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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经典：窒息
作者：陈然
内容简介
 《窒息》集中展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困境，是我们身处 地下室时代的一个缩影。 为了让大家痛定思痛时刻警醒，岛长命令在裸露的岩石还有后来树立起来的墙上写上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原罪》 为了敲山震虎，我还威胁你，如果有一天，发现你有别的女人，或者你要跟我离婚，我会用剪刀把你裤裆里的东西剪掉。为此我经常故意拉着你到超市里买剪刀。《对他说》 他吃了一惊，心想说不定爹身上是一个无底洞。开始还准备向亲戚借，但这样一来，他就不借了。他瞪着爹身上的那个洞，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狠，要把他们一家人怎么样。《怪病》 他晚上睡觉从不关窗户。相对于窒息，蚊子、老鼠和小偷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无比地热爱生命、热爱自己。他极少与人交往。在不得已的集会中总是保持沉默。《像飞翔一样飞翔》 陈然笔下的人物堪称甲虫和超人的合体，但又常让他们在梵高的颜料和庄严的歌剧里匍匐或舞蹈。 

1
原 罪
他们是在行刑前被人救走的。他们已经闭上了眼睛，只等子弹穿过胸膛。但突然一阵狂风，把他们刮到了这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岛是孤岛，四周的水无边无际。他们感到了自由和新生，不禁欢呼起来。马上有人想到了逃跑，可在这里，逃不逃跑是一样的，他们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如果有奇迹，那么他们相信，现在奇迹真的发生了。
他们开始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相信他们是没有犯过罪的人。那些追捕和宣判，不过是他们的噩梦。现在，他们已经从噩梦中醒过来了，重新看到了蓝蓝的天空，飞翔的小鸟，鲜艳的花朵。他们趴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本来，他们以为他们的生命彻底完蛋了，没想到竟又绝处逢生。他们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珍惜生命啊，多做好事，不要再干那些傻事了。谁杀了人不会后悔呢，除非他是某个机构或组织的头目。就好像古书上说的，窃国者不算偷，偷鸡才是偷。杀了一个人会判死刑，大规模地杀人（比如战争）反而什么事也没有。
他们先要填饱肚子。他们找到了可饮用的淡水，又用集体的智慧取到了火源，采摘了瓜果蔬菜。虽然是一座荒岛，可上面似乎一般的生活资料都有。即使没有他们也会想办法。
他们又盖起了房子，圈养了牲畜，留下了粮食和蔬菜的种子。他们中有男有女，便按各自所好做了夫妻。当然，其间免不了争斗和使用一些手段。还有的女人没能找到合适的男人，也有的男人没能找到女人。但这些都是无关大局的。
他们需要一个领导者。他们便利用他们之前学过的人类学知识和自己积累的生活经验开始推举。有了领导者，就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家称领导者为岛长。把相关法律法规称为“岛律”。为了让大家痛定思痛时刻警醒，岛长命令在裸露的岩石还有后来树立起来的墙上写上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他带领大家既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又和它做斗争，创建了工厂、学校、机关、商场，医院、饭馆，还有军队和法庭。群众按各自特长重新做了一下社会分工，既有工人、农民、个体老板，也有教师、艺术家和学者。还有人甚至想拍电影，如果有条件的话。自从被判刑入狱，很多人就没再看过电影了，要看也是看那些教育他们重新做人的老掉牙的电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渐渐地，他们的多样性就显示出来了，他们中有人纯洁、高尚、喜欢过形而上学的生活，也有人吃了饭就知道睡觉，偶尔还偷鸡摸狗。尤其是，自从岛长颁发了“岛律”，很快就有人来触犯它了。触犯的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有的是故意伤害，有的是侵犯名誉权，有的是渎职，有的是贪污。罪行严重的，一样要被判处死刑。对此，一个以前做过教师现在依然担任教师的人说，大概就像编班，不管学校怎么编，重点班、普通班也好，平行班也好，每个班里都有优秀生、普通生和差生，重点班里也是如此。他犯了罪是因为他发现老婆偷人，一气之下便把奸夫淫妇都杀了，然后去自首。
虽然这样，岛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是在按正常速度平稳发展，甚至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比其他地方稍微还快一点。岛上耸起的高楼和工厂的烟囱终于惊动了临岛，他们派人来参观访问，后来又有大批游客来旅游。除了风光和美食独特，他们觉得岛上的居民也温文尔雅，颇有文化素养。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岛上的原始居民原来都是死刑犯。
只有一点他们不明白，岛上裸露的一些岩石和墙壁上，都有石刻或用墨笔写成的标语：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有一个孩子问他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做父亲的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故作深沉地说道，这大概就是原罪吧。
 对他说
亲爱的，你还好吗？我很想你，天天都在想。算起来，我们分手才一年，可在我的意识里，却好像分手了一个世纪。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时，你在大学读书，我在一个餐馆端盘子。你经常来餐馆吃饭，我们就认识了。一交谈，我们还是老乡哪。有一次，你问我有没有空，想请我看电影，我的心扑扑跳着。我很高兴你比我勇敢。在电影院里，你一直抓着我的手，我也一直让你抓着。
等你大学毕业，我们就结了婚。你分在啤酒厂。我怀了孕，生了孩子。等孩子上了幼儿园，我也在啤酒厂做了临时工。我后悔那时没好好读书，不然也可以考一所大学和你并驾齐驱。可又一想，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又怎么会和你在小餐馆相识？不和你相识，我考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切都是缘分，是命中注定的。刚才我听到有人在笑，我起身四处找了找，后来看到了镜子，才发现笑声是我自己发出来的。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现在想起来，我还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你在厂里进步那么快，在当选为业务骨干后不久，又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说实话，我既高兴，又有些忌妒。我希望你进步慢一点。后来，你应酬多了，我开始担心和提防着什么。你换下的衣服，我总要仔细地检查，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看是否有其他女人的气味。有一次，我找到一根来历不明的毛发，跟你大吵大嚷，你赌咒发誓，但我还是撕破了你的脸，甚至把你关在房间里不让你上卫生间，不让你吃饭，不让你上班。如果不是你以死相逼，我是没那么快就放你出来的。
你一再表示，你是爱我的，可我不信，我总在怀疑。你说你爱我，你爱我什么呢？在你身边，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可见你说的不是真话。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但你不会和我离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那我或许更相信些——不，我不会容忍你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脑子都糊涂了，不知究竟怎么说才好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别的女人，但我知道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吵一吵，给你敲敲警钟，也是没有坏处的。
为了敲山震虎，我还威胁你，如果有一天，发现你有别的女人，或者你要跟我离婚，我会用剪刀把你裤裆里的东西剪掉。为此我经常故意拉着你到超市里买剪刀。每看到一把式样别致的剪刀，我都会当着你的面买下来。
这一招似乎还真管用。你惶恐不安，不停地调整睡觉的姿势，最后，你终于找到了自认为最安全的姿势，那就是，像一只大鸟似的，完全俯身扑在床上。大概你不相信，你的整个身体，还保护不了你的某一个具体部位。为了防止自己梦中翻身，你用手抱住枕头或扣住床沿。看到你规矩的样子，我不禁暗暗感到好笑。
你迷上了打牌，我想，这也是没有坏处的。一个男人，总要有些爱好兴趣，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做。我不反对你打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打了牌，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其实你以前清心寡欲、满脸严肃地坐在那里的样子，我看了还真有些害怕。有时候，正是因为害怕，我才跟你大吵大嚷的，可你不懂我的心，以为我这个人素质差。
其实，我是怕失去你。我是多么爱你啊。
我们也闹过一次离婚。但是我们闹得非常秘密，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最后，还是你屈服了。我说了，如果你一定要离，我会先杀了你，再杀了孩子，最后自杀。也许，我真的会这么做的。
有一首电视里的歌，我是很喜欢的。现在我唱给你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以前，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总是露出很恐惧的神情。仿佛它优美的旋律，对你是一种折磨。
要说浪漫，的确是没人有我们浪漫。地震来临时，我们正在吵架。我们感觉房子在晃。难怪之前我烦躁不安，头痛欲裂。还是你精明，最先反应过来。你拉起我的手。但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忽然抱住你，就像你当年在电影院里抱住我一样。我活得太苦，其实你也很苦，那我们不如同归于尽。或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会很幸福的。
房子倒下来了。可是，你死了，我却没死。我紧紧地抱着你，想让你把我带去，可你怎么也不肯。我哭啊，哭啊，对你那个恨。这个镜头被记者拍了去，还登在报纸上，说我们爱得多么深，你说好笑不好笑？
你变成了灰。我真的失去你了。我们的一个邻居变成了植物人，我想，要是你变成了植物人，那多好啊，那我也可以天天守着你，天天看到你，而你不会有任何反抗。我保证，我不会跟你吵架。
你听见我唱的歌了吗？要不，我再唱一遍给你听吧？其实我们已经不能一起变老了。许多年之后，我肯定会变得很难看，而你还是老样子，到那时，恐怕我又会很自卑，又会没完没了地跟你吵。
……好在事情总在不断地变化，经过这一年的生活，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你，失去你，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也许我会放过你，跟你离婚。
 请你骚扰我
走出法院大门，面对围追堵截的记者，她捂住了脸。
官司输了。
她是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不久前，她一纸诉状把校长告上了法庭，告他性骚扰。校长利用工作之便，经常故意用手接触她的身体，并不断给她发手机短信，挑逗她。不，她觉得那不仅仅是挑逗，而是侮辱。恨只恨自己太软弱，怕得罪了校长，当他接触她身体的时候，她不得不在拒绝他时一边还在笑着。对于那些短信，她也不得不屈辱地回他几句。校长一手遮天，得罪了校长就会落聘，落聘了就没有工资，没工资怎么过日子？她想调走，可校长不放。校长不放谁也没办法。她也向教育局反映过，可局领导说，这点小事，完全靠你自己把握了，以前还有女教师故意这样来要挟她的领导呢。
如果不是那次，被丈夫无意中看到了校长的短信，她也许就这样忍气吞声下去算了。但那天，她在洗澡，电话响了，丈夫帮她接了，接完电话，丈夫看到她的手机屏幕上还有一条未读短信，便打开来看了，上面说：我想你，我每天都梦见你！丈夫很生气，质问她，她才把几个月来的苦楚告诉了丈夫。说着说着，她把头埋在丈夫怀里哭了起来。
可丈夫生硬地推开了她。他不相信。不管她怎么辩白。为了使丈夫相信自己，她只有拿起法律做武器了。律师很支持她。记者也蜂拥而至。但每当她看到律师在媒体面前口若悬河，她忽然觉得律师是不是在借这件吸引眼球的案子在炒作他自己。媒体也是一样。凡是和隐私有关的东西总是那么让人感兴趣。不用说，她在学校也抬不起头。男同事都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她，故意和她保持距离。女同事则鼻子里一哼，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男女同事开玩笑，女方会故意装出威胁的样子：小心我到法院去告你。男同事心领神会，说，我知道你告我什么，不就是性骚扰嘛。
开庭前，校长的律师到通讯公司打印了她和校长之间的短信清单。她也去打，但公司的人说电脑坏了，一时修不好。不用说，对方只断章取义地出示对他们有利的内容。法庭据此认定性骚扰不成立。就这样，她的官司输了。她请的那位口若悬河的律师居然还显出一副上当受骗的样子，对她说：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丈夫说，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总不会说法院冤枉了你吧？
丈夫跟她离了婚。
在学校里，校长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她说，如果说以前我们还有些两情相悦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很讨厌你了，作为一个男人，总是有权力讨厌一个女人的吧？你不会到法院去告我不该讨厌你甚至遗弃你吧？
校长说，你要调走，可以啊，谁说我不放你？你随时都可以调走，客观地说，你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她要去跟校长拼命，校长说，你们看看，到底是谁骚扰谁？再骚扰我，我要报警了。
她真的孤零零地调走了。父母也数落她不该意气用事。读了一点书、喜欢用成语的父亲说，你看看，现在你是四面楚歌败走麦城了。
她调到了另一个乡里的中心小学。她希望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为了忘记不愉快的过去，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可她已经是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了。走在街上，别人会对她指指点点。在新学校里，大家对她敬而远之。男女同事基本上不跟她聊天。校长从不敢跟她单独谈话。报到那天，她刚进门，掏出报到通知，校长就忙故意把她带到有人的地方。同事们虽然远远看着她，但目光却像锥子似的在她身上挑着，想看看她这只鸡蛋的缝隙到底在哪里。总之她在新学校里也越来越孤立了。这种孤独感像钢锉一样锉着她。上课时她常常走神。答案老是讲错。有时候课上到一半她会忽然跑到门外去一站就是老半天。学生的考试成绩让家长很不满意，他们开始联名向学校告状。
虽然别人不理她，可她却偏偏要向别人靠拢。看到别人在说话，她马上过去问道，你们又在讲我吧？或者说，要不，你们讲讲我吧。
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所有老师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短信：求求你，请你骚扰我。
 怪 病
小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实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年，乡里来动员他老婆小花去结扎，小花吓得躲起来了，乡干部进了门，问他小花去了哪儿，他指了指楼上，说躲在楼上的谷具里。
卖粮食之前，他总要把粮食仔细地挑选，担心里面有石子硌人家的牙。卖猪时，别人都要特意把它喂得饱饱的，半夜爬起来喂一次，天刚亮又爬起来喂一次，看到它胀出了屎尿，心疼得要命，恨不得用手捧起来重新塞回去。小根却跟平时一样，该怎么喂就怎么喂。猪停下来翘起尾巴拉屎，他也很高兴，说，呀，真懂事，临走还留下肥料。
可不管他和老婆小花怎么省吃俭用，怎么起早贪黑，家里的收入并不怎么样。儿子高中毕业后，跟人学木匠去了。儿子没考上大学，他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儿子还要做农民，高兴的是他不用为儿子筹学费。当然，他没有把他的高兴表露出来。所以当别人说他老实巴交，他不免露出疑惑，他想我老实吗？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老实的。
正在他盘算着做点什么的时候，爹病倒了。其实爹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再不病倒就成精怪了，只有病倒了才说明他还是个人。病了就要治，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爹死。把爹送到乡里的医院，查不出是什么病。送到县里的医院，还是查不出来。他豁出去了，干脆把爹送到了省里的医院。这一下，病查出来了，医生说，这种病很少见，一百万个人里面才可能出一个。他一紧，心想爹果真不是凡人，他问，能不能治好？要多少钱？医生说，试试看吧，但治病不像卖东西，一下子能说出个价钱来。
结果他就跟爹那怪病耗上了。爹的病像是一个洞，他眼睁睁看着家里的钱一点点从那个洞里跑了出去。先是枕头下的，藏在袜子筒里的，墙缝里的，后来是信用社的折子上的，儿子做手艺的，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再是家里的猪、鸡、牛、谷子、棉花、芝麻，还有小花的一对金耳丝，它们也都变成钱从爹身上的那个洞里跑掉了，可爹的身体并没什么好转。他吃了一惊，心想说不定爹身上是一个无底洞。开始还准备向亲戚借，但这样一来，他就不借了。他瞪着爹身上的那个洞，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狠，要把他们一家人怎么样。
没有钱，医院就停了药。药一停，爹身上的洞就越来越大，爹整天在那洞里叫唤。他对爹说，让它叫，让那个病在洞里饿死就好了。爹很赞许他的想法。很快，医院把爹从病房里赶了出来。他到外面去买了两只馒头，回来就没有看到爹，后来才在走廊尽头找到。他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惊动了一个记者。记者天天要四处找报料。第二天，医院的这种非人道的举动上了报。小根和他爹非常幸运地成为被报纸关注的人物。还有那个病。后来事情之所以越变越大，完全是因为那是一种怪病。不是那怪病，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几乎天天有，谁会那么关心呢。有关方面组织专家来讨论这到底是什么病，社会各界也开始关注事态和病情的发展。迫于舆论压力，医院只好重新收治了小根他爹。慈善机构开始给老人捐款。尤其是一些企业家，不失时机地把捐款和写有他们企业名称的匾额送到病房，送到记者的镜头下。那段时间，各家报社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情况的报道。
让记者不解的是，小根一直坐在爹的病床前，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有人暗示要跟他握手他也没反应。许多人在等着他说点什么。为此记者早已举好了闪光灯，或准备好了录音笔，只等他抬起头，眼含热泪说一点什么。
后来，有一个记者终于忍不住了，提醒他说，你怎么不说点什么呢，比如说对所有关心你和你父亲的人说声谢谢之类。谁知这时小根忽然抬起头来，说，你要我感谢谁？感谢医院吗？他们曾把我爹赶了出来，感谢你们记者吗？说实话，你们天天缠着我，我一看到你们就烦，感谢捐款的那些企业吗？他们无非是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做广告，其中有一家，我买过他们的东西，才用了三天，就坏了，找他们退，他们理都不理。还有一家，天天把污水排到我们村子里。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又不是叫花子，我在医院里打开水时，听医生说当医院要他们捐款时，他们说，就当给了路边的叫花子！不，我不说，我说不出，我卖粮食给你们，你们感谢我了吗？我把谷子挑了又挑，怕硌了你们的牙齿，你们感谢我了吗？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拿那么低的收入，你们感谢我了吗？
当然，这次采访没有被记者报道出来。
 哭泣比赛
××区委会为了做出政绩，吸引媒体的注意，决定在××节前夕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哭泣比赛，主题是，给参赛者一个表达对生活感恩的机会。
接到比赛通知，永仁村居委会就忙开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在王大妈的带领下，开始积极地物色和商讨参赛人选。有人说，应该推荐来运街的福贵去参赛，因为福贵这几年做生意发了大财，他不对生活感恩谁对生活感恩？可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福贵现在腰缠万贯大腹便便，他是否哭得出来？有人见过，他经常躺在按摩院里，两个小姐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他都不哼一声。又有人提出，让翠花街的万代兰参赛，万代兰儿子去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后来报社一宣传，学费都有人帮她掏，她是不是应该对生活感恩呢？再说她是个女人，哭起来也容易一些。不过也有人反对，说打从记事时起，她就没见万代兰哭过，那时万代兰丈夫喝醉了酒经常打她，但万代兰就是不哭，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送这样的选手去参赛，无疑是很冒险的。后来还是王大妈自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一拍大腿，说，我看灯笼巷的刘美枝倒是很会哭的，你们看，这几年她家里连遭不幸，先是她和丈夫一起从工厂下岗，丈夫做生意又被人抢劫打断了腿，女儿在外面打工杳无音信不知死活，现在她每天都是到菜市场捡烂菜叶生活，买大米都是买发了霉的，一想起女儿来，便把脸一仰，不管在哪里总要哭几声，她可以从早哭到晚，有时候半夜还在哭，叫她去参赛，我们居委会肯定会得奖的。但马上就有人反对，说这是感恩哭泣比赛，又不是比谁的命运悲惨。王大妈说，不管是感恩还是悲惨命运，哭起来还不是一样的，都有眼泪鼻涕，谁看得出来？大家觉得王大妈说得有道理。哭跟笑不一样，笑有忠笑和奸笑，忠笑像面饼，全心全意扑在脸上，奸笑则是一丝丝的，像狐狸的尾巴。可哭怎么分得出来呢，只要是真哭，是分不出来的，眼泪和鼻涕都是货真价实全心全意的。就这样，大家一致举手通过。
可即使这样，王大妈还是有些心虚，有拿假冒伪劣产品去蒙人的感觉。为了培养刘美枝对生活感恩的心理，她跟大家商量好，决定给刘美枝一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她向刘美枝许诺，如果她在比赛中为大家争了光，居委会除了奖励她三千元现金，还会帮她和残疾丈夫找份工作。就是她那失踪的女儿，居委会也会利用各种线索去寻找。她一再叮嘱刘美枝，这段时间，你啥也别干，一心准备比赛。为防万一，大家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叫她比赛前把双手放在辣椒水里泡一泡，到时候万一被卡住了就用手抹眼睛。为了心里有底，大家还叫刘美枝现场试验了一下，果然，只要一想起家里的伤心事，刘美枝就呜呜咽咽，眼泪叭叭掉个不停。
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王大妈她们兴冲冲地送刘美枝去参赛。现场人山人海，好多媒体的记者也到了。领导讲话和组织者致辞，大家都没怎么听进去，前几位选手的表演，她们也听得心不在焉的，不过是些儿子上学没有钱，受到了资助，或丈夫下了岗，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之类，还真的有一个男选手，他说他妻子如何如何。由于对比度不大，也就没有什么回肠荡气的东西。他们的哭声干巴巴的，有的甚至还露出了笑的马脚来。
轮到刘美枝上场了。王大妈稳操胜券地坐在那里。她看到，刘美枝的脸上有忧郁，也有喜悦。这很好，正是比赛所需要的。刘美枝开始讲她家里的悲惨故事。她讲她和丈夫刚下岗时的恐慌和茫然，讲丈夫被抢和受伤时的无助，讲女儿杳无音信时的绝望。末了她说，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居委会王大妈已经答应我如何如何。这时王大妈恐怖地看着，刘美枝不但没哭反而傻笑了起来，她笑道，如果那样，就好了。王大妈急了，忙暗示她哭，暗示她用手抹眼睛，可刘美枝在用手抹眼睛之后，依然没有眼泪。
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刘美枝把事情讲得很动情，可因为没有哭，她的成绩也就不及格。
等刘美枝走下台来，王大妈气愤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哭，刘美枝说，一想到那些好事就要实现，我高兴都来不及，哪还会哭。王大妈又说，那你的手呢？难道你没有在辣椒水里泡过手吗？刘美枝说，我泡了，我泡了一整夜，可它对我的眼睛根本不起作用。
刘美枝只关心一件事，她说，王大妈，你们的许诺什么时候能实现？
王大妈没好气地说，做梦吧你。
这时刘美枝倒像个孩子似的忽然没鼻子没眼地哭起来了。
 食 客
我是个摆摊的。每天，我把帽檐扯得低低的，蹲在那里，打量着过往的行人。这是我们县城闹市区的一条街道。每天上午十一点以后，它就渐渐喧闹起来。各个机关单位里的人慢慢踱到这里来，到饭店或酒楼找包厢坐下。他们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口里说着一些数量词和方位名词。不一会儿，各个临窗的包厢都已经坐满了人，空调开始往下滴水。油烟滚烫的声音使得空气微微颤动。曾经有一个上面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刚拿起筷子，忽然叹息了一声，说，要是有蛇肉就好了。时值寒冬腊月，蛇都冬眠了，但我们县的领导足智多谋，结果第二顿饭开席时，便端上了冬眠的蛇肉。
见时间差不多了，我便把摊子交给老婆照看，一溜烟跑回家，洗了把脸换了身像样点的衣服。我的衣服口袋里还备有几只不同型号的酒杯。我朝老婆眨了眨眼睛，仿佛对她说，现在，该我上场了。
我掏出酒杯，推开包厢的门，里面的人马上给我斟满了酒。真是好酒啊，一股浓香直扑我鼻孔。我说，我敬大家一杯。他们说客气了客气了。我与他们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我推开了另一个包厢的门。他们很客气，不但给我斟了酒，还叫服务员拿来碗碟叫我坐下。他们说，那边你就别去了，先吃点东西再喝。真是好人。我跟他们一起喝酒，吃菜，聊天。我和他们好像天生就熟。我暗暗吃惊，对自己说老兄你行啊，没想到你也是个搞行政的料！酒酣耳热时，我没忘了对服务员说，准备一份盒饭。自然没人问我是带给谁。因为他们中间也有人另要了盒饭。
刚开始，我把盒饭带给老婆，她还紧张地问，能吃吗？我说，不能吃我带给你干吗？她还是不敢吃。我说，你打开来看一下。她说，真香。她狼吞虎咽起来，很快就把饭菜一扫而光。我看了不禁心酸。她喜欢吃饭店里的菜。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最大的理想就是，什么时候，一家人到一家大饭店里海吃一通。但每当我们痛下决心准备实现这一理想时，她又临阵脱逃了。现在，我带来的盒饭让她多少尝到了理想的滋味。她舔了舔嘴唇，问我，你害怕吗？她又说，你脸红了没？我说，我做好事的时候才脸红，比如在车上给人让座，我一站起来，大家都盯着我，我的脸就唰地红了，而做坏事，我是从来不脸红的。她听了咯咯笑起来，说，现在好了，我天天可以吃上饭店里的饭了！
此后，我就基本上天天到饭店或酒楼里去混酒喝，并且还带一个盒饭回来给老婆。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很奇怪，我摆的地摊和那些饭店仅一步之遥，他们进去之前，大多要从我面前经过。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和职务，因为他们一边前呼后拥一个人叫他×局长，一边又私下里直呼其名。这样，我就能在跟他们喝酒时毫不费力地准确地称呼他们。我甚至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呢。我今天在这家酒店，明天在那家酒店。各家酒店的老板和服务员都认识打着领带的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打领带在我们小城十分流行，人们判断一个人的身份的常用标准，就是看他打没打领带，打什么样的领带。一个人再穷，也不能穷了领带。它就像我们县城的街心花园，虽然我们是全省最穷的县，可街心花园在全省是最好的，听说每年光维修费就不下百万。
在包厢里，我被他们介绍成各种身份的人。有的说我是全县有名的企业家，有的说我是××局的当权派，有的说我是县委书记的红人，有的说我是××银行的信贷科科长。不管他们怎么介绍，我都微笑点头。其实我早已发现，他们这样或那样介绍我，无非是为了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这是微妙的心理学，很多人不懂。
有一段时间，县里新上任的纪委书记要砸我的饭碗。他多次在常委会上提出，一定要狠刹吃喝风。每天他都带着秘书到各家酒店去检查。一时间，风声鹤唳。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只得坐在那里乖乖摆我的摊，饿了就打发老婆回家煮面条吃。看着那些迎宾小姐站在那里一脸晦气，小嘴噘得老高，旗袍的两衩像受伤的鸟翅一样无力地垂下来，我想，这不会长久的。果然，没多久就听说各界人士都到县委书记那儿去告纪委书记的状。有的还告到市里和省里去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件事。任何阻挡经济发展的行为都是犯罪。不久，纪委书记就被调到政协去了。
一场虚惊，大家重新开怀畅饮。整个县城像是在过节。家家酒店爆满。我老婆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天，我几乎喝醉了。我和他们久别重逢，热烈拥抱。还有几个人搂着服务员跳起舞来。服务员也积极配合，仿佛这段时间，她们腰上长出了荒草，正需要有人帮她们锄锄。各家商场和其他消遣场所又开始热闹，县城的经济在短暂的冷清之后又“报复性”地恢复了繁荣（县电视台是这么说的）。
有一次，我还碰到了我以前的厂长。他现在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了。看到他，我吃了一惊，转身想逃。但他用老虎钳般的大手一把抓住我。我眼前一暗，心想完了。好半天，我睁开眼睛，看到他为我斟满了美酒，并把它举到了我面前。他说，王秘书，来干一杯！原来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把我当成了不知是哪一个机关的王秘书。干杯后，他继续抓着我的手不放，说，王秘书，那件事就拜托你了！
回来后，我照了照镜子，问我老婆：我是不是不像我了？老婆看了看我，忽然说，真的哩，你以前是单下巴，现在是双下巴，看上去像个坐机关的人了。我也回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她，发现她也有了变化。那些盒饭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脸像水蜜桃，皮肤像冻猪油。没想到，我在吃着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在“吃”着我！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想，这样下去，我和老婆大概都要脑满肠肥，成为废物了！
不行，我必须向他们说明真相。不然，遭到嘲笑的将不是他们而是我。第二天，我扯掉了领带，换上坐地摊时的衣服。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些，我没戴帽子。将近中午，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的人又多起来了。他们走过我地摊的时候，我就叫他们的职务和名字。他们愣了一下，看看前面又看了看后面，就是没有正眼看我。我说，是我，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喝酒。他们终于想起什么来了，吃惊地问，怎么是你？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老老实实说道：我本来就是干这个的，经常看到你们在酒店里吃喝，一到中午，各家酒店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忽然想玩个恶作剧，心想，假如到里面去跟你们喝酒，不知你们是否认得出来。我被这个念头怂恿着，折磨着。你们果然没看出来。你们赋予我各种高贵的身份。后来，你们不但跟我互相敬酒，还塞给我红包，各种礼品。现在，我累了，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了！
他们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拨开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第二天，我又拦住了他们，把我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终于有一天，他们不耐烦了，打手机叫来了警察。我被拘留了。原因是，我妨碍了公共秩序。
 像飞翔一样飞翔
现在，他站在楼顶。几乎可以说是如愿以偿。自从搬到这栋大楼里来住，他就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从被封的楼梯顶口爬上去。这是一栋数十年的老楼。从它建成之日起，它的楼梯顶口就一直封着。一茬一茬的住户想到楼顶上扩胸远眺或晒晒衣物什么的，但看了看那被封的顶口，顶多用手不可为而不为地轻轻推了推，又下来了。时间一长，他们就几乎忘记顶口已被封住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了。他们说，封就封住了，又安全，又暖和。但他不行。他一想到那个楼梯顶口，就有一种被戏弄、被摆布的感觉。他想，他必须推倒那个封顶。他已经一天也不能等待了。他性子很急。发现了生活的谬误恨不得拿橡皮擦急切地擦去。为此他总是结结巴巴，脸涨得通红。他晚上睡觉从不关窗户。相对于窒息，蚊子、老鼠和小偷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无比地热爱生命、热爱自己。他极少与人交往。在不得已的集会中总是保持沉默。他的手，一从人群中抽出来，他便要不信任地盯着它们看，把它们吹了又吹。
他的工作在暗中悄悄进行。是的，由于顶口被封，即使是大白天，整个楼道也显得昏暗无比。他每天不声不响地弄下一两块砖，然后把它们放回原处，不让人看出破绽。昏暗中镶嵌着各种眼睛。虽然他知道他们来顶口的可能性极小。他们对顶口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但现在，假如他们发现他居然在拆封顶，一定会非常恼怒的。他们会指责他吃饱了没事干，或诬蔑他图谋不轨。在他的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差点出了意外。一对新拿到旧钥匙的男女兴冲冲地来到了顶楼。他们想到楼顶去表达一下他们的喜悦。当然那浓重的昏暗使他们有些沮丧。那男的为了表现某种气概，想狠狠踢那封顶一脚。但大概是意识到脚上的新皮鞋，便打消了念头。他们只是貌似深刻地接了一个吻，然后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下楼去了。
他终于把被封的顶口完完全全打开了。灰尘呛得他一阵咳嗽。他像个幽灵一样爬到光明里去。至于爬出去又干什么呢，他并不清楚。所以他刚站在那宽敞自由的屋顶上时竟有些无所适从。在决定怎么利用这突然而至的宽阔敞亮的屋顶前，他决定先四处走走。他感觉这栋大楼就好像地面向天空伸出的一只硕大的拳头，他就站在这个拳头上面。
他在楼顶得意忘形，大声地念出了什么。他不知不觉把步子迈得很快。他舒展双臂，做着扩胸运动。很久没做扩胸运动了。像很多人一样，在逼仄的空间里，不知不觉地把它给忘掉了。即使做，手总是碰到了黑暗中尖厉的家具和墙，胸里吸入了更多的铁屑一样的潮湿。也就是说，在封闭的房间里，做扩胸运动比不做扩胸运动有更大的坏处、更大的损害。现在，新鲜空气夹带着阳光进入他的肺部，使他产生了抒情的冲动。他情不自禁地吟道：
 
把封闭还给封闭吧，
把自由献给自由；
把戏弄还给戏弄，
把花朵献给花朵；
像飞翔一样飞翔，
像坠落一样坠落……
 
这时，他离天空无疑很近。他热爱所有离蓝天近的事物。他曾经想做一个飞行员，驾驭飞机穿过白色的云朵。但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近视眼。他从体检线上被刷了下来。他开始寄希望于另一种飞翔。为了到达这一飞翔，他热爱了自己。因为他知道，没有自己，这飞翔便无法进行。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敏感，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迟钝。在别人敏感的地方，他常常迟钝，而在别人迟钝的地方，他却惊人的敏感。他总是那么容易地感到了戏弄，受到了伤害。他甚至忍受不了一些名词和动词（它们要么被曲解要么遭滥用）。正是它们，组成了那些僵硬、空洞而又威力无边的句子，众人皆知却又都装聋作哑的谎言。
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的飞翔。他可以不停地做着扩胸运动了。他还梦见了字。他每敲一个字，它便活了起来。比如他敲出一个鱼字，便有一条鱼从显示屏上跳了下来。他敲出一个鸟字，便有一只小鸟拍拍翅膀，从窗子里飞走了。他看见了字的灵魂。字的灵魂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压缩在某一个软件里。他要做的是，把它们释放出来。就像养鸽者，每天早晨让鸽子铺满了天空。
他经常有一种战斗的冲动。看到那些封闭、谬误、胡说八道，他就想上去战斗。他在屋顶踱步。他的两臂要长出结实的羽毛。他就要飞了。小时候，他一遍一遍地在院子里练习飞翔。有一段时间，他热衷于收集动物的羽毛。他拿连环画、小刀、铅笔、橡皮擦跟同学交换，他许诺跟他们打扑克、钓鱼、捉迷藏。他甚至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和女同学交往。因为她们每个人都留有几个又大又漂亮的毽子。尤其令他欣喜若狂的是，有一次，他竟然从独眼表叔那里得到了两根火红的野鸡毛。它们神态飘逸，品质高贵。他偷偷地把各种羽毛编在一起。他也有翅膀了。他想，总有一天，他要爬上树杈或站在院墙上，呼地往下一飞。
现在，他站在屋顶，为了表示他的喜悦，他在屋顶大跨步来去，似乎也要像许多年前那样呼地一飞。他想让人们看到，他已经有了一种多么自由的姿态，或者，作为人，可以达到怎样自由的姿态。他将告诉他们，他已经拆掉了被封住的顶口。他们将会怎样惊奇啊。然后他们也踢踢踏踏跑上屋顶，大口地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他们会恍然大悟：原来打开封顶这么容易，这么好。他们将和他一起手牵着手，唱歌，跳舞，拥抱，相爱。是的，他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他们在向他拥来。他们向他招手。有的还喊着他的名字。他们站在楼下，很快地聚成一堆。
喂，别想不开，生活是美好的，你下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回过头，往回走，然后下楼，下楼，然后你就什么也不想地睡一觉。等你醒过来，你会觉得阳光是好的，空气是好的，鲜花也是好的。你会对生活感恩。你会哇哇大哭。就像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路，游子找到了娘。
喂，伙计，你这是咋的？要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想没想过，你从上面跳下来的后果？你将狼狈不堪地躺倒在地上，脸无论是朝上还是朝下都令人恶心。将有一些红红白白的液体从你的身体里流出来。你不是唯美么？你想一想，这就是你唯美的下场。
喂，看在我们做了多年邻居的分上，你别跳楼。这都怪我，平时没找你谈心。是我工作做得不够，我检讨，总行了吧。说实话，我曾发现你在偷偷拆那顶口。但我没想到你是想从楼顶跳下来。我以为你想从那里拆两块砖到房里垫个床脚或桌子什么的。我知道了，但故意装作不知道。一个人在偷东西时，被人抓住是很难为情的。你下来吧，我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我们会谈出一个好结果来的。你要相信我，相信组织的力量。我们会为你保密。
眼镜，你这是干什么？你以为这样，你就有出息啦？你们看，我早就说过，那小子形迹可疑，平时特立独行，早晚有这一天的。他是个疯子。是危险分子。他对生活不满。他时时感到窒息。你们说，他这不是有病么？谁不让你喘气了？我们生活中有的是空气。他父母怎么生出了这样的不孝之子？要是我，早一巴掌拍死了，喏，就这样，像拍死一只苍蝇。
……他站在屋沿，眼含热泪。这是他完全没料到的结局。他无比地热爱生命，但他已别无选择。他要做的，只能是——像飞翔一样飞翔……
他纵身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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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 复
有一件事是难于启齿的，他老婆被她的上司搞了。
本来，他是不会用“搞”这么粗俗的词的，但一想到他老婆被她上司压在身子底下的样子，他就愤怒得手在颤抖，说话也没有完整的句子，好像被牙齿咬碎了。
本来他并不知道这回事。有人说，这样的事，往往是全城的人都知道，就是自己的老公或老婆不知道。一开始，他肯定也是处于这种受了侮辱而不觉的状态。但那天，他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其中有一个刚认识的，和他老婆的上司是朋友，说起他老婆的上司跟他经常交谈这方面的心得，就提到了一个女人，那个朋友当然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虽有其他朋友马上用脚在下面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他一个人在江边独自坐到很晚才回家。他的眼睛干干的，涩涩的。
他没有质问他老婆。事情已经发生了，质问又有什么用呢？他只是不理她，好像他很忙，没空搭理她似的。
但他想，他是不会咽下这口气的，他一定要报复她那个狗娘养的上司。想到这里，他的心忽然柔软了起来，觉得老婆受了莫大的委屈，便主动地抱了抱她。
他认识那个家伙。有一次，他和老婆在商场购物，碰到一个男人，老婆介绍说，这是我们领导，又对他介绍说，这是我先生。所以有时候去她单位，碰到他，还似是而非地对那个家伙点了点头。一米七几的个头，卷曲的头发，气宇轩昂的样子，说实话，想起那个家伙来，他不禁有些自卑。相对来说，他的形象就差了一些。这样一想，他心里又满是妒火，他想，老婆是什么时候被对方搞上的呢？就是那次在商场见面之后？是不是对方见他其貌不扬便自觉有了可乘之机？这样说来，难道这件事不怪他老婆和对方，反而要怪他自己不成？他气愤地把手从老婆身下抽了出来。
而老婆，睡得像一头猪。
他吃了一惊。他从未用这样粗俗的话形容过他的老婆。其实她侧卧在那里，睡姿是很优美的。身体的轮廓在薄纱里若隐若现。像海岸线。可自从知道了那件事，老婆在他眼里就一点也不美了。
都是那个可恶的家伙。他真的要报复他了。不然他不得安宁。
可是他怎么报复他呢？跟他去吵架，肯定是没意思的。主要是，他的形象比他差，让他很自卑。别人会说，难怪啊，谁叫他形象不如人家呢？但后来，他还是很冲动地向老婆单位跑去。大概是路太远，等他跑到那里去时，他早已气喘吁吁，火气也没开始那么大了。他没有进去，只是在马路对面朝这边瞅着。不一会儿，他果然看见那个家伙从里面走出来。由于对他恨之入骨，他永远记得他的样子。那个家伙，还是那么气宇轩昂，头上打了摩丝，像明星那样湿漉漉的。他的领结也那么高高在上，而他，一直没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领带。他的皮鞋那么亮，好像灰尘怎么也掉不到那上面去似的。这时，如果他赶上去揍他，别人大概会以为他是小偷，是抢劫的，因为他们的形象仿佛表明了这一点。事后，他老婆会说，你真丢人啊。
那就到他的上级那儿去告状吧，这似乎是一条可行的办法。他有身份证工作证还有结婚证，人家会相信他的。可这又不是有脸面的事，人家领导肯定是嘴里支吾着，心里却在暗暗发笑，他们毕竟是一家人。再说，你自己的老婆没看紧，怪谁呢？他想了很久，忽然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你看，就因为他平时太老实了，以至现在想个坏点的主意都这么难。但一想出来，他还是很高兴，为自己的智商高兴了好一会儿。他给那个家伙的上司也就是他老婆的领导的领导写了一封匿名信。他没说他跟他老婆有暧昧关系，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么？他说他经济上有问题，用人上有问题，并多次赌博嫖娼。现在，有几个领导在这方面是说得清楚的呢？他设想着对方被检察机关弄得焦头烂额的样子，最后被停职，受处分，甚至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样，他既达到了目的，还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老婆也不会怪他，他们还会相安无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过下去。可是等了很久，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有几次，他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老婆，现在反贪反腐风声很紧，你们领导没事吧？而老婆总是说，没有啊。她的样子很轻松。他注意地观察她的脸，上面好像有什么飞过，后来他看清，它不是阴影，而是一只小鸟。他又气不打一处来。后来他从一件小事上受了启发。那天下班时，他看到院子里，一个人被他儿子领着去找另一个人告状，说对方的儿子打了他儿子，于是当着对方的面，那人狠狠骂了一顿儿子，可等对方走远，那个人朝地上呸地吐了一口痰，说，你儿子打不过我儿子，怪谁呢？看来，自己的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啊，谁不护短呢？
这个办法又行不通。那么，花点钱找人把对方修理一顿？这样的事在这座城市里倒是经常发生。于是他就去找。可他本来是个交游不广的人，别说黑社会，就是红社会的人他也不知怎么找。别看平时看电视，觉得这城里到处都是黑社会，不是雇凶杀人就是团伙抢劫聚众斗殴。可真正要找他们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向人打听：喂，你认识黑社会的人吗？人家奇怪而生气地看了看他，马上离他远远的。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到哪里找黑社会去？别看它的名称那么庞大和吓人，其实它是很抽象的东西。就好像一个人在找单位，单位的牌子明明挂在那里，可如果没人跟你说，他是领导，可以代表单位跟你说话，那你怎么也不能找到它。它像是巨大的海绵，你打一拳它缩进去，你抽回手它又鼓出来。黑社会也是一样，它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可你又找不到它。
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下了班，就把自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剧，什么事也不愿干，老婆喊他他也爱理不理的。有一天，他忽然从沙发里坐起来。受了电视的启发，他想他是否可以去勾引对方的老婆，这样他们就扯平了。对，这个主意甚好。
于是他设法认识了那个女人。他没想到那个家伙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真的，比他老婆漂亮多了，跟她相比，他老婆简直就是丑小鸭，可那个家伙，仍然不肯放过他老婆，这说明那是一个多么贪婪的家伙。他听到了自己咬牙的声音。但他还是自卑。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脸红心跳，说话都结巴。自己这个样子，那女人无论如何是看不上的。他照了照镜子，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形象雄壮些，但越努力，他越没有信心。他对着想象中的那个家伙骂了好几句粗话。
他很消沉。现在下了班，家也不愿回了。他在外面游游荡荡。这一天，来到了他早已听说过的红灯区。本来他没打算进去。他是怀着好奇来看看的，但一个大眼圈的女孩把他拉了进去，于是后来的事情他也懒得去想了。
两天后，他的身体出现了异常。这时，他仿佛又受到了什么启发，忽然高兴起来。他在家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然而他心里在往下沉。他悲哀地想他只有这个办法了。老婆对他的改变似乎也比较高兴。他们一起做久违了的事情。然后他就像一个播种的人，满怀希望地等待预想中的事情一步步发生。
不久，他在性病医院里碰到了那个家伙。他对那个家伙笑了笑，那个家伙也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对他笑了笑。不过他还是很心疼，治这种病，毕竟耗费了很多钱。这时他看见那个家伙叫医院里给他开了一张什么发票，并且金额比实际所花的还要多出许多。
什么，他可以报销？甚至还赚了一笔？
这大大挫败了他的胜利感。他觉得这样真不值。他后悔了。几天后，他看到那个家伙又搂着一个他不认识的漂亮女人进入了一家高档商场。不用说，他老婆也被抛弃了。不知怎么回事，他忽然很难过，仿佛被抛弃的是他自己。回到家里，他向老婆忏悔了一切，于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马奈的约会
对于即将到来的约会，马奈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在哪里接人，在哪家小饭馆吃饭，饭后的活动怎么安排，他都考虑得一清二楚。又比如穿什么衣服，打什么领带，皮鞋要不要擦得很亮，穿什么样的袜子才能和皮鞋相得益彰，他也设计得分毫不差。他是个严谨的人，但他希望找一个不怎么严谨、有点儿出格、有点儿反叛意味的女性做妻子。为此他在生活里茕茕孑立了许多年。她们要么恪守传统要么顺应潮流，使得他的青春成了一纸空文。
他和王芳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都是大龄青年了，目的明确，用不着怎么忸怩。介绍人有两个，一男一女。他们是怎么把他和她扯在一起的，他不太清楚。说不定是他们调情调出来的。他和她的第一次见面，说不定是他们某一次调情的副产品。走进介绍人何昭君的家，他就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和她不过是他们的道具呢。这有些意思。他朝她望了一眼。这一眼还没有什么感觉。要是那么容易有感觉也就不会是大龄青年了。大龄青年感觉来得慢，感觉点（类似于物理上的沸点）也比较高。在他第一眼看来，王芳是个找不出优点也找不出缺点的大龄姑娘。她的脸盘和身材都再正常不过。皮肤很白，胸部也有高度（但愿与海绵无关），紧身牛仔裤把臀部裹得紧紧的，还有些上翘。但等等这些，仍使他的目光找不到向上向下向前的力量。介绍人何昭君热情地捧出苹果，王芳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一招一式地削起来。苹果慢慢地脱下了衣服。正是这时，马奈忽然眼睛一亮。这个王芳，用的居然是左手！左手削苹果的王芳有一种不羁的反动的美！这一下，他感觉王芳全活了。立体的王芳让他心跳加速。她也似乎感觉到了他勃起的近乎无耻的目光，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
他在洪都路口接到了她。然后在一家“君再来”的小饭馆吃饭。他喜欢看她用左手吃饭的样子。他开了一瓶可乐给她，开了两瓶啤酒给自己。麦芽是个好东西啊，它让生活翻出了浪花。他频频举杯，显然还不知道此举将给他带来恶果。他打算饭后带她到江边小坐，那里有干净的石凳和宽阔的凉风。离他的住处不远。如果进展顺利，他要吻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住处去。为此，他早已漱净了口。为了不使食物过多地染指他的牙齿和口腔，他吃得很少。要保持一个清洁的接触。一盒避孕套放在他的枕头下面。他还记得买它时脸上堵着的那一坨酡红。
现在，他们坐在江边上。沿江的白色栏杆支撑着身上鼓满了爱情的人们。不要去增加栏杆的负担吧，他们把身体的所有重量都交给了栏杆，这是很危险的。马奈想。作为一个恋爱者，应该和周围的事物搞好关系。他和王芳在微微温热的石凳上坐下来。他握着她的手。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河水里，更显出了夜空的深邃。风在微微地发着酵，夜色像王芳的手一样洁净柔软。王芳的手逃了一下，又飞了回来。现在，他懒得去分辨王芳用的究竟是左手还是右手。在他看来，王芳已浑身都是左手了。
正是在这时，他感觉到体内的水分出了问题。其中的一部分因得不到重用，一气之下就走开了，来到下端的某个部位。那里有一个水库。马奈挪了挪身子，两脚往里并了并。他想安抚安抚它们。别急，别搅和。如此美好的事情，让你们的丑恶嘴脸一搅和，我就成了跳梁小丑了。他什么都考虑到了，怎么就没考虑到这件事呢？真是没有经验，他还傻乎乎地喝了那么多啤酒。要知道，他的尿，可还是童子尿啊。虽然它圣洁无比，但此刻，它显然来得不是时候和地方。并脚的动作增加了水库的高度，它暂时安静了下来。
她已进入了状态。她语声温柔，像个陷阱。她的眼睛微眯着。星光是如此灿烂，她的唇齿发出银光。她已经接受了他的求爱。她那大龄的胸脯有些起伏。她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她叹息了一声。她的幸福感在空气中滑行，掠过她的指尖。她开始掐他的手。她清凉的指尖在他的肌肤上留下了灼热的、深深的印痕。仿佛她要把她的幸福种在他的皮肤里，让它像月牙儿一样慢慢生长。她轻轻咬他的耳垂。她的牙齿慢慢地用力。马奈的耳垂就这样被推到了爱情的最前线。
他的身体晃动了一下。他的水库开始剧烈地摇晃。他忙端正了身子。知道汛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有如三十年未遇的洪灾。超过了历史纪录。他记起读小学的时候。他一向胆小。不敢讲话，也不敢举手。而把举手和撒尿联系起来，更会使他无地自容。那节课太长。好几次，他都感到时间已经停滞不动了。他想万一值日老师的手表坏了怎么办？这节课不就要无休止地上下去了吗？果真，时间已经死在老师的手表上了。他说，表，表。他想以此提醒老师注意。但老师根本没听到，或者老师明明已经听到了，但偏偏装作没听到。他是个十分负责的老师。十分负责的老师都疯狂地热爱拖堂。老师的嘴巴在动，可他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眼睛和耳朵里只有水。它们热情奔放，横冲直撞。他小小的身体在打着哆嗦。一个。又一个。哆嗦使得他的身体慢慢缩紧。终于有什么喷涌而出了。正是冬天。教室里腾起一团烟雾，它直蹿空中。真是一道奇观啊。他从那白色的烟雾里捡回一条小命。他喘了口气，傻傻地瞪着眼睛。舒服极了。教室里静悄悄的。从那时起，他就怕上课、开会等长时间的集体性行动。怕去长途汽车站。可今天，他为了保持一个清洁的胸腔，为了爱情，喝了不少酒。现在，酒开始疯狂地报复他了。上游的水还在源源不断。水流越来越湍急了。白色的浪花飞到了樯顶。他得想个办法。假如她突然昏厥三分钟，那事情就好办了。他可以很从容地把事情解决。不留下一点尾巴。可是她毫无昏厥的迹象。他的眼睛从她的右肩上溜出去，注视着路灯下的景象，希望找到一个可以暂时离开她的理由，比如说去为她买点饮料果脯什么的。但是没有流动小贩。小商店又离得太远，远得和爱情无关。理由始终没有出现。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她变得放荡起来，猛吸着他。他一动不动。像一具木偶。仿佛不小心一碰，他就会砰的一声倒下。他感觉她的嘴唇木木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他的舌头也越来越笨拙了，不能满足她的需要。她的吻在他的体内奔跑。他双腿越夹越紧。一种似曾相识的颤抖沿着脚跟上爬。紧接着肌肉也颤抖起来。
她觉察出了什么，睁开眼，望着他。
他十分慌乱。你不舒服吗？她问他。他的脸在发烧。昏头昏脑，像得了热病。他很伤心。假如这时，他说出他的生理需要，那会很可笑的。它会阻挡住另一种生理需要。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他在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挺住啊，他对自己说，坚持，再坚持。你怎么啦？看上去怎么有些心不在焉？她以一个大龄青年特有的敏感发出了疑问，并迅速地冷却下来。她的爱情骤然停止了流动，身体像空空的自来水管。完了，一切都完了。任何解释只会使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说不清楚。机会一个个失去，事情越来越糟了。假如是别人，假如她没用左手削苹果，也许他就不会顾忌了。他会大大方方地对她说，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难道恋爱就不允许排泄么？可她是王芳，是一个让他动了心的女人。他一下子绝望了。他想破罐子破摔。但就在他破罐子破摔的途中，他忽然急中生智。他慷慨激昂地说：是啊，我是心不在焉，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心不在焉吗，因为我爱你，我想请你到我的房间里去，我们都已经不小了，没必要做缥缈的浪漫状了，走吧，别浪费时间了，到我的房间里去吧！
一时间她愣在那里。但她很快地低下头去，满面娇羞，似乎要任他摆布。
走过一片建筑工地时，她说，我要方便一下。说着她就像一段月光，从他的手里脱了出去，一转身跑到了阴影里。
他也迫不及待地对着墙角，拉开了闸门。
等他们在他房里，把准备好的东西都已用上，他想，说不定，正是那伟大的小便，促进了他们爱情的进程。
 小荞的故事
一天，娘跟小荞说，她要去外婆家住几天。外婆身体不行了，要人服侍了。娘唠唠叨叨的：猪一天喂三次食，鸡要清早放出，晚上引回，后门口那个鸡洞，夜里要堵上，日里要打开，好让鸡婆下蛋，你可别忘了。
小荞故意爱理不理的。等娘快走出廊口了，她才忽然做惊吓状：娘，夜里我一个人睡么？这么大的屋子，我怕。娘回过头，忽然起了开女儿玩笑的念头，她说：你不会叫芋头给你做伴么？
芋头是小荞眼里常见心里常想的那个人。他们从偷偷地递眼色到公开地相好，已有一年多了。芋头是村里的民办教师，经常很神气地站在黑板前指手画脚，粉笔吱溜一声，一个字就扇着翅膀跳到黑板上去了。仿佛那些字就像小鸟似的藏在他袖子里。小荞喜欢看芋头在黑板上写字。芋头皮肤白白的，眼睛黑黑的，他的脸很好看，手也很好看。所以小荞一见到芋头心里就很舒畅。但至今，他们还只是拉拉手。
别看小荞今天装作很胆小的样子，说，娘，我一个人害怕。其实她胆大得很。和芋头在一起，每一次都是她主动的。她没想到娘比她还要勇敢，竟会说：你不会去叫芋头给你做伴么？！
好哇娘，你以为我不敢么，我真要做给你看看。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责任可不在我，都是你老人家吩咐的。小荞瞅着心里面那个自己，微笑着自说自话。
小荞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正在上课的芋头。她说，我娘去外婆家了，要好几天才回，那么大一间屋子，我一个人怕哩。
芋头说，那怎么办？他盯着地面，地面上正有一只蚂蚁在爬。他盯着蚂蚁既细小又巨大的臀部，仿佛要从那里盯出一个答案来。
小荞盯着他：是呀，怎么办？
芋头忽然说，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小孩子，你怕什么呢？
小荞说，怕的东西可多啦，鬼呀，屋瓦上毛茸茸的风呀，野兽呀，还有贼，听说贼偷东西时，一发现人醒了，就要把人害死。你说我怕不怕？
经小荞这样一说，芋头也害怕起来。他不怕别的，只怕小荞害怕。他说那怎么办呢，要不你也到外婆家去吧？
一听这话，小荞有些生气了。她恨不得拿什么敲一敲他的脑瓜：你怎么这么笨，人家给你一根藤，你就是不知道顺藤摸瓜地往上爬。她希望他说：那有什么难的，我陪你看家。但是他不说。他不敢说。她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只好自己伸手拉他：我娘说了，叫你跟我做伴。
话一出口，竟先自飞红了脸。所以她又说，别以为我好作兴你，要不是娘说了，我才不理你呢。
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芋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上课走神，领读出错。他恨不得一下跳到夜晚去。
终于看到小荞家的灯光了，她正孤零零地倚门望着呢。但他忽然想，她娘一直对他们的订婚要求不置可否，怎么现在忽然要他去陪她了？他大她两岁。他是男人。或许，小荞的娘正是看中了这些，才让他来给小荞做伴的。这是对他的考验。
而她，觉得自己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胆大包天，不像一个好女孩了。她想现在她要做出一副忸怩被动的样子，才有些像话。他们一本正经地进了屋。她递上早已泡好的茶，捧出炒好的蚕豆、南瓜子。他伸双手接住了，说不要忙，不要忙。两个人都客客气气的。这可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的初衷是隔着老远就开始奔跑，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直到夜深，直到天亮，直到结婚的锣鼓敲起来，直到两个人都老了，脸塌下去了，牙齿都掉光。
他们开始看电视。看了许久，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他说，把电视关了吧，我们说说话。在他的感觉里，是有很多话要跟她说的。它们放在心里已经好久了，一升黄豆已经长出十几斤豆芽了。她就走过去，把电视关了。她要听他说话。空气安静得很。她期待着。他咕咚咕咚灌了两大口茶。她已经给他续了两回水，茶叶也已经给泡死了。他清了清喉咙，就像每天上课前那样。他一清喉咙，学生们就知道他要滔滔不绝地讲话了。嘿。他笑了一下。笑过之后，才觉得唐突和莫名其妙。你笑什么？他问自己。那笑就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不经他允许，擅自从教室里跑出来了。你……他有些气急败坏，跟自己生气了。他拒绝说话了。
她望着他，爱情就要从他的唇中吐出了。她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假如他要求和她睡在一起，她也不会拒绝。假如他不好意思要求，她就要启发启发他，让他生出一点贼胆。她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样做贼的。可是，难道她就不惊慌么，说不定，她会昏过去呢。过几天，等娘回来，她就骄傲地告诉她，她已经给自己定亲了。娘会吓一跳吧。娘会骂她么，不会的，她这可是奉旨行事啊。娘会说，好个大胆的野姑娘，快点准备嫁妆把你嫁出去得啦。但他嗫嚅了很久，并没有吐出爱情。是不是，他的嘴里，没有爱情？或者说，他的爱情不是准备给她的？她的心立刻紧缩起来。她觉得自己受了轻视。她是个要强的姑娘。她仰着脸，可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它们像羊群一样在大地上奔跑。
而他，完全慌了。好像他的学生哗啦一下，不听他的，全部奔出教室了。他以为她在拒绝他，害怕他。女人的眼泪是比校长，不，是比教育局长还可怕的。他急了。他的思维完全紊乱了。他说你别哭。她却哭得更凶。他说你再哭，我就走了。她抬起头，说你走你走。
几天后，娘回来了。娘问：芋头来了吗？小荞点点头。娘问：他抱你了吗？小荞不答。娘又问：他亲你了吗？小荞还是不答。娘奇怪，说：那你们干什么了？
娘的意思是，这点事都没干，那还干得成什么呢？
娘非常不满。
 消费时代
伟珍和再萍在省城的工地上做事。有一天，伟珍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了。再萍哭得死去活来。她已经是伟珍的人了。他们还打算好，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回去做新房子，置办家具，结婚。可现在，她的天一下子塌下来了，怎么办呢。她一时想不开，晚上偷偷爬到伟珍站过的脚手架上，从那里跳了下来。她以为那样，就可以赶上伟珍了。
可怜的姑娘，也死了。
刚好有一个专门搜寻报料的记者从那里经过，听说了这件事，很兴奋。要知道，找报料的工作很辛苦，既累又难以做出成绩，不像搞专题的记者那么神气活现，文章一发就是整版，他的稿子却是专门“补漏”的，哪里缺个口子，就拿它们去塞缝。瞧瞧，这几天他找了哪些劳什子：××路水管破裂无人修，大水一淌就是三钟头；大风刮倒桥边树，砸坏车头没商量；雨天路滑河水上涨；为补车胎街头动粗。那一次，一家早点铺老板的幼女把手送进了绞肉机，让他高兴得要命，因为那篇稿子让他破天荒地上了半个版。现在，他估计，这件事，可以让他再上半个版。
不出所料，主任很大方地用笔一勾，画了半个版给他。他的稿子突出的重点是，工地的安全设施有待完善，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没想到，第二天，另一家报纸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做文章，发了整版的文章，还配了多幅照片，一共差不多占两版。文章大意是说，在现在许多人的价值观和爱情观比较模糊和迷乱的时候，这个纯情的乡下姑娘的殉情，无疑是一道绚丽的风景，让许多人眼睛一亮，又像一根闪亮的钢针，扎痛了许多人的心（原文大意如此）。总之，这件事值得人们深思。
那期报纸卖得非常好。它引发了各个层面的人物对这件事的讨论。为此，每天四处找报料的那位记者还挨了领导的批，说他当初没抓住兴奋点，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题材。作为补救，领导派了一位资深记者去伟珍和再萍所在的边远山区继续深入采访。那位报料记者陪同前往。
到了那里，他们才知道，那里是多么的穷，穷得学生在写“穷”字的时候都特意减少了笔画。资深记者就在生活的“穷”和感情的“忠贞”上做文章。他发人深省地写道：这里，虽然个别地方穷得只看见光秃秃的红土，是那么的触目惊心，可那土又是有骨头的（硬度为证），有血性的（颜色为证），正是这骨头和血性，孕育了再萍这个姑娘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他还在文中列举了现代都市人对感情的麻木和玩弄之种种，和那个殉情的姑娘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振聋发聩，达到批判的目的。
这一下，两家报纸总算打了个平手。
现在的报纸大多是上了网的，既从网上引水，也向网上灌水。许多网民就跟在两家报纸的后面灌水。有的说，值。有的说，傻。有的说，直叫人惭愧而死。有的说，真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有的说，愚昧。有的说，现代人有救了。
紧接着，电视台也对此事件作了报道，并组织了专家进行讨论。
另一家电视台则把双方的父母请到了电视台。虽然老人们表情麻木，或低头不语，但下面掌声热烈，有的观众还在拼命擦眼睛。摄影镜头及时捕捉到了那个哭泣的画面。主持人问老人怎么在那么贫困的环境下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子女。说到动情处，主持人也哭了。主持人的哭是那种引而不发的哭，看到主持人哭了，观众就更要大面积地哭。顿时，哭声夹杂着掌声，就像玉米夹杂着高粱在风里响成一片（电视的背景画面是希望的田野）。
作为当地有名的市民节目，影响是很大的，平常老百姓聊天的话题，很多就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这一次，它甚至突破了以前的年龄障碍，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受了感染。聪明的商家发现了商机，没多久，市面上出现了一种色彩绚丽并热烈到绝望的装饰品，它们有一个大胆得让人心痛的名字，叫殉情结。一时间，从窈窕少妇到纯清少女，从高薪白领到贫寒学生，都以佩戴殉情结来表示自己对热烈忠贞爱情的向往。听说有的地方，按摩小姐也开始要求那些前来消费的男人们买殉情结送给她们。
有一个写畅销文章的撰稿人，自然早已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这件事情已经炒得差不多了，到了该他动笔的时候了。于是他坐车去那个边远山区采访。车马的颠簸并没使他感到劳累，相反，他有如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仿佛看到千字千元在向他殷勤招手。作为自由撰稿人，他的文章自然写得很煽情，他把人物和事件都做了大量的艺术化处理，比如伟珍和再萍成长中的一些细节，恋爱中的细节，劳动的细节，夏天吃雪糕的细节，冬天吃烤红薯的细节等等。他知道，他即将投稿的那家或几家杂志，已经有许多家庭主妇的眼泪等在那里，只等风吹草动，就会扑扑掉个不停。
电视台不会放弃继续报道的机会。再一次做节目时，伟珍和再萍他们的村长和以前的中学老师也被请来了。村长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村已经被评为精神文明村。村长说他是看着两个孩子长大的，他知道他们日后有出息。中学老师说，在他们读书时，他就被两个孩子真挚的感情所打动。不过他马上意识到不妥，忙补充道：当然，那时他们之间还只有纯洁的友情，他们的作文是歌颂友情和青春的。村长说，他正在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在他们村设立旅游点，现在有风景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可还没有纯粹的爱情旅游的。村里将在两个孩子以前在村子附近经常约会的地方开设景点，勘察好的已有初吻台、浣衣石、掸露林和对歌山等处。掸露林是指有一次他们劳动归来路过那里，伟珍看到再萍头发上沾着闪闪发亮的露珠，很美，想为她掸去又怕难为情。他们钻过的草堆也保存在那里，他们洗过澡的池塘，水特别的清澈。不过为了保持景点的连续性，方便游客，村里准备把伟珍遇难和再萍殉情的地方移到附近的一个山谷，那里原来叫夹皮沟，现在改名为殉情谷。到时候，男女游客都可以在那里玩一玩殉情的游戏，闭着眼往下跳。不过请放心，是特别安全的，谷底将垫上厚厚的海绵。口才颇佳的村长补充道。
在被各家媒体频繁地采访后，双方的老人似乎已神志不清。他们说，伟珍是谁？再萍是谁？什么？别再提他们的名字好不好，我听都听烦了，谁生下了那两个小畜生？所以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来采访他们了。他们坐在黑暗中，很久很久，才重新想起他们的儿女，想起他们身上缺了一大块。疼痛慢慢回到了他们身上，他们失声痛哭起来。
 内心的孤岛
结了婚，她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她是个爱书的女人。她曾把自己比作一条春蚕，把书比作桑叶。那时她还在中专学校读书。她悄悄地读诗写诗，并在梦中勾画着自己的白马王子。她希望将来嫁给一个比她大三至四岁的男人，一生只恋爱一次。
但毕业那一年，她稀里糊涂地爱上了班里的一个男生。他对她爱理不理的。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和另一个女生打得火热，而那个女生是她瞧不起的那种类型。这使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当然也不排除她的醋意和逆反心理。所以当他反应过来转而狂热地追求她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虽然她的内心是那么的痛苦和矛盾。
那是她的初恋。她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来忘却她的初恋，然后遇到了他。
他第一次在她眼前出现的时候，手里就是拿着一本书的。一本诗集。惊喜的光芒立刻从她眼里闪射出来。他大她不是三岁也不是四岁而是三岁半。她便立时断定，这个男人会成为她的丈夫。
他们结婚如闪电，既快也让人惊讶。她急不可耐地跳进了他们的婚姻之巢。她要在那里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用来盛载她的爱情、碳素墨水、笔和稿纸。
但当她要在房子里找一本诗集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她昨天还看到过它的。她心急火燎，翻箱倒柜。可是，它哪去了呢？
他漫不经心地说，他把它扔掉了。
扔掉？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他说，结了婚，就该好好过日子，还看诗写诗干什么，那都是让人想入非非的东西。
她说，你不是也喜欢诗么？难道你现在不读诗写诗么？她习惯于把看诗说成是读诗。
他说，他没空，很忙，单位上有写不完的材料，哪还有时间干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这时，她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
但她又承认，她是爱他的。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和复杂的人。这注定她这辈子是痛苦的。她还有一个女友也写诗，有一次，女友把她的诗拿给自己的丈夫看，并称赞她的诗写得如何好。女友的丈夫看了之后，对女友说，这说明她没有你幸福。女友把丈夫的话和盘托出，这句颇具刺激性的话却让她十分感动。对方真的说到了点子上。
渐渐地，她变得孤僻起来，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出神。可是，她没办法割舍诗。它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还在做妻子和母亲的夹缝里坚持着。有一天，丈夫在外面喝醉了酒，回来就把她扔在床上。她没有心情，丈夫就把桌上的诗稿撕了个片甲不留。
他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他说，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
他说，我知道你们写诗的人是怎么回事。
从此，他不让她去会见诗友，参加诗会，每天都要检查她的诗稿，想从里面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因为他是懂诗的，找起来往往十分容易。她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就趁她不备，翻看她的日记。如果里面有值得怀疑的句子，他就会大发雷霆，甚至让她尝到皮肉之苦。
他说，你知不知道，巴基斯坦有一个女人，因为在诗里歌颂了爱情，被娘家人赶出家门，接着被丈夫杀死，而且法院里还没判他有罪，我对你已经够宽容了。
或许，她可以离婚，可事实上她不会离婚。她真的很爱她的丈夫，哪怕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幻影。她一生只爱一次。她如爱自己的理想一样爱着那个幻影。
渐渐地，丈夫再也在桌上找不到她的诗稿。他有些高兴，以为她完全放弃了呢，可她的性格还是那么落落寡合。晚上，他进入她的身体，可他感觉她的身体是冰冷的，好像她的体内有一个黑洞，他根本不能到达那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他恼羞成怒。一有机会，他又翻她的日记。因为他看到，有时候即使在半夜，她也会忽然翻身坐起，在她的日记本上写点什么。可现在，他根本看不懂她日记本上的话。这就奇怪了。他有大专学历。他也读过甚至写过一些诗。那些文字他一个个都认识。可它们排在一起，他怎么就认不出它们了呢？想了很久，他仿佛明白，她写的是现代诗。只有现代诗他是读不懂的。她在用现代诗的形式写她的日记。或者说，她用日记的形式写她的现代诗。
她对他说：以后，对你不能确定的东西，请你不要随便毁坏它，不然，我就死掉。
她说得很坚决。
他有些害怕了。他不知道，她已经是圈内很有名气的现代派诗人了。如果说，每个人的写作都要一个主题的话，那么她的主题就是抒写诗意的失落和对家庭中的专制和暴力的抗议。
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为什么要写那种看上去有些晦涩的现代诗呢？因为想干扰和控制我的人不能完全看懂，而我又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内心永远是一片孤岛。
 殉情记
他和她相爱了许多年，但双方父母坚决反对，所有的努力毫无结果。他们绝望了，决定殉情。
他们选择在风景区的山上。那里有一块临江的巨石，许多游客小心翼翼攀登上去，在那里照相。他们也照过。当时很担心掉下去，那甜蜜和惊喜还清晰地记着，没想到，他们现在真的要从那里跳下去了。他们的眼神绝望得像烧红的锅底一样。
他们本来是要抱着一起跳的，但到了那里，他们才发现巨石兀出的地方只能容下一个人。不然，很可能在中途被树枝或其他障碍物抵挡，到时候没能殉情却落下终身残疾，那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他们不想成为笑柄，日后在人世艰难地苟且，于是他们决定一个先跳，一个后跳。
她要求先跳。她是急性子，向来刚烈如火，说一不二。她坚信，即使这样，他们死后还是在一起的。她回头深情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像一道彩虹从岩顶飘落下去。
她穿了一件火红的衣服。她喜欢红色，说那是热烈感情的象征。然而现在，正是这红色刺痛了他，让他的心剧痛，猛然抱紧了身子。他流出了眼泪。他说过，他的眼泪只为她而流。他眼底最后的眼泪也是献给她的。慢慢地，他把自己松开，朝岩顶爬去。本来，他以为眼底只剩下了绝望，然而眼泪使他重新变得敏感起来。他朝下面看了看，一种钻心的疼痛像钉子一样忽然把他刺穿，他瘫坐在那里竟动弹不得。好像他单薄的身体已经和巨石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抱着她的尸体重新出现在大街上。
围绕着她的殉情死亡，双方父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他的父母拉着重回人间的儿子，像是握着一枚胜利的果实，而她的父母则声称很可能是他谋杀了他们的女儿，要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他们指着他的脸说，我女儿死了，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你为什么不死？你也去跳崖啊，你这个懦夫！
本来，这样尖利的言辞是谁也抵挡不了的。他即使不去重新跳崖也会羞愧而死。他是在那块伸向死亡的岩石上忽然明白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那天，他从穿心而过的那枚钉子上抬起头来，伸直身子，忽然明白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太容易了。只要把眼闭上，往下一跳。甚至不用跳，只要松手，他就会追赶她而去。但是那样，他们留在尘世中的爱很快也会挥发干净。人们在嗟叹一阵之后，很快又去关注别的让他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去了。他痛苦地揪住自己的头发，憎恨自己明白得太晚。本来，他是可以阻挡她的。他找到一条乱石嶙峋的小路，爬到岩底，他的脸和衣服都被荆棘划破了。他朝远处的船只呐喊，声嘶力竭的，然后一直跪在那里，求他们打捞出她的尸体。
他对她说，我不死，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爱得是多么深。如果我们都死了，人们还以为我们的爱是一时冲动和赌气呢。
从此，他在人们含沙射影的白眼和唾沫中生活。人们说，他是个懦夫，他的女朋友为他殉情，而他在关键时刻退了场。他的外套上好像永远沾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发亮、令人恶心的东西，而他，就那么不嫌不弃地穿着它。
在社会生活中，他是先进工作者、技术标兵。他有良好的人缘，和领导、同事、朋友相处甚欢。他们理解他的爱情，甚至理解和早已原谅了他的“怯懦”——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认为他当初的逃离是一种怯懦。不过他也不计较他们的“错认”。其实，如果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许他也会这么认为的。他们劝他早日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渐渐地，也有异性主动向他表示好感。她们暗示他应该向她们求爱，或主动请他去看电影，跳舞，逛公园，吃饭。他不是木头人，合适的时候，也会赴约的，但他一直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没有让它发生半点变化。
他向对方说，谢谢你的关心，可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请原谅，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了爱情，我爱她，我是永远爱她的。
然而越这样，追他的异性也就越执着。她们喜欢他对爱的忠贞不渝。虽然，这是要以破坏他的忠贞不渝为前提的。
他的拒绝，既坚决，又尽量不伤害她们。
许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孤身一人。他经常去墓地看她，春天为她带去一束白花，夏天为她带去一束蓝花，秋天为她带去一束金花，冬天为她带去一束红花。渐渐地，他的父母意识到了他心中坚强的爱，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他心中坚强的爱（他们都已经老了，满脸皱纹，白发苍苍），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他心中坚强的爱，知道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知道了那发生在多年前的爱情，还在他心中屹立，还在他心中生长。
后来，他退了休。
他更加老了。
后来，他的步行要靠拐杖支撑，他的睡眠要靠药物维持，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像一根细线，随时都会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于是他拄着拐杖，再次来到风景区的那块岩石上。他跳了下去。
仿佛他和她的第一次约会，他面色酡红，有些害羞。在向下坠落的过程中，他喃喃自语：你还那么年轻，而我已老。
 珍 藏
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戴晓慧，多年来一直珍藏着一样东西。那东西不一定是古董但收藏起来绝对比古董更麻烦。她把它小心地藏在自己的体内，东躲西闪着，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从研究生到研究员，经历了重重险阻，直到遇上师范大学的教师于无声。
戴晓慧收到第一封情书，是在读初二的时候。作为三好学生的戴晓慧，毫不犹豫地把它交给了班主任。
高中三年，她收到的男生的纸条越来越多。她对他们视而不见。她微微仰着头，从他们面前昂然走过。因此她被称为“冷血动物”或“冰雪美人”。
她压抑的情感，在大二的时候完全像火山那样爆发了出来。那是本系的一个男孩，叫霍兴东。高高的个子，天然卷曲的头发，下巴向前延伸，有些像普希金。而且，他也写诗，是学校春光文学社的成员。
事情来得很突然。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在湖边公园里约会。月光透过树梢洒了进来，像薄薄的衣衫。他突然把她摁倒在地上。他动手扯她的衣服。她问你干什么，霍兴东不说话。他的手像蟒蛇似的已经窜到了她的腰上。她害怕起来，说你是谁？你是霍兴东吗？你怎么不说话？你为什么要扯我的衣服？霍兴东说了一句粗话。她想他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地侵犯她的身体呢？他到底是爱她还是爱她的身体？假如是爱她的身体那也完全可以爱上别的身体，身体和身体是没有区别的，就好像这块糖和那块糖没有区别一样。如果他当时碰上的是别人，那他现在想扯开的是别人的衣服。这种想象让她感到恶心。既然如此，她就不能让他扯开她的衣服。她像蚌壳一样紧紧地把自己抱住，使他对她毫无办法。有几次，他甚至想用更卑鄙的手段，她只好也用上了指尖和寒光闪闪的牙齿。他滚鞍落马，捂着脸像不认识她似的，瞪眼望着她。
接下来的几次约会，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身体和衣服进行的。一方想让对方的身体和衣服脱离，一方则极力反对这种脱离。每次争执，他们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你爱不爱我？一个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把一切都给我。一个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不应该只在乎那件事。他们在书上、报刊上、生活中多方寻找答案，但答案也没有确定的答案，有的倾向这边，有的倾向那边。随着争辩次数的增加，他们的态度越来越激烈。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答案，那就是：你不爱我！
既然明确了这一点，他们几乎同时想到的是：分手。
大学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她在书本里找到了更大的乐趣。为了就业，抑或其他，她又继续考试，读了研究生。其间，上衣扣子被扯掉几颗，裤子几次险些被脱掉。最具危险性的是裙子。她想，如果一个女人想勾引男人，最好是穿裙子去和他约会。所以她从不穿裙子去和异性约会。她穿牛仔裤，腰间还扎了货真价实的牛皮带。她使得几个师兄弟简直恨透了牛仔裤和牛皮带。
渐渐地，她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分到社科院当研究员后，很快又有了新的社交。现在的社交圈子以大学教师、报社编辑和记者为主。每当她们炫耀自己在私生活上的收获（明确说来就是性生活），她无话可说。回顾自己这么多年来在男女事情上的经历，她觉得自己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了，好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的宝贝穿越枪林弹雨。她既是一张白纸，又曾坚决地拒绝过许多诱惑。不觉间她的眼神和手势里有了一丝苍凉。
要说明的是，她不肯跟男人轻易上床，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她自己。她喜欢自己是处女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股票，她不去卖它，也就不在乎它是升值还是贬值了。
对她来说，最危险的诱惑不是来自异性，而是来自于她所从事的工作的内部。作为研究文学的人，她不得不经常亲临阅读现场，披坚执锐地去解读一些段落和句子。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作家们的想象力在她的身体上引起了不安，经常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或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不直接描写一些事物，而运用修辞充分地调动你的感觉器官，使你也卷进他们的想象中去。他们的笔真的有一种魔力。她想她是否该找一个作家做她的丈夫？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师范大学的教师于无声就是一个作家。他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彼此有好感。两人互换了名片，然后按图索骥地，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拨过去。这里有一个细节有必要一提：他拿起话筒来拨了两次，占线；她也拿起话筒来拨了两次，也是占线。原因是，他们都在同一时间给对方拨电话。幸亏有一方放下话筒，略微等了一下，对方的电话才有机会打进来。如果他们发现对方的电话老是占线，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耐心继续拨下去。
于无声个子较高，秃顶，今年三十五岁，为了事业，一直把婚姻耽误了。至于谈没谈恋爱，谈过几次恋爱，这是个弱智的问题，戴晓慧不会去问他。似乎她答应和他交往乃至谈论感情更多的是出于理论上的需要。于无声知识丰富，说话风趣，很对她的胃口。两人的物质条件也相当。有几次，他们都谈到了职称和工资级别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也有许多共同语言。当他们意识到电话费渐渐远高于车费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约会。他们的约会也是很有规律的，每星期五晚上六点，他在师大门口等她，然后到一家兼营西式餐点的咖啡厅吃东西喝茶。她提议AA制，他似乎想说服她但没有说服，也就不再坚持。他们的交谈是愉快的，过后还有一些回味无穷的感觉。她清楚地看到他是在如何自然而巧妙地缩短他们的距离。他把他的包和她的放在一起。说话时，喜欢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激动起来就情不自禁握住她的手。她发现他越来越激动，所以也就越来越频繁地握她的手。他的呼吸有些急促。
月亮升上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美，便开始接吻。当然是他主动。她没有拒绝。既然是谈恋爱，就要有一点谈恋爱的样子。如今她在这方面把握得比较好，和他接吻时没有引起身体其他方面的反应。就像写论文必须要用的论据。她知道用了这些论据说服力就比较强，论点也就站得住脚。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手渐渐钻到了她的衣服里面，熟练地解开了她文胸上的扣子。她也没有挣扎。她觉得她应该享受这一点。因为她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可能，她会嫁给他的，这个写浪漫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会让日子过得稳妥而不失趣味。但是他的手继续下移，想突破更重要的防线。她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她对他轻轻地说，回去吧。
这一声轻轻的安抚很重要，没有使于无声的热情彻底熄灭，还保留了一点火种，它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重新变得很旺。当然她会再浇冷水。也多亏了于无声的耐心。他毕竟不同于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懂得不能意气用事，只是他不明白戴晓慧为什么还这么保守，他跟她什么都可以谈，哪怕是性，但就是不能付诸行动。不然，她就会像一只受惊的鸟那样拍拍翅膀飞走了。是有什么隐情吗？或者她在这方面经历坎坷，受过伤害？是不是她很在乎他，担心他发现她不是处女？咳，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个。都什么年代了，还指望找个处女做老婆？真的，那真的不重要。他对她之所以有耐心，是因为他觉得她适合做他老婆。学识，职称，姿色，风情，她样样不缺，这样的女人错过了可惜。她说，她不能和他随便做那件事，一定要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
结婚？那还不简单吗？他马上着手办理，并很快拿到了结婚证。
他说，现在看你往哪儿跑！
她说，我不跑。
他终于做了他想做的事。时已隆冬。事后，他看到了她身下的那团嫣红，凝重的颜色和季节有些不协调。他看了她一眼。但他还是重新俯下身来，轻轻吻了她。好像一个大人面对犯了错误的孩子。
后来有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他说，你何必做那种手术呢？花了很多钱吧？其实不管怎样，我都是爱你的。

3
生活的残疾
儿子很少跟人说话，但总是把嘴巴张着，像是在喘气。他的脸像某种惊恐的情绪从那里流逝之后，而留下来的模型。做父亲的已经离婚了。老婆红杏出墙，跟了有钱的男人，被他知道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打骂。但他是个穷鬼，所以在她面前永远处于下风。他是个懦弱而阴沉的男人，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他的阴暗的巴掌便经常在儿子小小的身体上炸响，老婆像狗牙一样尖锐的指尖也经常会划破儿子的皮肤。因为这些，儿子的上学也变得七长八短的，没过多久就草草收兵。他们离婚那天，看上去，儿子竟然有些高兴。老婆嫌儿子累赘，当然不会要他。她变成了一只白色的鸟，一离了婚，便轻盈地飞了起来，在他们的视线里越飞越高，渐渐地，完全不见了。
当父亲意识到儿子已经是他唯一的财产的时候，对他反而爱惜了。他打来一桶水，给儿子洗了一个热水澡。他不相信他儿子是那么邋遢猥琐的。果然，儿子在沐浴后，无比地鲜亮纯洁起来，令他眼前一亮。但他无法洗去儿子的胆怯，眼神的躲闪，沉默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比如，他会忽然从这一句话跳到另一句话去，不管这句话像钢管一样伸在那里还没有说完，或者，他本来坐在那里好好的，但忽然惊慌不安起来，马上夺门而去，好像被谁追赶似的朝着什么地方奔跑起来。有一次，他甚至在奔跑中把衣服脱掉了。他瘦骨嶙峋的身子好像一根极其便宜的笛子在风中呜呜地吹响，发出的声音并不好听。
于是，做父亲的感到了久违的疼痛。这疼痛的感觉像烧红的铁丝插在他心里，让他既温暖又感到辛酸。他暗暗打定主意，他不再找女人了，就这样和儿子过下去，尽自己最大力量让儿子哪怕多一点点幸福。他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他的背弓着。他的额上有了波浪般的抬头纹。他的手经常裂着口子，生活的酸气和咸气从那里渗进去。虽然还是那么吃力，对付生活，就好像拿一尺布去做三尺长的衣服，但总的来说，比以前踏实和安宁多了。他希望儿子经常露出睡在泥土里的红薯那样健康的笑容。
当儿子跟他差不多一样高的时候，儿子主动要求到街边的理发店当了学徒。做父亲的感觉手里的一根线动了动，被拉紧了，但他也明白，那根线迟早是要放的，所以他就试着放了一点点。儿子干得很卖力。做学徒是很辛苦的，但可以学到手艺啊，所以他狠下心来让儿子继续做学徒。儿子比以前变得开朗了一些。有时候，他回来会高兴地说，他今天学到了什么，或，师傅让他握了剪。儿子的眼睛里是惊喜和还有些胆怯的得意。儿子的表情使他心疼不已，现在他明白了，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没有感觉到幸福，那么他一辈子都不能真正地幸福。童年是人的一只脚，如果它经常受伤害，那么就会让人得小儿麻痹症，好像永远短了一条腿。
果不其然，没多久，儿子在给一位顾客洗头时，不慎把洗发水滴到了那个人的身上。大概那是一件十分考究的衣服，那个人十分愤怒，狠狠给了儿子一巴掌。其他人纷纷向顾客道歉，那位顾客并不领情，要儿子赔他的衣服。现在是顾客是上帝的时代，没有人敢得罪顾客。师傅气极了，也只好给儿子来了一巴掌。儿子眼里全是泪水。可他到哪里去拿那么多钱呢，听说那件衣服要几千块钱。回来，儿子又不敢跟他讲。那个顾客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找儿子要钱。那件衣服他是真的不要了，脱下来扔在那里。所以儿子看到有人进门就忍不住一阵哆嗦。他就更经常地不慎把洗发水弄到客人身上去。也就更多地挨了打骂。终于有一天他把洗发水放在那里，什么人也不顾径自向外面走去，师傅在背后叫他他好像没听到。
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儿子已经在大街上脱了衣服奔跑。他赶上儿子把衣服披在儿子身上，可儿子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只是在不停地自言自语：我没钱赔他们，你看，我已经把衣服脱了，我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理发店是不会负责的。他们说，你儿子还损害了我们的声誉呢，不信你看，现在生意比以前差多了，以前我们多跑火。他毕竟是个懦弱的人，这时候他的懦弱尤其明显。这样说来，倒是他拖累了人家，他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儿子时好时歹，他想这不是个办法。有人说这是病。既然是病，那就要治。为此他借了很多钱，把儿子送到了郊区的精神病院。说实话，刚把儿子带回家的时候，他还有些一筹莫展，仿佛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但现在，他又有了，那就是借钱给儿子治病和还债。因此他的已经有些衰老的体内又灌满了劲。以前他不知道有精神病院这么一个单位。精神病是不是神经病？说出去挺丢人的，但现在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带儿子去的时候，在那里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有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倒立，有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唱歌，有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哭泣。但那里有医生和护士给他们打针，让他们按时吃药，想到这里，他又宽下心来。
所以当几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他去接人时，他高兴地到街边的小酒馆里要了二两囟猪舌头，喝了二两烧酒。其间他去探望过儿子几次，真的，儿子正在慢慢好转。他叫他爸爸的时候竟然会露出有些难为情的神情。这一夜他睡得很踏实，做了很多好梦，以致第二天早晨还醒迟了些。他搭了一段路的车，下车后，他几乎是跑着向医院奔去。但快到门口时，他听到了他熟悉而恐怖的尖叫。他跌跌撞撞赶到那里，看到自己的儿子又脱光了衣服在院子里奔跑，不同的是，他痛苦地捂着自己的下身。
原来，儿子昨晚上卫生间时，忽然被一个埋伏在那里的老头抱住，咬断了生殖器。
这一下，儿子真的要做一辈子残疾人了，他痛苦地想道，但他马上控制不住自己似的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身手敏捷，从铁门上翻了进去，和儿子一起奔跑。
 落 土
行知梦见爹对他说，他不想待在书架上。
算起来，爹已经在书架上待了差不多十年。
他把爹放在书架上，爹应该是满意的。爹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爹总是跟他说，书是好东西，一读书，人就神清气爽。爹说这话的时候，村里人都在暗暗发笑，所以他听了这话就好像吃了一包老鼠药，走在日光下老担心药性发作。
爹在书架上慢慢移动着，先是在一眼可以望见的地方，后来就躲到一排书的后面去。有一次，一个同事来借书，抽出一本巴尔扎克的《幻灭》，看到了后面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禁吓了一跳，问，这是什么？
他说，是家父的骨灰。
《幻灭》便咚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行知把书柜抹得很干净。他的工作用书从来不上书架。他把书插回原处。其实他讨厌别人来借书。书在别人那里，大概就像妻子被人掳去任人凌辱，回来时总是衣衫不整。
行知年轻时有一个宏大的理想，那就是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他经常像拉斯蒂涅那样在心里朝着什么地方喊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那时他已经是县中学的教师了。爹娘还在乡下。娘死了，他把爹接到中学来一起住。娘死的时候，他简直如释重负似的松了口气。人都是要死的，这没什么好悲伤的。爹说，你都三十多了，还没找媳妇，我跟着你，你就更找不着媳妇了。他说，反正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加起来还是两个人。
爹就流眼泪。
爹自从有了轻度中风的迹象后，动不动就流眼泪。
县中学分给他的房子只是一个套间，爹住后面，他住前面。爹还像在乡下一样，不愿出门，除了睡觉，就是坐在那里看书。行知把家里的老书都带来了。大部分已经被毁掉了，留下来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本。残缺不全的子曰诗云，诸子百家。所以行知有理由怀疑爹读书已经是徒具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了。爹需要活在那个形式里，不然他活不下去。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公共厕场在操场对面，他给爹在房里放了一只塑料桶当便盆，用完就盖上。即使这样，房间里也弥漫着一股很浓的氨气。
他知道，村里人至今都在嘲笑他，奚落他。那年春节，他在大门两边写下一副对联：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娘死的时候，村里人居然不肯出力。人死了，都是村里人帮忙抬上山。谁有那么大力气一个人背得动棺材？可村里人不肯抬他娘上山。他气得浑身发冷。后来还是爹说了话。爹站在塘边，对老天呼号：村里人要是不抬死人上山，他就把尸体停在门口，让它发臭，反正村子里还没死完。
他不得不考虑，以后爹死了怎么办？再以后，他自己死了又怎么办？
爹的死来得悄无声息，跟他预想中的情景相去甚远。他猜想，像爹这样一个一辈子壮志未酬的人，死的时候一定是很痛苦的，要么垂死挣扎，要么死不瞑目。那天他下了课回到房里，做了些杂事，见爹还在那里看书，便叫了他一声。爹没答应。爹反正经常这样。又过了一会儿，他过去拍了拍爹的肩膀，想把书从爹手里抽出来，结果抽不出。他想爹哪里来的力气把书抓得这么紧呢。他把爹的身子摇了摇，才发现爹已经死了。
村里人早就在等着刁难他，看他的笑话。他把爹火化了。他对爹说，你是村子里第一个真正升上了天堂的人。
爹死后不久，他的个人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是校长牵的线。对方是一个银行职员，叫张彩霞，外地人，年龄不小。但好像家里有那么一点门路。
他和张彩霞第一次见面就上了床。他闭上眼睛，不看她。他也始终没问过她为什么不是处女。都到了这个年龄，还问这个问题，真是可笑。
他只向张彩霞提了一个要求：让他爹待在书架上。
张彩霞的身子迅速冷却下来。不过她还是答应了。
和张彩霞结婚半年后，她的门路开始发挥作用。她调回了原籍，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城市。不久他也如愿以偿，调入一所大企业的子弟学校。
走之前，张彩霞问他是否把爹安葬了，他说爹不想回村子里。张彩霞说，那么，我们在县城公墓里为爹找一个地方吧？他还是没有答应。
爹就跟着他离开了县城，离开了故乡。他想，这是否算得上背井离乡？或许，对于他来说，爹就是故乡的一种象征吧，可爹，对此肯定是不答应的，爹一辈子都后悔没逃出去，难道到头来，反而要他作为故乡的象征？这决不应该。但是，爹又必须担任这个角色，这是没办法的。书架上的爹，仿佛成了一只蝉蜕，既有形又无形，既实在又空洞，既透明又虚无缥缈。深夜，他总是听到蝉在鸣叫。
张彩霞说，你怎么老是耳鸣，是不是去看看医生？
他说，神经衰弱就像一张网，一直牢牢罩着他，他头痛，耳鸣，失眠，便秘，什么药都不管用。
张彩霞大概为找到了他这么一个成熟、稳健的丈夫而暗暗得意吧，可他要让她知道，她上当了，她捡到的是一个破烂货。这样，他们就扯平了。
在新单位，他们有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凭他的经验和智商，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如鱼得水，只是张彩霞的肚子一直没鼓起来。她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说，我哪知道。她说，反正我是没问题的。
他听了，冷笑一声。
到了晚上，他又看到爹了。他拧亮台灯，移开书，把爹抱出来，像是那时候抱爹到阳台上晒太阳。爹的皮肤还是那么白皙，带着老年人特有的光辉。神态还是那么冷漠和高傲。其实他很喜欢爹这种既冷漠又高傲的样子。爹完全配得上这两个词。
可是这次，爹冷不丁地跟他说，他要回到土里去。
他说，难道你把这么多书都读完了？
爹说，读完了。
他说，要不，我再去买点。的确，他已经很久没买书了。
爹忽然厌倦地挥了挥手，说，他已经不愿读书了，他要入土为安。
他说，你确定？
爹说，确定。
他说，回哪里？回乡下吗？故乡？
爹说，去他妈的故乡。
一向斯文的爹忽然骂了一句粗话。他记得爹还有一次说粗话，是在一次游斗中。爹发现胸前的牌子上写错了一个字，便向人索要笔墨，想改过来。那人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摆臭架子显示你的臭优越感啊！爹忽然火了，把牌子取下来重重一摔，吼道：你居然要在我胸前挂个错别字，休想！
回来时，爹的鼻血涂了一身一脸。
他说，既然这样，那好，明天我就去给你找墓地。
爹终于抱着他喜欢的紫檀木还有几本老书，在他和张彩霞的注视下渐渐沉入地下。红土很快遮住了爹的脸。随着这一切的进行，行知觉得自己的鞋底和地面的联系紧密了起来。他不禁握了握张彩霞的手。
他懂爹的意思。爹是要他把他乡当故乡。爹永远不愿做他的故乡。
张彩霞终于解怀了。他这样一想，猛然意识到“解怀”这个词正是村里人对女人生孩子的说法。没想到，虽然他离故乡这么远，可那些词汇还是不时地蹦出来。故乡的概念分解成词语的形式仍然盘踞在他脑海。它们还要占领他多久呢？大概连爹也没意识到，离开故乡这么多年，他和爹说的一直是方言。外人进入不了的方言。
张彩霞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见风就长。有一天，他打量着儿子，忽然吃了一惊：他觉得总有个人站在儿子身后或藏在儿子体内，那个人，就是他爹。
只是，他不会跟他说方言了。
 培养大师
这是我儿子，您瞧，他多可爱，这是他六个月时的照片。我后悔，没在更早一些的时候给他拍照。现在，很多名人的画册都是从襁褓之中开始的。您瞧他的头多大！他的额角多么宽敞！他的耳朵多长，耳垂多厚实！他的小嘴多么方正！他几乎不像是我和他爸生的。每隔一个月，我都要带孩子去一次照相馆。有一次，他不肯一个人照，硬要拉我进去，喏，就是这张。我激动了。他这么小，就知道爱妈妈，将来出了国，一定会更加热爱祖国的。
别看我生活在平常之中，但我并不想做一个平常的人。读书时，我迷上了书法。我经常梦见我写的字，像王羲之的“鹅”字那样，冲天飞去了。但是，很多因素决定我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书法家。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理想了。得感谢我的儿子。是他，重新唤起了我对书法的热爱。有一种力量，鼓励我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嫁接到儿子的身上。
我曾长久地望着摇篮中熟睡的儿子。别人的孩子，都不如我的孩子好。有人说，每个母亲在抱着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仿佛抱着未来的国家总理，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当时很流行胎教。想孩子成为音乐家的，天天听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想孩子成为文学家的，天天听唐诗宋词。但就是找不到书法方面的胎教教材，为此我自己动开了脑筋。我每天坚持练两个小时的毛笔字。我一边写，一边对孩子说：横要这样写，藏锋，运笔，再顿笔，笔锋提起，记住了吗？来，我们再来一遍，让妈妈握着你的手。我就仿佛握着他的小手在用力。我还自编了一套书法胎教教材。都说怀孕期的女人最聪明，就是睡着了，我也用墨汁在半圆形的肚皮上写上大字，让孩子闻到墨香。孩子伸出手，在我的肚皮上摸来摸去。他在临摹那字呢。
日后，等我的孩子成名了，我就会把我编的书法胎教教材公开出版，让更多的母亲和孩子受益。但现在肯定不行。我怎么能傻拉巴叽地培养自己儿子的竞争对手呢？我这不是害他么？要知道，大师的名额是有限的，请原谅一个母亲的自私吧。
儿子和书法的神秘联系从他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一天，他大哭不止，我想了很多办法他还在哭，后来我急中生智，抓起写字台上的毛笔往他手里一塞，你说怪不怪，他立时就不哭了，还把笔举起来，眼睛骨碌碌地转，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看来，我的胎教已经开花结果了啊。孩子在两岁的时候，果然显露出了不同寻常的书法天赋。他忽然说，我要写字！我给他磨墨。他拿起笔来，大大方方地写了一个字：两点加一提，再是两横，一竖，又是一横。他姓汪，你看，这不是个“汪”字吗！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能把那个“汪”字保留下来。那可是我儿子的处女作啊！一个才两岁的孩子、一个神童、一个未来的书法大师的处女作！它是无价之宝，可是我，竟然一时糊涂，把它给丢弃了！我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女人啊！
对儿子每一幅习作的珍惜，成了我以后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习字，我还带他去走访名师和名山大川，让他吸取名人和山川之真气。我儿子的字还真的得到了许多当代书法家的赞赏。他们都是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们说我儿子前途不可限量。有一位老先生想收我儿子为徒，但我考虑到他名气不是很大，便婉言谢绝了，我把儿子的每一幅习作都小心地晾干，抚平，再精心地收起。再过若干年，它们都将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你想想，现在就是王羲之洗笔的水池，其价值也相当于一个小地方全年的财政收入了。保护文物就要从它还不是文物时做起，所以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我还花高价请一位篆刻家为我儿子刻了一方图章，盖在每一幅习作上。因为我听说，一幅字画没有图章是算不了数的，就像一个人出国没有护照一样。到目前为止，儿子的习作装满了三口大箱子，我正准备腾出一间房来，专门放儿子的作品。每天夜晚，我都看见儿子的习作在闪闪发光。不，那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精神文明。我还保存了他的课本和作业本。有一次，他的一个作业本被老师弄丢了。但我怀疑是老师故意把它藏起来了，她知道我儿子将来是大有出息的。现在，有的老师师德不行。我到学校去，好言相劝，请她把我儿子的作业本还给我。她不给。她的身子紧紧护住抽屉。我说你打开抽屉让我看看。她脸红脖子粗了。我坚持着，不肯让步。她叫来了保安人员。趁我和保安人员理论时，她迅速把我儿子的作业本转移了。末了我和她大吵了一架，让她自私和贪婪的嘴脸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无遗。
每月为儿子照一次相的习惯，几年来一直保持着。我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写上时间地点和当时情景。现在已有的那些名人或伟人的画册、传记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我儿子的画册和传记，将是世界上第一本资料最详尽、内容最丰富的画册和传记。
还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是，我必须教会儿子熟练地签名。我督促儿子反复地磨炼他的名字。毛笔、钢笔、圆珠笔，硬笔、软笔都要适应。作为一个书法大师，他的签名应该漂亮非凡，无与伦比。
 丈夫和儿子是小偷
她对自己说，你这一辈子，一点人样子都没有。你没有白吃，没有白喝，不偷，不抢，但你，还是一点做人的样子也没有。你不是你。你是一个贼的婆娘和另一个贼的娘。你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但那些鸟粪一样的白色斑点总是落在你身上，开始你还想洗，但后来你根本洗不了。它们被太阳晒干，发出了难闻的气味。它们顽固地把你包裹住，你摆脱不了。它们像胶一样，像窒息一样。有一段时间，你想结束这种生活。你偷偷跟踪丈夫和儿子，再把他们偷来的东西偷偷送回去。或者，把丈夫和儿子的行径四处告诉人。但人们依然没有谅解你。他们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么，还用得着你说？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么？他们不信任你。他们怎么会信任你呢？为了前一件事，你要遭到丈夫和儿子的踢打。丈夫用荆条把你的衣服抽破，把你的老皮抽破。它们像一层油垢似的痂在你身上。你丈夫把你的皮肉撕开，露出里面乌不溜秋的骨头。
奇怪，你一点也不觉得痛。你的筋都麻木了。你身上的血液像冬天的河水一样，又冷又浅。它们不肯流动。不肯把痛传递到你的感觉里来。它们是紫色的，死了。荆条一下下抽向你的时候，你居然不知道躲避。
是的，你本来是有机会离开这个鬼地方的。那些年，一个外乡的货郎经常来村子里。没有人知道，他是冲着你来的。他在那边兄弟众多，还没有娶亲。他知道了你后，顿生了同情和席卷之心。他接近了你。他不嫌你老（你已经二十五岁了），也不嫌你丑（你有什么好看的呢）。他抓住了你的手，说这么好的手你用得不是地方，这么好的手你把它浪费了。他要你跟他走。他说如果你舍不得儿子，他愿意把你的儿子放在货郎担里挑着。他说他的货郎担一头重一头轻，正要个平衡。他说他是骆驼变的，担子越重他挑得越有劲。他说他又得媳妇又得儿子，双喜临门。
但是，你还是没有走。不是舍不得这个家。也不是舍不得这个丈夫。你就是有点笨。连娘家的人都说你笨。
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发现儿子偷了你瓦罐里的钱，村里的孩子告诉你儿子偷了他的铅笔的时候，你有如五雷轰顶手脚冰凉的情形。从那时起，你就隐约看到了你的命。你用瘦竹棍狠狠地抽着儿子。你像一头发疯的母狮，咆哮着，想把你的命唬住，好让它调转方向。血道道在儿子小小的身体上应声而起，像一条条血蚕在扭曲翻滚，有的还滚到了地上。真可谓痛在儿的身戕在娘的心。竹棍抽断了，你抱住被骇吓得哭不出声来的儿子放声大哭。你拿拳头打自己的头。你狠狠地咬自己。你的脸上都是泪痕和灰，你几乎是跪在地上哀求儿子，求他不要做贼，不要学他爹。你说儿子不管要什么，你哪怕是卖血，也要给他买来。但儿子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再拿细竹棍抽他，他从你手下一滑，跑出了老远。儿子虎头虎脑，跑起来像一阵风。你赶不上他。你只有等到晚上，他睡着了，才拿细竹棍抽他。你抽得他嗷嗷直叫，像一头挨宰的畜生。要真是畜生就好了。要真是畜生你就可以把他宰了。在密集的抽打里，他抱头答应了你的所有哀求。你照例有一个睡不着的夜晚。照例要把自己折磨得和儿子一样痛。儿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厌憎地看了你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你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又惶恐又胆怯。再后来，你惊讶地发现儿子的眉目间也有了他爹的那种又无赖又狡猾的神情。你打他，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你打，等你打够了，他就把鞭子横夺过去，折断，扬长而去。于是你只有气得嗦嗦发抖的份。再后来，他长得比你还高，你的鞭子根本抽不上去。你得站在凳子上抽。你的手刚一扬，又彻底地垂下来了。
你对儿子失望了。对自己也失望了。
你讨厌儿子。也讨厌自己。
你讨厌活着。
但你还活着。
丈夫和儿子在商量怎么去偷人家的猪。这是他们刚刚冒出的一个新奇而大胆的想法。他们说，我们去偷一只猪卖吧。他们还从未偷过这么大的活物，不免感到兴奋。偷鸡摸狗的事他们已经嫌不过瘾。村子里的鸡和狗，见了他们都慌忙地逃开。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气味，鸡和狗都害怕。半夜里，他们潜进人家的猪圈，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哄得人家的猪不作声。他们一前一后地赶着猪，像散步一样，把它卖给了屠户王老五。
他们卖了猪，分了钱就去赌博。还是巴交、掂毛、七瓜、二绿那么几个人。起初，丈夫和儿子打合子，也曾赢过几回。但他们很快就被拆开了，规定他们父子俩不能同时上场。他们嘿嘿笑着，也只好接受。没有了帮衬，他们很快又输了。这一天，他们输干了口袋，肚子瘪瘪地垂头丧气地回家。
她像一只破布袋似的在门边喘气。她的心，又开始绞痛了。心一痛，她就要像条狗那样张开嘴巴喘气。她面前摆了一把剪子，一只钉锤，一把割鞋底的条刀。她用灰冷的眼睛冷冷地盯着它们。或者，把它们的位置换来换去。她有些蔑视那只钉锤。因为它过于轻小，像小孩子的玩具。她吃力地，把剪子和条刀磨了又磨。磨得在暗处也能看到。她还记得看刀口的锋利，只要拿头发丝在上面一吹就行。但她现在没有拔和吹的力气了。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比七十岁的人还老了。以前，她用剪子铰鞋样，用条刀割布片衲的鞋底，用钉锤把楦头打进鞋里去。她剪的鞋样线条流畅，她衲的鞋底宽厚结实，她楦好的布鞋肥瘦合脚。
丈夫踢了踢破布袋，说，今天真倒霉，卖了一头猪，连口肉汤都没喝上。
儿子也踢了踢破布袋，说，还不是怪你，叫你别贪大牌你偏要贪。
丈夫说，你放屁，倒教训起老子来了。
儿子说，老子就比我大了？
啪。做老子的一掌甩在儿子脸上。儿子摸着火辣辣的脸，很快反应过来。一反应过来他就要以牙还牙。但做老子的早有准备，头一偏，儿子的掌扑了空。做老子的得意起来。但没想到，儿子用另一只手给他来了一掌。儿子的两手几乎是完美的合作，像拍打苍蝇一样。做老子的很恼火被儿子当成了苍蝇。两个人便热火朝天地打了起来。
每逢这时，门口的破布袋就剧烈地颤抖起来。它在拳脚交加的光影里手足无措，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别打，别打。或者：打吧，打吧。但是谁也没听到，它就更紧地缩成一团。
以往都是以老子最终狠狠教训了儿子结束。做老子的骂个不休，做儿子的擦着流血的嘴角，夹着尾巴到一边去舔伤口。当然还不忘把门角落里的破布袋再踢上一脚。她是做老子的人的婆娘，他当然要拿她出气。但现在儿子在擦着嘴角的瞬间，忽然瞥见了破布袋脚前的钉锤、剪子和条刀。做儿子的忽然变得聪明和有勇气起来。他操起条刀，一下子插进了他老子的后背。
他怕刀没穿透，还进一步地推了刀把。
破布袋复杂的眼球下，虱子一样渐渐爬上了最后的泪水。仿佛她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丈夫死了。儿子被抓进了班房，再也出不来了。她想了很久，再也想不出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没有人来探望。终于有一天，她死了。
在此之前，她洗了一个澡。她很久没洗澡了。她笨手笨脚地洗着，直到在麻木的身子上擦出了痛。擦出了红晕。真不敢相信，它那么平坦，瘦弱，而且，还那么洁白。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在洗到紧绷在胸前的两只紫黑色乳头时，她满怀羞耻感地、哧哧地笑了……
 虫 牙
妻子说苏桥该去看医生。
她说，你的腮帮子都肿两天了，吃多了SMZ对身体也不好，容易在肾里形成结石，再说你那是虫牙，吃药治标不治本，多早就劝你找个医生把它拔了，你一直不听。
苏桥摇了摇头说不急，等等再说。
妻子是小学老师，喜欢看些家庭保健之类的书籍，平时苏桥和女儿有个头疼脑热的，妻子都自告奋勇地去买药。唯独牙疼，苏桥是自己买药，并且只买新诺明。这种药是片剂，很大的一片，上面写有“SMZ”三个字母。它跟舌头的摩擦力很大，服药时要些勇气。这种药很便宜。妻子叫他买好一点的药，苏桥说，似乎只有它对他的牙疼有效。
苏桥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学药剂专业的朋友，既然这种药副作用大，为什么还在不断地生产呢？
朋友说，是这样的，有些疾病，如牙疼、扁桃体炎、肠炎什么的，用很先进的抗生素效果还不一定好，SMZ对人体软组织有相当强的药理渗透作用。
妻子还在唠叨：都等好多年了，拔个牙不是很简单的事么？
苏桥说，干吗要拔？让它留着吧。
苏桥的牙很早就不好了。首先是长得稀，他怀疑他的牙齿都没达到三十二颗的标准。吃东西容易夹牙。其次就是经常闹牙疼。完全没理由的，牙齿就疼了。
那颗所谓的虫牙，里面是否真的有虫子？其实他从来没看见过自己的牙齿里有虫子，但谁都说那是一颗虫牙。
发现母亲的牙齿也不好，是他在发现自己的牙不好之后。因为这一点，他记起了许多小时候的事。那时，经常有走村串户的外乡人，他们自称可以把牙齿里的虫子挑出来。许多牙疼的人跃跃欲试。外乡人叫母亲打来一碗清水，站在门槛上，再叫母亲张开嘴，用一根很长的绣花针在母亲的牙缝里剔着。剔一会儿，就把钢针放在清水里洗洗，说，你看，又一条虫子。大家争先恐后地挤来看，果然看到碗底里有白色的东西在蠕动。外乡人又说，蚜虫不能除根，必须每年都要清理。于是母亲每年都要把挑蚜虫的外乡人请进家里来。母亲每次在挑出蚜虫后，都容光焕发。过了好多年，才听说那些外乡人是骗子，牙齿里根本没有虫。
外乡人不再来了，母亲再牙疼的时候，就含上一口白酒，然后半天不说话。当然，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母亲就跑到邻村的赤脚医生关木通那里，他给她开的药就是SMZ。这种药很神奇，两片下去，不一会儿，母亲的牙疼就止住了。
因为母亲，苏桥才知道牙疼是可以遗传的。
但他没告诉母亲他也在牙疼。
有一天，当苏桥发现，他与母亲之间竟存在着那样大的隔阂时，不禁吃了一惊。
那是什么样的隔阂啊。母与子。本来，他是系在她脐带上的小小的命。本来，如果有什么击打在他身上，母亲心里也是痛的。母亲是一条大河，而他，永远是她的支流。
他极少跟人谈及母亲。
从小，他就知道，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是万物之源。然而，当他有一天，发现了母亲的狭隘、愚昧、抱怨、吝啬、自私、不公正、甚至冷酷时，他的心就像被谁拿石头砸了一下，又砸了一下。他目瞪口呆。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放逐。
苏桥很难说清楚，他与母亲之间的隔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他慢慢成熟，慢慢觉察到母亲身上那不像母亲的东西时，他很痛苦。这是母亲吗？这怎么是他的母亲呢？
为此，他也做过种种努力。但努力的结果是越来越疏远。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曾伤害或忽略过母亲。他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了母亲的影响。是不是他用母亲赋予他的东西，反过来针对了她，就像一种毒汁，就像大蛇与小蛇，可以互相致命？或许，他的幼稚，他的莽撞，他的淡漠或许无意中伤害了母亲。
但母亲不知道，为了挤出她遗传给他的毒汁，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大概在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开始了对母亲的反叛。那个他以前根本不熟悉的母亲渐渐在他眼前令他惊讶地呈现出来。起初的反叛手忙脚乱，他完全是凭着一股冲动，把自己推向母亲的反面。
他也曾试图去影响母亲。他多次设想过跟父母促膝谈心的场景。在想象中，父母神态安详面容洁净，他们互相被感动。可事实上，每次回家，他刚刚开始的话题总是被母亲尖刻而泼辣地打断，父亲则在一旁火上加油。他无法改变他们。
但，母亲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发现她的缺点？
这样，做母亲也是很悲哀的了。
有一段时间，他经常跟父母打电话，关心他们的身体，叫母亲少打牌，要父亲按时到医院量血压。虽然这样做心里很别扭。父母对祖父不好，凭什么还让他们享受到他的孝心？他很矛盾。可作为儿子，他是否有审判自己父母的权力？是否该对父母的作为耿耿于怀？他知道母亲是个记恨的人，可如此，他不也成了一个记恨的人了吗？
他很少跟人提起母亲。电视里播放此类内容的节目，他马上关掉或换台。有时候，他明明知道父母希望他这样，他却偏偏那样，哪怕那样要走弯路要让自己吃苦。他不怕吃苦。他在吃这样的苦的时候，尝到了某种类似于报复的快感。他通过报复自己来报复父母。他希望自己成为母亲口腔里的那颗虫牙，过不了多久就会溃疡发炎隐隐作痛。
苏桥和母亲又有两个月没通电话了。他的牙疼一直没好。SMZ不能长时间服用。期间他只叫妻子给他们寄了一次钱。钱是寄到父亲的单位上。现在是冬天，他想，从邮局里刚取出来的钱一定是冰冷冰冷的。他喜欢这种冰冷的感觉。
说起来父亲也是很可怜的。他似乎一辈子都在求人，求人解决工作，求人给女儿解决商品粮，求人帮他顺利办理退休手续，求人多给一点退休工资，求人让他返聘。他连村里的小队长都不敢得罪。现在，母亲迷上了打麻将，父亲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买菜，捅蜂窝煤炉，倒马桶，捡玻璃瓶。当年的军人本色荡然无存，唯有衣领依然扣得那么工整，总是扣至脖子，并抱怨现在的衣服没有风扣。
祖父是个很专制的人。对此，苏桥也是有体会的。祖父的固执常常使少年苏桥泪光闪闪。他在学校读书时最担心的就是家里吵架，为此他常走五六里夜路偷偷潜回村子，躲在屋后听动静。每到农忙，家里总吵得不可开交，祖父要这样，父母要那样。每次吵架，都以祖父摔坏东西或母亲饮泣而告终。母亲的胸中积聚了太多的怨恨。当衰老在祖父身上降临，她就要复仇了。
可是父母没意识到，他们在反抗祖父的同时，自己也早已成了祖父的一部分。他们的专制、粗暴和琐碎，跟祖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桥其实很想跟父母打电话。他也知道父母很想他给他们打电话。可是他硬起心肠来没打。他没意识到，他在惩罚父母的同时，也在惩罚他自己。他不肯告诉母亲他也犯牙疼。有一次母亲问他牙好不好，他说很好。他想母亲如果知道他牙齿像她，一定会暗暗高兴的。他偏偏不让她高兴。一次，母亲望着他说，他说话的声气和走路的样子很像父亲，他听后，故意换个姿势走路。他把自己藏了起来。他强迫自己不像他们。一次，因事早起，他闻到了口里的一股馊味。这使他想起小时候，经常鸡叫头遍被母亲叫起床，跟母亲走十多里路到县城里去卖豆芽。他不能帮母亲挑担，只能给母亲做个伴。到了城里，母亲的衣衫早已湿透。由于起得太早，他口里有一股馊味。后来他一起早就闻到口里有馊味，一闻到馊味就会想起跟母亲卖豆芽的经历。有一次，卖豆芽的钱被扒手偷去了，母亲竟当街大哭起来。母亲坐在地上，身上手上全是灰尘，泪水糊了一脸。他被深深地震撼了，没想到在他眼中高大完美的母亲被人欺负时竟是这么可怜。这时他觉得大街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扒手，他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火焰。
他尽力不去想母亲，可是牙疼每每让他想起母亲。他不知不觉开始喝酒。等他意识到母亲也是这样来止痛时，他已经迷上酒了。他是母亲的虫牙，母亲也是他的虫牙。然而在抵抗父母的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母。
他想，难道有一种遗传方式是通过排斥和反抗来实现的吗？
他打了个冷战。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心痛如锥。他几乎是在一种十分气恼的情况下拿起了话筒。他忽然记起，他曾查过字典，上面说，虫牙是龋齿的俗称。龋齿，则是“病，由于口腔不清洁，食物残渣在牙缝中发酵，产生酸类，破坏牙齿的釉质，形成空洞，有牙疼、齿龈肿胀等症状”。
妻子还在劝他去拔牙，他说，不拔，永远也不拔。
他知道，像母亲一样，牙疼对他的全盘进攻，迟早会到来。
他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剃 刀
我知道，我这样做有些自不量力。剃刀这么小，而世界那么大。这绝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以前，我似乎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脑袋，现在，吓，它们一下子挤到我狭小的店面里来了。每个人都顶着脑袋来找我，使我感到自己的事业很重要。
在此，我不得不佩服我老爹。当我不愿读书退学回到家里，他一扫脸上的阴云，说，好孩子，你终于回来了，你不知道，爹对你多担心，你再那么读下去，迟早要读出问题来。其实，不光爹这么想，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只有我们老师没看出来，他还一个劲地鼓励我多读书多做习题。老师说，当你把铁棒磨成针，就会成为李白，当你开始思考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飞而往地上掉你就会成为牛顿。可我既不想成为李白也不想成为牛顿。我最有可能成为的是陈景润。我像他一样，经常走路看书并把脑袋碰到电线杆上。但后来，老师从抽屉里把我的书搜出来，对我说，看这样的书，你永远也成不了陈景润。
我看的是《雪山飞狐》。
爹这辈子，最有脸面的是有一次帮我们县里的书记剃头。那时他还很年轻，县里的书记会亲自来店里剃头。后来，他们就不来了，叫他去。再后来，他们就不要他剃了，据说是坐飞机到北京上海和巴黎去剃。他说，爹的手艺落伍了，领导们不要我服务了，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干，争取以后为县里乃至省里的领导们服务，那样，爹的理想也就实现了。
爹说我有悟性。他在把看家的本事都传授给我后，就像个领导似的退居二线了。一次喝多了酒，他醉眼蒙眬地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
我想，人真是怪，都要长颗脑袋，而且每颗脑袋里还有稀奇古怪的想法。有时候，我有强烈的冲动，想拔光头发看看那些想法到底是什么。我猜那一定很有趣，就像小时候看万花筒一样。
有人说，我们小城里到处都是文化。的确。其实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和历史事件就产生在这个小城里，而且还在不断发生。一个教书的先生因失恋离家出走，若干年后他说的许多话都印在书上。一个爱打架和调戏妇女的二流子，在杀人之后跑掉了，后来成了将军。一个女孩子被人抛弃后成了妓女，若干年后她嫁给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东门的大沙湾，从几百年前甚至更早就成了专门杀人的地方。不同的朝代都在那里杀人，绑匪在那里撕票，痴情女子在那里殉情，黑道双方在那里对决。现在，每年一次或几次的枪决也是在那里进行。有贪官，也有许多人一无所有。在我们小城，还有几个杀人谜案至今未破。有好几部电影和电视剧在我们这里拍摄。至于在我们小城吃喝玩乐后写下文章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一个月前，我们这里又出了一个贪官，据说他贪污的钱比全省的钱还多。当然他不是在我们这里被抓住的。他在我们这里做书记的时候，发明了许多好玩的戏法，比如他把全县的重要官衔写在小纸条上，让大家抓阄，抓到了哪个职位，它就是你的。所以我们小城里的官都是抓来的。如果你跟人说某某被抓起来了，对方一定不会惊讶，他还以为某某又抓了个好阄。有人提醒书记说我们县里的财政赤字已经很严重，已经把二十年后的钱都用掉了，书记笑着说没关系，这就像很多人担心性别危机，其实是没必要的，男人难道不可以找岁数比他小的女人么？现在我们用二十年后的财政，正是老夫少妻，幸福指数高得很。他升官离开我们县里的时候，许多单位有大半年没发工资，至于那些边远地区的学校，都好几年没发工资了。工业园那些匆匆点火上马的工厂，烟囱早已冷却。红火的厂子也有，但那里树木全死寸草不生，周围的农田长不出庄稼，蔬菜变了颜色，江里的鱼莫名其妙地浮尸，老百姓得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病。他真正离开我们县城的那天，老百姓放起了鞭炮，但市电视台的记者把它说成是盛大的欢送。这不是放屁吗？不久，他又升为市长，市委书记。他被查处的时候，在城里的旺铺不下于五十间。还有人以他为题材写了很厚的反腐小说。不过，这跟我们小县城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当初像颗爆竹似的弹上天时留下的那个大窟窿再也填不上了。现在，我们依然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喝着被污染的河水，紧巴巴地过着日子。所以我想，当初如果我在路上碰到了他并且知道他是个贪官便把他干掉了，那多好，即使为此送了命我也在所不惜。
我的这个想法绝不是一时冲动。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着厚厚的历史课本，我常常想入非非。我唯一有点喜欢的课是历史。我的目光总是在某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流连。我浮想联翩，开始了各种假设。晚上，我躺在黑暗中，设想着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兴奋得睡不着觉。在我的想象里，项羽把刘邦干掉了，诸葛亮取代刘禅当了皇帝，岳飞杀掉了秦桧……
既然谁都是要剃头的，那最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就是干我这一行的了。事实上，我从没在历史里发现过类似记载，这真是一种遗憾。如果可能，我要成立一个组织，让所有的剃头匠都联合起来。全世界剃头匠联合起来！
我开始留心察看我手下的那些头皮了。我听到他们的各种想法如小溪一般从我手下汩汩流过。有的人在琢磨着怎么和女人约会，有的人在琢磨着怎么多赚钱，有的人在诅咒另一个人，有的人在跟自己的内心搏斗。
这天，一个面容清秀的人来到了我这里。见我正忙着，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拿起一份县里摊派的报纸随便翻起来。过了一会儿，我给他围上披布，开始梳剪。他心里在嘀咕着什么。于是我便知道，他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本想干自己的专业，可家里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姐姐和姐夫却一定要他去考公务员。他们是做生意的，赚了很多钱。他们说，我们家什么也不缺，就缺个当官的，这一次，我们不妨调整一下投资方向，把你送到政界上去，你就沿着我们指引的方向前进吧。起初他不肯，可他们说他忘恩负义。他当初读大学的钱都是他们出的。他咬了咬嘴唇，说，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想，总有让他们后悔的一天。而让他们后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眼看着到手的鸽子却飞了。他要一个劲地往上爬（自然，他们的投资也越来越大。要钱的时候，他把手一伸，什么话也不说）。从秘书到办公室主任，再到局长县长市长……现在的省委书记，据说当初不过是个大队的会计呢。要充满信心，迎难而上，破罐子破摔。他将吹牛拍马，阳奉阴违，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然后咔嚓一声被关进牢房，就地正法。他的所有非法所得都将被拍卖充公。这样，姐姐他们的“投资”岂不要完全落空！他越想越兴奋，脑袋甚至得意地摇摆起来。
我想这样下去可不得了。他肯定会把我们弄得更加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趁他现在还没成气候，趁某段历史还在萌芽，我用力摁住了他的脑袋，然后用剃刀在他脖子上一划。血喷了出来。我说了，我工作艰巨。我得用一把剃刀阻挡住滚滚洪流。我转过身来，用报纸冷静地擦掉剃刀上的血迹。我恍惚记得，那报纸上有一篇叫作《投资记》的小说。
 窒 息
我初中没毕业，就跟一个亲戚到外面做油漆工了。
本来我是可以读到初中毕业的，但爹说，反正又读不起高中，跟人做油漆工也不要毕业证，这后一个学期读不读是无所谓的，还不如趁早出来学手艺。
其实我是很想看到自己的初中毕业证是什么样子的。读了这么多年书，我还没拿过毕业证。我看过别人的。一张彩色照片贴在那里，上面还盖了钢印。我特喜欢那道钢印。用手摸摸，还真的凸出来了，好像有一种很稳妥的感觉。我也照过一些相，但我的照片从来都是散落在钢印之外的。没有钢印对我的照片负责。
师傅在外面给人装修。现在，师傅把我也带到外面来了。因为这一点，我爹娘把师傅看得比我家的祖宗还大。不过这也没什么，日后等我做了师傅，我也可以比别人家的祖宗大了。第一年是学徒，没有工资。现在做手艺不像以前，东家还管饭。东家只是和师傅讲好一个价钱，其他什么也不管。我吃饭也是师傅掏钱。在楼下吃快餐。这是一片新建小区，这些快餐店也是专门对付我们这些装修工人的，三块钱一个菜，饭和开水都是免费的，管够。师傅点了两个菜。跟师傅在一起吃饭，我感觉总不自由，由于是师傅掏的钱，我就更缩手缩脚了。我恨自己要吃饭，要是永远也不饿该多好。不过师傅是好师傅，看到我进步快，总是夸我，每夸一次我，吃饭时便要多点一个菜。但看到师傅破费了，我又很难受。所以有时候我即使进步快，也会装出不快的样子来。
为了让自己不饿，我就在房间里用力吸油漆的气味。因为我发现，闻多了油漆，人就不饿了。其实有的油漆是可以吃的，有一次，我和师傅去建材市场，看到一家公司在市场门口做广告，说他们生产的油漆是“绿色油漆”，对人体无害，为了证明这一点，推销员当着大家的面把油漆吃了下去。吃完了还舔舔舌头。要是师傅也买了那样的漆，那我就不用吃饭，饿了只要吃点油漆就行，反正买油漆的钱是东家出的，这样我就不会有那种不自由的感觉。我问师傅为什么不买那种能吃的油漆，师傅说，油漆怎么能吃？那个人是骗人的。
可我总觉得师傅的话不一定正确。我明明看到那个人把油漆吃下去了嘛。除非他吃的不是油漆。我不知道什么是“绿色油漆”，因为那个人吃的油漆明明是乳白色的。但这件事明显使我受到了启发。
油漆真的可以吃吗？我要试一试。其实刚开始，别说吃，就是闻一闻也很难受。可是正在装修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油漆的气味，还有木板散发出来的刺鼻刺眼的气味，我的眼泪都被呛出来了，但我一直忍着。师傅是租了房子的。师傅跟别人租在一起，那个人是做木工的，是我后村的人。师傅叫我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不肯。他们是大人，有大人的话要说，有大人的事要做。我跟师傅说，我就在工地上睡。师傅说，里面气味不好，闻多了伤身体。我说，不要紧的，我把窗子打开就没事了。师傅想了想，也就算了。他也是做徒弟过来的。对徒弟，不要太娇惯了，这对徒弟是没好处的。
渐渐地，我习惯了油漆的气味。有一次，东家带一个朋友来看房子装修得怎么样，刚进门，就被熏出了眼泪，此后东家的那个朋友一直捂着鼻子，还不停地用手在鼻子前面扇来扇去。还不到两分钟，他们就退到门外去了。我觉得有些好笑，这些城里人，干什么都大惊小怪的。
那天晚上，我终于偷偷尝了一点油漆。好像奶油。我没吃过奶油，但我认为奶油大概就这个味道。细细品尝，唇齿间好像还真的很香。那些香气稠稠的，抱住我一颗牙齿，又抱住我一颗牙齿。我很高兴。那么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我大声地唱歌。我没想到自己的歌唱得是这么好。好像对着扩音器里唱歌一样。听说堂兄下半年要结婚，我想，等堂兄结婚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胆地对着扩音器里唱歌了。
师傅不知道，我已经迷上了吃油漆。我已经吃了各种牌子和各种颜色的油漆。如果不吃油漆，我会很难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感觉胸口有一点点闷。我把衣服解开来。哪怕是冬天，我也把胸前的衣服解开。后来我不仅觉得胸口闷，连整个房子乃至整个天空都闷起来。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晚上，我把白天油漆过的那些地方，用铲子刮开。我想刮开了也许就不闷了。我把衣服全脱了。可脱了还是闷。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晚，我把一桶油漆全倒在自己身上，再拿刷子把它均匀地涂抹开来。
我的照片终于被盖上了钢印，公安局的死亡证明书。不过不是彩色，是黑白的。

4
传 奇
铸剑人久久地盯着炉火。他的瘦而白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作为一个铸剑人，怎么会有这么瘦而白皙的胸脯呢？这是一个秘密。其实，那些已经公之于众的秘密，并不是真正的秘密。真正的秘密是不会有公之于众的那一天的。
铸剑人稍稍抬起他的眼睛。它们明亮得近乎失明。作为一个铸剑人，他深知一把剑日后所要担当的使命。每一把剑，命中注定都是要嗜血的。是血，使得剑体雄浑粗壮，光芒不断。现在，铸剑人提前听到了那些呐喊和呻吟。听到了江城五月落梅花，寒光一出江山冷。红梅与白梅争奇斗艳，向来是名利场上的灿烂景象。铸剑人忍不住长啸起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亲自参与厮杀。铸剑人的剑从来都不是给自己使用的，这使得他在多年的铸剑生涯中凝聚了太多的向往和痛苦。他的剑越铸越好，然而它们也离他越来越远，最终完全消失在时间深处。这时，一个阴谋狞笑着爬上他的嘴角。
铸剑人感到他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已经来临。他闭紧双目。一道白光从炉中升起，穿过了铸剑人的心脏，迅疾地从窗子里飞了出去。
实际情况是，剑的灵魂飞了出去，而它的身体还留在这个茅草搭成的小屋内。许多年后，一个少年在没有任何预知的情况下发现了它。它插在地上，发出了黝亮的光芒，比动物的毛皮还光滑。少年把剑抽了出来。这时，有一粒灰尘掉在剑刃上，少年听到了一粒尘埃被一分为二的巨大声响。少年拿着剑刚走出门外，那茅屋立时就倒下了。
没有一丝烟尘，也没有半点声音。
这件事，少年没告诉任何人。他开始没日没夜地练剑。他惊讶地发现，不是他在指挥剑，而是剑在指挥他。往往是，他的心思还没到，剑锋却早已指向了那里。十八岁那年，少年觉得有必要去外面走走。临行的前夜，他听到那把剑发出了类似于骏马的欢腾。
少年这一走就是十多年。回来的时候，脸已经藏到了深深的胡子里，袖子一抖，就会有风沙洒落下来。他闭门不出。只在夜深时，才有人看到那高宅深门里闪出一道白光，并经常听到跳墙和打斗的声音。当然那声音是非常诡秘的，和其他人的生活毫无关系。金属的撞击和溅射的火星散落在黑暗的夜空。长啸、狂歌还有负伤而逃的恨恨声常常让村里人从睡梦中惊起。有几次，村里人早起，还在墙头发现了迤逦的血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子里忽然又平静下来了。金属的尖叫声没有了，恨恨声没有了，舞动的白光也没有了。
又过去了很多年，村子里又出了练武的少年。少年到外面去闯荡了一番，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高宅深门里的那个人，是当代最有名的剑客，据说他手中那柄宝剑，状似钝铁，像在昏睡，然而关键时刻猛一睁眼，所经处，人影倒下，不见血迹。仿佛它是一条蚂蟥，见血迹便尽数噬去。据说，那人的剑法出神入化，玄妙无比，已经打败了天下所有成名的剑客，现在，只有打败了他的人，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剑客。为此，许多人来找他比剑，逼他出招。后来他突然失踪，据说到什么地方隐居去了。从此，天下所有想成名的剑客，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到他和他比剑，谁夺到了那把宝剑，他就是天下第一剑客。
故事开始了。
 巨 鲸
自从被医生宣布为心脏病以来，葛三秋先生的创作速度明显放慢了。
他是个作家。还在很早的时候，他就经常被文学作品里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感动得泪水涟涟。他是个敏感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也成了作家。他至今还记得自己情不自禁地写下第一篇作品时那种既满足又惆怅的心情。后来他甚至把这当作他衡定一篇作品写得好不好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给他带来了上面说的那种情绪的作品，他才有把握肯定那可能是一篇较好的作品。在他的创作日臻成熟的时候，他常常一边写作一边流泪甚至号啕大哭。一篇作品，连作者自己都不能感动，还怎么指望它去感动别人呢？前些年，有人提倡零度写作，强调作家的客观和冷静，可零度也是温度，不等于没有温度，它不过是作者故意把自己的感情深藏起来，取得一种欲抑先扬、欲擒故纵的艺术效果。就像一件铁器，看起来是冷冰冰的，其实却是经过了淬火一样。没经过淬火的铁器不是铁器，不过是一堆散乱的铁原子铁元素。有时候，葛三秋在他的作品里也是不动声色的，而他的泪水，却止不住成片地掉在眼镜镜片上。一篇作品的艺术魅力的大小，总是和它的感人程度成正比的。
可是现在，医生却对他说：你的心脏已经很脆弱了，不能承受任何哪怕是稍微强烈一点的振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很可能引发心肌梗塞。可他是一个作家，并且是一个优秀的、为心灵写作的作家。他天天与心灵和情感打交道，怎么能做到不激动呢？那不等于限制了他写作的权力？而不写作，他不就是行尸走肉么？
不行，他一定要想办法。他要安慰他的心脏，做他的心脏的思想工作。他们应该彼此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他说，喂，伙计，怎么回事呢？你才为我工作了多少年啊，就想打退堂鼓了？你看看托尔斯泰的心脏，为他工作了那么多年，还一点问题也没有嘛，据说托翁死的时候，它还没有一点点衰老的迹象。一个作家，没有心脏还叫什么作家？那不就跟唱流行歌曲的差不多？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死掉的好，要知道，我一死，你也活不成了！心脏说，难道我就不想好好为你工作么？每次你激动或痛苦得流泪的时候，我不否认，即使当时我紧紧地收缩着身子，可过后，那种欣喜和愉悦也是无以言表的，我敢肯定，这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心脏没有我如此幸运，能体验到这一点。但你的经历太多了，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叫我不受到一点点损害是不可能的，而且心脏的损害不比其他，是时间可以治愈平复的，它像一道伤疤永远刻在那里。后来你也没注意保养，你不但没像许多人那样回避它，掩盖它，反而继续不断地刺激它，致使伤口越来越大，终于到了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怪谁呢？你难道没想到，我一停止跳动，哪怕再优秀的作家，也只能和这个世界拜拜？他说，你能不能想点办法？心脏说，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听医生的，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办法了。
而葛三秋，一向是不把医生的话当话的。比如他爱喝酒，有一次他牙痛得厉害，医生叮嘱他不要喝酒，他不听，还是喝酒，反而把牙痛治好了。还有一次，他咳嗽，吃了许多药也不见效，他一气之下，猛灌了一斤白酒，结果就不咳嗽了。医生就好像一种强权，总是在想办法让你听他的，把你纳入他的控制系统，而不让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考虑怎么培养你的抵抗力。医生的药方只有一种，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千差万别的。
也许，只有让他的心脏更加激烈地跳动，才会让它得到康复，就像对于某种痛苦，只有把它细致而深刻地描绘出来才能得到解脱和完全超越它一样。于是在短期的犹豫和创作缓慢之后，他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他更加大胆、无所顾忌了。如果他不能全心创作，那他不等于是废物一个么，那么他现在完全可以看作是向死而生废物利用，都是赚来的。这可是一笔本小利大的好买卖啊。不是有很多人忌妒他的激情和才华么，那好，让他们继续忌妒吧！不是有很多人忌讳他么，那好，让他们继续忌讳吧！他就是要让他的心脏成为悬挂在天地间的大钟，他不但不会把心跳掩盖起来，反而要让它的搏动传达至许多人的耳鼓。胸闷和心绞痛成了那只心脏的呼和吸，它们藏在他的心脏里一紧一缩，仿佛假如没有它们，他的心脏反而会停止跳动一样。每当这时，他就赶紧含上一粒药片。当嘴边的皱纹由僵硬变得柔软，他微笑起来。他想，不就是如此么，也没什么可怕的嘛，他完全可以对付得了它。他对心脏说，我说老兄啊，你失算了。心脏咚咚撞了几下他的胸膛，说，那就看谁笑到最后吧。他说，你别威胁我，有一个作家说过，人可以战死但不能被打败。的确，如今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个与鲸鱼在海上周旋的老人，他也在与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周旋。这种处境甚至比老人与海的关系更加危险。因为他要战胜的是自己体内的鲸鱼。
是啊，心脏就是他体内的鲸鱼，他已经感到越来越难控制它了。他坐在鲸鱼的背上，而他又不会游泳，只能完全任由鲸鱼载着他沉浮。他有时被高高抛起，有时又被带入水底狠狠呛了几口水。药物对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或者说，已经不是他给它喂药，而是它经常从水里昂起头，朝天空喷着油井似的气体，把他手里的药片抢夺了过去，成把成把地往下吞。大概它觉得这种药片很好吃，有一股凉丝丝的味儿。它终于对它们产生了依赖。这时他已写到一部作品的关键处，正在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情感写下去的时候，鲸鱼又开始了激烈地反叛。他一时找不到药，或者说，他手头的那点药根本不够用，于是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和那条可恶的鲸鱼同归于尽。
 入侵者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忽然闯进一伙人来。
男主人很惊讶，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门是上了锁的。不但上了锁，他还打了保险。最近这段时间，治安不太好，不是有人假扮抄水表的进门抢劫，就是有人装作推销员行骗。听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药粉，只要朝你一吹，你就晕晕乎乎的，任其摆布了。更别说路上飞车抢包，地道口棍击后脑。
那伙人中的一个扬了扬下巴，一家人都吓得不敢动：男女主人，男主人的父亲，女主人的母亲，上幼儿园的孩子。一开始孩子仿佛还因为家里忽然出现了这么多陌生人而高兴，但她马上感觉到气氛不对。她看到爸爸愣在那里，妈妈嘴巴张着。爷爷想去扯爸爸的衣角但又犹豫了。他才从乡下来住了两个月，整天畏首畏尾的，生怕做错了事。外婆起先肯定以为这些人是爷爷带来的，或至少跟爷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她斜着眼睛不满地掠了爷爷一眼。自从爷爷来了之后，外婆总像是吃了很大的亏。因为外婆和爷爷的关系疙疙瘩瘩，爸爸和妈妈有时候也会互相不理。现在，四个大人都不说话，倒显出了少有的统一。
真是难得的安静。孩子居然趴在桌上睡着了。
男主人有些奇怪，没注意到孩子什么时候睡着了。看看沙发上的那只书包，至少有五斤重。还是读幼儿园呢。以后读小学，岂不要有十斤了？但他的目光很快又转移过来。他还在想那个问题：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接着他又想，他的妻子、丈母娘和自己的父亲又是怎么进来的呢？他一时有些茫然了。他想，他本来是一个人，可现在，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好像人生来就是要被无意义地消耗掉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要遭到侵占的，比如，课本凭什么随便进入孩子的大脑？各种莫名其妙的规则凭什么堂而皇之地进入人们的生活？难道它们都是孩子和大人欢迎的么？他的目光看来是在那几个入侵者的身上，其实是涣散的。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眼睛明明在盯着什么，心思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那几个人两手抄在口袋里，仍然离桌子不远不近地站着，有一个家伙的嘴里还嚼着泡泡糖。那人先拔掉了电话线，接着把男女主人包里的手机翻了出来，卸掉屁股壳上的电池扔进了垃圾篓。女主人尖叫起来。那人在客厅里瞄了一遍，很快发现了鞋柜上的钥匙。他让它们在他手心旋转了一下，然后呼啸一声飞出了窗外。女主人又尖叫了一声。
男主人对着那扇厚厚的防盗门自嘲起来。当初安装它的时候，他强调要牢固、隔音，他们每次下班回家，都要从里面打上保险，没想到现在它不为自己保险，而为强盗们保险。他们家在五楼，窗子和阳台上也装了密密的防盗网。它们越牢固对自己反而越没有好处。这不是防盗而是防“逃”啊。
他的目光逐个扫过家人的脸，父亲，丈母娘，妻子。他想，这些人说不定是父亲放在衣服口袋里带过来的。父亲的口袋里总有几粒秕谷、菜种或石子。这几个强盗肯定是变成秕谷什么的藏在父亲口袋里让他带进来的。现在时机成熟他们就跳出来了。父亲不就是要种个菜嘛，那好，让他在阳台、客厅、厨房和卧室里都种上好了。别看父亲可怜兮兮的，其实他内心里固执得很。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唯一的赢家。他一来就和丈母娘互相看不惯。刚开始他和妻子还有个好心而又好笑的念头，那就是，如果父亲和丈母娘相处久了产生了感情，小夫妻俩还可以把他们撮合到一块儿。岳丈一辈子病歪歪的，五十还不到就死掉了，丈母娘也不见得尝到了什么生活的乐趣。而父亲身强体壮，能在晚年找个城里老伴，也算是开了洋荤。妻子暧昧地笑了起来，说，那我母女俩的便宜岂不都让你们父子占去了。这个秘密的计划，使夫妻俩的关系得到了短暂的改善。谁知道两个老家伙到了一块儿，竟像土鸡和火鸡，彼此毫不沾边。
有一次，他和妻子在床上调情并弄出了一些响声，后来他急急从卧室奔向卫生间，刚拉开门，他几乎和丈母娘撞了个满怀，后者正站在门口。从此他在和妻子做爱的时候，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的屁股。结果是他压在妻子身上脑子里却是丈母娘。
更多的时候，是妻子和丈母娘团结在一起。这样，女儿就成了重要的争取对象。他们都在想方设法讨得已经上了幼儿园的女儿的欢心，不幸的是，在这方面，他远远不是她们的对手。他唯一的指望是，女儿有那种所谓的恋父情结。但很不幸，他发现女儿不但没有恋父情结，甚至在她们的教唆下，开始用怀疑而惊惧的眼睛打量他了。他担心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她们从这个家里排挤出去。所以母亲的去世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悲痛，他反而看到了增加援兵的希望。他把父亲和丈母娘像一公一母两只鸡一样关在一起，希望父亲能像公鸡那样爬上母鸡的背。
这时，孩子还在睡觉。几个强盗在翻箱倒柜地找什么东西。破坏的声音尖锐地在空中飞腾。原来玻璃也有哭声。他很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钱在什么地方，存折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就像有一次，在夜晚的街角，他忽然被一把尖刀抵住，他毫不犹豫地把钱包掏了出来，看也不看，只是说，把证件还给我。这种镇静，不像是别人抢了他的钱，倒像是他抢了别人的。他幸灾乐祸地想，让强盗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不是坏事啊，若没有强盗，他还想这样做呢。
强盗们嘴里发出怪叫。他们把盘子里的菜汁当作墨汁涂在两个老家伙的脸上。在菜汁的作用下，两个老家伙的身份开始模糊，渐渐很难看出什么区别了。他们又把盘子扣在两个老家伙的头上并不许它们掉下来。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说。老家伙乖乖就范，甚至还同病相怜。说不定此役过后，他们就要相爱起来。女主人自从刚才发出两声尖叫后，就一直抱着肩膀在不停地发着抖。现在强盗们围着她，脸上浮现出捉摸不定的笑容。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其中的两个便一左一右架起她，把她拖到卧室里去了。卧室的门被关上了，客厅里什么也听不到。不一会儿，那两个人一边叼着烟卷，一边系着裤带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另外两个人又进去了。
男主人不由得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等会儿女主人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她大概不会出来了吧，从此甚至不再走出家门，看人肯定也是躲躲闪闪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女主人很快就走出了卧室。她容光焕发。
接下来，强盗把男主人的父亲和丈母娘也关进了卧室。在把他们推进卧室之前，强盗们给两个老家伙灌了些酒，把他们的衣服也脱掉了。父亲哭了起来。他的手在口袋里一掏一掏的，仿佛那里有什么魔法，能降住强盗似的。丈母娘则在反抗的罅隙里，开始打量父亲乡下人的身体。说实话，父亲的身体还是很棒的，男主人为父亲的身体而骄傲。卧室里传来了激烈的扭打的声音。不过这一切，很快也平息下去了。大概过不了多久，两个老家伙也会红着脸从卧室里跑出来。
……强盗们的消失和进来一样莫名其妙。忽然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男主人抬起头，强盗们就忽然不见了，不知他们是从窗子里跳了出去，还是隐身到墙壁里去了。男主人揉了揉眼睛，有一粒眼屎沾到了手上。近来他眼睛里常有眼屎。他听了听，还真有人在敲门。他站了起来。饭菜已经弄好了，孩子趴在桌上睡觉，妻子在邻居家打牌，丈母娘到小区里串门还没有回来。不久前，他的母亲死了，他要把父亲接到城里来。说好了，妹妹今天会送父亲过来的。车晚点了。他想，现在是父亲和妹妹敲门还是丈母娘从外面回来了呢？
 血 晕
他知道，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要紧的缺点。它如同一个人长大了还尿床或年龄很小便能勃起一样，是不好见人的。只不过，它隐藏得更深一些，像一条鱼凝滞在水底，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没有人说得清楚他为什么对色彩（主要是红色）那么敏感或那么排斥。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他的母亲。那是冬天，母亲刚给他喂了奶，让他在怀中睡着了，再把他轻轻放到摇篮里去。这时，母亲还是幸福的母亲。她的胸脯微微发胀，脸上的红晕跟小鸟似的。她从抽屉里翻出一支藏了很久的口红。母亲羡慕电影里的坏女人。现在，母亲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想法终于在镜子面前露出了头。她欺负他是一个才几个月的孩子，因而放心大胆地展示她的痴心妄想。所以当他在摇篮里醒来大声啼哭的时候（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此记忆犹新，仍指责他哭声惊人），母亲惊慌不迭地把他抱起，还没有完全从想象的角色中脱身出来。但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停止啼哭，反而更加惊恐地大哭起来。
母亲手忙脚乱，用尽了一切办法，仍不能使他的哭声有丝毫的减弱。后来，母亲终于从他的眼神里受到了启发，赶紧把口红擦干净。奇迹发生了，他的哭声戛然而止。母亲简直不敢相信，她忐忑不安地又去搽了一次口红。他的哭声再次响起。
母亲有些发呆。她知道一个人害怕红色意味着什么。它将让他在生活中无处藏身。在不远的将来，她和丈夫的脸上经常会被涂满各种油彩，像劣等动物似的被拉到各处展览。孩子每天都会受到不小的惊吓。唯一的好处是，她轻松地给他断了奶。她在两只乳房上涂了些红墨水，他立刻止住了饥饿的啼哭。
日新月异，或蹉跎岁月。他也只能变得越来越敏感。以至它成了他的粮食，不然，他便活不下去。他对它由害怕变成了依赖。
难怪母亲说，敏感是他的宿命。
嘲笑和捉弄一直没有停止，即使他已长大成人。大家不相信还有见血就晕的人，这太可笑了，他们说，他如何跟一个女人度过她的初夜？除非……他们暧昧地笑了起来。试想，一个男人，哪天不同血打交道呢？又怎么能不同血打交道呢？比如要宰杀那些买来的用作食用的动物，要喝酒斗殴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荣誉和尊严而战。有时候，城外不远处的那片荒地上还会执行枪决。他们会欣赏到子弹如何让人体一阵痉挛，然后扑通倒下，在血液中慢慢融化。此外，还有电视和印刷品上的画面和图片。斗殴，杀人，交通事故，乃至战争，爆炸，恐怖袭击。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他们说，你真的从不看那些新闻、电影和画片吗？有时候，他们会跟他玩一些恶作剧。如果他晕倒了，他们就大声尖叫，忙成一团，当然是一边忙一边笑着。他们觉得他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可爱。他们喜欢在孩子面前，显示他们的成熟和优越感。
有一次，他病了，需要从静脉注射。当护士把针头从他的手臂静脉推进去时，他再次晕倒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女人的怀里。护士没有惊叫，也没有嘲笑他，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子，有如他的母亲。她用她的学识和柔情包容了他。他竟然觉得正在源源不断滴进他体内的液体让他感到凉爽和轻松。他羞赧地朝她笑了笑。她也朝他笑，示意他别乱动，一直把那瓶生理盐水挂完为止。他问，我还要来吗？她说，要连续注射三天呢。他步履轻快地跟她告别。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晕倒了两次。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怕，仿佛晕倒不过是他的一次深呼吸，对生命是有好处的。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不禁惊喜万分。后来，他们慢慢地说着话。他跟她谈他的童年，他的皮肤下面那些蹦跳不已的蚂蟥。她也谈了她的童年。她说，跟他相比，她的童年就平淡无奇了。他说，我情愿要你那平淡无奇的童年。这时她的手就游进他的手心。她怕自己不小心伤害了他。她说，你是多么的难得啊，我们一直生活在坚硬和麻木之中，可你仍像一个婴儿般透明，含羞草一样敏感。
他们密切地交往起来。和她在一起时，他很自在。就像鸟在空气里。他愿飞就飞。她总是那么抬起眼，笑眯眯地望着他。后来她也飞了。原来她也有一对小翅膀，毛茸茸的，藏在那里。开始，她飞得不是那么利索，需要他帮她。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好像从来没将这对翅膀示人。但她很快就飞得很好了。他们把翅膀放平，让身体在空气中滑翔。如果把空气拍打成波浪形，他们就可以向更高的地方飞去。他们暂时地离开了地面，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那间他把自己囚禁起来的屋子。她跟他说，她不喜欢医院，不喜欢那里的气味，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不喜欢那里的院长和主任。她说，有一次，院长叫保卫科的人趁夜把一个会引起麻烦的病人从医院里扔了出去。第二天，有人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经鉴定，他是从医院里逃跑自杀的。就是那些病人，也令人难以忍受。他们频繁地出入其中，认为有医院就可以放心地活下去。他们把医院当成了赎罪和卸掉某种责任及包袱的场所，从外面进来时，他们还愁容满面，而当他们出去时，又谈笑风生对人生指挥若定了……他和她坐在那里，对身后的现实发出了无所顾忌的嘲笑。生活是一只庞然大物，但现在他们一点也不畏惧。
一天，他兴冲冲地去找她。除了艺术，只有爱情是永远欢迎敏感的。这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宝藏。但在往日他看到她的地方，没有她的踪影。他坐在那儿等，等了一整天也没看到她回来。第二天他又去。她还不在。他向人打听，可他们说，他们这里根本没这个人。他想这些人真会开玩笑。他找到她的知道他俩在恋爱的一个同事，回答竟然是一样的。他几乎要疯了。他说，怎么可能呢？几天前你还看到我们手拉着手出去。她的那个同事说，对不起，我也从来没看见过你！他说，你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对方断然说，我不知道。他又到别的地方去打听。他每天都去，一天去好多次。他甚至去找了院长。院长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人事部查查。人事科科长以无比的热情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说，你自己找吧。自然，他不可能找到有关她的任何纸片。
她失踪了。
一个人的历史被抹去竟是这样容易和莫名其妙。
为了怀念他的这次唯一的恋爱，他试着用针管扎自己的静脉，就像她曾经做的那样。他把针头深深地扎进去，然后松开手，血液立刻流进针管。在眩晕中，他仿佛重新看到了她天使般的微笑。每当他想和她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来往。那是他们的一条秘密通道。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怕看到出血的人，他最终会在血液中找到宁静。正如一个人，因为老担心自己杀人，结果杀人如麻。他用刀在对方的身上乱砍一气。他杀死的是他的恐惧。不同的是，有的人把刀指向了别人，有的人把刀指向了自己。
他想起了第一次用菜刀划开自己手指头时的情景。菜刀的重量让他很不顺手。就像一个拗口的句子。实际上，那是一次毫无自杀意识的自杀。也就是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他的自杀和死亡无关。他不过是在做一次实验。他想，一切都是因血液而起，如果把体内的血液像池子里贮存的水那样放出去，那他就获得解放了，不再受血液的控制和操纵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它的闸门。虽然身体上到处都是可能打开的缺口，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找到最关键的。他曾问过母亲，它在哪里？
现在，他当然是早已知道了。他不断地向它靠近。在靠近它的过程中，他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因为他并没有变得麻木。他可以跟母亲，还有那个他每天从秘密通道去和她会面的女人说，他们的宝藏越来越大了。在一次又一次冷静地思考之后，他把门关好，拿出早已备好的刀片，在手腕上轻轻一划。
他看到血液像千军万马，缓缓冲出了闸门。
 读者来电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人说我在某篇小说里丑化了他的形象，我写的就是他。他要到法院起诉我。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
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某次会议上见过一次，他给过我一张名片。我也给了他一张名片。
他说，他仔细研究了我的小说，气愤地发现我影射了他。
我说，何以见得？
他说，他发现我极其阴险地把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安排成他的姓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下一个。
他的表述比较费劲，但我还是听懂了，即，如果他的姓和名字各音节的第一个字母是Ａ和Ｍ，那么我小说中的那个倒霉蛋（现在看来，倒霉的很有可能是我）则是Ｂ和Ｎ。
我说，这是巧合。我想，这样的读者真古怪，大概是在拿显微镜读小说。而且还是有折射功能的显微镜。如果没有这种显微镜，大可以开发研制。
他冷笑一声，说，巧合？太巧了就不是巧合吧？那就是蓄意了，是你所谓的“精巧”构思了。
我笑了，说，我干吗要攻击你？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他说，我怎么知道啊，说不定上次开会时我得罪了你，你就怀恨在心了。
我说，除了交换名片，我们总共说了不到三句话。仔细想来，其实就是两句，第一句是你好，第二句是再见。你干脆点，我写了你什么？
他说，比如和学生谈恋爱的那个情节。
我说，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的事情，生活中有的是。
他说，问题是，那个细节，只有我知道。
我说，你怎么跟你的学生谈恋爱我不管，我小说里这句话，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境想象出来的。
他说，问题是，你歪曲了我的本意。
我说，我们能不能先划个界限，不要把我笔下的人物和你混为一谈。
他激动地说，对他来说，没办法不“混为一谈”！太明显了！谁都一眼能看出来！你的小说发表后，我的很多同事都看到了。他们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是你？
他说，你看你，还在装糊涂，你不是都写了吗？我老婆发现了我和女学生的关系，找领导反映情况，到系里跟我吵，都弄得我没脸见人了。你这人，写都写了，干吗不承认呢？还有抄袭，你也不该写。其实我也知道，抄袭是不对的，谁不知道呢？可谁都在抄，你又怎么样？为什么你偏偏就把我给写了呢？
我说，既然教授们抄袭是那么普遍，你怎么认为我写的是你呢？
他笑了笑，说，我虽然不会写小说，但也知道，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是不能虚构的，好像有人这么说过，对吧？
我说，你还挺懂啊。
他说，幸亏我懂，不然被人刺了一刀我还不知道是痛是痒呢。
我说，我哪里把你弄痛了？又哪里把你弄痒了？
他说，我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对我的秘密知道得那么多。我都怀疑你在我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说实话，看完你的小说我差点报警了。我仔细检查沙发、茶几和书房角落，看是否找得到监视器之类的东西，问老婆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来过家里。我那篇论文，除了你，没有谁能看出来是抄的。我采用了一些非常技术的、隐秘的手段，而你在小说里把它们全写出来了。我敢肯定，有不少人，尤其是大学教授或学生读了你的小说之后，马上会如法炮制。你说你多么恶劣！难怪上面要规定，文学作品不能把犯罪的过程和细节描述得那么详细。我就是把这个理由端上去，法院也会判你有罪。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无聊，居然还冠冕堂皇起来。我也不客气了，说，难道你想在法庭上说，你搞了女学生，剽窃了别人的书稿，而且还理直气壮？你要打官司，我奉陪。
他说，别以为你写的是小说，法院就不会受理。现在，小说侵权的官司可多了，这说明法律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这篇小说，不仅仅损害了我一个人，而且损害了广大教授们的形象。
我说，可笑。
他说，一点也不可笑。你忘了，以前有个女作家，写一个人变成了牛，结果被判了刑？你说，一个人，再怎么坏，也不能变成牛，对吧？你们作家，脑子都比较乱，还有一个人，把人变成了甲虫，居然成了大师！就说那个把人变成了牛的女作家吧，虽然她没写真实的姓名和地点，可她还是输了官司。她坐了牢。对方很快把她告倒了，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他没有变成牛。而且他还证明，他根本没干过小说里写的那些坏事。当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场景，女作家找了许多老百姓证明对方怎么怎么坏，原告则到乡政府打了个人格证明，证明他政治觉悟高，是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到了法庭上，双方都出示证据，法庭似乎难作决定，但原告律师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到底是村民的话有说服力，还是乡政府的公章有说服力？
我说，我知道那件事。但我觉得，那个女作家落入了某种圈套。其实她根本没必要去证明什么事情的真假，因为她写的是小说。
他说，你很天真啊。跟你说，在法律上，并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只有“文字作品”。
我说，毕竟，法制建设也在进步嘛。
他说，要进步也是向我这边进步，而不是向你那边。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们学校，还有相关的教育部门都会给我开证明。我每年都被评为全校乃至全市先进教师，就是国家级的奖项我也拿过好几次。我的照片常年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我说，难道你忘了，你跟那个村干部不同，他想证明他不坏，而你恰恰相反。如果你真的起诉了我，你希望他们给你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呢？证明你搞了人家女学生并剽窃了别人的书稿么？
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跟女学生谈恋爱，是我的隐私，也是我的自由，我和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没权力干涉，我抄袭一下别人的书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谁都在这么做，又有什么错？难道你不懂得罪不责众吗？
我说，那你给我准备了一个什么罪名呢？
他说，你这是跟大多数人过不去！你孤芳自赏，自以为了不起，你具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像你这样的人，迟早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抓起来。
他又说，你们作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剽窃的是论文，你们却剽窃了生活。
我说，你还挺幽默。
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永远站在被告席上。
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要讴歌，要礼赞。
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
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
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这太可怕了。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起来。
我心虚地说，这样的案子，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他说，我会让他们受理。
 大街上
那是个疯子。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疯子，那要天分。有些人是注定要成为疯子的，而有些人永远不能。真正的疯子，从外面看上去，和常人没有区别，她的一切，都在内部进行。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绝望和恐惧在手上闪烁。她简直不知道怎样藏起她的手。手啊。她已沿着寓城大街游荡多日。她可以没有行李，但不能丢下那只黑色包裹。它将纠缠她一生。现在，她来到了寓城南门新建的贸易市场外面。午后的微微倾斜的阳光顽强地射在她的脸上，刺激得她淌出了泪水。最能伤害眼睛的，不是黑暗而可能是光明。她站在发烫的水泥街道上一个椭圆形绿色垃圾箱旁边，拈花微笑，又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她不知疲倦，旁若无人？她离那个垃圾箱还不到两米，上面放着她的黑色包裹，包里是她的孩子。是的，她的孩子，不过，已经没有了生命。几天前，她来到了寓城医院。她排了整整一上午队（大家对医生总是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在医院快下班的时候才挂上号。她在二楼一个拥挤的门前找到了妇产科。这里绿树掩映，生意兴隆，金属器械的碰撞、女人的痛苦呻吟和自来水的哗哗声穿梭交织。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这时她才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医生不易觉察地阴冷一笑，示意她走过去。检查？引产？刮胎？医生快速地摆动着手里的圆珠笔，不耐烦地问。我……我……引产……她支支吾吾。医生把笔叭的一放：引产！又是引产！她把头尽量地低下，以求医生能小点声。恐怕没那么简单，先住下再说吧。医生很快地写了张什么，让她到下面交了钱。然后有人把她领上三楼，打开一间房，扔给她一堆发着怪味的被褥之类的东西。然后又被领到一间嘈杂的病房里，那人指着一张黑乎乎的床对她说，这是你的。她顾不上脏，一屁股坐下，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她才注意到其他人都在看着她。她微微低下头，但不一会她又忽然抬起来。床上的钢丝已断了一些，有锈，仿佛一团团的血迹。她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她在走廊里奔跑着，找不到卫生间，只得随地大吐起来。她在医院住了两天。她想早日卸掉身体的重负，重新回到阳光和爱情的世界里去。但医生就是不给她做。她去问，医生不耐烦地说：没家属签字我不能动手，你以为像吐痰那么随随便便么？她气坏了，花十块钱在街上拉了个人来做了家属。医生让她躺下，在她腹部狠狠扎了一针。金属和钙质摩擦的声音十分难听。她想，这一针一定扎在孩子的头上。她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忽然苏醒了。她有些愤怒地盯着医生的手（它们白皙纤小，蓝色的血管如海底的水草），骂道：操你娘的王八蛋！你说什么？医生没听懂。她重复了一遍，医生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你冷静点吧，冷静点。她用力一推，医生后退了几步碰着了墙一屁股坐下来。但针头还竖在女人的肚皮上，像逃出圆圈的直径。医生挣扎着，想把它拔出来，可女人迅速地裹紧了自己，逃往门外。
随你跑，看你有多大能耐！医生自语道。但她马上扶着墙站起来——这样很危险，那女人会和她的孩子一起暴死街头的。她立即追了下去。妇产科医生在大街上的匆忙行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不安。很久以来，孕育不过是爱情咀嚼过后的排泄物，而她这个妇产科医生不过是下水道的清洁工。她仔细寻找着，希望发现那个女人。但一连三天都没有结果（可以想象那里积聚了多少等待刮宫引产的女人，院长大人正在大发雷霆）。她想那个女人也许正蜷缩在寓城的某个角落痛苦地呻吟，感染在伤口蠕动，眼里盛满悔恨的泪水。有一次，她下班很晚，在大街上忽然无路可走。她的四面漂浮着幼小的成形或未成形的尸体，他们挡住了她的去路。她高声喊叫直到天亮。这时，早晨的雾散去，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人——居然还活着！女人坐在一家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怀里多了一只黑色包裹。医生为找到了她终于舒了口气，可这时那女人也转过头来看见并认出了她。她尖叫一声，医生顿时脸色惨白嘴唇哆嗦起来。本来，她想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叫她注意。可那个女人误解了她。是的，她这一生孽债深重。她的双手血迹斑斑，甚至养不活盆里的花草。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有时在大街上走着会忽然跪下来。她一跪下来，立时觉得轻松了许多。而那个急待引产而又幡然悔悟的女人，带着催产针从医院里逃出来，十数个小时后，孩子开始苏醒。孩子就要破土而出，菜油的清香在夜晚的街道流淌，红色的野花盛开。孩子已经复活，她却要死了。她睁开眼，看到了花丛里的孩子。她抱起孩子。孩子快活地眨着眼睛，像布满星星的天空。她乳房胀痛，忽然有了哺乳的欲望。她掏出其中的一只送到孩子嘴边，可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她换了一只，还是这样。她急得要哭，狠狠地捶打它们。这时她忽然看见了那个妇产科医生。别过来！她恐惧而绝望地抱紧她的孩子，大声喊叫。她匆忙抱起孩子，沿着大街继续逃走。她很快就迷了路，在同一个地方跑来跑去。她紧抱着她的孩子，两眼闪闪发光。她闻到了来自体内的一股异香。现在，她终于来到了寓城南门的贸易市场。寓城是一座坟墓，她带着她的孩子，急于从里面逃出去，大街在身后呐喊。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房子里的人们在午睡。零星的树荫像稀薄的什么，毫无羞涩之感……妇产科医生已很久没和男朋友做爱了，肌肤之亲使得她扒住床沿，不住地呕吐。她习惯于把两手放在打来的清水里，独自入睡。但第二天，一切照旧，她又怎能清洗得了呢？同时，她的男友开始四处猎艳，然后，怂恿她们来找她。她觉得躺在她对面的是她自己，于是流下了泪水。她给自己做着手术，机器的轰鸣在伤口里疼痛无比。她对自己充满了诅咒，她说你怎么也落得了这一步呢，对面却骂了起来：你这个虐待狂，想整死我啊。她愣住了。那时，她以为妇产科医生是一门多么高尚的职业啊！她不由得对那些装模作样找上门来的女人充满了厌恶。她们恬不知耻地躺在那儿，叉着两腿，等待着她戴着橡胶手套的手的进入。她看着自己的手，觉得它们是那么陌生，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藏起她的手——不，甚至不配称作手，只能叫作上肢。她几次请求院长给她换个工作，可院长不肯。院长说你的手艺这么好……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太阳把树的影子渐渐拉长，像一条可以喘喘气的狗舌头。女人终于又一次走近绿色椭圆形垃圾箱。她一靠近，垃圾箱上便轰地腾起一团蓝色的烟雾，遮住了天空。她仓皇地挥着手，阻止着苍蝇们的再度落下。她一层层解开那只黑色包裹，孩子终于露了出来。女人端着一碗清水，一口口地喂着孩子。她一定为自己没有乳汁而羞愧万分。啊，喔，啊，喔，她想逗孩子说话。她骄傲地想，这是她的孩子，任何人都不能夺去她的孩子。可孩子为什么还哭丧着脸？哦，要是天下场雨就好了，孩子就会舒展一些鲜亮一些了，可这个季节为什么老不下雨呢？没有来自天上的雨，人间万物又拿什么去滋润呢？但孩子刚一睡着，她又立时把他摇醒。她想，孩子在她的手里长时间地睡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她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捏他的鼻子。苍蝇铺天盖地卷土重来，她抵挡不住，慌忙把孩子放回包裹，严严实实盖住……
 
对面的女人终于结束了她冗长的叙述。我朝车外望去，那个抱着死婴的女人正向着车子走来，我看见，对面的女人开始痉挛。她的手纤小白皙，蓝色的血管水草般茂盛。她紧张地盯着那个女人，后退着，从另一个车门下了车。我忽然发现，她手里也紧攥着一只包裹。另一个女人平静地上了车，并在我身旁坐下。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往里挪了挪。她接着打开了包裹，立时有人捂住了鼻子。
——是一个漂亮的布娃娃。
 杀 手
现在，他上路了。
他怀揣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上面有人用红铅笔画了一些线条。读书时，他的地理就不太好。他一直在逃避地图。可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掉。就好像他并不能完全从生活中逃掉一样。
他把箱子放好，在长途汽车的豪华铺位上斜躺了下来。他照例从包里拿出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从来不假想自己是福尔摩斯或他的助手华生，而假想自己是作案者，如何巧妙地逃避福尔摩斯的侦破。
与丰富的现实相比，福尔摩斯其实是多么的机械单调啊。有些案件是无法告破的。每每路过陌生的城市，他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跟福尔摩斯挑战的冲动。
父母死后，抚养小弟和养活自己的责任便完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小弟填高考志愿时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就读警官大学吧。
这样，就有意思了。
望着那个像剪刀一样飘远的背影，他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现在他才知道，当初他出人意料地给了他们一笔钱是为了什么。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她，还有那个乡巴佬，感恩戴德几乎要给他下跪。
他当时给他们那笔钱的时候几乎是当着全市媒体镜头的面。有一个自由撰稿人还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煽情文章发表在一家畅销刊物上，标题是《义薄云天，百万富翁善待红杏出墙之妻》。
的确，在遥远偏僻的乡下，那笔巨款足可以招来杀身之祸。让溺水的人死得更快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们一袋金子。
第二天上午八点，他在××市下了车。然后继续坐车往一个县城。红铅笔的线条到此戛然而止。按约定，那个人明天十二点会在市里的××宾馆××号房间等他，他在如数递上那人需要的东西后，便可带上支票迅速离开。
作为地图的补充，是那个人在地图旁边写下的几个地名。下面他所做的，是用脚把它们串联起来，到达事情的终点。据对方描述，那是一间三层的红砖楼房，它在贫穷的村子里显得鹤立鸡群。村子里，大概还在流传着楼房的男女主人在南方的一段奇异经历。或许在他们看来，南方的那个老板是一个彻头彻脑的傻瓜。
那个人说，自从有了那笔钱，男人果然就开始游手好闲，他们经常吵架，完全没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过上幸福生活。那男人每天在外面喝酒赌钱。
他眼泡浮肿，皮肤黝黑，眼睛陷在肉里，就像龙眼核。几年前，他决定由自己来安排生活，便娶了一个在他厂里打工的女孩为妻。他焕发了一段时间的青春。但后来他发现她一直在跟厂里的另一个男孩私通。他怒不可遏，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他们本来就是恋人。
他有些惨淡地笑了笑。他答应跟她离婚，并鬼使神差地给了她一大笔钱。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他坐在一家饭馆里，炒了一个猪口条，要了一瓶啤酒。电视里正在播一个法制节目。一个村子里发生了投毒案，一个中年妇女成了怀疑对象，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派出所的人说，只要承认了，便可以放她回家。于是她就承认了……
坐在电视机下面的一个人老是想跟他说话，故意把茶杯盖碰得叮当响。见他没理，便把茶杯盖磕得更响了，一边还自言自语。
正在这时，一伙人推推搡搡地进来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被围在中央的那个，长得方面阔腮。跟他相比，其他人都像是猴子。他们七嘴八舌地点菜，每点一道菜，便征求一下阔腮的意见。阔腮一律扬手表示赞同。大家欢呼起来。
那个人还在唠叨不休，后来竟把话明晃晃地指到那几个人的脸上，说，我天天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每干一次坏事，我就在记录本上画一横，那上面已经有十几个“正”字了，等凑满二十个“正”字的时候，我就把它报告给纪委。女服务员见怪不怪，在旁边捂着嘴笑。
一个人对女服务员说，哎，你们老板怎么有这么一个孬包哥哥。
女服务员说，有什么办法，我们老板每次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他总能偷偷跑回来。
菜上来了。他们说说笑笑，开始吃喝。
他来到大街上，在一个路口，问了一个教师模样的人。他在一辆写有开往××乡标志的中巴车上坐了下来。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太阳照在身上有些燥热，他往旁边躲了躲，靠在座垫后背上打了个盹。
蒙眬中听到说话声。他睁开眼，是几个孩子。
他又想起小弟。上次小弟在电话里说，这学期他们在练习射击。
下午四点，他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在一条小河边，河水微微发烫。他在一家小店买了瓶水。老板说你也是来收古董的吗，刚才有个人跟你口音差不多，也买了瓶水。他的普通话总摆脱不了方言的尾巴。他想他迟早要栽在这上面。
 
他来到那个偏僻的小村子的时候，正是暮晚。他迅速勘察了全村的地形。他要找的那幢三层红色楼房很远就能看到。
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醒过来的时候有一滴露水正滴在他的脸上。天空布满了星星。他一骨碌爬起来，站立了一会儿，朝村子里走去。
远远看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他怀疑他们是小偷。正是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但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时又想不清楚。石板路散发出微微的光亮。村前是一座石山，那些大小相间错落有致的青石板看上去像是从石山上潺潺淌下的。村里没有人知道，明天一早，他们将会发现一起惊天血案，那对有着传奇色彩的年轻夫妻倒在血泊之中。
门是虚掩着的。刚才还亮着灯，忽然熄灭了。似乎又感觉什么不对劲。不过已来不及多想。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很顺手。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他如约赶到市里××宾馆××号房间，敲门没人。他有些奇怪。敲门声惊动了服务员，她问，先生，您找谁？
他是从天上过来的。
让他仍然不明白的是，他到底是因为爱她才这样做，还是因为恨她才这样做？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他要彻底失去她了。
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天空有了尖锐的重量，整个儿压在他胸口上。
这时他才忽然明白，正是对她的爱或者恨支撑着她，让他活了这么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她，他依然要过着那种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的日子。
而现在，他真的要失去她了。
他忽然坐起来。他要把事情作一些修改。
他可以修改。他也完全有权利修改。
他走到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叫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显然，她没料到他来。第一眼，她甚至没认出他来。
她面色凝固了，说，怎么是你。
他说，谈一桩生意，顺路来看看你。
她说，有什么看的，我变老了。
他说，钱没让你幸福，爱情也没让你幸福。
她喊一个男人的名字。男人出来了。显然很吃惊。但没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当初，他给他们钱的时候，这男人几乎跪了下来。
正是这一跪，使他感觉到她日后生活的危险。
他说，我要在你们家吃晚饭，你们准备准备吧。
女人叫男的去买菜。男的临出门却有些不放心地瞅瞅她和他。女人有些恼怒。
男人买菜回来了。女人不一会儿弄好了晚餐。他觉得菜有点变味。好像她的手艺不如以前了。
吃完饭，他对男人说，你还是去打牌吧，久别重逢，我总该跟她叙叙旧，等会儿有人来接我。
他掏出一沓钱来放在桌上，说，输了算我的，赢了是你的。
男人的手已经不像当初那么颤抖了，赌气拿了钱出去。从那时候起，他感觉形式上他是胜利了，可实质上他是失败了。所以他就想法子折磨那些钱，仿佛这样能反败为胜。
但男人出门时别有用心或自作聪明地把门留了一条缝。
不出所料，那家伙还是收起了钱。他不禁怜悯地看了她一眼。
她有些脸红。男人甚至都没瞧她，就拿起钱走了出去，让她受到了侮辱。
他也垂下头，默不作声。
吹进来一阵风。他拉灭了电灯。女人很温驯，竟然没有惊叫。
 隐姓埋名
实在不好意思，打乱了会场的秩序，在此，我谨向大会主持人、各位尊敬的领导和与会者表示歉意。我的确很想参加这次大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这样庄严而意义重大的会议或许只有一次。我是幸运的。感谢读者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厚爱，感谢评委会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如何参加这次大会，我想了很久，也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自以为，条件已经成熟了，我可以把这个谜底揭开了。当然，我说的条件成熟并非指我的功成名就和获奖，而是我有胆量和有能力说出这一切了。也许你们会以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并由此联想到荒诞或行为艺术之类。但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有意在玩什么荒诞，而是为了生存，一个写作者的生存。
要说明的是，我的迟到并非故意。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大会召开前，赶到会场的。但是，我所在的地方，交通还不是那么方便。从我们那个小县城到市里，要过渡。那几乎是长江流域最宽的渡口。洪水季节，渡船载着汽车和人，要在水上行走两三个小时，平时一般也要半个多小时。遇上大风大雾，就会停渡。渡口的管理很混乱，渡船愿开就开，不愿开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动身的那天，本来是可以赶到市里过夜，然后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的，但是那天下午，省里的一个什么检查团到达我们县城，为了让检查团满意，随时能过渡，县里做出指示，渡口停渡其他一切车辆。结果，那天晚上，我只好在县城过夜。
说了这么多，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其实不用说，大家或许也已经猜出了几分。在下正是乔秀竹。乔秀竹是我的笔名，或者说，是我妻子的名字。我的真实姓名是×××。那是一个你们十分陌生的名字。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数次出现在一些刊物上。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同时，一个叫乔秀竹的名字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出现。用当时评论界的话来说是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为了文学，为了自己的文学之梦得以实现，我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女性。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不是一个早慧的作家。不能否认，作家向来是有这么两种，一种是一开始便写得很好，如××、××和××等等，还有一种是开始也许写得并不好，但他们会慢慢地越写越好，比如×××，刚出道的时候写得并不好甚至很差，但因为种种有利条件，他（她）不断地受到鼓励，越写越好终成大家。我大概只能属于后者。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些同时代的人已经在文坛上十分耀眼了。但我遏止不住写作的冲动。我自信我将来也能写出好的东西。一个叫福斯特的英国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所有的作家不分时代和国籍，都好像是在同一间教室里做作业，并不因谁先交卷就会得分高。慢慢地，我的小说也得到了一些编辑和作家的喜欢。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文坛上的风气好像忽然变了。我的小说不再那么容易得到发表。有的说，你等一等，稿子很挤。有的说，我们现在比较侧重于发名家的，你的名气还不是那么响亮。有的说，哎呀，我们刊物已经改版了，专门发小品文了。有的说，这两期我们在做女性专号……
我难以忍受作品长期得不到发表的痛苦。我来到了省城，谋到了在一家畅销杂志当编辑的差使。可当了编辑才发现，假如你真的还想对文学有所贡献，那你最好不要当编辑。尤其是畅销杂志的编辑。
使我萌生改名的念头，是有一次，我把一篇小说寄给了××杂志的一位编辑，那是一个在全国比较有名望的编辑，培养了不少的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在信的开头热情地称我为女士（其实我的名字是比较中性的，或许是我细腻的文风使他产生了错觉）。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小说，写得棒极了。末了，他问我的电话。我就激动地给他回信了。我在信里感恩戴德结结巴巴。在信后我还特意有些幽默地注明我不是女士而是男士。此后，他再也没有给我来信或电话。我等了大半年，很着急，便大起胆子去问，谁知他竟想不起有这么一回事了，嗯嗯啊啊了好一阵子，才说找找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打电话，他终于说找着了。我问什么时候能用出来，他说等等吧，我们刊物有自己的安排。后来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翻了翻新出的他编的杂志，的确，上面不是名家就是女性作者。
就这样，我冒出了恶作剧的想法。下一篇小说，我没署自己的名字，而用了我妻子的名字，也就是乔秀竹。没多久，果然收到了他的来信。他依然称赞了我的小说，并说尽快会用出来。又是要电话号码。我笑着把一切告诉了妻子，她没见过什么世面，吓得发抖。我说你放心吧，难道法院会判我诈骗罪不成？其实我想好了，就是法院判我诈骗，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控诉。我模仿女性的笔迹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电话。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让妻子去接。时间长了，她竟然也能进入角色。几个月后，我的小说就用乔秀竹的名字发表出来了，并且是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后，也许是虚荣心作怪吧，我就索性用乔秀竹的名字写作了。这个名字很快就有了影响。经常被评论家注意，或进入各种年度选本，登上排行榜。诸如此类。还有一家杂志，以前我也是屡投不中。不是我的稿子质量不过关。看我稿子的是一位著名的女编辑。当代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是经由她手的。几乎我的每一篇稿子，她都送审了，但都是在终审那儿卡住了。她只好一再向我道歉，说领导对新作者的要求往往比名家高得多，务必请我见谅，并再接再厉云云。她当然不好说得更具体。但是说实话，虽然她没能把我的稿子发出来，我也还是很感激她。她对我的作品的首肯，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创作激情和信心，也许这比作品发表出来更重要。我完全信赖她。在此，我要向她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也要请她原谅。因为我后来用乔秀竹的名字直接跟他们主编联系了，稿子也很快发表出来了。在此，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出她的名字，她就是××杂志社的×××老师。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她今天是否也来了，但我一定要说出我对她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作者对编辑的最神圣的感情，我愿永远把它保留在心底。
——她没说出的话，我也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圈子。这当然不是指流派和风格，而是人际的圈子。有很多作家的水平其实末流，但是由于地利和人和的原因，他们进入了圈子，这样，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发表。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风格，评论家也开始注意了并搜肠刮肚地为之命名。不幸的是，他们的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现在，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有谁知道，许多有个性和才情的作家却因此而被掩盖和扼杀掉了呢？这是令人惋惜和感到悲哀的。我似乎是换了一个名字就进入了那个圈子，一年之内，那位主编竟连续发表了我两部中篇和一个短篇。于是，我有些滑稽而心酸地看到，我正在出名或已经出名了。
我明白，我不能再在省城里待下去。迟早有一天会露马脚的。再说，我对所谓的文学界也实在厌倦了。于是，我回到了乡下。那里更适合隐居。听说有一次一个什么地方的编辑到这儿来找我。他先找到县文联，县文联说不知道这么一个人。他们说，早些年，我们县里搞文学的人倒是出了几个，但他们都已经在外面发展并且扎下根来了。他们说了几个名字，其中就有我本来的名字，但来人一律摇头。一下子没有了共同语言，县文联的人也有些无精打采。那个人只好怏怏而返。
事后他在信中向我抱怨，我只好向他解释我这人怕社交。并开玩笑说，目前的隐居说不定是为了将来给文坛制造一个惊喜，到那时，你也脱不了始作俑者的嫌疑。他只好笑着咬牙切齿道（我能想象他嘴角的笑纹是如何的向两边蔓延）：总有一天，要找你算总账。
其实，自从我用乔秀竹的名字发表作品后，类似的骚扰就一直不断。一家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主动和我联系，说：××杂志算什么东西，不过是用我们的下脚料罢了，把你的稿子寄给我看看，我给你发个专辑。或者：好好干啊，什么时候，到××（市）来，我们好好谈谈。说实话，应付类似的骚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吃惊于他们的下流无耻。
为了对付这种骚扰，我只能更加勤奋地写作。当我的名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不敢再来骚扰我，我也可以说出真相。这次大会，我之所以参加，就是因为我想借这次很有影响的大会，告诉大家真相。我是一个男作家，不是一个女作家。虽然对作品本身和将来的读者来说，作者的性别根本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配得××文学奖。不是我的作品不合格，而是我的文学态度不虔诚。我有欺骗行为，我耍了手腕。而文学，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圣地和灵魂的净土。我玷污了她纯洁的名声。因此，我希望评委会同意我的请求，剥去我的获奖资格。
我的发言完了。

5
歌唱家的奥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说话出现了问题。它在舌尖上爬不上去。又像喉咙里有一把大剪刀，我要说的话，一到了那儿，就战战兢兢，不敢向前了。如果我在后面催得很急，它们也只好抱头鼠窜、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其结果往往很悲惨，它们被剪成结结巴巴的几段，像剥了皮的青蛙，颤动乱跳。那时，说话成了我空前的灾难。每当我张着嘴巴眼珠子乱翻红脸涨颈的时候，祖父便要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壶之类便要整齐地一跳。
祖父说，结结结，结个屌。
这声断喝不亚于雷鸣。于是我就跟我的说话一样战战兢兢站在那里，等着祖父严厉的目光从我的身体里穿过。
有一段时间，祖父企图对我的口吃强制处理，就像把弯曲的铁丝拉直或把拱起的驼背压平一样。他瞪着我，眼睛在我身上睃上睃下，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末了，他盯紧了我的脸下部。一个巴掌刮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避，就结结实实挨上了。祖父看着我脸上的指印和嘴角的血水，很满意。他叫我开口说话。我就说。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像一个杂耍艺人，要说的话像一条绸子似的从嘴里源源不断地拉扯出来。那是我肚子里原来就有的吗？我很吃惊。祖父在向我招手。他伸出手来，抚摸我。他的手隐去了秃鹫的面目而张开了温柔的翅膀。我的眼泪流了出来。祖父仍沉浸在喜悦之中。他说，你再说几句我听听。我张开嘴。但这回，又和从前一样了。于是祖父的手再次扬起。他说孙啊，你的嘴不听话，我想再打你一下，好不好？我的脸痉挛了一下，肌肉鼓起，做好了挨耳光的准备。我真希望这一巴掌能把我的结巴打好。一道阴影在我脸上掠过，我感到一凉，然后一热。祖父说，快，快说。
可是，还没等我说出话来，就有一颗牙齿，从我嘴里跳出来了。
细想起来，我的口吃源于对小云的模仿。至于小云又是模仿了谁我就不得而知了。口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像虱子一样从他身上忽然跳到你身上去。看着别人红脸涨颈结结巴巴，你觉得他是骑在一头尾巴浇了汽油着了火的水牛上，很好玩。可等你骑上去了，才知道下来是那样的难。口吃就这样以一种苦肉计的形式让我们上当。口吃不是月饼，每个人只能分吃它的几分之一。它是一本连环画，有多少人看，它就变成了多少本。
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模仿。模仿的好处是，使我们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远不可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据为己有。我们为此乐此不疲。比如我们捏着鼻子模仿鸡鸣，模仿牛叫。我们一发出牛的哞叫声，牛就抬头望我们一眼。这说明我们的模仿得到了老牛的认可。而小云模仿鸡鸣是从不用捏鼻子的。他用的是肚子。他把肚子一瘪，就发出了某种动物的声音，以至我们怀疑他肚子里是否养着无数动物。这是我佩服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佩服，使我把他的口吃当成了他发明的玩具，而把它偷偷拿了过来。我不知道，口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生生不息，口口相传。
因为口吃，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损害。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因为出去就要说话，说话就会露出马脚。有时候，我愿意自己是哑巴。大人都出工了。屋子里大而空荡。我望着黑魆魆的屋顶，忽然产生了说话的冲动。这时我旁若无人，胆大包天。像是在一个夜晚散场后的戏台上。我曾无数次地设想自己穿上戏袍，站在那里大声地乱唱。风吹袍角是多么优美啊。我不顾一切地、翻来覆去地说着。反正，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听到。我把门关上，又把门打开。我想起了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为什么要关门呢。终于，我嘴里的厮杀开始了。有一些巨大的石块滚了出来，挡住了我的道路。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它们。虽然我的姿势很难看。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结结实实摔在地上。我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这一天，我作为一个结巴的所有丑陋都暴露无遗。但我不怕。就像什么地方长了一个疮疤，我一定要把那个血痂揭开来。我的嘴巴从未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说的话像敢死队一样往上冲，它们企图从悬崖峭壁攀缘上去。它们搭起了人梯。假如上面滚下一块石头，它们将死伤过半，前功尽弃。所以经常听到“啊”的一声。最凄惨的是只有一两个词攀上绝壁，因为后面的跟不上，它们顿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们像羽毛一样离开了鸟的翅膀。它们在和石块拼杀，一时间，山崩地裂，血肉横飞。我自己把自己绊得鼻青脸肿，自己和自己同归于尽。
我绝望了，号啕大哭起来。
大概只有哭，是不会结巴的。
我忽然愣住了。为什么哭不会结巴？它那么流畅，像风一样，像河水一样，没有什么能把它阻挡。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一个人，可以用哭泣来代替他的说话吗？我很快就把这个想法给否定了。
事情的转机在于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一班人马表演节目。他们是公社宣传队队员和中学里的学生。他们头戴黄军帽，手提马口灯，脸上搽胭脂，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村里的土台上唱《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他们走后很久，村子还沉浸在暖烘烘的戏曲的氛围里。男人们下田，举手投足都像李玉和或杨子荣，把耙锄一拄，眼一瞪，浓眉一挑，破衣一甩，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或“跨林海，过雪原，气冲霄汉”。女人们下塘塍淘米洗菜时，唱小常宝和李铁梅，“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小孩子则模仿坏蛋王连举，从腰间掏出枪来往自己胳膊上打了一枪，然后扑通往前一倒。不知怎么回事，我眼前老是晃动着李铁梅的影子。我没学王连举，我在家里偷偷地学李铁梅。我不但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还唱别的。唱着唱着，我就灵机一动：为什么唱歌就可以不结巴呢？
我又试了几次，果真如此。
用哭泣代替说话是不行的，用唱歌，总可以了吧！
于是我开始琢磨唱歌和说话的关系。我发现，唱歌和说话虽然都是顺着同一条声带爬上来的，但它们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就像把板车从小路上拉到马路上来一样。有一次，我正在唱歌，母亲回来了。她要喝井水。她问我看到瓢了吗？我刚喝过水，便脱口而出：瓢在桌上。母亲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说，你再说一遍！我说，瓢、瓢、瓢在桌上。母亲眼睛里的火花又暗了下去。她以为是另一个人。她问，还有谁？但喝了水，抹抹嘴角，她又没继续问。大概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吧。
母亲的惊讶却提醒了我。是啊，刚才是谁？是我自己。刚才的我没有结巴。那句话跟在歌词的后面，就像我进县城搭上了便车。我很高兴。我又唱一句紧接着说一句。瓢在桌上瓢在桌上。真的没有结巴。过了一会儿，我再说，又结巴。我唱了一句，又不结巴。哈，我终于找到不结巴的办法了！
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村里唯一一个与人见了面就唱歌的人。我以唱歌的形式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这样，第一句话就被我赋予了华贵的色彩。若嘴巴熄火了，就用唱歌来启动。我感到，我的声带柔软起来，可以像秋千那样荡来荡去。若干年后，我成了第一个从我们村里走出去的歌唱家、演说家、节目主持人。我走上了舞台，走进了电视，走进了北京城。
 减肥广告
昨天他挖空心思完成的主任布置给他的任务，今天就已经登在报纸上了。
主任说，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吧，你不是写过文学作品吗，你可以海阔天空地展开你想象的翅膀了。主任说话，喜欢带一点学生腔。他认为这样很有文采，符合他高级记者（职称）的身份。主任就是这样。他自己说，他曾写过的青春美文可有影响啦。
现在，报纸上软广告越来越多，主任一个人忙不过来。主任在这方面是很有一手的。他曾给一家医院做了个软广告，居然是以投诉的形式出现的，让大家起初目瞪口呆但很快佩服至极。文章大意是说，一个白领女人以为自己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便去××医院检查。医生在做了耐心细致的检查后，仅给她开了两毛多钱的药。白领女人很愤怒，认为医院不负责任，随便打发她。但相关部门在认真调查后告诉她，她的妇科病并不严重，的确只要用那些药就可以治好。文章结尾故意发了一个感叹：原来是这样。这个软广告堪称经典。刊出后，那家医院的就诊率果然大大提高。
主任说，写这类文章，没什么别的诀窍，多用点悬念。
以前他也帮主任写过几篇这样的文章，主任对他比较满意，破例奖了他几百块钱。
不过跟主任比起来，他还是小巫见大巫。主任可以把这类文章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比如新华书店进了一套“金书”，很久没卖掉，来找他们主任。只见主任大笔一挥，写道：纯金版《××××》惊现我省，××部选定为国礼。并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限量发行之类，再说它曾作为国礼送给×国××领导人。说得有板有眼，言之凿凿。反正越假的事情便越要说得像那么回事，而真实的事情反倒要闪烁其辞了，比如什么地方幼儿园失了火，什么地方鞭炮厂爆了炸，什么地方出现了豆腐渣工程，等等。
这次主任叫他做的是一则减肥药品的广告。他熬了两个晚上，炮制了两个“减肥”的故事。一则是《减肥减出了明星脸》，说一个叫××的女孩，在服用了一种名为××××的药后，减肥成功了，从照片上看，她几乎和韩国影星×××没什么区别了。另一则更有趣：×××在谈起刚刚遇到的“非礼事件”时心情很复杂。“我一点都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有些惊惶不安，又有些激动兴奋，“说实话，以前我在别人眼里是个胖女孩，一米五几的个子，体重却达六十公斤。因为胖，我很自卑，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即使爱上了某个异性，也不敢表露出来。在公共场合，异性的目光很少落到我身上。但不久前服用××××后，感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知不觉，异性投射过来的目光多了起来。没想到不但减了肥，人也变得性感了，以至终于发生了今天在公共汽车上的一幕，我真的好……”
他正在得意地欣赏自己的作品，忽听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女朋友陶小红回来了。他们同居快一年了。她是个重磅型的女孩。她为此苦恼不已。他跟她开玩笑说，跟她谈恋爱容易引人注目。她两三天没理他。
陶小红来自一个小镇，父母是做生意的，在镇上做了一幢四层的楼房，十分气派。在小镇上，她大概是一个骄傲的公主。可自从他进了报社，她就觉得她跟他有很大的距离，不自信了。她瞪眼看着他，说，看不出来，你这样的人，怎么也能进报社呢？那么高的地方，那里都是那么有文化的人，他们把字变成了报纸，你不是骗我吧？听说记者采访，要收好多钱呢，你有没有？没有？你肯定骗我，以前我做事的那家酒店，有一次，一个记者在菜里吃出了虫子，要老板给出一个解释，老板忙赔小心，可记者说，他要把这件事曝光，老板吓倒了，不但没敢收那个人的饭钱，还送了一千元餐券给他，你说记者神气不神气？你既然干不了这事，那你就不是记者。他也懒得解释。后来她看到他的名字印在报纸上。虽然他写的文章，是小小的一块，可在她看来，却比乡下的稻田还要大，比她家的楼房还要高。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经常无缘无故地关他的电脑，好像他们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完全是那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带来的。好像把电脑关掉，那些文章就出不来，他就当不成一个记者了。
她当然不知道，他的很多小新闻，是他“想象”出来的。反正那些事情，又没有真实姓名和地点（万一需要，就加上“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用了化名”），不会有人去追究。一个小城市，每天哪里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发生呢。有一次，他虚构的几则小新闻，还被别的报纸转载了。现在许多报纸都有文摘版，它们互相抄来抄去，抄得像真的一样。至于他虚构的那些广告故事，她更不知道了。他用的是化名。他不想让她知道他的秘密，那样她就要看低他了。何况这两个减肥的故事，还是以她为蓝本的。
她已经上到三楼了，正在转弯。他听出她高跟鞋的带子已经松了。
陶小红很兴奋，一进门，把鞋一甩，说，小丁，你猜我今天买什么啦？
他说，不会是洪七公烧鸡吧？
她把手藏在背后，说，我才不会买那么高热量的东西，来，你瞧——
他一看，差点没晕倒。她手里拿着的，正是他们报纸上刚刚宣传过的减肥药，而且她手里还抓着一张报纸，说，药店送的。
 一只马蜂
现在，他正坐在进山的中巴车上。说是开会，其实不过是找个借口玩几天，用以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大家都在昏昏欲睡，汽车的发动机嗡嗡作响。在这种拥挤的孤独中他却越来越清醒了。如果是十年前，这样不停盘旋和颠簸的山路，早已使他晕车，脸色苍白，几乎把肠子都呕吐出来。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晕车了，能从容应付各种出差和会议了。他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悲哀。因为有一天，他在一篇文章中读到，晕车的原因是因为身体敏感。如此说来，他现在不晕车是不是说明他的身体已经麻木了呢？这样一想，他就不由得有些悲从中来了。他以前是一个悲观的人，可是现在你看，他整天都笑嘻嘻的，他的五官在镜子中已经没什么轮廓和起伏，看上去越来越平庸了。他任由自己的身体下沉，然而在水面快切至脖颈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伸出了一只手。
下了车，呼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就准备爬山。据说这是本省境内最高的山，爬上去要将近四个小时。有的人害怕，便留在了山下的旅馆里。但他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当年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跑上五公里，看上去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只是毕业后他没有再坚持。分到了单位上，人就没有那么单纯了，做事都有些畏首畏尾。早晨他也很想起来跑步，但是其他的人都不跑，他想，他们会不会笑我？镇上的人会不会笑我？路上过来过往的人会不会笑我？有几次，他起得特别早，想在别人还没起来的时候到外面去跑步，但等他跑步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起来了。他们都知道了他跑步的事实。于是他抄小路一溜烟跑回房间，想赶快把自己藏起来。他感觉自己的脸像一只火球似的在轰隆燃烧。他当然还可以起得更早些，但那毕竟太吃力了。再说，他当时已经谈恋爱，喜欢在早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回味刚刚做过的美梦。
事情就这样被一拖再拖了下来。他也从镇上调到了拥挤的城里。当他意识到跑步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他只能每天穿着泡沫拖鞋，在自家的客厅里原地踏步地跑上半个小时。这样虽然有些滑稽，但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影响。更主要的是，别人不知道他在跑步，那么就不会遭到别人的嘲笑了。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灵活矫健。经常头痛、颈胀、耳鸣，记忆力下降，明显的神经衰弱症状。他还怀疑自己血压偏高和颈椎突出。以前的许多次旅游都比较轻松，即使山很高，也有缆车，所以刚听到这里的情况，他也想打退堂鼓。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底。但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要试一试。他的身体虽出现了衰老的迹象，但性格的棱角，还没有完全被磨掉。
大家都在放下旅行袋或背包，准备交给挑夫。毕竟是那么高的山，多一点重量到时候都会成为很大的负担。晚上要在山上过夜，听说比山下气温要低十多度，许多人都带了御寒的衣服。他想了想，还是把包背在自己身上。有人说，不用自己掏钱的。他笑了笑。他知道不用自己掏钱。也不是他包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担心丢失。其实他包里只有一本书，一只茶杯，一条洗脸的毛巾而已。他不习惯用不是自己的毛巾洗脸。他也没带御寒的衣服。本来已经带了，但出门的时候又把它扔了出来。他不相信会那么冷，另外，他不喜欢出门时带很多东西。很多年前，他曾经为一个问题所困惑：比如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在大街上碰上了一个拉黄包车的，他是上他的车还是不上他的车呢？上他的车，自己凭什么让别人拉着他？而不上他的车，车夫就会少了一桩生意，如果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拉车的不是要饿死么？这个问题让他十分苦恼，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虽然说后来有一种新的理论出来，该理论的大致意思通俗说来就是，有买的就有卖的，反之亦然，一切都要围着这个中心转，但他觉得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他的苦恼和疑惑。就拿今天的情况来说，如果他把自己的包放上去能让挑夫增加收入，他也许会那么干，可现在他的包并不能给挑夫增加收入，不管他的包放不放上去，挑夫都能得到一些数目并不大的钱，那他为什么要增加挑夫肩上的重量呢？你看，虽然他有时候会排斥那个理论，可现在，他还是把那个理论当作了他决定此事的尺度，由此可知它的法力无边。
登山陆陆续续开始了。起先坡度比较平缓，他们还有时间看看斑斓景色。白色的茶花开得正浓，同伴说，山沟对面的那团火红是野柿子。时序已是初冬，山道上积满了落叶，但随着路径越来越陡，石级上的落叶反而少了。大概是风把它们吹到沟壑里去了。在这山上，风就像是一位国画大师，遒劲的笔力直达枯黄而坚硬的草尖。满山里只有寂静。陪同他们登山的一个当地与会者说，在深山里是不可能听到鸟叫的。而他以前读到过许多这样的句子：大山里，鸟清脆地叫了一声，飞向云端里去了。不知不觉，汗水洇湿了衣衫。许多人走一段便要坐下来歇息一阵。他和两三个人走在前头。没想到自己在他们中间身体还算好的。这使他感到高兴。这完全得益于他早年努力向上的生活经历。气喘吁吁爬了许久，遥遥向那位在上面的本地人打听，可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哪。这时，他看到山道上有一只马蜂在爬（也许不是马蜂而是别的东西，他的生物学知识很有限），不知怎么回事，他就毫不犹豫地抬脚踩了过去。
马蜂成了他脚底的一只标本。
但他忽然跳了起来。他想，我为什么要踩死它？难道自己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到山上，竟是为了踩死一只马蜂？也许在他抬脚踩下去的刹那，他想到了马蜂是会蜇人的，是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因此会有一种决定它生死的价值取向，可造物主从来不因这一点而决定生命本身的存留与否。他没想到，在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座山上犯下了罪过。同伴瞧见了他的脸色，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否则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嘲笑。谁会为踩死了一只马蜂而懊恼呢？可事实上，他的确是越来越后悔了。报纸上有一则消息说，有人打死了一只马蜂，结果引来一群马蜂扑在他的身上。他想，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他将不作任何反抗，让蜂群停泊在他的身上。那时别人从远处看来，他是不是也成了一只很大的马蜂呢？
他郁郁寡欢起来。
 白房子
自从那栋白房子在村东头耸起来，整个村子里便没了安宁。
但我们没想到，村子里第一个被送进那里的，是小慧的爸爸马松。
小慧是我们同学，马松是个建筑包工头。逢年过节，大家便看到马松到处买猪屁股送给人家。可一头猪只有一个猪屁股，这让马松很是发愁。据说有一次，他对小慧的妈妈谢美芳说，你要是有个像猪那样的屁股就好了。谢美芳当时就变了脸。有人说，他天天在城里看女人的屁股。他说城里女人的屁股就是好看，有模有样，有的像刚从云层里冲出来的太阳，有的像一艘大船，在大街上乘风破浪。他说得神乎其神，后来他居然开着小车把一个大屁股城里女人带回了家，说是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大人们形容说，那女人的屁股真的像一艘大船可以乘风破浪，停泊在我们村子里很是惹眼。
这天，他在院子里停好车，刚钻出车门，就被一伙忽然从屋子里窜出来的人抓走了。我们等到一个多月后才见到他。这时他已经不像马松了。我们放了学，看到一个人站在村口手舞足蹈的，旁边许多人在看。那人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跑近一看，原来是马松。奇怪的是，小慧看到她爸，反而飞快地跑掉了。我们听到马松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原来，马松中了埋伏。谢美芳悄悄给白房子里的人打了电话，他们就来埋伏在那里，等马松一进门，就把他逮了个正着。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听到马松那慷慨激昂的声音。他依然站在树下，胸脯一起一伏。他把上衣解开了，露出了像管风琴一样的一根根的肋骨。他说，你们不知道，他们哪里把我当人？进了门，就把我甩在地板上，上来五六个人，拳打脚踢。我说我没有病。他们冷笑一声说，嘿嘿，到这里来的人都这么说。我不肯吃药，他们就把我的牙齿撬开。那药很阴险，我吃了它，就真的不由自主，受它的控制了，我想动，另一个我说，算了吧，别动了，再怎么动也没用。奇怪，我一下子分成两个我了。我就停下来看着两个我互相争辩。不对，应该还有一个我，我分成了三个我。天啊，现在可好，我可以让一个我在家里陪谢美芳，让一个我陪张娜开车逛街（由此可知那个大屁股城里女人叫张娜），还有一个我谁也不管着，留着自己用。我用力拍门，说我已经好了，放我出去。他们又冲过来几个人，说嚷什么嚷。他们又把我按倒在地，翻我的眼皮，用什么撑开我的鼻孔。我说我是精神病，又不是鼻炎，你们弄我的鼻子干吗？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说，那药效果不错，瞧，他已经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了。我说，我要是不承认你们又要灌我，我哪吃得消。一个人笑了笑，没作声。我知道坏了。他们不作声我就知道他们又要搞什么名堂。所以我特别害怕他们不作声。果然，另一个医生搬了个什么东西过来，从里面拉出两根电线，摁在我太阳穴上，一通电，妈呀，我全身都控制不住像波浪似的颤抖起来。那个难受啊，像一百条小狗在咬我挠我，浑身像爬满了蚂蚁。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地板上醒了过来。幸亏张娜救了我。她县里有熟人，一个电话，我就被放了出来。这都是谢美芳那个蠢婆娘害的我，我发誓跟她势不两立，我要跟她离婚！现在，我一点也不觉得对不起她了！刚才我已经跟她交代了，我什么也不要，只要自由！等会儿我要买些礼品，去那里看望病友，他们跟我一样，也有好多是被人强行送进去的，还有一个，不过是写了篇曝光的新闻。他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完，他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
谁知马松又是一去没回。这回他可是自己送上门去，怪不得别人。他正在跟病友胡吹海聊，医生又把他关了起来。他大声质问医院为什么出尔反尔，医生说他的病还没好，要留下来继续治疗。这期间，村里人看见谢美芳又跑了好几次银行。村里人再一次看到马松，又是一个多月后了。他免不了站在那里又慷慨激昂了一番。不过围观的人已经没那么多了。有的人甚至还故意躲开他。大家问这次是不是又是那个大屁股女人把他救出来的，马松咚地拍了一下胸脯，说，除了她还有谁！我三生有幸，才找到这么一个红颜知己，可别人为什么要破坏呢？
与上一次相比，马松更瘦削了些。脸上手上也多了或深或浅的伤痕。不过他的眼睛大大地露了出来，显得更亮更湿润了。刚一看，会吓人一跳。他说这次他决不心慈手软，要坚决跟谢美芳离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住到城里的宾馆里去了。他说，现在，他不怕谢美芳叫精神病院的医生来抓他了。宾馆里有保安，他说。
我听见大人们在说，马松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呢？有时候像没有，有时候又像有。另一个人说，说你有就有，你越说没有就越有。如果有一天你家里也把你送了进去，你怎么办？瞎说，我家里跟我关系好得很。嘿，谁说得清楚，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家里那位把我送进那里去了，我大喊大叫醒过来，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理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人们互相打量的目光有些鬼鬼祟祟起来。大概他们是在互相怀疑对方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吧。可精神病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曾经悄悄跑到医院门口扒在什么地方往里看，发现里面的精神病一个个都穿得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聊天有的还戴着眼镜在看书。只有极个别的家伙在那里自言自语或跳舞。
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开始烦躁不安。我们听到大人们在厮打，哪怕是晚上，我们也经常被惊醒。那刺耳的声音让我们想起插在围墙上的碎玻璃。一方在吼叫一方在哭泣。你有病！他们互相指责，又被这指责吓得同时发抖。吵到激烈的时候，他们便互相威胁，要把对方送进那栋白房子里去。有几次，有人还真的拿起了电话，不过对方飞快地夺了过来，甚至扯掉了电话线。已经没人去关心马松家的事了。看到他过来，大家纷纷避开。大人也叮嘱我离马小慧远一点。
靠近白房子的几户人家开始要求搬迁了。那里原先还有两家小店，有一天，我们去那里玩，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门了。他们要村里重新给他们划地皮做房子。可我们村的地皮已经越来越值钱了，搬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听说那几户人家比赛着在暗地里给负责这件事的村干部送礼。可即使这样，新地基还是没有批下来。后来，他们就完全失去信心了。白天，他们还敢开一下门窗通通风，到了晚上，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其他人家也不知不觉把门窗关紧了。
村里的有志之士指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们包括一个赤脚医生，一个开录像厅的小老板，一个在镇工厂上班的会计，一个开推土车的司机。后来他们又拉拢了一个在城里给人家搞装修的水电工。既然搬迁没有希望，那就让他妈的白房子滚蛋吧。他们经常在一起密谋。有的说要想办法剪断那里的电线，堵塞他们的水管。有的说要推倒那里的院墙，把所有的病人都解放出来。在用到解放这个词的时候，他们颇为激动。有的说不如挖个地道，冲进去把医生全部赶走。不过这个办法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医生跑了一批又会来一批，一个什么倒下去千万个什么站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商量得热火朝天，对我们小孩子也不避讳，大概认为我们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吧。后来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建议是，大家从地道里进去，把白衣服偷来穿在自己身上，然后把医生和护士关进病房，由我们村里人控制这所医院，那就高枕无忧了。
此计一出，大家连连称妙。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种种美好设想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马松回了家。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辆车开了过来，几个白大褂把马小慧妈妈谢美芳拽上了车。
 在暗中
队长寅茂吹响哨子的时候，我正躺在凹椅上。我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见不得光，只好闭着。即使这样，强烈的日光依然会刺穿眼皮，让我无端地热泪盈眶。我讨厌这种感觉。有人说，我的眼睛肯定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奶奶用毛巾把我的眼睛敷了起来。爷爷则扛一把挖锄，在屋子附近东撬西撬，以为我的眼睛被什么压住了。
寅茂喊道，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大队去开会，谁都要去，一个也不能少。寅茂一边喊一边又吹了几声哨子。大概是用了很大力，哨声反而没那么响，听上去有些沙哑。寅茂的哨子用根红布带威风凛凛地挂在胸前。就是睡觉，他也不肯把它解下来。
这时，寅茂吹到了我家廊口。我听屋前的远庆问他：小孩子也要去吗？我家小妹还在发烧呢。小妹是远庆的小女儿，跟我同岁。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刚领到了新书。我一遍遍地闻着里面的香味。为了把这股味道保留得长久一些，我要大人用硬纸把它们包起来。这时我爹已经从部队转业，带回了一些画报和电影剧照。于是我的语文书上是杨子荣，算术书上是李铁梅。
我很着急，担心寅茂说小妹可以不去，那我爷爷肯定也不会让我去的。我喜欢开会。喜欢在人缝里穿来插去。每次大队里开会，都像过节一般热闹。有一次，开完会，所有人还要举着板凳排着长队在全大队的十多个小队走一遍，队伍有好几里路长。如果是批斗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土砖或破鞋，他们中有算命的，打卦的，捉鬼的。遗憾的是，在我们村子里既没有找到地主富农，也没有找到反动派和特务，这让寅茂在外面开会时觉得脸上无光。
爷爷正在屋后沟里做什么。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听到哨子响，他出来问。我忙说，开会了，小孩子也要去！
爷爷说，又开什么会，一开会就不能做事了。别看爷爷手那么大，可他做起地里的事来却像绣花一样。收工后，他总是最晚回家，路上，看到一根红薯藤要捡起来，看到一块狗屎也要捡起来，如果捡到了牛屎，他的脸便笑得像南瓜。七捡八捡的，回到家来篼里就有一大堆。远庆说，再这么捡下去，你迟早有一天也要被划为地主的。
我怕爷爷又不去开会，便极力怂恿他去。以前，大队里开会，他总是叫我奶奶去。寅茂为此还批评了他。可我爷爷成分那么好，寅茂也没有办法，最多在村里开会时让爷爷站站桌子角。但爷爷一到了夜里就要睡觉。他就是站在那里也照睡不误。
爷爷几乎是一口气把我背到了会场。村子里的人都出来了，寅茂的哨子还在响。声音越来越沙哑，哨子里大概全是口水。到处是脚步声。还有说话声。有的人大约还带了鞋底，边走边拉着麻绳。不用说，那是女人。从村里到大队差不多有两里路。远远地，就听到了高音喇叭。里面放着一种很慢的音乐。好像是黑色柏油，在路上慢慢淌着。有一段时间，村子里架起了很大的铁锅，先是说炼薄荷，后来又说炼柏油。因此地里不种粮食，只种薄荷。但大火一烧，薄荷全跑到天上去了。为了炼柏油，寅茂也想了很多法子。他叫大家把石头扔进火炉，烧了三天三夜，结果还是石头。
现在，我却忽然觉得有黑色的柏油在慢慢流淌。淌得让人想哭。像什么把心脏压着。远庆也来了。有人问小妹怎么啦，他说病了。那个人摸了摸小妹的额角，说，这么烫啊，怎么不叫辛芹医生开点没药喝喝？远庆说，找不到辛芹医生，一大早他就躲起来了。辛芹医生爱听广播，他买了一台收音机，听说有时候偷听敌台，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才躲起来了。可他能躲到哪里去呢？他又不是没躲过，可每次，还不是马上被揪出来了？
广播越来越响了。大人都不说话。我问爷爷，到哪儿了？可我没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它们被什么吃掉了。我又大声问了一遍，还是没听到。
正在这时，广播里有人说话了，要大家低头默哀三分钟。广播里又淌起了柏油。大家站在里面，一眼望不到边。我抬起头，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有一只手在我的头上摁了一下。
喇叭里忽然吼道：熊来喜你干什么？你居然还在笑？来喜是神经病。他会在夏天里穿棉袄冬天里穿拖鞋。他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也不会自己做饭洗衣服。如果我们小孩子说给他讨媳妇，他也会乖乖跟我们走。我们让他在地上打滚，他就乖乖地在地上打滚，一边滚一边还念念有词。来喜消息灵通，总是最先知道哪里要开会。不管哪里开会，他都要去。而且还企图抢上台去发言。当然不会让他发言。来喜真是来喜，大人们总是这么说。哪怕他不喜欢你，他也是一脸笑。他天生就是一副笑脸。哪怕他爹把他揍哭了，他也还是在笑。他的脸在笑着喉咙却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就好像从猫屁股里生下了一条大狗，让我们惊骇不已。喇叭又叫了一声。人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说枪，枪。来喜哭了。但他越哭越像是在笑。喇叭咆哮着。有人踩了我的脚。我站不住了。还好，爷爷从后面抓住了我。广播大声吼道：把熊来喜这样的阶级敌人拎出场外，下面，我们继续默哀。忽然响起了哭声。起先是一个，接着是一团。一大团。一大片。我像呛了水，想张开嘴巴，可我一眨眼，眼睛就针扎似的一阵剧痛。仿佛我的泪水里藏有钢针。它们足以让我失明。
那几天，广播里一直在淌着柏油。为了让村子里悲痛的气氛跟广播里一致，寅茂号召大家痛哭。大声地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他说，他不希望我们队里是死气沉沉的。熊村虽然在大会上出了来喜那件事，让队长根生受了批评，可这几天，他们表现很好，有的人居然可以一直哭到天亮。鉴于我们村里人不善于哭的特点，寅茂要大家经常用辣椒擦擦眼睛。
一天深夜，我忽然发现我的眼睛已经不痛了。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看到了月光。爷爷和奶奶却好像是刚吵过架。爷爷几乎没穿衣服，而奶奶把裤腰抓得紧紧的。见我的眼睛好了，爷爷并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惊喜，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趁我没注意，迅速把短裤穿上。说实话，我知道爷爷要干什么。大人总以为我们小孩子不懂，其实我们什么都懂。这几天，寅茂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别说人，就是家禽、畜生，也不能做这种事。他号召大家把家里的公鸡和母鸡分开。如果有公狗胆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母狗的屁股，他一定要吹哨子出动劳力把公狗的后腿打断。他说，打断了它后腿，它就不能像人那样站起来了。
这次，真的不知道辛芹医生躲到哪里去了。那天晚上，小妹又发高烧，眼睛往上翻，手脚抽筋。她娘哭了起来。远庆慌了神，忙打来井水，用毛巾敷在小妹额角上，好不容易才把小妹的高烧退下去。
第二天，寅茂的哨子又响了，要大家到大树脚下开会。我们村里，一般是在村前的大树脚下开会的。树上也有一台广播。到了那里，寅茂竟然要大家向大树默哀三分钟。他说，我们村里的人哭得还远远不够，听说其他村子里的人，有的哭哑了嗓子，有的哭瞎了眼睛，还有的人一口气过不去，倒在了地上。这些人都会受到表扬。过几天，又要开大会，我们要抓紧时间哭，到时候不要再给村里丢脸。
正在这时，我看到远庆的小女儿陈小妹走了过来。她眼睛直直的，好像谁也不认识。远庆叫了她一声，她没反应。又叫了她一声，她就朝远庆吐了一口痰，然后咬着手指头吃吃地笑了起来。
 每每本纪
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
——《史记》
 
在我们村子里，女人的地位向来比男人高。所以当我们跑到三十里路外的学校读书，知道很多地方重男轻女，老师说这是一种旧社会的封建思想的时候，我们便骄傲地想，我们村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旧社会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村与世隔绝的缘故。
我们村子里出美女。她们多得好像我们村里的夜空总是繁星点点，而别处都在下雨。听老一辈的人讲，我们村子里曾出过两位皇妃，八位朝廷一品大员的夫人，至于其他官商人家的老婆或小妾，则不可计数。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村的女孩子再也得不到当皇妃或诰命夫人的幸运了，只能被成群结队地送到外面去当保姆，好听的说法叫作劳务输出。她们有的比较幸运，可以当后妈。但大多数都混得不太好。要么被男主人欺负了哑巴吃黄连，要么被女主人赶了出来。真正依靠自己创造了传奇新历史的，只有每每。她从村里走出去，一下子就红起来了。
那年，县里下了文件，说我们县里没别的好，只有青山绿水和美女，因此决定放开手脚打旅游牌把经济搞活。美女是我们县的一块大招牌，县长说。因此要在我们村里选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子做形象代言人。要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县长说，要让那些外地客商见了她就走不动步，乖乖拿出钱来。为此，县长带人跋涉大半天在我们村里先走了一圈，看到了每每，县长就走不动了。他对手下人说，就她，
成了形象代言人的每每一下子住到县城里去了。她爹想看到她都难。有一次，一个客人趁着酒兴要每每唱歌，县里的人这才发现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因时间仓促，忘了教每每唱流行歌曲。每每唱了一首，客人果然不满意，挥了挥手说，唱山歌嘛，会不会唱山歌？每每说，我一肚子山歌呢。她才唱了一句，客人们就使劲地鼓起掌来。县里的人明白过来，也跟着鼓掌。他们不知道每每肚子里有那么多山歌。这时她好像一只下蛋的母鸡，咯咯叫着，一只接一只地下蛋。
很快，每每唱山歌的地方也从酒店和歌厅扩展到广场上。她带动了全县人民唱山歌的热潮。谁也没想到，以前我们谁也瞧不起的山歌，现在成了宝贝。每隔一段时间，每每就要在县城广场举行一场山歌会，坐在前几排的除了外地客商就是各路领导。我们在县电视台里看到，每每唱到高潮，她唱上一句，台下跟着唱下一句。她唱前半句，台下唱后半句。在她的带动下，全县成了欢乐的海洋。
后来，县里说，光让每每唱山歌是不够的，也太可惜她的嗓子了。县里便把文化馆那些写歌的人召拢，要他们为每每写一首歌。里面要有风土人情，更要有县容县貌。那几个人不愧是写歌的高手，仅花两天时间，就用山歌的形式写了一首歌颂我们县大好风光和大好政策的歌曲。那首歌经每每唱出来，好听得不得了。它在县城广场上掀起了新的高潮。很多人相信，有了这首歌，我们县里的发展就更快了。后来，每每还带着这首歌参加了市里和省里的比赛，都获了奖。每每载誉而归时，她神气得就像带着一大群保镖。
每每不再是那个唱山歌的每每了。现在，要想听她唱山歌，很难。据说她只给县里的翁书记和欧县长唱。在舞台上，她只唱新歌。即使要唱山歌，那些歌词也已经重新写过了。她说原来那些词太土，唱不出口了。
每每比原来更忙了。她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几乎每星期还有一场大型歌会在等着她。那些歌厅的老板休想再得到她的赏光。县里经常开大会，几乎每次大会期间，都会安排一场演出。不用说，每每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她把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掌声要响很久才很不甘心地凋落下来。然后是采访。县电视台的记者，很认真地叫了一声每每同志，问她这次演出的感想。有时候，县里还开展“送歌下乡”的活动。乡里便准备好花炮和彩礼隆重迎接。据说有一次，每每代表县里送歌下乡后，临走，那位乡长笑着对她说，请代问书记好！每每变了脸色。不久，那个乡长就因为贪污被撤职了。
事情是突然起变化的。事后，村里的老人们说，还是古话说得对啊，爬得越高跌得越深啊。我最讨厌大人们这副事后诸葛亮的样子。最讨厌他们拿古话来吓唬人。我不相信古话有那么厉害，但事实是它们就有那么厉害。原来，每每在县里跟人家乱睡觉。她上了一个客商的床。听人说，按道理，上上床也不要紧，本来就是要她上床的，问题是弄出感情来了，连书记和县长也不理了。那个客商，把江边的一座山买下来了（听说可以用五十年），经常把县里的领导请去喝酒跳舞。每每当然也要去。没多久，在山下发现了一具尸体，查来查去就查到了客商头上。又查到了客商送了每每一枚据说可以买下半个县城的钻戒。
客商的事情好解决，问题是，拿每每怎么办呢？她也没犯什么法。既然没犯法，就让她重新登台唱歌吧，因为紧接着县里要搞一项庆祝活动，按惯例每每又有演出任务了。书记和县长审核着节目单，忽然觉得每每不再适合出场了，因为每每已经不是那个每每了。那件事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她一出场就会引起人们不好的联想。她现在的形象和歌中所赞美的县容县貌，形成的反差太大了。
他们便拿起笔，把每每的名字划掉了。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不让每每登台，麻烦更大了。观众比以前更想看到每每。他们高喊着每每的名字，把冒唱每每歌曲的人赶下台去。为此，县里还到我们村里找过别的女孩子试唱，但效果都不好。其他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他们也曾想过换一首歌，为此他们又把那些写歌的人请来。可新歌根本没有老歌的效果。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差太远了。写歌的人说，当初他们为每每写歌时，已经把才华用尽了。
每每在县里待不住了。她爹娘想把她接回家，可她说，她已经回不来了。一些下三烂的歌厅想请她去，她理都没理。有一个奸商想拿她做文章，打算开发我们村里的老母鸡。他散布谣言，说每每已多次堕胎，每次打了胎，就回乡下吃老母鸡，我们乡下的老母鸡很补，能让流血的女人马上止血，让走路没有力气的女人马上奔跑如飞。现在他要生产一种老母鸡保健丸，请每每做广告，开拓市场，销往全省乃至全国。每每也拒绝了。
每每经常哭泣。有人说，她的嗓子已经哭哑了，唱不了歌了。她深居简出，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她了。但只要县里搞演唱会，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就大声喊她的名字。每每出来！我们想念你！类似的呼喊不绝于耳，让县里骑虎难下。没有了每每，投资的客商也越来越少，有的还要撤。书记和县长的讲话也没有了昔日的号召力，上面来视察的领导也板着脸。看来，这不是每每一个人的损失，而是全县人民的损失。与每每个人的损失相比，县里的损失显然更大。
于是不久，我们从电视里知道，那个客商送给每每的钻戒是假的，他欺骗了我们最可爱的每每。而且，正是每每及时报案，才把罪犯绳之以法没让他逃脱。原来，县里早已嗅到了对方的犯罪动向，每每自告奋勇，做了潜伏。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名誉，忍受着种种嘲笑和误解，以纯洁的心灵和钢铁般的意志，默默为县里的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做贡献。这种精神简直撼天地而泣鬼神！为此，县里在征得每每本人的同意后，决定公开真相，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每每。
随着每每重新登台亮相，我们知道，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已经彻底过去了。掌声雷动。只是，据说她的嗓子已经真的哑了，只能象征性地在聚光灯下假唱。
 算你狠
毛豆和宝琴从丈母娘家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晚，立了秋的风从山上跑下来，吹在身上凉凉的。两个人说说笑笑，离村子越来越远，看四周无人，毛豆就上前亲了宝琴一下。她脸红了。他喜欢看她脸红。所以就是为了看她脸红也应该亲她一下的。他们是五一结的婚，本来是结婚后又出去打工的，但一结婚，他们都不想那么快到外面去了。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毛豆爹娘的支持，娘经常拿眼瞄宝琴的肚子，仿佛把她当作了压寨夫人，她不怀上孩子是不会让他们出去的。
风在他们前面带路。它跑过草丛，跃上山冈。这时，有几个人转过山嘴。他们把身子侧了侧，让那几个人过去。毛豆数了数，他们一共有四个。他有些奇怪。这时节，能有几个整齐的劳力在外面闲逛呢。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拉起宝琴的手赶紧走。他听到自己还有宝琴的脚步的沙沙声。谁知，沙沙声越来越大。后面的沙沙声很快超过了他们，停下来。他只好拉着宝琴往回走。可是拉不动她。原来那几个人也拉着宝琴。就像划水时，水草忽然缠住他的脚。他骇然了，放了手。他边跑边喊，跑到丈母娘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他和丈人还有村里的几个人拿着铁锹打着手电，吼吼着在半路上碰到了宝琴。他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他大声叫着，宝琴宝琴。他想去抱住她。这时，他不抱住她谁抱住她呢？而宝琴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她瞪了他一眼，说，你给我滚！
其他人也不说话。只闻到越来越浓郁的植物气息。丈人黑着脸，一个劲地抽烟。其他人也各自抽着烟。他后悔自己没学会抽烟，这时他也很想抽烟了。他走快一点，别人就让他上前。他走慢一点，别人就超过他。仿佛他是一个影子，仿佛他不存在。很快，他发现自己真的落在最后了。他希望这时忽然窜出一头狼来把他叼走，他不叫也不作任何反抗。
他该死，不该这么活下来。他怎么把宝琴扔给了那几个家伙，自己却不管不顾地跑掉了呢？他应该跟他们搏斗，哪怕是咬他们一口也好。如果他被他们打死或打伤了，宝琴也会在他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怪只怪，自己胆小。
丈人他们已经走很远了。毛豆站在那里发愣。他跟着去干什么？哪还有脸露面？除非他将功补过。对，他要去做一件事，让宝琴原谅自己。他在黑暗里摸着路前进，胆子比平时大了许多。以前他怕蛇，怕野兽，现在他完全忘记了它们的存在。赶到乡里的时候，还有人坐在店门口看电视。他松了口气。对乡里他是很熟的。他在中学读过书。如果不是暑假，现在肯定还有学生在上晚自习。他拍着派出所的铁门，对值班民警说他要报案。
第二天上午，派出所来了人。村里的孩子在民警后面互相追着。丈人脸色铁青。他对民警说，没这回事。
不管民警怎么启发，丈人始终咬着那一句，没这回事。
民警又问宝琴。她说，昨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民警说，你丈夫已经报了案。她说，他陷害我。他有神经病，我要跟他离婚。
民警走后，宝琴对毛豆说，对，我是要跟你离婚。
 
他仔细回想那几个人的样子。从他家到宝琴家不过五六里路，中间只隔着几个很小的村子。如果是这些村子里的人，他多少是有印象的，有的还是一个大队，曾经在一个学校读过书。他在那几个村子里转了转。即使不是附近村里的人，也可能沾亲带故，不然他们跑这里来干什么。在一个村子里，忽然有几条四眼狗扑出来咬他，他捡石块还击。后来又找来一根木棍，打得它们落荒而逃。俗话说打狗看主人，他也不管那么多了。狗的主人站在那里怒目而视。他不怕。如果对方讲他，他就跟他吵。打一架又何妨。他一窝火正没处发。奇怪，对方反而没说什么。
在几个村子里他一无所获。他开始到更远的村子里去找。他也顾不上自己的衣服是不是整齐。有时候趿着鞋子，看上去有些游手好闲。别人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走得越远，别人越觉得他陌生。他们从门背后小心地望着他。在别人眼里，他成了一个脾气很大的人。有一次，他看到两条狗在交尾，很生气，当众打死了一条。狗主人也没找他麻烦。他弄得村子里鸡飞狗跳。还有一次，他看一个人不顺眼，就跟他吵了起来。结果，那人忙向他道歉，并请他到村前的小酒店里吃了顿饭。还有人请他帮忙办什么事。他拒绝了。对方以为价钱开低了，把价钱翻了两倍，并且说，不一定要打架，无非是吓唬吓唬对方。他一想，反正一个人无聊，不如跟那人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新的线索。原来，那个人为了地基和邻居争吵起来，邻居盖新房时想占他的地基。那个人把毛豆带过去，毛豆往对方跟前一站，奇怪的事又发生了，对方忙向他点头哈腰，答应把多占的地基退出来。回来的路上，他问那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人说，我的好哥哥，你不是一般人哪，你往那儿一站，他们就吓到了。大家只见过粗蛮的好汉，没见过你这样斯文的人物，那些五大三粗的家伙只配给你跑腿，你连烟都不抽，这还得了。那人很隆重地请他吃了一顿饭，并送给他一个红包。主动跟他打招呼套近乎的人多了起来。经常有几个人跑到他跟前，这个说怎样怎样，那个说如何如何，然后请他公断。经常莫名其妙地有人请他吃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一天，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听到几个人在讲一个神奇的人物，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大侠。末了竟发现他们讲的是自己。
在他游游荡荡的过程中，地里的棉花桃已经被太阳光剥开了，就像剥开女人的衣服。天上的云朵落到地上来了，坳里，坡上，一处一处。那天，他路过一块棉地，觉得那个捡棉花的女人长得有点像宝琴。他就过去把她的衣服剥掉了。他本来想捂住那个女人的嘴，奇怪的是，那女人一看他，身子就软了。
后来，他就经常像剥棉花桃一样去剥女人家的衣服了。一剥，棉花就飘出来了。他想看看棉花里是不是宝琴。捡棉花时，她们低着头，戴着草帽，衣服都捂得严严实实的，他忍不住朝她们走去，又忍不住把她们剥开。他没想到剥得那么容易。等他发现不是宝琴时，女人的衣服已经在手上了，而且她（们）紧抱着他不放。他有什么办法？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在秋天的棉花地里如鱼得水，无恶不作。他的身影引起了不小的恐慌。终于有一次，正在他准备从一个女人的衣服里把宝琴掏出来的时候，一根木棒从后面狠狠锤击了他的头部。
他和宝琴再一次见面是在县城的看守所里。他因犯强奸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宝琴对他说，毛豆，想不到，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原来是你，你安心服刑吧，我等你出来。
临走时，宝琴告诉他，她已有两个月没来例假，肯定是有了。他有些不怀好意地盯着她的肚子，心想不知道是谁的种。
 偿 债
佳慧听到一声异常尖锐的刹车在村道上响起。
她心跳加速。她听出来车是男人德贵的。
她在围裙上揩揩手，慌慌张张跑出门。
她远远看到他们家的车撞到了墙上，男人像个可怜虫似的抱着脑袋蹲在那里。她心里安稳了些，但马上意识到，可能更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国权的女儿小青被压死了。
男人被交警带走了。什么都不用说，该坐牢就坐牢，该赔钱就赔钱。男人在拘留所。她把该送的东西都送进去了，说，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外面的事我会尽量处理好。
国权只有小青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她去他们家的时候，国权和他老婆莲芝已经哭得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现在，小青在条台上的相框里望着她。她不禁也哭了起来。其实两家以前关系一直很好。有什么好吃的，互相通个有无。小青也经常到她家里来玩。她把条台上的小青贴在自己胸口上，说，小青啊，我们对不住你！下辈子我变牛变马还你。
她说，国权哥，莲芝姐，马上过年了，你们还是想开一点，有什么办法呢，唉，我也不晓得说什么好了。
他们呆呆地望着她，好像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她说，我晓得，你们恨德贵，恨我，如果我是你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把头转过去，不理她。不过这也很正常，难道还要他们把她当亲人当救星一样看待么？
她结结巴巴的，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安慰别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现在还跟自己有关，她就更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了。有一次，她在路上碰到了以前的一个老师，听说他女儿在爆竹厂被炸死了，看到老师，她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力量都没有。再说，事情刚过去不久，如果老师在尽力忘记这件事，那她不又把它提起来了吗？可装作不知道肯定也不行。结果，她只是对老师笑笑。等老师走过去了，她才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能对老师笑呢？这件事折磨了她好久。
除夕夜，她又去了莲芝家里。他们家冷锅冷灶。她想给他们做年夜饭。她打两桶井水把锅碗都洗干净了，又烧了一壶热水，用来发干菜。要用点烧酒，她到条台上找，发现在小青的相框旁边。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手，谁知身后忽然响起一身怒喝：你给我放下！
莲芝也说话了。她说，求求你，你走吧。
她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听到莲芝说话了。还好，她听得出来还是莲芝的声音。她有些惊喜地上前两步，抓住莲芝的手，说，莲芝姐，我跟你们一块过年吧，我当不了你们的女儿，就给你们当妹子吧，你以前不就把我当妹子的吗？
莲芝说，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她说，有，怎么没有呢，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来还欠下你们的债。
国权吼道：你滚吧，我们不稀罕！
她看到，莲芝也用力剜了她一眼。于是她抹了把脸，从他们家跑出去了。
第二天，她还是想去莲芝家看看。她拿了两包东西，还有一瓶烧酒。村里人开始互相拜年了。小孩子都穿起了花花绿绿的新衣服。然而没有人跟她打招呼。几个平时爱跟她开玩笑的，也避着她。
莲芝显然对她这么早登门有点意外。她看到莲芝点了点头。她鼻子一酸，恨不得上前抱住莲芝痛哭。两家都一样，没一点过年的样子。她把东西放在桌上，问，国权哥呢？莲芝说，从昨晚一直躺到现在。她想到房里去探视一下，又觉得不方便，就犹豫着站在那里。谁知房间里忽然咚咚响起脚步声，国权衣服也没披，跨出房门对她破口大骂：你这个丧门星，这么早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还嫌害我们家不够啊！说完，又气呼呼地回房里去了。
国权的怒骂并没让她难堪。好像她正需要谁的一场骂似的。莲芝安慰她说，国权这两天都这样，你别怪，他也骂我，没带好小青，把我什么都骂遍了。她说，我不怪他。
她还是坚持让自己坐下来。她理解国权。她是个读过书的人。她很羡慕电视里那些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人。她看她们总是看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有的女人文化并不高。比如有一个女人，男人遇到了不幸，欠下了一堆债，而那些债她根本不晓得也没有任何凭证，但她还是答应还它们。嫁给德贵的时候，他们就说好了，要做村里最好的夫妻，最好的人。他们是自己谈的恋爱。当初她爹还不肯，嫌他穷。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爹。果然，他们没让爹失望。他们成了村子里白手起家最先富起来的年轻夫妻。他们说，我们要做有理想的人，不占小便宜，不搬弄是非，谁有困难就去帮忙。他们发现，做好人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想到这里，她有些开朗起来。她拉着莲芝的手。莲芝的手割了她一下。她低头一看，见上面有好几个裂开的口子。她说莲芝姐，国权哥的意思我懂。我没有别的意思。到时候，交管部门怎么判，我都认。但我们不要因此成为仇家啊。
莲芝叹了口气，说，你的心意我也懂，但我满眼满脑子全是小青。我也晓得，你以前待小青比自己的孩子还亲。我知道，你是好心人，你家德贵也是好心人，不论上街下县，每次碰到我，都要停下车子来捎我一程。好几次帮我家拉东西都不肯收钱，说是顺路，怪只怪我们命苦，也许我家小青就是这个寿数。
她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家德贵什么都好，就是面子薄，有时候明明不能做的事情，他也要充好汉。有时候人家一句客气话，他也当了真。这次，他要是没喝酒……
莲芝说，唉，男人都这样，爱这个东西，说起来，德贵比我家国权好，他喝醉了酒不是打人就是摔东西，不但打我还打小青，有一次，把小青打得好几天走不了路……
这时，房间里传来国权的哼哼声。两人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莲芝说，佳慧，不谈这些了。
过年后，交管部门的裁决书下来了。德贵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同时附带民事赔偿十万元。这个结果在佳慧的预料之中。她把车卖了，加上存款，又向娘家人借了一些，都付给了国权和莲芝。国权对那些钱看都不看一眼。莲芝推托了一下，说，既然小青已经没了，要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呢？她说莲芝姐，你要不收下我心里更难受。其实她已经听说国权去县里找了人。其实按道理，德贵判个缓刑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国权一心想要德贵坐牢。不过这也是她和德贵应得的下场，所以她对国权并没有一丝的不满。
开春了，她开始往田里播种。种田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妹妹要她一起去外面打工，她没肯。她不想离德贵太远，要经常去探望他。鼓励他争取早点出来，重新开始。
一有空，她照样去莲芝家。帮她做些事。要让两家关系更好，才对得起小青。莲芝又怀孕了。她陪莲芝说话。做针线活。互相做好吃的。莲芝想吃酸的，她就到野地里给她摘“酸眯眼”。她们似乎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亲密无间。国权从地里回来，有时候也在那里坐坐。依然严肃而沉默。只在喝了几口烧酒之后，脸色才有些松动。
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不知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莲芝家里，国权坐在硬木沙发上不停地摁电视机的遥控。看那沙发，更像在自己家里。她怎么会梦见国权在自己家看电视？后来她又跳到了另一个梦里。一个陌生人走着走着，忽然回转身来掐住了她脖子，很痛……
实际上，还真有人掐住她脖子。她很快辨认出来，是国权。他怎么进来的？不知道。她没有叫喊。叫喊的反而是国权。他说，你男人轧死了我女儿，现在，你赔我！
她不怪国权。要怪就怪德贵。怪她自己。她想，或许，她已经把欠国权和莲芝的债都还上了，她现在不欠别人，只欠小青的。是啊，小青的债，她怕是永远也还不上了。她变得小心了。晚上，要仔细检查门扣。她准备了一把剪刀。只是她还没想好，如果真的再发生那样的事，她是把剪刀对准对方还是自己。
后来的一天，再给莲芝摘“酸眯眼”的时候，她自己也忍不住大嚼起来。酸酸的、青涩的汁液顺着嘴角不顾一切地漫出。她有些惊喜又有些麻木地想，说不定小青没有死，她钻到她肚子里来了。她说，小青小青，你的债我也是能还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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