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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勇之家
作者：简·斯楚瑟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专栏连载，于1937至1939年陆续刊于泰晤士报。1939年首次成书出版。起初的专栏内容为密涅瓦夫人的生活随想，灵感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生活和经历，营造出少为外界侵扰的一幅幅家庭喜剧画面。随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与到来，外界的黑暗与可怖缓慢地进入了密涅瓦夫人的生活，一切都变了 本书于1942年被美国米高梅公司改编成电影，并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导演在内的6项奥斯卡大奖（第十五届）。 

前注


  
罗伯特·麦斯通·格雷汉姆（本书作者之子，注于2001年）


  
本书中的文章首次刊登在《泰晤士报》上，于1937-1939年期间连载。


  
1939年由伦敦的Chatto and Windus出版社首次出版成书。


  
1940年由Harcourt Brace出版社在美国纽约首次出版。


  
1942年以来，陆续在加拿大、丹麦、挪威、瑞典、日本、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匈牙利、墨西哥、古巴和阿根廷翻译和出版。


  
1942年米高梅公司以书中人物为原型拍摄了著名的战时电影。

关于1989年于伦敦Virago出版社 出版的《忠勇之家》


  
人们以为他们了解密涅瓦夫人，因为他们看过电影，但是真正的密涅瓦夫人并不是葛丽·亚嘉逊——她同样可爱，但要更有趣得多。真正的密涅瓦夫人更像她的创造者——化名“简·斯楚瑟”的乔伊斯·麦斯通·格雷汉姆，一个诗人、《笨拙周报》的诙谐散文作者、三个孩子的母亲。


  
读者们可能记得电影一开场，密涅瓦夫人在对要不要买下那顶昂贵又夸张的帽子几经挣扎后，她下了公共汽车，冲回商店。这大致是基于书里的一个事件改编的。密涅瓦夫人确实为买某样东西犹豫不决，她确实下车，急匆匆跑过拥挤的街道去看它是否还在那儿。但那不是顶帽子，而是一本七先令六便士的绿色蜥蜴皮记事本，这更符合真正的密涅瓦夫人的性格，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记事本必须令人全年愉悦。有些琐碎的物件因为和自身极度亲密的关系而重要非常，记事本就是其中之一。而她第一次花了三先令九便士买的沉闷的褐色小牛皮那本无法做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葛丽·亚嘉逊扮演的角色和简·斯楚瑟创造的人物之间的区别了。


  
简·斯楚瑟1901年出生，本名为乔伊斯·安斯特拉瑟。她的母亲伊娃·安斯特拉瑟女爵士是一位作家，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前线送书而受封为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家里人都叫她爵士奶奶。简的父亲哈利·安斯特拉瑟是圣安德鲁斯自治市的自由党议员。（为了避免与同为作家的母亲和婆婆产生混淆，J.安斯特拉瑟改名简·斯楚瑟）。


  
她在白金汉郡的惠特彻奇度过了童年，驾驶小型马拉的双轮轻便马车、骑侧鞍；去艾因赛德小姐那里学习，和未来的太后在同一间教室，还曾把太后的辫子浸到墨水里。她像太后一样也只有五尺高一点，漂亮迷人，有一双纯净的蓝眼睛。她儿子杰米说她这一生每个月都会有人爱上她。1923年，她嫁给了劳合社的一位经纪人——安东尼·麦斯通·格雷汉姆。


  
麦斯通·格雷汉姆是苏格兰的一个古老家族。每年夏天，连同总是抱怨的保姆们在内的四个家庭组成的家族都会在佩思郡祖父母的巨大石制建筑群——卡尔特曲黑相聚。那里有一个草地网球场和十一个内勤人员，在那里可以钓鱼、射击，孩子们可以进行冒险活动，还可以爬树屋、玩猜谜游戏；下雨的日子，有家庭管弦乐队，还可以用巨型装扮橱的衣服乔装打扮。一个典型的玩笑是打扮一个逼真的假人，让它在厕所坐着，然后就有一连串的人打开门，说“哦，对不起”。


  
家族里有十一个孩子：十个男孩，只有简的女儿珍妮特一个女孩。她看到他们就像《蓬头彼得》里的孩子，就用西莱尔·贝洛克《警世故事》的风格写了一本《现代蓬头彼得》，一个孩子一首诗。比如：野蛮对待家庭女教师玛琳斯派克小姐的《残忍的麦克和鲁莽的约翰》；还有凝视霍里杰橱窗里的漂亮衣服太久而变成蜡像的《珍妮特》。这些诗刊登在《笨拙周刊》上，其插图作者是也曾为《小熊维尼》和《柳林风声》绘制插图的欧内斯特·谢泼德。后来，这些诗出版成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麦斯通·格雷汉姆家族的全体成员都会参加晚上的猜谜游戏和简喜欢的纸笔游戏：故事接龙、报纸文章、周末清单、字典游戏、电报游戏，以及残忍柯林斯。在残忍柯林斯这个游戏里，大家要比赛看谁能写出最有礼貌却又最无情无义的感谢信。


  
他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那种在家庭轶事中繁荣发展的家族，这些轶事通常围绕着姑妈们。比如，伊丽莎白姑妈就因为她荒唐的用词错误而闻名：“我必须为乌托邦[1]的饥荒捐些钱。”还有“哦，那个男孩儿很坏，他真是个掉下来的孩子。”五个未婚的姑婆总有很多故事。就像密涅瓦夫人思考的那样“一代人中至少得有一个女儿不结婚，”“把姑妈这项职业发展成一种艺术。”


  
在伦敦，简和她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惠灵顿广场16号，紧挨着切尔西的国王大道。那时的切尔西并不像现在这样时尚，反而被认为有些俗气，但显而易见它就是密涅瓦夫人居住的那个整洁的灰泥广场。房子里有一间带舞台的娱乐室，舞台是在下面建车库时形成的平台，很适合他们做业余表演。家庭相册里还有一张1933年简扮演尼斯湖水怪的照片。


  
他们还租了位于苏克塞斯郡来伊市附近的首席海岸警卫官的小屋过周末。有时他们会把孩子留在那儿交给保姆照管，自己去当时还未成为旅游地的马略卡岛、安道尔和罗马尼亚进行冒险旅行。尽管他们在大萧条期间经常缺钱，但是简·斯楚瑟关于旅行的座右铭是“先预定，后担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简在《笨拙周刊》、《旁观者》和《新政治家》上刊登诗歌和文章，作为一名独具风格的作家崭露头角。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她曾以轻蔑的口吻谈及自己“一生中从未写出超过30行的诗，从未写出悲惨的哀伤的素材，只有爱和鲜花...”但实际上，她更喜欢写诗歌。她的抒情诗简洁明快，富有都市气息，充满了关于爱和失去、年轻与成熟的诗句，难忘又中肯。她在《在一个沉闷的聚会》开头写道“我最多能再活五十年”，又在结尾写道“那么，上帝啊！是怎样挥霍无度的愚蠢把我带到这里——呼吸陈腐的烟雾，喝着、聊着、想着索然无味的东西？”


  
《忠勇之家》创作的缘由是伊恩·弗莱明[2]的哥哥皮特·弗莱明邀请简活跃一下《泰晤士报》的法制版，他说那里充斥着关于啄木鸟和白鼬的文章。简当时已经在为泰晤士报写活泼轻松的社论。他请她写“过着平凡生活的平凡女人，和你自己很像的那种。”，不过他必定是知道的：她的生活方式，她准确的洞察力和她的才能远不普通。她把所有这些都转移到卡罗琳·密涅瓦身上。（密涅瓦是她从纹章图案上借来的姓氏：是一种装饰礼服的白色毛皮；而卡罗琳这个名字则逗弄人般地直到快要结束才出现。）文章每隔几周就会刊登出来，并且立刻获得了成功。人们会写信给密涅瓦夫人；简·斯楚瑟徒劳地坚持说自己并不是密涅瓦夫人，她的孩子也并不是密涅瓦夫人的孩子。没人受骗。她的孩子杰米、珍妮特、罗伯特和维恩、朱迪、托比的年龄完全一样并且做了同样的事情。杰米记得就是他的鱼饵腐烂了，发出可怕的臭味，就像维恩在“斯塔灵思”做的那样。


  
1939年10月，就在战争爆发后，《忠勇之家》出版成书。不久之后，简带着她两个幼子去了美国，在那之前她就被邀请去做演讲，她的书成为了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精选书目和最佳畅销书。美国诗人和作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内特写到，这些散文“写得很美，美在形式、风格和文字的言浅意深……无一字不妥帖，如同被精心照料的花园里盛开的花朵。密涅瓦夫人还成功表现了温暖而智慧的迷人个性。”当时依旧是中立国的美国，被密涅瓦这个他们眼中的受战争影响的普通英国家庭迷住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告诉简·斯楚瑟，《忠勇之家》极大地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温斯顿·丘吉尔说《忠勇之家》对同盟国的贡献比一个小型战舰舰队还大。


  
在纽约，他们最初和瑞秋·汤森姨妈住在贝克曼街，后者理所当然地安排简列入纽约社会名人录；有左翼倾向的简对此很不高兴。之后她和两个孩子居住在中央公园的南侧。


  
她的女儿珍妮特·兰斯说简留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词——热情。小时候她有时会把自己的名字写成“Joyous”(意为欢乐的），“她全力以赴地生活，兴高采烈、充满能量而又优雅美丽。她热爱文字，会像一个蝴蝶爱好者一样去捕捉和审视它们。”（在密涅瓦夫人看来，文字“是唯一能捕捉情绪的网，是唯一能对抗遗忘的武器。”）


  
从《忠勇之家》的第一页就能看到显而易见的热情。她想，对生活的热情是“一个偶然得到的上天的馈赠...不可能习得，但谢天谢地，也几乎不可能失去。”雷恩-庞蒂菲克斯一家缺乏热情，每次被他们邀请用餐，她都会心情低落；而新的打杂女佣B太太，却充满热情，“总是愉快地大笑”。


  
写作时她抬着脚靠在沙发上，使用质量上乘的横格纸和镶金钢笔。在一个以“笔、墨、纸”为主题的演讲中，她说“天才可以在旧信封背面写作，但如果只是人才就需要钱能买到的最好文具”。但是在某项活动中发现她身影的情况则更为普遍。


  
她一会儿要学吹笛子和弹琵琶，学盖尔语或世界语，玩象棋，烘烤粘土刺猬。一星期后，又在制吉他，自学纸糊墙又或是在外赫布里底群岛采集植物。她在靠近来伊市的小屋后花园里建了一艘小船，我们被她的热情所感染，都参与进去。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记得有沉闷的时刻。


  
尽管“J in VBT”(joke in very bad taste)（粗俗笑话）和“J in WPT”(joke in worst possible taste)（最粗俗的笑话）是她非常喜爱的两个缩略语，但她一直都钟爱恶作剧。一次，为了证明上层阶级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的佣人，在卡尔特曲黑的餐会上，她假装生病，无法下来用餐，却在用餐期间打扮成一个女仆上菜，结果无一人识破，直到吃布丁时她坐在她丈夫的膝盖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在美国，她会把在大西洋海岸收集一口袋海贝散落在太平洋的沙滩上，说“他们会上当的”。


  
简·斯楚瑟的名字今天仍耳熟能详，这不仅仅是因为《忠勇之家》，还因为她写的赞美诗，特别是备受喜爱的《希望的主，喜悦的主》——经常在婚礼上演唱，并且成为洛克比空难追悼会上其中一首赞美诗——还有在学校很受喜爱的《古老故事》中的《当一个骑士赢得了他的马刺》。


  
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她根本不信教，除非被拽去，否则肯定不会想着去教堂。但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卡农·帕西·德瑞莫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要编辑一本可以比肩《古今赞美诗》的新的赞美诗集，便着手邀请一些他认识的有能力的诗人写一两首赞美诗。简写了十二首，证明了尽管她曾经对帕西·德瑞莫说“亲爱的帕西，别告诉我你真的信这些东西！”，但她仍可以在一个本质乐观的世界里表达自己的信念。


  
《每件事试两次》（一本她在《笨拙周刊》和《旁观者》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比《忠勇之家》早出版两年，书中充满智慧和机智）中最搞笑的文章之一是一篇关于去卡特莫尔太太的公司寻找新保姆的文章。“招聘：优质保姆。出生，而非制造；天生，而非训练。必须喜欢狗，能做太妃糖。泼妇和贵妇请绕道。”现实中，麦斯通·格雷汉姆家的保姆是活泼的安妮·古德小姐，她对简很忠心，直到孩子们长大才离去。简不让她穿制服，而且他们无视当时保姆要叫主家“珍妮特小姐”或者“罗伯特少爷”的习惯。


  
简曾要求珍妮特清理自己的床铺，它已经淹没在随意乱丢的衣服堆中。“但是妈妈，”珍妮特说，“你也不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简那颗十分公正的心让她无法进行反驳，“好吧，”她说，“如果我无法成为你光辉的榜样，就让我至少成为一个可怕的警示吧。”


  
在珍妮特看来，除了上层阶级背景，她完全不是“体面的，密涅瓦似的”，特别是她一点儿也不势力和古板。看过电影的人会猜想她属于穿着两件套毛衣佩戴珍珠项链的那种人，但密涅瓦夫人和简·斯楚瑟其实都并非如此。她们有时会对身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种共同的强烈愤怒。


  
在《忠勇之家》里她难掩对肯辛顿花园的“真正的乖孩子”的微词：在豪华的婴儿车里，被训练有素的保姆推着，“这些孩子拥有摇摆木马、绘有兔子的特制家具，以及配搭好的帽子和外套，他们的祖母还得在乡下有间别墅。”相反，简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一群更吸引人的孩子，他们住在广场后面一个叫做“抽水机巷”的贫民窟里：“这些孩子只有白面包和果酱吃，但却漂亮迷人并且违反常理的健康。”


  
她女儿说她并不太重视她继承的那些珠宝首饰，这就是她。1939年他们匆忙离开伦敦时，她只有一顿午饭的时间把珠宝包好放到银行。但当她听说迈拉·赫丝女爵[3]要在午饭时间于国家美术馆演奏巴赫时，她宁愿去听《耶稣我心所慕喜乐》。她说：“巴赫的作曲是如此的完美，不是吗？”那些没被放进银行的珠宝被偷了；但是她的孩子们都继承了她对音乐的热爱。


  
她的幸福婚姻像其它许多婚姻一样没能经受住战争的影响。托尼·麦斯通·格雷汉姆在第八军服役时被隆美尔的军队抓住，成为战俘。他们有五年没有见面。1947年他们离婚后，简回到纽约，并在第二年嫁给了她一生的挚爱阿道夫·普拉切克，一个博学的高个子维也纳人。他们在1938年的伦敦初次相见。当时，他逃脱了希特勒纳粹，而简在帮忙照顾难民。“道夫”拿着十先令和一个行李箱去了美国，最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艾弗里建筑图书馆的馆长，直到1980年退休。


  
密涅瓦夫人极具魅力，她对家庭生活、亲子关系和社会生活同样热情洋溢。甚至连在圣诞袜里装些小礼物都像写一首十四行诗那样，遵守严格形式下的适当限制。平凡的事情让她充满快乐：在街上捡拾被砍掉的悬铃树上断损的枝条，然后当它们在花瓶里生出新丫时，惊讶地注视；在一个射击聚会上与高傲无知又保守的上校对话——“谢谢上帝创造了上校们，密涅瓦夫人想；真是甜心，这么容易被取悦...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真正的英国好上校更让人省心了。”


  
密涅瓦夫人作为一个对生活心满意足的女人出现在本书的第一页。在经历了夏休的“脱轨”后，她重新回到了家；回到了她位于广场的整洁亲切的房子。楼上的休息室里茶已备好，小火团在明亮地燃烧，阳光涌入敞开的窗。她买了菊花。在她看来，十月才应当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份：“一月份那些费劲的事情不过徒有虚名罢了。”


  
密涅瓦一家的情况是：长子在伊顿公学读书寄宿，他们甚至不必亲自做早茶。每天早上快到九点时，车库的伙计会把车停到前门。周末他们会驾车去位于乡下的“斯塔灵思”别墅。当隔壁的小屋受到开发商的威胁时，他们也可以不费力地把它买下来。


  
即使我们不羡慕密涅瓦夫人舒服的物质生活，也会被她开放而丰富的心灵中蕴含的的雅致和幽默完全迷住。她写道“偷得浮生一日闲，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被家里的佣人环绕，她并不总是很忙，却仍始终如一地警示自己。甚至只是在泰晤士河堤上散步都让她的脑海中充满了“圣人眼中”的光景——她还就此写了一首诗，名叫《中世纪早期的警世通言》：感到和街上的每一个人融为一体，和画眉鸟、和拉货的马、和猫都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依靠密涅瓦夫人去看穿试图早早进行圣诞购物这一想法的荒谬。不可能，她宣称。“迫在眉睫的感觉就像经济困难的感觉一样，是无法人为制造的。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决定环游世界，他或许能得到很多，但却得不到贫穷的体验”。没有周围人群的热情感染，在一个半空的商店里进行圣诞购物就“和权宜下的婚姻一样无趣”。


  
这样的见解让书里的日常生活变得活泼有趣，使其不至于像《戴尔夫人日记》一样琐碎无意义。去看牙医，和女儿选娃娃，第一次乘坐飞机，八月驾车去苏格兰：新的念头涌入脑海。“你无法成功驾驭未来，除非在它旁边你总框着一小块属于过去的清楚影像。”


  
简·斯楚瑟喜好社交，但是，她笔下密涅瓦夫人驾车去乡下留宿时的希望——主人们能恰巧和她有共同的习惯，“讨厌用餐时间过长；走得太快或太慢；喜欢辩论、笑话和沉默但是讨厌找话题；并且意识到如果一天中没有一两段独处时间就像是不加冰的鸡尾酒”，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密涅瓦夫人对婚姻尤其有洞察力，她认为婚姻的最好状态是朋友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她断定婚姻就像一对尖端被绑在一起的新月；中间是“为幸福婚姻中必要的隐私或理解留出的”叶形空间[4]。克莱姆·密涅瓦是一个成功的建筑师，最新成果是万德互普的乡间别墅，同时也是个特别体贴、“通常没事也会找事做”的丈夫。密涅瓦夫人认为他们认识这么多夫妻都不相配实在是可气：“就像是一张唱片，一面曲子极其精彩，另一面却只是可有可无却又避无可避的凑数之作”。


  
在晚餐聚会上，捕捉到他的眼光，她想：“对她来说，有时婚姻最重要的似乎并不是它提供一个家，抚育了孩子，或者是她抵抗罪恶的良药，而仅仅是总会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


  
一次又一次，读者被密涅瓦夫人明晰爽脆的情理俘虏。她喜欢周末打猎，喜爱冬日的乡村和能够“扮演印第安人”的环境，但她讨厌关于打猎是否正确的冗长而又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辩论。在雪维尔夫人的餐桌上，上校询问她的看法，她回答说血腥的运动“不可原谅却又不能抑止”，希望以此终结话题。另外，“就她看来，若不能取缔战争而只取缔狩猎就像只弹去垃圾箱顶的一点泥”。


  
密涅瓦夫人的孩子们有些像天使（没有脾气）但她很能洞察他们的想法——尤其是维恩回校时的感受——并且她确实知晓孩子们是如何让父母的生活充满惯例。为人父母的很多乐趣都存在于“看到孩子惊喜地发现自己当年也发现的事物”。圣诞节的早晨，当他们为打开圣诞袜在六点刚过的时候就突然出现时，她想，多奇怪啊，即使现在孩子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丰富的水果，在袜趾放橘子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变。


  
在圣诞袜被打开的这一刻，黎明被打破，她可以听到远处茶杯的叮当声——密涅瓦夫人又一次感到作为父母，长久以来的付出一下子全都得到了回报：晨吐还有那惊人的疼痛；走廊里送牛奶的手推车还有厨师眼中闪烁的冷冷的执拗的光；在最好的家庭里待过的假日护士；痛苦的小白鼠、蜷缩着的毛毛虫；门把手上的橡皮泥、浴室里洗脸的毛巾、从扶手椅的裂缝中掉下去时无以名状的恐惧；那些警报和紧急事件、被吞下去的扣子、莫名其妙的耳痛、旅行前夜突发的倒霉的皮疹；学校和牙医寄来的账单；缩短的步子、缓和的步速、妥协的情感、破裂的团结，还有不断发誓要杜绝的冒险。


  
这是家庭生活框住的一丝永恒。


  
他们封闭的小世界依然如常、让人心满意足，然而战争的威胁已经开始像乌云一样悬在它的上空。这始于他们去拿防毒面具的短途旅行。孩子们很兴奋，密涅瓦夫人却意识到了危险。“正因如此，当他们走向车时密涅瓦夫人想到，人们必须煮开瓶子里的牛奶，在午餐前洗手，不能再用掉在地上的汤匙。”她的安全感和物质永恒感消失了。“最后看一眼那迷人的万物/每一小时……"像平时一样，诗歌鼓舞着密涅瓦夫人。当轰炸逼近时，她想到是家里那些确实不可替代的东西，比如儿童室门框上记录孩子们身高的那些刻痕。


  
我们第一次听到密涅瓦夫人表达了消极的情感：她“觉得自己像是被拧干后再由轧碎机轧过”。她看见的不再只有美和落叶，还包括“额定配给和垃圾堆，以及一边的煤气厂和另一边的破旧告示牌”。突然之间她安逸的生活里多了许多障碍。“烟囱堵住了，水管爆开了，吸尘器的保险丝熔断了，瓷器玻璃碎了一地，纱帘洗的时候裂开了。”她每天醒来脑子里都是一堆烦恼：“水槽塞，打电话给水管工；大扫除”。而此时此刻，你必须“给精神穿上工装裤，直到一切再次顺畅起来”


  
正是这个元素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分量，否则，它将只不过会在特定时代里的可爱有趣而已。密涅瓦夫人的朋友们开始为人生尚未达成所愿而惊慌。而她，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不再整理菊花而是开始修整价值观。至少这场战争迫使人们学习新技能，她安慰自己，这给大多数从不愿学习任何新东西的成年人带来了他们缺少的新鲜感和久违的活力。她一时兴起决定去动物园，偶遇老朋友“獾州人”[5]白治库姆教授，他们去看针鼹鼠，一种丑陋的生物，懒惰的化身。她断定静止是最大的罪恶。


  
无论恐惧持续多久，人都不能拒绝去想它……只有切身感受它、表达它，世界上其他人才能帮忙治愈造成这种痛苦的伤痕。金钱、食物、衣服、居所——人们能提供这一切，但仍远远不够：他们无法不为悲痛献上完整且难以估量的祭品。


  
这是小说主旨的精华，她的美国读者对此做出了响应。世界上不幸的地区正承受着挥之不去的痛苦，而“幸运之人只不过是被判以另一种刑罚，坐在前排看着那些不幸之人受折磨，看着心有不甘的编织工人在面对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处决。他们至少能做的，就是不转过身去。


  
密涅瓦夫人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过了战争前最后一个焦虑的夏天，在那里她观察了一个和托比差不多的一个德国小男孩。她意识到，这世界上的孩子是单独一族的，就像这世界上的盲人或是老人。要是政府拿出几架轰炸机的钱用在家庭间的免费互相参访上，那该多好啊……


  
但是不应该动用一场战争去让人们尽职尽责，让他们在公车上彼此聊天，让贫民窟的孩子在乡下度一次假，让他们简单生活省吃俭用，重新发挥双腿的功能，早起去看日出。我们应该抓住这种心境：按下神奇的按钮，保留住美好的自己。她在给小姑子的信中写道。“再次体验这悲惨、神奇而又大开眼界的时代的精神，重获这种精神，我们可以用来创造更好的结局。


  
你感到，密涅瓦夫人可以治理这个世界。


  
在整个战争期间，简·斯楚瑟不断就英美关系写作和演讲。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在制作他们别出心裁的电影时，付给她很高的酬劳，其中一部分被她拿来买了两辆装备齐全的救护车捐赠给了战争中的英国。几年后，她拒绝观看《密涅瓦的故事》——1950年拍摄的续集，比前作更催人泪下，在这部电影里，葛丽亚·嘉逊演的密涅瓦夫人因癌症死去。简控告米高梅杀死的她的角色，并成功胜诉。她跑去给道夫看大量的赔偿支票，叫喊道”哦，道夫，不要浪费了这些可爱的票子，我们花了它吧！：第二年，简发现自己得了癌症。1953年她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病逝，享年52岁。她一生都勇敢幽默。死后她的骨灰葬在了艾尔斯伯里附近的惠特彻奇，她父亲旁边。


  
她临终前捐献了眼角膜，以便有其他人可以通过她的眼睛看到这世界的美丽。此外她还撰写了自己的墓志铭：


  

有一天我的生命会走向终途



以免你一时兴起要想要回顾



不如让最了解的她来向你言诉



告诉你进行回顾的最短“路途”：



说，“这里躺着的人得到了双倍的祝福”



说，“她很幸福，”说，“她知道自己很幸福。”

  

  

[1] 伊丽莎白姨妈想说的应该是埃塞俄比亚（Ethiopia）却说成了乌托邦（Utopia）。（译注）

  

  

[2] 伊恩·弗莱明是007系列的作者。（译者注）

  

  

[3] 迈拉·赫丝女爵:著名英国女钢琴家。（译注）

  

  

[4] 序文中此处解释和书中原文意思有出入。（译注）

  

  

[5] “獾州人”:美国威斯康星州人的别称。（译注）

附言


  
读者们可能会好奇“维恩、朱迪和托比”，麦斯通·格雷汉姆真正的孩子们怎么样了？长子杰米，65岁，住在特威德河边，是皮布尔斯郡的古董渔具收藏家和商人，“正处在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珍妮特，杂志作家，嫁给了戴单片眼睛的帕特里克·兰斯上校，著有《大不列颠奶酪大全》，是位于伯克郡斯特瑞特雷的英国最著名奶酪店的老板。他们有七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有很长时间都住在位于普罗旺斯的别墅。1931年出生的罗伯特，先在剑桥大学念过一段时间书。他后来从苏格兰律师界漂泊到肯特的桑维奇做厂方律师。不需要去镇上主持公共问询、处理纠纷时，他住在桑维奇，或是阿维尼翁、爱丁堡或者伦敦的住所里。他和妻子克劳迪娅拥有并经营两家古玩市场。他们有个女儿叫做伊森达（以他们一个姑姥姥的名字命名）。她不仅看起来很像她杰出的奶奶，还为《哈泼斯与名媛》撰文，文章诙谐机智。每年，作为家族档案保管员的罗伯特都会制作在家族内部流通的家庭相册，相册里充满了家族奇闻轶事，有时还会有简·斯楚瑟的一两篇文章。


  
瓦莱丽·格鲁夫，伦敦，1989

密涅瓦夫人回家


  
真可爱，密涅瓦夫人想，对卖花女点头告别，抱着她那一大束菊花沿街走去，带着一种郑重的喜悦，就好像手里的花是要献给宙斯的羊角。真好，又安定下来了，夏天如潮水般退去，被收进了季节的魔法盒，因为假日（这一无关插曲）而落下的生活轨迹又在原地重新开始。并非是她不喜欢假期；只是当假期结束时，她总觉得松了一口气——这或许正是衡量她不同寻常的幸福的标尺。她太钟爱自己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对走出它的框架总有些恐惧，害怕万一哪一天她会发现自己无法回来。幸福的咒语或许会被打破，而美好的气氛将无法重温。


  
但至少这一次，她是安全的。拐过广场的街角，迎面就看到她的房子，整洁亲切，一如既往。对于一个陌生人，它那经过粉刷的小脸儿与其他房子并无二致，就像是放在羊群里的随便哪只羊；但对于她来说，它比左边的房子色浅，比右边的房子色深，前门过梁上少了一个泥塑的玫瑰花饰，一楼的阳台也些微有些倾斜。还有广场本身，树上的叶子和她八月份离开时一样繁茂；但那时，它们沉重地挂在树上，只有一片单调而沉闷的绿色，而现在，经历了几夜初霜，它们变得轻脆、斑驳，焕发出新的别样的美。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广场上，密涅瓦夫人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相比三十几岁，她更享受四十几岁的人生：这就像是八月和十月的区别，沉重的夏末和生动的初秋的区别，一个旧阶段结束和一个新阶段开始的区别。


  
她走上门阶。钥匙在门锁里甜蜜地转动。当一个人回忆起一座房子时，她（他）想到的不是房间的大小或是墙壁的颜色，而是门把手和电灯开关的感觉，是掌下栏杆的形状与质感；重获那些微小的触觉亲密感，才是回家的本质。


  
楼上的客厅里，燃烧的木头生起一小团明亮的炉火，然而真正温暖的却是透过敞开的窗涌进房间的阳光。完美！她感觉像是停滞在夏冬之间，同时体味着两个季节的精华。拆下菊花的包装，她把它们摆放在一个方形玻璃瓶中，放在阳光下，接受阳光的照耀。花的顶部蓬蓬的，颜色酒红，花瓣蜷曲，有一种优雅的建筑之美；至于香味儿，当她埋鼻于花去嗅时，她想，这就是她情绪的纯净提炼，浓缩了她从天气、环境、她自身的年龄以及这个季节中感受到的所有快乐、陶醉与苦涩。是的，没错，十月是最适合她的。就像她在学校必然学过的那样，对古人来说这是一年中的第八个月；现在就官方而言，它是第十个月；但对于她，它一直是第一个月，是真正的新年。那些元月里的费劲事儿只徒有虚名而已。


  
她离开窗。书桌上放着今早送来的信件：一张时装秀的卡片；一份给克莱姆的狩猎邀请；两份宴会邀请；三份雪利酒会邀请；一张相当诱人的室内音乐会公告；还有一封维恩从学校寄来的信——请她把他的雨伞、照相机还有那支不漏水的钢笔寄过去（不过即使这个也影响不了她今天的好心情）。


  
她重又稍稍拨弄了一下炉火，享受手拿钢制槽纹拨火棒的乐趣，然后在壁炉旁坐了下来。茶已备好：配着蜂蜜三明治、白兰地酒味饼干、果酒小饼干；她知道还会有烤饼送来。壁炉条凳上放着三本从图书馆新借的书，原封未动，订阅者连他们鲜艳的包装纸都还尚未碰触。壁炉台上方的钟鸣响五下，声音轻柔，时间精确。一艘拖船驶过，汽笛声从河面传来。一阵微风突如其来，篝火的烟味儿飘进窗户。拼图只差一块，马上就要完成。此时，广场的另一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无数虚构的颤音和琵音交合，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旋律从手摇风琴中缓缓流出，这是星期三的固定节目。密涅瓦夫人摇了摇铃，召唤茶水，发出满足的喟叹。

新车


  
一天早晨，密涅瓦夫人醒来，想到今天有讨厌的事情要发生，心情就有些阴郁。这事儿不像要经历一场手术或送别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居住的好友一样那么沉重，但也并非只像是参加一场委员会议，或是招待一个耳聋的叔叔喝茶一样微不足道。这郁闷不大不小。


  
最开始她感到很困惑。据她所知，她今天没有任何约会，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没有。这本身就是件好事儿。中国有句谚语说：偷得浮生一日闲，快乐似神仙。她本来应该像神仙一样快乐。但是这小小的郁闷一直烦扰着她，阴魂不散。


  
克莱姆探头进来，他刚洗完澡，头发蓬乱。不止一次，她感到庆幸，她嫁的这个男人的面容在过去的十六年里变得更适合轻慢冷嘲的表情，而没有变得油亮圆滑。人们年轻时的面部线条容易走形，很难判断出他们将来的变化趋势。那些脸蛋儿漂亮、身材修长的年轻人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往往已经发福得就像舞台上的教会神父了。而她很幸运，或者也可以说她眼光好；克莱姆容颜依旧。其中的要点或许就是不要太年少得志。


  
此时此刻，他的脸上可没一点儿嘲讽的表情。


  
“她9点之前就该到这儿了，”他热切地说了一句，就不见人了。


  
密涅瓦夫人猛然想起这件事来，感到有些沮丧。她知道自己的沮丧毫无道理，也试图把这种情绪赶跑。有一辆新车是件好事；他们也该买一辆了。老利百特已经到了非进行一次昂贵大修不可的地步；骇人的黑烟直冒，恼人的噪音不时出现，排气扇已经彻底报废；这让克莱姆在长途驾驶时十分疲累。一个星期前，当克莱姆从车展直接回家，对着商品目录神情愉悦地沉思时，她就知道游戏结束了。她一直以来都坚持家里不需要一辆新车，但这立场显然已经站不住脚了，而她也不能再回去拿经济压力做借口。现在他们完全买得起一辆新车。克莱姆新的房地产建筑方案获得了通过；还有万德互普的乡村别墅，这是一笔意外之财。况且，这个情景已经重复上演过多次了，每次都有所不同，不变的是她不情愿买新车的态度。他们都知道这并非因为她节俭而是她太感性。她没法儿面对老伙计被开走那一刻。


  
在面对没有生命的物品时，密涅瓦夫人总是犯傻。一次拍卖会上，她十分激动地为了一组“附赠一个柳条刀具筐的十二把厨房椅子”出价竞标。房间另一侧的克莱姆清楚他们自家厨房的面积，急忙示意阻止。她停止竞标，而最后，感激而又困惑的拍卖人一锤定音，把这件拍品以高于原价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位竞标者。


  
“不，”她内疚地说道，“真的很抱歉。是那个刀具筐。我突然想到，它甚至都没有独立拍卖的资格，只能像那样成为厨房椅子的附属品，这实在是太可怜了。克莱姆，那个柳条编的小刀具筐……”


  
而车的类别又不同，它们介于家具和宠物狗之间。对她而言，这并非同情错置。她并不佯装认为车有灵魂甚至有思想（虽然，一个能区分每辆量产车的人若是相信车至少拥有某些初级形式的性格，也会被世人体谅）。不，它仅仅是个空间。可是，现在车已经成了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见证着主人的思想、情感、谈话、决定，人们看得到它，也听得到它。因而它和家里的房间有同等的地位。无论它有什么故障，与它分离就如同将生活中一块熟悉的背景剥离。


  
她起床去洗澡。水哗哗而下，她却仍能听到老利百特开到广场的声音；每天早晨快到九点时，车库的伙计就把它开来了。她听到它驶过拐角后加速换挡，有些刺耳地刹车，发动机熄火，门砰地一声关上，驾驶者的脚步越来越远。注意这么多，真是可笑，她想；于是又抹了把浴盐，徒劳地想把它作为缓解悲伤的解药。几乎立刻就又有一辆车到达停下，发出流畅而又刚健的咕噜咕噜声，坚固而妥帖的车门被轻开轻关。接着，她听到克莱姆的声音在广场响起，朱迪正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那让人无法忍受。牧场里，老马干不动活了，主人还可不时去看看它们，甚至还可以让它们穿上圆皮靴拉割草机。可是这种部分抵价交易——


  
朱迪跑上楼，捶着门，兴奋地尖叫。


  
“妈妈！新车来了！”


  
“好，”密涅瓦夫人答到。


  
“在旧车被开走之前我已经帮爸爸把里面的地图还有其他东西搬出来了。”


  
天哪，孩子在处理细节时多么无情啊。


  
“你先走，”密涅瓦夫人说道，“我很快就下去。”


  
她重新把所有的水龙头都开到最大，用厚厚的肥皂泡盖住了耳朵，然后开始扯开嗓子唱歌。

盖伊·福克斯日


  
冬天，圣诞假期之前，他们不常带孩子去斯塔灵思。白天太短，不值得花费一个周末去那儿。不过，盖伊·福克斯日是个例外。那人计划在秋天过半时犯罪，真是体贴而又有先见之明，否则的话，它就几乎无关紧要了。


  
密涅瓦一家都酷爱烟火；在伦敦的小花园里放烟火实在是件很无力的事，得处处顾及到邻居、警察还有脆弱的玻璃及石板。因此，周六早晨，他们就接上在伊顿公学的维恩，驾车去在英国另一端的斯塔灵思。密涅瓦夫人看到公学并没让维恩傲慢地不愿和弟妹玩旅途游戏，不由放下心来。他就像他父亲一样，是个不被时间束缚的人，他既不受自己年龄的影响也不在意他人的年龄。朱迪就恰好相反。现在她是典型的九岁孩子，而她在六岁、三岁时同样典型。年龄对她而言是项重要而令人兴奋的特质：只有问清他们年龄后，她才会和其他孩子自在地相处。而托比，在这方面还和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看不出什么。


  
小时候，总嫌白天结束得太早，可若晚上有烟火表演就不同了；夕阳挂在天边，就像个沉闷乏味的客人，磨磨蹭蹭，总也不走，让人烦躁心焦。那天万里无云，日落后，西方的天空仍固执地泛着珍珠般灰色的光。这对维恩并不太坏，他正帮父亲把凯瑟琳火轮拴在栅栏上，并把装在瓶子里的火箭棍支撑起来立在草地上；但是朱迪和托比把鼻子压在车窗玻璃上，在克莱姆宣布天已黑透、烟火秀开始之前，早就已经急不可耐了。


  
他们裹着厚厚的衣服和围脖走下车，并排坐在一块小小的石板上。这个夜晚或许已经被烟火预定；寒冷、无风、星光灿烂、不见皓月，让人欣喜。第一支火箭升空，密涅瓦夫人感到了喉咙里熟悉的刺痛，她知道自己将又一次被这魔法般的魅力征服。有些事情，比如魔术、口技、哑剧，她只要看到孩子们享受表演，也就间接得到了乐趣；但是烟火对她却有直接而神奇的吸引力。这种吸引要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复杂。它们有图案、序列、色彩、声音，闪耀而又流动；它们让人感受到悬念、惊奇还有一丝危险；它们在刹那间绽放最璀璨的光华，给美丽镶上最锋利的边，触及到心里的那一捧幽泉，这是更持久的非凡事物所不能及。


  
这肯定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好的烟火秀。密涅瓦夫人买烟火时，总容易被奇异的名字拐带；她会定购“哼唱的蜘蛛”、“女巫的坩埚”、“毒蛇地雷”、“束束非洲菊”、“裁缝魔鬼”，主要是为了看看它们到底什么样。但克莱姆知道烟花就像鸡尾酒一样，朴素而熟悉的名字往往会创造最有趣的效果。他买了一定数量的“罗马蜡烛”、“凯瑟琳火轮”和“回旋烟火”，不过买的最多的是火箭。


  
现在又有一支烟火绽放，诸多彩色的星星在静止的天空中飘落，徘徊，宛如美丽的星座。看到这儿，她想烟火真是所有艺术形式里原材料和成品之间差别最大的。文字、颜料、音符——所有这些，在未排列组合前，都有属于自己的美；从一块大理石上，起码可以想象它被雕刻后的样子；石头、砖块、混凝土，克莱姆的这些材料，看起来不会和用它们建造起来的房子差别太远。但是，这在长空中燃烧的建筑，闪耀的音乐片段，明亮梦幻、转瞬即逝的绘画——它们和硝石、硫磺和木炭有何联系？和胶纸、棉芯和一把矿物盐又有何关联呢？


  
烟火秀即将结束。维恩和他父亲正在燃放最后几支火箭。他们时而被照亮的面庞全神贯注、得意洋洋而又平静安详。朱迪因为寒冷和兴奋而颤抖。托比把脚伸出座位，一动不动，不过是因为过于投入还是因为穿了太多衣服就不得而知了。而密涅瓦夫人，她在和时间赛跑。一些残言碎语已经困扰了她整个晚上，或许是一行诗，又或者是一句古谚语，总之是关于光辉的，恰当而又精巧的言语。“光辉……”是什么呢？虽然她能触摸到它的韵律，可剩下的部分似乎总在躲闪她，让她总也抓不住；她知道她必须得在烟火秀结束之前想起来，否则就没什么意义了。


  
最后一支火箭升空，很大一支，就像是在肆无忌惮地挥霍。它向上冲，像龙一样，发出咝咝声，让人印象深刻；它飞的是之前火箭的两倍高；它绽放的那一刻，密涅瓦夫人想起来了。“光辉如瀑，从天空坠落”——就是它！火花洒落天空，像是一挂缓缓流动的金色瀑布，一滴又一滴消失在黑暗的湖泊中。


  

美人如花，



皱纹吞没芳华，



光辉如瀑，从天空坠落



红颜早逝，美貌犹握，



尘埃阖上了海伦[6]的美眸——

  

  
这实际上是纳什在鼠疫时吟诵的一首悲歌，和烟火没一点儿关系。但她知道这正是她需要的，为这个场景画上完美的结尾，也使记忆成为永恒。文字是唯一能捕捉到情绪的网，是唯一能对抗遗忘的可靠武器。


  

[6] 海伦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此处泛指美女。（译者注）

狩猎前夜


  
每年无一例外，密涅瓦夫人都会收到一份用倾斜的维多利亚式字迹写在异常厚实的白纸上的邀请信。信的右上角，用粗黑的哥特式手写体压印着地址“克兰普顿，彻威尔巷”。信的左边是三幅形式化的小图案——一根电线杆，一部竖着的电话，一辆斯蒂芬孙时期的火车机车，后面分别附有文字，“大叶廷福德”，“博恩特斯雷3号”和“司雷普枢纽”。信的开始是一成不变的套话。


  

亲爱的密涅瓦夫人，



11月19日礼拜五至22日礼拜一那几天，如果您和您的丈夫愿意与我们共度的话，雪维和我将十分欣喜。



（她宁愿走上断头台也不愿意用“周末”这个词）

  

  
密涅瓦把信扔给克莱姆。现在那附近一定有一座空港，他说。在其他图片下面勾勒着一架小型战前双翼飞机的图案，飞机单引擎、短翼，后面的文字写着“巴姆莱顿市场”。他们没必要讨论是否应邀。他们总是赴约。那里有精彩的狩猎和美味无比的食物；他们可以减慢自己的生活步调，短暂地回归老传统，消磨三天时光，这可以让人心灵平静。


  
“你的意见是……？”他们到达当天的晚餐上，克内尔上校向密涅瓦夫人询问道。


  
那位穿着违和的绿色衣服的女士在吃馅饼时被问到明天出门是否会带枪，她听罢就闭上了双眼极其纤弱地颤栗，自此之后她就在害怕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位女士的行为会把周围每个人都拉进一场在这样的社交中注定沉闷而无用的讨论中。沉闷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新鲜内容只有陈词滥调。无用是因为从一开始双方都显而易见不打算做一丝让步。另外，在狩猎宴会上，这是怎样一个话题啊！在市长宴会上提起这个话题并发表一篇关于素食主义的长篇大论，或许还比它更有意义又合时宜呢。如果你的感受也那样强烈，那么唯一要做的就是“得流感”，躲得远远的。


  
如果一个如此陈腐的话题可以被称之为流行的话，那它确实很流行，全程伴随了鹌鹑肉、冰布丁和蘑菇烤面包。那些老生常谈一直在密涅瓦夫人耳边嗡嗡作响。“毕竟，那些鸟有一个公平的逃跑机会……”“动物或许没有灵魂，但仍……”“现在打猎……”“哦，斗牛，那又是另一码事……”意大利语族裔特有的夸张语调下，漏掉的尾音掉下来有狂欢时抛撒的彩纸屑那么厚了。这股讨论的浪潮几乎可以肯定迟早要席卷到坐在桌尾的她，不过，她已经下定决心不参加。她之前已经参加过太多次了，即使在可以对这个话题畅所欲言的圈子里，它也太过陈腐让人无法忍受了。她知道自己的态度不合道德规范，但却诚实坦率。她并非是个挑剔之人，只是偶尔才会如此。她欣赏一切技巧展示；她欣赏光秃的树木，、霜的草地、严冬呼出的哈气、枯叶散发的气息，还有冬天里繁复缠绕的灌木栅篱；更重要的，她喜欢丛林的环境，喜欢“扮演印第安人”的感觉，这是从游戏运动中无法得到的感受，而打猎、射击和钓鱼的批评者们将其混淆为杀戮欲。尽管她承认所有的打猎都很残忍，而残忍都不对，但就她看来，若不能取缔战争而只取缔狩猎就像只弹去垃圾箱顶的一点泥。


  
两边的谈话都暂且未流向她，留她在一座平静而沉默的幸福小岛上。她可以自在地研究菠萝的纹理美（宴会已经进行到甜点环节），推测第二侍从的私生活（他有一张专注而神秘的面孔，可能会阅读哲学），思考一堆上层英语嘶声力竭是多么的不悦耳。


  
但是，雪维夫人是个注意观察、头脑机敏的老派女主人。她把晚宴看成方阵舞曲一般，不赞成有“孤岛”的存在。她巧妙地把话锋一转就把话题之外的客人又拉了进来。“那么，”克内尔上校转向密涅瓦夫人问道：“你对这些血腥运动怎么看？”


  
“我认为它们确实残忍，无可辩护，但是很有魅力，取缔不了。”她答道。长期的经验告诉她这样的表态可以非常迅速地结束这个话题，因为这样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况且，她就是这么想的。


  
“哈！”克内尔上校说。她高兴地注意到他确实说了“哈！”这让她的收集里又多了一个。她不久前捕获了一个“哼！”，两个“哎呦！”，她还在徒劳地等一个“啐！”


  
“告诉我，”她说“在新加坡时，你不是和我的特奎尔·佩格特叔叔在一起吗？”


  
“佩吉！”克内尔上校尖叫了一声，脸上堆满了笑容，陷入回忆中。感谢上帝创造了上校们，密涅瓦想；真是甜心，这么容易被取悦，如此驯服地就从毫无意义的谈话转向让人舒服的独白；世界上没人比一个真正的英国好上校更让人省心了。克莱姆在桌子的另一边捕捉到了她的眼神。对她来说，有时婚姻最重要的似乎并不是它提供一个家，抚育了孩子，或者是她抵抗罪恶的良药，而仅仅是总会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你。

圣诞购物


  
如何在旋转门这件事上省力是一门生活的微艺术，密涅瓦夫人在结束一整天的圣诞购物时想。耐心加上巧妙的时间掌握，就基本不需要在这上面花费力气。你可以紧跟在那些熟练推门的人后面；如果你没能赶得及或是门已经开始朝你转了，稍等一下，等它重新旋转也是值得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温柔地怂恿周围的人。这似乎够显而易见了；但仍有令人惊讶的一大群人在采取最费力的方式，扑向一扇正迫近的门，用蛮力改变它的方向，并为此沾沾自喜，好像这是什么高尚的行为似的。她想，他们的生活一定过得很不舒服。


  
她巧妙地尾随一位身着粗花呢的公牛脖女人，轻巧地走出商店。外面夹雪的雨丝开始飘落，伴着阴冷的风，模糊了路边的灯光；人行道湿滑似海豹皮；世界渐渐沉落在又一个恼人的潮湿的夜晚中。这夜晚正是背井离乡、思乡心切的伦敦人所苦苦渴望的。


  
她把大包小包扔进后备箱，愉快而又精疲力竭地钻进驾驶座，出发回家。两根雨刷“友好”地摆动着，一次又一次发出同样轻微的诱哄似的词，但她总也听不清楚。这词是双音节的，有点像“瑞色”或者“必魁”。无论如何，她很高兴他们现在的雨刷能均速移动了。他们以前的雨刷“关键时刻掉链子”：你停车的时候它活跃欢快得很，可你开始开车需要它帮忙的时候，它就变得迟钝没活力了——就像是那种最差劲的人。


  
她感到有点儿愧疚：这是她第一次发觉自己在比较挚爱的旧车和“篡位”的新车时觉得旧车逊色。


  
很显然，回家要花上一番工夫。平时六点回家的人潮因为圣诞购物的人群而暴涨。牛津大街被堵得死死的。当她靠着椅背等红绿灯时，她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的错。每年同样的事都会发生。每年十一月初，她都下定决心这一次，就一次，她要提前进行圣诞购物。她甚至会列出一张购物单——然后，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间或她都试图假装圣诞节是12月5日又或者她的所有亲戚朋友都住在南非，因此她必须提早邮寄礼物；但是，都没用。迫在眉睫的感觉就像经济困难的感觉一样，是无法人为制造的。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决定环游世界，他或许能得到很多，但却得不到贫穷的体验。他知道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自己可以获得家里的资助；而密涅瓦夫人也对圣诞节是12月25日而她名单上的所有人都住在英格兰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雨刷不疾不徐地摇摆。“撕滚……撕滚……”或许更像这个音？）


  
此外，要成功地挑选礼物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合适的氛围、周围人群热情的感染和突如其来的灵感和直觉，而非时间和空间压力的驱使。在一间半空的商店里，没有任何障碍和竞争地冷漠购物；就像权宜下的婚姻一样，毫无乐趣可言。或许，她自我安慰说，像平时一样等到12月中旬再购物就正好。


  
（“微飞……微飞……”暖点儿了。她最终一定会听清楚到底是什么的。）


  
绿灯。她挂到最低档，暂停，然后踩下离合器踏板。这时她突然想到人们对于这三种颜色不仅形成了自发的身体反应还有心理上的反应。红、黄、绿——沮丧、希望、快乐：一项新的心理反射，再经过几年发展，心理学家会利用按照这个顺序发射的彩色光线来治疗精神忧郁；对于未来的一代人，绿色将不再代表嫉妒而是自由。象征意义就这样被任意地创造和重新创造。


  
下一个十字路口又是红灯。沮丧——但人们不加怨恨地接受了，仅仅因为它并非是认为施加的。人们可能气恼一个警察，但不会和一株锡制的蜀葵花较劲。自动电话亦然：自从拨号系统问世以来，世界上的愤怒一定减少了一半。这算是赞成机械化生活的理由之一，而机械化对她之前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


  
她终于回到家。克莱姆已经回来了，坐在火炉旁，两腿伸开。


  
“顺利吗？”他问，看她被花花绿绿的大包小包簇拥着。


  
“嘿，”她说，“那个雨刷——我觉得它说的是“肉茶”。


  
“天哪，”克莱姆说，“我觉得你说得对。”

三双圣诞袜


  
无论之前如何抱怨，也无论多讨厌做安排、包包裹、提前订几天的餐点——真到了那一天，圣诞节总是很有趣。


  
每年这天都以同样的套路开始：她卧室的门把手被大声地转动，保准把她吵醒，但又确保声音不会太大，以免被当做是故意而为；门口黑黑的，托比站在那儿，露出模糊的轮廓，像一只飞蛾。他一只手抓着高档圣诞袜另一只手提着睡衣裤。（他坚持穿睡衣裤，但他个头还太小撑不起来。）


  
“托比！这才刚过六点。我说过七点才能来。”


  
“但是，妈妈，我看不清时间。”他赤着脚，打着颤，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


  
“过来，暖一下，你这个小淘气包。”他马上就爬上了床，把袜子和其他东西都带了上去。一只发条狗的尾巴擦到了她的肩膀。几分钟后门口出现了另一个小脑袋，比刚才位置高了些。


  
“朱迪，亲爱的，真的太早了。”


  
“我知道，但是我听到托比进来了，所以我知道你一定醒了。”


  
“好吧，你也可以到床上来，但是要轻一点，爸爸还在睡觉。”


  
然后第三个小脑袋出现了，比刚才的还要高一些。维恩的声音比在朗立夫时还要深沉些。


  
“我说，其他两个在这儿吗？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他蜷在父亲的床脚。这时，克莱姆也醒了。这个显而易见的老计谋又一次取得了完美成功：只好开灯、关窗，承认虽然他们行为狡诈但圣诞节正式拉开大幕。


  
三只右手——维恩的强壮宽厚，朱迪的细而灵活，托比的还像一只海星——在三只已经变形的袜子里扎进掏出，直到只剩下脚趾那里的圣柑橘。（在孩子们全年都能吃到丰富水果的今天，这项传统竟还一直延续，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拿礼物的方式和他们的手一样各不相同。维恩仔细审视他拿出的每件物品，偶尔发出赞许的咕哝，把它所有的可能性探索尽后，再拿另一件。朱迪则一直在说话，把她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堆在一起，快速地扫一眼，直奔向她最喜欢的那个——一个放在柳条编制的摇篮中的黑色小娃娃。托比也把他所有的礼物都拿出来，但他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羽绒被上，沉默地盯着他们看很长时间。接着他挑出一个——装着彩色松鼠的大玻璃球——放在一边。然后，他开始开心地玩其他玩具，但是眼睛会不时飘向玻璃球，好像在确认它还在等他。


  
密涅瓦夫人看着他，既开心又担忧。这是她自己最喜欢的对待生活的方式；但问题是有时候玻璃球会滚走。朱迪的方式更保险些。总的来说，维恩的方式是三个里面最聪明的。


  
相比楼下红白色防尘罩盖着的真正礼物，这些圣诞袜里的小玩具当然只不过是开胃菜。但或许是因为它们被打开时的氛围——冷冽的气温、黑乎乎的窗、不寻常的时间；或许是因为微小的强大魅力——它们是玩具中的玩具，小巧之上的小巧；或许是因为被限制在一种严格形式中的感觉——它给圣诞袜的装满者和掏空者带来了同等的快乐，如同十四行诗的作者和读者所体会到的那样；又或许是因为那古老传说的魅力依旧，即使它对于这个房间里除了托比之外的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早已陈腐无用。


  
快乐同样在交汇：她和维恩看着弟弟妹妹的会心微笑（她突然记起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这样的目光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尊严感），她和克莱姆成人之间的会心微笑，她和朱迪女人之间的会心微笑，她和托比同样也会心一笑，因为他们都是把玻璃球留到最后的那种人，这些包含深情地理解交织成一张看不见网，装饰了整个房间。


  
密涅瓦夫人想，这一刻，作为父母，长久以来的付出一下子全都得到了回报：晨吐还有那惊人的疼痛；走廊里送牛奶的手推车还有厨师眼中闪烁的冷冷的执拗的光；在最好的家庭里待过的假日护士；痛苦的小白鼠，蜷缩着的毛毛虫；门把手上的橡皮泥，浴室里洗脸的毛巾，从扶手椅的裂缝中掉下去时无以名状的恐惧；那些警报和紧急事件，被吞下去的扣子，莫名其妙的耳痛，旅行前夜突发的倒霉的皮疹；学校和牙医寄来的账单；缩短的步子，缓和的步速，妥协的情感，破裂的团结，还有不断发誓要杜绝的冒险。


  
现在维恩在吃他的橘子，一瓣儿一瓣儿地吃；朱迪已经脱下了黑色娃娃的衣服，又前后颠倒地给它穿上了连衣裙；托比对着灯光一圈圈转着玻璃球，想要数清有多少松鼠。房间里有了走动的声音；就在早茶铃能传达的距离内。密涅瓦夫人看向窗户。在印花布似的樱红色早霞的边缘，黑色的天空开始泛白。永恒被框进了家庭生活里。没有关系。人既然要看到它，总要把它框在某件事情里。

新记事本


  
过完了主显节前夜，装饰已经被撤下，圣诞节（就像所有狂热事物一样，很容易过时）已经好像护照照片上的帽子一样陈旧了：密涅瓦夫人还没买一本新记事本，仍就在旧本的底页上潦草地做着凌乱的笔记。


  
像往常一样，她本打算在离开伦敦启程去斯塔灵思之前买一本；但又一次没来得及。她知道这件事不能匆忙了事。记事本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小物件之一，这些小物件像是谦卑的密友，伴着一个人慢慢地从年末走向另一个年末。他们显然微不足道，却又因为极度亲密而意义重大。一块海绵、一把梳子、一个牙刷、一个眼镜盒、一支自来水笔——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挑选的东西；最后，他们会变成一个人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几乎无法把他们当做无生命的个体来看待；没错，他们没有知觉——但是指甲和头发也没有。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会因为不被喜爱而被丢弃，但对于其它一些来说，唯一的归宿就是用坏；没有任何有记录的案例表明有任何人，无论多富有，会意志如此坚定地把一块几乎全新的海绵扔到火里。即使它的形状很不方便，质地很讨人厌，轻轻挤压时轮廓还好像一张呆呆的脸，人们还是会温顺地忍受着。直到最后，谢天谢地，它不能用了；又或者幸运地把它落在了一家旅店。


  
而记事本，一旦用了，是个更严重的问题。把它扔掉，不可能；丢了它，是个大麻烦；废弃不用，用新的，就必须花力气把已经做的记录誊写过来。当然，除非有人准备把新记事本的前面空着，而这可能会让他的传记作者认为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受了麻风病的攻击。或者更糟糕。


  
因此，直到一月密涅瓦夫人打算离开斯塔灵思去看牙医时，她才来到文具店，并有足够的时间慎重地处理这件事。她在标着“记事本”的货架前停下，准备好好享受挑选的乐趣。


  
她首先拿起一本猩红色摩洛哥皮革封皮的。相当漂亮；不过打开看看就发现它属于那类不合常情的事物——两星期一页。她总觉得不可能把时间按照十四天来划分，这既不符合上帝的安排，也不符合人的安排。日期是最重要的单位，根据失去和重获意识这一惊异现象来划分。（敢于去睡觉，人们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和信任啊！）但是一天一页也不好——记事太多，写日记又太少。她所希望的是一个星期一页：一个恰好可管理的时间块儿，有开始，有中间，有结束，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为世界七大奇迹、基督教七英雄、七宗罪、彩虹七色的每一项各留出一个空间。（星期一肯定是黄色，星期四是沉闷的靛蓝色，星期五罗兰紫色。至于其他的，她没太大感觉。）


  
一星期一页的，只剩下三本。这么晚还剩着，真是件糟糕的事。一本是深红色人造革封皮的，一本是棕色小牛皮的，还有一本是绿色蜥蜴皮的。她立刻就否决了人造革那一本。由于圣诞节后的经济紧张，她曾经买了一本便宜的记事本，它困扰了她十二个月；她记上去的每件事都看起来脏脏的。而另一方面，绿色蜥蜴皮的那本标价七磅六便士，价格又太高了。她最后决定买棕色小牛皮的，三磅九便士：光滑流畅、赏心悦目、小巧可爱，将诚实坚定地陪伴她走完这一年。它会很耐用；她知道她不太可能不喜欢它。她付款，把它装进包里，离开商店，踏上了十一路公交车。她要赶二十分钟后返回斯塔灵思的火车。


  
半路走到皮米里科路时，她突然按了按钮，跳下公车。


  
“忘了点东西。”她带着歉意的微笑对售票员说。视线内看不到其它公车，所以她只得以最快的速度走回斯洛安广场。或许此刻那本绿色蜥蜴皮的记事本正要被其他人买走——某个只想匆忙买一本却根本不适合的人；一个富有、认真的女人用它来记录各种委员会议，或是一个商人，打开它时根本都不会瞟一眼装订，只草草记下“吃饭，乔治。”而她自己，只能把她所有心爱的活动禁锢在棕色的小牛皮里，带着痛苦的遗憾想着它。


  
但它还在。她又拿出三磅九便士，高兴地带着它离开了。毕竟，这差价只比出租车的费用高一点。（不过她还必须再坐出租车去查林十字路口）


  
在火车上，她拿出闪亮的绿色小本，把记忆中今年以来并不多的简单约会装进本子。“2月27日见克莱姆。”“和维恩去扎鱼。”“和巴克兰一家吃午饭。”“周日约了布里奇特。”直白简明，但是那些第一天们，像所有的其它日子一样，都被情感、想法和发现塞得满满的。今后也会一直如此直到这本记事本用完——构建起一副她一整年的框架图。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这副框架并不能传达她精神世界的任何图景。但她，在上面扫一眼这之后的十二个月，便能填补上许多，虽然并非全部的细节；出车站的路上，克莱姆如何告诉她格罗彻斯特郡的新工作；她和维恩如何发现了鹭鸟；巴克兰一家如何送给他们自制的腌腿和腌桃；还有布里奇讲述的关于她表姐和一个扫烟囱的耳聋工人之间三便士硬币的精彩故事。

假期的最后一日


  
假期的最后一天在无情的雨中开始了。最后一天在斯塔灵思度过这一点对维恩很重要。朱迪同样喜欢伦敦，而托比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对于维恩来说，返校途中在伦敦度过的24小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同黄昏，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总会有些福利来缓和这种痛苦——马戏团、电影院或音乐厅；但就连这样的福利，尽管令人愉快，绚烂中也总弥漫着一丝恐惧，像是浮华壮观的葬礼。


  
并非是他不喜欢学校；而是他发现学校内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只能经由冥河才能抵达。你在车站站台上死去，在火车上经历一阵苦闷折磨后重生，在终点出现时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面貌和不一样的价值尺度。这似乎是你假期中偶遇的成年人不能理解的。他们一如既往地问你那个愚蠢的问题：“你觉得学校怎么样？”这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回答，因为严格来说，他们问的这个人根本从未去过学校。


  
重新穿上家庭皮囊这一逆向过程，虽然一点也不痛苦，但几乎同样困难。首先，因为他已经又长大了一些，所以这幅皮囊就像他在家里的旧衣服一样需要些修整。有时把它修整合适几乎要花费一个星期，假期几乎已经走过四分之一。而当假期过半时，就会到达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之后的日子就会像无情的洪流一样奔逝。


  
无论孩子们把时间塞得有多满，无论他们起床有多早，也无论他们如何想方设法睡多晚，假期总是太短了。至少四分之一的计划总来不及实施。有些计划根本从未开始，比如建造一间树屋或是探索磨坊溪流的源头；而有些则是做了一半就中止了，比如纸箱城堡已经在储藏室里蛰伏了两年，没有屋顶，但是已经安装了可用的铁闸门。总觉得这些计划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在接下来的假期里完成。因为总会有新的让人狂热的事情出现。


  
这一次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把其中一间外屋装配成船舱的样子，有室内双层床，稻草垫，还有一个装满了假想航海图的储物柜。（维恩绘图，朱迪上色，托比添上了悠闲的海豚。）不过他们还在菜园里建了一个砖窑，并且烧出了至少十二块合格的砖。确实建什么都不够，但却足够给他们一种安心感，那就是倘若他们遇到事故流落到一座荒岛上，他们能很快建起一两间屋子：假设岛上有粘土的话。他们还在溪流上筑坝，再毁了它；看着樵夫把小栗树伐倒劈开，用来做篱笆；看到了铁匠、车匠，还有修屋顶的人；步行去了罗德恩德和老珍妮一起喝茶；燃了篝火，把维恩当天抓到的鳊鱼裹在湿纸里，在篝火的灰烬中做熟了。


  
他们为最后一天至少制定了六个不同计划，但它们全是户外活动，所以显然只能全都放弃。漆黑的天空低沉肃萧，就像一块老旧的柏油帆布。一架巨大的跨海飞机正顶着狂风摇摇晃晃地向南费力前行。飞得如此之低，看起来只勉强飞过烟囱。他们居住的郁郁葱葱的山脊下，绿色和银色交织的湿地因为雨水而模糊不清。水沟水位上涨，很多草地已经被洪水淹没。


  
再明显不过，他们只能在室内过一天。因为是最后一天，所以他们按照年龄轮流选择做什么。首先进行的克莱姆选择了飞镖；他们不知疲倦地一直玩儿，像往常一样获胜的是保姆南妮。密涅瓦夫人选择了“字母袋子”（这个游戏相对于其他所有字母游戏来说，就相当于假饵钓鱼之于一根绳和一跟弯曲的针，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工具）。南妮选择烤制妃糖，这个最受欢迎；把糖放在饼干罐儿的盖子上晾干的时间里，午饭做好了。


  
午饭过后，他们又看了下天气。放晴无望。风不再狂暴而是增强为持续的咆哮。树被吹歪，草被浸透，湿地已被遮盖，全然不可见。维恩选择玩儿“你来比划我来猜”，而朱迪说她之前就打算选角色扮演了，于是他们把两个游戏合并；而这个游戏自然很容易地把他们拖到了下午茶时间。


  
下一个轮到托比来选。但是显然，他所想要的，并且迫切想要的，就是独自一人待在角落里玩儿八个橡皮圈和一个相框：他说他在喝茶时想到一个好主意。所以剩下的人开了场“音乐会”，克莱姆钢琴伴奏。他们唱了《开普敦赛马曲》、《白蜡林》、《奔往里约》、《阿方索·斯白格尼》、《海贝与蚌》还有《双人自行车》。他们还打算唱《甜蜜的家》，但维恩建议把音发成《甜蜜的甲》；这之后，他们因为正好有开玩笑的心情所以笑得太厉害，根本唱不成调儿，于是演唱会结束了。


  
此时为止，他们都以为托比根本没注意这儿。但是等到他们自己的笑声渐渐平息，他们注意到了远处角落里微弱的尖细的声音，伴着让人疑惑的“铮铮”声。是托比，他正愉悦地拉拽承载着他好主意的那些绳子。


  
“把我带回甲”（他唱到）“带回老弗吉尼……”铮！末尾的橡皮圈又松了。


  
两个小家伙儿上床睡觉后，维恩来到窗前，张望湿淋淋的花园。雨终于停了；月光皎洁，偶尔有几朵零散的云彩掠过澄净的夜空。但是太迟了，假期结束了。

寻找女佣人


  
每年大约有一次，克莱姆会相当沮丧地提出，而密涅瓦夫人会不情愿地赞成，又到了他们招待雷恩·庞蒂菲克斯夫妇用餐的时间了。


  
这其实和雷恩·庞蒂菲克斯夫妇无关。他们是友好聪明的体面人；太太优雅，先生博学：然而由于某个神秘的原因，这让人为之心沉。如同克莱姆所说，他们的陪伴让人透不过气。每两个月他们都要邀请密涅瓦夫妇用餐；出于礼貌，根本不可能连续回避三次以上；而最终，他们当然也要回请。这种交往关系，既未亲密也未疏远，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并且似乎也没什么理由要终止。克莱姆说这属于老实人的负担。


  
无法设想只有雷恩·庞蒂菲克斯夫妇在，所以他们通常会以此为理由，在餐桌面积允许范围内邀请尽可能多的人，这也就意味着要让杰克曼太太帮忙洗涤。晚宴当天的早晨，杰克曼太太捎信过来说因为母亲不舒服，她来不了了。因而，尽管万分希望杰克曼太太的母亲没有恰巧在庞蒂菲克斯夫妇“逼近”的时刻生病，密涅瓦夫人还是不得不出发找个替代者。


  
她穿过国王路，找到斯凯尔顿街（它可不是文艺的切尔西会展示给美国游客的那种街道），走向高耸的红色砖瓦垒成的建筑丛林。至少从理论上讲，在这丛林的树枝上，应该挂着一簇簇已经成熟的合意又高效的清洁女佣，供人采摘；但采摘却并非易事。这里的建筑都是维多利亚后期慈善式风格。每片建筑物都以不同的捐助者命名，而每片里的每一栋建筑则以一个大的大写字母区分。密涅瓦夫人从最近的门走进这个迷宫，之后就迟疑了。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波切特太太，并且知道她住在普莱特小区23号；但却没考虑到字母这一方面。首先她试了试眼前D栋23号，接着又试了试E栋、F栋和G栋。但是那些住户要不就是确实不知道波切特太太的住址，要不就是因为某种深奥难明的准则不愿透露。每个四楼都有一个23号；当密涅瓦夫人爬着H栋陡峭的石阶时，虽然知道这很不公平，却还是忍不住想要把一切都怪罪到庞蒂菲克斯夫妇的头上。


  
但是这一次她成功了。一个高大、整洁、开朗的女人开了门，她的头发堆在头顶，就像一颗顶着生奶油的核桃。显然，这是清洁佣人里的一颗珍珠——一颗能干的珍珠。没错，她常常为杜肯小姐工作，并且很高兴杜肯小姐推荐了她。很好，她今晚一定过来帮忙。


  
“说实话吧，”她带着由衷的高兴说道：“俺刚刚正好想要遇上这样儿的事儿。倒不是俺现在需要去做清洁，真地，俺那口子和俺几个小子都在工作。其实，俺儿子，伦恩，还跟俺叨叨，说俺干啥去，别人不更需要打这份儿工嘛。但是呢——俺不知道要是俺不干这个还能干啥。时不时的吧，俺就觉得得干点事儿。”她甩甩那颗生奶油核桃，它就随之颤动。“当然啦，做家务……俺想着，那也就是像收拾自己家一样收拾别人家乱七八糟的东西，但确实也是做点儿事儿，有点儿用，还有人做会儿伴儿。孩子他爸说伦恩‘你让她去，甭管对啦错啦。把她闷了太久啦，她都郁闷啦，天知道’他就这样说，”你妈一郁闷，咱们谁也别清净，你就得让她怎么地发泄发泄”


  
她大声笑起来，充满愉悦。密涅瓦夫人越来越喜欢她，在她身上发现了最惹人喜爱的品质，一份对生活的丰富热情。这份热情很稀有，它和年龄、阶级、信条、道德价值，以及智力水平都没有关系。这是份偶然得到的上天的馈赠，就像是蓝眼睛，或是双关节的拇指：不可能习得，同样地，谢天谢地，也几乎不可能失去。完全没有这份热情是最糟糕的缺陷——她突然顿悟，这就是雷恩·庞蒂菲克斯夫妇的问题所在。


  
“那，你七点过来？”


  
“俺不会迟到地。”波切特太太愉快而令人安心地说道。显然，在精神上她已经准备好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了。


  
踏上回家的路，在斯巴尔顿街上密集的手推车中间穿行，密涅瓦太太问自己到底谁是正确的——波切特还是伦恩。从经济上考虑，当然是伦恩。但在心理上，是波切特“被压抑在心里的火山和空空如也的钱包所造成的危害几乎一样大。


  
在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电话留言。庞蒂菲克斯先生及太太表示十分抱歉，但他们都患上流感。密涅瓦夫人心里雀跃了一下，又立刻为自己感到羞愧。作为赎罪，她出去走到花店，给庞蒂菲克斯夫妇送了一大束黄水仙并附上了便笺。但内心的雀跃却如何也消解不了；当她第二次走回家时，她在想现在今晚会有怎样的可能；有多少可爱的人，从中可以找到两个填补空缺——他们想要见到的人，愉快的人，睿智的人，让人如沐春风的人，可以袒露真情的人，只要出现就能激励精神、照亮心灵的人；那些让人心旷神怡而不是沉闷窒息的人。她又想，多少宴会之所以成为最快乐的宴会是因为清走了你最先想到的那伙人啊。

春季初日


  
这是一个雅致如伟吉伍德陶器[7]的日子，天空一碧如洗，映衬得朵朵白云越发鲜明而又清丽动人。密涅瓦夫人认为，与气候规律的国家相比，英国最棒的一点就是一年中不只有一次机会说“春天来了”。圣诞节以来她已经说了两次——一次是在一月，他们驾车穿过湿地去海边，天气温暖，躺在沙滩上，无需外套；另一次在二月，她带着孩子们在肯辛顿花园午间野餐。前夜大风过后，小草的嫩芽已经冒了出来，星星点点，而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直在下雪：虽然雪一直下，但那天却的的确确是属于春天——它是春天无意间扔落的一枚预付的散币。


  
但是这一次，她想（尽管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每次都会这么说）春天真的来了。下楼时，在客厅，她驻足看了一下之前在筑堤上工人伐木时捡的几根悬铃树枝。她每年都会这么做，但当它们真的发芽时，她总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月前她从乡下带回来的还是光亮的棕黄色嫩枝，而如今它们已经变成看起来了无生气的煤灰色，在这样的枝条上竟然悄悄长出了精致玲珑的翠绿色小球和天鹅绒般奶绿色的树叶，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她弯下腰，凑近了看其中一片刚长出的叶子（柔软、半伸半蜷，就像是个小小的尖利小爪），结果鼻子上蹭了一团黄色的花粉，打着喷嚏下了楼。


  
户外的空气让人心旷神怡。行走中空气轻抚过她的脸，不冷不热。在去往西敏斯特的路上（她要和克莱姆在他的办公室附近一起用午餐），她思考着为什么她会如此迷恋这个特别的温度。她也喜欢极冷或极热，但那是种紧张的、交战般的享受。皮肤充当了并不规则的前线，承受着它们用虚弱的棱角和脆弱的先锋部队发起的进攻，此时她会强烈地意识到宇宙中自我的边界，此时她会思考“我”在哪里结束，外面的世界从何处开始。这种感觉很刺激，却也造成分裂、导致孤独。但在就像今天一样的特定日子里，这个界限坍塌了。她感到自己似乎可以和外界相互融合与渗透；仿佛她并不只是存在于自己的躯体中，还是这路上其他所有人的一部分；就此而论，她也是在伊顿广场树上歌唱的画眉鸟的一部分，是在格罗夫纳宫努力拉车运货的杂色马的一部分，是在白金汉宫道上迈着优雅步子的猫的一部分。这是种真正意义上的宁静，不仅仅是感受不到分裂，而是对统一的主动感知，对自己是被淹没的大陆上其中一座山峰岛的觉悟。


  
就在皇家马厩的入口那儿，她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儿后面，并且正渐渐超过他。小男孩儿看起来和托比差不多大小，不过年龄可能要大一些。他的短裤即使已经拽到腋下对他来说仍然太大了，在屁股上还嵌着一大块补丁；灰色的毛衫又脏又薄还已经磨损；两条纺锤样的腿十分纤细，鼠色的头发被剪成了寸头。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小鬼头，但是他的“装备”却抓住了她的眼睛。用两块断木板条做的剑用一根绳子挂在了腰间；插着一根鸽子毛的棕色纸袋是他的头盔，上面倒印着几个字“布鲁克斯商店”；左手上挂着的是自制的纸板盾牌。他的步子活泼又坚定，就好像他正动身前往参加某个秘密战役并且对取得胜利信心满满。（密涅瓦夫人知道，对于需要龙的人来说圣詹姆斯公园是有龙的，因为童年时她自己就住在附近。）


  
走到宫殿前门时，她已经和他差不多并排了：她能看到盾牌用红色粉笔粗糙地涂了色，用一根靴带系在了手臂上。她即将超过他的时候，他看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和他装备相似的另一个小鬼头。很显然接下来会是一次联合远征。他尖叫着打了招呼，走下台阶。


  
“小心！”密涅瓦夫人叫道，抓住了他的肩，一辆出租车发出尖利的刹车声转了弯，堪堪避过他。不过小男孩没受到任何影响。


  
“我很好，”他不耐烦地抗议；挣脱出来，又一次冲向车道。密涅瓦夫人一直看着直到他安全到达对面。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膝盖仍在发抖并感到非常难受，在她后面哨兵踏步、大步走、汇合、转身、分开，精准地执行着古老的仪式。放哨和拿着纸盾“远征”似乎就像是轰炸机轰鸣的战争世界和汽车呼啸的交通世界里的平行姿态。但或许重要的是做出姿态本身。


  
她平复心情继续走。水，就像明亮的透明曲线，缓缓流入大理石盆；若干美人鱼、海中仙女和海豚沿着盆壁嬉戏；象征主义的铜像稍简明地摆出了英雄的姿势；而阳光下，镀金女王平静地坐在高高在上的地方。


  

[7] 伟吉伍德陶器（edgwood）：英国皇家陶器品牌。（译者注）

在汉普斯德的野外


  
每个周末他们都会早早出发去斯塔灵思或者去拜访他人，但是大约每月一次他们会特意留在伦敦。周六下午开车去学校看维恩，周日两个小家伙儿会轮流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这次轮到托比了，他选择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因为他想在池塘里驾驶他的小船。朱迪对船并不是很热衷，不过她喜爱的娃娃克里斯塔贝尔有一身新的春装，她很乐意有个机会带着穿着新装的娃娃出去。


  
这是澄澈、明净、恬然的一天，南风习习。当他们到达山顶，池塘边的美景就赫然窜进眼帘，简直就像一出类似英版的芭蕾舞剧《波得鲁什卡》或是《美丽多瑙河》的惊艳开场。碧蓝的湖水上白帆点点，孩子们穿着夏装，大人悠闲地散着步，狗狗们雀跃着嬉闹，从卖冰激凌的小贩们（他们由于反季的炎热而提前出现）的箱式三轮车上传来叮叮声——一切都给人一种好似经过排练般的自然的完美感。舞蹈设计精彩，舞台布局迷人：而主题的发展尚需拭目以待。


  
他们下车时，托比发现他把汽船的钥匙落在家里了。要回去拿就太晚了，无疑只有等等看他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当大家开始安慰托比时，从不知道要为之提供急救的是一件小麻烦还是一颗破碎的心。他还太小没办法为自己的坏运气分出等级。这属于更成熟一点的人才拥有的造诣。幸运的是这一次他很冷静，说了句：“那好吧，我们可以看其他人的”就在爸爸二分音符步子的映衬下，迈着四分音符的步子小跑着和克莱姆去池塘边了。


  
密涅瓦夫人坐在她发现的一张帆布躺椅上晒太阳。朱迪带着克里斯塔贝尔招摇地走来走去以便人们能看到它的新衣服。浅黄色的衣服配着显眼的褐色天鹅绒领和纽扣，着实华丽。看着她，密涅瓦夫人想，这些现代的不会打破的娃娃和原来的只有几个月预估寿命的瓷娃娃相比，哪个对他们的主人会更珍贵呢。瓷娃娃有一种短暂的令人苦恼的魅力, 而现在的娃娃代表一种对友谊可靠而持久的承诺——你可以计划他们的未来，思考他们冬天的装扮。不过这终究只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爱不是保险精算师：不管婴儿死亡率的统计结果是多少，三百年前的一个婴儿和现在的婴儿大约是一样珍贵的，不多也不少。


  
太阳开始炙烤着大地。从她坐着的地方，密涅瓦夫人可以看到有两个街头演说家正在搭建简易台子招揽听众。从他们的衣着和举止判断，她猜想右边的那位是左翼，左边的那位是右翼，但是因为太远她看不清他们告示板上的标语，而当他们开始演讲时，除了一阵令人困惑的急促声音，她什么也没听清，只觉得像是在用无线电收听混杂的电台。看到克莱姆和托比离开池塘走向演讲者，她领着朱迪加入了他们。一靠近她便发现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右边的是个极右人士而左边的极左。不过她疑惑，倘若他们阴差阳错地站在了错误的标识牌后面，他们的观众中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呢。


  
很难领会这两个演讲者的演讲，双倍的喧闹让人更加困惑。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两篇演讲的结构上都布满了用战争的钢片扫射过的弹孔。“为反抗暴政而战！“一人咆哮。“碾碎革命威胁！”另一个人口齿伶俐地高嚷。“有什么牺牲过于巨大……？”“我们谁会不欣然主张……？”


  
此时，在他们身后的某个地方传来第三种声音，如此尖锐刺耳以至于在身旁的嘈杂也掩盖不住它。似乎只有一半是人类的声音，密涅瓦夫人瞬间有种在做恶梦的感觉；但是辨认出这声音的那一刻，她抓住了克莱姆的胳膊，“快！”她说，“是木偶戏《潘趣和朱迪》！”克莱姆的脸亮起来。他把托比托到肩上，四人挤出了人群。


  
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里只余下纯粹的欢乐。不朽的剧情在他们眼前上演，他们全神贯注地站了一个多小时。舞台破旧，道具粗糙，经过了几年粗暴的滑稽戏演出，那些木偶几乎已经面目模糊，但是演出很精彩。婴儿大叫着被扔出了窗外；“朱迪”被责骂，用短棒打死；礼教警、医生和刽子手依次尽力履行他们的职责但都被凶残地挫败。“潘趣”这个狡猾、暴力、肆无忌惮，除了幽默和活力没有任何优点的人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所有孩子的脸都在阳光下高扬着，就像粉色雏菊的苗床，他们大笑、拍手、高兴地叫喊。


  
“然后呢？”密涅瓦夫人在木偶戏结尾时问克莱姆。


  
“没有然后，”克莱姆说，耸了耸肩。“这是伟大的艺术，仅此而已。好啦，我饿了。”

乡间旅行


  
他们去康沃尔和爱德华·哈维洛克一家人一起过复活节。


  
对密涅瓦夫人不是很了解的人，甚至一些了解她的人都很难相信在距离他们要拜访的陌生乡间别墅只有几英里时她所感受的沉重的苦闷。若是他们自己驾车，她还可以对克莱姆半开玩笑地就此做一些评论来帮自己摆脱这种情绪，但如果就像这次一样，他们坐火车去，有人在车站接，她就只能看着司机的后颈无言地沮丧，或者顶多模糊地提及她的心境。


  
汽车速度超快地带着他们前往盆扎容，“现在的这些双轮车开得真是快啊，”她痛苦地向克莱姆低声抱怨。


  
“看！”克莱姆说，“那儿有更多矗立的石头。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德鲁教信徒。”他并非无动于衷，只是他想现在是时候让她去克服这个困扰了，他的想法很对。况且他知道她的惊慌会在她踏入别墅的那一刻消失，并且一般会尽兴而归。这些密涅瓦夫人心里都明白，但是这些认知从不能让她平息自己难受的情绪。


  
不是害羞：害羞不是她会有的情绪。她自来熟，并且最享受第一次试探性地调广播波段的过程，运气不好，调到的可能是一个关于会计的谈话节目，但更多时候，会调出一阵音乐。不，这不是害羞，它更像是一种幽闭恐惧——是一种对于放弃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不得不接受别人生活规律的恐惧。每当女主人做出暗示，她都必须准备好把自己的一天调整到别人的步调上：出去、进来、睡觉、坐着、走着、闲逛（哦！最糟糕的，闲逛）。当然总有可能，或许哈维洛克家的步调和她自己一致：比如他们可能也讨厌用餐时间过长，会走得过快或过慢，喜欢辩论、笑话和沉默但是讨厌找话题，并且意识到如果一天中没有一两段独处时间就像是不加冰的鸡尾酒。


  
当然总有可能：但是在这种时刻，那种可能性显得非常渺茫。他们现在已经来到海岸公路，康沃尔像往常一样风景如画。岩质的海岬、沙质的海湾，渔村点点嵌落在崖壁上像是一瀑松叶菊。这里的季节更早一步：圆形的橡树林很柔软，披着比金色更深一些的外衣。果树下的草地上散落着花瓣，乡间花园像是一块块华丽多彩的刺绣，灼灼生辉。真是尽情挥洒的可爱春天，完美得甚至令人有些害怕，就好像这注定是一场最后的谢幕表演。“绝不会再出现了……”她提示克莱姆，怀疑他是否有可能也被这风景触动了。


  
“可是每个春天我都这样觉得，”克莱姆出乎意料地说。我已经和他一起经历了十七个春天了，密涅瓦夫人想，但以前却从不知道这点。不过实际上这很正常，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对她而言，语言阐释感情，而对克莱姆而言，语言遮掩感情。这或许正好。因为如果两人同样直率，他们或许会陷入太了解彼此的危险中。一定程度的不解（是不解，而非误解）是一个人在一段全然亲密的婚姻中唯一可能提供给对方的避难所。


  
她把每段关系看作一堆交叉的圆。乍一看，似乎相交的部分越多，关系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超过一个临界值，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出现，并且两边都没有足够的私人资源去丰富共享的生活。或许当外侧的两个“新月”合起来正好和中间“叶子”部分一样时，就能达到完美了。理论上肯定有能够达成完美的巧妙的数学公式，但生活中，没有。她偷偷地对着车窗哈了口气，用手指画出两个圈，但是他们几乎完全不相交——仅仅是月光般的迷恋，很快就会消失——于是她又加上了耳朵和胡须把它们变成了连体猫。（但是她怀疑这真的算是连体猫吗？）这时，她碰到了后视镜里司机的眼神，于是慌张地把它们全擦了，装作正凝视窗外的风景。


  
“但是没关系，”克莱姆说，他依然纠缠在自己的思绪里，“她总是决定上演回归。”


  
“谁？哦——春天，是的。”但是她没办法欢快地回应他，因为他们现在正转弯驶进盆扎容的大门。这是最糟糕的时刻。已经无路可逃。她告诉自己，四天后他们会踏上回伦敦的归途，并且已经结识了几个新朋友，但不知为何，这完全不能安慰她。无论如何，她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她带来了一件十分豪华的睡衣，那种被精致地摆放在卧室内，女人们也总会在门外瞥一眼的睡衣。它带来的愿景一直支撑她驶过路两旁山一般的杜鹃花海。这花海从未拍打到他们的车顶。


  
突然，折磨结束了，他们到了。利拉·哈维洛克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客人；旋钮首先被大幅度地转动，准备好一旦有微弱的音乐传出，再做更细致的调动。

唐斯太太


  
学校假期后的第一个周末结束了，密涅瓦一家离开斯塔灵思，以便让唐斯太太全面收拾一下屋子。等到他们再去，已经五月份了。乡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洗去了春天那份轻佻的不安定的优雅，呈现出虽然依然纯洁却更为沉静的可爱魅力。


  
唐斯太太一出现在门口，密涅瓦夫人就知道了，情侣们和主妇们所普遍具备的对情绪氛围可怖的敏感告诉她，有些不对劲。她不确定这兆头预示的是哪种坏情况——主观的（或者说愤怒的）还是客观的（或者说灾难的）。总的来说，她知道这不可能与孩子们相关，因而希望是后者。水管破了总比感情受伤好处理得多。但是真的没可能与孩子们有关吗？或许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有电话留言...


  
“一切都好吗？”她一边好像漫不经心地问道，一边摘下手套。


  
“呃，不，夫人，我几乎说不出。”唐斯太太顿了一下，这停顿让人感到不详。


  
“（哦，快点，你这个老傻瓜，别把我吊在这儿，七上八下的，到底他们谁出问题了？托比？朱迪？还是维恩？）很遗憾听到你这样说，发生了什么？”


  
“哦，夫人，没有什么事发生，只是有一股很蓝（难）闻的气味。“


  
密涅瓦夫人松了一口气，几乎要放声大笑。


  
“气味？哪儿？”


  
“到处，夫人。这房子的后半部分全都是。很蓝（难）闻的气味。”


  
密涅瓦夫人穿过门厅，打开了通往厨房的门，又立刻关上了。


  
“天哪！”她说，“真是无法形容。”


  
唐斯太太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神态，这神态是那些被怀疑夸大其词结果却证明事实更夸张的人所特有的。


  
“唐斯认为是排水管的问题。他妈妈就死于伤寒。”


  
克莱姆放好车，走过来。


  
“看这儿，克莱姆，你应该懂——是排水管吗，是不是？”


  
“我是个建筑师，”克莱姆说，“不是卫生检查员，不过让我来闻一下——哦，上帝！”他同样惊慌地关上了走廊的门。


  
“我和唐斯一直坐在书房，先生，用酒精灯做的饭，我们想你不会介意。”


  
“当然不，”克莱姆说。“但是你们究竟为什么不叫个水管工来呢？”


  
“开始我们想也许会变好，”唐斯太太解释道。“但是当事情开始变得太糟糕的时候，我们确实给贝特曼先生打过电话。不过那是三天前的事了——他现在正在给礼堂装新浴室，你知道这里的商人忙起来都是什么样，不管不顾。他们才不担心谁得伤寒呢。”她是个伦敦人，但是嫁去了肯特郡；过去的二十五年只不过让她更加相信伦敦以外的地方实际上都是中非。


  
“没人会得伤寒，”克莱姆不耐烦地说，大步走去打电话。


  
“现在是周六下午，先生，”唐斯太太提醒他，带着忧郁的意味。“到周一才有人。”


  
“来，”密涅瓦夫人说，她的好奇心战胜了想吐的感觉。“让我们试着找出来到底是什么。或许根本不是排水管，或许是地板下的一只死老鼠。”


  
“像一只死羊一样讨厌，”克莱姆在他们捏着鼻子沿着厨房走廊走的时候说道。


  
“像一只死拂拂(狒狒)[8]一样讨厌，”密涅瓦夫人说。他们顺着气味走过厨房、碗碟洗涤室和食品贮藏处，直到他们走到就在花园门内的一个小洗刷处和盥洗室，气味在这里似乎是最难闻的。


  
“我猜这些碎片，角（绝）对是排水衮（管），”密涅瓦夫人说。但是克莱姆怀疑地环顾了一下雨衣、拐杖、网、鱼竿和高尔夫球棍堆成的垃圾，从墙上的挂钩上拿下了维恩的鱼饵袋。


  
“鱼饵，”他简短地说，“这小子可真行。”他们把鱼饵袋拿到花园倒空了。在这些浮漂、线和其他用具中间有两个罐头。第一个装着蚯蚓，另一个是海蚯蚓。全都已经不成样子了。


  
“果然，”密涅瓦夫人说，“有点太多了，真是浪费。”她补充到，“那天我们去邓杰内斯的时候我帮他挖的那些海蚯蚓。花了将近两小时。”


  
克莱姆的脸色很难看。他从工具房拿了一个铲子，把鱼饵深埋在厨房花园下。然后他走进室内给维恩写信。考虑到写信的时长和他肩胛骨的状态，密涅瓦夫人担心这一次克莱姆会过于严厉；但是当他后仰坐在椅子上读信，她看到他在信的空白处画了大量特有的大头针小人的图画时：她就知道没事儿了。唐斯太太端茶进来，一副有了新发现的样子，和蔼地说：男孩儿就是男孩儿。密涅瓦夫人更松了口气。低压槽已经过去：这会是个美好的周末。


  

[8] 此处应为捂住口鼻遮掩气味导致发音不清，下同。（译者注）

夫妇


  
“我们也许可以邀请丹比夫妇，”密涅瓦夫人说，一边喝早茶一边翻看通讯录。克莱姆的父亲送给他们一条鲑鱼，这似乎是邀请一些人来用餐的好机会。


  
“我——好吧，”克莱姆说，“奈杰尔来我很高兴，可我不怎么喜欢和海伦打交道，她总是喋喋不休。”


  
“普理查德夫妇怎么样？”


  
“又一对，”克莱姆说道，“只是颠倒了一下，再次见到萨拉很不错，但是克莱夫的话题只有店铺，他对它太狂热了。喂——我要去刮一下胡子，你要是有了其他主意就叫我。”


  
密涅瓦夫人放下通讯录，又倒了些茶。这时，她瞥见克莱姆刚刚放在一边的报纸上有篇名为《婚姻问题》的文章，她浏览了一下第一段。


  
“我并不打算贬低婚姻。没有人能佯称它是个完美的制度，但也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替代品。最坏，它需要时时修补；最好，它让人心情愉悦。大部分人的婚姻既不能让他们的快乐增一分也没能让其减一毫。他们或许不能乘着不定期轮船环游世界，但是大多数人本就贪图安逸。”


  
她想这篇文章在同类题材中还算不错；至少在这个俗套的话题上，它比其它大部分文章都写得更节制，格调也更轻松；虽然它和其它所有文章一样，里面也充斥着四分之三真理。解决了晚餐问题后，她会读完它。


  
她又重新投入到通讯录上。弗兰特夫妇？帕尔默夫妇？绝大多数婚姻中夫妇水准不同，真令人惋惜。就像是一张唱片，一面曲子极其精彩，另一面却只是可有可无却又避无可避的凑数之作。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简单地无视索然无味的背面，却被迫在每次播放你珍爱的那一面时，都要播放另一面直到苦涩的终点。这种决不能只单独邀请夫妇其中一人赴宴的社会习俗虽然现在有所放松，却依然顽固，它是多么愚蠢啊。即使夫妇两人同样有魅力，她也常常希望能分别邀请他们。只有每个参与者都不受拘束，餐桌谈话这项娱乐活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他必须能够自由地伪装隐瞒，自由地在站不住脚的立场上危险地维持平衡，自由地为了追求真理的精神内涵而牺牲真理的字面意义。文雅的“她”不会插嘴说“不，亲爱的，是星期二”；但是“她”往往会用眼神暗示。当然，“她”变成“他”同样适用，密涅瓦夫人想到了克莱夫和萨拉。


  
“有进展吗？"重新出现的克莱姆问道。


  
“没，完全没有。我们该邀请的所有夫妇都不平衡。”


  
“我真希望我们可以像J老夫人一样勇敢。她就邀请好的那一半参加一个宴会，坏的一半参加另一个宴会。”克莱姆说。


  
“我知道。而且她往往就在最后关头得了感冒，把坏的宴会取消了。不过无论如何，J老夫人有身份地位在。如果你没有，就不能做这样的事。”


  
“哦，好吧，那最好把他们都请来，到时你可以跟奈杰尔聊，我跟萨拉聊，海伦和克莱夫就讨厌遇讨厌，凑在一堆儿。”


  
“好吧，”密涅瓦夫人说，合上通讯录，松了口气。但是为什么，她想，为什么这些作者总是局限于婚姻给深陷其中的人带来的麻烦，而从不提及它给他们的朋友带来的问题呢？她第一千次想到，婚姻对于当事人以外的人来说只是个麻烦。一个单身的人是个可控的个体，你既可以和他（她）交朋友也可以敬而远之。但是夫妇中一个却并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婚姻成功，它就比一个人多一点；如果不成功，就比一个人少一点。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使原本就复杂的友情关系更加复杂。就像克莱姆说的，比和一个连体人跳舞曲还复杂。


  
那是很多年前，他们还没结婚，但是这话已经萦绕耳边。但凡关系到友情就要避免成为连体人也是他们自己的婚姻信条。她不知道他们遵守得如何。这只有他们的朋友才能断定，但是仅仅有这种危险意识就已经算是幸运了.

驾车前往苏格兰


  
虽然十五年来每年夏天他们都要驾车前往苏格兰，但是当他们来到芬奇利路路口的路标处时，还是感到一阵微微刺痛的兴奋。路标指向左边，上面简单地写着“北部”，就好像是他们假期的一个篇目。


  
他们总是在早饭过后七点出发，轮流开车，每五十英里左右交换。今年轮到克莱姆先开，对此密涅瓦夫人很高兴。这意味着在沉闷的广阔平地，她可以开心地沉浸于驾驶之中，而下一程，她就可以作为一名乘客自由地欣赏位于杜克瑞斯东部边界的美景。美丽的景色丰富绚烂、延绵不绝；是让人莫名联想到长假发和老港口的乔治亚风格。若是住在这样的地方或许会有些压抑，但作为旅途中一张流畅而又迅速地勾勒出的深绿色华丽织锦，它却让人十分满意。他们在雷特福德重新交换了位置。这样密涅瓦夫人就承担了唐卡斯特的驾驶任务，它是全城唯一的大城市；但是那之后，她就能轻轻松松地开过约克平原到达波拉夫布里兹，他们在那里停下来吃午饭。重点是克莱姆现在驶进了他喜爱的像箭一样笔直的十五里快速路程——立名道，这对坐在后面的密涅瓦夫人也很公平，她可以一边享受速度一边庆幸不是自己在开车。


  
在苏格兰角，他们左转前往博斯；在他们看来，这里才是“北部”真正开始的地方，如果地理上不是，心理上却是。因为他们最终离开了平原，爬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国，这里有陡峭起伏的小片牧场、粗糙的石墙、叫喊的羊群，、声音尖利的千鸟还有掩映在梧桐树丛下一座座孤零零的农舍。


  
“这里，”爬上一个坡，克莱姆说道，“两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那些吉普赛人。”


  
“我知道，”密涅瓦夫人说“我刚刚就在想这个。还有那些花斑马。”在他们心中地图上有许许多多的小旗散布在这条路上，每一面都标示着他们的一个回忆。旗子现在已经有许多，还会逐年递增。比如，有一面在科斯特沃斯附近，在那里他们第一辆车的推杆掉了，（那是辆有顶阀，部分暴露内部结构的双缸汽车，很可心，他们很喜欢，但它作为一辆二手车也相当旧了）往回找了好久，才从一里外的排水沟里找到。还有一面插在他们第三辆车恶意熄火的地方，（那是辆某个欧洲小品牌的俗丽的黑色大马力汽车，是他们所有汽车中唯一一辆确实不可靠的），他们被迫在路边的锡制车库里待了十四个小时。那天几乎下了一天的雨，他们在行李箱上玩了无数轮皮克牌[9]，克莱姆先得三十分，独赢了两局。在所有他们停车野餐的地方也都插上了旗。还有他们看到美丽的双彩虹的地方；急转弯后遇到一个男人在停着的车里慌忙扯掉黑色假胡子的地方。这是一面五年前插上的神秘旗。当然，那之后他们埋伏在下一个拐弯处让他先行，然后尾随数里，但是他只在巴纳比摩尔买了罗瑟勒姆的餐叉。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一次恶作剧的余波还是约翰·巴肯的小说情节[10]的现实版上演。


  
他们正在平稳地向上开；眼前，地球的骨骼开始穿过草地，形成了陡壁和露岩；继续走高，已经完全没有了牧场的踪迹，只剩赤裸的沼泽。在路的顶点，博斯和布拉夫的中点，他们像以往每一次一样，停车、下车活动身体、抽烟、赏景。他们此刻正站在英国的脊柱上，海拔将近一千五百尺的地方。约克郡在后，威斯特摩兰郡在前，汉德斯维特沼泽和蒂斯河谷在北，斯特恩摩尔森林和阿肯加斯河谷在南。汽车单调的嗡嗡声过后是令人吃惊的沉默。空气像刀子一样锐利，也像生菜一样新鲜。这里的景色和他们早晨出发时经过的苍翠庄重成熟的景色大不相同。密涅瓦夫人想：空间上他们一路向北，而时间在倒流，逆转不可逆的时光，使他们在夏末又一次感受到了春天。她想：要通过怎样类似的精神之旅，怎样沉着的心灵漫游，一个人才可以——不过她不执着于找到这个比喻：她有种感觉，它会避开她，就像那个带着假胡子的男人。


  
克莱姆吸完了烟，丢在地上，鉴于草地干燥易燃，他用鞋后鞋跟小心地把烟头碾灭。他们重新上车，意识到他们最为珍视的旗帜中有一杆插地更深了。密涅瓦夫人踩放离合器，开始踏上长长的下坡前往阿普比。通过凸面驾驶镜，她可以看到他们刚刚站的那段路在视线里迅速变小；她想为什么以前没意识到：


  
你无法成功驾驭未来，除非你在它旁边总框着一小块属于过去的清楚影像。


  

[9] 皮克牌：纸牌牌戏，供2人玩，另有供3人或4人玩的变种。（译者注）

  

  

[10] 约翰·巴肯, 第一代特威兹穆尔男爵，GCMG，GCVO，CH，PC（John Buchan, 1st Baron Tweedsmuir，1875年8月26日—1940年2月11日），苏格兰小说家及政治家，曾任加拿大总督，代表作《三十九级台阶》。他以创作惊险故事而著称，其中以理查德·汉内系列的悬疑小说最为经典。(译者注)

八月十二日的狩猎


  
“好了，”阿奇·麦克厄恩在堤坝最下面的石头上敲空了烟管，扫去苏格兰裙上的少许糕饼屑，说“我想我们现在最好继续走。”


  
他从欧石楠花丛里直起身来吹响哨子。贝丝跳了起来，它是一只黑色的小波音达猎犬；而公爵和掠夺者，两只红褐色和白色相间的同种犬，则与它们的年龄和经验相称地更为谨慎地站了起来。它们三个都抬着那怪异而瘦削的脸看着他。密涅瓦夫人向后靠着堤坝，看着她的姐夫想：这正好表明了一个人对于和什么动物生活在一起应该多么慎重。又高又瘦，脑袋像栗子的阿奇养了二十一年的波音达猎犬，现在和公爵长得几乎差不多；而艾莉森，他的长女，有一头黑色的头发，帮他训练猎犬，开始明显有贝丝的模样，特别是眼睛。哦，好吧，事情看起来还不是最坏的：至少波音达的脸很有趣，比其它猎犬似乎多了分理智，少了分多愁善感。她顺便又想到，在英国人中间如此悲惨地广泛存在的窄下巴和龅牙是不是也许除了源自遗传，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年少时被鼓励养兔子。改变一个民族的宠物或许就可以改变她的面貌；但是当下，她还想不出一个不错的下巴突出的替代者。


  
“不了，谢谢，”她说，回应她姐夫的问题。“我不想走过劳斯盖恩猎区——我要和苏珊待在这里，等你们到勒欧沼泽的时候再加入你们。”


  
这个早晨既快乐又艰苦。阿奇只有在玩猎犬狩猎——这项更为狡猾细致的运动至少两个星期以后才会考虑开车。它包含了一段很长很陡的步行，有的路段要穿过很深的老石楠花丛。这样对于旁观者来说，克厄恩的八月十二日松鸡狩猎[11]就不是一项鼻子上精心扑着粉，懒洋洋地靠在松鸡屁股上的女人活动了。密涅瓦夫人喜欢它，尤其是因为她不仅能看到克莱姆还能看到维恩狩猎；不过当他们在山湖上两个最陡峭的猎区狩猎时，她总是很乐意掉队。猎人们艰难地向堤坝的背风处爬。先锋带着空的午餐篮和早餐包，踉踉跄跄地走下崎岖的小路，看起来像只喝醉的蜜蜂。她们两个女人挪动到山梨树掩映下的草丘上。风完全静止了；人们常常忘记高原也能热成这样。本凯里奇和其他山峰闪烁着微光。下面，她们可以看到克厄恩家灰色的房顶从杉树林中伸出，一柱像魔杖一样笔直的烟从厨房烟囱里升起。远处是一小片点缀着干草堆的河谷，另一边朱迪、托比和他们的两个最小的表亲在忙着玩儿火。密涅瓦夫人想，在一个关系更复杂但是没那么紧密的大家庭里待一段时间对他们有好处。


  
她的视线从模糊的中景回到眼前清清楚楚的克莱姆的姐姐身上，她正牢牢地靠在一棵山梨树上织东西。


  
“苏珊，”密涅瓦夫人说，“你的针织品是从哪儿来的？我发誓一分钟前什么都没有。我想你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就像魔术师变燃烧的香烟一样。”


  
“不是，”“苏珊说，“他们是从我指尖里出来的，像蜘蛛吐丝一样，事实上我整个身体内部就是毛做的。”


  
“你最棒的是，”她弟媳说，“从不让它在脖子以上蔓延。”


  
“哦，是吗。”麦克厄恩太太简短而模糊地说，“总有道格拉斯和弗里斯。”


  
密涅瓦夫人躺在她身边，这样山上的色彩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画面的前景是一簇盛开的金雀花，花树上有两只燕雀来回摇摆。它们上面两只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织出调情的图案。它是田园诗般的——在丝绸上绘出的中国画；是在一个有组织的杀戮日里优雅平静的绿洲。


  
“那样谈论起来倒是挺好，”她说，“但你知道你不会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住的。我想你现在是完全心满意足的。”


  
苏珊咯咯笑了，“不总是这样。八月十一日厨子摔断腿的时候就不。”


  
“哦，每个人总会碰上些天灾人祸。不过唯一重要的是身处合适的环境和角色，这样碰上的灾祸是自己可以处理的。我想这才是我想说的，不只是满足。苏珊你非常适合你现在的生活。”


  
“噗-哈，”苏珊说，“就此而言，你也是。我讨厌你那种生活就像你讨厌我的一样。”


  
“除了假期以外——是的。”


  
“事实上，嫁给正确的生活与嫁给正确的人一样重要。”


  
嗯，不对，密涅瓦夫人想，并不全对。但是在这个用完午餐的炎热日子里，它已经足够接近正确了。她闭上眼，把眼前的中国美画卷进眼睑。


  
“听！”过了一会儿，苏珊说道。“我听到一声枪响。”


  
密涅瓦夫人重新睁了会儿眼睛。八只白色的翅膀散落在金雀花树下的草地上。燕雀看起来好像不能消化掉嘴里的蝴蝶。天气太热不适合解决道德问题。她重新闭上眼睛睡着了。


  

[11] 每年8月12日起,英国进入松鸡狩猎季,全世界各地狩猎爱好者届时将纷纷来到苏格兰荒野地带,体验拔枪射猎的惊险刺激。(译者注)

运动会


  
他们全都去了克路里运动会，不过原因却各有不同。阿奇·麦克厄恩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去，苏珊去是因为阿奇认为她应该去。密涅瓦家的三个孩子和麦克厄恩家四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去是因为隔壁场地有游乐园。麦克厄恩家的大女儿艾莉森去是因为那里肯定有阿德伯尼聚会而且她知道乔克·默里休假在家。从没来过苏格兰的假期家庭教师英格兰人贝茨小姐去是因为她的曾祖母姓吉莱斯皮[12]而且管乐演奏让她有愉悦而奇特的感觉。克莱姆去是因为通常来说他都会没事找事做，而密涅瓦夫人去是因为她莫名地喜欢观看高地运动会。


  
“我真搞不懂，”她的姑姐说道，“我本以为你会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呢。看看你对板球的态度就知道了。”


  
但是全部的要点在于，密涅瓦夫人努力地解释，运动会不是板球赛。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比赛而是田径运动。无关团队精神，没有神圣意义，胜败没那么重要，有的只是很多普通人，每个人都为自己上场，努力比其他人都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扔得更远，以赢得三、四十先令的奖金还有出现在《克路里先驱报》上的机会。


  
看到一个撑杆跳运动员手握条纹杆顶端，动作流畅地高高飞起，越过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高度，轻轻落回地面好像是从水中落下（由于某种原因，撑杆跳高总给人一种是在用慢动作表演的印象）。她想，还很赏心悦目，心中升起一股愉悦。那是一个瘦瘦的、下巴突出的男人，穿着织补的运动衫和已经褪色的蓝色短裤。他站起来，漫步回到终点，穿上裤子。下下个选手刚刚开始起跳。他们全都比得很放松。贝茨小姐看起来似乎不是很确定自己的立场。


  
“他们肯定特别冷，可怜的家伙们。”最后她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说道。


  
对于八月中旬来说，天气确实很冷。太阳偶尔的闪烁还不如一个强挤出来的微笑有说服力，大多数时间都有一股冷风从空中扫向看台，让人们把领子竖起来，手伸进衣袋。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从像五福花朵一样背靠背堆在一起的四个扩音喇叭里响亮地传出一个通知。密涅瓦夫人转向她的姐夫。


  
“怎么了？我没听见。”


  
“重锤，”阿奇答道，“威利·缪尔要试着打破赛场记录。他是本地的铁匠。”


  
密涅瓦夫人碰了碰贝茨小姐的胳膊，指了指场地较远的一边。缪尔是个彪形大汉。他的胸肌在薄衫下十分显眼，他的苏格兰裙和水桶一样大小。他走向前，摩擦了几下手掌，用脚趾扣住地面以便站得牢靠，然后握住了锤子的手柄。


  
“天哪！”贝茨小姐被吓住了，看着他开始绕着头和双肩旋转锤子，开始很慢，逐渐加速。“看，有些人坐得离他真近——想想要是他在错误的时间出手？”


  
密涅瓦夫人常常这样假设，既感到惊恐又着魔于此；不过假设似乎从未从没发生过。锤子正以飞快的速度旋转，最终缪尔猛地转身，发出一声呼噜似的呻吟，二十二磅凶蛮的金属飞过空中，在离裁判几英尺的地方砰地一声重重的砸落地面。密涅瓦夫人松了口气。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两个人用卷尺测量距离。公布的成绩是九十四英尺——比赛场记录远了三英寸。掌声翻倍。


  
“好吧，”贝茨小姐说，“我猜这就是他们说的掷棒[13]。这是掷棒吧？”


  
“掷棒，”密涅瓦夫人答道，“不，这不是，不过你马上就会看到的，我猜。”


  
被欧石楠装点的看台柱子（到处都放着，还有大丽花，十分不协调）框起的画面里，还有其它几个项目正在进行。参加六百码障碍跑的参赛者正聚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黑帮电影里排着队的犯罪分子。赛跑者在比赛前常常是这样的，但是当发令枪一响，他们就会变身为希腊的美男子。赛场的另一角，一对摔跤手采用自由式摔跤中一种更亲密的搂抱姿势互相缠锁在一起。贝茨小姐很快移开了视线。四重扩音喇叭正宣布那个下巴突出的男人以十英尺九英寸的成绩赢得了撑杆跳比赛。远处旋转木马的蒸气风琴正甜美而又骄傲地演奏着《拉古娜的百合花》。看台前面的木台上有两个穿着全套苏格兰服装的男人摆好姿势准备跳剑舞[14]。其中一个又小又瘦，眼睛明亮，像艾伦·布瑞克。他穿着显眼的黑黄相间的麦克劳德家族的服饰；帽子上插着一枝杜松。另一个人更年轻也更高，穿着墨绿色的格子呢，总是咧着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风笛开始奏响尖锐而强有力的节奏，淹没了场地上微弱的噪音。两个人跳得灵巧而又活泼，热烈而又精准。他们穿着尖头软鞋的脚在交叉的剑与鞘中间闪耀着，进进出出，来来回回，贯穿了整个古老复杂的仪式。他们的祖先正是用这种仪式在战斗的前夕为自己“编织”出一件“护身斗篷”。不过现在，如果脚趾碰到了剑，仅仅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奖金，而不再是确定自己将要死亡时心灵冰冷的颤栗。


  
年轻一些的那个人，就身高而言，灵活得像只猫，一边跳舞，一边仍在淡淡地微笑。像艾伦·布瑞克的那个穿着黑黄相间衣服像只黄蜂一样闪耀。最后的舞步，音乐开始加速到难以接受：密涅瓦夫人在眼花缭乱中看完了余下的部分。她自我防卫地想：我倒想看看有谁从头到尾看完剑舞还不想自己有个姓吉莱斯皮的曾祖母。


  

[12] 吉莱斯皮：这个姓氏有苏格兰血统。（译者注）

  

  

[13] 掷棒：掷棒是苏格兰高地运动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重量级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译者注）

  

  

[14] 剑舞：苏格兰传统舞蹈，据说起源于1054年，此后演变为战前舞，如果在整个舞蹈过程中，他们的身体都不会触及剑，那就意味着他们此次出征将凯旋而归。现在依然可以在各个苏格兰的民俗庆典中看到。（译者注）

秋日迁居


  
“维恩到底在哪儿？”密涅瓦夫人问。汽车停在斯塔灵思门口，准备带他们回伦敦。汽车行李箱里塞满了搬迁儿童房所需的众所周知的行头用具，几乎要溢出来：即使克莱姆的堆叠天赋也只能让它看起来像是只立体羊角。克莱姆坐在驾驶座上；南妮抱着托比坐在后边，朱迪紧挨着她，留出空来给维恩。维恩自己却不知去了哪里。


  
“这坏小子，”克莱姆和颜悦色地说，“我告诉他我们的出发时间了。”


  
“吃完早饭他就直接骑自行车走了，”朱迪说，“去拿他的刀子。昨天回来的时候他把它落在庞德磨坊了。”


  
“他或许已经走过花园门了，”妈妈说道。“唐斯太太，你去看看他在不在厨房吧，我去儿童室找找看。”


  
她又回到房子里。它已经开始显露出无人看顾的样子。一旦主人离去，房子就会呈现这样的情况。很明显它正准备着移去支撑，堕入某种松散的状态。


  
今天儿童房空了，但是在它周围孩子们痕迹还很明显，就像是淹没在海水里的一行残骸。随着他们长大，这些假期遗留的残骸数量不会减少，特征会发生一点变化。石头和木块变少了，不过托比依然收集穿孔的打火石还有被金银花盘出螺旋槽纹的木棍。另一方面，现在有空弹药箱（被维恩用来放兔子，后来又被托比拿到，用来在儿童房方形的油布上玩儿——自己一个人玩儿——一种类似象棋的大型游戏）；在窗台的边缘，还放着一些鲜艳的毛线、丝绸和金属箔碎片，一些折断的羽毛还有小老虎钳的若干夹痕。前一天晚上，维恩一直在试着制作假蝇钓饵；合适的材料用完了，他只好退一步去找玩具橱里的东西，并且运用自己的创造天赋，做出了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亚历山德拉[15]的成品，但是他自己承认，那实际上是个印第安怪物。


  
朱迪的痕迹没有那么明显：她的活动大部分都是个人的，而且基本不需要工具。但是偶尔她也会陷入男孩子们制作东西的狂热中，并且一旦如此，就很严重。几天前，有人在“儿童时间”上描述了如何用接起来的麦秆或是用被一滴封蜡堵住一端的吸管替代麦秆制作芦苇笛。紧贴斯塔灵思的农场里种的全是牧草和啤酒花，所以她向唐斯太太讨了一包麦秆，全部用完了。制作震动的簧片十分容易，但事实证明把六个指孔分隔成合适的比例发出合适的音阶是个试炼和错误，激怒了她自己，折磨了她的听众。她割伤了自己的左手还灼伤了自己的右手。麦秆的方形碎片乱丢了一地，现在就有一片藏在桌子下面。每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听到一段尝试性的尖细韵律，充满了四分音符和其他具有异国情调的间隔。然后就是一声叹息，那是她在剪去不成功的部分把它扔掉。（她体贴地为托比保留下上半部分，让他吹着玩儿。）就在第二天睡觉前，她成功地制作出一只除了“拉”音有点过之外，可以吹奏出成调的《只为我祝酒》的笛子。


  
这件事发生时，大人们已经在巨大的紧张和焦虑中度过了一天，战争的威胁像沉闷的乌云一样悬在空中。当密涅瓦夫人注视着朱迪专注热切的小脸儿，看她全神贯注地投身在她精致而有趣的活动中时，她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安慰。国际局势忽冷忽热。旋转着的时间万花筒可能把人类信仰的点点彩色碎片突然扔进新的模式，新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一个给定直径的管子里，能制造全音阶的空气柱的振动长度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人们选择用科学家做出的笛子吹出危险的调子，这不是科学家的错，不是吗。


  
她走回汽车，在同一时间。维恩从自行车棚的方向出现了，上气不接下气。


  
“对不起，”他简短地说道，匆忙坐到朱迪旁边。密涅瓦夫人也上了车。汽车出发，走在通往主干道的蜿蜒小路上。离开乡下确实令人伤心。空气温暖而新鲜；蒙上眼，会误以为是在五月初的某个早晨。但是她想，这样的一天在秋季比在春季有一种更为深刻的魅力，因为它是渐行渐远的脚步，是一弯逐渐消损的残月。树林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的树木褪去了夏天统一的绿色制服，重新迸发出个性。之前已经下了一场重霜。啤酒花采摘工的小屋前面，一排火焰升起蓝烟，发出呛人的气味。所有的啤酒花基本上都已经被采摘下，被剥下的枝蔓在地面上翻滚并缠成一团。至少有一场战役没有流血就结束了。


  

[15] 亚历山德拉（女子名，义为男人的保护者）。（译者注）

防毒面具


  
克莱姆得早点出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顺道取防毒面具，其他人则在一点半去，希望午餐时段人没那么多。可能确实没那么多人：但即便如此，等候的队伍仍很长。他们有一大群人——密涅瓦夫人和保姆南妮；朱迪和托比；苏格兰厨娘艾迪太太，她身形清瘦，如同冬日里的山杨；还有格莱迪斯，她是新来的客厅女仆[16]，长得很漂亮，梳着复杂的发型。他们六个人——也可以说是七个，如果算上托比的泰迪熊的话，这只泰迪熊几乎从不离开托比身边，特别是如果有好事发生。对孩子们来说，甚至对成人更是如此（这既令人宽慰却又十分危险），任何一种刺激都可以算作一桩趣事，哪怕是痛苦如折断胳膊，或是可怕如见证车祸，抑或恐怖如黄昏时分在灌木丛里玩捉迷藏。在1914年8月，那时密涅瓦夫人自己都还算不上是成年人，但她清楚地记得，妹妹眼中闪烁着光芒，大声疾呼道：“太棒了！我参与战争了！”


  
但这次她坚信，不管怎样，早已有人告诉像维恩和朱迪那么大的孩子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作战的双方是谁，并且也以令人感动且震惊的成熟态度讨论过战争。若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这真滑稽，人们仍极尽委婉之能事，尽量回避说“若战争发生”）——若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这些孩子至少知道我们反抗的是一种理念，而非一个国家。这和上一代不同，那时成人让孩子去花园玩耍，把他们关在焦头烂额的秘密会议之外：紧接着，他们就突然一头栽进人人允许的荒谬行为之中，抵制格林童话和蓬头彼得[17]，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亲戚里的德国老小姐，面对初生的德国腊肠犬就好像虔诚的女信徒逗弄女儿的私生子，带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怜爱之情。但这次，不能再让这些荒谬行为——或滋养这些行为的看法——变成现实。她，以及其他妇女，在战争中将不得不担负起许多任务，而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抵制这些行为：没有实体的防毒面具能抵抗战争给我们思想所带来的那种缓慢、黄色、飘忽的侵蚀。


  
队伍向前略微蠕动了一下。他们离开了明亮喧嚣的街道，走进了市政厅昏暗的前廊。不过至少有长椅可以坐。朱迪拿出了铅笔和纸（她真是个有远见的孩子），开始和托比玩叙事游戏。当他们排到走廊末端时，首相张伯伦先生已经在地铁电梯里遇到了童星秀兰·邓波尔，而希特勒先生和米妮老鼠在一个更狭小的空间里密谈。


  
进入市政厅大楼后他们就不玩了。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再次回到阳光普照的街道上：但密涅瓦夫人觉得，那半个小时里她已经和某些事物道了别。她向停留在她体内的最后一丝老旧谬误的传统荣耀观道了别。而她所带走的，除了一窝黑色橡胶小猪[18]，还有一系列冷漠的表情，就像快切的电影镜头。她右手握着笔，用漂亮的大写字母填了六张黄色卡片；艾迪太太直挺挺地坐着，像修理工手里的推杆一样笔直，丝毫看不出她有半点担忧，但密涅瓦夫人知道她肯定在纠结那剪坏了的刘海；格莱迪斯惆怅的傻笑和她复杂的发型都因为她正承受的折磨而略遭破坏；朱迪在蒙住脸前突然露出一种顿悟的眼神；托比后颈上的小沟比以往更深，因为他的肌肉出于厌恶而紧绷（他痛恨各种形式的橡胶）；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看见自己的母亲戴上了一条黑色的长鼻子，惊恐得发出一声哀嚎；那母亲忙低声安慰道——“乖，是妈妈啦。看——只是个面具，就像盖伊·福克斯的面具，看见没？”（ Mea mater mala sus est。她滑稽地想起维恩告诉她的一句拉丁语，这句话既可以解释为“我妈妈是一头坏猪”，也可以解释为“妈妈，快跑，那头猪正在吃苹果。”）


  
最后，他们进入另一间房，那里只有这些面具，它们堆积在一起，像一群黑色菌菇覆盖在地板上。他们取走了安排给他们的那几个——四个中号，两个小号——然后依次走到街上。


  
正因如此，当他们走向车时密涅瓦夫人想到，人们必须煮开瓶子里的牛奶，在午餐前洗手，不能再用掉在地上的汤匙。


  
托比突然轻笑道：“我们也得给泰迪熊准备一个面具。”如果他说话的态度更严肃些，也许这一切能令人更好受。不过正当他们要坐进车，一个胖女人经过他们身边，旁边还带着个更胖的丈夫。


  
“你看上去的确吓坏了，”她说。“我没法儿不笑。”


  
确实没法儿不笑。


  

[16] 客厅女仆主要负责伺候用餐、应门等。（译注）

  

  

[17] 《蓬头彼得》是最著名的德国少儿作品，通过有趣的故事和幽默的画面，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出版问世以来，已被译成一百多种语言，成为世界儿童绘本的经典之作。（译注）

  

  

[18] 这里指的就是防毒面具。（译注）

恢复常态


  
“——还要份威尔士干酪[19]，”密涅瓦夫人说。“维恩今天晚上会住在这儿，他喜欢吃这个菜。怎么了，艾迪太太，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夫人，”艾迪太太说。她怎么也找不到手帕，只能用围裙抹干眼睛。“只是，一切能恢复常态真是太好了。”她薄薄的嘴唇重新露出一丝笑意，然后一边吸着鼻子一边走出了房间。自从危机开始以后，这是她第一次流露自己的情绪。


  
恢复常态。不，密涅瓦夫人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广场心想，他们还没完全恢复常态，永远都不会。他们所有人，也许除了托比。在他那个年纪，相较人际关系，形状、色彩、质地更为重要（对有些人而言可能一辈子都是如此）。所以，他的宝藏安然无恙：永远都会有温热的青苔、粉色的贝壳和光滑的栗子。但对于其他人——甚至包括朱迪（尽管受影响程度较小）——一切永远都不会与过去一模一样。或有收获或有损失，但不可能保持不变。损失的是生活中的层层保障，是物质的永恒感，亦是种下球茎时坚信来日定能见到黄色水仙绽放的信念。不过他们亦有收获，最明显的便是视觉更加敏锐。从斯塔灵思驱车回来的路上，无意间从窗外瞥到的景色让她想起了德拉·梅尔[20]的诗《告别》：


  

愿锈铁收获树篱



交织游人的喜悦



快乐的孩童摘下



曾属于我的花朵

  

  
当事态变得非常严重时——克莱姆和他的防空部队一同离开，维恩被送到了奎恩，孩子们的学校疏散到了西部乡下，女佣们去打点斯塔灵思以便那里能收留难民，她自己住在姐姐的公寓里，还报名去当了救护车司机——每当为这些安排所带来的烦琐事务忙碌时，同一首诗的下两句便日夜在她耳边回响：


  

最后看一眼那迷人的万物



每一小时……

  

  
因为纵使他们无人伤亡，纵使他们的屋子最终躲过高爆炸弹的袭击（那些炸弹的目标是附近的发电厂），尽管这些假设早已因为突发状况和紧急事件而一再令人担忧，他们已能用新的目光看待彼此，看待他们的宝贵财产。小东西可以直接寄到乡下——一两张画，约翰·邓恩[21]诗集的第二版，火烧玉做成的小羚羊；其他东西，比如家具之类的，或多或少都可以替换：但是，旧的楼梯镶板，餐厅窗户上某块歪了的玻璃（因为这块玻璃那一带的栏杆都显得有些弯曲）,或是儿童房门柱上每年用来给孩子们测量身高的刻痕，这些既不能寄走，也不能替换；可在那么多物质财产中，正是这些事物，突然间变得最弥足珍贵。


  
他们的另一项收获就是学会欣赏无趣的价值。一般来说，人们更希望刺激的事情发生，觉得生活中高潮与高潮间的平稳间隔是浪费时间。不过，最近发生了太多刺激的事情。过去这些日子如同七年一般漫长；无论如何，密涅瓦夫人觉得自己像是被拧干后再由轧干机轧过。她打心底里觉得身心俱疲，更别提筋骨和耳膜了；和一个无聊的姑妈在乡下牧师家度过一个冗长湿热的下午，似乎是她眼下最想做的事情。绵延不绝却不见山谷的山峦，充其量只是一片广阔高原，就像西班牙中部地区：而且和高原一样令人神经疲乏。


  
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收获，便是生命的意义突然清晰起来。在某个最黑暗的夜里，有几个朋友顺道拜访他们，一起听新闻，交流彼此的计划。那些朋友中有老生化学家白治库姆，还有个叫弗林特的年轻人，他写诗，散文也写得不错。当密涅瓦夫人察觉到气氛忧郁而关上电视时，他们坐在那里，大家都因为震惊而一言不发。接着约翰尼·弗林特说道：


  
“看来我的那个剧本现在是写不完了。这些年我一直说要写。噢，老天。薄薄一卷就好，一群中产阶级”


  
老白治[22]从他的扶手椅深处发出一声疲惫的嘟囔声。


  
“至少你到时候还年轻，约翰尼，我是说如果能熬到战争结束的话。我真希望以前能不管那些小事，专心研究腹膜实验。”


  
“我知道，”密涅瓦夫人说。“我没有你那样的文笔，约翰尼，也没有白治库姆的实验室。但我曾经也有很多貌似很重要的事情想去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抽不出时间去做。”


  
“时间就像插上飞翼的战车，”约翰尼苦涩地说道。“它这次彻底打败了我们。”


  
“看来确实如此，”密涅瓦夫人说。“但如果奇迹发生，它就没有……”


  
好吧，它终究还是没能打败他们。她转身离开窗边时，注意到写字台日历上的日期。就在一年前，她记得，她站在同一扇窗边，收拾好夏日，准备享受秋季。现在她再次站在这里：只是这一次，她重新摆放的不是菊花，而是价值观。


  

[19] 威尔士干酪（Welsh rabbit）：涂着干酪泥和其他作料的烤面包片，典型的威尔士干酪采用切达芝士为主材料，其他作料包括麦芽酒、芥末酱、碾碎的卡宴辣椒或者红椒、辣酱油、白汁或者奶油蛋黄酱。（译注）

  

  

[20] 瓦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英国诗人、小说家。他喜好描写童年、大自然、梦境和奇幻的东西。善于用诗的语言创造奇特的气氛和富有魅力的故事，但有时接近荒诞。他的诗集有《聆听者》(1912)、《孔雀饼》（1913）等。小说有《归来》(1910)、《侏儒回忆录》(1921)等。此外，他编有诗文集《到这里来》(1928)，后来成为英国经典的儿童读物。（译注）

  

  

[21] 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作品包括十四行诗、爱情诗、宗教诗、拉丁译本、隽语、挽歌、歌词等。（译注）

  

  

[22] 白治库姆的简称。（译注）

獾[23]和针鼹[24]


  
密涅瓦夫人四点结束了会议，离开时她半是愤怒半是绝望。刚听说会议的主题（一个有关治理贫民窟的民间计划，带有很浓的乌托邦色彩）时，那曾引发了她无尽的幻想：但是，她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离开康福雷家宽敞的柱廊，穿越来到摄政公园？为什么飞马总会被套在平板马车上，由一个笨手笨脚的傻瓜控制缰绳？管理不当，误作友善为善心，误认为数量庞大即是重要性的体现，这些情况得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让康福雷勋爵成为这样一个计划的主席？如果总是在饱餐一顿后，在那爬满青苔的陵园里举行会议，这计划怎么可能成功？要是能由我做主，她心想，同时走得飞快，好让风拂过太阳穴，我会让每次会议的举办地都切合计划主题：与会者应该在伦敦东区肖迪奇的某个潮湿地下卧室中进行，大家都坐在倒转的肥皂箱上。四周有老鼠、蟑螂，等等等等。


  
她决定去动物园，好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经过壕沟时，她发现白治库姆站在一小群游客中，他低着头，眼睛像往常一样藏在那对灰白前突的眉毛下。


  
“白治！你怎么也在这儿凑热闹？”


  
“我一整天都围着吡啶转，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我也是。不过不是围着吡啶——而是人。我刚打算像惠特曼[25]那样在动物园里游荡一番。你也一起吧？”


  
白治朝着壕沟点了点头。“伍利[26]那些人挖地是为了发掘逝去的文明。而我们挖地却是要埋葬自己的文明。”


  
“我听说他们会把壕沟封了，在上面铺上花圃。”


  
“这么做正合适，”白治冷嘲道。“我猜那是为了提醒我们，‘安全的花朵’[27]仍长在薄土之中。”


  
“快过来，艾尔弗！”一个女人站在一座砾石堆成的小山丘下，气急败坏地对着她儿子叫道。“你要是掉下来摔断脖子，那绝对是自作自受。还有，”她补充道，“你是不是想把新靴子弄得稀巴烂才舒服！”


  
“我是城堡之王……”那小淘气鬼站在尖顶上不停喊着。


  
“让我给你城堡……”她迅速爬上小山丘。但她儿子早已从另一边滑了下去，摊开手掌朝着新来的一拨游客冲去。


  
“去壕沟往这儿走，女士。一便士带您兜一圈……”


  
“我想也许你说得没错，”白治说，同时挽起密涅瓦夫人的胳膊。“去看看那些仅仅因为无法控制自己而行为古怪的生物，确实是种放松。”


  
“我们就去看最滑稽的吧，”密涅瓦夫人说。“从山魈[28]开始，然后是长颈鹿。”


  
他们朝动物园正门走去。


  
“再想想哦，”白治说，“我们还是直接去看针鼹。你知道针鼹的吧？”


  
“我见过关针鼹的笼子，但它从来没出现过。”


  
“它不会出来的。它是夜间动物。但我们可以让他们把它赶出来。它很值得一瞧，就像一种可怕的警示。啊，长吻针鼹，上帝的创造中我最不喜欢它了。如果它真的是上帝创造的话，但我时常怀疑这点。”


  
没办法拒绝白治。密涅瓦夫人只能放弃去看那一脸嘲讽的奇妙山魈，还有那会彬彬有礼俯下身子的古怪长颈鹿。不过，她喜欢小啮齿动物屋。那里有整个动物园里最迷人的三种动物——印度狐蝠，它看上去就像是玩偶的雨伞；金丝熊；还有最棒的肥沙鼠。


  
但白治带着她直接经过这些动物，来到尾端的一排矮笼子前。管理员打开针鼹睡觉的小屋，就在那里面，在小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像是用泥捏成的小麻袋状的东西，约2英尺长。不过再凑近观察，就会发现它身上盖着的是短而稀疏的小刺，呈脏兮兮的白色；刺之间是粗糙的毛发，呈棕色，有点发灰。管理员把手伸进小屋，拽着它的一条后腿，把它从里面拉了出来。（“只能这么做，”白治解释说。“没有别的办法能接近针鼹。”）这种生物的腹部比背部还要难看。它有一对很小的猪眼睛，紧紧闭着。它的脸（几乎看不出来它有脸）和一条管状的长鼻子连在一起，那鼻子又细又长，比起身子末端那条短短竹片状的附属物，那鼻子反而更像尾巴。它把鼻子紧紧贴在肚子上，想卷起鼻子但又未果。鼻子里不时发出长长的嘶嘶声，听上去似乎很生气。管理员一把它放下，它又缩回了自己的角落，因为讨厌光线和活动而扭来扭去。


  
“当然，”密涅瓦夫人尽量公平地说道，“我想它晚上更加活跃。”


  
“也没活跃多少，”管理员说。“摇摇晃晃走出来，一拿到食物，就又缩了回去。”


  
（“栖居地：西端，”白治喃喃道。）


  
“它是靠鼻子把食物吸进去的。没有牙齿。”


  
“告诉我，”密涅瓦夫人说，“我看它在这儿待了好多年了：你们有没有对它产生任何感情？”


  
“没有多少，”管理员略带抱歉地回答说。“它只是这样活着，你只能这么说。”


  
“我们走吧，”白治突然说道。“这和吡啶一样糟糕。而且，这动物让我感到恐惧。”


  
“它确实不漂亮，”密涅瓦夫人说道。


  
“漂亮？它简直是罪犯。半个地球上都有它们的踪迹。它们是最低等的一种哺乳动物。几乎不能算活着。它们是懒惰的化身。”


  
“懒惰？哦，对——七宗死罪的一种[29]。”


  
“唯一的死罪，”白治说。“好吧，我们都犯过这种罪。有些人没那么严重，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犯过。没有远见。没有精力。没有鉴别力。精神上的单孔目动物[30]。


  
密涅瓦夫人很早以前就发现，如果白治感到心烦意乱，他说出的句子就会更短，而使用的词却更长。他们走出屋子，来到清爽的秋日阳光下。


  

[23] 白治库姆的英文为Badgecumbe，在文中经常人简称为白治（Badger），badger的本义为獾，但变成大写的Badger则可能是指“獾州人”，即美国威斯康星州人的别称。但此处因为又与针鼹并列，所以译者觉得直译成獾更有趣味。獾，分布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一种哺乳动物，毛色通常为灰色，下腹部为黑色，脸部有黑白相间的条纹。耳端为白色。主要吃蚯蚓，但也吃昆虫、甲虫和小型哺乳动物。（译注）

  

  

[24] 针鼹（echidna），外形似刺猬，尾很短，体毛有的变成坚硬的刺，刺间和腹面有细毛。多夜间活动，穴居，以白蚁、蚁类和其他虫类为食。卵生，生殖期雌兽腹面皮肤褶襞成囊状，即临时性的育儿袋。有冬眠现象。仅分布于澳大利亚及新几内亚。（译注）

  

  

[25]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Free Verse），其代表作品是诗集《草叶集》。惠特曼喜欢游荡、冥想，热爱大自然，此处原文说的是do a Whitman，所以译成“像惠特曼那样在动物园里游荡一番”。（译注）

  

  

[26] 查尔斯·伦纳德·伍利（Charles Leonard Woolley，1880-1960），英国考古学家，以发掘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古城（现伊拉克境内）而出名。他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考古学家，并于1935年因其对考古学的贡献被封为爵士。（译注）

  

  

[27] “安全的花朵”（this flower, safety）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Out of this nettle, danger, we pluck this flower, safety”（我们从危险的荨麻中，摘下这安全的花朵）。（译注）

  

  

[28] 山魈（mandrill）：也叫鬼狒狒，猴科山魈属，世界一类保护动物，主要产于非洲中西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猴类。山魈有浓密的橄榄色长毛，马脸凸鼻，血盆大口，獠牙越大表明地位越高。山魈为群居动物，杂食性，栖息于热带树林，喜欢多岩石的小山，它们的智商也相当高，和狒狒相当，是最聪明的猴类之一。（译注）

  

  

[29] 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列举出各种恶行的表现，分别为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此处“懒惰”指的是精神上的懒惰。（译注）

  

  

[30] 单孔目动物：最原始的哺乳动物，虽然具备哺乳动物的全部基本特征，但却有许多爬行动物的特点，体现出哺乳动物由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若干祖征。因此，在分类学上把单孔目单独列为原兽类，称之为兽类中的活化石。单孔目动物均为卵生，卵在母体外孵化。所谓“单孔”，指的是单孔目动物的消化道、排泄道和生殖道均开口于一个共同的腔里，卵或精液以及排泄物均由同一孔道排出体外。这个共同的腔，叫做泄殖腔，目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针鼹即为单孔目动物的一种。（译注）

疯狂的一天


  
写信时，密涅瓦夫人无意间抬起了头，透过客厅的后窗，她看见一样之前从未留意的东西：树上的最后一片树叶正被风吹落。前一秒它还在那儿，挂在最高的树枝上，在风雨中疯狂摇摆。下一秒它便在屋顶上飘转，小小一片，凄凄凉凉，破破烂烂。它的飞行路线就是书上标志章节结束的阿拉伯花饰，是宣判夏季死亡的执行令上的最后一卷。椴树又一次光秃秃地站在那里。


  
就是那样：也算是件好事。一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整个十月以及十一月的大部分日子，密涅瓦夫人享受着温暖天气的魔力。那些日子怡人舒适；九月最后两个星期造成的伤疤也因此开始愈合。但之后，随着白天一天天缩短，风越来越少，可夜晚却又并非一天比一天更凉爽，她奇怪地开始感到不安。日子如今变得像正老去的女人，她的面颊光滑，但这不是因为她拥有一颗永葆青春的心，而是因为她的收入有保障，消化系统良好，并且出于自我保护变得有些铁石心肠。那对过于明亮的眼睛中透露出的，不是青春，而是幼稚病；那张脸庞上露出的笑容开始变得有些空洞。


  
因此，当几天前狂风到来、天气突变时，她感到无比宽慰。树叶早已在空中摇摇欲坠，现在，那美丽、粉饰的旧贵气一夜倾塌，被外来压力和自我颓败彻底瓦解。树只剩下最基本的躯干，光秃，朴素，带有一种自成一派的平凡之美。一段时日之后，很快，通过这些树干，树液会升华成一种新的贵气，它会蓬勃发展，直到自己也不再鲜亮；然后，倒下。似乎，在一个树木每年都会落叶的世界，没有其它选择。不存在真正的常青：这个词只是形容能将新旧重叠的另一种说法。


  
她写完信（这是一封寄给维恩的长信）时，雨几乎停了，虽然狂风依旧。她披上雨衣，艰难地走上广场，来到邮筒前。报摊外，压在铁丝网下的晚报招牌在风中扇动，就像被网困住着的鹅群。其中一张招牌的下半部分被风吹起，折到了上面，遮住了所有的内容，只露出“犹太人”这个词。密涅瓦夫人顿时感到一阵畏惧，随后又很快因此懊悔。无论恐惧持续多久，人都不能拒绝去想它。逃避直接痛苦已经够糟的了，逃避间接痛苦更是彻头彻尾的懦弱。隐藏直接痛苦是一种美德，然而，隐藏间接痛苦却是一种罪恶。只有切身感受它、表达它，世界上其他人才能帮忙治愈造成这种痛苦的伤痕。金钱、食物、衣服、居所——人们能提供这一切，但仍远远不够：他们无法不为悲痛献上完整且难以估量的祭品。


  
她沿着下一条街，朝着河边往下走。保姆南妮今天休息，她得去接孩子们放学。皇家医院门前有一排光秃紧绷的树木，树后的空中飘着乌云，医院庄严肃穆地站在那里，像一块背景幕布，适合世界最近经历的悲剧。倚着墙艰难地走过圣伦纳德阶梯时，她心想，也许这是一条线索，能解答她为什么整个夏天都感到不安。一切与十一月有关联的事物，被一浪接一浪的历史浪潮遗留在岸上的传统，全在风平浪静中慢慢恶化。这是腥风血雨的月份，是雾月[31]，是黑暗的月份：它的符号是一只邪恶的蝎子，被一圈火包围，据说它会蜇到自己，被自己的毒液毒死。死亡之神萨满引领着它，万圣节的巫婆巫师引领着它。新一波潮水留下新的印记——盖伊·福克斯日[32]的焰火，孩子们带着一种原始的兴奋围在焰火旁，无意间每个人天真的双眼里都冒着两团小火，那是施虐和拜火的火焰。今年，在斯塔灵思，隔壁农家孩子们点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至于盖伊的肖像，他们用的是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里恶皇后的图片，是乔伊·伊格尔斯登在镇子上的商店里买来的。这种把两个相隔三百年的童话传说中的形象融合在一起的做法特别吸引克莱姆。他说，这说明孩子们天生就知道，恶就是恶，无论时间地点；但是维恩说，那只能说明乔伊·伊格尔斯登很有幽默感。不管怎样，那场篝火非常壮观，极度炙热鲜红。密涅瓦夫人几度尝试将那场景当做现实，她甚至意识到自己在思考，世界上是否有任何理想或信念能让她有勇气走向火刑柱。她想到有几件事能让她做此尝试；但是，看到肖像突然从腰部向前一弹，分叉的火焰如同燃烧的手指，从袖子处翻滚而出，那画上的媚眼在热量中挤压变形，她浑身发颤，卑微地承认，要是换成她自己，肯定在听到木柴发出的第一声劈啪声时就宣布收回自己原先的主张。


  
但是，现在没人被处以火刑。世界上的不幸之人正遭受另一种更为持久的折磨；而幸运之人只不过是被判以另一种刑罚，坐在前排看着那些不幸之人受折磨，他们是刑场上织女[33]，不情愿地面对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处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转过身去；因为，当记忆被深深烙上这样的画面后，他们必然无法安然入睡，除非能竭尽全力保证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但11月荒凉的海滩上，又将留下一道难以磨灭的印记。


  
抵达河堤时，狂风开足马力包围住她，她在风中欢欣雀跃。是的，这种天气正是这世上正发生的所有事件最需要的：狂野黑暗的一天，适合狂野黑暗的情绪。发电站两根高耸的烟囱中冒出两股烟，像横幅般水平地飘在空中，一股黑色，一股白色。河水水位在最高位的四分之三处。一切如同战场，水与风在成千上万场小型肉搏战中愤怒地相遇。但再过一两个小时，形势就会急转直下。


  

[31] 雾月（Brumaire）：法国共和历的2月，相当于公历10月22日到11月20日。（译注）

  

  

[32] 盖伊·福克斯日（Guy Fawkes' Day）：英国的传统节日，时间为每年的11月5日，为了纪念“火药的阴谋”这个历史事件。1605年11月4日，当时英国一群人希望恢复英国君主，为首的就是盖伊·福克斯。自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后，福克斯以及他的追随者经过长期的努力，仍然没能让天主教徒重新登上英国王位。于是他们决定炸毁议会大厦，希望炸死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一世。但有人告发了福克斯等人的阴谋，于是在议会大厦的地下室内，福克斯被当场抓获。福克斯及其同伙后来以判国罪公开处死。于是每到11月5日，英国各地的人们都焚烧福克斯的肖像，燃放焰火纪念这一事件。现在，很少再有人把这一活动看作是反天主教的行动，人们只是欢庆，11月5日的焰火成了英国的一项民俗。（译注）

  

  

[33] 织女：原文为法语“tricoteuses”，通常特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执行死刑时，坐在断头台边的妇女，她们会在死刑与死刑之间编织衣物。（译注）

除夕


  
一年里，只有在除夕这天艾迪太太才会真正放松。她觉得圣诞当天问题不大，不过她会足够虔诚地准备火鸡和碎肉馅饼，而且对孩子们的礼物很感兴趣。圣诞次日的节礼日让她比平日更加紧闭双唇，因为那天密涅瓦夫人习惯吃一餐“六月晚餐”，好暂时远离圣诞食物：这个习惯在艾迪太太看来不太自然，甚至有些渎神。当她端上清汤、蛋黄酱鱼、夏日布丁（由罐装加仑子和覆盆子做成）时，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这样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过迄今为止，就连被鱼刺卡住这样的事都还没在谁身上发生过。


  
不过除夕那天，艾迪太太总会邀请全家进厨房，吃上一顿苏格兰式的除夕下午茶。茶点包括：司康饼、燕麦硬饼、黄油甜酥饼干、花楸浆果果冻、她哥哥送来的苏格兰海绵蛋糕、她姐姐送来的苏格兰水果面包；除此之外，整顿下午茶期间，她还会不间断提供烤饼。她允许孩子们轮流把满勺的面糊倒在热锅上，看着嘶嘶作响的黄色小水潭漂亮地从边缘开始颜色变深。她甚至还会让格莱迪斯做上几个，只要她肯放弃她那撒克逊人的可悲习惯，不管那些叫“烙饼”。


  
下午茶之后的活动更棒——算命。克莱姆和维恩把桌子推回原位，大家围着厨房的炉火，艾迪太太拿出一口大铁锅，七碗冷水，满满一盒铅块，这些都是她在过去十二个月里从不同人那儿收集来的，比如水管工和修屋顶的工人。（每年这个时候，维恩总会记得锁好装渔具的柜子：他担心艾迪太太会看上秤砣。）


  
铅块还在锅里融化时，艾迪太太允许孩子们盯着看。但是，当所有暗灰色小块化成一滩银色液体后，艾迪太太就让大家都退回到安全距离之外。接着她在灶台上把七碗水一字排开，拿出一副皮质防护手套，从炉子上拿起锅子，往每个碗里倒入一大团铅。铅进入水里发出的声响非常奇特，也非常吓人——那声音介于手枪扳机的扣动声和天鹅生气的嘶鸣声。托比总会捂住耳朵，紧紧贴在克莱姆身边；新加入这个仪式的格莱迪斯“噢”的尖叫一声，躲回了后厨房。


  
“快出来，”艾迪太太轻蔑地说道。“那伤不到你。逃避你的铅块，就是逃避你的运气。”


  
屈服于节奏和韵律的力量，格莱迪斯走了回来。这可真了不起，密涅瓦夫人心想，几乎每个人苏格兰人，在任何场合下，都能编出一句像古老谚语一样真实可信的话。


  
现在，艾迪太太跪在灶台上，摘掉手套，从水中捞出亮银色的“命运”，开始解读它们。铅已经凝固成各种奇形怪状：有的像一堆小雕塑，有的像蕨类植物的叶片，有的像复杂精细的机器，有的像张开的翅膀，还有的像扭曲多节的橄榄树。在外行眼里，它们可以意味任何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是；但是艾迪太太——在她的观众的帮忙下，事实确实如此——能成功给每一块铅解读出详细恰当的含义。


  
“现在听我说！”她会说，她朝着朱迪但其实指的是克莱姆，因为那样更方便。“看看这些你爸爸马上要造的漂亮房子。其中还有座那么高的塔——是啊，他接下来肯定要造教堂，绝对是的。”然后，她对维恩说：“你看，这是你，手里拿着钓鱼竿，另一头是条超级大鱼，还有几条在你脚边。噢，新的一年肯定是钓鱼的丰收年，绝对不会错。”接着对着托比：“这块铅上有两个小轮子，非常清楚吧。那肯定是你一直想要的生日礼物，一辆自行车，我的小宝贝……你这里面是什么，南妮？天哪！肯定是块结婚蛋糕！”


  
“没这回事儿，”南妮一本正经地说道。“这只是个很大很漂亮的新针线包，就是针线包。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里面装满了够他们所有人穿的袜子。”


  
“好吧，我们等着瞧，”艾迪太太郁闷地说道。“管它结婚蛋糕还是针线包，该来的总会来，来了一样就会有另一样。”


  
她又来了，密涅瓦夫人心里暗笑道。节奏和韵律：编谚语的人总是有道理。她自己坐在炉灶另一边的柳条扶手椅里。因为太热她已经退后了一点，从她坐的地方看过去，眼前的场景半明半晦，像极了一出舞台剧。艾迪太太高高的颧骨上闪着红晕，平日里整洁的头发此刻又蓬又乱，她弯腰向前捞出朱迪的“命运”；另一边，六张被火光照亮的脸庞等待着她的宣告，尽管每个人对此的相信程度不同。无论如何，预言是不是会成真，或者到底相不相信这些话，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至少此时此刻，这个房间里充满了温暖与欢乐，脆弱的窗户将这里与外面寒冷残酷而又令人费解的世界隔开。人能做的就是感谢能拥有这样的时刻。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也许，他们文明里剩下的零碎边角也会被倒入熔炉；甚至艾迪太太也不能——


  
但她意识到，她自己的命运已经从第七个碗里解读了出来，可她一个字儿也没听到。


  
“非常感谢你，艾迪太太，”她微笑道，接过那块奇形怪状的冰冷金属。在她记忆里，这块和她去年拿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这样挺好的：对于自己的命运，她想不出更好的走向了。

挑选一只玩偶


  
这天是朱迪的生日。出于某种原因，她今年的礼物里有一笔数目大到超乎寻常的钱。其中有几张汇票，一两个价值两先令六便士的硬币，克莱姆的爸爸给的一张十先令纸币，以及托比给的四个半便士，托比用这些钱给她买了个钱包当礼物，并细心地把剩下的钱都放进了钱包。她一共收到将近三十先令，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很早以前朱迪就发现，要花掉生日收到的钱，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在数量和质量间做选择；也就是在买一样价格远远高于她每周零花钱的东西所获得的满足感，与手里捧满了各种小包裹回家带来的兴奋感之间做选择：所以她已经想出了一种两相妥协的方法，她称之为面包皮与面包屑。这次她决定在面包皮上花十五先令，买一个新娃娃，之后再把剩下的钱花在面包屑上。所以生日过后第二天，她说服妈妈陪她出门逛街。


  
朱迪发现，挑娃娃比她设想的要难得多。你一般不太有机会自己挑：娃娃总是由其他人挑选好，以礼物的形式到来，你得学着了解它们、爱护它们，无论它们什么样子。但当你看到一排又一排的娃娃放在一起，你几乎无法确定最喜欢哪个。她跟妈妈说了这个情况。


  
“你看，要是选错了就可太糟糕了。我是说，如果你是把我从店里买回来的，而不是生出来的；你很有可能会弄错，选了玛丽古德·汤普森回来。”


  
密涅瓦夫人的嘴抽动一下。她无法想象自己会选玛丽古德·汤普森。她是个漂亮的孩子，就是长了张大圆脸。


  
“好吧，”她说，“可我喜欢玛丽古德。”


  
“噢，我也喜欢她。但我的意思是，她不适合你。况且，”朱迪不依不饶，“玛丽古德的妈妈也不适合我。一点也不。”她坚定地加上最后一句。


  
“为什么你不喜欢玛丽古德的妈妈？”密涅瓦夫人问道。“她一直对你很好，而且她超级喜欢小孩


  
“哦，我知道。她告诉过我。但是你看，如果有人超级喜欢小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不是吗？”


  
密涅瓦夫人心里感到些许认同。对于那些说自己“喜欢女人”的男人，她也一直感到完全相同的沉闷乏味。


  
“而且，”朱迪继续说，“她对每件事都大惊小怪，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密涅瓦夫人非常明白。她和玛丽古德的妈妈一起上的学。


  
“你知不知道，”她问道，“玛丽古德觉得我怎么样？”


  
“哦，她喜欢你，”朱迪说。“她说你不会烦别人。”


  
密涅瓦夫人想到了过去，她试图回想起自己和同伴是否也曾如此随意谈论彼此的家长，是否也一样观察敏锐。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她肯定——在十四或十五岁，也许；在朱迪的年纪，大家或多或少都觉得家长就是那样，只是严格程度不同而已。和自己的父母谈论这些事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些年横向差异比纵向差异要厉害得多。也许心理学家是对的，“小孩的思维”——这是一种方便的抽象说法——现在成熟得更早。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自己九岁时就不喜欢娃娃了，而现在十一岁的朱迪却要买一个新娃娃。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些超现代的娃娃，有真实触感的那种，一点都无法吸引朱迪。购物之旅一开始时，密涅瓦夫人就指着其中一个。“看，和真的孩子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可爱？”


  
“噢，不！”朱迪回答道，语气出乎意料地强硬。“我一点都不喜欢。你看，它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娃娃。”她再次转过身去看那些卷发、大眼睛和樱桃小嘴。这真奇怪，她妈妈心想：娃娃一开始只是人类的粗糙复制品，现在却已自行发展成了一种物种；显然，现在它们要是偏离这种物种，就会显得没那么可爱。


  
朱迪最终将选择减少到两个——一个是穿蓝色丝绸的金发娃娃，一个是穿粉色蝉翼纱的深色头发娃娃；但她很难在这两者间抉择。“最好掷硬币决定，”她妈妈最后说。她们用托比给的半便士来掷硬币，最后金发娃娃胜出。朱迪站在那儿盯着两个打开的盒子，眼中充满了惊讶。


  
“妈妈，真有趣呀！我以为这两个我都一样喜欢，但现在我很肯定，我想要深色头发的那个。关于掷硬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点？”


  
“经常这样，”密涅瓦夫人笑着答道。她惊讶地记得，在她自己童年时期，她也偶然发现了这个规律；她也再次体会到，作为家长，看到孩子惊喜地发现自己当年也发现的事物时，是多么有趣。

看牙医


  
“是不是很舒服？”亨奇利先生一边问一边像往常一样演奏着他的小序曲，摆弄着可调节座椅上的踏板和手柄。


  
“是，谢谢，”密涅瓦夫人说。很可怕，她很想补充道。因为这真是对文明社会之残酷的一种提炼，这台由闪闪发亮的皮革和钢铁制成的家伙整洁、灵巧，它把你抬起，让你斜躺下，恰到好处地与你的腰部贴合，并温柔地把你的头放在两个靠垫间。它比你自己家里任何一张扶手椅都要舒服，它能让你的全身肌肉得到彻底放松:但它让你那备受折磨的神经无法得到一丁点反刺激物[34]所带来的抚慰。过去，受害者至少会被诸如背疼、脖子抽筋、腿脚发麻、手心痒痒等分散注意。但现在，过于有效地被安置在天地之间的你，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狱上。


  
“再张——开——一点儿，”亨奇利先生宽容地说道，他把音拉得很长，就像是在教幼童念字。他是个善良、爽快的金发小伙，闻起来（感谢老天）只有上等须后水的香味。密涅瓦夫人温顺地听从指挥，乖乖接受电钻带来的极度不适。真可惜，她想，发明这个工具时，诗歌里已不再流行使用科学意象。对从小就接触电钻的现代人来说，它可能有些过时了。他们觉得它理所当然；它不像电缆塔或发电厂这些激动人心的流行符号一样能激发他们的想象。不过，噢，如果邓恩所在的时代就已发明出电钻，他能根据它创作什么样的诗句呀！抓住它时他得多么喜悦呀，他定会利用辅音的推挤摩擦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暗喻，将它的行为与最折磨人心的事物进行比较：嫉妒，懊悔，做了亏心事后内心受到的痛苦折磨，以及讨债者的喋喋不休。


  
“你没事吧？”亨奇利先生关切地问道。


  
“哎哦哎，”密涅瓦夫人说。哦，没事。很棒。我喜欢这样。我就想这样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春下午。现在无疑已是早春，尽管晚冬的寒流仍有可能袭来。亨奇利先生诊所窗外光秃秃的树尽管还没发芽，但已开始有种充满活力的苏醒表情，仿佛一个人刚想出好点子，不过还没想到如何用语言表达。树后的天空一片清澈，蓝得很单调，如同某位姑妈画的水彩画。密涅瓦夫人尽可能长时间地望向远处，希望双眼也能将其它感觉带走。但它们办不到。电钻一直在钻，所以现在她收回了视线，像小猎犬一样瞥向亨奇利先生，可是他太专注工作，根本没注意到她。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缓慢客观地观察他的左眉，眉形很不错；然后她发现，只有爱情才能让人脸在这么近距离的观察下不令人反感。


  
无论看近看远都不成功，她开始研究离自己中等距离的事物：天花板上的石膏浮雕图案；挂在她和窗户之间的圆形白灯——像一轮患了白化病的月亮；X光机；消毒器；她左边有一只玻璃碗，旁边还有一只平底玻璃杯，里面装着粉色漱口水；她右边有一台大型组合机器，像一个滑稽的瓷质雪人，从这个机器上长出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这个令人难以忍受却又难以逃脱的可恶电钻。


  
“别忘了，”亨奇利先生欢快地说道，“你可以自己关掉电钻，如果你感到不舒服的话。”


  
“哎，”密涅瓦夫人说。不舒服……实在太轻描淡写了。她用食指触摸椅子右边扶手上那冰冷的小旋钮，她只要一按下，就可以立刻让这个怪物安静。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仁慈的规定，在嫉妒或其他形式的折磨中没有这样的情况。但至少在密涅瓦夫人看来，它可能最好不要存在，因为她从来没有鼓起过勇气按下它。总有些事阻止了她——某些说不清的事，融合了光彩和不光彩的动机，骄傲和受虐狂，贵族责任感，勇敢的斯巴达男孩和凯特·巴拉斯[35]，以及对站在亨奇利先生身后的那位小姐产生的一种不太理智的敌意，她戴着白口罩穿着白大褂，一直在等亨奇利先生说“压舌板”或“粉蜡”。不是布莱小姐的问题，她楚楚动人，彬彬有礼，办事效率也很高：但不知为何，她的存在让人无法下决心按下那仁慈的开关。


  
现在，终于，亨奇利先生自己关掉了电钻。


  
“结束了？”密涅瓦夫人充满希望地歪嘴笑道。


  
“恐怕还没。但我想你应该快受不了了。我最好让你歇歇。”


  
突然像变戏法一样，布莱小姐深红色的指间夹住了一个注射器。密涅瓦夫人觉得，她也可以同样容易地变出一颗台球、一只白兔子，或者一副王牌同花顺。注射器的针头很尖，但效果却如魔法一般，她立刻感觉右脸不再属于她。她伸出手指好奇地抚摸脸颊。仿佛摸的是别人的脸；因此，从触觉上来说，这就像是第一次认识自己。不是通过镜子——照镜子时眼睛总是受到双重压力，即观察也被观察——而是从外在，透过一扇窗户，从轮廓中无意识间抓到自己。


  
噢！快去叫约翰·邓恩，她又一次不耐烦地想道。跑吧，小天使，跑过天堂的棕榈大厅和镀金走廊，把他的名字（当作你的习惯）变成一个慢吞吞的降调二音节单字。“邓——恩——先——生…… 邓——恩——先——生……”告诉他，在亨奇利先生的手术室里，至少有两首诗等着他来写。布莱小姐会把钢笔递给他。


  

[34] 反刺激物，原文是counter irritant，指的是一种药物，敷于皮肤上，激起痛楚，以减轻别处一个更强烈的痛苦。

  

  

[35] 凯特·巴拉斯（Kate Barlass），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王后的女官，传说有人要刺杀国王和王后，她便将他们房门的门闩拔掉，让国王和王后及时逃走，幸免于难。（译注）

一口袋鹅卵石


  
经过庞特街的出租车候车处时，密涅瓦夫人听见一个长酒糟鼻的胖出租车司机对另一个一只眼睛发红湿润的老出租车司机说：“他们说这一切都和潜意识有关。”


  
真有意思，她把这件事放进留给克莱姆的口袋里。这颗鲜亮的鹅卵石，和其他几颗挤在一起：她今天收获颇丰。克莱姆上午开车去乡下和客户吃午餐，他肯定也会带回许多有趣的故事。这是婚姻的精华所在，每晚取出满口袋白天搜集来的记忆，彼此养成习惯共用两双眼睛、两对耳朵。这让你感觉似乎在过双重生活：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永远都无法过单一的生活。


  
她发现自己不自觉地一边走路一边预备自己的鹅卵石。“他们是纯正的纽约客。我经过时，胖的那个对老的那个说……”接着会轮到克莱姆说：“那儿有一个超级爱马的人，长得像一只系着英式斜纹领带的大虾。他说：‘我一直都说，一切随风而逝——啊——随风而逝。’”然后她会提起玛丽订婚的事，克莱姆离开家后她接到电话得知此事；她还会说托比在上学路上开的玩笑；还有最棒的，就是午饭坐在她旁边的女人的传奇故事。密涅瓦夫人从未听人提起她的名字，但如果要她决定，她会叫她布尔费舍。也许是康士坦斯·布尔费舍女士；或者查尔斯·布尔费舍夫人，后者似乎更妙。不管怎样，她好像住在格洛斯特郡：密涅瓦夫人住在哪里？伦敦，不过他们在肯特郡有座小房子。


  
“在肯特？真不错，”布尔费舍夫人说。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觉得肯特郡上不了档次。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被疏散孩子的住宿问题[36]。密涅瓦夫人说他们已经提出可以在斯塔灵思收留六个孩子，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的床，他们可以把烘房的游戏室变成宿舍，这样可以收留更多孩子。


  
“你们真棒，”布尔费舍夫人说。“但是，你知道，小房子不太一样。我的意思是，人们不会期望保留原先的水准，不是吗……”


  
密涅瓦夫人和克莱姆一样，对舒适的要求极高，高到几乎应受责备的程度，她在脑海中比较着斯塔灵思狭小紧凑的温暖和她下榻过的几处乡村大宅里的卧室。但是她什么都没说：她不想打断布尔费舍夫人，因为她的话锋似乎会朝有趣的方向转去。


  
“当然，”布尔费舍夫人说（不对，还是应该称她为康士坦斯女士[37]），“我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派来的年轻女士。事实上，我很为她感到遗憾。我说：‘你的工作真是糟糕呀，要这样钻到别人家里。’但是，要知道，她好像根本不介意。我想有些人可能不是很敏感。”


  
“对的，”密涅瓦夫人说，“我想是的。”


  
“我很明确地跟她说，‘如果真开战，你会发现我非常乐意尽自己的义务。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做毫无意义，’我说，‘提前公开束缚住自己，还让佣人很不舒服。’”


  
我真是幸运呀，密涅瓦夫人满怀感激地想到。她当然早已在报纸上读到过这类事，但她一个帮忙调查安排住宿问题的朋友向她保证，这样的事其实很少。而现在，与一个实例面对面——或者说是手肘对手肘——时，她内心充满了某种特别的惊惧，当她在蒂斯河谷好不容易走出一片刺柏丛时，突然看见一只受惊的山鹬用双脚抓着自己的幼鸟，她当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惊惧。她入迷地看着康士坦斯女士，几乎觉得自己应该给《土地》杂志写封信。而且，康士坦斯女士似乎决定语不惊人死不休。因为她继续说道：


  
“当然，我在她离开前对她说：‘就算最坏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你必须和当局说清楚，我只会接受最乖的孩子。’”


  
“那么，”密涅瓦夫人无法阻止自己问道，“别的孩子该去哪儿呢？”


  
“肯定会有一些营地的，”康士坦斯女士肯定地说道。


  
她转过身开始和另一边的人说话。几分钟后，密涅瓦夫人听到，康士坦斯女士身旁的女士（她的姓氏属于著名的诺福克一族）有礼貌地说道：“在格洛斯特郡？真不错。”


  
肯特郡被报了仇。


  

[36] 二战期间，随着对大城市的轰炸越来越频繁，英国政府便把大城市的孩子疏散到乡下避难，寄宿在营地或者别人家中。（译注）

  

  

[37] 原文为Lady Constance，这里的Lady是对女贵族或贵族成员的妻子女儿的称呼，暗含了讽刺意味。（译注）

荆棘与苹果树


  
“园艺活里最糟糕的就是，它永远充满了各种隐喻，你根本不知道从何开始。”密涅瓦夫人说道，她伏在一棵苹果树高处的树枝上，伸手去剪一段半英尺厚的荆棘，嘎吱嘎吱的声响很令人满意。


  
“我知道，”克莱姆站在树下说。他用一把镰刀劈开荆棘的根，像拉绳子一样把它拽下来。“好家伙。它最完整的时候该有三十英尺长吧。”


  
他们刚买下这座装有白色护墙板的乡间小屋，就在斯塔灵思树林的远端，自从做篱笆的老帕斯洛一年前在这儿去世后，这里就一直空关着。在他去世前的两年里，他几乎一直卧床不起，因此小花果园杂草丛生。密涅瓦家买下这座小屋，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当地建筑商贝特曼会买下这座房子，然后毁了它；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把斯塔灵思打造得尽善尽美之后，他们俩都急切希望追求新的物质满足感：这是一种心境，从家产和人际关系两个角度来看都相当自然，但不理解的人又很容易误认为这是喜新厌旧。绝对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都非常喜欢斯塔灵思，不愿意拿它去换英格兰的任何房子：不过当下，他们又确实很享受与老帕斯洛的小屋调情。等它完工时，就像克莱姆说的，他们可能会把它卖给朋友；此外，它也是复活节的组成部分。他们和孩子几乎天天来这儿，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在屋内收拾，天气好的话就在屋外：涂油漆、刷墙壁、做木活、挖土、除草、种植，不去深究做这些是为何事或为何人。


  
越过土豆田，在高高堆起的树篱下（这树篱将花园与卡特巷隔开），紧挨着三棵苹果树。过去几年间，这几棵树逐渐被一队荆棘偷偷入侵。有些排成结实的方阵，从树篱上压下来，几乎要把后面的树枝闷死；另外一些拔地而出，盘绕着爬过最高的枝桠，再沿着另一边爬下，直取树根，因此树被纵横交错的枝条牢牢绑在地上，就像狂风大作时陆峡上的干草堆。解救这些苹果树的任务——结合了长期斗争和拆除建筑这两者最迷人之处——深受密涅瓦一家喜爱。拆除建筑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之一，而在文明社会中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此外，篝火也是一桩乐事；现在就有这样一个绝妙的借口，让孩子们可以每天从早到晚生着篝火。他们堆起克莱姆找来的大荆棘条当薪柴，把火生得高高的，一有空就去烤土豆（烤得非常不均匀）。对密涅瓦夫人自己而言，她只是遗憾以前没能有机会发现，度过春天的一个办法是待在苹果树上，每天与它的枝干、树叶、芽苞亲密接触。早春就如同孩子们出生后的头几年，有些日子里，时间加速，影片快进，激动的观众不敢瞥开视线，担心会错过某个转瞬而逝的可爱画面。眼下的这一周便属于这样的日子。她看了看，芽苞像婴儿的拳头一样愉快地紧紧握住；她又看了看，它们已经略微伸直了。明天，它们就要差不多打开了；后天，也许就会彻底绽放，和花园另一端的梨树一样，在阳光的照射下高耸入云，丰盈耀眼，如同一朵积云。


  
“该喝啤酒啦，”克莱姆说，然后进屋拿啤酒。


  
密涅瓦夫人把修枝剪插入自己的皮带，在树枝间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她决定除非迫不得已，暂时先不下到地面；如果可能的话，她永远都不想下来。透过稚嫩的新叶往下瞄，她能看见在某片刚播了种的草坪上，托比把树枝和棉线用极其复杂的方式缠成一团。他踩到了不少种子，因为他正专心致志地要把这团图案变得对称。维恩和朱迪在门柱那儿吃土豆、赛蜗牛。更远处的地里，两头绵羊——唯一一种永远不会令人失望的生物——在真真正正地嬉戏。它们的洁白堪比梨花。篝火的青烟带着丝丝甜味，漂过土豆田。卡特巷另一边的某处，一只看不见的黑鸟不知疲倦地反复叫唤着“哆——咪！”他每天都要这样叫上好几百回，以至于他们开始忽略这叫声了。


  
“我们今天做了不少改变，”他说，一边透过树枝把杯子递给树上的她。“其中一样就是，我们终于可以看见树的形状了。”


  
“我猜，”密涅瓦夫人大喝了几口后说道，“荆棘是想试图证明，苹果树一直都在练习包围。”


  
“那倒提醒了我，”克莱姆说。“我们得快点回家，如果不想错过新闻的话。”

基里姆毯[38]


  
“白治库姆教授刚来了电话，说真的很抱歉，可他还得再过二十分钟才能回来。”在他秘书的道歉声后，匍匐着一只保护欲强的母老虎，如果密涅瓦夫人略显不满，它就准备随时跳起。在佩兰小姐眼里，白治是神，等他一起吃午饭的客人没有权利抱怨。能够认识他对他们而言已经是种莫大的荣幸。


  
“一点都没关系，”密涅瓦夫人回答说，她与佩兰小姐的看法相当一致。“我肯定他被某些无法避免的事情耽搁了。”


  
“我相信是的。”母老虎平静放松了下来。


  
去他的无法避免的事情，密涅瓦夫人心想。他很可能只是在实验室里胡闹，彻底忘记了时间而已；要么就是他满脑子都是试管里某个奇妙的新想法，以致于一路被带到了终点站。她很清楚这点，佩兰小姐也是，她们双方也都深知对方清楚这点。但她们都爱白治：所以教授被某些无法避免的事情耽搁了，所以密涅瓦夫人得坐在他的书房等他。


  
事实上她很乐意等他。过去几个星期的生活异常枯燥乏味，这样的日子经常与生活中那些更令人满足的瞬间掺杂在一起；它们既不高贵也不快乐，既没有城市生活的惊心动魄，也没有乡间生活的宁静安详，有的只是额定配给和垃圾堆，以及一边的煤气厂和另一边的破旧告示牌。她照例按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打点家务。她认为，家务只能给人感觉像背景音乐里一阵不起眼的轻微嗡鸣声，仅此而已：生活的运作方式不应该干扰到生活本身。但时不时，似乎总有些调皮捣蛋的促狭鬼会朝里面扔扳手。一切便立刻乱了套：烟囱堵住了，水管爆开了，吸尘器的保险丝熔断了，瓷器玻璃碎了一地，纱帘洗的时候裂开了。保姆南妮扭伤了脚踝，厨娘扁桃体发炎，客厅女仆要辞职结婚，绞肉机上的蝶形螺母遍寻不着。


  
在这些日子里，她知道，你必须给精神穿上工装裤，直到一切再次顺畅起来。每天早晨醒来，你最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串清单：水槽、塞子、窗带、X形钩、胶水……接着还有：打电话给水管工；大扫除；该死的待洗衣物。你的眼界缩小，注意力只能集中在一小撮恼人的繁琐细节上。贫瘠乏味占了先；脑袋被钉上了封条。你的思想曾经是多么迷人的同伴，如今却成了酒吧里人见人厌的家伙，只有睡眠才能将你从他身边解救出来。陷入这样的状态时，被迫在某人家等上半个小时，反而成了最纯粹的快乐。在自己家里，脚凳瘸了，少了条腿，焦急地等待着胶水；窗帘布如处子般平整地躺着；待洗的衣物完全意识不到你的不满，安静地在阿克顿打着盹儿：而此刻你自己却自由了。不过你不能算是玩忽职守：你只不过是被迫玩忽职守，因为老教授们如此与人方便地守住了自己健忘的名声。


  
她重新倚回白治的扶手椅里，打算任由思想开火车。但她的脑袋已经养成了条件反射，如同一只一直以来被迫领头的狗，在开始的几分钟里，它只会四处闲逛，去嗅那些习惯要嗅的东西。现在，它告诉她，白治的写字台上少了个把手；有块书橱玻璃裂开了，门上的玻璃指痕防护板[39]仅由一颗螺丝固定。看看这儿，密涅瓦夫人说，我最近难道还没受够这些事？快离开这儿，让我看点新鲜有趣的东西。那才是好脑袋在主人松开绳时应该为她做的事——快蹦蹦跳跳跑去大草地，带回来些真正深邃的思想吧，然后就乖乖躺在她脚边喘粗气。快，就现在。快去吧！


  
她的视线游荡到地板上。壁炉前的地毯是一块旧的基里姆毯，虽然略显破旧但仍熠熠生辉。地毯的边由一排小菱形构成，边角尖锐。从最左边开始，她让自己的视线随意地顺着毯子望过去，看到哪种颜色就念出来。蓝色，紫色，红色。蓝色，紫色，红——但到这儿她顿住了，因为第二种红色与第一种不同。所以她得从头开始。蓝色，紫色，猩红。蓝色，紫色，深红。蓝色，紫色，猩——但这儿又出现了第三种红色，以致于第一种看着似乎更像橙色。蓝色，紫色，焰色，然后。蓝色，紫色，深红。蓝色，紫色，猩红……


  
而这，她突然想到，这就是生活如此复杂的原因之一。生活由相互关联的经历组成，这些经历一次只向你展现其中之一；因此无法衡量它们间相对的重要性。在每一种经历遁去前，你应该注意到多少细节呢？“红色”就够了吗？还是你必须绞尽脑汁想出更加精准的描述，纠结是酒红还是洋红，抑或朱红或深红？这一种悲痛，那一种喜悦，这一场会面，那一段关系，这一次撞车，那一场野餐——你能够一次性衡量出它的重要性，并为其在记忆中安排一个特定位置吗？抑或是你迟早都会被迫将它再度取出，重新归类？眼前这段灰暗沉闷的日子——她是不是就能放心将其归为“无聊”而一了百了？还是说之后某天她会发现自己正备受煎熬地过着暗无天日的单调生活，以致于一经对比，眼前这菱形都显得令人愉悦？


  
门打开了，白治走了进来。他的胡子先进的门，接着是他的眉毛，然后是他那庞大闪耀的身躯。


  
“恐怕我迟到了一小会儿，”他说。此时，指针指向两点零五分。


  

[38] 原文为Khelim Rug，应该指的是Kilim Rug，基里姆毯，一种无绒毛双面花毯，主要产于巴尔干、巴基斯坦等地区。（译注）

  

  

[39] 指痕防护板（Finger-plate），指为防手指弄污而固定於门扶手或锁孔附近的玻璃、金属或塑料板。（译注）

在河上


  
“河鼠，”维恩一边说着一边把头伸向河岸的方向。他妈妈望了过去，刚好在它躲进一片芦苇丛前，看见那对闪亮的眼睛和锃亮的皮毛。


  
“噢！”克莱姆说。“悠着点。是你在训练而不是我。我已经忘了走水路去赫蒂姑妈家有多远。”


  
“现在只有一英里了，”维恩说，他放松了些。密涅瓦夫人向后倚着，手伸进河里任由河水流过指间，她在想，当维恩说出“英里”这个词时，他有意或无意间想到的是什么。也许是从家到他祖父住的村子间的那段路；在他还小的时候，在他们买下斯塔灵思之前，他们大部分的暑假都在那里度过。“到邮局只有一英里，”肯定某些人说这话时让他听到了：所以从那时起，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他所有的英里都以此度量。朱迪自己的英里，很有可能，是从斯塔灵思到布里克沃尔农场间的那条汽车道的距离——那是她最喜欢走的一条路。托比的英里可能也一样，不过托比还没有英里这个概念。他仍根据真实的而非人为的估算来度量距离：他知道当你累了的时候，布里克沃尔农场很远很远，但要是你一点都不累，则瞬间可以抵达。计算时间也是如此。“十分钟，”对密涅瓦夫人自己来说，永远都意味着她的第一位女家庭教师早课休息时间的长度；而“一个小时”则是她穿着系腰带的干净连衣裙，喝过茶后在祖母客厅里的例行时间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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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蒂姑妈坐在她的避暑别墅的河边，一边织袜子一边留意看他们到了没。他们把船停在她小小的浮台边，走上岸。


  
“亲爱的！见到你们真高兴，”赫蒂姑妈说道，一边把毛线卷起来，把毛线球插在针上，那动作就好像她是在把羊肉串在烤肉棒上。“快过来——我们要在草莓地里喝茶。”


  
“在草莓地里？”


  
“是的。这是个新主意，上次维恩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到的。你知道，如果它们直接摘下来吃，尝起来更加可口，对吧？唯一的缺点就是，那样的话手头永远没有奶油和糖。所以我想，为何不在纱网下也放上奶油和糖？我们试过了，这个计划棒极了。我简直无法想象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想到过。”她拉起维恩的手臂，带着他穿过草坪。其他人跟在后头，大家都被逗乐了，带着微笑用眼神交流着对赫蒂姑妈的喜爱。了不起的女性：没有别人能想到那样一个主意——或者说，没有别人会一本正经且效率极高地将之付诸行动，伴以桌椅、银质茶壶、黄瓜三明治。她甚至把纱网高悬在柱子上，以腾出更多空间。


  
喝完茶后，维恩带克莱姆去看他上个星期钩着一条怪鳟鱼的地方（不过他后来忘了那条鱼）。要是运气好，他说，它可能还在那里。


  
“肯定在那儿，”克莱姆说。“我打赌它肯定和我以前见过的一模一样。它们可是不死之身。这些泰晤士鳟鱼。”


  
密涅瓦夫人和赫蒂姑妈漫步回到了避暑别墅。


  
“我的甥孙现在越来越少了，”赫蒂姑妈说，把肉从烤肉棒上取下。“玛格丽特最小的儿子半年后会离开，那样我就只剩下维恩了。等他也走了，我猜要再过两年托比才会来这儿。”


  
“恐怕是这样的。尽管从钱的角度来讲，这多少令人宽慰。”


  
赫蒂姑妈哼了一声。


  
“从姑妈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你们彼此应该把这些事安排得更好些。我想知道，你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


  
成为所有姑妈的典范，密涅瓦夫人心想；给男孩带来快乐，给他们的父母带来宽慰；还有就是证明，一代人中至少得有一个女儿不结婚，把姑妈这项职业发展成一种艺术，还要证明房子得买在五英里以内，最好是在博威尼和女王岛中间。


  
赫蒂姑妈扔了块蛋糕给天鹅。喝完茶后她总是会带几块来给它们。“倒不是说我喜欢天鹅，”她坦言道，“只是因为它们也算是邻居，我想最好让它们留在这儿。”


  
“我知道。这些自命不凡的野家伙。它们看起来总像是在读崇拜者的来信。”


  
不久别人都回来了。他们见到了鳟鱼，克莱姆发誓说看到它抬起头朝着他投了认同的一瞥。


  
“我们得走了，”维恩遗憾地说道。“真倒霉，今天不是女王岛点名日[40]。”


  
绕过河的第二个拐口时，他们往回看，赫蒂姑妈仍在向他们挥手道别，手里拿着袜子，阳光照在毛线针上熠熠发光。


  
这真是个美好的午后，当他们在低矮的绿色河堤间顺流而下时，密涅瓦夫人心想。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方，这是她一年中最不喜欢的季节——这成熟闷热的日子，树不再是翡翠色，而变成了孔雀绿，在苍白焦干的土地的映衬下，树篱看起来几乎是黑色的。特别是在斯塔灵思附近的乡下，春天是一年中真正的顶峰。夏天则是高潮过后的低潮，是一年中的低谷：人们焦急地翘盼秋日，它会带回色彩和魔力。但在这样的风景里，仲夏是最完美的时节。在这里，经常被水淹没的草地上长满了清新、凉爽的绿草；河水平稳向前推进，水中有晃晃的倒影，水面波光粼粼，带来动感与变化，正因如此，人们在这里不会感受到那种沉闷的平静，若是在没有水道的乡下，那平静会摧毁七月。哪怕是肆意蔓延的夏日植物（在大多数地方，经历过春日精美奇妙的实验后，这根本就是一种衰败）在这里似乎也极为适宜，如同大块珠宝首饰，佩戴在一位美丽动人、落落大方的女士身上。河边长着一团团粗糙的康复力花、玄参、大麻叶泽兰以及其他大型草本植物；堤岸上，野豌豆、旋花植物、金盏花、西洋蓍草、篷子菜缠作一团，同时，更高处还飘来了更成熟的花朵那馥郁醉人的甜香。


  
“天哪！”大家都沉默了许久之后，维恩突然说道。“下周末长假期就要结束了。这半个假期似乎过得快得惊人。”


  
“夏天的假期过得都这么快，”克莱姆说。


  

[40] Queen's Eyot Absence, 女王岛点名日。这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一项规定。女王岛是泰晤士河上的一座小岛，属于伊顿公学，伊顿公学的学生会划船到这个岛上进行娱乐活动。女王岛点名日指的是，在半日休假日期间的下午，学校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在女王岛上进行点名，以检查学生是否未准假而缺席。

左与右


  
晚餐时的对话太激烈了，因而吃完饭时，密涅瓦夫人在心理、道德和生理上都消化不良。特里萨·福兰特通常能将不太像人类的材料巧妙融合在一起，可这一次她的试验似乎太大胆了。或者，也许（对于不认识特里萨的人而言）她这么做是出于恶作剧。在她那富有、倔强的小姑子艾格尼丝·灵菲尔德眼里，她从来都没什么用；但如果她真的想要逗她，比起小尼什，她本可以选一个没那么不切实际所以更加有效的对手。因为，除了对彼此的厌恶（他们俩刚碰面就几乎要引爆炸弹），这两人在种族、阶级、年纪、性别、宗教、政治、思维方式上都截然不同，所以要把他们俩都归为人类就显得滑稽可笑。显然动物园当局把他们中的某一个放错了笼子。因此，晚餐时他们之间爆发的争论最后演变成言语上的决斗：用食物来决斗既有趣又助消化，但若用争吵，则不仅无趣，且令人消化不良。


  
最开始，灵菲尔德夫人转向尼什，透过那副令人捉摸不透的长柄眼镜说道，“我听说你是工党的人：我一直很好奇成为社会主义者是什么滋味。”对此尼什冷冷回答道：“也许你有空试试就知道了？”噢天哪，噢天哪，密涅瓦夫人心想；从那一刻开始她便只能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她还真的害了头疼。特里萨真蠢呀。她自己，如果特里萨请她那么做的话，可以用更有效的方法反击艾格尼丝，因为她与她更为接近一些。但是，在一个认为她的厨房女工用粉饼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苗头的女人，与一个相信限速三十英里每小时是集权主义的端倪的男人之间，是无法交流有用的看法的。


  
此外，密涅瓦夫人开始越来越讨厌与人交流看法（特别是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以及听人交流看法。她觉得，若想法有时间开花，或者至少发芽，那非常棒，因为我们可以审慎地摘下它们，鞠一躬递上它们，然后看着它们在彼此的理解和热情中绽开：但是现在，人们常常急于拉扯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只是为了看看它们是不是在生长。在我们递上的言语幼枝里，有一半只不过是些颠倒的支根，粗糙幼稚：如果让它们在土壤里多呆一会儿，也许会开花结果，可一旦被暴露在外，我们就很难再把它们种回去。毫无疑问，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事情发生得太快，危机接着危机，我们思想的土壤长期遭到干扰。为了宣泄自己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实时播报出自己对当下那些令人困惑的荒谬事件的看法：而现在，人们就把这拿来与交谈混为一谈。终于，密涅瓦夫人感到很高兴，女主人带着镰刀一般的眼神，收割走女士们，（不顾萨比娜抗议）带着她们去了客厅。艾格尼丝·灵菲尔德那如刀剑般的双肩闪着愤怒，她走在其他人之前上楼，然后立刻默不作声地退到一边给鼻子扑粉。


  
“特里萨，你真是非常淘气。你怎么可以那样？”


  
“把尼什安排在艾格尼丝旁边？我亲爱的，她是个需要玩笑的女人；像沃利斯·米尔斯[41]和海伦·霍金森[42]画中人物的结合体。她的灵魂里有太多脂肪，都快变质了。摇一摇对她很有好处。”


  
“从某点来说，你是对的。但没有必要那么激烈。这有可能会让她觉得每一个哪怕只有一丝一毫激进想法的人都和尼什一样。而这肯定也让他觉得每一个不属于极左阵营的人都和艾格尼丝一样。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我要尽全力告诉他，不是人人和艾格尼丝一样。”


  
“去吧，亲爱的，”特里萨不知悔改地说道。“那只是你的看法。事实上，”她补充道，“我很怀疑像尼什和艾格尼丝那样的人会不会思考。他们只凭感受行事。”


  
“哦，不，”密涅瓦夫人说。“他们肯定思考，这点我很肯定。不过问题在于，他们把思考和感受撇得一清二楚。他们从不会学着用心思考或者用脑子感受。”


  
“那听上去很了不起，”特里萨讽刺道（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那有什么含义么？还是你只是想试试这些话说出来是怎么样的？”


  
“它要么没有任何含义，”密涅瓦夫人说，“要么就是世纪大发现。我会好好想想然后告诉你的。”


  
艾格尼丝·灵菲尔德走回了房间，她的脸色更加黯淡，不过她的眼睛仍闪闪发光。


  
“好的，特里萨。我必须说，你的左翼朋友们……”


  
噢，老天，密涅瓦夫人说，又来了；无论如何，我讨厌只有这一种选择摆在我面前。左翼……右翼……如此狭隘；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们真正想要的是Y字型的东西呢？


  

[41] 沃利斯·米尔斯，英国画家，1878–1940。（译注）

  

  

[42] 海伦·霍金森，美国漫画家，1893-1949。（译注）

鼹鼠之旅


  
密涅瓦夫人把两个小一点的孩子送到了海边小屋，他们会和朱迪的一个同学一起住在那儿；然后她决定在开车回伦敦前在附近的小镇上待上一个小时。她小时候，每年都会被带到这个小镇上待上两个礼拜，她突然很想来一场鼹鼠之旅。（“鼹鼠之旅”是维恩在读了《柳林风声》[43]后自己创造的说法，用来比喻重访那些曾经常去的地方。）


  
停好车后，她沿着海滨道走在清新闪亮的日光里。这一部分的小镇几乎认不出来了——这条街上满是尖尖的字母广告牌和霓虹灯，卖冰淇淋的三轮车取代了旧式画着招贴画的卖冰棍的手推车。至于孩子们的衣服——她试图想象，如果她以前的保姆看到她只穿着一小件棉质连体日光浴装就从住处走到沙滩会说什么。她自己身上穿了至少十件衣服，包括羊毛衣（衣服太长所以在膝盖处厚厚地折了起来）和宽松的蓝色哔叽裤，她趟水的时候会把身上所有其他衣服都塞到裤子里，因此她在沙滩上的影子就像一个小矮人。即使在海里，她还是穿着蓝色哔叽做的泳衣，要是天气寒冷，就会在游泳衣外加一件设得兰岛夹克衫。她还能记得保姆脱下的衣服蹭到她手腕的感觉，湿漉漉的。


  
她在码头边停了下来，身子趴在栏杆上，几乎不敢深吸一口气，因为害怕找不到她所期望的事物。她先谨慎地嗅了嗅，然后又惬意地吸了口气。一切正常。在高水位线附近的码头下，有一股特有的复杂气味，尽管不太好闻但却令人怡悦，显然，最激进的镇议会也无法去除那气味；它融合了许多东西的味道：盐、铁锈、污泥、腐烂的海草、死去的帽贝、干枯的橙皮。闻着那气味，有那么一会儿，密涅瓦夫人几乎听到了保姆在下午把她那宽阔的背脊倚在防波堤上时胸衣发出的咯吱声响。


  
不过现在，一则海滨音乐演出的通告将她拉回了当下：因为她看到表演团体是她经常在无线电里听到的一支技艺精湛的乐团。这与她童年时代的海滨娱乐活动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只有一脸落魄相的画白脸的小丑，和戴着草帽、弹着班卓琴、打着骨柝[44]的冒牌黑人乐团。


  
说来也奇怪，正是这些人其中的一个第一次给了她死亡的概念。他唱过一首歌，开头是这样的：


  

这有（嘭！）什么用（嘭！），把钱存起来，



如果，你死时不能把它带走？（叮铃嘭！）

  

  
结尾是这样的：


  

但若（嘭！）你有（嘭！）肉赘，长在鼻子上，



那么，你死时必须把它带走（叮铃嘭！）

  

  
因为某种原因，这歌如同顿悟之箭，刺透她的心脏。眼泪夺眶而出，她冲进保姆被灰色粗花呢裙盖着的膝盖间。“我不想死！”她抽泣道。“啊，南妮，我一点都不想死！”保姆被吓坏了，抱起她离开了凉亭。“乖，乖，”她无助地一个劲说到；“乖，乖。”那天晚上，她给了她一剂镁乳。


  
在离码头不远处的地方，密涅瓦夫人走上了一条陡峭、弯曲的街道，街旁有一座教堂。他们以前就寄宿在这条街上。她不记得门牌号码，但她相信如果看见那屋子就一定能认出来。此时，她的鼻子又展现出良好的记忆力，因为一阵甜得发腻的气味让她突然停下了脚步。当然：她快忘了那女贞树篱。这回忆又引发了其他回忆：前门正中央有四块彩色玻璃窗——绿、红、黄、蓝。站在过道里依次从这四块玻璃中望出去，你可以让前院变成你想要的任何季节时的样子——春、夏、秋、冬：但当你打开大门，映入眼帘的却只有七月刺眼的白光。她推开大门，安静地走上小径，想要确认那四种颜色的玻璃窗是否还在。它们还在：不过当她弯下腰（她曾经可是要踮起脚的）看它们的时候，一个女人打开了门，手臂上挽着一只购物篮。


  
“噢！”密涅瓦夫人试图让自己显得镇定些。“我正打算按门铃。我——我想看看有什么房间可以租。不过如果你打算出门，那也完全没有关系。”


  
“不碍事，”房东太太说。因此密涅瓦夫人必须经历这一切，查看一间又一间房间。走到二楼靠屋子正面的房间时，她停了下来，仔细环顾四周。


  
“这一间真不错，”她说道。“又大又通风。”但其实她是在想，多矮多小的房间呀；时间就这样缩小了童年的房间，把墙壁向内拉，把天花板向下拽。如果仅凭这空间的缩小和新的装修（当然，现在这房间里贴着燕麦粥颜色的现代壁纸，墙顶装着橙色的饰带），而没有那壁炉，她是不可能知道这是同一个房间。她放心地发现，壁炉没被动过。装饰华丽的铁架还是老样子，拙劣的仿荷兰式墙砖也没有变；最左下角的那块墙砖仍有些松动。她曾经发现，如果轻轻左右拽那块砖头，你可以把它拉出来再塞进去；有一次，那是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她用保姆的指甲钳在那砖头后面的石膏墙上挖了个小洞，藏了一枚新的四分之一便士，这样他们下次来这里时，她就有了可以探寻的宝藏。但后来再也没有下次了。


  
“我很好奇，”她心想，一边盯着那块松动的砖头——不，这太荒唐了，事情不会那样发生。而且，人真的不能……


  
“啊！”房东太太说道。“门铃响了。抱歉我要失陪一会儿。”


  
密涅瓦夫人直奔壁炉，跪在地上，轻轻地左右拽动。她的心砰砰直跳：她现在可算知道入室窃贼的滋味了。砖头很容易就被拉了出来：洞还在那儿，但是那枚四分之一便士不见了。她把砖头塞进去，站了起来，在房东太太走上楼前拍去了膝盖上的灰尘。


  
之后，沿着那条陡街走下海滩时，她想起那枚四分之一便士，感到一种荒谬的、不合情理的郁闷。那本该给她的鼹鼠之旅画上完美的句号。但当她带着某种半信半疑的愉快心情，想象着一定是后来某个正在探险的孩子发现那枚硬币时，她便倍感欣慰。


  

[43] 《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一部经典的英国童话，作者为英国著名作家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1859～1932）。书中描述了河鼠、鼹鼠、獾、蛤蟆这几只动物的生活，它们都曾在追求新鲜、刺激、冒险的心态下远离家园，尤其是蛤蟆差点丢失了性命，但最终都在家的召唤下回归了家园和自我。这部作品优雅、诗意，充满了田园风格，也透露出了大自然蕴含的质朴理念。（译注）

  

  

[44] 黑人乐团特有的一种打击乐器，由一对扁平的骨头或木片做成，有点类似中国的快板。（译注）

新维度


  
意识令人懦弱，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但很肯定，就空中旅行而言，晕船让密涅瓦夫人勇敢。不过你不能号称自己很勇敢，她在膝盖间系上安全带时羞愧地告诉自己，如果你的心里慌得像凝乳，嘴里干燥得像火山石。顺从是描述她的心态的一个更为恰当的词。她一直都对悬于空中有一种夸张的恐惧：报纸上那些令人放心的数据对她而言没有任何作用。她是打算承认坐飞机比开车或穿过一条拥挤的街道更加安全；但她仍不理智地坚信，如果是她自己坐上飞机，那这飞机就一定会坠毁。如果对我而言不安全，那我干嘛要在乎它有多安全？到目前为止，她那些热衷飞机的同代人的热情，以及年青一代的冷静臆断——即坐飞机是唯一可能的旅行方式，都没能吸引她飞到空中。


  
不过，就像每一个人类都知道的（那个词自动把所有“完美的水手”排除在外了），有些航程能革命性地改变你对死亡的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从洛哈尔什的凯尔地区坐船到奥特岛。密涅瓦夫人便不幸经历过，就在十天前，当时他们恰好遇上了夏日暴风：虚弱地在洛赫马迪上了岸后，她发誓不会有任何事物能让她再次穿越小明奇海峡，除非天气变好。


  
当然，天气确实会变。风突然就停了下来。在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都天气闷热，风平浪静，海水轻轻地拍打着，海岬间呈镰刀状的狭窄沙滩在日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白。更小的岛屿看着就像漂浮在池塘里的莲叶。海水一整天都是蓝色的；但日落时分它被染上了色彩，海面呈现出一条条玫瑰色、深红色和紫色的色带，就好像某只装了一箱红酒的船只，在淹没许久之后突然在海底裂开。但就在她离开前一天晚上，风就像停下时那样又突然刮了起来。一整个晚上都是狂风暴雨，不过第二天太阳又出现了，海面也仍旧沉闷规律地起起伏伏。密涅瓦夫人看了看海面，然后打电话给索拉斯机场。似乎那是唯一能做的事；除非她真的决定在苏格兰西部的赫布里底群岛度过余生，在梦里怀念和凝视切尔西区的国王大道。


  
透过飞机小小的菱形窗口往外看时，她最初是希望有其他乘客能过来给她信心；接着，她又希望没有其他乘客过来，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她的胆小。因为她很肯定，自己的脸现在明显发绿。


  
看来她的第二个愿望无论如何都会实现，因为还剩两分钟就要起飞了，而她仍是独自一人。但最后一刻，一辆破旧不堪的小马车一路慢跑过来，一位体型庞大的农夫吃力地爬上了飞机，身后跟着一条小牧羊犬。他在门口转过身子，用凯尔特语对驾驶马车的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挤进座椅里，那椅子似乎脆弱得无法承受他的体重。那条狗完全无动于衷，蜷缩在地上睡着了。


  
“我以为自己赶不上飞机了，”农夫愉快地说道。“我的表坏了。”他用力拉出一块旧银怀表，小心翼翼地调节它。


  
“你经常坐飞机？”密涅瓦夫人问道。他看起来和这里是如此格格不入。


  
“哦——是的。”听到这个问题他似乎有些吃惊。“我在巴拉有个兄弟。坐飞机过去很方便。”他那理所当然的态度令人感到放心；她现在非常需要这种放心，因为飞机正在机场那崎岖不平的草地上笨重缓慢地向前行驶。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她大声喊道，声音盖过了引擎声。她迫切地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事实上，我害怕极了。”她微笑道，试图假装自己是在夸张；但她知道自己不是。“我想，”她补充道，“等它真的飞到了空中，我就应该不会那么担心了。”


  
“不过它已经在空中了，”农夫说道。当然，望出窗外，她目睹了不可思议的画面。他们正在空中。她可以看见海岬上布满岩石，边缘还泛着一层白沫；她还能看见废弃的农田，干石砌成的堤坝，以及如今只能收获野花的马铃薯田里那绿色的田埂和犁沟；他们升得越来越高，她甚至看见了北尤伊斯特岛的惊人景致，大大小小的湖水星罗棋布，令它看起来像一块蕾丝。


  
几小时后，坐在从格拉斯哥去斯特灵的火车上时，她试图整理出自己的感受。她心想，当人们试图向从未坐过飞机的人描述那感受时，他们总是会彻底失败。他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他们告诉你坐飞机节约时间，（考虑到各种因素）节约金钱；他们告诉你坐在飞机上地面看起来就像地图，牛像蚂蚁，车像甲虫。但他们没有告诉你飞机会摇摇晃晃得很厉害；没有告诉你那不仅是一种经历，更像重生；没有告诉你坐飞机会让你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新维度的自由（因为尽管我们知道存在三种维度，但我们被迫只在其中两种间活动：因而，相较对于前后更为灵敏的感知，我们对于上下的感知就必然模糊许多）。他们没有告诉你当你在空中时，飞机似乎成了一切事物安全坚固的核心，地球则变成了一颗遥远的星球，陌生的生物在无法想象的危险中移动。他们也没有告诉你，当你在空中时，你会一直在巨大的骄傲和巨大的谦逊间拉扯，因此你在某一刻是上帝，而下一秒就成了无名鼠辈。他们还没有告诉你的是，你会感觉像是在云朵那宏伟壮观、激动人心的结构中穿梭；此外——哪怕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叙述者——也不会告诉你，你会突然看见一弯彩虹出现在机翼末端，仿佛你在经过时抓住了它，从此随身携带着。


  
要是他们早点告诉她这些就好了，这样她很早以前就会选择坐飞机：因为如果知道会经历如此奇妙迷人的时刻，她一定能克服恐惧。

八月的伦敦


  
那女人坐在公园远端的椅子上，一直在紧张地把手帕拧来拧去，似乎精神上正承受着剧痛。她还在窃窃地喃喃自语。密涅瓦夫人斜眼朝她那儿瞥了一两次，一边心想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又希望自己能帮上点忙；不过突然之间，那女人看见她在看自己，便抬起头来快乐地笑了笑。


  
“是因为我的急救课，”她解释道。“我总是搞不清楚怎么打好结。上课的老师说：‘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明白吗？可每次我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打不出一样的结。”


  
“我在想，”密涅瓦夫人试着建议道，“如果你把它想成‘后面和前面’，会不会打起来更容易一些？”


  
那女人根据这个建议尝试了一下，然后她的眉间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舒展开来。


  
“哇，真有意思！真是这样哎！这取决你看事物的角度，是吧？”


  
她把打了结的手帕放在掌心，骄傲而又笑容满面地望着它，仿佛她刚成功烤出了一个蛋糕。哇，密涅瓦夫人心想；纵使世界的现状一无是处，至少很快在英国不会有人不知道怎么打平结。那很重要。


  
“我得说，”那女人坦言道，“我很喜欢急救课。就好像回到了学校一样——让你感到自己很年轻。”


  
“我知道，”密涅瓦夫人说。是的，她心想，这正是要点所在。现时的各类事件迫使我们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生活着，而这就是它对我们的补偿。我们的生活的结构——基于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之上——错得令人扼腕：但奇怪的是，它的质地却令人愉快。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新鲜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你遇见的人都在忙着学新东西。而在平时，大部人成年人从不努力学习任何新技能，无论是心智上的还是身体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上去，同时也感觉起来，那么容易显老。


  
她看了看表，站起身，朝肯辛顿花园走去，克莱姆说如果他有空的话会在那里和她喝下午茶。他最新的工作是坎普登山上的一座又大又新的学校，这工作得在九月初完成：这给了他理由，也给了密涅瓦夫人一个绝妙的借口，让他们在伦敦度过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孩子们都不在，仆人们也不在；伯切特夫人每天早上过来为他们准备早餐，剩下的几顿饭就在外面吃。


  
八月的伦敦，密涅瓦夫人很早以前就发现，按理来说应该荒凉萧瑟，但事实上却令人愉快。首先，你的熟人圈的大小随随便便就缩小了一半，不但不会伴随着丧失亲友或朋友失和的剧痛，还会带来一些有趣的结果。你发现，有些人和你的交情好多年都停滞不前，但突然之间你就和他们更亲近了；替角儿变成了大明星；甚至是打嗝偶尔也会揭示出头脑中一颗未被察觉的宝石。这城市本身也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尽管房子都拉上了百叶窗，窗台的花槽里空无一物，法国梧桐上布满灰尘，空气里弥漫着柏油的气味。又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城市正是因为这些而平添了魅力。因为年轻的约翰尼·弗林特（她注意到，他的诗近来更加偏重个人情感，而非政治）昨天说，任何对伦敦有着诚挚情感的人，如果每年这个时候离开伦敦，都会感到一种特别的快乐，“这就好比如果你很爱的人看起来非常疲惫平庸，那离开那人一段时间你也会感到那种特别的快乐。”就是那样。谢天谢地，每当她的朋友收获爱情或者金钱时她就会这么想。她漫不经心地猜想那人会是谁，但她知道在诗人眼里这并不重要。但丁的灵感源泉贝缇丽彩、济慈的未婚妻范妮·布朗、约翰·邓恩的妻子安·摩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的黑暗夫人——他们都是同一个人：或者什么人也不是。快乐或不快乐，仁慈或不仁慈，他们只是一捆木柴。


  

那无甚影响，在之后的日子里，



无论这棵幼枝，抑或那棵幼枝，是否能点燃火焰。

  

  
四点了。因着某个无形却恒久的月亮，婴儿车的大潮每天两次涌向公园。若是在一年中的其他日子里，这通常是退潮的时间。这些婴儿车会平缓经过每一个出口，回到贝斯沃特、肯辛顿、布朗普顿、贝格拉维亚、梅菲尔的儿童房的茶桌：时髦闪亮、优雅昂贵的婴儿车，它们结实稳固，配好弹簧，安好靠垫，由训练有素的保姆推着，里面躺着出生良好、营养充足的孩子。那天午餐会里那个女人所谓的“真正的乖孩子”：这些孩子拥有摇摆木马、绘有兔子的特制家具，以及配搭好的帽子和外套，他们的祖母还得在乡下有间别墅。但到了八月，公园的堤岸被这大潮遗弃，另一种潮水替代了它。他们小小的队伍在破败、湿滑的草地上蔓延开来——脸色苍白，身材削瘦，衣服破烂不堪，开心而又狡猾。男孩们总是带着网和果酱罐，而最年长的女孩几乎总是在用力拖拉一架破旧的折叠式婴儿车，车里可能有个婴儿，有时候，里面会躺着一个曾经是婴儿的小孩，嘴上沾着果酱，从车里探出身子。


  
这些是另一类孩子。要是运气好，战争在他们长大之前发生，那他们可能有一天会见到奶牛、奔流的溪水和生长的玉米。不过没有别的可能。除非，当然，除非发生奇迹；除非能在不改变质地的情况下改变结构，就算战争不一定真会爆发，英国人仍会记得如何打平结。

国外归来


  
“PARTIR, c'est mourir un peu. . . ”[45]法语总是一针见血，密涅瓦夫人心想，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一张张笑脸，前一天晚上，在阿尔卑斯山的小火车里，她透过车窗满是遗憾地向他们挥手道别。小姑子请她和外甥女艾莉森一起去旅行，因为艾莉森要在一户瑞士人家里住上六个月；她在同一座小镇的一间寄宿学校待了一个礼拜，以确保艾莉森快快乐乐地安顿下来。那一大家子都去车站送她了。孤独的列车服务员站在他的黄色手推车边，牙齿间咬着一根稻草杆；月亮刚升到米特亨山[46]的顶端，如同一颗巨大的雪球，正停下喘一两口气，随即便会从雪山顶滑落。


  
但为什么，她想知道，当餐车窗外宁静却无趣的法国北部风光——那白色的马，那褐色的牛，那红色的农庄，那灰色的百叶窗，那如珠子一般的公墓，那没有树篱的土地（就如同没有眉毛的前额）——一晃而过时，为什么从来没人做过类比：“Revenir, c'est savoir ce que c'est que d'être un revenant”[47]？这也同样一针见血：因为当你刚从异地回家时，你总是像鬼魂一样。他们感到很遗憾你离开了，他们热情欢迎你归来：但同时，他们已经些许适应了你不在的生活。吃第一或第二顿饭时，你的座位总是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问，“你去了什么地方？那儿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根本没办法告诉他们。你只能说，“那儿像很大很整洁的苏格兰”；说“他们说九十时用的是nonante而不是quatre-vingt-dix”；说“他们所有的房子都装饰有木质蕾丝图案”；说“寄宿学校有个很可爱的德国男孩”；或者说“我在村子的游园会里认识了个很可爱的农民。”但不管他们听得有多么热切，他们并没有真正听进去。因为你无法让他们理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把宇宙的中心也一起带走了，所以整件事就像往常一样绕着你自己的头脑转。确实，怎么可能期待他们相信这一点，特别是当他们非常清楚一直以来所有事情的中心都和他们一起留在家里？按照惯例，要过一两天你的宇宙和他们的宇宙（就像照相机测距仪上的两个画面）才会合二为一，开始绕着同一中心转：到那时，你便知道你真的回家了。


  
但对密涅瓦夫人而言，那一刻还遥遥无期。她甚至还没让自己脱离她刚离开的地方。就像刚死之人那不能离开土地的鬼魂一般，她仍依照先前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她抬起头瞥了眼餐车时钟，心想：“汉斯的妈妈这时应该正在他脖子上系餐巾；他肯定会说：‘Bit-te, Mama, keinen Blumenkohl.[48]’”第一次听到他说这话时，她和他妈妈相视一笑：因为那语气和态度简直和托比一模一样。她后来又笑了，因为早餐时听到熟悉的问题“Aber du, Hansi, hast du dir die Z?hne gut geputzt?”[49]。不过，还有一次，她能做的可不仅仅只是微笑，因为经过了最初一两天，汉斯不再对她彬彬有礼地保持距离，他拉着她的手，带她去木柴堆间一处秘密藏匿处，给她看一排奇形怪状的鹅卵石。


  
“Meine Sammlung[50]，”他简单说道。“我的收藏品，”托比的声音在她脑中回响。她的心拧紧了：如果所有国家的小男孩都收集石头，不好好刷牙，讨厌花椰菜，那怎么还会有这荒唐的战争之谈？


  
确实，每次出国她感触最深的就是，拥有同种职业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比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要强得多：特别是如果那职业是出自自然法则而非人类法律。全世界的孩子同属一个国家；耄耋老人属于另一个；盲人则属于第三个；（童年、年纪和目盲都是职业，并且无法改变）。围着木头工作的人，围着铁工作的人，围着试管工作的人，比起他们自己镇子里的小职员或营业员，他们与地球另一端的工匠、铁匠、化学家更像是同根同源。法国阿申特岛的渔夫和英国斯托诺韦的渔夫是同为一个不屈不挠的国度的公民；尼克里尔，密涅瓦夫人在游园会上认识的农民，虽然和布里克沃尔的汤姆·伊格尔斯登操不同的语言，却表达出了同样的感受和想法。


  
要是，她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心想，要是有人能想办法让他们聚在一起就好了——不是指政治家和外交官，而是托比和汉斯，伊格尔斯登和尼克里尔。要是所有的政府愿意把花在轰炸机上的一部分钱花在在假期间从每个地区免费互换一些家庭就好了。


  
服务员把账单递给了她。她付了钱，把最后一丝思绪埋了起来，就像狗埋起骨头一样，以便之后可以找回。他们已经经过了法国的布洛涅，正在通往旅程的终点法国加来。和那些只剩下几分钟就要离开某处而又不想开始做些别的事的人一样，她任由自己的目光在车厢里环视，随意寻找些印刷字取乐。在窗台上她看到：——


  

Ne pas se pencher en dehors.



Nicht hinauslehnen.



E pericoloso sporgersi. [51]

  

  
就是这样，她心想。“我告诉你三遍的就是事实。”不过问题在于，仍必须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来说……


  

[45] 法语，意为“离别，就是死去一点点”。（译注）

  

  

[46] 米特亨山（Mittelhorn），阿尔卑斯山脉在瑞士部分的一座山。（译注）

  

  

[47] 法语，意为“返回就是明白鬼魂的感受”。（译注）

  

  

[48] 德语，意为“拜托，妈妈，不要花椰菜”。（译注）

  

  

[49] 德语，意为“不过，汉斯，你把牙都刷干净了吗？”（译注）

  

  

[50] 德语，意为“我的收藏品”。（译注）

  

  

[51] 第一句为法语，第二句为德语，第三句为意大利语，均意为“不要探出窗外”。（译注）

采摘啤酒花


  
布里克沃尔农场种的大多是水果和牧草：啤酒花非常少，因此汤姆·伊格尔斯登从不专门从伦敦雇佣职业采摘者。他在大家的帮助下自己采啤酒花，这些人包括他的妻子、母亲、五个孩子，以及任何愿意帮忙的邻居：通常包括密涅瓦一家。


  
这次密涅瓦夫人比以往更享受这个过程。以前，他们只是过来随便帮帮忙，当做是玩耍，不想干了就离开。不过今年他们知道，汤姆·伊格尔斯登确实需要靠他们帮忙，因为他少了三个最得力的助手。他的两个儿子都参了军，而他最大的女儿艾薇也离开了，她在兵工厂找了份工作。


  
老伊格尔斯登太太和密涅瓦夫人把采下的啤酒花放在同一个箱子里，她不同意艾薇的做法，说起这件事就生气。


  
“她一直都没啥脑子，不是么？在需要帮手的时候就那样跑了，害得她爸爸没人帮忙……如果俺是汤姆，一定要她好看。”


  
“妈，好啦，”汤姆·伊格尔斯登咧着嘴笑道，伸出他的长柄刀砍下一根藤枝。他把那粗壮扭曲的植物放在帆布箱上，在他母亲身后冲密涅瓦夫人使眼色。


  
“你好好顾着自己吧，妈，随艾薇去。如果她觉得她应该去，她就必须去，你说是吧？”


  
“俺可不觉得那有啥意义，”老太太嘟囔道，语气里充满了怀疑。“她在这儿采啤酒花要比去那些家伙那儿好多了，还要造什么子弹打到别人脑袋瓜子里去。”


  
汤姆·伊格尔斯登的妻子在另一个箱子边听到了这些话，抱歉地对着密涅瓦夫人看了一眼。她很擅长做面包糕点，不过更倾向于让自己显得有教养；她婆婆的粗鲁言语让她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在“外人”面前。


  
“当然，”密涅瓦夫人很有技巧地回应道，“有些人试图说明啤酒花几乎和子弹一样糟糕。我是说那些滴酒不沾的人。”


  
“哦——那些家伙！”老伊格尔斯登太太带着一种如皇室般的蔑视态度说道。她几乎是报复性地又剥下一手啤酒花：它们毫无声息地跌入半满的箱子里，轻盈，柔软，如幽灵一般，一打滴酒不沾之人掉落的脑袋。


  
这时传来了负责清理箱子的人那熟悉的声音，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走过来，把啤酒花舀入十蒲式耳[52]的袋子里。


  
“请准备好你们的啤酒花。”


  
因为被提醒他马上要过来，他们停下采摘，开始清理多余的树叶和错放进去的花梗。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那意味着可以站在箱边把肘部以下的手臂都伸入那如羽毛般柔软的金绿色啤酒花堆里。


  
今年汤姆·伊格尔斯登自己在砍剪藤枝的间隙清理箱子；他的助手是维恩，他帮他把袋口拉开。他们两个一到，大家就都停下工作，纷纷猜测箱子里有多少啤酒花。


  
“十二篮，我猜，”老伊格尔斯登太太说。


  
“十五篮，”朱迪充满希望地说。但汤姆用他那只柳条编制的篮子舀出第一篮后说道：“十三篮。”事实证明确实是十三篮。


  
能停下休息一会儿确实很舒服，可以直直腰，舒展舒展手指。午餐过后他们就一直在工作，因为工作时有不错的同伴，工作的环境又很怡人，而且又一直能感觉到工作有不少进展，所以他们一直都在辛勤工作。这就像织东西：你无法停下，除非你又完成一排，再一排。不过这也像在平静天气里看着大海涌近，那柔软的绿色潮水缓缓朝着箱子棕色的悬崖边涨起来。


  
老伊格尔斯登太太从她的凳子下拿出一个瓶子，痛痛快快喝了一大口。


  
“妈……！”她的媳妇像进了地狱一般大叫了一声。


  
“外头的啤酒花需要里头的啤酒花，”老太太高兴地说道。“你说是不是，密涅瓦夫人？”她用手背抹了抹嘴。她那如野蔷薇根般的手指仍比大多数人能更快地剥去藤枝上的啤酒花，她的手指被汁水染黑，上面布满了被粗糙顽固的花茎划到的伤痕。每个人的都是，除了那些不因为骄傲而不戴手套的人。不过尽管手套可以让人的手指不被染黑不被划伤，却没什么能让人不感到瞌睡，那睡意难以抵抗，摘啤酒花的整个过程里你都会感到昏昏欲睡，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快结束前那睡意最强。那似乎不仅仅是啤酒花发出的香气：那几乎是一种看得见的瘴气，带着点甜味，也有种令人愉悦的辛味，既安抚人心又令人激动，用一种发绿的金色光芒模糊了人的思想。


  
“托比在哪儿？”密涅瓦夫人突然问道。没人知道。


  
“吃好晚饭俺就啥也没瞧见，”伊格尔斯登太太说。“很有可能和茉莉一块儿跑到最远的那个箱子那儿去了吧。”


  
但他不在最远处的箱子那儿，也不在任何箱子附近。密涅瓦夫人一直有些担心那条主干道，于是她离开去找托比。走在枝繁叶茂的狭窄小道间，人总是能消失得出奇地快。有一小会儿他们的声音跟着她：长长的元音，短促的辅音，肯特郡人常有的如抛物线般声调。但是走过了几排后，她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他们了。她独自一人在一座寂静整齐的丛林中心；这丛林就像是一场巨大翻花绳游戏里最复杂的图案。每次她停下脚步呼喊托比或是聆听有没有他的动静时，她都发现自己在八条绿色小径的交汇点上；每一棵植物的根部都有四根线拉向头顶上的棚架，每一根线上都有两根藤蔓绕着它朝太阳的方向生长。（为何，这难以理解的天意，要安排啤酒花永远和太阳纠缠在一起，而红花菜豆却总是逆向生长？）


  
她的呼喊没有回应，因此她回到了大家身边。就在那儿，就在比最远处那个箱子还要远一点的地方，托比躺在一堆袋子上睡着了，一根长满了树叶的藤蔓耷拉在他身上：一个美好的小酒神，手指被汁水染黑。她笑了，把一个空袋子盖在他身上。没必要现在叫醒他，还是等到该回家的时候再叫他吧。


  

[52] 一种体积计量单位，相当于35.42升。（译注）

因需危险


  
斯塔灵思


  
1939年9月25日


  
亲爱的苏珊，


  
谢谢你的长信。我在战争打响前一天就开始给你写信，但直到今天晚上我才有时间坐下来把信写完。我现在重新读之前写的东西，感觉那是另一个人写的，过去几个星期里人的心境发生了诸多改变。所以我把之前写的给撕了。


  
你说，和你谈谈事实和感觉。好吧，先说事实，它们更简单。克莱姆的防空部队正扎住在一间女校，他从那里写来了非常有趣的信。当然，女学生都不在学校里，不过她们写的校园故事还在，他发现这是项相当吸引人的研究。迄今为止他最喜欢的章节标题是“莫妮卡其实还不错”；不过现在他沉浸在一个有关上一场战争的故事里，那故事说一位体育女教师其实是间谍，她把加密讯息写在网球上，然后把它们投入北海。他说他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尾。他还在搜集涂鸦，那些涂鸦都温和得令人感动。比如“格温妮·T是头大猪”或者“茉莉·B是个混蛋。”还有一句非常庄重而又简单地写道：“我觉得格温妮·T是我见过的最讨厌的人。”另外有一句写得像一条等式：“薇拉·W+格温妮·T=亲亲我我。哈！哈！”不管怎么样，克莱姆说他感到很欣慰，终于有人喜欢可怜的格温妮·T了。


  
孩子们在这儿，我们还接收了七个被疏散到此的小家伙，他们勇敢可爱，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不过下次写信的时候我再和你细说这事儿。唐斯太太的表现令人敬佩。我一开始很担心她会非常严肃，但她一点都没有。事实上，对于屋子里能听到伦敦东区的土腔她感到很高兴。在最黑暗的肯特郡待了二十五年后，这让她感到自己回了家。她迎接他们到来的时候，脸上出现了利文斯顿医生的表情。


  
艾伦（她接替结了婚的格莱迪斯，成为了我们客厅女仆法则的新化身）也在这儿，帮保姆南妮和唐斯太太的忙。艾迪太太在伦敦，她睡在厨房，这样就不用在空袭警报到来时长途跋涉跑到楼下躲避。“好吧，夫人，”她带着嘲弄的笑容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因为说服您搬进一间新的非地下室房间而感到高兴。”她接着严肃地补充道，“上帝似乎不在乎为了要让我们恢复正常而给自己造成多大麻烦。”当时我还觉得很好笑，精心用彩色粉笔画了张画寄给克莱姆，画里的枪、坦克、飞机冲向欧洲，左上角有一张留着胡子的快乐人脸，在云间掌控全局，右下角是一脸悔恨的艾迪太太。不过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开始感到——你得注意，我们的感觉已经变了——最终，她也许是对的。你知道的，她拥有苏格兰人那种特殊的造词才能，他们说的通常都是事实，这实在太奇妙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都带着一种十字军东征的精神，我们感到激动振奋，同时也深信我们所反抗的政府（谢天谢地，这次人们终于不说“我们所反抗的国家”了）作恶多端，因此，我们甚至都有些忘了自己过去的愚蠢行为。我们现在是十字军这件事不能让我们忘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像白治说的，是针鼹。我已经可以想出一百种这场战争“让我们恢复正常”的方面。但是，不应该动用一场战争来让一个国家把路缘涂成白色，给自行车装上后车灯，让所有贫民窟的孩子在乡下放假。不应该动用一场战争来让我们在公交车上和彼此交谈，在夜晚自己想法子娱乐，过简单的生活，省吃俭用，重新使用双腿，为了看日出而早起。不过，确实动用了一场战争：这是我们的文明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批判。


  
我这样的想法算不算太过分？我希望，在一切恐惧都过后，我们可以召回最初几个星期的感觉，想办法在和平年代保留每一样战争时期应当保留的事物。我们需要一种非物质的战争博物馆，而不是望着玻璃盒子里旧军服。我们最好能按下某个神奇按钮，看见当初被那种极具启示性的情绪感染时的自己。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愚蠢，而且不存在这种神奇按钮。最能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我想，就是通过诗歌和文章——甚至是信件和凑巧说的话——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那些文字言语便如火花般被人擦出。所以，请尽你所能地写信吧，苏珊，（写给我，如果你想的话，或者至少写给某个人），好好保存所有你收到的信件，如果你看见或听见什么东西你觉得日后能帮你重新找回这悲惨、神奇而又大开眼界的时刻，就把它们安放好：这样，重新找回这些时刻后，我们可以更妥当地对之加以利用。当然，我们可能不会遇上这样的机会：不过如果真遇上了，可我们却又一次不加以利用，我很肯定我们不会再有另一次机会了。


  
就像以前面对巨大压力时一样，我又在一直读邓恩的诗。很可惜，传教士似乎从来不会从《圣经》以外的地方寻找传教的文本：不然的话，他们可以用他的《祈祷诗》的第十六节来举行一场绝妙的布道。那一节诗的开头是“因需危险……”你去查一下吧，我知道奎恩的图书馆有一本邓恩的诗集，就在壁炉左边的小书架上。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出版成书后在泰晤士报上增添的文章和信件


  密涅瓦夫人列礼单

  
“您今晚还有什么需要吗，夫人？”艾迪太太问道，她把咖啡放在壁炉边，拿起密涅瓦夫人的晚餐托盘。


  
“没有，谢谢，什么都不需要。列好圣诞礼单我就去睡觉。”


  
艾迪太太在门边停了下来，手里拿着托盘。


  
“哎，”她说，“小家伙们肯定会觉得今年圣诞很奇怪，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在。”


  
“他肯定会被准假的，”密涅瓦夫人充满希望地说道。


  
“也许会，也许不会。”艾迪太太不是会鼓励别人抱有希望的那种人。“更不要说，”她补充道，“家里有十个小家伙，而不是三个。我的老天！那真像是回到了我自己小时候。”


  
“为什么，你们家有十个孩子？”


  
“十三个，”艾迪太太回答说，带着一种克莱姆称之为“苏格兰赢了”的表情。


  
密涅瓦夫人感到十分惊讶，不是因为答案本身，而是因为艾迪太太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不喜欢讲自己的童年。实际上，她宁愿让人觉得自己从没有过童年，而是从泡沫里升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在法夫的东纽克尔恩附近的某个地方。


  
“那么，晚安了，夫人。”


  
“晚安，艾迪太太。晚上的威尔士干酪很好吃。”


  
独自一人后，密涅瓦夫人倒了杯咖啡，坐在壁炉边的长凳上喝着，同时让火烤着她的背。是啊，今年圣诞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很奇怪；对乡下那些被迫当上寄养父母的人来说更是加倍奇怪。她在斯塔灵思收留的七个被疏散到此的孩子中，据她所知，只有两个人家里有过圣诞树。年纪最大的莉恩是个尖厉、干瘦、专横的十二岁小家伙，她在过去两个月里的变化令人感动，她变得不那么尖厉也不那么干瘦了（尽管还是很专横），可她从来没有在圣诞节挂起过袜子。对于这么大了才要开始遵守这个习俗她有些嗤之以鼻。


  
“只有小孩才那么做，”她说道。“那真娘娘腔。”


  
“维恩还那么做呢，”密涅瓦夫人说。“他都快十六岁了，而且他一点都不娘娘腔。”


  
“你确定吗？”莉恩怀疑地问道。


  
“非常确定，”密涅瓦夫人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说。（下次写信的时候，她必须得把这事告诉维恩。）


  
不过现在计划挂圣诞袜的事还有些为时过早。她得先继续把礼物清单定好。她放下咖啡杯，毅然走向写字台。


  
密涅瓦夫人的一个坏习惯——就像很多坏习惯一样，只不过是把好习惯放大到了极致——就是她经常开始时井井有条，但结果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收集癖。比如，这其实是个好主意，把圣诞礼单留到下一年，这样就不会遗漏某人或者送给别人相同的礼物。但最糟糕的是，她从来都舍不得把用过的礼单扔掉；因为她自结婚起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现在她手头上有超过十七张礼单。它们不仅在已经太满的抽屉里占据了不少不必要的空间，还让她在一年中最宝贵的日子里浪费了不少时间：因为每当她打开抽屉想看看去年的礼单，她就发现自己很难抵住诱惑不去看更早以前的。


  
过去八年间，开头的几个名字从没变过：克莱姆，维恩，朱迪，托比，保姆南妮，艾迪太太，唐斯太太，唐斯。第九个名字差不多每隔两年就要变一次，从诺拉到杰茜，从杰茜到格莱迪斯，从格莱迪斯到艾伦：因为密涅瓦家的客厅女仆似乎命中注定都会结婚，而名字也不可避免全都是长短格。哪怕是艾伦，她可能是你会遇到的长相最平平的女孩，几个月前刚来的时候完完全全情窦未开，可现在也有了男朋友。克莱姆在收到密涅瓦夫人报告的这个消息后，回信道：“老天啊，下次我们得找个名字是扬抑抑格的人，或者干脆找个单音节的。她们可能会少一点救世军的精神。”


  
不过，在更早以前的礼单上，出现了重要的漏洞。九年前没有托比；十二年前没有朱迪。不过她记得，那每一个圣诞节，她的宇宙（放在现在要是没有他们简直难以想象）似乎是完整的。至于维恩，除了最初的两张上没有他，别的上面都有他；她从他去年的礼物旋式鱼竿追溯到魔术盒和红色印第安服装再到十五年前的绒毛兔子，那感觉就像在回放他的整个童年，和特技电影里泼洒的牛奶自行回到罐子里一样。


  
她把礼单一张张叠起。维恩在她的脑中又长大了一次：他三四岁了，穿着日光浴装、戴着松松垮垮的亚麻帽；他六七岁了，穿着灰色法兰绒短裤（那么像，又那么不像托比）；他十二三岁了，穿着长裤；他长过了她的手肘，她的肩膀，她的头；最后，在高过她六英寸的地方低头朝她咧着嘴笑（那么像，又那么不像克莱姆）。


  
另一部记忆电影和这部同时播放着，而它唯一可循的痕迹就是纸上右手边的一排价格。这些手写数字在回忆的帮助下，精确记录了密涅瓦一家物质生活水平的起起伏伏。最初的两年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因为年轻无知，因为薪水稳定，也因为父母定期寄来津贴；随着克莱姆自立门户，他们就必须过得节约一些；后来克莱姆的事业似乎开始成功（但其实那是假相），他们便过于乐观地搬进了一座更大的房子。紧接着的那几年生活跌入了低谷，时日艰难；阑尾炎幸灾乐祸地和银行的最后通牒撞了个正；他们进入了专业人士阶层永远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要么公开削减开支，要么继续虚张声势，以便在可能会成为客户的人面前保持形象。那几年，他们在外吃过晚餐后，会说不，谢谢，他们宁愿散散步然后打辆出租车，呼吸点新鲜空气对身体好；那几年，他们达成共识，把纪念币当成圣诞礼物送给彼此（因为他们无法在送给别人的生日礼物上削减过多开销），他们用大量彩色包装纸包好这些纪念币，在孩子面前郑重其事地交换礼物，打开后发出愉快的惊叹。他们倒不是需要纪念币；只是如果他们什么都不交换，孩子们会被吓到的。


  
最后一切又有了起色。克莱姆为桑德罗·博特曼造了一座不同寻常的乡间别墅，桑德罗一直和人提起此事，那让一切加速进展。托比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能力买下斯塔灵思，并雇佣唐斯一家照看房子。纪念币被正常的礼物取代，自从那时起，右手边一栏底部的总金额就一年年增长。不过，幸运的是，他们两个的记忆力都不错：每当有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他们总会说，“是啊，当然：一个转角你就会遇上转机。”


  
密涅瓦夫人把最后一张纸叠在其它的上面，把它们全部重新夹在了一起。不，她不能扔了它们：那包含了她生活中太多部分。此外，无论人的记忆有多清晰，时不时把它们抛光擦亮也没什么坏处。你所忆之物构成了你自己：不多，不少。


  
她取出一页白纸，整整齐齐地在顶部写上：


  
“1939年圣诞节”。


  战时和平

  
伦敦


  
1939年10月5日


  
最亲爱的苏珊，


  
为了找工作我刚回到伦敦，因为斯塔灵思现在似乎运作得非常良好，包括儿童房和被疏散到那儿的孩子，一切都很好。我还不知道我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当然前提是如果我能找到工作的话。开车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我最期待的是为某个十分重要的秘密人物效力，驾驶一辆马力强劲的长车身汽车，载着他飞速前往神秘目的地。我的乘客会时不时看看手表，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加大油门，M夫人。”从后视镜里我应该会看见一辆超强马力的直排八汽缸车，伪装成卖杂货的面包车，快速追上我们……是的，当然，那就是我想要的工作。不过这种人要么正在消失——对此我应该感到痛惜——要么，这种可能性也更大，就是他是自己开车。


  
同时，我在帮忙做些我能找到的各种奇怪工作——给信封写上收件人和地址，卷绷带，等等等等——此外，我比自己能描绘出的要更享受回到伦敦的生活，这可真令人不可思议。


  
有件事很有意思。尽管泛光灯实验曾常常揭示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建筑之美，熄灭灯火其实能揭示出更多。你虽然看不清建筑的细节，但是能第一次彻底看清它们的轮廓。那是在有一丝月光的时候。不过，即使没有月光，人们还是能靠听觉、触觉、嗅觉发现新事物。比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广场栏杆的设计如此迷人。现在通过触摸，我对它们了然于心。在街角闻到沙袋那潮湿的黄麻味，我就知道自己快到防空洞了。事实上，整个伦敦闻起来都有种令人惬意的黄麻味——哪怕是在室内，因为窗帘也要用到黄麻绳。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之一：我猜，有一部分是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孩提时用麻袋做的摇摇欲坠的帐篷。


  
至于气球[53]——你可能已经在报纸上读到很多关于它们的报道，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跟你聊聊气球。它们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温暖人心的伙伴。你知道，战争爆发后我就没在伦敦待过，五天前我坐晚班火车回伦敦，我承认自己当时真的很紧张。车窗外是宁静的金色落日，烘房像黑猫一般竖在那景色前，一路上，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里的那句可怜又可爱的台词不停在我脑中回响：


  

结束了，夫人；明媚白昼已消逝，



你我唯向黑暗行。

  

  
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的小腿很酸痛，因为在车站被一辆手推车绊了一跤，此外，我很讨厌屋子里既没有克莱姆也没有孩子们，而且艾迪夫人看着越来越像约翰·诺克斯[54]；一切都如此令人讨厌。不过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望出窗外，看见那些又肥又小的银色鱼形气球漂浮在空中，那一刻，我深深舒了口气。它们真的很漂亮，不过——像小狗一样——它们把漂亮和骨子里的滑稽结合在了一起。它们时不时被收起来：表面上看上去像是要充气，实际上我怀疑是为了刮去附在上面的甲壳动物。我多么希望他们收起气球时，能在上面画上诸如中国龙之类的图案。我相信那会让它们更具威慑力。最棒的是（还没人告诉过我这点），在刮大风的夜晚它们会唱歌。那就像在一座抛锚停泊的船上睡觉，耳边伴随着绳索间的风声。唯一不同的是，谢天谢地，伦敦不会摇晃——或者说还没摇晃。


  
写到这儿，我已经释放了对气球的热情。Liberavi animam meam [55]，就像每次约翰叔叔无礼对待可怜的萨拉姑姑时他常说的那样。和许多知识渊博但脾气暴躁的人一样，他觉得一句拉丁标语就能让一切得到谅解。但是萨拉姑姑不懂拉丁文。真倒霉。


  
至于其他事情，我只能这么说，希特勒这个误入歧途的可怜虫，居然在战争期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月的和平，让我们变得沉着冷静，也变得更加时髦，这简直是他人生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当然，天生邋里邋遢的人还是会把自己的防毒面具弄得脏兮兮，不过那些平时穿戴整齐的人总能把它们变成积极向上的装饰品。我不仅仅是指弄来一只市场上兜售的昂贵精致的盒子，尽管我承认它们确实有用：我主要指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很有气质——气派十足——地戴上它们。走在伦敦街头，你可能会想，每个人好像都拿着一盒特制食物出去野餐。


  
还有件事：你知道在平时，如果秋天来伦敦，英国女士们都不会穿戴明亮的颜色。她们会用一种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嘟囔着“那儿有大雾”，同时收起夏天用的手袋、手套、围巾等饰品，然后，就像时装杂志里说的那样，卷起袖口，将自己淹没在黑色、海军蓝、深棕色、栗色的海洋里。今年，戴上那白色的“饰品”已经变得生死攸关——或者至少，关乎到你是健全还是负伤；你根本想不到现在这儿看起来有多振奋人心。不过那很奇怪不是吗？“保护色”的目的现在变成了将我们从背景中分出来，而不是把我们融进去。这场战争将不得不为这个过程引进一个新词，就像上一场战争引进了“伪装术”一样。


  
说到长筒袜，我记得特里萨去年说过，世界上最可怕的小灾难之一就是你的吊袜带在派对上松开了：你会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还有点瘸，总之神思恍惚不知所措，直到再次把它们扣好为止。好吧，我想那是正是1938年9月与现在的区别。那时，我们无比清晰地听到松紧带发出一声令人不安的“乒！”。不过现在，我们有时间把它扣好了。面对这场战争，无论它多漫长多耗费精力，我们现在可不仅仅觉得是势均力敌。


  
他真是愚蠢，不仅让我们生气，还让我们感到无聊。这个国家百无聊赖之时，正是其真正危险之时。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一周无月

  
伦敦


  
1939年10月12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现在意识到当我在上一封信里写到全城灯光熄灭时，我讨论的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上周，哪怕月亮还没升起来，总还是有些许微光。这周没有月亮，彻底变得一片漆黑。


  
我还没在野外吃过饭。在没有月光的那几周里，我发现，人们表现得更像是在乡下生活，而且因为没有汽车，只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能摸索到的邻里间。事实上，伦敦给人的感觉开始越来越像一座乡下小镇，有自行车铃的叮当声和马蹄的嘚嘚声，这两种声音一天天变得更普遍。夜晚，因为几乎没有车辆往来，人行道上噔噔的脚步声显得异常响亮：以前，你几乎听不见这声音。提到靴子（这次是真的提到）[56]，你真是不知道步行对改善体型有多大的帮助。刚长出啤酒肚的男人们，皮带上方开始出现救生圈的女人们，现在都变得十分窈窕。至于克莱夫·普理查德，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办公室，现在看上去一点也不胖。骑自行车似乎能令人变得谦虚；我猜可能是因为骑车时人得一直稍稍弯下腰。


  
另外我注意到，人们开始充分利用沙袋堆成的宽阔路障，舒服地坐在上面晒太阳吃午餐。直到现在，咖啡桌仍不能放在室外，“因为它们会阻碍人行道。”不过现在，不管愿不愿意，人行道已经被阻碍了；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在新鲜空气中一边看着行人经过一边吃东西的乐趣，他们不可能再允许别人不经同意就把他们困在室内。


  
有两样东西很令人怀念，第一件令人些许怀念，第二件令人相当怀念。第一件是金色的窗户。过去那些窗户非常可爱，在刚点上灯却还未拉上窗帘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走在街上，你时常能瞥见别人的生活：一张铺有红色桌布的厨房餐桌，一个胖厨子坐在桌边费力地写着信；或者底楼的一间客厅，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摆满了显然是结婚礼物的东西，一位新嫁娘令人感动也有些略带傲慢地坐在里面缝东西，你能看见她的耳朵在聆听是否有门锁钥匙的转动声；或者一位坐在炉火边玩填字游戏的老人，他刚度过了一个空虚的下午，还有一个空虚的夜晚要打发。偶尔，要是运气非常好，会看见一间正在举行孩子生日聚会的餐厅；蛋糕上围了一圈发光的蜡烛，桌子边围了一圈发光的脸庞；有一张脸比别的都要更闪亮，如同戒指上的宝石。不过现在这些都消失了。突如其然地，房子直接从白天跳到了夜晚。再也见不到那些事物了；只能靠想象。


  
我怀念的另一样东西是孩子，非常怀念。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至少在周末我还能见到他们（以及很多其他孩子）：而是总体而言的孩子，城镇人口的一个部分和一项要素。也许在伦敦其他地方会不一样，但在这儿他们肯定变成了稀有品种。他们曾经是雏菊，如今却成了蜂兰。坐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听见孩子的声音，你会愉快地抬起头四下张望，并且一路都舍不得将视线移开，特别是如果那孩子小得只会乱说乱动。不过当你看到那孩子腿上的防毒面具，你的兴致也减了一半。


  
周二的时候我去听了国家美术馆的第一场战时音乐会。那真是绝妙的体验。各式各样的人，老的小的，穿着时髦的和衣服破烂的，穿着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士兵，护士，为救世军工作的女孩，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塞着耳塞的老太太，还有盘着辫子的普通“音乐人”。大家全都挤在一块，坐在镀金的椅子上，坐在黑椅子上，坐在绿色帆布轻便折椅上，坐在白色肉色相杂的大理石地板上，甚至坐在钢琴台上；还有很多人站着，或者靠在镀金边框上，那儿原本是挂大型祭坛装饰画的。也许有些人去那里是出于好奇，不过大部分还是因为他们被强烈的渴望所折磨，对音乐的渴望，对通过情感重获宁静的渴望，以及在喧嚣刺耳的世界里对模式和秩序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渴望。她弹得非常出色，发人深省，仿佛她是第一次发现——不，重现——音乐。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很讽刺，不是吗？当德国人中的卑鄙无耻之徒将伤害强加于这世界时，人们投向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在他们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好多人都哭了，那场面如同一场布道会。它确实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奇妙的是，她弹奏的每首曲子都有一种双重的可爱，仿佛她提炼出墙上消失的画作中的美，融入进她的音乐之中。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一些看法

  
1939年10月19日


  
最亲爱的苏珊，


  
我收集了一两个关于战争的看法，也许你会想听听。我不是说政治上或战略上的，也不是说上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而是更私人（因而也更普遍、更重要）的方面。


  
首先，有一位J夫人，她坚持要待在伦敦，尽管她女儿想方设法要让她搬去什罗普郡。“赫尔伯特觉得把我留在这儿不道德，”她昨天说。（赫尔伯特是她那糟糕的女婿。）“他带着惯有的那种残忍、坦率的态度说，我会像空袭受害者一样令人讨厌。但是你看，我成为空袭受害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不太出门，而且已经把阅览室改成了一间很不错的防毒气避难所。相反，要是我去和赫尔伯特及桃乐丝住在一起，我肯定会变成令人讨厌之人，日复一日。我不喜欢乡下——尽管我承认它带来了很多上乘诗作——但我无法忍受赫尔伯特；至于桃乐丝，她是个可爱的乖孩子，虽然太喜欢乡下了点。对她我已经尽力了，有时我甚至希望她能和一个不那么相配的人结婚。但是她遗传了她爸爸，喜欢回归自然。


  
她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在乡下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壁炉边对着赫尔伯特发闷气，然后看看可怜的桃乐丝，就好像金盆洗手的走私贩看着那嫁给了税务官的女儿。但是在伦敦，她是所有朋友的宝贝。她大开房门，为刚下夜班的人们提供最可口的早餐（她也提供其他几顿饭）。她身穿一件优雅的红色天鹅绒下午茶礼服，在那间正对花园、镶有嵌板的长餐厅里用暖锅自己做饭。“我年轻时，”她说，“人们很早就醒了，这样才能早点起床做些有用之事。”有一天她还评价说，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废除了年老。我很愚蠢地问她是不是因为人们活不到变老的一天？她说不，当然不是：她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幸已经老了，那在战争期间你也根本不会意识到那点，因为——至少在现代战争中——你对生命的期待突然变得比其他人更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吃惊地说道，“你会害怕变老。”“通常来说我是不怕，”她承认道。“只不过有时我会惊恐地突然意识到，和我说话的人正在体谅我。那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永远都不要别人体谅我。特别，”她眼神发亮，然后补充道，“特别不需要赫尔伯特的体谅。”


  
这和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几天前在斯隆街遇见了她。她坚持要带我去喝咖啡，然后她把双手撑在桌子上，一脸忧郁。“自从那天我们在特里萨家吃饭后我还没见过你，那天她还把我和那个可怕的小左派放在一起，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尼什，”我说。


  
“当然——纳什。”


  
“尼什，”我说。


  
“莱什。哦，好吧……”（我最喜欢研究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像艾格尼丝这样的人如何把他们讨厌之人的名字念错，特别是当他或她来自较低的阶层。这可真是一项可悲又幼稚的武器。）


  
“不管怎样，”她继续说道——尽管我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关联——“你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多糟糕多混乱呀。”我说，是啊，真是很糟糕，一切战争都很糟糕：不过说到混乱，我可不这么认为。“哦，当然，”她说，“我们不可能输，或者发生任何类似的情况。但是恐怕我指的是你和我，我亲爱的卡罗琳。上一场战争标志着我们童年的结束：这一场会标志着我们青春的结束。”这话听着很巧妙，以至于我不信任这话：巧妙的东西很少是正确的。当然，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谢天谢地，人可不能靠那样的分水岭来划分人生。


  
她悲戚戚地总结道，“当然，即使战争的结果还不错，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迄今为止，至少有一打不同的人对我说过这句话了，每一次听到它都令我更加困惑。我在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话的人的丈夫或儿子身处危险之中，那还能令人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不谈论将来；他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好像它是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小团灯光。不，说那些话的人似乎都是同一类人，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物质上的安全感和一种舒适的确定感，确定当他们坐下用餐时，训练有素的客厅女仆会走进餐厅垫起靠垫。他们令我厌倦。“这世界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了”——老天，迄今为止（除了在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幸运之人眼里）这世界真的美好到不能改变了吗？如果我们的信号灯从绿色变成红色，如果开始轮到另一条车流通行，我们真的有权抱怨吗？


  
此外，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思考的乐趣，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永不消逝的美丽。更不要说别的细微小事，爱，勇气，善良，正直，以及人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恢复能力。战争也许会打破个人记录，但无法摧毁由这些事物构成的大环境。不过，尽管能在信里洋洋洒洒写下这些，我还是没办法早上十一点在斯隆街喝咖啡时对艾格尼丝说出这些话。所以我只是含糊地说道，不，我不这么认为。她叹了口气，带着一种委屈的口吻说道，“我得说，要运气好到能生活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代，似乎确实没那么容易。”


  
可爱的艾格尼丝，她真是帮人理清了思路。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强烈感受到，哪怕你付我钱我都不愿意生活在别的时代。我没说出口；毕竟，咖啡是她请的。不过当我和她分手后，我发现自己过马路时特别小心，因为要是被车撞到而因此没法见证即将发生的事情，就实在太可惜了。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滞后的悲剧

  
1939年10月20日


  
最亲爱的苏珊，


  
谢谢你的来信，或者说，你的抗议。对，我要道歉——不是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艾格尼丝·灵格菲尔德的话，而是因为我懒得说的话。这是关于写信最糟糕的一点，哪怕是长信。很多时候，你只有时间详细描述某些心情或事件，根本来不及描绘其背景，而无这背景，其特有价值则会遗失。


  
关于艾格尼丝的悲叹，你责备我不该说“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都维持原样”，无论是否发生战争。那没错，你说，可那些成千上万的曾苦苦维持生计的人呢？那些现在被彻底毁了的人呢？比如，你和克莱姆以前的家庭女教师？她花掉每一分存款买下了西肯辛顿的那间提供膳食的公寓，结果所有的房客都躲去了乡下。你说你怀疑“思考的快乐”和“意识本身所带来的愉悦”能给她带去多少安慰。我最亲爱的，我没有忘记贝恩斯小姐（事实上，我上周还去看望了她——不过我之后再跟你说这事）。我也没有忘记所有其他的悲剧，那些潮水退去后遗留在大城市但却未被公之于众的悲剧——小书店老板，小家具店老板，车库业主，卖旧画的男人，卖自制蛋糕的女人。你不可能忘了这些人：迄今为止，是他们构成了战争最长的伤亡名单——可他们甚至都没得到荣耀作为安慰。


  
若能理智地抽离现实，你会发现我们同时生活在战争与革命之中；并且——前提是我们能尽快赢下这场战争——从这场革命中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儿不会发生这样的痛苦悲伤。但是，当人们为了不被淹死而被迫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这摇摇晃晃的踏脚石上时，你不能希望他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可以说，尽管他们是滞后的悲剧，可不减一丝一毫的悲惨。


  
当我向你描绘艾格尼丝·灵菲尔德哭诉着抱怨一切永远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时——她所指的只不过是她也许只能点两道菜而不是四道菜，以及除了那“无趣的”银饰她得把其他都收好，我是希望你能看见整件事的背景，那由真正的牺牲者构成的背景。其他那些人令人震惊也令人敬佩，他们从不会哭诉哀号。他们很有自尊：此外，因为他们不习惯过于倚赖某种安全感，所以当那安全感消失时，他们也不会彻底失去平衡。而艾格尼丝就像十九世纪画中那些拖着长裙的优雅女士：你只要从她的手肘下抽走那镀金大理石底座，她就会仰倒在地。


  
不过事实上，尽管我一直在谈论的是真悲剧而非假悲剧，我仍不能收回曾说过的话。“思考的快乐”之类的事，也许就像你说的，当你损失存款时，当你的房子被毁时，它们确实不能带来多少安慰；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仍能起到些许帮助，聊胜于无。你不能否认，一个破产的寄宿公寓房东如果能欣赏肯辛顿花园的绿树抽出枝芽，那他肯定会比不能享受此景的破产房东要更快乐。事实上，当我去探望贝恩斯小姐时，她说过类似的话。她还给我看了她种的球茎。


  
“我很高兴终于有时间种下这些花，”她说。“战争爆发前我实在太忙了，根本没空种花；现在它们是少数几件能让我能活下去的事之一。看——我在每个碗里放了一根标尺；这样我每天早上就有动力下楼。还有一件事，”她说，“我经常在想，特别是在晚上，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让所有教过的孩子背了那么多诗。我不知道克莱姆和苏珊是否还记得任何一首，但我自己都还记得。然后我继续想，唔，有一个房客甚至没和我说就直接跑走了。”（这让我想起白治在战争伊始提出的一个看法，依照当时的情形，我们似乎不会再有话剧、电影、美术、音乐。“我们得靠储存美而活，”他说，“就像松鼠存储坚果。”）


  
我已经邀请了贝恩斯小姐来斯塔灵思过圣诞。如果克莱姆能被准假，她肯定会很高兴再见到他，即使他放不了假，她说她也乐意见到一屋子孩子。我完全是一时兴起，而且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法子让她高兴起来；但我很清楚，这不会解决贝恩斯小姐——或者所有其他和她一样的人——的最终问题。这又把我们带回了慷慨女士[57]和急切革命者的老争论上，到底值不值得修补一间破屋子——或者社会体系、世界秩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当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推倒重来。慷慨女士给穷人发了一碗汤，然后坐回自己的世界，觉得已经尽到了义务。急切革命者带着对“安抚之计”的嘲讽，急匆匆跑出来告诉全世界，然后也觉得自己尽到了义务。我个人认为，他们都错了。发汤给穷人然后就不闻不顾绝对是不够的：但对世界进行改造（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然后离人而去，而且连汤也不发，也同样是不够的。


  
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更适合做安抚者或者修补者，而另一些人则更适合做重建者；很少有人有时间也有那秉性能同时胜任这两样。应当做的是，让那些想要清理眼下混乱的人在身上标上“安抚修补者”或“重建者”的标签，保证在不影响各自工作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他们中一半的人可以继续提供所需的汤，直到另一半创建出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人们不再需要善汤。假装这两种方法不能并行在我看来是危险的胡话。


  
这么一篇长篇大论……不过如果你要说我对贝恩斯小姐铁石心肠，仅仅是因为我（非常顽固地）对艾格尼丝无情，那你就尽管写信过来吧！——


  
永远爱你的，


  
卡罗琳


  

[53] 这里指的是防空气球，其金属线可以阻碍战机攻击，又或与低飞战机相撞，使其撞毁。1938年英国皇家空军气球部队用这些防空气球来保护大城市或重要地区。（译注）

  

  

[54]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05-1572）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的四巨人之一。（译注）

  

  

[55] 拉丁文，意为“我的灵魂自由了”。（译注）

  

  

[56] 原文为apropos des bottes，直译过来是“提到靴子”，但通常是用来转换话题。（译注）

  

  

[57] 原文为Lady Bountiful，形容那些乐于通过施舍财物给穷人而展现自己的富裕和善良的女士。（译注）

更改之处


  
根据简·斯楚瑟的儿子罗伯特·麦克斯通·格雷汉姆的要求，并得到她的孙女及作品继承人森达·麦克斯通-史密斯的允许，在编辑出版本书的线上版本时已作出以下修改。


  1. 介绍部分

  
在瓦莱丽·格罗夫撰写的简介中，删除了以下这句内容：“罗伯特最初是被送到了一座男子私校——三一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约翰·麦肯罗的母校[58]。罗伯特很喜欢这样说：‘我行为如此得体的原因，就是我和约翰·麦肯罗上了同一所学校。’”我们担心这句话中略带讽刺的幽默感对现在的读者而言也许不会那么明显。因为罗伯特·麦克斯通·格拉汉姆只在三一学院念了很短时间的书，他后来是在纽约州霍索恩的哈维学院完成的学业，所以特别提到三一学院会引起误解。


  2. 正文部分

  
“nigger”[59]这个词已从文中删去。“nigger baby”[60]（一种玩偶）被改成了“black baby”[61]。“sham nigger minstrels”[62]被改成了“sham black-face minstrels”[63]。尽管在1930年代的英国，形容玩偶、音乐演出或衣服颜色时，可以使用这个词，但现在情况不同。简·斯楚瑟真心热爱美国黑人群体，她肯定不会希望因为使用了不恰当的词汇而冒犯别人。


  

[58] John McEnroe约翰·麦肯罗，1959年2月16日－），前美国职业网球运动员，曾是ATP单打和双打世界排名第一。（译注）

  

  

[59] 意为“黑鬼”，这个词有种族歧视色彩。（译注）

  

  

[60] 意为“黑娃娃”。（译注）

  

  

[61] 意为“黑娃娃”。

  

  

[62] 意为“冒牌黑人乐团”。（译注）

  

  

[63] 意为“冒牌黑人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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