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地下室里的黑豹 作者：阿摩司·奥兹 内容简介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部记忆小说，据奥兹本人称，它像一座仓库，囊括了自己所有的作品主题。该书以作家的童年经历为基础，融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用形象的笔法展现了作家对于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使命与道义、民族情感与人道主义准则等充满悖论色彩的问题的睿智思考。 故事发生在1947年夏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以色列建国前夕。12岁的普罗菲是个敏感的男孩，总希望驻扎在以色列的英国军队能早点撤离，常和小伙伴们想办法把英军吓走。一天，普罗菲因为违反宵禁而被英国士兵邓洛普抓到，他没有处罚这个男孩，只是将他护送回家。军士和小男孩之间就此建立了友谊。邓洛普军士教普罗菲学习英文，并念他最爱的圣经诗篇给他听，而普罗菲则教邓洛普一些希伯来文。但是英军和地下犹太反抗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让两人的友谊有了越来越多的变数。普罗菲更因此被小伙伴们冠以叛徒的罪名。这段友谊究竟会如何改变普罗菲的一生？ 译序 阿摩司·奥兹应该说是时至目前中国学术界、创作界和新闻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篇记忆小说，其希伯来文版首发于1995年。它以作家的童年经历为基础，又融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故事本身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在记忆中融进了痛苦、欢笑、悔恨和惊奇。 小说的背景设置于1947年夏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那是巴勒斯坦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时期，因为数月后，即1947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协议，允许第二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家，英国人很快就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离开那片土地，以色列国将会建立，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从此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在历史巨变的前夜，英国士兵、犹太人的地下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纷纷行动：枪击、爆炸、宵禁、搜查、逮捕、迫在眉睫的战争与种种可怕的谣传不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平添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也留下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谜团。曾在《我的米海尔》、《恶意之山》（中译本名为《鬼使山庄》）和《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中对这一历史进程做过不同程度触及与把握的奥兹，再次以这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借助奇巧的构思、睿智的分析、优美的行文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触及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首先以成年人的口吻交代“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给读者留下了悬念，随之回忆起自己在十二岁那年因为与当时犹太人的敌对方英国人交往，第一次被称作叛徒的情形。总体看来，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在家、东宫和特里阿扎丛林三个主要场景中展开的。 大家知道，奥兹素以破解家庭生活之谜见长。他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再次运用爸爸、妈妈、孩子三个人物构成了家这个场景中的核心：爸爸、妈妈来自乌克兰，他们的亲人全死于希特勒之手，这一点显然与奥兹本人的经历有别。爸爸是学者，在爸爸的性格中，理性占了上风，“他讲原则，为人热情，对正义忠贞不渝”，具有强烈的仇欧情绪；而妈妈则喜欢追忆过去，故乡乌克兰的河湾、河面上星星点点的鸭群、缓缓漂流的蓝色百叶窗、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令她魂牵梦萦。熟悉奥兹的读者往往会觉得这一切似曾相识，但此次，作家的关注视点有所转移。我们在《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和其他作品中看到的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均被置放到了边缘地位，孩子则成了家中的中心人物，也成了整部作品的主人公。他在家中见证的不再是父母那痛苦而缺少生气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颇有几分让人憧憬，甚至惊心动魄的地下活动（爸爸为地下组织编写标语，收藏违禁品，妈妈悄悄救助伤员），亲临了英国士兵前来搜查时的紧张局面。几乎所有的情节设置，都与孩子的所谓“背叛”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这个孩子年仅十二岁，他因酷爱词语而赢得“普罗菲”1绰号，说话的方式与众不同，并喜欢写诗拿给女孩子看。由于在家中受参加地下抗英活动的父母的影响，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听成人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希伯来民族要经受住考验”，他立志为民族的事业而战。他提议创办了“霍姆”2秘密组织，加盟这个组织的还有他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他们想用旧冰箱里拆下的马达等材料制造火箭，打到英国的白金汉宫，把英国人赶出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领土。他们还喜欢看好莱坞影片，模仿里面的英雄人物。普罗菲本人更是为影片中的英雄着迷，经常把自己比做“地下室里的黑豹”，意思是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所谓的信念而献身。 但是，他的英雄梦屡屡受挫。在一个宵禁的夜晚，他被一个英国警察所救。这个英国人来自坎特伯雷，讲圣经希伯来语，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热爱耶路撒冷。普罗菲深受英国人的吸引，答应与他换课（相互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甚至天真地想借此机会，向英国警察套取情报，完成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理想。但事与愿违，小伙伴把他叫做叛徒，而他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与英国人的交往是否属于背叛行径，经常陷于灵魂的挣扎中。 围绕什么是“叛徒”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小主人公的家中进行的。那是在某天早晨，家中墙壁上赫然出现了“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几个黑体字之后。爸爸认为“叛徒”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一个偷偷地、为了某种值得怀疑的好处、暗地里帮助敌人，做有损自己民族的事或伤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杀人犯还要卑鄙”。而妈妈则认为“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父母的不同观点成为支撑普罗菲理解叛徒意义的两个支点。他自己也试图通过翻阅百科全书，弄清楚叛徒的诸多字面含义。他甚至对着镜子盘问自己究竟长着一副叛徒的模样，还是地下室里黑豹的模样。 场景之二：东宫。名曰东宫，实为摇摇欲坠的棚屋，掩映在西番莲中。这是普罗菲和英国警察邓洛普军士换课并且交谈的地方。普罗菲在和英国警察交往时内心矛盾重重。尽管他不断提醒自己，一刻没有忘记英国人是敌人，不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像地下战士那样称自己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有时为赢得对方信任才喝下他买的柠檬汽水，有时却不由自主地告诉对方，爸爸也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对人家产生了某种“喜爱”的情感，随即又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我的心在胸膛里跳荡，犹如一只地下室里的黑豹。我以前从未做过如此杰出的益事，也许以后也不会了。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嘴里尝到了酸味，卑鄙叛徒的可耻滋味：如同粉笔刮蹭时的战栗。” 场景之三：特里阿扎森林。这是普罗菲和“霍姆”组织成员开会、请求批准他执行刺探任务的地方，也是他因犯有所谓的叛变罪而接受审判的地方。普罗菲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模仿美国影片对他进行了持续不到一刻钟的审判，既严肃，又滑稽，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一脸狐相的本·胡尔得出结论：“本庭相信叛徒所说他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本庭甚至接受叛徒没有把我们泄露出去的说法。对叛徒所说他未从敌人那里得到任何报酬的错误证词，本庭表示愤慨并予以驳回：叛徒收了薄脆饼干、柠檬汽水、香肠肉卷、英语课、一本包括《新约》在内的《圣经》，《新约》攻击我们的民族。”普罗菲找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无济于事。他一气之下，宣布解散自己创建的地下组织，与朋友们彻底决裂。 表面看来，小说在写少年故事，实际则是把个人命运和共同体前途放在一起来探讨个体身份，显示出作品的道德深意和作家的矛盾心态。作为一个希伯来孩子，普罗菲也和当时的多数犹太人一样，把英国人当成敌人，其人生致力于驱逐外国压迫者，但其灵魂又受压迫者困扰，因为这个压迫者也来自拥有河流与森林的土地，那里钟楼骄傲地耸立，风标平静地在屋顶上旋转。在和英国警察交往时，他很快便被他吸引了，甚至“具有一种冲动，要跑去给他拿杯水”。在某种程度上，审判他的伙伴对他的背叛指控并非子虚乌有：“你普罗菲爱敌人。爱敌人嘛，普罗菲，比泄密还要糟糕。比出卖战斗者还要糟糕。比告发还要糟糕。比卖给他们武器还要糟糕。甚至比站到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打仗还要糟糕。爱敌人乃叛变之最，普罗菲。”从某种意义上，小主人公已背叛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心目中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世上有非自私、非精心策划的背叛，也有不卑鄙的叛徒。背叛者爱他正在背叛着的人，因为没有爱就没有背叛。这些富有哲理性的话语揭示出仇英背后的荒谬与非理性狂热。 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使命与道义、民族情感与人道主义准则等诸多充满悖论色彩的问题不但令小主人公费解，而且让已经成人的作家无法释怀。（“直至今天，我仍无法向自己解释那是怎么回事。”）当然，在作家开始创作《地下室里的黑豹》的1994年，英国人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敌人，传说中与犹太人具有血亲关系的以实马利的后裔阿拉伯人会成为他们的新敌。作品中写道，人们会为旧日生活在那里的迦南人——指阿拉伯人——感到难过。“犹太人会崛起，打败他们的敌人，石造村庄会毁于一旦，田野和花园将会成为胡狼与狐狸出没的地方，水井将会干枯，农夫、村民、拾橄榄的、修剪桑树的、牧羊人、放驴的都将会被赶进荒野。” 英国警察这样说。犹太女孩雅德娜也这样说：“即便真的是别无选择，你必须去战斗，地下工作者也是极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卷铺盖回家。我只希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别后悔，痛悔。”雅德娜是小主人公偷偷暗恋的一个姑娘，比他大八岁。他曾经无意间在屋顶看到雅德娜换衣服，事后一直伺机想请对方原谅，但又羞于启齿，经常为此懊悔不已，由此引发出另一个层面的精神探索，即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期待问题，这里不再赘言。雅德娜的话与英国警察的说法具有某种关联，就像作家所说：“这些话酷似邓洛普军士所说的，阿拉伯人是弱方，很快他们就会变成新的犹太人。”这些讨论触及到了英国人走后巴勒斯坦何去何从的问题，预见到未来的潜在危险。普罗菲生雅德娜的气，认为雅德娜说出了最好秘而不宣的东西，也生自己的气，因为他没有看出这种关联。在某种程度上，雅德娜有点像他的精神导师，他向她倾诉自己所有的问题与困惑，而她则告诉他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均无法得到的答案。“你跟我说的那个军士，似乎真的很好，他竟然连孩子都喜欢，但是我认为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喜欢孩子的人懂得爱，会爱的人不会背叛。也许，这种幼年时期的心灵触动是日后形成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一个诱因吧。 理想主义者希望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但两个世界中的极端主义人士对此竭力反对。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天真的人们曾一度以为巴以和平在即，但两年后拉宾便倒在了犹太极端主义者的枪下，巴以双方冲突再起，和平再度遥遥无期。一向主张巴以和平的奥兹因在1994年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也被右翼人士称做叛徒，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浮现在普罗菲脑海里的那幅画面：爸爸、妈妈和邓洛普军士在安息日清茶一盏，共话双方感兴趣的话题，雅德娜在吹竖笛，而“我”躺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地下室里一只幸福的黑豹，迄今依然可以说是作家心目中的一个美好梦想，只是里面的人物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地下室里的黑豹》用形象的笔法表达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了一种象征性的联系，对本民族信仰深处某种极端性因素发出了危险信号。 当然，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只在其意蕴，也在其行文、肌理与格调。英国警察离去后给主人公心灵深处留下的永远的痛，母亲故事中那不知漂向何方的蓝色百叶窗，声声竖笛中缓缓重现在记忆中的一个个故人、一件件旧事，使人会在掩卷时慨叹，这就是奥兹！ 第1章 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第一次是在我十二岁零三个月那年，住在耶路撒冷城边的时候。那是在暑假，还有不到一年英国人就会离开这片土地，以色列国就会在战争中诞生。 一天早晨，这些黑体字赫然出现在我们家的墙上，就在厨房的窗下：“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卑鄙”一词提出了一个令我如今坐下来写这个故事时仍觉得意犹未尽的问题：叛徒能否不卑鄙？如果不能，为什么奇塔·莱兹尼克（我认得他的笔迹）会劳神地加上“卑鄙”二字？如果能，在什么情况下叛变不是卑鄙的？ 我长这么高的时候就有了“普罗菲”的绰号。普罗菲是教授的缩写，他们这么叫我是因为我沉迷于观察词语。（我仍然热爱词语：将其采集、排列、打乱顺序、倒置、组合到一起。就像爱钱的人倒腾钱币和钞票，爱纸牌的人摆弄纸牌。） 那天早晨六点半，爸爸出去拿报纸时看到了厨房窗下的字迹。吃早饭时，爸爸把莓子酱涂在一片黑面包上，冷不丁地把刀子插进果酱罐，都快把刀把儿插进去了。他不紧不慢地说： “好极了。天大的惊喜。阁下有何功德，让我们如此荣幸？” 妈妈说： “一大早就别奚落他了。别的孩子奚落他，就够他受的了。” 爸爸和那时我们住区的多数男子一样，身穿卡其布服装。他的手势，还有声音，无疑表明他这个人一贯正确。他抄罐子底儿挖出一大块黏乎乎的莓子酱，往两片面包上各抹一半，说： “实际上，如今大家把‘叛徒’一词用得太滥了。但谁是叛徒呢？确实。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一个偷偷地、为了某种值得怀疑的好处、暗地里帮助敌人，做有损自己民族的事或伤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杀人犯还要卑鄙。请把你的鸡蛋吃光。我在报纸上看到，在亚洲，人们正因饥馑而死。” 妈妈把我的盘子拉到她跟前，吃光了我的鸡蛋和剩下的面包和果酱，不是因为饿，而是为了平安无事。她说： “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 妈妈说这些话，既非冲我，也非冲爸爸。根据她眼睛看去的方向判断，她正在冲粘在冰箱上方厨房墙上的蜗牛说话，没有特定目的。 第2章 早饭后，父母急急忙忙赶公共汽车去上班。我闲在家里，傍晚到来之前我拥有大把的时间，因为在放暑假。我先把桌子收拾干净，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冰箱里的放回冰箱，碗橱里的放回碗橱，渗水槽里的放回渗水槽，因为我喜欢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我把餐具洗干净倒过来放在那里晾干。而后，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关上百叶窗和窗子，这样便可以有个小窝，直到傍晚时分。沙漠里的阳光与灰尘可能会损坏父亲依墙排列的书，而其中一些书则是珍藏本。我看过早报，而后把它折叠起来放到餐桌上，又把妈妈的胸针放进首饰盒里。我做这一切，并非像个幡然悔悟的卑鄙叛徒，而是出于酷爱整洁。直至今日，我依然习惯于每天早晚在家里四处走走，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五分钟前，当我写到关闭百叶窗和窗子时，我放下笔，因为我想到要起身关上卫生间的门；也许门自己愿意敞开着，这是我在关闭它时从它的呻吟声中听出来的。 整个夏天，我父母早晨八点钟出门，晚上六点钟返回。我的午饭就放在冰箱里，我的日子清楚得一览无余。比如，我可以用五到十个一小组士兵，要么就是拓荒者、勘测员、修路工、修堡垒者在小地毯上开始做游戏，慢慢地我们可以驾驭自然力，打败敌人，征服无保护的空间，建造城镇与村庄，铺设道路把它们连接起来。 爸爸是一家小出版社的校对和助理编辑。夜晚，他习惯于坐到凌晨两三点钟，四周是书架投射的阴影，他的身体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灰色的头颅在台灯光圈里飘动，仿佛他正吃力地匍匐在堆在书桌上的书山之间的小路上，为准备撰写波兰犹太人历史的巨著，在纸条和卡片上做笔记。他讲原则，为人热情，对正义忠贞不渝。 而我妈妈，喜欢把手里半空的茶杯举起来，透过茶杯，凝视窗中的蓝光。有时她把杯子贴在脸颊上，仿佛从接触中汲取温暖。她在为新移民来的孤儿们开设的慈善学校里当老师。这些孤儿曾设法在寺庙和偏僻的村庄里躲避纳粹，现在来到了我们这里，正如妈妈所说：“直接从死亡阴影幽谷的黑暗中。”她立即会纠正自己：“他们来自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相互之间就像恶狼一样。即使是难民对难民。即使是孩子对孩子。”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把偏僻的村庄与恐怖的狼人意象和死亡阴影幽谷的黑暗联系起来。我喜欢“黑暗”和“幽谷”等词语，因为它们立即使带有修道院和地下室的漆黑一片的幽谷出现在脑际。我喜欢死亡阴影，因为我并不了解它。我如果喃喃说出“死亡阴影”，便仿佛听到了某种深沉的声音，如同钢琴弹奏的最低调音符，一个拖着一串模糊回声的音，好像发生了一场灾难，现在无法挽回了。 我回到厨房。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所有的道义上的资源。报纸上还说英国人的行为正在“投撒浓重的阴影”，号召希伯来民族“经受住考验”。 我出了家门，像在抵抗运动中那样环顾四周，确定没人注意我：比如，一个戴墨镜的陌生人，用报纸遮住脸，埋伏在路对面某座大楼的出入口。但是大街似乎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蔬菜、水果商正把空篮子码放起来。一个在西诺皮斯基兄弟开的杂货店里干活的男孩正拉着一辆吱吱嘎嘎的手推车。没儿没女的老帕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打扫着门前的人行道，这也许是上午的第三次打扫了。格里皮尤斯医生正坐在阳台上填写文件卡片：她是单身，爸爸正帮她搜集资料，以撰写关于她的故乡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犹太人生活的传记。卖煤油的赶着马车缓慢地走过，缰绳耷拉到他的膝盖上，他摇动着手里的铃铛，向他的马唱起一首缠绵哀怨的意第绪语歌。于是我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仔细查看“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这几个黑体字，也许有些微小的细节能提供线索。由于仓促或害怕，“叛徒”的希伯来文BOGED的最后一笔，写得更像希伯来文的字母Resh，而不是Dalaid，这使我不像卑鄙的叛徒BOGED，而像一个卑鄙的成年人BOGER。那天早晨，我愉快地付出一切，以便做个成年人。 于是奇塔·莱兹尼克做了个“巴兰传谕”3。 教我们《圣经》和犹太教的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在班上对我们解释说： “做巴兰传谕，本来是想诅咒，结果变成了祝福。比如，英国部长欧内斯特·贝文在伦敦议会上说犹太人是顽固的人种。他就是在做巴兰传谕。” 吉鸿先生惯于用些不太有趣的俏皮话给课堂增加点情趣。他经常把自己的太太当成嘲弄的笑柄。比如说，当他想阐述《列王纪》中关于鞭子和蟹尾鞭的段落时，他说：“蟹尾鞭比鞭子厉害两百倍。我用鞭子折磨你们，我太太用蟹尾鞭折磨我。”要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传道书》第7章。如同吉鸿太太唱歌一样。” 一次我在吃晚饭时说： “我的老师吉鸿先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班上背叛他太太。” 爸爸看看妈妈说： “你儿子肯定发疯了。”（爸爸喜欢“肯定”一词，也喜欢“毋庸置疑”、“显然”、“确实”等词语。） 妈妈说： “你怎么就不能不侮辱他，想法弄清楚他要说什么呢？你从来就没真正听过他说话。也没有听过我说话。没听过任何人说话。你大概只听新闻广播。” “世上一切事物，”爸爸冷静地作答，像平时一样不容争辩，“至少有两面。这是人尽皆知的，只有少数狂热的灵魂除外。”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我不懂“狂热的灵魂”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眼下不是问话的时候。于是，我让他们面面相觑地坐了差不多一分钟——他们有时就像在扳手腕那样一言不发——只有那时我才说： “阴影除外。” 爸爸用狐疑的目光盯了我一眼，眼镜滑到了鼻梁上，来回摇晃着脑袋，那副表情令人想起我们在《圣经》课上所学到的，他“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4他眼镜上面的那双蓝眼睛望着我，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这失望既是对我，又是对整个年轻一代，是对教育体制失败而产生的失望，他对这种教育体制投以蝴蝶，但教育体制却报之以蝶蛹。 “你说的‘阴影’是什么意思？阴影在哪儿？” 妈妈说： “你怎么就不能不制止他？想法弄清楚他要说什么。他一定是想说什么。” 爸爸说： “好啊。千真万确。那么，阁下今天晚上要干什么？这一次有劳您向我们汇报一下是何种神秘的阴影？‘像人一样的山影’5？还是‘像奴仆一样切慕黑影’6？” 我起身要去睡觉。我不欠他任何解释。然而，使命召唤着我说： “爸爸，阴影除外。你刚才说世上任何事物至少有两面。基本正确。但是你忘记了，比如说阴影，只有一面。你要不相信我，就去查查吧。你甚至可以做一两个实验。你不是教我说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不应该一概而论吗？你忘记是怎么教我的了。” 说着，我起身收拾桌子，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 第3章 我坐在爸爸书桌旁边的椅子上，拿出大字典和百科全书，学他的样子，开始在一张空白卡片上列出一张词汇表。 叛徒：变节者，叛逃者，开小差者，叛教者，告密者，打小报告者，合谋者，眼线，阴谋破坏者，间谍，内奸，密探，长期潜伏的间谍，外国特务，双重间谍，坐探，布鲁图7（参见罗马），奎西林8（参见挪威），犹大9（基督教用法）。形容词：背叛的，不可靠的，不守信用的，不忠实的，不忠贞的，两面派的。动词：背叛，欺骗，背信弃义，变节，叛变，不信守诺言，告发。短语：草里的蛇，披着羊皮的狼，往背上捅刀子，卑鄙地伤害。《圣经》用法：患难时依靠不忠实的人好像损坏了的牙（《箴言》25：19）；他们都是行奸淫的，行诡诈的一党（《耶利米书》9：2）；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哈巴谷书》1：13） 我合上字典，感到头晕目眩。这张词汇表在我眼里就像茂密的森林，森林里有许多互相交错的路径，从路径上又蔓生出许多小道，为灌木所遮掩，蜿蜒盘旋，时而连到一起，时而再度岔开，伸向隐蔽的所在，那里有洞穴、林下植物、迷宫、隐居者的小屋、裂缝、废弃的山谷、奇观与惊诧。叛变与开小差者、打小报告者与通奸者，不守信用者与两面派，阴谋破坏者与捅刀子的人，长期潜伏的间谍与告密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布鲁图和奎西林做了什么恶毒的事？还有，小道和旅程，弯弯曲曲的和乌龟之间有什么联系？（直到今天，我在工作时也不敢打开百科全书或字典。如果打开，那么半天时间就泡汤了。）我不再担心我是什么，叛徒，好争论的孩子，疯疯癫癫的孩子。整个上午我在百科全书的浩瀚烟海中徜徉，抵达出征前脸上涂上颜料的巴布亚的野蛮部落，抵达星球表面的陌生环形山，星球上猛烈的地狱之火在熊熊燃烧。不然就是相反，冰封雪冻，笼罩在永恒的黑暗之中（那里是不是潜伏着死亡阴影？），登上群岛，在远古的沼泽上流连，碰到同类相食的动物和隐士、从示巴女王10时期就遭到遗弃的黑皮肤犹太人。我读到大陆与大陆之间每半年在游移中拉开半毫米距离。（它们什么时候能够在游移中分离？因为地球是球体，想必经过数亿年，它们可在另一边再次相会！）而后，我查了布鲁图和奎西林，我也要查犹大，但是在查找过程中我在“光年”一词那里打住，这两个字带给我一阵剧烈的快感。 中午时分，饥饿把我从宇宙起源带到了厨房里。我匆匆吞下妈妈给我留在冰箱里的食物：燕麦粒、肉丸、汤。“不要忘记把这些吃的在炉子上加热几分钟，然后记住把炉子关掉。”但是我没有加热，我不能浪费时间。我急急忙忙把饭吃光，返回正在消失的银河系。突然，我注意到门下有一张字条，上面是本·胡尔的字迹：“给卑鄙的叛徒。今天晚上六点半，你准时到特里阿扎接受军用法庭的审判，审判你严重的叛变行为，也就是和英国迫害者亲串。‘霍姆’组织11内部安全与审查部最高指挥官。不许迟到。还有，带上毛衣、水壶，还有跟脚的鞋，因为可能会审一夜。” 我先用铅笔改正了所有的错误：是“亲善”不是“亲串”，是“军事”不是“军用”。然后，我根据议事规则，把消息记住，把纸条放在厨房里烧毁，在厕所里冲掉纸灰，以便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万一英国人挨家挨户搜查呢。接着，我回到书桌旁，试图重新回到银河系和光年当中。但是银河系消失了，光年也退去了。于是我从爸爸的小卡片中拿出一张空白的，写道：“形势严峻，令人焦虑。”我又写道：“可是我们绝不低头。”接着，我撕掉卡片，把字典和百科全书放到一边。有些恐惧。 我必须立即克服这种恐惧。 但怎样才能克服呢？ 我决定整理一下邮票。在集邮册中，各有一枚邮票分别代表巴巴多斯和新喀里多尼亚。我设法把这两枚邮票放进大大的《德国地图册》里。我找巧克力，可是没有找到。最后，我回到厨房，舔了两勺爸爸的莓子酱。 一点儿也不管用。糟糕。 第4章 在我的记忆中，英国所辖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夏天就是这样：从绵延的山坡上蔓延开来的一座城市。并非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国装甲车有时停在街道拐角，它的掩体几乎关闭了，就像强光照得人眼睛无法睁开。装甲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就是你！ 黎明时分，男孩子们会出去把地下组织的标语贴在墙上和路灯杆上。星期六下午，客人们会在我们家后院喋喋不休地争论，喝着一杯杯滚烫的热茶，吃着妈妈做的饼干。（我会帮她在柔软的面团上刻上星星和花样。）在争论过程中，客人们和我父母都会使用迫害、灭绝、救赎、情报人员、遗产、非法移民、围困、示威、哈吉·阿明12、极端主义者、基布兹、白皮书、哈加纳13、自我克制、定居点、匪帮、世界良知、暴乱、抗议、非法移民等词。偶尔，会有一位客人，通常是一言不发的一位客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苍白，颤抖的手指间夹着香烟，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口袋里装满了笔记本和纸条，他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礼貌的火气，大喊“像送去屠宰的羔羊”、“受保护的犹太人”之类的话，接着他会急急忙忙地加上一句，像是要纠正错误的表达：“但是我们绝不让自己四分五裂，天理不容，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楼顶空荡荡的洗衣房里装上了洗脸池和电灯，从柏林来的裁缝拉扎鲁斯先生搬了进去。他个头矮小，点头哈腰，不住地眨着眼睛，即使是在盛夏，他也总是穿一件破旧的灰西装和马甲。脖子上挂着一根绿色卷尺，像条项链。据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让希特勒给杀了。而拉扎鲁斯先生又是怎样活下来的呢？有种种猜测。种种传闻。莫衷一是。我自己也琢磨不透：他们知道什么？毕竟，拉扎鲁斯先生本人从来没有讲过那边究竟发生过什么。他在门口挂了块纸牌，上面一半写着德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另一半是他让我妈妈用希伯来文给他写下的“柏林高级裁缝和剪裁师。承做各种活计。式样翻新。款式新颖。价格合理。保证信誉。”过了一两天，有人把写着德文的那一半撕了下去：我们无法忍受在这里使用刽子手的语言。 爸爸从箱子底找出一件开襟毛线衣，送我到楼顶，有劳拉扎鲁斯先生把扣子换掉，把接缝缝得结实些。“其实，就是件破衣服，也许穿不着了，”爸爸说，“可他在上头似乎饿着要吃面包，施舍总是让人不快。因此把这件衣服拿过去。他可以换换扣子。挣几个皮阿斯特。让他感到自己在这里受人欣赏。” 我妈妈说： “好吧。新扣子。可干吗让孩子上去？你自己去啊，和他说说话，邀请他来喝杯茶。” “那是肯定的喽。”爸爸懒洋洋地说，片刻之后，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当然要邀请。一定邀请。” 拉扎鲁斯先生用旧床罩把楼顶一个偏僻的角落围起来，又用金属线加固，建成一个棚子或笼子，铺上从旧床垫里拆出的稻草，买了六只母鸡，让妈妈在剩下的半块纸牌上用希伯来语写道：“出售新鲜鸡蛋。”但是，即使在过节时，他也没把一只母鸡卖掉，让人杀了吃。相反，据说拉扎鲁斯给每只母鸡都起了名字，夜里，他常常起来，到楼顶查看母鸡们是否睡得香甜。一天，我和奇塔·莱兹尼克躲在水罐中间，听拉扎鲁斯先生和他的母鸡们拌嘴。是用德语。声明，坚持，解释，甚至给它们哼一曲小调。有时，我拿上去一些干面包屑，或是妈妈让我挑出来的一罐不要的豆子。我喂母鸡时，拉扎鲁斯先生有时会走过来，冷不丁地用手指碰碰我的肩膀，而后他会抖抖手指，像是被火烧了一样。我们有许多人和空气说话，或者和不在场的人说话。 我在楼顶，拉扎鲁斯先生鸡笼的背后，设了一个瞭望哨，从那里可以把其他屋顶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窥看英国军营。我通常站在那里，藏在水罐当中，暗中观看他们的晚间点名，把详细情况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用狙击手步枪瞄准他们，来一通不费吹灰之力的准确扫射，将其全面消灭。 我从楼顶的瞭望哨上，还可以看到远方散落在山丘斜坡上的阿拉伯村庄、守望山、橄榄山，再过去便是突兀而现的沙漠，而远处东南方便潜伏着恶意之山，山上是英国最高行政官的官邸。那年夏天，我在制订摧毁它的计划的最终细节，从三个方向展开攻势；我甚至准备好了一份概要，当英国最高行政官被抓获，在我的楼顶瞭望哨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概要上写的东西一一说出。 一次，我从瞭望哨上观察本·胡尔家的窗口，因为我怀疑他被跟踪了，在窗口出现的不是本·胡尔，而是他的姐姐雅德娜。她站在屋子中央，脚尖点地旋转两周，像个舞蹈演员，突然，她解开衣扣，脱掉便装，换上一条裙子。在更换便装与裙子的刹那，她洁白的肌肤上露出几个黑色小块，胳膊下面两块，肚子下面还有一片令人目眩的小岛，但很快这些黑色小块就被她用裙子遮住了。我还没弄清看见了什么，没来得及从瞭望哨退去，甚至没来得及闭上眼睛，裙子如同帘栊落下，把她从脖颈到膝盖遮了起来。我确实应该闭上眼睛，可是一切转瞬即逝。那一刻我在想：“我要死了。”我应该为此而死。 雅德娜有个未婚夫，还有个前未婚夫，据说，还有加利利的一个猎手，还有守望山的一个诗人，还有一个腼腆的崇拜者，他只能伤心地望着她，除了“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之外，没有勇气向她多说什么。在冬天，我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说：“你要永远写下去。”这些话比多年来我听到的许多话都奇妙，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写。 那天晚上，我决心鼓起勇气大胆地向她说明，或至少大胆地给她写信，请她原谅，解释说我不是要偷看她，说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雅德娜是不是注意到我就站在楼顶上。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祈祷她没看见我，然而又希望她看见了我。 对于在瞭望哨看见的所有邻居、村庄、山丘和高塔，我都了如指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内，在诊所排起的长队里，在对面多尔茨用家的凉台上，在施伯莱特报摊面前，人们会站在那里谈论未来希伯来国家的边界。是否包括耶路撒冷？是否包括海法的英国海军基地？是否包括加利利？还有沙漠？有些人希望文明世界里的部队会前来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杀戮。（我们对每个民族都有固定的称谓，就像名字和姓氏加在一起：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腐坏的德国、遥远的中国、苏维埃俄国、富饶的美国。沿海有活跃的特拉维夫。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加利利，在山谷，是以色列劳动者的所在地。阿拉伯人被贴上嗜血成性的标签。即使世界本身也拥有了几个称谓，也要视气氛和环境而定：文明、自由、广大、虚伪。有时人们说：“了解此事然而保持沉默的世界。”有时他们说：“世界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撤走、希伯来国家终于出现之前，食品杂货商和蔬菜水果零售商都是早晨七点开门，晚上六点宵禁之前关门。邻居们——多尔茨用一家、格里皮尤斯医生、我们自己、本·胡尔及其父母——聚集在布斯泰尔家里，因为他有收音机。我们神情忧郁、默默地站在那里收听耶路撒冷电台的新闻。有时，一阵黑暗过后，我们听起“战斗锡安之音”的地下广播，声音放得很低。有时，我们在新闻之后收听寻人启事，也许他们会突然提到在欧洲遇害的一个亲戚，结果竟存活下来，设法来到了以色列土地，或者至少来到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的难民营。 在收听广播时，房间里一片宁静，仿佛帘栊在黑暗的清风中抖动。但关上收音机之后，大家都开始说话了。他们说个不停。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还剩下哪些机会。他们说啊说，仿佛害怕如果突然出现片刻的宁静，便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谈话和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冰冷而阴郁的宁静的话，他们会立即遏制这种宁静。 大家都看报纸，看罢一张后便相互交换，《事》、《观察者》、《守望者》、《国土报》，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因为那时的白天比现在的白天长很多，每份报纸只有四页，晚上他们会重读早晨读过的东西。他们一起站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比较《事》上写的关于我们的道义力量与《国土报》上说的耐性：也许字里行间蕴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在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阅读中没读出来？ 除拉扎鲁斯先生之外，居住区中还有其他难民，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多数居住者不叫难民，也不叫拓荒者或者公民，而是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位于拓荒者之下，难民之上，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也反对激进分子。但是如何进行区分呢？拓荒者、难民和激进分子，几乎所有的人在发Resh时使用喉音，在发Lamed时声音流畅，只有东方犹太人发Resh时打嘟噜，在发Het或Ayin14时声音刺耳。父母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要成长为全新的犹太人，比父辈要强，虎背熊腰，成为斗士，在土地上劳作，因此他们拼命用肝尖、鸡肉和水果把我们填饱，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挺身而出，浑身黝黑，英勇无畏，不能再任敌人把我们像羔羊一样宰割。有时他们会对来耶路撒冷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产生眷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唱歌，他们会给我们大致翻译一下，于是我们也知道了过去曾有过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废弃的小块土地在夏日下焦灼干枯，建筑都是由石头和瓦楞铁垒就，太阳炙烤着一切，好像这里已经发生了战争。耀眼的日光从早到晚狂暴地折磨着自己。 偶尔，有人会说：“究竟会发生什么？”有人回答：“应该希望好起来。”不然就是：“我们一如既往。”妈妈有时弯下腰，连续五到十分钟看盒子里的照片。我已经懂得，自己应装作没有看见。她的父母和姐姐塔尼亚在乌克兰被希特勒杀害，遇害的还有许多没有及时来到这里的犹太人。爸爸有一次说： “真是不可理解。简直难以置信。整个世界默不作声。” 他自己有时也为他的父母和姐妹难过，但没有眼泪：他会站上约莫半小时，姿势有些别扭，不太灵活，一副公正而固执的模样，死死盯住挂在走廊墙上的地图。如同司令部里的将军，目不转睛，一言不发。他想的是我们必须赶走英国侵略者，在这里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让世界各地受迫害的犹太人返回此地。这样的国家，他说，“显然必须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正义的榜样，甚至对那些想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就是，不管阿拉伯人因听信别人的煽动和挑拨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以称得上典范的宽宏来对待他们，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当自由的希伯来王国终将建立之后，世上就没有坏人胆敢谋杀或欺侮犹太人了。如果他胆敢这样，我们则予以严惩，因为到那时，我们的军队可以指哪儿打哪儿”。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用铅笔仔仔细细地在绘图纸上描摹出爸爸地图册里的世界地图，我描摹出定将出现的希伯来国家：位于沙漠和大海之间的一块绿地。我在绿地上绘出一条横亘大陆和海洋的长长臂膀，我在臂膀的一端，放了一个能够抵达任何地方的拳头。甚至可以抵达阿拉斯加。抵达比新西兰更远的地方。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一次，我在吃晚饭的时候问，“让大家都恨我们？” 妈妈说： “这是因为我们一贯站在正义一边。他们无法原谅我们竟连一只飞蝇都不伤害。” 我想了想，但没说话：其结果是，确实不值得一贯站在正义一边。 还有：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本·胡尔的态度。我也是站在正义一边，我也不伤害飞蝇。可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年龄段，黑豹年龄段。 爸爸说： “这是个既痛苦又晦涩的问题。比如说，在波兰，他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同寻常，因为我们奇怪，因为我们说话、穿着和饮食习惯都和周围的人不一样。但是二十公里15以外，波兰境外的德国，他们恨我们肯定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德国，我们说话、饮食、穿着和行为方式和大家一模一样。反犹者说：‘你瞧，这些人怎么混到我们中间来了？确实，已经分辨不出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我们就这命：恨的理由有变，但恨本身永远存在。结论是什么？” “我们尽量不要恨。”妈妈说。 可是爸爸，他眼镜后面的那双蓝眼睛迅速地眨动着，说：“我们不能软弱。软弱是一种罪愆。”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我问，“干吗惹他们那么生气？” “至于这个问题，”爸爸说，“你不该问我们，而是要问迫害我们的人。现在，请阁下把你的凉鞋从椅子下捡起来送回原处吧。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放回原处。” 夜晚，我们听到远方传来枪炮声：地下组织从秘密藏身地点出来，打击英国统治的中心地带。晚上七点，我们会关上家门和百叶窗，把自己关在里面，直至第二天早上。城市里施行了夜间宵禁。夏日的清风吹过废弃的街道、小巷和蜿蜒而上的石阶。有时，野猫在黑暗中掀开垃圾箱盖儿的声音便会让我们惊起。耶路撒冷站在那里等待。在我们家里，几乎整个夜晚都寂然无声。爸爸背对我们坐在那里，和我们分开，置身于他写字台灯的光环里，钻研他的书籍和索引卡片。他的自来水笔在静静地写着什么，停顿、犹豫，接着又写了起来，仿佛正在挖掘一条隧道。爸爸正在检查、比较，也许在为自己有关波兰犹太人历史的巨著所搜集的资料确定某些细节。妈妈会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坐在她自己的摇椅里看书，不然就是把敞开的书倒扣在双腿上，全神贯注地倾听某种我听不到的声音。我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看完报纸，开始草拟地下组织闪电式袭击耶路撒冷的政府要害部门的方案。我连做梦都会梦见打败敌人。我从那个夏天起，一连几年梦见战争。 “霍姆”组织那年夏天只有三个成员：本·胡尔，既是司令官，又主管内部安全与审讯特别分部；我是副司令；奇塔·莱兹尼克是普通兵，等组织扩大时会非常有望得到提升。除了副司令一职，我还被视为军师：是我在暑假开始就建立了这个组织，并为之命名“霍姆”（希伯来语单词“自由还是死亡”的缩写）。是我出主意收集钉子，把钉子弄弯，撒在靠近英国军营的路上，好扎英国人的轮胎。奇塔接受命令用大写的黑体字母写在邻里住宅上的标语是我编的词儿：“英国鬼子你不对，回你们自己的老家去！”“用鲜血和汗水打败侵略者！”以及：“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滚出我们的大门！”（我从爸爸那里学到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一惯用法。）我们计划在夏天造完我们的秘密火箭。在干谷边上一间废弃的棚屋里，在奇塔家的院子后面，放有我们从旧冰箱里拆下的电动马达、摩托车上的一些零件、几十米长的电线，还有保险丝、电池、电灯泡、六瓶指甲油。我们打算从指甲油中提炼丙酮，制造炸药。等夏天快过完时，火箭便会完工，瞄准英国乔治王住的白金汉宫的正面，然后我们给他发一封义正词严的信：“你们必须在今年的犹太人赎罪日到来之前离开我们的国家，不然，我们的审判日就会变成你们的审判日。” 如果我们只用两三个星期，就造完我们的火箭，英国人会怎么给我们回信？也许他们会有自知之明，从我们的土地上撤走，省得他们和我们之间出现那么多流血与痛苦。难以知晓。可是夏天才过了一半，我和邓洛普军士的秘密交往就被曝光了。我希望这秘密永远延续下去，永远不被人发现。因为它被曝光，就出现了墙上的字迹，命令我那天晚上去特里阿扎丛林边上，因叛徒罪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我事先就知道，审判不审判没什么两样。任何解释或借口都帮不了我。古往今来，不管什么地方的地下活动，管谁叫叛徒，谁就是叛徒，就是这么回事。为自己辩护是没有意义的。 第5章 本·胡尔这个孩子有几分狐相，尖嘴猴腮，黄头发，瘦骨嶙峋，眼睛接近土黄色。我不喜欢他。实际上我们连朋友都不是。有些其他的东西，有些比友谊更近一层的东西。如果本·胡尔命令我说，把死海里的水一桶接一桶地搬到加利利，我会完全照办，为的是我在做完之后可能有机会听见他懒洋洋地拖着长腔，从嘴角里说出几个字：“你好样的，普罗菲。”本·胡尔在使用词语时如同有人把石子投向街灯。他说话时牙齿几乎合拢，好像不费力气。有时，他在发“普罗菲”的第一个字母peh时有点蔑视地发成爆破音：“笸箩费”。 本·胡尔的姐姐雅德娜会吹竖笛。一次，她擦干净我膝盖的伤口，贴了片创可贴，我后悔另一个膝盖没有受伤。当我谢她时，她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转身朝着并不在场的观众说：“瞧，一个沉着、冷静的孩子。”我不明白雅德娜叫我沉着、冷静的孩子是什么意思，但同时我已经知道有朝一日我会明白，等我明白时，则表明我始终是明白的。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必须找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加以解释。也许这样：我具有某种虚幻的知识，这种知识有时会在拥有真正的知识之前便已经存在。这一点很明确，由于这种虚幻的知识，我那天晚上在楼顶上偶然看见她换衣服时，便感觉到自己是个卑鄙的叛徒，我几乎没有看见的东西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重现。一遍又一遍地重现，我几乎看不到。每当发生这种情形，我就会感到一阵战栗，如同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吱吱声响，或者牙齿中央含着酸汤时的感受，叛徒在背叛的瞬间或其后很短的时间里嘴里便是这种感受。我为此感到难堪。我想给她写封信，解释说我并未打算偷看她，请求她的原谅，但我怎么能做到呢？尤其是因为从那时开始，每当我回到楼顶上，我不能不想窗口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对面，不能不想我不应该朝那个方向看，即便出于偶然，即便违背自己的意愿，即便我在扫视从奈比萨姆维尔到守望山间的天际线时无须看那个地方。 奇塔·莱兹尼克加入到我和本·胡尔的组织中。奇塔有两个爸爸。（第一个永远在旅行，第二个在第一个回来几小时之前就从家里消失了。我们都笑话奇塔，管他叫“旋转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奇塔也一起开玩笑，笑话他妈妈和两个爸爸，装疯卖傻，模仿猴子的动作，做鬼脸，学黑猩猩的叫声，但那声音不知怎的像是哭泣。）奇塔·莱兹尼克是个当苦力的孩子。球从篱笆滚向洼地，总是由他去捡。我们向“西藏”进军去抓雪人时，总是由他来背一包包的粮饷。火柴、弹簧、鞋带、瓶塞钻、铅笔刀，不管你要什么，不管别人需要什么，他都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地毯上的坦克大战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奇塔收拾起多米诺骨牌和棋子，把它们放到盒子里。 差不多每天上午在我父母上班之后，我们都举行这样的坦克大战。我们举行大规模的演习，为的是有朝一日英国人离开后，我们得抵御阿拉伯联军的进攻。爸爸有满满一书架的军事历史书。在这些书和走廊里那张大地图的帮助下，我们在地毯上再次展现了敦刻尔克、斯大林格勒、阿拉曼、库尔斯克以及阿登高地16的鏖战，为即将发生在这里的战争积累重要的经验。 上午八点，爸爸妈妈刚一出门，我就迅速把厨房收拾干净，关上窗户和百叶窗，使屋子里保持凉爽，严防泄密，把各种小东西放到地毯上即将打响决定性战役的初始位置上。我使用扣子、火柴棍、多米诺骨牌、跳棋棋子、象棋棋子、别针，还有旗子、彩带，来标明边界和战线。我让各方力量的所有战斗部队整装待发。我等待着。快九点时，本·胡尔和奇塔会敲门，前两声迅速而有力，而后停顿，又是轻轻一下。我透过猫眼认出了他们，我们交换密码。奇塔从外面问“自由？”，我在里面回答“还是死亡”。 有时在打仗过程中，本·胡尔会宣布休息，领导我们袭击厨房里的冰箱。我喜欢那些上午，尤其喜欢那些少见的瞬间，那时本·胡尔会撅起嘴唇说：“你好样的，普罗菲。” 我并不知道，这些话，只有你对自己说，开诚布公地说，才会有意义。 假期过了四分之一，我们已经基本推断出隆美尔、朱可夫、蒙哥马利和乔治·巴顿17错在何处了，等那一刻来临时我们怎样才会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会把关于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地区的大地图从墙上摘下来，放到地毯上；我们进行赶走英国人、抗击阿拉伯联军的演习。本·胡尔是总司令，我是军师。顺便说一句，即便现在在我写下这个故事时，我家里的墙上也有一张大地图。有时我会站在这张地图前，戴上眼镜（与父亲的圆边眼镜不同），根据收音机里或报纸上的描述，追寻波斯尼亚战争或阿塞拜疆战事。世界上总有什么地方在发生战争。有时我根据地图猜测其中一方犯了错误，没有抓住从侧翼进行包抄的机会。 夏天过了一半，我用“驱逐舰”、“潜水艇”、“护航舰”和“航空母舰”为“希伯来舰队”制订计划。我计划看看是否有机会对地中海沿岸——塞德港、法马古斯塔、马耳他、马特鲁、直布罗陀的英国军事基地发动闪电式袭击。只是不在这里，不在海法，因为他们显然在这里期待着什么。在地中海海湾还有没有英国的其他基地？我计划下次和邓洛普军士在东宫咖啡馆见面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可以用某种天真的好奇，即一个对地理感兴趣的孩子的方式来提问。但转念，我放弃了提问的想法，因为怕这样的问题会引起疑惑，那样会给突袭造成危险，而我们的计划要想取得成功，突袭显然十分重要。 最好问问爸爸。 但实际上不需要问任何人。我自己就可以查明。我可以把在百科全书上获取的知识与从地图册里的地图上获取的知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有时可以产生一种有价值的秘密信息。（直至今日我依然对此深信不疑。有时我会问别人此类天真的问题，比如，“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风景？”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过了约莫半个小时，我又偶然问起他或她长大了要做些什么。我在脑海里比较这两种答案，我懂了。） 这样的袭击战从来没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代替它的则是指控我叛变，向敌人出卖情报，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我暗自思忖：“你甚至可以管罗宾汉叫叛徒。然而，只有小人才会关注罗宾汉的叛徒特征。不过它确实存在。是事实。” 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叛变？ 我坐在爸爸的椅子上。我拧开台灯，从一堆卡片中拿起一张长方形的卡片，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话：“查阅‘叛徒’（boged）一词和‘衣服’（beged），又见‘披着羊皮的狼’一词有什么联系。”叛徒把事情掩盖起来，如同衣服把人遮住一样。衣服总是在你毫无准备之时被撕下。而且，如果你穿上暖和的衣服，就会有热浪。要是你穿得少，突然就会天寒地冻。（然而这里的叛变取决于天气，而不是取决于衣服。）在跟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上《圣经》课时，我们学到了《约伯记》中的话：“我弟兄不忠，犹如河水。18”并非妈妈在苦苦思恋中讲到的乌克兰那平静的河水，而是以色列这里的河水：不忠的河水。在盛夏，当你饥渴难耐时，它们给你的是滚烫的石块，而不是水；而冬天，当你沿河床行走时，突然洪水泛滥。先知耶利米悲悼道：“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不忠于我，耶和华说。”19耶利米也被称为叛徒，他们审判他，说他不忠，把他扔到坑里。 然而，关于“卑鄙”一词，我在另外一张卡片上写下：“卑鄙”意为低劣。低可以指情绪低落、忧郁、沮丧。它与低下有关，意思是可怜的，或者谦卑的。或者卑鄙的（低劣的）。卑鄙是否为骄傲和傲慢的反义词？本·胡尔·提科辛斯基是傲慢的，也是卑鄙的。（我呢？我没有勇气给雅德娜写信，请她原谅自己偷看她。）我必须问问邓洛普军士用英语怎么说“卑鄙的叛徒”，英语中“叛徒”和“衣服”、“低劣”和“谦卑”之间是否有联系？ 我还可以再看见他吗？ 问自己这个问题，令我有些想他。当然，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属于敌方。但是他不是个人的敌人，尽管他是个个人。他是我的。 现在我再也不能拖延了。我现在必须谈谈邓洛普军士，谈谈我们的关系。即使这对我来说绝非易事。 第6章 我们每星期在东宫咖啡馆的后屋见三四次面。说是东宫，实际上是一座衰败失修、险些被密密层层的西番莲花遮掩起来的马口铁棚屋，坐落在军营西面的一个小巷。前屋放着一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台球桌，球桌周围总聚集着一伙汗流浃背的英国兵，警察，一些穿整洁衬衫、系领带的耶路撒冷年轻人，手上戴着金戒指、头发油光发亮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两三个散发着习习香气的姑娘。我从未在这间前屋逗留。我提醒自己，我来这里是执行任务的。我从不偷看酒吧女那边。凡是和她说话的人都想逗她笑，几乎人人都达到了目的。她惯于身体前倾，每每把泛着泡沫的啤酒杯推向柜台前时，像是在鞠躬，这时，一道深深的凹痕就从连衣裙领口处露了出来，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不看，但我从来目不斜视。 我连忙穿过这间烟雾腾腾、笑声不断的前屋，走进后屋，那里比较安静，只有四五张桌子。上面铺着印有花案和希腊遗迹的油布。有时青年男子会坐在那里玩十五子游戏，有时一两对男女坐得很近，但是与外面房间不同的是，这里的人说话声音很低。我和邓洛普军士通常在角落的一张桌旁坐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面前摊开几本书：一本《希伯来语圣经》、一本袖珍字典、一本初级英语课本。而今，四十五年过去了，英国人已经不再是敌人，希伯来国家已经建立，本·胡尔·提科辛斯基现在成了本尼·塔金先生，拥有系列连锁酒店，奇塔·莱兹尼克先生靠维修太阳能热水器谋生，我依然在寻觅词语，使之适得其所，我现在写下：我没有向斯蒂芬·邓洛普先生出卖过任何秘密。连一个小秘密也没有出卖过。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告诉他。直至最后。我所做的只是和他一起读《希伯来语圣经》，教他几个《圣经》中并不存在的现代词语。作为交换，他教我学习基础英语。他是一个令人费解，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孤独的人。他身材高大宽阔，脸膛红润，像块海绵，有点喜欢说长道短，经常脸红，短裤下的双腿显得粗壮丰满。一根汗毛也没有，有几根细小的纹线，恰似你在尚未学会走路的婴儿腿上看到的纹线。 邓洛普军士曾在故乡坎特伯雷跟当牧师的叔叔学了些希伯来语。（他哥哥杰里米·邓洛普也在教堂供职，是马来西亚的一位传教士。）他的希伯来语很柔和，就像软骨，似乎没有骨骼。他没有朋友，他说。（又补充说：“既没有仇人也没有敌人。”我并没有问他。）他在耶路撒冷警察局当会计，带薪职员。偶尔遇到紧急情况，他会被派去给哪个政府部门站半夜的岗，不然就是在某个路口查验身份证。这些详情一经他的口说出，便被我镌刻在了记忆中。晚上，在家里，我把这些都记在了一本本子上，为“霍姆”组织司令部多储备一些信息。邓洛普军士对朋友和上司们的花边新闻津津乐道：谁吝啬，谁是花花公子，谁是马屁精，谁最近换了剃须水，刑事调查部门的头目不得不使用去屑香波。这些细节令他咯咯直笑，这使他有些不好意思，但是难以自拔。军士长本特利给帕克上校的秘书买了银手镯。诺兰女士请了新厨子。每当伯尔德上尉进门，舍伍德夫人就会厌恶地离开房间。 我彬彬有礼地发出啧啧之声，把一切镌刻在脑海里。我的心在偷偷摸摸地移动，打着赤脚，踮着脚尖，乞丐置身于公爵与公爵夫人当中，瞪大惊愕的双眼，透过天花板高悬、门墙镶饰着桃木、在枝形吊灯的照射下灯火通明的房间，观看伯尔德上尉高傲地走进房间，美丽的舍伍德夫人立即转身，骤然离去。 邓洛普军士除先知语言外，还懂拉丁语，也懂点希腊语，并在抽空自学文学阿拉伯语。（“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在我心中并存，就像部族尚未划分时那样。”）他在说闪这个名字时，就像说英语的“火腿”20，吞掉了希伯来语的喉音。他注意到我在强迫自己不笑出来，说：“我能讲什么样就讲什么样。”我不禁向他坦言，我爸爸也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有别的语言。然后，我为自己感到懊悔，羞愧难当，因为无论何时，我们之间即便连这么单纯的信息也不可以交换：不可能知道他们会如何利用这信息。毕竟，英国人可以把公开得来的一个信息与另一个信息拼在一起，得出一个秘密，并利用它给我们带来不利。 现在，我得解释一下我和邓洛普军士是怎么认识的。我们见面时就像敌人。追捕者与被追捕者。警察和地下战士。 第7章 暑期刚开始的一个傍晚，我独自出行查看能否在桑赫德里亚后面的山洞里找到藏身之处。我在其中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险些被石块与尘土遮蔽起来的小室。经初步勘查，我发现里面有四箱子弹，我决定有责任做进一步的搜查。天渐渐黑了，一股凉意从山洞深处朝我袭来，就像手指触摸到了死尸。我走了出来。夜幕已经降临。宵禁了，街上空荡荡的。我的心在胸膛里惊悸地跳动，仿佛要努力在它的身后凿出一片狭小的空间，以便藏身。 我决定悄悄从后院溜回家里。自从开春时节，“霍姆”组织就设计出一张院院相连的网络。根据从本·胡尔传给我、经一番改进后又传给奇塔的指示，奇塔已经设计出木板、石头、柳条箱和绳索的路线，把战略要地连接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穿过篱笆和矮墙，从后院和花园的迷宫中冲出，或者撤退。 近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真正的枪声：尖利、凶狠、可怖。 我的衬衣可怕地黏在皮肤上。头上、脖子上的血液在涌动不停。我气喘吁吁，惊恐不定，开始像猴子一样，猫腰跑过篱笆，穿过灌木，擦伤了膝盖，肩膀撞到了石墙上，在经过铁丝网时抓起裤边，但没抓牢：我像蜥蜴断尾奋力逃脱，却把衣服碎片和些许皮肉留给了铁丝网。 我来到邮局后门的台阶上，邮局黑糊糊的后窗上装有防护栏。我刚想悄悄斜穿过泽弗奈亚21大街，一道耀眼的手电光直刺我的眼睛，与此同时，我的后背上涌起某种冰冷、柔软和湿乎乎的东西，先触到了我的后背，又沿脊柱涌上头发，如同青蛙的触摸。我僵立在那里，如同兔子处在几遭猎人器具袭击的刹那。抓住我头发的那只手并不强健，而是宽大的、柔软的，像只海蜇。刺眼的强光后面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并非英国人通常发出的那种狼嚎，而是粥一样流畅的一个音节：“停！”随即，用老师们说的希伯来语，但带有圆润的英语口音说：“如此急行去往哪里？” 那是一位笨拙、有些虚弱的英国警察。刻有他身份号码的金属徽章在双肩上闪闪发亮。帽子歪戴着。我们都喘着粗气。脸上汗水淋漓。他的土黄色短裤垂到了膝盖，土黄色的长袜拉到了膝盖。介于土黄色短裤和土黄色袜子之间的膝盖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显得丰满而柔和。 “先生，请你，”我用敌人的语言说话，“先生，请你行行好，放我回家吧。” 他还是用希伯来语回答我。然而，不是我们的希伯来语。他说： “勿使少年在黑暗中迷途。” 接着，他说把我送到家门口，我得给他指路。 我实际上不该那么做，因为我们有规定，不服从他们的命令，以便阻止其推行强制统治。然而我有别的选择吗？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在那个晚上之前，我的手从没碰过英国人，英国人的手也没有碰过我。我经常看见报纸上写英国人的手。比如：“不插手幸存者的事。”要么就是：“砍掉阻止最后希望的恶手！”还有：“诅咒握压迫者手的手。” 这里敌人的手就放在我的肩膀上，它就像棉花一样，并不邪恶。我感到耻辱，好像正在被女孩触摸。（那时的我持这样一种观点，要是女孩触摸男孩，就是在羞辱男孩。相反，男孩触摸女孩，在我看来，则是英雄壮举，也许只能出现在梦中，或者出现在电影中。如果在梦中出现，最好忘记。）我想告诉英国人把放在我脖子上的手拿开，然而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并不完全确定自己是否愿意这样，因为街上空荡荡的，有些邪恶，居民楼黑黝黝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如同沉船。胖乎乎的英国警察用手电筒照着路，我感觉面前人行道上的光束在保护我们抵御潜伏在空荡荡城市里的邪恶。他说： “我是斯蒂芬·邓洛普先生。我是英国人，会为先知的语言倾家荡产，其心为选民着迷。” “坦克油22，好心的先生。”我说，就像在英文课上所学到的那样。我为自己感到耻辱。我高兴的是并没有人知情。我为自己感到耻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在发英文“谢谢你”的第一个辅音时，舌尖应该放在牙齿中间，这样则会发出介于t和s之间的特别英音。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说了“坦克”，却没有说thank。 “我家住在坎特伯雷市，我心系圣城耶路撒冷。我在耶路撒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将起程回自己的家乡，如同我来时一样。” 有悖自己的主张，有悖自己的纪律，有悖自己的良好判断，我突然被他吸引了。（这个即使违抗国王命令也站在我们一边的英国警察会被当做叛徒吗？）我曾创作过三首诗，描写大卫王时代的英雄，只给雅德娜一个人看过，我也选用了典雅的语言。实际上他很幸运，我是说那个军士，那天夜里他在街上抓的是我，而不是本·胡尔或者奇塔：他们会取笑他那浮华的希伯来语。然而，我内心中轻轻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最好留心观察，别轻易上当。正如我们从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那里所听到的：“他们神气活现，说些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他们心里有七种令人厌恶的东西。”“充满狡诈与欺骗。”（“狡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当然，还有爸爸一成不变的说法，即他用英文为地下武装写的标语：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 写这些让我感到耻辱，然而我要将其写下：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逃之夭夭。我可以从他手中溜走，溜到院子里。警察很笨的，漫不经心，他有点让我想起我的老师吉鸿先生：令人费解但用意良好。就连走泽弗奈亚大街的缓坡他也会气喘吁吁，呼哧不已。（后来我发现他患有哮喘。）我不但可以逃跑，如果我真是地下室里的黑豹，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他的手枪。手枪并没有挎在臀上，在应该在的位置上，而是滑到了屁股后面，来回摇摆。军士每迈出一步，手枪就轻轻地拍他一下，就像一扇没关好的门。夺枪而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然就是把枪夺下，瞄准他的脑门（双眼中央，我想他也是近视眼），用英语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不然最好说：“不许动！”（加里·库珀、克拉克·盖博和汉弗莱·博加特23，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都会单枪匹马战胜五十个如此软绵绵的敌人。）但是，我没有征服他，为我们民族赢得一把宝贵的手枪。我承认，我忽然觉得有些遗憾，再走不多远就到家了。与此同时，我觉得那种感觉让人蒙羞，我应该为此感到耻辱。我确实感到耻辱。 军士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说： “《撒母耳记》中写道：‘年轻就是年轻。’不要惧怕邪恶。我是个热爱以色列的陌生人。” 我权衡他的话。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简要告诉他真实情况，既以个人的名义，又以民族的名义。我是用英语说的： “先生请别生我的气。在你们退出我们的领土之前，我们是敌人24。” 要是因为我讲了这些勇敢的话，他们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没关系，我想。监狱、绞刑架和恐吓，都吓不倒我。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在总司令部集会上从本·胡尔·提科辛斯基那里学来的规则：对付严刑逼供的四种途径。 我在黑暗中，感觉到邓洛普军士在冲着我的脸微笑，如同一条笨拙、好脾气的狗说的情话。 “很快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便会得到安宁。她的境内一片和平，她的宫内繁荣昌盛。不会有敌人和可怕之事降临这座城池。年轻人，在英语中，我们说enemies而不说enimies。你愿意我们继续见面，互相学语言吗？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冷静而敏锐地迅速从各个角度来思考整个形势。我从爸爸那里得知，一个聪明人面临考验的当口，应该全方位地查明他所掌控的所有信息，理性地区分哪个具有可能性，哪个具有必要性，始终冷静地掂量面前的各种途径；只有那样才能把危害降到最小。（爸爸不但经常使用“肯定的”、“无疑的”，而且经常使用“合理的”和“真正的”。）在那一刻，我想起非法移民被送上岸的夜晚。地下组织的英雄们从停泊的船上把幸存者背起。整个英国部队将其包围在岸边。地下组织的英雄们销毁身份证明，与移民们混迹在一起，这样英国人便无法分辨谁是当地居民，谁是该被驱逐的非法移民。英国人把大家都关在带刺的铁丝网内，一个个拷问姓名、地址、职业。无论移民还是居住在这里的战士，面对拷问，只骄傲地回答：“我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 在那一瞬间，我也下定决心，不把姓名告诉他们。即便他们严刑拷打。然而，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我在那个紧要关头，装作没听懂他的问话。军士和蔼地说： “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经常在东宫咖啡馆见面。那是我消闲的地方。我跟你学希伯来语，作为回报，我教你英语。我是斯蒂芬·邓洛普先生。你呢，年轻人？” “我叫普罗菲。”我勇敢地加了一句，“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 我担心什么？普罗菲只是个昵称。记得在电影《晴天霹雳》中，里面有奥莉维亚·德·哈维兰25和汉弗莱·博加特，汉弗莱·博加特被敌人俘虏了。他身负重伤，胡须蓬乱，衣服给撕破了，嘴角挂着血丝。面对审讯者，他露出淡淡的微笑，那微笑既文雅，又有几分嘲弄。他那冷峻的姿态流露出些微蔑视，让抓他的人觉察不到。 邓洛普可能不会理解我为什么会说“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而不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可他没有抗议。他柔软的手一度从我的后背移到脖颈，轻轻拍了我两下，又放回到我的肩膀上。我爸爸少有几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说：再想想，用理性来掂量掂量，确实，请改变一下想法。可是，邓洛普军士的手多多少少在对我说：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夜晚，两个人最好在一起，即便他们是敌人。 爸爸通常这样形容英国人：“那些妄自尊大、蛮横无理的人，那副做派就像他们拥有整个世界。”我妈妈曾经说：“他们不过是一心想着啤酒的年轻人，恋家，渴慕女人，盼着放假。”（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渴慕女人”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宽恕他们的理由。当然也没有宽恕女人的理由。相反。） 我们在泽弗奈亚大街和阿摩司大街交界处的街灯下停下来，让警察喘口气。他站在那里，用帽子扇着汗津津的面颊。突然，他把帽子放到我头上，咯咯一笑，又把帽子放回自己的头顶。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像个充得鼓胀的橡皮娃娃。“蛮横无理”一词并不适合他。因为他既不蛮横，也不无礼。然而，我没有忘记，我必须认为他蛮横无理。 他说： “我有点短气。” 我立刻抓住机会，回报他刚才为我矫正英语。我说： “在希伯来语中，我们不说短气，先生。我们说气短。” 他把手从我肩膀上拿开，掏出一块花格手绢，擦去前额上的汗水。对我来说那是逃跑的最佳时机。或者是夺枪的最佳时机。我为什么像个假人一样，站在泽弗奈亚大街和阿摩司大街的拐角，等着他，好像他是个健忘的大叔，要我来陪伴，免得他忘记去往哪里？在那一刻，当军士“有些短气”时，我为什么具有一种冲动，要跑去给他拿杯水？如果叛变的标志是感到酸，或者说牙齿发酸，就像你嚼柠檬皮或肥皂，或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的感觉，那么在那个瞬间，我已经有点叛变了。不过我并不否认，也有某种窃喜。而今，当我写下这个故事时，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多，希伯来国家已经存在，不断打败其敌人，我依然有略过那个瞬间的强烈愿望。 另一方面，我深情地回顾它。 我已经在这里以及别的地方写下，一切东西均有其两面（阴影除外）。我愕然发现，在那个奇怪的瞬间，我们周围黑沉沉的，只有小片孤零零的微光在警察的手电筒下抖动，还有可怕的虚空，以及许多不安定的阴影。但是邓洛普军士和我不是阴影。我没有逃走也不是阴影，只是没有逃走。只是没有夺枪。在那一刻，一个决定形成了，它犹如钟声从我心中响起。 确实。 一定。 就这么定了。 我要接受他的建议。 我要在东宫和他见面，而后，以交换英文和希伯来文课为幌子，我会巧妙地从他那里攫取极其重要的机密信息，得知敌兵部署和实行强制统治的方案。这样做，会比逃走，甚至比夺一把手枪重要一千倍。从现在开始，我是一名间谍。一个雷子。一个装成对英语感兴趣的孩子的特工。从现在开始我要做棋手。 第8章 爸爸站在门口，说着他慢吞吞的英语，像说俄语那样打着嘟噜，听着就像旱冰鞋吱吱嘎嘎划过粗糙的人行道。 “谢谢您，长官，把我们迷途的羔羊带了回来。我们开始着急了。尤其是我太太。我们十分感激。” “爸爸，”我轻声说，“他挺好的。他喜欢犹太人。给他倒杯水，留心观察，他会希伯来语。” 爸爸没听见，或许听见了，决定不予理会。他说： “至于小淘气，别着急，先生，我们来处理他。再次谢谢您。再见。不然就说沙洛姆，平安。我们犹太人数千年来一直习惯这么说，仍然是这个意思，尽管我们经历了一切。” 邓洛普军士用英语回答，但中间又换成了希伯来语： “年轻人和我路上聊了聊。他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请别太难为他。承蒙你允许，我也使用希伯来语词汇沙洛姆。平安。愿平安归于近处的人。愿平安归于远处的人。26”突然他朝我伸出胖乎乎的手，我的肩膀已经习惯，似乎仍在希望它的触摸。他朝我眨眨眼睛，轻声说： “东宫。明天六点。” 我说再见。谢谢。我从心里谴责自己：无耻，说希腊语的犹太人27、走狗、胆小鬼、马屁精，你究竟为什么向他说谢谢？突然一股自尊的浪潮，犹如爸爸为使我终身滴酒不沾让我抿的白兰地，冲击着我。我所学到的关于犹太人世世代代饱尝的所有蹂躏，还有高傲凛然的俘虏汉弗莱·博加特，都卡在了我的嗓子眼儿，我使劲地把握紧的拳头伸进口袋里。我让敌人的手惊愕地悬在半空，直至他放弃此念，把握手转换成无力的招手。他微微点点头，走了。我的自尊丝毫无损。我嘴里为什么再次感觉到背叛的味道，好像我一直在嚼肥皂？ 第9章 爸爸关上门，仍然站在走廊里，他对妈妈说： “请不要干预此事。” 他轻轻地问我： “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晚了。抱歉。宵禁开始了。这个警察抓到我时，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你晚了，为什么会晚？” “我晚了。抱歉。” “我也一样，”爸爸伤心地说，又加了一句，“是啊，我也抱歉。” 妈妈说： “海法出了件事。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在宵禁时没回家。英国人抓住了他，指控他在贴传单，判定打他十五下。是用鞭子抽的。两天以后，他父母在一家阿拉伯人开的医院里找到了他。他的后背，那惨状我就不想形容了——” 爸爸对她说：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 他对我说： “当然。请记住，你除了上厕所不许离开这个房间，直至周末。因此你将一个人吃晚饭。那样，你就会有充裕的时间真诚地反思已经发生的事，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此外，阁下你要经历经济危机了，因为你的零花钱要冻结到九月一号才发放。此外，养鱼缸，以及去塔拉皮尤特的事情肯定不可能了。等等。我们还没说完呢。本周的熄灯时间从十点一刻提前到九点钟了。阁下你肯定知道个中的联系了，这样你就可以在黑暗中反思自己的行为了。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黑暗中做自我思考，比开灯时思考要彻底多了，这是颠扑不灭的。就这些。请阁下你现在就回自己的房间吧。当然。不许吃晚饭。我再次请求你，不要干预此事。这是我和他的事。” 第10章 我被解除房间禁闭后，建议本·胡尔在特里阿扎丛林我们的藏身之处召开“霍姆”司令部成员会议。我汇报说，自己找到了重要的情报来源，要求批准我执行进一步的刺探任务，但没说详情。奇塔·莱兹尼克说： “啊哈！” 本·胡尔土黄色的眼睛狡猾地瞪了奇塔一眼，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看都没看我一眼。最后，他对着手指甲宣布道： “总指挥任何时候都要知道情况。” 我把这些话当成执行任务的特许。我说： “一定。一旦有情况，会的。”我指出，即使在《地下室里的黑豹》里，狄龙·鲍尔也可以自由地消失在云雾中，出于特殊考虑，装作放弃自己的身份。奇塔说： “对啊。他变成走私钻石的人，后来又当了马戏团的老板。” “马戏团，”本·胡尔说，“正适合普罗菲。可地下室里的黑豹，我不太确定。” 我从未想到自己会被人盯梢。未想到内部安全小队那天会采取行动：本·胡尔不愿意自己被蒙在鼓里。他具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渴。他的脸上、动作中、声音里，都暗示着那种渴。比如，我们在踢足球时（他是右前卫，我是评论员），在中场休息时，我们吃惊地看到本·胡尔大口大口地喝下六七瓶冒气泡的柠檬汽水，接着又去喝自来水，而后仍然流露出渴的样子。总是这样。我对此无法解释。不久前，我在等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时遇见了他。他穿着便装、鳄鱼牌皮鞋，胳膊上挎着件折叠起来的昂贵雨衣，旅行袋上悬挂着搭扣，上面用银色字母写着享有特权的名字。他现在不再叫本·胡尔·提科辛斯基了；他叫本尼·塔金先生，他拥有系列连锁酒店，但是仍然流露出渴的样子。 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也许被判终身在沙漠中央，在一毛不拔的昏黄沙丘、流沙、荒野中徘徊。再多的水也无法将其消除，洪水也无法将其浸没。直到现在，我依然为那样的人着迷，如同孩提时代一样。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学会了要提防他们。也许并非是要提防他们，而是要提防自己为之着迷。 第11章 那个星期五下午，我溜到了东宫咖啡馆。正如我所说，东宫名为宫，实为摇摇欲坠的棚屋，掩映在西番莲丛中。它甚至不在东部，而是在耶路撒冷西部，位于坐落在通往罗梅马路上的军营背后的那些旧式德国别墅的一条小巷上。这些神神秘秘、用厚重石墙砌成的房屋拥有拱形窗户、墁瓦的屋顶、地窖和阁楼、蓄水池，还有石墙环绕的花园，枝繁叶茂的树木给庭院披上一层轻柔、奇异的阴影，仿佛你已经来到应许之地28的边陲，那里的百姓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你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片土地，却不可接近它。 在去东宫的路上，我迂回行进，走过后院，穿过空旷的空地。为安全起见，我绕道来到塔赫凯莫尼学校的南边。我时不时迅速地看看身后，确定自己设法甩掉了“尾巴”。我也想延长所走的路径，因为我从不接受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最短。我对自己说： “直线，怎么着？” 当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蹲禁闭时，我像爸爸要求的那样在黑暗中思索。我一步接一步，无论对错，重新思考了我被英国警察抓住的那个夜晚。我得出某种结论。首先，在对我晚归这件事上，父母是对的。那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冒险。聪明的抵抗战士不会与敌人直接交锋，除非他拥有主动权，以确保有利因素为目的。敌人与抵抗战士之间的任何联系，如果不是后者提出，只会让敌人获利。我在桑赫德里亚后面的山洞里一直待到宵禁时分，属于不必要的冒险，因为我沉浸在梦中。因为一个真正的抵抗战士，即使做梦也要做追求胜利的梦。在民族命运攸关的当口，为做梦而做梦成了只有女孩子才可以享受的奢侈品。一个战士必须警惕，尤其不能梦到雅德娜。雅德娜尽管快二十了，但坐下去时仍像少女似的习惯于摆弄裙摆，仿佛她的膝盖是个婴儿，需要盖得合适，既不能太少，以防感冒，也不能太多，无法呼吸。当她吹竖笛时，音乐仿佛并非出自乐器，而是直接出自她的身体，只是经过竖笛，敛起一些甜美与忧伤，带你去往真正的寂静所在，那里没有敌人，没有争斗，那里不受耻辱和欺骗的约束，不会想到背叛。 够了，傻瓜。 我带着这些想法来到东宫。一个声音在恳求我掉头回家，免得招惹大麻烦；另一个声音嘲笑我是个胆小鬼；第三个声音，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钢钳，拉我进门。于是我溜进酒吧，避开前屋的台球桌，希望他们没有看见我，遏制住自己想用指尖触摸绿色台面呢的冲动。（直至今天，我一看到台面呢，仍然觉得难以抗拒去感受其柔软。）两个戴红色贝雷帽的英国兵，我们称之为“罂粟”，肩上背着冲锋枪，正柔声细气地和酒吧女聊天。女郎纵声笑着，前倾着身子，把冒泡的啤酒递给他们，让他们一览她的乳沟，可我扫都没扫她一眼。我穿过烟雾、酒气和阴谋气，安全地来到了后屋。我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坐在最里面一张铺着花桌布的桌子后面。他的样子与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同。比较陌生，比较严肃，比较英国人。他身穿肥大的几乎垂到膝盖的卡其布短裤，一件肥大的皱巴巴的绿色卡其布衬衫。（与爸爸穿的本地产的黄色卡其布不一样。）我看到，他肩膀上的警号闪着银光，4479，那号码我从第一个夜晚就铭记在心了。一个既好记又令人愉快的号码。他的手枪又滑到屁股后面了，挤在屁股和椅背中间。我看见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一本字典、一杯丝丝冒泡的黄色柠檬汽水，还有两本书、一本练习本、一块皱巴巴的手绢、一盒已经打开的糖。当他抬起头看着我时，他的脸粉嘟嘟的，皮肤松垂，好像他的皮肤太多了，肤色有点不太健康，像融化了的香草冰淇淋。他的帽子，那天晚上他放在我头上片刻之久的帽子，就放在桌边，显得比邓洛普军士本人更为权威、更为官方。他棕色的头发稀稀落落，脑袋正中有一条直挺挺的中分线，就像我们在地理课上学的分水岭。 我从他模棱两可的微笑中，意识到他把我给忘了。 “你好，邓洛普军士。”我用希伯来语说。 他继续微笑着，但开始有点眨动眼睛。 “是我。宵禁时，你在大街上抓住了我，把我送回家，又把我给放了。你建议我们交换希伯来语和英语课，先生。所以我来了。” 邓洛普军士脸涨得通红，说： “啊，啊。” 他依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于是我提醒他： “‘勿让少年在黑暗中迷途。’你记得吗，先生？一个星期前，你说enemies不说enimies。” “啊，啊。是你啊。坐下。你这次打算做什么？” “你建议我们应该一起学习。学希伯来语和英语。我准备好了。” “啊。你履行诺言来了。等候并来临着，那人便为有福。29” 我们的课就是这样开始的。第二次上课时，我同意他给我要了杯柠檬汽水，尽管我们原则上什么也不收他们的，即便一根线、一根鞋带也不收。但是我权衡了一下，决定自己有责任赢得他的信任，祛除他脑海里的任何疑虑，那么我就可以让他说出我们需要的信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强迫自己抿了几口他给我买的柠檬汽水，并且还接受了两片薄脆饼干。 我们一起读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中的几章。我们用现代希伯来语讨论这些章节，邓洛普军士几乎不懂。起重机、铅笔、衬衣等词语令他无比惊奇，因为它们源于古代词汇。与此同时，我从他那里听说，英语中的现在进行时，在希伯来语中找不到相应的时态，这种时态的动词以-ing结尾，声音就像用玻璃触碰玻璃。实际上，玻璃触碰玻璃的声音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时态：我想象玻璃发出的清脆声响，伴随着现在进行时那隐隐约约的编钟乐音，渐行渐远，渐行渐弱，逐渐模糊，消逝在远方，那令人愉快的绵延非常动听，直至终结，没有转化成任何其他的活动，只听得声音渐趋模糊、遥远、散去、消失。将这种倾听称为现在进行时，很恰当。 我告诉邓洛普军士，玻璃的声音帮助我理解了现在进行时。他试图表扬我，然而语言混乱，于是说出一些我似懂非懂的英文词语。我只懂得，与我们这边的人一样，他觉得表达思想比表达情感要容易。我自己那时也产生一种情感（喜爱与羞怯相兼），但我将其扼杀了，因为敌人就是敌人，因为我不是女孩子。（怎么？女孩子怎么啦？她们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不像玻璃在玻璃上，更像一道光在玻璃上？直到何时才被禁止？直到我们长大成人？直到敌人一个也不剩？）见了三四次面后，我们握了手，因为间谍可以这么做，因为我已经设法教给邓洛普军士希伯来语发音元音和不发音元音的区别。我从来没当过老师，而在这里军士称我“英明的老师”，我美滋滋的，然而嘴上却说：“你过奖了，先生。”（我得解释什么是“过奖”，因为《圣经》中没这个词。不过某种蝗虫或蚱蜢有类似的名字。我必须查一查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 邓洛普军士是位耐心、有点心不在焉的老师，但是角色一对换，他就变成了一个安静而专心致志的学生。他在写希伯来语时，注意力非常集中，舌头伸出嘴角，就像个孩子。一次他说出“基督”，但随即又不好意思地纠正自己，用希伯来语说“全能的上帝”。我在第四次课后同他热情地握手，有特别的原因，因为我已经设法从他那里榨取了一条宝贵的信息。 “夏末之前，”他说，“我会动身回到我出生的土地，因为我们单位驻扎耶路撒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我试图用礼貌来掩饰自己的激动，打听说： “你们是什么部队？” “耶路撒冷警察局。北分局。九小队。英国人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们累了。我们已经日薄西山了。” “什么时候？” “也许明年这个时候30。” 真幸运啊，我想，在这里的是我，而不是奇塔或者本·胡尔，因为他们并不知道Ka’at Haya的确切含义是再过一年。因此他们便不会发现一个重大的军事秘密。我有责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霍姆”联系，甚至和真正的地下组织联系。（但怎么联系呢？通过我爸爸？还是通过雅德娜？）我的心在胸膛里跳荡，犹如一只地下室里的黑豹。我以前从未做过如此杰出的益事，也许以后也不会了。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嘴里尝到了酸味，卑鄙叛徒的可耻滋味：如同粉笔刮蹭时的战栗。 “英国人撤军后会怎么样，邓洛普军士？” “《圣经》中都写着呢。‘我将保护这城，并拯救它。’31‘敌人和仇敌不能进入这城门。’32‘将来必有年老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33‘城中街上必有男孩女孩玩耍。’34” 我怎么能够想象，这些会面已经导致对我的怀疑？“霍姆”最高指挥部的内部安全小队正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丝毫没有感到焦虑。我相信本·胡尔和奇塔一定会对我前去“垂钓”表示满意。直到有天早晨，奇塔执行本·胡尔的命令，在我们家墙上写下我在故事开篇写下的文字，这些文字让我感到难以复述。吃午饭时，我看到门底下有一张纸条：我要到特里阿扎丛林接受审讯，因叛变而遭到审判。他们把我视为草地里的一条蛇，而不是地下室里的黑豹。 第12章 夜晚熄灯后，我常常躺在黑暗中倾听。外面，一个空荡荡的邪恶世界从墙的另一端开始。即便我们所熟悉的花园，还有石榴树，以及我在树下用火柴盒搭建的村庄，在夜里也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宵禁与邪恶。从花园到花园，一群群战士在黑暗中起程，去执行生死任务。英国巡逻队以探照灯和警犬做装备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来回走动。间谍、侦探和叛徒均被投放到智能战中。撒下罗网。策划狡猾的伏击。笼罩在夏季薄雾中的街灯发出苍白的光，照着空旷的人行道。从我们这条街过去，在我们的居住区之外，分布着越来越多的荒凉的街道、小巷、胡同、石阶、拱门，均笼罩在黑暗中，处处是眼，犬吠声声。即使马路对面的那排建筑，在那些宵禁的夜晚似乎也与我们中间隔着一条幽深的黑暗之河。仿佛多尔茨用一家、奥斯特洛夫斯卡夫人、格里皮尤斯医生、本·胡尔以及他的姐姐雅德娜都在黑暗山峦的另一面。同一座黑暗之山那边，是装有防护铁板并上了两把锁的施伯莱特报摊和西诺皮斯基兄弟杂货店。我觉得，短语“同一座黑暗之山那边”如同厚厚的黑色台面呢，可用手指感觉到。我们上头，拉扎鲁斯先生的楼顶陷于一片黑暗，母鸡紧紧地拥挤在一起。在那些夜晚，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丘都是黑暗之山。山那边有什么？用石头建造的村庄，一簇簇散落在清真寺光塔周围。狐狸、胡狼，甚至偶尔出没着鬣狗的空旷山谷。残忍成性的匪帮。远古时代那愤怒的幽灵。 我蜷缩着身子躺在那里，非常清醒，直至寂静愈加浓重，变得无法承受，接着枪声打破了寂静。有时，是从远处乔兹或伊萨维亚干谷方向传来的一声走火。有时是从谢赫贾拉方向传来的锋刀般的厉声齐鸣，要么就是从桑赫德里亚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是我们的枪声吗？真正的地下组织的枪声？勇敢的小伙子们用光线暗淡的袖珍手电一个屋顶接一个屋顶地传递信息。有时，后半夜，从城南的德国居住区方向，或更远一点儿的辛诺姆山谷或阿布托尔，或者阿伦比军营，或者去往伯利恒路上的马尔伊里亚斯山丘，传来一连串的爆炸声。沉闷的隆隆声滚过柏油马路的厚重地面和建筑基地，令窗玻璃格格作响，那颤动从房间地板上升到我的床上，令人直打寒战。 附近只有药店有部电话。有时我在夜晚好像听到从三条街之外不断传来铃声，在没有活物的那里发出恳求的声音。离我们最近的收音机是在东边的布斯泰尔家，与我们相隔六座楼。天亮之前我们将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英国人是否偷偷离开了耶路撒冷，把我们留在众多阿拉伯人当中。也不知道一伙伙携带武器的强盗是否闯进了城市。也不知道地下组织是否冲进了政府大厦。 只听得墙那边父母的房间里，一片宁静。妈妈可能身穿晨衣一直在看书，不然就是给她工作的慈善学校列购物清单。爸爸会一直坐到一点钟，有时甚至会坐到两点钟。他弓着背，台灯光晕映衬出他的头影。他打算往卡片里填充撰写犹太人在波兰的历史一书所需要的信息。有时他会用铅笔在书边上做笔记：“结论不确。”不然就是：“可用另一种方法对此加以解释。”甚至是：“这里作者肯定搞错了。”有时，他会摇摇自以为是的疲倦的脑袋，轻声对着某个书架的多卷本巨著说：“这个夏天亦将会过去。冬天将会来临。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妈妈回答说：“请别那么说。”爸爸说：“也许我该给你倒杯茶。你喝了之后就会睡觉。你太累了。”他声音中含着犹豫，含着夜半时分的温柔。然而在白天，他说话更像法官在宣布审判。 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拉扎鲁斯先生的一只母鸡卧在一些鸡蛋上，孵出了五只唧唧叫唤的小鸡。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公鸡。妈妈开了几句玩笑，可是爸爸叱责她说： “住嘴。孩子听着呢！” 拉扎鲁斯先生不肯把小鸡卖掉。他给每只小鸡都取了个名字。在太阳炙烤的楼顶上逛荡了一整天，他身穿西装背心，脸上稍许露出吃惊的神情，脖子上挂着一根卷尺。他几乎没干什么活。多数时间都在用德语和他的母鸡争吵，朝小鸡叫喊，而后又原谅了它们，撒米喂鸡，轻轻哼着催眠曲，换锯末，或弯下腰拣起一只喜欢的小鸡，像抱孩子似的把小鸡抱在胸前摇晃。 爸爸说： “要是我们剩了点面包，或一碗汤——” 妈妈说： “我已经给他了。孩子端上去的，还有一些燕麦粉。我们得继续说是给小鸡的，这样不会冒犯他。但是以后怎么办呢？” 爸爸回答说： “我们需要尽力，并心存希望。” 妈妈说： “你又像收音机里那样说话了。打住。孩子听得见。”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宵禁也开始了。我们三人坐在厨房里玩大富翁游戏。妈妈手里端着一杯茶，从中汲取热量，即使是在夏天。不然，我们就把邮票分类并将其粘到相册里。每逢碰到一个国家，爸爸就喜欢讲述各种概况。妈妈把纸上的邮票浸湿。二十分钟后，我从脸盆里捞出快要脱落的邮票，将其放在吸墨纸上晾干。邮票面朝下放在那里，犹如在西部沙漠为蒙哥马利元帅所俘虏的意大利战俘：他们一排排坐在灼热的沙子上，双手绑在背后，脸埋在双膝中间。 而后爸爸会借助于一本厚厚的英文目录来识别晾干的邮票，目录封面上有一张放大的黑天鹅邮票图案，黑天鹅邮票尽管面值只有一便士，但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邮票。我张开手，把透明胶条递给爸爸，眼睛盯住他的嘴唇。爸爸带着彬彬有礼的厌恶谈论一些国家，而谈起另外一些国家又满怀尊敬。他会说起人口、经济、重要的城市、自然资源、古代遗迹、政治体制、艺术宝藏。他尤其总要谈到伟大的画家、音乐家和诗人。根据他的说法，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或者有犹太血统，或者至少是半个犹太人。有时他会抚摸我的头，或者后背，又抚摸自己的身体以赢得某种遏制的情感。他会突然说： “明天我们俩去文具店。我给你买个铅笔盒。或者你喜欢的什么东西。你不是特别开心。” 一次他说： “我要告诉你点事，一个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请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有些色盲。是这么回事。这是遗传的毛病。就好像你得为我们两个人看一些事物。确实这样。毕竟，你有想象力，也很聪明。”爸爸在使用某些词语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会令妈妈伤心。比如，喀尔巴阡山脉。或钟楼。还有歌剧、马车、芭蕾舞、飞檐、时钟广场。（飞檐是什么意思？还有山墙？风标？走廊？马夫是什么样子？还有大臣？宪兵？敲钟人？） 根据我们的固定协议，我爸爸或妈妈会在十点一刻准时来到我的房间，确保我关掉了床头灯。我妈妈有时会待上五到十分钟；她会坐在我的床边缅怀往事。一次，她告诉我，当她还是个八岁的小姑娘时，在夏日的早晨坐在乌克兰的河畔，旁边是座面粉加工厂。水面上的鸭子星星点点。她描述河湾，小河从那里消失在森林之中。河水所带走的东西——树皮或落叶，总是从那里消失。她在磨坊院子里找到一个漆成淡蓝色的破旧的百叶窗，将其扔进了河里。在她的印象中，这条小河，始于森林，又消失在森林，在森林深处有更多的弯道，形成一个圆周。于是，她在那里坐上两三个小时，等候她的百叶窗完成圆周旅行，重新出现。但重新出现的只有鸭子。 她在学校里学到水总是往低处流，因为此乃自然法则，别无二致。然而，在远古之时，人们确实相信截然不同的自然法则；比如他们相信地球是扁平的，太阳围绕地球运转，星星是被放在天空来观察我们的。也许我们时代的自然法则也是暂时的自然法则，很快便会被新的自然法则所替代。 第二天，她又去了小河，但是蓝百叶窗没有回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会在河畔坐上半个或一个小时，尽管她认定百叶窗不再重现也证明不了什么。河水也许是个圆周，但是百叶窗也许卡在了岸上的某个地方。或者卡在浅水中。或者它也许已经流过了磨坊，一次、两次，甚至多次，但可能是在夜间，或在吃饭的时候，也可能她就坐在那里等待，但恰逢百叶窗经过时，她正抬头仰望鸟儿飞翔，将其错过。因为大群大群的飞鸟常常在秋天、春天，甚至夏天飞过，与迁徙时间没有关系。实际上，你怎能知道你所描述的小河在流回到磨坊之前的周期究竟有多长？一个星期？一年？也许更长？因为在那一刻，在1947年耶路撒冷的宵禁时分，当她坐在我床边给我讲述百叶窗时，她童年时代的蓝色百叶窗仍然在乌克兰的小河上漂流，或者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河谷中漂流，流过洗衣作坊、喷泉、飞檐和钟楼。仍然从那座磨坊流去，谁会知道它何时抵达最远的终点，开始返程？也许再要十年？七十年？或一百零七年？妈妈把蓝色百叶窗扔进河里二十多年后给我讲起它时，百叶窗在哪里？它的残骸究竟在哪里？它的碎片在哪里？它腐烂的残片在哪里？当然，那时肯定会有些东西留存下来。即便现在，当我将其写下的夜晚，离我妈妈将其扔进小河的那个夏夜已经七十年之久，也会有些东西留存下来。 百叶窗最终回到妈妈将其扔入水中的地方，回到磨坊脚下的那一天，不会由我们亲眼所见，因为这一切已不复存在，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是他人。一个甚至无法想象河上物体从这里流走而今又回归此处的男人或女人。真是遗憾，妈妈说：“要是有人看到，甚至只是注意到我的标记再次流经磨坊，他们怎么知道那是一个标记？证明万物在做圆周运动？”实际上，在百叶窗回归的那一天、那一刻，碰巧在那里的人也可以决定把它视为一个标志，检验河水是否做圆周循环，也是可能的。但是，当它又完成一个循环周期时，那个新人也不会再次出现。另外一个陌生人将会站在那里，再次一无所知。故而要加以讲述。 第13章 在特里阿扎丛林对我的叛变罪的审判持续了不到一刻钟，因为我们害怕赶上宵禁。没有刑讯逼供，没有辱骂和伤害。那是一场冷静而彬彬有礼的审判。奇塔·莱兹尼克是这样开场的： “被告站起来。”（爱迪生影院正在上演加里·库珀主演的《蒙大拿州的匪徒名誉市长》。对我的审判参照了对匪徒名誉市长的闪电式审判。） 本·胡尔·提科辛斯基，主审、公诉人、地方预审法官、唯一的证人和立法者，嘴唇动也不动地说： “普罗菲。最高指挥部成员。副司令兼行动负责人。我们组织中的中心人物。一个有才干的人。值得特别认可的人。” 我嘟囔道： “谢谢你，本·胡尔。”（我非常骄傲，喉咙哽噎了。） 奇塔·莱兹尼克说： “被告只有让他说话时才能说话。被告现在安静了。” 本·胡尔回应他说： “奇塔，你自己也安静了。” 安静片刻后，本·胡尔说出了痛苦的一句话，只有三个字： “真遗憾。” 他又沉默下来。而后，他又用忧心忡忡、几近同情的口气，继续说： “我们提三个问题。法庭会根据回答问题时的坦诚程度予以量刑。被告做如实回答会得到宽大处理。动机是什么？敌人获悉了什么？背叛的奖赏是什么？法庭喜欢简要的回答。” 我说： “好的。是这样。第一，我不是叛徒。相反，我以交换希伯来语和英语课做幌子，从敌人那里得到了重要情报。这是——第一点。” 奇塔·莱兹尼克说： “他撒谎。他是个卑鄙的叛徒、骗子。” 本·胡尔说： “奇塔。最后警告。被告。继续。请再简短一些。” 我继续说： “好。第二，我没有泄密。我甚至没说我的名字。绝对丝毫也没透露地下组织的存在。接着说吗？” “要是你不太累的话。” 奇塔发出神经质的、奴颜婢膝的大笑，说： “让我烤烤普罗菲，就五分钟。然后他会像金丝雀一样唱歌的。” “你真讨厌，奇塔。你说话时就像个小纳粹。把那块石头，不是，是那块，捡起来，小纳粹——放你嘴里。就这样。现在把嘴巴闭上。我们在审判过程中保持安静。请叛徒把话说完，要是他还没说完的话。” “第三，”我说，强迫自己不偷看奇塔，他快要给嘴里的石头噎住了，我决定死死盯住那对一眨不眨的黄色狐眼，“第三，我没从敌人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一根线或一根鞋带也没有。这是原则问题。我说完了。我不是叛徒，我是特工。我完全按照指示办事。” “有点过了，”本·胡尔难过地说，“还什么线啊、鞋带啊，等等。但是我们习惯了。你讲得很好，普罗菲。” “我无罪了？我自由了？” “被告说完了。现在被告安静了。” 又安静下来了。本·胡尔·提科辛斯基盯着三条小嫩枝。他试了四五次，想把它们像三脚架那样立起来，但每次嫩枝都倒了下来。他掏出铅笔刀，削短了一条嫩枝，又削尖了另一条，直至设法搭成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但是他并没有把刀子收起来，而是把它平放在摊开的手背上，刀片冲着我，闪着寒光。他说： “本庭相信叛徒所说他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本庭甚至接受叛徒没有把我们泄露出去的说法。对叛徒所说他未从敌人那里得到任何报酬的错误证词，本庭表示愤慨并予以驳回：叛徒收了薄脆饼干、柠檬汽水、香肠肉卷、英语课、一本包括《新约》在内的《圣经》，《新约》攻击我们的民族。” “我没有收香肠肉卷。”我几乎在嗫嚅。 “叛徒还挺小气。他用香肠和其他不相关的琐事来浪费本庭的时间。” “本·胡尔，”我突然发出绝望的叫喊，一声反抗非正义的呐喊，“我怎么你们啦？我什么都没跟他说。一个字都没说。别忘了是我建立了这个组织，是我让你当了司令。可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解散‘霍姆’。游戏结束了。你听说过德雷福斯吗？听说过作家左拉吗？当然没有。但是我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个组织解散了，我现在回家了。” “你走啊，普罗菲。” “不光回家，而且鄙视你们两个。” “你走啊。” “我不是叛徒。我不是泄密者。全是诽谤。至于你，本·胡尔，你只是个有迫害情结的孩子。我在百科全书中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得了吧。你干吗不走啊？你一直在说你走，你走，还像根钉子钉在这儿。你呢，奇塔，告诉我，你有病啊你？别再吃石头了。对。你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可是别，别把它扔了。拿着你的石头，也许你还会用得上。” “你们拿我怎么办？” “你就会看到，普罗菲。百科全书里没有写。” 几乎听不见声音，我说： “可我什么也没说。” “这是对的。” “我什么也没拿他的。” “这也有点对。差不多对吧。”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叛徒已经看了五本百科全书，还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我们给他解释吗？奇塔，你觉得呢？我们让他开开眼？行。那好。我们不是纳粹。本庭相信做出了合理的判决。是这样。这是因为你普罗菲爱敌人。爱敌人嘛，普罗菲，比泄密还要糟糕。比出卖战斗者还要糟糕。比告发还要糟糕。比卖给他们武器还要糟糕。甚至比站到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打仗还要糟糕。爱敌人乃叛变之最，普罗菲。过来，奇塔。我们走了。就要宵禁了。和叛徒吸一样的空气不利于健康。从现在开始，奇塔，你是副司令了。只是要闭上你的嘴巴。” （我？爱斯蒂芬·邓洛普？我整个肚子在向内塌陷，里面的一切被向下挤压，向下挤压，感觉像落入了深井。好像我的肚子里又长出一个肚子，一个深洞，一切都倒了进去。爱他？撒谎。这是叛变之最？我妈妈怎么说会爱的人不是叛徒？） 本·胡尔和奇塔已经走远了。我怒不可遏： “疯子！神经病！我恨那个邓洛普，那张水母脸！我恨他！我厌恶他！我鄙视他！” （叛徒。骗子。卑鄙。） 此时，丛林里空无一人。最高指挥官消失了。天快要黑了，宵禁就要开始。我不要回家。我要进山，做山中少年。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永永远远。没有归属。因此不会有叛变。任何有归属者都会叛变。 松枝低语，柏树飒飒：卑鄙的叛徒闭嘴吧。 第14章 根据我从爸爸那里学来的应对危机时刻的逻辑方式，我面前摆着几条路。我把它们写在了从他书桌上拿的一张空白卡片上。第一，把奇塔拉到我这边。（邮票？硬币？给他连续讲恐怖故事？）而后，把本·胡尔从总指挥的宝座上拉下来。第二，分裂出去。建立新的抵抗运动，征募新战士。第三，逃到桑赫德里亚山洞，住到那里，直至为我昭雪。要么索性把一切向邓洛普中士和盘托出，既然没有什么再怕失去的了。本·胡尔和奇塔会去坐牢，而我则会被带到英国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在那里，在英国，我会建立新的联系，与政府部长和国王交友，直至我找到机会在英国统治的心脏展开攻击，从他们手里夺回我们的土地。就我自己。而后我会带着蔑视给本·胡尔和奇塔以大赦。 或者不这样。 最好等待。 我要以顽强的耐心等待，睁大双眼。（直至今日，我依然这样教导自己。尽管我对此并不认可。） 我会平静地等待。要是本·胡尔图谋伤害我，我将挺过来。但我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削弱或分裂地下组织的措施。他们仇也报了，罚也罚了。（还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差不多就要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干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没了我还能做什么？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无头鸡。可我不会一下子就同意。我要让他们求我。恳求我。乞求我原谅。承认他们对我做得不公道。 “爸爸，”那天晚上我问，“要是英国人，比如说，最高指挥官，甚至国王本人，前来承认他们对我们做得不公道，请我们原谅，我们该怎么办？” 妈妈说： “当然原谅他们。为什么不？那是你甜美的梦想。” “阿尔比恩，”爸爸说，“首先我们得仔细核实他们究竟有多少诚意。是否别有用心？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要是德国人来请我们原谅怎么办呢？” “难啊，”妈妈说，“需要等待。也许许多年过后。也许你能。我不能。” 爸爸陷入了沉思，最后拍拍我的肩膀，说： “只要我们犹太人人少、弱小，阿尔比恩和所有的非犹太人就会巴结阿拉伯人。当我们非常强大时，当我们人多势众能自我防卫时，确实，他们很可能就来和我们甜言蜜语。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整个世界就会来和我们唱小夜曲。到那一天我们会对他们以礼相待。我们不会拒绝他们伸出来的手，但是也不会像久无音讯的兄弟们那样兴奋地拥抱他们。相反，尊敬他们，不信任他们。顺便说一句，我们最好结成同盟，不是和欧洲人，而是和阿拉伯邻居。毕竟，以实马利35是我们唯一的血亲。当然所有这一切还很遥远，甚至十分遥远。你记得《特洛伊战争》吗？我们去年冬天一起读的？里面有句著名的谚语：‘当心希腊人的礼。’这个，把希腊人换成英国人。至于德国人，只要他们自己不原谅自己，也许我们有朝一日会原谅他们。但如果表明他们原谅了自己，那么我们则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我并不放弃： “可是最终，我们会原谅我们的敌人，还是不原谅？” （那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幅准确、具体、详细的画面：爸爸、妈妈，还有邓洛普军士在星期六上午一起坐在这个房间里喝茶，用希伯来语谈论《圣经》和耶路撒冷的考古遗迹，用拉丁语或古希腊语争论希腊人运送礼物这件事。画面的一角是雅德娜和我。她在吹竖笛，而我则躺在离她脚边不远的地毯上，地下室里一只幸福的黑豹。） 妈妈说： “是的。我们会原谅。不原谅就像一剂毒药。” 而我，则应去请求雅德娜原谅我险些没看见她，不是故意的。我从那时起产生了这种想法。但怎么可能？请她原谅，我就得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背叛。因此，请求雅德娜原谅将会成为某种背叛之背叛？复杂。背叛之背叛能否消除最初的背叛？还是使背叛加倍？ 是个问题。 第15章 你千万别把受伤的地下战士送到医院，因为那是刑事调查部在事发之后搜查受伤战士最先要去的地方。因此，地下组织均有其秘密包扎所来照顾伤员，其中一个秘密包扎所就在我们家，因为妈妈刚到这个国家时在哈达萨医院学过护理。（不过，她只学了两年。第二年她结婚了，第三年我出生了，中断了她的学业。） 卫生间的壁橱里有个上锁的抽屉。不允许我问里边是什么，甚至不允许我注意它总锁着。但是有一次，父母上班时，我小心翼翼地捅开了锁（用一根弯曲的金属线），发现了绷带、敷药、注射器、装着各种药丸的盒子、罐子、密封的瓶子、上面写着外国字的软膏。我知道，如果在宵禁中的某个夜晚，我听见了偷偷挠门的声音，接着便是悄悄的说话声，低语，火柴在火柴盒上的划火声，水壶的哨声，我就不会离开自己的房间。不会看见门厅大地图下的地板上多放了一张床垫，第二天早晨又消失了，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好像我一直在做梦。一无所知是地下工作者最艰难的职责之一。 我爸爸在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他从不参与夜袭营房或壁垒森严的警察局。但是他有个特殊任务：创作谴责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的标语，阿尔比恩公开承诺有责任在这里帮我们建造犹太人的家园，现在又来个犬儒主义的背叛，帮助阿拉伯人来镇压我们。我问爸爸什么叫犬儒主义的背叛。（每当爸爸给我讲起一个外来概念时，他便显得全神贯注、认真负责，如同一个科学家把宝贵的溶液从一根试管倒入另一根试管。）他说： “犬儒主义：冷漠、蓄意。自私。这个词来自kyon，古希腊语中的狗。遇到合适的机会，我会给你解释犬儒主义和狗有什么联系。富有反讽意味的是，狗一般被视为忠诚的象征。说来有些话长，说明人对最忠于自己的那些动物，如狗、骡子、马、驴等忘恩负义，它们成了遭到滥用的名词术语，可是十分危险的野兽，如狮子、老虎、狼，甚至以腐肉与垃圾为食的兀鹫，在许多语言里赢得了不应有的尊重。不管怎么说，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犬儒主义的背叛是种冷血型的背叛，不道德的背叛，没有情感的背叛。” 我问自己，而不是问爸爸：世上可曾有不是犬儒主义的背叛？非自私、非精心策划的背叛？可曾有不卑鄙的叛徒？（而今我想是有的。） 在爸爸给地下组织写的标语里，指控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在继续着纳粹的罪恶，为了阿拉伯的石油和中东的军事基地而出卖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民族的最后希望。 “弥尔顿和拜伦的民族应该意识到，冬日里给他们带来温暖的石油染上了受迫害民族的幸存者洒下的鲜血。”“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巴结腐败的，一再抱怨他们在大西洋和波斯湾、从北部阿勒山到最南端的曼德海峡之间没有足够地盘的阿拉伯政体。”（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他们并非真的缺少地盘。我们的领土在广袤的阿拉伯世界当中只是个小圆点，不列颠帝国里的一个针头。）我们造完火箭后，会对准伦敦中心的王宫，强迫他们离开我们的土地。（邓洛普军士会怎么样呢？他喜欢《圣经》，喜欢我们。会允许他以希伯来国家的特殊荣誉客人身份待在这里吗？我要弄清楚。我要给他写推荐。） 夜里，爸爸不做波兰历史研究时，就写标语。在标语中引用英文诗中的诗句，扣动他们的心弦。上班路上，他把那张纸藏在报纸里，交给自己的联系人。（那是个长得酷似鹳鸟的男孩，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里帮工。）而后标语被送往秘密印刷场所。（在科洛德尼家的地窖。）几天后，这些标语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壁上、电线杆上，甚至邓洛普军士驻扎的警察局。 刑事调查部如果发现了妈妈上锁的抽屉，或爸爸的标语草稿，就会把他们关押到俄罗斯庭院内，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将去往山里，过山里孩子的生活。 我在爱迪生影院看了场电影，演的是一群伪币制造者，整个一大家子人：兄弟，堂表兄弟姐妹，姻亲们。回到家后，我问妈妈，我们家是不是也违法乱纪了。她说： “我们做什么了？我们抢过吗？我们骗过吗？我们让别人流过血吗？” 爸爸说： “当然没有。相反，英国人的法律委实不合规则。他们靠压制与欺骗在这里实施统治，因为世界各国把耶路撒冷交给他们的前提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现在他们正怂恿阿拉伯人摧毁这个家园，甚至助阿拉伯人一臂之力。”说话的时候，他那在镜片下放大了的蓝眼睛里闪烁着愤怒。妈妈和我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因为爸爸的愤怒是温和的、书卷气的。驱逐英国人、击退阿拉伯军队需要某种截然不同的愤怒，某种远离词语的凶猛愤怒，某种在我们家或周围邻里之间并不存在的愤怒。也许这种愤怒只存在于加利利，存在于山谷，存在于内盖夫沙漠的基布兹，存在于每个夜晚都在那里培养真正地下战士的山峦。也许只有在那些地方正在产生真正的愤怒。我们并不知道愤怒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愤怒，我们则注定毁灭。在那里，在沙漠中、在平原上、在卡迈尔山脉、在贝特谢安，正在出现新型的犹太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苍白，戴着眼镜，而是晒得黝黑，身强力壮，他们是拓荒者，他们拥有某种真正的、富有杀伤力的愤怒之源。偶尔闪烁在爸爸眼镜里的愤愤不平的愤怒让妈妈和我露出令人不易觉察出来的微笑。比眨眼还要轻微。一个小型的阴谋，地下组织之内的一个地下组织，好似她在眨眼间当着我的面打开了禁止接触的抽屉。好似她正在向我示意，房间里确实有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但至少在她眼里，我未必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不总是个孩子。我突然走过去，紧紧抱住她，此时爸爸正拧亮他的台灯，坐下来继续收集关于犹太人在波兰的历史的论据。为何那一刻的甜美竟夹杂着吱吱作响的粉笔的酸味儿，背叛的沉闷味道？ 在那一刻，我决心告诉他们： “我与本·胡尔和奇塔的关系结束了。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爸爸背对着我们，面向书桌上一堆堆翻开着的书，问： “你干了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对朋友要忠诚？” “我们决裂了。” 爸爸在椅子里转动一下身子，用他那自以为是的声音询问道：“决裂？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 妈妈说： “他们又在黑暗中打枪呢。听着离这里很近。” 第16章 我曾经提过，本·胡尔那类人令我多么着迷，他总是渴，那不可遏制的渴赐予了他们野猫般倦怠的残酷——半睁着眼睛的冷峻权威。我就像在《圣经》课上学到的大卫王时代的英雄，总感到自己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欲将为之倾尽自己之所有，不惜冒生命危险为之从敌人的井里取水。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出于某种朦胧的希望，希望后来听到豹子嘴角挤出富有魔力的字眼：“你好样的，普罗菲。” 除了这些口渴的豹子，还有一类人令我着迷。这些人看上去与豹子们截然相反，但实际上他们拥有某种不可言说然而不难觉察的共同之处。我是指那些总是迷路的人。就像邓洛普军士。无论是当时，还是我正在写作的现在，我一向觉得迷路的人具有某种令人极其喜爱之处。这些人走在人生旅途上，整个世界仿佛陌生城市中的一个陌生的公共汽车站，他们错误地在此下车，不知错在哪里，不知如何出站，不知去往哪里。 他身材非常魁梧，非常高大，是一个大胖子，但是他很和蔼，好像有点软骨症。尽管他身穿军服，带着枪，袖子上镶着军士的杠杠，肩上的银色号码闪闪发光，头上戴着黑色的大檐帽，可是他看上去却像一个刚从光明中走进黑暗的人，或者从黑暗中走进光明的人。 他看上去像个刚刚丢了什么宝物的人，现在他想不起来丢了什么，它的样子，如果找到了又该做何处理。于是他一直在自己的内在寝室里、在走廊里、在地下室里、在储藏室里徘徊。即便他碰巧发现了自己丢失的物品，又如何认得出来呢？他疲惫不堪地走过去，继续寻找。他将穿着大皮靴，沉重缓慢地向前行走，越走越远，越来越迷失。我没有忘记，他代表着敌人，然而我有某种冲动，伸手给他。不是握手，而是支撑他。就像对婴儿，或者对盲人那样。 几乎每个傍晚，我都会偷偷溜进东宫，腋下夹着一本《留学生英语》和一本《新移民与拓荒者语言》。我不再介意豹子及其胁从分子是否仍旧沿着一条条小巷尾随着我。 我还失去了什么？ 我迅速穿过烟雾缭绕、散发着啤酒恶臭的颓废前屋，不理会那粗俗不堪的笑声，遏制住自己欲用指尖抚摸台球桌上绿色台面呢的冲动，不看酒吧女的乳沟，以飞箭般的果决，径直快步走进里屋，来到他的桌旁。 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我白跑一趟，因为他并没有来，即便我们已提前约好，但有时他会忘记。有时他稀里糊涂。有时他在会计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突然被派去执行户外任务，在邮局门口站岗，或者在关卡查验身份证。他还暗示给我说，偶尔，他会因为行礼缓慢或是因为一只靴子比另一只靴子亮而受罚，在军营蹲禁闭。 谁曾在现实生活中，或在电影里看到过一个心不在焉的敌人，或看到过一个腼腆的敌人？邓洛普军士便是个心不在焉、非常腼腆的敌人。一次，我问他是否有妻儿等待他回到坎特伯雷的家中。（这是以某种不伤人的方式故意暗示他，英国人终将滚出我们领土的那一刻定会来临，这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邓洛普军士对我的提问感到震惊，他的大脑袋缩到肩膀里，犹如受惊的乌龟，那双长着黑斑的大手局促地从膝盖挪到桌面上，而后又挪了回去，接着从双颊红到前额，又红到耳根，犹如一块酒渍在洁白的桌布上洇开。他用精巧的希伯来语开始了冗长的致歉：眼下，他是个“孤独的行路人”，尽管上帝在《圣经》中专门教导我们“人独居不好”36。 有那么几次，我发现邓洛普军士坐在他通常就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等我，衬衣下摆在裤子外面晃动，肚子在皮带上忽闪，遮住了亮晶晶的搭扣——一个懈怠的肥胖男人。他也许在一个人下国际跳棋。我到来时，他有点吃惊，道歉，急忙把棋子放回盒子里。他会说这样的话： “无论怎样，我很快就会输。”他露出微笑，某种“请不要注意我”的微笑，笑到一半脸就红了，脸红似乎增加了他的窘迫，这样一来便倍加窘迫了。 “相反，”我有一次对他说，“无论怎样，你会赢的。” 他想了一下，一下子明白了，甜甜地微笑着，好像我说出了令最睿智的哲学家费解的话。他又想了一下说： “不是这样的。我在大功告成时，会自己击败自己。” 然而，他同意只和我下一盘。他赢了，这使他充满了令人同情的窘迫。他开始致歉，好像他通过赢我的棋，亲自使暴虐的英国统治罪加一等。 有时，在给我上英文课时，他会为了复杂的时态规则和大量的不规则动词表示歉意。他似乎在指责自己，指责他的疏忽，因为在英语中，通常可以用一个词表述的事物在希伯来语中却使用两个词。比如，“一玻璃杯水”和“一块窗玻璃”中的glass；“餐桌”和“统计表”中的table；“灰熊”和“忍受负担”中的bear；“炎热的一天”和“味道浓浓的咖喱”中的hot；“确定日期”和“吃椰枣”中的date。而在上希伯来语课时，不管他什么时候交来我布置的作业，他都会谦恭地问： “哎呀，无知者没弄懂吧？愚者没搞明白吧？” 我要是夸他作业写得好，他那双天真的眼睛便会一亮，嘴角便会漾起温和而暖人心扉的微笑，而后这微笑便会洋溢在他的整个脸颊，仿佛遍布在军服下的全身。他会喃喃自语： “你过奖了。” 但有时，课刚好上了一半，我们会放下正事聊天。有时，他会不由自主地给我说起军营里的花边新闻，咯咯笑着，好像为自己嘴里喷出的污言秽语震惊不已：谁在暗中破坏谁的威信，谁在储藏糖果或香烟，谁从来就不洗澡，谁被发现与跟他称姐道妹的人在酒吧里一直酗酒。 如果我们讨论政治形势，我就会变成一个愤怒的先知，他只是点头说“确实”，要么就是“嗬”。一次他说： “先知的民族。书的民族。如果他们不洒下无辜的鲜血就能承袭一切就好了。” 有时会谈到《圣经》故事，那么就轮到我张着嘴巴倾听，而他则用我们的老师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在最狂野的梦中也想象不到的言论令我惊愕不已。比如，邓洛普军士并不喜欢大卫王，尽管他为之惋惜。在他看来，大卫王是个乡野小子，注定要成为诗人与恋人，可上帝却让他当了并不适合于他的国王，迫使他生活在战争与阴谋中。大卫王在人生尽头，同样遭受恶鬼的折磨，而他本人曾这样令强于自己的先辈扫罗遭受同样的痛苦，这并不足为奇。最后，放驴人和牧羊人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邓洛普军士以微微惊叹的语调讲述扫罗、大卫、米甲、约拿单、押沙龙和约押37，好像他们也是希伯来地下组织中的年轻人，他也曾和他们一起坐在东宫，跟他们学希伯来语，作为回报教他们一点非利士语。他对扫罗和约拿单怀有爱慕与怜悯，最喜欢扫罗的女儿、终身未育的米甲，他也喜欢拉亿之子帕铁38，他一直为米甲哭泣，直到被押尼尔赶走，等等，帕铁追寻着不再属于自己的妻子，他本人也被驱逐下了舞台，从历代志中消失。 但是除了帕铁，我想，他们几乎都是叛徒：约拿单和米甲背叛了父亲扫罗；约押和喜鲁雅的其他儿子，俊美的押沙龙，暗嫩、哈吉的儿子亚多尼雅——统统是叛徒39；最坏的叛徒是大卫王本人，也就是我们所歌唱的大卫王，“大卫，以色列王，依旧活在我们中间”40。这一切在邓洛普军士嘴里显得有点滑稽可笑。他给我讲了似乎很像刑事调查部的那些可悲的瞎忙活的人们的种种传闻：这个人嫉妒成性，那个人巴结逢迎，还有一个人生性多疑。在他的故事中，这些人似乎都陷于热恋、欲望、嫉妒、阴谋、争权夺利与报复编织的这张荒诞不经的网里。（这里他们又是那些口渴之人，那些口渴的豹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水也无法消除他们的口渴，永远不会。瞎子，挖个坑自己掉了进去。） 我徒然寻找可以拯救大卫王和吉鸿先生的荣誉——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民族荣誉——的决定性答案。我知道，我有责任在这些谈话中捍卫邓洛普军士正在抨击的某种东西。但是我想捍卫什么？那时我并不知道。（现在我也不完全知道。）然而，我心向他们，心向扫罗，他因背叛之故被撒母耳41抛弃、诓骗、审判，因为没有一副铁石心肠被判付出王冠和生命。心向米甲和约拿单，他们与家族的敌人心系相通，毫不犹豫地背叛自己的父亲和他的王权，去追随豹子。我甚至对大卫怀有仁慈，这个叛君背叛所有爱他的人，又几乎遭到所有人的背叛。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东宫的后屋搞一次聚会，邓洛普军士、爸爸、妈妈、本·古里安、本·胡尔、雅德娜、大穆夫提哈吉·阿明、我的老师吉鸿先生、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拉扎鲁斯和最高长官，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奇塔、他的妈妈和两位轮流上岗的爸爸，聊上一两个小时，最终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做出一些让步、和解与原谅？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往小河的岸边，看看蓝色的百叶窗是否被冲了回来？ “今天就到这儿吧。”邓洛普军士打断了我的幻想，“我们现在告别，明天再来，我们额上冒出了汗水，将会增长知识，但愿不增添忧伤。” 我们就此告别，没有握手，因为他自己清楚，我不能和外国压迫者握手。于是乎，我们在见面和分别时都会点头致意。 在和邓洛普军士的交往中，我从他嘴里得到了哪些秘密情报？ 不多，只是零零星星的趣闻。 关于壁垒森严的警察局里就寝安排的情况。 夜里执勤人员的情况。（实际上非常重要。） 官员之间，以及官员夫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军营日常生活的某些细节。 还有一些情况，也许不能视为我的刺探成果，但不管怎样，我在这里要提上一笔。一个偶然的机会，邓洛普军士对我说，依他看来，英国托管结束后，一个希伯来国家将会在这里建立起来，先知的预言化作了现实，与《圣经》中的记载一模一样，可是他为迦南人感到难过，他指的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尤其是村民。他相信，英国军队走了以后，犹太人会崛起，打败他们的敌人，石造村庄会毁于一旦，田野和花园将会成为胡狼与狐狸出没的地方，水井将会干枯，农夫、村民、拾橄榄的、修剪桑树的、牧羊人、放驴的都将会被赶进荒野。也许是天意使之代替犹太人变为受迫害的民族，犹太人最终回到了自己承袭的地盘上。“上帝之路太奇妙了。”邓洛普军士说，伤心中夹杂着些许惊讶，好像他突然得出良久以来等待他得出的结论，“罚其所爱，爱之绝之。” 第17章 居住区流言四起：英国人对我们施行夜以继日的全面宵禁，进行挨家挨户的大规模搜查，寻找地下战士和藏匿武器的地点。 爸爸那天下午下班后，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在厨房里开了一个短会。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严肃而坦诚地商量。他关上门窗，穿着衣兜很大、熨烫得平平整整的卡其布服装坐了下来，把一个小小的牛皮纸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说，包里有些东西，或严格地说，是要求我们隐藏到把麻烦解除之后的东西。设想我们不会逃过搜查，当然是合理的，然而相信在我们家找地方隐藏这个东西乃轻而易举之事。我们当然准备接受考验。 我想，他不告诉我们包里装的是什么，这是对的，这样就不会让妈妈担忧了。（如果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可能。爸爸肯定知道。）而我则立即猜测包里装的是达纳炸药，或者梯恩梯，或者硝化甘油，或者什么更具效力的东西，某种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发现的、突破性的爆炸物质——我们在地下组织的实验室里研制的致命化合物，一勺就可以炸掉整座城市。 而我呢？ 半茶勺就够让我们造出对伦敦王宫构成威胁的火箭了。 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悄悄地从包里取出自己需要的份量。 如果我成功了，“霍姆”人员就会下跪，祈求我原谅他们，要我回来。 我会原谅他们。怀着蔑视。同意回来。但是我得保证做出几项严肃的让步：从头开始重新组建指挥部，让本·胡尔官复原职，彻底废除内务安全与调查部，想办法避免个人武断的决定，保护战士们免遭内部陷害的危险。 爸爸说： “如果查到我们时，你们俩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原因有二：一、这里地方不大，有人可能会碰巧发现它，酿成事故；二、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藏匿地点，他们可能会单独盘问我们。我希望大家准备好一致的解释，不要相互矛盾。”（爸爸让我们记住的解释与施罗斯博格教授有关。这位教授一个人住在我们楼上，去年冬天去世了。他在遗嘱里给爸爸留下了五六十本书。一旦盘问，我们就口径一致，说牛皮纸包是随已故教授的书一起搬到我们家的。） “这是善意的谎言。”爸爸说，他那双近视的蓝眼睛透过镜框直视我的双眼。随即，他眼中闪烁着少见的顽皮的光，我只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看到这种目光。比如，当他向我们说起他给某位学者或作家做出一个压倒一切的答复时，对方“目瞪口呆，仿佛遭到了雷击”。“万一需要，皆因有危险，我们允许自己使用这一善意的谎言，我们在使用它时带着遗憾，因为谎言就是谎言。永远是谎言。即使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这一点请予以注意。” 妈妈说： “干吗不抽时间和他玩一会儿，别去跟他讲大道理？或至少和他说说话？说话，你记得吗？两个人坐在一起，他们都在说，都在听？都在努力弄明白对方的意思？” 爸爸拿起纸包，把它抱在怀里，好像它是个啼哭的婴儿。他把纸包从厨房拿到用做父母卧室、父亲书房、我们的起居室的那间屋子。书架依墙排列，从地面排到天花板。没有空间挂上一幅画或者放一件装饰品。 爸爸的书架按铁打的逻辑，根据主题、领域、语言，以及作者姓氏的字母排列成几个部分，下设分部。图书馆里最高的军衔，是陆军元帅和将军，那是一卷卷特藏书，总令我在颤抖中起敬。这些书厚重、珍贵，包有豪华的皮制封皮。我的手指在它们那粗糙的皮面上，找到烫金字母留给人的快感，真像福克斯电影公司新闻短片里某位陆军元帅的前胸饰着的一排排亮晶晶的勋章和奖章。当爸爸的台灯的一束光线落在它华丽的烫金装饰上时，摇曳的光亮在我眼前跳荡，仿佛在邀请我加入其中。这些书是我的王子、公爵、伯爵和男爵。 再往上，就在紧挨着天花板的架子上，驻扎着轻骑兵：那是各色封面的期刊，按照主题、时间和出版国家排列。这些骑兵身穿颜色夺目的轻便袍子，与指挥官的沉重盔甲形成鲜明对照。 在陆军元帅和将军们的周围，站立着大群旅团军官，那是书脊粗糙、坚固的图书，包有结实的布面，上面布满了灰尘，有点褪色，如同穿着汗津津、脏兮兮的迷彩作战服，要么就像接受了战火与艰难困苦考验的旧旗布。 有些书的布封面与书体之间露出一道细缝，犹如东宫酒吧女的乳沟。如果我向里面偷看，只能看到留香的黑暗，捕捉到书体气息的微弱回声，隐隐约约，令人着迷，不得接近。 军衔低于布封面军官书籍的是上百册普通图书。这些书的封面为粗糙的卡纸板，散发着廉价胶水的味道——图书馆里灰棕两色的陆军二等兵。据我估计，甚至比这些二等兵地位更低的是半正规民兵那群乌合之众：那是未装订的图书，其纸页由没精打采的橡皮筋或者宽胶带条拢在一起。还有一些不光彩的匪帮，用蜕变了的发黄纸张包着。最后，在它们之下，在书架的最低一格，是地位低之又低的似书非书，那是许多混杂在一起的小册子、选印本、传单，在书架的最低一格——挤在书架最底层的流浪平民，无家可归的穷人，等候爸爸把它们送到没人要的出版物收容所。与此同时，它们被暂时安顿在这里，这是出于仁慈，而不是出于权利。它们被堆积起来，挤在一起。等到今天或是明天，东风伴着沙漠飞鸟把它们的尸体卷走。等到今天或是明天，最晚到冬天来临之际，爸爸会抽时间硬着心肠将其整理，把这些仁慈的箱子（小册子、报纸、杂志、期刊、活页文选）扔出家门，给其他乞丐腾出地盘，它们很快就会到达。（可是爸爸怜悯它们）。他本人一遍遍许愿说要将其分类、选择，扔掉一些，但是我觉得一页印着铅字的纸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家，尽管已经爆满。 一股纤细、散发着尘土气息的味道在这些书架上盘旋，犹如某种狂暴而又令人兴奋的异域空气留下的沉积物。直至今日，你可以带我去一个放满图书的房间，即便我闭上双眼，堵上双耳，我也总能立即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是一个放满图书的房间。我不是用鼻孔而是通过皮肤来接纳旧图书馆的气息，某种使人冥想的庄严场所，充满了比其他任何灰尘都要纤细的书尘，夹杂着旧纸张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混杂着古往今来的胶水味儿，浓烈刺鼻的杏仁味儿，略带酸味儿的汗气，令人陶醉的以酒精为主的黏合剂，一阵遥远的海藻和碘酒世界的气息，浓烈油墨中含有的些微铅味儿，被潮湿与霉气侵蚀了的腐烂纸张味儿，碎作尘泥的廉价纸张味儿，与刺激味觉的进口精美纸张散发出的馥郁奇异、令人眩晕的芬芳形成对照，整个蒙上了一层经年凝滞、困在一排排书架和后面墙壁之间的秘密所在的灰蒙蒙气体。 在爸爸书桌左边的宽大沉重的书架上，排列着体积庞大的参考文献，好似隐匿在后方的强击部队的救援大炮。那是各种语言的多卷本百科全书、字典、巨大的《圣经》词语索引、一本地图册、辞书和手册。（还有一本题为《索引之索引》的书，我希望从中找到深藏着的秘密，但实际上它里面除了成千上万奇奇怪怪的名字，什么也没有。）百科全书、字典和辞书几乎都是陆军元帅和将军，也就是说华丽的多卷本图书，封面是皮制的，上面有我的手指渴望摩挲与爱抚的烫金字迹。我为之着迷，不仅在触摸它时产生了一种快感，也渴望得到不可企及——因为书是外文的——的浩瀚知识，关于十字架、轻骑兵、教堂尖塔、森林、村舍和山墙等诸多事物的知识。相形之下我自己又算什么？不过是个年轻的希伯来地下战士，其人生致力于驱逐外国压迫者，但其灵魂又受压迫者困扰，因为这个压迫者也来自拥有河流与森林的土地，那里钟楼骄傲地耸立，风标平静地在屋顶上旋转。 在皮制封面的烫金字母周围，是带有装饰性的小花和枝状花纹，出版社或图书馆的标志。在我看来，它们似乎是许多庄严气派的住宅的徽章和纹章。甚至有长着羽翼的龙和一对暴怒的金狮，支撑着合拢着的或者铺开的卷轴，或者压印着动物，不然就是扭曲的十字架，犹如我们在《圣经》课上学到的弯弯曲曲的辛辣的蛇。 偶尔，爸爸会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邀请我参加由他导游的旅行。这是阿姆斯特丹稀有版。这是罗姆遗孀与兄弟印刷的塔木德。这是不复存在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国徽。这个封面是鹿皮做的，因此看上去发粉，生肉色。这里我们有《犹太历法5493年》（相当于公历1733年）的珍藏版，也许来自伟大的摩西·哈伊姆·卢扎托42的图书馆，他自己甚至为此做了工作。即便在守望山国家图书馆的稀有版中，也没有比得上它的，谁知道呢，也许整个世界上还有十几册，也许只有七册，甚至更少。（爸爸的话让我想到亚伯拉罕和上帝就所多玛43有多少义人而展开的争论。） 从这里到这里是希腊文的。上面那一格是拉丁文、古罗马文字的。那边，顺着北墙，展现的是斯拉夫语的世界，其特有的字母表令我感到神秘。这里是法语和西班牙语部分。那边那架，看起来沉闷而严肃，好像穿着正装，是德语世界的代表，在自己的角落里窃窃私语。（复杂的波状字母，“哥特式字母”，爸爸说道，并没有精心阐释，这种哥特式的笔迹在我看来就像路径纵横交错的邪恶、复杂的迷宫。）而那边，在一个玻璃镶面的书橱里，我们祖先们（从来没有女祖先，只有男祖先，古老的幽灵）的文献汇编挤作一团：《密西拿》、两部《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律法和训诫、赞美诗和天使学、《圣经》评注《迈克立塔》和喀巴拉经典《光辉之书》、问询和释疑解答、词汇和语法、《知识教诲》和《以便以谢》44、《生活之路》以及《审判的胸兜》、寓言、圣徒的生活，构成某种黑沉沉的郊区，一种怪异的阴郁风光，犹如暗淡的灯笼照着乱七八糟的茅舍。然而，它们对我来说又不完全陌生，这些远亲，因为即使像《托塞夫塔》、《布就筵席》、《约西伯恩》或者《心灵之书》等怪诞的题目，一旦用希伯来文字母写成，至少也给我某种权利思考在布就的餐桌上放什么，或者那些人应承担什么职责。 接下来便是历史部分：四个挤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在其中一个书架里，一些避难者图书被挤压着，这些晚来者没有找到栖居地，不得不得过且过，不牢靠地倚在先于它们很久便已站稳脚跟的前辈们的肩膀上。其中两个书架放的是民族史图书，另两个书架放的是犹太民族的图书。我在放民族史图书的书架的最底层，找到了关于人类文明的书，关于文明起源的书，在旁边书架的上方，找到了关于古代史的书，接下来是有关中世纪历史的书（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身穿黑袍、戴邪恶口罩的医生朝黑死病患者弯下腰）。在这些图书上面，沐浴在明媚的日光中的，是关于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的图书。再往上，快到屋顶了，是关于十月革命和世界大战的图书。我要努力攻读这些图书，以便从以前将军们的错误实践中汲取教训。但那些书我看不懂，因为它们是用外文写成的，然而我一页页地浏览，不知疲倦地寻找插图和地图。其中许多东西迄今仍旧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出埃及；杰里科城墙的倒塌；温泉关战役——闪耀的阳光映衬着一片片长矛、投枪、梭镖和头盔；亚历山大大帝的征程路线图，还有那无畏的利剑，从希腊边陲通向波斯，甚至通向印度；异教徒在小镇广场被焚的照片，火舌已经舔噬他们的双脚，然而他们虔敬而精力集中地闭上双眼，仿佛他们终于听到了天国的音乐；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一群群的难民扛着包袱，拿着拐杖，挤在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艘破船上，船上云集着僧人，他们似乎为犹太人遭放逐的命运而欣喜；不然就是散居在东方的犹太人的详细平面图，在萨洛尼卡、士麦那和亚历山大形成密集的圈子；阿勒颇一个旧犹太会堂的生动彩照；地图边上是也门、科钦、埃塞俄比亚（当时叫做阿比西尼亚）等地散居着犹太人的遥远社区；拿破仑在莫斯科的照片——还有拿破仑在大金字塔脚下的照片——一个身材矮小的胖子，头上戴着三角帽，一只手无畏地指向穿越地平线的广袤天宇，另一只手羞怯地藏在大衣里；哈西德45及其反对派之间的战争，面目狰狞的拉比肖像，哈西德派庭院的详细分布图，以及撤离时的防御线，在防御线后面，退却的米特纳盖德派教徒修筑堑壕，没有放弃抵抗；关于探索与发现的故事，扬帆远航的船队，那雕刻着图案的船头穿过不知名群岛中的海峡，不可进入的大陆、帝国、中国的长城、无人可以进入并生活在那里的日本王宫，身穿羽毛、鼻子上插着骨头的野蛮居民；画有捕鲸者、极地海洋和白令海峡的地图，上面有阿拉斯加和摩尔曼斯克；这是西奥多·赫茨尔46斜倚在一根铁栏杆上，骄傲而出神地盯着流经他脚下的湖水；紧接着赫茨尔之后，出现了第一批拓荒者，他们数量少，可怜巴巴的，如同横遭遗弃的羔羊蜷居在除沙丘和歪向一边的孤零零的橄榄树之外一无所有的荒凉土地上；这是一张早期犹太人居民点的地图，东一块、西一块，地方很少，然而其范围却一张地图接一张地图地扩张，其实力一张图表接一张图表地增强；这是列宁同志，头戴帽子，正在演讲，唤起正挥动拳头的人们的热情，这位列宁同志看上去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魏茨曼博士47，他一直在恳求英国人，而不是与之进行战斗（邓洛普军士呢？我们是不是也与之进行战斗呢？）；这里是一张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地图，里面有瘦骨嶙峋的犹太幸存者的照片；这是著名战役的示意图，托布鲁克、斯大林格勒、西西里岛；这里终于看到了行进中的犹太特种部队，袖子上佩戴着六角大卫星的希伯来斗士，他们行进在非洲，行进在意大利；还有山丘上、沙漠里、峡谷中的有着塔与栅栏的基布兹照片，勇猛无畏的拓荒者骑着马，或者开着拖拉机，胸前斜挎着钢枪，脸上显得沉着而勇敢。 我把书合上，把它放回原处，而后又拿起另一本书，再次翻开书页，专门寻找插图和地图。一两个小时过后，我有点陶醉，地下室里的黑豹，信誓旦旦，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该怎么做，我该为什么奉献自己的生命，原因何在，一旦那一刻真正来临，我将为之献身。 在那本德国大地图集的前页，甚至在欧洲地图之前，是一张令人目眩的关于整个宇宙的地图，星云向远方延伸，无法探测，无垠的天空上散布着不知名的星星。爸爸的图书馆酷似那张地图。它包含着我们熟悉的星体，但是它也拥有神秘的星云，立陶宛语和拉丁语，乌克兰语和斯洛伐克语，甚至拥有非常古老的语言，叫做梵语。还有阿拉米语、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的某种卫星，毛毛糙糙、坑坑洼洼的球体，暗淡苍白，在我们头上，在支离破碎的云朵中飘流。与意第绪语相隔极远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天空，那里《吉尔伽美什史诗》在远方闪烁，《埃努玛·埃立什》、《荷马史诗》和《悉达多》48，以及许许多多奇妙的诗歌，比如说，《尼伯龙根之歌》、《海华沙之歌》、《凯莱维拉》49。但丁、孟德斯鸠、乔叟、谢德林、《提尔恶作剧》，当我口中滔滔细数这些悦耳的名字，细声细气，轻轻地吐字，舌尖和硬腭就会打颤。我凭颜色、封面、位置及其星系一一认出它们，并知道它挨着谁。 而我呢？我在这个广袤的宇宙中究竟是谁？一个瞎眼的黑豹。一个无知的野人。一个终日在特里阿扎丛林周围消磨时光的无赖。某位可怜的本·胡尔手中的一个可怜玩物。从今天起，从今天上午起，我把自己关闭在这些图书当中。 关上十年？ 三十年？ 深深吸口气，一头扎进水井，开始破解一个个谜团？ 在这些我刚要破解其怪异名字的卷帙浩繁的巨著中，包含有多少令人迷惘的秘密，那该是怎样漫长的旅程。我甚至无法想象在哪里找到与装有保险箱钥匙的那个宝盒的钥匙拴在一起的钥匙链的第一环，通往最外面庭院的钥匙也许就放在保险箱里等待我拿取。 首先我必须克服罗马字母带来的困难。妈妈说用不了半个小时她就可以教会我。后来，如果我在晚饭后帮她洗碗，她保证教我西里尔字母。在她看来，她可以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就能教会我。爸爸则承诺说希腊字母与西里尔字母非常相似。 之后我也要学习梵语。 我还要学习另外一种方言，爸爸把这一方言叫做标准德语，他把它翻译成“高地德语”。 高地德语具有旧时风韵，具有城墙环绕的城镇风韵，在这座城镇里，建有木制吊桥，桥头守护着圆锥顶的双子塔楼。在这些城镇的城墙内，居住着身穿黑袍、已经谢顶的、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们夜以继日，坐在连唯一的窗子也关严了的小屋里，借着烛光或油灯光阅读、研究与写作。我会像他们那样：小屋，格构式窗，夜晚的烛光，书桌，一堆堆的书，静谧。 书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房间的面积。房间并不大。在这个房间里，在一排排的图书之下，是我父母的床。夜晚，他们把它拉开，睡在上面，早上，又像合上一本书那样把它合上，床垫收了回去，于是它就变成了一张绿面沙发。沙发上有五个绣花靠垫，我在指挥巴尔·科赫巴50武装冲向朱庇特神庙脚下、制伏罗马帝国时，把它们当做五座山丘。还有一次，它们代表着俯瞰通往内盖夫的山丘，或者是我穿越七大洋抵达南极洲去追捕的鲸鱼。 在沙发和爸爸的书桌之间，在书桌和咖啡桌以及两只柳条凳子之间，在它们和妈妈的摇椅之间，分布着运河或海峡，它们在摇椅脚下的小地毯上汇聚起来。这样的家具布局给我提供了迷人的机会来部署舰队或陆军，发动在密集的建筑群内突围、侧翼包抄的行动、袭击、埋伏和顽强的抵抗。 爸爸把牛皮纸包放到一个他巧妙选定的地方，放在一排译成波兰文的世界文学精品图书中央。这一系列图书拥有浅棕色的封面，因此纸包混在书里，几乎看不到。就像一条真龙，身处长满龙一样参天巨树的热带雨林里。他一遍遍向我和妈妈重复他的警告：不许摸，不许靠近。整座图书馆从此禁止入内。如果有人需要一本书，也许要有劳自己向他发出请求。（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应该承认，妈妈也许会犯下错误，或在擦拭灰尘时忘记她在做什么，可是我呢？我对整座图书馆了如指掌。我可以指出每一分部、每一地区，以及秘密所在。我几乎可以像爸爸一样找到所有的东西。犹如一只小黑豹，身处在它出生和成长的那座丛林里。）我决定并不抗议：等到早晨八点，他们二人都会出门，我将是整个王国的最高指挥官。包括龙的领地。包括龙本身。 第18章 第二天早晨，房门刚在他们身后关上，我便向那个书架靠拢，站在离它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没有触摸。我尽量弄清楚纸包是否散发出微微的化学气味，至少是隐隐约约的气味。但是周围只有图书馆的气味、民用胶水的气味，以及旧日岁月的灰尘气味。我回到厨房，收拾起早上的剩饭。我清洗过碗碟，把它们放在那里晾干。我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关上百叶窗和窗户，免得夏日的炎热泻进房间。而后，我开始巡查从门口到藏匿地点之间的位置，来来回回，地下室里的黑豹。我无法完全回到直到昨天我还一直致力于制订的攻击政府机构的计划中去。那个棕色纸包，伪装成波兰文版文学精品，无辜地睡在书架上，犹如某种潘多拉的盒子令我着迷。 开始，那诱惑微弱而羞羞答答，几乎不敢向我暗示我真正需要什么。但是逐渐，它变得比较大胆，比较明晰，舔噬着我的凉鞋尖，轻挠我的手掌心，肆无忌惮地召唤我，恬不知耻地拉我的衣袖。 诱惑犹如打喷嚏，没有任何来由，鼻子底下隐约有不舒服的感觉，而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直至无法遏制。诱惑通常始于小型巡查，查看地表、模糊而不明确的激情的某些微小涟漪，在你还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时，便开始感到内心世界逐渐发热，就像你打开电炉，电热丝还是灰的，但电炉已经开始发出阵阵噪音，而后它微微发红，而后红色越来越深，很快便愤怒地燃烧起来。你被一种鲁莽的神志不清左右着：怎么了？究竟怎么回事？干吗不？会有什么损害？犹如你的内心深处响起某种朦胧、猛烈而恣意的声音，劝诱你，祈求你：来吧，干吗不？就把你的指尖放在极为靠近秘密纸包的包装纸那儿，就感觉一下，不要触摸，就用接近手指甲的皮肤毛孔感觉一下里面会散发出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它是热的，还是冷的？是轻轻震动的吗，像电一样？实际上，干吗不？究竟怎么回事？摸一摸，就摸一下，又会有什么损害？轻轻地？极其迅速地？毕竟，这只是外包装，是中立的，和任何其他包装纸一样，坚硬（还是柔软？）、光滑（还是有点粗糙，就像台球桌面上的绿色台面呢？）、平坦（或者不完全平坦，也许有些看不到的隆起，给你的手指某种无法想象的暗示？）。摸摸又有何妨？非常轻，似摸非摸。就像你正在感觉写着“油漆未干”的长凳或者栅栏。 事实上，也许不止是摸一下：小心翼翼地戳一下？温柔地。就像医生的手轻轻地触摸腹部，弄清楚什么地方疼痛，软软的还是硬邦邦的。或者像一根手指仔细地摸一个梨，熟了没有？硬的？快要熟了？事实上，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一会儿又有什么错？就十秒钟，或者不到，只是在手里掂一掂？检查一下它是轻还是重？密集还是硬挺挺的？是部辞书，还是像平装期刊？还是像包在稻草或棉花或木屑中的易碎玻璃物品，因此你可以透过柔软的包装感觉到包装材料的柔软和物品本身的坚硬？也许它装满了不活跃的比重大的下垂物质，就像装满铅的盒子？也许证明它是某种毛皮似的物质，透过棕色的包装纸，回应并顺从你的手指，在你双手间弯曲，像床垫、泰迪熊、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是触摸的暗示，用指尖轻吻，只是薄雾般的暗示，嘴唇般的暗示，只是一丝轻抚，似抚非抚，而后轻轻一戳，非常迅速，非常轻微地缩回来，就像这样，于是你既可以感受到纸包的两面，又可以用手指触碰黏乎乎的包装纸。究竟是什么？干吗不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在怀里抱上一刻，犹如一个战士运送在战场上受伤的一位同志？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心不要撞着家具，不要击打它，不要让它从你的怀中滑落。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忘记哪面在上。记住要用手绢，免得留下手印，而后换掉手绢，以防吸收了什么蒸发物。 显然，包裹凉凉的，非常坚硬，长方形，与包在纸里的一本书一模一样，光滑但并不容易滑落。它也重重的，似乎像一本厚书：比词语索引要轻，但是比报纸要重一点。 这样，我希望，就结束了。我自由了。诱惑拥有了它的猎物，现在可以离去了，心满意足了，我终于可以回去工作了。 我错了。 恰恰相反。 犹如一群猎狗闻到了血淋淋的肉香，尝到了肉味儿，变成了群狼，我把纸包放回原处十分钟之后，诱惑又意想不到地从无保护的侧翼袭击了我。 把本·胡尔招来。让他到这里来。 把我们正在藏有东西的秘密告诉他。如果他不相信，我就给他看纸包，让他目瞪口呆，因此我终于有一次亲眼看到豹子表面的冷漠变成了目瞪口呆的惊愕。那双恐怖的、通常懒得张开的薄嘴唇，会在惊奇中张大。随即，东宫事件犹如在喷薄的阳光中消散的晨雾，将逐渐消失。我会迫使他发誓，永远不要泄露看到了什么。即便是对奇塔。不管怎么样，只许他看一眼纸包，而后他必须立刻忘记看到了什么。 可是他不会忘记。永远不会。这样，在日后笼罩着我二人会遭受监禁威胁的阴影中，我们会再次由一种敞开心扉的牢固友谊绑定。就像大卫和约拿单。我们会一起暗中刺探情报，搜集秘密材料。我们甚至一起跟随邓洛普军士学习英语，因为掌控了敌人语言的人，也掌控了敌人的思维方式。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近乎无法忍受的感觉：在这个家里，整个上下午，只有我一个人统治着在表面无辜、隐藏在那个书架上世界文学精品中的纸包里安睡的肆虐台风。 不。本·胡尔不可能来。我一个人做。不用他。 临近中午时，新的、疯狂的诱惑突然出现，犹如雷暴在我腹胸中翻卷：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下。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均取决于你的心愿。带上这个特殊的纸包。你可以把一个与它一模一样的纸包，用一样的纸包起来的一本书，放到它在文学精品书架上的位置上，谁都不会知晓。即便爸爸也不会。 你作为人之子，拿起这一具有破坏性的装置，放进书包，径直带到政府机构。将其和电线一起安装在停车场里最高指挥官的车子下面。不然就站在大门口等候，等他出来，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要不这样：耶路撒冷的希伯来青年把自己炸死，以便唤起世界的良知，抗议对他家园的蹂躏。 不然纯真地请求邓洛普军士把礼物带到刑事调查部长官的办公室。不行，他本人可能会被炸，或者受到牵连。 不然我可以将其安装在我们火箭的顶端，威胁说，如果不解放耶路撒冷，就把伦敦从地图上炸掉。 不然就根除本·胡尔和奇塔。他们会知道的。 如此这般，直至一点钟，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诱惑扬起了它恶毒的头。它如同鼹鼠，钻入我的体内，盲目地啃噬我。（我在字典中查到，希伯来语中专门有形容这一吮吸的词语，哺乳的诱惑，摆脱限制，屈从于罪孽的召唤，这就是“诱惑”。就像“煽动言论”与“吸入”之间横亘着的十字架。） 这一诱惑残酷地抓住我不放，牵动着我的心，并通过肋骨牵动着我的膈膜，渗透到我最隐秘的部位，可怕地坚持、恳求，讨好地示意，小声说出滚烫的承诺，令人惬意的邪恶的甜蜜，我从未品尝或只在梦中品尝过的秘密快乐。 干脆把纸包留在世界文学精品当中。一根手指头都不碰。 出去。锁上家门。径直去东宫。 如果他不在那里，那么就算了。那是一个征兆。但如果他在那里，也是一个征兆，我得继续下去。会是这样的征兆，令人反胃的甜蜜将会泛滥并成型。 告诉他我们家里藏了什么。 问他该怎么办。 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诱惑。 快到四点钟的时候，有那么一刹那，我险些要出发了。 但是我想方设法抗拒。我没有去东宫，而是吃了冰箱里的一个肉丸、一些豆子，还吃了两个土豆，都是冰凉的——我没耐心把它们加热。接着，我在外面关上父母的房门，又在里面关上自己卧室的房门，没有躺在床上，而是躺在床和衣橱之间那牢房般大小的冰凉地面上。借着透过百叶窗渗漏进来的梯形阴影般的长条光线，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书。这本书我已经了解了，它写的是麦哲伦和达·伽马，群岛，峡湾，火山，茂密的林地。 第19章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恐惧的苦痛：仿佛一个冰凉的钢环紧紧绕住我跳荡的心房。一大早，报童已送过报纸，可送奶的还没来，破晓的鸟鸣声声，一辆带喇叭的英国装甲车沿街行驶，把我和大家都吵醒了。他们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广播，六点半开始宵禁，解禁时间另行通知。如果发现有人外出，他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光着脚，眼皮还黏在一起，爬到了父母的床上。我感到僵冷，不是因为寒冷，而是被鬼魂附身者的预言攫住：他们会发现。很快。多可笑的藏匿地点。根本就不是什么藏匿地点，只是一个浅棕色的纸包插进了一排封面略浅的书中。它又厚又宽又高，因而在书中显得突出，就像用粗布把自己装裹起来的歹徒，挤进了修女的队伍中。爸爸、妈妈会被关进俄罗斯庭院，或被带到阿卡监狱。他们甚至可能会被流放到塞浦路斯、毛里求斯或厄立特里亚，也可能被带到塞舌尔群岛。“放逐”一词犹如匕首刺穿了我的胸膛。 我孤零零一人在家里做什么，正如我所知，这个家很快就会由小而舒适变得大而邪恶，一夜夜、一周周、一年年，孤零零一人在家，孤零零一人在耶路撒冷，完全孤零零，因为我的祖父母（父母双方的）、姨妈和伯伯们都被希特勒杀害了，等他们到了这里，会把我从放笤帚的柜橱里那可怜的藏身地点拖出，把我也给杀了。醉醺醺的反犹英兵，或是好杀戮的阿拉伯帮。因为我们是少数，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始终正确，但我们始终是少数，四面受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邓洛普军士除外？你去他那里刺探，从他那里窃取秘密。叛徒，叛徒。命该如此。） 我们三人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直到传来爸爸平静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绘出常识的圆环。 “报纸。我们还有三十二分钟。我确实有时间去取报纸。” 妈妈说： “请待在这里。不要去。” 我支持她，尽量让声音更像爸爸，不像妈妈： “真的不要出去，爸爸。为取报纸而冒险确实不理智。”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仍然穿着蓝色睡衣，后开口的黑拖鞋，不以为然地微笑着，好像他为我们在丛林中猎取狮子后归来。他把报纸递给妈妈。 我帮他们折起床，床一合拢，就立刻伪装成了诚实的沙发。它没有什么可疑的，甚至不要想象它有完全私密的内在空间——隐藏起来的床垫、枕头、床单和睡衣。听都没听说过。 我把五个靠垫摆放在沙发上，完全等距离。我也把自己的床收拾好。我们还草草洗漱，穿衣，把一切收拾停当，整理桌布，甚至把妈妈的便鞋塞到沙发底下，自始至终，遵守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协议，谨防看纸包的方向。由于某种原因，纸包在夜里决定自己要引人注目。它突出地站立在波兰文的世界文学精品中央，就像中学里早上点名的笨拙士兵。就在妈妈要整理花瓶里的花，爸爸正更换书桌上吸墨台里的报纸，让我去厨房布置桌子时，传来了敲门声。爸爸立即回应，讲的也是英语，也彬彬有礼： “请等一下。” 他开开门。 我吃惊地看到他们只有三个人：两个普通士兵（其中一人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因此半边脸是红的，像屠夫的肉），一个窄胸、瘦长脸的年轻军官。三个人都身穿长短裤，卡其色的袜子与短裤在膝盖附近几乎交会。两个士兵手持冲锋枪，枪管冲着地面，仿佛低垂着眼帘，确实不光彩。军官拿着一把手枪，也把枪口朝下；手枪看上去与邓洛普军士的手枪一模一样。（也许他们是他的熟人或者朋友？要是我立刻告诉他们我是邓洛普军士的朋友会怎么样？他们会放弃搜查，甚至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那样我们就能和他们说话，最终让他们睁眼瞧瞧他们使我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爸爸在说“请进”时，带着尤为明显的殷勤。瘦军官惊诧片刻，仿佛爸爸的殷勤把搜查这户人家变成了极其粗鲁的行动。他为这么早就来打扰我们请求原谅，解释说，不幸的是，他有责任迅速查看一下，弄清一切是否正常。他不假思索地把手枪放回枪套，扣上扣子。 他方和我方都有片刻的踟蹰，不清楚接下来做什么。在检查之前，他方和我方还需说什么吗？ 当俄巴迪亚大街诊所里的格里皮尤斯医生给我体检时，她总是难以找到恰当的词句让我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妈妈和我会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她鼓起勇气，用带德语口音的粗哑希伯来语说：“请脱下所有的衣服，只是不需要脱内裤。”她说内裤时，显然局促不安。仿佛她觉得应该有不太丑陋、不太尖锐的词汇。（实际上，我想她是对的。）建国不久，格里皮尤斯医生爱上了一个美国盲诗人，追随他去了塞浦路斯。三年后，她孑身归来，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诊所，只是模样有些变化，平添几分苦涩与瘦削。尽管她实际上没有消瘦；也许是人缩了，枯了。但正如我以前所说，没有规则我就无法生活，甚至无法入睡。因此，格里皮尤斯和她的美国盲诗人，她从法马古斯塔带回的长笛，她有那么两三次在早晨吹出的奇怪曲调，她的第二任丈夫，一个甜食进口商兼抗遗忘专利的发明者，还有形容身体私处和内衣细目的词汇是否合适等整个问题，得留待另一个故事。 军官恭敬地对爸爸说话，就像一个学童对老师说话： “请原谅。我们要努力快点，但同时我恐怕必须请你们不要离开这里。” 妈妈说： “我可以给你们倒杯茶吗？” 军官充满歉意地说： “不，谢谢。我在上班。” 爸爸用希伯来语，用他那镇定、得体的口气，抗议说： “你太敬业了。不必这样。” 从职业角度看，搜查并没有赢得我的认可。（我已经偷偷地慢慢向前走了四五英尺，走到门厅，我在那里可以观察到家中的大部分。） 士兵们仔细查看我的床下，打开我卧室的壁橱，把衣架推向一边，挨个戳弄挂着衬衣和内裤的衣架，扫视厨房，草草看过洗手间，出于某种原因集中查看冰箱，上上下下查了个遍，敲打两处墙壁，同时，军官检查爸爸挂在墙上的地图。脸上有烧伤的士兵在门厅找到个松动的衣钩，查看它的松动程度，直到军官气冲冲地说，如果再不小心，就会把衣钩弄坏了。士兵顺从地不再管它。当他们都走进我父母的卧室时，我们跟了进去。军官显然忘了我们应待在门厅一角。图书馆之大显然令他吃惊，他犹豫着问爸爸：“请原谅，这里是学校吗？还是一个宗教膜拜的场所？” 爸爸忙不迭地主动予以解释，做导游。妈妈轻声对他说“不要忘乎所以”，但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教书育人的热潮左右着，开始用英文解释： “这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图书馆。目的是为了搞研究，先生。” 军官似乎不明白。他礼貌地询问爸爸是书商，还是装订工。 “不，是学者，先生。”爸爸用他那俄式英语一个音节接一个音节地说，又补充说，“历史学家。” “有意思。”军官说，他脸上泛起红晕，似乎受到了训斥。 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自尊，也许想起了军衔和任务，他坚定地重复： “很有意思。” 而后，他问是否有英文书。他的问题冒犯了父亲，但也刺激了他，好似把点燃的弹药扔到了篝火上。傲慢的军官一箭双雕，既伤害了爸爸身为图书收藏家和学者的自尊，又伤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民族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位自负的异族人是否想象他正在马拉延村的某个土著陋舍，还是在住满乌干达部落人的茅屋？ 立刻，爸爸充满激情，热情洋溢，如同正在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辩护。爸爸拉出一本又一本英文书，大声宣布书名、出版日期和版本，将书一本接一本地塞进军官的怀抱，就像在聚会上把相交已久的客人介绍给一位新客人。“拜伦，爱丁堡版。弥尔顿、雪莱和济慈。这是乔叟的加评注版。罗伯特·布朗宁，早期限量版。莎士比亚全集，约翰逊、斯蒂文斯和里德版。这里，这个架子上的，是哲学家的所在。这是培根、密尔、亚当·斯密、约翰·洛克、贝克莱主教，还有无可比拟的大卫·休谟。这是豪华版的——” 军官打消了疑虑，有点松懈，时不时鼓起勇气伸出谨慎的手指，轻轻摸摸这些同乡们的衣装。与此同时，爸爸洋洋自得地在客人和书架之间来回奔走，从这儿、那儿拿出越来越多的书送到他手里。妈妈站在沙发旁边，一次次不顾一切地做怪相，试图向他示意，再过一会儿，他会亲手给我们带来灾难。 无济于事。 爸爸什么都忘记了。他忘记了纸包，忘记了地下工作，忘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忘记了那些世世代代起来反抗我们要把我们消灭的人，忘记了妈妈和我。他被带入了无法想象的布道者般的迷狂状态：英国人基本上是文明而有道德准则的人，如果爸爸能够设法最终使英国人相信，我们，他们的臣民，在这里，在帝国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受苦受难，我们确实是了不起的、有知识、文明、读书、热爱诗歌和哲学的民族，那么英国人会立刻改变想法，解除所有的误会。而后，他们和我们将无拘无束地相对而坐，得体地谈论一切，谈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有那么一两次，军官试图插嘴问问题，或者只是想离开，继续执行公务，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侃侃而谈的爸爸。他对世界充耳不闻，继续以狂热者的激情，展示他神殿里的宝贝。 瘦子军官只好时不时地嘟囔着“当然”，不然就说“真有意思”，好像他被迷住了。过道里的两个士兵开始窃窃私语。脸上有疤痕的那个家伙傻乎乎地盯着我妈妈。他的朋友也咯咯笑着挠痒痒。而妈妈本人抓住窗帘的下摆，手指绝望地从一个皱褶移向另一个皱褶，把一个个皱褶拉平、揉捏、展开。 我呢？ 我的责任是找到一个秘密方法，警告正在把英国军官逐渐引向致命书架的爸爸。但是我怎么才能做到呢？我所能做的，至少是不往那个方向看。突然，牛皮纸纸包屈从于变成叛徒的冲动。它开始使自己惹人注目，在一排书里很突出，就像乳牙中长出了一颗犬齿，在颜色、高度和厚度上都与其他牙齿大相径庭。 诱惑突然间又把我攫住。就像在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雷鸣般的《圣经》课上偶然发生的那样，先是胸口有点感觉，喉咙发痒，微不足道，它微微动了一下，便停下来，又微微动了一下，开始强烈起来，按住闸门。我白白地又努力坚持了一分钟，又坚持了一秒钟，闭紧双唇，咬紧牙关，绷紧肌肉，但是笑声爆发了，犹如瀑布，滔滔喷涌，因此我不得不冲出教室。那天早晨搜查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不是发笑的痒感，而是背叛的痒感。诱惑。 就像你打喷嚏时的感觉，先是从大脑中流出，挤压鼻子底下，导致眼睛流泪，即使你试图将其压下，也显然没有希望，它注定要发生。于是我开始引导敌人接近地下组织让我们藏起来的纸包，纸包里显然包着希伯来原子弹的爆炸设备，它具有一种潜能，使我们长此以往摆脱永远做狼群中羔羊的无助命运。 “很温暖。”我说。 接着： “非常温暖。”“有点凉了。”“不冷不热。”“又冷了。”“结冰了。” 又过一会儿： “变暖了。越来越暖。热了。快要燃烧了。” 我无法解释。即便今天。可能是某种模糊的渴望，注定发生的事情终将发生。就像悬在我们头顶上的石头将停止晃动。就像拔掉一颗智齿。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因为它难以忍受。 然而，责任感占据了上风。我没有脱口说出我的热和冷，只是在心里说，在两片闭紧的嘴唇背后说。 英国军官轻轻地把堆在他怀里、几乎碰到下巴的书山放到咖啡桌上。他谢了爸爸两遍，因为不愉快的恼人之事向妈妈再次致歉，低声呵斥一个正在用手指摸墙上地图的士兵。当他们离开时，当他们走出房门，而房门还没有在他们身后关上时，他转身看着我，突然朝我挤挤眼睛，好像要说： “我们有什么办法？” 他们走了。 两天后，全面宵禁解除了，又一次只施行夜间宵禁。谣言四起：在维特金家里，是巴克莱银行的维特金，他们找到了装满子弹的手枪弹盒。据说他们把他铐上送到了俄罗斯庭院。牛皮纸纸包两天后从世界文学精品中消失。它蒸发了。书架上不再有缺口。一切就像一场梦。 第20章 我已经说过上了锁的盛药抽屉，以及妈妈在地下工作中的角色。在施行夜间宵禁期间，当我在枪声或隆隆爆炸声中醒来时，我有时会努力不让自己再次睡着，即便恢复了沉寂。我紧张地躺在那里，希望听到窗外人行道上传来的急匆匆的脚步声、挠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说话声、咬紧牙关遏制下去的疼痛呻吟声。我的责任是不去了解谁负了伤。不看、不听，甚至不去想象备用床垫夜晚在厨房的地上摊开，黎明前夕消失。 整个夏天我都在等待。没有受伤的战士前来。 还有四天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就要开始上七年级了，我父母去特拉维夫参加一个纪念他们故乡城市的晚会。 妈妈说： “好好听着。雅德娜主动来这里过夜，照顾你，因为我们要在特拉维夫留宿。你要乖啊。别讨人嫌。帮助雅德娜。吃光放在你盘子里的东西。不要忘记，世上还有孩子正在死去，如果他们吃了你剩在盘子里的食物，就可以再活上一个星期。” 人的肚子里有个科学尚未发现的小槽，我的大脑里，心房里，膝盖上的所有血液都流进那个小槽，化作海洋，像海洋一样咆哮。 我扯着嗓子回答，把桌上的报纸叠成两折、四折、八折。 “没事的。你们去吧。” 我试图再对折一下，但没有成功。 折叠报纸时，我问自己科学是否找到了一种方法，如果科学尚未找到，我自己是否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找到这种方法，让人二十四小时踪迹皆无。完全消失。不存在。但不只是留下空缺，比方说，就像星际空间；而是消失，但人还要继续待在这里，观看并倾听一切。充当我，并充当影子。待在这里，但人又不在。 因为我单独和雅德娜在一起时该怎么办？我怎么对待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又是在我们家里？我应该要她原谅我吗？在搞清楚（你怎么搞清楚，傻瓜？）她是否看到并注意到有人从大街对面的房顶瞧看她之前，或之后？如果她看见了，她是否注意到那个人是谁了？我是否真的需要坦白？如果需要，我怎么才能让她相信那只是个突发事件？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我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窥淫癖，人们看见他待在居住区的房顶上，大家悄悄议论，一连几个月也没抓到他。我看她时（只有一次！十秒钟！），我没有想她的身体，而是在想英国占领者的阴谋。那只是个突发事件。（那是什么？我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看见。黑糊糊的小块，明亮的小块，又是黑糊糊的小块。）也许我可以对她撒谎。撒什么谎？怎么撒谎？从那儿以后我是怎么想她的？ 我最好闭嘴。 我们俩都最好假装没发生过那回事一样。就像我父母在搜查时只字不提藏在这里的纸包之事。就像他们对许多事只字不提，那些沉默犹如叮咬。 父母三点钟出发，没有放过从我这里攫取一连串的承诺：记住，要注意啊，别忘了，一定，无论如何，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这样。他们离开的时候说： “冰箱里装满了食品，别忘了告诉她东西放哪儿了。好好的多帮忙，别讨人嫌。尤其要记住，跟她说我们房间里的沙发已经给她放成了床，跟她说在厨房里给她留了个条子，冰箱满满当当。你十点钟之前睡觉，记住用两把钥匙把前门锁好，提醒她关灯。” 我独自一人。我在等候。我上百次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悠，查看一切是否收拾停当，是否恰到好处。我怕，然而有点希望她忘记了要来这里的承诺。不然就是她在宵禁之前没能来成，整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而后，我从衣橱里拿出妈妈的针线筐，缝衬衣上的一个扣子。不是因为扣子掉了，而是因为扣子松了，我不想让它正赶上雅德娜在这里时掉下来。而后，我把用过的火柴收起来。为节约起见，我们把用过的火柴放在新火柴旁边的另一个火柴盒里，重新使用：从普赖默斯便携式煤油炉借火点燃煤油灶，反之亦然。我把用过的火柴藏在调料的后面，因为我怕雅德娜会看见，认为我们穷，或小气，或不怎么讲卫生。而后，我站在衣橱后面的立式穿衣镜前，吮吸樟脑球的淡淡气息，衣橱里总是弥漫着樟脑球的气味，令我联想到冬天。我往镜子里看了一会儿，试图一劳永逸地做出决定，如同爸爸所要求的，客观地决定，自己长什么模样。 我是那种面色苍白的孩子，瘦削，棱角分明，面部表情多变，眼神焦虑不安。 那是叛徒的模样吗？ 还是地下室里的黑豹的模样？ 一想到雅德娜快长大了，我便感到心痛。 如果她真能了解我，她也许会意识到我只是个被困在多话孩子壳内的孩子，但从那里面，隐约显现出—— 不，最好到此为止。“隐约显现”51这个词就像挨一嘴巴那样使人痛苦。我应受这样的惩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造成雅德娜今天晚上给我一嘴巴，我也许真的会好受些。但愿她忘了，但愿她永远不会来，我想。我跑去偷看——不是偷看——从卫生间窗户的一角看看，因为你从那里差不多可以看到街道拐角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既然来到了卫生间，我便决定洗洗脸和脖子，不是用我和爸爸用的普通肥皂，而是用妈妈的香皂。接下来，我把头发用水浸湿、梳理，把头发的分缝整理得更加挺直，而后我用纸扇着脑袋，迅速把头发吹干，因为如果雅德娜刚好在这时候来了该怎么办。我意识到，我只是为她才把头发浸湿的。我还剪了剪指甲，不过我星期五才剪过指甲，只是出于安全起见，可是我后悔了，因为指甲看上去像是被我咬过的。 我等到差九分钟七点。宵禁就要开始了。从那儿以后，我有几次在等候女人时，思量着她们是否会来，如果她来，我们会做什么，我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该对她说些什么，但是所有的等待也不如那一次，当雅德娜险些不出现的时候那么紧张和残酷。 我刚刚写下“等候女人”几个字，因为雅德娜那时快二十岁了，而我只有十二岁零三个月，只是占她年龄的百分之六十二，换句话说，我们之间隔着她年龄的百分之三十八，正如我用铅笔在爸爸书桌上的一张卡片上所计算的那样。时钟已经接近七点，宵禁就要开始了，我已经说服自己就这样了，没希望了，雅德娜把我忘了，理由充足。 我做了这样的计算：再过十年，当我二十二岁零三个月时，雅德娜就三十岁了，我的年龄只是她年龄的百分之七十四，当然比眼下的百分之六十二要好，但还是挺糟糕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之间的差距会逐渐变小（按百分比计算），但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渐渐减少的差距将会减少得越来越缓慢。就像一个筋疲力尽的马拉松运动员。我连续算了三次，每次差距减少得越来越慢。在我看来，既不公平又不合逻辑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我以百分之十的速度迅速地接近她，而后，当我们人到中年或老年时，我们之间的百分比差距会像蜗牛蠕动一样减少得非常缓慢。为什么？逐渐减少差距这一过程本身是否最终会完全终止？永远终止？（自然法则。没事。我懂。当妈妈给我讲述蓝色百叶窗的故事时，她说，过去，自然法则迥然不同。很久以前，地球是扁平的，太阳和星星围绕地球运转。现在只剩下月亮围绕我们运转了，谁知道有朝一日那个法则是不是也会被废除？它证明，一般情况下变化总是朝坏的方向变化。） 我算出，当雅德娜一百岁时，我将会是九十二岁零三个月，我们之间的百分比差距会降低为不到八。（与今天晚上的三十八相比，这并不坏。）但对于一对老人来说，减少我们的年龄差距又有什么用？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关上书桌上的台灯，打算把草稿撕碎，扔进马桶，而后拉动铁链。既然又来到了卫生间，我决定刷牙。从现在开始，我将是个安静、直率、有逻辑性，尤其是勇敢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最后一刻发生了奇迹，即便宵禁马上就要开始，雅德娜也终于出现了，我会简明扼要地向她直说，我为楼顶上的事情感到抱歉，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永远不会。 但是我怎么能呢？ 差五分七点，她来了。她从安吉尔面包房里给我们拿来了新烤的面包卷，她在那里当店员。她身穿一条夏天穿的不带袖的浅色连衣裙，上面绘有仙客来图案，裙子正面是一排大扣子，犹如小孩把光滑的卵石排开。她说： “本·胡尔不想来。他不说是怎么回事。普罗菲，你们之间怎么了？你们又吵架了吗？” 所有流进肚子小槽里的血喷涌出来，热乎乎地涌向脸庞和耳际。即便我自己的血液也背叛了我，在雅德娜面前让我难堪。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血同他最为亲近的呢？现在就连我的血也背叛了我。 “不是私人争吵，而是决裂。” 雅德娜说： “啊。决裂。普罗菲，每当你使用那样的词语时，听着就像‘战斗锡安之音’广播。哪里是你自己的词语？你没有自己的词语吗？你从来就没有吗？” “你瞧。”我非常严肃地说。 过了一会儿，我重复道： “你瞧。” “没什么好瞧的。” “我想让你知道，这和你弟弟无关，而是原则问题——” “行啊，没事。原则问题。如果你愿意，我们过会儿将讨论地下工作的决裂范围和原则问题。但不是现在，普罗菲。”（地下工作？！我们的事情她知道多少？谁胆敢告诉她的？不然就是她的猜测？）“一会儿再说。现在我饿死了。我们来做个疯狂的晚餐。不要光是色拉和酸奶。要比较刺激的东西。”她把厨房仔仔细细查了个遍，查看碗橱和抽屉，扫了眼锅碗瓢盆，检查冰箱，查看调味品和佐料，审视两个煤油炉。而后她思忖片刻，朝自己发出各种模糊的声音，姆姆姆，噢夫，啊哈，而后，仍然沉浸在思考中，像制订作战计划的将军。她指挥我开始准备一些蔬菜——不，不是那里，这里——西红柿、青椒、洋葱，这么多就行。接着，她把菜板放到台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屠夫用的大刀，发现冰箱里有妈妈给我们留的鸡汤，就盛了一杯。而后她把鸡肉切成小块，用炒锅把油烧热。她把我给她准备的蔬菜放在滴水板的一角。当油开始冒烟时，她在里面煎了些蒜片，把鸡肉炸得两面焦黄，直至鸡肉、大蒜和热油的混杂气味儿让我嘴里口水直流，让我的硬腭、喉咙和胃急迫痉挛。 “你们家怎么没有橄榄？我不是说罐子里的橄榄，傻瓜，那种蔬菜橄榄。你们家怎么没有烂橄榄，就是让你有点发醉的那种？当你找到真正的橄榄时，给我拿些来。你甚至可以在半夜里把我叫醒。”（我确实找到了一些。许多年以后。但是我不好意思半夜把橄榄给她送去。） 当她断定鸡丁已经到了火候，就把它们从炒锅里倒出，放到盘子里，接着她把炒锅洗净晾干。 “等等，普罗菲，”她说，“拿住了。这只是序曲。同时，你怎么不布置桌子呢？” 而后，她把锅里的一些油加热，把飘着蒜香的鸡丁放在一边，煎了一些刀功精美的洋葱。洋葱在我目不转睛的凝视下变成了金色，又变成了焦黄色。她加了放在滴水板上的西红柿和胡椒，又在上面撒了些剁碎的欧芹，边炒边加进一些原料。很快，我的灵魂痛苦地预见到了那令人愉快的味道。我觉得等不及了，哪怕一分钟、一秒钟、喘一口气的工夫。可是雅德娜笑了，告诉我不要碰面包卷，什么也不要碰。破坏胃口会很可惜的。你怎么啦？怎么那么着急？忍着点。她把鸡丁放回锅里，在油里翻炒，直到骨头都进味了，直到那时，她才把一杯鸡汤倒了进去。她等着开锅。 经历了七十七年的痛苦，缓慢得如同熬煎，直等到忍耐到了极限，并且超出极限，直等到趋于绝望，直等到心灵在呜咽，汤汁才开始冒泡、烧开，油开始噼啪作响。雅德娜关火，撒些盐，还有一撮黑胡椒末。接着她盖上锅盖，留条小缝，让挑逗性的蒸气冒出来。鸡汤沸腾时，她加了些土豆丁，还加了些甚至更小的红辣椒丁。她坚决地等到鸡汤蒸发掉，只剩下神圣的浓汁拥抱着炒鸡丁。鸡丁似乎长上了翅膀，变成一首赞美诗、一个梦想。浓郁的味道从厨房飘出，犹如狂暴的聚众闹事者，侵占了各个角落，令整座房屋震惊。自打房子建成后也没有闻过这样的气味。 与此同时，渴望、预料和饥饿的痛苦一起燃烧，吞噬着不断冒出的唾液。我给我们俩布置好桌子，像爸爸、妈妈那样面对面坐着。我决定把我平时的位置空出来。在布置桌子时，我通过眼角看到雅德娜正在抛动炒锅里的鸡丁，提醒它们别忘了自己是谁，尝尝调味汁，调调佐料，用勺舀到染上了一层奇妙的亮晶晶的黄铜色或古金色的食物上。她的胳膊、肩膀和整个身体在连衣裙里活生生地舞动，受到我妈妈围裙的保护，好像她在摇动鸡丁时，鸡丁也在摇动她。 吃饱后，我们相对而坐，捏甜葡萄珠儿吃，而后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半个西瓜，又一起喝了咖啡，尽管我诚实而勇敢地告诉雅德娜他们不许我喝咖啡，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 雅德娜说： “他们不在。” 她还说： “现在抽支烟。只是我抽。不是你抽。给我找个烟灰缸。”可是没有烟灰缸，不可能有，因为在我们家禁止吸烟。一向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吸烟。就连客人也禁止吸烟。爸爸从根本上反对吸烟的想法。他还强烈地主张客人应遵守主人家的规矩，就像一个游客身处异邦。爸爸用他所喜欢的一句谚语来支撑自己的主张，这则谚语讲的是在罗马的行为之道。（多年以后，我第一次访问罗马时，吃惊地发现那里到处是烟鬼。可是爸爸说到罗马，一般指古罗马，而不是当今存在着的罗马。） 雅德娜抽了两支烟，喝了两杯咖啡。（只给我喝了一杯。）抽烟时，她伸出双腿，把两只脚放到我的椅子上，那把椅子今晚空着。我决定有责任立即起身，收拾饭桌，把剩下的食物放回冰箱，洗刷碗碟。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把垃圾拿到外面，这是因为宵禁。 谁曾经整个夜晚独自和一个姑娘待在一套房子里，而外面正值夜间宵禁，所有的街道空无一人，整座城市遭到了封锁，当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人可以打搅你之际，当深沉而广阔的岑寂薄雾般笼罩着夜空之际？ 我站在厨房的渗水槽前，用钢绒把炒锅底擦干净。我背朝雅德娜，但我的灵魂却恰恰相反（背朝渗水槽和炒锅，心却冲着雅德娜。）我闭紧双眼，冷不丁地迅速地说，就像吞下一颗药丸： “不管怎么说，我为那次的事感到抱歉。楼顶上的事。它不会再发生了。” 雅德娜对着我的后背说： “肯定会发生。还有就是怎么发生。只是别像上次那样方法拙劣了。” 一只苍蝇落在杯子边上。我希望能够和它调换一下位置。 而后，还是在厨房（雅德娜把她的碟子当成烟灰缸），她要我向她解释，概括地说，我和她弟弟在吵什么。对不起，不是吵，而是决裂。 我有责任保持沉默。即便遭受酷刑，也要保守秘密。我在许多电影中看到，女人怎样从加里·库珀甚至道格拉斯·范朋克52等非常坚强的男人那里套取秘密的。在《圣经》课上，吉鸿先生以牺牲他的夫人为代价说：“参孙遭到了毁灭，因为他陷入了一个邪恶女人的魔爪中。”你可以想象，我在电影中看到男人不能自持，开始向女人泄露秘密，总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后，一直义愤填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那天晚上，我也不能自持，仿佛从我体内又长出了另一个普罗菲，开始神志不清、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圣经》中所描绘的，“大渊之泉都裂开了”53。这位另一个普罗菲开始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我无法阻止他，尽管我尽我所能请求他打住，但他只是耸耸肩膀，取笑我：反正雅德娜已经知道了，她明确地说“你们的地下组织”，本·胡尔是叛徒，你我一清二楚。 这位出自体内的普罗菲对雅德娜没有丝毫隐瞒。地下组织，决裂，火箭，妈妈上锁的抽屉和爸爸写的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标语，纸包，诱惑，引诱，乃至邓洛普军士的事。难道我处于亢奋状态是吃了雅德娜在她的炒鸡丁里撒的什么香精或麻药吗？要不就是吃了她那稀奇古怪的调味汁？要不就是喝了她又浓又苦的咖啡？电影《地下室里的黑豹》中的瘸侦探就是这样让人给服了麻醉药的。（可是他是次要人物。自然，他们没能给主人公本人服成麻醉药。） 如果她是双重间谍怎么办？要是她是由本·胡尔负责的内部安全和审讯的特别机构派来的怎么办？（出自体内的普罗菲嘲笑地说：“怎么着？男叛徒和女叛徒之间需要保守什么秘密呢？”） 雅德娜说： “可爱。” 接着又说： “你真是很特别，不管你描述什么，我的眼睛都会看到。” 她摸摸我的左肩膀，快到我的胳膊根了，又补充说： “别难过。只是静静地等待，不要巴结他。本·胡尔得回来找你，你想想没你的话，他还能控制谁？他只是要控制别人。他不先把别人控制了，夜里就睡不着觉。控制麻烦就麻烦在这里，你一旦开始控制，就不能真正结束。你不用担心，普罗菲，因为我觉得你不会这样。尽管控制可以传染。还有——” 她停下来，点燃另一支烟，微笑起来，不是朝我微笑，可能是朝她自己微笑，某种内在愉悦的微笑，一种不知道它存在已久的微笑。 “还有什么？”我壮着胆子问。 “没什么。地下组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提醒我一下我们在说些什么。我们不是说地下活动吗？” 正确的回答是：不是。因为在她点烟之前，我们在说控制欲。尽管如此，我说： “对。地下活动。” 雅德娜说： “地下活动。别管地下活动了。你最好继续学着偷看，只是要比上次聪明些。最好是，普罗菲，你不应该学偷看，应该学提要求。如果你知道怎么提要求，你就用不着偷看了。麻烦就麻烦在，除了在电影里，几乎没人懂怎样提要求。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他们不提要求，要么手脚着地求你，要么给你施加压力，要么欺骗。暂且不说猥亵地乱摸，这种做法在这里占大多数。也许你会。有朝一日。也就是说，也许有朝一日你将学会如何提要求。实际上，即使人们有时真的会发疯，为了这个小伙子、姑娘或爱情而死，也可能远远比不上为地下工作和救赎之类愚蠢的举动而死的人数。不要相信你在电影里所看到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要求各种东西，但方式不对。而后，他们不再提要求，只是付出与伤害。最后他们适应了，不再烦恼了，等这一切发生时，为时已晚。人生结束了。” “你不要个靠垫吗？”我问，“我妈妈晚上坐在厨房时，喜欢背后垫一个靠垫。” 雅德娜快二十岁了，仍然像小姑娘那样习惯于摆弄连衣裙的裙摆，好像她的膝盖是个婴儿，她得一遍遍地给它盖好，恰到好处，既不能盖少了，不然它会感冒，也不能盖多了，不然它不会有足够的空气呼吸。 “我弟弟，”她说，“你的朋友，永远不会有朋友。尤其不会有女朋友。只有臣民。还有女人。他会有很多女人，因为世界上到处是可怜的无耻之徒，拜倒在专横之人的脚下。但是他不会有女性朋友。给我倒杯水好吗，普罗菲？不要从水龙头那儿接，从冰箱里拿。实际上，我并不渴。你将有女性朋友。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不管人家给你什么，即使只给你一个面包卷，或者一张餐巾纸，或者一把茶勺，你的样子都像在接受一件礼物。好像发生了奇迹似的。” 我并不同意她所有的说法，但是我决定不争论。只有一点除外，是早些时候说过的，我绝对不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 “可是，雅德娜，你刚才说到地下工作，确实，没有地下工作，英国人不会让我们拥有土地。” 她突然一阵大笑，一阵咧开大嘴的悦耳笑声，只有喜欢做女孩子的女孩才有的笑。她试图用手赶走烟雾，仿佛在驱赶一只飞蝇。 “你又来了，”她说，“像‘战斗锡安之音’那样讲话。你不是地下工作者。你和本·胡尔，还有他叫什么来着，另一个，小猴子。地下工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危害性极大的东西。即便真的是别无选择，你必须去战斗，地下工作者也是极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卷铺盖回家。我只希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别后悔，痛悔。” 这些话在我看来非常危险，不负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话酷似邓洛普军士所说的，阿拉伯人是弱方，很快他们就会变成新的犹太人。雅德娜正在说的与他对阿拉伯人的见解有什么关联？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又有关联。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看不出这种关联，也生雅德娜的气，因为她说了最好秘而不宣的东西。也许，我有责任把这些想法告诉一位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也许告诉爸爸？告诫他们，因此那些需要了解的人们会意识到雅德娜有点轻浮。 即便我真的决定把雅德娜的话向人汇报，我也不要引起她的怀疑。 我说：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必须用武力把英国人赶出去。” “我们会的，”雅德娜说，“但不是今晚。看看时间，快十点四十五了。告诉我，你睡得沉吗？”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奇怪，甚至有点可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是的。不是。看情况。” “那么今天夜里，我希望你最好睡得沉。要是你真的碰巧会醒，我希望你开开灯，看书看到天亮。可是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因为一到半夜，如果有月亮，我就会变成大灰狼，或者更确切地说变成一个吸血鬼，我已经贪婪地吃了上百个像你这样的孩子。所以，不管你干什么，夜里都不要开门。你保证。” 我做了保证。信誓旦旦。可是加重了疑虑。我决定尽量不要睡觉。我想不睡觉肯定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喝了咖啡，家里又四处飘着香烟味，还有就是雅德娜说的我坚强的一面，以及其他怪事。 在走廊里，我洗漱完毕，正要和她道晚安时，她突然伸手摸我的头。她的手不软不硬，和我妈妈的手完全不同。她抚弄了一会儿我的头发说：“你好好听着，普罗菲。你跟我说的那个军士，似乎真的很好，他竟然连孩子都喜欢，但是我认为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他是个自我克制的人。至少从你的描述中，他是这样。顺便说一句，因为人家都叫你普罗菲，那是教授一词的缩写，你干吗不真的开始做个教授，而不去做间谍或是将军？半个世界都是间谍和将军。你——不行。你是个擅长言辞的孩子。晚安。跟你说，我觉得真的不错，即使我没有交代，你也把所有的餐具都洗了。本·胡尔只有索取了贿赂，才肯洗碗。” 第21章 可是，那天夜里我为什么把卧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上？即便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得而知。我现在甚至比那时更知之甚少。（关于不知，其方式与程度多种多样。就像窗子，不但可以开，可以关，还可以半开，或一部分开，其余部分关，或可以只开一条缝，或外面被百叶窗遮盖，里面拉上厚窗帘，或甚至用钉子钉死。） 我锁上房门，边脱衣服，边下定决心丝毫不去想墙那边的雅德娜。她此刻也许正像我一样脱下衣服，一颗接一颗地解开她那浅色无袖连衣裙上光滑的圆扣子。我打定主意干脆不去想那些扣子，既不去想靠近她喉咙的最上边的一颗，也不去想靠近她膝盖的最底下的那颗。 我拧亮床头灯，开始看书，但是有点难以集中精神。（“你不应该学偷看，应该学提要求。”她那么说是什么意思？还有“你是个擅长言辞的孩子”！可是怎么会这样？她真的没注意到我是地下室里的黑豹吗？） 我放下书，关上灯，因为快半夜了，但是，没有睡意，却思绪联翩。为把思绪驱走，我再次拧亮床头灯，拿起了书。于事无补。 那个夜晚深沉而广阔。没有一声蟋蟀的唧唧声扰乱宵禁。听不到一声枪声。逐渐，书中的潜水艇变成了烟雾潜水艇，在飘动的雾堤中缓缓行驶。大海柔和而温暖。后来，我变成了山中的孩子，在群山中用一块块雾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棚屋。突然小屋边上出现了某种咬噬或锯切的痕迹，如同鲸鱼搁浅，在多沙的海底抓挠自己。我试图让它安静下来，嘘嘘嘘的声音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开着灯睡着了，梦中的嘘嘘声还没有停止。依然在继续。 我立即坐到了床上，像盗贼那样警觉和谨慎。没有死亡挣扎，没有鲸鱼；这是我整个夏天一直等待的夜间挠门声。非常轻，但急促而执意的抓挠声。肯定是来自外面，来自前门。是受伤的地下战士，也许正在流血。我们必须给他包扎伤口，让他躺在厨房里的备用床垫上，他必须在黎明之前上路。爸爸呢？妈妈呢？他们睡着了吗？他们听到紧急挠门声了吗？我该把他们叫醒，还是自己去开门？他们不在家。他们出去了。雅德娜在这里，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不离开自己的房间。记得有一次，在我十岁那年，她擦净并包扎了我的伤口，我后悔为什么另一只膝盖没一起受伤。 接着传来了脚步声，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跑。插销砰的一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窃窃私语。更多的脚步。现在厨房方向传来快速而低沉的说话声。划火柴声。水龙头的短促的流水声。还有从我床的位置上，不易辨别出来的其他声音。继之又是完全柔和的宁静。这一切只是场梦吗？还是相反，我有责任起床，不遵守诺言，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宁静。 虚无缥缈的脚步。 突然厕所里的水箱响了。而后水声轻轻，顺着墙上的管道奔流。接着又是模模糊糊的声音，光着脚丫经过我房间的门口，这肯定是雅德娜和她受伤的战士在悄悄说话：“等一下。别出声。等等。”接着从我父母房间传来刺耳的声音。在搬家具吗？抽屉？突然传来憋住的笑声，也许是呜咽声，好像在水中。 当我身为受伤的地下战士躲避紧急搜捕时，我是否有精力放声大笑，就像这个伤员，在为我清洗伤口，用火烧火燎的液体救治，用绷带紧紧包扎的时候放声大笑？ 我怀疑自己不会。与此同时，墙那边的大笑变成了呻吟，一会儿之后，雅德娜也呻吟起来。接着又是更多的声音和窃窃私语。接着又安静下来。许许多多的黑暗过去之后，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稀稀落落，好像它们也累了。也许我该睡觉了。 第22章 背叛的本质并不在于叛徒突然起身离开关系密切的信仰阶层。只有肤浅的叛徒才那么做。真正具有较深渗透力的叛徒就在内部，在心脏的中央。最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最与大家合得来的人，最有可能背叛。一个和芸芸众生一样的人，甚至比芸芸众生更为芸芸众生的人，一个真正爱他正在背叛的人的人，因为没有爱怎么会有背叛呢？（我承认，这是一个属于另一个故事的复杂事情。一个真正有布局能力的人会抹去这些话，或把它们转到适当的故事里。然而，我不抹去这些话。如果你愿意，可以跳过去。） 那个夏天就要结束了。九月初，我们就开始上七年级了。新的阶段开始了，我们试图用一只空油桶造一艘次大陆潜水艇，它能够自由地穿过地壳下面浩瀚的熔岩，它可以从那里不宣而战，从地下、从地基下，摧毁整座城市。本·胡尔被任命为潜水舰舰长。像平时一样，我是他的副手、发明家、首席设计师，负责航海。奇塔·莱兹尼克当军需官，收集了十多码旧电线，还有线圈、电池、开关和绝缘胶带。我们计划乘坐我们的潜水舰航海，抵达伦敦皇宫底下的某个位置。奇塔还有个更进一步的私人目的，使用潜水舰抓住他那每隔两三个星期轮流和他妈妈相守的两个父亲，把他们带到荒岛上。他爱妈妈，也尊重妈妈，希望她过得安生，因为她在年轻时是布达佩斯的著名歌剧演员，现在却患上了忧郁症。（有人在墙上用红颜料写道：“奇塔一定非常开心——多数孩子只有一个爹。奇塔的妈妈更开心——她先跟一个男人，又跟另一个男人。”奇塔用指甲刮蹭这些话，用肥皂擦洗，在上面涂颜料，无济于事。）在《圣经》课上，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给我们讲巴比伦畜生怎样征服耶路撒冷和我们的圣殿，把它们夷为平地。通常他以牺牲妻子为代价开玩笑：如果吉鸿太太那时住在耶路撒冷，巴比伦人一定九死一生。他抓住时机解释“九死一生”这个表达方式。 妈妈说： “我们那个慈善学校里有个孤儿，叫亨利埃塔，五六岁的样子，长了一脸雀斑。她突然开始叫我妈妈，不是用希伯来语，而是用意第绪语，‘妈咪’，告诉大家我是她妈妈。我难以决定如何是好。是告诉她我不是她妈妈，她妈妈死了？可我怎能让她妈妈死两回呢？还是不做出反应，等她缓过神来？可是其他孩子嫉妒又怎么办？” 爸爸说： “挺难的。从道德角度看。怎么做都会有人痛苦。想想我的书：谁会看呢？都没生命力了。” 我在东宫没找到邓洛普军士。节日过后，我又去找了他三次，还是没能找到他。即使秋天来了，低垂的浓云笼罩着耶路撒冷，让我想到世上并非只有夏天，想到潜水舰和地下战士，也仍然没有找到他。 我想，也许他已通过复杂的密探和双重间谍网络发现我背叛了他。我和雅德娜说了他的事，她那天夜里说给了她受伤的战士，他说给了地下组织，他们也许把他绑架了。或者相反，也许在我们见面时，刑事调查部的人跟踪我们，邓洛普军士因为叛变而遭到监禁，也许因我之故，他被逐出他所挚爱的耶路撒冷，被放逐到某个遥远的帝国哨所，到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也许是乌干达或坦噶尼喀？ 给我留下了什么？只有一本他送给我的希英对照的袖珍版《圣经》。我还留着。我不能把它带到学校，因为里面包括《新约》，吉鸿先生说《新约》是部反犹的书。（但是我看了，我在里面看到了叛徒犹大的故事。） 我为什么不给邓洛普军士写信呢？首先，他没给我地址。其次，我恐怕他接到了我的信，也许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们甚至会重罚他。再次，我得跟他说什么呢？ 而他呢？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因为他不能。毕竟，我连名字都没有告诉他。（“我叫普罗菲，”我对他说，“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并非完整的邮寄地址。） 你在世上什么地方，邓洛普先生，我腼腆的敌人？无论你到了哪里，在新加坡，还是在桑给巴尔，你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朋友代替我吗？不是朋友，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尽管那样描述并不对。那么该是什么？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直至今天，我仍无法向自己解释那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还记得我给你留的家庭作业？ 我能讲就讲。 我有两个熟人住在坎特伯雷。十年前，我给他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找到他。 没有结果。 近日，我将包个小包裹，自己带到坎特伯雷。我将从旧电话簿找起。我将在教堂寻找。我会在市政档案馆询问。警号4479。邓洛普军士，哮喘，喜欢说长道短，一个脸色粉嘟嘟软绵绵的歌利亚54。一个孤独、和蔼的敌人。信仰先知的人。信仰征兆和奇迹的人。如果某种奇迹出现，斯蒂芬，这本书落到了你手里，请给我写几个字。至少给我寄一张带图片的明信片。两三行字，用希伯来语，或用英语，你随意。 第23章 九月，搜查更加频繁了。还有监禁和宵禁。在奇塔家发现了手榴弹用的控制杆，他的一个爸爸被带去盘问了。（另外一个当晚出现。）我们老师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又在课上诋毁巴比伦人，也表达了他的疑虑：先知耶利米在战争和围困期间所言是否符合先知的身份？在吉鸿先生看来，当敌人兵临城下时，先知的职责在于唤起民众精神，团结普通百姓，把愤怒倾泻到城墙外面的敌人身上，而不是倾泻到城中的教友身上。尤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先知不可伤害皇族和民族英雄。可是先知耶利米是个忧思深重的人，我们必须努力理解并原谅他。 妈妈让两个孤儿在我们家待了几个星期。他们是偷偷移民来的，一个叫欧莱格，另一个叫赫希，可是爸爸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叫茨维和埃伊尔。我们在我的卧室里给他们放上备用床垫。他们有八九岁，然而他们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我们错把他们当成兄弟，因为他们都姓布里恩（爸爸给改成具有希伯来化特征的巴昂）。可是结果发现他们不是兄弟，甚至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他们是敌人。然而，他们的敌意静静地显露出来，没有暴力，甚至没有词语。他们不懂希伯来语，好像只能用另一种语言说一点话。尽管他们相互憎恨，但是他们夜里睡在床垫上，蜷缩在一起，就像一对幼犬。我努力教他们希伯来语，从他们那里学点我无法识别、迄今也无法解释的东西。不过我知道，对那些事，那两个孤儿比我要懂得多上千倍，比多数成年人还懂。节日之后，一辆小卡车把他们拉走去了一个拓荒者青年村。爸爸把我们家的箱子送给他们，妈妈往里面装上我穿着已经小了的衣服，让他们两个穿，不要为此打架。妈妈抚摸着他们因怕长虱子一度被剔光的脑袋。当他们相互挤在卡车里面的一个角落时，爸爸对他们说： “你们的人生开始了新篇章。” 妈妈说： “来看我们啊。备用床垫永远给你们留着。” 是的，我跟父母说了雅德娜的事。我非说不可。即他们去特拉维夫的那个夜晚，雅德娜睡在他们房间，后半夜，来了个伤员，雅德娜给他包扎伤口，天亮之前他悄悄离开我们家走了。我什么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看见。 爸爸说： “嗬，我的基内雷特，你在那里呢，还是在做梦？55” 我生气地回答： “我没有做梦。是真的。这里有个伤员。我很遗憾跟你们说这些，因为你们就知道笑话我。” 妈妈说： “孩子说的是实话。” 爸爸说： “真的吗？如果这样，我们应该和那位年轻的女士谈谈。” 妈妈说： “实际上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爸爸说： “但肯定是辜负了信任。” 妈妈说： “雅德娜不是小孩子了。” 爸爸说： 56可是这个孩子还是孩子，而且是在我们床上。谁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游民？无论如何，这事我们以后得说的，就你我二人。至于你，阁下，”他说，“现在立刻回你房间，继续做作业。”这不公平，因为爸爸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一放学就做作业，那是头等大事，有时甚至顾不上吃冰箱里的东西。但我活该，因为我跟他们说雅德娜和伤员的事也不公平。可另一方面，我又怎能不说呢？我不是在履行责任吗？第三。第四。不该说的我都说了，该说的却没说。因此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一次我也是从里面反锁上房门。我拒绝开门，直到第二天早晨几乎就没搭理过他们。即便他们敲门。即便他们威胁说要惩罚我。即便他们真的担心了。（我很过意不去，但不动声色。）即便爸爸在墙那边，故意抬高声音对妈妈说： “没关系。没那么可怕。摸黑想事情伤不着他。”（他这么说是对的。） 那天晚上，我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饥饿，然而骄傲而愤懑。我这样想：除了解放故乡、地下工作和英国人之外，世上当然还有其他的秘密。被卡车带走变成拓荒者的赫希和欧莱格，也许真的是一对兄弟，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装作素不相识，装作敌人。或者，与之相反，他们素不相识，但有时装作兄弟。人需要观察，保持沉默。任何事物都有某种影子。也许连影子也有影子。 第24章 那个夏天过了不到一年，英国人离开了我们的土地。希伯来国家成立了。建国的那个夜晚，阿拉伯军队从四面八方攻打它，但是它进行战斗，打赢了。从那以后，它一次次战斗，又一次次赢得了胜利。我妈妈，曾经在哈达萨医院学习护理，在设于施伯莱特报摊旁边的急救站照顾伤员。夜晚，派她给死者家属下死亡通知，和她一起的还有年轻的玛格达·格里皮尤斯。在和伤员与死难者打交道的空当，她住在慈善学校，照顾她的孤儿们。夜里，她在储藏室的一张行军床上睡两三个小时。她几乎就不回家。在战争期间的几个月，她开始抽烟。从那以后，她一直抽烟，表情有点苦涩，好像香烟让她反胃。爸爸继续创作标语，可是现在他也给战斗部队起草宣言和传单。他还参加了一个速成班，学习使用迫击炮。他抬起眼镜腿儿，让眼镜斜着，这样镜片就有点低了。他认真负责地、符合逻辑地、准确无误地拆卸、上油、重新组装国产迫击炮。他严格地拧紧一个又一个螺丝钉，仿佛正在为他的书加个至关重要的注释。本·胡尔、奇塔和我装了几百个沙袋，帮助挖战壕。在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受到外约旦王国猛烈炮火袭击的日子里，我们猫腰从一个阵地跑向另一个阵地，传递情报。一颗炮弹把一棵橄榄树拦腰炸断，掀掉了西诺皮斯基兄弟中弟弟的头，当时他正和哥哥坐在橄榄树下吃沙丁鱼。战争结束后，哥哥搬到了阿富拉，杂货商店由奇塔的两个爸爸共同掌管。 记得十一月末的那个夜晚，收音机中宣布联合国在美国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决定让我们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即使是个分成三块的小国。爸爸凌晨一点钟从布斯泰尔博士家回来，他们都聚集在那里听收音机宣布联合国的投票结果。他弯下腰，用温暖的手抚摸我的脸庞。 “醒醒。别睡了。” 说着，他掀开我的被单，和衣上床躺在我身边。（他总是极其严格地主张，人不能穿平时的衣服上床。）他默默地躺了几分钟，仍然抚摸我的脸庞。我几乎不敢呼吸，突然他开始说起以前从未在家中提及的事，因为那是禁忌，说起我一直知道禁止问起的事情。你不可以问他，不可以问妈妈，通常，我们有许多事情，说得越少越好，事情也就了结了。他用忧伤的声音给我讲起他和妈妈在童年时代住在毗邻波兰的一个小镇上的情形。住在同一街区的恶棍们凌辱他们，野蛮地殴打他们，因为犹太人都很富有、懒散和狡猾。他们有一次在班上剥光他的衣服，是在健身房，是用暴力，当着女孩子的面，当着妈妈的面，笑话他受了割礼。他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爷爷，后来被希特勒杀死的祖父，身穿西装、佩戴丝绸领带前去向校长告状，可是他离开时，恶棍们把他抓住，也用暴力剥光了他的衣服，是在教室，当着女孩子的面。依然用一种忧伤的声音，爸爸这样对我说： “但是从今以后，将会有个希伯来国家。”他突然拥抱了我，不是轻轻地，而是热烈地。我的手在黑暗中打到了他高高的额头上，我的手指碰到的不是眼镜，而是泪水。我从来没看到爸爸哭过，无论在那个夜晚之前还是之后。实际上，即便那时我也没有看到，只有我的左手看到了。 第25章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它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它留下了融进痛苦和些许欢笑、悔恨、惊奇的记忆。煤油车上午从我们身边经过，卖煤油的坐在车上，手里轻轻晃动着马缰绳，摇动着手里的铃铛，向他那匹老马唱起绵延悠长的意第绪语的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杂货店里帮工的男孩有只奇怪的猫，总是跟在他的身后，与他寸步不离。拉扎鲁斯先生，柏林来的裁缝，一个不住点头、不住眨眼的人，疑惑地摇摇头。谁曾听说过有忠心耿耿的猫？他说也许那是盖斯特，精灵。未婚的玛格达·格里皮尤斯爱上了一位美国诗人，追随他去了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几年后她回来了，携带着一支长笛。有时我会在深夜醒来，听着笛声，心里某个声音在悄悄地说，永远不要将其忘记，这是本质，其他的东西只是影子。 对于确实发生的事来说，其反面是什么？ 妈妈曾说：“已发生的事的反面是没发生的事。” 爸爸说：“已发生的事的反面是将要发生的事。” 十四年后，有一次，当我和雅德娜在加利利海岸、太巴列的一家小鱼馆里不期而遇时，我向她发问。她没有回答，而是爆发了她那灿烂的笑声，那笑只属于喜欢做女孩子的女孩，她完全懂得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已经注定了的。她点上一支烟，回答说：“已发生的事的反面，是如果没有谎言和恐惧就可能发生的事。” 她的这些话把我带回到那个夏末，带回到她的竖笛声中，奇塔的两位父亲，奇塔母亲去世后他二人继续住在那里，拉扎鲁斯先生，他在楼顶喂养母鸡，几年后决定再婚，给他自己做了套深蓝色的三件套西装，邀请我们大家吃素食，但那天晚上，在婚礼和宴席之后，突然起身跳楼，警号4479，还有地下室里的黑豹，本·胡尔以及我们从未发射到伦敦去的火箭，还有蓝色的百叶窗，它或许如今依旧在溪水上漂流，做着圆周旅行，回到了磨坊。之间有什么联系？难以说明。那么故事本身呢？我讲这个故事，是否把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抑或与之相反，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把他们给背叛了？ 窗子背后的女人 ——阿摩司·奥兹在2007年度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辞 康慨　译 如果你买一张票，旅行到另一个国家，你会想去看那里的纪念碑、宫殿、广场、博物馆、山水，以及历史遗迹。如果你很幸运的话，还可能有机会同当地人民交谈。然后你带着一大堆照片或明信片，回返家中。 但是，如果你读上一本小说，就能真正地获得进入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最隐秘之地的门票。读外国小说，就好比是得到造访别族家庭，以及别国私宅的邀请。 如果你只是游客，你会站在旧城的某条街上，仰望一座老宅，你看见有个女人，正从窗户里凝视着你。然后你便走开了。 但如果你在读书，就也能看见那女人，看见她从自己的窗口向外观望，可是，你会和她做伴儿，在她房里，在她心中。 读外国小说时，你能真切地得到邀请，进入别人的内室，进入他们的儿童房、书房，进入卧室。你会受邀进入他们内心的悲伤，进入他们家庭的欢乐，进入他们的梦想。 这便是我相信文学乃人类沟通之桥梁的原因所在，我相信好奇能够成为一种道德力量。我相信，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对他者的想象，不仅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商人，或是更好的情人，还能成为更好的人。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悲剧，部分是由于我们有太多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无力去想象对方。真切地想象对方：那种爱，极度的恐惧，愤怒，激情。在我们中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某些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他们都曾被欧洲过去的暴力之手，以粗野和蛮暴恶待。阿拉伯人——经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羞辱。犹太人——经历了歧视、迫害、驱逐，以及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有人或会认为，这样两个受害的族群，尤其是两个被同一施暴者加害的族群，或会生出团结之心。唉！同途殊归，兄弟阋墙，小说里如此，生活中亦如此。有些最惨烈的冲突，的的确确发生在同一施暴者的两个受害人之间；同一个暴力父亲的两个孩子，未必能生出兄弟之情。他们往往以施暴的父母看待对方。 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状况正是如此。阿拉伯人将以色列人视作现代的十字军，白种的、殖民的、欧洲的延伸，而许多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角度，也将阿拉伯人看成我们过去的压迫者，大屠杀和纳粹的新化身。 这种状况让欧洲背负上了一种解决以阿冲突的特殊责任：欧洲不应对哪一方横加指摘，而是要对双方均投入更多的情义、理解和扶助。你们已经没有要么支持以色列，要么支持阿拉伯的选择了。你们只能支持和平。 那窗子里的女人，也许是纳布卢斯的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她也可能是特拉维夫的一个以色列犹太妇女。如果你们想在这两扇窗、两个女人之间帮助达成和平，最好多读一读她们。读小说吧，亲爱的朋友们。小说会告诉你许许多多。 这恰恰也是两个女人互相阅读的时刻。终于可以去了解，是什么让窗子后面的那个女人害怕、愤怒，或满怀着希望。 我不会对你们妄言，今晚读小说，今晚就能改变世界。我对你们说过，我也一直相信的是，读小说是理解所有窗子背后所有女人的最佳途径之一，当长日将尽，当和平危在旦夕。 我要向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的评委们致谢，你们授予了我这个高贵的奖项。谢谢诸位，对所有人道一声：“Shalom”57。 以写作寻求心灵宁静 ——奥兹访谈（节选） 采访时间：2007年8月26日晚。地点：北京长安大戏院。 钟志清（下简称钟）：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你曾经向我谈起过你自幼便梦想有朝一日走访中国，现在你已经梦想成真，脚踏中国的土地，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阿摩司·奥兹（下简称奥）：我首先告诉你我为什么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我自幼读了许多描写中国历史的书，那些书中充满着对那个遥远而陌生国度的描述与想象。尽管它们未能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中国画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一片神奇而奇妙的土地。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第一篇课文中写的便是，有一个人住在非洲，去中国寻找神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中国则是神灯之邦，如果你想寻找神灯，就要去往中国。当然，从那时起，我也渴望了解认识中国，渴望有朝一日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度。而今，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梦想真正化作了现实。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我对中国的感受，因为我刚到中国几个小时，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愿望要去了解中国。 钟：在你描写童年的作品中，曾提及为中国的苦力而吃饭，那就是你幼时对中国的想象吗？ 奥：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到处是古老的宫殿，到处是琼楼玉宇，田野里稻菽滚滚，苦力们拖着一桶桶水。之所以出现苦力这一意象，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很小时就不断地警告我，你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因为世界上有贫穷和困苦，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有饭吃，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所以我必须为了中国的苦力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 钟：与你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同？ 奥：对，欧洲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本人出生在以色列，但我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欧洲犹太人，热爱欧洲。他们虽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便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土地，但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极强的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已经听到脖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声。我闭上双眼，便可以看到打着赤脚的牧鹅女。而中国是个遥远的所在，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钟：因此欧洲文化在你幼时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奥：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充满了矛盾。我父母崇尚欧洲文明，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欧洲并未以爱来回报这些犹太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逐出欧洲，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因为倘若他们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出欧洲，就有可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丧生。这种经历使之对欧洲的情感颇为矛盾，既思念欧洲，又怨恨欧洲，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类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后者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钟：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奥：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钟：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奥：是的。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我自己所成长的以色列文化环境在我的创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钟：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奥：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钟：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奥：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在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钟：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奥：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晚上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 钟：安德森之后，契诃夫的世界又将你深深地吸引，阿格农等希伯来语大家也使你获益，请对中国读者具体谈谈他们对你的影响。 奥：契诃夫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琐事的伟大意义，教会我如何含着微笑描写令人伤心的生活。我的祖母曾经说过，当你哭尽了眼泪之后，就不会再有眼泪了，那么就开始微笑吧。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含笑运笔，描写人生的悲怆。诺贝尔奖得主阿格农教给我如何运用反讽艺术手法，他是一位讽刺大师。在描写严肃的生活事件时，往往以某种戏谑的方式，妙趣横生，余味无穷。别尔季切夫斯基教我挖掘人性深处，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 钟：许多人，包括批评家，都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身为男性作家，你为什么如此了解女人？” 奥：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我不是女人，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女人；我不信教，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信教人的心理；我三十岁时，也是这样想象并猜测老人。无论在喝咖啡，还是在沙漠中漫步时，我都在想象。就像你在我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自幼就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身处何处，都像做间谍。想探测别人的生活与心灵。 钟：你的母亲对你整个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奥：对。我母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启迪我的奇思妙想。而她的自杀，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写作也是一种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我想很多作家会对此产生共鸣。 钟：我还想请你谈谈《地下室里的黑豹》，为什么用“黑豹”来命名自己的作品？有评论家说，《地下室里的黑豹》一书就像一个仓库，几乎涵盖了你所有作品中的主题，对此你有何看法？ 奥：“黑豹”主要来自书中孩子的幻想。我同意那位批评家的说法，《地下室里的黑豹》几乎囊括了我所有的东西。小说既描写了信任与背叛这一主题，也描写了战争时期的爱，写了友谊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