
现代种姓制度是共同饮食、内部通婚并严禁其他人参与这两项亲密活动的集团。此外，任何种姓的成员都必须佩戴一些独特的标记，以便他人知道谁属于、谁不属于这一种姓。随着不同种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在其他种姓面前如何举止的明确规则也成为必需。当整个社会最终都以这些原则组织起来时，任何陌生或入侵的群体都自动地变成另一个种姓，因为其他人口的排外习性必然在就餐和通婚方面把新来者排除在外。在一些争端中，或者仅仅通过一段时间的地理分隔，大种姓可能很容易就会分裂成小的集团。新种姓能够围绕新的职业而形成。在社会中找到新生计的流浪者和背井离乡者受到周围种姓习惯的约束，被迫一起吃住、相互通婚。
至于印度社会如何或何时根据这些原则被组织起来，仍不清楚。也许印度河流域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类似于种姓原则的某种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可能雅利安入侵者与被他们征服的黑皮肤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为后来印度的种姓制度打下了基础。但是无论种姓制度的起源是什么，后来印度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三个特点都被用于维持种姓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仪式纯洁性的观念。由于担心会因与低级种姓接触而受到玷污，所以“不洁的”种姓为婆罗门种姓和其他接近金字塔顶的种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去限制与低级种姓的人交往。
从种姓制度的另一端看，穷人和地位卑微者也有支持种姓制度的强烈理由。除了最悲惨和最边缘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轻视某些人，这是种姓制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心理特点。此外，比较低级的种姓常常是那些刚刚脱离原始丛林生活的集团。即使生活在不同背景、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居住的城市或混合乡村的环境中，他们也本能地力图维持自己的独特习俗。其他的文明社会常常劝导或强迫新来者放弃自己独特的习俗，并且在几代人时间里，把他们全部同化为文明人口。相反，在印度，这些集团通过在种姓制度内部保留他们特有的习俗而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其独特的身份认同。
维持种姓原则的第三个因素是理论上的：转世和“瓦尔那”的宗教教义。后者宣称，所有的人生来就被划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祈祷，刹帝利作战，吠舍劳作，首陀罗从事不洁的工作。正式的教义把前三个种姓划归雅利安人，最后一个种姓为非雅利安人，并且严格规定各个种姓的等级，婆罗门最高，首陀罗最低。现实与这一理论相去甚远。如果尽可能地回溯历史，印度即使没有数千个种姓，也有数百个，远不仅仅是婆罗门教教义中所承认的四个种姓。但是这种理论很重要，因为当转世思想与瓦尔那教义结合起来时，明显的不公正和不规则就消失了。通过把种姓解释为神创立的制度、父子世代相传、目的是为了奖惩人们前世所造的业，转世观念的确为种姓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的辩护。这无疑有助于平衡现实的混乱。一个出身最低级种姓的人，如果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那么就有望在来生转世为较高级种姓。相反，一个高级种姓的人，如果不能遵守适当的行为标准，那么就可能转世为较低级种姓。一个真正邪恶的人甚至可能转世为一只蠕虫或甲虫。
显然，古代印度不存在今天看到的这种种姓制度。但是现代种姓制度是像最古老的历史记录那么悠久的社会组织的派生物。例如，早期佛教故事就揭示了许多与种姓差异的有关情节，《梨俱吠陀》和其他古代文献中的段落也暗示了类似于种姓的做法和态度。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到公元前500年，发展出现代社会种姓制度的种子就已经在印度大地上广泛萌芽了。
种姓制度降低了政治、领土管理的重要性。对每个人来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同自己的种姓。但是一个种姓一般缺乏明确的内部管理和特定的领土范围。某个特定种姓的成员实际上都是与其他种姓的人混杂在一起，遵守互不玷污的必要规则。任何国王或统治者都不能获得那些自认为属于某个种姓而不属于某个国家的臣民的绝对忠诚。的确，普通种姓成员视统治者、官员、士兵和税吏为找麻烦的局外人，尽可能地无视他们，只有必要的时候，才服从他们的命令。大多数印度国家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所有早期印度历史的特点就是极其缺乏有关战争和政府的信息。这可能也反映了印度各民族疏远国家和政治的基本态度。
种姓制度也使印度文明很容易把新的集团纳入自己的范围。新来者无须急剧调整从前的习俗，他们仅仅变成印度已有的众多种姓中的一个而已。相应地，非常原始和古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半隐藏于印度社会结构中，为了在陌生人中生存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各个民族将其延续了下来，并通过种姓这一制度，仍然保留了他们原始祖先的巫术仪式、咒语和思维习惯。
<h3>先验的宗教</h3>
不关心战争和政治、容忍各种不同习俗等情况也与印度独特的宗教变化吻合。直到最近，印度大部分宗教教义仍然是通过师生口传心授而传承。任何最迫切的探求真理的人也必须向几个老师学习。因此，教义会出现各种混杂和重叠现象。此外，没有日期帮助理清宗教思想发展的线索。保存下来的大量宗教文献很少包括有关事件的记载，或者任何可以辨认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记载。因此，任何区别思想发展脉络的努力都必然是推理性的，而非历史考证的。但是，推理的结果可以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吻合。当然，我们不敢简单地肯定。
当然，现存文献都是用雅利安入侵者的语言梵文写成。他们还带来了众多的神祇，其中主要的战争首领和最强大的神是因陀罗，他是城市的破坏者和雷电之神。其他神祇则包含了其他自然因素和力量——天空、空气、大地、水等等。祭司制度也伴随入侵者而来。祭司的作用是乞求神的保佑，供奉祭品，或通过其他适当仪式以取悦神。和平时期的繁荣、战争得胜、长寿、健康等都是这些虔诚行为的目的。
这种宗教与印欧语系其他蛮族部落——如希腊人、拉丁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伊朗人、斯拉夫人等的宗教目的和态度似乎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他们都敬重自然界中或多或少被赋予了一定人性的某些方面。虽然众神的具体情况各异，但是显然，早期印欧语系宗教所表达的世界观是由专门的祭司所建立的，他们至少模糊地了解美索不达米亚人如何把宇宙的神圣统治者看成一群吵吵闹闹、喜怒无常的神。苏美尔众神与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众神之间普遍但不精确的相似性无法用其他的方法予以解释。
<h3>吠陀与婆罗门</h3>
我们可以通过《吠陀》来了解雅利安人的宗教。用作宗教仪式手册的《吠陀》是由一些颂歌构成，在供奉祭品的时候，《吠陀》和其他指导祭司进行宗教仪式的段落都可以被大声朗诵。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对祭司来说，《吠陀》的语言也多少变得有些晦涩难懂。因此，通过一代一代的师徒口授，发音和音调的细节都被尽力地保持下来。世代相传的诗文的只言片语都事关重大，因为任何一个发音错误都可能使祭祀活动完全无效，招致神的不悦。
对细节正确性的优先关注，促使了从强调雅利安众神向强调崇拜行为和祈祷仪式本身的迅速转变。雅利安祭司也许学会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祭司所声称拥有的魔力。无论如何，一些婆罗门开始争辩说，通过举行正确的宗教仪式，他们实际上能够强迫神赐予人们所请求的任何恩典。的确，适当的供品和祈祷仪式建立了神的世界，人们更新和稳定了自然界与超自然现实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个别神的重要性和法力就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祭司的权力和技巧则大大增强了。在被称为“婆罗门”的经典中，这些祭司的夸张叫嚣随处可见。这些都是作为吠陀经典的注释形式而被提出来的，据说这些注释解释了比较古老的文献的真实含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注释也篡改了古老文献的含义。
<h3>《奥义书》、神秘主义和印度教的起源</h3>
在古代印度，祭司声称的拥有对神和人行使权威的要求从未得到普遍承认。虽然部落酋长和武士可能对祭司的魔法不太在意，但是他们并不迫切地把婆罗门声称的最高的社会地位让给祭司。社会上更低级的人群也反对祭司的最高的社会地位。下列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同的虔诚崇拜扎根于印度各地，并很快就变成印度最突出的宗教传统。另一部口头文献《奥义书》就包含了这种宗教发展过程的证据。《奥义书》不是系统的论文，所有的细节并非都前后一致，但是它的确表达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普遍看法。
首先，《奥义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宗教生活的目的。一个明智而圣洁的人不应该寻求富有、健康和长寿，而应该仅仅力图摆脱无穷的轮回。由于获得成功，所以他的灵魂能够融入产生灵魂的万物，胜利地摆脱人生的痛苦、煎熬和缺憾。
其次，圣洁和摆脱轮回的途径不是服从祭司，而是履行宗教仪式。真正圣洁的人无须中介，因此，也无须神。相反，通过自我克制、沉思、禁欲、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欲望，那么成功的宗教修行者就可以达到对神的玄妙幻觉——幻想着幸福和快乐。神秘幻觉的性质和内容从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通过个体灵魂与宇宙灵魂合而为一来揭示真理。这种体验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普通语言的表达能力，是自我与万物融合的最大福祉的预示，而这种融合是明智圣洁生活的终极目标。
《奥义书》所表达的主题和态度，与《吠陀》经典和婆罗门经典的世俗和实用语调大相径庭，任何非神秘主义者都会问：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也许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祭司和圣洁的人就已经知晓禁欲行为。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奥义书》给宗教生活的指导就可能表现为对起源于前雅利安梵文文学的态度和禁欲行为的默认。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前雅利安人时期宗教情况的材料，所以这种解释仍然是推测性的。
第二种解释认为，印度社会背景的变化是神秘主义蔓延的原因。的确，在铁器时代兴起于北印度、或多或少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少数自由人共同体开始解体，恒河流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兴起之前，《奥义书》强调的禁欲和彼岸世界就已经吸引了说雅利安语的人的注意。或许因此，被那些发现熟悉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维持的人禁欲主义所吸引，因为外来入侵者和遥远统治者的官员已经破坏了他们父辈所了解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根据这种假设，武士和统治者的后裔在追求个人圣洁的过程中，找到了已经失去的自由的替代品，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享受隐退丛林的自由，远离喧闹的人群。当一位禁欲主义大师企图把他的神秘经历传授给其他人时，《奥义书》就是在这种地方创作出来的。
第三种解释是心理方面的。当然，怀疑论者能够毫无困难地证明，持续的斋戒、不眠、故意克制呼吸等，也能够产生异常的身体感受。当人们迫切地准备把这种体验解释为面临某些神圣的、最终的现实时，这种体验就取得了压倒情感和个性的重要性。
但是对任何具有神秘幻觉体验的人来说，这些解释纯粹是无稽之谈。共同拥有这种记忆并希望更新精神变化的发起者都知道这种体验的效力。证明是不必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怀疑是不可理喻的——或者说，成千上万神秘主义者的言行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一切。
《奥义书》主张无神论的禁欲主义，所以婆罗门经典要求的烦琐宗教仪式自然遭到反对。但是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发现了调和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的简便方法。在他们经历了年轻时尊敬祭司、遵守宗教仪式指令、供养家庭之后，他们认为，《奥义书》提出的方法适合人生的目的。用这种方法，《奥义书》的教义被吸收进婆罗门教，作为普通人宗教仪式的承办者，因冒充权威而遭到《奥义书》教义直接抨击的婆罗门教祭司竟然从容地幸存下来了。
《吠陀》经典与《奥义书》宗教传统的融合标志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教也是世界大型宗教体系之一。大量宗教实践和信仰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印度教的一部分；为了应付祭司的仪式需要和神秘主义的理想，整个体系继续演变。印度教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刺激因素是与其他更系统的宗教的接触。
<h3>耆那教和佛教</h3>
大约公元前500年，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给印度教带来了第一次外部挑战。这两种宗教都有历史创立者，他们可能都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虽然确切的时间都不得而知。耆那教由筏驮摩那创立或再创立，佛教围绕富有领袖魅力的乔达摩王子而兴起。这两种宗教有很多共同性。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使《奥义书》抽象表达的观念大众化了。筏驮摩那和佛祖乔达摩都使个人达到涅槃，摆脱了作为宗教修行最高目标的轮回。但是这两种宗教的一些具体的重要教义有差别，耆那教从来没有像佛教那样流行。它一直是精英的信仰，要求严格禁欲，甚至达到饿死的程度，它的创立者就是如此。
相反，佛教是围绕一个中等政权而创立的。乔达摩年轻时力行禁欲，但是他发现，残酷自虐身体并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他转而推荐一种介于平常的自我放纵与实行严格禁欲之间的适中方法。他本人及其众多信徒把时间分为沉思、宗教讨论和乞讨几个部分。在雨季，乔达摩喜欢带着一群信徒静坐一处。在旱季，他则云游四方，靠施舍维生。通过消灭自我而摆脱痛苦是佛祖的终极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涅槃——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佛祖敦促他的信徒通过追求“八正道”而培养内心的圣洁，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及最重要的正定。佛祖乔达摩从未明确说明如何翻译“正”这个词在这些短语中的意思。他的信徒企图仿效他的生活，无论何时遇到什么问题，都遵守他制定的规则。
因此，乔达摩生前就拥有一批信徒，他们对乔达摩描述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即使在他去世（公元前483年）后，他们仍然生活在遵守他的规则的僧团内，尊奉乔达摩王子为神圣的佛祖。英语作家一般称这种僧团为“修道院”。事实上后来的基督教修道院与它们非常相像，因为许多佛教僧团很快便拥有了虔诚的俗人捐赠的房舍和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那些俗人觉得求解脱的路上需要圣洁者的帮助。
最初作为师徒共同生活的临时团体就以这种方式最终变成了永久性团体，而且持续到我们的时代。可以肯定，佛祖的教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微妙而急剧的变化，但是佛教僧团制度的延续仍然没有被打破。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情感和行为都受到这些团体及其宣扬和代表的宗教理想的影响。尽管佛教的诞生地后来抨击佛教的虔诚形式，但是印度对周边民族的主要影响都是通过佛教传道僧侣而产生的，正是这些传道高僧把佛教教义和行为方式传播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
在印度境内，佛教在诞生后的几个世纪里，使《奥义书》的宗教生活方式变得普遍、温和与定型。因此，佛教有助于给整个印度文明打上独特的来世、神秘、禁欲传统的烙印，为它指明发展方向，后世印度思想家和圣人从来没有偏离这种传统。尽管佛教早期获得了成功，但是复兴的和变形的印度教还是能够赢得大多数印度人的支持和忠诚。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有待后文考察，值得指出的是，正是佛教自身的实践缺陷导致这种转变的发生。早期佛教没有为人类生活的正常事件——如出生、死亡、婚礼、老年等等——设立什么仪式，因此平常人的生活琐事仍然需要婆罗门的服务，因为婆罗门保存了吠陀学术知识和祭司的复杂活动。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只为那些拒绝正常家庭生活、终生追求神圣的非凡人物提供了完整的指导。没有传统的仪式和祭司的帮助，其他人将无法生活。早期佛教没有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法。因此，印度从未变成彻底的佛教国家，印度文明也从未使自己完全适应佛教范式。
但是，公正地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当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特色变得清晰时，印度文明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它的永久特征和特殊倾向。重大的精细化和缓慢的重大转型当然还在后面，但是一种清晰的文化认同把当代印度与佛祖时代的印度联系起来了。

第五章 希腊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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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在古代中东的一侧走上建立新的独特文明之路时，中东的另一端也正在形成另一种文明：希腊。早期希腊历史的主要阶段与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推测的印度历史发展极为相似，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希腊人首先注重把政治组织而不是其他人类组织纳入城邦的基础，他们不是根据神秘的启示，而是借助自然规律，企图解释世界和人类。因此，尽管拥有相似的开端，但是到公元前500年，当精力充沛的“烈马驯服者”——后来荷马歌颂的——战胜祭司领导的农业社会时，印度和希腊的文明风格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h3>迈锡尼海盗</h3>
从一开始，印度文明与希腊文明就存在一个重大的差异。印度的雅利安人一直未出过海，而爱琴海地区最早入侵希腊的人却时刻准备出海，渗透到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并在爱琴海诸岛屿和希腊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从米诺斯文明的考古遗址看，克诺索斯第一批讲希腊语的统治者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的改革，虽然他们的确发展了一种记录希腊语言古老形式的新文字（线性文字B）。但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被毁灭了，这也许是来自以迈锡尼为都城的希腊大陆的一些新兴海盗发动的袭击所造成的。因为此后200年里，一系列海上袭击——也许伴随着更多的和平贸易——把迈锡尼人的船只几乎引向地中海沿岸各地。从埃及先后遭受“海上民族”联盟攻击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迈锡尼的希腊人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公元前1190年左右，埃及人成功地驱逐了最后一批冒险者，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残余入侵者最终变成了《圣经》历史中的腓力士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口上特洛伊城的同样袭击（传统上确定为公元前1184年）成为了英雄主义《荷马史诗》的主题。
<h3>城邦</h3>
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这些漫长的事业终于走到了尽头。新一轮入侵者、讲希腊语的多利亚人从北方南下，推翻了迈锡尼政权的中心，随多利亚人入侵或不久之后而来的是铁器和通常的政治后果。在迈锡尼鼎盛时期控制战争和政治的贵族战车兵被装备铁制武器的漫游武士部落打败。这些武士集团一直准备迁徙到任何能够找到更好耕地或牧场的新地方。因此，多利亚入侵者继续蚕食，导致许多民族进行第二次迁徙。特别是，来自希腊大陆的避难者乘船渡海，在爱琴海的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爱奥尼亚”，其北部地区被称为“爱俄利亚”（Aeolia）。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当地居民的袭击，希腊殖民地都集中于可以防御的半岛或其他适当的沿海地区。由于避难者（如逃出埃及的犹太人）没有先前存在的领导模式，也没有所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服从的习惯法，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一套可见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定居地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立了最早的希腊城邦。
一两个世纪前，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进入西奈沙漠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在新环境中把希伯来人组成共同体，他制定的法律变成了后来犹太教的精髓。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自治城邦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发明城邦或“波里斯”（polis，后来英语中“政治”一词的由来）这种政治组织，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创了西方世界把政治组织引入领土明确的单位即国家的先河。公民权高于其他人类关系，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印度的种姓原则也许提醒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西方人的宗教归功于从法老统治下逃出来的希伯来难民，那么我们的政治则归功于从多利亚人统治下逃出来的希腊难民，他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并使他们的传统社会理性化，以便在一个新的敌对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这正是在摩西为他的追随者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世纪之后。
希腊大陆城邦优势的发展比较缓慢。半游牧的部落首先必须永久地定居于某块特定的土地上，然后联合周围居民，组成单一的领土单位，以建立城邦。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暴力活动减少，人口增加，土地变得不足，定居农业变成了准则。随着人口定居下来，当地的首领发现，以国王主持的会议来解决争端是简便的方法。当全体成员的会议休会期间，任命一些人管理公共事务、监督国王扩大权力等就是必要的。官员就这样出现了，他们的任期有限，被委以代表性的、随着时间推移被法律明确规定下来的权力。在一些新兴城邦中，国王本身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在另一些城邦中，王位仍然保留下来，由一些特定家族世袭担任。
<h3>殖民和贸易</h3>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移民海外为那些在城邦内缺少足以维生的土地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政治斗争也鼓励移民，因为失败的一方有时决定到海外寻找适当的土地，建立新城邦。古代移民通常不是个人或某个家庭的事务，而往往是由几百人组织起来的集团行为。集团形式可以提供保护，也可以在蛮族人口中，甚至远至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或爱琴海北部和黑海沿岸的新定居地保留完整的希腊特征。希腊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完全自治，虽然与母邦一直保持着宗教联系。
殖民活动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因为新建立的城邦常常充当蛮族人与古希腊城邦中间商的角色。当少数希腊城邦开始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时，长途贸易获得了巨大刺激。这些都是相对昂贵的产品，需要独特的气候和技术。但是，橄榄油和葡萄酒非常容易用陶罐储存和运输。希腊船只所能到达范围内的蛮族人很快便了解了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们用粮食、木材或其他原料与希腊人交换。显然，葡萄酒商和橄榄树种植者很快就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了优势。为了获得在本地不能生产的产品，蛮族地区的贵族愿意支付高价。因此，与那些在自己的领土内可以生产粮食的城邦相比，他们更愿意为这种立足于商品化农业的希腊城邦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换句话说，只要葡萄酒和橄榄油能够维持活跃的出口，那么人口就能够突破当地粮食供应的限制而增长。
公元前6世纪由吕底亚王国首先发明的铸币是这种希腊经济交换方式的重要润滑剂。普通人需要铜币和银币进行日常生活物品的买卖。的确，在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腊城邦，大部分人实际上不得不购买日常食物，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海运进口而来的。劳务最终也以货币计算——每天需要大量铸币。各种商品，包括土地和税收也需要铸币。
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底层首次在这些城邦中发生，这意味着比以前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灵活。不断上涨的物价促使人力和物力向一定的经济活动转移；物价下跌则把人力和物力从过于密集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物价升降与供求关系相对应，官方通过调节粮食储存和分配而部分地平抑物价。这种灵活性意味着依赖物价网络的希腊人和其他人，都比以前的社会能更快捷有效地应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变化。
以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换取粮食和原料的手段是对后来希腊罗马历史具有根本影响的交换类型。
首先，它使沿海橄榄—葡萄种植地区能够形成较大的城邦，因为这种城邦能够通过进口粮食而自给自足。其次，它把农民作为活跃的、绝对重要的参与者纳入城市商业生活。在中东其他比较古老的社会里，农业剩余产品主要通过经济上不必要的地租和税收形式进入市场。被动和怯懦的农民认为，统治者和城市人口是他们的压迫者和天然的敌人，这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希腊人不是这样。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农民自认为并且也被他人认为是理想的公民，自由地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活动，当干旱季节打断了耕作并使他获得必要的闲暇时，还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h3>方阵的影响</h3>
大约公元前650年，军事战术的一个重大变化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方阵的发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阵形，纵深8排士兵，每个士兵都经训练在行军和冲锋时步调一致。由数千名身披铠甲、行动如一、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冲锋能够横扫战场上的骑兵或敌方的任何其他力量。当这种优势变得明显时，早期城邦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组织和训练公民方阵。任何不利于加强方阵力量的事情都会危害城邦。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发生的奴隶反抗多利亚统治者造成的灾难那样，那么对它的反应将是十分剧烈的。斯巴达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国土的永久保卫者，要求每个20～30岁的公民住在军营里，过军营集体生活。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像斯巴达反应这么极端，但是也没有任何希腊城邦能够发展出一支如此强大的作战力量。其他城邦满足于改革古老的贵族制度，以期集中全体能够用盾牌、头盔、刀剑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公民作为武装力量。
方阵的引入还产生另一个更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每个购置得起必要的铠甲和武器的青年，都必须与年轻伙伴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有效的方阵作战所需要的步调和技巧。速度、力量和勇气只是方阵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每个人必须学会跟上战争圣歌的节拍，以保证方阵在战场上构成的盾牌墙不被攻破。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同一行列的邻伴，因为每个人的盾牌都有助于掩护右边的同伴。个人明显的对武器恐惧会不适宜，如怯懦或跟不上冲锋的步伐，因为对方阵防线的任何突破都将立即带来灾难。
正如每支现代军队的训练军士所知道的一样，与其他人的长期步伐节奏训练具有强大的感情效果。这种努力完全可能激发人类从远祖继承下来的独特的感情共鸣，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起舞，可能是为了表达并同时形成社会—心理团结，因为这是狩猎过程中进行有效合作所必需的。方阵训练的最高目标是实战，这也强烈地激发出人类和前人类集体狩猎经历的激励力量。
也许因为这些人类社会性产生的最基本感情共鸣，所以每个希腊公民和战士能够忍受成功的方阵战斗所需要的长时间训练，承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体验这种冒险带来的残忍乐趣和突然宣泄，他们终生的标志是拥有与其同甘共苦的伙伴相同的深刻社会性感情。这种强烈的感情变成了城邦强大和集体荣誉的基础，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属于城邦，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全体公民体现了自我价值。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只是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方式，希腊城邦能够培养公民，他们通过臣服于共同节奏和要求严苛的政体而获得了特别鲜活的个人自由感。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方阵的引入，希腊人改变了个人行为的理想。在较早的贵族专权时期，个人的自我主张和奢侈消费一般都得到崇敬。个人英勇的功绩，如《荷马史诗》赞颂的那些功绩，和奢侈品的炫耀并肩而来。但是，方阵创造了一种在军事行动中绝对服从命令的标准。这个原则很快也延伸到公民生活，结果态度粗野的、非希腊的、不合礼仪的、生活奢侈的习惯等等，都的确与其同伴明显不合。相互竞争的个人主张被转化为对城邦集体的关心。当然，体育竞赛为个人竞争提供了舞台。这些竞赛在许多全希腊的宗教圣地举行，其中奥林匹亚（我们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由此而来）最著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团结和合作要求良好的公民意识超越个人的主张——至少在原则上，虽然实际上并非一直如此。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L30.jpg" /><h3>城邦在希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h3>
城邦文明的特质非常强大并有强制性，几乎希腊文化活动的每个方面都被希腊文明新的主要组织迅速地吸纳并融合进去。通过与公民爱好的无所不包的目标发生联系，宗教、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形成或获得新的重点。对这些希腊生活每个方面进行少许评论，将使它们与城邦的关系更加清楚。
首先是宗教。在多利亚人入侵后的黑暗时代里，每个地方性国王和氏族部落首领都根据其家族和亲信的利益举行宗教仪式。后来，这些传统的宗教活动常常被认为是行政长官的职责之一，暂时由一些高级贵族掌握。这些宗教官员通常不顾他们继承的教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希腊宗教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被认为居住在奥林匹亚山顶、他们从北部带来的众神（类似于雅利安人带到印度的众神）有关的故事，与其他和古代丰收女神有关的故事是互相矛盾的，希腊人到来之前，丰收女神受到人们的崇拜。
德尔菲神庙祭司以及那些自认为并被其他人认为受到神的鼓舞的人，为把秩序引入这种混乱状态而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他企图把各种神话合编为一部连贯的神话。但是赫西俄德和他的先驱、伟大但是从理论上不那么系统的荷马，都无法真正调和众多的矛盾之处，因为这些矛盾是来自两个无法调和的宗教体系。这种逻辑混乱为私人推测世界的性质、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打开了大门。哲学正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宗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普通人和政客并不对传统神话的明显矛盾感到困惑。只要符咒和对每个神祇的崇拜的传统模式相当明确，那么就足以知道，一个神适合一个场所，另一个神则适合其他场所。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当富人互相攀比资助公共崇拜时，大量资金被用于把传统崇拜仪式精细化，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蔚为壮观场面。在这个仪式精细化的过程中，奥林匹亚众神崇拜的因素和起源于希腊的古老崇拜被融合了。在雅典，这是一个重要事件，例如，在泛雅典娜节期间——每年最高的宗教节日之一，盛大的游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象征性地把古代神秘的宗教中心（Eleusisi）与雅典卫城联系起来了。同样，狄俄尼索斯——众神中的新神，在奥林匹亚山上没有位置——崇拜变成了奥林匹亚和前奥林匹亚宗教传统的重要展示机会。正在兴起的城邦用这种实际的方式，通过公共崇拜仪式，有效地掩盖了希腊宗教传统的混乱状况。
艺术，至少那些保存至今的建筑，也主要来自公元前6世纪城邦。修建公共神庙为石匠和建筑师提供了就业机会。为这种神庙建立崇拜雕像，更别提建筑神庙的墙壁和山花墙，都为雕塑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古典时代希腊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公共用途的产物。个人肖像非常不适合那种旨在描绘神和英雄的艺术。但是，人类美的理想类型被提倡，希腊艺术家以自信的风格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理想，这种风格从此受到人们的崇敬。
正是公元前500年后，戏剧的兴起使希腊文学打上了城邦的烙印。在此之前，诗歌创作只迎合贵族的喜好，倾向于歌颂个人的自我夸耀和伟大。希腊诗歌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杰作《荷马史诗》即是如此。荷马可能生活于公元前850～前700年间的小亚细亚；但是他的诗歌描写迈锡尼的英雄，重塑了这个时代大量正确的信息，这些信息肯定被口头传承下来，也许通过游吟诗人。现代考古发现已经倾向于证明，荷马所记载的阿西里斯和奥德赛飘游的可靠性；但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明显包含了时代错讹，这证明诗人生活的时代要晚很多，正如古典时代希腊人一直认为的那样。荷马阐述的英雄主义理想、战斗的猛烈和乐趣，与萦绕脑海的最终失败和死亡不可避免的阴影纠缠在一起，从根本上深入了希腊的生活观念。正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方阵宛如一个人冲进战场一样，受到一种意志的鼓舞和一种凶猛的刺激，古典时代每个希腊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城邦看成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位英雄，很容易被劝说为了集体利益和城邦的荣誉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依靠这种简单的方式，希腊人能够把方阵所要求的忘我精神与荷马诗歌中奉为神圣的古老的、贵族的、自我主张的理想结合起来。为了节制英雄的暴力和放纵的自我主张，并为城邦所用，希腊人的所作所为与以牺牲早期雅利安人的尘世思想为代价的印度神秘禁欲思想兴起所引起的价值观念转变一样突出。
虽然城邦事务安排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少数人对希腊宗教和传统世界观的逻辑混乱感到不满。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其他民族智慧的机会增加了。喜欢探究的希腊人很快便发现，中东的祭司对一些重要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世界如何被创造？为什么行星周期性地停止向前划过天际的运动，反方向运动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上？正是在爱奥尼亚，人们首先面临这种问题，这些问题足以系统地颠覆他们的观点。第一批哲学家通过理性想象，力图解释世界的现象。由于对相互矛盾的神的故事不满，所以他们采取完全忽略神的极端方法，勇敢地代之以自然规律作为宇宙的支配力量。当然，当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力图描述自然规律如何发挥作用时，他们内部也意见不同，他们解释更广泛自然现象的天真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但是，他们用探索性的推理来解释事物性质的意图是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爱奥尼亚人的宇宙概念没有被某些神圣人物的一时念头所支配，而是受到非个人的、永恒的规律支配，而且从此以后从未被遗忘。在后来欧洲和中东思想史中，这种看待事物性质的独特希腊观点一直与古老的、中东对宇宙的有神论解释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特别是思想家，不愿意完全放弃任何一方的观点，力图通过各种争辩，把神的旨意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调和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互不相容，正如爱奥尼亚哲学家从中产生的神话一样，从未取得永久而普遍一致的系统表达或调和。人们一直不得不重新开始形成更满意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因此，这里为后来欧洲所有的思想发展埋下了永不枯竭的伏笔。
的确，近来自然科学的成功似乎已经以完全令泰勒斯（约卒于公元前546年）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吃惊的方式和灵活性为爱奥尼亚的自然规律概念作了辩护。他们仅仅表达了被证明是非常幸运的猜测。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推测，爱奥尼亚人仅仅通过突出城邦紧密狭小的世界在宇宙的位置而偶然发现了自然规律这个概念。因为城邦事实上由法律管理，而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或统治者的一时心血来潮管理。如果这种无形的抽象能够支配人类行为，限制它在大致可以预定的行为方式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自然界就不能存在相似的法则呢？爱奥尼亚人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案，从而为后来希腊和欧洲的所有思想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角色。
<h3>城邦的局限性</h3>
如果我们认为希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顺利轻松地适应城邦结构，那么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繁忙的公共世界给个人内心体验留下的空间很小。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表达的为了心灵纯净、为了灵魂得救、为了圣洁的努力几乎全部被排斥。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摆脱这种冲动。通过古代的神秘宗教，通过诸如著名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秩序”协会（约公元前507年），他们力图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当这些努力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时，城邦对每个公民无条件忠诚的要求与追求个人圣洁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秩序”暴风骤雨般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有组织寻求圣洁的人夺取了城邦之后，如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通城邦所发生的，还是城邦的行政官员迫害“秩序”派，如毕达哥拉斯老年时期所发生的，在这个方面，调和的余地似乎是没有的，这是西方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最早例子。
因为这段插曲，公元前500年前形成的希腊与印度制度的根本区别变得明显。印度种姓原则所容忍的松散文化联盟在适应有组织的寻求圣洁者——如佛教僧侣——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相反，希腊城邦对公民时间、精力、感情的独占要求，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共同对手存在。
大量精力被城邦榨取了。希腊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任何早期文明社会都要高，古典希腊文明的灿烂花朵就是其结果。但是强烈的政治关系把不适合人类集团的领土组织的行动和情感排除在外了，并且为希腊城邦之间种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很快便酿成灾难。但是每项成就都会导致其他成就的放弃：正是希腊的巨大成就向它所排斥的事物投射了一束异常的亮光。

第六章 中国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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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在中游开始离开蒙古草原的不毛之地，经黄土高原，奔向下游的平原地区。这个肥沃地区靠零星的降雨来滋润土壤，有时倾盆大雨带来突发的洪水；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连续几个季节都没有降雨，这样庄稼就会遭受干旱。降雨取决于季风到达最北的范围，有的年份降雨就无法到达该地区。
在这种脆弱的环境里，公元前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开始种植粟。后来，黄河流域的农民开始种植来自中东的小麦和大麦、亚洲季风气候区的水稻。但是在一个可能极其缺乏水资源的地区，水稻的种植从来不多，更多的是耐干旱的粟、小麦和大麦。
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点被发现了。其中之一被称为“黑陶文化”，它发展出相当大的村落，有时还用坚固的土墙围住。有关他们的大型祭祀陶罐形状的详细情况与中国文明早期的青铜器非常类似。因此，“黑陶”民族很可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虽然还不敢肯定地认为，创造了其他风格陶器的民族没有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文明做出贡献。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明是独立兴起的。半干旱黄土的独特自然环境意味着，日常农业劳动与其他地区不同；而这为独特的、相对较高水平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它的早期，中国文明似乎已经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者的一些基本技术至少间接地来自西亚。
安阳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安阳是商朝的都城之一，年代定位于公元前1400～前1100年。安阳揭示了与黑陶村庄农民遗留物质的一些重要差异。特别是，王室墓葬包括殉葬马骨架、青铜武器和用具、马车。显然，这些特点是几乎同时代中东、希腊和印度战车征服者的强烈余音。其他两个证据是复合弓箭（特别加强了力度以使它更短但更有力，因此，在战车范围内非常有用）和城市的长方形布局，城墙内两条主要街道在中心呈十字形交叉。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以及黄河流域与西亚的遥远距离，给一些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否认中国如此之早就与中东有如此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和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也给那些否认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说受到遥远西边所发生的事件影响的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旦战车受到人们喜爱，那么使用这种新式和占据压倒优势武器的人就发现，它很容易征服中亚绿洲的和平农耕者，正如其他战车兵能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爱琴海地区一样。此外，面积不等的绿洲遍布中亚各地，这些绿洲都位于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沿岸，这些河流最终注入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天山脚下的沙漠之中。的确，在一定意义上，黄河流域只是最大和最东边的绿洲而已，位于一条大河旁边，这条大河能够突破沙漠障碍，重新到达雨水灌溉地区，并且最终注入大海。
年代顺序关系符合战车技术向东、向西和向南传播的观点，因为征服者的战车首次出现于中东的时间，与同样的军事装备到达中国之间相隔200年。但是这些绿洲的考古调查仍然是初步的，没有发现任何战车征服者的证据，尽管人们期望在那里可能追寻到战车征服者的足迹。这意味着与西亚的联系归功于安阳的统治者的说法仍然只是一种推测。
<h3>商朝</h3>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人类统治的王朝是夏朝。尽管没有考古发现能够支持这一观点，除非黑陶村落代表那个朝代的物质遗存。另一方面，安阳确实属于记载于中国历史中的第二个朝代——商朝。两种传统的编年史中比较短的那种确定商朝为公元前1523～前1028年，现代学者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质疑这部文献的正确性。
显然，解释不完整的考古时代需要备加小心。如果征服者的确经过中亚的绿洲来到这里，那么他们可能与当地妇女通婚，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派他们的子孙前往一个又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不必设想，当商朝在中国建立的时候，印欧语系蛮族人像涌入印度那样大批迁徙。此外，征服者显然很快就采用了被征服者的许多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商朝贵族对黄河流域农业人口建立统治时，统治者很可能开始征收赋税，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以维持一群因专业化而迅速提高了技术的工匠。其中有些技术对中国来说似乎是新的，例如，青铜铸造和车轮制造技术——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战车装备。但是新技术也能够用于旧目的，正如商朝墓葬出土的数千件用于仪式的精美青铜器所证明的。因为许多青铜器的形状类似于黑陶居民已经熟悉的形状。装饰这些青铜器表面的扭曲的动物几何纹形也许起源于黑陶居民熟悉的古老木雕艺术风格。
安阳考古发现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量“甲骨”。这些是牛胛骨或龟甲壳，供那个古代社会的祭司参考，希望从中发现未来各种紧急问题的答案，诸如“天会下雨吗”和“蛮族人会发动袭击吗”等。作为尽职尽责的专业人员，祭司们急于提高解释神赐予的各种迹象的技巧，有时甲骨同时记录着问题及其答案。他们以一种文字方式书写，这种文字是现代中国表意文字的直接祖先，以至于现代学者第一次发现后没有多大困难就认出了这些甲骨文。
我们从刻写在甲骨上的简短记录无法对商朝社会和政府进行太多的推测。其他考古材料无非也只能告诉我们，商朝社会是尚勇的、贵族制的，维持了一小撮技术高超的工匠，他们为贵族主人制作大型的精美物品。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耕作，在宫廷和贵族家庭生活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商“帝国”可能在武士酋长之间分封，这些酋长只受遥远的更高的中央权威节制。但是由于实在缺乏证据，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甲骨文的确提供了更全面的商朝宗教思想信息。几个神和女神的名字出现了，虽然他们的作用很少作明确规定。有些神似乎是山川、河流、湖泊或类似的自然物的化身。在其他情况下，无法真正被揭示准确含义的符号可能是指祖先的灵魂。商朝实行殉葬，一个死去的国王需要全体随从和廷臣陪葬。这个特点孕育了后来中国人的情感，并提醒我们商朝社会与蛮族的习性多么相近。
<h3>周朝</h3>
公元前1028年左右，商朝被周朝推翻，周人是来自中国西部现代陕西境内渭河流域的征服者。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传统历史的基本精确性，这种传统历史把周朝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周朝或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都城仍然在渭河流域，晚期周朝或东周（公元前770～256），都城迁移到几乎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洛阳。
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对中国北部大多数地区也许或多或少还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公元前771年，蛮族突然攻占了它的都城，打断了帝国直系继承体系，使中央政权陷于瘫痪。次年，周王室后裔的一支在洛阳声称继承了帝国王位，因此，开创了东周王朝，但是没有恢复有效的中央权威。相反，各地诸侯为了争夺权力和优先权而发生混战，陷入一系列外交和战争之中。他们之间的争斗逐渐变得越来越残酷，因为通过改进行政管理和作战技术，相互敌对的诸侯扩大和加强了势力。
到传统上被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结束时，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了。为了躲避中原地区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而来的避难者，有助于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周边各民族，并且因此，把他们也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诸侯寻找蛮族盟友的活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些过程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生活方式的边界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总之中国正在迅速地确立后来可辨认的中国的地理范围。
在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中国在周朝也正在变成历史上的自我。因为正是在周朝，作为后来中国文明基础的各种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东周时期，在中国分裂出来的每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里，官僚机构政府的管理艺术和适应官僚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固然，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实践才比较和谐，但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个世纪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很明显了。
从一开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蛮的商朝宗教仪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过声称受“天命”而篡夺了最高权力。这个自然变成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传。随着后来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被模糊地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特别挑选出来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为虔诚而正确，那么“天子”就被希望继续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诚或粗鲁、不当的行为则导致“天命”被收回，同时赋予其他可能被选择担任人间统治者的人。
周朝统治者的职权还包括实施魔法。例如，当需要雨水时，周天子被期望通过进行适当的祈雨仪式而让天公降雨。这种事情逐渐被精心构建成宇宙理论，在汉朝得到全面发展，这种宇宙理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例如，当天空出现北极星时，人间事务就被认为出现在皇帝身上了，他不仅负责战争和政治事务，而且负责人间可能影响人类活动的现象。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皇帝的根本职责就是行为举止必须严格遵守仔细描述的礼仪。只有这样，大地和上天才能取得和谐，而和谐是人类福祉所必需的。
这些观念既增强也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一种明确的意义是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所有其他统治者的权威都必须通过某种真实或杜撰的代表关系而从天子那里获得。西周时期，天子的权力确实比较大，没有给理论家造成什么困难。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适当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也要求识字，所以周朝的年轻贵族不得不至少学会艰难的基本中文字符。因此，他们集统治者、武士、祭司、书吏的技巧和职责于一身，他们亲自履行这些职责。而在中东，这些职责从很早时候起就被分化给专业人员了。
但是，公元前770年后，现实和理论之间开始以令人烦恼的程度发生分歧。东周统治者再也不能享有他们祖先曾经真实地实施过的权威。有名无实的“天子”变成了中国中部地区一个小国的弱小统治者，而边境地区新崛起的诸侯为自己建立了更为强大的王国，仅仅口头上表示——如果有的话——为周朝宗教和宇宙哲学服务。在列国互相交战的时代，为了征募可靠的军队，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成为生存的必然代价。这要求诸侯寻找为自己服务的人，这些人愿意打破先例，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把其他人当作工具。总之，它需要行政和军事官僚机构的密切合作。
<h3>儒家和道家</h3>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G37.jpg" />
连绵且不断升级的暴力战争，加上这种战争给国家权力最大化带来的各种压力，都不符合古老的礼制。这些古老礼制认为，正确地遵守传统仪式是人间良好秩序和繁荣的关键。直接批判过去的虔诚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这种观点由许多实际政治家和被统称为“法家”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但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激进批判最终没有普遍化。相反，正是顽固保守的但被修正过的儒家的虔诚持续到我们今天，儒家给中国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后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还远不清楚。这位圣人的确自认为是失败，因为他周游列国却从未被征召重用；他相信只有通过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受过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自己一直向往在相互竞争的国家林立的时代被授予官职、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相比，孔子通过他的信徒统治中国，不仅时间更长，而且意义更深远和重要。
对孔子来说，甚至他最终的成功都显得荒谬，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增添任何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颖的，这是事实。因为孔子以最深刻的怀旧情绪向往西周时代，甚至怀念商朝、夏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觉得那时是好时代，因为天与地的关系和谐。这种历史观为孔子思索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静的、不系统的、中庸的。他说，一个智者应当在所有正常情况和生活遭遇中追求道德，尽可能地了解并遵守古代的礼仪。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都应当是仁慈的、明智的、勇敢的。他应当尊重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期望与等级低下的人区别开来。当被授予官职时，他应当随时准备贤明地治理，但是不要因为偏离君子准则而贬低自己，孔子为了适当地获得权力而阐明、描述了这些君子准则。这种权力与品德不相容，而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品德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孔子公开拒绝探讨神灵问题。他从未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或魔力，但是当人世处于如此混乱和动荡的境地时，他更喜欢直接关注事物的人类一面，而拒绝把“天”和祖先神灵的神秘作为适当的审视目标。学习古代君子曾经处理与“天”和祖先关系的传统礼仪，比徒劳地探讨神性或神力更好！
孔子的弟子记录了他的言论，并把它们流传给后世，也许作了编辑加工，作为他们尊敬导师智慧的表现。传统上把后来中国学术的《五经》的编订归功于孔子，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凭空想象。但是把传统中国著作编成五部经典的做法对后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学习这些经典变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熟练地从其中任何一部经典中引经据典，以纯正、古典风格使用书面语言就成了中国绅士的标志。刻苦钻研有限的几部经典著作（当然包括诸如汇集了孔子言论的《论语》），赋予后世中国人共同的根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核心，这个核心成为中国文明的黏合剂。
孔子强调的“克己复礼”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在孔子设想的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人类激情的深度和大自然的神秘没有任何地位。其他密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这是一种以多少有些神秘知识为中心创立的、不太清楚的传统。道家强调神奇的魅力和被认为能给予健康长寿的仪式，以及超越人类和大自然的其他非凡的力量，即翱翔于天空的能力。后来，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道家达到了类似于宗教的定义。但是在孔子时代，道家显得更像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或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巫医，而不像希腊的哲学家或印度的圣徒。
但是，道教专家的存在为古代中国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世界观的平衡。中庸之道和克己复礼需要神秘和魔法弥补，以便满足普通人的需要，使生活于艰难动荡的时代的人能够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通过互补，儒家与道家构成了异常稳定的思想体系，虽然后来历经许多变化和补充，但是没有根本性的中断，从孔子时代持续到公元20世纪。没有其他任何文化传统如此长久地统辖着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国与其他高级文化的相对隔绝有助于取得这种稳定；但是把常识与无限精妙融合起来的中国方式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它获得长期而辉煌的成功。

第七章 蛮族世界的变化 （公元前1700～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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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文明厚重的世界主义色彩，以及三种新的高级文化在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兴起，明显增加了对蛮族世界产生影响的文明种类。众所周知，地球上比较偏远的人类居住地区，没有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变化。例如，在澳大利亚，古老的狩猎生活方式维持着它的进程，没有受到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从考古材料看，美洲也没有什么急剧的发展能被描述。玉米和其他作物的培植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地区开始出现于墨西哥高原及其南部即今危地马拉。南美洲西部沿岸的时间更加模糊，这是由于年代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更加可能的原因似乎是秘鲁密集的农业人口中心的发展稍微落后于墨西哥。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仍然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块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培植完全可能在西非取得了显著进步，而非洲东海岸至少偶然被来自文明世界港口的水手光顾。埃及文明风格沿着尼罗河上溯到努比亚，但是如果努比亚与非洲更内陆的地区有什么联系的话，我们对此也所知甚少。在任何有关古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可靠历史画卷被描绘出来之前，广泛的考古调查是必要的。
<h3>地中海</h3>
在比较接近主要文明发展中心的旧大陆，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变化的主要标记。例如，西地中海地区不仅是希腊人成功殖民的场所，而且是中东文明成功殖民的场所，如腓尼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最成功的腓尼基殖民地是公元前800年后不久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腓尼基的其他殖民地星罗棋布地位于北非沿岸，并占据了西西里南部和西部的各个港口。来自东方的第二个开化民族是伊特拉斯坎人，它的确切发源地是古代史中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大约于公元前800年出现于西地中海，在意大利中部、北部建立了一系列城市。这些中东文明风格的前哨，加上希腊人在西西里东部和意大利南部的许多殖民地，把文明生活的优势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由于对沿海城市生活至少某些方面的了解和崇敬，所以这些文明中心倾向于沿着贸易路线向内陆渗透。
<h3>草原民族向西迁徙</h3>
文明影响在海上的适当扩大被强大的草原武士民族的持续扩张所阻挡。我们已经遇到过作为文明人口征服者的草原武士：加喜特人、希克索斯人、迈锡尼人、雅利安人等等。其他草原武士通过征服欠发达地区而显示他们的英勇，特别是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一系列草原民族向西迁徙到欧洲森林地区。正如我们前文已经看到的，最终结果是蛮族把自己的落后文化强加给欧洲。
大约公元前900年后，随着骑兵战术的传播，草原民族比以前更接近中东的文明中心。像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那样成功的劫掠，把野蛮的武士和游牧人口带进了文明的奢侈和舒适生活中。从此，边境战争和打劫式的袭扰变成常态了。这意味着草原部落经常处于诱惑之下，他们组成更强大、更团结的单位，以便更大规模的入侵。例如，斯基泰人从中亚迁徙到俄罗斯南部（可能在公元前700年前夕）后，在乌克兰建立了一个部落帝国，不久就与南面正在兴起的希腊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主要的交换产品是斯基泰人的谷物与产于希腊爱琴海沿岸各城邦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这种贸易的结果是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南俄的斯基泰贵族开始以非常高雅的品味接受希腊奢侈品。
更西边，说凯尔特语的部落利用可以骑乘的马匹，扩大了对西欧广大地区的控制。凯尔特人散居的中心是今天德国的南部地区。这是欧亚草原最西端，即匈牙利中部平原各部落聚居之地，这些部落不得不适应新的、森林密布的环境。主要问题是草原民族的常规武器弓箭在森林地区无法发挥全部威力，因为树木的枝叶阻挡，常常使箭头偏离目标。古代凯尔特武士通过发明一种大型的左右两手灵活使用的剑来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在马上也可以使用。用这种大刀刃武装起来的凯尔特人征服了法国、西班牙、不列颠、爱尔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早期居民。他们甚至偶尔远至希腊、小亚细亚、意大利中部地区进行劫掠。
像斯基泰人一样，西欧的新主人也常常对地中海文明的奢侈品感兴趣，渴望能够拥有它们。例如，迦太基商人和移民在西班牙与凯尔特人联合起来，征服当地的原有居民。在后来成为法国的地区，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与其他凯尔特蛮族人的贸易开始从马斯里亚（现代马赛）向北延伸。交换的商品种类与在南俄的相似。
主要来自草原各民族的征服带给欧洲的社会军事化为后来欧洲发展创造了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它也破坏了更早时代的一些使用巨石的成就。乘坐小船的长途航行是不安全的，因为当外来人员似乎不太强大时，海岸的主人倾向于视他们为敌人，抢劫并屠杀他们。另一方面，巨石时代的许多祭祀方法可能在被修改后而幸存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中。
我们对草原世界东部所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就不如对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清楚。这是因为中亚的考古研究仍然不完整，轻率的猜测是完全忽略的唯一替代手段。骑术和君主制统治很可能比较缓慢地经过草原向东传播。居住在草原上的一个又一个民族，从西部相邻民族那里学习了一些必要的技术。任何已经适应了完全游牧生活的部落都把向东迁徙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从比较好的草场向较差的草场迁徙。原因是沿着欧亚草原向东到蒙古地区，降雨量和气温都在下降。
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到所有草原都被游牧部落占据时——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一种正规的、非常强大的东西方差异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残酷，人类和牲畜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草原向西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随着纬度下降和更接近携带雨水的大西洋暖流，气候变得越来越温暖，降水也越来越多。因此，草原上的任何政治生活动荡都会迫使避难的人和/或征服者向西迁移，那里有更好的草场和更温暖的气候在召唤。斯基泰人从阿尔泰山开始迁徙到乌克兰草原。斯基泰人刚刚向西迁徙，突厥各部就在中亚取代了他们，为从后方压迫突厥人的说蒙古语各民族腾出了空间。
拥有大量牲口、从小习惯骑射生活的草原武士是非常强悍的战士。抢掠草原南面农耕地区是一种回报丰厚的职业。如果农耕地区统治者为了防止这种劫掠而组织的防御虚弱，那么漫游的游牧部落就会立即发现，并向南探查，夺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小股游牧部落劫掠获得的几次巨大成功，很快就引诱成千上万游牧人口加入获得成功的首领。因此，游牧人口的劫掠滚雪球般地演变成大规模入侵，除非农耕地区能够比较及时地组织抵抗。在西亚，这种现象的一个早期主要例子是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参与攻占和劫掠亚述首都尼尼微。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此后不久，米底人和波斯人就找到了化解草原民族危险的方法，即通过雇用游牧部落沿着中东前线防御。
<h3>草原民族向东迁徙</h3>
在远东，公元前771年西周都城被攻陷可能是游牧民族劫掠者所为，他们从中亚某个地区向西周发动进攻。遗憾的是，有关中国历史上这段插曲的史料太缺乏，以致无法知道是否是装备了骑兵的草原民族灭亡了西周。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来自草原的劫掠者一直渗透到太平洋，几乎到达现代中国的南部沿海。到大约公元前700年，这个地区兴起了一种以航海为基础的前文明。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东山”民族遗址表明，它们与欧亚草原地区西部的考古发现惊人地相似。因此，也许当骑兵战术刚刚出现时，少量冒险的骑兵就的确从阿尔泰地区向南，经过四川，蹂躏了沿海的东山各族，因为东山各族的航海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足以使他们成为攻击的目标。
东山各族水手究竟到达多远的地方，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南太平洋的风向和海流相对平静而稳定。即使利用小船和不精确的航海工具，人们也可能穿越这种海洋而远距离航行。婆罗洲和菲律宾南部的马来人也许就是这些早期水手的后裔。公元元年前不久，他们派遣一股殖民者到达位于印度洋另一端的马达加斯加岛——马来语今天仍然是这个偏远岛屿的主要语言就是这个事实的证明。其他水手可能也渗透远至太平洋。东山民族水手的遗迹还在新几内亚岛发现，少数船只甚至可能到达过美洲沿岸。也许是这些人教会美洲印第安人如何熔化锡和铜，铸造青铜器。
这种跨洋联系解释了从早期墨西哥到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艺术与亚洲大陆东南沿岸艺术何其相似的原因。其他思想，例如罗盘的四边与不同颜色联系起来的做法，也在太平洋两岸突然出现，这些也许是某些早期跨洋联系的证据。另一方面，美洲文明依赖的作物并不是起源于旧大陆，有些学者认为，即使少数装载货物的船只很早就成功地跨过了海洋，但是它们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形成没有做出什么重要贡献。这种观点认为，把旧大陆与新大陆联系起来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其他方面的相似性似乎是二者独立的发明。
无论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事实仍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未赶上旧大陆。创新的主要中心和文明的最重要位置仍然在欧亚大陆，到公元前500年，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至少四大文明。
<h3>小结</h3>
公元前1700～前500年，因受高级文化影响而开始使人们生活产生差异的地理范围扩大了。随着新文明中心的出现，草原地区和诸如西欧、中国南部、非洲北部和印度南部（虽然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等未开化地区，也得到了发展。文明的确已经变成了地方性的，哪里能发现肥沃的农耕土地，哪里就能形成文明。
此后2000年（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更新的、以牺牲相邻的蛮族文化为代价的、文明生活方式扩张的历史，虽然这种扩张不是一直都能成功。它也是中东、印度、欧洲和中国四大文明中心大致平衡的历史。本书第二部分将勾勒这个文化平衡时代的一些历史转折点和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对于任何对历史学感兴趣的人来说，历史地图和历史大事词典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著作。最好的世界历史地图是Westermanns Atlas zur Weltgeschichte（Braunschweig，1956年），遗憾的是，它从未出版过英文版。William Robert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 9th ed. （New York 1964）,是英语世界值得信赖的著作。William L. Langer, ed.,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rev. ed. （Boston, 1972）, 对检索时间和回忆历史事件顺序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标准著作。
论述世界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有些是集体编写的著作，如剑桥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 （Cambridge,1929～39），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8 vols. （Cambridge, 1913～36）, 和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3 vols. （Cambridge, 1902～12）。其他的都打上了作者个人思想的烙印，因此虽然更连贯，但也引起争论，因为没有人能掌握历史学每个领域的知识。4部这样的著作引起了普通读者的兴趣：H.G.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London, 1920）;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2nd ed. Rev., 2 vols. （New York, 1931）;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0 vols. （London, 1934～54）; 和William H. 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 1963）。汤因比的著作出版了缩写本，D.C.Somervell ed., A Study of History, 2 vols. （London, 1946, 1957）和插图缩写本，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New York, 1972）。
两类其他读物显然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古代文献的译本和对古代的现代研究。《圣经》和诸如《荷马史诗》那样的经典著作译本数量众多，由于世世代代的学术积累，这些译本已经相当准确了。因此，从这类著作中推荐一种译本而贬低另一种译本似乎都是吹毛求疵。其他的文明传统在英语翻译中几乎没有如此精确的代表作。关于古代中东，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rev. ed.（Princeton,1969）提供了一份卓越而引人入胜的文献汇编，正如James B. Pritchard，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Princeton, 1975）。N.K.Sandars, tr.，The Epic of Gilgamesh（Penguin,1960）是一部价格低廉、容易得到的美索不达米亚主要文学作品译本。Hans Goedicke, tr.，The Report about the Dispute of a Man with His Ba（Baltimore,1970）提供了古代埃及对生与死的看法。关于印度文化，W.T. DeBary, Jr. et al., eds.,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New York, 1958）从《吠陀》《奥义书》和其他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很好的选择汇编。Johannes A. B. van Buitenen, The Mahabharata（Chicago, 1973～ ）开始了对印度最伟大的史诗的学术翻译。W.T.DeBary, Jr. et al.,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1960）在从早期中国文献的汇编和选取方面做得很好。此外，Arthur Waley, t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New York, 1939）, Arthur Waley, tr., Shih Jing, Books of Songs（Boston, 1937）, 和Richard Wilhelm, tr.,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3rd ed. （Princeton, 1967）也值得注意。
许多论述古代历史的著作都用摘译的古代文献作点缀。翻译与注释之间的相得益彰常常比没有支撑的翻译对这个主题给予了更好的介绍，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不为人所熟悉的时候。这种文献风格的一个好例子是关于中东的: Samuel Noah Kramer, Sumerian Mythology（Philadelphia, 1944）; 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Penguin, 1941）; J. A. Moulton, Early Zoroastrianism（London, 1913）.关于印度文化，Edward Conze,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1959）; 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An Historical Sketch, 3 vols. （London, 1921）; 和Heinrich Zimmer, Philosophies of India（New York, 1951）很有帮助。冯友兰的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vols.（Princeton,1952）也是如此。关于早期希腊思想的2部著作也属于这类：John Burne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4th ed. （London, 1930）是一种严肃的、标准的、煞费苦心的叙述；而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London, 1912）则代表了卓越、推测性和启发性的一类。
古代艺术著作和其他物质的照片的熟读仍然是辅助的和非常有价值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学习古代史的学生可以漫游古代世界。它具有一个重大优势，以致读者与原著之间没有译者。此外，当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翻阅插图精美的书籍时，更多的著作或许很容易被忽略。这使比较变得可能，而且比较可能敏锐地洞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模式——如果学生费力地记住了一张松散的空间—时间网格，并在这张网格中填写每件特定艺术作品的话。作为对历史学家常常过于咬文嚼字的一种补充和矫正，历史学家的史料毕竟通常是书面的，严肃地对待艺术、艺术史将被高度推荐。关于史前艺术，H. G. Bandi et al., Art of the Stone Age（New York, 1961）是一部不错的著作。关于古代中东艺术的著作可以查阅如下著作：Andre Parrot, Sumer: The Dawn of Art（New York, 1961）; Andre Parrot, Arts of Assyria（New York, 1962）; Henri Frankfort,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Penguin, 1959）; W. Stevenson Smith,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Penguin, 1958）. H. A. Groenewegen-Frankfort and Bernard Ashmore, Art of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 n.d.）是对古代中东和地中海艺术的标准介绍。
辉煌巨著,Henri Zimmer and Joseph Campell,The Art of India Asia, 2nd ed., 2 vols. （New York, 1955）是最好的论述印度文化传播到东南亚的著作。Ludwig Bachhofer,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London, 1947）对早期中国青铜器进行了工艺的、令人信服的文本分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分析著作是Henri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London, 1931）,他利用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大量被保存下来的一种物质，把艺术主旨的变化与古代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化联系起来。难以想象还有其他著作比它更生动地阐述了艺术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整体关系。
遗憾的是，插图丰富的艺术书籍必然价格昂贵，这限制了它们的利用。“大学印刷厂”（University Prints）提供了一种差强人意的简装替代选择，该机构以适中的价格销售各种艺术门类的单幅照片。如果教师想让一个班级的全体学生得到一张同样的图片以便能够学习和讨论，那么“大学印刷厂”就是一个灵活的和随时可以得到的源泉。它的地址是15 Brattle Street, Cambridge, Mass., 02138。
现代学术著作按照主题分类如下：
人类进化和史前史。W. E. Le Gros Clark, The Antecedents of Man（Chicago, 1960）; Kenneth P. Oakley, Man the Tool-Maker, 5th ed. （London, 1976）; Robert Ardrey, African Genesis（London, 1961）; Sol Tax, ed., Evolution after Darwin, 3 vols. （Chicago, 1960）; Carleton S. Coon, The Origin of Races（New York, 1962）; M.F.Ashley Montague ed.,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an（New York, 1962）; James Mellaart,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New York, 1976）; 和Grahame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Cambridge, 1969）。关于理论而不是关于历史，但是思想非常深刻的小书是Robert Redfield,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Ithaca, N. Y., 1953）。
古代中东。Henri Frankfor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Bloomington, Ind., 1951）; V.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Penguin, 1943）; Samuel Noah Kramer, The Sumerian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haracter（Chicago, 1963）; 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A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Chicago,1951）; A. Leo Oppenheim,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Chicago,1964）; Karl W. Butzer, 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Chicago,1976）; W. Stevenson Smith,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s of Egypt, the Aegean and Western Asia（New Haven, Conn., 1965）; O. R. Gurney, The Hittites, rev. ed. （Penguin, 1961）; George Steindorff and Keith C. Seele, When Egypt Ruled the East, rev. ed. （Chicago, 1957）;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Assyria（Chicago, 1923）; Donald Harden, The Phoenicians（New York, 1962）; William F. Albright, The Archeology of Palestine, rev. ed. （Penguin, 1960）; H. H. Robinson and W. O.E. Oesterly, History of Israel, 2 vols. （Oxford,1932）;H. H. Rowley 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Oxford, 1951）;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hicago, 1948）; R. C. Zaehner, 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 1961）; Jack Finegan,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The Archeological Background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2nd ed. （Princeton, 1959）; Davi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 Rev. （London, 1953）; Ignace J.Gelb, A Study of Writing, rev. ed. （Chicago, 1964）;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 in Antiquity（Leiden, 1950）; Charles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 From Early Times to Fall of Ancient Empires（Oxford, 1954）; 和R. J. Forbes, Metallurgy in Antiquity（Leiden, 1950）。
欧洲。J.G.D.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New York and London, 1952）; 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to the Mycenean Age（London, 1940）; V. Gorde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6th ed. （New York, 1958）;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Later Pre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C. F. C. Hawkes（Totowa. N. J., 1971）; J. D. Evans, Malta（New York, 1959）; J. D. S. Pendlebury, The Archeology of Ancient Crete（Penguin, 1962）;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The Story of Bronze Age Crete（New York, 1971）; A. R. Burn, Minoans, Philistines and Greeks, 1400～900 B.C. （London, 1930）; Chester G. Starr, Origins of Greeks Civilization, 1100～650 B.C. （New York, 1961）; M.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New York, 1954）; Eric R. D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oston, 1957）; Alfred 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5th ed. rev.（Oxford, 1931）;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New York, 1970）; M. Pallottino, Art of the Etruscans（London and New York, 1955）; Raymond Block, Origins of Rome（New York, 1960）; T. G. Powell, The Celts（New York, 1958）; B. H. Warmington, Carthage（London, 1960）; 和Marija Gimbutas, The Slavs（New York, 1971）。
欧亚草原。V. Gordon Childe,The Ars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New York, 1926）; Tamara Talbot Rice, The Scythians（London, 1957）; 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 1922）;George Vernadsky, Ancient Russia（New Haven, 1943）; William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 N. C., 1939）; Charles Burney and David M. Lang, The Peoples of the Hills, Ancient Ararat and Caucasus（New York, 1972）; 和V. M. Masson and V. I. Sarianidi, Central Asia: Turkemenia before the Achaemenids（New York, 1972）。
印度。Stuart W.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to1000 B.C. （Penguin, 1950）; R. E. M.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 rev. ed. （London, 1968）; 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supp.vol. （Cambridge, 1953）; The Indus Civilization（Cambridge, 1968）; R. C. Majumdar and A. D. Pusalker, ed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I: The Vedic Age（London,1951）; 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500 B.C.（Penguin,1968）; 和J. H. Hutton, Caste in India: Its Nature Functions and Origins（Cambridge, 1946）。
中国。Ping-ti Ho, Cradle of the East（Chicago, 1975）; Herrlee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London, 1936; reissued 1951）; Li Chi,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tle, 1957）;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 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 1959）,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I:Shang China（Cambridge, 1960）;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II: Chou China（Cambridge, 1964）; Chang Kwang-chih,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ambridge, Mass., 1976）; William Watson, China: Before the Han Dynasty（New York, 1961）; Herrlee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I: 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 1970）; L.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3rd ed. （New York, 1959）;和三部引起争议但也引人入胜的著作，Herrlee G. Greel,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New York, 1949）;新书名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New York, 1960）;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multivolumed （Cambridge, 1954～ ）；和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
世界其他地区。公元前500年前，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几乎没有进入历史记录。但是，关于非洲史前史的三部著作在这里值得提及：Sonia Cole, 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New York, 1954）; J. Desmond Clark,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Penguin, 1959）; 和George Peter Murdock,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1959）。关于新大陆和东南亚，相关著作似乎最好附录在本书第二部分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中。

第二部分 各大文明之间的平衡（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
	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2000年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生活中心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此之前，中东处于领先地位，影响了邻近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邻近地区，甚至影响了很远的地区，因为对其他人来说，中东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显然优于他们以前所知的生活方式。但是当印度、希腊和中国文明取得独特的形式时，这些文明创造者面对中东时不再觉得低人一等，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对来自异域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在边缘地区，蛮族现在有几种不同的文明生活可以选择，他们经常把一种文明的某些因素与另一种文明中的某些因素混合起来吸收。
	到公元前500年，旧大陆兴起的四大文明生活方式大致势均力敌。此后几个世纪里，各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从未停止。各个文明所占据的土地面积都倾向于扩大。当然，这增加了每个文明中心地区的范围和种类，减少了文明地区之间的隔绝。尽管有些阻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这使得一种文化的领袖能够借鉴或适应其他文明中感兴趣的因素。这种跨文化借鉴的确是每个独立文明创新的主要刺激因素。但是这种借鉴一直是自愿的，即兴的，从来不是强迫的。
	换句话说，旧大陆每个大文明在2000年里都保持了自主。四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势均力敌。任何重大动荡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其他部分，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取得了从根本上打破四大文明整体平衡的规模或实力。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X96.jpg" />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T62.jpg" />
	但是，世界四大文明之间的均势状态的确经历一系列震荡，这些震荡是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首先希腊文明、其次印度文明在发源地之外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正如中国和日本的印度化，中东地区的希腊化最终被证明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在这两个例子中，当地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前辈饥渴地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付诸东流。接着，伊斯兰教兴起，并成功地首先向整个古代中东、北非和西班牙（632～1000年），然后向印度、东欧、中亚（1000～1453年）扩张，世界平衡格局第三次遭到威胁。印度教的印度最终（1565年）丧失了政治独立。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与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主要来自印度低级种姓）联合起来，限制和压迫印度教徒，这对印度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次动荡来自西欧，最终颠覆了世界文化的平衡格局。这个过程始于1500年前后，欧洲人的进取心首先打开了美洲的大门，并探索了地球上其他有人居住的海岸线。但是从真正意义上说，直到1850年，西方世界才取得对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的绝对优势，从而迫使其他非西方社会的领袖们放弃祖先久经考验的方法，放弃他们传统的文化独立，以便通过借鉴西方的技术竭力实现“现代化”。
	对现代世界历史的考察将留给本书第三、第四部分。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个中间阶段，即每个孤立的文明世界空前绝后地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稍加考虑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

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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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发动叛乱，反抗自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大帝从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手里夺取小亚细亚以来已经承认的波斯统治。5年后，叛乱被镇压。爱奥尼亚沿岸最大的城邦米利都被攻占。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第一轮战争中的胜利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不满，因为两个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里特里亚竟敢暗中派遣战船驶过爱琴海，支援反叛者。公元前490年，波斯发动了一次惩罚性远征，洗劫了埃里特里亚，但是没有占领雅典。当时，波斯人在距离雅典26英里远的马拉松登陆，企图煽动雅典内部叛乱，从而打开雅典的城门。但是这个阴谋失败了。当波斯人重新登上船只时，雅典人发动进攻，在马拉松赢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一名军士经长途奔跑把获胜的消息带给了雅典（由此才有了我们现代马拉松比赛）。因此，当波斯舰队真的出现时，雅典的叛国者毫无动静，气急败坏的入侵者只得撤离了爱琴海。
这些冲突只是波斯征服欧洲的希腊系列计划的前奏。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和继承者、波斯国王薛西斯调集帝国陆军大约6万多人企图实施这个计划。为此波斯人作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设了浮桥，在爱琴海北部沿岸设立了许多储藏后勤物资的据点，还派遣外交使节去劝诱希腊人投降。许多城邦和影响很大的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决定在为时不晚的情况下接受波斯的条件。但是大约20个城邦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松散联盟，拒绝投降。一支斯巴达军队在北部的温泉关（Thermopylae）企图阻止波斯军队，但是没有成功。随后，薛西斯的大军继续向南行进，雅典人被迫撤离城市，雅典城遭到波斯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
但是如果希腊人不屈服，那么这种胜利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一个敌对而被蹂躏的地区，波斯军队面临后勤供应的巨大困难。因此，薛西斯力图通过进攻停泊在雅典西边萨拉密湾的希腊舰队，使希腊局势恶化。在萨拉密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湾里，波斯舰队的数量优势不能发挥，因此，希腊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80年）。经过这次失败后，薛西斯决定带领大部分军队撤退到波斯，因为在希腊无法得到足够的后勤物资，以供应全部军队在希腊越冬。
次年春天，人数急剧减少了的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与希腊城邦联军遭遇，希腊再次取得胜利（公元前479年）。与此同时，雅典把战争引向爱琴海对岸，雅典军舰的到来鼓励了大批爱奥尼亚城邦反叛波斯。
波斯人再也没有对希腊展开全面进攻。敌对状态持续到公元前446年。希腊城邦联盟几乎每年初夏都派遣一支舰队袭击爱琴海沿岸的波斯据点；到了秋天，这支舰队才返回，几乎每次都取得一些新战果。雅典在这些行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因为波斯入侵威胁解除之后，希腊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斯巴达立即拒绝继续积极行动。
<h3>雅典海战的后果</h3>
海战的无限延伸给雅典城邦内部力量平衡带来了重大变化。财富很少或一无所有的公民能够一直充任战舰的划桨手。因此，他们为城邦提供了兵役，这与在陆军方阵中服役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即使以前不能购置方阵作战所需装备的最贫穷公民，舰队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角色。此外，对大多数雅典公民来说，城邦为划桨手支付工资，加上从新占领城市中获得比较丰厚战利品的机会，这些都变成他们非常欢迎的额外收入。
在波斯大举入侵前，雅典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城邦。但是比较贫穷的公民的投票权最初没有保障，这是贵族政客从较低阶层中寻找新支持的结果，而不是穷人自己任何有效力量或组织的结果。但是当为舰队划桨变成夏季正常职业时，穷人就可以发挥军事作用，这赋予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民主制度因此首次变得稳定。过时的农民—步兵被推向雅典政治生活的边缘。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太远，无法参加日常公民集会，当舰队在国内时，城市穷人经常无所事事。
不久，雅典对侵略性海战的迫切追求震惊了希腊一些更保守的城邦。例如，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岛拒绝派遣船只和水手参加通常的反对波斯的战争，雅典人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叛国，掉转武装攻打纳克索斯，结果打败了岛上的人，确定其货币纳贡数量。后来，其他盟友也被雅典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初为了反对波斯的城邦自由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鼎盛时期它控制了爱琴海沿岸5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
尽管雅典公共生活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雅典的领袖和将军一直来自贵族家族，他们自称政治精英。即使像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公元前460～前429年，他左右着雅典的政治局势，并将他的名字赋予雅典最伟大的时代。他去世后，在反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长期而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士兵与无地的战舰划桨手之间利益分歧非常严重，旧的贵族体制建立。因此，伯里克利被能干但臭名昭著的平民克里昂继承。克里昂在战争中阵亡（公元前422年）后，贵族专制统治就从未被完全恢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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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具潜在意义的变化是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度降低了。整个希腊世界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要求并允许几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既耕作又在方阵中与同伴一同作战的旧体制，让位于更加复杂的分化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水手、奴隶、外邦人、地主、小佃农等不同集团的社会。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个城邦（甚至雅典内部）的富人和保守者都倾向于支持斯巴达，而民主派则同情雅典。由于为了某个派系利益的外来干涉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叛国的引诱和机遇增多了。私人利益和思想必须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旧观念无法抵制这种压力。由于派系斗争恶化为恐吓、暗杀和流放，所以希腊一个又一个城邦内部失和。
<h3>古典时代</h3>
但是在城邦世界内部分裂之前，从公元前480～前479年薛西斯入侵的大灾难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将近50年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它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之集中、表现之完美，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
在神奇地战胜波斯帝国皇帝之后，希腊人终于对自己及其生活方式充满自信。他们再也不敬畏东方的奢华和神秘智慧了，希腊人变得高度自信，并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及其表达，特别是雅典人，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希腊人，认为自己能够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继续向前发展。毕竟当雅典在海外赢得并继续赢得这种成功的时候，谁能怀疑雅典制度的基本公正和突出呢？但是谁能怀疑从突然变成东地中海主人的一个城市中汇聚的新经验、新产品、新观念中会学到很多东西呢？雅典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现状表示满意，渴望探索未来的任何新事物。受极度膨胀的自信所感染，他们开始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都赋予古典表达：戏剧、哲学、历史学、雄辩术、建筑和雕刻。
<h3>戏剧</h3>
在希腊几个城邦里，戴着面具的合唱队演唱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山羊之歌》，但是只有雅典把这些初级的开端发展成悲剧艺术。公元前5世纪，音乐、舞台背景、服装和舞蹈都变得更加精细了。当合唱在盛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上变成竞赛时，它就需要长期排练。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轮唱发展为戏剧对话。不久，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多达三个。随着这种发展，合唱队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扮演次要角色，评价、警告或者为了烘托戏剧表演气氛，戏剧的主要线索现在由男演员来表现。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都能自由地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悲剧表演的开支都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对舞蹈、歌曲和对白做出回应——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其他大量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拥有流传下来构思故事的传统仪式优势，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发挥了作用：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或480年～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希腊人自己认为这些都是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如果它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这么做。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少部分。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带给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以变化、调整、微妙化和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欧里庇得斯不是这样。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一些习惯性的宗教虔诚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保存一种场景，在人类戏剧性程度上，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再也不相信现实或狄俄尼索斯那样的神的力量了，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参加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日！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古典悲剧的复兴很快就变成了过去。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戏剧作家只探讨人性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h3>哲学</h3>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须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再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
雅典不是早期希腊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当它变成爱琴海的主人时，哲学家和其他外邦人都云集于此。雅典民众的性格是怀疑一切。因此，例如，伯里克利的私交、名叫阿那克萨戈拉的著名哲学家也因为渎神而被流放，他曾经提出太阳不是神，而仅仅是一块炽热的石头。
另一群智者，即诡辩学派则在雅典大受欢迎。他们的职业是培养青年的演讲技巧。当然，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善于辞令对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说服公民大会，那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当教师与学生开始思考和谈论措辞和辞令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语言与论点具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必须经得起分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发现。一些诡辩术者似乎认为，如果人类拥有智慧并敢于实践，那么通过完全掌握语言的逻辑规则及其运用，将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诡辩学派不相信纯粹的习俗和习惯。这种态度是破坏性的，因为按照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既然一个城邦的法律不同于另一个城邦的法律，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那么城邦法律究竟有什么约束力呢？为什么一个勇敢的人不应该洞察习惯的邪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通过精确的语言逻辑手段发现的事物本性基础之上呢？的确，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如果上述年轻人碰巧没有机会通过宪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个政治派系或社会阶层。因此，主要是富家子弟才觉察到激进的诡辩学派的魅力，当诡辩学派挑衅维持公众生活法律的结构时。诡辩学派通过收回对城邦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负担——特别是在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前404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3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认识实际上是多么鄙陋。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尽管模糊，但是清楚的是，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企图利用诡辩学派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工具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发现隐藏在习惯之后的普遍真理的标准。更不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满意于他所找到的这种普遍真理。但是当公元前339年一群民主派政客指控他蛊惑青年和不信仰雅典的神而审判他时，他宁愿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断言他必须首先而且一直服从判决，甚至不惜冒与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风险，如雅典指控和判处他死刑的法律。
当苏格拉底根据雅典法律服毒自尽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还是一个青年。像许多围绕在苏格拉底身边、聆听他攻击暴发户伪善的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柏拉图出身贵族，甚至声称是雅典早期国王的后裔。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柏拉图来说，重大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方面的：如何使事物井井有条，以便有德行的人能够统治国家，公正能够盛行。但是真正的改革需要真正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那么一个人的观点就不比另一个人的观点更好，而且难以避免剧烈的派系纷争，这种纷争正在使雅典走向分裂。为了这种知识追求，柏拉图献出了毕生。为此，他汇集了希腊早期各种思想流派，为后来西方哲学提供了大量术语以及核心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知识与观点的关系、理念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天真但是必要的问题，如真、善、美的性质。
柏拉图撰写了两部对话集，他在这两部对话集里描述了建立在真理和公正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但是当他试图把他的理念转化为实际时，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发生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邀请柏拉图前往的政治家不能说服该城邦的年轻统治者转向柏拉图研究所提出的政体。到晚年，柏拉图似乎从知识和写作活动中找到了实际领导权的部分替代品，虽然他觉得他有权获得领导权，但是他严厉而不受欢迎的观点使得它们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不可能实现。他创办的阿卡德美学园变成了哲学、数学和科学活动的中心，它持续了900多年——比任何现代大学的历史都更悠久——其中大多数时间里，阿卡德美学园使雅典成为古典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在创立吕西昂学园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许多年里都是阿卡德美学园的成员之一。他理所当然地过着职业思想家的生活。太阳底下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太阳之上也是如此——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之外。他创立了一种综合性的、推理严密的哲学，为各种重要的事物提供温和的、常识性的答案，为追随者留下非常少的需要处理的未解决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丧失了独立，希腊生活中的政治火花已经消失了。哲学越来越变成生活的指南，满足希腊世界富有而受过教育的人的需要。当哲学的中心任务变成为出身高贵的人确定合理的行为准则时，真正扰乱人心的新思想和新信息就变成了禁忌。随着这些变化，对探求真理的渴望——诡辩学派的雄心壮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终生对确定性的不懈探索，刺激亚里士多德渴求新知识的智慧——都消失了。因此，希腊哲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他们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人类思想、信仰、知识的本质等问题，仍然萦绕在后人的脑海里，并且以一定的思辨性鼓舞后人思考真理的复杂性，较早的思想家和那些不熟悉希腊哲学传统的人对真理复杂性的认识从来不能与希腊哲学家相媲美。因此，通过利用人类理性理解世界的大胆努力不是徒劳的，这种努力由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发端，公元前5～前4世纪，雅典热切地扩大并增强了这种努力，尽管最终在人类的理性中，信仰被磨损了，亚里士多德死后，人类的理性变得明显了。
<h3>科学、雄辩术与历史学</h3>
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38年）使雅典的伟大时代结束之后，希腊科学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几何学和天文学受到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密切关注，亚里士多德非常有说服力地使物理学知识系统化了。与此同时，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创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医学学校，强调仔细观察和诊断疾病，不是把疾病的原因解释为恶魔附体——中东的通常观点——而是人体内部体液（称为“脾性”）失衡。
雄辩术在希腊教育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民主城邦，熟练的公共演讲是从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公共演讲丧失了政治功能后，雄辩术仍然受人崇敬。雄辩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纠正错误的规则，端庄优雅的演讲本身最终就变成了一种崇敬的目标，无论演讲者说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与否。只有当雅典的主权终结后，雄辩术才衰落为礼节性的技巧。直到那时为止（此后也零星地），公民大会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事务，这些事务为雄辩术提供了紧急而不可避免的话题。
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历史学是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约卒于公元前425年）的研究所创立。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迷人而散漫的记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给予希腊人和野蛮人“适当的奖赏”。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并坚信希腊令人惊奇的胜利证明了自由、自治的共同体比貌似最强大的君主制优越，因为在君主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国王的意志。雅典是希罗多德所叙故事中的英雄，但是他也始终意识到，人们仍然位于神之下，听从无法控制的命运摆布。夸夸其谈和虚荣导致神意的报复——反复出现于希罗多德书中的一个主题，他以此解释薛西斯入侵的失败。
修昔底德（约卒于公元前400年）是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诡辩学派和理性主义盛行时，他在雅典长大。与希罗多德不同，他不相信神能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修昔底德认为国家就像人体一样，由于各个部分失衡容易引起混乱的疾病。他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期的同族仇杀的战争。进程曲折、造成城邦内部高层分裂的战争，给予他大量机会观察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病变状态。
修昔底德最初不是一个被动的战争观察者。公元前424年，雅典人选举他为将军，但是当他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时，他们又流放了他。因此，修昔底德没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他着手仔细寻找交战双方已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许期望诊断出国家的不幸根源，作为治愈它们的必要基础。
修昔底德从未变成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既不简单地蔑视道德，也不相信人类事务的超自然秩序。当雅典进入最终拼死一战时，修昔底德这个雅典人可能开始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个蔑视正义、居功自傲、骄傲自大的城邦遭到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的惩罚。当修昔底德发现他的题目不适合这种范式时，他开始彻底修改他的叙述，赋予雅典城邦悲剧中的英雄角色——由于自身的伟大和固有的缺点，雅典遭到背叛。因此，他以散文方式把悲剧作家的传统应用于当世历史写作。希罗多德曾经以欧洲与亚洲之间最近的冲突历史发扬了这种熟悉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更早的事例就是荷马《伊利亚特》所记叙的。
在雅典呈现的衰落景象面前，通过把精确的细节与深刻的分析和极力抑制的热情结合起来，修昔底德践行了他自豪地声明写作“不是为了一时的获奖论文，而是永恒的财富”。
<h3>建筑和雕刻</h3>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雄伟的建筑几乎完全局限于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传统形式把建筑师的任务限定为使比例更匀称，细节更精致。但是建筑师也花费精力在圆柱外表的细微弯曲和圆柱基座上的花饰，赋予完成后的建筑物一种视觉上的精确和优雅，否则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
公元前5～前4世纪的原创雕刻幸存下来的足够多，使我们能够认识希腊雕刻艺术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后世的批评家赞美菲迪亚斯（约卒于公元前431年）为最伟大的雕塑家，但是明确由他亲手创作的作品没有一件留存于世，虽然他规划了帕提农神庙的雕刻装饰，而且也许实施了其中一部分。他的杰作是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以及在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像，它们都用象牙和黄金装饰。由于贵重，所以它们也都彻底消失了。但是文字描绘清楚地表明，菲迪亚斯赋予这些伟大的雕像冷淡的高贵和平静的美感，即使多年以后，当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众神时，这些雕像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像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菲迪亚斯生活在表面上旧信仰和虔诚仍然有效、只需要更精确和充分表达的时代。菲迪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做着其他人用文字所做的工作：重塑并丰富了古老的观念，使它们适合他们生活的更精致的时代。
虽然后来的雕塑家仍然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但是菲迪亚斯所表现的平静自信和内心平和再也没有被后世所表达过。一种更自觉的、戏剧化的风格出现了，如普拉希提勒斯（约卒于公元前320年）的著名雕刻作品《赫尔墨斯》就完全失去了菲迪亚斯作品的高贵和尊严。但是他的赫尔墨斯既不雄伟也不强壮——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想象中的漂亮玩偶。
因此，在我们已经记录的每种努力中，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膨胀起来的确定性和自信心，朝着更多样而复杂的前景发展。分裂引起纷争，有时甚至导致幻灭。但是曾经如此高涨的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熄灭，在雅典第一次盛世消失许多世纪之后，希腊文化形式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民族。
<h3>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变化</h3>
希腊政治和社会演变加强，甚至也许造成了这种文化转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后，希腊许多城邦内部贫富之间的相互敌视变成经常性的。猜忌和恐惧使各个阶层离心离德。以前在方阵共同服役而培养的士兵团结心理消失了，因为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公民不再直接参加战役。
雅典的统治地位让位于斯巴达的霸权。虽然他们都宣称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但是斯巴达人证明，自己至少是像雅典人一样严厉的盟主。因此，雅典霸权很快便恢复了；但正是底比斯城邦首先在战场上打败斯巴达（公元前371年），从而开创了底比斯对希腊各城邦的短暂霸权。接着，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王国的干涉把更强大的政治统一带入希腊各城邦。但即使马其顿在克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明确地证明了军事优势之后，希腊人仍然顽固地向往地方自治和城邦独立，以致只要马其顿实力出现削弱迹象，希腊人就会产生摆脱事实上非常轻微的枷锁，获得自由的希望。
但是公元前338年后，经济和军事组织的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任何城邦都不能行使真正的主权。一支训练有素的方阵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多是雇佣军而已。毕竟过去的公民军队是依靠方阵士兵之间相互配合的感情。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到处出现了派系倾轧的痛苦，所以公民不再完全互相信任，大多数公民军队再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职业军队开始补充并逐渐取代公民军队，特别是在可能持续几年的远征中。依靠拥有足够土地或其他带来收入的财产维生的公民更喜欢待在家里，放弃了他们祖先曾经认为是唯一适合自由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的艰苦和英雄角色。
当上述情形发生时，生活的私人空间开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政治对希腊人想象力和情感的全面控制变得松弛了。希腊世界的穷人、被剥夺了权利的公民、无地农民、逃难者、外邦人和奴隶数量增多了。即使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合法发言权的公民也发现这种特权正在逐渐变得空洞。公民声音似乎仍然能被听到的个别城邦则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方面，整个希腊都已经变成了军事和外交棋盘上的一枚小棋子，这个棋盘被政府掌握的职业军队、海军和财源所支配，任何单个城邦都无法达到这种军队和财源的规模。
随着各地城邦主权的彻底丧失——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事件是其标志——希腊文明和文化丧失了最初的大部分锐气。只有少数精英能够分享经柏拉图详细阐述的哲学的精妙，理解普拉希提勒斯的雕塑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细微差别。卑微者、文盲、遭受贫穷打击的芸芸众生走一条道，而富人和出生高贵的人走另一条道；曾经短暂地联成一个整体的城邦战士只残存于人们的淡淡记忆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
希腊文明还有辉煌的未来，事实上，当这种内部削弱出现时，它的地理扩张力量几乎还没有显示出来。最初的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在很久之后，仍然并将继续以特别震撼的心情面对雅典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后来欧洲思想和意识的根本而持久的线索在这些少数希腊作品中首次得到最明确的表现。
这种创新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被埋没。因此，我们下面必须转向其他民族对希腊文化成就、希腊化文明扩张做出反应的方式。

第九章 希腊化文明的传播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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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商人如何让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引起蛮族部落酋长们的注意，在诸如地中海世界的森林地区，如斯基泰人、北部意大利和高卢人（参见第101页和102页）。由于更接近爱琴海中心，所以马其顿带有更深刻的希腊生活方式色彩而作为希腊文明腹地前沿。这个过程如何发生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其他毗邻国家，如马其顿，经常能够从文明边界的地理位置中获益，通过建立领土面积更广阔、军事力量更强大的国家。当用文明的效率组织起来时，这些国家就能够征服古老文化中心附近那些较小的敌对国家。
<h3>马其顿征服</h3>
马其顿国王把他们的宫廷变成了希腊文明方式的学校。例如，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作为尊贵的客人在马其顿王宫滞留了很长时间，亚里士多德担任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毫无疑问，马其顿国王由衷地崇拜希腊文明。但是他们的希腊化[1]政策还有另外的优势。年轻的马其顿贵族来到王宫，自然地接受了希腊方式；但是这样做了之后不久，他们就发现，除了在王宫和为国王服务之外，他们不能过这种生活。其原因是马其顿乡村由顽固的自由农居住，他们的首领可能真正带领他们走上战场，但是不能从他们那里榨取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因此，森林地区的贵族没有现金收入来源，如果输入希腊物品，私人支付就需要这种现金。从矿山和沿海被征服城市取得现金收入的君主能够进口文明生活所需要的奢侈品，赏赐给为国王服务的仆人。马其顿国王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忠诚、服从但傲慢的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
当国王的这些官员承担传授马其顿农民希腊方阵战术时，他们很快就建立了一部非常有效的军事机器。马其顿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吃苦耐劳，性格坚毅。他们还习惯于服从上级，这些上级首次愿意跟随国王，放弃地方性的深刻宿怨，这些宿怨曾经使马其顿贵族变得完全桀骜不驯，不服约束。马其顿国王腓力（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是第一个从国家内部新力量中全面获益的人。他征服了周围的蛮族土地——伊利里亚、色雷斯——然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希腊。他的军队所向披靡，但是在他儿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指挥下，马其顿军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
亚历山大的生涯把希腊主义引向东方。公元前334年，他的军队发动反对波斯的战争，到处显示了希腊方式的胜利。公元前330年后，当波斯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被部下杀死，亚历山大声称是其合法继承人及弑君者的复仇人。但是他没有放弃作为城市创立者的角色——以希腊模式为基础，和希腊英雄理想的榜样。亚历山大企图征服世界，但是当他疲惫的军队向东横扫波斯帝国并入侵到印度西北部，拒绝向前进入恒河流域时，他感到极其失望。经历艰难的返程后，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及其军队沿着印度河而下，到达印度河河口，然后登陆到达巴比伦，曾经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却突然死于发热（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带领军队发动伟大的远征12年后，突如其来的病故成为部将分裂的重要信号。他的遗腹子和继位人就是早期牺牲品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三个或多或少稳定的王国出现了，每个王国由马其顿将军的后裔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马其顿的安提戈尼德王国。在这三个王国中，托勒密埃及最为强大。作为一个海上强国，托勒密王朝与安提戈尼德争夺爱琴海的控制权；在陆上，他们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霸权。
<h3>希腊移民</h3>
托勒密帝国和塞琉古帝国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希腊移民。成千上万的希腊人随着亚历山大远征纷纷走出故乡，希望在异国他乡寻找财富。有些人变成了政府官员和行政管理者，其他人则服务于军队，还有些人变成了特定军事殖民地的农民。但是大多数人变成了城市居民，在政府、商业和其他自由职业中从事各种活动——商人、医生、建筑师、书吏、包税人、职业体育竞技者、男女演员等。
大规模移民既是希腊本身经济衰退的表现，也是它的原因。亚历山大东征后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听说了荒芜的田园和废弃的房舍。越来越多的希腊乡村被公民农民放弃，奴隶和外邦人取而代之。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变化使希腊社会符合古老的中东社会类型。希腊文化第一次繁荣时期曾经普遍存在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消失了。城市上层（其中许多人现在都变成了地主，从乡村收取地租）与粗鲁农民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心理隔阂扩大了，而且无法逾越。城市贫民与越来越控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富人、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几乎一样巨大。
中东地区已经熟悉了这种社会的两极分化。的确，这正是文明的代价，由于技术对生产和运输的限制，使一些人必须向外移民，以便其他人有闲暇创造高级文化并使之精美化。古典时代本身也没有真正摆脱这种限制。雅典在其鼎盛时期曾经向爱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弱小国家施加压力。雅典公民为了公共集会而不是为了私人消费，而共同利用他们的优势、财富和闲暇。但是对遥远地区的剥削不一定比地主对附近农民的压迫小；一个有教养的地主及其仆人、随从、教育家和其他职业服务的提供者组成的社会不一定比势均力敌的帝国共同体更具有人性或更文明开化，这些势均力敌者之间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永无止境的贡纳和抢掠，以及作为臣民的行政管理者和法官所获得的收入。
当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主要依靠地租或者政府工资的城市上层阶级的财富时，它就变得更加准备随时出口。形成雅典或斯巴达那样的城邦需要非常特殊的形势。但是任何地主，只要他拥有足够的现金收入，那么他就能够接受希腊教育，学习希腊人的举止，在各个方面变成一个希腊人，而无须改变他所在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结构。
因此，当这些希腊人穿越中东时，希腊文明在本土渐趋城市化、上层阶级化的特点促进了它在长期占据当地支配地位的地主和其他人的外部世界中传播。包括裸体运动者、舞女、哲学和诗歌等内容的希腊生活方式，对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一旦新手接受了适当的希腊教育和整套行为方式，那么希腊人通常还是愿意接收这些新成员进入他们的圈子。即使比较卑微的人也认为学习希腊语是方便的或必要的，希腊语迅速变成东地中海地区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在亚历山大胜利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它就取代了阿拉美语。
<h3>宗教变化</h3>
最初，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中东各民族从希腊借鉴了艺术风格，但征服者从臣民生活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拜或模仿的东西。但是，文化借鉴很快就变成了双行道。特别是，城市底层居民发现，中东的宗教比他们从希腊传统中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更足以解释世界。再也没有人很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对众神的崇拜与公共仪式和全城邦的庆典纠缠不清地联系起来了，地中海沿岸大城市的穷人和卑微者需要一种宗教，它在一个个人不幸的时代抚慰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期盼更美好的前途，如果不在今生，那么就在来世。
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也许仍然更喜欢哲学家的悉心探究，虽然哲学家之间具体情况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认为智慧需要人类克制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分在意，最不应该因为在意而让某些外界的纷繁扰乱了个人的内心平静和自我克制。只要生活不出现严重的危机，那么在一个公共事务掌握在遥远的君主及其臭名昭著的官员手中的时代，这不失为私人生活的良方。但是当灾难降临时，对东地中海的希腊化绅士来说，这意味着残忍的罗马士兵和总督蹂躏他们的家园，征收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税赋，敲诈更多的贿赂和赎金，哲学的慰藉遥不可即，而且冷冰冰，没有效果。在这些情况下，上层阶级也开始感到需要更人性化的、更激情的信仰。
几种融合了希腊和中东因素的宗教满足了这种需要。少数希腊人被仍然保持了全面活力和信念的犹太教所吸引。但是遭人憎恨的、虔诚的犹太人不喜欢希腊的某些习俗——特别是体育比赛中的裸体极大地震惊了犹太人的感情——这使得这两种文化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其他宗教，如密特拉教和塞拉匹斯神（Serapis），都更灵活，使希腊与中东思想和宗教仪式能够紧密结合。因此，甚至在罗马征服急剧改变东地中海的政治秩序之前，全面返回对世界的有神论解释就在希腊人中已经变得很明显了。
<h3>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h3>
中东与希腊文化第二个富有成果的交流出现在天文学领域。几个世纪以来，巴比伦的天文观察者已经积累了精确的观察记录，如彗星，他们还发展了通过球面网格确定天体位置的可行方法。当希腊人发现这些天文观察记录时，他们通过建立天空几何模型而急迫地着手研究巴比伦人的数据。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约卒于公元前230年）提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运转的假设，但是由于星视差太小，利用当时的仪器观察不到，因此，这个观点被放弃了。而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卒于公元前126年）提出的观点则成为此后许多世纪里的标准。他假定恒星和行星都被包含在不同的透明球体中，这些球体以相同的速度围绕地球运转。为了解释行星明显有规律的逆向运动，他假定一个较小的球体表面携带炽热的行星，围绕以地球为中心的球体表面的一点旋转。因此，被观察到的运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运动的总和，这两种运动有时朝着相同的方向进行，有时互相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这个体系具有其优势：任何新的观察结果都可以通过发明另一个球体而被囊括进去，新球体的大小、运行速度和轴心都能被调节，以产生被观察到的现象。
我们过于沉迷于哥白尼的天文学成就，以致也许难以理解人类接受这种天体运动的几何解释的热情。今天，这种复杂的机械论似乎是根本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当时和后来许多世纪里打动每个人的是这个体系的数学精确性，它确实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事实上，确定在天空漫游的光的位置的能力，从而发现自己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的位置（或者他们过去所处的位置），这似乎是整个体系正确性的保证。
希腊化时代天文学的成功由于被应用于占星术而得到了加强。占星术的基本观点是，天空中行星的轨道变化预示着地球上相应的事件的发生。希腊数学与巴比伦天文观察记录结合后，估算任何时间（过去和将来）的行星位置事实上已经变得可能了。由于掌握了这种技巧，预测地球上将来发生的事情就似乎是可能的。假设某人出生时辰行星的位置将影响其终生，所以一次预测将为任何人指点未来。这似乎对当时不懂数学的普通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主要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新兴的占星术就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从互惠的角度看，那些需要正确地从事占星活动的人在此后时代里使数学的天文学保持了活跃状态。在罗马时代，天文学家托勒密（公元2世纪）把希腊的数学天文学编辑成一本书，我们通过它的阿拉伯语译本称之为《天文学大全》。不久，盖伦（约卒于公元200年）为后人编辑了希腊的医学著作，正如欧几里得（约活跃于公元前300年）早已为几何学所做的工作一样。
希腊化文化的其他方面都背离了希腊传统，但是没有走上全新的发展途径。如建筑和雕刻、城市建设规划、堡垒修筑技术等都是如此。文学倾向于学术化——充斥着引经据典——或者矫揉造作，只受到傻乎乎的牧羊人等的欢迎。历史学被贬低为雄辩术的一个分支，而雄辩家对华丽辞藻的偏好超过深刻思想。当然，这种优雅和矫揉造作只吸引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贫穷而粗俗的人在哑剧里找到了类似文学的声音。这是一种大众戏剧，保留了雅典戏剧传统中一些粗俗淫秽的成分。
<h3>罗马的兴起</h3>
随着罗马首先征服马其顿和希腊（公元前146年），接着征服塞琉古亚洲（公元前64年），最后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东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增加了新的重要政治成分。罗马以意大利中部拉丁城邦联盟的领袖身份开始它的政治生涯。随着贵族共和国的建立（公元前509年），伊特拉斯坎国王统治时代结束了。共和国首先致力于维持简朴的拉丁人农业生活方式，以抵制希腊和伊特拉斯坎文明的腐蚀。一个多世纪里，罗马人投身于边界战争和缓慢的扩张领土，但是偶尔也遭受失败，正如当一股抢掠的高卢人进攻并几乎攻陷罗马城时（公元前390年）。此后，扩张开始变得异常迅猛，到公元前265年，亚平宁山脉的意大利南部都被统一于罗马的统治之下。
罗马的成功部分地依靠人数众多、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们严守纪律，由铁石心肠、意志顽强的贵族指挥，这些贵族长期对所见的更文明邻居的奢侈品和腐化生活持怀疑态度。此外，意大利土著各族只是被组织成松散的部落和居住区域，有时有明显的城市中心，有时没有。没有顽固的地方自治阻碍罗马人加紧对这些民族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权，特别是由于他们已经熟悉在当地政治制度范围之内的联盟。因此，在一个城邦政府领导下，统一意大利就可能不会有太多困难，而希腊人内部不断地争斗，从未力图把地方忠诚与稳定的附属人口联合成更大的政治整体。
罗马的兴起导致罗马与北非的帝国城邦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互相争夺了几个世纪的西西里是双方争夺的第一个目标。在能够打败迦太基之前，罗马不得不建造舰队，第一次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到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被驱赶出西西里。该岛屿变成第一个由罗马特命行政官员或总督治理的行省，每年向罗马交纳税赋。
公元前218～前201年，罗马面临的第二个更严峻的考验来临，迦太基杰出的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到达意大利。罗马力图击败汉尼拔，但是都失败了。在坎尼遭受严重失败（公元前216年）后，罗马人决定避战，但是保留了军队在战场，以便阻止汉尼拔的行动。迦太基人曾经期望被征服的意大利城市和民族发动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的确有少数城市欢迎汉尼拔，把他当作解放者，但是大多数罗马臣民和意大利同盟者都更喜欢罗马主人而不是迦太基主人。因此，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停留12年中从未在战场上遭到失败，但是最终被迫撤退，因为通过煽动北非土著发动反对迦太基主人的叛乱，罗马的机动军队开始向汉尼拔发动反攻。在北非的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友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202年）。他们迫使迦太基接受屈辱性的和平，西班牙从迦太基转入罗马统治之下。从此，罗马人在西地中海再也没有对手了。
长期的战争给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构成罗马军事力量骨干的小农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因此，罗马城邦宪政发展改变了方向。直到与迦太基的战争为止，罗马政府由两个不同的民众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掌权，而第三个民众大会则通过法律。这种模糊的制度被元老院统一起来，元老院是给予官员的行为以真正连续性的机构。国家的所有重大事务，执政官都必须与元老院协商，而且很少违背元老们的建议。旧贵族家族控制了元老院，但是通过选举而当选为重要行政官员的“新人”也可以进入元老院。这在汉尼拔战争之前为平民（拉丁语：plebs）提高了政治重要性。
这场战争改变了罗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汉尼拔战争初期，平民领袖经常遭到失败，罗马被出身旧贵族的将军所挽救。这就导致对平民领袖的不信任。当小农在战争之后也离开土地时，平民出身的政客也失去了政治支持。而将军开始形成最重要的政治领袖集团。他们的权力依靠部下不断增长的个人忠诚。但是元老院暂时仍然掌握着重大权力，因为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执政官才能被任命为将军（拉丁语：imperator），拥有合法调集军队和进行战争的权力。政治生涯最终依赖取得元老院好感，以便取得军事指挥权的能力，其次就是收买士兵，以便强迫执政官和国内的元老们为己所用，以便提高将军的政治生命力。军队指挥官、士兵、元老院也常常都认为，把军队布置在远离国内的地方去忙于战事是件好事。因此，罗马开始经常发动战争，而且很少有正当理由，更多是因为国内的困难，而不是因为来自国外的危险。
<h3>共和国的解体</h3>
罗马与东方的战争接踵而至；但是半个世纪里，元老们放弃了对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的直接政治控制，当马其顿（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过3次）被划归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最后一次被外国征服者“解放”时，这种政策于公元前146年放弃。罗马总督、士兵和税吏很快就熟悉了希腊化世界的精致和奢侈。随着抢掠而得的新财富，新的风尚也来到了罗马。与此同时，罗马社会贫富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悬殊变化，这类似于3个世纪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希腊的危机。
指挥着越来越多职业化士兵的将领之间的内战加快了军事独裁降临罗马国家的步伐。高卢的征服者、罗马下层阶级的领袖尤利乌斯·恺撒（卒于公元前44年）是第一个短暂地攫取并掌握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人。他改组罗马政府的意图招致了元老们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他是专制君主和篡位者，因此，把他刺杀在元老院的楼梯上。但是他们为了恢复共和国的行为只是将罗马世界推进了另一轮内战，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从内战中脱颖而出（公元前30年）。
由于赢得了地中海无可争议的霸权，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开始借用政敌的口号，宣称已经“恢复了共和国”。他的确恢复了共和国的形式，甚至把一些行省的管理权交给元老院。但是奥古斯都小心翼翼地把军事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有效地幕后控制选举，限制元老院的咨议权。但共和国政府形式没有被完全放弃，不过仅仅是因为皇帝（来自拉丁语“imperator”）力图避免伤害元老院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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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者的托词使国家权力从一个皇帝转移到另一个皇帝变得非常尴尬。世袭原则是对共和理论的践踏，因为共和理论坚持自由选举政治领袖。但是，在位皇帝指定继承人的习惯通常运行良好，因为所有人都害怕爆发内战。因此，奥古斯都胜利后的200多年里，罗马世界内部保持了和平，除了一个灾难性的年头（公元69年），不同军队的士兵提出了3个皇位继承人，并在帝国腹地发生了皇位继承争夺战争。边境战争持续进行，例如，奥古斯都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皇帝克劳迪乌斯（公元41～54年在位）开始征服不列颠；图密善（公元81～96年在位）占领了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日耳曼人的土地；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征服了达契亚（现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两次激烈叛乱也使罗马军队前往镇压（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对东方帕提亚的大小战争、对北方日耳曼人的战争，都使罗马军队避免了懒惰。但是这些战争对罗马帝国内部影响很小，帝国内部普遍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和平和稳定。
<h3>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化</h3>
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罗马帝国经历了大量希腊文明西传到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过程。的确，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成为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正是披上拉丁语外衣的希腊化文化扎根于西方各行省之中。雕塑家学会了同时代的希腊化雕塑的各种技巧，但是罗马强调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这赋予罗马雕塑自身的特点。同样，在文学方面，卢克莱修（卒于公元前55年）、西塞罗 （卒于公元前43年）、维吉尔（卒于公元前19年）——只列举最杰出的——把拉丁语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表现希腊哲学、修辞学和诗学的语言。但是拉丁语从未变成希腊语。因此，拉丁文学和思想一直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即使当它们忠实地模仿希腊或受到希腊样板的启发时。
在帝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帝国的各个行省被组织成一系列城邦，每个行省都拥有当地的公共组织制度、建筑和政府程序，这些曾经构成希腊和早期罗马生活存在的基础。在长期的罗马和平中，行省城市权力多被当地地主所控制。他们在文明精致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农民不仅耕种土地，而且向地主交纳地租。高雅风度和一定程度的自满及文化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相对少数的人了解或创造伟大的地中海世界高水平的希腊—罗马文化，这些文化受到少数人的喜爱，他们的安全依赖于守卫边境、服从遥远甚至从未见过的皇帝命令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确令人吃惊，非军事化的地主阶级的社会特权地位没有遭到挑战，直到公元193年，内战和蛮族入侵开始给帝国带来严重威胁。
起初，罗马帝国统治使大多数地方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从程度上看，跨越旧管辖边界的商业区更加重要，管理这种事务的新法律制度就变得必要了。罗马行政官员在使法律原则精细化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些法律原则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当皇帝卡拉卡拉企图向更多的人口征税时，他宣布每个自由人都必须算作罗马公民（公元212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法变成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法律。
这套法律制度的中心概念是人类关系必须由契约加以约束，这种契约自由地订立，在法庭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个基本观念是任何形式的财产必须有唯一的、明确的所有者，他拥有订立这种契约处理这些财产的全权。这显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一个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动取决于他所订立的契约的社会而制定的。第三个原则宣称，政治权威可以任意地制定新法律。这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能够随着时间持续发展，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
罗马法的效率和灵活性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经济整体，无论公元193年罗马和平被破坏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欧洲许多地区的习惯法后来取得了司法管辖权，但是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法的原则就能够而且的确被复兴。这极大地促进了后来的商业复兴，是罗马帝国留给现代最持久的遗产之一。
<h3>基督教</h3>
在公元纪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希腊文化表面下的罗马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罗马与它兴起之前就已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中东、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继续快速地进行。随着迅速发展的官僚机构、税吏、法律制度、驿站和常备军，罗马向古代中东帝国管理的榜样借鉴了大量经验。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宗教，因为正是在这几个世纪里，基督教——把犹太和希腊因素与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天启联系起来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注定要千百年来主宰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力量。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以及与它竞争的各种为艰难时代提供灵魂救赎的“神秘宗教”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因为从基督教《福音书》中找到安慰的是城市的穷人和贫寒者。
虽然基督教《福音书》用希腊语传授，而且圣保罗（约卒于公元64年）关于原罪与赎罪的一些警句在希腊人中引起了共鸣，但是基督教基本上是中东地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分支。早期基督教徒对“上帝”和灵魂得救的关心、对世界末日的迫切盼望等，都根源于犹太人，新宗教的这些方面比抽象的三位一体或其他希腊特色带有更强烈的情感力量。
对基督教传说的这种分析不应掩盖下列事实：《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简单描述的事件产生了新的巨大吸引力。耶稣及其门徒明确期望上帝尽快地干预人间事务，拥有惩恶扬善的力量。但是当罗马当局在耶路撒冷逮捕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约公元30年），乍一看来，这些期望似乎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不久，当“使徒们”聚集在一个“楼梯间”时，他们突然再次感到“主人”仁慈的存在。这似乎是耶稣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端的绝对证据。怀着重新燃起的巨大希望，他的信徒断定，不久耶稣就将荣耀地重返人间，进行盼望已久的“末日审判”。正如过去所预知的，他们的朋友和主人耶稣的确是“弥赛亚”（救世主），他受上帝之委派，拯救所有遵循其教诲的人，并返身到烈火浓烟之巅，对活着和死去的人进行审判。
这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相反，使徒们兴奋地议论，并力图对每个愿意聆听过去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人进行解释。围绕这个令人兴奋的信息的少数忠实信徒，基督教历史上的广泛结构逐渐形成了——这是一个惊人而震撼世界的过程，类似于此前佛陀、孔夫子或人类任何伟大导师所引起的行为变化。
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的基督教经历不同于其他伟大宗教。从一开始，学识渊博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就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只有少数犹太人承认新的福音。但是圣保罗和其他人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化城市里找到了自愿的听众。那些长期向往救世主但不承认犹太教仪式规则的人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可信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决定，这些皈依者无须服从犹太教的律法。对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信仰基督（一个希腊词语，意思是“涂油膏的人”，等同于希伯来语中的“弥赛亚”）、改变生活的方式就足够了。因此，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教徒在公元66～70年犹太人叛乱中逃离时，东地中海希腊语城市中的基督教团体就完全成了他们与犹太教联系的中介。没有任何伟大的宗教在早期经历如此重大的环境变化，因为希腊人的思想和宗教遗产根本不同于犹太人，但是异教徒皈依者必然带来许多以前的习惯和思想。
特别是，神性与人性归结于一个人是希腊人完全熟悉的观念。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人，又是上帝之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观念，对具有希腊思想和讲希腊语的皈依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性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同样，希腊人的逻辑推理习惯要求“上帝”与“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明确地予以界定，因为圣灵一直下凡并鼓舞基督教徒集会，正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圣灵曾经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显灵一样。三位一体的精微教义就是由此衍生出来。但是在抽象的教条变得非常重要之前，基督教徒觉得需要一部耶稣人间生平的可靠记录。四部《福音书》因此于公元70～100年间编撰而成，每部记载了耶稣的不同言论和事迹。此后不久，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几种先知书也被收集起来，编辑而成《新约》。每周阅读这些神圣典籍和犹太教的《圣经》，并在一起吟唱圣歌，举行宗教仪式上的聚餐，以纪念耶稣与他的门徒的最后晚餐，这些都维持了不断扩大的基督教团体的信仰。
这些团体成员之间自愿互助，特别是在生病或其他异常困难时期，是早期基督教会另一个强大的支撑。尽管罗马统治者的怀疑必然把它看成半秘密社会，因为它宣传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和罗马统治的崩溃，但是基督教会仍然吸引了穷人和一无所有者。
基督教的成功和希腊异教精神基本消失，是希腊文化最终丧失扩张能力的一个标志。但是，到那时为止，亚洲和欧洲各民族已经转化、借鉴并把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改造为自己所用。这个过程的回音延伸到印度甚至远至中国。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考察希腊文化胜利时期这些文明的发展，并从整体上概括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就对蛮族世界的影响。
  
[1]希腊化是一个混乱的术语。我们的词汇“希腊”来自罗马的用法，古代希腊人遇到罗马人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汇。当古代希腊人想称呼全体希腊人时，他们使用“希腊人”这个词。所以，“希腊的”意指或归属于古代希腊人，“希腊主义”常常被用作他们的文明的简称。但是，“希腊化”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变成古代希腊的，“希腊化的”意味着相似的，但不是真正地等同于他们。

第十章 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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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文明从发源地爱琴海走出，并变成一种有教养的存在模式时，旧大陆的其他文明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马其顿和罗马的征服对希腊化世界和罗马边界之外的地区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印度。与此同时，第一个真正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在蒙古兴起，它促使草原上大范围的人口迁徙。后果是欧亚大陆文明民族与半文明民族之间发生了比以前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尽管各大文明中心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保守主义，但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新的频繁联系，的确刺激了交通要道地区各民族的非凡创造性，特别是在宗教方面。
<h3>印度的孔雀帝国</h3>
当亚历山大率领军队侵入印度河流域时（公元前327年），恒河流域大多数地区已经统一在摩羯陀王国之下。通过分化当地的防御和结盟，马其顿人对北印度的入侵也许为摩羯陀国王旃陀罗笈多·马赫亚（约公元前321～前297年在位）奠定了基础。在他孙子阿育王（约公元前274～前236年在位）统治下，印度中部和南部（除了极其南端部分外）也被并入孔雀帝国的版图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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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波斯和希腊化王国榜样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孔雀帝国的雕刻艺术可能是工匠从兴都库什山之外地区引进而来。旃陀罗笈多的宫殿外表与波斯帝国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非常相像。阿育王在帝国境内许多地方矗立的著名石柱，似乎也受到波斯王室在贝希斯敦悬崖上雕刻的铭文的启发。甚至马赫亚的普世帝国观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都归功于波斯和马其顿榜样。
但是年轻时候沉迷于战争和征服的阿育王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把余生献给了精神征服。他派遣佛教僧侣到王国各地以及国外传播佛教。他还修建了几座神龛，以存放佛陀的舍利。佛教似乎将扫除此前的所有宗教，但是官方的资助、香客朝圣、布施和其他虔诚戒律，都不能克服宗教的固有弱点。尽管此举具有创造性，但事实仍然是，佛教只能为和尚尼姑提供全面的生活方式。为了诸如出生、婚礼、葬礼的适当仪式，更别提人类生活中其他较小的危机，过着普通生活的常人仍然被迫求助婆罗门。
阿育王死后，他的帝国立即陷入分裂混战状态。从中亚穿越山口的新一轮入侵者蜂拥而至：希腊人、沙加人（Shakas）、贵霜人和帕提亚人。这些入侵都与草原上的战争和人口迁徙有关，新近统一的中国和内外蒙古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促进了草原地区的战争和人口迁徙。
<h3>中国的统一</h3>
草原各民族普遍的动荡发轫于中国统一。这是秦国统治者的活动。公元前221年，他的军队长期进行抵抗草原民族的边境战争，完成了推翻中国境内对手的任务，他自称是新王朝秦的“第一个皇帝”（始皇帝）。新皇帝利用自己的权势急剧而残酷地重组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国家被划分为郡、县，这种制度延续到现代。他颁布了统一的文字，但是这个措施很快便阻碍并使更早的书籍或多或少变得不可靠了。他完成了长城的修建，以抵御游牧民族，还在中国境内建立了高效率的驿道系统，以便他的军队能够快速地调集到任何遭到威胁的边境或叛乱的郡县。
这个伟大的专制者和征服者残酷无情地践踏传统文化，扫除任何限制他权力的障碍。这意味着与孔子的思想直接发生冲突，因为儒家思想力图使皇帝按照传统礼仪治理国家。因此，秦始皇禁止儒家学说，下令焚毁所有儒家书籍，每种书籍只保留一册，保存在帝国档案室里。这个法令使秦始皇遭到后世儒生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他大规模调集中原地区劳力为国家服徭役，这引起了普遍不满，当这个伟大的征服者于公元前210年去世时，他的继位人不能维持父皇的权力。新的内战爆发了，直到公元前202年方告结束，汉朝建立者取得了对中国的霸权。除了短暂的篡位（公元9～22年）外，直到公元220年，他的后代一直占据着皇位。
历代西汉皇帝都实行与中国社会支配力量——地主阶级联合的政策。这些地主家庭子弟接受儒家模式为主的教育，被招募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之中。这建立了官员与地主之间的普遍和谐关系。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压迫农民和社会其他底层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围绕这些问题的知识争论减少，而这种争论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秦始皇被认为是法家，法家强调国家权力高于一切，但汉朝皇帝很快便把儒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他的学派都被压制，更多地通过官方的否定，而不是通过知识界的否定，直到帝制中国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一的观点为止。
<h3>中亚的政府</h3>
早在中国的稳定局面发挥作用之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就在少数民族中显示出来了。秦始皇不失时机地采取了进攻政策，穿过戈壁沙漠把内蒙古的许多部落驱逐到外蒙古草原各地。这些避难者成为草原蛮族部落联盟的核心，中国称该部落联盟为匈奴，它很快就变成可怕的力量，军队人数甚至可与统一的中国相比。例如，汉高祖在一次打击匈奴的战争中差点儿丧生（公元前200年）。这次屈辱的经历之后，他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向匈奴联盟首领交纳贡物，承认他们恢复对内蒙古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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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匈奴开始扩大对西边草原的控制。他们为此打败并驱赶了各种说伊朗语的民族，迫使他们向西南部撤退，在那里打败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这是一个有趣而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家，兴起于正在衰落的塞琉古王国与孔雀帝国之间的地区，位于远离其他希腊化王国的东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后，连续不断的入侵者穿越喜马拉雅山，征服北印度，在中亚、西亚的绿洲和草原地区建立了一个更稳定的政权。公元前102年，中国军队向西挺进，建立了“天子”对远至阿姆河流域的霸权。不久（具体时间有争议），相当强大的贵霜王国在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土地上，即现代阿富汗地区建立了，其版图跨过山脉延伸到现代巴基斯坦。贵霜人是被匈奴从中国西部驱逐出来的伊朗语部落的后裔。再往西，来自草原的另一个伊朗语部落帕提亚人也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公元前171年持续存在到公元226年。
<h3>战争和贸易的变化</h3>
由于骑兵战术的重大发展，中亚的文明国家才能变得普遍稳定。公元前100年前，帕提亚人发现，通过用苜蓿特别是种植后收割的苜蓿，喂养马匹，他们能够喂养出比以前所知的瘦弱的草原马匹更高大、强壮和漂亮的马匹。这种马匹能够负载更沉重的武器装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马匹能够使草原轻骑兵的箭矢失去杀伤力。事实上，一群这样的重装骑兵能够以箭还箭，当草原骑兵箭囊中的箭矢用光了时，重装骑兵就能把他们赶出战场，并在他们的撤退途中发动袭击。但是，瘦小的马匹很少能够承载全副武装的骑兵。结果，文明社会的重装骑兵与草原游牧民族轻骑兵之间陷入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对方的环境中占据优势。高大马匹在荒凉草原上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而在农耕地区，没有武装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与新式重装骑兵相抗衡。
能够供养大型马的农耕地区因此具有了抵御游牧骑兵的可能性——当种植苜蓿所需要的灌溉农田缺少时，它们能够食用干草和谷物。但成本是高昂的，因为马匹和武器装备都很昂贵，更别提还需要有效使用这些装备和训练有素的职业作战人员。另一个困难是，为了让个别战斗人员集中足够的收入，购买和维持这些昂贵的装备，地方的惯例经常被改变。通常这意味着一个村庄甚至几个村庄臣服于一名强大的武士。但是当真正可怕的武士阶层在乡村形成时，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贯彻执行，除非能够取得这个军事阶层的同意。因为君主、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后悔这种转变的原因，农耕社会没有迅速接受这种新式重装骑兵战术，除了经常容易遭受来自草原，即伊朗和中亚骑兵劫掠的地区外。
但是，抵御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屏障使得农耕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组织的贸易路线方面进行合作，这条贸易路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由专职官员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向过境的骆驼商队征收沉重关税。中国丝绸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向西运输到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而返程时运回各种商品——金属、玻璃和大量钱币。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红海贸易的希腊语船长们发现了如何利用印度洋季风从亚丁海峡一直到达印度南部。不久，同样的航线就被开辟到孟加拉湾，把印度东部与马来亚连接起来了。经过卡拉地峡的快捷陆上运输线使航海者与航行于东南亚沿岸的中国船只联系起来。因此，一条海路也终于在基督时代前不久把罗马与中国联系起来了，只有通过马来亚地峡的陆上通道才能打断它们的联系。
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人依靠这些商路谋生：牵骆驼者、水手、商队保镖、商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普通人。他们很少在文字记录中留下多少踪迹。但是我们也许相信，篝火旁和港口小旅馆中的交谈传播着已知世界亚洲各地集市的信息和谣言，从叙利亚到中国，从印度南部到咸海。
<h3>艺术的发展</h3>
旧大陆四大文明都没有因为中国、印度、中东之间的联系和旅行的增加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希腊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中东社会上层，与欧洲蛮族文化发生联系，使地中海欧洲各地进入文明社会，并给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打上独特的烙印。但是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只为希腊—罗马绅士的生活增添了奢华的丝绸服装而已。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因为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而发生重大的改变。像罗马贵族一样，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学者和官员并不受下层商人愚蠢可笑的观念影响。对罗马贵族来说，一种像基督教那样的新宗教迷信不可能动摇对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仰。虽然我们对印度上层婆罗门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也被认为对码头装卸工、骆驼商队的道听途说和各种故事都不感兴趣，码头和商队是希腊、印度和中东文明交流的沃土。
换句话说，旧大陆已经形成的文明继续按照各自以前的方式发展。在中国，从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到秦始皇最后的征服战争（公元前221年）岁月是特别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兴起，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发生辩论，但是汉朝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和平局面后，这些竞争的学术流派或者衰落了，或者被吸收进儒家学说。这个吸收过程也把许多被孔子忽视的东西带进了后代儒家的传统学术之中。通常的过程是把所有新观念当作儒家的寓言或颠倒顺序的文字，以儒家经典解读它们，只有学识渊博、富有天分的学者，才能领会这些寓言和颠倒顺序的文字所隐藏的真理，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破解其中的全部奥秘。就像后人对待基督教《圣经》一样，许多新思想就以这种方法被毫不费力地吸收进儒家体系之中。
由于把历史学开始当作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中国学术进一步提高了水平。伟大的先驱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他编纂了多卷本史学著作，记录他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从盘古开天地到他生活的时代。他围绕下列观念编写中国历史：每个王朝都开始于一个秉承“上天”旨意的特别有德性的统治者，接着，最初的德性逐渐消失，直到“上天”失去耐心，从昏庸的末代统治者手中收回“天命”。他按照这种计划，把中国历史的史料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编纂，以至于它成为后世中国历史著作的标准。
我们对印度文学和知识发展情况了解更少。祭祀技巧的联系、宫廷的优雅、在笈多王朝（约公元320年～535年）得到经典表现的禁欲戒律等，都被认为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当所有日期都不能确定时，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在后面有关章节中讨论印度的思想和文学。
伊朗地区的历史仍然令人着急地模糊不清。塞琉古王国被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主人取代（公元前171年），但这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剧烈的文化后果，至少最初是这样。像塞琉古王国的君主一样，帕提亚君主主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化城市征税，因此，他们相应地普遍倾向希腊文化的世界观。但是，在乡村，琐罗亚斯德教幸存下来了，一种更纯洁的伊朗生活方式保留着。随着萨珊王朝或新波斯帝国在公元226年的建立，这在政治上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艺术对新视觉经验的反应远比文学对与其他学术传统交流的反应敏感得多。这是因为在陌生人和局外人能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它的移植才是必要的。相反，对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用文字表达的文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与希腊雕塑的接触，刺激印度艺术家在很短时期里就完善了他们独特的雕刻风格，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已知印度最早的雕塑来自阿育王时期。不到两个世纪，一种丰富多彩的成熟风格就发展起来了，桑奇（Sanchi）大佛塔的精美雕刻就是充分的证明。艺术史家还在争论印度艺术家究竟借鉴了多少希腊雕刻艺术的问题。但是印度雕刻总体上的自然主义特点，自由地利用地中海装饰风格，印度石匠肯定见识过大量希腊雕塑作品（至少低价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口的仿制品）的机会，都揭示了这两种雕刻传统之间的真实联系。
兴都库什山两侧兴起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利用希腊艺术形式塑造佛教的菩萨。佛教僧侣把这种艺术传播到中亚，并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当这种艺术风格向东传播时，希腊习俗被误解了。精神也变质了：最初作为阿波罗形象的自然主义雕刻结果变成了唤起人们向往来世的风格。希腊—佛教艺术只在汉朝灭亡以后（公元220年）才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早期中国艺术，并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正是用这种间接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地观察希腊艺术风格在亚洲的传播，并随着它们的变化而改变其含义和象征意义。
<h3>新的世界性宗教</h3>
然而，艺术风格的传播不是旧大陆彼此孤立的各个文明开始经常发生联系之后最重要的文化后果。相反，在那些不同文化的人相遇、在集市上打趣的地区，漂泊不定的漫游者和灵魂无归宿者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通过一种非常重要、能够始终吸引后世成千上万人的宗教革新，努力使这个严酷的世界变得宽容。
三种宗教被证明是特别能吸引信徒的。第一种在印度南部，第二种在印度西北部，第三种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希腊语地区。当然，基督教是东地中海城市说希腊语人口的伟大宗教创造。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改革了的印度教兴起于印度南部，而大乘佛教在印度西北部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三个地区都是活跃的长途贸易中心，拥有新兴的大城市，四处漂泊的人聚集在这些大城市里。这三个地区也都是几种不同的旧宗教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场所，这刺激了个别敏感的人按照新的理想、神秘的经历、精细的仪式和逻辑，重新组织宗教信仰。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起源、犹太教与为新宗教提供早期背景的希腊传统的融合。
在印度南部，印度教在公元1世纪取得了更明确的形式，在那个环境里，雅利安人的、达罗毗荼人的、希腊—罗马人的影响相互交织。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因为没有任何先知或传道者故意或有意地改变印度的传统宗教信仰。相反，在整个宗教仪式的创立过程中，与印度各种姓崇拜的许多神祇有关的神话开始围绕两个敌对但又相互补充的神——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统一起来。它们的崇拜者相信，每个神都根据不同人的理解和感受，选择不同的形象显示于人类面前。所以，几乎所有原始宗教或地方特色的崇拜仪式，都能够轻易地附属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仪式之中，因为实际上吸引崇拜者的每个地方神都被神的有效化身实例所显示出来。
但是这种教义把一种新秩序和体系引入了印度教，因为当地方性崇拜仪式被等同于对印度教两个最高神祇之一的崇拜仪式时，崇拜者就能开始分享一个神的更复杂的服务，此前他们只知道该神的某种特殊外观。
新印度教的真正重要特点是：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者相信，这些神祇都是救世主，能够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从现实生活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提升到极乐、完美世界的层次。
轮回仍然是核心教义。天真的人相信，虔诚的行为、为神提供的祭品将保证来生投胎为更高级的种姓。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宣称，在《奥义书》的帮助下，宗教活动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在最高境界中毁灭自我，即使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在这个最高境界中也只是一种表象。因此，通过把形而上与庸俗的迷信结合起来，印度教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所需要的某些教义。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力量非常强大，最终在佛教诞生的土地上取代了佛教。
但是，在这种命运突然降临佛教徒之前，佛教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因为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和草原游牧民族在那里相遇并融合。这个宗教的发展可能发生在贵霜帝国盘踞印度西北部边境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君主迦腻色迦在后世佛教传统中以赞助新宗教的一些最重要神学先驱而著称。此外，根本的改进是对神圣但人格化的、被称为“菩萨”的救世主的信仰。一个菩萨就是一个神灵，虽然它达到了涅槃的神圣境界，但是它拒绝了这种特权，以便帮助其他人得救。与此同时，这些救世主居住在通过祈祷和其他乞求就能达到的天外精神世界里，通过一种精神支持来帮助苦苦挣扎的人类。
这些观念的倡导者称他们的教义为“马赫雅纳”（大乘佛教），意思是“大道”或“大车”，因而区别于“希纳雅纳”（小乘佛教），或“小道”。这种发展必然使佛教远离其创立者（可能）宣扬过的超自然悲观主义和自我解脱理想。相反，通过适当的祈祷和仪式上的祭品，崇拜者希望变成菩萨本身（虽然也许只有无数祭品之后），来世过上与基督教许诺没有什么不同的天国生活。
也许基督教、大乘佛教、新印度教之间的相似性应该归因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可能认为，置身于西亚大型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人们常常远离家乡，混迹于陌生人中，因此，欢迎得救的美好前景。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更别提其他影响较小的宗教，如密特拉教、伊西斯崇拜、西布莉女神（Cybele，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与希腊女神Rhea等同）崇拜和其他宗教——赋予各种背景的人以勇气，使他们能够面对绝望和艰难，因为这些宗教信仰都提供了来世的希望，现实的不公正都将在来世被荣耀地、永恒地予以纠正。此外，这些宗教都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区或共同体。像后放逐时代的犹太教一样，只要哪个地方聚集了少数忠实信徒，那么这个地方就会爆发出被救赎的强烈愿望。由于缺少那种极乐，所以宗教共同体的日常祭拜仪式就为苦难和孤独者提供了有效的慰藉。因此，除了犹太教之外，这些宗教都与城市生活相协调，像此前的宗教一样。由于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不公和苦难，所以这些宗教很可能使文明更容易长期幸存。
<h3>疾病与帝国</h3>
旧大陆各地之间联系加强的另一个后果则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商品、宗教思想和技术不是从一个共同体向另一个共同体传播的唯一内容。致病细菌也可以传播，随着联系的增加，原先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某些地区的传染病开始传播到新地区。在以前没有感染过这种疾病的人口中，致病细菌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死亡率。来自中国和罗马的历史文献都表明，公元1、2世纪，它们都遭到一系列鼠疫的打击。罗马帝国许多地区的确开始出现人口下降，从公元2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人力缺乏变成罗马帝国当局经常面临的难题。因此，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更紧密联系引起的瘟疫，也许是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是一种荒诞的看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残忍的蛮族攻击和国内社会紧张局面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即使罗马和平和汉帝国行政管理都无可挽回地瓦解后，公元1世纪诞生的三大世界宗教——基督教、大乘佛教和改革后的印度教——仍继续蓬勃发展，在后来的动荡岁月里，它们吸引了大量高级文化生活。古代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三大宗教还更鲜活地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了。

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 （公元200～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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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200年，希腊文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希腊哲学家向罗马绅士推荐的礼貌、理智和中庸的生活方式似乎再也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当漫长的罗马和平在公元193年被剧烈地打断时，经过短暂的回复后，公元235～284年又陷入长期内战、蛮族入侵和帝国皇位争夺。与此同时，儒家中国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汉朝最后10年也因为内战和蛮族入侵而变形，公元220年汉朝被推翻，这只是使政治和军事混乱公之于众而已，这种混乱已经把中国分裂为许多互相竞争的地方性割据政权。
但是，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局势则完全不同。从里海到兴都库什山，伊朗贵族的密集军队抵御了草原骑兵的侵袭。他们的高头大马、重盔甲、硬弓以及为了保护作为他们依赖的租税来源的农民，在危急关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的决心，为中东和伊朗文明腹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防御。任何偷袭的草原骑兵都不得不穿越常年设防的乡村，拥有最强大军事技术的武士在乡村地区严阵以待。很少有人进行这种尝试，更少有人重复这么做。
这道屏障背后是安全的，印度和复兴的波斯文明都达到了新的优雅、复杂和宗教能力。特别是印度进入了一直被后世当作“经典的”黄金时代。至于萨珊波斯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就要少得多。残酷的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和异端形式的基督教传说，构成我们所知甚少的萨珊波斯文学和宗教的主要历史基础；当时的艺术作品只是非常残缺不全地保存下来了。但是萨珊波斯对罗马和中亚的影响几乎与印度对东南亚、中国远东的影响一样大。因此，把公元200～600年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力量的领域”似乎是正确的，然后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考察印度和萨珊波斯的成就和影响。所以本章将叙述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下一章将论述萨珊波斯的成就。
<h3>笈多帝国</h3>
公元320年，恒河下游一位精力充沛、名为旃陀罗-笈多的印度国王在一个特别仪式上自行加冕为“普天之王”。这个名字与生活在大约650年前的孔雀帝国创建者的名字完全相同。为了区分这两者，习惯把第一个写成旃陀罗·笈多，而在第二个的名字中间加上连字符。为了名副其实，他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不到一个世纪，他的后继者就把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的印度北部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由此建立的笈多帝国一直存续到公元535年。期间的战争和重大政治暴力活动似乎对印度都不重要。我们只有公元455年左右发生的穿越山区的入侵记录。虽然笈多帝国从未从中恢复统一，但是接着出现的动荡与持续的文化创造并非完全不协调。从表面上看，印度内部的武士传统和宗教灌输把战争的破坏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印度文明以空前的方式走向繁荣，以至于在印度人和外国人的评价中，笈多时代至今仍然是印度历史上的高峰。
虽然王国领土广阔，但是笈多统治者为后世梵文文学传统留下的可以追溯的痕迹很少。因此，我们现有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中国、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其他佛教香客的记载。因此，像印度历史上其他不太突出的时代一样，有关印度这个伟大时代政治、军事、地理和历史事件的精确记载也是缺乏的。当然，政治信息缺乏本身就是强烈厌恶政治的标志，而厌恶政治是笈多帝国兴起之前近千年里印度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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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多帝国历代君主也许完全继承了印度的传统价值观，所以他们希望政治和国家领域保持相对简单。例如，笈多王朝的征服者似乎把允许被征服的统治者（或他们的近亲）继续控制传统领地当作一种政策。在逐渐形成的基础上，笈多帝国的利益能够被居住在附庸国王宫廷的人所充分代表；在国家事务中，尊重礼仪的做法也让笈多帝国皇帝感到心满意足。
笈多帝国也资助复兴的印度教，作为这种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也接受了印度教的法律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统治者处理事务的范围很难统一。相反，印度教主张，《吠陀》是最高权威的源泉，其后依次是解释《吠陀》的经典著作（如婆罗门），圣人的榜样，最后是个人的偏好，即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颁布的法令。
这些观点表现在笈多时代编写而成的《摩奴法典》（Dharma shastras）中。它们从此成为印度教徒生活的基本准则。例如，《摩奴法典》通过详细阐明在许多特定场合不同种姓的行为规范而巩固了种姓制度。它宣称，此生忠实地履行种姓职责，那么这将为灵魂来生投胎高级种姓作准备。在人的一生中，高尚的道德行为最终将允许灵魂永恒地进入物我合一的境界。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的道义责任是遵守自己的种姓传统，参加与生俱来的种姓集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无论这种习惯多么粗陋、简单或非理性。
因此，宗教、法律、神秘的形而上学、粗陋的迷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相强化，并且——这就是我们迄今所知的笈多时代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全部——国家的事务似乎也完全适合同样的习惯。
<h3>梵文学术</h3>
三个组织机构促进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王宫资助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占星家、天文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神庙是可与王宫相媲美的文化创造资助者，为了适度奢侈地敬奉神祇——湿婆神和毗湿奴神，或它们的任何一种化身，维持人类君主雄伟庄严的各种活动也是必需的。第三，在王宫和神庙之后，还有古代的书院，那里积累了大量梵文口头文学，代代相传。
在这些书院里，最重要的关系是圣人与门徒，这些门徒来到圣人身边，专心学习圣人愿意传授的任何传统智慧。背诵《吠陀》和其他经典著作，特别是正确的发音和语法，是这种教育制度的核心。长期以来，对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及对注释的注释大量增加，即使记忆力最好的人也难以记住，因此，组成各种“书院”的专家也只能在梵文学术中彼此分工，各有专攻。
笈多时代梵文复兴充分证明了书院制度的声望和实际重要性。在佛陀时代，梵文已经变成了一种学术语言，婆罗门祭司在宗教仪式中吟诵它们，否则就会被遗忘。早期佛教经典用当时大众语言的文学形式写成，所有这些语言都起源于梵文，但是又与梵文有很大区别，犹如法语和西班牙语之不同于拉丁语一样。同样，孔雀帝国在行政管理中也使用了大量方言。笈多时代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梵文再次成为鲜活的文学语言，最精巧雅致的新作品都用梵文编写。
梵文大肆复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各地方言之间交流困难的加剧。正如日常宗教不同一样，文盲的口语种类增加了，与阿育王统治时期相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必要懂得通用的语言，阿育王时期方言较少，交流的困难比较容易克服。
但是使梵文得以复兴的重要事实是书院制度，任何追求知识的人都能在书院学习梵文。一群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追求同样的知识，并且世代相传。在笈多时代，这群受过教育的人在各个文化活动领域里实际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他们取代了原先把梵文学术当作无助于灵魂得救的包袱的佛教徒。佛教在印度最终失败的一些原因已经在第四章讨论过了。婆罗门梵文学者里随时准备积极地应对此后三四个世纪来自希腊、伊朗世界的外来文化刺激，这是他们能够战胜越来越富有、与世隔绝、遁世的佛教僧侣的另一个原因。
梵文学术视野扩大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天文学和医学领域，希腊对它们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吸收希腊关于天体运行的机械论以及占星术所需的数学知识没有使梵文学术僵化为呆板、异化的模式。相反，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数字表示法的十进制就于公元270年前出现在印度。我们称为“阿拉伯数字”的简便数字表示法与字母文字一起，被认为是人类最杰出的发明之一，而阿拉伯人正确地把它归功于印度。一旦这种数字表示法被发明，那么计算就变得相当容易和快捷。因此，市场事务和理论数学家的抽象思考都被极大地促进。同样，完善的数字表示法传播得非常缓慢。在很长时期里，它仅仅是专业人员的数学玩具，他们也继续使用古老的数字表示法。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才在日常计算中使用，两个世纪后，这种数字表示法传播到欧洲。
<h3>梵文文学</h3>
梵文学术的核心不在自然科学，而在文学和语言学成就。由于拥有古代的、学术的和宗教的语言优势，所以语法学得到了发展。帕尼尼编写了一部经典的梵文语法，但是他的生活时代难以确定。
同样，印度两部伟大英雄史诗的准确文学历史也难以复原，因为经过长期口头流传和加工，它们留给现代学者进行分析的线索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似乎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笈多时代编辑成型。《摩诃婆罗多》是一部长篇史诗，篇幅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3.5倍，它记录了大量事件，但其核心是古代敌对的贵族战车兵联盟之间的英雄战争故事，它们肯定来自非常古老的雅利安时期游吟诗人的歌曲。在某种意义上，背诵这些歌曲变成了婆罗门教仪式的一部分。婆罗门祭司认为，把传统神话中的血腥暴力与各种祈祷文和宗教教学课程混杂在一起是合适的。如果基督教的教父曾经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改编为基督教教义手册，那么效果将是相似的。贯穿主题的故事有时持续几百页。《罗摩衍那》的篇幅较短，编写得也更紧凑。它是英雄罗摩及其妻子悉多的故事，他们在漫长的冒险过程中经历了各种考验和苦难，最终得以团聚。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广为流传，至今仍然家喻户晓。许多故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非常类似希腊戏剧作家利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展开故事情节，或者如莎士比亚利用意大利和古典作家的著作来构思戏剧情节一样。后来印度的全部文学传统都是由此形成。在此期间，这两部史诗形成了迄今仍然可资借鉴的文学结构和讨论的宇宙观。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认定为《摩诃婆罗多》或《罗摩衍那》的作者；显然，两部史诗的文本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笈多时代最终定型。梵文戏剧的历史则不同，因为保留至今的戏剧都附了作者的名字，而且带有为王宫演出而创作的单个人的标记。一些希腊技巧的舞台术语的使用表明，希腊模式对梵文戏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因为梵文戏剧拥有自己的习惯，印度的戏剧作家通常取材于史诗的传统史料。
迦梨陀娑（约公元400～455年）是最著名的梵文戏剧大师。他的剧作被尊为经典，他创作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显示了优雅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有点儿太自觉和矫揉造作，所以强烈地吸引了20世纪西方人的注意力。迦梨陀娑作品的这些方面在他死后由其他宫廷戏剧作家继承和发扬，以致华丽的台词和技巧最终破坏甚至模糊了其含义。
<h3>笈多时代的艺术</h3>
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使我们对笈多时代雕塑艺术的情况难以做出公正的判断。后来穆斯林征服者以偶像崇拜为借口，系统地毁灭了印度北部的神庙。因此，笈多帝国中心地区印度北部保留下来的印度教艺术作品非常稀少。南部少量雕塑虽然可以追溯到笈多时代，但是相当粗糙，不能完全反映雕塑艺术水平。显然，在塑造形态可以互相转换的神的形象时，艺术家遇到了难题，因为印度教大量神祇都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后来的化身有关。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评价，但是这个问题在笈多时代没有被成功地解决。
另一方面，佛教艺术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阿健陀石窟中的绘画的确名不虚传，反映了笈多文化的奢华和细腻特点。少量佛教雕刻作品也幸存下来了，表现了同样的艺术技巧——仅仅带有些许颓废的暗示——那就是阿健陀绘画的特点。
印度宗教从未与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分离。法律著作、两大史诗、纪念性的神庙、宗教仪式上的雕像和其他视觉艺术作品，更别提无法复原的音乐和舞蹈作品，都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处理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确定人类经验的某个关键方面。但是，印度教明确的教义直到笈多时代后的几个世纪，当商羯罗（约公元788～850年）提倡一种僧侣的、卓越的哲学时才被编写，后来穆斯林和基督徒批评印度的传统信仰时，印度教的捍卫者经常引用这种哲学。
笈多时代在许多文化领域取得的完美成就给印度教和梵文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没有给它们注入任何迥异的或新的因素。一般认为，最完美和均衡只有在重大的创新之后才能取得。这是笈多时代作家和学者忠实地进行的工作，他们愉快地保持在前辈规定的范围内，能够以后辈无法超越的方式，完善和改进流传给他们的作品。
<h3>印度文明向东传播</h3>
印度之外的地区也能感受到笈多黄金时代的魅力。印度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是商人和僧侣，而不是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东，或把希腊—罗马文化传播到高卢那样的士兵。在东南亚，印度文明与相邻地区先前存在的文化没有产生很多竞争。因此，这里兴起了更伟大的印度。公元100～600年间，一系列地方性国家和王宫兴起，如缅甸、苏门答腊、爪哇、马来亚、暹罗（泰国）和越南，它们迫切地输入尽可能多的印度文明。
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印度商人和僧侣则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人口都不愿意彻底抛弃他们的传统，甚至当他们情不自禁地被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所吸引时，他们被吸引的首先就是印度圣人长期实践的神秘的禁欲主义技巧。因此，只有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文明世界其他地区扎根和繁荣，尽管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只因当地的野蛮文化和简朴的村社而被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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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神话传说提供了印度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及河流沿岸、崇尚和平的村社共同体的一些信息。典型的情况是，印度商人与酋长家族的女子通婚，利用这种有利地位，他们开始树立对周围村社的文化—政治领导地位，直到最终一个小国家形成。在这种国家中，国王的权力主要依靠巫术观念，这种观念把土地的丰饶与国王人身的潜力紧密联系起来，并且由此创立了一种仪式的石头象征物（即男性生殖器），名为“林伽”。神庙和宫殿都设计为王室居住，不久，比较壮观的“林伽”更全面地表达了这些观念。起初，当地统治者试图模仿印度宫廷生活，尽量奢侈而准确地按照印度风格装饰宫殿。他们甚至从印度进口纪念性雕像和其他宗教仪式所需要的物资。但是公元600年前不久，独立风格的发展，不仅预示了后世豪华的建筑和雕刻，而且证明东南亚宫廷摆脱了他们以前学习的样板。
也许应该强调的是，印度宫廷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的输入对东南亚的芸芸大众影响非常小。更沉重的劳役和税赋也许是村社人口唯一能感觉到的变化。但是当然，罗马人统治的不列颠和高卢乡村人口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根本无法分享主人的希腊化文化。从地理范围看，印度文化扩张到东南亚比希腊文化向西扩张要广阔得多，而且也许可以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口，因为印度模式对世界上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h3>佛教僧侣到达远东</h3>
在印度向东南亚扩张的最初阶段，尽管佛教曾经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该地区最流行的是印度教的宗教思想和仪式，也许因为印度教比佛教对当地的宗教传统更加宽容。印度教从未对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相反，佛教像滚滚洪流，涌入中国，然后从中国于公元200～600年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中国接受佛教构成了与儒家传统和价值观的有意决裂。的确，对于冷静理智、追求现世世界和中庸之道、强调家庭和政治责任的儒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遁世、宣扬禁欲、抛弃所有正常人际关系的印度佛教显得更格格不入的了。也许正是这种截然反差吸引了中国人。因为当汉朝政府开始失去对全国的控制时，蛮族入侵给悲惨的内战增添了新的暴力，儒家先哲们提出的中庸和礼仪建议可能听起来显得空洞，正如希腊哲学的安慰对同期罗马人的耳朵一样。在这样的时代，人们需要更猛烈的灵魂医药。罗马人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中国人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然而，虽然佛教最终在中国得到了大批信徒，但是精通古老儒家学说的名士从未消失，他们对佛教那种颠覆正常生活和政治纪律的教义——至少表面上如此——一直持怀疑态度。
为了获得正确的佛教知识和佛像，许多中国朝圣者旅行到印度，拜谒佛陀生活的场所。其中有些朝圣者带回了汗牛充栋的佛教经典，并着手组织系统的佛经翻译。但是到公元600年，渴望佛教知识的最初阶段已经顺利地结束了。
中国佛教从未密切关注导致印度四分五裂的各个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印度佛教僧侣终生为之献身的复杂的形而上学思辨对中国人也没有吸引力。但是，神秘的顿悟、从世俗社会隐退到爱好思索的共同体的确满足了追求秩序和心灵宁静的人的需要，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传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的佛教很快就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演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印度佛教衰落的轨迹。
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新艺术。希腊和印度因素已经在中亚混合，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佛教艺术为了适应中国环境而迅速进行了调整，到公元600年，一种有效而明确的中国风格已经发展出来了。在接受佛教之前，中国艺术主要是装饰性和几何风格的。佛教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菩萨形象的自然主义描绘，即身着人类服装的神圣救世主。此外，佛教的壁画和雕刻常常试图诉说一个故事，这就要求艺术家暗示人物之间的空间和关系。佛教艺术的这些方面表明了中国艺术传统的极大丰富，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反对佛教本身，它们仍然极其重要。
佛教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具有更深刻的特点。这两个国家先前都不存在值得夸耀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当中国正在迫切地吸收佛教时，它们发现自己处于中国影响范围的最边缘。因此，正是披着佛教外衣的中国文明吸引了朝鲜的国王及其宫廷，公元372～528年，四分五裂的朝鲜各国国王把佛教定为国教。由于更加遥远，所以日本更无准备吸收最近的中国文明模式。但是，公元552年，一个佛教传道僧团到达这个“日出之国”，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从此，日本列岛就加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和半文明）国家之列。
<h3>印度对西方的影响</h3>
印度对文明世界的伊朗和罗马的影响远不如对远东和中亚那么明显。关于印度对欧洲和西亚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问题是缺乏记载。如果伊朗和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禁欲者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任何重要方式的影响，那么他们无法下此结论；从事件的性质看，我们不能指望有过任何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往来于印度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卑微民众有充足的机会交流，被认为是来自印度禁欲者的、令人惊奇的传说故事。的确，我们知道至少有一名印度圣人到过地中海，因为他在雅典当众自焚，由于这个事件太令人兴奋和惊奇，所以被记载下来了。但是那些自称出现了幻觉，并把它解释为遇到了上帝的基督教修道士的记载，就不能被认为印度的偶像崇拜者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基督教禁欲活动与印度圣哲的虔诚是如此相似，埃及、叙利亚早期修道士所包含的圣洁方式也非常类似于古代印度禁欲者的遁世做法。一些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可能从传说或印度禁欲者的实践活动中选择了一些关于如何成为圣徒的有用线索，这似乎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无法证实。
在哲学领域——曾经是希腊异教理性主义的骄傲和奥秘——普罗提努斯（卒于公元270年）引进了新的主题，强调神秘主义，这些类似于长期研习《奥义书》的学生的思想。至少普罗提努斯及其同时代的人都意识到印度哲学的存在，它像希腊传统一样博大精深。
西方人可能一直低估那些隐蔽而有限地影响他们历史的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强调这个事实：印度文明扩张到东南亚，以及它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使人类一半多的人口带有共同的文明色彩。如果亚洲拥有任何把印度与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缅甸、柬埔寨、锡兰各民族联系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它应该归功于古代印度文明，特别是它的宗教。
希腊文化的成就并不更加伟大。

第十二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 （公元200～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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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的狂热宗教信仰和宫廷文化在南亚和东亚赢得皈依者时，在北部欧亚大陆的草原蛮族与农耕世界的边界，武士和军队冲突的刺耳厮杀声此起彼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农耕防御者都被正在推进的蛮族所打败而退避，但是在这条漫长边界线的中部，伊朗挡住了草原民族的进攻。中国则证明了自己历经三个多世纪分裂和混乱之后，吸纳入侵者和重建统一帝国（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从公元378～511年蛮族大入侵中恢复过来。[1]
伊朗人遭遇了更惊险的命运。经过漫长而成功抵御草原蛮族和一系列艰苦但不重要的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的战争后，萨珊波斯帝国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理论武器的效果不亚于他们的（非常普通的）骑兵、弓箭和弯刀。但是在伊朗人的文化认同被伊斯兰世界融合之前，伊朗人抵御草原民族和更文明开化的邻居所取得的军事成功，迫使或诱使西边的罗马人和东边中亚绿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学家习惯称为“中世纪”演变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间，农耕世界北部地区受到两股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大门口持续不断地袭击的草原蛮族，另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组织有效抵御蛮族进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细地考察这些事件的过程将表明，这块跷跷板是如何在农耕世界被暴露的边界上发挥作用的。
<h3>匈奴人和西部草原</h3>
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可以比作漏洞百出的瓶子中的气体分子。任何一个点上的压力都会迅速传遍整个系统。任何从传统草场上迁徙出来的游牧民族集团，要么被毁灭，要么用武力迅速夺取邻居的草场。因此，在几个季节里，草场权利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从草原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一个民族挤压另一个，直到最弱小或组织最不紧密的集团灭亡，或逃入草原北部和西部荒凉的森林地区，或突破南部农耕世界的防御，并且还可能成为农业人口的主人。
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200年前夕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如何引起新一轮民族迁徙浪潮（前文，第152页）。公元350年后不久，同样的部落联盟在蒙古地区再次形成。中国称之为“柔然”。在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战争联盟的势力从满洲里延伸到巴尔喀什湖。随着柔然势力向草原西部一路扩张，草原各部落和民族闻风而逃。
其中一个集团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为“匈奴人”。他们于公元372年出现在南俄，很快打败统治该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哥特人。由于害怕匈奴人，东哥特人说服西哥特人一起进入罗马边境，寻求避难，这些浪游的武士依靠乡村生活，与罗马当局或争斗或结盟。公元410年攻陷罗马城后，西哥特人向西迁徙到西班牙，建立了一个王国，该王国持续到公元711年。几个依靠抢掠为生的日耳曼部落追随西哥特人，其他日耳曼部落则臣服于强大的匈奴人。
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大本营，他们从那里向南到达巴尔干半岛，向西到意大利和高卢地区进行劫掠。但是公元453年，他们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领阿提拉病亡，匈奴部落联盟以比其兴起更快的速度解体了。互相敌对的首领之间的斗争，以及被征服民族的叛乱，几乎一夜之间就毁灭了一度领土广袤的匈奴帝国。
匈奴帝国的推翻并没有给西欧带来任何秩序。一些曾经臣服于匈奴的日耳曼部落向南、向西逃入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北非（汪达尔）、高卢（勃艮第）和意大利（东哥特）建立了一批新王国。与此同时，日耳曼人向不列颠和莱茵兰地区进行了不同且持久的推进。日耳曼语各部落的农民占据了这些新的肥沃土地，此前罗马（主要是凯尔特人）曾经稀疏地占据这些地区。这次农业定居是持久的，漫游的操日耳曼语的武士在这里建立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存在时间比较短暂，类似于中国北方和伊朗东部的蛮族政权。
<h3>东部草原各民族</h3>
匈奴人的突然出现在西欧引发的民族迁徙和政治变化，堪与几乎同时出现在伊朗人东部的鞑靼人（有时被称为“鞑靼匈奴人”或“白匈奴人”）引起的动荡相比。从这个基地出发，鞑靼人劫掠了印度西北部，最终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帝国，像以前贵霜帝国那样，横跨山区。鞑靼人带给印度的混乱使笈多时代和王朝走到了终点。但是不像匈奴人在欧洲那样，入侵者没能在马匹和弓箭所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公元549年，鞑靼人在印度的势力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几乎与此同时，山区北部的游牧部落也最终灭亡了（公元554年）。
这些蛮族国家的根本弱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统治者都力图做两件不相容的事情。一方面，通过从新臣民那里榨取劳役和实物，他们力图享受文明生活的奢侈事物。另一方面，获胜的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想保持他们好战的传统方式和精神。但是征服者越变得文明开化，部落与战争联系的传统就越少。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安逸的生活和恶习逐渐瓦解了蛮族人的活力和作战的效能。
农耕民族通常厌恶蛮族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倾向于欢迎宣称忠于传统和理想的新解放者。在打退蛮族入侵浪潮方面，中国和波斯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公元552年，中国军队联合突厥人打败了柔然联盟，但是突厥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与柔然联盟一样强大的草原帝国。公元572年，新帝国统治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导致突厥联盟分裂为东西两支，互相妒忌，并且各自都被内部争夺所削弱。
随着来自草原的威胁和压力的减少，中国的一个新王朝隋朝扫平了中国北方各蛮族国家，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对周边蛮族的军事和文化优势被迅速地恢复了。
几乎以同样的节奏，类似事件在伊朗东部边境出现。公元554年，萨珊王朝的波斯君主联合突厥人推翻了鞑靼人的帝国。572年开始的东、西突厥内部斗争使萨珊王朝把波斯帝国的边界再次推进到阿姆河，因此，把东部边界与伊朗其他地区重新统一起来了。
<h3>罗马帝国的衰落</h3>
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取得成功。在第一次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和外族入侵的危机（235～284年）中，罗马帝国政府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专制主义。这样的政权不得人心，因为官吏都以暴力或专横的方式行事。此外，士兵的意志反复无常。通常，通过士兵叛乱窃据最高权力的将军可能发现，自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废黜，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不能取悦把他扶上权力宝座的士兵。“经过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有名无实的官员选举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军人篡权的形式上批准而已。
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对罗马政府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他在拜占庭建立了一座新都城，并把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宣布基督教为受到优待的国教。新都城地理位置优越，既利于贸易，又利于防御，因为它比较容易从遥远的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获得物资供应。罗马（经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政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持续存在到1204年。
从君士坦丁时期起，基督教也给予罗马政府重大支持。大多数基督教主教都急切地想与皇帝合作，认为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都是被上帝选择出来统治帝国的。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赤裸裸军事独裁披上合法外衣的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观念。皇帝提奥多修（卒于395年）通过禁止所有其他宗教信仰，把王位与祭坛的联合推向了终极结果，因此，使罗马正式基督教化。
但是这种奉献引起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互不相同。在一个神学理论问题变成大众集会叫喊的时代，各种反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因素迅速地积聚起来，士兵出身的皇帝和世俗政治意识强烈的主教都觉得难以解决教义争端。
西欧大多数日耳曼王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日耳曼国王都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被称为“阿里乌派”的基督教。这使他们在大多数罗马臣民眼里是邪恶的异端。所以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有充足的理由期待，如果他能打败日耳曼各个国王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使当地大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为此，他在西地中海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希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他死后不久，当新的入侵者进犯罗马边界时，他在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占领的土地都被迫放弃了。
<h3>中国和伊朗对蛮族的回应</h3>
中国、伊朗和罗马在6世纪重建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它们应对的蛮族挑战提供了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制度的充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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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传统的帝国组织制度优势，它们形成于汉朝，以应对匈奴带来的蛮族威胁。所以隋朝皇帝及其后继者唐朝（618～907年）皇帝都能够忠实地遵循古代帝国的先例，重建一条有效防御突厥联盟的边界。外交、贡金、由汉族军官控制戍边的蛮族雇佣兵等方法全部派上用场。重建防御体系之后，隋朝组建了高效但残酷无情的官僚制度，它的最大功绩是开通了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经济的大动脉。富庶的南方产品能够通过运河输往北方的帝国都城，都城的官员和士兵一直消费由此不断增加的物资供应。称之为“大运河”可谓名副其实，在它贯通后帝国的首都能紧密地控制长江流域，更大规模地调集物资。所以，经重组的中华帝国比汉朝更加强大，能够为战争或和平事业征调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有组织的帝国力量面前，蛮族入侵很快便变得不再可怕了。
伊朗人面临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与中国不同，它没有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用于加强帝国的中央权力。当然，重装骑兵技术是非常熟悉的。但困难在于建立一套社会制度，在边境附近地区维持足够数量的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骑兵，有效而持久地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帕提亚君主曾经允许（也许鼓励）地主军事阶级的发展，这些地主能够变成重装骑兵，随时准备应付敌情，保卫自己的土地不遭破坏。但是帕提亚君主通常不能对伊朗贵族行使任何有效的中央权力。帕提亚政府似乎偏袒为他们提供物资和现金的城镇。但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没有为国王提供足够的现金，以便国王能够供养一支强大的常备重装骑兵，威慑他的强大臣民。因此，抵御草原侵袭的有效边防的代价是经常发生地方叛乱和不服从指挥，这削弱了帕提亚中央政权的权威。
<h3>萨珊帝国</h3>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21b6.jpg" />
226年，上述这种叛乱者之一阿尔达希尔完全取代了帕提亚政权。阿尔达希尔所属的萨珊家族从此占据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位，直到651年。萨珊国王的权力在这几个世纪里多次出现重大危机，而且并非所有的国王都实行相同的政策。但是阿尔达希尔（226～240年在位）奠定的原则从未被长期放弃。因为这位萨珊国家创立者的权力主要依赖伊朗贵族。他培养波斯帝国的传统意识，特别是支持经过改革的琐罗亚斯德教，并得到后者的支持。诉诸波斯帝国的伟大历史和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具有说服大多数乡村贵族支持萨珊君主的作用，至少在危机时刻。中央权力因而保持了活力，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强大对手。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依赖祭司和贵族家族，包括阿尔达希尔本人的家族，长期珍惜地方传统。但是不同圣地之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教义差异。于是萨珊国王下令建立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准教义《阿维斯塔》（Avesta）。他们还下令琐罗亚斯德的遗产必须通过借鉴希腊、印度作家来加以丰富。虽然经过改革后的教义书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是这种信仰从未在萨珊王国的城市中扎根。然而，贵族似乎足够快乐，因为叛乱、篡位和暗杀国王——这是当时罗马的秩序——在波斯仍然很罕见。换句话说，在萨珊波斯，王位和祭坛缔结了联盟，这几乎早于君士坦丁在罗马境内缔结类似联盟一个世纪。
萨珊经验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教义上的细节，穆斯林征服终结了波斯文化的独立后不久，这种细节就消失了。相反，它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事实：正是官方宗教宣扬的超自然约束力和组织良好的祭司制度，有效地调和了军事地主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因此，许多强大的重装骑兵战斗人员能够保卫土地不受侵犯，与此同时又不会因为不断内战而使文明社会遭到分裂的威胁。在发明新的组织制度形式方面，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此成功。因此，萨珊波斯的例子对拜占庭影响很大，并通过拜占庭而对西欧产生了影响。
<h3>萨珊王朝的宗教</h3>
但是，国王、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之间的联盟并非没有代价。作为帕提亚国王力量源泉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多或少被排除在萨珊王朝事务之外。也许正因如此，萨珊时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宗教活跃时期。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先知摩尼（约215～273年）。萨珊王朝创立者之子和继位人、国王沙普尔一世（240～271年在位）似乎已经优待摩尼，也许是为了平衡他父王时期青睐乡村琐罗亚斯德教、打击主要吸引城市居民的摩尼的新启示的缘故。
摩尼是一个最自觉的先知。他开始清除现有宗教随着时间而在神圣启示中滋生出来的腐败，他认为各地的神圣启示都相同，即使由不同的人所传达，如耶稣、佛陀和琐罗亚斯德。为了防止同样的腐败滋生在自己的启示中，摩尼亲自编写教义，而且特别强调，严禁马虎大意地抄写他的富有鼓动性的经典。因此，摩尼教的经典一直罕见，现代学者无法从仅存的残篇和教义解释（常常由宗教反对者所记载）中重构摩尼的经典。摩尼谨防错讹的做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过分谨慎地建立的教堂和组织的传教事业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由于预见并禁止各种错误和粗俗化，摩尼实际上把他的教义限制在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和严守纪律的精英之中。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是在他生前，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得到广泛承认。但是在国内，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不会友好地对待一个指责他们玷污了琐罗亚斯德创立并流传下来的真理的先知。所以，当沙普尔一世去世（271年）时，摩尼被暴露在愤怒的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面前。结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晚年，他的信徒遭到残酷迫害。这并不能阻止摩尼教保存下来，但是的确使摩尼教徒变成了萨珊政权的敌人。
300年后，一个叫作马兹达克的先知在波斯传播一种更革命性的信仰。对马兹达克的教义来说，强调平等互助似乎是根本的，虽然从他的敌人令人震惊的诋毁（他们指责马兹达克提倡共产共妻）中难以恢复其细节。马兹达克一度得到国王的宽容，但是随着库鲁斯一世（531～579年在位）登上王位，他开始实行残酷镇压一切教派的政策。
正如所发生的事件一样，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宗教运动都没有导致世界性宗教的形成。相反，伊斯兰教入侵伊朗并给萨珊波斯世界带来了一种既适合城市需要又能够威慑乡村的宗教。正因如此，对萨珊王朝的宗教和文化概况了解得不多。但是，如果人们记得虽然摩尼教发端比较晚，但它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认识到中亚绿洲甚至远至中国边境都变成了萨珊文化的偏远据点，那么萨珊文明的力量和影响就能被更好地理解。
艺术也提供了萨珊的伟大成就的某些证明。拜占庭建筑的某些特点似乎起源于萨珊波斯。但遗憾的是，今天残存的土灰色砖柱不能告诉我们萨珊王宫的真实模样。它们的外表可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圆拱顶的内部应该是非常豪华的，因为光滑的砖块曾经使内部墙面熠熠生辉。
<h3>拜占庭帝国</h3>
罗马人从波斯模式中还借鉴了其他东西。例如，王权的象征（王冠和权杖）和宫廷礼仪是由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从波斯借鉴而来，他期望自己的衣着能制造神秘气氛，以便防止各种毁灭了他的许多前辈的悲惨暗杀。最为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之后，罗马人也以重装骑兵作为帝国陆军的主力。没有其他任何军事力量能够既抵御波斯的进攻又抵御蛮族的侵袭。
然而，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适应萨珊的“封建”形式。许多世纪逐渐发展出来的立法原则和实践的完备体系，防止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任何实际改变。因此，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对罗马法的编纂不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它也重申了独特的、从根本上说是城市的古代罗马的连续性。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防御问题，拜占庭皇帝试图保持一支常备军，对皇帝忠心耿耿，随时准备开赴受到威胁的边境或发生叛乱的行省，执行帝国意志。但是单靠税收不足以维持一支武器装备昂贵的重装骑兵。例如，当查士丁尼企图征服早已失去的西地中海各行省时，他只得允许部将贝利萨留私人征调5000名重装骑兵，期望以掳获物和战利品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贝利萨留在意大利漫长的战争（535～549年）就变成了长期残酷无情的抢掠活动，比此前任何蛮族入侵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损失更大。
当国家军队主力拱卫帝国都城时，边境地区就必然危险地暴露在外敌面前。例如，来自多瑙河以东的小股劫掠者就多次袭扰，但都未遭到什么惩罚，因为帝国卫队不能离开君士坦丁堡，追击每支劫掠者。所以，巴尔干半岛腹地处于小股劫掠者的摆布之下。只有少数沿海城市由于城墙坚固仍然是安全的。拜占庭帝国远不如充满活力的萨珊王朝地方防御制度那样保护着与罗马接壤的边境。
在一定程度上，边境遭蛮族劫掠和渗透是帝国城市人口为了继续支配社会而付出的代价。拥有武装的乡村贵族阶级将挑战他们的支配地位，正如随着萨珊帝国建立而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将选择放弃边远而贫瘠的帝国内陆地区，利用少量机动常备军保卫国家的根本，这支军队以波斯方式装备起来，但是依靠税收和抢劫而不是分封的土地来维持。
<h3>异端和东正教</h3>
在罗马帝国后期和拜占庭早期社会中，基督教城市的、在一定程度上民主的特点表现并坚持下来了，正如萨珊波斯贵族的琐罗亚斯德教强化了军事上更成功的伊朗政权的乡村优势一样。因此，在拒绝完全照搬萨珊军事模式方面，拜占庭表明了海洋帝国与纯大陆帝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差异。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组织和教义的更加明确化也加强了这两个敌对帝国之间的差异。
即使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就已经试图把基督教教义编写成统一而连贯的形式。奥列金是伟大的先驱（约卒于254年），当他力求说出最真实的情况时，他不可避免地依赖希腊哲学的词汇。从此，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争论均以哲学的甚至极其抽象的希腊语来表述。官方迫害的压力一解除（312年），基督徒之间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教义争端。北非的多纳特派和埃及的阿里乌派引起了君士坦丁本人的注意；当抗议不能带来敌对神学家之间的和解时，皇帝于325年在尼西亚召集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主教会议。阿里乌派关于“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关系的教义在会上遭到谴责，一个简短的信条被宣布为正统教义。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服阿里乌派基督徒。后来召集处理其他异端教派的主教会议只在确立更精确教义、将那些仍然思考有争议的教义观点的人驱逐出教会方面取得了成功。
基督教徒内部重大而持久的教义分裂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和文化界线是一致的。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和西亚的叙利亚教会在世俗和民族以及神学问题方面都对君士坦丁堡的规则表示不满。不满情绪非常普遍，以致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和叙利亚时，他们常常被受压迫的异端当作摆脱枷锁的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希腊与拉丁语基督徒的关系更为复杂。罗马是教皇即罗马主教的驻扎地。传统认为罗马的教会是由使徒彼得建立的。教皇因此自认为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要求取得整个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其根据是耶稣曾经特别指定彼得为第一使徒。基督教世界的其他重要主教区都反对教皇的这个要求，宁愿依靠全体主教会议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查尔西顿公会议（451年）接受教皇“大利奥”的三位一体教义（因此，谴责埃及和叙利亚流行的“多神”观）时，有关教会管理机构的两种理论之间的直接冲突被推迟了，当然不是被消除了。
围绕教义和教会纪律的争论偶然产生了大量辩论和注释著作，加上对《圣经》的许多注解，少数甚至变成思辨性的神学。这种作品大多数用希腊文写成，它们对正统和互相对立的异端作了明确的界定。在拉丁语世界，教父的作用与此不同，因为他们更注重使拉丁语读者能够获得基督教的真理和基本文献，而更少关注驳斥异端。例如，圣杰罗姆（卒于420年）把《圣经》全文翻译成拉丁语——所谓粗俗拉丁文本，成为后世拉丁语基督徒的标准版本。与他同时代的、希波城的圣奥古斯丁（约卒于430年）创作了一系列布道书、《圣经》注释和护教著作。他最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勾勒了基督教的整体历史，从世界的创造到末日审判，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他的《忏悔录》是他皈依基督教的生动自传，末尾还对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进行了富有哲理的探讨。总而言之，奥古斯丁的著作为后来的拉丁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复杂的哲学阐述，为它涂上了独特的柏拉图哲学的色彩。
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和接踵而至的动荡（378～511年），拉丁西方的城市中心被破坏了，修道院变成最活跃的基督教虔诚信仰、教育和文化中心。最早的基督教修士走进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曾经在那里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成圣。教会管理者很快就觉得需要管理和控制一些修士的极端修道行为。在教会的希腊语地区，圣巴塞尔（约卒于379年）制定的修道行为规则被后世广泛采用。当纳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约529年）根据在卡西诺山修道院担任院长的亲身经历而制定的《规则》管理修道士生活时，拉丁修道院制度最后定型。巴塞尔和本尼迪克的规则都把祈祷和礼拜当作修道的核心。体力劳动、阅读和其他活动都服从于——至少在原则上——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主旨。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野蛮的时代，虔诚地侍奉上帝的修士团体是暴风雨中宁静的孤岛。特别是在拉丁西方，修道院变成了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里保存了最低限度的知识文化的重要机构。
随着罗马帝国西部政府，即帝国的拉丁语各行省的衰落，教会必然采取独立的态度面对世俗政权，世俗政权更像赤裸裸的、毁灭性的掠夺者。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把最强大的日耳曼王国正式置于教皇的基督教范围之内；但克洛维及其后继者的行为只是轻微地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影响。查士丁尼的漫长征服战争给意大利造成了贫穷和政治混乱，削弱了教皇的权威，使他无法在罗马城之外行使任何权力。相反，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仍然与帝国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希腊语教会像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样运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牧首勇敢地宣布帝国的法令为异端。
一个内部分裂为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教会的基督教共同体在抵御伊斯兰教的进攻方面，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由于来自南面的阿拉伯征服正好与来自北面再次发生的进攻遥相呼应，北面草原游牧民族再次全体迁徙，穿越基督教世界防御薄弱的边界，引起了局势动荡。
伊斯兰教扩张引起的世界均衡变化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但是这种梦想一直持续着。例如，在西欧，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于1806年宣布退位，而采用了更准确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在巴尔干半岛，讲希腊语的罗马皇帝从君士坦丁的“新罗马”连续统治到1204年。公元565年后，这些罗马皇帝一般被称为“拜占庭的”，但是他们都自称“罗马人的”，最后一位拥有这个称号的皇帝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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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年，一支阿拉伯军队打败了罗马（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守军，永久性地清除了罗马在这两个行省的势力。不久，其他阿拉伯远征军队攻占了美索不达米亚（641年）和埃及（642年）。到651年，伊朗也被兼并进由这些胜利而刚刚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的版图。先知穆罕默德（卒于632年）允诺的新宗教启示狂热激发了这些非凡的胜利。更为突出的事实是，穆罕默德激发的宗教信仰使残酷的阿拉伯征服者及其后人能够把一种新兴的、独特的伊斯兰文明嫁接在中东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多样的且经常互相对立的、在文明之初就达到繁荣的文化之上。
<h3>穆罕默德的生平</h3>
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分裂成许多好战的部落，有些部落过着游牧生活，有些在绿洲中过定居农业生活，或者在城市里从事贸易活动。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曾经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但是穆罕默德的出生地麦加仍然是异教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穆罕默德也许跟随运输货物的骆驼商队到过巴勒斯坦边境一带的城市。大约40岁左右，他开始陷入精神恍惚，并听到奇异的声音，他立即认为这是天使加百列附体，指示他服从安拉的意志。在这些经历的促使下，穆罕默德开始宣传安拉的唯一性和全知全能、末日审判的即将来临、服从安拉意志的必要性等。他将自己的思想称之为“伊斯兰”，意即“服从”安拉。每天祈祷5次，交纳天课，一生至少到麦加朝圣1次，戒食酒和猪肉，每年斋戒一个月，从日出到日落，这些就是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履行的主要义务。这位先知揭示说，服从安拉将获得死后进入天堂的报答，偶像崇拜者和其他邪恶者将注定要永远遭受痛苦的煎熬。末日审判时身体复活是穆罕默德非常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教义。
最初，先知设想犹太人和基督徒将承认他的教义是上帝旨意最后、最完美的表述。穆罕默德相信，因为安拉是曾经与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及其他所有希伯来先知对过话的同一个神祇。由于安拉不能自相矛盾，所以穆罕默德自己的启示与更古老的宗教教义的差异，完全归咎于人类在保留真正的神圣信息方面所犯的错误。
少数麦加人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启示，但是大多数人拒绝放弃被穆罕默德斥责为偶像崇拜的传统信仰。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这个被分裂所折磨的绿洲城市的一个派系邀请他前往，期望他以局外人的身份调解他们的争端。从此，穆罕默德变成了一个政治领袖和立法者。在麦地那，穆罕默德首次直接接触犹太人，但是后者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因此，穆罕默德驱逐了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追随者。不久，穆罕默德征服了另一个犹太人居住的绿洲，这次他让居民占有土地，前提是他们以人头税形式交纳贡金。这些初次相遇者非常重要，因为在确立穆斯林统治者与他们的犹太教（后来包括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他们无疑是先例。
在麦地那时，穆罕默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皈依者。因此，信徒团体很快便感到在狭小的麦地那绿洲内维持生计的压力。明显的解决方法是抢劫麦加人的骆驼商队。第一次抢劫获得了成功；不久其他抢劫活动继续，直到麦加的抵抗瓦解为止。穆罕默德胜利地返回麦加，然后继续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统一阿拉伯半岛，部分地通过战争，但是主要通过外交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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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统一几乎要完成时，穆罕默德去世（632年），没有留下儿子。他的老朋友和亲密追随者阿布·伯克尔被推举为哈里发（即“继承人”），领导穆斯林团体。他很快就不得不面临阿拉伯酋长们普遍解除效忠关系的局面，这些酋长们觉得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并不要求他们效忠整个穆斯林团体。但是当战争来临时，穆罕默德最核心的坚定皈依者的狂热和信仰再次盛行。阿拉伯各部落酋长再次被迫在新信仰的旗帜下统一起来。这次危机刚刚度过，阿布·伯克尔就去世了（634年）。领导权传给了欧麦尔（哈里发，634～644年）。欧麦尔不仅虔诚，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将军和行政管理者。
<h3>阿拉伯的征服和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h3>
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拉开了阿拉伯一系列征服战争的序幕，这些征服把整个古代中东（除小亚细亚外）、印度河流域下游沙漠地区（到715年）、北非甚至西班牙（711～715年）都置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没有军事变化能解释这些胜利。阿拉伯军队既不人数众多，装备也不特别，但是真主与他们同在、战死疆场的人将在天堂过上快乐生活的信仰，以及欧麦尔杰出的领导才能，足以使阿拉伯人比对手占有优势。
但是，715年之后，轻松的胜利不再了。拜占庭的城市抵御了强大而漫长的围攻（717～718年）。这个重大失败可与中亚一系列边界冲突的失败相比，到715年，突厥军队把穆斯林赶出了伊朗东部。不久，法兰克人在高卢中部的都尔战役中击退了穆斯林军队的进攻（732年）。
这些军事失败，加上最初的宗教狂热和信仰的必然消退，给穆斯林团体内部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在第一、二代人时，阿拉伯武士多少还与被征服者隔绝。欧麦尔建立了特别的驻军城市，阿拉伯人在部落首领的管辖下定居于这些城市。每个武士获得来自租税的一份军饷，租税大致按照传统的罗马和波斯官僚机构的方法征收。这套制度起初运行良好，甚至当伊斯兰教团体从最初领导人传到能力稍逊的人手中之后，它仍然有效地运行。
644年，当欧麦尔被暗杀时，它第一次面临着考验。倭马亚家族的一个部落首领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直至750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作为都城。倭马亚哈里发的权力取决于他们在扮演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时能否精心保持平衡。首先，哈里发必须平衡阿拉伯各个酋长、部落之间的关系，以防他们互相敌对。其次，他还必须掌管从罗马和波斯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并利用它向大多数人口征税。第三，哈里发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充当穆斯林团体的宗教领袖。
在这三种角色中，倭马亚家族没有充分扮演好的角色是第三种。那些力图了解安拉意志并严格践行的严肃而虔诚的人不满于倭马亚王朝带来的前景。只要军事成功不断持续下去，那么这种不满就不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但是715年后，当穆斯林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失败打击时，一些虔诚的反对派要求胜任的、由安拉选择的哈里发，这就变成了一件严肃的事情。
作为大量人口的管理者，倭马亚王朝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许多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追随者发现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法律精确、在现实中大获成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原则上说，这些皈依者加入信徒行列是受欢迎的。但是当皈依意味着免除税赋——正如最初的事情那样——那么宗教的成功则意味着严重的财政拮据。此外，穆斯林团体仍然按照部落来组织，部落不能也不会欢迎众多外来人加入自己的行列。阿拉伯人公然不顾穆罕默德启示中的命令，轻蔑地看待新近皈依的人，也不把他们当作伊斯兰教团体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员。
744年，有争议的继位引发了内战，上述各种紧张关系都达到顶峰。内战以倭马亚王朝（除了倭马亚家族一个后裔在西班牙声称拥有权力）被推翻结束。当一个叫作“阿拔斯”的阿拉伯家族获胜，并把都城建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时，阿拉伯驻军的特权地位也被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支柱是波斯的皈依者。因此，毫不奇怪，从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的政策就带有强烈的萨珊波斯前辈的风格。以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部落集团解体了，因为部落驻军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时期那样从部落酋长那里获得报酬。在阿拉伯人区域，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保留着，因此，部落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帝国的农耕地区，阿拉伯人与其他人口融合起来，他们通常是地主，或享有其他特权地位，但是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部落身份和纪律。而熟悉的帝国模式取代了所有的行政管理，伊朗和突厥或其他雇佣兵则越来越成为了哈里发军事力量的核心。
这些与非常古老的帝国先驱大相径庭的做法满足了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的需要，他们现在像其他地方的每个人一样，是遥不可及的哈里发的臣民。但是这些变化根本无法满足虔诚的穆斯林的要求，他们热衷于探究安拉的意志究竟有什么特殊性。阿拔斯王朝政治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对后世伊斯兰教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前朝把宗教权威与军事和政治领袖地位联系起来不同，阿拔斯王朝把具有宗教意义的所有事务的管辖权悄悄地转移给拥有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他们被统称为“乌里玛”（ulema）。
<h3>穆斯林的经典和神圣律法</h3>
乌里玛集团很快便发展起来了。那些在行动中遇到问题的虔诚穆斯林希望知道真主对这些事情进展的指示。获悉真主意志的方法是从先知的言行中寻找先例。但是普通人不熟悉先知的这些言行，不得不求教于专家。随着先知的第一代同伴去世，先知的言行需要系统地学习。麦地那相当自然地成为研究穆罕默德生平详细情况的首选之地。先知去世几年后，他受神启的言论都按照顺序被收集起来。由此获得的手稿即《古兰经》，从此成为穆斯林宗教权威的最大宝藏。
《古兰经》没有提供直接指导的许多事情也不得不设法解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拥有渊博的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首先汇报从先知伙伴那里流传下来的有关穆罕默德的日常言行——真实的或虚构的。当这个方法失败了，那么与穆罕默德联系紧密的人的行为将会有帮助。当这些“传统”也不能对这种事情做出评判时，那么乌里玛就只好利用相似的言行来解决疑难。如果相似的言行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指导，那么他们就只能依靠虔诚信徒的建议，他们认为安拉不会允许整个团体都错，无论个人的判断可能多么荒谬。
通过利用这些方法，伊斯兰教学者迅速编订了一套精细的法律制度，并认为它表达了安拉的意志。当然，这些神圣律法是不可更改的，因为安拉不变。它也是相当详细而特别的，因为所有努力的目标是毫不含糊地解释在特定情况下安拉所希望的人们的行为。所以伊斯兰教神圣法律后来被证明是穆斯林社会背负的一个沉重包袱，因为它既不能废除也不能修改。
然而，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神圣律法犹如新铸的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对人们来说，安拉的意志似乎在那里已经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了，它有利于信徒完全遵循那明确而肯定的条款。这并不难做到，因为学者尊重《古兰经》和“传统”的准确知识、神圣律法的细节，他们住在每个较大的城市里，随时准备审理任何涉及道德良心的案件。许多影响私人和个体生活的事务的控制权，因此被转移给这些宗教专家。虔诚的穆斯林因此能够感到真正发生作用的每件事情都是由最明智的人控制。与之相比，谁碰巧掌握中央政府、征税、驻守边疆、享受宫廷生活的奢华等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由令人尊敬、只虔诚地服从安拉的先知继承者领导的完全神圣的团体的早期理想，被大多数穆斯林有些不情愿地放弃了。但没有全部被放弃。一些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坚持最初的观点，因而变成异端。其中许多人坚持认为，只有先知的女婿阿里才是信徒团体的合法首领。当阿里的直系在第12代绝嗣时，一些人争辩说，先知的真正继承人已经退出了这个不可救药的邪恶世界，但是将来会返回，以强大的威力向那些背叛了真理、对安拉命令阳奉阴违的人复仇。极端教派分裂为众多小派别。其中有些派别特别不容忍阿拔斯王朝，或者任何的确缺乏他们那种坚决不妥协理想的合法的权威。这些集团被称为“什叶派”。那些愿意生活在阿拔斯王朝政策范围之内的多数人被称为“逊尼派”。
逊尼派—什叶派分裂贯穿伊斯兰教历史，直到今天。同样，阿拔斯王朝妥协给世俗政府管辖权的限制也影响了后来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政策。
神圣律法自治管理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穆斯林的政治权威希望其他宗教团体领袖必须为其信徒的私人和宗教事务的立法工作提供指导，就像乌里玛指导穆斯林的生活一样。因此，基督教和犹太教团体的广泛自治就得到了保证。
穆斯林法典的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一个人要么全盘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坚决拒绝。中间路线是不可能的。要么承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一位、唯一的先知，神圣律法的只言片语也是对人类表达的安拉意志，要么这些主张都是虚假的。从逻辑上找不到任何中间立场，事实上也发现得很少。总而言之，伊斯兰教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先驱教义的不宽容推向极致。
伊斯兰教表达出来的宗教渴望很快就对中东和北非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各种宗教讨论所需工具的阿拉伯语学习变成了宗教虔诚的一部分。因此，与伊斯兰教传播携手而来的是语言的迅速变化，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和/或阿拉美语，成为中东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波斯语仍然在伊朗使用，虽然一度不再用于文学目的。
<h3>阿拉伯的宫廷生活和文化</h3>
在伊斯兰教形成之前的阿拉伯半岛，歌颂部落和个人英勇的诗歌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穆罕默德厌恶这些与他的神启言论相竞争的诗歌。但是阿拉伯武士不顾先知的教导，仍然培养了对诗歌和韵文的爱好。在前面几代阿拉伯人经历的安逸闲暇生活里，诗歌对武士理想的表现得到了强化，因为他们开始依靠向新臣民征税维持生活。结果，一种宫廷风格的绅士生活在阿拉伯武士中发展起来，这显然违背了虔诚的穆斯林理想。例如，尽管穆罕默德明令禁止饮酒，但饮酒是绅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更普遍的是，对世俗世界享乐的衷心欣赏、对优雅举止的追求、对事物的自豪、憎恨以及喜爱等，都与彻底服从安拉的虔诚导向不相符。只有在政界高层，特别是在哈里发本人的宫殿里，这种世俗的、享乐的、贵族本质的生活方式才能自由地繁荣。
从历史上继承的第二个因素也顽固地阻碍了富有活力的伊斯兰教虔诚拥护者的追求。深深扎根于希腊人中的探索奥秘的习惯不能被完全压制。当然，在宗教事务上，通过拒绝回答思辨神学的问题，乌里玛坚决而且总体上成功地抵制了诱惑。他们认为《古兰经》和“传统”已经提供了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但是，穆斯林——或者至少穆斯林中的富人——并不打算排斥两种职业服务：预卜未来的占星家和治病的医生。当然，占星术和医学深深地浸染了希腊思想。因此，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穆斯林必然把大量希腊思想传统输入自己的学术之中。而且一旦穆斯林开始探究事物的理性，那么就很难加以控制。不久，好奇心就蔓延到与医学或占星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阿拔斯王朝的一些哈里发甚至变成了学术赞助人，组织人员系统地翻译希腊和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大量希腊知识和一些印度学术（如十进制计数法）就这样传入阿拉伯，激发了一批宫廷和职业人员的好奇心。
十进制带来的简便而精确的小数点计数法，刺激了阿拉伯数学家归纳出我们现在以其阿拉伯名而称为“代数”的数学运算方法和关系。这把阿拉伯人对数字的理解带到全新的方向，与希腊数学思想的几何风格大相径庭。
科学好奇心指向的第二个富有成果的领域是炼金术。炼金术士获得的许多思想和一些技术似乎都起源于中国的道士。但是阿拉伯人带着极大的热情寻找“哲人石”，长期不辞辛劳地试图把一些普通金属变成黄金。在此过程中，蒸馏、加热、溶解等方法，以及改变物质物理形态的其他方法都被发明或改进了；许多化合物被成功地合成，尽管关于化学反应的观点是十分荒诞的。阿拉伯人超过希腊人成就的另一门科学是精确的光学——穆斯林在磨制眼镜镜片以适合数学曲线时获得的技巧的结果。但是这些改进并未动摇诸如医学中的盖伦、天文学中的托勒密等伟大权威的地位。除了数学外，阿拉伯的科学一直忠实于希腊的原则，只有少量细节偏离希腊权威。
<h3>阿拔斯帝国</h3>
因此，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希腊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被阿拉伯部落人口珍视的贵族武士理想、虔诚的穆斯林急切成圣的特点等，都在帝国官僚制度和主要受波斯原型启发而形成的军队庇护下得到发展。这种融合使文明丰富多样，超过当时欧洲所知道的任何文明，堪与遥远东方的唐朝中国相媲美。
但是两个弱点仍然存在。第一，在国内，以民族也许还以穆斯林社会内部经济分化为基础的什叶派经常发动叛乱。公元800年后，正是从这种宗教—社会分裂中崛起的各地封建主开始瓦解帝国的结构。第二，阿拔斯帝国北部边境不能长期抵御来自草原的残酷压力。因此，从草原渗透来的突厥士兵和冒险家逐渐控制了政治，甚至巴格达。但是直到1258年，他们一直让阿拔斯家族的成员继承王位，以掩盖他们篡夺了实际权力的行径。但是此后不久，各个行省的叛乱加上宫廷政变，导致中央政权崩溃，甚至对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等帝国腹地也失去了控制。
因此，来自亚欧草原及其临近地区的突厥部落的伊斯兰教新派系，不仅使神秘的探索者可以寻求早期伊斯兰教未留余地的宗教启蒙形式，而且赋予穆斯林世界一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公元1000年大致对应着这些转变的开端，也对应着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基督徒关系的重要变化。但是在进一步追究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及时折回脚步，概括其他文明民族对伊斯兰教兴起、伊斯兰教征服者横跨旧大陆在中东成功地建立新的文明模式所做出的反应。

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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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伊斯兰教迅速成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邻民族不得不面临选择：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与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没有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时代相比，伊斯兰教把文明世界划分为更紧密的单元。但是，跨文化边界的刺激仍然起着重要的消极作用。在抵制伊斯兰教过程中，南亚次大陆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强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间几个世纪的第二个总体特点是半文明生活方式传播到此前文明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例如，在“远西”，到1000年，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纳入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随基督教而来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在东欧和中亚，突厥各部进入文明的边缘地区。组织得最好的突厥国家没有接受相邻文明民族已经创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欢犹太教（如哈札尔人）或摩尼教（如维吾尔人）。他们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独立性。
由于游牧、战争、骆驼商队贸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与当时主要从事农业的社会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离。但是，再往西，蛮族与文明团体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差异。相反，农业技术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把欧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区开垦为耕地。因此，与草原地区相比，从地理和社会角度看，文明现在能够以更全面的意义传播到欧洲“远西”的森林地区。关键的变化是日耳曼农耕者发明了一种新式重犁，它能够排干沼泽潮湿地，并结实到甚至能够翻耕覆盖北欧大部分地区的黏土。这种重犁首次使低洼的森林地区也能耕种，而此前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熟悉的轻型浅犁根本无能为力。草原地区没有发生可以与之相比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技术变革。因此，文明向北扩展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变化，比文明向当时生活在他们东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产生的变化剧烈得多。
在远东，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经许多世纪发展出来的田园耕作方式缓慢而顽强地继续扩大。众多无名先辈开挖沟渠、修筑堤坝，从无数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输水到新开辟的农田里。没有什么技术革新，仅仅是大量人力耗费。当中国人逐渐把长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农田时，位于中国文明发源地东北边缘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通过把各自国家的耕作技术提高到中国水平，辛勤地进行着大幅度扩张远东农业文明区域地理范围的工作。
像同时代的维吾尔人一样，通过使用自己的语言、信奉与他们正在联系的文明中心盛行的不同宗教，朝鲜人和日本人保持了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特色。因此，845年中国贬异佛教后，朝鲜人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比以前更强调对它的信仰。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不惜冒完全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风险。因此，600～1000年，日本欢迎佛教、儒家学说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国文化。他们满怀热情地引进外国事物，后世也经常这样做，这赋予日本历史急剧变化的特点。因此，奈良时代（645～784年）日本历代天皇迅速并系统地建立以中国大唐宫殿为样板的小规模宫殿。日本宫廷生活早熟的感觉被紫式部女士于公元1000年后不久创作的细致优雅爱情小说《源氏物语》所描绘。但它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生活方式，由那些居住在城堡中的贵族资助人维持，但它的确滋养了日本文化的独立性。随着这种军阀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而取得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增长——公元1000年后变得非常突出的日本生活的特点——日本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得到了保证。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边缘，一群同样的新民族和国家达到了在当时可以适当地称为“文明生活”的水平。云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卫星，正如安南（现代北越）早已成为的那样。西藏利用位于中国边疆，接近印度的地理优势，综合来自两边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当地的苯教与佛教观念，创立了喇嘛教。在喜马拉雅山南边，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变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边界，强大的地方性国家在那里兴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统一为一个新的“天下四方”帝国。我们已经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于中东。跨过红海，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西非的加纳都变成了当地的国家，都自夸拥有文明的许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接受了被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布为异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论）。而加纳仍然信奉异教。
文明生活方式地理范围的大幅扩张，以及公元600年后文明世界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各种异质文化融合增强等现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性亚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适应雨水灌溉地区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文明成就的内在吸引力当然是它们最终传播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战利品、贡品和贸易形式出现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长，使蛮族首领、国王、军官和各种权势人物开始让其臣民接受文明的诱惑。公元600年后，旧大陆各文明区域处于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资的地位，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技术在传统上被称为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不断增长的范围，我们将逐一考察它们。
<h3>中国</h3>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589年）后不久，一轮短暂的战争把一个新王朝唐朝（618～907年）带上了权力宝座。经过较长时间的皇位空缺，宋朝（960～1279年）继之。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王朝类型。在我们关注的四个世纪（600～1000年）里，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持续到755年，接着是帝国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增强、对以中亚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联盟的依赖时期。840年推翻维吾尔政权仅仅是被其他蛮族主人所取代而已，这些新蛮族主人在唐朝后期几十年里直接控制了北方的中央政权。宋朝也未能把这些蛮族统治者从东北地区驱赶出去。
但是755年后中央政权的瓦解并未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南方，数百万农民逐渐把稻田从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区，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连绵的地毯一样，生产出大量粮食，足以维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业者、地主和官员等人口。贸易常常掌握在外国人特别是维吾尔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儒家思想认为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虽然对外贸易和中国境内区域性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各个阶级并未向地主乡绅的传统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相反，中国手工业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赋和技巧主要被用于满足地主—官僚阶级的需要，这个阶级的成员受过传统的中国学术教育，力图维持适合缙绅的艺术和礼仪。
缙绅的思想在唐朝和宋朝早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绘画变成了中国的主要高雅艺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经典的形式，虽然没有真品流传下来。诗歌也随着李白（705～762年）和杜甫（712～770年）的作品而取得了经典形式，他们的诗歌体裁使民间歌曲的韵律更加精细，并因此形成了约束后世的传统。由于李白诗歌的新奇和自叙辛酸事的特点，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更难模仿，那些有鉴赏能力的人都一致认为，李白不仅是先驱，而且是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佛教在唐朝初期几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是845年后遭到了系统的迫害。皇帝没收因虔诚信徒捐赠寺庙而大量积累的土地的欲望促进了这些迫害活动。但根本原因是猜疑，甚至的确是反感，儒生们觉得，教导信徒放弃孔子认为是美好生活中心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的宗教是怪异的。9世纪遭迫害之后，中国的佛教只在比较低微的各行各业中流传。
但是佛教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儒家从佛教僧侣那里学会了通过类比和象征解释而读出古老经典的新含义。此外，他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发现的许多新含义涉及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问题，这是佛教僧侣第一次带给中国的。为求自保，道士选择通过向对手借鉴各种教义、修行组织机构和学校教育制度与佛教斗争。所以即使在官方失败了，佛教仍然留下了大量遗产——后世中国画家使用来自佛教艺术的具象主义和叙事技法，以便描绘世俗和儒家事物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古典学术的精细和哲学抽象的具象主义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全面发展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期之后才到来，但是新儒学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宋朝早期统治者提倡他们认为是真正中国的任何事物，有意地反对被认为是外来的任何事物，这种政策保证了新儒学在官方的胜利。缙绅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与这种文化政策相辅相成。与西亚和欧洲更激烈动荡的发展相比，这些因素的融合赋予中国突出的大一统特点。
为中国稳定做出贡献的另一个因素是选拔天才个人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这变成了进入政府机构的正常途径。候选人必须在笔试中证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那些取得最好成绩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并且能指望被擢升到政府最高职位。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儒生需要多年的学习，所以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每个人自然具有儒家经典包含的相同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中华帝国的官员变成高度同质的集团，他们的录用方式保证了他们较高的能力。
出身寒微不是走向仕途不可逾越的障碍。聪明的男孩，即使出身非常贫寒的家庭，有时也能进入官员之列。偶然地，整个村庄供养一名考生准备考试，一旦考生中榜，村里就有了一个高官保护者，所有有关开支就似乎都被认为是值得的。实际效果是确保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官职带来财富和地位；但即使是最富有家庭的子弟也必须考取功名，方能确保其社会地位，有效地保护继承下来的财富。在那些不得不服从它的人眼里，科举取士的方法也许有助于官僚权威的合法化，因为发号施令者的权力是由本人赢得的。
<h3>印度</h3>
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对中国发起军事挑战。虽然双方在中亚发生过冲突，751年（怛罗斯战役）唐军战败，一些遥远的绿洲丧失给穆斯林武士，但是这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此后10年里，更接近本土的灾难使唐帝国的权力瓦解；不久，维吾尔族摩尼教徒变成了穆斯林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却要暴露得多。到751年，穆斯林已经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区，不久还攫取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此后穆罕默德的信徒把印度与以前在文化上依附自己的东南亚隔离开来，至少在理论上，穆罕默德的信徒认为，印度教徒是可恶的偶像崇拜者。
印度种姓制度以及这种社会制度必然带来的政治、军事弱点，意味着印度教徒不能用武力击退穆斯林。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和平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穆斯林视为侮辱性的印度教传统。一方面，一批印度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总结《奥义书》的知识传统。这使学者有效地反驳穆斯林对印度教偶像崇拜传统的指责，他们解释说，只要被正确地理解，所有仪式都有助于穷人服膺纯洁的、卓越的神学一神论。由商羯罗（788～850年）创立的哲学体系成为后世印度教的标准。商羯罗证明，即使最粗陋的传统宗教活动也是正当的，他声称它们鼓励卑微的知识分子达到隐藏在每种感觉经验之后的绝对知识。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甚至准备争辩说，穆斯林的仪式即使对那些不能够比穆罕默德更深刻地洞悉真理的人也有价值。
在神学辩论中，印度教学者就以这种灵活方式扭转局势。在更实际的日常水平上，印度人的情绪是强烈反对外国人的。正如晚唐和宋代中国一样，印度大众文化开始系统地反对一切外来事物，捍卫所有看起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生活中被隐藏的和原始的东西第一次进入了文字记载。特别是极其多样的、被总称为“密教”的崇拜仪式终于被公开了，并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密教专家力图通过使用魔法和咒语，来拥有一般仅为圣徒和禁欲者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密教变成了通往圣洁的捷径，使普通人不经历禁欲的痛苦和苦难也可以达到禁欲者的目标。这种终南捷径受到广泛欢迎，且可能削弱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
密教一直主要是私人仪式，虽然小集团也可能一起举行魔法活动。在更公开一面，神庙供奉被偶然的盛大节日所补充，这些以印度众神中某个神的名义的节日照常举行，甚至变得更加精细。在笈多时代，宫廷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和观众。随着笈多帝国和平的破坏，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宫廷中心出现。因此，神庙充当了首要角色。印度文明经历了向更世俗化、知识化的转变。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它在笈多时代曾经有一个灿烂的发端，但是现在被遗忘了；它在以神庙为中心的高级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像迦梨陀娑那样的宫廷诗歌外，还有许多逸名作者创作的圣歌，有时这些圣歌用生动而非常肉麻的语言歌颂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爱情。在观众和参与者中跳舞和吟唱圣歌能够而且的确引起强烈的感情迸发。成百上千的人发现，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能够体验与隐藏在日常事务背后的神力结合的感觉。因此，印度教在大众感情中根深蒂固，这是反对穆斯林（后来基督教）传教者论点的最好证明。
关于这个时期印度社会经济生活甚至印度被分裂的政治单位情况的记载都非常不完整。当然，总体水平较高的活动继续着，而且在诸如孟加拉和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山谷等地区，印度社会地理范围的重要扩张发生了。在这些地区，丛林沼泽、丘陵森林都被开发成农耕乡村。因此，印度社会总体人口继续增长，尽管从印度河到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各省的人口减少了。但是这些持续成功还不足以抵消以下事实：从总体上看，印度面对穆斯林威胁做出的反应似乎是感性的吸收，专注于明确无误的印度本身的事物，反对所有外来刺激，在此过程中，放弃或不再强调笈多时代某些更加积极和成功的发展。
<h3>欧洲</h3>
直到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欧洲人仍然处于守势。但是欧洲的守势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此，与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类联系基础的重要性被欧洲“黑暗时代”好战的蛮族和基督教徒重新坚持下来，这种人类政治首要地位曾经首次被希腊人强调。
把这个时期欧洲政治史的动荡划分为三次蛮族入侵浪潮是有用的，其间经历过两次短暂的稳定。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考察过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这是匈奴入侵中欧引起的民族迁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于378～450年进入罗马的领土。克洛维（卒于511年）的后代在高卢巩固了法兰克王国，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期罗马重建对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后文明（或半文明，如法兰克王国）社会政府动荡中的稳定。
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后接踵而至，一支从南俄草原被迫向西迁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称为“阿瓦尔人”的新游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开始对他们新大本营南部和西部农耕地区大肆抢掠。717～718年，当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阿瓦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墙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新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着手整顿拜占庭军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将士，作为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在小亚细亚，这种政策很快便击退了阿拉伯人，并且能够永久地把他们阻止在大约陶鲁斯山脉一线。但是在欧洲，利奥及其后继者没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逐渐把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部转化为讲斯拉夫语的地区。以同样的方式，568年后，伦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内陆的拜占庭势力。
随着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势力的恢复（718年后）和两个蛮族王国的稳固：第一个是多瑙河下游的勃艮第帝国（679年后）和“远西”的加洛林帝国（687年后），一定程度的稳定也降临欧洲。保加尔王国把斯拉夫人整合成突厥人的战争组织。它被证明强大到足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军事对手。在此过程中，文明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属性渗透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之中，甚至在保加尔汗皈依基督教（865年）从而为它吸收拜占庭文明打开大门之前。
在法兰克人中，类似的事件也出现了。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时期（496年）就已经变成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虽然他的后代激烈争夺（墨洛温王朝），但是旧罗马生活的痕迹在高卢仍然不确定地存在着。687年，赫里斯塔尔家族的丕平实际上控制了克洛维王国分裂而成的两部分。丕平出身于法兰克人领土日耳曼成分更纯粹的东部地区奥斯特拉西亚，他是墨洛温王朝慵懒的国王的宫相。丕平把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大量高卢土地授予亲信和支持者，由于其规模大，所以足以当作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752年，丕平家族的权力被正式承认，他的孙子（也叫丕平）取得“法兰克人的国王”称号。在下一代时间里，查理曼把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势力带到了鼎盛。他征服了日耳曼和罗马欧洲，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之外。他主要依靠武力迫使萨克森人和其他异教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他消灭了阿瓦尔人在匈牙利的大本营，并声称基本控制了中欧的斯拉夫人。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承认，8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几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皇帝认可了教皇的行动，因此，以法律形式承认西部重建了一个罗马帝国，与东部罗马帝国（拜占庭）相抗衡。
拜占庭与法兰克之间的合作之门从未关闭。围绕基督圣像崇拜作用的持续宗教争论加剧了政治分裂。从717～718年穆斯林围攻中挽救了君士坦丁堡的伊苏里亚王朝皇帝利奥三世希望废除基督教会的圣像。因此，他禁止圣像崇拜。他也许是在对穆斯林谴责偶像崇拜做出回应。当然，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在穆斯林和蛮族面前遭受的军事失利，都是由于上帝对偶像崇拜活动表示不悦。但是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宗教领袖却反对皇帝禁止偶像崇拜的政策。双方互相谴责对方为异端。与拜占庭皇帝的争论使教皇陷入尴尬境地。从官方角度来说，罗马城仍然处于拜占庭的管辖之下，但是入侵的伦巴第人经常扩大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范围，并威胁罗马城本身的安全。在这些情况下，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来到登上王位不久的丕平的法兰克宫廷，邀请他率军到意大利保护罗马教廷。丕平接受了邀请，打败伦巴第人后，他把意大利中部一块狭长领土交给教皇管理。由此建立的教皇国持续到1870年，教廷与加洛林君主之间的联盟关系持续到加洛林王朝终结。
最终，拜占庭帝国皇帝屈服于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意志，恢复了教会的圣像崇拜（843年）。这正式结束了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基督教世界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由于斯拉夫人渗透到巴尔干内陆，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代之后，拉丁语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突然消失了。希腊语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拉丁语知识本身只是在少数修道院和主教堂附属学校里不稳定地维系着。大众语言迅速偏离了古代形式，演变成中世纪和现代各种日耳曼语和罗曼语。
因此，正是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着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蛮族入侵。从南俄逃亡出来的一支新的战争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四处劫掠。这轮入侵者被称为“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几乎摧毁了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均势。一系列大规模海盗袭击接踵而至，矛头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与此同时，维京海盗发动了同样甚至更残酷的侵袭，他们的基地在斯堪的纳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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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其邻居之间关系的根本逆转发生在1000年左右。其标志是意大利造船业的兴起，它能够立即在地中海对穆斯林以牙还牙，另一个标志是基辅罗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纳的维亚的三个王国丹麦、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间）皈依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皈依基督教都标志着雄心勃勃的王权出现，王权期望基督教帮助他们驯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在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属物，如识字和有组织的宗教。
<h3>封建主义的开端</h3>
通过自发皈依而驯服北方蛮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功于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欧洲组织制度，在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击下，这些组织制度的效率就开始显示出来了。在东部，拜占庭帝国自身逐渐以很久以前波斯人开创的方式开始转型。封建制度沿着国家边境地区发展起来了，主要由地主维持被招募的重装骑兵，随时准备抵御邻近民族对当地任何形式的侵袭。这种转型涉及的真正风险是很大的。拜占庭最伟大的征服者巴塞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虽然最终成功地打败了保加尔帝国，把帝国的边境推进到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但是他险些被封建贵族的叛乱赶下王位。此外，乡村的强大武士—地主阶层削弱了城市在社会中的全面支配地位——这也许是与曾经在地中海打败阿拉伯侵袭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关的一个事实。
在西部，中央政权的确瓦解了。查理曼帝国不能防御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侵袭。而军事和政治领导权都落入鲁莽的地方领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装备成重装骑兵或骑士。但是西部的骑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装骑兵有一个重大差别。当这种昂贵的装备首次明确引入“远西”时，即查理·马特时期（714～741年统治），法兰克骑士依靠一种全新的战术。与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敌军射箭的做法不同，法兰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过猛然向对手发力，他们能够集中马匹和手执长矛的骑手的全部力量于一点，因此，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能够轻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阵型的防守。马镫的发明对这种新战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马镫可供站立，冲锋时骑士全身倾斜，那么兵器接触时的震动将把骑手从马背上耻辱地横扫下来。遗憾的是，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纪初法兰克人把马镫、盔甲、大型马和重剑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作战人员，论单骑决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对手。只要他们的人数保持很少，那么最新式的骑士就无法阻止蛮族的侵袭。但是地方防御的需要实在是迫切而紧急。结果，部分地由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夺王权和非正式契约，越来越多的农业土地被指定用于供养骑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欧大多数村庄已经被置于职业武装人员的控制之下，他们装备着战马、剑、盔甲和残忍的暴力设备。这样的骑士阶层不仅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采取攻势。
两种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新兴欧洲社会中世纪制度的范围和力量。一是重犁的传播，这在前文已经提到（第201页）。以这种犁为基础的农业为维持足够的骑士、使欧洲变得真正强大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欧洲北部海域贸易的发展。海盗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发现，当抢劫不再易行时，贸易可能是有利的。四处流动的商人、水手、业余海盗常常发现，在一个比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来是比较方便的，只要那里的交通路线和安全的港口能够带来适当的场所。中心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后来中世纪欧洲城市生活就兴起于欧洲北部的这些中心。对未来西方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欧洲城市居民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反对任何外来干预者。这赋予西北欧市民阶层显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市民所习惯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护社会优越者和礼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员。
骑士制度、重犁与道德独立的结合，再加上富有进取心的商业人口赋予了“远西”一套有当地特色的、新的、与当时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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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有成果的。通过建立风磨和水磨，新的机械动力来源被开辟了。这些都不是新发明：最早的风磨似乎出现在中亚，用于派遣祈祷者通过转动一个轮子到达佛教菩萨那里；水磨在公元3世纪就被安装在罗马附近的台伯河上，为罗马城的市民磨小麦。但是拉丁基督教徒建造了更多的风磨和水磨，并改进了设计，以便原先不得不利用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现在常常能够通过机械手段来完成。另一种重要改进是马颈圈，它第一次使马匹能够全力拖曳重物而不被勒死。马颈圈和防止马掌在坚硬路面开裂的马蹄铁使欧洲农民能够利用马匹作为生产牲畜，而此前马匹被严格地限于军事目的。由于马匹行走速度几乎相当于牛的两倍——牛是另一种替代的主要牵引牲畜，所以在耕地和其他农活中，马匹使单个农民也能够在同样时间里完成双倍的工作。
<h3>学术的衰落</h3>
但是从另一种程度上，“黑暗时代”的确与传统名称名副其实。在欧洲大陆，人们过分忙于钩心斗角，以致没有很多精力献身于文学或艺术。但是在爱尔兰和不列颠，一股突出的浪潮出现了，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标志是爱尔兰在圣帕特里克（卒于461年）的引导下皈依基督教。从此，在许多爱尔兰修道院中，异教的口头学术传统受到拉丁语甚至希腊语学术的滋养。传教士渡海来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其他人则光临大陆，在使大陆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比高卢或日耳曼本身保存的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文化。令人尊敬的比德（卒于735年）是这种传统学术的最佳追求者之一，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英吉利教会史》。他死后不久，维京人毁灭了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爱尔兰和英格兰所有其他学术中心，所以到公元900年左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了。爱尔兰和凯尔特欧洲其他地区再度陷入更广泛的欧洲世界的边缘和落后地位。
<h3>小结</h3>
如果有人试图比较中国、印度和欧洲对穆斯林和蛮族压力所做出的反应，那么显然欧洲内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并未被触及根本，一如既往，中间经历过佛教的传入之后，仍然恢复和丰富了儒家传统。印度受到更深刻的影响，但是以缩回本土宗教传统的方式作为应对之策。相反，欧洲打退了穆斯林和蛮族的进攻，并且在此过程中，它最根本的制度发生了转型，它的技术得到了改进，而且是以能够维持未来更大成就的方式改进。但是，几乎无论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伊斯兰教世界、中国和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文明的水平。“远西”事实上倒退到蛮族文化，只保留了古典学术、文学和艺术的碎片。在这些领域，新的创造性直到公元1000年之后才开始。

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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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的紧密联系是公元1000年前的几个世纪里的突出特点。在接下来的500年里，这引起了一系列入侵和征服，这些征服活动把突厥和蒙古统治者带到了中国、中东、印度和东欧。农耕世界里的受害者和臣民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穆斯林以深远而特别成功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和文明的重点以及内部平衡。事实上，穆斯林把草原民族的军事能量据为己用。突厥和（不太重要的）蒙古新皈依者犹如伊斯兰教的一片锋利刀刃，使它成为整个印度和东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商人和四处漫游的圣人把穆罕默德的宗教带到东南亚、东非和西非，甚至渗透到中国西部一些省份。
从蒙古征服者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中，中国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敬的东西，在最初比较顺利的阶段，他们振作精神，力图抛弃一直被认为是外来的东西，摆脱蛮族的枷锁。因此，蒙古统治（元朝，1260～1368年）留下的痕迹非常少，除非把明朝（1368～1644年）加大决心重视传统和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措施，也归结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回应。
绝大多数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教化突厥人统治下的印度人和东正教徒仍然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传统。但是，长期的地理范围重叠导致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发生大量的互相渗透，尽管官方在边界两侧派遣宗教守卫者，以保持神学真理的纯洁性。
<h3>突厥人的渗透</h3>
在更详细考察农耕世界的回应之前，概括世界历史事件的进程是有益的。公元1000年，突厥各部分布于亚欧草原中部从阿尔泰山到南俄的广大地区。在伊朗东部，穆斯林城市和农耕者与突厥游牧民之间的互相渗透早已发生，许多突厥部落通常随意或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公元850或900年后，许多世纪以来控制草原的伊朗贵族不再有效控制了。其原因不清楚，但似乎可能是许多贵族迁移到城市，享受比祖先所知更丰富的文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丧失了他们对战争和摔跤的爱好，把这些都留给了突厥雇佣兵，这些突厥雇佣兵很快便发现自己处于控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穆斯林腹地以勒索赎金的有利地位。
因此，当突厥雇佣兵和部落民众开始到处支配伊斯兰教的政治生活时（公元900年后），新来者已经掌握了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文化。但是突厥人仍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反对其他伊斯兰教社会的军事互助。他们的统治是混乱的。促使部落组织解体的军事冒险与不稳定的氏族首领之间互相竞争，在农耕世界环境生活几年后，部落首领的亲信就经常不守部落纪律。这种地位不稳固的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和联盟都是异常脆弱的，在伊斯兰教世界腹地引起了无尽的政治变化。
但是，新来者极大地拓展了穆斯林的边界。公元1000年，深深地渗透到印度的活动，导致伽兹尼的穆罕默德发动大规模袭击。在三个世纪里，只有次大陆南部避免了被穆斯林征服的命运；1565年，当维贾亚纳加尔的帝国落入几个穆斯林王子之手时，南部也屈服了。突厥人反对基督教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曼兹克特战役（1071年）之后，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内陆的控制权丧失给了塞尔柱突厥人。与此同时，其他突厥部落（钦察人）突入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切断了拜占庭与新近基督教化的俄罗斯之间便利的联系通道。这些沉重打击促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尽管第一次十字军取得了迅速成功，但是这次和后来各次十字军都没有阻挡突厥人的推进。相反，当第四次十字军攻打并占领君士坦丁堡（1204年）时，拜占庭帝国的虚弱昭然若揭。部分恢复——1261年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了一位希腊皇帝——一方面不足以控制意大利商业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不足以抵御突厥人的军事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354年，他们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并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1389年，他们在科索沃打败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赢得了军事优势。但是直到1453年，他们才征服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他们的帝国都城，拜占庭势力的最后一抹痕迹从地球上被擦除了。
<h3>蒙古的征服</h3>
突厥人入侵印度和欧洲的大浪潮在13世纪被来自蒙古的风暴打断。伟大的蒙古帝国创立者是成吉思汗（统治时间为1206～1227年）。年轻时代他差点儿命丧敌手，成吉思汗成功地在草原各民族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然后他在各条战线上都成功地发动了入侵——向南到达中国，向西打败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还打败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徒。到他去世时，他的帝国在他四个儿子之间瓜分。他们把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规模侵略转化为稍微稳定的政治统治形式。帝国各个互相分离的部分有时还能维持有效合作。按照蒙古人的习惯，领导权由成吉思汗的幼子及其儿子继承。他们统治蒙古和中国，指挥几乎整个蒙古大军。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是异教的萨满教徒。他们对待人类牺牲品犹如对待牲畜——视情况便利而决定照管还是杀戮。但是一旦定居在农耕民族中间，蒙古人像以前其他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做的一样：他们很快便采用了被征服的臣民的文明。在帝国西部，这意味着接受伊斯兰教。在中国，事情有些不同，因为蒙古皇帝不能容忍作为他们权力依赖的军事力量融入中国民众之中。使自己避开中国人的努力导致蒙古宁愿接受西藏的喇嘛教作为比较偏好的国教，虽然一种信仰大杂烩——基督徒、穆斯林、萨满教徒和其他等——局面继续出现在宫廷里。但是在当地人的回应面前，对与中国不保持距离的惩罚法令显得很脆弱，这种回应把明朝在成吉思汗发动入侵一个半世纪之后就带到了权力宝座。
因此，蒙古统治只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在中东和俄罗斯，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因为最初反对穆斯林政策后，蒙古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俄罗斯，1257年；波斯，1295年），而且迅速与已经在草原中部、西部占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同化。蒙古人口太少，他们的文化太原始，以致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结果。因此，14、15世纪，伊斯兰教化的突厥武士在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将领率领下，再次迫切要求反对基督教和印度教。当时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已经从13世纪异教蒙古征服带来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巴格达和使伊拉克成为肥沃土地的灌溉系统仍然没有恢复。蒙古征服造成的破坏太大了。因此，以前哈里发的都城仍然一片废墟，直到20世纪。
<h3>奥斯曼帝国</h3>
在突厥新一轮入侵形成的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它最初是小亚细亚西北边境的一个小公国。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突厥武士争相为奥斯曼苏丹服役，因为他侵袭基督教领土的活动使宗教价值与英雄式的暴力活动统一起来了，在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领土扩张非常迅速，特别是1354年后，突厥人越过海峡首次在欧洲建立了永久性据点。现在苏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亲信的忠诚和服从，这些亲信被指派在被征服的封建土地上担任职务。奥斯曼统治者通过把王室奴仆扩充为常备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组建了著名的“坚尼萨利”（Janissary，意思是“新军”）。它的全体官兵在法律上都被划为奴隶。这些经过特别训练和选拔出来的成员就这样被国王派遣到各省担任总督，当国王征调地方上的穆斯林地主和武士作战时，他们就负责指挥这些地方武装。由于这些特别的奴隶指挥官得到新军和苏丹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命令通常都得到执行。奥斯曼国家因而拥有一支高效的常备军，同时还拥有由突厥武士组成的服从命令的封建军队。
苏丹的奴隶家族成员达到数千人。首先，战俘提供了大多数人力需求，通过从商业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奴隶作为补充。但是这种征兵方法常显得不足。因此，突厥苏丹依靠从遥远的巴尔干乡村招募粗鲁的士兵。因此，出身于塞尔维亚、希腊，或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乡村农民，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人员。
没有其他任何穆斯林国家建立了如此突出而高效的内部组织机构，也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将稍微详细地考察各大文明地区对突厥和/或蒙古统治做出的回应。
<h3>伊斯兰教——苏菲派运动</h3>
早在蒙古人攻占巴格达（1258年）、结束哈里发的统治并声称所有穆斯林都处于蒙古统治下之前很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已经成了突厥雇佣兵将领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古典伊斯兰教所依赖的原则和诺言已经失去了可行性。如果残忍的欺骗和不虔信者在权力宝座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那么按照真主向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揭示的意志和命令创建一个社会的全部努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私人部分仍然保留着，神圣律法的学者像以前一样，继续按照他们细心搜罗和研究的先例，就不同的事情给予建议，指导人们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神圣律法再也不能通过想象而延伸到使政治混乱合法化，而穆斯林世界几乎到处都存在这种政治混乱。
这种逻辑上的缺陷和越来越枯燥的追求圣洁方法不能维持曾经鼓舞最初几个世纪穆斯林的真正宗教信仰狂热。相反，追求圣洁的人越来越陷入神秘主义。各种圣人——或者如他们称之为“苏菲”——培养了真主被美化的想象。他们坚守各种不同的纪律。信徒们聚集在一个全面圣洁的人周围，有时发现一个可能消失了几个世纪、传遍穆斯林世界的苦修僧团。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联谊会再次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是模糊的组织形式并不能模糊对真主的想象，当成千上万人亲身经历过这种想象时，它给予苏菲派运动一种感情力量和“官方的”伊斯兰教已经失去的活力。
当第一步是尊敬并效仿苏菲派亲密地与真主走在一起的圣人时，皈依伊斯兰教就变得相对容易。在变成穆斯林之前，人们再也不需要接受烦琐的法典，私人生活也不会发生什么急剧的改变。相反，按照神圣律法重新安排私人生活是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首先引入穆斯林中的。小亚细亚被成功变成穆斯林地区，地理范围广泛得多的草原西部和中部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派大量渗入印度，东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穆斯林世界，几乎所有留在叙利亚和埃及内陆地区的基督徒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都是由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传播穆罕默德教义的新动力。
伊斯兰教以前是一种城市宗教。的确，神圣律法的一些仪式在孤立的乡村无法执行。但是当尊敬“圣徒”、在他们的墓前表示敬意、作为观众参加使人着迷的苦修仪式等变成走向穆斯林团体成员的第一步时，那么头脑简单的乡村大众也能与城市老于世故的人分享宗教信仰。换句话说，作为印度教长期特色的宗教活动和见解的等级划分和千变万化渗透到伊斯兰教中了。的确，中东的神秘主义保留了印度起源的痕迹，也许可以把苏菲派道路的胜利描绘为伊斯兰教的印度化。
苏菲派引起伊斯兰教高级文化结构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它最大的成功，是把早期伊斯兰教的绅士和宫廷理想作为肉欲之爱的对立面极其微妙地结合起来了。波斯语诗歌变成这种半宗教、半世俗感觉的最高载体。三名伟大的诗人是：苏菲派的重要创立者鲁米（Rumi，卒于1273年）；萨迪（Sadi，卒于1291年）；和哈菲兹（Hafiz，卒于1390年）。他们与一些知识不太渊博的人一起，创立了一种诗歌体裁，很快就变成所有培育穆斯林教养的教育中的一部分。波斯语因此取代阿拉伯语成为穆斯林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保留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突厥语只用于战争和行政管理事务。
在知识领域，苏菲派的影响就不太愉快，虽然也很大。自称在宗教幻觉中见到真主的人对仅仅依靠人类推理不太感兴趣。国王和成功的将领仍然需要医生和占星家的服务，因此，这些职业继续繁荣。随着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卒于1037年）撰写了被广泛引用的医学著作《医典》，比鲁尼（al-Biruni，卒于1048年）精心收集整理印度、希腊和穆斯林思想，以便掌握所有的知识，文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开始了。也许把知识系统化的人太成功了。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医学博士像伊本·西拿那样曾经研究过如此综合的专业手册？或者，也许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神秘主义对现实的渗透，苏菲派学者剥夺了感觉敏锐的人进一步探究外界科学的任何注意力。无论如何，穆斯林科学在大约1200年之后凋零了。
厌恶和怀疑理性的态度在阿尔伽扎里（al-Ghazali，卒于1111年）身上找到了系统的发言人，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证明通过人类理性认识神学真理的不可能性。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他的《哲学的毁灭》否定逻辑学是通往真理的工具。但是神秘主义者不能完全脱离谈论和撰写他们的超理性体验。从这种讨论中，对带有许多理性的、神学—哲学体系特点的神秘主义实体的阶段和性质的复杂分析出现了。1200年后这种苏菲派学术变成僵化的固定形式，正如350年前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已经发生的那样。
当这种现象出现时，穆斯林思想家把自己包裹在双重（相互无法调和）的坟墓之中。如果特别不走运的话，他们这么做，就像中世纪和现代西欧一些人正开始进行的无穷研究和调查一样。因此，依靠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这种活跃而富有挑战精神的思想家，如西班牙的穆斯林伊本·路世德（拉丁语名阿威罗伊，卒于1198年）和埃及的犹太人麦孟尼德（Maimonides，卒于1204年），他们都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受到启发，此时他们在穆斯林世界几乎都被遗忘了，但他们对正在兴起的巴黎经院哲学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菲教派成功地把从希腊继承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从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继承而来的上流社会传统，和从穆罕默德继承而来的宗教传统，融合成单一的、比阿拔斯王朝时期更紧密的整体。当人们加上以下这个事实：苏菲派传教者把伊斯兰教引入比阿拔斯帝国版图大两倍多的地区，这个运动的广泛和成功就可见一斑，即使那些认为神秘主义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h3>高雅艺术</h3>
苏菲派运动导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穆斯林独特风格建筑和绘画的兴起。在穆斯林中，建筑一直比绘画更重要，因为宗教本身需要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但是由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伊斯兰教生活中心都一直人口稠密，建筑历史的详细情况常常不确切。建筑物一直被翻修和改建，有时旧废墟就埋藏在建筑物下，无法进行考古挖掘。但是，在仔细研究已经确定了时间和风格顺序的地方，例如在开罗，那么建筑规模、豪华程度、技巧、细节以及总体建筑艺术的成功之处等，都随着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五个世纪而越来越准确。伊斯兰教建筑师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早期那样依赖希腊或波斯样式，而是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阿拉伯式”线条装饰在这种风格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虔诚的穆斯林一直鄙弃绘画艺术，因为人体形象描绘将导致偶像崇拜。但是，波斯兴起了一个细密画派，他们的缩微画通常用于装饰伟大的波斯语诗人手稿。鲜艳的颜色、微小的细节和优美的线条装饰风格等，都使这些绘画跻身于世界上最复杂和完美的作品之列。其中最好的绘画作品（都是逸名的）是1400～1600年宫廷画坊创作的。其他艺术如地毯编织也达到了精美水平，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被奢华所包围，这种奢华让第一次遇到它的粗鲁的欧洲入侵者目瞪口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h3>印度——印度教的变化</h3>
穆斯林征服印度对印度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征服者并没有过分地扭曲印度社会制度而是适应了它，变成了另一个种姓，就像更早的征服者一样。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一种普遍且传播性很强的宗教，所以它有组织地抵制印度的种姓制度。穆斯林的教义认为，任何人在全知全能的真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真主眼里又都是宝贵的。所以四处奔波宣扬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圣人在吸引城市低级种姓印度人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方面大获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印度社会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孟加拉东部，印度文明的新来者都更喜欢强调平等的伊斯兰教，而不是把他们置于种姓制度底层的印度教。此外，穆斯林为了反对传统印度教神祇而攻击偶像崇拜的要求却不容易得到满足，虽然精妙的哲学体系能够解释和证明印度古老崇拜活动的多样性。
所以印度的伊斯兰教团体最终还是被分裂为人数较少的统治者、武士、地主——其中许多人出身于突厥，但接受了波斯文化——和人数众多的穷人、当地各个卑贱的民族，这些当地民族必然带着自身的许多文化传统接受伊斯兰教。因而，印度的伊斯兰教与中东说阿拉伯语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差异很大。
在穆斯林统治下，印度教本身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抢掠了神庙，围绕这些神庙开始明确规定印度教的崇拜活动。穆斯林统治者通常禁止偶像崇拜的建筑被重修。因此，只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幸存下来了，保留了它们在印度大地上曾经达到的华丽和精致。由于从神庙中被驱赶出来了，所以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带有更公共和大众的特点，常常在公共广场举行，或者组织游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乡村。自称能够与湿婆神、毗湿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祇心醉神迷地交流的圣人成为印度教的关键形象。由于印度教圣人像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那样真切地看见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兰教并不必然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优势。因此，总体说来，只有印度社会的边缘地区才被伊斯兰教所吸引。
第二，少数人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挑战来势迅猛，仅仅通过附属于印度教神祇和仪式的温暖感情力量，根本无法应对。敢于冒险的思想家企图调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剔除两种宗教中他们觉得虚假的教义，保留互相敌对的两种宗教里互相攻讦的文字下面所掩盖的共同真理的内核。这种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尔（卒于1518年）。那纳克可能是卡比尔的学生，在类似的融合和“纯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传统的基础上，卡比尔创立了锡克教。
第三，曾经热情地被当作笈多时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抛弃了。方言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开始被用于各种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仅由少数学者掌握的稀有语言。而大众的印度教几乎丧失了古代梵文基础。
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使印度教更贴近大众，但也切断了宫廷与祭司之间的合作。这肯定有助于印度教的复兴，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所有更昂贵的和官方的文化领域都变成了穆斯林的。从总体上看，印度变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省，仅此而已。没有王公贵族的资助，印度文学再也不能发展出堪与圣歌和其他宗教文献匹敌的世俗文学，结果宗教文献在印度历史中占据了支配（也许不成比例的）地位。
<h3>东正教</h3>
拉丁（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与希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达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漫骂和绝罚，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持续到今天。争吵的原因是围绕“使徒信条”措辞的差异；但是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当西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希腊东正教没有真正分享这种文明时，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当拉丁西方财富、权力、文化、自信心增长时，东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了拉丁世界扩张活力的牺牲品。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俄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见第218页）。这种兵分两路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得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的强敌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高潮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正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此外，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赋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法律，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这是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突厥穆斯林，而反对拉丁基督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内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却服服帖帖地臣服于蒙古人。
但是在屈服于奥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腊基督徒进行了相当有活力的希腊文化复兴活动。对古典希腊和异教罗马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约公元1000年后，拜占庭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空前地珍视异教文化历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腊人创立的古典模型艺术复制品和以各种方式创作的文学作品都被仔细地再现出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历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儿安娜·康妮娜用韵文撰写的历史著作《阿历克谢》（lexiad）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杰出成果之一。非常不同的是，边疆地区粗犷的叙述抗击穆斯林战争英雄的事迹的民谣，为史诗《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 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层阶级有些矫揉造作的学术更强烈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突然扼杀了拜占庭的各种世俗文学；但是希腊文化复兴的余音在意大利还能听到，为大约两个世纪后、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会）方面，突厥人在欧洲立足后，希腊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个神秘幻觉的修士派，西塞切斯特（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牧首和教会其他高级职位的“政客”。从此，主教和其他高级教职人员就主要来自修道院，这是拉丁基督教会没有效仿的做法。当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大部分内陆地区时，修士派的胜利——受到亲眼见到上帝的鼓舞——把大众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东正教团体。因此，在小亚细亚已经非常普遍发生的、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的皈依伊斯兰教活动几乎突然结束了，这确保了巴尔干大多数地区的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1240～1480年），东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圣的俄罗斯出现了缓慢但非常明显的发展。农业已经从人口最初聚集的河流两岸蔓延到森林地区。许多土地逐渐被开垦成农田。这就使人口相对众多但极端贫穷的小农阶层得以形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
从政治上看，蒙古人满足于包税制，首先由中亚商人集体承包，后来由俄罗斯当地的王公，其中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总包税人。作为严苛但距离遥远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征税管理机构。其结果是1480年，当伊凡三世宣布废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权时，他已经控制了一套现成的行政机构。莫斯科从此变成了唯一的独立的东正教大国。俄罗斯教会人员很快发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继承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则是继承了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因为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保持了纯洁而不受玷污。从此以后，在俄罗斯公共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被选择出来完成捍卫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观念就从未停止发挥作用，即使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也未见这种观念衰弱。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30493.jpg" /><h3>中国——传统的胜利</h3>
正如前文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的影响非常小。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不被大张旗鼓地允许，无论思想还是艺术，也无论态度还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于11、12世纪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成就，所以西欧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焦炭做燃料，比欧洲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以变得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革命（proto-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也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支持，结果是非常壮观的。1405～1433年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到达南海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未来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与之无关的事业。
有意识地放弃在南海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个决策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使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变得不安全。他们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阻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被维持，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尽管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继之而起的由汉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

第十六章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 （1000～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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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自我转型和扩张是1000～1500年间世界历史中最急剧而显著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对未来更重要的变化是文明世界的两端西北欧和日本兴起了两个新文明。
二者都与相临的更古老而且更复杂的文明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日本与中国、西欧与拜占庭。日本和欧洲都表现了鲜明的尚武精神，且这种尚武精神以其他文明民族所未知的方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这赋予他们面对更优雅的邻居时一定程度的强大力量，使欧洲人和日本人向这些邻居借鉴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和文化特性。异常的灵活性和增长能力见成效了，大约到1500年，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风格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堪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相媲美的水平。
<h3>中世纪欧洲</h3>
到1000年，西北欧的居民拥有人数比较多的骑士阶层，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军事力量都具有单骑决斗的优势。以重犁为基础的庄园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撑。另一个优势是通过砍伐随处可见的林地，农业随时可以扩大。最后，精力充沛和精明能干的城市居民、继承了古代精妙神学教义的教会，随时准备组织和推动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进步。
拉丁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的地理扩张最戏剧性地证明了西欧情况的改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西部凯尔特人被有效地融入欧洲社会是一个历经几个世纪的过程，但是挪威和冰岛（1000年）皈依基督教以及盎格鲁-撒克逊骑士入侵威尔士和爱尔兰（1171年）使最终结果非常明确。在东部，日耳曼骑士征服了易北河以东的广大领土，并在那里进行殖民活动；其他人则利用船只航行于波罗的海沿岸，征服了普鲁士、立窝尼亚（现代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但是渗透并征服俄罗斯内陆（1241～1244年）的企图失败了。波兰和匈牙利只有通过模仿日耳曼骑士的武器装备、输入日耳曼（和犹太）市民以提供基本的手工业者和商业服务，才能抵御日耳曼的压力。当然，在此过程中，这些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哨比以前更牢固地融入了西欧社会。
拉丁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前哨是南部和东部，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和拜占庭为欧洲文明贡献了比蛮族人的胆量和落后更多的东西。诺曼人对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1059～1091年）把以前的拜占庭领土置于教皇和“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1]。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长期推进也逐渐逼退了穆斯林的边界，直到1492年摩尔人在直布罗陀海峡欧洲一边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被收复。这些征服比壮观的十字军开赴圣地、爱琴海、北非和埃及要持久得多，尽管十字军导致欧洲第一批海外帝国的建立。但是，这些帝国在许多世纪里经历了盛衰变化，直到其中最后一个威尼斯共和国于1797年随着威尼斯被拿破仑·波拿巴的征服而灭亡为止。
海外地理扩张伴随着内部大量巩固工作同时进行。巩固活动在各个方面持续下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仍然不足以长期固定欧洲的制度和文化模式。欧洲（较近的西欧）文明异常的变动性的确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动荡的欧洲一旦产生有潜力的“经典”生活方式，正如中世纪第一次发生的那样，那么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的重大苦难就立即被放弃了。经历一段困难时期后，另一个有潜力的“经典”模式就出现了，但也仅仅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以这种方式经历如此迅速而反复的变化，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日本文化历史的突然转向和变化比欧洲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更急剧和突然。差异在于日本历史的重大变化是为了应对其他国家创立的局面，而欧洲人主要是为了应付他们自己制造的尴尬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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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洋向商业开放之初就开始的地理逆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欧洲和日本历史近来的不稳定，这种逆转使文明世界里从前遥远而孤立的偏远地区变得向各种外来海洋影响开放。根深蒂固的差异不仅导致这两种文明内部出现两极分化和紧张关系，而且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事件。
<h3>欧洲的经济稳定活动</h3>
从大约10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期，西北欧迅速地开展了清除森林、建立新村庄、在旧耕地周围扩充新耕地等活动。接着，至少欧洲大陆部分地区，黑死病（1347～1351年）的肆虐，加上不明原因的市场、地租和税收变化，阻碍甚至逆转了农业发展。到那时为止，欧洲几乎所有易开垦的土地都被耕种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需要新作物、挖掘沟渠、排干沼泽，或者其他暂时还未出现的昂贵的技术革新。
城市生活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化曲线。1000～1300年间出现了非常迅速的上升趋势。此后，增长缓慢了，或者完全停止了，除了个别地区外，如德意志的波罗的海沿岸或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积极地开发了波罗的海和由日耳曼和法兰克骑士建立的利凡特“帝国”的新商业领域，城市发展持续到公元1400年之后。此后，商业技术的重大革新更多地集中于德意志中部和低地国家，采矿和鲱鱼捕捞给这两个地区的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多的刺激。
欧洲商业最突出的特点是初级和大众商品的重要性。消费相当广泛的商品，如毛呢、谷物、鲱鱼、铁器等都进入跨地区性贸易商品之列。奢侈品和为富人设计制造的精美商品只占欧洲商业大河中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数文明地区，运输费用昂贵，长途贸易局限于相对大众商品价值高得多的商品。欧洲人能够承担运输价值低廉商品到远方市场的费用，因为侵入岩形成的海岸线和流程长、水流缓的河流使水路运输可以到达欧洲大多数乡村地区。船运自然比陆地运输的价格低廉得多，在缺乏良好道路的时代，陆地运输不得不由牲口拖曳货车来进行。
印度和中东都没有欧洲那样密布的水路运输网，但是中国的大运河和河流、日本曲折的海岸线都提供了像“远西”一样优越的水路运输条件。但是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受官僚和地主支配，阻碍了造船和贸易的自由发展。至于日本，他们直到1300年后才大规模地发展海外贸易。17世纪初，经过一段英雄般的航海繁荣之后，像中国一样，日本政府也禁止所有的航海事业。因此，只有在欧洲，富有进取心的商人阶层在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发展了海上运输的技术潜力，而不会受到反对的官员的阻挠。
因此，大约从1000年起，欧洲人处于利用天然水路把大众日常消费品运输到市场的有利地位。当然，在多风暴和被洋流困扰的西北欧水域变得非常安全之前，造船和航海技术还有待改进。船舶驾驶的关键技术在维京人时代就已经改进了，例如，效率高得多的船尾舵补充了船尾桨。从此造船业发展和繁荣起来，后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经济专业化优势在中世纪欧洲自然增长了。贸易和商业几乎影响到社会的每个阶层，因为农民和市民以及地主都能从小商贩、手工业者或店主手里买得起一些工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换句话说，市场关系比附着于土地上的亚洲更深入地渗透到欧洲社会肌体之中。欧洲手工业生产相应地也比其他地方更适合粗陋水平和廉价市场的要求。
<h3>政治巩固</h3>
整个中世纪，各种重叠的管辖权互相争夺统治权。罗马教皇与帝国的继承人和查理曼的后继者都声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实际意思是只有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普遍领导权。民族国家的君主、封建王公、各级地方封建领主、城市（在欧洲边缘地区）甚至氏族和自由村庄，都互相争夺权威、权利、豁免权、管辖权等。
我们把1000～1500年欧洲政治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皇帝（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的头衔起源于查理曼的篡位）得到大多数德意志和部分意大利主教的支持，力图把所有地方性的统治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等王国一直自行其是。为了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历代皇帝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从1059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罗马教廷带头寻求教会的纯洁和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剥夺了皇帝任命德意志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主教的习惯权力。长期的斗争开始了，在斗争过程中，教皇与意大利南部新兴的诺曼王国、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城市结成联盟，以便找到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抵御一连串愤怒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北部发动的入侵。但是，到1254年，帝国权力彻底崩溃了，剩下罗马教廷作为唯一声称拥有拉丁基督教世界普遍统治权的一方。
教皇的权威很快便与法国和英国的民族君主制发生了冲突，以前英法通常只是松散地结盟，作为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声称拥有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权的不确定形式。1303年，当法国国王的部下绑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时，既没有遇到教会的反对，也没有遇到世俗政权的报复，新的权力平衡得到了明显的证明。不久，教皇和西欧各国的国王进行了讨价还价，结果教皇放弃了不经国王协商就可以任命主教的权力，作为回报，国王同意教皇代表可以向本国教士征收特别的捐税。实际上，国王和教皇共同合作，削弱地方的管辖权和独立性，特别是双方都希望削弱教俗贵族的权力和势力。
但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面积狭小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各种王公的权限取得了主权国家的许多属性。1273年，经过长期大空位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直到1806年皇位被废除为止，除了少数例外，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连续占据皇帝的宝座。他们的权力与其说依靠帝国的头衔，倒不如说依靠位于德意志东南部的奥地利的世袭领地。
帝国有气无力地复兴后不久，它的获胜对手罗马教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教皇克里门特五世及其后继者把教廷设立在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1307年），因此，变成法国国王的亲密盟友，有时甚至是其代表。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却导致阿维尼翁和罗马两个敌对教廷的建立（1378～1417年）。只有通过全体主教会议才能恢复统一，该会议由皇帝西吉斯蒙德（1414～1417年在位）召集，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城举行。类似的普遍教皇君主制再也不能在这种经历中幸存下来。
在转向关注中世纪欧洲文化巩固之前，代表制和议会制政府的发展必须先交代一下。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制度有两个源泉。一方面，教会法认为，主教必须由主教区内的全体教士选举产生，共同关心的事务必须通过教会领导人会议协商解决，无论是在地方性的宗教会议上还是在全体主教会议上。特别是在14世纪，相互敌对的教皇都声称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教会改革家阐述了详细的观点，论证利用宗教公会议解决争端的方法。有些人甚至争辩说，所有合法权威都应该来自被管辖区域内的人的同意，这些同意由指定或选举出来的代表表达出来。这种思想随时可能转化到世俗政府，这些世俗政府的统治者与其臣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为议会发展的第二个来源提供了条件。各级王公贵族不得不一直与其附庸协商，特别是在进行新的重大活动之前。最初，这种协商主要发挥两种功能：解决贵族随从之间的争端，详细讨论是否进行特定的军事行动。此外，现在还应该加上批准“协助金”，即王公贵族为了某些公共事业而需要的货币捐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助金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骑士或骑士领地占有者（去世的骑士未成年的幼子）向领主交纳货币，代替应召亲自服役。因此，骑士军役有时被折算成固定的货币。这使国王能够招募一批领取军饷的作战人员，就事情的性质来说，他们对国王的服从高于对分布全国各地的地方领主的服从。
但是一旦货币事务变成国王与其附庸之间协商的主题，那么把城市代表也纳入宫廷似乎就是明智的，当然，市民也是最肥沃的现金来源。市民代表通常与贵族地主代表分开，就座于一个单独的房间或“等级”里。高级教士也组成一个单独的等级，因为他们也处于教皇的领导下，与世俗权威具有特别的法律关系。用这种稍微偶然的方式，欧洲每个重要王国的国王或王公就王国境内所有重大利益问题与代表协商就变成了习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税收问题，还有其他普遍关心的事务，因为代表们很快便发现，直到国王纠正弊政，或者至少承诺这么做，他们才应该批准新税收。
通过这种代表制度，欧洲国家内部重大的利益冲突都找到了或多或少有效的表达场所。农民利益的代表很少，城市手工业者也是被遗忘的人群。但是在涉及有产者和纳税人的大多数事务中，他们的声音还是能够被听到的。
因此，欧洲的政治巩固措施就把社会中的最活跃成分以其他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方式卷入了政治过程。统治者、地主和商人之间比较密切的合作因而得到了保障。例如，任何欧洲政府很难像中国明朝皇帝那样，不顾诸如船主和水手等大规模集团的利益，禁止建造任何航海船只。公共行政官员虽然有些犹豫不决，但是总体上有效地保护臣民经济利益的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欧洲政府的机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像贸易和商业一样，欧洲各国政府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也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它们能够适应新的经济企业形式——特别是当革新似乎可能带来额外的税收时。
<h3>文化巩固</h3>
从欧洲开始复兴到1200年的两个多世纪里，对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传统中吸引西欧人的任何东西的渴望，加上勇敢和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为中世纪欧洲文化赋予了新的光芒，这只有古代希腊作为中东文化模式的学徒并最终超越它的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学者们组织了系统地把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大量专业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因此被增加到以前绝大部分为宗教著作的拉丁语文化遗产中。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西欧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了一整套关于普遍事物的理性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体系，但是，这套体系是异教的。对那些拒绝自愿放弃任何知识传统的人来说，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真理调和起来的任务是极其关键的，无论是新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还是旧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文化的一个层面——总体上来自蛮族世界的遗产，特别是骑士生活方式——也需要融入基督教模式，因为10世纪的野蛮和暴力与基督教的信、望、爱相去甚远。
这些挑战最初都遇到了不计后果的放任。圣安瑟伦（卒于1109年）和彼得·阿贝拉德（卒于1142年）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人们坚决而严肃地追求理性，那么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必将互相支持。因此，圣安瑟伦发现可以证明基督道成肉身的逻辑必要性，彼得·阿贝拉德开始对基督教作家之间围绕教义的争论而展开了批评性研究。与此同时，在法学领域，修道士格拉先（约1140年）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教会法本身的自相矛盾，而欧内乌斯（约卒于1130年）则开始系统地研究罗马法，以期找到打开严重影响欧洲地方性习惯法的普遍混乱大门的钥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尝试一下的。
1000年后西欧的复兴还可以由被称为“罗曼式”风格的大型石头建筑的发展证明。西欧建筑师显然放弃了以前占有一席之地的拜占庭建筑风格，而更喜爱残存的罗马巴西利卡和早期基督教堂所提供的建筑风格。以同样异常的自信心，蛮族的暴力通过诸如十字军（1096年开始）等事业而至少部分地被基督教化了，此外，还通过发展骑士理想，要求武装人员扶助弱者，向妇女献殷勤，保护“圣母”的教堂等。
约1200～1300年间，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最初热忱发展出更复杂、动荡但更丰富的内容。基督教信仰、宗教修会、对历史权威的天真接受，与人类理性、世俗、关键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尖锐了。但是这些紧张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混乱的方式暂时有效地被缓解了，因此，形成了中世纪文化的一个伟大高潮——13世纪的综合，从此一群重要的敏感的西方人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这些。
在神学领域，信仰和理性被圣托马斯·阿奎那（卒于1274年）和大阿尔伯特（卒于1280年）完全调和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罗列了权威性的观点，并对许多信仰和伦理道德问题，仔细推导出答案。他的著作很快就被认为是半官方的基督教教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其他一些观点因此被巧妙地用于提高基督教真理，而且根据信仰与理性绝不可能相互矛盾的总体原则，有些神学真理不能轻易达到无须外界帮助的理性，所以必须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向人类传授。但是阿奎那并非没有批评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者怀疑其冗长的逻辑证据，他们更喜欢来自神秘体验的神圣事物的确定性和通过密切观察而获得的世俗事务知识，而不喜欢依靠感觉提供的信息。如思想家圣波那文都（卒于1274年）和罗杰·培根（1294年）就代表了松散的柏拉图主义（和方济各修会）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有意识地反对敌对的多明我修会的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行动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比综合性更加明显；但是敌对的趋势和理想以给予人类冲动广泛空间的方法而达到平衡。例如，基督教的骑士制度被“浪漫主义的”理想所抗衡，这种理想强调温文尔雅的（即私通的）爱情和在追求感官享受时敢于冒险的行为准则。或者，散布于纺织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中的异端遇到了方济各和多明我托钵僧团的宗教虔诚的抵制。与其他修道士不同，托钵僧团就在俗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们布道、照顾病人、帮助穷人和无依无靠者，用另一种方式为基督教理想提供了实践证明。方济各修会的创立者圣方济各（卒于1226年）和多明我修会的创立者圣多明我（卒于1221年）都是这种新基督教感情暴发的最重要领袖。但是这里也存在困难，因为圣方济各对圣洁的强烈追求促使他濒于异端的边缘。他的一些门徒批评教皇和主教没有效仿基督和使徒过贫穷生活（像托钵僧团原则上所做的那样），这就已经滑过了边缘，尽管他们的圣徒创立者一直勒令不许越雷池一步。经过长期立法后，这些“精神上的”方济各修士被谴责为异端，尽管（或因为）他们极端虔诚。
13世纪的文学活动表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和感情，其中部分用拉丁语，部分用各地方言。大众故事常常粗俗地反对教士，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天真虔诚的“神迹剧”演出，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当时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佛罗伦萨的流亡者但丁（卒于1321年）。他的爱情十四行诗和政治著作，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史诗《神曲》提供了13世纪欧洲生活丰富多彩的最准确画卷。
艺术史表明了鲁莽地奔向多样性的同样趋势。13世纪哥特式主教堂以其复杂、精美取得了巨大成功，解决了为基督徒做礼拜需要大型空间的问题。但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很快演变为越来越复杂的装饰，直到纷繁复杂的窗饰模糊了墙面的拱肋、扶壁和柱子的简洁性。这种华丽堪与后来经院哲学的复杂和偶然的烦琐相比拟，也可能由于基督教信仰一定程度的薄弱性，故而增加喜悦和奢华的表达，而这正是“精神的”方济各修士抨击高级教职人员世俗化的地方。
中世纪文化综合的全面争论是1300年后的时代特点。14、15世纪，各种圣洁理想与人类对现实的满足之间的冲突，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满意的解决方法。在此期间，意大利的发展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舆论导向出现了重大分歧。意大利变成有意识地复兴古典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复兴罗马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许多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发现，研究异教拉丁诗人和西塞罗不仅提供了优美文学的样板，而且为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那些鼓吹这些观点的人骄傲地自称人文主义者，他们很少公开与基督教决裂。实际上，人文主义文学艺术价值观常常得到富有的教会人员的欣赏，教会人员是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
在意大利城市的环境中，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诞生了。像人文主义者的西塞罗风格拉丁文一样，它也是小心翼翼地模仿古代样板。建筑方面，圆柱、壁柱、圆拱构成了“文艺复兴”风格起源的因素。绘画方面，只有少数古代作品样板能够得到，可能因此发展出更深刻的原创性。大约从1430年起空间和线条透视法赋予意大利画家系统、非常理性、有视觉冲击力的技巧，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排列物体。其结果是创立了一种强烈而独特的绘画风格，1500年后不久，这种风格走向成熟。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欧洲绘画的基本风格。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这种成功而冒险的新人文主义宣言和自然主义的兴趣则没有被表现出来。相反，欧洲文化传统中各种不协调因素之间的某种僵化起了阻碍作用。当雇佣军在法国富庶地区大肆抢掠财产焚烧房屋时，华丽的宫廷骑士精神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残酷现实是多么不协调。大众的不满情绪在农民起义和诸如英国的罗拉德派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新异端运动中得到了宣泄。
欧洲文化的中世纪结构显然陷入了困境，但是对它的最终批判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只能由重大历史事件才能决定性地发起，如海洋向欧洲船只开放，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宗教改革。但是，关于现代欧洲起源的问题将留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
<h3>日本</h3>
日本早熟的宫廷文化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当帝国权力变得只不过是影子的时候。但是作为日本社会穿过北部群岛扩张先锋的边界贵族并不分享或崇敬第一个宫廷从中国唐朝全盘输入的优雅而反军国主义的文化。相反，他们发展了一套行为准则和武士道，强调作战勇敢、忠于选定的主人、每个武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尊严，无论多么贫穷或多么绝望。武士（日本武士被称为samurai）道变得严格而有约束力，甚至变成了成文法令。它起源于成功的军队纪律和精神，这是个别军官为了自己或部下扩充势力而招募的军队。当然，一支成功的军队占有一片领地，从领地居民那里征收捐税。世袭占有变得普遍了，但是为了保持已经赢得的一切果实，还需要持续的警觉和随时准备在战场上证明个人或集体勇气。经常性的地方战争是其结果，因为不同战斗队伍的成员之间的任何争论都只能依靠刀剑来解决，也正因此，一支战斗队伍内部也不是一直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成员之间的分歧。
因此，日本的封建主义非常类似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封建主义。甚至日本保存下来的不起作用的帝国最高宗主权也类似于欧洲人模糊的帝国观念。当然二者之间有重要的细节差异。例如，日本武士组成宗族（真实的和假想的），而欧洲的骑士被契约关系——臣服礼和效忠礼——而不是被家族关系所束缚。此外，维持日本作战阶层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欧洲。像中国一样，依靠手工劳动的精耕细作在日本盛行，稻田在这种耕作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相应地，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构成了整个日本社会非常贫穷但勤劳的大众基础，因为日本平均每个家庭生产的余粮比欧洲农民要少。
大约在1300年以后，日本社会中的第三种成分开始取得更突出的地位——那就是聪明的市民和水手。对中国的先进航海技术的重大改进使日本社会能够出现这种发展。指南针、可调节的船板、龙骨、布帆而不是狭小的竹制船篷、造船规模和力量的增加，都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这使日本的船只沿海航行变得切实可行，甚至跨海航行到达中国、东南亚、比较近的太平洋各岛屿。捕鱼业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然后，当中国在15世纪30年代退出海洋时，日本迅速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占据了海洋优势。
在这些情况下，海盗活动和海上抢掠为那些缺乏足够的土地或在地方斗争中失势的贫穷武士提供了一种非常诱人的生涯。因此，日本海盗很快便蹂躏了中国沿海。他们把大量抢劫的财物带回故乡的港口，这些港口的城市生活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部分地就是建立在这些丰厚战利品的基础之上。商人和武士互相紧密依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好战的、自立的中产阶级，它在文明世界的唯一同类就在欧洲，欧洲的海盗也有助于市民风气的形成。
日本城市兴起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环境出现，中国礼仪和日本现实两极之间都能表现自我。市民迅速创造了比粗鲁武士尚武理想优雅得多的日本高级文化。根据武士宗族和战争队伍的战争故事改编而成的戏剧就是这种互动的产物。日本绘画风格的发展是另一方面，它与中国风格有关，但又不同于中国风格。武士行为把这种优雅提炼为茶道，丝绸服装的运用是第三个方面。
日本的宗教历史反映了和中国同样的本地化独立发展的趋势。佛教的禅宗最初从中国引进，但是在日本土地上，禅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先例的方式与武士道结合起来。年长或战败的武士常常遁入禅宗寺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顿悟的形而上学教义，作为其冷血的军国主义世俗生活的弥补。大约从1200年起，佛教净土宗开始在日本占据突出地位。这支佛教派别吸引了更广泛的大众。它根据宗教集会来组织，公开批判作为普通人与救世主之间中介的僧侣。禅宗和净土宗偶然也会诉诸暴力行为。禅宗寺庙的确常常是大地主，因此，觉得自己不得不像武士宗族那样捍卫它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净土宗激发了许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爆发于1400年后，但是都没有取得长期成功。
15世纪，对自称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家族崇拜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崇拜以前几乎完全局限于天皇的宫廷和家族，而且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形式完全同化。但是1400年后，天照大神的主要神庙祭司开始对传统神话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因此，这种崇拜取得了形而上学的神学意义，可与佛教教义相比。这种被改变后的崇拜，或称“神道教”，能够而且的确对正在形成的日本民族认同和独特性的意识具有吸引力，他们成功的海上抢劫及其引发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扩大极大地刺激了这种意识。
因此，到1500年，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强大、融合性已经可与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共同体相媲美。但是相对狭小而孤立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强大的日本文化承载者的种族同一性，束缚了这个新兴文明的全面发展。或者人们更应该说，日本文明传播到日本列岛之外并吸引其他民族（如菲律宾人和爱斯基摩人）进入它的影响范围之前，竞争的航海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和欧洲文明就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有效地把日本文明限定于一定范围，使它不能以从前地理位置优越的新文明那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日本及时取得了文明开化的地位，在现代保持了全面的文化和政治独立，而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发达民族的文化发展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简要地提到这些。
  
[1]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将所有拉丁基督教徒都称为“法兰克人”。作为一个文化标记，这个术语有利于淡化他们与其东部和南部邻居之间的区别。

第十七章 1500年前文明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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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1500年，旧大陆只有狭长的冻土地带和极地海岸线仍然没有受到文明生活方式发展的影响。少数驯鹿牧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富有在极地海岸特殊环境生存技巧的爱斯基摩文化，在与地球上更有利地区的人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诞生了。
跨越整个欧亚大陆文明世界南部的地理条件和文化关系则要复杂得多。我们掌握的有关诸如非洲等广大而多样地区历史的信息仍然很不足，现在所知道的是，历史之谜几乎与已经解决的谜团一样多。在相关内容的书籍中，似乎只能对主要的发展线索做出非常假设性的结论。读者应该意识到，下文许多内容更多地依靠谨慎的猜测，而不是依靠明确的事实。
1500年，非洲赞比西河以南和澳大利亚及其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等，仍然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部文明。那里的游牧民族仍然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就我们所知，类似于人类最早的狩猎者。
<h3>东南亚和南太平洋</h3>
但是，在这两大庇护所的北部，处处都已经感受到了文明生活方式的转化力量。在印度或中国探险家穿越该地区的河口之前，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熟悉块茎作物农业生产、擅长原始航海技术的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公元之初，大规模接受印度文化的现象发生了。大约公元600年后，与印度的联系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洋中的印度教徒被穆斯林取代的结果。东南亚各种印度教徒（还有一些佛教徒）的宫廷，因此被迫依靠当地的资源。有时其结果是辉煌的。例如，爪哇变成修建了满者伯夷（Majapahit）大神庙的印度教帝国中心，而湄公河下游变成了一个类似国家——高棉帝国的中心，它的雄伟建筑是庞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宫殿-神庙城——吴哥窟。
大约1200年初，两股外来力量袭击了东南亚的印度化宫廷文明。泰族部落从北部南下，推翻了高棉帝国，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更好战、更动荡的政权。佛教僧侣及时地使泰国皈依了佛教，但是泰国的佛教更多是缅甸、西藏特色的，而不是印度特色的。与此同时，穆斯林的传播事业也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伊斯兰共同体内部变化而加强。因此，马来亚、苏门答腊、现在的爪哇和遥远的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都相应地变成了穆斯林政权中心。印度教迟早会在各地消失，除了巴厘岛之外，那里的古老生活方式有些保留到现代。
同样在这几个世纪里，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正在把他们更高级的蛮族文化带给太平洋沿岸。他们的文化与东南亚文化至少有松散的联系。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内陆的某个地方，但是只有当做出关键的发明允许从挖空的单一圆木而制成的独木舟在大海中安全地航行后，他们的大迁移才出现。这个关键技术突破（大约公元1～6世纪之间），使波利尼西亚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散布于太平洋各地——他们的语言与遥远的新西兰和夏威夷都有密切渊源关系也证明了这个事实。
<h3>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h3>
非洲也许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直到现在，这个大陆仍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保留了更多的人种。外表差异很大的民族，如布须曼人、霍屯督人、丁卡人、马赛人等，完全不见于其他地区。在过去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比他们现在所占领的土地广大得多，而其他人口特别是班图语族，曾经只局限于他们现在所占领土地的小部分。非洲现在和过去都一直由几乎统一的尼格罗人口定居的天真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事实非常复杂而记载却很少，所以难以轻易地重新追溯。
实际上，撒哈拉沙漠把非洲一分为二。北部沿海被纳入了地中海的古典和中世纪历史，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予以关注。但是，从地理上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远非一致的。刚果热带雨林地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都与热带稀树草原——即偶然被树丛点缀的草地——为邻。但是东非中部的山脉和大湖泊打断了热带稀树草原的弧形，所以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地带，而是被分成两大部分：被蜿蜒弯曲的尼日尔河切成两半的西非，和从非洲大陆东部隆起地带一直向南延续到好望角的东非。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稀树草原环绕着以山脉作为屏障的北部。因此，这种小草原把东非和西非两大主要生产地区联系起来了。
非洲地理割裂的情况有助于说明古代埃及有限的地理范围，它的影响显然难以逾越尼罗河谷地本身，最南也只到达努比亚。在基督教时代，也可能稍微早一点儿，一支重要的印度尼西亚人就被带入非洲。当时马达加斯加岛被一个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也许是婆罗洲）航海而来的民族所定居，至今他们语言上最接近的民族仍然居住在婆罗洲。其他印度尼西亚定居地也许曾经存在于东部沿岸。这方面最确切的证据是，大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块茎作物和适合热带雨林地区种植的作物变成了非洲的主要农作物。新作物对西非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西非的种植者在这时开始渗透到刚果河的广大热带雨林地区，也许正是由于新的印度尼西亚农作物，第一次使这种环境适于农业。故乡和散居出发点都在西非，距贝宁的拜特（Bight）不远的班图语族的最初扩张，可能就取决于他们成功地种植了新的印度尼西亚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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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300年，跨越撒哈拉的骆驼商队开始把罗马的影响带到西非。公元300～600年，在不断增长的骆驼商队贸易力量基础上，西非第一个大国加纳开始形成，这些骆驼商队贩运的主要商品是黄金、食盐和奴隶。与此同时，在东非，努比亚王国和阿比西尼亚王国与罗马世界的联系也更紧密。两个王国都在早期就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但是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的基督教很快就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接受的教义发生了分歧，以致它们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也变得微弱。阿比西尼亚一度控制了亚丁海峡，在阿拉伯半岛行使了广泛的权力。但是伊斯兰教兴起和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把阿比尼西亚驱赶到海峡对岸。从此，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处于守势。伊斯兰教迅速在东非扎根，穆斯林很快就占领了东非沿岸，把基督教徒限制在高原地区，那里至今还存在基督教徒。
阿拉伯对埃及（642年）和北非（到711年）的征服使东非和西非都与穆斯林为邻，而非基督徒。穆斯林在印度洋很快占据优势的事实意味着，非洲进一步遭到穆斯林入侵的威胁。但是直到公元1000年，伊斯兰教只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区。此后它的推进变得非常迅速。例如，加纳于1076年被一位穆斯林征服者灭亡。从此穆斯林国家在西非占据优势。最重要的早期穆斯林帝国是马里。在东非，抵制伊斯兰教入侵的努力实际上产生了阿比西尼亚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努比亚在15世纪屈服于穆斯林征服者。征服努比亚后，阿拉伯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迁徙到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地区。当这些移民到达西非时，他们严重地扰乱、焚烧、抢掠了农业村庄，以致农耕地区的界限向南大幅退缩。
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历史仍然很不清楚。700～1400年间，在今天的罗德西亚的几个地区，大规模采矿业出现了。津巴布韦及其附近的大量石头建筑废墟证明了采矿业的规模。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牛群饲养向南传播。其先驱者又是班图语族部落，他们可能向某些更开化的民族——也许是努比亚——学会了饲养牛的技术。班图人的牛群饲养者驱赶了以前占据东非大部分土地的霍屯督狩猎者。到1500年，班图人扩张的边界已经到达赞比西河。
因此，在欧洲人绕过好望角之前，几乎整个非洲都已经受到更发达社会少量但明显的影响。大量文明生活方式及其当地变种已经扎根于西非和东非适合农耕的地区。
<h3>美洲人</h3>
在同一时期，美洲人也成为完全配得上“开化的”称号的复杂社会中心。一般说来，到1500年，墨西哥和秘鲁控制自然环境所达到的水平似乎非常类似于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已经达到的水平。当西班牙征服者突然打断他们与世隔绝的状态时，4000年的差距太大了，美洲印第安人无法追赶。由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较高文化只留下了很少线索，所以我们只能相当笼统地考察美洲印第安人文明。
大约新石器时代农业人口开始在旧大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同时，新大陆也开始种植粮食作物。但是从字面上看，新大陆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必须通过各种野生蜀黍与其他野生物种杂交而被发明出来（现代玉米的精确基因祖先仍然处于研究之中）。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直到公元前2500年，充足的植物形式作物生产似乎才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资料。直到那时，小块土地的食物生产产量不得不由狩猎和采集来补充。人类人口相应地不得不稀疏地分布于各地。
美洲印第安人面临的第二个不利条件是：新大陆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为人类服务和提供食物来源的家养牲畜。美洲驼、狗和豚鼠都在新大陆被驯养了，它们组成了新大陆与在旧大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家养牲畜少得可怜的对应牲畜。
鉴于上述几个原因，所以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文明的较复杂社会才开始在美洲发展起来。这个变化的证据是考古材料。许多大型宗教中心、用石头建造在人工修筑的金字塔顶上的神庙，都出现于危地马拉（玛雅人）和墨西哥高原中部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技术进步非常迅速。更优美的雕刻、更大型的建筑、更精确的神庙选址和设计等，都出现于玛雅和墨西哥的文明中心地区。考古学家所谓的中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古典”时代大约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并持续了大约600年。在此期间，玛雅和墨西哥的神庙不仅面积广大，而且都进行了系统的装饰。玛雅人发展了一种精确的历法和文字形式，当今学者只能部分地破译这种文字。祭司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迹象似乎是明显的；但是现在仍然不得而知的情况是：思想和神话的详细情况、宗教原则、调集普通农夫兴建庞大神庙的行政管理机构、专业石匠和其他工匠如何养活等。
秘鲁也许稍微落后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发展，但是秘鲁三大文化的“古典”时代被认为与玛雅和墨西哥神庙国家的古典时代同时出现。马铃薯和美洲驼是安第斯山区的重要资源，而墨西哥则不具备。此外，沿海地区的秘鲁社会依靠高超的人工灌溉技巧，而中美洲的玉米生长在雨水灌溉地区。公元500～1000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秘鲁山谷地区被一种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艺术风格所取代。也许这证明了军事征服，虽然它也可能表示某种宗教运动。无论其性质是什么，中央集权的政权并未保持很长时间。当安第斯高原中部的印加开始发展为新的帝国时，他们不断扩张的势力遭到并战胜了当地城市和部落国家的一系列抵抗（15世纪）。印加人在整个秘鲁地区建立了非常严格的中央集权政权。他们的帝国由道路、官吏和太阳神维系，“伟大的印加”是太阳神的祭司长。这与古代埃及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权制度非常类似。
墨西哥的地形更加多样，在这个方面，可以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大约公元900年，玛雅和墨西哥的祭司领导的共同体瓦解了。其原因不详。在墨西哥谷地中部，可能是来自北方的蛮族入侵消灭了祭司政权。再往南，军事袭击的痕迹缺乏，可能是信仰有些衰退，因此，玛雅农民发现，不必供养祭祀中心以确保他们的玉米地肥沃，这说明了神庙被废弃的原因。但是，更趋军国主义的政权的确出现在玛雅土地上。首先尤卡坦的奇琴伊察，接着玛雅潘似乎在玛雅人中建立了某种松散的帝国，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连这种政治单位也消失了。虽然大型神庙证明了他们的历史，但是当西班牙征服者第一次出现时，玛雅的农业生产者仍然生活在简陋的村社中，并且没有精密的军事、政治甚至祭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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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北边，在阿兹特克人（1325年来到墨西哥中部）建立对墨西哥中部的松散霸权地位之前，多次入侵浪潮已经出现了。阿兹特克的军事行动旨在捕获俘虏，挖取他们的心脏，以便进行日常敬神活动。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牺牲者不甘心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当科尔特斯1519年带着一批流氓恶棍到达蒙特祖马德宫殿时，墨西哥中部数百万居民并不存在任何真正有效的忠诚和政治统一。
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其他印第安社会已经开始转向精细的农业生活了。例如，在今天美国的东南部，大量宗教崇拜中心已经兴起，虽然比墨西哥的简单，但是受到了墨西哥的影响。同样的前文明存在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和智利地区。在更南部的田野里，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种植玉米，像易洛魁人等印第安民族，在接触白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
一个更有争论的问题是，美洲印第安文化的某些重要元素是否归功于越洋航行者，无论这些越洋航行者是跨过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中美洲少数艺术主题与东南亚的非常类似。欧洲人到来之前太平洋群岛种植作物的分布情况表明，从很早时候起，太平洋两岸各种文化之间就已经存在某种联系了。但是，许多学者坚决否认，美洲印第安文明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比目前更多的考古研究，那么这个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并且无法彻底解决。

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依笔者拙见，世界历史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整个时段属于一种膨胀的“中世纪”，夹在文明形成的基本阶段与1500年后西方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之间。这种分期与传统的世界历史分期背道而驰，传统分期把这里放在同一个阶段的历史以大约公元400年为界，分别划分到古典和中世纪两个阶段。然而，传统的年代顺序遇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时，就显得非常尴尬，因此，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只能按地区列举名称，而不要按照任何年代顺序。
欧洲。大多数古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并且收在洛布古典丛书里了，与原著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逐页对照。此外，更重要的作家还有其他译本，而且常常由于我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无法推荐任何作家的特定版本，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其他同样持续受欢迎的作家等。但是，任何好奇的学生都将被要求尽快熟悉这些作家，因为他们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之一。
在现代学者中，选择就更显得武断而困难了。两部优秀的标准教材是：J.B.Bury，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4th ed.（London，1975）；和Max Cary，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2nd ed.（London，1954）。Gisela M.A.Richter，Sculpture and Sculptors of the Greeks，rev.ed.（New York，1950）是另一部标准的权威著作；Moses Hadas，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New York，1950）对他的主题进行了优雅的概述。关于经济史，参见F.M.Heichelheim，Ancient Economic History，3 vols.（New York，1958）;M.I.Rostovts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3 vols.（Oxford，1941）；同一作者的更加充满激情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revised by P.M.Fraser 2nd ed.，2 vols.（Oxford，1957）；Tenny Frank et al.，eds.，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5 vols.（Baltimore，1933～40）；A.H.M.Jones，The Greek City：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1940）；K.D.White，Roman Farming（Ithaca，N.Y.，1970）；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Berkeley，1973）；和Ernst Badian，Publicians and Sinners：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ervice of the Roman Republic（Ithaca，N.Y.，1972）。关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特定方面，下列著作特别有趣：A.R.Burn，Persia and the Greeks：The Defence of the West（New York，1962）；H.W.Parke，Greek Mercenry Soldiers（Oxford，1933）；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57）；Sir 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1939）；J.R.Hamilton，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F.E.Peters，The Harvest of Hellenism：A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New York，1970）；Ernst Badian，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Oxford，1968）；Fergus Millar，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31 B.C.～A.D.337（Ithaca，N.Y.，1977）；Ramsey Macmullen，Roman Social Relations，50 B.C.～A.D.284（New Haven，1974）。还有其他三部著作可以在这里推荐：Marshall Clagett，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New York，1956）；W.W.Tarn and G.T.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zation，3rded.（London，1952）；和Georges Dumezil，Archaic Roman Religion（Chicago，1970）。
早期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主题。古典学家的两部杰出著作是：C.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New York，1944）；和Arnaldo Momigliano，ed.，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1963）。William A.Chaney，The Cul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Berkeley，1970）对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进行了论述。对早期基督教总体论述的优秀著作有：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iy I：The First Five Centuries（New York，1937）；Robert M.Grant，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New York，1963）；和Rudolf Karl Bultmann，Primitive Christianity in Its Comtemporary Setting（London，1956）。有趣的更专门性主题如下：A.D.Nock，Conversion，The Old and the New in Religion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Augustine of Hippo（London，1933）；J.M.Allegro，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New York，1957）；Jean Doresse，Secret Books of the Egyptian Gnostics（New York，1960）；和Peter Brown，Augustine of Hippo（Berkeley，1967）。Salo W.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2nd ed.，8 vols.（New York，1952～58），是研究早期基督教非常有用的配套著作。
中世纪史学家一直将基督教划分为拉丁基督教和希腊基督教，斯拉夫欧洲常常成为第三个组成部分。同样，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被忽略或者与总体描述分离开来加以对待。结果是强调了，也许多于实际理由，中世纪欧洲二者之间关系的区分，更别说整个欧亚大陆。Hugh Trevor-Roper，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London，1965）;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nd ed.（Chicago，1955）；和Robert S.Lopez，The Birth of Europe（New York，1967）；超越了这种狭隘视野；如Lynn White 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2）。
近来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著作围绕着亨利·皮朗在Mohammed and Charlgemagne（New York，1955）提出、在他的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New York，197）一书中确立的“皮朗假设”而展开。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3 vols.（Cambridge，1941～63）反映了专家的一致意见；C.S.and C.S.L.Orwin，The Open Fields，2nd ed.（Oxford，1954）把农业的实际经验用于阐述争议众多的庄园土地类型。近来由杰出学者撰写的综合性著作包括：M.M.Postan，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100～1500（Berkeley，1972），和Robert 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Englewood Cliffs，N.J.，1971）。
在政治事件方面，接受一份比大多数著作更有趣味更重要的书目似乎是最好的办法；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1961）；Carl Stephenson，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42）；Sir Steven 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3 vols.（Cambridge，1951～54）；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1915）；Geoffrey Barraclough，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2nd ed.（Oxford，1947）；和P.H.Sawyer，The Age of Vikings（New York，1962）。
关于文化史，基于同样武断原则建议书目如下：R.W.Southern，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1953）；Christopher Dawson，The Making of Europe（London，1932）；John 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4）；L.J.Daley，The Medieval University（New York，1961）；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Cambridge，Mass.，1927）；C.H.McIlwain，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New York，1932）；Davi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London，1962）；Ernst Kitzinger，Early Medieval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2nd ed.（London，1955）；Erwin Panofsky，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Latrobe，Pa.，1951）；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The Classic，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rev.ed.，2 vols.（New York，1961）；Ernst Cassirer et al.eds.，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1948）。David Talbot Rice，ed.，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London，1965）是一部插图精美的介绍欧洲和近东艺术第一个千年纪的著作。两部总论性的著作追溯了欧洲的重要主题：Clarence 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Berkeley，1967），讨论了欧洲关于自然的观念，和Herschel Baker，The Dignity of Man（Cambridge，Mass.，1947，新书名，The Image of Man，New York，1961）。
关于东欧的英语著作较少，但是下列著作值得推荐：Archibald R.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A.D.500～1000（Princeton，1951）；Sir Steven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William H.McNeill，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1081～1797（Chicago，1974）；Norman H.Baynes and H.St.L.B.Moss，eds.，Byzantium（Oxford，1961）；Peter Charanis，Studies o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London，1972）；O.M.Dalton， East Christian Art：A Survey of the Monuments（Oxford，1925）；N.P.Kondakov，The Russian Icon（Oxford，1927）；George Vernadsky，A History of Russia，5 vols.（New Haven，1943），和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Princeton，1961）。
伊斯兰王国。这是一个灵活的词语，因为伊斯兰教在诞生后的1000年里一直使人皈依，并扩张领土基础，事实上今天仍然如此。此外，在这个总标题下考察一下帕提亚和萨珊帝国也很方便，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先驱。总体说来，对伊朗的研究很少。两部简明的概论著作是：Richard N.Frye，Heritage of Persia（Cleveland，1963），和Roman Ghirshman，Ir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IslamicConquest（Penguin，1961）。关于波斯和萨珊时期，参见：Neilson 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n（Chicago，1938）；对于通法语的读者来说，可以参考Arthur Christensen，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2nd ed.（Copenhagen，1944）；Roman Chirshman，Persian Art，The Parth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New York，1962）；和Arthur Upham Pope and Phyllis Ackerman，eds.，A Survey of Persian Art，7 vols.（London and New York，1938～39）都是非常优秀的。关于宗教史，F.C.Burkitt，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Cambridge，1925）和其他两部著作：Robert Charles Zaehner，The Dawn and Tw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1961），和Zurvan：A Zoroastrian Dilemma（Oxford，1955）也方便易得。
在众多概述伊斯兰教的著作中，下列著作尤为出色：H.A.R.Gibb，Mohammedanism：A Historical Survey，2nd ed.（London，1953）；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1950）；Marshall G.S.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3 vols.（Chicago，1974）；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nd ed.（Chicago，1955）；T.W.Arnold，The Caliphate（Oxford，1924）；T.W.Arnold，The Preaching of Islam，2nd ed.（London，1913）。关于穆罕默德的生平，Tor Andrae，Mohammed：The Man and His Faith（New York，1956），W.Montgomery Watt，Muhammad at Merca（Oxford，1953）和W.Montgomery Watt，Muhammad at Medina（Oxford，1956）是非常优秀的著作。《古兰经》有多种译本存在；似乎没有一部英语版本达到了原著的文学功力，我无法确定最佳译本。Eric Schroeder，Muhammads People（Freeport，Me.，1955）是阿拉伯特别是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的大杂烩译本。William Polk，The Golden Ode（Chicago，1974）翻译了前伊斯兰教阿拉伯的重要著作，并且把它作为阿拉伯社会的一种介绍而加以讨论。完全不同风格的是Ibn Khaldun，The Muqu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Franz Rosenthal，3 vols.（New York，1958）。W.Montgomer Watt，tr.，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Al-Ghazali（London and New York，1953），是一位著名的穆斯林神学家的自传，提供了洞悉穆斯林文明的第三只眼。
关于苏菲运动给伊斯兰教带来的重大变化，A.J.Arberry，Suffism：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London，1950）和Reynold Alleyne Nicholson，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Cambridge，1921）值得推荐。Edward G.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4 vols.（London and Cambridge，1902～1924），是名副其实的经典；T.W.Arnold， Painting in Islam（Oxford，1928）和Richard Ettinghausen，Arab Painting（Geneva，1926）都是有价值的著作。
以下著作论述更专门的主题：George Fadlo 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1951）；Andrew S.Ehrenkreutz，Saladin，（Albany，N.Y.，1927）；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2nd ed.（London，1928）；Paul Wittek，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38）；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1300～1600（New York，1973）；Franz Babinger，Ma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7）；J.K.Birge，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Hartford，1937）；和Marshall G.S.Hodgson，The Order of Assasins（The Hague，1955）。
中亚和草原地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通常被当作一个整体。Ré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trans.New Brunswick，1970）是少数试图将东西方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著作之一。William 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1939）和Owen Lattimore，The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New York，1940），论述了欧亚草原的东部。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2nd ed.（Cambridge，1951），A.K.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1957），论述了中亚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据我所知，没有类似的论述贵霜帝国的著作，也没有论述维吾尔时代传播到整个中亚的萨珊帝国外围的满意著作。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ks（London，1933）只记录了他的发现，但没有把他的记录编写成历史。
历史学家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论述则要好得多。M.I.Rostovts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1922）和Tamara Talbot Rice，The Scythians（London，1957）在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中已经提及。Mortimer 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New York，1955）；E.A.Thompson，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Oxford，1948）；Otto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Berkeley，1973）；和D.M.Dunlop，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Princeton，1954）不仅非常完满地论述了欧亚草原历史上的每个重要阶段，并论述了它与欧洲的关系。R.A.Stein，Tibetan Civilization（trans.Stanford，1972），是对这个主题的标准论述。关于蒙古，以下两部著作尤为出色：H.Desmond Martin，The Rise of Ching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ed.Elianor Lattimore（Baltimore，1950）；和Christopher Dawson，ed.，The Mongol Mission（London and New York，1955）。Michael Prawdin（pseud.For Michael Charol），The Mongol Empire：Its Rise and Legacy（London，1940），是一部可读性强但缺乏事实证明的著作。
印度和东南亚。A.L.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rev.ed.（New York，1963），是对印度文明最好的简介。近年的概论是Stanley Wolpert，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1977）。K.A.Nilakanta Sastri，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Fall of Vijayanagar， 3rded.（Madras，1966），和E.H.Warmington，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1928），为地中海与印度洋世界互动关系提供了有趣的数据。
关于印度思想和文学，标准的著作是：Surendranath Dasgupta，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5 vols.（Cambridge，1932～1955）；A.B.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1928）；和A.B.Keith，The Sanskrit Drama in Its Origin，Development，Theory，and Practice（Oxford，1924）。印度艺术被下列著作很好地论述了：Heinrich Zimmer and Joseph Campbell，The Art of India Asia，2 vols.（New York，1955）；Benjamin Rowland，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Penguin，1953）；和Calambur Sivaramamurti，The Art of India（New York，1977）。在可以得到的印度文学译本中，V.R.R.Dikshitar，ed.and tr.，The Lay of the Anklet（Silappadikāram）（Oxford，1939）；Johannes A.B.van Buitenen，Tales of Ancient India（Chicago，1959）；Franklin Edgerton，ed.and tr.，The Bhagavad Gita，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Harvard Oriental Series，Cambridge，Mass.，1944）；和N.A.Nikam and Richard P.McKeon，eds.and trs.，The Edicts of Ashoka（Chicago，1958）都是特别有趣的。Johannes van Buitenen的重要翻译多卷本Mahabharata（Chicago，1973～）在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两部杰出的著作对印度宗教提供了很好的介绍：Robert C.Zaehner，Hinduism（Oxford，1966）和Mircea Eliade，Yoga：Immorality and Freedom，2nd ed.rev.（Princeton，1969）。
东南亚历史可参阅以下著作：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ew York，1955）；John F.Cady，Southea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1964）；H.G.Quaritch Wales，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Change（London，1950）；J.C.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The Hague，1955）；B.H.M.Vlekke，Nusantara：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Cambridge，Mass.，1943）；和G.Coedes，The Indianized State of Southeast Asia，trans.（Honolulu，1968）。
远东。L.C.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3rded.（New York，1959）和Charles O.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Stanford，1975）是很好的中国通史著作。George B.Sansom， 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1962）和John Hall，Japan：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New York，1970）也是很好的日本通史著作。关于朝鲜，M.Frederick Nelson，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Boston，Rouge，1945）；Homer B.Hulbert，The History of Korea，rev.ed.by C.M.Weems，2 vols.（Hillary，N.Y.，n.d.；first published，Seoul，1905）；和Woo-Kuen Han，The History of Korea（Seoul，1970）可以参阅。E.O.Reischauer，John K.Fairbank，and Albert Craig，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1973）从整体上论述远东历史。
中国漫长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特定主题由以下著作所论述：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Leiden，1938）；Michael Loewe，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London，1974）；Arthur F.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tanford，1959）；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n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1964）；Arthur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1973）；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55）；Edwin A.Kracke，Jr.，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Mass.，1953）；Shiba Yoshinob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trans.（Ann Arbor，1970）；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 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Mass.，1959）；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和J.J.L.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on，1949）。Raymond Dawson，ed.，The Legacy of China（Oxford，1964）包括了中国传统文明多方面的简要介绍，而且由该领域的一流权威学者所撰写。
中国的艺术和思想可以从下列著作中得到帮助：Osvald Siren，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7 vols.（New York，1956~1958）；Law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Pinguin，1956）；James Cahill，Chinese Painting（Cleveland，1960；reissued in paperback，New York，1977），是该主题最好的介绍；Fe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y，tr.Derk Bodde，2 vols.（Princeton，1952～1953）；和Wing-tsit Chan，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1963）。Wing-tsit Chan，tr.，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is and Lu Tsu-Chien（New York，1967），和Tu Wei-Ming，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Wang Yang-mings Youth（Berkeley，1976），论述中华帝国后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新儒家思想的正反两面。Historic Relics Unearthed in New China（Peking，1972）和Mural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Peking，1974）提供了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的许多重要文物的彩色照片。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Multivolumed（Cambridge，1954～）and T.F.Carter and L.C.Goodrich，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2nd ed.（New York，1955）是这个主题的最权威著作。中国两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由以下著作进行了研究：Burton Watson，tr.，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s of China，2 vols.（New York，1961）和Homer H.Dubs，ed.and tr.，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1938～1955）。Arthur Waley，tr.，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762 A.D.（London，1951）值得提及。
Donald L.Philippi，tr.，Kojiki（Tokyo，1968）使日本古代重要史料可以得到。Murasaki Shikibu，The Tale of Genji，tr.Arthur Waley（Boston，1935），是平安时代文化的最佳导论。下列几部著作对研究前现代日本有用：Ivan Morris，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New York，1964）；Jeffrey Mass，Warrior Government in Early Medieval Japan：A Study of the Kamakura Bakufu，Shugo and Jito（New Haven，1974）；和Alfrede Bloom，Shinrans Gospel of Pure Grace（Tucson，1965）。
非洲。Roland Oliver and John D.Fage，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Penguin，1962）现在是标准著作，但是Philip D.Curtin，African History（Boston，1978）给以前的著作带来了挑战。有趣的区域性论述包括：Zoё Marsh and G.W.Kingsnor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2nd ed.（Cambridge，1961）；John D.F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2nd ed.（Cambridge，1960）；E.W.Bovill，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Western Sudan（London，1933）；J.Spence 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London，1962）；A.H.M.Jones and Elizabeth Monroe，A History of Abyssinia（Oxford，1935；reissued as A History of Ethiopia，1955）；和Nehemia Lebtzion，Ancient Ghana and Mali（New York，1973）。Roland Oliv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III：from c.1500 to c.1600 （Cambridge，1977）反映了该主题现行学术动态。
美洲。Gorden R.Willey，New World Prehistory，Smithonian Institution Report for 1960（Washington，D.C.，1961）和H.E.Driver，ed.，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Englewood Cliffs，N.J.，1964），是较好的介绍美洲印第安人的著作。G.H.S.Bushnell，Peru，rev.ed.（New York，1963）；J.Eric S.Thompson，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Norman，Okla.，1954）；G.C.Valliant，The Aztecs of Mexico（Penguin，1950）；和Friderich Katz，The Ancient American Civilizations（New York，1972），也非常有用。关于有争议的哥伦布之前与新大陆的跨太平洋联系问题，参见M.W.Smith为美国人类学会的Memoir No.9（1953）撰写的Asia and North America：Trans-Pacific Contacts， 和Andrew Sharp，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Wellington，N.Z.，1956）。

第三部分 西方的支配地位
	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历史标志都更适合作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在欧洲历史上，这的确如此，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接踵而至的地理大发现给予中世纪欧洲致命一击，开启了此后一个半世纪为了取得相当稳定的新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巨大努力。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1648年以后，欧洲文明的新平衡取得了模糊的定型。1500年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欧洲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上的海洋成为他们进行商业活动和征服的快速通道。他们因此沿着可居住的海岸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边疆，这种新文化边疆与陆地边疆的重要性进行竞争，并最终使陆地边疆黯然失色。在亚洲，许多世纪里，陆地边疆一直是农耕民族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
	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进行某些急剧的变革，以阻止欧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扰。西方跃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确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
	但是，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才能实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费迪南·麦哲伦（1519～1522年）横跨地球的海洋航行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亚洲的古老文明对欧洲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所发起的新的海上挑战仍反应迟钝。在美洲和亚洲北部不太发达的地区，欧洲的影响更加剧烈。当全球这两个伟大的地区遇到传教士的热情和欧洲先驱的优势技术时，他们的当地文化萎缩了。因此，欧洲类型的社会从其发源地向东方和西方扩张，甚至渗透到西伯利亚，穿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311L.jpg" />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31522.jpg" />
	但是1700年后，伊斯兰教各民族以及亚洲的印度教和佛教发现自己无法回避欧洲人了。这些地区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旧制度和习俗再也不能抵制西欧各民族产生的新力量。这个事实在印度、巴尔干和中东接连被证明，这导致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和大多数印度教徒无力面对这个事实。但是直到大约1850年，传统方式和制度的决定性崩溃才发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在短短10年里相继瓦解，或者发现自己被迫从熟悉方式的避风港中走出来，以期能够乞求、借鉴或窃取西方人强大力量的秘诀。
	在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非西方民族中，这种有意识的现代化（即有选择的和部分的西方化）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社会变化节奏持续加快，为了达到某些领导集团或党派制定的目标而管理社会的努力似乎逐年产生效果。
	但是1500年后，欧洲历史分期与世界历史的基准并不完全吻合。这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正确地说，现代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西方兴起并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所以欧洲自身发展的连续阶段与它对其他民族和遥远大陆的影响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延伸到1700年，而欧洲内部的历史则到1648年作为一个时段，当“远西”拥有了在诸如军事组织和技术、自然科学和科学探究等方面的优势时，它就第一次决定性地、明确地挑战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文化。1700～1850年的世界历史也许类似于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当欧洲文明有潜力的经典重组出现于此前的斗争和混乱之中时。同样的道理，185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应于1789年后的欧洲历史，当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两个运动开始使西方的组织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把它们作为不可抵制的力量传播出去，世界其他文明在1850年后只得向它们折腰。
	所以接下来各章按照两条线索安排：概述1500～1648年欧洲自身的转变在前，讨论1500～1700年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的发展在后。以下各章是关于欧洲“旧制度”、1648～1789年欧洲社会的殖民扩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第二次旅程搭建了舞台，概述1700～1850年它的发展。我认为这种章节安排的尴尬之处将由下列事实所平衡：它的时间顺序不规则正好强调并解释了早期近代世界历史的关键事实。

第十八章 地理大发现及其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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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绰号“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就为戏剧性的海洋发现航行创造了条件，这些航行为欧洲人打开了全球可居住地区的大门。他所做的就是把能够得到的最好理论知识与水手和造船技巧的传统规则联系起来，以便扩大他的船只适航的范围。亨利王子希望绕过非洲，与半神话传说中的基督教徒“教士约翰”联合起来，从侧翼包围并最终制服伊斯兰教王国。来自奴隶贸易和其他非洲沿岸掠夺而来的商品利润有助于支持这个事业，但是这不是关键的动机。
导航仍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满意的航行计时器发明（1760年）为止，精确确定地球经度（东—西）的方法还未知。纬度（南—北）可以通过找到正午太阳与地平线之间的角度而测量出来。由于拥有一年中每天已知纬度的太阳误差表，所以赤道南北30英里之内一名海船船长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即使利用比较简陋的观察仪器。诀窍在于编制准确的表格。亨利王子把这个任务交给一批特选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过长期计算，他们为葡萄牙的航海船长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通过推测向东或向西航行的距离，探险家能够绘制非洲沿岸的航海图，使后来的航海家能够在深海中航行更远的距离，而且船只按照精确纬度朝着预定的着陆点航行。例如，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不见陆地的情况下航行了97天，但是仍然准确地航行到了好望角，尽管自从9年前巴托罗缪·迪亚斯首次到过后，再也没有欧洲人光顾过好望角。
达·伽马的方法与早期所有欧洲海洋航行水手使用的方法相同。他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这次是好望角，因为迪亚斯在探险航行中已经测量并记录了它。通过向大西洋深处航行，那里没有来自鱼群的危险，但多风且风力更强大，达·伽马安全地到达他意向中的着陆点的纬度，比他沿着海岸航行快捷得多。然后，他调转船头向东，直到预想的海岸出现于视线之中。只要船长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通过离开海岸向北或向南航行到适当之处，然后调转船头，沿着适当的纬度线向东或向西航行，直到看见陆地，准确地导入港口，他就非常容易找到目的地。
欧洲的造船业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进步。葡萄牙占据了领先地位，增加了桅杆数量，至少较大的中央桅杆上安装了不止一片船帆。这使水手能够调整船帆，以适应不同的风向和海浪，使船只更灵活机动，更适于航海。反过来，这促进了更大型船只的建造；但是大型的船只要求更结实的船体。因此，到1500年，强大的龙骨、厚重的船肋材料、双层橡木船板，使欧洲船只能够承受船载大炮的沉重后坐力。船体结构较轻的船只，如那些更适于在印度洋等比较平静水域航行的船只，就不能在船身动摇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射击。
欧洲造船业的这些发展使海上作战的通常方式完全过时了。在抵抗200码之遥发射炮弹就能击毁敌舰，也能够灵活机动置敌船于炮弹射程范围之内的船只时，船体撞击并登上甲板搏斗这种早期的标准战术很少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当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麦哲伦和许多名声不大但胆子不小的船长为欧洲航海开辟全球海洋时，与其他地区建造的、适于风暴较小水域航行的船只相比，他们为了北大西洋水域航行而建造的船只占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中国和日本的平底帆船是唯一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通常没有可与欧洲船只相媲美的重炮。远东相对缺少铸造大炮的金属，而比较粗陋但规模大得多的冶金业，使欧洲人能够比远东造船者通常能承担更昂贵的装备。
这些技术因素有助于解释欧洲人最初沿着海路扩张之迅速。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首次绕过好望角往返印度的航行。10年后，葡萄牙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打败了人数占优的穆斯林舰队，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他们还立即在果阿（1510年）、马六甲（1511年）和霍尔木兹（1515年）等战略要塞建立了海军基地。1511～1512年，葡萄牙发动了对“香料群岛”的远征，1513年一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东。32年后，葡萄牙打开了对日本传教和贸易的大门（1545年），1557年，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澳门建立起来。葡萄牙在这里的扩张把它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帝国远远甩在后面，西班牙则于1571年经过墨西哥占据了菲律宾。
至于亚洲文明，1500年欧洲占据的海上优势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不同。例如，从中华帝国政府角度来看，海上贸易是否落入任何新的蛮夷之手，这无关紧要。对北京来说，东南亚的穆斯林、日本的倭寇和“鹰钩鼻子”欧洲“南海蛮夷”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统治者很少关心商业事务，第乌（1509年）惨败后，他们也没有团结起来反对葡萄牙人。而穆斯林的贸易船只仅仅是逃避葡萄牙人巡逻船只的追缉，由于远离母国，所以葡萄牙人的巡逻力量一直是不足的。轻快的小型船只很快几乎又能像以前一样从事贸易。对穆斯林商人和船主来说，偶尔被葡萄牙捕获船只仅仅是不便而已。
但是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来说，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墨西哥（1519～1521年）和秘鲁（1531～1535年），带来了急剧而无可挽救的灾难。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完全崩溃为建立一个领土广袤的帝国铺平了道路，这个帝国由西班牙人统治，它既虔诚地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又专注地出口来自美洲矿山的白银和黄金。美洲印第安人非常温顺地屈服于西班牙的统治。以前的宗教和文化理想只幸存于西班牙势力和基督教传教士无法渗透的村社、热带雨林偏远地区、山区和沙漠。因此，语言是西班牙语，宗教是天主教，但建立在成千上万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美洲印第安人基础上的一种新社会在新大陆出现了。
欧洲新兴海上优势在旧大陆没有可以相比的后果。但是，世界海洋大门为欧洲船只打开，产生了影响了每一个文明社会的三大后果，也使许多蛮族和原始民族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大后果是：（1）来自美洲的大量金银引起的价格革命，（2）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和（3）疾病的传播。每种后果都值得稍加详细阐述。
<h3>价格革命</h3>
价格革命首先而且最急剧地影响了西班牙，但是稍微滞后一点儿并且以几乎没有削弱的力量影响欧洲其他地区。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也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遥远的中国也受到影响，墨西哥白银为中国提供了比以前充足得多的铸币原料。至于对印度的影响，我们一无所知。价格革命对土耳其和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暂时空白，可能它们不如在欧洲那么重要，欧洲首先而且最强烈地受到影响，因为金银首先到达欧洲——特别是西班牙——的港口。缜密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涨了四倍多。欧洲其他地区价格上涨虽然缓和一些，但是各地的变化也足以深刻地打乱传统的经济关系。依靠固定收入的人遭受了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损失，而那些投身商业的人常常发家致富了，因为他们的商品价格一直上涨。
在一个如欧洲1500～1600年发生的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由传统社会-经济关系确立的日常生活的确定性都被打碎了。政府普遍感到习惯性的财源已经入不敷出了，被迫寻找新的手段筹集收入。即使最寒酸的手工业者或在市场上出售几个鸡蛋的贫穷农民都感受到价格革命的压力。当然没有人明白白银输入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各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时，有的走向繁荣，有的被剥夺了，每个人——富人或穷人——都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大多数人断定，比以前更大的贪婪和更多的邪恶将会在世界上肆虐。这种看法使宗教和政治争端达到最剧烈的程度，从而使这个时代成为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动荡时期。
<h3>美洲农作物</h3>
从植物学上看，美洲的作物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熟悉的作物。其中有些作物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农民以前所知作物的极其有价值的补充。例如，美洲作物玉米迅速传播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在中国，马铃薯的重要性远不如植物学上与它无关的甘薯，甘薯大量种植在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坡和以前的荒地上。在欧洲，这种关系正好相反，因为更寒冷的气候适合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作物，而欧洲夏季的温度还不足以使甘薯成熟。
吸收美洲农作物，增加了当地食物供应，通常导致人口相应增长。这在中国南方肯定出现了。美洲作物也使得非洲人口急剧倍增，特别是西非，那里是17、18世纪在新大陆劳作的数百万奴隶的来源。
美洲农作物传播的详细情况还没有被很好地研究过，新作物的重大影响很可能是1650年之后而不是之前出现。欧洲肯定是这样，目不识丁的被传统束缚的农民花费了一定时间才发现新作物的优势，学会种植新作物的方法。
<h3>疾病的传播</h3>
疾病的传播无须人类的主动性，而是不顾人类的主观意图，在人类当时根本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的确，所有细节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引起瘟疫肆虐的记载，无论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还是在欧洲一些城市中，都是不精确的，以致做出确切的医学诊断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说，当船只开始定期往来于海洋时，它们显然装载着货物和细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欧洲船只就把大量非洲疾病转移到新大陆，很可能包括诸如黄热病和疟疾，这些通过老鼠传播的病菌使中南美洲许多地区几乎人烟灭绝。此外，长期流行于欧洲人中的疾病，当它们散布到没有遗传或获得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时是灾难性的，如天花、麻疹或斑疹伤寒等。也许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把梅毒传播给了旧大陆，虽然梅毒的发源地是否是美洲还不能确定。
撇开这些被忽略的情况，我们可以认识航海船只携带的疾病细菌传播的总体后果。首先，以前孤立的人口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据估计，1500年最终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美洲各地人口大约为5000万，到1650年，下降为大约4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包括了西班牙的移民！同样急剧的人口减少也发生在太平洋群岛和其他地方，只要新疾病接触当地稠密、以前孤立的地区的没有免疫力的人群身上。
但是，文明地区的人口已经长期遭受各种传染病的侵袭。的确——也许除了梅毒之外——在旧大陆的文明社会人口中，似乎没有重大的新疾病找到了大量受害者在等着它的侵袭。相反，以前所知道的流行病逐渐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因此，到1700年，地方性瘟疫不再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起什么重要作用了。文明社会的人口在现代之所以急剧增长，很可能就与疾病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变化有关。现有统计资料显然表明，1600～1750年，欧洲、中国、印度、中东至少部分地区，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到那个时候，海洋航行带来的流行病后果才被感觉到，美洲作物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另一方面，即使在欧洲，1800年前现代科学的医学对人口的影响很小，在中国或印度，影响就更小了，对现代早期阶段的人口增长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显然，通过海洋传播的新疾病的后果非常有利于欧洲人。他们故乡的人口没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很快就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在美洲和其他遥远的地区，疾病的突然侵袭削弱了当地对欧洲统治的抵抗。即使在旧大陆，中亚地区最后一个成功地抵抗过文明社会军队的游牧民族联盟的瓦解（1757年）也不是枪炮的作用，而是天花的作用。
<h3>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发明</h3>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在使欧洲在反对世界其他地区敌对文化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欧洲地理大发现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正如他们封建时代的祖先，骑士战争技术赋予西欧人短暂的陆上军事优势一样，早期近代的海上优势也向欧洲水手传递了一种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认为能够用天真而自信的好奇心审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渴望了解和发现，随时准备从其他民族的工具箱里借鉴任何喜欢的东西。以他们扩大了的世界知识和天才为基础，欧洲技术发明和天赋的迸发是必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结果。
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以类似欧洲那样的冒险精神，对海洋航行开辟的新可能性做出反应。把玩外来新奇玩意儿的现象的确出现了，特别是在远东，但是任何敌视古老的现存传统、滋扰中国官吏心灵的东西都不能长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反应甚至更加消极。与古代真理相悖的任何东西都被简单粗暴地排斥和否定，或者压根儿就被无视。
欧洲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震撼完全动摇了欧洲社会的根基，破坏了欧洲文明的中世纪结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及其之后的探险活动，并不是欧洲转型的唯一原因。欧洲文明内部长期且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至少像来自外部的任何事物一样，也做出了贡献。因此，考察这些内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内容。

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 （1500～16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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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细节非常复杂，但是描述1500～1648年欧洲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并不困难。与中世纪盛行的管辖权重叠而引起错综复杂的情况相比，权力倾向于集中在比较少的中心。欧洲地理终于被划分为一系列比较巩固的国家，每个国家由一个中央集权的、通常是君主制的政府控制。在最成功的例子中，巩固的规模是民族范围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在中欧，较小的单位攫取了主权：城市国家、封建王公的国家、教会国家。但是即使在这里，每个单独的国家都把权威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就像较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那样。在东欧，类型变得更弱小，因为在有些情况下，那里的贵族和城市特权仍然包含在民族国家君主制之中。例如，波兰和匈牙利都是如此。另外的例子，如俄罗斯和土耳其，政治中央集权超越了单个民族的局限，不同语言和宗教的民族都臣服于单一的帝国统治之下。
在每个成功的国家版图之内，政府权力迅速扩大。以前严格限于地方的事务现在变成了中央政府代表管辖之内的事情了。国王和王公贵族也取得了教会管理和庇护方面的权威，即使在天主教和继续承认教皇对教会领导权的国家。贵族的权利和豁免权、城市和乡村的自治权都遭到了急剧削弱。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各种地方权威在以遥远的君主之名的官员面前瓦解了，官员的权力依赖国王或王公贵族的任命。
政治巩固的过程可以多种不同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它运用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政府统治的所有技巧，这些技巧首先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产生出来。例如，贵族与市民阶级组成单一国家的形式就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开了先河，这比法国和英国国王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早了大约200年。1500年前，利用职业常备军支持统治者的意志在意大利也是平常之事，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在此之后才变得可行。当然，在重大事件上，与意大利所知道的情况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建设以大得多的领土规模进行。随着这种领土扩大，欧洲大国政府的有效权力也大大扩充了，国家之间政治的整体规模也相应地扩大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世纪政治生活中复杂的管辖权重叠现象与其说是被渗透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政治实践所瓦解，倒不如说是被与宗教改革有关的暴力和激情所瓦解。的确，改革教会并使之成为神圣场所的努力很快便对政治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使人类生活符合《圣经》揭示的上帝旨意而做出的持续而严肃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教义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很快爆发了，在一个多世纪里，欧洲被以基督教真理名义进行的战争所折磨，虽然根本不符合它的准则。
在各种暴力活动和血腥屠杀中，世俗政权不断地向前推进权力。在已经成为新教的大国中，政府接收了以前教会人员占有的大多数财产，取得了任命或至少批准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几乎同样的命运也降临于那些仍然效忠教皇的国家的教会头上。例如，土地和其他没有被直接没收的财产并不能阻止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的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任命高级神职人员，向自己领地内的教会土地征税。
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政治权力稳固地操纵在较少数中心的事实，反映了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由于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地方贵族来说，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变得极其昂贵，对于普通的权威来说，它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复杂。中世纪的骑士，一旦他取得了一匹战马、一幅盔甲、受过军事训练，那么他几乎就是自给自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不太费力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食物，对装备进行小修理。如果受到优势力量的威胁，他可以撤退到城堡的围墙里面；如果城堡被围攻，那么他还能足够安全地等待敌人退却。但是当大炮和使用长矛、步枪的步兵首先把骑士从城堡里赶出来，接着又把他们赶出了战场时（1350～1550年），军事组织就变得非常复杂了。火药和炮弹的供应、重炮的运输、军队的纪律、维持军队所需要的各种开支的金钱，都不在大多数地方权威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任何统治广袤领土的君主都无法有效地在整个欧洲征募军队。
对越来越复杂的陆地武器的依赖也将政府与生产复杂装置的资源捆绑在一起，即依靠手工业店铺和作坊、采矿和冶金企业、资本家、银行家，一般说来，就是依靠社会中的城市人口，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生产武器，在适当的时间里把武器分门别类地运送到指定地点。因此，真正强大的国家是那些领土上出现了足够的城市发展，能够支撑新型军事技术复杂需要的国家。例如，领土广袤的国家波兰由于没有出现这种城市发展，所以不能利用他们的领土面积变成相应强大的国家。
这三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肯定是有效的。它们在一个半世纪里的相互影响，在许多面临新的不相关选择的个人的不可预测行为中发挥作用，使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带有异常紧张和混乱的特点。
当时，国王和诸侯政府与地方性和普遍性竞争对手之间争夺主权的斗争结果还不明朗。例如，在欧洲东部和北部某些地区，贵族和氏族首领保持甚至扩大了他们的自治权利。这是以加尔文教会和国家改革的名义进行的，如匈牙利和苏格兰，或者以恢复或复兴天主教的名义进行的，如波兰和立陶宛。
在荷兰各省和英国，同样的政治发展因为非常不同的原因而开始进行，因为市民和商业化的农民瓦解了王权，他们在加尔文的教义中找到了蔑视中央政权正当性的合法先例。
荷兰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叛乱开始于1568年，到1609年结束大规模战役的停战协议签订时，叛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紧急状况下，叛乱各省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联盟存在到战争之后，尽管城市与乡村经常发生摩擦，但是足以使荷兰变成世界上的一流强国。
在此后一代里，英国内战（1642～1648年）也走向反对君主专制的趋势。正是现代议会的反对，有效的国王官僚制度才获得胜利。就像宗教改革本身一样，议会的事业是极其反动的，因为它既依赖英国人（《大宪章》及相关文件）传统自由权利的重申，又依赖一个圣徒政府之后的无情的清教徒的努力。但是像其他成功的革命一样，掌握权力的清教徒被迫背叛他们的计划。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649年）后，英国的自由权利和圣徒政府就在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的统治下堕落成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他恢复议会政府的最迫切努力遇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多数英国人抛弃了鼓舞克伦威尔军队斗志的清教理想。克伦威尔死后，国王查理二世复辟（1660年），他并不企图建立像查理一世那样的王权。主权仍然掌握在议会手中；英国议会力图平衡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以便中央政府能够合理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
但是，无论英国君主立宪制和荷兰联邦制对后世具有多么重要的先驱意义，但它们是例外，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通过给予顽固的地方主义和地主、市民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英国和荷兰政府似乎正在为过去的事业进行辩护。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安全更多依赖海军而不是陆军，只有这个事实才能解释这两个闹独立的国家如何能够发挥大国的作用，而又没有臣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其他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是军事力量的代价或者政治残余的行为。
<h3>国际政治</h3>
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最壮观的一面不是某些中央权威的代议制正在不断削弱地方管辖权。但是，依靠无数地方性小争端和决定，中央行政集权化的重要过程已经开启了。更为急剧的是政治冲突规模的另一端，这种冲突使拉丁基督教世界两大普遍性组织——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陷入反对西欧和中欧正在兴起的领土主权国家的活动之中。显然，至少在理论上，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宗教改革努力理解并实施把人类从不确定性和谬误中拯救出来的真理，可能都被用于支持单一的领土广袤的国家和单一的教会——如果任何单一主权能够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技术、组织强大力量打败所有的政治对手、镇压异端的话。
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但是1519年当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在已有庞大世袭领地上又增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和实力时，普遍性的君主制似乎明显地取得了胜利。因为通过幸运的联姻，查理五世不仅继承了其家族在奥地利及其附近的德意志领地，而且继承了庞大的勃艮第遗产，这是位于法国与德意志之间向低地国家南部延伸的一块不规则的狭长领土。此外，1516年他还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不久，他就因为西班牙王位而使领地增加了庞大的新兴美洲帝国，早在欧洲人对科尔特斯（1521年）和皮萨罗（1535年）先后打开新大陆财富之门而目瞪口呆之前，这个美洲帝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仿佛还不够，1526年，当他姐夫匈牙利国王从莫哈赤（Mohacs）战役灾难中侥幸逃脱土耳其人之手后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嗣时，被查理委托管理奥地利领地的弟弟继承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
然而，查理的敌人与他的臣民一样多，他的臣民从未团结一心从事任何长期的共同事业。因此，结果首先是停滞，然后是帝国权力的衰落，即使德意志境内也是如此。但是从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到他的后裔不情愿地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中承认德意志各地诸侯的主权，是漫长而剧烈动荡的历史。
法国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是哈布斯堡帝国权力的最坚决反对者（尽管1536年他们之间的盟约很少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但该盟约一直是法国“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污点）。此外，查理与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他的士兵于1527年攻占了罗马城。但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军队和西班牙的虔诚基督徒入侵意大利，占领了罗马教廷，鼓舞了“反宗教改革”，教皇开始与哈布斯堡家族合作。帝国与教廷的联盟能够使曾经短暂地信奉新教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几乎所有居民重新皈依天主教。
然而在德意志，宗教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地方诸侯反对帝国巩固权力的力量。经过最初的犹豫不决后，查理五世宣称坚决反对马丁·路德及其信徒；但是他忙于应付主要在意大利和地中海进行的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所以他从来没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路德派。1555年通过与路德派诸侯签订和约，保证他们捍卫路德派崇拜仪式和教义的权利，他承认了自己无力恢复德意志的宗教统一的现实。次年，查理宣布退位，把西班牙及其帝国、勃艮第领地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但是把奥地利和帝国皇帝的头衔授予了他的弟弟费迪南。
这种世袭领地的分裂最终也未能使各个部分的统治得到巩固。德意志仍然四分五裂，各地诸侯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野心保持着高度防范。费迪南及其后继者长期追求一种谨慎政策，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虽然实力更强大，但是首先为巩固、接着为控制低地国家而进行徒劳的斗争。荷兰叛乱（1568～1609年）的成功和1588年英国取得对“无敌舰队”的胜利，都不能阻止西班牙继续在欧洲统治着勃艮第其他领地、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地中海打败土耳其人、在美洲建立领土广阔的帝国，甚至一度兼并葡萄牙及其帝国（1580～1640年）。
菲利普二世死后，西班牙的霸权地位才开始动摇。法国被一系列宗教战争所折磨，这些宗教战争同情新教徒，反对王权，但在亨利四世统治下（1589～1610年），法国再次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的停滞甚至倒退，削弱了西班牙装备维持帝国地位所需的陆军和海军的能力。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和天主教会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转移到该家族自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传下来的奥地利分支。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比其祖辈更加精力充沛和残酷无情。他以恢复天主教为名，任命官员，取代地方自治权和豁免权。结果把波希米亚的一场叛乱（1618年）酝酿成为30年激烈的战争，震撼了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分歧助长了冲突，但诸侯与帝国主权之争同样处于白热化状态。当费迪南的军队似乎要取得胜利时，丹麦、瑞典和法国先后出兵干预哈布斯堡家族的帝业。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各地的毁灭性破坏结束了，和约承认德意志各个诸侯的主权，保证了帝国的空壳。此后200多年里，德意志仍然被众多地方统治者瓜分，他们的宫廷和政府都模仿大国，但是无法真正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崛起的大国——法国相抗衡。
<h3>欧洲的殖民活动和贸易</h3>
所以，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军事和宗教历史的后果几乎像这些事件本身一样混乱。多个主权仍然分裂着欧洲大地，它们的关系复杂而多变。教皇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权力仍然是真实的；西班牙保住了美洲和欧洲帝国的大多数领土；甚至在巩固和加强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世袭领地的中央行政控制方面，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的帝国权力都找到了充足机会。因此，1648年出现的法国优势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欧洲大陆本身。当人们考虑海军力量和海外帝国时，法国的优势就消失了，因为英国和荷兰已经变成了优于法国的海上强国。它们利用船只蚕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派遣商人到印度洋，派遣殖民者到达美洲。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继建立（1600、1601年）为这两个国家在印度和远东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持久而有效的商业组织。最初是荷兰人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从1594年首次冒险起，在短短50年里，他们就从马六甲和锡兰驱逐了葡萄牙人，在爪哇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因此，变成香料贸易的主人。英国在印度西海岸的早期殖民据点则比较弱小。
但是在美洲，平衡朝相反方向逆转，因为英国的弗吉尼亚（1607年建立）和马萨诸塞（1620年建立）殖民地很快超过了荷兰的纽约（1626年建立）殖民地。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活动几乎同时始于魁北克（1626年）。但是17世纪跨越大西洋最有利可图的欧洲冒险都是冲着加勒比海的较小岛屿，那里的蔗糖种植园由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劳作，提供了欧洲急需的商品。到17世纪40年代，英国、法国甚至更小程度上的荷兰的企业家已经在这种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取代了最早在巴西和加勒比海沿岸经营甘蔗种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欧洲殖民和贸易活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证明欧洲力量对其他不稳定民族和文明的优势不断增长。欧洲政治的所有徒劳和混乱、残酷的武装冲突、构成这个时期欧洲历史主题和素材的为神学确定性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人们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向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的斗争的确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调集财富、人力和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主权的巩固和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联合股份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企业的兴起是另一个重要表现。同样，在知识和艺术领域，技术进步（如印刷术和望远镜）提高有时甚至刺激了对真和美的不计后果的追求，赋予欧洲文化比中世纪相对零碎的世界观和有限的知识所能允许的更多的多样性和坚忍性。我们必须考察这些变化。
<h3>文艺复兴</h3>
孪生却又相互对抗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分别强调了欧洲文化传统的不同方面。受到复兴异教古代知识、技术和优雅风度鼓舞的人们赞美欧洲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时代，而那些渴望根据《圣经》改革宗教的虔诚教徒则从西方文明的犹太—基督教成分中吸取营养。两个阵营中少数忠诚的人力图完全否定对方；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场复杂的交叉演出。有些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也是熟练的古典学者，发现了也适用于《圣经》研究的技巧，这些技巧是异教作家为了编写正确的经典而发展出来的。同样，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深情地关注宗教和神学问题。即使像马基雅维利（卒于1527年）那样的人，他们也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
当然，文艺复兴于1350年左右肇始于意大利。由于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记忆，所以复兴古代对意大利人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意大利城市孕育了具有世俗思想的平民和把注意力投向尘世事务而非宗教事务的王公贵族赞助人。
1500年左右，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了顶峰。列奥纳多·达·芬奇（卒于1519年）通过艺术和对人类、事物的仔细观察而孜孜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加上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根据个人经历和对古代作家的研究，赤裸裸地分析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功用，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的代表人物。直到稍后，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卒于1564年）和尼古拉斯·哥白尼（卒于1543年）——虽然他在波兰去世，但他从帕都亚大学接受的教育中受到知识的鼓舞——才放弃了对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作品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理性的过分信任。米开朗琪罗经受了对每件实际事物持怀疑态度的折磨，甚至对自己的艺术也持怀疑态度；哥白尼的天文学日心说受到新毕达哥拉斯派数字神秘主义的启发，实际上公开蔑视已有的观察数据，哥白尼的天文学假定，行星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而不是椭圆形的。
文艺复兴时期美的理想的吸引力在欧洲其他地区并未消失。它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贵族和宫廷圈子里特别受欢迎；但是只要是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的地方，如在荷兰、莱茵兰、英国和法国，平民也很快被当地模仿或超越意大利模式的努力所吸引。其结果是文学和一定程度上的绘画的民族独特风格流派的发展。例如，塞万提斯（卒于1616年）创作的《堂·吉诃德》和洛佩·德·维嘉（Lope de Vega，卒于1635年）创作的戏剧都给予西班牙语言以文学形式。现代法国通过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的著作而取得了它的文学形式：嘲笑自己无法改变的一切现象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卒于1553年）、无情地推行宗教改革并使人类生活神圣化的约翰·加尔文（卒于1564年）、力荐在人类缺点面前适度冷淡的蒙田侯爵（卒于1592年）。英语文学的形成归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亚以及国王詹姆士一世的钦定《圣经》（1611年）。日耳曼语系欧洲的其他大多数语言（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也是作为新教徒把《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的副产品而形成的。
<h3>宗教改革</h3>
这个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申宗教关注，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和情感似乎都表现出来的世俗主义残余魅力仍然存在。
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和复兴在中世纪欧洲多次发生过。根据它们的性质，这些运动是向合法的教会权威挑战，而教会一直坚持宣布这些改革运动为危险的异端。这就是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卒于1384年）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卒于1415年）的命运，他们从来没能吸引大批信徒。1417年通过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而恢复的教皇君主国，愈合了教会大分裂，但是这使此后一个世纪里异端难以兴盛。特别是在西班牙，宗教统一和政治忠诚趋于同一了。几个世纪反对摩尔人（只在1492年才被驱逐出格拉纳达）战争培育出来的十字军精神继续鼓舞着西班牙在欧洲和海外的帝国扩张活动。教会与国家之间独特的紧密关系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教皇和君主通常在向教士征税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冲突与合作一样多。
罗马教廷自称拥有对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主权，有些教皇对半岛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对其前辈力图获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地位的追求。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和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常常效仿教皇。
在这种追求世俗华丽的宗教背景下，马丁·路德（卒于1546年）以一个罪人如何获得拯救的自身痛苦经历为基础形成的认识，就像复仇天使的宝剑迸发出来的火花。最初路德只是挑战出售赎罪券的有效性。这种声称能够从炼狱中拯救人的灵魂的文件的出售，已经被商业精神组织起来，成为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筹款计划的一部分。根据传统经院哲学辩论的习惯，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张贴“95条论纲”，公开否定赎罪券的价值。但它已经不是学术辩论的事情，路德的观点像野火一样燃遍德意志各地。公开与教廷权威争辩的结果促使路德立即更激进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主张。1520年写作的三本义正词严的小册子《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基督徒的自由》，确立了路德派教义的核心。后来，辩论发展成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新教派的许多不同教义形式。这场神学分裂的中心是宗教权威问题。路德把自己的改革建立在《圣经》和上帝免费赐予得救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还否定教士是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勇敢地宣称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师。
印刷术把路德的观点迅速而广泛地传遍德意志各地及其邻近地区。他的抗议聚集了大批打着教会改革旗号的不满者，例如，在德意志吸引了许多自认为因被外国人征税和剥削而感到苦恼的人；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快就因皇帝查理五世、德意志其他重要统治者拒绝成为路德派信徒而被扼杀了。
因此，新教运动没有变成德意志的，而是变成全欧洲的，特别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大本营（1541年）并使它成为活跃的宗教宣传中心之后。例如，英国于1534年宣布与教皇断绝关系，但是英国教会只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新教国家，而且主要受到来自日内瓦的刺激。与此同时，荷兰人和苏格兰人把加尔文教变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反，在法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法国新教历经辉煌的开端后，1600年左右就失去了锐气。在意大利，新教从未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被恢复的天主教势力变得明显时，它就萎缩了。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变成了路德派，与几乎一半德意志人一起。欧洲各地正在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在决定各自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路德派的外衣掩盖下，社会经济主张也短暂地表现出来。但是当起义农民把基督教的自由当作免除租税时，路德就公开激烈地抨击他们。因此，社会动荡和宗教激进主义在再洗礼派和其他教派中找到了表现场所。这些教派遭到残酷迫害，只在穷人中幸存下来，而且常常是以秘密或半秘密集团的形式。
1500～1648年间欧洲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宗教争论。但是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因为明确而连贯的世界观的天然吸引力，对一种绝对可靠的宗教真理的寻求背后就一定积聚了大量能量。心灵平静需要对不确定性问题给予权威而充分的答案，日常经历给当时欧洲大多数人带来了冷酷的不确定性。路德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如何获得上帝的恩典。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因为其他人迫切希望获得同样的内在恩典状态并确保灵魂得救。当一个人取得了确定性时，他自然希望既把得救的真理与他人分享，同时又谴责它掩盖的所有谬误。大量涌现的旨在说明这些道理的教义和著作很快就被取自教义问答中的系统教育所补充。教廷的捍卫者立即加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宣传。更多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更深刻地服膺于被选择或被继承的信仰形式弥漫于整个欧洲。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新教内部倾向于分裂为各种派系，甚至教派内部又分裂为更小的教派。宗教改革家从未放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基督徒的单一大公教会的理想。但是《圣经》——他们的唯一宗教权威来源——能够被作各种解释。对一个人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对那些仅仅作为罪人并同样迫切希望获得灵魂拯救确定性的另一个人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被迫谴责其他人是错误教义的传播者，且常常比做慈善更积极。但是随着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激情的消退，建立教会组织、实施教义统一的努力在大多数欧洲新教地区取得了成功。在英国，这个过程是持久的。都铎王朝（1534～1603年）渐进的宗教改革不能满足清教徒的要求。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统治下的圣徒政府完全失败为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按照上帝旨意改造人类生活的努力。
罗马天主教会缓慢地应对新教的挑战。最初，许多人希望二者可以调和。虔诚而且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最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对付新教运动，他们常常担心通过反击路德派教徒而加深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是追求武装新教徒头脑的神学确定性的激情也能被用于天主教的事业。圣伊格纳修·罗耀拉（卒于1556年）就是这样做的。经历了像路德那样痛苦的个人皈依后，罗耀拉开始作为教皇的战士宣传基督教真理。他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组成“耶稣会”，耶稣会迅速变成欧洲和海外捍卫和宣扬天主教的最有效工具。耶稣会成立初期，恰逢特伦特宗教会议（1545～1563年）召开。经过漫长的三次中断后，特伦特宗教会议成功地颁布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法令，在坚决反对新教的意义上确立了一些有争论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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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教会改革要求的最初模糊性消退了，欧洲各地的人们面对一个组织比较精良、统一、被改革了的天主教会与同样坚强但组织不太严密的加尔文教运动进行殊死搏斗的壮观景象，而路德派和保守的英国教会人士则对两种领导者都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教皇和皇帝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失败及几乎与此同时的英国清教徒革命（1640～1660年）失败，最终促使许多人放弃了宗教争论，在这两场冲突中，宗教争论常常成为肮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遮羞布。
<h3>科学的发展</h3>
事实上，宗教改革期间，少数但重要的人物没有让追求神学确定性掩盖对其他更世俗事务的关注。例如，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一生几乎经历了宗教冲突的高潮，但是他更喜欢献身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他以望远镜观察和数学推理为基础而为哥白尼天文学所作的辩护，他为了把仔细记录的天文观察数据给予数学表达而进行的创造性努力等，开创了物理学和天文学至今仍未穷尽的探索途径。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另一个代表人物，他故意避开神学争论而着手创立严密的数学哲学，这种数学哲学以极其公正的态度、以理性为基础，为形而上学和其他各种自路德以来甚至在路德之前人们就激烈争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其他知识传统也很活跃且富有成果。帕拉塞尔苏斯（卒于1541年）、安德烈·维萨留斯（卒于1564年）和威廉·哈维（卒于1657年），以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精确观察人体结构为基础一样，在医学方面向盖伦的权威成功地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一位迷信的神秘主义者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徒劳地力图发现行星运行轨道之间的和谐比例关系，但是经过大量复杂计算后，他的确发现了一种数学方程式，这种方程式能够精确地描绘各个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所作的椭圆形运动，因此，偶然地纠正了哥白尼的错误，也为哥白尼假设扫除了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另一种传统——乐观和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培根（卒于1620年），他认为仔细观察和系统地收集信息就可以使人类了解大自然的奥秘，而无须借助宗教启示或数学推理。
许多新仪器的发明，特别是望远镜（约1608年）和显微镜（约1590年）、钟摆（约1656年）、温度计（约1654年）、气压计（约1643年）等，为少数自然哲学家的观察和实验提供了比以前更精确的工具。加上从海外大量流入欧洲的各种信息，都为那些更喜欢这种研究而不是神学辩论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因此，当（1648年后）敌对的宗教阵营最终被善于思考的人广泛地认为是耻辱时，自然哲学家准备并首先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也许不完整，但其吸引力并不亚于吸引以前许多代人注意力的、互相敌对的神学。
然而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取代了宗教，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宗教改革时代使各行各业的人们对宗教保持高度关注。科学和其他世俗学术研究并不公开反对宗教主张，具有说服力的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家都高度重视这些宗教主张。大约1650年后，科学研究得到了充分尊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至少那些生活在欧洲文明最活跃中心的，不再沉重地担忧他们的发现将如何适应官方神学体系。争论继续爆发，但是无论捍卫基督教真理的教士，还是提出新思想的科学家，都不能镇压或推翻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重大事件上，双方都诉诸暴力和普遍一致的需要，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普遍一致的需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逐渐不再带到政治家和公众面前。
<h3>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h3>
1500～1648年欧洲漫长而动荡的结果几乎出乎当时所有伟大人物的意料之外。欧洲人不是发现和实行普遍的真理，而是发现他们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知识多元化局面在欧洲大地比以前更真实地形成了。没有知识的官方等级制度为理解世界——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像中世纪那样——提供完整的计划。每个独立的教会、国家和职业都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追求真理。这种多样性确保欧洲思想的连续而非常迅速的发展，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艺术和文学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在本章讨论的时间之初就开始兴起的俗语文学创立了各个民族的文学流派。绘画也倾向于偏离意大利大师们创立的范式，所以西班牙（维拉斯凯兹，卒于1660年；埃尔·格列柯，卒于1614年），荷兰（伦勃朗，卒于1669年）和佛兰德（鲁本斯，卒于1640年）的画派，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欧洲总体传统之内发展。建筑仍然没有什么多样性。在整个天主教欧洲地区，文艺复兴风格的巴洛克装饰盛行，而在大多数新教国家和地区，以哥特式为基础的各种风格牢固扎根。
产生于中世纪模式的伤痕是巨大的。欧洲人从未遇到比这更痛苦难忍或更普遍深刻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动荡也以最异常的规模激发了人类的天赋和个人的成就。与他们没有相遇的前人和后代相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路德和罗耀拉、达·芬奇和笛卡儿、哥白尼和伽利略——这仅仅是最伟大人物中的一小部分——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现代世界缔造者，正如这些伟人所做的，新世界的挑战，无论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面前打开了。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欧洲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所取得的超常成功被后世西方文明的经历作了最好的验证，我们和全世界都是这种西方文明的继承者。

第二十章 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 （1500～16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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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印度和中东发现只需虚与委蛇地应付出现于他们海岸的欧洲人时，俄罗斯和美洲的人口已经深深地与西欧纠缠在一起了。瘫痪性的崩溃降临于美洲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由殖民者强加于美洲大陆的新组织制度直接来源于西班牙。俄罗斯的组织制度更加顽固，当全副武装的外国人第一次到达时，它们没有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制度那样土崩瓦解。但是俄罗斯也发现，从抵制草原的传统压力转向抵制来自西欧的新挑战是困难的。教会和国家的疲惫不堪就是这种转变困难的标志，这种转变与西欧刚刚从中世纪破茧而出同样影响深远。
<h3>莫斯科公国的兴起</h3>
直到1480年，俄罗斯大部分土地仍然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下，金帐汗国的都城是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分裂而成的四大汗国之一。但是到15世纪，金帐汗国的大汗及其武士讲突厥语了，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通常被称为“鞑靼人”。在享受最高宗主权的俄罗斯土地上，大汗把征税权委任给莫斯科大公，而后者并不一直认为有必要转交所有税款给大汗。所以当伊凡三世正式宣布解除对大汗的效忠并自称“沙皇”（1480年）时，这个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大汗对此无能为力。军事优势不再完全依靠草原骑兵。如果没有持久的围攻，克里姆林宫就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大本营，保护着莫斯科的安全。莫斯科防御大炮的每次射击都宣布草原游牧民族的优势即将终结。
但是，人们不能夸大新型战争技术能够有效地应用于战场的速度。例如，大约在1571年，一支规模异常庞大的鞑靼军队就焚毁了莫斯科郊区。虽然当时步兵已经变成了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但问题是如何把桀骜不驯的抢劫者组织到战场作战。直到边界修筑了连成一线的要塞，由速度与鞑靼人一样快但装备更精良的骑兵（“哥萨克”）驻守，草原民族的侵袭才最终被完全遏制了。这是1648年后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无法满意地抵御前线来无影去无踪的侵略者时，关键的事实仍然是：大约从1500年起，骑马射箭再也不能战胜装备精良的步兵了。俄罗斯的商业和农耕社会能够并且的确为步兵配备了当时的武器主宰——大炮，而长期享有对农耕社会压倒性军事优势的草原游牧社会拒绝放弃战马、拒绝利用新兴的火药技术。由此造成的力量平衡的急剧变化不久就显示出来。1525年，“恐怖的”伊凡四世攻占了喀山。4年之后，他的士兵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完成了对伏尔加河下游的征服。大量领土因此被置于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之下，通过河流和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与波斯的联系也开通了。俄罗斯的南面仍然遭受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势力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联盟和商业往来。在文明世界持步枪的步兵面前，完全独立的游牧帝国再也无法立足了。
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先驱跨越乌拉尔山，推翻了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到1587年，建立了对鄂毕河中游的统治。跨越乌拉尔山后，长期作为内河航行水手（冬天则是雪橇驾驭者）的技巧使俄罗斯冒险家能够穿越西伯利亚地区彼此分离的河流上便捷的水陆联运点。所以1638年，俄罗斯第一支探险队达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当地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人数很少，政治上也很虚弱，居住在环境严酷、把西伯利亚沼泽地与森林地分离的地方。因此，当俄罗斯人要求他们交纳毛皮作为纳贡物时，他们发挥狩猎和诱捕猎物的技巧，为新主人工作，很快就为俄罗斯人提供了欧洲和中国急需的商品。事实上，来自毛皮出口的收入对俄罗斯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俄罗斯能够大规模进口欧洲的武器和其他手工制品。
但是，草原游牧民族长期军事优势造成的压力的消除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缴纳贡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当遥远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征税人，那么俄罗斯人民就认为必须服从、臣服大公。但是，鞑靼人的威胁消失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或乌克兰等地区移民是替代纳税的切实可行之法；许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确逃进了荒野。乌克兰和顿河下游松散的哥萨克共同体就以这种方式招募成员。更东部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个别定居者和先驱甚至脱离纪律松散的哥萨克生活，发展出单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类似于北美边疆地区的家庭。
这种脱离哥萨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罗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区。人力损失由中央政府承担，只要足够的农民和市民在后面纳税即可。不满的贵族（波雅尔）阶层的处境远非危险。在近邻波兰—立陶宛，大贵族享有实际上独立于国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权的事实时刻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轻松惬意啊！对西欧天主教邻居宗教的厌恶也许是阻止大众转向忠诚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视叛逆为重罪。伊凡四世由于企图血腥镇压反对他的统治的波雅尔，因而得绰号“恐怖的伊凡”。事实上，他的确杀戮了许多旧贵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兰—立陶宛模式的贵族共和国。在俄罗斯“危机时期”（1604～1613年）变得更加明显：旧波雅尔家族政治合法性彻底崩溃，但又不能以贵族自由的名义、按照波兰模式取得和保持权力。相反，通过共同同意，贵族阶层很快就被恢复了。
<h3>西欧的影响——政局动荡</h3>
莫斯科公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外国威胁的出现，不过这次不是来自草原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西欧的压力包括两个方面：军事—政治和宗教—文化。军事上，虽然付出了艰辛努力，但伊凡四世已经发现不可避免丧失国土于瑞典和波兰。伊凡发动立窝尼亚战争（1557～1582年），迫切希望把他刚刚赢得的里海沿岸作为打开波罗的海的门户。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战争使莫斯科公国吃紧，以失败告终。一代人之后，在“危机时期”，当篡位者统治国家、内部分裂在俄罗斯土地上蔓延时，波兰—立陶宛开始进攻了。1608年，一支波兰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城，建立了傀儡政权。但是俄罗斯各阶层很快便酝酿了赶走外国人的情绪。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政局动荡也削弱了其入侵俄罗斯的力量。1613年，入侵者撤退了，莫斯科大教长宣布他儿子米歇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保持俄罗斯皇位直到1917年。
只要俄罗斯的技术和财富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专制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分兵于德意志、波兰关注那场战争的结果，这些都有助于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思熟虑且努力弥补这种差距并赶超西欧的措施，都需要诉诸武力。这本身就表明了俄罗斯与西欧组织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伊凡四世的特务组织通过参与纵酒狂欢和犯罪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虽然他分封的“服役贵族”也履行西欧官员和军官对君主履行的同样职责。此外，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农奴正在被固定为小农阶层，而当时西欧土地上的农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一起）正在开始既遭受更多个人自由的痛苦，同时也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独立。
这种发展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俄罗斯，沙皇缺乏足够的现金收入用于支付官吏俸禄和军队的军饷。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来回报他的臣仆。但是没有农民耕种的土地是没有用处的。为了防止农民逃亡，因此，通过立法授权地主追捕逃亡农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当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统化时，一个理论上非常严苛的法律结构就强加于俄罗斯社会了，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从事世袭的职业。但俄罗斯社会现实从未符合这种法律条文的规定。逃亡农奴仍然成功地到达边疆地区，因此，把俄罗斯社会和定居点的边缘推进到亚洲和乌克兰。那些碰巧被某些权势人物看上的人则可能从卑微的出身晋升到官僚系统的上层，但这种情况一直是例外。
<h3>西欧的影响——文化变化</h3>
与西欧接触给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生活带来的令人厌恶的后果几乎与这些军事—政治磨难一样棘手。俄罗斯迫切需要激发民族使命感，以便能够抵御和削弱西欧显而易见的财富和技术优势。
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东正教的最后堡垒。但是1565年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耶稣会传教士在波兰建立分会，迅速战胜了那里的新教徒，并致力于把东正教徒重新皈依罗马教皇管辖之下。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兼并了俄罗斯西部大片领土，迫使那里的居民承认基辅的宗教管辖权。因此，1596年，当基辅大主教及其属下大多数主教接受罗马教皇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时，莫斯科感到强烈震惊。乌克兰的或“东仪天主教”的教会被允许仍然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礼拜仪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缓和东正教的沮丧感。
但是有效地反驳耶稣会为罗马天主教教义辩护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俄罗斯各地教会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传抄者和翻译者的错讹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经典内容，即有关圣餐礼仪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没有不友好的批评者把这种异常情况提请他们密切关注，那么俄罗斯教会人员就会发现，坚持传统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一旦耶稣会学者指责这种异常的话，那么东正教俄罗斯自称独占基督教正统将如何自圆其说呢？更为糟糕的是，在事实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混乱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圣经典段落如何被承认？传统的学术和俄罗斯教会的虔诚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俄罗斯人能退回到一个确凿的事实：希腊语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稣会能够代表的拉丁基督教传统更加真实可靠。但是，修改俄罗斯的宗教祈祷书以便使它们与希腊模式相符，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错讹的不打自招，而这又是俄罗斯教会无法承受的。他们觉得，灵魂得救本身依赖正确的仪式。错讹，哪怕对最微小的错讹，都将使整个东正教教义处于危险境地。
当然，宗教学术和宣传并不是1500～1648年西欧文化成就引起俄罗斯注意的唯一外表。伊凡三世开始引进意大利工匠和建筑师，用石头建筑美化莫斯科。当与旧式俄罗斯木质教堂建筑风格交织在一起并带有波斯风格优雅的活力时，意大利式的石头建筑和装饰性图案就产生了著名的圣巴塞尔主教堂，装饰着莫斯科红场。这座宏伟而非常成功的建筑是为庆祝伊凡四世1556年战胜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大汗而修建的。
俄罗斯的宗教绘画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在东正教代言人不能找到有效回击罗马天主教批评的几十年里，艺术家利用意大利和拜占庭画家的技巧，表达一种维持俄罗斯东正教神秘的虔诚。直到1648年，这种情绪使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保持了精神独立，尽管经常接触早期近代文化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欧洲地区。
<h3>西班牙美洲</h3>
与依靠更加脆弱的文化传统而不得不面对同样挑战的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震撼相比，由于地理上接近西欧，“神圣的俄罗斯”的创伤经历要轻松得多。事实上，美洲没有为保持哥伦布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有组织的、持久的斗争。相反，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领导地位的灾难性坍塌使人数很少的西班牙人能够取代被消灭了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祭司和武士部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和秘鲁所有重要居民点都至少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只要哪里能够调集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建筑技术，哪里就会兴建起巴洛克式的基督教堂。在局部装饰方面，它们有时显露了不太熟悉欧洲原风格的印第安艺术家的手法；其他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
在城镇里，法律形式和关系很快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模式重塑。矿山也被迅速地按照欧洲技术水平组织开采，其生产的白银大量流出，打乱了世界价格体系。但是起初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如从前一样。与已经被消灭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曾经所做的一样，拥有自身宗教和法律的新主人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简单的关系很快就被疾病严重侵袭村庄劳动力的事实所颠覆（参见第278页）。随着人口开始下降，古老的自给自足农业崩溃了，因为西班牙殖民者急需继续供养城镇和在矿山劳动的农村劳动力。西班牙法律固然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在马德里制定的官方政策也相当彻底地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当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劳动力时，他们就得到了，通常通过迫使印第安人负债，然后完全合法地强迫欠债的人劳动。这种债务是世袭的；欠债的印第安人被置于西班牙殖民者的监督下劳动，完成西班牙人所需要的任何工作。
经过最初的黄金渴望狂潮后，西班牙殖民者稍微平息下来，沿着西班牙领土的边界，基督教传教士接替了先驱者的角色。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其他修道团体都积极地展开活动，既为拯救灵魂，也通过传授印第安人欧洲的有用技艺而使他们的工作显得文明化。例如，巴拉圭兴起了一个活跃的传教协会，耶稣会教士在那里实施真正仁慈的专制主义，在部落中建立了一个大型而繁荣的印第安社区，此前这些部落是相当原始的。通过出口印第安人的劳动产品到欧洲市场，熟练的管理使传教活动可以支付自身花费。不久，耶稣会实际上能够从他们的企业中获取大量利润。
<h3>其他欧洲殖民地</h3>
耶稣会在一种传教协会结构内把土著居民的行为转化为按照理性经济办事的努力，是家长式作风和保护政策之间的有趣中介，这种保护政策是西班牙当局针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村庄、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以及加勒比群岛一些地区残酷的非理性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而正式制定的。在这些地区，印第安土著人口非常迅速地死亡。因此劳动力需求只能通过从西非进口的奴隶弥补。1562～1563年，一个名叫约翰·霍金斯的英国人首次把运奴船开进了西班牙控制的海域；但是直到甘蔗种植牢固地建立（约1630年后），黑奴制和农业种植园才开始变得极其重要。此后，这种利用非洲黑奴劳动的野蛮开发美洲土地的方式迅速大规模地进行，导致新大陆来自非洲的移民几乎与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多。
新大陆奴隶制经济企业主要是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而不是西班牙的。随着他们来到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将面临比西班牙殖民者更野蛮的入侵者。传教士对皈依者身体和灵魂的关注一直是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剥削美洲印第安臣民的一个真实因素。而没有类似因素节制葡萄牙、英国、荷兰的殖民者和商人的行为。像西班牙殖民征服者一样，法国人企图组织对美洲的传教活动，以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很快受到欧洲文明不良后果的影响。但成效甚微，因为与巴拉圭的情况不同，巴拉圭的耶稣会维持了一种精神免疫，只有合法权威才能进出他们的领地，以控制精神的而不是生物的污染，而加拿大的传教活动不能抵御天花和类似的毁灭性瘟疫。因此，与英国和荷兰的冷漠几乎相同，法国的善行给北美洲东部沿海早已存在的印第安社会造成了毁灭性后果。在巴西，始建于1530年的葡萄牙殖民地造成了同样的后果。
当然，到1648年，欧洲在北美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仍然位于沿海地区。这两个大陆的广大内陆只受到白人的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也是重要的，例如，高原印第安人文化发展和传播到北美洲的大草原地区。这种游牧、狩猎生活方式的基础是骑马捕猎水牛，当然，马匹是由西班牙征服者首先引入美洲的。
因此，即使在欧洲殖民活动还没有渗透的地区，以及欧洲人还未到达的美洲地区，西方文明的影响有时也能被感觉到。正如俄罗斯再也不能不顾穿越西部边界而来的刺激和挑战一样，美洲人也变成了西欧文明的一个边缘地区。1648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经历了如此剧烈的文化环境变化。

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 （1500～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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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局部和暂时性受到挫折，但是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第一个忠实信徒的神圣社团以来，伊斯兰教王国就倾向于稳定地扩大版图。这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在1500年突然到达顶峰的，虽然“远西”刚刚取得了对海洋的支配地位。相反，印度、东南亚、非洲和欧洲都继续成为穆斯林扩张的舞台。的确，人们如果估算，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或者人数众多的臣民在1500～1700年间被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那么这两个世纪就当然应该被认为是整个穆斯林时代最成功的时期。
例如，在印度，来自北部山区的一批批难民和冒险家为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足够的战斗力量，使他们在1565年最终能够推翻南部印度重要的独立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到本章论述的时代末期，几乎整个印度半岛都被置于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的单一主权统治之下。
在东南亚，1513～1526年，沿海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了印度教的爪哇帝国。无论这场征服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商人和四处游荡的苏菲派圣徒成功地传播了伊斯兰教，并继续在东南亚各个港口和沿海地区传播，甚至远至菲律宾的棉兰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伊斯兰教从陆地而非海上对非洲的渗透继续进行，而且以骆驼商队取代了船只。在这两大地区，贸易和市场关系的发展与当地一些人接受伊斯兰教同步进行，这些人在这种贸易引起的经济活动中非常活跃。所以，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压力都常常被用于把乡村和偏远地区纳入伊斯兰之列。因此，一系列穆斯林帝国在西非兴起——博尔努、摩洛哥、廷巴克图和索科托，它们对待异教徒的政策类似于近千年之前查理曼在西北欧曾经实施的政策，当时查理曼以武力迫使倔强的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
欧洲比印度、非洲或东南亚更好地组织了对伊斯兰教的抵制。但是穆斯林在欧洲的势力也是以牺牲基督教为代价而取得的。到1543年，匈牙利大多数领土被置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从此，直至1683年，边境战争频仍，但总体趋势是有利于土耳其人反对波兰人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683～1699年的漫长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结果战败被迫把大多数匈牙利领土割让给奥地利，与欧洲人相比，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劣势暴露无遗。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继续增加，直到1699年后很久才在罗马尼亚确定自己的统治，虽然土耳其只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间接地行使对该地区的权力。
1700年前，伊斯兰教只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区的确永久性地缩小了领土。俄罗斯以金帐汗国的后继国家为代价扩张领土，前文已经提到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在更东部的草原地区，伊斯兰教遭到了同样沉重的失败。1550～1650年，西藏喇嘛教（“黄教”）复兴，不仅在蒙古地区先发制人，而且在中亚的伊犁河流域取代了伊斯兰教的地位。
但是，草原地区比较穷困。当贸易商路不再经过草原（改道经过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河流，或向南通过海路）时，长期作为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人员的穆斯林商人和圣徒就不再经常在这些地区活动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藏喇嘛教在草原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应该归功于穆斯林退出了竞争。
<h3>欧洲商业的袭击</h3>
在海上，情况更为复杂。无论在地中海还是在印度洋，西班牙和葡萄牙舰队不仅向穆斯林海上力量发起挑战，而且在关键性的战役中都打败了后者。但是，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的海军资源从未强大到使他们足以把穆斯林船只完全驱赶出大海。因此，地中海的长期海战在1578年以土耳其控制东地中海的海上霸权而告终，正如1511年竞争开始时一样。在印度洋，小型轻快的穆斯林船只恢复了他们曾经丧失给葡萄牙的大部分贸易。16世纪末期，葡萄牙甚至决定允许穆斯林船只航行到他们控制的港口，因为他们需要来自港口通行税的收入。
然而，1600年后，一种新政权开始要求取得海上霸权。荷兰、英国和法国船只排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主要商人。从短期看，这种变化似乎是穆斯林事业的一个胜利。每个新来者都是通过与穆斯林统治者签订特别的条约，建立他们的第一个据点，并且不从事任何基督教传教活动。这表明政策的一种急剧变化。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传教与贸易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新来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则把宗教宣传活动几乎拱手留给了穆斯林。
但是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与伊比利亚的宗教宣传相比，新来者的经济活动是对穆斯林传统生活方式更强大的溶化剂。毕竟穆斯林的思想被如此有效地封闭，即使最富辩才和伊斯兰教知识的基督教传教士，也难以突破，穆罕默德的启示已经纠正并取代了零散而扭曲的基督教真理。但是穆斯林社会绝非能够抵御经济理性化和市场关系，特别是当欧洲价格革命的影响波及伊斯兰教王国的时候。
当然，内陆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长途运输的盐水、古老的骆驼商队和手工业品贸易模式、城乡交换、跨区域奢侈品贸易等，几乎未受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商业组织和精神的丝毫影响。但在沿海地区，到1700年，深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来。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地以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印度的棉花为基础。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色雷斯人和马其顿人，以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民族，都开始自给自足，他们的牲口用玉米饲养，比以前出口更多的小麦和牛肉，因为新的美洲作物产量比以前的作物高得多。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北部是这种发展的主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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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的兴起并未刺激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仍然坚持传统的生产方法。他们在苏丹卫队中拥有强大的同盟者，1572年后，苏丹卫队的成员与奥斯曼帝国境内重要城市的手工业者联姻，这些可怕的士兵首先被允许合法地结婚。通过包税和举债，购买高级官职，企业精神从手工业和商业中传递出来。官员们然后通过合法和非法方式榨取公共钱财以偿还债务。当然，他们因此使新兴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能够投资新企业的人都会变成征税官和贪求贿赂的地方官的明显靶子。缺乏手工业制造技术进步，加上对商业企业精神的限制，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出口变得几乎全是农产品。这类似于前一个世纪拜占庭独立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意大利城市控制了利凡特地区的商业。相似性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病态。
在印度洋，欧洲商人也开始通过系统而有组织地追求利润行为来改变亚洲经济。大型欧洲贸易公司都经常面临国内尽可能出口更多商品给印度以减少白银外流的压力。但是呢绒和其他欧洲手工业品普遍太粗糙，在气候炎热的印度洋沿岸地区难以大量销售。因此，荷兰和英国商人不得不依靠力图发展有利可图的亚洲各港口之间的转运贸易，仅此一项，利润就足以支付他们从亚洲购买运回欧洲的商品，而无须用船只装载大量金银到印度进行交换。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如，英国人通过预付小额定金给纺织工人而在印度西部地区组织棉布生产。反过来，他们特别规定生产的棉布种类和预付定金的数量，从而控制了流向市场的棉布数量。因此，根据英国要求制造的“印度白棉布”销往非洲和亚洲沿海各地，那里的消费者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交换商品。这种贸易刺激了东南亚沿海许多地区的迅速发展，那里相对简单、自给自足的社会曾经是主要景象。例如，在这种制度下，缅甸、暹罗（泰国）、菲律宾群岛、爪哇和苏门答腊，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是农业方面。但是东非发现自己更容易出口人力。非洲沿海变成了一系列捕捉奴隶和为穆斯林世界大规模提供奴隶的据点和港口城市，其规模虽然不能与西非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相比，但也相当惊人。
荷兰控制下的香料群岛地区甚至见证了更激烈且系统的经济转型。因为荷兰早期实行军事征服的政策，并且发现通过强迫当地年幼的王公缴纳一定数量、能够在世界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就能支付行政开支。荷兰就是以这种方式使当地的贵族变成了种植园的监工，把种植者贬为半奴隶。新作物被系统地引进。来自阿拉伯的咖啡、中国的茶、印度的甘蔗，都被荷兰强加于爪哇人，荷兰政策的基础是如何通过最好的商品分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谋取最大的利润。
对印度棉纺织工和爪哇种植园劳动者的生活来说，与总部设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和荷兰联合公司的代表所指导的、新型的、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穆斯林在印度和东南亚通过传统行政管理形式而行使的政治权威显然不太重要，尽管这些公司的主人只有通过被称为“股票”的细纹纸才能被识别！但是，1700年，这是不容易识别的。一个穆斯林政治家或宗教专家能够合理地祝贺自己伊斯兰教经过考验且真实的组织制度已经多么成功地抵御了伊比利亚的十字军活动，在本章时段的开端，伊比利亚的十字军似乎与中世纪十字军的威胁一样严重。在这两种情况下，十字军运动的狂热已经衰退了，然后成功地撤退了，而伊斯兰教王国则继续扩张。还有比这更好地证明安拉的恩宠和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优越的证据吗？
<h3>什叶派叛乱</h3>
这种心态引起的自鸣得意更加突出，因为在16世纪初，伊斯兰教遭受了一次宗教打击。穆斯林国家一向对各种教派比较友好，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基本阵营。许多什叶派集团表面上与逊尼派的礼拜形式相同，但是他们传授一种秘密教义，相信一种有时完全敌视所有有组织的宗教形式的冲动，如贝克塔什派（Bektashi）中的托钵僧。大多数穆斯林统治者公开支持逊尼派的观点，但也容忍不同教派，只要他们不公开攻击官方的宗教形式。
这种暂时妥协在1502年被粗暴地打破了，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胜利后，什叶派中一支狂热的突厥部落的领袖伊斯玛仪·萨法维（Ismail Safavi）在大不里士（Tabriz）自行加冕。接着，伊斯玛仪征服了巴格达（1508年），彻底击败布拉哈（Bokhara）的乌兹别克，巩固了东部边界。1514年，他的军队在加勒迪兰（Chaldiran）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相遇；虽然在战场上遭到惨败，但是伊斯玛仪满意地看到获胜的苏丹不得不撤退，因为苏丹的禁卫军拒绝继续推进。
沙阿·伊斯玛仪（Shah Ismail，Shah即波斯文“王”的英文转写。——译者注）的军事生涯本身并不非常成功，因为帖木儿（卒于1405年）和其他中亚军事首领早已能够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建立庞大的国家。萨法维帝国的建立之所以如此剧烈地震动了穆斯林世界，是因为追随他的文盲武夫把他奉为真主安拉的化身；甚至支持他的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也认为，作为伊斯兰教12位合法统治者中的第7位，沙阿·伊斯玛仪是整个穆斯林共同体的英明领袖，尽管他们认为武夫们的要求是亵渎神灵。
这种要求随着完全确信的狂热而提出，通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军事胜利而维持，它把一种深刻的动荡因素引进了伊斯兰教王国。因为如果萨法维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所有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当然就都是篡位者。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一些什叶派的重要集团准备同情地服从这种思想。的确，沙阿·伊斯玛仪的支持者造成了15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大规模叛乱，以狂热的宗教情绪蔑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是迅速而有效的：苏丹“冷酷者”塞利姆（Selim，1512～1520年在位）平定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残忍地俘虏了未受影响地区的剩余人口。这防止了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什叶派集团公开叛乱。接着他极力反对伊斯玛仪，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没有铲除动荡的根源，因为苏丹禁卫军拒绝继续反对异端的沙阿。在此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塞利姆兼并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因与伊斯玛仪，以及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联盟，从而控制了宗教战略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他的继位者“立法者”苏莱曼（1520～1566年在位）在国内树立逊尼派为正统，集中力量打击什叶派异端。他创建了由国家支持的逊尼派宗教学院，在帝国所有重要城市举办由国家控制的宗教仪式。这种政策在早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抵抗；但是逊尼派学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莱曼的规定，这部分地是因为国家俸禄的引诱，部分地是他们惧怕沙阿·伊斯玛仪的宗教狂热和动荡以及他的宗教革命危及整个伊斯兰教。
大约从1514年起，沙阿·伊斯玛仪发现，宗教革命的烈火需要加以控制。他召集伊斯兰教世界各地什叶派“十二宗派”的律法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着手去除各种错误信仰，净化教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迫害逊尼派和什叶派内部不同意见的宗派，没收他们的财产。与此同时，作为最初伊斯兰教活跃力量的大众宣传活动被引向几乎接近正统的渠道。与当时新教牧师“教义简答”给其追随者思想打下的烙印一样，“十二宗派”原则在几乎整个伊斯兰教臣民中也非常广泛地流传开来。
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斗争，充分表现在萨法维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之中，而且使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经常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各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的、传统的和地方性的分裂随时可能爆发为激烈斗争。宗教原则逐渐变成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处境特别尴尬。在他们命运的最低潮时，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卒于1530年）及其儿子胡马雍（1530～1556年在位）公开承认什叶派教义，以期从沙阿那里取得急需的支持。后来当他们在印度的地位似乎更强大时，他们又谴责伊斯兰教什叶派，宣布脱离它，以利于逊尼派的教义。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势力第一次得到巩固，他更喜欢声称自己独立于宗教权威之外。他体验过印度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虔诚形式，直到令人烦恼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丑闻出现。
在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1587～1629年在位）统治下，萨菲国家实力达到顶峰，但是到那时，宗教定罪已经减弱了，至少在宫廷圈子里。奥斯曼帝国担心也出现同样的松弛现象，1638年，苏丹政府与以前的敌人达成了长期停战协议。1656年后，以新任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库普日里（Mohammed Kuprili）为首的改革派政府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实际上允许什叶派秘密成员再次自由地在奥斯曼帝国活动，宗教紧张气氛的确大大缓和了。一个有趣的后果是200多年以来，在克里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基督徒首次再度大规模转化为伊斯兰教徒，那些地区的异端伊斯兰教苦修僧团体变得特别活跃。
<h3>知识倒退和艺术进步</h3>
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分裂的文化反弹如它的政治—军事后果一样深远。波斯诗歌源泉枯竭了，因为这种诗歌所依赖的介于神圣与人类之爱之间的微妙模糊是把伊斯玛仪追随者革除教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逊尼派伊斯兰学者不能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们没能主动回击什叶派的挑战，即声称宗教教义的真实性。相反，他们诉诸武力，到处镇压竞争者和批评者。因此，当后来欧洲思想和知识明确质疑传统的穆斯林知识时，奥斯曼帝国的学术阶层无法及时地研究新学术。通过躲在奥斯曼国家警察力量的背后，他们逃避了一次挑战，神圣律法的专家们也拒绝严肃地对待第二次挑战，也许因为害怕在力图应付基督教世界新知识的同时，遭到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内部的宗教攻击。他们觉得更好的方法是重申《古兰经》，回忆神圣律法的注释，因而确保真主安拉的恩典。只要穆斯林的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平等地应付所有外来者，那么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和反知识思想就必然是一种可维持的姿态。只有到1700年后，当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力量不再能抵抗新兴的竞争者时，它的最终代价才变得清楚了。
主要由官方政策引导的知识无用思想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衰落。相反，穆斯林世界的大帝国兴起确保了对建筑和各种艺术创作充足而相对稳定的资助。例如，伊斯法罕就是由阿巴斯大帝下令修建的一座花园城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杰作之一。以相对较小但仍然非常宏伟的规模，印度的泰姬陵于1632～1653年被修建得符合莫卧儿皇帝的品味。波斯艺术也继续繁荣到17世纪。在印度，当画家把波斯的技巧用于表现印度教的宗教主题时，新的发展就出现了。这种绘画吸引了“拉其普特”地主阶层，他们的波斯化文化和对莫卧儿帝国所服的兵役并没有使他们抛弃祖先的印度教信仰。
的确，除了用当代西欧文化发展速度的标准外，无论以什么作标准，1500～1700年伊斯兰教都处于繁荣时期。因此，没有衰落，也没有停滞，充满活力的发展是描述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社会的最恰当词语。有点儿讽刺意味的是——这得益于事后聪明——也正是在这些成功的岁月里，伊斯兰教没有抓住甚至注意欧洲人正开始以经济和知识的双重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挑战。
<h3>穆斯林统治下的其他宗教</h3>
在从穆斯林转向远东文化地区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论述那些发现自己被穆斯林统治或处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世界边缘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历史。此外，作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尔干的东正教教徒的命运也值得关注。
1500～1700年，印度教在印度复兴。穆斯林征服剥夺了国家对印度教的支持，虽然新统治者宽容大多数宗教仪式。这实际上迫使印度教走向街头，一群圣徒和诗人在街头，用各种新形式的崇拜对象取代印度古代无形的宗教信仰。
圣徒和印度教复兴者柴坦雅（Chaitanya，卒于1527年）被其忠实追随者视为克利须那神的化身。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狂热信徒，他们反对种姓区分和其他宗教外表形式，以利于实行强烈感情的公共崇拜仪式。柴坦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孟加拉度过，那里的新兴教派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这意味着随着印度社会逐渐向东推进并驯服了恒河三角洲丛林地区，再次皈依印度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变成了融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当然，今天伊斯兰教国家孟加拉与印度之间的孟加拉河分界线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伊斯兰教曾经沿着这条边界取得巨大的成功。
两位重要的诗人苏尔·达斯（Sur Das，卒于1563年）和图里斯·达斯（Tulsi Das，卒于1623年）在复兴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的影响不局限于一个教派。他们都从丰富的印度教神话中取材，用印地语诗歌给予表达。他们因此创作了一系列圣歌和赞美诗，调整宗教仪式，并且让讲印地语的印度普通大众理解。图里斯集中注意罗摩神，而苏尔则更喜欢克里须那神，但是这些神祇都被看作毗湿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两大改革家的教义没有冲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评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诚或者婆罗门教仪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语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对神圣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所产生的亲切感使印度教广泛流行，完全能够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因为通过这些神祇，虔诚的信徒能够在公共宗教狂欢时刻进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虽然1565年后政治衰落改变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灭印度教的精神。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祖先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宗教。
在三个较小的民族中，佛教复兴为国家宗教：锡兰的僧伽罗人、缅甸的缅甸民族、泰国的泰族。在每个国家中，佛教都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保护这些民族不受多种语言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的侵袭：首先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基督教。这些民族起初欢迎基督教徒，至少部分地是对长期穆斯林压力的抵制，但是当欧洲人似乎以重要形式威胁他们的传统方式时，这些民族就制定了孤立和退缩的政策。直到19世纪，这样建立起来的隔离外来者的障碍才再次在新来的欧洲人猛烈攻击之下崩溃。
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臣民必然与他们的土耳其主人享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希腊东征教徒对拉丁世界的偏见与穆斯林一样深刻。因此，毫不奇怪，当大教长西里尔·鲁卡里斯（Cyril Lukaris）发起讨论来自西欧的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出的问题时，他的努力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压倒多数的东正教教堂满足于他们从教父和4、5世纪主教会议继承下来的教义。但是，医务人员接触了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科学中心的新思想。最杰出的希腊医生在帕都亚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在求学时代吸收了多方面的西欧文化。这些人提供了微弱但极其重要的联系纽带，通过这条纽带，基督教世界彼此分离的两大部分的知识联系得以维持。
当苏丹停止从巴尔干西部蛮荒之地的基督教山村招募他的奴隶家族时，奥斯曼政府与基督教臣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终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只要帝国的最高官员和军事首领曾经在遥远、异常贫穷的山村生活过12～20年，那么奥斯曼帝国政府就会充满对基督徒农民的普遍同情。当这些职位被尸位素餐的人的子孙们占据时，完全不同的观念就普遍出现了——从1572年苏丹的奴隶家族之间首次被允许合法通婚，到1638年招募基督教山村村民的活动终结为止。
当帝国高级官职被城市生长的人控制时，他们就开始剥削村民，取缔那些力图利用农民劳动力建立商品化农业的人的貌似合法的行动。乡村地区处境急剧恶化，其沉重代价是基督教人口的普遍不满。
到17世纪末期，城乡之间深深的隔阂，几乎，但只是几乎对应于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宗教界限的一条裂痕，因此变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严重而根本的弱点。但是农民的不满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也是正常的，其本身不必被夸张为必然衰落的一个标志。正是穆斯林的思想不愿意，不仅如此，而且不能改变传统的态度和组织制度，考虑来自内外的挑战，才预示了衰落，尽管穆斯林艺术表面辉煌，穆斯林学术发达，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很强大。

第二十二章 1500～1700年的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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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年，第一位葡萄牙商人抵达南中国海岸，明朝政权已经开始显示衰落的中国王朝的典型病态。沉重而分摊不均的税收，加上宫廷阴谋，导致各省爆发零星的起义，来自草原和海上的入侵正日益加剧。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如果指挥得当，他们就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的实力。例如，1592～1598年，明朝军队帮助朝鲜打败了日本两次可怕的入侵，尽管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竭尽全力。在海上，明朝水师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甚至战胜过葡萄牙舰队。但是致力于陆地的北京政府从未批准建立常备水师，而且常常解除那些参加海盗活动的水手的武装，以此证明官方不承认海军的合法性。
明朝政府最终以完全传统的方式灭亡。与一位明朝将军里应外合，1644年，以帮助镇压明朝国内叛乱为借口，一支来自女真人的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进入北京。一旦占领都城，女真人就拒绝继续与明朝政府合作。他们自己的首领自称“天子”，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清朝。女真人经历多年战争才巩固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大陆领土。自称明朝江山支持者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台湾直到1683年才臣服北京政权。
在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之前，女真人就已经相当熟悉中国文明。与蒙古征服中原地区给蒙古文化打上烙印不同，没有来自西亚的外来色彩可以防止新主人顺利而迅速地继承中国文明的传统。但是女真皇帝不信任汉人的忠诚，力图把军权掌握在他们自己的人手中。因此，女真士兵都驻扎在中国各个战略要地。他们穿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保持自己的行为习惯，因为这变成了保持士兵不与汉族人口自由通婚的一个政策。但是，民事管理利用汉族和满族，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科举取士方法继续实行，除了偶然的和地方性中断外。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顺利过渡也是罕见的。此外，满族皇帝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军事力量都用于保卫中国的领土边境，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和诸如西藏那样不稳定的边疆。但是清代中国边界面临一个新的戍守问题，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游牧部落打交道，而且必须与不断扩张的沙皇俄国打交道。应该记住，俄国的毛皮商人在17世纪初就已经把他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到西伯利亚，1638年接近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接着俄罗斯商人力图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区南部草原民族建立关系，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他们开展了与中国的毛皮贸易，中国对貂皮的崇尚犹如欧洲一样。
经过一些为了获得优势的争论后，1689年，两个农耕民族同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两大帝国之间插入了从外蒙古向西到中亚的大部分草原无人区。该条约还规定了管理完善的骆驼商队贸易，以茶叶和丝绸交换毛皮。但是这个条约是不稳定的，因为居住在缓冲地带的蒙古人不愿意充当中国和俄国指定给他们的中立和被动角色。相反，他们与西藏建立宗教联系。这引起中国对新蛮族联盟的担忧，害怕他们成为永志不忘的成吉思汗大军那样的潜在威胁。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性，中国开始再次推行一种向前推进的政策，由于俄国军队当时正忙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所以沙皇的代表不得不静观其变，而中国经过激烈的战争，收复了外蒙古和新疆。西藏接着也归顺了。这些战役直到1757年才结束，在中国军队和天花瘟疫的打击下，土尔扈特部落联盟才瓦解。其残余逃往俄国领土避难，被安置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们的后裔一直在那里生活至今。30年前，在《恰克图条约》中，俄国人正式默许中国势力非常大范围地穿越几乎欧亚大陆草原的一半。
清朝皇帝在解决海防问题方面同样成功。1636年，为了自身的缘故，日本政府禁止臣民下海航行，禁止建造海船。这就切断了海盗劫掠的主要来源，这些海盗劫掠曾经为害中国沿海一个多世纪。中国政府地方代表与葡萄牙商人社区任命的发言人非正式地签订的协议，起到了抵御劫掠、控制最早的欧洲商船参与大多数非法活动的作用。因此，当中国政府恢复了稳定时，脱离传统守卫海岸的方法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不出所料，在建立海军和加强海防方面，满族人无所作为。他们觉得没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也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h3>中国的繁荣和保守主义</h3>
领土广袤的中国大陆恢复秩序和正常的行政管理，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洲传播过来的新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使农业地区能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而增长。与欧洲商人的贸易变得活跃了。葡萄牙商船长期有效地垄断了中国与日本贸易商品运输，因为中国和日本政府都不允许国民建造海船。此外，出口到遥远的欧洲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也大规模地稳定增长。为了供应这些市场，中国企业家大规模地生产一些比较廉价的瓷器品种。但是由于增加了大量产品，而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欧洲人固然带来了一些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新东西。新的地理信息、改进了的天文观察技术以及诸如钟摆那样的新奇装置，这些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承认。1601年，以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皇宫，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学习儒家学术的端庄外表举止后才能与宫廷学者来往。王朝更替没有长期打破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与年轻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对帝国政府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全体耶稣会在帝国宫廷的地位，他们对交往的士大夫官员圈子的影响似乎非常小，他们试图向大多数人口传播福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国学者和缙绅完全专注于古典文献，他们用细致、缜密的考据方法，阐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义。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事物。
<h3>丰臣秀吉和日本的德川幕府</h3>
这两个世纪的日本历史完全不同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延续性。在这个时期之初，日本正遭受内战之苦。地方武士、强大的寺院武装、以城市为基地的海盗、各地无家可归的冒险者，彼此争战和杀戮，而口头上都说为傀儡帝国政府服务。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的到来给这种景象带来了重大变化。
欧洲文明的许多方面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洲的衣着风格和接受洗礼变成基督徒等时尚迅速传遍日本列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那些新奇事物，但是很少有人不接受欧洲枪炮。地方领主渴望通过贸易获得金属供应和由葡萄牙人输入的其他有价值的武器。但是正如欧洲一样，当大炮和步枪变成战争的决定性武器时，武器开支增加也意味着只有领地庞大的领主才能购买得起战争取胜所需要的全部武器。政治权力的迅速巩固是其必然结果。葡萄牙船只到达日本海岸后不到半个世纪，整个日本列岛实际上就已经被大军阀丰臣秀吉（卒于1598年）所统一。丰臣秀吉的权威基础是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因为他出身寒微，孩童时代就被迫定亲结婚。他的政府依靠一些武士集团之间的联盟，这些武士集团的成员从指定的村庄获得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为直接首领提供兵役，并通过他而为丰臣秀吉服役。
权力巩固之后，丰臣秀吉企图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转向对外扩张。他组织了两次对朝鲜的大规模入侵，如果他的叫嚣可信的话，那么他将征服全世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半岛陆地上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当他去世时，日本军队从朝鲜撤退了，因为日本面临新的内战的威胁。经过一场战役后，丰臣秀吉的部将——德川家族的德川家康成功地取得了最高权力。
日本的新统治者不如丰臣秀吉那么残忍和嗜好对外扩张。他放弃了所有海外扩张的思想，而开始系统地反对国内潜在的真正对手。这意味着，首先，控制海上浪人。对于武士首领来说，被逐出战场赋闲在家，一直可以通过成功的海盗活动得以弥补他的财富，甚至衣锦还乡，力图把以前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重新夺回来。德川幕府不愿意面对这种风险。为此，他们首先管理接着完全禁止海上劫掠活动，其结果是中国沿海的安全，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日本大量基督教团体的存在对幕府将军似乎也是一种危险。丰臣秀吉曾经于1587年亲自颁布过一个法令，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日本，但是没有实施他的法令，也许因为他担心葡萄牙以中断与他的贸易予以报复。1609年，当荷兰船只首次出现在日本海域时，日本人拥有了其他选择途径，通过选择，他们能够从西方的兵工厂里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任何武器。因此，日本对基督教团体的零星迫害活动就变得安全了。1637年，基督教徒在九州发动叛乱，幕府决心予以镇压。历经整整一年，幕府才平息了这场叛乱。战斗的结果是死亡。所有被俘的基督徒，无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都被处死。只有少数基督徒秘密地幸存下来了，但是他们力量微弱，没有什么影响。几乎日本的所有基督教人口全部被消灭，给亚洲文明国家中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造成了血腥和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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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德川幕府继续统治日本。但是由于他们严厉的对外政策，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继续使日本社会和文明处于虽然无形但非常严酷的枷锁之下，与1700年前中国生活似乎已经取得的稳定景象大相径庭。问题的核心是武士们发现，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将无所事事。他们只能以使武士道更精细、出席各种符合他们身份的仪式、等待永不到来的召集等一般方法打发时日。他们或者置身于城市娱乐场所的昂贵而高雅活动，充满活力的、给人美感的、非官方的文化生活在这些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
事实上，许多武士破产了，出售或典押从指定乡村征收稻谷的合法权利。购买了这些权利的商人通常把所获得的稻谷运输到城市市场出售牟利。因此，繁忙的市场经济就巧妙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迂回发展，而且向日本社会的缝隙中渗透，影响了几乎所有人口。为了反对这种力量，幕府竭力加强传统的武士生活方式，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相反，日本呈现了活跃的城市下层文化与官方文化的简约礼节之间的二元性壮观景象。
只要幕府统治维持，那么这种二元性就会在日本继续盛行。也许这两种生活方式真正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文化的吸引力会补充另一种文化的不足。

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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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已经平息下去了。教会和国家首脑们都从实施全面符合神学或任何其他真理的活动中作了让步。小心地回避人类激情的顶峰和低潮，欧洲社会的领袖们更喜欢依靠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真理的把握只能是部分的，他们的头脑很少狂热。因此，慢条斯理的专业风格在社会的重要位置找到了新的活动场所：军营、布道坛、法庭、大学、中学、政府衙门，甚至新兴的权力机构，如特许状公司和银行办公室等。通过为这些和其他专业化职业提供可靠的环境和用武之地，欧洲社会空前地为多元化思想和情感打开了大门。每种职业虽然都追求自身有限的真理视野，但是都促进了前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精细化，并且不觉得迫切需要建立或遵循一切真理或知识的伟大综合。只要他们的职业自治和尊严不受怀疑，那么欧洲专业人士就会发现，完全可以让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在一定限度内自行其是。
当然，从文明之初，欧洲就像其他每个文明社会一样，一直展现了多元化和妥协的特点。的确，文明的定义之一就是存在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因此，在17世纪后半期欧洲，新事物既不像公认的那么多，人们也不愿意容忍差异和分歧，尽管此前几代人发奋改革，但也没能消除这些差异和分歧。现代化、均势和礼貌能够取代对形而上学确定性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曾经鼓舞欧洲人互相谴责和破坏对方。虽然逻辑确定性取得了这种妥协，但常识和支持新的专业化分工的事实的确是解决真理和道德问题的途径。
<h3>有限的战争</h3>
现代化、均势和礼貌甚至影响了国际关系。在“三十年战争”后的灾难性几十年里，某种接近外交官和士兵职业行为准则的东西逐渐形成了。也许在丰特努瓦战役（1745年）中，战争的礼仪化达到了顶峰，法国和英国军官互相谦让对方首先开火。此后，欧洲战争的激烈程度倾向于不断增加。武器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政治危险性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再次武装大众，并让他们在战场上释放激情。
1653～1689年，与对手相比，法国占据优势。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童年时代目睹了贵族反对王权的武装叛乱（即所谓“福隆德运动”，1648～1653年）但是最终遭到失败的过程。成年之后，他把为法国赢得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天然边界”定为得胜的王室军队的任务。在损害四分五裂的西班牙帝国领土的前提下，他起初获得了成功，但是当荷兰和英国（1689年）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阻止法国的扩张时，他的成功被遏制了。因此，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对北美和印度的统治岌岌可危，而在欧洲大陆，通过取代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南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收获了西班牙的欧洲帝国。到1763年，英国（通过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变成了大不列颠）在印度和加拿大已经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这只是被部分地磨灭了的成功，当法国的援助（1778～1783年）使反叛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决心在北美建立独立国家时。
当西欧经历这些动荡而有限的军事行动时，东欧则经历了更急剧的权力重组。1648年后，像西欧的荷兰一样，波兰和瑞典再也不能捍卫它们作为大国和帝国的地位。相反，奥地利和新兴的德意志国家勃兰登堡—普鲁士与沙俄竞争，瓜分瑞典和波兰的领土（1648～1721年）。后来，同样是这三个国家通过三次瓜分（1772～1795年），把波兰王国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
中欧仍然是欧洲西部与东部均势的过渡地带（而且也经常是战争的舞台）。意大利和德国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分裂而成的小国要么继续倾向法国，要么参加反法同盟，这取决于当地的形势和对手、王朝关系，或者（至少有时）直接倒向出价最高者。
<h3>均势的国际关系</h3>
在每个欧洲主权国家内部，政府都认识到，其外交行动自由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是实际上，均势的算计把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行动自由都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同样，欧洲每个君主事实上也受到错综复杂的、传统上在各个集团和阶层之间瓜分的利益和特权的限制。此外，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拥有各种集体组织，从而赋予它们有效的政治分量。
因此，路易十四的庄严宏伟的宫殿和他的豪言壮语“朕即国家”掩盖了事实的很多真相。在路易的年轻时代，尽管为他服务的精力充沛的官吏们力图实现法国系统的中央集权化，但是错综复杂的集体特权力量，如一些长期存在的力量（如各省代表会议，或法国“三级会议”）、其他新兴的力量（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等，都严重限制了法国官僚机构实际所取得的成功。但是，路易十四巧妙地通过分配年金和宫廷官职，同时直接剥夺贵族权利和特权来达到这个目的。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贵族开始重申他们以前的某些独立性，但是他们通过法律程序和争辩，而不是像他们的先辈常常所做的那样诉诸武力。军事和民事管理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以致其他任何途径实际上变得根本不切实际。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暴力活动的减少和乡村法制的建立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旧制度所取得的重要而基本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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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脆弱平衡因国而异，因时而异，这种局面开创了不断变化的政治类型。一般说来，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领土在认识上滞后于法国。与法国不同，在这些地区，力图削弱或消除地方差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改革的动力主要不是表现于17世纪，而是在18世纪才表现出来。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上的教会比法国保留了更大的独立性，而高卢主义，即法国教会必须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的思想，从中世纪起就盛行。实际上，高卢主义意味着法国教会的主教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应该臣服于国王的政府。
<h3>英国的议会制度</h3>
西欧的外缘地区，从1640～1688年，两种相当典型的政府分别形成了。非常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议会制度为一侧，普鲁士军国主义为另一侧，都取得了决定性的形式。英国内战（见前文）是关键，议会君主制就从中产生；但是旧式的地方主义（以下议院的乡绅和资产阶级为代表）与国家政策需要之间的有效调和要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才达成。查理二世（1660～1685年）及其弟弟詹姆士二世（1685～1688年）统治期间，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们自然而然地发现，议会是难以信任的，而且事实上，由于接受来自法国的津贴，所以君主们能够不依靠议会批准收税而奢侈地生活。在这些情况下，成功的国家政策几乎无法实行。
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奥兰治的威廉共同登上了英国王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威廉同时也是荷兰的执政，他的利益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是欧洲大陆各国为了反对法王路易十四而缔结的外交—军事同盟领袖。他随时准备把英国政府交给议会，只要议会领袖能够为他提供遏制路易十四所需要的财物。因此，直到1760年乔治三世加冕为止，没有哪位英国君主企图逃避或控制议会领袖，议会领袖由此发展并创立了管理国家的必要制度，充分尊重地方、国家和国际各方面互相竞争的要求。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英国政治家和议员发展了两个重要的新制度：内阁制政府和国债。内阁成员当然由国王任命，但是对议会负责。内阁通过获得议会多数选票从而批准立法的权力，是以松散但真实的议员缔结的党派集团制度为基础的。虽然不同派系之间偶尔猜疑、钩心斗角，更多情况是不满的吵吵嚷嚷，但是这种制度能够根据议会不带派系的利益而不断变化。18世纪没有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能够如此敏锐地随着社会变化而自我调整。议会政府的根本优势在18世纪英国就是这样显示出来的。它没有丝毫民主，因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非国教派根本没有议会代表。衰败的城市选邑和政治恩萌制使富人和出身高贵的人完全控制了议会。
1688年英国议会政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的信用工具——国债的发明。这使公共借贷能够有力地满足紧急需要。关键的观念是使议会负责偿还债务。以前政府一直是以国王的名义举债，偿还债务被认为是国王私人的义务，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但是1694年，议会创办了“英格兰银行”。它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借款给政府，只要议会担保偿还，无论议会决定征收何种税收。战争开支就以这种方法分成若干年偿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偿还担保的可靠性增强，借款的利率下降了。其他国家的政府由于缺乏议会偿还债务的担保，所以很少能够以这种有利条件获得借款。这个因素极大地推进了英国实力的快速增长。
在“七年战争”（1757～1763年）中，英国对法国获得的巨大胜利证明了这种政府有多么强大。相应地，国王乔治三世通过发展一个国王的党派力图控制议会，他希望这个党派能够凌驾于少数人和私利之上，但是由于他在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中的惨败，他的努力被遏制了。因此，通过逐渐而彻底的系统演变，英国政府类型越来越不同于盛行于欧陆的君主制。特别是1763年后，法国人和欧洲大陆其他民族终于相信，从中世纪混乱无序中幸存下来的英国议会制度，事实上可能为他们重组更严苛的政府制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借鉴模式。
<h3>普鲁士的军国主义</h3>
普鲁士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年在位）的严厉统治时期，他从霍亨斯陶芬家族祖先继承而来的四分五裂的领土被糅合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纪律严明的国家。“三十年战争”的动荡经历消除了地方臣民对大选帝侯政策的抵制，当时勃兰登堡（位于霍亨斯陶芬家族领地的中心）多次遭到瑞典和其他外国军队蹂躏。他旨在积蓄充足的军事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击退外来入侵。代价的确沉重，因为他的领土不仅贫瘠，而且人烟也不稠密。但是通过厉行节约，他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不仅用于防御，而且用于扩张领土。他的后继者奉行同样的政策，虽然越来越轻松，但取得的成功并不比他少。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版图大大扩充、领土稳固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欧洲列强之一的普鲁士王国不仅在德意志与奥地利争夺，而且在东边与强国沙俄一较短长。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者密切关注经济发展。普鲁士国王们深知，工业和人口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他们的统治下，在开发没有什么前景的沙地、开采有限矿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到18世纪末，普鲁士开始出现了比西部地区熟悉得多的社会复杂性。工匠、商人、专业人员和其他城市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军营的气息开始褪色了，虽然在“大选帝侯”及其直系继承人时期，军营气息是如此浓厚。但是军营气息没有从普鲁士生活中完全消失。它仅仅是龟缩于更小范围的职业军官圈子里，这些军官主要从东普鲁士及其附近的波罗的海地主乡绅（“容克”）幼子中招募。
<h3>农业和技术的进步</h3>
在整个旧制度时期，欧洲经济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农业仍然是基本的产业，各地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即使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传统耕作方式在广大地区持续着。在集体耕作方式根深蒂固的庄园里，熟悉的日常劳动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遇到阻碍，因为交叉的财产权必须征得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同意，才能予以重大更改。但是，即使在传统的生产节奏中，产量的大幅增长也可以通过诸如简化系统育种过程或者改进耕犁设计等取得。
西欧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新作物，如苜蓿和芜菁等的种植，为马匹和牛群提供了充足的越冬饲料——这一直是中世纪农业的薄弱点。芜菁需要细心种植，能清除田间的杂草，就像传统翻耕休耕地的方法一样有效。以这种方法，休耕制度完全能够被放弃，农业生产率因而大大提高。此外，苜蓿把土地肥力固定在根部，从而有助于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马铃薯的传播是欧洲农业唯一最重要的变化，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食物供应。例如，在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沙地和气候酷寒地区，马铃薯提供的热量是谷物的4倍。这使德意志人口急剧增长，并且从1750年左右，当马铃薯在中欧地区首次变成重要作物时，德意志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在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玉米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但是北欧由于太寒冷而使玉米生产不能兴旺，西欧则过于潮湿。
工业和交通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法国在发展全天候道路和运河方面走在了前列，这些运河把全国所有重要河流连接成一体。直到1750年后，英国才开始追赶上来。但是在制造业方面，英法之间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私有企业和帝国的发明创造能力在英国，比在欧陆其他管理严格的经济中更自由地发展。此外，英国煤炭储量丰富，并且容易开采。焦炭炼铁法的发明（1709年）使煤炭用于熔化铁矿石。反过来，更充足的钢铁供应又使许多机械的零部件可以用金属取代木材。
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动力强大的蒸汽机的发展，它利用来自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而转化为机械能量。早在1712年，托马斯·纽卡门就发明了简单的蒸汽引擎，用于矿井排水。它依靠由蒸汽压缩而形成的部分真空进行工作。1769年，詹姆斯·瓦特模仿设计出一台大大改进的蒸汽机，它利用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驱动装置在一个密闭圆柱中的活塞。由于瓦特的蒸汽机不需要纽卡门的蒸汽机那样的相互交替的加热和冷却装置，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它很快便被投入使用，为工厂和矿山提供动力，不久还用于交通运输。
瓦特蒸汽机最大的用途之一是驱动纺织机，整个18世纪，纺织机的规模和复杂性迅速增加。其结果是在一定时间内能够生产的棉布数量惊人地增长，棉布价格迅速下降。到1789年，利用印度种植、绕过好望角进口的印度棉花，英国竟然能够以低于印度织工的价格在印度倾销棉布！没有什么事实比18世纪英国在利用煤炭、钢铁和机械设计方面的成功所看到的技术进步那么炫目，因为印度织工的技术及其劳动力的廉价曾经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或大或小的变化最终遍及欧洲所有传统手工业部门。此外，通过系统而仔细地模仿其他国家的产品，新的手艺被创立了。丰富欧洲技术的最突出例子是手工业者、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仿制中国瓷器的事实。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保护商业秘密，历经长期试验和失败后，欧洲人才学会如何烧制几乎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
与这些技术进步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组织机构形式的同步发展，这种发展使欧洲人能够为需要长期运行和大量人员合作的任务调集越来越多的资源，欧洲海外贸易特许状公司的重要性已在前文提及（第286页）。此外，诸如中央银行和国债等重要财政手段在旧制度时期也被引进，由此开始把经济关系从金银供应限制所带来的严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并把最初不理解但非常剧烈的周期性波动引入价格体系。的确，第一次失控的信用泡沫（“南海公司泡沫”，1718～1720年）严重损害了联合股份公司的信誉，以致它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
通过学会利用精确的机械测量法补充手工业者的手工技巧，欧洲人还发掘了另一种工业协作过程的强大潜力。如果要让成型的武器射击准确，那么给大炮和步枪枪管钻孔就需要非常精确。同样，瓦特的蒸汽机需要活塞与圆柱壁之间紧密地安装，使齿轮、螺纹、轴承和其他零件协调运行。钟表、望远镜、显微镜只能由专家制造，他们能够把零件切割成特殊的尺寸，以便彼此分离的零件能够组装成一台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仪器。这不仅要求手眼灵活，而且取决于每个任务越来越高的机械精确度，产品制造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精确检测。
1789年，欧洲的经济组织仍然是粗糙的，它们的重大应用到后来才被发现。但是，起步已经迈出，观念已经被了解，它的实用性已经被证明。生产过程急剧理性化的可能性也预示了欧洲的巨大优势和更加富有。
<h3>数学和科学</h3>
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知识能量已经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宗教争论非常突然地转向关注其他问题。
数学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伽利略（卒于1642年）等人都在世。新的数学符号有助于扩展和简化计算，并引进新的数学概念。特别是自从阿拉伯人的时代以来，几何学和代数学是被分别研究的，但是现在开始融合起来，由此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反过来，解析几何学又导致微积分学的诞生，它扩大了数学推理的范围，增强了数学推理的说服力，在物理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数学成为时髦的东西，许多人确信，如果把数学推理方法适当严格而仔细地应用于人类的所有问题，将可以得出真实而且被普遍承认的结论。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第一个勇于这么做的有影响的人。他用几何学家的方法，从公理和不言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所作的推理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致法国和其他国家迅速涌现了大批忠实信徒。他们积极地宣传和捍卫笛卡儿的观点。其他人被这种数学确定性的观点所激怒，但奇怪的是，他们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荷兰的巴鲁赫·斯宾诺莎（卒于1677年）和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卒于1679年）是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在此后一代时间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卒于1716年）以同样的雄心而著名。
这些哲学家缺乏任何满意的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证明，以便不同意见的专家能够根据经验选择竞争对手。随着1687年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伟大而且一流的物理和天体运动分析得到发展，事情发生了逆转。像他的前辈一样，牛顿力图把观察到的多样性归纳为数学原则。为了解释天空和地球上的运动物体的行为，他假设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地球引力。他认为地球引力按照一种荒谬而令人欣慰的简单数学方程在空间发挥作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同时代的一些人对这种根据距离发挥作用的力量的神秘含义感到震惊。通过谈及空间的下层（他在另一个段落里又称天空为“上帝的心灵”），牛顿企图澄清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努力对缓解这种焦虑感没有太大帮助。但几乎使每个人都认识到的事实是，牛顿的理论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牛顿的运动学定律最初是通过他力图以数学表达月球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无数运动的物体都能被用于证明他的公式的准确。以这种观察和测量为基础，这个公式似乎很快便表明自己的确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实际情况符合牛顿的运动学定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预言和自然规律的作用通常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当这些发现最初出现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想象力去理解，它们是何等的特殊和激动人心。那些从小被教导说宇宙是由一个非常活跃的、个人的、随时随地可以创造奇迹或饶恕过去罪愆的上帝支配的人发现，牛顿的宇宙观既是自由的，也是可怕的。上帝显得像个数学家，并决定相应地创造宇宙。在这种宇宙中，上帝的尊严似乎被贬低为创造一个奇迹，因为这将地方性的、暂时的废除他自己的天命，承认自然规律不足以取得各种福祉和达到必要的目标。与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截然相反，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取决于上帝与单个个人之间密切而完全无法预测的关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当他们被劝说接受一种新的牛顿宇宙观之后。牛顿本人也撰写了《圣经》注释，他希望从“神圣的文书”中发现隐藏的含义；他长寿的一生（1642～1727年）是新兴宗教运动特别多样化的证明，这些宗教运动强调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教内部，当牛顿还在世的时候，英国的贵格会和卫斯理派、德国的虔信派就开始形成。在罗马天主教徒中，詹森派和寂静主义在牛顿时代取得了最大的影响。罗马教廷的正式谴责导致这两个虔诚教派最终消失，但是上述三场新教运动却持续蓬勃发展到今天，尽管都发生了变化。
其他科学则不太遵循明确的数学方程式。随着传教士和其他有学识的人记录他们的见闻，关于各种动植物生活的信息大多被收集起来，有关遥远的或文明开化或野蛮的人类社会的新知识涌入欧洲。但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方程式不能从新信息的迷雾中产生出来。诚然，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卒于1778年）偶然发现了一套植物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标准，因为法国的“重农学派”、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的确相当成功地推断了如果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本能行为将发生的事情。由于坚信人类行为受理性的自私自利所支配，所以他们断定这种政策将促进财富和自由的增长。与牛顿的运动学规律不同，这种自由放任理论从未被实践检验过，因为政府和人类一直拒绝理性地行动。
<h3>政治理论、历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h3>
社会思想的其他两个层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不得不被人类发展出来，既然人们再也不能把上帝干预人类日常事务的说法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一个声称依靠神圣权利统治的国王至多是一个篡位者，除非上帝从众多候选人中真正挑选他担任这个职位。接受牛顿世界观的人一定难以相信这种比较陈旧的理论，特别是由于许多国王似乎完全不称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社会契约思想中发现了，它以默认或更积极主动和明确的方式认为，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们都被假定一致同意政府的形式和权力。显然，通过给这种契约规定不同的期限，那么非常不同的实际结论就可以发展出来。例如，托马斯·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天性下流和残忍，所以只有通过把无限权力委托给一位绝对专制君主才能建立市民社会。相反，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认为，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所以如果统治者跨越特定权力界限，那么人民就有权利反抗他篡夺的权力。洛克用这种方法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这场革命把一个完全合法的君主从英国王位上驱赶到许多坚持传统“神圣”天意观念的英国人认为是丑闻的境地，并且害怕刚刚结束的内战再次爆发。英吉利海峡对面，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一个世纪后由让-雅克·卢梭（卒于1778年）提出。他认为，当君主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社会契约证明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人民的“共同意志”蕴含了不可转让和剥夺的权利。
无数语言学家、古钱币学家和其他学者辛勤劳动的副产品是人类对自身看法的其他重大变化。他们把欧洲丰富的文学和历史手稿分类整理，知道如何把一种纪年体系转换为另一种，把各个地区、战役和其他历史事件编辑成可靠的年表，赋予历史知识空前的深刻和准确。在这个学术圈子里，最伟大的人物是让·马比荣，他掌握了辨别中世纪早期不同阶段、不同修道院和王室秘书处的书法不同风格差异的复杂知识，以至于一旦看见——有时只要瞄一眼——他就可能知道手稿的出处和大致年代。当然，同样的经验也使得许多赝品能够被识别，这些赝品在不同时代为了各种目的而混杂在历史记录中，为欧洲学术提供了工具和概念，这些工具和概念后来被用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之中。正是在18世纪末，这种冒险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当威廉·琼斯（卒于1794年）发现印度的神圣文字——梵文与欧洲的语言有密切关系时，由于梵文是如此古老，它为渴望洞悉他们最原始祖先特性的欧洲世界提供了新方法。
这些学术性的劳动使人们能够撰写比以前更精确和全面的史学著作，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出版）是其中最著名的史作，其他历史学家，如伏尔泰（卒于1778年）在当时几乎与吉本一样受欢迎。通过在自己的时代与基督教创立之间插入漫长而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加上各种有趣的历史事件、道德的功能以及神学标准，历史学家使宗教争论的烈火逐渐熄灭。因为在更全面的历史观影响下，教会和国家适当地回归使徒时代的条件——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期望——似乎不再可能了，或者也许从某些罗马皇帝的行为来看，是可以渴望的！
虽然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繁荣，但是纯粹的哲学终于穿越经验主义批评的针眼，强劲而茁壮地形成了，如果说它还有点儿深奥和脱离日常生活的话。笛卡儿以及17世纪追随他的哲学家的演绎推理方法接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审视。首先是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接着是大卫·休谟（卒于1776年）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与人类思想有关的尴尬问题，并且得出结论：关于任何事物的一定知识都是不可能的。伊曼纽尔·康德（卒于1804年）接受了休谟的结论，但是改变了他的批判逻辑的方向，认为仔细分析人类大脑结构和容量将使我们掌握准确而必要的有关感觉经验性质的知识，因为不可知事物本身只能通过人类感觉和思维模式才能被感知。康德用这种方式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打开了剖析“精神”的大门，在确立康德此前已经指出的可知的真实性方面，这些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发挥了创造性作用。
<h3>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h3>
与17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新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相比，除了音乐外，美术仍然是保守的。不同的风格出现了，但很快又消失了，各国的流派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或者相对衰落，朝着为丰富多样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的趋势表现自己。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像牛顿的世界观那样完全新颖地从充满活力而传统的活动中出现。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文化的声望达到巅峰。人们崇敬路易十四政府的权力和威严，还夹杂着对法国文学、礼仪、风尚的更多仰慕。古典主义坚信艺术优雅的原则能够被洞悉和遵循，因而在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中盛行。在伟大的艺术家手里，这种规则不是障碍。例如，伦敦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伍伦（卒于1723年）、法国的三大古典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卒于1684年）、莫里哀（卒于1673年）和让·拉辛（卒于1699年）都力图遵循正确的规则，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那里，这些规则就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18世纪，欧洲音乐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新的或新式乐器和对音乐定调进行的物理—数学分析，赋予音乐家更多的新演奏技术。由于新技术太多，以至于难以分类，和声和作曲的“古典”原则不会像在文学领域那样成为阻碍因素，相反，通过集中注意力于可掌握的变数，古典规则反而刺激了创造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于1750年）和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卒于1791年）为后世欧洲音乐树立了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本的，虽然不是持久的，正如15世纪线条和空间透视法的发明为欧洲绘画所创立的标准一样。
在文学方面，18世纪中期以后，古典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德意志和英国。对各国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绰号为“人类心理”的感情悸动的诱导性研究等，都使许多德意志人和一些英国人相信，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通过自由发挥灵感才能取得。这种浪漫主义观点与大众的民族语言的新价值结合在一起。例如，约翰·戈特弗莱德·赫德尔（卒于1803年）满怀激情地争辩说，德意志人只有使用德语而不是法语，才能取得民族文学的伟大成就。对文学的民族精神的同样兴趣鼓舞托马斯·佩西（卒于1811年）在他的著作《英诗辑古》（1765年出版）中收集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歌。
但是过分强调传统欧洲文化史上古典时代之后紧接着浪漫时代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同的风格和艺术创造性一直盛行。例如，在英国文学史中，约翰·弥尔顿（卒于1674年）写作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时，威廉·威彻利（卒于1715年）正在创作黄色的“复辟”喜剧；到本章所述时期之末，罗伯特·伯恩斯（卒于1796年）巧妙的朴实风格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散文（卒于1784年）的字字珠玑的华丽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路德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一直流行，而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提供共同的知识和感情的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古典文学则永远照耀着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家和艺术家正是依靠这种知识和感情才能创作，并知道任何随意提及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能被轻易而快捷地理解。
<h3>欧洲支配地位的根源</h3>
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以及捕捉任何进入人类视野的新事物的渴望等，成为旧制度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标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冒险精神。因此，欧洲首次开始明显地领先于旧大陆其他比较保守的文明——不仅在技术和军事方面，而且在科学、哲学、史学和学识等方面。只要毫无羞耻而自由自在地把理性应用于紧急事务不是决定性的——正如在整个美术领域——那么欧洲就不能被说成已经享有任何明确无误的优势。的确，中国和穆斯林艺术的精细和连贯风格仍然比欧洲人以其多种风格曾经力图产生的任何影响都要大。
但是西方成为全世界支配力量的进程显然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必须追溯欧洲近期建立优势地位，最终战胜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的文化自治的方式。

第二十四章 美国和俄国 （1648～17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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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殖民地美洲和东正教俄国仍然是欧洲的局外人，未完全分享欧洲文明。到1789年，这种情况不再真实了。以前的局外人现在变成了我们不能再称为欧洲文明而应该称为西方文明的积极参与者。由于新近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欧洲类型的社会牢固地扎根于美洲，美国的思想和制度一路高歌进入世界，威胁着欧洲的旧制度，虽然此前它从未威胁过。同样，到1789年，在俄国，统治集团掌握了欧洲高雅文化的精髓，俄国开始在欧洲战争和政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俄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专制的政府也威胁着西欧相对较小的国家。这种威胁比美国民主革命带来的威胁还要真实。因此，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时期的欧洲划分为正在扩大的西方文明社会的两大阵营。当然，至今仍然作为把美国和俄国社会彼此区别、俄国与欧洲内陆地区生活方式重大差异的标志还没有大到作为不同文明出现的标志。相反，大西洋两岸、穿越俄国边境地区的越来越复杂的相互联系逐渐弥合了西欧与俄国、美国的差距。
区分俄国和美国社会与西方文明大多数核心地区社会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比较充足而劳动力（或者至少受过训练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两种对策都是可能的。各种技术、阶级、服役以及把各种文明社会组织起来并为社会各阶级和职业集团提供各种可行性关系的差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和文化上的新蛮族主义。俄国的哥萨克和许多开发西伯利亚的先驱就以这种方式生存。加拿大的法国非法毛皮贩子、美国说英语的拓荒者、巴西的邦德朗特人（bandeirantes）、阿根廷的牧人、澳大利亚的流浪汉、南非的伏特里克人（voortrekkers）、阿拉斯加的拓荒者，也是如此。除非被某些邻居或敌对国家限制，否则一种不断扩大的文明社会可能一直倾向于与这种大致平等、暴力的新蛮族主义发生冲突。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边疆社会可能发生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外界压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有时需要比边疆平等所能允许的更精细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劳动力市场法律强迫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从身体方面看，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逃亡进入荒野并因此获得自由是没有困难的。因此，只有艰难地诉诸法律，甚至有时诉诸暴力，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新大陆的奴隶制度和旧大陆的“新农奴制”作为边疆的突出特点，犹如自由和平等是美国虔诚的民族传统中倾向于等同边疆生活的特点一样。
除了重要的例外，从总体上看，对人力短缺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对方法的确支配了北美和南美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对边疆劳动力短缺的压迫性应对方法在俄国盛行。但是在西班牙占领的美洲最富有和最发达地区，直到1789年之后很久，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仍然盛行；而在俄国，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精神已经浮现（并且继续浮现）到公共生活的表面。换句话说，表面上的反差实际上有很多共性。
<h3>争夺美洲</h3>
当法国、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在17世纪初建立的小块殖民地扎根并开始走向繁荣时，美洲终于被分割为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欧洲的战争被争夺殖民地忠实地反映出来（有时挑起）了，在这些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印第安武士、欧洲士兵和殖民地的民兵都卷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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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斗争的第一个标志是荷兰被驱逐出所有重要的美洲殖民地。这些事件发生于1654～1664年间，荷兰首先把巴西丧失给当地宣称效忠（一定条件下）葡萄牙的反叛者；接着把新阿姆斯特丹丧失给英国，英国把它更名为纽约。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于1763年，经过空前残酷的、全球性的商业战争后，法国放弃加拿大给英国。但是，这种全面的成功（与此同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优势）之后，英国很快便与美洲殖民地人民发生了争端，殖民地为英国政府的税收而苦恼。当来自加拿大的威胁消除后，殖民地人民觉得英国军人和英国税务官是完全多余的。其结果是，首先争论，接着战争（1775～1783年），在法国的大力援助下，美国取得了胜利，法国是为了洗雪七年战争中遭受的重大失败之耻辱。
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的国际竞争也影响了事件的进程。1728～1741年，俄国海军舰长威图斯·白令发现了阿拉斯加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不久，俄国毛皮商人就紧随这个发现，在阿拉斯加群岛和陆地上建立了一些小块殖民地。这个消息刺激了英国“哈得孙湾公司”开发并声称拥有从加拿大西部到落基山的主权。这完成于1789年。面对俄国的推进，西班牙人把边界进一步推进到海岸，在旧金山（1775年）和努特卡岛（1789年）建立了传教区。
因此，欧洲列强争夺的直接后果是把新大陆分裂为多少有些明确边界的帝国主义的碎片。当然，社会实际情况从未赶上领土要求，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北美殖民地几乎推进到了阿巴拉契亚山，白人没有在其他更内陆的地区建立欧洲类型的社会。
<h3>西班牙美洲的奢华</h3>
如果今天盛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当时存在的话，那么美国公民就难以对殖民时代持正确的历史观。但是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在利马和墨西哥城总督的奢华面前，18世纪马萨诸塞的未垦土地或弗吉尼亚山麓地区的贫穷和简陋实在是黯然失色。的确，1793年，墨西哥城的10万居民使它比欧洲任何城市都大，除了伦敦和巴黎外。
16、17世纪印第安人口的灾难性下降趋势到1650年左右终于得到遏制。因此，墨西哥和西班牙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口都急剧增长。美洲印第安人可能获得了对欧洲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这些疾病曾经摧毁了他们众多的先辈。不断增长的人口反过来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垄断政策废除（1774～1778年）之后，这种垄断政策禁止西班牙帝国美洲沿海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殖民地所有的进出口都必须通过西班牙的加迪斯港。
甚至在18世纪后期经济复兴产生人数不多但活跃的专业人员、商人和官吏中产阶级之前，古代大学和贵族文化传统就使西班牙帝国的个别专家能够参与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中产阶级对来自“开明的”西班牙的最新时尚和思想非常感兴趣。
两个特点阻碍了西班牙美洲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更北面的讲英语的殖民中间取得了良好开局。首先，印第安农民几乎不享有西班牙殖民地生活的任何高级文化，尽管殖民地社会依赖他们的繁重而麻木的劳动。第二，教会充斥着知识和道德懒惰，在殖民地社会内，经济的极端支配作用不可阻挡。但是正如不久前发生的那样，当世俗自由人士批评教会时，他们动摇了让印第安人热情而活跃地享有西班牙文明并使他们处于服从地位的唯一的组织联系渠道。因此，任何激烈反对教会的行为都为印第安人打开了反叛和社会混乱的大门。他们的习惯带来的这种副产品使自由思想的人胆战心惊。内心深深的不安很快便困扰着西班牙贵族——这是让自私自利的冒险家和政治投机家进行异常广泛活动的心态。
从19～20世纪西班牙美洲的发展看，这种评论是似是而非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西班牙帝国社会未来的弱点还不明显。相反，像太平洋彼岸的中华帝国一样，西班牙美洲帝国看起来像一座橡木城堡，巍峨耸立于周边国家、民族和文化之中。
<h3>落后与早熟并存的殖民地</h3>
位于西班牙美洲东南部的巴西甚至在荷兰撤出之后仍然处于政治混乱状态。与秩序井然、一片安详、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西班牙总督府的尊严和豪华相比，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人采金的活力、对巴拉圭耶稣会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猛烈抨击，更别提非洲文化在巴西种植园的黑奴中间发生转变的活力——所有这些似乎都是肮脏的。但是，广泛的地方自治使巴西普通人也能以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普通人同样的方式获得成功。
与巴西一样，英国殖民地与西班牙的伟大无法相提并论。固然，在波士顿、纽约、费城等港口，英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小规模复制出现了。1700年后，各个殖民地之间、每个殖民地内部的宗教差异很快就使宗教实际上不可能实行统一。由于教会权威的衰落，也许世俗主义发现更容易表现出来；但是现有宗教的失败也为强烈的宗教复兴铺平了道路，宗教复兴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许多方面，英国殖民地落后于当时欧洲的发展。但是北美社会的演变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旧大陆。美国独立战争是这种现象的最重要表现。诚然，殖民地曾经被用于解释和证明他们反抗国王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合法性的思想就主要来自“英国人的权利”的传统定义。此外，更激进的“人的权利”的定义也发挥了作用，并使美国革命不仅仅具有地方意义。实际上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认识到的“人的权利”构成了一个模式，欧洲陷入黑暗和落后的民族，如法国，可以为此而充满期待地振作起来。因此，通过它的榜样力量，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产生的宪法昂首阔步地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那些仅仅后来列为英国的贫穷而遥远兄弟国家所表现的自由原则把美洲事务投入进了欧洲政治的前沿。
<h3>俄国的现代化</h3>
在汇入欧洲历史主流的过程中，美国殖民地没有遭受心理扭曲。相反，他们正在更全面地分享第一批英国移民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变化被提倡。但是，俄国不得不首先否定自身的特殊生活方式，把东正教垄断基督教真理的要求建立在服从沙皇绝对专制的基础之上。放弃这种历史是困难的；但这是俄国人，或者更准确说，俄国统治阶级，在1654年大主教尼康发动教会祈祷书正式改革与1725年沙皇彼得大帝去世之间所做的事情。
尼康力图把教会所有仪式中使用的祈祷书建立在真实而无比正确的希腊文本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全俄才能取得宗教统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指出俄国现存祈祷书错误的罗马天主教宣传家的严厉谴责沉默下去。世俗政府和教会领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推理，以致尼康与沙皇发生斗争（1658年），被罢免了大主教（1666年）后，他的改革政策仍然被执行。
但是许多贫穷而低微的基督徒觉得，官方干预教会仪式熟悉的话语，从而引发了反基督的统治。因此，异端社区即后来俄国历史上的“旧信仰者”出现了，并且顽强地甚至有时英雄主义地拒绝屈服于官方的威胁。以武力破坏这种社区的努力有时会导致联合捍卫旧方式的人大规模集体自杀。异端有时转入地下状态，以便那些表面上遵守教会新的崇拜命令的农民，能够偷偷地聆听那些视堕落的教会与世俗国家联合起来作为反基督工作的教士的布道，以示世界末日的即将来临。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观点在俄国人民中间如何广泛传播的情况。但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只要秘密教派和被迫害的集团互相劝诫、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奇迹出现，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找到了政治改革表达方式的许多农民实际上被分裂成宗教派系。这种心理安全价值也许就是允许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使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无情变化却未引起削弱国力的叛乱的原因。因为彼得的改革是一个小圈子的工作，这是他从私交和既得利益追随者中选拔组成的一个小集团，加上被俘的瑞典人和被诓骗来的荷兰人，以及来自西边的欧洲世界、到达沙皇统治区域的流浪者。
1689年，少年彼得登上王位，直到1698年匿名（但是广为人知）到西欧旅行回国，他才开始对俄国旧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在工业、行政管理和必要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下，他疯狂地有时甚至怪异地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好的陆军和海军。充沛的精力和暴烈的性格确实有助于彼得达到目的，但是只有受过教育的臣属服从他盛气凌人的指挥，他的命令才能奏效。他大体上从自小亲自建立的近卫军官兵中寻找这些臣属。后来，他要求贵族子弟进入近卫军，提高他们的等级。如果他们在近卫军干得好，那么他可能立即注意到他们，并提拔他们，指定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无论民事、军事、还是外交或司法，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的需要。
这种制度发挥了作用。来自俄国乡村贵族家庭的青年人来到宫廷，充当近卫军士兵，在被沙皇派出从事和平和战争工作之前，他们学会了一套新的行为举止。马其顿的腓力和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曾经使用同样的方法，建立一支服从命令的军事和行政管理队伍，像彼得的朋友们一样，他们能够根据命令忠实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因为他们被宫廷文化全新风格的诱人光芒所吸引而首先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了。
1725年彼得的去世给他的合作者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政治合法性的明确原则。王位继承如何能够被规定，特别是当实行改革的沙皇已经杀害了亲生儿子而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酝酿着阴谋和丑恶的宫廷政变。其中最壮观的是，在谋杀了沙皇丈夫后，1762年德国公主登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位。她采用的称号是凯瑟琳二世（中文里常称她为叶卡捷琳娜二世。——译者注）。尽管她的继承权令人怀疑，但是像彼得一样，凯瑟琳在位时间漫长，而且俄国经济繁荣，不久她就获得了“大帝”的绰号。一个稳定的因素是，无论统治集团内部何时发生失控的争论和阴谋，所有相关人员都将退缩，因为他们认识到，与俄国广大充满仇恨的农民大众相比，自己是多么势单力薄。另一个事实是，随着18世纪后期乌克兰向商品化农业转变，俄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这有助于俄国地主维持着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h3>作为大国出现的俄国</h3>
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彼得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他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1700～1721年）中打败了瑞典，在芬兰湾取得了较短的海岸线。他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涅瓦河口沼泽地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并使它变成了俄国的首都。在反对土耳其人方面，彼得的遭遇就惨多了。虽然1696年取得了最初胜利，但是几年之后（1711年）他不得不放弃已经赢得的一切。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取得了反对穆斯林邻国伊朗国王的胜利，这位沙皇能够把国界推进到里海最南端。
彼得的后继者经常让俄国军队卷入欧洲的战争。俄国实力最明显的证明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俄国统治者几乎一夜之间把俄国力量从一边倒向另一边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似乎因此，从灾难性后果中逃脱出来。此外，在凯瑟琳大帝发动反对苏丹的决定性战争（1768～1774年）之前，俄国发动了两次反对土耳其人的不具决定性的战争。诚然，打败土耳其人、建立一个在她的帝国保护下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宏伟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俄国的确兼并了远至德涅斯特河的黑海沿岸地区，作为对她遏制土耳其人的回报，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意凯瑟琳在第一次瓜分不幸的波兰中占据其大部分领土（1772年）。在此后两次三国瓜分波兰中，俄国也参与了（1793年和1795年），把边界向西推进到维斯杜拉河。
因此，俄国跻身于活跃且受尊敬的欧洲大国之列，同时在国内，向南开发乌克兰的进程以及手工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开始使俄国社会带上更多的欧洲色彩。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聋子和瞎子”，生活在与主人隔绝的世界里，这些农奴主越来越模仿更西部地区贵族的举止，取得了西欧贵族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例如，1762年，要求贵族义务为沙皇服役的法律被废除了，而且许多贵族的确退回到自己的地产上。到那时，足够的人员被训练成适合获得的职位，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到足以支付适当的工资以取代土地封赏，而此前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主要依靠土地封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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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义务被强化而不是减轻的农奴一定会因主人获得的特权而深感不平。为什么穷人和出身卑微者没有摆脱强迫劳役的负担呢？叶梅连·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起义爆发于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那里对自由边疆人记忆犹新，起义给这种不平感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它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了（1773～1775年）。从此以后，农民的不满恢复到宗教异端和酗酒。另一方面，大多数贵族急迫地力图攀比甚至超过法国和欧洲其他大国的同侪。凯瑟琳之后至少一代人时间里，他们为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精力（以及私人利益）找到了充足的空间，那就是推进农业、商业和国家行政管理。尽管农民不满，专制政权的奴仆们仍然确信，他们正在为全体人民谋求真正的利益，使俄国强大而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无论强迫俄国社会底层发挥作用是否必要，俄国在战争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实际成功似乎充分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 （1700～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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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眼里，《卡洛维茨和约》（1699年）完全违背了历史潮流，奥斯曼帝国在卡洛维茨几乎把整个匈牙利割让给获胜的奥地利人。更为难堪的是，这次严重失败也与神学根本原则发生了冲突，因为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追随者曾经袭击并打败麦加的嘲笑者以来，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真主眷顾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安拉怎么能眷顾基督徒和异教徒呢？更何况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信仰都越来越不虔诚呢。
这个谜的全部力量只有到18世纪末才开始对抗穆斯林世界。1768～1774年，俄国彻底打败奥斯曼军队，通过欧洲外交干预而不是任何土耳其政权的世袭力量，君士坦丁堡避免了被俄国攻陷，苏丹的权力没有被俄国摧毁。即便如此，结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对未来也是不利的。由于沙皇被授予了土耳其统治下东正教徒“保护者”的含糊封号，俄国开始干涉奥斯曼事务。俄国还取得了黑海沿岸的重要领土，以及在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从此，苏丹宫殿和君士坦丁堡就处于俄国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了。
被穆斯林眼中的基督教世界政治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败，无法与被一个祖先臣服金帐汗国大汗、他的东正教把他们视同为苏丹的巴尔干基督教臣民的统治者打败相提并论。此外，到1774年，穆斯林对印度的优势也明显处于危机之中，萨法维帝国已经解体了，伊朗和中亚变成了战场，敌对的军事首领们瓜分了平民社会。
对于那些承认神眷顾与军事胜利是紧密相连的穆斯林来说，1699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事件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当安拉无法解释的逆反的世界历史类型最终被逆转的时候，全体背教似乎是盲目信仰（只能等待潮流转折点的信仰）的唯一替代方法。与此同时，被一种宿命论支撑的报复情绪是西方上升时期穆斯林反对欧洲人的特点。
但是，有些人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安拉的干预。他们有两种明显的补救措施可供选择。（1）通过从“法兰克人”那里适当地借鉴军事成功的技术基础而超越竞争对手或者（2）通过剔除蔓延到穆斯林生活中的伊斯兰教腐败现象而重新获得安拉的恩典。每种政策的拥护者的声音都在18世纪早期被倾听到；但正是伊斯兰教的不幸——例如，与日本不同——以上两种医治方法似乎总是互相对立。因此，改革家的努力总是变得徒劳，穆斯林社会的大众陷入比以前更混乱和更失望之中。
<h3>瓦哈比运动</h3>
宗教纯洁的最重要拥护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尔·瓦哈比（1691～1787年），他生活于阿拉伯沙漠中，依靠沙乌德家族王子们保护他的信徒和宣扬他的教义。阿卜杜尔·瓦哈比的目的非常明确：恢复先知的最质朴纯洁的信仰。这意味着实行艰苦而不妥协的反对苏菲派圣徒带给伊斯兰教的圣人崇拜和其他腐败行为。它还意味着严格遵守《古兰经》所规定的个人行为准则，例如饮酒和其他宗教禁忌行为都遭到瓦哈比派的严厉惩罚，无论何时出现法律疑点问题，瓦哈比派都采用最严厉的条文。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团体从最初非常小的规模发展起来，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教诞生时期的发展方式。到阿卜杜尔·瓦哈比去世时，他的信徒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但是不久，瓦哈比运动遭到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以欧洲模式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与阿拉伯沙漠的旧式武士发生冲突，并彻底打败他们（1818年）。但是战场上的失败并未破坏瓦哈比运动。相反，当瓦哈比教派不再与沙乌德家族的军事—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通过吸收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虔诚而严肃的穆斯林而增强了吸引力。
在西方怀疑主义和瓦哈比狂热运动的影响下，一方面，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地区长期盛行的早期伊斯兰教律法尊重主义与后来神秘的苏菲派虔诚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维持。自“立法者”苏莱曼以来，逊尼派学术的特点就是知识僵化，隐藏在熟悉句子背后的含义依靠死记硬背而安全地代代相传。通过死抠《古兰经》字眼儿并力图把更新的内容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瓦哈比派的宗教狂热打破了这种愚昧无知的保守主义。但是穆斯林学术和文明的后代比阿卜杜拉·瓦哈比及其信徒所属的贝都因部落民众更加了解世界及其方式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城市里老于世故的人通常难以相信，仅仅完全符合瓦哈比要求的忠实的信徒就能再次走向正确的道路。从此，瓦哈比运动既不能为伊斯兰教内部充满活力和成功的知识生活复兴奠定基础，也使得从根本上脱离古代行为准则比以前更加困难。
<h3>改革的失败</h3>
直到1850年，那些希望通过借鉴欧洲技术加强穆斯林国家力量的改革家只取得了小部分成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很少有官员严肃地对待这种观点。此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任何战争胜利都会进一步削弱损害古代实践的必要性。例如，1699年后，一群奥斯曼帝国官员开始利用1683～1699年漫长战争中奥地利用于有效地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大炮重新装备土耳其炮兵。后来，经过与奥地利另一场灾难性战争（1716～1718年），军事改革也波及少数陆军。当奥地利和俄国于1736～1739年攻击土耳其时，这些新式军队果然出乎意料地打败了奥地利。不久奥地利就退出了战争，接着俄国也退出。但是军事改革的这种显著效果并未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继续进行下去。相反，军事胜利被解释为没必要进一步进行军事改革的理由，而且事实上，接踵而至的漫长和平时期使新式军队逐渐失去了功效。当1768～1774年俄国凯瑟琳二世攻击奥斯曼帝国时，土耳其人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被刚刚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接受过考验的俄国军队打败了。
1774年溃败再次激发了奥斯曼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但是直到1826年，决定性的突破才出现。其原因是俄国军队造成的严重灾难似乎表明，整个奥斯曼帝国制度需要彻底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觉得国家全盘伊斯兰教化是危险的。因此，即使最温和的军事力量改革步伐也会引起强烈抵制。直到军事灾难再次发生，包括苏丹的塞尔维亚和希腊臣民掀起了成功的叛乱，改革才再次成功地进行。即使到这个时候，改革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苏丹不得不命令炮兵部队摧毁叛乱的禁卫军及其君士坦丁堡暴民支持者。这种血腥的暴力措施的确毁灭了保守主义的军事力量，但是也根本无法用新式的、可以保卫帝国的军队取而代之。因此，在欧洲列强面前、在诸如强大的埃及专制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卒于1849年）的公开叛乱面前，奥斯曼帝国正在为自己增添新耻辱。
因此，到1850年，大多数土耳其军官和政府官吏断定，模仿欧洲统一制服和大炮就像固定的斋戒一样无效。没有任何解决方法似乎可以毛遂自荐，奥斯曼帝国的决策者转而依靠一些不灵活的外交阴谋，力图分化欧洲列强，以使它们陷入争相救援“欧洲病夫”的境地。
<h3>英国对印度的控制</h3>
莫卧儿帝国名义上存在到1857年，但仅仅是名义上，欧洲列强的均势没有达到需要救援它的程度。相反，1764年后，为了在印度的贸易和势力而展开的斗争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从此，动荡的印度政治舞台使得——的确诱惑——蚕食能够继续进行，以致1818年后，只有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西北边缘的部落仍然真正地独立于英国统治之外。
甚至在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之前，莫卧儿势力的衰落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他对印度南部的征服使莫卧儿帝国版图达到极盛，但是在他去世之前，许多严重叛乱开始削弱帝国的实力。特别是印度中部地区的印度教山民，即所谓“马拉特人”，发动游击战争，行动迟缓的莫卧儿帝国军队无法镇压。后来，锡克教徒也发动叛乱，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许多地方的总督也乘机独立于中央政府，甚至首都德里附近地区有时也不再服从帝国的命令。
在这些情况下，欧洲贸易公司的代表们发现必须自我保护。他们招募印度土兵（“塞婆夷”意即“印度土兵”），由欧洲军官指挥，而且以欧洲方式装备和训练这些土兵。不久，这些军队事实上比印度所知的任何一种武装力量都显得更精良。渴望寻找瓜分领土理由的地方统治者和冒险家对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非常感兴趣，于是开始雇佣欧洲人指挥“印度土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因为当地的一名欧洲军事指挥官能够在雇主的宫廷里发挥有利于其同胞的事业。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之中，正在力图建立强大印度公司的法国人和从1600年起就在印度洋开展贸易活动的英国人变成了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力量意味着在两国战争中，英国在印度的力量能够通过海上往返调遣，并得到国内的后勤供应，而法国要冒被切断后勤供应的风险，因而丧失了战略机动性，除了他们能够在陆上越野行军之外。因此，当1756年法国和大不列颠进行殊死战争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就不足为奇了，战争结束（1763年）后，英国实际上把法国排除在进一步参与印度政治和经济事务之外。
当法国和英国公司的斗争仍在进行时，一支阿富汗军队掠夺了印度西北部，在德里附近的帕尼帕特战役（1761年）中彻底打败了马拉特人的军队。从此，印度各地土邦王公发现自己陷入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外来势力之间：来自海上的英国和来自北部的阿富汗。当需要做出选择时，他们大多数喜欢英国人。因此，没有太多的战争，到1818年，几乎所有印度土邦都与英国签订了联盟条约。英国通常通过一个驻扎在宫廷的代表来实施控制，他像看门狗一样，确保条约被忠实地执行。印度部分地区直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但是只有当土著统治者顽固地抵制联盟的邀请或者过于庸碌无能时，东印度公司才会真正剥夺他的王位。
在伦敦遥控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领土扩张。他们不喜欢军事冒险，因为它耗费金钱，而且打断贸易。他们的全部目的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都必须克制任何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或以任何手段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政府的企图。的确，公司许多职员都认识到，一小撮英国人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政策统治印度或维持他们在次大陆的有利地位。
只要印度继续存在真正独立的土邦，那么这个观点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当1818年最后的马拉特战争以英国轻松取胜而结束时，英国就没有军事竞争对手了。来自国内的传教压力、大量印度教徒合法的人道主义改革要求等都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穆斯林则希望不被干扰，但他们之间的争端和政治—军事弱点却招致第一批西方人入侵印度。
<h3>伊朗和突厥斯坦</h3>
如果与欧洲不断上升的势力相比，在伊朗和突厥斯坦，穆斯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耻辱性的衰落。诚然，废黜了萨菲王朝末帝、胜利地劫掠了印度的纳迪尔·沙阿（1736～1747年在位）的军事征服，以及阿富汗的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1747～1773年）同样辉煌的军事生涯，都极其符合他们祖先的武士传统。但这些伟大征服者当时遭遇的是以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事实上，无论他们何时远离故乡去冒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进口的大炮、火药和炮弹。在这些情况下，明智地分配由接近丰富的火药和炮弹供应地的农耕民族交纳的贡金，就能够培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在成功的巅峰时刻将其打垮。因此，从19世纪初起，伊朗和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少依靠地方因素，而更多地依靠英国、俄国的补助金和惩罚性的劫掠，这样就把英国军队于1839年引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到1850年，没有穆斯林乐意看到曾经骄傲的伊斯兰教王国衰落成一个悲哀的国家。没有文化复兴或仅仅文化觉醒来缓解政治黑暗景象；在经济领域，大约从1830年起，欧洲机器制造商品已经开始把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手工业地区挤垮到贫穷状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真主安拉究竟在哪里呢？
<h3>印度教改革</h3>
处于穆斯林世界的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发现，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秩序。印度教徒不能兴高采烈地旁观另一个入侵者毁灭异族的莫卧儿帝国（那是波斯和突厥的）在印度的统治。同样的主人更迭在过去已经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这次变化并不显得很奇特或特别重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在印度的存在没有引起印度教地区非常明显的反抗。印度教徒仅仅把欧洲人当作另一个种姓而已。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至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
但是19世纪初之后，英国和印度教都开始主动扩大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范围。传教学院不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而创办了，它们把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了印度。大量精力充沛的传教士私下来到印度，开始把英文书籍翻译成印度各地的方言。这为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也为印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一扇窗户。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伊斯兰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必然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卒于1833年）开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其遗孀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这一恶俗。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
一旦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这种改革开始了，就难以停下脚步。英国当局不久就发现每种改革都会引起对其他改革的需要。因此，行政活动跟不上传统社会结构越来越坚决和激进的转型步伐。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属于主张更快行动的人群。当然，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是被动的，只模糊地意识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同胞们关注的事情及其抱负。然而，与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对立是本质的，因为印度教的领导机构默许，当它不能满足需求时，而高级和低级穆斯林在探索周围发生的各种事物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印度这两大宗教社群之间的这种差异保持到今天，正如所期望的，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印度再次成为印度教的国度。
<h3>基督教的巴尔干半岛</h3>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侧翼巴尔干半岛，基督教人口也发现比较容易看清，他们的奥斯曼主子正在走向衰落。诚然，君士坦丁堡有基督教徒团体，他们因为是巴尔干人和作为土耳其人顾问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他们的财富依赖帝国，所以并不急于看到帝国分裂。但是地理位置的复杂性，特别是商人和专业人员，也落入了以“启蒙运动”的名义传播并期望发生变化的西方文化的世俗化窠臼。围绕“尼西亚信经”字面意义的旧神学争论似乎与伏尔泰和卢梭的读者没有关联。此外，公民自由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宣扬也没有地理或文化的限制。因此，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严肃地对待这些思想，他们并非不自然地试图建立自由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取代正在走向衰落的奥斯曼政权。
这种精神加上巴尔干地区自古以来不断的猖獗盗匪行为，为塞尔维亚（1803～1815年）和希腊（1821～1830年）革命赋予了自己的特色，并使他们迈上了更完全地融入欧洲社会的第一步。但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民族抱有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这带来了问题。但是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还被隐藏在各地自由人对未来兄弟关系的充满信心的期望之中，这种期望影响了革命的派系划分。
<h3>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h3>
在远东，没有英国征服印度或俄国蚕食奥斯曼帝国那样的急剧事件打断儒家世界的平静。整个18世纪，中国仍然是强大的，日本保持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大约1775年后，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发生最初觉察不到的变化，这是和平和繁荣依赖的基础。因此，到19世纪中期，当欧洲列强开始以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支撑下的力量蜂拥而至远东的大本营时，中国和日本的抵抗能力已经急剧地削弱了。
直到18世纪末，中国政府仍然是非常成功的、传统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无须太多描述。欧洲人在一个缺乏天启宗教和世袭贵族的社会里发现了太多值得崇敬的东西。许多远西的“启蒙运动”宣传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倡这些事物，而且容易说服自己相信，善良的中国人已经为他们梦想的社会建立了一种运行模式。但是对于这种赞誉之辞中国人并不领情。18世纪，他们似乎确实对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兴趣不如这些事物传入之初那么大了。其部分原因是，总体上不信任中国人的欧洲基督教传教士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削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之间联系的亲密性和规模。
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礼仪之争是利害攸关的。最早渗透进中国的耶稣会士采用适应当地习惯和礼仪的策略，只要这些仪式与基督教教义不发生根本冲突即可。例如在中国，他们认为祖先崇拜和孔夫子崇拜是民间仪式，而不是宗教崇拜，无须禁止基督教皈依者参加。政治性不太强的传教士，如方济各会修士被耶稣会的这种政策感到震惊，并向教皇抱怨。另一个问题是，中文词语“上苍”是否等同于“上帝”，它与异教的联系是否过于紧密而使这种翻译不正确。
显然，教皇也无法决定如何把“上帝”这个词语翻译成中文，很长时期内，教廷都力图找到妥协手段。但是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最终（1715年）教廷决定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但是被呈报了这个问题的中国皇帝已经决定采用耶稣会的做法。“天子”自然而然地觉得教皇的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侮辱了他的权威。因此，他下令禁止任何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除非他们承认耶稣会的地位。1715年后，顺从的天主教徒再也不能这么做了。因此，传教士要么被禁止传教，要么变成非法的。虽然有些传教士非法进入宫廷，但是用这种方式成功地规避帝国权威的传教士只能吸引穷人和卑微的下层阶级。因此，基督教不再以宫廷和上层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作为传播对象，而变成了小型的、似乎不重要的秘密团体，带点儿反政府甚至公开反叛色彩。一批耶稣会士仍然滞留在宫廷，充当天文学家，当“耶稣会”1773年被教皇下令解散时，这种专业功能被转移给了天主教的遣使会。但是“礼仪之争”使中国人戏剧性地把基督教传教士当作外国列强的代表。大清帝国忠诚而顺从的官员们以与皇室天文学家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应对之策。
<h3>打开中国对欧洲贸易的大门</h3>
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都运行良好，以致中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关注外部事物。但是大约1775年后，王朝衰落的传统迹象开始显现并增加。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中国许多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农民的耕地已经被划分为小块，一个家庭不能利用这小块耕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便度过饥荒岁月。欠债导致土地所有权丧失。高利贷者逐渐把土地财富集中于自己手中，而欠债的农民积聚了很多怨恨，这些怨恨以暴力起义的形式零星地爆发出来。第一次严重叛乱始于1774年。此后几十年里，起义变得越来越普遍了，最后积累成1850年爆发的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内乱伴随着边疆危机。19世纪早期，中国的西北边疆仍然不稳定。18世纪草原民族的军事实力被中国和俄国军队彻底削弱。但是这种异常的安全被南部沿海新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打破，长期以来南部沿海集中了与来自欧洲“南海蛮夷”的贸易。这种贸易长期由广东商人行会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竞争对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但是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合法垄断权，希望把欧洲各个港口的正常贸易形式引入广东。但中国人反对这么做，因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加紧官方对贸易的管理。的确，在中国看来，19世纪早期广东贸易的发展是令人痛心的。大量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很乐意提供这种主要产于印度的毒品。当中国官员禁止鸦片进口时，欧洲商人就进行走私和行贿，以便贸易再次以法外开恩的形式进行，这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第一阶段的活动形式。
1839年，中国派遣一名钦差大臣到广东，奉旨取缔非法贸易，禁止进口鸦片围绕着如何惩处在岸上谋杀中国人的英国水手事件进行。中英两国政府爆发战争之前，钦差大臣的努力是相当有效的。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沮丧的是，英国的炮艇能够突破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年）几乎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除了广州外，还有4个港口对英国开放贸易，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国领事被允许进入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其他西方国家很快就提出并得到了同样的特权，通过为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本国人要求“治外法权”（即免于中国法律刑罚），获得了超过最初英国得到的优惠条件。中国人感到被这些事件极大地侮辱了，但是又发现自己无力驱逐外国人。
中国从18世纪的帝国强盛走向衰落是突然的，但是非常符合古代的先例。其他王朝也以惊人相同的方式走向衰落。所以，直到1850年后，中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外来灾难是多么痛苦，但也是传统的，因此，似乎不需要超过传统的医治方法。
<h3>日本社会的动荡</h3>
日本历史则完全不同。整个18世纪，当中国军队正在新疆地区不断巩固帝国的时候，日本仍然处于和平状态。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变化，没有出现中国那样异常的农民耕地的过度细分的压力。而且，1854年前，日本避免了外来侮辱。
但是，1700～185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了煎熬。武士阶层失去了传统的军事职业。懒惰诱生了奢侈，奢侈加剧了各个军事阶层的沉重债务负担。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之间的持续差异。日本文化反映了同样尖锐的二元性，缺乏美感的武士仪式与淫荡的城市艺伎的“浮华世界”和散发铜臭味的暴发户并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武士家族有时收养商人的儿子，因而获得新的财源，少数普通武士也能跻身贵族行列。由于艺术家尝试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本土的传统，所以艺术风格呈现了以前曾经被分离的各种风格的融合。
对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西方和中国文化。德川幕府曾经把新儒学定为官方哲学，禁止对其他哲学的研究。但是无法禁止少数在某种程度上被德川幕府疏远的人追求外国学术，这些外国学术是通过荷兰商船携带的书籍这个媒介传入的，这些商船是被官方允许每年来到长崎港的。
还有一些日本人以新儒学和爱国主义为依据反对德川幕府政权。因为如果服从上级是如新儒学所教导的超常品德，那么幕府将军与天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书面文献能够使幕府将军的地位看起来不像一个篡位者，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敢于说出这种话来。其他人则抛弃了新儒学，而喜好古代的神道教，虔诚地试图把仍然有些模糊的神话和仪式精心编纂为更系统更有影响的教义。
知识界的情绪和反抗浪潮的真正重要事实是，他们倾向于融合起来，互相支持。因为西方学术不仅自身能够被评价，而且它强调了新儒学思想无可置疑的缺陷。所以，反对幕府将军、尊重天皇、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对西方学术的热情等，共同形成了一种知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列岛的偏远地区，所谓“外部领主”对其祖先作为德川家族的敌人而不是臣属的事实记忆犹新，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大势力的保护。因此，当1854年幕府将军被迫决定放弃锁国政策时，日本存在少数但活跃的一群人，他们对国家正在考虑的政策显然已经有了替代之策。
换句话说，日本的开放就像离弦之箭，势在必行。它本身的确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它允许反对集团掌握权力，在恢复天皇和祖先合法权力的名义下，这些反对派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技术。没有任何其他亚洲民族像日本那样准备利用与欧洲文明接触提供的机遇，因为此前没有其他民族知道文化的二元性，也不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盛行于日本的两种思想的激烈竞争。

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欧洲伟大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各地的互相联系空前紧密了，众多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跨区域和跨文明的主题而反映了这个事实。其中最有趣的是：John H.Parry，Europe and a Wider World，1415～1715（New York，1949）；John H.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Discovery，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1450～1650（New York，1963）；P.M.Ashburn，The Ranks of Death：A Medical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America（New York，1947）；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multivolume（Chicago，1965～ ）；A.Greenfell Price，The Western Invasions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1513～1958（Oxford，1963）；J.H.Elliott，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1492～1650（New York，1970）；Alfred W.Crosby，Jr.，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1492 （Westport，Conn.，1972）；Niels Steensgaard，Carracks，Caravans，and Companies：the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European Asian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Lund，Sweden，1973）；Carlo M.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1400～1700 （New York，1966）；Walter D.Wyman and Clifton B.Kroeber，eds.，The Frontier in Perspective（Madison，Wisc.，1957）；Robert R.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2 vols.（Princeton，1959，1964）；Hans Kohn，The Age of Nationalism：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New York，1962）；W.S.and E.S.Woytinsky，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Trends and Outlook（New York，1953）；和Barrington Moore，Jr.引起争议的Social Or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1966）。
欧洲与西方。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一部非常流行而且写得很好的通史教材是Robert R.Palmer and Joel Colton，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5th ed.（New York，1977）。以下著作论述了伟大的欧洲帝国：Charles R.Boxer，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1415～1825（Chester Springs，Pa.，1961）；C.H.Haring，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New York，1947）；W.B.Willcox，Star of Empire：A Study of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1485～1945（New York，1950）。关于第四个伟大的欧洲帝国法国，我不知道英语世界有任何堪与上述著作相比的论著，但是关于总体情况，参见D.K.Fei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s（New York，1966）。下列著作特别论述了欧洲内部政治演变：Crane Brinton，Anatomy of Revolution，rev.ed.（New York，1952）；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1966）；J.R.Pole，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1966）；Eric J.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s，1789～1848（Cleveland，1963）。关于法国大革命，George Lefebvre，The French Revolution，2 vols.（Cambridge，1965）堪与两位观点相反的一流专家的著作相提并论：Albert Soboul，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3～1994（Oxford，1964）和Alfred Cobban，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1964）。关于现代其他重要的转型，Phylis Dean，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Cambridge，1965）；John Calpham，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1815～1914，4thed.（Cambridge，1936）；David Landes，Prometheus Unbond（London，1969）和Walt 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1960）值得推荐。Peter N.Stearns，European Society in Upheaval（New York，1967）和George Mosse，The Culture of Western Europe：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An Introduction（Chicago，1961）分别是各自论述主题的标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兴起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学派，其代表作是英译本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the II，2 vols.（New York，1972～1973）和Lucien Fevre，Life in Renaissance France（Cambridge，Mass.，1977）。
比一般著作更有趣的论述欧洲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著作包括：Alfred Rupert Hall，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500～1800（Boston，1954）；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1300～1800（London and New York，1957）；Abraham Wolf et al.，A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2nd ed.（New York，1951）；Sir Eric Ashby，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An Essay on Universiti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1958）；John Francis Guimartin，Jr.，Gunpowder to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1975）；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800（New York，1973）；John U.Nef，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1540～1640 （Philadelphia，1940）；W.W.Rostow，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1948）。
从现代欧美作者的众多著作中推荐阅读书目是徒劳的：我们现代语言的所有经典著作都在此列。同样，没有很多历史学家阐述了现代文化发展这个主题，所以他们宁可直接阅读原始文本。
俄国历史也许应该给予特别注意，因为本书的大多数读者也许对俄国历史的了解少于对西方世界历史的了解。Michael T.Florinski，Russia：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2 vols.（New York，1953～1954），是一本好书。Jane Harrison and Hope Mirrlees，trs.，The Life of the Archpriest Avvakum by Himself（London，1924）为读者提供了洞悉一名“旧信仰者”内心的精确而简明的论述。非常有趣的其他著作是：James 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1966）；Otto Hoetzsch，The Evolution of Russia（New York，1966）；Raymond H.Fischer，The Russian Fur Trade，1550～1700（Berkeley，1943）；W.E.D.Allen，The Ukraine：A History（Cambridge，1940）。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Princeton，1961）在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两部有趣的著作追溯了俄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John F.Baddeley，Russia，Mongolia and China，2 vols.（London，1919）和Michael N.Pavlovsky，Chinese-Russian Relations（New York，1949）。
非洲。除了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提及的非洲通史外，两部著作生动地描述了欧洲人的黑奴贸易：Basil Davidson， Black Mother：The African Slave Trade（Boston，1961）和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N.C.，1944）。Philip D.Curtin，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Madison，Wisc.，1969）消除了以前被运往新大陆的黑奴数目的夸大估计。Leopold Marquard，The Story of South Africa（London，1955）是一本简明扼要的著作。Robert W.July，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New York，1968）和Philip D.Curtin，ed.，Africa and the West：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ulture（Madison，Wisc.，1972）探讨了非洲的“第三世界”概念。
伊斯兰教世界。关于现代伊斯兰教世界的历史学仍然处于相当不满意的状态。下列通史著作是有帮助的：H.A.R.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I：Islamic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 parts（London，1950，1957）；Wilfred Cantwell Smith，Islam in Modern History（Princeton，1957）；Gustave E.von Grunebaum，Modern Islam：the Search for Cultural Identity（Berkeley，1962）；H.A.R.Gibb，Modern Trends in Islam（Chicago，1947）；和Gustave E.von Grunebaum，ed.，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Chicago，1955）。Marshall G.S.Hodgson的杰作 The Venture of Islam，3 vols.（Chicago，1974）在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列出了。Clifford Geertz，Islam Observed（New Haven，1968）分析了在伊斯兰教世界极端地区宗教与地方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伊斯兰教个别地区，结果如下：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London，1938）；Zeine N.Zeine，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Beirut，1966）；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new ed.（London，1966）；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New York，1961）；Wilfred Cantwell Smith，Modern Islam in India：A Social Analysis，rev.ed.（London，1947）；Percy Sykes，A History of Persia，3rded.，2 vols.（London，1952）；和Peter Avery，Modern Iran（New York，1962）。
印度。Percival Spear，India：A Modern History（Ann Arbor，1961），和他对Vincent A.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3rded.（Oxford，1958）的修订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南。K.M.Panikkar，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3rded.（Bombay，1956），提出了一种印度的观点。Stanley Wolpert，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1977）在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Percy Brown，Indian Painting under the Mughals，A.D.1550 to A.D.1750（Oxford，1924）提供了对伟大的莫卧儿皇帝统治下的印度文化的深刻见解。我对这个帝国的历史所知不多，但是它的创立者的回忆录，Annette S.Beveridge，tr.，Baburs Memoirs，4 vols.（London，1912～1921）读来令人愉快。W.H.Moreland的两部著作：India at the Death of Akbar：An Economic Study（London，1920）；From Akbar to Aurangzeb，A Study in Indian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23）；和M.Athar Ali，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angzeb（New York，1966）是有帮助的。还可参见Richard G.Fox，Kin，Clan，Raja and Rule：State-Hinterland Relations in Preindustrial India（Berkeley，1971）。
中国和日本。E.O.Reischauer，J.K.Fairbank，and A.M.Craig，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1973）和George M.Beck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New York，1962）提供了远东近代历史的概述。Immanuel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2nd ed.（New York，1975）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好概述。Charles 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00（Hague，1948）老练地论述了葡萄牙的作用。关于基督教传教士，参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和Arnold H.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eley，1942）。关于政府，见 Franz Michael，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Baltimore，1942）和Etienne Balazs，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London，1965）。Jonathan Spence，The 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1978）是中华帝国晚期下层社会生活的形象描述。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1959）；同一作者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1962）；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i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1955）；和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New York，1946）都论述了最近几个世纪中国社会的秩序和无序问题。关于技术，Sun E-tu Zen and Sun S.C.，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Park，Pa.，1966）。Theodore de Bary，ed.，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1966）是按照年代和主题顺序编辑的文献翻译汇编，非常有用。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1957）探讨了中国思想史，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68）也富有启迪意义。
Osvald Siren，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2 vols.（London，1938）提供了近代中国艺术的最好标本。学生也可以通过选读传统的中国小说来熟悉中国社会的本质。其中2本最重要的小说可以得到英文译本:Wu Ching-tzu，The Scholars（New York，1972）和Tsao Chan，Dream of the Red Chamber（New York，1958）。
至于日本近代历史的研究，参见：George B.Sansom，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New York，1950）；Donald Keene，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New York，1954）；Charles R.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 （Berkeley，1951）；Conrad D.Totman，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1600～1843（Cambridge，Mass.，1967）；Robert N.Bellah，Tokugawa Religion（Glencoe，III.，1957）；Maruyama Masao，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Princeton，1974）；William R.Braisted，tr.，Meiroku Zasshi：Journal of 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Cambridge，Mass.，1976）；Hugh Borton，Japans Modern Century（New York，1955）；和Tetsuo Najita，Japan（Englewood Cliffs，N.J.，1974）。Thomas C.Smith，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Stanford，1959），是一部阐述早期近代日本社会的杰作。
Peter C.Swan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s of Japan（Oxford，1958）是一本有帮助的著作。Ichitaro Kondo，ed.，Hiroshige，The Fifty-three Stages of the Tokaido（Honolulu，1965）提供了由最伟大的日本艺术家之一翻译的德川时代后期社会的景象。Howard Hibbert，The Floating World in Japanese Fiction（New York，1959）是对德川时代日本世俗小说的优秀介绍。

第四部分 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开端
	自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社会开始进入两个有所关联的转变之中。
	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粉碎了复杂的旧制度特权阶层，并且因此，释放了无穷的独特的市民活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紧密。通过引导并尊重人民意愿的方式（即在选举、暴乱、游行示威和新闻界中允诺人民表达意愿，尤其得到现存政府的认可），让政府更加强大。数百万人由于战争而被动员，而他们至少是出于自愿。扩大经济和政治革新范围和个人性的公民立法提案程序的法律障碍被消除。
	这种“民主革命”虽然曲折但不可阻挡地从法国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而在法国也随即兴起了新形式的特权阶层，欧洲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各种各样介于自由、民主理论和现行惯例之间的不彻底的议院。新的或者正如我们更好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政权在1789年满怀希望地被开创，而现在却显得不再新鲜。随着19世纪即将逝去，新生的社会主义者挑战了这种不断汇聚力量而又不断风行的制度。
	在早期由灵巧的技工和热心的企业家开始联合开发的新技术资源中，纺纱机和棉纺织蒸汽机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法国开始深刻的政治革命时，英国经济通过将机械能运用到手工业中而开始转变。“工业革命”同样曲折但不可阻挡地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并且也即时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从1870年开始，同科学理论系统紧密联系的最新发明扩大了工业革命的新范畴。在这些条件下，西方工业化国家支配的财富和力量如军事和经济力量，得到了飞跃性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两个根本的转变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强化的政府权力是以民主的形式支撑，并且通过重组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来服务于政治目的。最初的目标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在1945年之后更加复杂的意图竞相取得优先。更高的军备竞赛预算标准、价格稳定、资本投资以及近期更好的自然环境保护成为经济—社会—政治管理目标。
	因此，西方国家的势力极大增长，这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更容易克服其他民族为他们的活动所施加的阻碍。交通运输的发展缩短了距离。19世纪后半期，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的重要部分都已囊括在全球商业网络中。政治和军事、知识分子和文化的联系与经济交流联系同样不可避免。几十年时间中欧洲帝国几乎扩张到整个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收缩速度比其扩张速度更加迅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国家”将从1789年规定的“现代性”中退缩或者被排除在外，相反在所有非西方世界地区中这种政治的独立都深深地承载着现代性的特点。
	人类社会中这种如此激进和影响深远的变化总是涉及很多暴力和尖锐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革。19世纪，古老而著名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自1871年）、奥地利和俄国支配着局势。而针对当时世界的时弊，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美国所宣称的与之敌对的措施——“民族自决”都为以后带来了新的有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但美国和苏联都谨慎地退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事务；直到发生以德国和日本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的新巨变，苏联和美国才大规模重振力量。自1945年起，这两个超级国家继续支配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局势。然而，通过其他国家顽强的努力取得完全的政治和文化的自治（尤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古代文明民族中），让世界政治避免了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之间单一的两极对立。
	科学、技术以及衰弱国家和民族借鉴富裕和强大国家富强“秘密”的自然渴望都倾向于将世界统一为一体。地理差异、语言障碍和保持地区文化传统的愿望则处于相反的一面。因此，在未来的时间中保持何种程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或许仍是一个问题。在世界所有地区中前代所具有的地方文化的连续性遭到了根本性挑战，新生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工业化、官僚化和自治化转变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够预测可以显现出人类稳固的适应新生活环境的状态。
	这个深远变革的时代充满着不幸；但当后人回顾这几个世纪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取得了非凡成就的时代，此时全球性世界主义首次成为一种现实。

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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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前后，工业革命最初起源于英国。继而东边的德国和西边的美国开始追赶英国的工业技术。以后的1789年，民主革命发源于法国。皇室官僚统治的缺陷和公众批评情绪共同激发了一次长久的、充满激情并且经过周密计划的尝试，这是依据理性和（所推测的）人民意愿来重建传统的政治结构。这些伟大运动都从发源中心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不久之后也传播到了西方文明以外的地区。
随着这些革命的出现，与此同时陈旧的社会、文化和政府模式得到了彻底改变——因此，许多观察家都倾向于将现代的工业文明视为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形式的事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人们将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一巨大改变视为近来在欧洲（西方）文明一系列自我转变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化。这两种看法似乎都很合理；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尚缺少足够的时间视野在二者之间做出坚定的选择。
然而，我们足以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认识这一时期西方人发展的一些主线。在总计125年中，欧洲和海外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财富得到了极大扩张。这部分归因于旧殖民化进程的延续以及在千年之前就开始的贸易扩张。例如数百万拓荒农民迫切的西进运动贯穿了北美大陆，这些农民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到19世纪末期整个北美大陆都被坚定地带入到了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体中。
南美的部分地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发生了类似的殖民化过程。但这种跨洋移民在规模上要少于最终定居在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地区、黑海和咸海之间的地区、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农民和拓荒者向东和向南的移民。直到19世纪末期正如同时在北美地区所发生的一样，在中亚大部分适宜农耕的优质土地同处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地区一样都得到了开垦。当俄国定居者从北部森林向南推进时，他们遇到正在扩张的说汉语、朝鲜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农民并与这些人混合。同样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定居者和西班牙人、印第安农业群体相遇，在没有将他们从土地驱逐的情况下与他们不断地融合。活动于西伯利亚的原始采集和狩猎群体并不比美洲少，而他们更多地在先进的殖民者面前几乎毫无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被融合了。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和俄国东进运动在阿拉斯加相遇，阿拉斯加随后在1867年被美国购买，原本属于沙皇统治的权力被转让；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的结果是将西方文明的地理基础从完全存在于西欧中心地区扩张到了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俄国和美国都各自保持了处于边缘地位的重要标志。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1863年美国废除奴隶制，两个国家都一直存在强迫劳动的压迫系统制度。美国同奴隶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年）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实际上根除了拥有奴隶的南方各州反对联邦的基础。
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胜利导致了美国奴隶制的废除，是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第一次巨大胜利是在1833年，英国在其统治的所有地区中废除了奴隶制；最后一个效仿西方国家的巴西于1888年宣布奴隶制非法。更保守的穆斯林国家，例如也门，奴隶制一直持续到近期。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迅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即便是最危险的工作也有充足的、自愿的劳动力可以利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中为维持生活而劳作并不比以前的奴隶好多少。不过，法律上废止奴隶制应该被恰当地视为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
发生在西方文明中心的革命性转变加速了西方社会模式的地域扩张。18世纪后半期惊人的技术发展浪潮发展成为人们普遍了解的“工业革命”（19世纪8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创造了这一术语）。另外，西方政府和国家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内部重组。这些变化可以被概括为“民主革命”，尽管这个表述产生于近期（创造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没有像前一术语那样被很好地定义。但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仍应得到同样的礼遇，因为它们都使得西方人比起以前更有可能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跨越更长时间和距离来动员人力和物力。
其他民族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转变。因此，旧体制下所显现出的西方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在1850年前后阻碍西方渗透的所有传统障碍崩溃的19世纪中叶凸显。西方人利用新确立的力量进入到了世界上任何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因此，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世界显然第一次进入到了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征程之中。20世纪的我们仍然处在它的早期阶段。
为方便起见，我们以三个主题分析西方文明从旧制度到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转变：（1）经济，（2）政治，（3）文化。但是任何方案都是人为且不完善的，都倾向于将这些分类关系变得模糊。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人类理性力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单纯反映。相反，工业革命取得巨大增长的财富，较之以前让更多的人有时间在文化和艺术上有所追求；民主革命打破了身份限制，向具有才能的人开放经济、政治和艺术事业。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在极其复杂和紧密的关系中相互渗透。因此，西方经历的三方面转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h3>工业革命</h3>
18世纪英国惊人的技术进步尤其集中在纺织业；当1769年瓦特首次被授予专利后，蒸汽机的发展足以带动纺织作坊的机器。19世纪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扩展到所有已确立的制造业部门，而且也创造了大量的新工业部门和产品，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中所没有的。
工业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直到1870年前后，应用发明主要是有创新才能的技术工人和勤奋的企业家的成果，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日常观察和传统技能，而不是系统研究和理论科学。当铁路为陆路运输提供了全新的速度和效率，海洋运输的发展导致了钢铁船身和蒸汽驱动的螺旋桨取代了木材和船帆时，这就进入到了煤和蒸汽的时代。这也是英国无可置疑地在一切技术和工业阶段都保持领先地位的时代。纺织机和蒸汽机、铁路和轮船以及煤和钢铁工业为新技术提供了必要基础，而所有这一切源于英国的发明并最早在英国实现了大规模发展。
化学工业的兴起迅速引发电力技术发展，这标志着工业革命性质和方向的转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传统的无计划的发明仍然延续着。例如美国亨利·福特开始批量生产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在长期的创造性思考后制造了第一架飞机（1903年）。但是这种彼此隔绝的个别发明不断地让位于系统的研究，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将科学理论和技术过程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家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中进行的。
德国是最早将理论和实践习惯性结合的国家。在德国欣欣向荣的学校和大学体系确保能够输送源源不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论家，而手艺人的传统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技能。有时这种回报是非常大的。例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成为很多工业化学制品的唯一供应地，同样在电力工业的技术创造性和效率上引领世界。对其他地区和具有成熟完善工业的企业来说，维持一支以制造对公司没有利益的机器和仪器而工作的团队，并为其支付大量金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对于企业的利益没有帮助。因此，1914年以前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之间系统的相互影响已经开始展现潜力。经过详细周密设计的发明决定性地开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不是之前。
然而，19世纪的技术发明和发展浪潮与早些时候发生的变革相比极其显著。那些20世纪生活中令人熟悉的如照相机、自行车、打字机、缝纫机、电话、电灯、汽车、留声机和电影等都发明于19世纪，尽管后来发展和设计的变化使得这些发明的早期样式在今天几乎无法辨认。1914年以前录音机和飞机同样都处于开创性阶段，但主要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
每种重要的新产品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都要求或者说允许为其他新产业的产生留下空间。以汽车为例，轮胎的需求为橡胶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电器工业对作为电流常见导体的铜也产生了同样影响。
伴随着这一浪潮中工业的多样化，旧制造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根本变化。总体说来是手工制造让位于机器生产。这导致了生产机器和制成品的标准化；从工人标准化这个层次来讲，就是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开始工作并以适当的速度完成生产过程中所分派的任务以确保整个工厂顺利运作，这样工人也就标准化了。无论是人或机器的任何延误或故障都要比以前付出更高的代价。新的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将大量原料、资本、劳动力集中组织，而且稍有中断就会使整个过程无法运作。
但是一切正常运行时，由复杂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引起的不断增加的损失，更多的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得到弥补。物品流通迅猛增长，不仅在西方世界，也在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冲击着古老的手工制造。纺织工人、金属制造工人和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工匠很快发现，他们无法与价格低廉的大量生产的机器制品相竞争。
很显然，工业革命首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规模上的扩张。更多的能源、原料、制成品、垃圾、运输、职员都时刻掌握着工业和商业流程的线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进行购买和更多商家进行出售，拥有更多资本和更多人力的大公司都迅速地采取行动。比较陈旧和简单的制造业模式被廉价但有时是高质量的工厂产品所取代。
工业规模的逐步扩大需要运输和通信得到极大增强。远距离的原材料供应和制成品所需的远端市场是机器大生产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欧洲很多地区和美洲的美国，道路和运河的发展极其重要。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网的建设，在50～60年代进入繁盛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一直吸引着大量的资本（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成于1903年；柏林—巴格达铁路在1914年开始修建，但并未最终完成）。铁路让其他形式的陆路交通黯然失色。铁路让内陆地区变得开放，并且能够长距离地运输如铁矿和煤等大量原料。由于陆上铁路运输开辟了新的机会，西里西亚煤田和宾夕法尼亚州煤田首先进入到最早开采之列。其他位于美国和俄国腹地的煤矿后来得到了大规模开采，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西部和中亚。
海洋运输革命的来临要滞后一些。早在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蒸汽轮船，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船在使用时对煤的消耗量使其无法在长途海洋航行上同帆船竞争。直到大约在1870年之后，更好的锅炉和更大的钢铁船身使轮船可以定期地应用于跨海货物的运输中。这导致了大批携带谷物的欧洲人（在新机器的有力协助下）开始远航海外，并在北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肥沃草原上进行种植。
1861年苏伊士运河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将人类居住世界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飞机运输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当中的活动。
在新近不断加剧的工业化进程中，通信在联系参与者方面几乎与运输同样重要。英国政府便士投递的建立（1804年）是近代邮政系统发展的先驱。1875年万国邮政联盟使得国家邮政投递系统实现跨国联合。在1837年电报被发明。随着连接各地的电线支出相对适宜时，电报系统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贯通于1866年）。当1895年伽利尔摩·马可尼首次演示通过广播传播无线电报后，就迅速地在长距离的通讯中发挥实际作用。通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支撑了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广泛传播的报纸。这转而又影响到了政治和外交，对政治家来讲利用和产生并表现于报纸版面中的公众舆论是必要和有益的。
<h3>工业革命的后果</h3>
总体上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西方世界的财富，使其清洁、健康和舒适标准得到根本改善。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可以确定的是拥挤的工厂出现在了新的工业城镇，而这种旧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很多在传统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为卡尔·马克思（卒于1883年）的观点提供了基础：即繁荣期间无产者却变得贫困，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848年马克思明确而系统阐述其主要观点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是看似合理的。当一群暴民袭击巴黎的巴士底狱而点燃伟大的法国革命火炬时，这种源于城镇居民力量的革命暴力从1789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经历的显著动力。
但是1848～1849年一系列群众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不久，各种社会发明开始调节并修正早期工业社会的苦难与丑恶。作为城镇政策动力的现代公共秩序的基本结构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存在。管道系统、垃圾收集服务、公园、医院、健康和事故急救设施、公立学校、劳工社团、孤儿院、精神病医院、监狱，以及以缓解贫困、病痛和不幸的痛苦为目的的多样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都显示了重要性。整个19世纪后半期，这些以及其他的发明几乎与为其创造需求而不断膨胀的城镇一样迅速地开始运行。结果革命形势往往在大部分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趋于衰退，而在工业主义扩展的边缘地带则显得特别明显，尤其在俄国，那里的沙皇官僚统治对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需求反应迟缓、冷漠。
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人口加速增长。以欧洲为例，1800年整个欧洲人口约为1.87亿。直到1900年增长到约4亿人口，尽管有近6000万人在19世纪移民海外以及无数家庭跨越乌拉尔河从欧洲的俄国移民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死亡率急剧降低是造成上述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医学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食品供应扩大、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英国出现大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居住的情况。直到1914年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种植和收割的规律仍继续支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然而，从土地到工厂和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在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出现。这表明生活模式脱离新石器时代确立的基本规律，并向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转变，而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局限性仍有待发展。
当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掠夺成性，转而开始生产食物时，这种从土地大规模的退却所暗含的人类经验和习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将会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高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无法确认，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适应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显现。
<h3>法国民主革命</h3>
美国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原则，即政府合法的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可。在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一民主观念一直指导美国的宪法实践。不只是在英国，欧洲许多国家都强烈地呼吁这种观念。从1688年以来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有议会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的有限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法国，新的政治学说促进了反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激烈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政府是墨守成规的。理论上国王保持专制，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反对而夭折，这种利益经常运作于官僚机器内部。战争失败同国内萧条一样，1778～1783年法国成功地打掉了英国的锐气，并帮助美国走向独立，结果是将政府拖入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缺乏行政改革，财政收入仍旧缺乏灵活性，而军费开支随着一系列的军备精细化而保持倍数增长。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多少同情政府改革观点，并且认为政府应当和全体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当他试图增加税收而遭到普遍的严重反抗时，他决定重新召集法国古老的代议制议会——三级会议，希望说服大多数人批准新税收以减少政府财政困难。但1789年5月1日三级会议召开时，大部分成员认为，在批准任何新税收之前应实现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使法国政府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意味着对财产拥有者负责。
在第三等级议员中，换句话说是平民的改革情绪最为强烈。但一些教士和贵族也赞成改革方案，在没有稳定和连贯的皇家政策的状况下，这就打破了平衡。因此，6月三级会议自行改组为国民议会，担负起草法国宪法的任务。
改革的拥护者很快激发了普通群众的热情。国王准备镇压国民议会的流言促使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7月14日）。此后这一事件被作为革命开端来庆祝。之后巴黎组成革命政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共和国的权力直接依赖巴黎人民，在危急时刻他们召集人民进行大量的游行示威。巴黎人民常用表达主张的呼声威慑任何反对或看似反对人民权威的人。
骚动从巴黎蔓延到乡村。7月到8月间，农民开始烧毁贵族庄园并拒绝缴纳贵族按照惯例有权取得的农产品和租税。1789年8月4日晚，国民议会在高昂的情绪中做出了废除封建特权和债务的决定。实际上，正是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大多数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制定法国新宪法的工作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国民议会为处理一些紧迫的、突发性的问题而经常中断工作，尤其是要补救政府的财政破产。国民议会针对从教会中没收的土地决定发行一种纸币——指券。他们设想随着这些土地被卖出，指券也就会退出流通。然而，事实上是尽管有更多的纸币被印刷，而物价仍盘旋上升。而工资增长总是显得滞后。因为低工资收入者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说服只有“人民公敌”才会抬升价格，所以现实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刺激了巴黎群众的游行示威。
直到1791年新宪法才颁布。新宪法确立了有限制的、依赖于立法议会最高权威的君主立宪制，这种立法议会是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每年的税收缴纳额超过特定金钱数目的人。
1791年宪法最具持久（影响）的一面是废除了大量长期阻碍法国政府的特殊地方性的行政管理，转而将法国分成规模大致相等的、新的地理单元，称为地区行政部门（département）。各地确立行政、司法和教会管辖范围与完全人为划分的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边界相一致。
1791年宪法最具争议的方面是有关教会的规定。主教和教士从国家领取薪俸，并且由每个教区居民和教士选举，这与任何公民性的地方法官的选举极其类似。教皇及大多数主教和教士都公开谴责它背离了教会法，并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此后作为一种对教会律法有所影响的《神职人员的公民宪法》被呼吁而出，这将法国人鲜明地分为支持新观点者和坚持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者。
但是1791年宪法的最大缺陷是它将广泛权力（例如，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否决权、军事官员的委任权等）授予早就丧失对一切革命事业同情的路易十六。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积极同国外王室（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逃离法国移居国外的贵族进行密谋。1792年4月，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最初法军遭遇失败。这引起对国王的怀疑，直到1792年8月，巴黎人民再次果断干预，并使立法会议将路易十六排除在实践宪法权力之外。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国民公会肩负起制定另一部宪法的任务。
这开辟了革命的第二个也是更彻底的阶段。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并且为了反对“人民公敌”而实施恐怖统治；有几千人被当场裁决为有罪，以符合科学效率的方式被斩首，而这得益于吉犹坦医生发明的斩首机器。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救国委员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安委员会。很快为保卫国家而招募所有强壮公民的积极努力开始发挥作用，不久法国军队到达莱茵河将革命的原则传播到比利时和德国西部。
同时在法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别为寻求辩护并巩固其权力而组织了富有激情并极为有效的宣传。从1793年到1794年上半年最成功的是雅各宾俱乐部，活跃的、富有雄心的革命者聚集在这里聆听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和其他寻求以“共和原则”的名义开创一种高尚的道德统治的人热情洋溢的演说。反对派不满于在国民公会的议员席上用对话和投票解决分歧。为了帮助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逐一战胜并摧毁“叛国者”群体，起义者的游行示威和断头台开始被应用。但随着革命军队击退外国入侵者，这种高压暴力的公正性削弱了。当在一次出乎意料的国民公会的表决导致罗伯斯庇尔被捕并处死刑时，1794年7月（革命历法“热月”）国民公会成员对政治事务做出新的回应。尽管至少是罗伯斯庇尔的一些敌人对此毫无预料，但代表革命激进主义者被免职却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不久公安委员会也被废除了。
国民公会最终在1795年完成了制定一部法国新宪法的工作。随即成立的督政府在此后的四年中管理国家。1799年的“雾月政变”使法国年轻军官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掌权。他制定一系列法律，每部法律都让他比前任者拥有更强大的绝对权威。即使在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皇帝后，他费尽心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声望，坚持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批准他不断提出的法律。
事实上拿破仑在很多方面是革命真正的继承者。他完成法国法律（《拿破仑法典》）的修订，这些法律成为日常法律的实践，其中很多原则在革命演说者常见的术语中得到了确切的阐述，如契约、公民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废除法律面前的阶级差异等。《拿破仑法典》为那些由于拿破仑军队的胜利而处于法国影响下的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样板。一旦这些改变简化了地区或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律关系，复辟混乱的旧制度和特权阶层被证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352M.jpg" /><h3>欧洲其他地区的民主革命</h3>
因此，即使拿破仑最终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所打败（1812～1815年），也无法消除整个欧洲所经历的革命性巨变的痕迹。事实上直到1815年那些拿破仑最根深蒂固的敌人都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之后欧洲君主们知道如何通过效法法国臣民呼吁他们国民的感情和兴趣来激发爱国热情，这让他们的军队和臣民有能力面对和摧毁拿破仑的军队。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会议（1815年）所达成的和平条约没能像许多德意志爱国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再次将政治分裂的意大利置于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影响下。
奥地利首相、《维也纳和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克里曼斯·冯·梅特涅试图以战败的法国制衡俄国，而比起拿破仑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对重建欧洲的想法更加漠视。梅特涅成功地挫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强烈的抱负，并在很多年中坚信需要谨慎地抑制群众革命，以防再次破坏欧洲的和平。
但自由和革命的愿望仍旧活跃，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间。在1830年，之后又在1848～1849年间，在欧洲很多重要地区民众的兴起推翻了旧权威。但是并没有像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直到拿破仑三世效法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以全民投票作为保证，将他的总统选举转变为个人皇帝选举之前，法国再次成为共和国（1848～1852年）。英国虽然避免了革命，但是当几近普遍的成年男子选举权被提出时，也着手开始部分的政策改革，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到1884年间逐步扩大了选举权。
1848年革命的失败让很多人对依靠人民意愿来真正彻底实现政治变革感到绝望。然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执政）和一些受到影响的英国政治家都认为，输出自由主义和议会政府对其他的欧洲民族来讲是件好事，应该得到支持。1848年后俄国成为中欧政治局势的主要后盾。当俄国鲁莽地陷入到与土耳其的战争（1854年）之中，法国和英国热心地援助土耳其，并在俄国自己的领土克里米亚将其打败。
沙皇独裁专制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虚弱表现使俄国容忍了两个大胆的政治冒险家：撒丁王国首相卡米罗·加富尔（1861年去世）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98年去世），他们在1859～1871年期间以各自君主国为中心统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俾斯麦通过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的三次迅速的胜利战争而获得成功。前两次战争没有留下长久的遗留问题，但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所签定的和平条约（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让所有爱国的法国人都渴望复仇。然而，只要俾斯麦一直保持着对德国政策的控制，法国在欧洲大陆是无法找到同盟的；而且党派纷争也削弱了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被击败的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尽管罗马教皇不断地表示反对，并且对失去在意大利中部地区领土的统治感到极为愤怒，君主立宪制在意大利还是被接受了。然而，在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一个新君主化的德国（1871～1918年）制定了一个将无法调和的政治思想相融合的宪法；它虽然经过精心的设计，但结果却产生了不稳定的状态。民主原则以全体具有选举权的成人选举产生国会的形式被接受，这保证了批准预算的权力。然而，并没有放弃专制的原则（以神的权力统治）。德国皇帝保持着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全权，主要的大臣、首相不对国会负责，且仅对皇帝一人负责。
不像与之敌对的普鲁士那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认为，在民选代议制的政府中不可能达到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状态。在他们的帝国中居住着众多民族，彼此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不会出现任何的民主共识。尽管如此，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俄国（从1906年开始）都存在着一些议会选举的机构。每个政府都寻求在官方政策和通过报纸和政党表达并产生的“公众意见”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
表面上这种民选政府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源于1789年的思想对于大多数致力于时局的人们来说不再是一个疯狂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实际上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传遍整个欧洲，它在与一些旧制度成分的混合中遭到了削弱。这尤其体现在中欧和东欧，那里源于上层的官僚控制比起奥地利、俄国和德国政府所显示出的议会困境来讲，其更富活力的现实依然未变。东欧社会的主要变革通常是由官方行为的附带结果所导致的，例如农奴制的废除（奥地利于1848年，俄国于1861年）和在匈牙利（1867年）所确立的广泛的政治自治。从80年代开始在俄国变得重要的铁路建设和主要矿业以及工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方牵头或政府给予的特殊许可。
在西欧一些的确比较自由的国家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公司、企业联盟（卡特尔）、工会、政党、教会，以及特殊的职业团体如军官、官僚、律师和其他行业等，都在19世纪捍卫人民主权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其方式正如在大革命前夜乱作一团的既得利益者捍卫国王主权一样有效。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革命者当然要为自由而奋斗，这个曾在19世纪初期激发了很多光明希望的民主政府变得破败。民主的理想与其影响力惨淡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权阶层从不畏惧为民族奋斗的毫不掩饰的革命者，反而更可能像俾斯麦那样知晓如何通过在幕后操纵大量民主化政治活动的杠杆来扩大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因此，在19世纪后期革命者的热情（或至少是革命的言辞）从自由主义转到了社会主义方向。1848年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表了作为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何注定要夺取政权，从而开创真正自由、平等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一直伴随着混乱的争吵，直到马克思逝世后相对稳定的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才得以运行。
但是大量的、纪律相对严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意味着这些组织也面临着与此时议会政体的妥协。因此，在1914年当战争降临欧洲大部分地区时，尽管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宣称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当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重新振奋时却又陷入了相互倾轧之中。只有小部分激进主义者拒绝违背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正式承诺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
<h3>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和民选政府</h3>
整体上考察这种政治演变可以明显地发现，法国革命者和他们自由思想的继承者完成了两件事情。
第一，革命者打破了所有质疑，证明政府实际上是人创造的，并且至少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操控。“神创政府”和上帝指定某些人掌握统治权的旧观点，在宣称成功地依据人民意愿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面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思想独立于自由政治观点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如果贫困或不公正继续存在，就可以对局势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补救。因此，社会开始被看作可以无限塑造，可以通过适当的改变标准而慢慢地调整，而且也需要开始被重新进行建构。
所有这一切都与旧观念有很大差别。1789年以前，大多数人都承认生活在根据神的意志所建立、不能也不应被改变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因此，随着新自由思想浪潮的传播，对这种由快速工业化社会所创造的社会需求显著的回应显得更加迅速，并较之以前来说没有产生激烈的抵制。
第二，法国大革命和所有欧洲政府在之后几十年中的政治经验表明，如果政治领袖在他的控制之下有足够的手段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政府可以获得比旧制度的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全民兵役制，全体人民支持的政府可以征募人力的规模是旧制度的君主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同样表明了民选政府可以有效地扩大活动范围，即一个稳定的税收规模，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则未能建立一种与其臣民的有效关系。
增强政治适应性和扩大权利是西方文明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为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而工业革命也增强了适应性，并且扩大了西方人的实际权力。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式生活权利和财富的兴起，以至于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无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h3>知识和文化的革命</h3>
西方优越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秘密不单是物质优势和政治组织的问题——尽管这些很重要。另外，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追求真理的西方科学知识成就和西方人渴望对美丽的艺术表达所达到的深度、影响力和复杂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对发生在1789～1914年间西方世界文化活动的规模和多样性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通常并不困难。对于19世纪早期阶段开始获得赞扬、注重个人的自我展示和具有创意的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对欧洲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独特的历史进程中的兴趣，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激发，同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差异性的民族价值把文学划分成了不同的民族流派。
另一方面，科学依旧是国际性和公共性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追溯科学发展的主线。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两个对立且根本不可调和的见解（科学和文学、艺术）都历经非同寻常的苦心经营。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一系列难题和矛盾开始使人们意识到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各自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就是经典牛顿学说。四个基本概念（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看似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这个成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由分子、原子和亚原子（1897年之后）所组成的物质不灭对应了一种同样的能量守恒，而且似乎所有化学和物理变化都能被解释为不灭的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永久和无限的整合或重组。
之前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现象都成为这个伟大设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化学变化的过程开始从分子、原子和电子相互作用的层面来理解；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其中每一种发生变化，其他的就会吸收或释放能量。我们知道这种认识通常可以让化学家控制并改变自然进程，因此，就可以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创造新产业和改进旧产品。同样作为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X光和高能辐射等多种现象开始被视为不间断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对这些电磁波谱的掌握和操纵也成为拓展人类力量的显著手段。
然而，在19世纪末期，以前未曾怀疑的缺陷开始给一个优雅、明晰的世界梦想蒙上阴影。随着起初将分子而后是原子分解为震荡于浩瀚的空间之中的微小粒子时，物质就失去了稳定性。同样能量有时也似乎在粒子或量子中发生作用。然而，这一切最让人意外和沮丧的是意图通过太空测定地球速度的试验而产生的奇怪结果。阿尔伯特·迈克尔逊（1931年去世）用极其精密的仪器发现，光在任何方向都以同样的速度传播，即便是从快速移动的地球平台上发射。1887年首次得出的这个结果似乎与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完全不一致，根据普通的逻辑，在地球运动方向发射的光的速度应该要比从其运动反方向发射的要快，因为光传播速度在前一种情况中应加上地球速度，而第二种情况中应减去地球速度。
为了把数学规则应用到这一意外的结果中，在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提议应该将空间和时间变成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它的本质就是在任何两种物体相对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在排除另外一个物体的状态下会影响到对其中一个物体的测量。外行人和少数科学家很难接受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熟悉而直观的看法的曲解。同样在20世纪前10年中开始迅速出现的大量亚原子粒子和量子的发现使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优雅、简单的理论需要修订。1890年左右这个看似被充分理解、实践检验和无数次实际应用证实的但只是缺少细微的现实解释就彻底完整的绝对科学真理系统，在这些与牛顿原理不相符合的、细致得不可思议、大量难以想象的令人困惑的混乱现象面前迅速瓦解。
19世纪欧洲第二个世界观强调时间的基本特征，并且将所有现实（自然、生物、社会）看成是无休止的、连续发展的不稳定状态。持这种现实观念的人不希望得到诸如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的绝对、普遍的规律，而是寻求在特别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去理解进化的革新模式。这种人相信当能够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的机会来临时，在任何表现得极富吸引力的现实面前，他们有能力抓住一些特别的战略时机，因此，偶然、优先占有的理由和约束，或者至少是制止，乃至以后的努力仍然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831年去世）是致力于把所有现实看作一个不断变化过程的先驱。后来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与先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比较中，在人们惊愕的眼神下共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无法想象的巨大历史景象。地质年代、生物进化（1859年达尔文首次提出）和人类历史似乎都是属于一体的。甚至连基督教学说和恒星都在此时被纳入进化论的范围。这种经过一代又一代古典和中世纪《圣经》教义研究者塑造的极为敏锐的历史和哲学批判主义的工具，被神学家用来审查《圣经》。结果《圣经》的经文似乎成为蕴含许多不同思想的作品，与不同时代和情况相契合的上帝和宗教信仰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仔细的审查就可以发现，在传统教义中那些确定无疑之事趋于消失，并且随着天文学家开始思考恒星和银河系的诞生与毁灭时，永恒的天堂开始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消失。
这一个包罗万象的不稳定状态很难与一般的人类所经历的范围相一致，就像与同时打开人们脚下、令人不可思议的、微小的亚原子物理世界一样。在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除了变化本身没有什么是绝对永恒的世界中，将人类价值维系于特定地点和时间看似的确不可靠。
<h3>艺术革命</h3>
艺术也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欧洲思想为特点、范围不断扩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居住在巴黎的少数画家，扭曲并彻底抛弃将透视法作为艺术的组织原则。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乔治·布拉克（1881～1963）和其他画家为了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一种氛围，采用了视觉经验中的一些杂乱元素，并加之在所观察的现实中可以回忆的一些模糊外形。除此之外，他们拒绝将绘画作为描绘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的工具，或将绘画超越于艺术之外。
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学与绘画相比缺乏国际性，对传统的形式也没有激进的反对。然而，在俄国古老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和新兴的西方思想和情感风尚之间的冲突，驱使小部分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去世）、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和安东·契诃夫（1904年去世）等各自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道德世界。19世纪俄国文学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很多优秀作品的产生，而这些作品与在20世纪面临相似问题的很多读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关联。但除了俄国，西方国家的文学沿着惯常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奠定的线索，并得以很好延续地思想和情感的模式中持续繁荣发展。
尽管西方文学具有相对保守的特点，但发生在科学、思想和艺术上的变化，以及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巨变、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促发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以致在1914年有些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的欧洲人的确通过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来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人们也可以对此采取一种更乐观的看法，相信这些矛盾不过是一些向新事物发展的标志，还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趋势。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决定。
与此同时至少在短期内，已经非常明确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纪早期阶段所陷入的困境并没有阻碍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的传播。反而大量新生力量使得西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对于人类主要文明在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对峙下将如何反应的描述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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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发生并且开始改变欧洲国家，为西方外交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所支配的军事、经济和知识力量取得了极大增长。当亚洲各个主要的文明都证明无法以传统方式抵御西方入侵者时，在1850～1860年这10年间开始了一个严重的危机时期。
标志着亚洲对西方防御崩溃的公众事件接连发生。首先是1850年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领导者的部分思想是在同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基督教因素往往随着时间而消退，尤其突出的是当西方列强不再支持起义者反对清政府时。但是为了竭力扑灭这次历时14年并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起义，帝国的统治者就必须给予西方的武器装备以及与这些致命的新式装备相联系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作用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视外国人为附庸蛮夷的中国传统成为一场彻底的闹剧。在1839～1841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冒险家蜂拥到了在条约中规定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向中国人销售机器制品而赚取财富，并且断然拒绝扮演儒家传统为外国商人所规定的一种谦卑的角色。在中国人看来最糟糕的是：这些暴发的商人在与中国官方任何的争吵中，他们的背后都有西方的枪炮和外交官的支持。这次打击以极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教育了中国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儒家方式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因此，直到20世纪中国仍然只能虚弱而无力地应付西方，最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的国家实力和力量的局限，而是中国社会领导者和统治者不能放弃其祖先一直运转良好的生活方式。
中国无力抵制西方压迫，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教材。由于日本海岸防御无力阻止装备良好的战舰，从1638年就发挥作用的、严厉的闭关政策再也不能抵御强大的西方海军力量。很多日本人都坚定地承认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蒙羞的事实。然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仅是对外国人强烈的反感。当1853年美国派遣由海军准将佩里指挥的四艘战舰到达日本，并要求有权使用日本的港口用于通商和作为为航行于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船只加装煤炭的基地时，这种情绪变得极其激烈。德川幕府开始犹豫不决，之后接受了美国的条件（1854年）。这在爱国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幕府的领导者不满，认为屈服于外国要求的日本政府是不可原谅的、软弱的。很多反抗者寄希望于天皇，当再次反抗外国海军的失利让德川幕府进一步失去人们的信任时，天皇的权力通过明治维新（1868年）得到了实际恢复。但极具讽刺的是，以天皇名义推翻德川幕府的人一旦掌握政权，他们认为驱逐西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秘诀。甚至在1854年佩里叩关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致力于这一事业，之后更是有越来越多的爱国的日本人开始系统地钻研那些使西方国家强大的技术和知识。为了保卫国家，他们显然要认真地改造国家。
没有哪个民族对西方的优势的反应像日本人做得那样尽力和成功。三个庞大的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尤其不成功。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法国并肩战胜俄国，讽刺的是，土耳其付出的代价比早期败于俄国时还要沉重。先前苏丹虽然丧失了领土，但仍然掌握着统治权。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之后，土耳其政府认识到为了沿着自由主义、当然是西方的道路对传统的奥斯曼制度进行“改革”，就必须遵从西方外交官的建议。苏丹及其政府官员（不涉及帝国的穆斯林平民）有时能够破坏这种令人厌恶的改革，但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对这种变化感到不高兴和抱怨，而这种变化似乎只是对帝国基督教臣民有利，并且经常违背伊斯兰原则。由于帝国生存明显依赖一个个欧洲大国的支持，这样苏丹就无法摆脱令人厌恶的西方干涉。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扮演着土耳其主要保护国的角色，之后（90年代），德国成为苏丹寻求支持的首要保护国。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命运表明缺少外援的强大穆斯林国家将会发生什么。当1857年在印度为英国服役的印度土兵得知土耳其战胜俄国的消息后，在印度土兵中掀起大量的、反对他们外国雇主的起义。这些土兵（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只是简单地威胁将英国人驱赶到大海中，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获得印度普通大众的支持。因此，英国能够从本土派遣增援部队并打败起义者。之后，议会决定压制作为英国政权在印度的合法机构——东印度公司，并且由伦敦内阁指定的总督进行直接统治。莫卧儿帝国也正式宣告灭亡。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权不复存在，大多数印度人随即遭遇到英国的统治。
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伊朗的情况同样令人不安。英国和俄国的代理人竞相争夺对波斯和阿富汗王室的影响，他们交替地补给军队或派遣远征军入侵该地区。当地统治者几乎无法摆脱充当一个又一个外国保护者傀儡的命运。
当然，亚洲所有帝国的虚弱并不完全是因为西方优越的军事和经济的压力。西方的存在对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已经极其严峻之时，这些帝国同时又遭受着可以说完全是传统的灾难。日本的幕府也失去了起初德川统治者那种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当时在亚洲的西方人通常数量很少，即使在印度也是如此。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人以一队炮舰或一支哥萨克骑兵就能轻易地在亚洲大帝国中执行遥远的欧洲政府的意愿，而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内部衰落而非欧洲自身的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满族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大多数被统治者人民的眼中都是外来者。这让当权者感到任何一个呼吁组建民族和文化的团体都是极其危险的。这些组建团体的呼吁将会明显地危及到统治他们自己的各种外国统治者。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可以动员全体人民抵抗西方侵犯。因此，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权都无力掀起对西方人有效的大规模抵抗。而在统治者和人民系同一民族的地区，如日本和阿富汗等却对西方的压迫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反抗，这本身也说明了（正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为保卫民族独立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震动大部分中国和部分印度、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人口过剩所引起的。在1760～1850年间几乎所有文明世界地区的农民人口开始连年持续增长。土地经过一代代人的划分和再划分，迟早会小得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农民债台高筑和处于半饥饿状态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且可以发生的政治暴乱足以让帝国元气大伤。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只有历经造成成千上万人口死亡的那个灾难性的过程之后，那些引起奇异的危险状况才开始消失。当战争、疾病和饥饿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时，幸存者才能够找到足够让他们得以生存的土地。在中国被破坏的各个地区尤为明显，革命的动力被扑灭，帝国政府最后的胜利（1864年）来得极其容易。在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地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可以发现同样残酷的现实，那里的人口压力引起了叛乱，而叛乱被残酷地镇压，直到这一过程再次出现时整整损失了一代人。
西方人口也迅速增长，但在大部分西方地区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和（或者）向不断扩大的定居地区迁徙使西方国家保持了一种稳定的人口增长，而这种人口增长为西欧带来的是一种人力资源，而不是衰落。除日本以外，亚洲社会对这一潮流毫无反应。由于传统的手工业贸易尤其是与纺织业制造有联系的手工业无法与西方的机器制品相竞争，所以亚洲的城市就遭遇了经济危机。城市和市镇沉重地承载着许多无依无靠的手工业者，再也无法吸收来自于人满为患的乡村的移民加入到城市的经济生产活动中。但是在亚洲农村的移民还是向往着城市。数百万先前在家乡没有谋生手段的、遭受贫困的农民移居到市镇和城市中。他们或者死掉，或者通过打短工、提供少量劳务、乞讨或偷窃等竭力维持悲惨的生活。即便是受到长期的雇佣，得到的工资也很少。很明显数目巨大的城市贫民阶层整体上往往成为一个极度不满、悲愤和政治上充满危险的群体。
亚洲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虚弱稍微与西方所展现的状况有所联系。这种颠覆传统社会关系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对被改变分布和特点的一种疾病的反应，而疾病的这种变化是由长距离的密切联系所引起的，同样也是在16世纪由欧洲航海探索所引发的结果。此外，重炮首次让中央政权能够轻易地战胜地方反叛者，因为那些反叛者再也无法躲在防御工事后来躲避射程很远的重炮，此时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治组织都获得了重炮的帮助。重炮的传播和早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从1500年以来西方探险家和商人所开辟的海上交往。亚洲的不幸或许是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达到全盛时期的两三个世纪后长期遭受着官僚性帝国政权的病症：腐败、不公平的税收、僵化的体制和政府要员的极度平庸、愚昧，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西方对亚洲的压迫达到新的、剧烈的程度，这些帝国的病症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影响的确是近来才发生的，并且相对比较肤浅。从19世纪中期以来，当所有伟大的亚洲文明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装备再也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五代人的时间。起初仅有少数的亚洲人直接受到了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印度和50年代以前的中国等亚洲文明，其众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日本和穆斯林国家中，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崩溃开始得较早，但是整个亚洲的大多数人则是在随后的两三代人中才感受到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影响。这段时间在人口众多的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极其短暂。所以，认为这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的（生活）关系或方式已经出现于1850年以后的文化冲突中，是极其愚蠢的。
<h3>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h3>
19世纪中期，伊斯兰文明继承人面临的困境极其明确，那就是如何在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情况下塑造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时，伊斯兰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种方式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性，同时又摆脱让人无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兰律法，这种律法在漫长的历史里确立并支配了伊斯兰文明的统一。
迄今为止（1978年），唯一获得很多支持的反应就是借用西方语言中的“民族”概念作为建立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将穆斯林分割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却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强大得足以重新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中的骄人地位。同伊斯兰“普世主义”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多的缺点。由于伊斯兰教的导师和传教士们必然会强烈地反对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真主意愿的政权，所以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任何现代的、具有世俗观念的政府都无法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仍然不适合于政府，就像伊斯兰律法一样令人感到别扭，民族主义与现代政府、人们思维习惯的不相容性存在于伊斯兰教所陷入到的极度困境的根源中，而这种困境是在想成功地应对西方人对其传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中形成的。
在守旧毫无希望之时，穆斯林帝国明显衰落了，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无力而迟钝。终究穆斯林还是坚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乐意颠覆穆斯林帝国，并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屈从于异教徒的统治，那么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显现而别无他法。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主张任何变化（如果必须要有变化）都应该更严格的遵守《古兰经》的教义，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严苛的早期伊斯兰教当中。这一主张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地。这种基于伊斯兰教基本的承诺和设想的主张在现实中是难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个体、个人的层面；除了荒芜的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些改革的执行都是由于政治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路线影响了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认真的穆斯林教徒。
当然，有一些信徒持对立的观点。在1839年以后，意味着效仿西方军事、法律、政治模式的改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并且从50年代以后，在日常事务方面开始显现出实际的差别。很多土耳其人的确认可这种应对西方压迫的方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所选择的政策路线同伊斯兰原则相调和。只有真正不再信仰穆罕默德预言的人才能够有意识地倡导效仿一些外国的、非穆斯林的方式。结果造成了奥斯曼社会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们经常成为（或常被认为是）西方外交官的傀儡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而且恢复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他努力激发穆斯林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他的尝试未能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尔·哈米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军官希望分享权力。在1908年，就是这个年轻军官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几乎所有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胜利者瓜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命运陷入了低谷。在这场决定性的灾难到来之前，随着巴尔干地区新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殖民政权在非洲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在巴尔干和非洲的西部领地都被剥夺了。东方的伊斯兰教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在菲律宾南部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印度西北边界的英国人、中亚的俄国人都包围了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接受耻辱的统治。从此仅有贯穿于历史上的伊斯兰中心、位于这一狭长地带的国家尽管衰败但依旧保持着独立，如阿富汗、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却至少预示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复兴。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愤地坚决反对胜利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在一个果断的将军、充满魅力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成功地保卫了家乡安那托利亚，并且在1923年迫使欧洲列强承认了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在热血的战争中所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是世俗化、民族化的，同时对反对以个人财产和权利为代价来无限制的扩大政府权威的自由（道德）准则全然漠视。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离）、把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已不可救药的城市迁到安卡拉以及强制地改变社会风俗习惯（例如妇女揭开面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活方式。这些方案都进行过积极的、有效的宣传，而这些宣传试图培养土耳其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呼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支持这个政权。
官方的努力成功地克服了农民的冷漠，并且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难以磨灭的伊斯兰教情结仍然根深蒂固，1945年以后政府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土耳其共和国的确成功地唤起了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但是，麻烦就在于这种部分基于伊斯兰教、部分基于土耳其人尚武传统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开始复苏。而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念通常不适合于工业主义，所以往往妨碍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努力。
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区，这种困境表现地更为强烈。1925年，篡位者礼萨·巴列维夺取了波斯的政权并且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这种改革与同时期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相类似。但是新沙阿（伊朗国王）的权力仍然脆弱，波斯的伊斯兰教信仰仍然极其强大，结果造成了其现代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土耳其。阿富汗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恢复了比之前几十年更有实际意义的独立。
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变有着不同的反应。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将阿拉伯世界中比较富有和稳定的地区划归给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统治。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些许抵抗后很快就屈服了。然而，在阿拉伯半岛经由伊本·沙特所取得胜利，引起了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改革运动开始快速发展，从18世纪这场运动兴起以来，伊本·沙特家族一直是瓦哈比改革者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保护者。到1925年，伊本·沙特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尤其是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
但极具讽刺的是，伊本·沙特不是用获得的新权力在伊斯兰教圣地实现瓦哈比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取悦于安拉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反而在其统治的城市中引进了一些置于中央控制之下的现代化设施，如公路、飞机和电报通讯等。在伊本·沙特政权建立后还不到10年的时间，西方商人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以购买开采权的方式开始为这个统治王朝带来令人炫目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瓦哈比改革的道德力量迅速崩溃，并随着源于石油带来的新财富而变节。
世俗主义也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寻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瓜分中东的法、英两国手中得到政治独立的心情极为焦虑。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阿拉伯国家才迎来真正的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梦想恢复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统一于真理旗帜之下的早期伊斯兰教的荣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由法、英两国所强加的现存政治框架内，这种泛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却超越了其试图作用的范围。由于各种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存在深刻的差异，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实际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此外，伊斯兰教的准则成为极端束缚各种现代国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意识都同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世俗主义者和非伊斯兰的改革运动，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改革和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等，都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政治经历是极其悲惨的，在1850～1945年间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经济史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缓解这种趋势的事件。传统的穆斯林教育系统与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学校并存。这种制度的分歧与思想分歧相对应。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准则，同这些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知识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真正的创造力和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确，在1850～1945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享誉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样在经济方面，现代工业未能有效地扎根于穆斯林地区。与发明速度极高的早期相比，此时的新商业和技术改进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欧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从而开辟了新的耕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暂时地供应这两个国家的农业新增人口。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波斯湾大部分的石油工业由外国人进行指导并管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穆斯林独立的首创精神已无足轻重。
然而，伊斯兰教却并没有衰落。仍有数百万人保持着对穆罕默德的忠诚，即使是在大多数被西化的人中，还普遍保持着可以将非信教者同穆斯林相区分的宗教仪式。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期的对抗中，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很难抛弃其宗教信仰，因为这似乎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背叛，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变节。
另外，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中长期持续向伊斯兰教皈依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例如在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就是如此，那里的伊斯兰教士在与同样苦于和欧洲殖民统治密切联系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在失去统治集团的地位并和同病相怜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邻居及前臣民一样屈服于西方的政治统治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部约束力空前高涨。
1945年以前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些人就是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的穆斯林。相反曾遭受穆斯林统治的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和印度的印度教徒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挑战。
<h3>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h3>
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统治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912～1913年，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的努力下将土耳其赶出欧洲，使得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除了一些零星的立足点以外几乎全部丧失，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从1803年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起义和外交危机从奥斯曼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强烈煽动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充满仇恨和冲突的民族主义使巴尔干半岛在整个19世纪成为政治的火药桶。
与穆斯林不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没有明显感受到传统东正教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协调的。所以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过民族主义政府谨慎地推行，因为对于一个较小的政府而言国家的实力和安全要求当地的武器制造厂和通信网络系统能够快捷地转移到任何有危险的边境地区，所以政府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努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巴尔干半岛社会随之同西方的结合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两部分间的文化鸿沟都很大。
<h3>印度教徒</h3>
印度的印度教徒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在1857年经历一场短暂的令人震惊的哗变似乎要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后，一个表面仁慈但实质独断专行并且其成员大多是从英国大学招募的行政部门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自由准则限制了这些公职人员利用政府权力来强制规划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英国人认为任何形式的贸易和制造业最好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他们修建了相互连接的铁路网，前所未有地将整个次大陆联系起来。另外，英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教授内容与英国学校和大学中完全相同的教育体系，并在所有上层机构中使用英语。绝大多数印度人都没有进入这类学校。即使如此这些学校和大学还是造就了一群为数不多的但极具影响力的被英国化了的印度人，他们大部分在政府中任职，起初是协助而后来逐步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职权。
在这一框架中，印度对西方文明的反应是在和平而相对迅速的状态下进行的。经济的革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人，如帕西人、希腊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人等。几乎没有印度人准备将私人资本投入到新工业和商业等风险投资中，他们愿意将其积累的盈余资金投入到旧式的农村高利贷中或用来购买土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由于英国供给线部分地中断，这就要求印度的官员们必须立即找到一种可替代的资源以供应数千个迫切的项目。因此，努力建立新的工业并扩大已有工业迫在眉睫。在战时条件下私人公司和国家企业间的区别不断淡化甚至消失了。因此，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通过建立战时应急措施逐渐产生了一种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政治方面，印度对英国势力的反应是强烈而独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19世纪罗姆·莫罕·罗易（1833年去世）在印度就采用英国的思想和言辞宣传了大量的法律改革。直到1885年，在英式学校和大学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足以为印度国民大会党提供一个健全的委员会和有效的支持，而印度国民大会党自组建之日起就强调以印度自治为最终奋斗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其拥护者和敬仰者称为“圣雄”，即“伟大灵魂”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948年去世）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领袖。甘地曾经接受过英国法律教育，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他结合了律师的机智和印度宗教传统那种坦荡的感染力。尤其是他以非暴力原则组织了大量平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3，1930～1934年），其中有成千上万城镇居民乃至部分农村人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英国统治者不能镇压甘地的运动，除非他们违背自己的理念：要正当地抵制权利的滥用。
出身高级种姓的吠舍阶层的莫罕达斯·甘地也尝试克服对“贱民”和其他低种姓群体这种印度人传统的歧视。但是他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发动印度教徒反抗英国那样的成功。他效仿印度圣人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止一次地以绝食行动迫使英国统治者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他将传统而与众不同的印度领导模式与他对很多现代通讯系统对英国对手政治和心理态度影响了如指掌的精通结合起来。这一新一旧、印度和英国手段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独立。
另一方面，随着甘地及其追随者动员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团结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周围，这就让印度的穆斯林感到不快。以盛行的甘地原则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将使印度的穆斯林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宗教派别。几乎没有穆斯林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穆斯林联盟（1905年成立）提出建立巴基斯坦这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目标时，几乎所有印度穆斯林都加入了这一阵线。结果就导致在穆斯林和带有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
建立在这种直接或排他的（尽管甘地运动并不是这样）宗教基础上的印度式社会内部中，显然只要甘地倡导古代印度式的领导模式就会产生与之敌对的穆斯林运动。于是，在1947年实现独立时却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尽管实际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不愿看到印度的分裂。
<h3>中国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h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跨越几十个世纪，并且不断取得辉煌成就，这就让中国的官员们很难相信野蛮的外国人具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借助外国军事专家的帮助来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才有极少数官员敢于或忧虑地正视中国衰弱的教训。改革者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陆军和海军的基础的努力很快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保守的反对派，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以及在真正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任何举动面前表现出畏缩。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规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未着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军事耻辱。1860年为报复中国关押外交官，英法联军竟然占领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同年面临巨大压力的帝国政府将黑龙江以北领土割让给俄国，显然这让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新出海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885年）和英国控制了缅甸（1886年）等地区是对被中国帝国政府历来视为进贡的附属国的剥夺。这些失败后果极其糟糕。另外，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1863年）、邮政部门（1896年）和准许外国人建设铁路（始于1888年）似乎标志着中国统治权的最终崩溃。但是迅速刺痛中国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带来的耻辱，而是日本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胜利（1894～1895年）。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距离较近，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击败了中国军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获得了巨额赔款。
显然日本也加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同时开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国扩张。1896年后朝鲜成为俄国和日本争执的焦点，在1904年两个敌对的帝国列强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日本轻而易举地战胜俄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后和平条约的规定将朝鲜全部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废黜了朝鲜最后一个国王并最终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成功装备出远胜于中国和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即使对最保守的官员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然而，解决中国虚弱问题的努力仍未见成效，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敌对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代理人为了寻求特权和其他利益开始渗透到中国官方。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清政府对外国人的让步是在可耻地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以推翻满洲王朝并建立真正汉人的、想必是更加爱国的政府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开始广泛发展。当皇帝尝试的一些激进改革（1898年）刚开始就被一些担心丧失特权的满族大臣扼杀时，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对中国懦弱无能的另外一种激进的反应以强烈排外的半公开组织的形式出现。西方人称其成员为“拳民”，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练习义和拳。当这些拳民攻击传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国人时，西方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00年），并且以中国同意赔付这些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方式签订了条约。
中国帝国政府遭遇的种种失败使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失去了信任，当1911年革命运动爆发时，几乎无人再支持这个王朝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建立了（1912年）。但事实上由谁来掌握新政权却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日本试图利用欧洲忙于战争的机会来扩大在华特权（“二十一条”，1915年）时，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中国却对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同时美国开始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势才逐渐明朗。
直到此时，日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不断加强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对卷土重来出现于远东的俄国，在此情况下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俄国西伯利亚和沿海区域的行政机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打乱，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针对太平洋地区签订一系列条约的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平衡，这类似于1918～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针对欧洲所制定的条约。
尽管外国的外交干涉暂时阻碍了日本在华夺取特权的企图，但是中国内部动乱仍让中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国家对抗的军阀在许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义上的控制。宪政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无论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清朝皇帝退位之前还是之后，政府体制的改革起初没有引起根本变化。省市中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极大削弱了官方主动性的地位。而不断升级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经济渗透。铁路沿线地区的暴动造成铁路无法运行，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采矿业也只是零星生产，很显然这些设施远没有发挥在国内和平时期促进西化的效应。此外，平民暴力行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国人实际管理的租界以外抵制外国的投资，而这种行为往往完全保护了整个中国内地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由于土地短缺、债务和高租税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造成国内的混乱。之前的中国王朝就是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一个一个灭亡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完全传统的王朝衰落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开始接受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国内部爆发的革命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自从1905年作为一种招募帝国官僚方式的古代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几乎一致地转而反对儒家传统。早年苦读儒家经典的学生都转而进入了西式学校。有些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他的留学到美国或欧洲。中国的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新式的世俗学校也建立起来。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狂热地信奉西方的知识。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在1911～1949年间国民党为统治中国先后反对地方军阀、日本傀儡和与之敌对的共产主义。最初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遭受意见分歧和组织混乱等问题。1923年苏联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者到达广州并开始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军事能力的革命政党，之后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不久，国民党的领导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很快就同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当他决定打击与之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时与苏联顾问最终决裂。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通过退缩到农村地区得以保存，并在农村组织农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即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了对大部分中国的统治（1928年），他们仍无法消灭共产党这个对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偶发性的内战仍不断地蹂躏着中国。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继而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因此，当日本战败（1945年）并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一强大的对手。曾在日本侵略期间关系得到缓和的中国两大敌对政治力量间公开决裂，并在战后重燃战火。1949年战争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儒家传统的崩溃和遭到批判为激进的思想和文学变革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中国人急切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动荡时常让技术的进步极其困难。胡适（1962年逝世）首倡文学语言的彻底简化（白话文），让文学表达接近于大众语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白话文”（1917年）刚一提出时就被迅速接受，继而涌现出了大量旨在使中国能够接触到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闻作品。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严重贫困之中，但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才被关注、才真正地接触到新思想和技术，而这都烙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非国民党的印记。
<h3>日本的自我转变</h3>
当中国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外国的技术和思想时，其社会秩序和良好政府却首先经历了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崩溃。日本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1]。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其权力实现了日本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他们最终削弱了领导阶层的传统基础，但是在新的政治形态和观念兴起之后方能在日本人中维持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一旦幕府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845年），形势就再也无法扭转了。反对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1886年）的武士集团希望驱逐外国人，但是其领袖认识到，只有日本的舰船能够和外国相匹敌并击败它们时这一愿望才能实现。因此，拥有现代的陆军和海军成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日本人刻不容缓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他们引进专家并派遣使团购买了现代战舰和海防大炮。但是从一开始日本人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国内生产出现代战争所需的武器。这显然需要各种新式工厂、制造业和采矿业。换句话说，实现军事强大的努力很快促使日本统治者发起了自己的工业革命。
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确信，在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难。一些早期的工厂无法有效运转，还有一些只能生产出劣质产品。但是日本人从没有停止改善它们的性能。通常他们以极尽可能地仿制外国产品开始，并且不断地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转向战时生产时，欧洲制造的商品几乎从亚洲市场上消失。因此日本得以占领亚洲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市场。战后欧洲产品卷土重来时，日本的产品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新机器制造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廉价产品。
在日本的工业发展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的中心角色。早期很多新工厂都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在经过初期的建设投资和实现生产之后，工厂就转到了私人手中。后来大量的私人工业在日本出现时，政府的意愿和政策仍起到很大的作用。纯粹追求利润从来不是日本企业的目的。日本公司常常争取荣耀和威信，工厂管理者认为有责任为国家服务、服从上级并培养和保护下级。这种态度直接来源于统治日本很多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英勇、忍耐和忠诚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质在建立、管理新钢铁厂、纺织厂、造船厂及类似的部门中找到了广泛的发挥空间。
公司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以武士和农民这种古老的关系来塑造的。即工业管理者发号施令和进行指导，工人服从，但是作为回报，管理者维护并照顾工人一切生活。在经济萧条时不会解雇工人，反而会为工人寻找新的工作或是将工作分摊给所有人。回报是期望工人绝对忠诚和严格服从，并且做到几乎永远可靠。经常扰乱欧洲国家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动荡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此外，“家庭包工制”巧妙地动员了先前存在的手工工场和小的家庭作坊来生产新商品。这意味着大企业为家庭手工业提供设计图并尽可能地提供原料、动力工具和信贷，从而能够以一定的价格来收购产品，保证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在高等级和低等级的个人及家庭间这种传统的互惠责任保证了“家庭包工制”的顺利运作。
对这种讲求服从和义务的古代宗族模式的适当修改显然在工业关系中产生了显著效果。即将和已经引进的新的且不断更新的技术没有打断命令和服从关系，因为这种相互间明确的义务和责任非常类似于一些被无条件接受的传统的日本社会伦理关系。
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使日本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进步未能同自由、民主思想和议会政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在起步阶段，开放国家与外国接触并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政策未受到普遍欢迎。一个民主的政权不可能彻底地执行这种政策。当日本社会的普通成员还不能瞥见最终的胜利，而只是看到了周围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恣意破坏和蔑视，这时，只有通过呼吁对天皇的一贯忠诚和强调视天皇为神的神道教的民族主义诉求，自上而下的日本革命才能克服起初的困难。
日本政府创建的西式陆军和海军也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融合了新旧元素。根据古老而极度谨慎的原则，只有世袭的武士阶层才有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1872年曾在4年前策动“倒幕运动”的武士集团决定引入普遍兵役制。由于此时欧洲所具有的一切事物在日本的高层统治者中都有着极大的威望，因而他们受到了同时期法国和德国的实践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去抗衡在“倒幕运动”中被排挤出权力之外的大量充满怨恨的武士宗族。政府已经摧毁了宗族所有制的土地结构并废除了封建义务和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瓦解潜在的敌人和敌对的团体，而并非从社会正义这一抽象的概念出发。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在创建新式军队中忽视武士和贫民间的传统差异。
如此一来的长期影响就是让军队成为强大的爱国主义学校和非常重要的社会晋升渠道。海军保持着相对贵族化的气息，并且西化更深、技术更复杂。但是陆军为普通农家子弟提供了通过进行适当的培训就可以跻身到官员阶层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生活渠道可以引起身份的变化，因为高等教育花费高昂，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必须在几年中放弃谋利机会而取得高等学位，这对于农家子弟来讲是无法负担的。而如果选择军旅生涯可谓生活基本有保障，并且原则上可以上升到与其能力相符的高度。尽管在新官员阶层中有很多来自普通的农民阶层，但仍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武士道传统和价值观。就如同工业组织一样，日本军事机构可以在不抛弃独有的日本精神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和西化。
与日本生活这种根深蒂固的延续性相比，始于“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和后来的宪法法律的制定都是很肤浅的。明治天皇（1868～1912年）登基初承诺建立协商的立法机构，并且遵照公众意愿进行统治。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很大程度上效仿俾斯麦参与制定的德意志式的宪法，将这种承诺最终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日本政治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巨大发展，就是所有成年男子参与议会选举所带来的一种公众和民主因素。从1898年起宗族领袖和其他高层的个人只有赢得各种公众支持才能保持政治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那些并非出身高贵的个人可以在议会的支持下获得政治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一些至少类似于西方民主革命的事物也在日本出现了。但是在宪法中民选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作为曾策划“明治维新”的宗族领导集团的继承者——内部“元老”派系一直在幕后行使着重要权力。此时一个新的权力争夺者在野心勃勃的军队年轻军官中发展起来，他们认为文人政府并未热心支持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激进政策。他们建立了半公开的爱乡熟法西斯社团，并且有时暗杀反对其观点的高级官员。结果东京的文人政府开始成为军方首先征服中国东北（1931年）之后征服大部分中国（1937～1941年）的不太情愿的、勉强的合作者。
日本刚走上军事征服道路就开始在太平洋上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努力通过对石油、废铁（都是日本必须进口的）等关键物资实行贸易禁运来遏制日本的野心，而这也迫使日本冒险偷袭珍珠港（1941年），企图使美国长期陷入瘫痪以借机夺取婆罗洲岛的油田，并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建立经济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在珍珠港对美国舰队的袭击极其成功，“大东亚共荣圈”也很快成为了一个军事现实。但美国反攻的速度和力量使日本感到震惊并且完全打乱了日本的原计划。到1945年美国的轰炸和潜艇击沉了日本大部分商船，造成日本国内经济动荡。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军国政府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之后美国的占领管制开始了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另一次剧烈的自我转变。
无论以何种标准，1854～1945年间日本在应对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样经历了非凡的转变。尤其是在日本自我转变的早期阶段，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模式。日本派遣使团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并带回一切看似有用的东西。学生出国留学掌握了一门又一门西方学问，之后他们回国成为专家并非常系统地将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其他日本人。
日本政府很早就决定主要强调发展基础教育体系，以使每个日本孩子都可以读书识字。除此之外，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各种技术学校和许多大学提供高深的和专业化的教育。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开始对世界知识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日本技师和工程师在同等条件下有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的技师和工程师相竞争。
但是与众不同的日本艺术素养没有消失。事实上在30年代以军队为中心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强调日本的一切，并且轻视外国的模式和风俗。传统艺术、戏剧、国内建筑和备受欢迎的神道教仍充满活力。
因此，总体上新旧日本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调和仍然显得别扭和不协调。神道教神话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神圣的，这与日本人种混杂情况极为不符。艺术上，同一个人常常可以用日本和西方的风格表现，但是融合两种传统的有效合成或新颖的创造力极其罕见乃至从未实现过。
上述概览突出的是亚洲民族在有效的传统防御崩溃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已经逝去的三代人中，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所表现的各种反应。这一时代的历史第一次被认为建立在大规模文化互动的过程之上，相信以后的时代也必将如此。
  
[1]暹罗也是如此，国王拉玛五世（1851～1868年）开创了对欧洲商人和士兵需求极端的顺应，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因此，暹罗（1939年更名为泰国）直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独立。

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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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初，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此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广泛散布于太平洋的岛屿（为方便起见将相连的土地以“大洋洲”这个名称表示）仅被欧洲航海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在所有有记载的历史中，这些土地均处于文明生活的边缘地位。但是在1850年之后非洲和大洋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扩张的力量，并且迅速地卷入到了互动的人类社会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正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都囊括进来。
非洲和大洋洲自古以来的隔绝和落后基本上是由于地理原因。大洋洲包含了一些珊瑚礁，这些微小的土地散布于浩瀚的太平洋之上。在1759年之前，在能够让欧洲航海家精确地测量经度和纬度的天文钟发明之前，船只不可能找到任何较小的岛礁。这意味着系统地绘制大西洋海图被推迟到了18世纪中后期，并且仅在19世纪20年代，当源于聚集在高纬度太平洋地区的抹香鲸的鲸油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时，许多欧洲和美洲的船只才开始穿越太平洋南部海域。
至于澳大利亚，陆地的大部分都是贫瘠的沙漠。在东部沿海足够的降雨让这个地方有着迷人的景致，而海岸线却被珊瑚礁所保护使得船只不能停靠。以石器时代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方式生活的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欧洲人进行贸易，因此，在很多世纪中船只都不驶向澳大利亚。然而，在18世纪后半期，当英国海军系统地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地图时，原本想象当中的大分水岭以南地区在东海岸被发现。为了缓解英国监狱的压力以及让这些罪犯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面创造新的、更好的生活，于是在1778年，英国将装满罪犯的船只驶向了悉尼港口。作为缓解大不列颠岛贫困和人口过剩的慈善计划的一部分，在半个世纪之后即1840年，人们在更遥远而更具吸引力的新西兰岛上定居。在大洋洲的另一边、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到1850年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美国传教士和捕鲸者的影响。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大洋洲其他居民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西方进一步的侵入。事实上他们都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他们在面对西方船只所带来的疾病时极其脆弱。
1850年，非洲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景象。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是从法老时代开始的文明历史的缩影。埃塞俄比亚和位于西非的尼日尔河上游河谷地区也孕育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文明国家和帝国。来自印度、中东、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商人在非洲沿岸进行贸易，如果没有上千年的时间，至少也已经长达数百年了，并且在东非和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附近存在着繁荣的港口。在非洲内陆有许多王国，一些经常性地进行着战争和奴隶贸易，另一些更倾向于和平。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尽管总体上非洲靠近早期文明出现的中心地带，但是整个非洲还是落后于欧洲和亚洲。三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
首先，非洲的土壤和气候普遍不适于耕种。大陆大部分地区降水不足。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几乎不能维持人们的生存。沙漠化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划分，只有骆驼商队可以克服任何障碍穿越撒哈拉沙漠。位于大陆西南部的一大片地区也是沙漠——卡拉哈里沙漠。这些沙漠被广泛延伸而只能用于饲养骆驼的半干旱的土地所包围。当然在非洲还有一些优良的灌溉地区，例如条件较好的刚果盆地和西非沿岸。这些地区日常降雨造就了赤道的热带雨林。砍伐热带雨林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并且由于太多的降雨把土壤表层中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质冲刷掉了，造成了这里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只有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和南非的沿海地区（纳塔尔、好望角）拥有真正优良的耕地，但这只占整个大陆的一小部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早期非洲农民可耕作的农作物没有在欧洲和亚洲所耕种的多产。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块根农作物（大概在基督时代开始）和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大约1500年）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这种情况。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尤其重要。玉米在西部海岸的传播让那些适合玉米耕种土壤和降雨的地区人口取得了大量增长。
非洲落后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大陆大部分地区流行着让人变得衰弱的疾病。昏睡病、疟疾和黄热病尤其流行。昏睡病是由舌蝇传播的寄生物引起的。这种疾病传染人和骆驼，并且直到近年来这种病仍然让适于人类居住的肥沃而诱人的土地闲置。实际上这种舌蝇在很长时间里阻止了人类对大部分非洲地区的破坏。舌蝇通常吸食羚羊的血液，但是对羚羊没有太大的危害，因为这种野外的牧群对这种寄生物有免疫力，但对人和骆驼来说却是致命的。狩猎的人们对于在羚羊身上广泛传播的传染病抵抗力非常脆弱，所以不能长期以捕食羚羊为生。因此，在舌蝇生存的区域，人类不得不放弃猎食者的角色。
对于非洲人来讲，幸运的是舌蝇没有滋生于非洲大陆的整个地区。疟蚊所携带的疟疾更是广泛地传播，但是非洲尼格罗人对这种疾病有很强的免疫力。这是因为遗传突变（镰状细胞性贫血）和普通红细胞相比没有给疟疾寄生物提供太好的繁殖条件。因此在导致欧洲和其他外来者迅速死亡的环境中非洲人却存活了下来。另一方面，从父母双方身上都遗传这种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特性是非常致命的，只有携带一半正常的、一半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的人才可以对这种疟疾有免疫力。
黄热病是第三种由昆虫传播的疾病，这种疾病也在非洲广泛分布并且对非洲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考虑到这种疾病，就可以理解至少比起欧亚等地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来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个大陆直到19世纪仍然只有很少的人居住。
第三个拖累非洲的因素，是地理上的障碍，即运输和交通的困难。由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海拔较高，因此，河流在入海口处十分湍急。这样会中断河流运输，并且让海上物资很难进入到几十公里远的内陆。唯尼罗河和尼日尔河是例外。这两条河在内陆深处才会有些落差。因此，非洲最早和大部分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尼罗河谷和尼日尔河谷兴起完全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河流中组织长距离、大规模的船只运输物资相对比较容易；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在一些地方集中大量的食物和原材料，而专业人士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开发出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技术。
在那些只能以驮畜群和人力搬运工运输物资的地方，将大量食物和物资集中到一个地方代价高昂，所以很少有剩余的物资供专业人士使用。因此，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产生繁荣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一些地区发现了罕见的珍贵物品，例如黄金、盐和铜等，规模相当大的村落肯定会出现在这里。例如罗得西亚的津巴布韦采矿中心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存在的大量遗迹曾令早期的研究人员十分困惑不解。
非洲地理条件给强大国家的出现和商人长距离的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而就是这一点也确保了非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更加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和人种。另外，在北非和部分东非的地中海地区的人的体型类似于南欧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非洲既是居住在刚果热带雨林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俾格米人的故乡，也是生活于非洲大湖区世界上已知身材最高的马赛人的故乡。与其他民族关系紧密但是又与非洲大陆其他民族有很大差异的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经常与白种人混居），布须曼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附近，而霍屯督人存在于好望角地区。
在非洲分布最广的人种被称为尼格罗人种。在这个一般的分类中，部落间和村庄间的人体差异都非常明显。只是因为在1850年以前，当地的非洲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能够有效地保持与陌生者的生物和文化上的隔绝。这就让每一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形特征。另一方面，与陌生者规律而频繁的交往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开化。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基因的融合和较大范围的基因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非洲族群间较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
地理和技术因素使得非洲的交流已经很不方便了，而非洲人讲数百种不同的语言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阿拉伯语在北非和东南部沿海一带成为一种贸易和文化用语。阿拉伯语也深入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沿海雨林以北的西非草原地区。在这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很早就产生了农业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公元1050年之后这些地方受到了穆斯林的强大影响。因此，当地的国王和君主引进伊斯兰经师教授神圣的穆罕默德箴言。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阿拉伯语仍然是学术用语，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在讲不同地方语言的人群中阿拉伯语成为共同交流的纽带。
另外一个大的语系是班图语。讲这种变化相对较少的班图语的部落散布在整个非洲中部和大部分南非地区。而在不同的班图语中这种密切的相似性说明了这些民族只是近期才逐渐四散开来。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班图人在掌握了栽培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和使用铁器，并且成为了刀耕火种的农民以后才有能力穿越刚果热带森林，他们从大概位于贝宁湾附近地区的开始扩散。后来一些讲班图语的部落出现在刚果热带雨林以东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畜。随后他们沿着东非和南非草木繁盛的高原向北、向南扩散。由于镰状红细胞性贫血的突变而产生对疟疾的免疫或许是班图人拥有的主要优势之一。在雨林地区他们侵略俾格米人；在草原上班图人出现以前，霍屯督—布须曼人就消失了。
在东部沿海的城市中，一种贸易语言斯瓦希里语是由阿拉伯语和班图语混合发展而来的。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讲闪米特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周围。但是在西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尼罗河上游和大湖地区，混乱的语言将人们分割成彼此不可理解和几乎没有语言联系的群体。
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一种促进变革的强大力量一直作用于非洲。穆斯林自北面、东面影响着非洲，同样欧洲自西面、南面影响着非洲。但是这些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在非洲内部不同寻常而急剧的建国事业全面展开，而处于大陆边缘地位的穆斯林和欧洲人则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支持或阻碍。
两种经济变化有助于解释19世纪在非洲大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记录，所以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等首先被引进到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作物被引进的任何地方，粮食生产都得到了迅猛增长。这使得人口得以增长，而后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为强国的兴起提供必须的士兵和其他专业人才。
同时发生的第二个经济转变是奴隶贸易的禁止和对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榈油等的需求的增长。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到达顶峰，但是以英国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为先锋，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应当禁止（1807年）从西非的奴隶进口，并最终（1833年）几乎消除了奴隶贸易。1833年之后英国政府在西非海域驻扎了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根据指令拦截贩卖奴隶的船只。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奴隶被捕获时都被运到塞拉里昂英国海军基地，并在此放归自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混居，并且在不久之后在这个地区就出现了狂热的基督教人口。
东非的奴隶贸易由阿拉伯人控制。该地的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外交和海军威慑下第一次限制并最终在1897年废除了该地的奴隶贸易。
正是由于奴隶贸易的兴盛才让一些沿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如西非的达荷美国王和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王国。因为捕获奴隶从根本上严重破坏了非洲的财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必然有助于为以后国家的建立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欧洲机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与各种非洲原材料的交换不断增长。组织这类贸易并从中课税不会损害国家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欧洲和商人也发现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图。随着象牙贸易的增长，狩猎者可以使用新式枪支来猎杀大象。枪炮也给统治者和酋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让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随着效能好的军火的传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鲁战争中诞生的锋利的长矛和西非博尔努王国的装甲骑兵等优越的武器都完全过时了。当然，这为整个非洲政治体系带来了一种让人极度不安的因素。
这些在农业、贸易和武器上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足以颠覆非洲社会。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因素。狂热的穆斯林和日益增加的基督教传教士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的伊斯兰传教史几乎和伊斯兰教一样久远，并且在整个19世纪中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新的地区，直到20世纪传教的方式与之前都没有什么根本差异。在东非和西非的大多数国家，统治者都发现伊斯兰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于对国家的统治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国（现代的加纳），尽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多神教信仰，而且伊斯兰并未深入到阿散蒂村庄仅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但是组织良好的阿散蒂王国的王室中有一个伊斯兰经师组织，帮助统治者管理日常事务。
在非洲人同欧洲人遭遇、冲突时，欧洲人总是通过优越的军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压力，而这样有时会激发表达非洲人悲愤和绝望情绪的狂热的伊斯兰运动。如在1837年由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在麦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托钵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遍及撒哈拉沙漠东部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带头长期反抗那些游牧居民，因为这些游牧民愿意接受那里沙漠地带的领土被法国和意大利费尽心机的兼并。在苏丹，另外一个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随者宣布：他是马赫迪，即伊斯兰教的复兴使者。他发起了对刚刚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的土耳其—埃及统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热情经受不住炮火的冲击，在1896～1898年，英国军队和埃及统治者协同行动再次征服了苏丹并且摧毁了马赫迪的军队。
这种穆斯林运动不会给非洲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兄弟会团体常常在宗教复兴以前就转变为对领土的征服，例如19世纪沙努西和马赫迪运动就是如此。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却带来很多新事物，如学校、医院、非洲语言的文学和对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术基础的基本认识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中稳定扩大。教会学校逐渐造就了一群新非洲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规教育。这经常让他们与任何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此，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崩溃了。
回顾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后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欧洲教育对非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直到这时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像很多世纪以前一样，控制着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渗透仍然不太强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进入该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统治，而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兰治河一带与军事力量占优的班图部落发生了冲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博尔努王国和突然兴起的祖鲁军事专制王国（1817年建立[1]）等控制了大部分内陆地区。但是在一些居住条件好的地区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国家的任何组织，这是由于家庭和村庄纽带足以满足居民的所有需要，并且没有出现强大的外来者要求定期交税。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统治的一个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问题，因为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对非洲人整体而言，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件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于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彼此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将非洲人纳入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之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观念的总和使欧洲突然出现在非洲内陆。并且，这一运动一旦开始，一个帝国政府向前推进的任何步骤，都会出于荣耀和竞争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国家的竞相效尤。很快随着帝国扩张而涌现出了众多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希望获得荣耀的并逃避军营程式的军官、有抱负的政治家、谋取暴富的资本家以及发现可以在国外比国内拥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动了帝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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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傲慢自大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禁止奴隶贸易，以此说明欧洲人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欧洲人的道德观、人道主义意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野蛮的奴隶制、多神教信仰和专制的法律制裁都是通过非洲国王的行政人员和护卫执行的，但是对于出现在非洲的“工资劳动”非洲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并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或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雇佣关系。事实上文明的发展需要非洲的劳动力，而由于奴隶制直接诉诸武力在欧洲人看来是非正义的，所以帝国行政官员通常采取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荒谬的借口。他们要求非洲人用现金支付税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为了交付这种新的税收只能挣取由欧洲雇主所提供的现金工资。这样欧洲雇主就能确保其将要实施的任何项目，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会得到充足的劳动力。
在迫使非洲向欧洲文明开放方面，两个彼此竞争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法国1830年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并首先获得了非洲的领土。为了尽力守卫这块殖民地开放的沙漠地带，富于冒险精神的法国士兵深入了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们与位于塞内加尔的法兰西帝国代表汇合。法国军队和法国传教士有一种教化非洲的梦想，并梦想通过建立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跨北方大陆的庞大帝国让法国变得强大。
法国的帝国野心同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相冲突。这种对非洲未来设想的伟大斗士是塞西尔·罗得斯（1902年逝世），他早年在南非的金刚石矿中致富，之后投身政治。罗得斯努力争取英国大众对他的非洲政策的支持。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出现了与这种广泛流传的基督福音派的认识相对立的观点：新的冷酷学派思想，认为对于所有历史和人类生活来讲生存是关键，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英国殖民者占领土地的面积和英国移民的规模。
受到英国为生存而奋斗的思想影响较晚的德国，1884年也出现在非洲，但是它以在非洲（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和喀麦隆）和大洋洲（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更加残忍的侵略态度去弥补这一点。意大利也像法国和英国那样，但是在红海取得些许胜利之后，1890年意大利耻辱地败于重振雄风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手中，这也是非洲国家成功驱逐欧洲侵略者的唯一例子。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组织了一个“探索和教化”刚果盆地的国际协会。这个国际协会很快成为掠夺这一地区资源的私人工具。同样葡萄牙也重申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土所有权。
这些急切的欧洲殖民主义者间的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起初的主要竞争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危机开始于1898年当法国殖民者占领了一个位于尼罗河上游沿岸的荒凉村落法绍达时。法国对上尼罗河的控制看起来似乎威胁了英国对埃及地区的间接控制（1882年实现），并打乱了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通过英国调动在埃及的军队为镇压大量的激进马赫迪穆斯林派追随者并阻止法国向东非移动就可以看出，英国实际上已经预计到了法国将向尼罗河开进。英国为埃及再次征服苏丹动用了数目可观的兵力，但是在法国人到达法绍达之前，一支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并在脆弱的法国工事建立后不久就到达了这里。在极其紧张的几星期之后，法国在两国之间战争一触即发时退让了；法绍达危机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中，两个主要殖民帝国和平解决了它们之间在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土争端。这是由于欧洲局势迫使法国和英国结盟去遏制德国力量的兴起。后来在非洲的冲突往往加强了英法的重新修好。德国首先通过对英国在激烈的战争（1899～1902年）中打败的布尔人表示同情来激怒英国。之后德国做出支持摩洛哥苏丹反对法国对其控制的姿态（1905、1911年）来向法国挑衅。这些帝国的争执极大地加剧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在1875～1914年，欧洲殖民地管理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它们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仍然是肤浅的。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但是在其他地区只有少数欧洲人定居点，并且在很多地区欧洲人只是扮演一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规则和制度很难实施到日常生活的事物中。
两种不同的帝国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殖民管理。一般来说，英国倾向于间接统治。这是基于印度的管理模式，在印度，英国的顾问置身于当地统治者的宫廷之上，足以长期地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物。将这种模式运用到非洲，意味着先前的酋长和国王仍然存在于政府之中，并服从于来自英国常驻官方的偶尔干涉和很多意见。
法国倾向于直接统治。也就是他们委任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殖民政府的意见处理事务。这些官员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黑人；在理论和某种程度的现实层面上来讲，符合条件的人不是因为肤色，而在于教育和技能。
法国殖民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文化同化，在法国学校受教育的非洲人至少从原则上来讲会成为法国人，尽管其皮肤是黑色的。倾向于间接统治的英国为当地文化传统的保护留有更大的空间。而实际上英国殖民管理者有时发现，当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非洲人不再支持那些没有信誉的首领和国王时，他们仍然支持陈旧和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但是帝国理论只是决定殖民管理实际特点的小部分因素。而财政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非洲是贫穷的，而且非洲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欧洲殖民者想要实施的项目。因此，承诺增加税收的任何事情都会受到热切欢迎。这意味着要鼓励人们在非洲投资的愿望。无论对欧洲的投资者还是殖民管理者来讲，矿业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开采黄金、铜和其他金属能提供最可靠的利润和最适宜的税收资源。因此，一旦当地非洲人同矿业和类似的发展发生冲突时，本地非洲人的利益就被漠视。
但是，当地非洲人经常反抗欧洲的行动。有时首领和国王调动他们的各种资源去反对或击退欧洲势力。阿特拉斯山的柏柏尔人全民皆兵反抗法国人达几十年；西非的阿散蒂王国对英国掀起了四次反抗，直到1901年才被英国最终吞并进黄金海岸（现代加纳）。同样在南非，直到在战场（1879年）上摧毁了最高首领的军事力量之后，祖鲁人才最终屈服于英国的间接统治。
这些抵抗和其他相关的努力都失败了，只有189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击败意大利是唯一的例外。很多非洲统治者认识到，武装反抗欧洲军队是没有效果的，他们或多或少自愿地开始同欧洲殖民者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间接统治模式是最富成效的。事实上，有时非洲统治者可以在欧洲殖民管理机构的庇护之下来强化和巩固政权，例如布干达王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其他例子中，欧洲殖民统治者帮助濒临分裂的非洲国家，并且承认统治者对领土所具有的合法权力以及他一贯所享有的特权。例如巴苏陀兰就是一个例子，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868年进行干涉，搭救了布尔人所破坏的部落。
即使拥有最完备的官僚制的直接殖民统治也并没有摧毁原有社会结构。具有亲属关系的群体、村庄和氏族纽带仍旧保持着，而且殖民管理者必须通过这些机构来管理所有居民。因此，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区别很容易被夸大。任何事情都依赖于殖民管理者所认识和利用的当地社会结构的领土规模。处理这些事务的政策只会起到有限的作用。殖民官员通常只是在对付从各种地方局势中所涌现出来的本土领导者。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除此以外的地方事务有足够的控制。因此，例如法国，无论他们理论上如何偏爱统一的官僚政治机构，但是实际上他们必须接受间接统治的做法。例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情况，欧洲外交斗争要求他们维持政府中的本土穆斯林统治者。
尽管事实上欧洲的殖民政府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但是它的建立仍然为非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明确的边界被划定并且所有欧洲列强势力都一致接受时，暴力冲突的规模迅速降低。直到大约1900年，流血冲突仍然广泛存在。在欧洲渗透到内陆前几十年中，非洲一直深陷在流血冲突中。事实上很多著名的非洲国家都是由于战争而建立，并且几乎每年都进行战争。但是一旦欧洲远征军证明了当地非洲军队和欧洲军队在正面交火中是如此的不平等（这是由于欧洲武器、训练和后勤体系的作用）时，大规模的暴力活动的机会迅速减少了。从前的敌人必须共同生存，而且经常是在同一个殖民管理机构中。非洲的好战部落劫掠家畜和搜捕奴隶的现象被有效地取缔了。这在社会风气和道德价值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变化。有时通过中止战争和暴力，两个曾经军事力量平衡的不同非洲民族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肯尼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如马赛人曾经是家畜的饲养者和战士，失去了传统职业和存在的理由，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库尤人则人口增加，很快超过他们的敌人——马赛人。
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被压制通常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农业进步也有助于人口增长，如尼罗河谷建立了更多的灌溉设施，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出现，例如西非的可可豆和花生，东非的甘蔗和咖啡，南非的香蕉和桔子等。不久在大陆的部分农村地区产生了人口过剩问题，人们开始涌向城市。这些人从宁静的乡村涌入到新涌现出的欧洲式的喧闹的城市中，但是面临着适应和习惯城市环境的困难。
然而，直到1914年，打破非洲传统生活模式的现象都不是很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只给非洲大陆造成了很少的骚乱。德国殖民地轻易地就被英国和法国占领，并且在战后再次毫无悬念地由胜利者瓜分。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辉煌时期。支持帝国主义者奋斗的思想和理论在1918年以后削弱了，热心的鼓吹者曾经允诺给欧洲贪婪的投资者所预想的利润几乎很少实现。事实上总体来讲，帝国主义从未真正得到现金回报。非洲殖民地管理和发展的代价可能超过了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货物的价值。当然个人的矿厂和其他公司有时为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其他投资都失败了，公共投资很少完全从地方财力中支付。一切取决于哪些被计作成本，只有充满偏见和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白种人是通过压榨非洲取得了巨额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和平景象。殖民管理者很少遭遇叛乱，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很小。非洲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南非联邦、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是英国皇室的自治领，建立于1908年，并且给予布尔人和英国人这样的白人完全的政治自治。1847年在西非海岸建立利比里亚，是曾经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回到非洲后的家园。利比里亚作为一个共和国，通过一部效仿美国的宪法进行统治。
从西奥多（1855～1868年在位）开始，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都是一些精力非常旺盛、充满野心且残酷的人，他们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提倡体现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会的古代文化传统将阿比西尼亚高原这些难以驾驭的民族融为一体。无论如何，1934年意大利侵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洗刷在1896年失败的耻辱。这次他们在飞机和毒气的帮助下将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赶下王位，并且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这个短命帝国在非洲的主要支柱。
英国在1922年从法律上确认埃及的独立，后来在1936年通过条约保证迅速地撤出尼罗河畔的全部英国军队，这些标志着英国开始退缩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平衡了那些后起的欧洲帝国列强的扩张成绩。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历史最重要的方面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在经济和心理方面。在1918～1945年之间，非洲人所经历的各种新体验深刻地削弱了所有传统的社会模式。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人学习了新的技术、看到了新的景象，这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乡村生活。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孩子通常也有同样的反应，特别当他们可以进入中学或者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学习时。更多的是那些离开本地社群到一些矿井或城镇中工作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环境、新工作中经历了这种与旧风俗迥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当这些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每天都彼此密切交往时，所要关心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亲属关系和部落行为规范显然完全不再适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欧洲法律和习惯所提供的模式具有很大优势。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校和行政官员都鼓励非洲人越来越遵从欧洲的规范。城市生活唯一有效替代的模式是伊斯兰教。在非洲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那里的人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他们的传统。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甚至在那些先前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式的文明生活与西方模式竞争时表现得并不很成功。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有萎缩的趋向，因为它同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结构相联系，而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非洲人将非洲的衰弱和贫困（以及欧洲的剥削）归咎于此。
这种过程造就了少数但战略地位优越的一批非洲人，他们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而充分地学习西方知识和技能。在不同殖民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和自觉性组织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普遍存在并准备从欧洲行政官员手中接管统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帝国政府相继决定放弃非洲殖民管理的包袱时。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命运。在大洋洲所有的较小岛屿和澳大利亚，随着白人的到来，接踵而至的是疾病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当地的土著濒临灭绝。白人定居者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像南非一样分别在1901年和1907年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新西兰的毛利人在同白人首次接触后经历了人口迅速下降的过程，但是大约在1900年之后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从那时起毛利人迅速增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并以马铃薯为生。最初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是白人引进到新西兰的新作物。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另外一个大的群岛夏威夷，土著人几乎灭绝。从1810年开始，这个群岛被统一在土著王朝之下，但是在1893年美国人策动了一次政变，并且在1898年宣布这个群岛被美国吞并。在统治转变前后，接连不断的移民到达这个群岛，并在美国企业家建立的种植园中工作。这些移民中日本人数量最多，但是也包括各个人种和民族。原有的波利尼西亚群体崩溃了，幸存者成为少数民族。
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如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原始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改变，这主要因为西方人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其他的岛屿中，如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成功地适应了外国统治，首先是西班牙（自1571年），继而是美国。只有少数岛屿（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全部灭绝。但是西方的入侵将先前独立的民族和源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融为一体，因此，削弱了每一个地区的本土文化和种族特性。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东南亚高原、西伯利亚北部和巴西雨林），直到19世纪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仍然设法维持生存。因此，整体上来看，现代人运用在工业革命中所取得的运输和通信的新手段不断向外拓展，加速了人类均匀分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的这一过程往往依赖于跨越文化、地理和基因遗传的界限、长距离的人口迁徙和货物贸易。
因此，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规模和速度与之前不同。而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扮演着推动革新的主导者，从各个文明中心在欧洲和亚洲诞生以来，他们的主导角色在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
为了完成对世界历史的概述，应当在最后两章中对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作一个更加仔细的考察，而这也是作为独立审视主导当代局势的不断增强的世界范围互动进度的开端。
  
[1]祖鲁军事专制王国的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过以近距离使用的重矛代替了传统的投掷器来武装士兵，并改革军事战术。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于古代希腊引进方阵战术一样，实际上沙卡的军队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组织，并使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与古代斯巴达莱格古的体制不太相似。

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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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短暂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所隔开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加速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将西方社会导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别是在激烈的冲突下，为进行战争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障碍被排除了。随着政府逐渐发现专门致力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战时“指令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一种有意操纵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显现。因此，各个政权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都在根据这一计划努力地重新引导人类和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认可了一种发现：像政府一样，经济和社会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被迫服从某个人的命令，根据一些人的命令执行，它们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至少在宽泛的局限性之内）。
在1815～1914年间，一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界定了我们确切地称之为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与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的制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政治体系不是通过自然或上帝赋予而是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有改变的意愿，它就可以被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社会和经济是自然产生的，超出意识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认为，公共税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为不会对由人类天性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关系所界定的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者预见到通过政府行为来大规模、有意识地重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20世纪实际已经实现的状态与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后的社会期望似乎相差甚远。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西方历史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分水岭。在战争的四年里，交战国政府盲目而不顾一切地探寻新的动员社会—经济的有效方法。战争的影响削弱了阶级和地区的差异，因此，到1918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业国家中都显现出了一种新颖的、后资本主义模式大众社会的迹象。
人类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动了。没有人预想到工业化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并且充满着血腥的杀戮。这足以让人们轻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质疑的进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够取代这种过时的18世纪对人类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难达成一致。在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出现公认的一致看法，尽管出现了新生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等。
<h3>第一次世界大战</h3>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爆发的。没有哪个欧洲政府希望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欧洲国家，在面对敌人的外交挑衅时都倾向于战争而不是退缩。
将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联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让双方都显得更加缺乏变通。冒离间联盟危险的退缩者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挑衅。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塞尔维亚（或整个巴尔干半岛）对德国有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唯一能够指望帮助其抗衡协约国（英法俄）包围威胁的盟国。基于同样的考虑法国和俄国结盟。当法国的利益没有被重点照顾时，它只能以证明自己是俄国一个忠实盟友的方式在之后的危机中支持俄国而反对德国。
欧洲卷入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各支主要军队所制定的几乎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动员计划。根据这些计划，要从平民中征召数百万的预备役军人并配发制服和武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往边界。荒谬的是，根据这一计划，每一列火车都要小心使用，对计划的任何调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协调时，中途的任何一个中断都很容易造成混乱，而一旦混乱就会导致军事失败——这正是动员计划所设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国命令全面动员（而且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比敌人需要更多时间将军队集结在边界），奥匈帝国、法国和德国就会次第被触发而迅速地发布动员令。这种自动性取代了政策，军事领袖取代了文官领袖；动员计划转变为战争计划，没有谁真正决定这样做，因为敌人的军队是“根据计划”开始迅猛地开往边界。
而这种预先精心安排的沿着边界线梦游般的军事计划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德国的“施里芬”计划经受了实践检验。这个计划要求德国将重兵集结在北部临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击法国。为了在之后能够集中打击东部的俄国，这就要求德国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就要围攻巴黎、击败法国。但是德国人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比利时，因为被严守的法德边界使得德国不能按计划快速通过并取得胜利。而宣称比利时永久独立的1839年条约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这种已经显得过时的“一纸空文”对于德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另一方面，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只不过是为英国政府介入战争反对德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口而已。这也让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防御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认为，自己无须承担参战的责任，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并没有遭到攻击。
然而，在战争的前几周这些考虑似乎不是很重要。德国军队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到法国北部。直到战争的第五周他们接近巴黎，但是人困马乏；尽管遭到种种挫折，但法国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动摇。但是决定性的转变在战争的第九周发生了，在全城的出租车将巴黎火车站的士兵运往前线的帮助下，法国的反击在正在行进的德国军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德军司令部决定将军队撤回到马恩河对岸。德国的速胜计划破灭，其他的所有设想也随之破灭了。
当敌军徒劳地从侧翼包抄时，僵持开始了。纵横交错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很快从北部英吉利海峡向南部瑞士边界延伸并穿过法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铁锹几乎代替枪支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士兵开始加深和改进战壕、加固炮台、保护补给线、筹划交火区域、设计遭到攻击时撤退的后方战壕，并以其他方式确保每一条前线的战壕都固若金汤。
敌方的将领逐渐而不情愿地认识到，步兵的进攻无法摧毁在彼此呼应的战壕中布置的机枪。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增加炮火的打击范围，在发起进攻以前就摧毁敌方的机枪。这就需要更多的重炮，持续数日乃至数年的重炮打击所需要的炮弹数量以前都难以想象。而这也需要建立新的军工厂，而生产枪炮就需要找到新的原材料供应。同时还要供养和补给战壕中数百万的士兵；当他们被火炮和机枪造成伤亡消耗后，需另外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数百万人进行接替。
创建和供给如此规模的军队让后方产生了急剧的变化。需要为军工厂和其他基础工业寻找劳动力，必需配发食物、燃料和原料以确保战争所需的任何物资都能得到适量的供应。这很快导致了民用物资的短缺。直到战争结束时，欧洲许多地区食物和衣物都很短缺，而有时一些不太重要的供应完全匮乏。
在起初的几周内，公众对战争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个参战国。但是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和战争难度的加大，公众对战争的热情迅速消退。俄国尤其如此，政府开始不再受到欢迎，也未能很成功地控制战争的影响。1915～1916年间俄国在东线的软弱和溃退戏剧性地表现了俄国的弱点。法国经过精心设计的补给体系支撑着每一处战壕，即使稍微转变一下战线，就会导致消耗无数的炮弹和付出成千上万士兵生命的巨大代价。三年时间中胜利一方全部战果只是那些完全被摧毁的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然而，在俄国一线，后方薄弱的补给无法支持长时间激烈的战斗。所以只要稍微在人力和供给方面占据优势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本地区取得胜利；而被击退的一方必须退缩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直到胜方不断进军的部队的供应耗完为止。因此，战果往往是往复交错的。1914年俄国首先攻入东普鲁士，但很快又转为全面退却；但在后来的三个机会中俄国军队再次进攻并重新占领大片领土。而到1917年春天俄国军队却又被赶回到了战前边界。食物和其他供应的严重短缺不但限制了战争的进程，而且在城市中特别是首都圣彼得堡，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战争不仅对主要交战国的影响不断加剧，而且随着新的参战国的加入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在战争开始就加入到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到了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一方；同年较晚时候保加利亚协助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而罗马尼亚和希腊认为应该依附于协约国。阿拉伯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同时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正在寻求机会夺取德国那遥远的殖民领地。
那些使这些国家陷入战争的复杂条约为这些国家做出了秘密协定的承诺，而这些秘密协定就是要在所有缔约国中瓜分奥斯曼和奥匈帝国。事后证明这样做极其糟糕，但此时将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从陆地上有效地包围了同盟国，同时英国舰队在法国的一定帮助下非常有效地切断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这样的海上封锁甚至让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如瑞士和荷兰都被禁止为德国转运进口物资。因此，战争转变成一种大封锁。协约国控制海洋，可以从美国和其他地区获得补给；同盟国被局限在欧洲内陆，仅依赖当地的资源。
战争每经过一个月，交战双方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就愈益短缺。战争进入一种缓慢的消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成为双方争夺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是由于沙皇所能掌握的行政和技术能力是所有帝国中最欠缺的。1917年5月，反对者发动革命，沙皇退位而一个临时政府试图继续战争并为俄国新的宪法体系奠定基础。这种短期的努力遭到了失败。随着士兵响应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宣传，俄国军队产生了哗变。同盟国军队几乎可以随意开进俄国；而且由于农民不再将谷物运往市场进行买卖，俄国的粮食变得极为紧缺。在1917年11月再一次的革命政变使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获得了政权，俄国正式退出战争。这让德国可以集中一切现有资源在西线发起最后的进攻。
俄国退出时恰逢美国参战。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理由是海上中立权的争端。德国宣布以潜艇来封锁英国。美国拒绝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并继续派遣船只向英国运送军事和其他物资。其中一些船只被击沉，美国视其为一种战争行为而全面介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借口。美国介入战争更根本的原因，是担心德国的胜利将会把整个欧洲大陆纳入到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中。
美国的战争动员需要时间，而在法国部署美军则需要更长时间。而就在1918年春天，德国开始以新的渗透性的战术大规模进攻，放弃了以前那种称为延伸炮火打击范围的方式。同1914年一样前线开始逼近巴黎，胜利似乎已经掌握在精疲力竭的德国人手中。
但就在此时战争的性质改变了。军事训练、装备和后勤系统不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唯一因素。相反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新生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国家和军队行为。列宁号召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形式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威尔逊呼吁欧洲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以没有领土兼并和赔款的政治自决的方式结束战争。恐怕只有多数的投票表决才会在争执的情况下做出和平而有说服力的裁决。
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威尔逊的民主思想的方案明显地涉及要部分（威尔逊）或全部（列宁）推翻欧洲现存的政府和社会结构，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种思想都是革命性的。二者都对欧洲大陆上疲于战争的人们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缺少任何为赢得战争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辩护的有说服力的、有影响的理念。
这种心理变化在最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对扭转同盟国的局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另外，大量美军在1918年上半年抵达法国，这让德国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当1918年7月德国春季攻势的势头被扑灭时，同盟国很快丧失了所有胜利的希望。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民族开始公开地准备独立；直到10月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正式接受伍德罗·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但是就细节的争论让敌对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11月11日才结束。至此革命运动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皇帝赶下位，而且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推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黄金机遇。消除对无产阶级暴动的恐惧迅速成为胜利者的当务之急，他们发现，在东欧所支持的各种新兴政权都认为，威信主要建立在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上，而不是其所真正得到的民主支持。事实上民主自决在1918～1920年动荡不安的大部分中欧和东欧地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想。
1918年俄国国内及边疆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一直肆虐到1920年。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失败；之后这些地区与俄国签订了同盟协议，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而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抵制了苏联的影响。但在1921年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都与苏联达成了妥协。
俄国及其边境地区的活动都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但是军事力量又依赖于心理和社会条件。从这些方面来讲，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整个中心地带有着根本性优势。绝大多数农民都相信，苏俄政府将允许他们持有1917～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鼓动下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无论列宁的反对者说什么，农民都怀疑，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土地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因此，每当必须做出选择时，大多数农民通常都选择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列宁的追随者最终胜出的原因，但他们是在俄国处于经济崩溃边缘之后才获得胜利。
1919年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甚至没有尝试处理俄国的局势。相反胜利者只是满足于为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政府所制定的条约。很难实现对领土边界达成一致，尤其当意大利想要得到秘密协定所承诺的全部领土时，而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就出于此因；因此，威尔逊总统认为，神圣的民族自决原则应该优先于这些美国从未参加过的秘密而不光彩的交易。
第二个困难的议题，是如何确保德国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威尔逊总统希望成立国联以法律程序维持和平。法国却并不热衷于国联，而更想同英国和美国结成军事联盟，解除德国武装以及法国有权在德国国土上驻军。
结果是彼此妥协。威尔逊建立了国联，之后美国却拒绝参加。法国实现了让德国解除武装，但从未成功地使德国按照条约规定支付战争赔款。中欧东部新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通过口头上赋予民族自决的权力而建立，而这也是出于对欧洲军事和政治均势的谨慎考虑。
巴黎和会也见证了曾经赢得战争胜利的联盟的破裂。当意大利确切得知自己的领土野心无法满足时就退出了。法国和英国在如何分割阿拉伯国家和其他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很快失去了对欧洲问题的兴趣，因此，1920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威尔逊曾作为主要设计者的《凡尔赛和约》。
<h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h3>
1920年上台执政的新总统沃伦·G·哈定确认，美国不再积极关注欧洲事务。哈定在竞选中承诺回归“常态”。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返回到战前那种简单的状态：也就是当与棘手的外国问题没有要紧的联系时，个人可以不太关注政府的行为而专注于发家致富。美国呈现出迅速繁荣的景象，到1920年，大多数人都成为城市居民并渴望拥有汽车、收音机和其他新消费品，诸如对像汽车这种贵重物品的分期付款第一次成为一个大的市场。
英国也尝试让不受政府管理的战前生活模式恢复运转，但却繁荣不再。相反严重的失业使煤矿及其他工业部门显得不景气。在法国，重建国内战争破坏地区所需的大量公共开支让法国政府无法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模式。在德国以及在更远的东欧不可能自动地恢复到战前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因为战争及其突如其来的影响深刻地冲击了旧的社会结构。
战争让整个国家都感到不满的意大利是一个特例。不断兴起的政治骚乱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这让新的法西斯政权在1922年开始上台。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使国家强大，并且以整个国家的名义完全不顾及特殊阶层和个人利益而获得了拥戴。在前社会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1945年死去）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崇尚军事道德，并且毫不掩饰地沉迷于夸夸其谈。但不同于法国和英国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更乐意在和平时期进行在战时已经完全证明成功的国家资源的动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如墨索里尼骄傲吹嘘的，他的政府象征着“未来的潮流”。
另一个骄傲地宣称代表未来的战后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1919年，随着俄国内战而面临危机时，列宁召集了国外支持者商议建立一个新国际。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接受布尔什维克（重命名为共产党）领导和反对共产主义者接管两派。这种分化对于在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非常强大的德国尤为致命。与共产主义者的辩论使得德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党派合作。因此，1918年在德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被削弱了。1919年魏玛联合政府开始在以无懈可击的民主原则所设计的宪法下执政。这个政府对于抵抗来自左派和右派的革命威胁显得准备不足。但是它还是幸存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与残存下来的德国军队的旧官员们保持了战略联盟。这将具有决定作用的军事力量置于政府的控制中，然而，还有一小撮部队被《凡尔赛和约》批准掌握在对新政权反感的人手中。但是这个弱点在1924年之后甚至可以被容忍。后来德国在美国借款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繁荣。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复苏缓慢、异常困难的苏联形成明显的对比。内战结束后列宁立刻决定，推迟建立共产主义的尝试。由于他的推断总是基于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会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假设上，所以就有必要将许多无产阶级经验和共产主义者投入到支持在欧洲和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事业之中。当在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失败时，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外无产阶级帮助的计划必须被搁置。苏联无论情愿与否都得主要依赖自身的资源。而列宁的反映就是在1921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农民和小商人自由买卖，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控制力”保持在国家手中，如银行、工厂、对外贸易和交通等。
许多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向毫无见识的农民那种自私的经济行为让步。而苏联以外普遍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共产主义无法运转的证明。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苏联的城市经济仍基本在国家控制之下。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对最高权力隐蔽而激烈的争夺。直到1927年斯大林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此时部分自由经济（换句话说由无数的私人经营，其中大多数是对市场反应迟钝的农民）和部分计划经济（换句话说由反应同样滞后的国家人员管理；由于计划是由上级下达，他们很少关心价格）运转的困难开始加剧。城市的食品和原料供应不足以支撑政府所要开展的工业发展项目。因此，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并且强迫农村供应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
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实现了这一目的。农民被迫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上交给集体农庄，每个集体农庄在向农民派发作为其工作报酬的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给国家。苏联农民反对集体化，他们宁可杀掉牲畜也不将其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引起了30年代早期一系列农业危机。但是斯大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从集体农庄征收谷物，即使这对于不合作的农民来说意味着饿死或濒临饿死状态。
主要从苏联集体化农民征集的食品和原料支撑建立了工厂和大坝、开发新矿和制造其他主要产品的大量劳动力。五年计划制订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苏联人经过努力奋斗不仅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了这些目标，这就像一场军事活动一样。人员和物资被集中起来，而且以军事命令的方式管理生产。甚至口号都是军事性的：这种带有感染力和警示力的报纸和演讲极其震撼地回响在军旅、一线工人、阶级敌人中。因而1932年斯大林可以宣布只用四年半时间就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集体化付出了极大代价，但苏联有计划的动员确实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到1932年，苏联的这一成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突然终结了20年代的繁荣。恐慌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所到之处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使购买力下降，这让萧条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苏联不断发展的经济却不知为何从这场危险而似乎无法避免的风波中解脱出来。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与这种徒劳的、令人痛苦的大萧条相比，强制集体化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似乎可以被谅解。
大萧条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但是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任何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法国和英国都显得犹豫不决，不能也不愿采取激烈的政府手段去恢复经济。而德国和美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返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利用的经济动员状态。公共建设的应急项目和控制价格及农业生产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完全地结束失业，但是缓解了萧条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政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一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在公众中所形成的支持新政的共识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较之以前迥异的问题。
当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经历了极其剧烈的政治变革。阿道夫·希特勒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的领袖。他崇尚意志和英雄主义，认为1918年以后德国被犹太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还有国家“叛徒”所中伤。希特勒和多数其他纳粹领导人深情地怀念着战壕中的同志般的友谊，而只有在这个党中他们才会找到一种类似表达他们好战情绪和同志友谊的途径。相信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天生优越是纳粹信条最肮脏的一面，这是为了打击和最终消灭犹太人和所想象的其他劣等民族而进行的辩护。
希特勒首先通过修改宪法和消灭敌对党派和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来攫取独裁统治。之后他开始通过重建军队、让工人和机器重返工厂和进行狡猾而冒险的外交行动使德国再次强大。英国和法国都未能有效抵制希特勒的行动。美国和苏联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进行抵制。因此，希特勒能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使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同时在国内他通过迫害犹太人和结束失业而获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拥戴。他成功的秘密是全部恢复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经济动员模式。希特勒所做的完全契合于战时模式，因为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将为备战而重建军队置于国内政策的优先地位。
到1938年，希特勒宣称其外交政策是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所施加的不公正性。这不仅意味着重整军备让德国重获与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也意味着将所有德意志人置于同一国家统治之下。因此，大多数信奉民族自决原则的英国政治家认为，德国对奥地利（1938年5月）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人定居部分（1938年9月）的吞并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满足于吞并德意志人已经定居的地区。他认为，对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是历史的本质和真谛。要确保“雅利安”种族的未来就必须占领东部广袤的土地。这是一个法国和英国都不会被动接受的政策。而失误最大的是，斯大林竟让苏联和德国结盟，而此时希特勒在征服波兰后在1939年开始让德国军队向东扩张。1939年9月1日德国袭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英国和法国为履行对波兰的承诺而勉强宣战。而直到1941年苏联还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继续帮助希特勒，显然这让德国具备即使在1914年都没能享有的单线作战（一旦粉碎波兰）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此还是感到有点儿庆幸，因为苏联不仅吞并了半个波兰，还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芬兰在冬季战争（1939～1940年）中虽然免遭被占领的厄运，但还是不得不将一些边界领土割让给了苏联。
<h3>第二次世界大战</h3>
1939年，英国和法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法成功地对抗希特勒。因此，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自1940年）和日本（自1941年）在战争前三年赢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波兰在四周之内被占领，随后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1940年春天作为成功摧毁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前奏，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这些抵抗再次在几周内就被击败了。希特勒做到了德意志帝国从未实现的成就：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被所向披靡的德国军队踩在脚下。美国保持中立，苏联畏缩不前。英国孤军奋战，为了抵抗德国的轰炸，成功地进行了空中防御并在德国潜艇的袭击下保持了海上航线的畅通。但是没有人认为，英国的资源足以推翻这个成功地骑在欧洲之上的巨人。
1940年秋天，由于未能争得制海权和制空权，进攻英国的技术障碍使得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纳粹党毫不掩饰地放言“雅利安”种族生存空间将在东方出现。另外，希特勒在意识形态方面蔑视共产主义，相信会轻易地摧毁斯大林的政权。几乎所有局外的观察者都赞同他，因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队大量军官遭到清洗，并且苏联军队在1939～1940年连续几个月间的实战中被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芬兰军队所遏制。
德国在入侵苏联之前，还对巴尔干半岛成功地发起了一次“闪电战”，大约三周踏平了南斯拉夫和希腊。接下来就是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夜希特勒军队不宣而战进攻苏联。斯大林在诧异中惊醒。前进的德国装甲部队俘虏了上百万苏军。尽管起初有点儿犹豫不决，但苏联抵抗意志没有崩溃而是随着冬天的来临不断加强。德国的补给和装备开始不足；进军步伐减缓，随着寒冬临近，德国人前进的步伐停止了。
怀着速胜决心的纳粹没有为在冬季里进攻苏联作任何准备。德国的装备和人员在零度以下无法活动，因此，习惯严寒的苏联人成功击退了行进到莫斯科一线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尽管直到一年之后，苏联军队才能够对入侵的德国军队掀起全面的反攻，但此时的希特勒第一次明显地遭受了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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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队第一次从莫斯科前线撤退发生在1941年12月6日。第二天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将美国拖入战争。但是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确定是否像对日本那样向德宣战。而希特勒首先向美国宣战解决了美国政府心中的疑虑。这大概也是为了发泄他对美国长期以“非直接参战”的法案手段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的不满。
在进入全面战争之后，美国的政策首先是集中主要力量抵抗德国，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相比是一个更强劲的对手。这意味着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并与围绕着“三巨头”的其他次要盟国的合作。英国和美国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努力合作的基础。尽管英国和美国运送的民用物资和军事物资肯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帮助了苏联人，但是苏联常常保持独立。但在最初至关重要的几周中运输的困难极其巨大，而苏联也没有透露他们资源的任何信息，这让英、美与苏联的战略和生产计划无法达到完全的契合。
在1942年秋天，美国的战时战争生产进入满负荷状态。此时日本早期的胜利已经被遏制，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至少被限定在一条稳定的战线之中。1942年英、美在北非开始第一次反攻。次年5月将德国和意大利从北非驱逐，然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随之进入到意大利南部。至此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3年6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战争，尽管直到欧洲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一直都是战场。
现在德国在地中海几乎是孤军作战。1942～1943年主要的战斗集中在苏联边界。1942年夏，德国军队重新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且渗透到位于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一带。在这里他们停止不前了。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苏军击退德军，并且整个拦腰截断了正在进攻的德军。当1943年德国军队试图重新发动进攻时，苏军很快扭转战局。此后德国转入防御，从苏联的土地上节节败退。1944年夏末，苏联军队跨越战前边界并向柏林进军。
同年夏天，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西欧登陆日）并成功地向柏林推进。盟国的计划要求在年底前战胜德国，但是德国的抵抗比想象的更加顽强，直到1945年4月苏军和美军才在德国易北河附近会师。希特勒因为败局已定而自杀（1945年5月1日），一周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签字投降。战胜国拒绝同纳粹政府谈判，反而将德国划分为各个军事占领区，每一个占领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自由地建立了他们认为适合的地方政府。盟国试图统一整个德国的政策失败了，最终德国被一分为二：之前由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合并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由苏联占领下的地区建立了由共产党统治的较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45年的欧洲就像1918年一样成为了一片废墟。大规模的空袭破坏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城市，交通被严重破坏，经济全面瘫痪。然而，在1945年以后的恢复比1918年要更加顺利，这主要因为全部的关注都放到了实现生产的正常恢复中。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发展和应对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手段都被应用到了战后欧洲的重建。
1949年以后的经济复苏尤为显著。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几乎全部修复了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尽管和战前相比，欧洲失去了海外的殖民地，但是其所达到的强大的生产力和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前任何时期。根本无法想象和平时期运用这种在战时开创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所产生的惊人效果。欧洲的复兴同欧洲发起战争一样都证明，很多事可以让数百万技术人员在共同服从命令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合作而得以实现。这是比其他事情都重要的20世纪欧洲的主要成就，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权所共有的成就。只有日本人在大规模集中力量上取得了堪与之相比的成就，其余国家均落下风。
<h3>思想和文化</h3>
我们不知道在20世纪真正代表西方思想和文化重要创新的是什么。传统价值和思想无疑遭到了挑战，很多都被抛弃。或许由中世纪和近代先贤所界定的西方文明正在不断地遭到颠覆，这有点儿类似于其他文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意识到，他们传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已无力应对西方的入侵时在19世纪所遭受的颠覆一样。
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认为20世纪一些新奇的艺术和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再一次自我转变，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或贴有其他所熟知的历史标签的转变。只有经过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更好地区别这种变化和延续的因素，但不可能对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一个十分有利于表现“颠覆”和“非延续性”的因素是，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因此，他们的生活由古老的季节规律支配。农业规律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对工作、家庭关系和外部世界的看法。这些准则在20世纪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地消失。城市的日常生活模式明显与过去的乡村模式划清了界限。这些将如何影响文化和社会还有待观察。但影响似乎又是非常明显的，可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后工业文明与先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的联系。
城市社区中大众媒体的影响范围或许标志着一种新文化的开端。广播和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极大，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影响到政治。功能更加强大的电视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媒体的影响已经突破阶级和地域的划分。大众媒体网络覆盖中的所有人都普遍被更紧密地拉近到了一个共同的层次。抛开一些口语的书面应用（被电视以视觉刺激而加强）不谈，这些通讯渠道对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也产生了同样类似的影响。
这为人类行为的有意操纵方式拓宽了道路。大部分的宣传都是基于唤醒人们潜意识的反应和将人们的感情取舍与产品等联系起来。诸如像希特勒所掀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有意地采取一些欺骗和谎言来唤醒人们的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让数百万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了人类行为非理性的一面。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探求无意识思维的努力在战后德国，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但是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因此，1939年之后这种思想学派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中。
这表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艺术和文学在法国和英国主要被认为是个人的活动，与其他个体对话并经常涉及私人和个人事务，而不涉及公众和官方话题。艺术家和作家只是着手探索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并冒着无法被别人理解的风险。例如，只有小部分的内行人才愿意努力理解艾略特那种十分神秘的诗集或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所使用的魔幻般的修辞。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一些艺术家摆脱了创造对现实认识的妄想时，视觉艺术还是在公众中不断地扩展。这是因为照相复制技术的改进可以让人们对艺术作品（或许被弱化）的体验不断增强。当公众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艺术风格时，更多的来源不同的刺激开始影响艺术家。非洲艺术和其他原始模式变得有影响力，个人风格广泛扩散，而且照相机仍然将不断扩展的视觉艺术展现在比以前更广泛的大众面前。
不同的艺术观念主导着苏联和纳粹德国。可以肯定的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俄国艺术家反对旧的束缚，但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组织起来为国家和政党服务并被告知使用什么样的基调和风格。简而言之，艺术被当作一种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手段，而且仅有似乎对得到政府批准的事业有所促进的作品才被允许面世。希特勒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尽管他主要的精力是用于迫害反对者，而不是用来界定一种可接受的艺术形式。
对个人的无助感和非理性的关注是“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奇特地与接连不断的科学成就保持一致。尽管由沃纳·海森堡（1960年去世）和欧文·薛定谔（1976年去世）为处理极其微小的亚原子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新的数学和概念工具，但是在1941～1945年间还没有出现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科学形态的新见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和派生影响以及旧的科学理论都以惊人的速度拓展。一种全新的尖端水平的天文学研究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详细计算恒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如何将物质转变为能量对解释恒星如何发光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理论进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费品和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尼龙、乙醛汽油）。物理学家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将电子速度极大提高的强大机器。甚至原子裂变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于生产一种具有超强威力和破坏力的东西——第一颗原子弹。
战时科学家实现了对核能的控制是发明过程转变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发明是通过个人努力所创造的。在发明投入到实际应用之前，发明者和一些中间人经常必须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发明的物品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戏剧性地颠倒了。人们首先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机器和武器，之后再指派给专家设计出达到技术要求的任务。因此，发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过程。甚至有把握说具有更大载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飞机将会出现，并且可以大致估计出将花费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在设计和生产一种改进样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种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类似于在战争和大萧条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人们首先从组成部分对过程进行分析。如果整个过程都如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会寻找一些需要扩大规模或改变方法的瓶颈。之后，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为整个过程带来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工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其次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工作方式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地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也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一洞见通过越来越多的反映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即使无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缓解经济繁荣和萧条轮流交替的状况（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早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共产主义指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层面时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性，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
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和有关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使得世界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一种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纪影响已经很大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观点也在继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其他文明与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将欧洲、中国或其他所有地区的人类经历武断地置于中心，并且忽视和蔑视除此以外地区的历史观点已经失去了根基，但是却没有出现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可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苏联成为一种教条，但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由数量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想自治性所引发的大量观点，其差异完全符合早期西方多元主义的传统。从宏观的时间视野出发，我们甚至会发现，当代看似混乱的迷茫蕴含着统一的特性。几乎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像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所经历过的那种革新。在思想和实践，科学、艺术和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持续的变革推动西方生活模式继续支配全世界，并且使欧洲和它的海外延伸，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不断将人类纳入到一个在全球范围中整体互动的世界性文化心脏和中心。

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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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的中心在欧洲。欧洲大陆上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主导着局势。在远东日本的帝国野心和中国的内部混乱形成了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风暴中心。具有巨大版图的苏联和稍小的美国将欧洲的争斗转入到了对远东势力的争夺。作为以意识形态为准则的两个沉睡的巨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决策中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和官方都处于和平的状态，拉丁美洲挣扎在美国经济势力的阴影中，同时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满足于让其他国家介入国际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状态。在战争中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全球性主导力量。非常奇怪的是，这两个国家同样出于意识形态准则的原因在战前都不是很情愿介入其他事务，而随着在国联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其他方面取得平等地位以后，苏联和美国都有兴趣介入到所有地区的事务中。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意识到要善待在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显著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在捍卫威尔逊民族自决观点中，美国人感到需要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扩散。
冷战阵营的确是在较长时间中才形成。在1945年大部分美国人希望重复他们前辈在1918年所作的撤军和裁军。联合国在大国一致的支持下接管了维持和平的任务。而困难就在于1945年之后同1918年之后一样，大国都很难达成一致。为和平处理德国和日本而努力达成的一致条约被证明是徒劳的。因此，在1947年美国政府认为，从欧洲和日本的撤军要等到斯大林的苏联扩张野心被“抑制”时。
准确来讲，斯大林如何看待战后事务仍然有待推测。斯大林对国外共产主义者的评价很低，而且在1945年不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取得政权。然而，他又让美国和其他观察者很容易相信，苏联正在精心策划一场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为目标的运动。斯大林在战后苏联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用这一信条预测世界革命。他于1944～1945年在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地区建立了联合政权，并在两年内设法将这些政权转变为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同时他并不是很积极地尝试得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这也显示了其欲扩张到东部的土耳其和伊朗的迹象。此时在亚洲，共产主义者开始赢得对中国的控制，而且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在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夺取了政权。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也很强大，并且大谈革命。所有这些在苏联政府看来似乎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和合乎心意的，而这也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在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眼中，这种以莫斯科为中心在战后充满困境和社会不平等的任何地区所引发的革命和内战是一个世界阴谋的结果。
当希腊爆发社会主义游击运动并威胁到政府时，美国决定干涉。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5月抓住这个机会敦促国会，批准反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诉诸武力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三年之后，美国在希腊的努力证实是成功的；但是在萌芽状态下消灭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政策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拥有的力量、财力和意志。
<h3>冷战时期（1947～1973）</h3>
尽管如此，美国在西欧的冷战政策证明是非常成功的。1948年各个政府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国会批准了充足的美国基金，1953年当这一计划正式结束时，除了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欧洲，所有地区都实现了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同年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开始实行。结果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实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努力在西欧发展跨国市场和经济合作尤其成功，而东欧不同国家各自独立的国家计划证明很难相互协调。部分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技术进步超过了东欧所取得的可观成就。
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由于1948年之后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减弱，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越来越大。因为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工业无产阶级存在的国家（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而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且现代化工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中发生。
第二个糟糕的问题是，马克思预见的国际兄弟情谊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产生。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同苏联合作的热情。中国尤其如此，但是第一次表现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是发生在1948年当斯大林坚持主张控制南斯拉夫时却发生了与南斯拉夫公开的争吵。这种结果的背后反映了共产主义革命无法消除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相反亚洲和非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共产主义的，并且在打击白人帝国主义中所呼吁的民族情感既用于反对英法也用来反对苏联。
苏联意识形态和非美国、非苏联世界现实之间的第三个差异，存在于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瓦解的方式上。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军开创了这种方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极为尖锐，英国决定尽可能地根据多数统治的原则将国家划分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的印度。随着英国的撤军，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而且有更多的难民跨越新的边界寻找他们共同宗教信仰的庇护。尽管以悲剧开始，但在1947年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享有了自治。尽管存在着文盲、贫困和地区差异，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保持了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几乎在印度实现独立时，英国也从锡兰和缅甸撤军，然而，在马六甲却一直待到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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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国决定撤出殖民管理机构，其他殖民国家也开始谨慎地效仿英国的做法。在1957年加纳（原黄金海岸）成为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时，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几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殖民国家并不都愿意撤退。例如荷兰曾短暂地尝试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但当面对武装抵抗时决定放弃（1949年）。法国更加努力地尝试恢复殖民地，但是由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影响，在叙利亚，特别是越南的军事抵抗最终挫败了法国的图谋。
至此，法国最为惨烈的斗争发生在大量欧洲移民建立家园的阿尔及利亚。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开始煽动并很快为独立而战时，这些移民进行了反击。起初，法国的态度是支持这些移民者；但是随着常年的战争趋于僵局，直到法国濒临内战之时，观点分歧越来越大。这导致了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戴高乐曾经在战争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在1945～1946年短暂的时间中领导着法国政府的重建。他在重掌权力时修订了宪法，给予总统更大的权威，随后当选为总统，并利用其职权恢复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在经过了七年的斗争之后，法国在1962年接受了以压倒多数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民投票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殖民帝国快速至少是和平的解体，部分是由于欧洲政府态度的转变。例如1946年执政的英国工党原则上不赞成帝国主义，并且希望英国不再承担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地方的殖民责任。第二个因素是各个殖民地民族政治意识的兴起。独立运动呼吁对外国统治者进行反抗，而且同时建立了接替欧洲殖民政府管理任务的政治机构。极其讽刺的是，需要克服独立的早期障碍的民族已经为自治更好地作好了准备，而像比属刚果在独立已经到来时，人们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
在东南亚，当法属印度支那分裂为独立的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时，那里古老的文化和政治差异再次被重提。但是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地区划分的所有边界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所有新独立的国家中，政府工作都落入在欧式学校受过教育的新人手中。传统部族的群体，先前欧洲的贵族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无法挣脱由土生白人殖民管理者的继承人掌握的政治行政的控制。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为此努力的尼日利亚比夫拉人的叛乱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美国和苏联都赞同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这也是运动一旦开始就快速推进的原因之一。但是两个大国不会完全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首先大量“新生国家”将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席位。它们构成了“第三世界”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拒绝坚定地站在由共产主义领导或由美国主导的任何一方。另外，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期望并没有实现。殖民帝国的崩溃没有加速欧洲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殖民国家在失去殖民地的情况下不断繁荣。这就推翻了列宁就革命应当在西欧出现却没有发生的原因阐述（列宁曾经谴责在西欧分享帝国主义利益的西方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成为殖民地民族的剥削者，延误了欧洲革命意识的发展）。然而，美国也并不安心看到非洲和亚洲的独立发展。独立带来的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而是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
以严格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较之很多政权相比，很难看出共产主义政府与美国民主理念是如何的相去甚远。然而，许多美国人认为，由莫斯科操控的遍及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正企图去破坏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47至1953年之间合理使用美国资源来稳定欧洲的思想在处理中国事务上被极大地强化了，但是美国尽力支持的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却不堪一击。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1949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1950年）。美国将此看作是共产主义更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因为此时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美国可以使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反对侵略者。美军连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小部分军队开始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当朝鲜将要失败时，中国进行援助并很快将联合国军驱赶到朝韩的最初分界线附近。
战场上的僵持最终让双方虽然都不满意结果仍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定（1953年），而这种不满一直持续到1998年（指作者写作本书时。——编者注）。但是朝鲜战争让联合国军军需品主要供应者的日本从中获利很大。这种扩大的需求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破坏而急需复兴的工业带来了促进因素，并且日本的高速经济复苏很快超越了同时期的德国。
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能够瞬间摧毁全部城市的核武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冷战时的国际关系。由于战时研究，在1945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新式原子弹的国家。但是苏联毫不费力地扭转了这种局面。在间谍收集到的秘密技术情报的帮助下，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以让西方专家感到吃惊的速度仿造出了美国的原子武器。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9年）之后，美国政府决定研究一种更有威力的核弹头，即所谓的氢弹，它的能量释放与太阳和其他恒星氢原子核发生核聚变的过程一样。苏联几乎在同时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很快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53～1954年），只落后美国几个月。
另外一个秘密的竞争，是看哪一方能够率先研制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绕地球半周）导弹，而这也急剧地增强了毁灭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和美国都有时刻准备向对方发射的导弹，这种导弹从按下发射按钮那一刻起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另一方的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势均力敌的恐怖局面逼迫双方为确保自身优势而争相研发在导弹弹道上拦截空中攻击的导弹技术。针对拦截的反制措施包括使用多弹头和通过在空中改变导弹弹道来躲避拦截。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赢得或保持技术优势而一直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军备竞赛需要两国投入非常可观的资源。但是所有技术都不可能保障任何一方抵御突然的、毁灭性的和全面的灾难。
甚至在50年代，核战争的威胁可能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都有约束作用。这两个大国不止一次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峙中退缩。因此，当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时，美国保持克制没有轰炸中国，因为它担心苏联将援助中国并因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在1956年当苏联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共产主义叛乱时，美国没有给予匈牙利任何援助。同样在1962年美国发现苏联导弹将被安装在古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建立反美政权）时，坚决要求其撤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僵持，苏联决定让步。苏联拆除了所有导弹装置并撤回了技术人员，这让希望能够平等对抗美国军队的古巴政府非常失望。
苏联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一个显著的意外收获就是对外层空间的探索。能够携带武器而绕地球半周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卫星。1947年苏联首先达到这一技术。四年之后当加加林绕地球轨道飞行并安全着陆时，苏联实现了另外一个突破。苏联这些成就激发美国为空间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结果在1969年美国航天飞船两次载人到达月球并成功返回地球。
这些惊人的技术成果只是空间开发和探索的一小部分。装备各种精密仪器的无人驾驶飞船围绕着太阳系探索其他的绕日行星。另外，大量被发射到遥远的大气层中的人造卫星具有各种功能，如传播无线电和电视信号、拍摄气象情况、观察军事设施等。到1970年间谍卫星观察已经窥测到了许多苏联和美国都曾重点保护的军事秘密。极为奇怪的是，这往往消除了敌对双方的疑惑。当卫星观测系统可以监测到每个安置在地下发射井中的洲际导弹发射时，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变小了。
对美国和苏联万一爆发全面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灾难的恐惧，是军备竞赛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结果。在两个超级大国声明它们都不愿意冒着最终冲突的风险之后，它们的盟友得出的结论：致命的核武器将不太可能用于相互对抗之中。1966年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建立），同时中国谴责苏联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发起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来扩大工业和农业产量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并进而引发了严重饥荒，而此时苏联撤出帮助中国建设新工业（至少包括制造原子弹工厂）的技术人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此后不久，中苏间的争执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一些欲摆脱苏联控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倾向于中国，其他的则轻率地选择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苏联人显然不能控制其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争论完全掩饰了长期充斥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矛盾。在美国冷战同盟的队伍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显然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现实，由苏联领导的联盟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冷战队伍已经精疲力竭。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美国和苏联间的敌对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他更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语言（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所粉饰的文化差异经常通过种族或宗教情绪而不断地恶化，并且给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政治带来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冲突的气氛。
苏联在1961年之后与中国的争执中就遭遇了这种现实。1964～1973年，美国在越南更是极为痛苦地遭遇了这种情况。美国最初开始派兵到越南，是为了帮助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防御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颠覆。起初看来这就像在朝鲜所发生的一样，而且美国的冷战原则要求帮助任何一个试图保卫自己不被强大的共产主义所推翻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现实不同于韩国。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美国的努力下和为反对北方的苏联傀儡的情况下才被动员起来，而越南这种关系刚好相反。大多数越南人认为，南越统治者是外国白人——首先是法国人（直至1954年），之后是美国人掌控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后民族主义和种族情绪共同支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国主义。当激烈的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军事供应帮助越南抗衡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式装备。
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越南的政治现实一直在自欺欺人。甚至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士兵那种糟糕的表现和战斗在共产主义一边的士兵那种坚韧不拔的作风，都无可置疑地显示了越南公众反对美国干涉的情绪。之后当很多国内的美国人开始反对战争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1973年起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不再支持南越。于是，共产主义者很快将南北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美国人中，一种愤怒的困惑压倒了好意的流露，但这是由谁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显而易见却始料未及的失败激起了国内的争执。1974年当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选举的行为被揭露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动乱所产生的极其忧虑的困惑尤为盛行。冷战的明确目标和早期胜利显然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国内迅速的通货膨胀和突然上涨的石油价格打破了从1945年起就持续的经济繁荣。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而且同样的困惑很快开始困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冲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继续争吵，而且东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装支持下发动起义并于1971年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斗争和在这些国家中经常演变为地方暴力的派系斗争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比较大的骚乱包括1967～1970年间比夫拉为了脱离尼日利亚而毫无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为了控制富产铜矿的扎伊尔省的军事争夺以及1977～1978年东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种族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扮演着斗争双方武器供应商的大国很难置身事外。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了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室来杀害他们。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为受迫害者的少数民族的方法，就是迁徙到犹太教最初产生的圣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犹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犹太人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而且当犹太人诉诸武力夺取土地和建立国家时，一些邻国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兰经》的训诫（可以宽容穆斯林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容忍以色列的兴起。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即使联合国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应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通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加强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实现持久的成功。政党和宗教敌对以及贫困和技术落后继续困扰着阿拉伯地区，但是这些缺憾有助于煽动公众对以色列和对很长历史中作为在很多穆斯林地区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轮从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犹太人导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个全部欧洲式社会的面貌。
中东来之不易的休战经常被在1948～1949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间接连爆发的战争所打断。以色列取得了前三次战争的胜利，在1967年已经能够确立对耶路撒冷的完全控制，同时将前哨扩展到约旦河东岸和苏伊士运河西岸。然而，1973年的战争双方近乎势均力敌，接踵而来的休战协议见证了以色列人从苏伊士运河的撤军，不久之后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管辖下重新开通恢复正常通航。
像世界其他所有充斥着种族、部落和宗教对抗的地区冲突一样，中东力量均衡的局面直接依赖来自大国的武器供应。以色列在早期的独立事业中从法国获得了武器，而此时法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交战。当法国政策转变并开始寻求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解时，以色列完全转向了美国；而美国支持犹太人的情绪十分强烈，尤其在犹太裔美国人当中。当法国、英国和伊拉克联合袭击埃及的行动在最初阶段就被联合国决议阻止时，苏联许诺在1956年后为埃及提供武器（顺便提及，这也是美国和苏联发现两国在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统一立场的事件之一）。但是中东的苏美合作极其短暂。两个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又相互斗争：以色列依赖美国的武器，阿拉伯国家依赖苏联的武器。随着埃及政府的翻脸而与苏联关系破裂，这种联盟在1973年之后迅速改变。冷战重组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引发一个世界事务的“新纪元”，即恰当的被描述为“冷战的解除”。
<h3>冷战的解除（1973～1991）</h3>
世界关系新纪元的背后是美国和苏联存在的国内困境。它们彼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失效。这让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共产主义和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法在50～60年代一直运转良好。
美国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越南战争的开销。但是还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前几年中，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直接向海外援助的食品和工业物资数目巨大，但是进口却保持适中。这意味着当财政和税收政策在国内被合理运用时（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就没有）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强经济活力。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政策管理的新思想和数据显示，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早期令人困扰的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动荡。当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石油和其他物品时，仅适用于国内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全球经济日益需要全球管理，但是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出切实必要的决定或推行适当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在1973～1974年，当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宣布禁止对美国石油出口以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时，国民经济管理的局限性显得尤为明显。石油短缺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并妨碍了经济；之后当石油禁运被解除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4年一致同意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严重的经济震动，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石油都是交通和工业的主要燃料。接着发生的就是为期10年的迅速调整。直到1982年石油价格开始再次下降，这部分由于个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超额供油，部分由于进口国发现了新的油田（例如在阿拉斯加和北海）和通过使用可替代的燃料以及提高燃油炉、内燃机的效能而降低了能耗。
在长期无法确定如何处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问题时，美国政府和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的贸易，在1994年经过艰辛的谈判而达成一致的协定，即为了降低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实施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欧洲和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北美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强化了世界范围的协定，之后到90年代美国经历了新的经济繁荣。一些旧产业在外国竞争面前衰落，但通常与计算机技术相联系的新产业却占据着主导地位。更加自由的市场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人取得成功，而同时其他人却遭受了由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所支配的剧烈变化。
由于日本和西欧（除英国外）都比美国更顽固地依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所以他们在从旧的商业活动向类似的新方向转型中往往落后于美国。此时在远东地区，中国和几个“小虎”——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主要因为优越的教育和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非洲、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后部分是因为人口对地区资源的压力，部分由于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占据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命运显得尤为突出。在1961年与苏联决裂之后，中国政府寻求以美国作为抗衡苏联的筹码。美国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1972年打开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中国却继续受不断加剧的内部动乱困扰。毛泽东和其他掌权的资深政治家憎恶他们的政治成就中所夹杂的官僚腐败，因此，他们尝试通过号召年轻的红卫兵来攻击已经确立的特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来再次点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到1981年激进分子已经失势；邓小平开创了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的新政策，但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并允许农民家庭自主生产和买卖，而且给予了一些工业（主要是消费品）类似的自由，这也说服了海外的华侨和外国人以快速增长的规模来中国投资建立新工厂。沿海地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出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
此外，人口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业污染加剧为中国的生态平衡又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免类似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但是其他工业化社会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比起苏联自1973年以来所经历的动乱都显得黯然失色。苏联在1932年五年计划开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些尚未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如水力、煤、石油、铁和其他矿产，以及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建设和工厂工作而尚未被雇佣的农民大军。在40年中数百万这样的工人将新资源投入到生产之中，保证了工业产品的迅速增长。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接下来的五年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加快）让大部分苏联人离开了农村，而这么做并没有影响农业产量，因为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可以维持进入到矿厂和新工业城市人们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70年代只有在中亚和穆斯林中还有剩余农村劳动力。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已经耗竭，所以劳动力和原料必须要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率。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苏联统治者自信地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联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时，生产极其复杂的军备所付出的代价也让人无法再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若干年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价格，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平衡了与外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的低效率生产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
此后，随着1982年以后石油价格的下跌，苏联面临着摆脱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体系的弱点和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1983年之后，里根总统说服国会批准了一个富有雄心的军备项目，即想通过开发一种可以在空中拦截核武器的设备来结束目前的僵持局面。美国付出很大代价却只取得了有限成果，但是苏联很快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同美国开始研究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术相竞争。
而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未及的失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消沉的意志。苏阿战争（1978～1989年）与之前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极其相似，因为苏联最初介入是为了支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共产主义政权，正如美国试图帮助一个摇摇欲坠的反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此外，正如中国和苏联有效地军事援助越南的共产主义事业一样，美国政府也秘密地为阿富汗的游击队提供了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倾向伊斯兰教而不是共产主义事业，因为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很明显是外国入侵者的傀儡。
随着共产主义信念在苏联几近完全丧失，在阿富汗持续军事行动的代价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开始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同美国签订了协议，拆除并销毁所有中程核导弹，并于1989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缓解外部的压力，可以让他以公开性和改革的方法提高苏联的经济效率。但是公开性意味着允许对现存政治和权威的批评，并且通过自上而下颁布命令的改革严重低效运行的经济。而且一旦公众批评被解禁，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或想象的更加剧烈的变化首先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之后又在苏联内部开始发生。
结果真的令人惊讶。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禁止动用红军像早期那样镇压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众运动时，他已经默许了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甚至同意允许民主德国在1990年与联邦德国统一，这对西欧和世界的势力均衡有着深远影响。之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转而反抗俄罗斯的统治。仓促组织的选举批准了它们的独立，结果造成了苏联在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当选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接掌了前苏联的政治领导权。
叶利钦开始尝试在俄罗斯建立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东欧和中亚的其他前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同程度成功地仿效了这种做法。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但很少有群众暴乱发生；而且各国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沿着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但是旧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变。例如在农村，俄罗斯仍保留了以前的集体农庄，而俄罗斯工厂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中并没有立刻实现有效的运作。相反陈旧的机器、浪费的生产和落后的质量监控仍然预示着将会生产出价格极高而质量很差的产品。这样很难与海外进口商品相竞争，但是放弃现有的工厂而重新开始是不现实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和更严重的短缺。如何让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经济适应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虽然苏联解体是1973年之后世界事务的主要事件，但并不是唯一事件。第二个可能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转变，取决于长期盛行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宗教、种族认同感的加强。
世界范围的宗教认同感的复兴影响了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种狂热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达派。同样，种族认同感常常在生活于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为显著。当新的通讯形式让无数的种族群体，如俄罗斯的车臣人、加拿大的法国人、遍及美国的印第安人等能够坚持他们各自的利益和权利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将少数民族同化到主体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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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的欧洲（1991年），摘自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民族统一性削弱的影响后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国家除了面对内部宗教和种族的挑战以外，还随着跨国组织和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不断遭到削弱。例如联合国建立了虽然比较虚弱但颇具雄心的国际管理机构来推行其规范和决议。跨国公司也培育了有影响力的私人管理机构，同时科学家、军人、娱乐明星和其他专家也与其国外伙伴开始更频繁地交流合作。所有这些跨越政治边界不断兴起的金钱、物资、服务和信息流动的迹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国家统一性。
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威权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廉价和极易获取时，控制公共舆论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方法就失去了效用。到7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思想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1979年伊朗王室的倒台为新通信方式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收录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电台上每夜秘密地广播他对伊朗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地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国王退位。流亡的霍梅尼成功地回国，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权，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神圣律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革命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都认为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神圣律法当中的真主意愿，而这是真主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神圣律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地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例如从1970年起掌控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这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备受困扰。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时常与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
外交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为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并最终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之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进攻霍梅尼统治的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转而入侵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海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1991年）。
次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1992年）在波斯尼亚开始一场让人痛苦的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始料未及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而反对塞尔维亚人，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是就如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未来仍充满着未知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难题，除了在阿富汗，还在1994～1996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结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的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尚未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遭受到群众暴力和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未太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法语人群独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保持了和平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地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为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和平民主选举中获胜，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族群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战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府所热心扶持，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在利用秘密代理人扶植亲美政府、颠覆反美政府方面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工作会立刻提供给被剥夺者。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口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愿意接受最优方法和廉价生产将会获得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而不顾会给既得利益和现存习俗带来多少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接受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使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h3>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h3>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衰落，商品化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农村各处。
上述三点值得详细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当时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亿人。之后的人口增长如下：
  <blockquote>
1850年 12.62亿
1900年 16.5亿
1950年 25.24亿
1996年 57.68亿
  </blockquote>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0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
农业发展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交通运输的进步可以更加可靠地为饥饿的人们运送食物，这是人口数量起飞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致命疾病发生范围的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人类密集的交往使流行疾病取代了地方性疾病的传染。而1950年之后惊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现代公众健康机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天花彻底消除，而且其他儿童疾病被接种疫苗所控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药品治愈了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最为广泛流行的疟疾也通过化学方式攻击蚊子繁殖的基础而被消灭。结果婴儿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孩，这就产生了空前惊人的人口增长。
同时也存在一些传染病再度流行的迹象。很多长期形成的病菌开始进化得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而像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进入到数百万人的血液之中。性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要达到人口增长停滞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人口压力加剧了当今许多的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人口数量萎缩的民族，如加拿大的法语人群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时为了确保自己的未来，而积极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敌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人口为了从邻国中夺取领土而诉诸武力，如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清洗，或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攻击地主。
移民是对人口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反应。自1950年起与富有的城市人口萎缩并行的是贫困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数百万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从乡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结果削弱了民族特性，并引发各种地区冲突。
总而言之，1945年之后的人口变化必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事实。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将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仍然是未来的主要问题。
城市环境中家庭模式的改变和乡村的衰落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开始，家庭和乡村的纽带塑造了大部分人类生活。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真正预示着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因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将长期存在还有待证明。
城市人口曾有赖于来自乡村的移民，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城市环境中加剧的传染病缩短了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在现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影响，如晚婚、节育等，并且为人口繁衍带来了问题。近来的技术变化也促进了城市家庭的转变。首先当1960年避孕药物首次进入市场后，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变得有效。因为性行为不会再引发不情愿怀孕的风险，所以这些药片引发了性行为的普遍变化。其次，洗衣机、吸尘器等新的家用电器和冷冻肉及其他便利食品的销售意味着不再需要整天烹饪和做家务。随着没有报酬的家务成为兼职性的工作时，在外面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妇女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让她们进入无数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为妇女提供平等机遇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被破除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但是，照顾婴幼儿仍是一个要求全职工作的任务，而且城市妇女认为很难妥善地协调抚养孩子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愿意帮忙时，抚养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来讲更多地扰乱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农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围的帮助劳作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生育的孩子变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将不能实现自我繁育。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地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进而成为农村的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村庄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村庄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物延续性。
但一旦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农村，农村自治就开始崩溃。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程，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当铁镰刀和少数其他城市制品开始改变中东地区的乡村风俗时。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商业化主要依赖于运输，因为只有物资可以被廉价而有效地运送时才使得超出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更有意义。因此，每次交通发展都将在乡村和城市社会之间开辟新的交换途径。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运输和以电报开始的快速通信开辟了跨洲际的网络时，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阶段。1950年以后，广播和电视、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货车加强了各地城市与乡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而更显著的是，仍在乡下的大多数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因被排除在他们从电视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经常怀有一种不满情绪。
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环境并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区支持（和约束）的情况下生存或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对乡村的适应。至今随着这种群体开始失去他们的自治和活力时，这个曾经囊括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大范围地崩溃。农村社区中的习俗和个人的社会地位曾经给予每个人日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城市生活的模式。
就像遍及世界的宗教运动所展现的那样，迄今为止新旧宗教流派有望担负乡村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复兴和改革也必须妥善地解决全球经济对乡村生活的宰治，以及让人们对乡村生活产生质疑的公共通信和大众娱乐所带来的侵蚀。或许人们在没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社区支持和约束下可以学会生活。更可能的是，我们社会的需求和趋势将会找到新的途径，去建造一个让我们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密切联系（或毫无阻隔）的社区。
新型的大众传播和娱乐以及为很多人传达的信息都深刻地影响了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家庭和乡村生活模式的转变。其中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三者最重要。它们的影响和冲击是近期才发生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分别在1950年（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1970年和1990年以后才到来的。它们对人类社会和意识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但肯定极其深远。
抵触的反应也很明显。迄今为止有吸引力的美国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在很多技术应用中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似乎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欣欣向荣的大众媒体中心也存在于埃及和印度，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它们也向外国出口产品。而且伊朗的例子显示了如何通过热切的塑造本土文化就可以迅速明显地瓦解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义的诱惑将会如何同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相互影响。但是在所有的交往中竞争推动着相互借鉴，就像伊朗宗教革命者利用录音磁带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息那样。这意味着，甚至大多数传统的捍卫者都有可能改变其捍卫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坚持和厌恶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新的通讯形式通常建立了一种几乎可以不考虑位置处所的新联系；随着在太空中运行的卫星一天24小时的传递信息，距离不再为人们传递信息增添太多的代价。然而，人类社会是否可以无需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实现通过语言和肢体所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的全面沟通仍有待于观察。
由古代语言和文明继承者所塑造的精英文化拒绝对这些普遍的社会变化立刻做出回应。西方世界的艺术、文学和高雅音乐继续追求源于19世纪的个人独创性的思想。追求创新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有时挑战可理解性和规范性的界限。而结果是各式各样的，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或无法挑选出尤为突出的个人成果。
在一些新领域如建筑学中，新材料为惊人的创新带来了广阔的机会。新奇的玻璃和混凝土浇筑的建筑物造价低廉、宽敞，被应用到了机场、体育馆以及类似的新用途中。因此，20世纪建筑风格有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不惜代价所取得的独创性更加持久。
亚洲和非洲的文学和艺术传统仍旧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高级文化保持着各种难以协调的紧张关系。复兴或修正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经常会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他们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发源地。例如，日本茶道的守护者有意地将他们的艺术传授给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同样部分出于好奇、部分出于对常见思想和技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让印度的神秘主义和音乐以及中国的针灸和武术渗透到西方世界。
宗教改革和重申是非西方民族摆脱世界主义和西方影响的最普遍方式。许多穆斯林采取了这种方式，而佛教、日本神道教和印度教的复兴者也如此行事。一种相抗衡的运动是狂热的基督教传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五旬节派”。1901年“五旬节派”兴起于堪萨斯州，主要吁求贫困和落魄的美国人，之后（大约在1930年之后）在第三世界和欧洲类似的穷人中扎根。其他基督教传教流派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伊斯兰教继续在非洲、中亚和美国部分地区寻找皈依者。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宗教（和语言）让人们牢牢地固守在其过去的特性中，比其他的行为更成功地抵制了变革，所以这种变化也不可能发生。
尽管存在着耀眼的流行文化和强大的即时通信，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在人类习惯和风俗中仍然根深蒂固。新思想和新行为肯定改变了很多重要的全球生活，但是文化界限和障碍仍将并必将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喜欢通过排斥外来者来维系其与同侪的联系。
然而，科学在20世纪后半期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看法，似乎注定预示着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纳入到一个新的综合体中。虽然宇宙论和物理学的新思想仅影响了一些专业人士，可是他们对世界的新认识可以慢慢地渗透到大众意识中，就像在1687年牛顿发表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之后，牛顿力学在很多世纪所发生的一样。之后数学这种预测性（和逆推性）的科学理想开始盛行于物理科学中。在18～19世纪中每次都可以重复同一结果的实验，证实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学和化学新发现。以数学表述的新理论经常在各处被采用。随着物理学和化学理论不止一次应用到很多新技术中，首先从19世纪40年代的化学染料开始，继而发展到电能、电磁通信，之后的高潮是1942～1945年应用到控制原于能的释放中，物理学显然成为一种普遍而无可争辩的真理，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了惊人的力量。
其他一些没有发现普遍真理，经受不住实验检测或应用于新技术当中的科学落后了。随着历史学家破解古老的手稿并建立精确的年表，探险家、传教士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最终描述出不同民族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组织生活以后，人类社会的信息不断积累。自然史也积累了各种植物和动物及其空间地理分布，随着地质学的兴起，也可得知其时间信息。但充满惊奇的世界很难被理解，而且像那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继续构想的能够经得住实验检验的理论还没有出现。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令人信服地论证，植物和动物的地理数据和现存分布显示了物种随着时间而进化。之后在《人类的起源》（1871年）中进一步将这种进化论应用到人类。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依赖于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无法被实验证实，也没有经过数学预测或提出控制其他生命形式的新方法。由于它违背了《圣经》“创世说”的故事，也激起了宗教的反对。无论他说的如何有道理，但是比起物理科学的确定性还是稍显不足。
然而，20世纪的到来让这些知识景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实验观测中令人惊异的不一致迫使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修改了牛顿力学就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一成不变的物理实体框架的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精心努力，表明宇宙不是统一的、无限的和永恒的，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1916年）和20年代量子力学的创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相反他们认为，宇宙开始于100～150亿年前某个奇点上的一次大爆炸，并且总体上仍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
实验证据非常支持大爆炸的假设；这种理论随之迅速流行，之后宇宙学家揭示出一个充满灾难而缺乏稳定的自然宇宙史。并不永恒的恒星转变为激烈的核反应堆，而这种反应堆的形成和消亡归因于引力集中和宇宙物质爆炸散射的转化。新宇宙还包含黑洞、密度无法想象的微小的中子星以及类星体和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或许混合在一起的极端的物理环境所表现的其他形式，正如它们被假设（或被证明）在大爆炸之后最初的几微秒时间内所发生的那样。
显然在地球上可以讲得通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一个特例。它们可能在长时期中有局部稳定性，但却不能永远持续。相反在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时刻，在集中和散射的极限中形成的状态中，物质和能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那时空间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在我们所居住的充满不稳定且在不断扩张的宇宙中，就我们所知的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的界限都被拉近或跨越到了黑洞、恒星等的周围。
简而言之，物理和化学形态突然而始料未及的变化取代了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深信不疑的统一性和数学预见性。此外，这种新的宇宙历史类似于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努力理解的混乱并且充满变数的世界。人类历史、生物进化和地球地质史都开始完全合乎逻辑地与经过新勾画的整个宇宙进化融为一体。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新形成的复杂性造成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现象出现，包括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历史的新现象等，而这些每一个层次的组织都转而以同样令人吃惊的方式影响着浅层次的现实。显然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地球上植物的出现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改变了气候，并让进化成为可能；而且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农业、动物驯养以及近期的工业化进程根本改变了自然环境系统并改变了有机物的进化。
物理学和天文学转变成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意味着不确定性到处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被局部而临时性的应用，而宇宙遥远的未来仍像人类事物的未来那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再让人感到无望地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缺陷。相反它们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主要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其快速的变化。
然而，出于实用目的，物理学的精确性和技术力量仍如以前一样富有效用。而实际上，化学家通过研制塑料和其他的新材料以及掌握大量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而极大拓展了化学领域。1953年，詹姆士·沃森和克里克宣布他们破译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因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形式都通过DNA分子微小的变异来实现繁衍，生物化学达到了新的普遍性和影响力。就像我们习惯的改变非生物自然界一样，遗传工程或许最终可以让生物化学家通过修改DNA而根本地改变生物器官。基因作为改变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助推器可以和计算机相媲美，但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人类还没有带来更多的影响。
尽管如此，科学家似乎仍然踌躇满志地徘徊在越来越根本的技术突破边缘，而且就像过去那样，极为迅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肯定会在未来对人类事务产生根本影响。通过改变我们行为的新思想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影响着周边的世界。自从人类在共享期望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语言协调行动时，这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思想浪潮只是加快了这个古老的进程，使其变得更迅速，更有影响力，更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的惯例和风俗。
为了反抗由新思想和技术带来的有破坏力的新事物，人类社会经常必须在对预期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平衡有效的公众行为。近来的新奇事物显然有所增加，但是为了继续在本书中所描绘的充满惊人成功（时时伴有危险）的人类冒险事业，未来的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传统和创新相结合。以前的人类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经常处于一种不激烈的形式之中，这只是因为永无止境的人类想象力从来不会满足于事物的既有存在方式。可变性实际上是人类典型的特性。我们的时代只不过加剧了这些基本的人类状况。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凡的可能性和同样非凡的灾难潜伏在将来，而这些可以通过人类深思熟虑的行动加以改变，尽管像过去一样，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我们所做的（和所未做的）一切会对他人或周围的自然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世界历史一如既往，依然是对未知事物一种壮丽而充满曲折的探索。

第四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试图解释人类近期历史总体方向的著作包括：Daniel Chirot，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1977）;Angus Maddison，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Oxford，1991）；Joseph M.Kitagawa，The Quest for Human Unity：A Religious History（Minneapolis，1990）；Trevor I.Williams， Science：A History of Discove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1990）；Kenneth Boulding， 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Great Transition （New York，1964）；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rinceton，1980）；Alfred W.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1986）;B.L.Turner II，ed.，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300 Years（Cambridge，1990）；Norbert Wiener，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Cybernetics and Society（Garden City，N.Y.，1954）；和Alfred D.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Mass.，1990）。
国际政治由下列著作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论述：A.J.P.Tai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87）；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New York，1992）；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1500 to2000 （New York，1989）；Hugh Tinker，Race，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From Empire to United Nations（London，1977）；和Walter A.McDougall，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New York，1985）。
关于帝国主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见Vladimir I.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New York，1939）。关于其他观点，见：Wolfgang J.Mommsen，Theories of Imperialism（Chicago，1982）；Woodruff D.Smith，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hicago，1982）；Daniel R.Headrick，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81）；和Philip Darby，Three Faces of Imperialism：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1870～1970（New Haven，Conn.，1987）。
关于战争，值得推荐的书目包括：Theodore J.Ropp，War in the Modern World，rev.ed.（New York，1962）；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976）；William H.McNeill，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Chicago，1982）；和Raymond 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Boston，1955）。关于一战的序幕，见Laurence Lafore，The Long Fus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Philadelphia，1965），和Fritz Fischer，Germanys Ar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1967）特别有趣。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见Marc Ferro，The Great War，1914～1918（New York，1989）；Barbara 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New York，1982）;和 Gerd Hartach，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Berkeley，1981）。
关于俄国革命，John Reed，Ten Days That Shock the World（New York，1992）是一名富有激情的记者的经典而富有同情心的现场描述。Leon Tro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3 vols.（London，1932～1933；reissue，New York，1980），是一部由十月革命宣传家之一撰写的卓越的、富有见地的历史著作。关于其他观点，见Edward Acton，Rethink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90）；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 3vols.（London，1985）；John L.H.Keep，The Russian Revolution：A Study in Mass Mobilization（New York，1976）；和Allan K.Wildman，The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2 vols.（Princeton，1980～1987）.关于苏维埃社会和政府，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rev.ed.（New York，1989），是从俄国内部发出的强烈批评观点。局外人的评估包括：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New York，1990）；Adam B.Ulam，Stalin：The Man and His Era，rev.ed.（Boston，1989）；和Alec Nove，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1917～1991，3rded.（Harmondsworth，1992）。
关于战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见Sally Marks，The Illusion of Pe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1918～1933 （New York，1976）；Franz Borkenau，World Communism：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Ann Arbor，Mich.，1962）；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San Diego，1979）；Ernst Nolte，Three Faces of Fascism：Action Francaise，Italian Fascism，National Socialism，（New York，1969）；Charles P.Kindel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Cal.，1986）；和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rev.ed.（1977）。
为了理解那些转变公共事务的思想潮流，最好是阅读原著。下面是一些最有影响的著作：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 and available in numerous reprints）短小精悍；Adolf Hitler， Mein Kampf（New York，1939）极其冗长而不着边际，但是“法西斯主义”一文最初发表在Encyclopedia Italiana，而且经常被重印——例如，本尼托·墨索里尼，Fascism：Doctrine and Institutions（New York，1968）一书就收录了此文——就比较简短而清晰。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初版于1899年；1987年纽约重印），既简短又有趣；Albert Einstein，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5th ed.（New York，1956）非常成功地把抽象的物理学变得普通读者也能理解。有帮助的二手著作包括：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1890～1930，rev.ed.（New York，1977）；James H.Billington，Fire in the Minds of Men：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New York，1980）；和Jim Sampson，ed.，The Late Romantic Era：From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Englewood Cliffs，N.J.，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战胜国编纂了大量的官方史学论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Samuel Morrison的History of U.S.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15 vols.（Boston，1947～1962）。J.V.Stalin， 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1945）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较早的综合性分析现在被Gerhand L.Weinberg，A World at Arms：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1994）超越了。对于那些被Weinberg那1178页大作吓倒的读者来说，Gordon Wright的富有洞见的 The Ordeal of Total War，1939～1945（New York，1966）也许值得推荐。Albert Speer，Inside the Third Reich（New York，1970）提供了内部人士对纳粹战争努力的叙述；Alan S.Milward，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Berkeley，Cal.，1977）是一部内容广阔、学术性强的关于战争动员如何影响参战国的著作。
冷战也产生了大量的史学论著。John L.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1987），是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92，6th ed.（New York，1991）是一本著名的教材。关于其他方面，见Lawrence S.Kaplan，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Enduring Alliance（Boston，1988）；Derek W.Unwin，The Community of Europe：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1945 （New York，1991）；Peter R.Odell，Oil and World Power， 8th ed.（New York，1986）；R.F.Holland，European Decolonization，1918～1981（New York，1985）；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1987）；Werner J.Feld，Nongovernmental Forces and World Politics：A Study of Business，Labor and Political Groups（New York，1972）；以及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1972）。指导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些观念最初由George F.Kennan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发表在他优雅的小书 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1951）中。
联合国每年都编辑出版世界人口统计，经常发布一些专题研究，如Consequences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1991）。关于独立的学术评估，见D.Gale Johnson and Ronald D.Lee，eds.，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ssues and Evidence（Madison，Wisc.，1987）。关于生育率下降，Ansley J.Coale and Susan Cotts Watkins，eds.，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Princeton，1986）是权威的著作。
关于即时通讯及其社会影响，至今还未出现满意的全球性研究，但是可以参考：Gerald W.Brock，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Cambridge，Mass.，1981）；Daniel J.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Chapel Hill，N.C.，1982）；和Ernst Braun and Stuart McDonald，Revolution in Miniature：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s，2nd ed.（Cambridge，Mass.，1982）。Richard Critchfield，The Villagers：Changed Values，Altered Liv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Urban-Rural Gap（New York，1994），提供了最近乡村态度变化的一系列最新的和令人信服的个案研究。
西方人常常假定，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走向，现代通信使这种假设并没有比过去更少误导。但是对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反动也是各种各样的，下面提及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世界各地的多样性。
非洲。除了上述第二、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列举的之外，下列著作值得留意。Paul Bohannan and Philip D.Curtin，Africa and Africans，3rded.（Prospect Heights，Ill.，1988）是一部特别优秀的通史教材；Roland Oliver，The African Experience（New York，1991）简明地归纳了他对非洲历史和社会的毕生研究成果。关于奴隶制，Patrick Manning， Slavery and African Life：Occidental，Oriental and African Slave Trades（Cambridge，1990），是近代非洲最独特的历史统计研究。关于非殖民化的总体研究，试试Prosser Gifford and William Roger Louis，eds.，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Independence：The Transfers of Power，1960～1980（New Haven，Conn.，1988）。关于南非种族关系的心酸描述，Alan Paton的小说Cry the Beloved Country（New York，1948）是最有教益的。关于非洲最终成功地抵制了种族隔离，见Sheridan Johns and R.Hunt Davis，eds.，Mandela，Tambo，and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1948～1990（New York，1991）。
伊斯兰教世界。在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伊斯兰教世界”条目下列举的著作都涉及了更近的时代。Ira M.Lapidus，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Cambridge，Mass.，1988）是近来对伊斯兰教各国整体进行解释的著作中最具抱负的，但是不能取代Marshall G.S.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3 vols.（Chicago，1974）。还可参见Edmund Burke III and Ira M.Lapidus，Islam，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Berkeley，1988）；Charles P.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ew York，1982）；和Elie Kedourie，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Oxford，1992）。
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立的论述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Sydney D.Bailey，Four Arab-Israeli Wars and the Peace Process（Bastingstock，UK，1990）；J.C.Hurewitz，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e，rev.ed.（New York，1978）和Ian Lustick，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Israils Control of a National Minority（Austin，Tex.，1980），作了尝试。关于针锋相对的观点，见Lawrence A.Hoffman，ed.，The Land of Israel：Jewish Perspectives（Notre Dame，Ind.，1986）与Edward W.Said，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New York，1980）。
关于伊朗1979年革命，见Nikki R.Keddie，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New Haven，Conn.，1981）；Roy P.Mottahedeh，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New York，1985）；和James A.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Conn.，1988）。关于伊拉克，见Phoebe Marr，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Boulder，Col.，1985）；Mario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Iraq since1958：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London，1990）；和Efraim Karsh and Inari Rautsi，Saddam Hussein：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York，1991）。
关于土耳其：Niyaz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Montreal，1964）；Walter F.Weiker，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From Ataturk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1981）；和C.H.Dodd，The Crisis of Turkish Democracy，2nd ed.（Huntingdon，Cal.，1990），讨论了一个世俗政权的成功和重重困难。关于埃及现代史，见Arthur E.Goldschmidt，Jr.， Modern Egypt：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 State（Boulder，Col.，1988）；Panayiotis J.Vatikiotis，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4th ed.（Baltimore，Md.，1991）；和Derek Hopwood，Egypt：Politics and Society，1945～1990，3rded.（London，1991）。
印度和东南亚。对印度历史的最好介绍是A.L.Basham，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Oxford，1975）。关于社会经济史，试试Dharma Kumar 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2，1757～1970 （Cambridge，1983）。关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见Penderel Moon，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India（London，1989）；和L.S.S.OMalley，ed.，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ir Civilizations（London，1968）。两部著名的小说比许多历史学著作更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统治下的印度:E.M.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London，1924）；和Rudyard Kipling，Kim（London，1901）。Mohandas K.Gandhi，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oston，1957）；和Jawaharlal Nehru，Towards Freedom：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New York，1941）是现代独立印度两位主要缔造者的深刻有力的叙述。由于印度很可能超越中国而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Tim Dyson，ed.，Indias Historical Demography：Studies in Famine，Disease and Society（London，1989），是特别有趣的著作。关于东南亚，David J.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A Modern History，rev.ed.（Honolulu，Hi.，1987）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
远东。3部杰出的中国现代史通论著作是：John J.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Cambridge，1992）；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4th ed（New York，1990）;和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1990）。带有现代中美关系特色的涉及传教、商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综合著作是John J.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 ed.（Cambridge，Mass.，1983）。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见James P.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New York，1972）；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73）和Ross Terrill， Mao：A Biography（New York，1980）。关于人口，Judith Ban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Stanford，Cal.，1978）；关于乡村生活，William L.Parish and Martin K.Whyte，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1978）。
关于日本，William G.Beasley，The Rise of Modern Japan（New York，1990）；Mikiso Hane，Modern Japan：A Historical Survey，2nd ed.（Boulder，Col.，1992）；和Edwin O.Reischauer，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New York，1989），都是适合初学者的概论性优秀著作。适合大学使用的原始史料高级选编是John Livingston，Joe Moore，and Felicia Oldfather，eds.，The Japan Reader， 2 vols.（New York，1973～1974）。关于经济变迁，见Johannes Hirschmeier and Tsunehiko Yui，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Business，1600～1980，2nd ed.（Bostton，1981）；G.C.Allen，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4th ed.（New York，1981）；和Thomas C.Smith，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Government Enterprise（Stanford，Cal.，1974）。
关于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Thomas R.H.Havens，Valley of Darkness：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World War II（Lanham，Md.，1986）；和John Heresy，Hiroshima（New York，1946），特别具有启发性。Gordon W.E.Prange，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New York，1982），是来自交战双方的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对太平洋战争的优秀而均衡的总结，John Tolland， The Rising Sun（New York，1982）值得推荐。
关于日本社会的特性，Robert J.Smith，Japanese Society：Tradition，Self and the Social Order（Cambridge，1987）；和Tadashi Fukutake，Japanese Society Today（Tokyo，1981），分别提供了一种美国观点和日本观点。Joseph M.Kitigawa，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New York，1990）；和Irene B.Taeuber，The Population of Japan（Princeton，1958）在各自领域里都是标准之作。
关于朝鲜，Andrew C.Nahm，Kore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A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Elizabeth，N.J.，1988）；和Donald Stone Macdonald，The Koreans：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2nd ed.，Boulder，Col.，1990），是很有用的概论。关于朝鲜战争，Burton Ira Kaufman，The Korean War：Challenges in Crisis，Credibility and Command（Philadelphia，1986）；和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2 vols.（Princeton，1981～1990）是一种美国修正派的论述。
关于越南和美国卷入越南，见Joseph Buttinger，Vietnam：A Dragon Embattled，2 vols.（New York，1967）；David Halberstam，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New York，1969）；和George C.Hering，Jr.，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2nd ed.（Philadelphia，1986）。
拉丁美洲。E.Bradford Burns，Latin America：A Concise Interpretive History，5th ed.（Englewood Cliffs，N.J.，1990）；和Thomas E.Skidmore and Peter H.Smith，Modern Latin America，3rded.（New York，1992），是标准的入门书。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Cal.，1978）认为，拉美被外部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削。相反的观点，见Frederick S.Weaver，Class，Stat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uth American Industrial Growth（Westport，Conn.，1980）。拉美历史其他特别的主题被下列著作所探讨：Douglas S.Butterworth and John K.Chance，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New York，1981）；Marvin Harris，Patterns of Race in the Americas（New York，1974）；Daniel H.Levine，Relig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Chapel Hill，N.C.，1986）；Alain Rouquie，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Cal.，1987）；Leopoldo Zea，The Latin American Mind（Norman，Ok.，1963）；和John J.Johnson，A Hemisphere Apart：The founda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Baltimore，Md.，1990）。

译后记
随着全球史在我国史学界影响的扩大，国内学者对全球史鼻祖之一威廉·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和成就已有不少论述。[1]译者在此从美国世界历史教学角度介绍麦克尼尔的一些学术经历和贡献，以及本书的价值所在。
威廉·H·麦克尼尔1917年10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区的温哥华，其父詹姆斯·T·麦克尼尔（James T.McNeill）是一位神父兼历史学家。1927年，麦克尼尔一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于1938年和1939年相继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7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57年晋升为教授，1961~69年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1987年退休。
19世纪初，美国就有少数高中开始教授所谓“通史”，但其内容主要是《圣经》历史、古典神话等，欧洲中心论、宗教和种族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第一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部“特训教育委员会”号召全国高等院校以知识和资源为国防服务。许多大专院校设立“特别军事训练营”（简称“SATC”），培训招募而来的赴欧作战新兵。到1919年10月，全美共有54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为SATC培训了12.5万名新兵。一战结束后，将近一半参与该计划的学校决定继续开设并完善这门课程。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把这门课程改造成“当代文明导论”，其核心内容是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地位。到1926年，美国已有34所大专院校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明史课程（有的改名为“西方文明史”），后来几乎遍及美国所有大学。应该说，西方文明史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世界历史教学课程。[2]但是早在40年代，美国的世界史教学先驱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就意识到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局限性：它只是关于欧洲的历史。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受到战争的刺激，美国“空前地关注整个世界”。美国总统的高等教育委员会随即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国高中和大学教授亚洲历史的备忘录。该委员会认为，一个受过教育、希望积极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应该知道世界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3]195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北大学开设了一门世界历史课程，他回忆第一次思考世界历史课程时说:“朝鲜战争期间，当我们的众多学生离开校园前往远东，而对将要面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时，我就感到需要开设一门全球视野的历史课程。”[4]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美国社会普遍感到需要了解非西方文化。次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大学、教育领域的私人基金会都认识到，外语教学、国外的地区历史和文化研究都能为加强美国国防服务。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斯塔夫里阿诺斯设计了一门全新的世界历史课程，选课对象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1963年，威廉·H·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史学界一般以此作为全球史诞生的标志。1964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为此他于1967年出版《世界史》作为该课程的教材，这就是本书的第一版。正如本书作者的儿子、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在序言中所言，《世界史》就是《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麦克尼尔的世界历史教学还与1954年创办的美国科罗拉多空军学院有关。《西方的兴起》出版后，该学院的历史系不仅采用它作为世界历史课程的教材，而且系主任萨拉上校还邀请麦克尼尔提供教学建议。所以一位美国全球史学者说，“20世纪60、70年代，教授世界历史就是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或者麦克尼尔（的教材）。”[5]1982年，科罗拉多空军学院承办“世界历史教学会议”，150多名大中院校的世界历史教师与会，规模大大出乎举办者意料。麦克尼尔在主题演讲中谆谆告诫年轻历史教师，“如果你试图教授世界历史，那么你将发现它是能够被教授的。”[6]这次会议推动了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和美国《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刊（1990年）。
有趣的是，美国两位世界史的先驱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有过几段交往插曲。斯塔夫里阿诺斯早麦克尼尔4年出生于温哥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华盛顿的“战略服务办公室”担任情报分析员，专门分析来自希腊的情报。1948年，麦克尼尔受命审阅一份关于希腊内战的文章，这正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提交给《斯拉夫人和东欧评论》的论文。麦克尼尔不同意文章中的许多判断，于是编辑请他写一份报告，陈述自己的观点。1949年《斯拉夫人和东欧评论》同一期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而且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后来，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巴尔干半岛通史”，使用的教材，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史》。1946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任教于芝加哥市的西北大学，而1947年麦克尼尔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芝加哥城里互相竞争，但是两者的历史系教师每年都有一次聚会。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认识，但是互相保持着一定的戒心。直到有一年卡耐基基金会批准分别资助他们，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把他们两人的信件和信封装错了，双方才知道对方也在撰写世界史教材。
当初出于对全球史鼻祖威廉·麦克尼尔的崇敬，我欣然接受了翻译他撰写的《世界史》一书的任务。历经几个春秋和周折，本书如今终由中信出版社付梓。本书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由施诚翻译，第四部分由赵婧翻译，李大伟对第四部分进行了校译。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秀坤推介本书译稿到中信出版社。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的鞭策和鼓舞，使我有勇气和毅力完成了本书的译工作。最后，感谢我妻子刘对我工作的支持。
施诚
2013年6月于京西亮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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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郭方：《评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王晋新：《扬弃、探求与超越——威廉·麦克尼尔史学思想及成就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2] Katja Naumann,Teaching the World:Globalization,Geopoliticsand History Education at U.S.Universities，GHI Bulletin Supplemen，5 （2008）.
    
[3] Ibid.
    
[4] Gilbert Allardyce,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Spring,1990，Vol.1，No.1.pp.23～76.
    
[5] Kevin Reilly,Remembering Leften Stavrianos,1913～2004，Journal of World History，May 2004（Volume 1,Number2）.
    
[6] William H.McNeill,The World History Survey Course，in 1982 World History Teaching Conference，ed.Joe C.Dixon and Neil D.Martin （Colorado Springs，1983）,p.5; Warren I.Susman,Annapolis Conference on the Introductory Course,AHA Perspectives 20（1982）,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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