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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
作者：廉春明
内容简介
 1．一个会讲故事和很有故事的相声大师写给你的人生励志书。讲述一名首钢的普通卷线工如何成长为相声大师的传奇人生！ 2．这里装下了半个相声江湖，这里有70年的江湖过往，这里为你写就了一本人生励志书！ 3．生容易，活容易，生活真的不容易。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哭完笑完，继续赶路。 4．人生就是一个连点成线的过程，有些经历也许一开始看不到它的意义所在，但也许若干年以后便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请记住，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5．捡拾岁月中积淀的沧海遗珠，展现社会小圈子，渗透人生大智慧！ 《恭喜你，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作者以自己如何从一名首钢的普通卷线工成长为相声大师的经过为线索，穿插了很多走南闯北的江湖故事，其中包括老北京历史、相声界鲜为人知的事，还有很多作者与名人的交往故事。比如，作者与马季、李金斗、刘洪沂、唐杰忠、李绪良、白云海、李嘉存等人有趣的私下交往，收郭德纲、于谦、方清平、付强等人为干儿子的经过，与马三立、赵本山、冯巩、张国立、葛优、宋丹丹、徐峥等人合作的经历！这些内容不仅让人看后捧腹大笑，还能给人一些生活智慧的启迪。 

序言：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感谢出版社能够出版我这本书，感谢为我出书的朋友们给我的热情帮助，使我能借着这个平台，展现我生命历程里的一些难忘碎片。虽说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等我坐下来回忆七十余年往事的时候，确实有许多值得怀念的故事。多少情感，多少慨叹，像一波波海浪在我的心头涌起。
我生于1943年的北京，小时候由于家里生活困难，11岁到天桥卖牙刷，15岁初中毕业就去学徒，再后来当兵，又复员当工人。可以说，在我1979年去北京曲艺团之前，也和很多人一样，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是一名合格的首钢卷线工。然而，我一个没有学过什么中文写作专业的年近不惑之人，后来竟成为了国家一级编剧，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以前有不少年轻人总问我：您怎么出的名啊？说实话，这个话题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回想过去，我在首钢当工人写点什么都靠业余，我身体不好，妻子反对我搞创作，每次我都偷着写。
夜里我先躺在床上假装睡觉，等妻子睡着了，我才偷偷地把灯打开，趴在床上写。家里用的是拉线开关，我把灯绳拉开不等出响就压在胳膊肘上，然后开写，只要我妻子有动静，我一松胳膊肘电灯就灭了，不会出响，等确认她没醒，我再一次把灯绳拉到快要出响的时候继续写，这可以说是我的专利。
那些年我为了写作，吐过两次血，住了14次医院，因此有的朋友管我叫拼命三郎。我觉得，要想干事没点拼劲恐怕不行，我所认识的编者们基本都是夜里欢。记得我小儿子每到夜里两三点钟起夜，都能看到我在那里爬格子，有一天可能受了感动，说：“我知道怎么出名了！”
以前，北京曲艺团编导组在西单剧场，中午吃完饭大家都要在一起聊天，我却躺在值班的床上睡一个眨巴眼觉，只要醒来扒拉开桌上的东西就写，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有一位叫贾文华的老师说：“他能不出名吗？”
搞创作那会儿，我脑子总不闲着，想起来什么坐下来就写。有一次我坐在民族宫附近的一棵树下写起来，被一位同行老师看见了，说：“这么乱你也能写？你看，屁股底下都是绿色的肉虫子。我低头一看可不是，不知道树上什么时候掉这么多肉虫子？”而且把我裤子都染了，后来洗都洗不掉。现在一想，真应该把那条裤子留作纪念。
我认为做事业，就应该到一种执迷的地步。否则，半爱不爱终究会半途而废。
我没上过大学，但我看过许多书，很多大部头都是在我住院时啃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书是看不到的，幸好，我们厂宣传队有个叫陈小康的，他父亲是电影《南征北战》主演陈戈。他父亲那里有好多书，每次他都给我拿许多让我看。可想而知，一个口渴的人找到了清泉那是个什么心情！
有一年，戏剧学院搞了一届编导班，就是牛群、冯巩念的那一班。我非常想去进修，就报了名，局里同意了，团里却不让我去。没办法，我把教材搞来，心想，你们学什么我学什么得了。就这样我一个科一个科地自学。那时候工作忙没时间学，我是忙里偷闲，为了学习看书，我坐地铁见了熟人就躲，怕别人跟我聊天；晚上坐337路公共汽车回石景山，因为车里的灯光很暗，我就借街上的灯光，汽车在行驶中快到电线杆子的时候光才能进来，我可以趁机看几眼，等到下一个电线杆子到来再看几眼。就这样我坚持把进修课程学完了，想起来也真不容易。
一个人要事业有成，光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行，还得有人提携，就是我们常说的贵人相助，我遇到的贵人就是马季老师。想得到真传就得跟高人学，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我在业余的时候写了一段相声《师傅和我》，这段相声在当年轰动一时，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段相声是马季老师亲自动手给改的。我也因为这段相声，在相声界挂上了号。1979年，我的另一段家喻户晓的相声《指妈为马》也是马季老师一句一句给改的；1983年我的相声集《约会》更是马季老师鼓励我出的，他给找的出版社并写了序。
马季老师为了让我写好相声，把相声秘籍送给了我。我所说的相声秘籍实际就是广播说唱团出的传统相声集，内部叫四大本。这四大本都是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老师凭口述、用蜡版篆刻、油印后装订出来的，在当时来讲非常宝贵。马季老师告诉我，要想把相声写好，就要好好向传统学习。
得到这四大本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相声秘籍对我后来的相声创作无论是段子结构上，还是组织包袱上，无疑注入了不可缺少的营养。那几年我写的《武松打虎》《包公传奇》《三厢情愿》《风灾》等，包袱多，演出火爆，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相声老前辈王长友悟出其中奥妙，他说：“你的相声包袱，我都能在老相声里找出来！”
马季老师还告诉我一个秘诀，他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写，就写相声，等出了大名了，你爱写什么写什么。”我听了他的话，就攻这一门，甚至连快板、数来宝都不沾，果真奏效。我们团也有高人，这一秘诀被曲艺团王素稔老先生看破了，他说：“做事就得像廉春明，他别的什么也不写，就写相声，写出名来了！”
后来，我写了电影，也写了电视剧，那时候我还怕马老师说我。结果，马季的弟弟马树明对我说：“先生说你现在成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吧，先生不管了！”不但不管，而且还鼓励我，让我把传统相声“八大棍儿”改成电视剧。
我写相声有了一点小名气，不代表什么都懂了，我知道我住在北京得天独厚，守着中央电视台，周围净是国家一流的相声演员，所以不是我能耐比别人大多少，而是我的机会比别人多，就是这么回事儿。
山外有山，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们曲艺团的王增贤老师就是一个。他组织包袱的能力非常优秀，我一向视同行为老师和朋友，便经常向王老师请教，得到了王老师的信任，在关键的时候王老师帮了我的大忙。相声《武松打虎》在创作中始终没有一个理想的结尾，有一天王增贤老师跟我一起熬夜找底，脑浆子都快流出来了也没找着，急得王老师说：“这底太难找了，急得我都快下小老虎了！”我一听拍手称快，说底有了！他说什么底，我说就是下小老虎！你看，多个朋友多条路，能人背后有能人。
这些年来，我还悟出一个道理：做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千万不可自以为是。和演员之间的团结尤为重要。我常说，没有演员就没有作者，为什么？如果没有演员把这块活儿立起来，观众谁能认识你的作品？我的文字相声只不过是个载体，演员把它搬上舞台要进行二度创作。李金斗为了演好《武松打虎》四次到李万春老师家去请教。刘洪沂为了演好《包公传奇》怕嗓子坏了，把酒都戒了。
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告诉读者什么呢？我希望能从我这本书里找出一点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哪怕是一点点，一丢丢也好。我现在上了年纪了，常常遇到一些人谈起过去，就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年轻时，有多么美好的憧憬和抱负，可是，当到了天命之年才发现时间匆匆，自己仍一事无成。随着一声哀叹，只剩浮想联翩：假如，当年我要怎么怎么；如果，当初我要如何如何，可能就是另一种辉煌。
然而，历史不相信假如，也没有如果。一个人的历程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积累起来的一条线，这些点是自己点的，等到自己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线时才恍然大悟，我怎么是这么一条线呀！？
各位朋友，如果您身体还可以，还有什么念想一直在心里，那就赶紧行动吧，时间是最宝贵的，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廉春明 2016年9月29日于美国

我的童年岁月
我1943年二月初六出生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下东河沿。今年73岁，属羊的。我们家是做牙刷的，父亲叫廉经文，叔叔叫廉记文，哥俩开了一个工厂取名叫“文聚祥”，我记得厂里有很多机器，听说最多的时候雇有五十多个工人。买卖不错，生活无忧，家里人还买了一套非常整齐的四合院。据老人说，我们是河北安平人，爷爷家很穷，但因廉家祖辈出秀才，爷爷省吃俭用供我父亲上了六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了，我父亲14岁背个小铺盖卷来北京学徒，学的就是做牙刷。
过去的牙刷是牛骨头把的。牛骨头买来要浸泡，然后把骨头弄干净，用锯劈成一截一截的半成品，然后用手工打眼儿，栽猪鬃。猪鬃栽到眼里叫栽活，栽活多由一些家庭妇女手工完成。附近许多家庭靠妇女栽活养家糊口。
河沿做牙刷的扎堆，说起来都是老乡和师兄弟。另外，除了做牙刷的以外，还有做牛角活的什么梳子、刮舌子、鞋拔子这些东西。总之，无论做牙刷的还是做牛角活的都离不开泡材料。这种泡骨头的水气味难闻无比，那一缸缸的臭水无处排泄就倒在护城河里，这就是做这种生意为什么要住在河边的原因。那年月也不懂环境污染，只记得我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污染很严重。
我家西面不远是北京前门火车站，河对面是城墙，城墙下是火车道，来来往往的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声，初来乍到的人晚上是没法睡觉的，也就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久了的人才能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功夫。
臭味儿加噪音已经够人受的了，那年年的河患更让人苦不堪言。那条护城河在平时不是很深，一下雨水就多了，赶上下大雨，河水汹涌澎湃，经常淹死人。我家西口有个大傻子，有一年发大水，傻子去河边捞漂浮的木头，出溜到河里淹死了，傻子很孝顺，他的死苦了他老妈。
我小时候后河沿有一首儿谣：“后河沿儿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死仨！”
河沿东口还有一个叫街的，叫街的就是喊着要饭的，我还依稀记着她的吆喝声，“谁有剩吃的给我点吃哟—”，很可怜。还有一个没鼻子老太太露宿街头，小孩子们淘气，大人就说没鼻子老太太来了，拿她吓唬孩子。
这条河边上住的没什么有钱人。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能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炮声，老百姓怕炮弹掉下来，家家门口都挖防空壕。壕是一米多深、七八十厘米宽的一个沟，炮弹来的时候在那里蹲下。家里挖防空洞，北京那时候地下水很浅，有的家挖着挖着就能挖出水来。北京水甜，那会儿没有自来水管，喝水都得去东口井里挑水，后来在院里下管子安了个压水机。解放前也没有电灯，点煤油灯照亮，黑天屋子里火苗凄凄，显得可怜巴巴的。
那时候富人也不多，有饭吃就不错了。解放军围城那年，我只有五六岁。城里粮食紧张，老百姓一大早就排大队买粮食。有个卖粮食的是个麻子，当时我家算是有点钱，夜里头让粮店麻掌柜偷偷地把粮食倒在院子里的缸里。
老百姓出城门和进城门都要检查。我记得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到宽街教堂去聚会，刚一进崇文门，就有检查的。我父亲把车支起来，有一个戴礼帽的人走过来，让父亲把胳膊伸平，那个人从腋下摸到腿脖子，主要是查有没有枪藏在身上。然后，他后退一步，向我父亲一鞠躬，伸手放行。
北京解放那一天，天特别亮，年幼无知的我也不懂，喊了一句“解放了—”，家大人赶紧制止：“你懂什么叫解放了吗？你也不怕给你逮起来。”
一队队解放军进城，我们家胡同也来了解放军，战士都靠着墙根儿坐着休息，热情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水、送吃的，解放军不停地唱歌，很快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解放军进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传，派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胡同里、街道两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学唱的大都是一帮孩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好像是“骂了一声蒋介石，出卖中国人”什么的。
因为有战争，那时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后，小时候我姥姥领着我到东口崇文门大街看大汽车，等半天来不了一辆汽车。崇文门门楼下是火车道口，来了火车放下栏杆等火车过去才能走。那时候堵不了多少车，连人都不多。搁在现在，别说八九分钟，有一分钟车就堵到天坛东门去了。
后河沿有许多传说，据老人讲河边原来都是垃圾，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屡见不鲜；打架斗殴、杀人犯罪也司空见惯。有个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儿的流氓打架，动武之前李狗子脱衣服刚把胸口露出来，棒子面儿不按规则，一攮子捅进去，李狗子就这样死在河沿，棒子面儿逃跑了，从此杳无音信。
胡同里贫民孩子冬天没有背心、内裤、绒裤，光挺穿一身棉袄、棉裤；买不起皮腰带，用根布带一系；光脚穿棉鞋；到冬天脸、手，带脚脖子冻得都是皴。
也没什么玩的，冬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把一条腿盘起来玩撞拐；还玩骑马打仗，你背一个孩子，我背一个孩子，看谁把对方的孩子拉下马。要不就找一个墙角挤着玩，这个玩法叫挤狗屎。这些玩法都是为了抗寒。
我家住在崇文门外的四合院里，那会儿家家都是土炕，晚上睡觉炕是热的屋子是冷的。后来拆了土炕，把煤球炉子搬进来，早晨怕冷，大人就先把棉袄、棉裤在小孩子烤褯子用的囫囵上烤热再穿，和我一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度过冬天的。
过年之前家里蒸很多馒头，吃的时候弄点白菜、土豆、粉条一咕嘟，从不炒菜。每年的炮市都建在河边，炮市年年着火，一着火就往河里堆。穷孩子买不起炮仗，就捡没有响的废炮仗，剥开皮把药倒出来，堆成一堆，拿香点着放呲花。
那时候的玩具资源也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 我们那会儿的玩具很简易，推铁圈，弹球，拍三角、洋画，抽陀螺。要想转得好，弄个钢珠铆在尖上抽起来转得快。我们那边管陀螺叫“汉奸”，小孩一边抽一边唱“抽汉奸，打汉奸，杂和面儿，落一千”。那时候，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起，就吃杂和面儿。杂和面主要的成分是糠，很难吃。老百姓恨日本人也恨汉奸，所以编出儿歌来骂他们。其实在我懂事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只是歌还在唱。
因为孩子多，我两岁的时候到姥姥家住。姥姥家离我家不远，每天都是我姥姥背着我到她家。姥姥家的房东是个收洋瓶子的，人家都管他叫洋瓶子李。院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式各样的瓶子。我姥姥在那个堆满洋瓶子的院子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姥爷是练武的，也会摔跤。俗话说“武术加跤，越练越高”。我姥爷江湖名号“罗二”。他身体灵便，再加上那房子矮点，拽步拧腰就能上房。
临解放那会儿北京比较乱，有一天我看到一帮人围着电线杆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钻进人群才发现，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人，这人是我们一个老乡。有位宪兵班长手里拿着手榴弹，用手拉着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险。管片的国民党警察手里拿了一把盒子枪，两个人对峙。我还依稀记得警察对围观的老街坊说：“大家靠边站，我们要见血了！”众人闻听都往后闪，宪兵班长岿然不动。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柜上有个徒弟李满春参加了宪兵队，后来李满春逃跑了，宪兵队班长来找他。开始绑的是我父亲，后来发现与我父亲无关。据说那个老乡是李满春当宪兵的保人，这才把那个老乡绑在电线杆子上要人。一个宪兵班长拿着一颗手榴弹就敢绑人，其实就是讹人来了，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最终还是我们家出了点钱给那个宪兵班长，这事才平息。
我六岁半正式上小学，解放后城市贫民可以上公立学校，不收学费。而我家不行，属于资本家，虽然家里已经没钱了，但是我们也只能上私立学校。那时候我们和我叔叔家没分家，我上面有一个亲哥，两个叔伯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全在普励小学上学，后来叫贾家花园小学了。
刚刚解放老师挣小米，就是工资按小米算，挣多少小米就是挣多少钱。我们家孩子在普励小学上学的多，交不起学费，总被老师催。那时候刚解放，老师还兴打人。我亲眼看见有个同学老迟到，老师气得把棉帽子拿下来往学生脸上抽。可怜的是被打的孩子们不认为老师不对，他会认为老师打他是为他好。可能那会儿对师道尊严就是这么个认识。当然也会遇到反抗的孩子，有的老师打孩子，孩子把老师手咬破了，咬得老师直哭。
我第一年功课很好，班里第八名，到了二年级十九名，三年级三十多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逐年下降。等到我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一门不及格了。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里孩子多，家长管不过来，有时吃饭都吃不上。
虽然六年级成绩不好了，就是这样在我们廉家五个大男孩子中，我仍然是学习最好的。我亲哥哥蹲了两回班，叔伯大哥也蹲了两回班，叔伯二哥蹲了三回班，最后蹲得都和我一班了。而我下面的叔伯弟弟也蹲过一回班。
当时能上普励小学都是比较有钱的，像我家这样的算是破落的。我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是同仁堂的家属；还有同学家是开大瓷器店的；有个同学家是一家制鞋油的大公司，我曾去过这个同学家，深宅大院、建筑讲究，后来改海军司令部了。还有一个叫沈长恩的同学，他家开银行，银行就在打磨厂那儿。有一次学校要学生自己做毽子，做毽用铜钱，他说他家有的是铜钱，让我和他去拿。我们俩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爬上二层楼，往里一看全是麻袋，我心想这得有多少铜钱啊？可打开包一看不是铜钱而是铜子。最后，我们两个裤兜装满铜子，满载而归。现在想起来我这位沈长恩同学乐子多多，那铜子是他们家的，他却引狼入室和我同流合污偷他们家的铜子，真是童趣无忌啊！
还有一次，老师把我们分成两拨，我们趴在操场两头，用手做手枪状，互相射击，玩得很开心。突然，沈长恩滚了几个滚儿死了过去。班主任是个姓吴的女老师，几乎吓哭了，连忙说：“你怎么了？”半天沈长恩才醒来，说：“我被他们打死了！”吴老师听罢继而又笑哭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全国哀悼，普励小学降半旗，女校长满怀无产阶级感情，刚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时就哭了。小孩们一看校长哭了，也都跟着哭。我那时候上三年级，班里一个大嗓门男同学一直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弄得我们都没法上课了，学校就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哭。第二天那个男生来了还哭，两三天后才缓过劲来。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现在想来都是笑话。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社会治安非常好，家家户户睡觉不关大门，真正是夜不闭户。到了夏天为了防止地上的热气上升，号召用凉水泼街。为什么后来说下雨泼街假积极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会儿政府号召消灭四害，公共厕所时常清扫撒白灰，大粪坑都要求盖盖儿，主要是防止苍蝇。到了一定节气，政府组织群众挖蛹，动员大人小孩翻盆倒罐，防止苍蝇、蚊子滋生，不夸张地讲我们下东河沿原来是一个苍蝇、蚊子、臭虫聚集的地方，自从除四害后，胡同比过去干净得多，夏天看不见苍蝇，睡觉都不用蚊帐。
那会儿老百姓革命热情很高，喊口号都联系实际，什么“大粪坑要盖盖儿”！到了三八节还有的口号是“打到男人”之类。那会儿也不觉得怪，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笑！
1955年我考上了北京59中，我们是59中第一届的毕业生。那一届我们六个班，我是一班，这个班的学生年纪最小，大部分都是属羊的或属马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试读生。试读生的意思就是差几分没有考上中学的学生。然而，就这些试读生，后来基本上都很有出息。
直到现在我们59中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感情极深。我在中学就喜欢文艺。九岁的时候喜欢吹笛子，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吹得不错了，但是班里有一个比我吹得还好的同学叫金新源，因为金新源的哥哥是山东军区文工团里的演奏员，所以他懂得怎么吹。我间接受他的影响。喜欢是喜欢但我没有老师教，全凭自学，照着唱片自己练。我自学能力比较强，后来竟进了战友文工团。
1948年解放军围城，我父亲信基督教，怕共产党来了不允许信耶稣，因此就想去台湾。那时候飞机场在东单广场，离我们家很近。形势紧迫，飞机票都买了，准备全家一起走。后因为我母亲是独生女，姥姥、姥爷年纪大了无人照顾，所以就没走了。除了房我父亲把财产都给教会了，我们家没有生活来源了，只能坐吃山空，日子越来越艰难。
我家和叔叔家住在一起，两家人也好分，我家哥几个都长得黑，叔叔家的孩子都白。因为家里穷，全家就一条围脖轮流带。后来这条围脖还丢了。记得学校举行了一次失物招领，当发现这条围脖的时候，是五个男孩一起认领的。
下雨的时候也没有雨伞，一下雨别人家的孩子打伞，我们只好拿块雨布挡雨，那块雨布都是怕小孩尿炕垫屁股的。因此长大后，我对雨伞特别有好感。
由于家里穷，所以11岁时，我就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天桥卖牙刷。
然而，卖牙刷却让年幼的我开始接触了艺术。除了讲相声，我还喜欢看摔跤、练武、变戏法。
我有个堂兄喜欢相声，参加了业余相声队，他常拿回一些唱本，里面刊有相声段子。我从我堂兄那里了解到什么是贯口。因为好奇也跟着他练过《菜单子》。
我从小性格就内向，也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老打架；我身体弱，特别老实，看到哥哥带来的唱本，我就老琢磨，拿起相声小册子，一点一点地背。那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从事写相声的工作，更没有想到这些小册子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到了中学时，我就会编节目了，因此每逢班里联欢会，我都会编一些小节目。除了自己编，我也会演。第一次和于恒业同学一起说的相声是《对春联》。

“大跃进”时代
1958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困难没有继续升学。在“大跃进”时代，我刚刚15岁就进了首钢当学徒。那么小的年纪什么也不懂，任凭人家安排。开始我没有被分配到各个厂，而是跟着一个人到了焦化厂的八角楼。这个楼不是办公楼也不是宿舍楼，而是一个冶金建筑，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楼梯很高、很陡，四处浓烟滚滚，热气腾腾，异味难闻。接下来我们分组跟老师傅炼野烧窑，就是把一种有烟煤的煤泥烧成炭供炼钢用。
“大跃进”大炼钢铁，口号是15年赶上英国，当年的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光靠鞍钢、武钢等大钢铁厂是不够的，所以，党号召全民炼钢。我们正好在正规钢铁厂，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运动。
我们跟着师傅一起把煤泥铺上，吐的痰都是黑的，那活儿又脏又苦。后来我们还跟着大炼钢铁，一天24小时都不闲着，四处的高音喇叭放着高亢的歌曲，饿了就吃大白馒头，不花钱管够，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困了头枕在铁轨上就睡觉，不分白昼，起来就干活。干活就是拼命，我记得我们两个15岁的孩子用扁担担铁块，结果扁担折了那块大铁块纹丝没动。现在看起来大炼钢铁实际存在很多问题，炼出来的钢都不能用。
每月工资15块钱，这么点钱怎么生活？早饭，一个窝头2分，一碗粥1分，咸菜白给。有那调皮的就编顺口溜：“亲爱的党我的妈，十五块钱不够花，您的儿子肚子大，能不能再给几块花。”我至今都记得。
学徒的时候冬天特别冷，要穿厚厚的棉衣，戴大皮帽子和穿大皮棉靴。每天徒弟们要在老师傅来之前到班上去打水、扫地、擦桌子；把大火炉子生着，等老师傅来了哪哪都是干净的并有热茶水喝。可是生炉子是需要技术的，一般年纪小的学徒往往生不着。有一次炉子连着两天都没有生着，一位性情火爆的门师傅一脚就把大火炉子给踹翻了。大家谁都不敢言语，赶紧再去生。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这位门师傅调到迁安去了，在那里他又收了徒弟。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门树基师傅手下有两个学卷线的徒弟，一个写相声的，那就是我；一个后来写小品的，就是石林。石林和沈永年老师给赵丽蓉和巩汉林写的小品几乎家喻户晓。

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有限，大家都饿着肚子，很多人营养不良。人们见了面先互相摁脸，看看对方是否浮肿。营养不良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可就是这样，有些人还羡慕那些脸浮肿的人，因为国家会给一点黄豆补充营养。
我的几个在业余歌舞团的朋友想搞一次聚会，让大家凑粮票，定量多的多拿，定量少的少拿，然后买粮食包饺子。没有锅就拿洗脸盆煮，那天哥几个豁出去了敞开吃，结果大家吃太多了，一个个吃撑了挺着肚子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虽然我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由于我喜欢吹笛子，生活也挺充实。首钢有个业余歌舞团，我就在那里吹笛子，不光是伴奏，还表演笛子独奏。
在首钢歌舞团，由于我太爱吹笛子了，1960年的时候，广播文工团合唱团有个指挥叫聂忠明，对我说他们经常到下面演出，要组织一个小乐队，想要调我去，但最后首钢工会知道后没有批准，这让我很失望。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干专业的吹笛子。

重返校园学文化
我们中学同学有个习惯，那就是经常聚会。开始虽然范围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到现在。中学毕业后，有的上了高中，有的上了中专，可我却当了学徒工。他们经常为我惋惜，说廉春明你将来就这点文化呀？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都觉得很被动。正好，首钢要在一些年轻的学徒工里培养技术骨干，调到北京冶金专科学校去学习，我报名参加了。这个学校就是现在北方工业大学的前身。
有了这个好机会，我把高中课程学完了，而且我功课很好，这给我打好了文化基础。对我从事写作时对事物的理解力都大有裨益。
我虽然身在学校，但因为我太爱吹笛子了，所以也没离开首钢乐队。在学校我也每天练习吹笛子，而且肯下功夫。我对吹笛子非常执着，有时一直在宿舍吹到差几分钟上课才跑到教室去。每个礼拜六，我还给舞会伴奏，时不时还要参加演出，每逢周三还有活动，经常弄得很晚。因此，上课就免不了没精神甚至睡觉。因为我功课好，教数学的老师很喜欢我，但看我睡觉又不满意，她有意让我提起精神来会喊我回答问题，但我每次都能答得很对。还有一次她看我上课睡觉，就喊我名字，叫我到台上讲课，结果没想到我还真讲下来了。难道我是天才？当然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会犯困，所以头天会自己看一遍。我每次考试考得好是因为每次考试前我都把数学题做一遍，考试绝对是高分。当然，也许是我脑子哪部分发达也未可知，反正就是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无论是几何、代数、微积分，公式我都背得特别熟练。同学们有时候也觉得奇怪，偷偷查看我的笔记，结果笔记本里面什么都没有，尽是我瞎画的小人。同学们对数学有开窍早的也有开窍晚的，而我可能对数学在中专就开窍了。可是，我那会儿对写作还毫无感觉。

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1962年，为了响应学校号召，我没能等毕业就当了义务兵。我当兵的地方是在保定方顺桥，和我一起去的有石景山地区首钢、特钢、锅炉厂以及我们学校共800名青年。我们的加入使部队整体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可以说我在部队得到了很大锻炼。比如，我们在新兵连的第一天，部队首长就安排我们从火车站往营房背粮食。军营离车站十几里地，有人一下子背两袋，我体质弱背一袋，一路坑洼不平，还要一路小跑，那种劲头只有在大熔炉里才能体现。
到了机枪连我们经常拉练，我这人天生不能跑步，每次拉练苦不堪言，班长看我质体弱，就把武装带解开让我拉着另一头他牵着我跑，这使我很感动。
我在部队除了训练大部分时间是种地，先是在文安，后是到高阳。我们这些城里兵对于种地简直是外行，比如间苗这项农活，农村兵抡起大锄头，左一锄，右一锄，中间一锄准保留一棵苗；而像我这样的拿着小锄蹲着一点一点铲，显得笨拙得多。我们一人负责一溜，人家都锄了好远了，我还在那儿爬行呢。
我们连长是1945年当的兵，他在我们连里很严格。在文安时，我们种地，早晨五点多他让司号员吹起床号，战士当兵睡觉都不轻松，每天都跟上了弦一样，一听到号声，噌，就都蹿起来，再躺会儿？没听说过。
有一天连长发起狠来，清晨把战士们从梦中惊醒，拉到地里干农活，也不让休息。有人曾经算过，那一天，我们每个人平均拉着碌碡在松软的地里走了70里地，平均每人喝了半桶水，炊事班从远处的井里把水打上来，跑着往地里挑。那天当场累晕了三名战士。其他的战士没晕也快吐血了。营长知道后非常心疼战士，把连长大骂一顿，说你再这么干我毙了你！
连长就是这样，他是受苦出身，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过很多仗，一排牙都打没了，也挺可爱的。有一次他带队，一边喊口令一边起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队列随着唱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唱完，整个连队笑成了一片。
1963年河北省保定地区发大水，我和所在的连队正在高阳，连着七天的大雨下个不停，水势越来越猛，后来发了洪水，闹了水灾。我们被困在了白洋淀。附近的农房，一米以下是砖，砖上都是土坯。我们看着水慢慢地涨，只要没了砖，土坯一软房子就哗啦哗啦地倒塌。那年洪水来得猛，淹死了不少人。水越涨越高，全村的人都集中在大队礼堂。没有水喝，好在到处飘着西瓜，渴了我们就捞西瓜吃。西瓜可以解渴可不管饿。炊事员舀一桶脏水，往里搁点白矾，水慢慢净下来，有了净水我们吃上了热饭。
我坐在礼堂边上看着眼前的洪水发呆，指导员说：“廉春明你那笛子呢？吹一个。”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掏出小笛子吹起来，悠悠的笛声给那个破烂不堪的小村庄带来了一丝生气。
在危急关头，副连长拿着一个电报小本子对着书让文书打电报，嘀嘀嘀嘀，电报终于打完了。不久，来了一辆安新县的大火轮，船头上站着安新县副县长，他光秃秃的头，穿着一件洗掉了色的衣服，腰里别着一把手枪，俨然像个游击队长。我们坐着火轮被接到高阳县，整个县城被水包围着，直升飞机一袋一袋不停地往下扔面口袋，袋上都写着什么地方送的，如全聚德、东来顺、松鹤楼等字号。据说里边都是烙饼。
我们在高阳短暂停留后继续坐船往驻地西行，大水淹没了土地、公路、村庄。随时可以看到各种漂流物，桌子、椅子、房檩、锅盖、死牛、死猪、人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
船开到了保定，部队开始行军。半路上看到被肆虐的洪水冲垮的桥梁以及歪七扭八的铁轨，不知这洪水到底有多大力量竟能把火车道冲走五十多米远。人们连夜奋战抢险救灾，老百姓重新扶犁翻耕土地。
回到营房神魂未定，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因为大水要淹天津，部队奉令立即参加保卫天津的战斗。在动员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憨厚、老成的团政委，一脸严肃几乎是在喊叫：“在国家受到灾难的时候，我看有谁敢侮辱妇女，我当时不请示，就地毙了他！”
我想部队就是纪律和枪，不管什么性格的人进到这个环境里，都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这就是人们说的，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我没有随大部队去天津，在连长的带领下作为留守人员修复破损的营房。我们连长虽是农民出身，但是自小当兵打仗根本不懂怎么养猪。他组织我们把坍塌的猪圈重新盖好，又画蛇添足地把猪圈的地都用红砖铺好。但好景不长，猪把砖都给拱了，搞得猪圈乱七八糟。连长非常生气，让我们重新再铺。有位从农村参军的老战士说：“连长，猪就是猪，你就是给猪盖个金銮殿，它也得给拱了！ ”
我在连队里主要搞文化娱乐宣传，一次副指导员给我10块钱。10块钱那会儿在连队可是个大数，他让我到保定买一根笛子，两把胡胡，一副锣鼓镲，再买一台打的琴。我差点笑死。打的琴？那叫扬琴，最便宜也得80块。
自从来了北京兵，营房内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那就是北京人进了部队把那句“丫挺的”骂人话也带进来了。炮连指导员猴脸、大高个，北京兵给他起外号叫“大孙悟空”。他最讨厌北京兵调皮不听话，而且最烦那句“丫挺的”。但是他不懂说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一句不好的话。有一天他真急了，把连队集合起来，严肃地说：“以后谁也不许说牙踢，谁再说牙踢，我就给他处分！”下面的北京兵笑也不敢笑，不过事后他大孙悟空的外号变牙踢了。现在想起来都可笑。
那会儿时时不忘阶级斗争，连队一配合运动就搞忆苦思甜，主要是提高大家的觉悟，加强部队战斗力。新兵的时候就让大家给家里写信，让家里讲讲过去受的苦。我也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问他有没有受过苦。不久父亲来信，我一看苦是受过，但这封信没法在连队里念，为什么？他是这样写的：春明我儿，提起我受的苦可多了，我14岁家里吃不上饭，就去北京当学徒。学徒的时候经常受掌柜的打骂，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我虽然受过很多苦，但我在1938年就找到主耶稣了。这怎么念呀？人家都找着党了，他找着耶稣了!

成为文艺轻骑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需要人，由于我在北京军区战士文艺汇演笛子独奏很成功，有幸被调到战友文工团。我所在的曲艺队是四好连队，人不多，有文艺轻骑兵之称，有任务拉起来就走。每逢一念毛主席语录，“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得”，我们就知道要下去。
那次到太行山，山路崎岖难走，偏僻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狼。到了一个地方还要服务人民。记得有几个盲人，让我帮助给调调笙，调笙需要一个好耳朵，要将朱砂加热点在簧片上。没想到点笙出笑话了，盲艺人接过我点的笙试了试说：“你点的真好。”我客气地说：“不行，瞎点！”当着盲人面说瞎点，周围的人都捂着嘴，搞得我无地自容。
演出的笑话就更多了，我这人爱笑场，有时笑到不能演出，糟糕得很。一次演出我伴奏山东琴书，晚上大野地灯光一亮就招虫子，屎壳郎飞来飞去撞到扬琴上咚咚乱响。有个屎壳郎趴在了女演员的耳垂上，像是一个耳坠。她又不能把它轰走，还在那儿唱，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笑，底下的观众也乐得一团糟。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雷琴独奏。那天有点凉，拉京胡伴奏的吴老师拉着拉着鼻涕流出来了，就那儿耷拉着，擦又没法擦，吸又吸不回。吴老师赶紧把脸扭过来冲着里面拉，我本来在他后面看不到，他这一扭脸正冲着我们，我一看当时笛子就吹不出声来了。演奏一结束，吴老师脸朝里提着凳子就下去了。
当曲艺队到外面演出时，我和相声演员任京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照顾好高元均老师。给他打背包拿东西，缺什么给他去买，少什么帮他去要。往常走到哪儿高指导都住在一个条件好的单间里，而且住的也离我们比较远，原因是高指导嗓门大，打的呼噜也大，我和小任背地里都管他叫夜老虎。
有一次我们到承德地区一个训犬部队演出，这个单位在一个山沟里，条件比较差。指导员给我和小任做工作，说因为房子紧张需要我们和高元均住在一个屋里。我们俩想这该怎么办，后来经过商量，决定抢在高指导前面先睡，这样他回来我们早就睡着了。这招还没使呢，高指导走进来，一进门就说：“怎么，还没睡？我可睡了。”说完躺下就开始打呼噜，他的呼噜声非常响，山崩地裂一般！那一宿我和小任受尽了折磨。
这辈子好几个大呼噜都让我赶上了，还有相声演员牛振华，我跟他给电视台搞节目时住在一间屋里，他的呼噜声特别大，吵得我怎么都睡不着，最后到厕所拿了点手纸，将纸沾湿卷成小卷塞到耳朵眼里，这才勉勉强强睡着。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记性不好，在部队没少挨批评。有一次我们在承德一个部队演出，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快走出两公里了，部队的一辆摩托车一路追来，宣传干事手里举着一个军用书包，一边追一边喊：“书包，谁的书包？”我们都站在一辆卡车里，我还提醒大家：“哎，谁的书包落下了？”有个女演员看我没背包，就说：“小廉，是不是你的书包啊？”我一看可不是我的书包吗？汽车赶紧停下，我把包接过来，千恩万谢离开了那里。
丢东西虽是小事，问题是我从不吸取教训。还有一次我们到太行山去演出，那时候我们团还在平安里大街1号。全队人员都集合在院子里，领队仙俊同志提醒大家，他说现在就要出发了，大家想一想谁还有没带的东西。我心想现在想也想不起来。然后大家就上车出发了。到了北京站我发现我的笛子盒没有了，我就问大家谁拿我笛子盒了，大家说你的笛子盒你不拿你问谁呀。哎哟，我说我光顾装道具了，笛子盒没拿。乐队张班长一听就急了，赶紧让我坐团里的车去取。那辆车飞一般地开到平安里大街1号，我跑到团里一看，那个笛子盒还在院子里放着呢，真是谢天谢地。拿到盒子，司机拉着我赶紧往北京站开，到了北京站已经检票了，差点误了车。
在火车上张立发班长语重情长地对我说：“小廉啊，你哪点都好，就是邋遢，我实在对你有意见。你得改呀！ ”等到去了大寨，我把洗脸盆落下了，结果又为了我的脸盆回去取了一趟。
班长真气疯了，说你笛子落下了，然后是脸盆，又是书包。这样在部队是不行的，打仗耽误事，就这样上纲上线地批评我。可是我就是改不了。

文工团逸事
文工团始终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战友让我怀念。人一生都离不开人，人与人一见面就产生关系，并与这些人共有一个时代背景。在特殊的生活状态里，所不同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感触和价值观。
团里有一个说相声的演员叫任京生，长得很帅且聪明，他本是独子，有些娇惯，平时不免清高，自命不凡。再说，我和任京生同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的时候从连队调来的。他是63军的，我是69军的，汇演的时候在一起，我是笛子独奏，他说相声。
本来调上来的人不只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俩是大浪淘沙历经筛选留下来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要穿上一身领章上有一个五线谱，五线谱上有个笙的图案的部队文工团的军装，走到哪里都会让人羡慕。然而，时间一长感觉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实际上不像任京生想象的那样，虽然从战士变成了演员，只不过表面荣光而内里寒酸，又赶上他父亲在国民党部队是连级以上的官属专政对象，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是有思想压力的。后来他和我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生难忘。有一次开大会，军区首长讲完话让学员收拾讲台，首长抽的都是好烟，我和他抽不起好烟，一边收拾一边捡烟屁。任京生说了一句话让我震惊。他说：“人不能太狂了，以前抽烟，我抽半截就扔了，现在我却捡烟屁股。”“人不能太狂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所以后来我有了点名也不敢张狂，就怕以后有报应。
我们关系好且住在一屋，冬天很冷，烧炉子。我和任京生每天晚上打一盆水，把火封上后，把水炖炉上，第二天早上可以用温水洗脸。有一天我躺下了，任京生打了水放在炉子边上，没放在炉子上，他让我放上去，可是我以自己躺下为由，怎么都不放。气得任京生说我不讲理。我狡辩说谁打的水就应该谁放上去。他说你不放我也不放，我说不放就不放，反正我这人没你爱干净，明天不洗脸了。任京生一听没有办法，只好把水放到炉子上。我们就这样每天斗嘴玩，其实感情非常深。
我们俩都出身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受到歧视。那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经常要派部队的人维持秩序，我们非常羡慕那些被挑上去天安门执行任务的人。毛主席一连气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到了第七次还没有我们俩，我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心想领导怎么这么不信任我们呢？这么点政治待遇都不给呢？我们实在觉得委屈，就找指导员反映情况。还不错，不久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部队就派我们俩去执行任务。那天也凑巧，给我们安排在金水桥，离着毛主席很近。回来以后李政委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说：“有的人发牢骚不让他们去天安门执行任务，不信任你们能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吗？”回到宿舍任京生幽默地说：“别逗了！要知道是金水桥早换人了。”我也不明白，我说：“接见红卫兵执行任务，怕咱们俩参加干什么？”任京生说：“怕咱们扔手榴弹。”现在想起来都让人费解。这可能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现在回忆起来都让人啼笑皆非。怎么回事呢？过去的门都特别硬，用摁钉按主席像按不进去，有时按上去那钉子就歪了，表面上按上了，实际单摆浮搁着呢，我们俩以为按牢了就出门了。回来时一推门，主席像掉在地上了，我们俩不知道，一人一脚正好踩在主席像上，还是脸上。当时两个人很害怕，这可怎么办。我还比较镇静，就对任京生说：“没事，我们擦擦。擦干净了就行了。”于是我们俩拿一个干净毛巾擦。可是，擦了半天总还能看见鞋印。这下我们俩有些慌了，赶紧用湿毛巾擦。哎，真擦干净了，鞋印看不到了。我们俩如释重负，正在高兴，再一看那张主席像又出问题了，因为是纸的，纸一着水干了以后皱了，毛主席那脸褶子呀！这下怎么办呀？我们两个人又害怕了。后来我们把这张主席像压在玻璃板底下，心想压平了就好了。没想到桌子面不平，怎么压那褶子也压不平。最后把主席像放在床铺底下，坐着压，心想坐坐也就平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我们俩诚惶诚恐不知所措，要让人发现我们把毛主席像坐在屁股底下，这罪过可就大了。这时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我们俩决定实话实说。
打开门一看是指导员葛艺亮。指导员一进来就质问我们两个人搞什么名堂，敲这么半天门都不开。当时我们俩吓得快哭了，把事情告诉了他。指导员一听也害怕了，因为他是地主出身，说了一句知道了，也没说怎么处理，转身就跑了。
若干年以后我跟任京生见了面，想起那时受的罪还感慨万千，常常落泪。后来任京生当了副厂长，没干曲艺。他比我大一岁，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在压抑、恐怖的气氛中，两个人能够互相鼓励，着实不易。任京生不幸去世后，我仍然非常怀念他。
曲艺队还有一个人叫司万通，是一个弹三弦的天津人，他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戴个眼镜，白白净净文绉绉的，说话也不乏幽默。他去得早，已经享受级别待遇，比我们有钱，一起出去非常大方。比如，在外面吃饭，我只负责占座，他负责花钱买饭。我们俩都是乐队的乐手，没事总开玩笑。
司万通近视，在太行山山里演出，住处没有电灯，只能点蜡烛，他点着蜡烛然后掉过头来滴蜡油，本来应放在滴好的蜡油上，由于他近视，滴上后把蜡放别处了，根本没放在蜡油上，几个蜡烛全倒了。我们常拿他近视开玩笑。
因为那会儿生活困难，我买不起卫生纸，上厕所找张报纸就解决了。有的时候找不着纸有那发坏的给你一张画报，怎么也擦不干净。司万通比我们有钱，到哪儿都用卫生纸，这让我们很羡慕。有一次我听女演员说什么脱脂棉，误认为是一种新卫生纸，就对司万通说：“万通，你还用卫生纸呢，人家都用脱脂棉了。”司万通一听就说：“脱脂棉是什么？”我说：“新卫生纸呀！”司万通不服地说：“脱脂棉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得起，咱们也用得起，走，跟我买脱脂棉去。”那时候我们正在山西太原演出。说完我就陪他上了太原大商场。司万通问一位女售货员：“同志，有脱脂棉吗？”人家说有。我们俩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等人家拿出一包递给司万通，司万通接过来用手指一捏觉得不对，说：“廉儿头，棉花！”我们俩骚不打脸地回了驻地。队里的人知道后，无人不乐。
后来司万通转业回了天津，多次打听至今没得到他的消息，他是个好人，我也非常想念他。
还有一个人和我关系好就是钱勇夫。钱勇夫现在是著名影视演员，他在赵宝刚拍的电视剧《永不瞑目》里演大毒枭欧阳天。那个片子收视率很高，主要演员有陆毅和袁立。
钱勇夫招来市场唱山东琴书的，但是，时间不久他就跟我们曲艺队老演员徐澄抗美援越去了越南。钱勇夫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甘寂寞，他复员后到了广播文工团的话剧团，就是陈道明的团。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也很有趣。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是钱勇夫，我住八大处别墅这里。我想你了，你要不来，我永远不理你。”我忙说：“别这样。我们家老山有一趟公共汽车，直通你们家，这就去！”说完我就去找他。在他家他告诉我刚拍了一个戏，要播了，就是那部《永不瞑目》。我衷心地对他表示祝贺。

参加“四清”运动
我在文工团六年多的时间里，很难忘的还有参加“四清”工作队，“四清”也是那会儿搞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去的地方在邯郸县。据说，华北地区是全国重点贫穷区，河北省是华北地区重点贫困省，邯郸地区是河北省重点贫困区，邯郸县是邯郸地区重点贫困县，全让我赶上了。
到了那里一看，名不虚传确实很苦。我第一次与当地农民零距离接触，并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那会儿搞运动，要求住在农民家，还要经常到贫下中农家里派饭。那年代农民都很穷，自然灾害后没缓几年，又搞运动，我们又是工作组的，农民不敢不招待。有的好一点的家庭能做点热汤面，差一点的做白面和玉米面两掺的面条，平时他们家里天天就吃玉米面白薯粥就咸菜。我记得那年队里死了一头驴，经过贫下中农大会决议把病驴宰了，大家才能分点肉吃。按理说驴病死了，哪能吃啊？那时候就这样穷。
我第一次派饭到一个贫下中农家，这家两口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儿子，儿子有严重的气管炎，喘得让我难受。老太太给我做的是一碗两样面的面条。通过访贫问苦才知道，春节的时候，上级要求每一户都吃上一顿饺子，即使政府做了努力，他们家过年依然没有吃上饺子，只是吃了一顿面条而已。到了他家我才知道家徒四壁怎么解释，真是太穷了。做完饭后我见老太太要给我点香油，我赶紧拦着她说别倒香油了。老大娘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她说：“哪有香油？一年就二两，我给你倒的是醋。”这句话深深地震惊了我。一年一户农民就二两香油，现在的年轻人能想象得到吗？
那时搞阶级斗争，为了扩大贫农队伍把中农分成三个等级：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下中农就算到贫农里了，贫下中农队伍确实扩大了。可是苦了那些富裕中农，因为，富裕中农离着富农不远了。当了下中农就等于当了贫农自然高兴，当了富裕中农就等于当了富农可就倒了霉了。有一户中农就因为被划成富裕中农自杀了。
当时斗争很尖锐，其实批斗的干部也常闹出笑话。那时候农村落后老百姓多没文化，不懂道德观念是什么，作风也差。妇女干部生活极不检点，有积极分子在批判会上，说到她和村干部怎么怎么批判词简直不堪入耳。我们团司万通待的那个村更逗，批判大队干部时竟出现这种词，“瞧你那德行，呸，我啐你一脸狗屎！”后来这句话被我用在了作品中。
当时我负责三队，有一次我正主持开积极分子小组会，突然有一个人推开了门就冲我跪下了，他的举动吓我一跳，我认为可能出大事了，赶紧站起来说：“快起来，工作队给你做主。”然而，那个人也没起，对着积极分子里一个姓韩的人说：“舅舅，我妈死了。”原来是报丧来了。
前面说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儿子过年连饺子都没吃上。敢情这还不是最穷的，三队有一户贫农更穷，他是个瘸子，老婆是个哑巴，又丑又傻，村里人都管她叫“梅兰芳”。穷人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越穷越生孩子。因为开贫下中农会他老不参加，为了了解情况我派饭到他家。我走到屋里一看，炕上除了一大堆孩子外，什么也没有，冬天把炕烧热了，就借着这个热乎气过冬。那位贫农穷得没有枕头，脑袋枕着两块砖，身体紧贴着热炕。我问他为什么老不开会。他说他冷。他掀开衣服让我看，原来大冬天他只穿着一身破单衣单裤。我看他可怜，就把秋裤秋衣借给他穿，他才能够参加积极分子会。群众看我能不嫌脏到“梅兰芳”家吃饭对我都很佩服，一时间大家积极性也很高。
我后来调到大队里当工作组组长的秘书，工作组组长是军区法院的一位叫娄玉的院长。开始的时候，我给他写材料，他用红笔改后整个材料几乎全是红的，而我费劲巴拉写的没留下什么东西。后来娄院长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回答说上过中专。他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有些看不起我，我这人脸皮厚也不会写这些东西，后来我自己按照别人写的照猫画虎地给他写材料，不到一个礼拜，我的水平提高很快，他改得越来越少了。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开始我怀疑你的文化，现在看你水平提高得挺快。”又经过一段时间，他又对我说，希望我能跟着他调到军区法院。这真是娄玉院长对我看法的一个超越！
那一年北京军区参加“四清”的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来自各个单位，有文工团的演员，有体工队的运动员，大部分同志都没有参加过这种与阶级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有的甚至像第一次上战场，疑神疑鬼以致草木皆兵。有个搞体育的工作队队员更逗，他们在的村过去出土匪，专政对象大多是当过土匪的人，由于工作需要，要和坏分子面对面谈话，这让他思想压力很大。由于心里害怕，他对村里的民兵说：“我让他交代问题的时候你们都要躲在窗户两边拿着枪藏着以防万一，他要是不老实，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把刺刀伸进来。”在审问中，他越看这个当过土匪的人越害怕。忍不住一拍桌子，唰的一下，外面两把刺刀从窗户外伸了进来，把被审问的人吓得直哆嗦。
工作队队员的组成也是参差不齐，我所在的村除了我们部队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派下来的，其中还有各层干部，也有抽调上来的一部分青年农民。这些农民多数没什么文化，知道我是北京来的，一见面就问我见过毛主席吗。毛主席有房高吗。队员中能上六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就很不错了。这些人培养出来将来回去是要当村干部的。
我们队就有一位很要强的农民，一看家庭条件就不好，洗脸别说没有香皂，连块肥皂都买不起，每天就用手生搓。我每次要把肥皂给他用，他都婉然拒绝，我看出他自尊心很强，想通过这次“四清”回去提村干部。我很喜欢他这种精神。他对我说他不懒，他每次到地里干完活在回家的路上，都顺手打草回去喂猪。这个农民最看不起懒人，他说穷不怕，懒人太可怕了。
“四清”对我来说，能够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接触基层的农民，了解他们的方方面面，给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许多一手材料。
我记得二队队长叫韩国忠，就是一个典型中农。他是一个老实人，但是那种小农的自私、爱占小便宜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据说，他平时穿一件大袄，袄上有一个大兜子，下地干活时经常把麦穗什么的往兜子里放。
我第一次找他谈话是在小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我们俩都坐在破课桌上，我还没说话，韩国忠就哆嗦得不行，那个小破桌子抖个不停，我们说话都带着颤音，一看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他早期入党，在后期党员登记的时候，他就是不来登记，像这种情况，上面让我们提醒他看是不是忘记了。于是我主动去找他提醒他，他却说知道，不登记了。在当时那个时代放弃党员身份等于自己给自己告了。他为什么要放弃登记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了解，敢情事出有因。他听说征兵党员要带头，他儿子想参军又非常积极，但他儿子是他家主要劳动力，他不同意又没办法，所以说什么也不当党员了，主要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参军。他儿子为这事气得简直要疯。
后来改选队长他落选了，按当时的规定，每天下地干活队长要负责敲钟，他虽不是队长了但每天还正点来敲钟。有人跟他说队长不是你了知道吗，他说知道，我敲习惯了。新队长是个年轻人，想过过瘾都不行，我觉得这个老中农实在是很可爱。

“文化大革命”批斗会
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高指导等一些人就遭殃了。他是反动艺术权威一开始就挨斗的一批，后来大批判深入进行他已经属于死老虎，反正已经没跑了，一般情况下没人理他。他没事弄个破筐背着，手里拿一根竿，竿上拴着一个弯针，见了落地的大字报残渣废纸，用针一扎然后抬起竿来甩到背后的筐里。这不是他的创举，大街上捡破烂的都这打扮。
再后来又成立了高元均专案组，我是一名成员。那会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出一些他过去的发言，说他不应该这么说、那么说。专案组有分工，组长是张立发老师，冯大龙老师是主攻，司万通老师是副攻，我是记录员，一共就我们四个。主攻冯大龙开始发言，一发言就出笑话了。他说：“高元均你明白吗？”高元均说：“我明白。”冯大龙说：“我还没说你怎么就明白了？高元均……不老实。”
这几句对话简直就是说相声。说完大家都乐了，怎么都忍不住，连被斗的高元均都忍不住了，说：“没事，我先走了。”他出了屋我们几个都乐趴下了。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会儿真是无事生非。
那会儿的死老虎还有歌舞团团长陈耕，他是长征组歌的作曲家之一。有次歌舞团到了罗马尼亚，有位外国朋友问陈耕：“毛主席为江青女民兵题照写的诗怎么解释？”陈耕：“说飒爽英姿五尺枪，就是美丽的姑娘拿着五尺长的枪。”这在革命群众看来是有问题的，毛病出在不应该说女民兵是美丽的姑娘，淡化了阶级斗争。那会儿是个人就能把一个死老虎叫住批判一顿。现在想起来不是有多么的恨他，而在于表现自己是革命的。否则，见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斗争那就是与其同流合污。
一天，陈耕被几个人围住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斗他，我正好走过去，也加入人群里。我说：“陈耕，毛主席说的飒爽英姿五尺枪，你为什么说成美丽的姑娘五尺长啊？”我说完大家又都乐了。当时就是顺嘴，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说了。
后来随着发展，斗争越演越烈，我这出身不好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干什么都很被动，我也不积极了，好多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有一次，我听说要斗高元均，我偷着去首钢了，等我回去已经斗完了。有人问我：“小廉你怎么没参加？”我说：“我不知道啊。”
那会儿斗争扩大化，许多人一夜之间从革命派变成了反革命派，抓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元均进了监狱；刘学智被打成反革命；队长刘洪斌和琴师白凤林都挨了批斗。我的处境也非常不好，有一种岌岌可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我实在在那里待不下去了，不久，有个机会我立刻申请复员。
总体来说，在战友文工团那些年还是美好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体会出四个字：不堪回首。

在首钢宣传队的一些趣事
我复员后就上了首钢宣传队，开始由于比较左，建这个队时凡是参加宣传队的人都要经过政审，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重要标准，主要是看出身。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挑上来的演员水平有限。虽然我出身不好，但是我是从部队文工团复员的，属特殊批准的。
队员都是从首钢各单位调过来的。有一个姑娘叫王秀梅，这个姑娘挺老实，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然而，在跳舞的时候，她做动作总比别人慢半拍。她生活上也慢吞吞的，我就说：“秀梅，你怎么生活上也慢半拍呀？”后来大家都叫她“慢半拍”。因为首钢挺大，慢半拍这形象比喻很快就传下去了，后来又传到社会上，以至于现在社会上也流行说慢半拍，就是那年我形容王秀梅后传开的。
所有能够流传的，都是因为它生动、新鲜、准确。我一生创造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在相声《指妈为马》里，刁媳妇说她婆婆装病，不就是那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现在社会上流传一句俏皮话，“老太太抹红嘴唇，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也是从我作品里流传出去的。
那时候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是从基层抽调来的普通工人，他们热情很高，水平有限，所以我就成了首钢宣传队的主要创作力量。演出队在那个时期思想也是比较左的。演出出了事故除要挂白旗外还要做深刻检查，以致上纲上线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上来。
宣传队有一个编舞的叫王文治，是队里的副指导员，管宣传，抓思想工作。平时他对别人要求都很严，一旦谁出了差错，他都要严厉批评，誓死捍卫毛主席。他忘了一点，人无完人，谁能保证自己不出错呀？那时候工农兵演工农兵，演员都穿着背带裤，背带裤中间有一个大兜，兜里装着毛主席语录。他在台上翻跟头的时候，兜里的毛主席语录就掉出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严重事故。看他怎么说。哎，这位同志非常机灵，见语录掉在地上，没有马上捡，而是满怀深情，做着一系列非常珍惜的动作，半天才把毛主席语录掸掸放到兜里。现在想起来实在滑稽可笑。现在看起来不严肃，但是那会儿觉得挺认真。
王文治看我写他也积极地写起来，写完让我提意见，我记得其中有那么两句听着有点别扭：一句是毛泽东思想闪红光，一句是毛主席语录耳边响。我说：“人家都说闪金光到你这儿闪红光，恐怕不行，还有毛主席语录耳边响，这不是人话，没人这么说。”他一听还挺不服气，说我不懂。然后拿着他写的节目跑到指导员存世华那里让他看。老存看了也说闪红光好像没人这么用，毛主席语录耳边响听着也别扭。这回他终于承认自己不行了。最后他学得挺虚心，他每次写的节目上场或者下场都喊“杀——”我说：“你这个节目总是杀上场，杀下场，就没别的办法了吗？”他说：“不杀下不去。”最后死乞白赖让我想办法。我也让他逼得没辙，说是再下不去就给他押下去。
后来宣传队逐渐来了一些转业复员的老师，使首钢宣传队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些从专业团体下来的人才大部分都离开首钢去干自己的事业了。必须承认这些艺术家们为后来的首钢艺术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模范者难当
我到曲艺团后在领导的帮助下取得了些许成绩，团里给了我很多荣誉。那会儿看我哪儿都好，八年没有发展党员，第一个就发展了我；在曲艺团里所有的一等奖、先进者，甚至计划生育奖都给我了，我说我都有两个孩子了哪里符合计划生育啊，他们说我写的关于计划生育的相声不是很好嘛；天安门刚开放发门票也要给我，我说别了。副团长栗丽说的话很精辟，我们哪儿是找个作家呀，我们找了一个好人！
我其实并不愿意当第一。我觉得我在曲艺团写相声是我的业务，业务突出不见得其他事也突出。一个人难免有缺点，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有那么好。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好，再无他好。
如果当了模范，好事都给一个人了，容易造成脱离群众，成为众矢之的。这些奖其实不是我要的，可那时候有什么奖需要评，一开会就简单化，就他吧。得，我整个是一奖状仓库！我要是真的完美无缺，别人羡慕嫉妒恨也白费。问题是我问题多多，有人挑我的毛病伸手一抓一把。其实我就是一个平常人，你硬将我往先进那儿推，别人肯定不服。
比如别人的孩子都没有进曲艺团，我儿子进去了，这不遭恨吗？所以，有人就抓住我的弱点到团长那里告状，说我这个那个，然而，我哪儿知道啊。时间一长，本来对我不错的老团长于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她对我有看法我不知道，我还一如既往该什么样什么样。有一次于真在北太平庄拍戏，我来晚了，一进门于真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我。当着本团的人还好，关键是那天当着哈尔滨曲艺团一大帮人，于真大动肝火，而且不依不饶。她说：“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宠坏了。你现在太不像话了！”我这人天生胆小，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狼狈不堪、无地自容。
第二天我赶紧到她家去检讨，平息她的怒火。快到她家时，我看见她站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脚底下放着一盆花，我觉得我表现的时候到了，赶紧上前搭话，并把那盆花抱起来，十足的一个小丑。大热天的，那辆公共汽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正好有个三轮车夫骑着一辆三轮车过来，我把三轮车拦住，把老太太搀上车，把那盆花放在她脚底下，车夫打听好地址，蹬车就走。我在车后面一路小跑，汗流满面，真正地尝到了卑贱的滋味。
然而，于真团长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批评我，反而变本加厉、毫无休止地，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能攻击我就攻击，好在我唯唯诺诺有一定抗击打能力。也许她觉得收拾我能产生一定快感，权力能让一个人红起来，也能让一个人毁灭。
后来我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平时口无遮拦，信口开河爱说爱逗。他对我说：“我给你算一卦吧，你这人太老实，你本来能出大名，可是你不敢争，你要敢争你绝对在45岁前出一次大名。”我这人从来不信算卦，但是他说出了我的要害，那就是太老实，经常委曲求全。也许他信口开河说完也就忘了，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的话让我反思，我为什么性格这么懦弱呀？我怎么了？我开始恨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心想：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应当振作起来，把那张伪君子的假面具扔掉，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从那天起我不怕了！
在一次有队以上干部的创作会议上，于真团长再一次向我开炮。她说：“我知道为什么演员都爱用你的相声，因为你在搞地下活动，把演员都请你家去吃饭拉拢关系。”她的话说完在场的人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着说：“没有！团长你这是听谁说的？你现在到我家去看看，且不说我会不会做饭，今天早晨我爱人还因为蜂窝煤生不着跟我打架呢，那破火能请大伙儿吃饭吗？”大家一下又把目光转向于真，于真顿时觉得很尴尬，她的嘴嗫嚅了半天把话头转向赵振铎老师：“你们都是党员，总搞哥们儿义气。”赵振铎也反驳说：“春明请客没请客我不知道，但是我声明，他家在哪儿住我不知道，他请客也没请我。我跟他也没有哥们儿义气。”这个会开半截就解散了。
这就是“蔫人出豹子”。我的反抗让老团长下不来台，她没想到我能这样，而且我说得有理、有力、有节。她也没说散会，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觉得不能开了。她出了屋到业务室去，我能听到业务室有人对她说：“不是现在……”就听于真急了：“得了，人家没有这事你们就别说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我也够蠢的。
不久曲艺团接到局里下基层的任务，我们创作室一部分创作人员和演员到延庆演出。于真又开始挑我毛病了。我这次当仁不让了。那天我们争吵是在临时办公室，许多相声演员在院子里坐着聊天，她把我拉到外面对在场的演员说：“你们说我们俩谁对？”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我们两个争吵，你让人家相声演员掺和什么呀？你是一个团长，人家能说不对吗？我是一个作者跟人家也没瓜葛，人家能说什么。这时相声演员殷培田站起来指着老团长于真说：“我看你又该打倒了！”殷培田的话让于真吃了一惊！扔下我回了屋。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
经过几次较量，于真有些收敛，不敢再当着别人的面公开给我难堪。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于真通过这次较量，她认为我威信太高了，将来整她的就是我。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有一次我去于真家办事，团长不在家，她小女儿小北对我说：“廉叔叔，我劝您经常到我们家来吧，有人老在我妈那儿说您，您常来就没人说了。”原来如此。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于真对我说：“我家小北说我了，说妈，小廉叔叔对您多好呀！您干吗这么对人家呀？咱们和好吧。”旁观者明，小北是比较公正的。后来，于真为了缓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事先说明我根本跟她没矛盾），拿出了一封别人给她写的信，满纸都是告我的状。我不恨那些给于真写信的人，我倒觉得她不应该让我看那封信。

不是当官的材料
曲艺团的老团长即将离休的时候，局里一位负责干部的副局长找我了解情况。我和这位副局长很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同是复员军人，同时参加一个单位的演出队，两个人的节目同时被选为北京市优秀节目，还在一起参加过报告会。闲聊时他问我想不想接老团长的班。谦虚的我笑着说：“我当不了，我要当团长，相声也没人写了，这个团也没人管了。我这人不能管人，也管不了人，我只能管好我自己。”
我深知自己脾气好，跟谁都和和气气，见电线杆子都点头。我入团的时候，评语就是不敢斗争，入党时的评语还是不敢斗争。我曾经开玩笑说：“我这人在单位怕领导，在家怕老婆，出门怕警察！”
老团长要离休了，有几个相声演员和我一起喝酒，他们说：“这回咱们都选春明当团长。”我忙开玩笑说：“你们错了，你们以为我好说话是不是，告诉你们我要当团长我就六亲不认了。”这几个人一听傻了，忙说：“别介呀！”
我觉得自己有时没有原则，这也是我最大的弱点。改革初期承包队出了点问题，也是必然现象，组织上派人调查承包队。这事让演员知道了，相声演员李国盛就说：“哎？春明你也是党员，怎么不派你调查我们呢？”这个结论后来有人告诉我了。他就是调查者，他对我说，组织上说你和演员关系好，调查的事千万不能让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还有，他们也没调查出来什么，调查出来的也是他们自己说的（其中有的演员吃牛），此调查者让我告诉他们别再胡说了。这就是答案。
别说团长了，小官我也没当过。我这个人当的最大的一个官就是在战友文工团当过学员班副班长。有其名无其实，根本不管事，因为谁也不怕我。

不爱开会的人
我最大的一个毛病是不乐意开会，尤其是开大会，思想准开小差。这个毛病是在我小时候养成的。那时候我最不乐意上语文课，一上课准开小差。老师在上面讲，我的思想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经常胡思乱想着一些幻境，入迷着魔的，可能那会儿我就有那种丰富联想的思维方式。反正不爱开会。不爱开会也是我的一大损失，因为不爱开会，差点没当成文联的理事。
有一次文联开会，有人通知并问我能不能参加，我回答看情况。对方说：“别，说准了，能来就说能来，现在代表大会名额有限，你不来我们叫别人来。”我认真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应当去，否则人家会说我不尊重曲协。历届曲协代表大会我都没参加过，所以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大会。另外也没人通知我开会。这次是个例外，有人通知我了。我去了以后，见到了北京市曲艺界各方面的高手，其中有不少酒友。
那一天没什么事，晚上我约相声作家吴林友一块喝酒，吴林友让我等他，他是曲协的理事，要开个理事会。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想一个破曲协，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么没完没了？我看看表都快夜里11点了。感谢上帝，11点总算散会了。于是我在门口的小饭馆要好酒菜等他一起小酌。吴林友来了我就问他：“什么重要的事开这么半天？”他看着我笑，说：“开你的会。”我不解。吴林友说：“这次代表大会有名额限制，因为你老不开会，还占着一个名额。初定的时候没有你，后来你们团长说，你是个名人，不能没有你。曲协的人说，不是不想有你，是有你了而你老不来。你们团长又说，你们请他了吗？如果请他他不来，就不怨你们了；如果请他他要来呢，这个名额还是他的。”就这样才有了前面的那一幕，通知请我来参加代表会。我还觉得奇怪，自己已经来了还开那么长的理事会干什么呀？吴林友说：“问题没那么简单。你来了不要紧，这边出了点麻烦。因为，上次理事会研究这届的理事里没有你。李金斗和王谦祥不干，他们说你不来可以不选，你来了理事里就得有你呀！”吴林友又说：“有了你你没事了，可是要从原来的候选人里去掉一个，去掉谁呀？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最后还是去掉了一个，选定了你。”我听后觉得这次还是不该来。所以，再一次证明我不是当领导的材料，不但我自己认为，别人也看出来了，西瓜皮当鞋掌，不是那块料。
经过这件事后我也反思了一下，别拿自己当回事，也别不拿自己当回事，既然选自己当了理事，就理这回事吧。从那以后，凡是开理事会我都一准儿去。当了几年正儿八经的理事，开完会吃饭一次没落过。四五年过去了，因为年纪的原因，不想当理事了。那年换届有标准，凡是在1942年出生的都没有资格了。我是1943年出生的，正好有资格。可是我在填表时做了一次假，写上了1942年出生，本来可以蒙混过关，卸任了事。没想到曲协有个副主席名叫汪宝琪，原来是曲艺团团长，我们两个人一样大，他在审表时发现我瞒报年岁，无情地揭发了我，于是我又当了一届理事。我觉得，这个名额给比自己年轻的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凡说到当官的时候，我准出笑话。有一次，艺术室支部的书记找我谈话，说支部要补一个副书记，大家都推荐我来当。我感到很奇怪，就说：“如果需要我我就当，如果有什么其他原因，请告诉我。”书记说：“咱们支部都是编剧，大家不是正的就是副的，就你一人什么都不是，敢情就你有时间写作品出成绩。”我一听就为这个呀？那算了吧！自己还是什么都不当吧，别费劲了。
所以，那次副局长问我当不当，我跟那位副局长说，团长我当不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人选吧，这人叫李绪良。此人，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表演，人缘也好，也有能力。局里领导听后把名字记下来，没过多久，李绪良给我打电话，说局里要让他当团长，后来他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原来他和我差不多，怕得罪人。老好人误事呀！
其实，老好人没什么不好，起码，老好人对维稳有好处。我常说，和事佬、事老和，老是和、老合适。我要当官得少写多少东西。自己不当官有时还拦着别人当官，那年李伟健当了曲艺团团长，我就跟他说：“爷们儿，你不要当官，要当艺术家。”后来他就真不当官了，当了艺术家！上了几次春晚，在艺术上大有成就，多好。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3011O4.jpg" /> 
我与李伟健（左）

别拿自己当回事
我这人有一个宗旨，就是记住一句话大实话：别拿自己当回事。人与人之间交往人敬人高。我是写相声的，但我始终认为有许多人水平比我高。天津曲艺团相声作家王鸣录就是其中之一。王鸣录比我大五六岁，我一向尊敬他，拿他当大哥。有一次北京曲艺团开创作会，请了几位老师提意见，其中就有王鸣录。我那时刚入曲艺团不久，在私下里，我们两个人聊天，王鸣录说他挺喜欢我，并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说我错别字较多，应该注意，并谦虚地说自己也有这个过程，以后多注意就是了。我说：“有人说我写得太快，粗制滥造。”王鸣录则鼓励我说：“不快不叫作家，不要怕别人说，大胆地写。”我一直都很崇拜他，他比我写得好，作品比我写得深刻。
我刚出道的时候，同行赵小林说，天津和北京，东西两颗星，东有王鸣录西有廉春明。我觉得自己的水平不能和王鸣录相提并论。有一次我到东北讲课，有一个学员问我对王鸣录有什么看法。我说王鸣录的作品，比自己水平高，尤其是善于诡辩。我们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后来等到下了课，这位学员找到我，说自己是王鸣录的徒弟。社会上当时认为我和王鸣录是齐名的，而我说是半师半友的关系，让他很佩服。后来我和王鸣录见面，提起这件事。王鸣录忙说：“快别说了，我说了他一顿。我说廉老师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不要这样对他，给他出难题。”有一次相声比赛，我遇到了著名相声演员魏文亮，魏文亮说：“鸣录我们在背后总谈论你，你这人忠厚，是个好人。”
情景喜剧《小房东》请的是原天津人艺院长许瑞生，许导开始不认识我，后来他向天津相声界打听我的为人。一次他和我聊天，说：“你的口碑不错。”我说：“你怎么知道。”许导说：“我问过天津许多说相声的，都说你这人不错。”我乐了，说：“到底都有谁呀？”许导说：“苏文茂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
我说要尊重老师，要学习老师的优点，老师有好的口碑，你天天听到耳朵里，学习什么？学习他怎么做人，不要觉得自己怎么回事了，跟人家讲条件，讲这个讲那个。要做一个最普通的人，要爱这个社会，爱你的同行，爱你的观众，爱你的事业，爱就是包容，没有这个是不行的。光想着自己是不可取的。你自己什么也不是，你越把自己当回事，当名人，你越不是。你不把自己当回事，大家依然会尊重你。
我刚有点小名的时候，宣传队有一个叫金贵的人，在楼底下教人练车。那时候学车没有驾校，师傅手把手地教。我住的楼房后面有一片空地，经常有人在那里竖着几个竹竿，教徒弟练移库。我从窗户往楼下看，觉得那个人像是金贵，就叫他上来一块吃饭，可是无论怎么叫金贵都不上来。我气得下了楼把他请上来了，弄点面条，喝点酒。金贵说：“敢情你还那样啊，我以为你有名不这样了。”我忙说：“哪样啊？我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变化？不要这样看我。我还是我，没有更名改姓，脾气还是这样的脾气。”
我认为做人要安分，自己在生活中正确对待自己，要尊师爱徒。马老师发现了我培养了我，我发现了方清平带方清平，方清平再往下带学生，一代一代传下去，相声事业就有希望了。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那样不行，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

不知讲究的人
我这个人随随便便，很多人都爱跟我开玩笑。例如，1990年马季老师要带队去新加坡演出，出国前要找地方组织一批节目进行实验演出。那一次去的是湖北。走之前马季老师专门请我帮忙改剧本，这次也让我跟着演出队伍一起出去。我这个人生活不太讲究，随身带着一个包，这个包旧了一些，我想能装东西就行了。无独有偶，中国青年话剧院著名喜剧演员王景愚老师也拿着一个旧包。也不怎么了，当时跟队的几个年轻演员老看着我和王景愚的破包别扭。尤其是刘伟、戴志诚、郑健、刘惠这几个老想发坏。有一天竟跟王景愚和我说：“哪天把我们惹急了，趁你们不在，把你们俩这破包扔喽，逼着你们买新包！”我心想你们管得着吗？当然只是心里想，如果让他们听见会真扔的！
还有一次北京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相声演员刘洪沂和制片主任李贵义跟我开玩笑。我刚进剧组，他们俩就热情地跟我说，宾馆的水可好了，劝我洗个澡。我不知是计谋就去洗澡了，等我洗完找不到裤衩了。一问，他们说给扔了，还问我老穿条破红裤衩干吗？我说是本命年家里人给买的，还没过完呢。话没说完，刘洪沂拿出一把剪子找出那条红裤衩一边铰一边说：“我叫你本命年！”我一看也着急了：“哎，别铰呀，铰坏了我穿什么呀？”李贵义这时扔给我一条新裤衩，说：“那条别要了，给你买了一条新的。”
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没有给孩子大办，原因是那时我写相声正火，很多人都有求于我，我怕收了人家很多份子欠不起那么多人情，因此就没有通知大家。我怕几个亲近的朋友有意见，单独告诉了他们，说恐怕钱不够，到时候可能要跟他们几个借点钱，后来也没借，这事就算过去了。到了我二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已经不写相声了，我这才告诉大家。那天去的朋友很多，李金斗主动请缨，让我们别邀请司仪，那天他主持。1998年那会儿兴捷达，有意思的是接亲的是一队捷达，开车的都是说相声的。

不论断是非
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少在背地里论断人，外面不说，到家里也从来不对爱人讲别人的不好。我对自己这张嘴管得很严，看到了我也不说。别人说我我知道了，能做到不生气也不说对方，按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意思，始终有一颗包容的心才好。
有一次到北京电视台搞晚会，有个制片主任问我：“哎，廉老师，某某老说你，怎么没听你说过他呀？”我说：“我不在意这些事，他说我，我再说他有什么劲呀？说人不好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好，好不好的让别人说吧。”
还有一次我们团艺术室的人在通州集中研究创作的事。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和我们单位的书记王晓燕跳舞，王晓燕说：“廉老师，某某某老说你，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他呀？”我一听就乐了，说：“他老说我什么呀？”王晓燕说：“他说你这人滑，会来事，讨领导喜欢。”我说：“噢，就这个呀!没说我搞阴谋诡计就行了。”
世界上总是有人不甘寂寞，闲着没事就喜欢挑拨是非，搞一些小动作。我没有生活在真空里，所以背后也有人说我一些坏话，而且这些不知道从哪来的谣言也传到马季那里。众所周知，马季老师对徒弟、学生甚至艺友的要求都比较高，尤其是品性道德方面，始终是一视同仁、一丝不苟的。这些谣传确实让马老师对我产生疑惑。然而，这些微妙的变化，我并不知道。为了证实这些无中生有的事，马老师背后问过一位很信得过的徒弟，并一件一件地核实。那位徒弟便一件一件解释：“这件事不是这么回事；那件事我在场，冤枉；那件事我虽不知道，但他这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有了徒弟的一一否定。马老师不但释怀，而且对我的人品更加肯定。马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春明，我都知道了。”我知道马老师要说的是什么，我没有追问这件事，只是跟马老师说：“先生，您听到过我在您这里说过别人吗？”马老师说：“没有。”
我不论断人是有历史的。当年调到曲艺团休假还没上班，回到厂里继续帮助工会做事的时候，有一位姓赵的同事跟我聊天：“我算服你了。”我说：“服我什么呀？”同事说：“王主席对我有意见，我一直以为是你在背地里老拆我台。所以，我总到宣传部长刘环那儿告你的状。前天我又去了，把刘环说乐了，刘环说你算了吧，你天天说人家不好，人家一次都没说过你，现在人家都调北京曲艺团去了，你还说人家干吗呀？”
马老师也很了解我，他知道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缄口不谈，马老师也主张多谈相声，少说与相声无关的。

好说话但是要有底线
我做事一般都不怎么强势，能让就让，但是我不是无原则的，我也有我的底线。我写相声，演员要名字我是绝对不给的。我觉得你们是演员，我是相声作者，写的再不好我给你提供的是载体，你们有责任把相声说好改好。捕捉一个题材，选择一个角度是很难的。有了好点子，是人都会写了，所以我不给演员名字。
在北京曲艺团，没人找我要名字，李金斗也不行。王谦祥、刘洪沂他们都说，大哥，您能给我们写一个好段子就感激不尽了。不管改动多大也没人提过加名字。无论是《武松打虎》、《包公传奇》、《风灾》、二赵（赵振锋、赵世忠）说的《指妈为马》、史文惠说的《英雄启示》，演员都进行了二度创作，再创作是演员的职责，不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改相声那不是一个好演员。
不光是本团，我写相声在外面也有要过名字的，我态度很明确，要名字我会婉言谢绝。除了相声，其他形式也是如此。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投资方跟我说，本子可能改动大一些，导演要加名字，并承诺会多给我一些钱。我表示不同意，我觉得导演要能写，就应该自己写去。最后投资方尊重我的意见，没给导演加名字。
我曾经写了一部戏，当时有个领导要加名字，还是被我拒绝了。那天那个领导太自以为是了，没有经过我同意而且当着我的面，给一位著名导演打电话，说他跟我一起写了个戏，希望那位导演来导。我脾气虽好，但是那天依然被气得够呛。本来已经戒了烟，因为情绪失控，当时拿了一根烟吸起来。一个领导怎么能这样强奸民意呢。我宁可这个戏不上得罪你，也不能给你加名字。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写了一部戏，给领导加名字这不是明显给领导拍马屁吗？领导是领导，作家是作家，我做事在这一点上有我的底线，不管谁要我都不给。
但是我也有愿意给名字的时候。《天津演唱》有个编辑叫姜申，经常发我的作品，别人都怀疑我给他买过什么礼物。其实，什么也没买过。有一次，姜申到北京出差路过我家正赶上牙疼，在我家喝了一碗粥，一边笑一边说：“都认为我拿你什么礼了，我就喝你碗粥还牙疼。”
我们两个人一样大，姜申是昆明军区文工团下来的，我是北京军区复员的，有很多共同语言。姜申父亲年纪大了，那会儿需要一个煤气罐。管这个的非要让姜申帮助他在《天津演唱》发表一篇相声。为了孝敬父亲又要保质量，姜申委托我给写一段。我看他有一片孝心，毫不推辞就答应了。不就给老爷子弄一个煤气罐吗？我管。我是这样的人，帮助同事，孝敬老人。我给姜申写了一段，起名叫《在数字里生活》，并发表在《天津演唱》上，当然不是署我的名字。
这个段子发表后反应很好，很多人都用，而且用了很长的时间。马季老师和赵炎出国到加拿大也说的是这段。戴志诚、郑健、刘伟、刘惠、刘全刚包括团里的李红军他们都说过。
有一天我在马季老师家，正好有许多相声演员在。我问大家说什么呢，大家都在说《在数字里生活》。我就问这是谁写的？他们说不知道，但都觉得还不错，就是找不着作者。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就告诉大家是我写的，大家才恍然大悟。
我写这个段子当时是为了帮助人，写完我也没拿稿费。我这人虽说有底线坚持原则，但也有我的灵活性。

攒的就是朋友
我平时在圈子里很有人缘，好交朋友。正像我和白云海说的，人家攒钱，咱们攒朋友。什么叫朋友？那就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在拍戏的时候不奔着劳酬，而是冲着交情。
那一年，我写了一部贺岁电影，名字叫《给您道喜啦》。因为我搞晚会较多，认识的喜剧演员也多，我有一个创意，就是想多请一些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来演这个戏，也让喜剧明星们借着这个贺岁片给广大的观众拜个年。这个戏开始想请100位明星参加，故事讲述了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的今天，《星光灿烂》杂志社中有三个年轻人蓝飞雁、窦玉、陆鸣，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压力下，敢于挑战未来的故事。他们绞尽脑汁，独出心裁，力图在世纪之交创作出新、奇、特的作品——采访100位明星，以《星光灿烂》作为媒界，与读者沟通。在寻找这些明星时，我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让每个明星都巧妙地、有机地以小品形式出现在这部电影里。由于平时大家和我关系不错，有的明星只演一个小片段，有的甚至就露个脸，连句话都没有。比如，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就没安排台词，照李文华说，能露脸就不错了。大家都知道，他的声带切除了，给他安排台词他也说不了。他和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都演滥竽充数的乐手，一个人抱着一个洋号瞎比画。
再比如，唐杰忠和韩影演的是怒斥不孝之子的老两口，那个不孝之子由张大礼扮演。我把《常回家看看》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别回家看看》，这段歌词改成后老两口是这样唱的。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上别处转转。
带上笑容带上媳妇越远越好别让我看见。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我看你非常讨厌，
生活的烦恼跟街坊说说，
老人的窝囊事向大伙谈谈。
别回家看看，别回家看看，
怕的是回到家伸手就要钱，
老人做饭儿子白吃从来不刷碗，
一辈子别回家赶快给我滚蛋！
别回家看看，别回家看看，
哪怕你跑到海角跑到天边，
老人不看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总操心就盼你不耍混蛋……
  
一个电影用几个编辑部的编辑把明星们串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每一段都要特别出彩，轮到谁谁都要发挥自己的喜剧天分，一个一个接下去。
例如，到喜剧演员李琦了，李琦在家吃西瓜吃多了要上厕所，那个小院没有厕所，要到胡同的公共厕所去解手。可是胡同的厕所坏了，我借着这个由头给李琦设计了一连串的喜剧。以下摘几个片段，剧情是这样的。
<strong>33 四合院在李琦自己家门内</strong>
  
地桌上西瓜皮狼藉，李琦摸了摸肚子，脸上流露出一些痛苦，他扔下一块未吃完的西瓜，快步走出门去……
  
<strong>34 胡同</strong>
  
李琦几乎小跑跑出胡同。
  
<strong>35 大街</strong>
  
李琦急跑出胡同，遇见由导演王凤奎扮演的老友。二人久别重逢，王凤奎叫住他并与他热烈拥抱，老友王凤奎与他说长道短，李琦望着对面的厕所，浑身不得劲，满脸跑眉毛……
老友王凤奎：哎，咱们哥俩有二十年没见了吧？
李琦心不在焉：差不多。
老友王凤奎：你爱人挺好的？
李琦应酬：好，好。
老友王凤奎：老人好？
李琦：好。
老有王凤奎：孩子好？
李琦：好。
好友王凤奎：老街坊好。
李琦：好。
好友王凤奎：听说你爱养猫，是吗？
李琦：是。
好友王凤奎：猫好？
李琦：好。
好友王凤奎：你们家那猫多大了？
李琦：两岁。
好友王凤奎：男猫女猫？
李琦：女猫。
好友王凤奎：结婚了吗？嘿，明天我给它介绍一个男猫，可漂亮了，家庭条件挺好的，是不是找个时间让它们见个面儿……
李琦望着对面的厕所，满脸扭曲：它们家有厕所我就同意……
好友王凤奎：你怎么啦？病啦？
李琦：对不起我有点事，改天咱们再谈好吗？
好友王凤奎：好，那就改日……
  
<strong>36 马路</strong>
  
李琦拜别了王凤奎迫不及待想横穿马路，刚下马路，一位由著名相声演员扮演的交通警察把他叫住。
刘全刚扮演的警察：怎么回事？那边站着去，为什么不走人行横道？
李琦：那什么……远。
刘全刚：远你就不绕了？眼看着我明目张胆横穿马路，干吗？向警察示威？
李琦：警察同志，没有……
刘全刚：还不承认，一边儿站着去，在那想俩钟头！
李琦：俩钟头？一分也不行啊，同志，我认罚行不行？
刘全刚：干吗？显你有钱？
李琦：我把钱都给你，等我回来你把我枪毙喽我都认了！
李琦说完把钱扔给警察刘全刚，拔腿跑过马路……
警察刘全刚莫名其妙地看他跑过去……
  
<strong>37 马路对面</strong>
  
李琦跑上马路，又被由著名演员许娣扮演的对象拽住。
许娣：你干吗不理我？
李琦：我没看见。
许娣：那你看见谁了？
李琦：厕所！
许娣：你怎么这样？今天你不给我讲清楚你别想走！
李琦使劲一甩许娣：你撒手吧！
李琦直奔厕所而去。
  
<strong>38 厕所前</strong>
  
李琦跑到门口被一位由著名演员杜宁琳扮演的看厕所的挡住。
杜宁琳：不许进！
李琦：这不是女厕所呀？
杜宁琳：男厕所也不让你进！
李琦：为什么？
杜宁琳：我们这是收费厕所。拿钱！
李琦一摸兜后悔不迭：哎哟，钱都给警察啦……
  
接下来李琦往里闯，愣是被杜宁琳拦住，最后，李琦用他难堪的表情结束。可想而知相当可笑。我去过电影院看自己的电影，这一段非常精彩，效果相当好。
在给众相声演员设计剧情时，我设计了一个演唱小品，写的是森林里正开动物大会，内容是动物世界在向人类提出抗议，反对人类大肆掠杀动物的片段。演员们都演不同的动物，如李金斗演老虎，孟凡贵演穿山甲，刘洪沂演猴儿，张文普演小兔，尹卓林演狐狸，等等。
拍这场戏时，制片方要求大家都到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大轿车一起走。幸亏这个决定做得好，因为那天下大雾，如果要自己开车，因为大雾一定会有人找不到拍摄地。别看没有多少镜头，主要是牵扯的人多，大家都把这一天留出来，过了这个时间就凑不齐了。有时外行不知道这里的事。做什么都不容易，摄制组是耽误不起的。
那天媒体的记者也来采访。但是，每当采访到一个演员时，演员们的回答几乎一样。没有那些冠冕堂皇的艺术用词，没有对剧情的理解，只有哥们儿义气。比如，记者采访到李金斗。记者问：“李老师，您参加了这部电影，请您谈谈对这部戏的理解。”李金斗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剧本，春明大哥的事必须来。”记者又找到正化装的石富宽，记者说：“石富宽老师，请您谈谈您对这部电影的看法。”石富宽说：“我没有什么看法。春明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位记者第一次遇到了这么一些被采访的对象，顿时感慨万千。过了几天该拍乐队了，他又来采访郝爱民，郝爱民的回答大同小异：“我们是朋友，我兄弟的事叫来就得来。”
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跟我的交情也很深，郝爱民在和唐杰忠搭档时曾经说过我好几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其中有一段叫《马苍蝇》。如今过了多年，每次郝爱民见到我时总是提起这段《马苍蝇》，说他特别喜欢这个作品。这段相声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兵掺沙子的事。什么叫工农兵掺沙子呢？就是在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派工农兵进驻，如文艺团体、文化单位、医院什么的。工农兵进驻不是在下面打杂，而是当领导、当骨干。那个时候外行领导内行，出了不少大笑话。我写这段相声就是讽刺这种违背常理的历史，意图是让人们记住不要再犯这种历史性错误。
我本人就在那个时候受过害，做手术时大夫靠边站，护士长当大夫，把手术做坏了，至今留下后遗症，落个肠粘连，结肠粘在了腹腔壁上。
我这个段子的写作手法有些夸张，一个卖羊肉的当了大夫，内容非常可乐。郝爱民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出现，他说他得了阑尾炎来到医院看病，大夫说得马上做手术。做就做吧，没想到这位卖过羊肉的大夫，由于有行业习惯（卖羊肉不是都把肉挂着剌吗）就说：“我把您挂哪儿呀？”郝爱民一听就吓一跳，怎么把我当羊肉啦？手术开始，遇到很多想不到的麻烦。郝爱民在相声里的身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搞施工偷工减料，挖了沟不填，挪了电线杆子不给填实。这回他得了阑尾炎，一路坐着平板车去医院，因为路不平颠了一道，自作自受。做手术又遇见了一个卖羊肉的大夫。医院门口的电线杆子，由于他自己施工时埋得不深，风一吹就晃动，一晃动就断电。做手术断电怎么成？卖羊肉的大夫马上就得往外跑去踹那根电线杆子。就这样断了电就跑出去踹，灯着了马上做手术。最终手术算是做完了。郝爱民爬起来一看，刀口还咧着，大夫又赶紧把肚皮给缝上了。

内助之贤
我的妻子叫伊美玲，是满族。爷爷在东陵看皇陵，三品官职。由于清朝的败落，到他父亲时做了开滦煤矿的工人。我的妻子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由于年轻没考虑将来怎么样，我那时候吹笛子吹得好，她也喜欢文艺，就这样跟我交了朋友。
因为1962年中国大陆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积极参军入伍，她就开始受苦了。后来我虽然调到了文工团，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转干。当兵时每月6块钱津贴，到了文工团每月20块钱。她一个人带孩子，身体又不好。我的母亲也不给看，没办法把孩子送到唐山她父母那里。
我妻子父母家孩子也多，她下面有一个妹妹，四个弟弟。孩子接到她父母家的时候，她最小的弟弟刚三岁，还没断奶。我们的孩子去了，吃姥姥的奶。奶不够吃，我的岳父每天早晨等着人家送奶的来，求人家匀出点奶给孩子吃。稍大一点的时候姥姥给外孙子蒸个蛋羹，长三岁的小老舅问喂的是什么，我岳母骗他说是屎。自从我的儿子到了他姥姥家，全家人都很爱他也都宠着他，只是苦了小老舅。
战友文工团虽在北京，但是我老随部队去演出，一年要有九个月在外面，有时回来没几天又走了。因为是曲艺队，没那么多道具，上级有什么紧急演出任务就派曲艺队去。我妻子老有病，经常住院，根本就指望不上我。有一次我送完她住院，然后就往团里跑，大家都在等着我去部队演出。送站的轿车就在门口停着，我一到车马上发动，风驰电掣地去了北京火车站。
后来，我爱人年轻轻的就吃了病劳保，一个月少拿好多工资，生活就更困难了。有一年我们演出就要回来了，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待命抗美援越，在外面编节目，不许和家里联系。上面还要求我们把姓名、血型、部队番号都写在领章的底面，一旦发生意外好能联系到家属。
与家里失去联系，我妻子急得不得了，但是部队有规定，行动保密，家里人干着急。就这么被封锁了两个月，后来因为情况变化，由总团组队，我们队只抽调了两个人去越南，一个是徐诚老师，另一个就是电视剧《永不瞑目》里演大毒枭的钱勇夫。
复员回到首钢后一个月工资是42块钱，也没好到哪儿去。我们住的是模式口简易楼，楼顶的预制板很薄不保温，夏天热，冬天冷，条件很差。尤其是夏天，楼顶一晒就透，屋子前面通道本来就窄，每家每户的炉子就放在门口，人在屋里像块烤白薯，全身汗流不止。我爱人心疼孩子还要给他扇扇子。冬天特别冷，怕孩子钻被窝冷用输液玻璃瓶子装满热水先塞在被窝里，等里边热乎了再让孩子钻被窝。每天呼出的哈气都会落在冰冷的玻璃上结成冷艳的冰花。
1973年，妻子怀了老二的时候我们怕屋子里冷，就在简易楼的二层楼屋里请楼下的农民弄一个土炕，结果炕烧得特别热，炕上面还要放铺板隔热。那时买什么都得凭票，我手里有张柜橱票，舍不得作废，就到前门的一个家具店去买柜橱。那天正是我妻子坐月子的第12天，等我把柜橱拉到家上楼一看，家里敞着窗户开着大门，我顿时傻了眼！再一看自己的妻子抱着孩子在炕上哭，原来是煤气中毒了。孩子才12天，又是在坐月子，我爱人中毒后倒在地下，幸亏大儿子下学回来发现，赶紧把街坊找来，这才把她救起来。
现在想起来，都是因为穷差点要了她们娘俩的命，这件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后怕。
她是一个过日子很细的人，白天上班我们俩要带饭， 头天晚上她把我们俩要带的饭准备出来，多是剩菜、咸菜。早晨伺候完大儿子吃饭，然后，骑车要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有时实在忙不过来由我去送。中午就更忙了，她得趁着很短的休息时间扒拉两口饭，着急忙慌地赶回家给大儿子把饭弄好，再急急忙忙赶回去上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在首钢因为饥饱劳碌我得了严重的胃病，我妻子身体本来就不好，还要照顾我。那个时候老是住院，不是她住就是我住。她住院我去看她，她总要轰我，拒绝我照顾，老让我早点回家看着孩子。而我住院，她就把孩子交给街坊，还要来伺候我。早上起来给我熬粥送来，中午给我带饭，多有鱼和肉，晚上不放心又跑过来，一天跑三趟。来了也不闲着，她爱干净，每天来都要擦医院的柜子、椅子，用开水消毒，对我更是无微不至。
由于生活的艰苦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终于造成了大出血，大便都是黑的，医学上叫柏油便，大夫让我立即住院。住院期间像我这种情况应当马上禁食，但是却遇见了一个二百五大夫，我不是他的病人，有时我的大夫不在他也查房过问，他说不用禁食，可以吃一些流食。听了他的话我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血色素急速下降，而且好几天都没有大便了。那天我去厕所，等我站起来的时候，由于脑严重缺血，差一点晕倒。我爱人在病房见我老不回来，出来看究竟，结果发现我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我妻子把我搀回来不久，我就休克了，妻子见了吓得直哭，哀求医院进行抢救。这一次我差点死了。由于失血过多休克两天不省人事，等我苏醒的时候还没睁眼，耳边就听到妻子的声音，醒了，醒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血色素降到4.6g/L。都下了病危通知了。
主治大夫看着我醒来，满脸疑惑地说：“你这血都去哪里去了？”因为我好几天不解大便，大夫让护士给我灌肠，结果拉出来的全是硬块的黑便，也就是说血都凝固在便里了，找到原因后开始禁食。大夫建议让我做胃切除手术，我爱人怕我做手术有危险，还是愿意让我保守治疗，我的造血机能还不错，很快血色素就升上来了，我逃过一劫。
有胃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很顽固的病，时好时坏，胃不疼了跟好人一样，胃疼起来没着没落。直到如今没有什么特效药。我记得一年多以后，我由于劳累，又便血了。胃大出血有一个特征就是胃突然不疼了。看到便血我第一反应需要马上住院。工会干部赵润田跟我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不敢瞒着我爱人，我妻子一听吓得惊慌失措。事不宜迟，赵润田骑车带着我去西黄村首钢医院住院。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爱人怕我出危险提议做手术，住院处大夫却说先保守治疗。到了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我开始恶心，那天我内弟正好出差在北京，他手里端着盆等着我吐污物，然而吐出来的却是血！随后恶心加重，我开始大口大口喷射性吐血。我爱人在家里不放心，大清早就往住院处跑，到了医院就听人家说有个患者不行了正在抢救。她担惊受怕心里默默念叨别再是我，她越害怕是自己丈夫可偏偏这个人就是我。
折腾到下午两点多钟我被推进手术室做了胃切除手术，手术时间很长，本来应该做四个小时，结果做了八个小时。自从做了胃切除，吃完饭胀肚，心脏过速极不舒服。左查右查都找不到原因。最后怀疑我有癌，到协和医院做胃镜也没查出来。后来医院的一位护士跟我爱人说：“别让廉师傅瞎查了，什么也不是，那天做完手术少了一个针头，刚把口子缝上又把线拆开，将肠子翻出来找那根针头，找了四个小时没找到，最后在床底下才把针头找到，所以，四个小时的手术变成了八个小时，估计是那肠子乱套了。”你说倒霉不倒霉？！
最终还是老大夫有经验，让我做了一次全消化道造影，这个造影搞了一天的时间才出结果。结果显示有一段结肠粘在腹腔壁上，也就是说肠子有一处打折造成半梗阻状态，给心脏造成压迫，所以出现胀肚、心跳过速不舒服的情况。摄像科的大夫让我在床上摆了几个姿势，最后确认我的身体在吃完饭后斜侧卧才能把粘连的那段肠子舒展开。从此，我落了一个肠粘连的后遗症，每次吃完饭需要斜侧卧躺一会儿，而且饭后两个小时内不能喝水，否则，就会造成肠粘连。因为这个后遗症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曾经多次因肠梗阻住院。
以前我妻子不知道我为什么吃完饭老爱躺着，她还以为我懒呢，轰我起来打太极拳让我锻炼，没成想越打越难受。即便后来知道是医疗事故也没找医院理赔，那会儿也不兴这个，患者一般都是能忍则忍认倒霉。
想起来我很惭愧，在我们家里凡是该男人做的事都是我妻子来做。家里烧火我们享受首钢的福利，一户给一车烟煤，煤块可以烧，但是煤末子就要打煤坯才能烧。我这人做家务事很笨，每次干打煤坯的活计都是她干我打下手，包括塘炉子。打煤坯需要去模式口找黄土，用水和煤泥，放在模子里，晒干了要一块块搬到我们那个二层楼上码在门口。为了省钱又脏又累也心甘情愿。
本来我这人不善于做家务活，懒筋老抻不开，得了这个病更不干了。从此，所有的活计都落在我妻子身上。她天生好干净，冬天也不停地洗衣服。那会儿冬天楼下的水管子底下都是大冰坨子，冬天天短下了班就黑天了，她要在黑灯瞎火的水管子前站在冰坨子上，用手在凉水里洗衣服，到现在她的关节都落了毛病，手指的关节都因为发炎变得很粗。
她干净不是为自己，她特别好面儿。作为一个男人在那困难的时候，夏天穿一件的确良白汗衫那是很体面的了；过节日串亲戚衣服穿一身的确良卡其也够排场了，买一双三接头的皮鞋要一个月的工资那是奢饰品。我这几件衣服穿完她都会洗得干干净净收起来下次应酬用，孩子去哪里都利利索索的。她常说一个孩子就是母亲的脸，孩子干净不干净全靠家里的女人。
虽然她身体不好家又很穷，但是她非常要强且喜欢干净，总是把家整理得很整齐。那时候我家里有个痰盂，里面放着干净的水，我有个朋友来看我，他刚要吐口水我给制止了，后来他又要弹烟灰我又给拦阻了。他笑着说：“哎，老廉，你们家这痰盂一不让吐痰，二不让弹烟灰，这痰盂干什么使呀？”我说这是摆饰，给他乐得差点岔了气！
那时候首钢有个规定，要想分公司的福利房必须没有房，而且，租住石景山附近农民房的也没有希望能分到房。为了分到房子，我们搬到庞村去住，庞村在首钢厂里面，后来全村都划给首钢了，许多农民都改成了工人，村里的马棚被没有房住的工人抢占改成临时住房。先一批的住户有的分了福利房搬走了，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也住进了庞村的马棚。到马棚住了些日子我发现我住的房子比别人家的房子小而且矮一大块，问老住户是怎么回事，人家说他们住的是马棚，我们住的原来是驴棚。
都知道满族规矩多，可是到了我爱人这一代已经没什么讲究了，但是，有时还能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们在庞村住的时候，正是我做完手术不久，身体很差。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紧着我吃。有一天她炒了个鸡蛋，我儿子刚要下筷子，我爱人把筷子打飞了，说你爸爸还没动筷子吃呢你怎么先吃？她这个动作让我当时非常难受，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过意不去。
在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生活都不富裕，我们在北京得天独厚，待遇要比外地强很多。比如，在北京买肉就不受限制，到外地却不行。每月每户多少鱼、肉都有一定的限制。
我爱人娘家在唐山，唐山的条件就非常差，我的孩子在姥姥家长大，花费了姥姥一家人很多心血。我爱人是个很孝敬又很顾家的人。为了能让父母及家里人吃上点肉，我和妻子每年回唐山，都要带很多肉和一些唐山没有或不好买的，如豆腐粉、酱油、鱼什么的，我们走的时候大包小包肩上扛的手里提的，有时还要把米袋绑在身上。带多少我们都不嫌多，就是想让家里吃好。
我妻子是一个过日子非常细的人，为了图便宜，每次到唐山去都坐慢车，从来舍不得坐快车。算计好从家里出来坐哪辆公共汽车，怎么倒车到火车站最便宜，几点从家走都盘算好。有时候为省钱搭乘首钢到迁安的过路车，坐这种免费大卡车要下很大功夫，要不断地打听，也要不厌其烦地托人，才能找到一个同意带我们一家四口走的司机。
有一次人家司机走丰润那条路，卡车在榛子镇停下来不往古冶那边走了。我们俩带着孩子下了车，大冬天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漆黑一片，又没有路灯，孩子冻得发抖，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艰苦对于我们这代大人来讲司空见惯，但是，看着瑟瑟发抖且饿着肚子的孩子，有一种凄凉无助的感觉。我们把衣服披在大儿子身上，用力搂着小儿子，举步维艰地往古冶方向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前面隐隐约约有了灯光。那光仿佛就是希望，我们向那光亮走去，结果那是一个小火车站。我们在那里终于借到了电话。孩子的二舅在单位当司机，接到了电话终于找到了我们。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这句话对我来讲再实在不过。我妻子很能干，我身体弱又什么都不会干，所以，看我干活费劲，她干脆自己亲手干，我事事插不上手，待着没事就看书。加上我住院没事干，有大量的时间看书，那一阶段我不是在看书，简直是吃书。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我都有幸在那段时间拜读过，真是受益匪浅。
我妻子对自己的父母也是很孝顺很细心的，年轻时不断往唐山跑，现在父母老了她把二老接到北京来享受晚年。那年我们住在老山首钢宿舍，我岳父、岳母来了以后房子虽小，但是大家住在一起其乐融融。我们让老两口在向阳的大屋子住，我们俩在背阴的小屋。
家里人多了她依然是那么爱干净。每天早晨她起得很早，趁着我们都在炕上躺着，她先用墩布把地拖干净，然后，把我们大家所有穿的拖鞋擦干净。她的道理是屋里之所以脏都是鞋底子不干净。这件事做完，她就开始打扫厕所，我们家的便池无论在老山、在天通苑，还是后来在金顶街，都是白白净净没有一点污渍、黄锈、尿碱的。她做这件事我们孩子大人都得在炕上躺着不能动，有尿也得憋着。她这么爱干净固然好，我和孩子也能将就，但就是难为老人了。我这人一向知恩报恩，我儿子小时候让姥姥看大，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能忘恩负义。所以，经济上有点富裕了，为了老人我决定买一套带两个厕所的房子，专门让老人有自己的专用厕所，这才有了后来天通苑的房子。这也得感谢老人，为什么？我这个人一向生活爱凑合，若不是为老人买一套带两个厕所的房子，如今，房价飙升就落不下天通苑的房子了。所以，孝敬老人会有好报的。
我妻子孝敬父母众所周知，作为家里的老大，她弟弟妹妹都得到了我们的帮助，而我从不发怨言。后来我去了曲艺团，她从来也不干涉我做什么，只一头顾家。她尊重我的业务选择——或写相声或写小品或写剧本或在家待着。最值得说的是她从不逼我在外挣钱，有时倒是不乐意我拼命写。最值得欣慰的是我那年评级放弃一级，她从来没有埋怨过。
我有时也经常跟她开玩笑。那年，我带着我的相声小品到牡丹江演出。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一直没闲着，她怕我累坏了，一直不同意我跟着演出队出去。因为是我的专场，所以必须每场都在。等我回来后，她正和小儿子一起吃饭，我进门也不理我，我事先早有心理准备，看她头也不抬，便把一份钱放在她眼皮底下，她用手扒拉到地下，不屑一顾；我又拿出第二份钱，她又扒拉到地上；我又掏出第三份，她依然扒拉到地上；我又把第四份钱放在桌子上，这下把她给逗乐了。其实我也就分了四份，再扒拉我就没有了，为什么这第四份把她给逗乐了，奥妙在哪里？这就是相声里的三翻四抖的效果，不懂这个逗不笑她！我儿子在一旁也跟着傻乐，我趁机坐下吃饭，家里气氛多云转晴。
我爱人不是不需要钱，但她更需要我有个好身体，有时我趴在桌子上写的时间长了，她就唠叨。那次唠叨的时间长了，我就对她指指我的耳朵，她以为我耳朵疼出了什么问题，走过来趴在我耳朵旁问怎么啦，我说耳朵累了！一句话给她逗乐了。我时常开玩笑冲淡气氛，可是有时也不管用。我经常写作到深夜，小儿子夜里两三点钟到厕所尿尿，总会看到我在那儿写，有一次竟感慨地说他知道怎么出名了！我爱人可不管我出名不出名，她就关心我别有病。记得我们还在古城住的时候，半夜里她看到我还在写，一赌气把我的稿子扔脸盆里了，我赶紧把稿子拿出来放在暖气上烤干，乖乖地睡觉。
我岳父、岳母在我这里我也不能全力尽孝，因为我常年给电视台搞节目住在宾馆。她一个人又要管老又要管小，买菜做饭照顾老人起居，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后来有了孙子犹如掌上明珠，她无微不至地伺候儿媳妇的月子，因为身体大大透支在骑车的路上被刮倒，差点被汽车撞着。后来为了看孙子提前退了休，到现在比同事少拿好多退休金。
后来，老二结婚有了一个孙女，她连口气都没缓过来又接着看孙女。这时的她因为年纪大了，精力已大大不如从前。然而，她从来不拖我的后腿，让我该干什么干什么，默默地付出自己的一切。她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的女人，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
那一年，我和妻子作为嘉宾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的《夫妻剧场》。英达在采访中问我给爱人送过什么礼物。这句话让我难以启齿。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给她买过礼物，也就是不久前给她买了一瓶大宝SOD密，还是她跟着去的她交的钱，跟自己买的没区别，那次主要是我提议让她买的。还好，在这次节目中，我第一次把剧组给的宝石戒指亲自给她戴在手上了。
我爱人也有一点不好，因为她太会过，我们之间缺少浪漫。比如，我的衣服他给我买，她的衣服她自己挑，我也想过给她买衣服，可是，往往没有好效果。我买的东西她看不上眼，花了钱还惹她不高兴，得不偿失。别说衣服，我买菜回来她都能挑出毛病来，我得不着锻炼，可不什么都不懂吗？现在我们俩出去买东西，我就是一个司机或者就是搬运工。
我妻子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私人医生。我现在有糖尿病和痛风。她为了我的病不知多少次跟我到各个医院，包括中医、西医甚至电视台，也关注偏方和报纸等等，只要有治这两种病的消息马上就带我去看。尤其是管着我这张嘴，盯着我锻炼。由于羊肉嘌呤多，从前她特别喜欢吃涮羊肉，为了我现在在家很少吃。我有肠粘连不能喝粥，她也很少熬粥。我多次劝她大可不必这样她就是不听。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我的血糖基本稳定，痛风病好几年不犯，这真得感谢我的妻子。
我们夫妻关系一向非常好，但是，我也有时惹她生气，这气的由来全是因为我太拉忽。最不能让她容忍的是我老丢钥匙。我这人马马虎虎，丢三落四是非常有水平的，丢钥匙虽是一件常有的事，但是，不长记性一连串地丢，可能也就是我的专利了。
有一次，河北曲艺团相声演员康达夫和李如刚请我到石家庄研究作品。以前我曾骑过我爱人的自行车，走的时候就忘了把车钥匙还给她，糊里糊涂把车钥匙带到石家庄去了。第二天上班她要用车，发现车钥匙怎么也找不着了，家里就那么一辆自行车，没办法赶紧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从石家庄办完事回到家一掏家钥匙没有了，仔细一想，原来钥匙又落石家庄了。没钥匙怎么进门呀？还好，我小儿子有一把进门钥匙，我把钥匙要过来开门进了家。等我爱人下了班回来看到我们家门上插着钥匙，竟然没有拔下来，这要是让人拔走不就麻烦了吗？她还以为是我儿子干的，等进家一问是我把钥匙插到门上忘拿下来了，便问我我的钥匙呢？我说落石家庄了！当时给我爱人气得都要背过气去了。
这事不久我去房山体验生活，为了帮助一位创业者打水，一低头钥匙从兜里掉进井里了。由于我总是丢钥匙，逼得我爱人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最终给我买了一个裤钩，将钥匙挂在裤子上，钥匙上有带拴着，用完放在裤子兜里。哎，这主意还真管事，从此不再丢钥匙了。只是裤子兜经常被钥匙磨破，破窟窿没少掉零钱。
我和妻子是两种性格，她仔细我马虎，她干净我邋遢。在首钢上班的时候，她骑的自行车老是那么新，谁要跟她借车骑，必须拿张纸盖到车座子上。工厂里脏，到处是机油，她怕把车座子弄上机油。我也有辆自行车，我的车就跟公车一样。因为那时候在首钢工作的同事，在城里住的挺多，首钢很大有时候办事必须得骑车。一般爱惜车的人都锁车，而我的车根本不锁，我这人好说话，谁想骑谁骑。她怕我拉拉忽忽把车丢了，天天嘱咐我把车锁好，我就应酬说锁。有一次她到我们班上找我，一看我的车没有锁，就问我为什么不锁？我说刚才锁着呢我刚开准备骑，她说你蒙谁呢？我刚才看见有人骑你的车了！
自行车不锁也就罢了，1991年我买了一辆吉林面包车，那会儿有车的人很少，能有一辆二手车已经很牛了。因为我在八角饭店里写剧本，车就停在八角饭店。我这人脸子热，总有人来借车使，我又不好意思拒绝。这个借那个借，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车钥匙在谁手里。最后，饭店经理笑着跟我说：“廉老师快把钥匙要回来，你无所谓我可有所谓，等出了事我这个经理就麻烦了。”
因为我脑子总想作品，在家里人经常像一个空壳，她说什么我都没感觉，不知道是在跟我说话，因为这个她也没少跟我吵架。所以，我一出门她就像嘱咐孩子一样，告诉我怎么过马路；我一个人在家她也怕我出门不关火。有一次我在火上煮黄豆忘了关火，出门三个小时才想起来，赶紧往家赶，到家屋里都是烟，幸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那煳味儿一个礼拜没有散清。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3013D2.jpg" /> 
我与伊美玲
我走神的事还有比这更可乐的。有一次给一个刊物发稿，我在外面顺便买了一份晚报，结果我把晚报放到信箱里了，把稿拿回来了。
还有一回让我记忆犹新。那时还在首钢，我也是给厂里搞节目，那天我带孩子出去散步，我让孩子在路边花园自己玩，我在离他不远处散步，不经意中我突然发现我家老二不见了，因为老二小时候特别淘，我转眼看不到他，以为孩子掉在路边井里了。这个井是附近机械公司冲洗汽车的污水井，我惊慌不知所措，顺手捡起一根长长的竹竿，身子下到井下用竹竿往井里桶，试探着找孩子。不一会儿有人围上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捞孩子，大家都一起为我担心。我正失魂落魄地找孩子，突然发现我们老二也挤在人堆里看热闹。等大家弄明白了全都大笑不止，我的处境异常尴尬。好在一块石头落地，等我从井里爬上来，衣服上沾满了油泥。我像一个落汤鸡回到家，妻子知道后啼笑皆非，赶紧让我换衣服。这次惊吓非同小可，第二天我便住进了首钢医院。
我们家所有的事都是她管，储蓄，取款，交水电费、燃气费，买东西的发票、说明书等票据，她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我放的东西没规律，经常放哪就忘了，她老得帮我收拾。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我除了写的时候清醒，干别的都糊里糊涂，所以，这个家没有她不行，我的事业没有她也就不可能成功。

老不歇心
如今我年纪大了，虽然相声不怎么写了，但总还是没有推干净。2003年的一天，相声演员刘全刚和刘惠打电话找我，说有个相声叫《十二生肖大拜年》是您写的吗？春晚要用，您快过来吧。那年春晚的导演是袁德旺，袁导和我是老相识了，过去一直有合作，只因我后来写了影视剧才断了这层关系。
听说袁导要用，都是老朋友了，这事义不容辞。袁导怎么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群活呢？原来事出有因。袁导担当2004年春晚的导演，在找节目的时候，刘惠和刘全刚告诉他马季曾有过一个十二人的相声，叫《十二生肖大拜年》。袁导一听觉得这节目一定很好看，就让刘全刚和刘惠找马季老师要这段群口相声。马季老师告诉他们，这不是他写的，这是当年春晚想用的相声，是廉春明写的。那年因为不好组织那么多演员一直放着没用。刘全刚和刘惠一听这个好办了，廉叔跟我们没得说，就这样把我叫到春晚剧组。
这个创意比较新颖，为了把它改好，我和方清平还专门请来相声作家赵福玉帮助修改，这个节目由侯耀文领衔，集相声界各路知名演员共同完成，受到春晚剧组的好评，还得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二等奖。2004年还有一个相声叫《让一让，生活更美好》，大家一定还有印象，就是冯巩和周涛在马路上结婚的那段相声，这个也是我出的点子。我听说在纽约，有人曾看到过一个牌子，上面画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上飞，地上画个乌龟。飞机代表的是高科技，乌龟代表的是道德，总的意思是现在到高科技时代了，但是道德还在爬行。这种思想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会给发展带来许多阻力。我为了让人们了解当前国情，曾经这样比喻道：“现在中国的发展状态就是一条高速公路，有个农民在横过马路。”确实，中国现在正飞速发展，高速公路像一张网编织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老百姓方便了，是一件大好事。然而，人们刚刚富裕起来，由于道德没有跟上，就出现了许多怪事。一辆车剐蹭一点，马上就会在马路上争吵，不管马路上有多少车，也不问大家都有什么事，争得脸红脖子粗，把一条公路堵得死死的。我受这种现象的启发，开始写的是一段化装相声，各种人物14个。车一堵，卖报纸的、卖掸子的，应运而生。最难堪的是快递，本来高速路、快递这些快节奏的工具，却因为汽车剐了一层皮而失去了本来的功效。当时这段群口相声中还有一段，是写快递员走不了着急，扔下汽车，买了一把鸡毛掸子，把信绑在掸子上，跑步给客户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可以说这就是黑色幽默的典型包袱。由于春晚要不了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后来冯巩原来准备的段子没有过关，就把这段备用的相声小品搬上了舞台。这段相声小品演员表演出色，内容新颖，笑料百出，最后这段相声也获得了春晚语言类的一等奖。
多年不写相声了，一天张亚平告诉我北京台有个叫裴小林的导演不错，现在每年给农委搞一台命名为《美丽乡村》的歌舞晚会。他说裴小林导演希望我能参加，因为我和张亚平关系不错，就答应了下来。这种晚会一般命题作品比较多，第一次就问我能不能搞一段农民题材的相声。
第一次接触这类相声，我有点作难，一方面很长时间没有写相声了；另一方面没有生活，仅仅靠看材料是不行的。我提出要去体验生活，剧组给我提供方便，带我到了大兴，我有幸看到了新的农村，看到了树上结西瓜。我想起了1958年有个老艺术家叫小立本，说了一段相声叫《社会主义好》，里边就提到了树上长西瓜，那时是当包袱使的，如今亲眼看到树上长了大西瓜，幻想变为现实，这简直就是奇迹。
通过生活，我捕捉到了素材有了灵感，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并把点子告诉方清平，并由方清平把这段相声写了出来，取名《长寿村》。这段相声反映了现代农村美好的生活，由李伟健和武宾合说。一般为电视台举办主题晚会写的相声小品演员演完后就不演了，而这段相声却成了李伟健和武宾的保留节目。

人要知恩、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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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知恩、报恩。我这一生帮助我的人很多，我不能忘记他们，而且要永远记住他们。 比如，曲艺团老团长于真，前几年离开了我们，我还给她送了花圈。送花圈可能不算什么新鲜事。然而，除了团里送的那个花圈，全团那么多人也只有我和李绪良送了花圈。
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原来的部下只有一个人送了私人花圈，未免有些寒酸。于真在位时的确为曲艺团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她脾气暴烈，独断专行，甚至有些霸气，得罪了许多人，也冤枉了很多好同志，让一些无辜的人受了委屈。说实话我也受过许多冤枉和委屈。但是，我想一个人总会有优缺点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她的一生。这一个花圈不能完全说明别人不愿意给她送。事实是她后来生活在广州，离北京很远，她走了有许多人不知道，知道了想送花圈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这个花圈可以代表一部分想送花圈纪念她的人。我之所以有她的电话是那年在广东增城拍我写的电视剧《醉八仙之素女的故事》时，她女儿小南也在那个剧组。那天的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新闻发布会那一天，在去增城拍摄地的路上。投资方的姐姐问我一件事，她说：“廉老师，你认识小南吗？”（小南是于真的女儿）我说：“认识啊。”想当年我到广州住在小南他们家和他父亲一起写戏，所以认识小南。投资方的姐姐又说：“那小南就坐你身边你都不和人家说话？”我扭脸一看，可不是小南吗！便说：“小南，真对不起！多少年过去了，我没认出来，你妈呢？”小南告诉我她妈在她父亲的干休所，并犯有痴呆症了。我当即表示要看看她去，我想去看，可增城离广州市还很远。当时投资方就很不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于真整过我姥爷。”他姥爷就是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演陶金。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认为但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楚，不能纠缠不休。再说我和老太太还闹过很多意见呢，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我的老团长。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能老看着人家的短处，应该看到她的很多长处。我要去看，投资方就说：“那我不给你派车。”我说：“你不派车，我就自己打车去。”就这样来回打的花了四五百。我依然去看了老太太，到那儿一看老团长的确得了痴呆症，可喜的是老太太还能认识我，见我来看她，非常高兴，赶紧让小南拿照相机给我们拍照。我向她介绍了北京曲艺团的现状，老团长很健康，如果不告诉我她有痴呆症，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病，但是一说话就表现出病态来了，她来回来去就那几句话。李金斗呢？王晓燕（后来的书记）呢？现在谁给你开支啊？老是这几句。人老了得了这种病，很让人同情。我想起孟子那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我给她放下五百块钱，带着怜悯的心情离开了。
我回到增城，那天马季老师也在，投资方对自己不给我派车，拦阻我去看于真感到后悔不已。他说：“廉老师，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我刚才发脾气你还坚持去看于团长，看起来你是对的。”我说：“做人就应该这样，其实她跟我也有矛盾，但老团长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她在团里就是那种工作方法。我走到这儿了，又知道她有病了，不去看她是没有道理的。”
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跟她还是有感情的。1979年是于真把我从首钢调来的，后来我在曲艺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能不说与于真的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有句话叫“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别人不知道，自己应当明白。所以，人要知恩、报恩。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记于真对我的好。我来曲艺团后，家里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儿子失业在家，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爱人为了孩子的事天天让我想办法给他找工作。我上哪去给他找去呀？逼得我焦头烂额。当时，首钢工人的孩子如果没有工作，可以替工接班，曲艺团是艺术单位没有替工这一说。所以，我爱人每天埋怨我，说不该去文艺团体，如果我还在首钢，孩子可以替工……
我爱人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搞得我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我正写相声，我爱人在一边洗衣服，她说：“你还写什么呀？孩子的事你到底还管不管呀？”我当时眼前一片空白，我说：“管！”站起来就离开家了。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毫无目的地坐上了地铁，说不清楚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地跑到于连仲老师家。于老师一愣，说：“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吗？”我就简单地说了说我家里的情况。于老师深表同情，但是，人家也没办法呀!我灰溜溜地离开了于老师家，匆匆忙忙地赶末班地铁回了家。
经过一夜的左思右想，我决定还是让孩子练习说相声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练了两段相声后，我托相声老艺术家胡忠仁把他介绍到北京青年曲艺团。考试那天也挺有意思，我儿子在那儿背八扇屏，没说两句，回婉华老师说：“别说了，让孩子明儿来吧。”就这样进了相声圈。在青年曲艺团由胡忠仁老师给他捧哏，胡爷爷边带边教边随团演出，家里得到了暂时的安静。可是好景不长，不久青年曲艺队解散，孩子又开始在家待业。
正当孩子没着落的时候，我们曲艺团招收学员。我想他事先在青曲说过相声，有一定基础，北京曲艺团又是国营单位，我就给他报了名去我们团考试。一试、二试、三试都过了，但四试没过。我爱人一听就没脉了，这件事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天，我在小剧场门口遇见了李金斗、陈涌泉和刘司昌三个人，他们也为我家里的事发愁，就给我出主意，说你想让你孩子进来吗？我说想啊。他们就说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给团里干了，你只要不干你儿子马上就能进来！话是这么说，我这人胆小也不是那种拿人使性的性格，但是我那时候压力确实太大，团里还老催我写相声，我就只好说我家里后院着火了，哪有心情写啊！我是在暴露我的难处，绝对没有为难谁的意思。
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于真拍板让我儿子考上了曲艺团学员班。那天在于团长家，他们又催我写新相声，我实在憋不住了，就说你们只知道催我写活，我家后院都着火了，现在写不了啦。当时老团长于真一拍沙发说：“就让他儿子进来吧！”就这一句话，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于真帮了我，我永远不忘。
还有一位不能忘记的人那就是金成。金成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曲艺组导演，也是我做相声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位导演和老师。我和他是在1979年录制节目时认识的。他那时住在西便门广播事业局宿舍，马季、唐杰忠、赵连甲、姜昆也在那栋楼里住。我去看望马季，有时也顺便去看他。他那时居住的条件较差，他和爱人还有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电视台经常要录节目，我需要他的支持和帮助，所以经常去看他，他看我比较老实喜欢和我来往，我们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金导演跟我说，他是浙江金华人，对北方曲艺尤其是相声知道得不多，希望我能多协助他。我见他这么诚恳就答应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他。
第一次合作就是到了年底他想搞一台相声大会，让我来帮助组织演员。以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曲艺相声节目，大都是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邀请演员与审查稿件基本是由电台来负责，金成到那天支上机子只管录像就行了。这次他要自己搞把事都交给我了，我遵照金成导演的意思，一个个联系演员，然后安排在首钢五一剧场录像，一切都非常顺利。
现在回忆起来那场晚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把当时最有名的相声演员都请去了，阵容相当强大。当时有马季、赵炎、高英培、范振钰、常宝华、常贵田、侯耀文、石富宽、李金斗、陈永泉、师胜杰、冯永志、笑林、李国盛，还有常宝霆、白全福老师。一般相声晚会都是六对，那晚我请了九对，从7点半演到11点半。本来马季老师有事，后来听说是我组织的，就对我说：“想起来了，你原来是首钢的。好，我一定参加。”马季老师的参加，使晚会达到高潮，让首钢观众大饱眼福。那次姜昆有事没来，但为了这台晚会他让他的爱人李敬民来报幕。
这次的成功使金成对我更加信任了，在以后的录制节目工作上，也时常让我帮助组稿。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隔两年就会组织一次相声大赛，通过大赛推出新演员与新节目。198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一次组织比赛，地点选在青岛。那一年我本来不想去，但是马季老师告诉我一定要去。临走前，金成对我说他也想举办一次相声大赛，嘱咐我有好段子给他留着，他说搞大赛不能没有好段子。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武松打虎》的初稿了，为了支持金成，我在那次青岛相声大赛中没有拿出这段相声，一直留到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电视相声大赛。
现在看起来1984年我没拿《武松打虎》去青岛参赛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武松打虎》还是个初稿，经过两年的修改，这段相声今非昔比，有了很大提高。1986年相声大赛，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听了金成的话。我的《武松打虎》得了一等奖，《包公传奇》获得二等奖。我想要是没有金成给我这次比赛机会，可想而知我的艺术道路将会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我永远不会忘了金成老师给我的这次机会。
从此我和金成的关系越来越好，然而，这个很正常的关系却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很多行里的人知道我们关系好，有些人想找金成先找我，还有外地的名人给我送礼，目的也无非是想找金成录节目。按说这也正常，谁让我和金成关系不错呢！然而，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心想我又不是电视台的，干吗给我送礼啊？还有的想调到电视台给金成当助手的也来找我。后来我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有一部分人一定会这么认为，是廉春明操纵金成。说实话我是比较守规矩而又胆小的人，不乐意让别人说我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我觉得和导演搞好关系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发现了不正常反应，就应当适可而止，别产生负效果。后来我赶紧撤了，也是那年相声不太好写，我就逐渐开始写电影和电视剧了。
我的感觉还是准的，过了一两年的确有人也包括一位台领导说“看起来廉春明是个好人”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我虽然不与金成合作了，但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我曾和我的搭档白云海说：“金成对我有恩，我路过金导演家没有不看的道理。我去看金成是一种感恩心理。”曾有一位电视台导演说：“等我退休了要是有像廉老师这样的还来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金成导演已经快80岁了，我虽然年纪大了也很少做节目，看他的机会也少了，但是我能做到每逢节假日都要给他打电话问候。金导感慨地说：“现在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春明，感谢你还没有忘了我啊！”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世界上的事往往阴错阳差，我成为北京歌舞剧院的一名职业编剧，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不喜欢文学，小学老师给我的作文批语是杂乱无章。上中学语文课走神，上中专提笔忘字。有时也扪心自问，我怎么成了作家了呢？想当年我吹笛子吹出一朵花儿来都没出名，现在写相声却出了名。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strong>因祸得福结缘相声</strong>
我以前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艺队吹笛子，“文化大革命”时战友文工团分成了好几派，领导都靠边站了，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段时间没人管我。我们团在八大处，我家住在崇文门打磨厂下东河沿，那时候穷买不起月票，每天上班就靠那辆除了轮子不爱活动哪儿都爱活动的破自行车上班！为了保证能到达单位，我骑着破自行车带着气筒、胶水随时在路上补胎，为的是到了团里露一面，然后蔫不出溜儿地就回家了。后来不知哪位看着我不舒服向上反映，临时的领导班子让我上班，晚上不能回家。我提出了我的困难，他们就让当时的反动艺术权威高元均腾出一间房来给我住。
刚到这屋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就找了一些不用的舞台道具作为家具。那会儿三天两头抓人，带走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革命。我出身不好，我爱人又胆小，每天为我担惊受怕。后来夜里时不时地抓人，抓人从来不事先通知，也没有逮捕证，睡得好好的觉突然楼道里冲进一帮人，把人从被窝里逮走，形式恐怖，人人自危。
每天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生存，最后把我爱人吓得都有些神经了，经常是在初睡时突然喊叫或一哆嗦。她一惊一乍的搞得我也非常紧张，每天都研究怎么才能让她睡踏实觉。于是我开始下功夫摸索，我发现她惊吓一般都在睡着后几分钟之内，于是我在她渐渐入睡的时候捅她一下，发现惊吓症状竟然消失了。可是有时候时间、力度掌握不好，我爱人还是会惊吓，一时间搞得我焦头烂额，后来每天给她吃镇静药也无济于事，这让我一筹莫展。
有一天我听了一个笑话，说是舞蹈队有个女孩子，翻开《毛主席语录》念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底下有林彪的签字。因为是草书，她不认识，就问：“哎，这个扑虎是谁呀？”她把林彪念成了扑虎。我把这个笑话说给我爱人听，她也觉得非常可笑。那晚她精神放松竟然出现了奇迹，没有犯惊吓！后来我就每天找笑话念给她听。她天天听天天能睡好觉。然而，哪有那么多笑话呀？为了找笑话，我就拿团里的相声集（那年代相声集也是禁书，也不能公开念），晚上我们俩就偷偷地念，每次都能通过念相声享受到喜乐。不久我复员到了首钢，楼下有一个老师傅是首钢业余曲艺团的，他也有一些相声集子，我跟他借来继续念。就这样坚持念相声取乐治病，我爱人的病居然好了，再也没有犯过。我也自然而然地熟悉了相声的规律，为后来写相声打下了很深的根基。这不歪打正着嘛。
<strong>第一段相声《师傅和我》</strong>
1968年我复员回到了首钢，因为1958年我就到首钢学徒，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时首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张俊明得到信儿，就把我调到了首钢宣传队。本来我不想再干了，可是由于自己出身不太好，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怕落个不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虽说是业余的，因为长时间的脱产，跟专业团体也差不多。
大家都认为我是文工团曲艺队下来的，搞过专业懂得多，所以编节目的事就落在我身上。自从接过了那杆笔，一有时间我就编节目，俨然成了写作者了。
俗话说“熟能生巧”，在业余宣传队时间长了，总编节目，水平也会潜移默化地提高。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有许多知名的作家，写诗的、写戏的，包括我这写相声的，大都是在那时候的宣传队锻炼出来的。这就应了这句话：“时代造就人，草莽出英雄！”
后来我闲得没事就试着写了一段相声，开始这段相声不像个样子，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写完厚厚一本，我给一个喜欢相声的同事看，人家说你这好像是相声小说，太长了没法说。后来一点一点地改，最终找到了要说的主题，取名叫《师傅和我》。《师傅和我》说了这么个故事：
甲以第一人称出现，小学徒工原来看不起师傅，一分到班组，看哪儿哪儿别扭，觉得师傅也不高大，什么性子慢、动作慢呀；自己是麻雷子脾气，一点就着，没有自己麻利快；等等。在实践中小徒弟才逐渐地认识了师傅，看到了自己与师傅的差距，下决心跟师傅好好学徒。
相声写出来，在首钢宣传队没找到合适的演员。正好，我所在的原单位动力厂也有一个厂宣传队，我就拿给动力厂的人说了。当时，动力厂的两个师傅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章为，一个叫杨光喜。由于演出效果非常好，受到当时首钢领导的表扬。这位领导有一次到首钢宣传队说：“动力厂有两个人说相声，那段相声编得不错，你们应当向下面学习，把人家请来。”大家一听，说这就是廉师傅写的。领导非常高兴，从此，就让动力厂的两个说相声的师傅，每天跟随首钢宣传队演出。
有了和首钢宣传队演出的机会，这段相声有幸被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发现，并参加了比赛，在那次汇演中得了一等奖，受到了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的重视。
在那个年月，专业团体都搞斗、批、改，实际上还是在整人，不能也不可能搞业务、排节目。社会上没有什么娱乐，老百姓的生活枯燥得很。突然出现了一段相声，很让人惊喜。喜欢相声的人都奔走相告，很快就传开了。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五一、十一都要在首都人民文化宫举办游园活动，各个口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要在指定的地点演出。那年很特殊，就是多了一种形式——相声。而每个地点所说的相声，都是我创作的《师傅和我》，因为这个段子经上面同意可以演出了。那时，北京曲艺团也找到了这个段子演出。据后来赵振铎老师回忆，那个时候外地曲艺团到北京找相声，“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这一段《师傅和我》。据姜昆后来对我说，他在东北建设兵团也曾说过这段《师傅和我》。这说明这段相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有个文化小组，组织了一场曲艺晚会，推出了六个曲艺作品。这六个作品是：关学增老师的北京琴书《一盆饭》、马玉萍老师的河南坠子《十个大鸡子儿》、梁厚民老师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大兴县业余宣传队的单弦《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还有相声《师傅和我》等。
一开始，文化小组的人找到北京曲艺团，让他们对相声《师傅和我》进行修改。北京曲艺团说，这段相声不是我们写的，要修改得找原作者。这样，我被文化小组的人请到虎坊桥（原光明日报社，后被国务院文化小组占用）。他们告诉我这个相声要修改，提了一些意见，我便带着这些意见回了首钢。经过修改后，他们认为还得改。我再次改还是没有通过，依然让改。文化小组的人严肃地告诉我，要向首钢领导小组汇报，要组织座谈会。那时候首钢宣传队解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单位，就没时间改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去首钢厂史展览馆开紧急会议。厂史展览馆是当时宣传队排节目的地方。原来国务院文化小组批评作者，问为什么不改。其实，我听了也很冤枉，我一个普通工人，能让当时的首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为我的相声组织座谈会吗？西瓜皮当鞋掌，我算哪块料呀？
让改就改吧，问题是我改不动了。后来，军乐团转业的一位说相声的，名叫张庭萱，他以前说过相声《参观乐队》。张庭萱给我出主意，说他和马季很熟，并由他联系请马季帮忙给改。我想这段相声能请马季老师修改，太好不过了，也是求之不得的。
那时马季老师住在玉泉路铁道兵文工团里边。一天晚上，张庭萱带我拜访了马季，并说明来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季老师。马老师说他知道这段相声，也很喜欢这个段子，要不是自己年龄大了，他也会说这段相声的。马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段相声修改好。后来，社会上使用的标准版的《师傅和我》就是由马老师改的那个版本，由北京曲艺团王谦祥和史文惠合说，首钢则由章为和杨光喜合说。这已成了历史。
通过写相声《师傅和我》，我在相声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
在写完《师傅和我》以后，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我又写了一段相声《炉前钟声》。那时候生活都很艰苦，马季、唐杰忠、赵连甲三位老师，大冬天的坐卡车到中山音乐堂看这个相声的演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strong>糊里糊涂出了名</strong>
我写了第一段相声《师傅和我》后，北京市文化小组一有什么活动，总要叫首钢宣传队出一段相声，那时好像就是一个硬任务。有了任务，上面找首钢，首钢就得找我，我也不得不写，就这样我成了写相声的了。
回头想来，我觉得业余宣传队很锻炼人。当时的人思想很单一，没有什么名利问题束缚。做什么都靠自觉的意识，我这人做事一向认真，有任务就接，写就要把节目搞好。
后来我觉得老在首钢宣传队也不是常事，因为当时业余宣传队演员的人事关系都在班组。总不回去，从车间到班组的人多少有一些看法。当然不是对本人有意见，而是站着一个名额，不给基层干活，人家总希望将此人调走，减轻基层的负担。尤其是升级，你占着一个名额，人家给你升不升？要是拿你做分母，你干了那么多宣传工作不是白干了？给你升你根本就没在班组，人家在班组干活的能没有意见？事实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升级，因为受人员限制，班里没有考虑给我升级，班长的意思是如果给我升级，上面可以特别给一个名额。上面领导当然不会像班长那么考虑问题，工作要干，宣传也要干，硬是批评班长思想狭隘，给我升了一级，搞得班长很别扭，我也很尴尬。
因为我从专业下来，要说有瘾说不通，有瘾不在专业团体干非要回首钢干什么？再说，我也不愁干活，1958年我到首钢学徒学的就是卷线工。后来又到北京冶金专科学校学习，学的是电装专业，有实践也有一定理论，回去干活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终究业余宣传队不是长久之地，我下决心回到基层动力厂干我的老本行卷线工。
本来想金盆洗手不再干了，谁承想回到动力厂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原来动力厂也有一个业余宣传队，虽说不像首钢公司宣传队那样成年累月脱产搞宣传，但是逢年过节还是要搞。而且，基层单位力量薄弱，不像首钢公司宣传队人才那么多，很多节目都要靠我亲自来完成，本来想躲轻省，没想到担子更重了。
从此，我就像一名全能选手，什么都得干，每次搞节目都要利用我的全身武艺来完成一台创作。要写一段相声，一段快板书，一段坐唱，舞蹈我虽然不懂，但也要有个创意，音乐我也要写，还要辅导一段戏剧清唱，演出时我自己还要吹一个笛子独奏。我从首钢这个大公司回到分厂里，结果也没闲着，一天到晚躲不开，累出一身的病，最终累得吐了血。
说起这次吐血，本来是能避免的，因为可以不那么劳累，就是劳累也不能过度。不管什么人，只要你病了，真正受连累的是你的家人，外人同情是同情，家里人受的不光是经济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压力。我这一病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我的爱人。
这次吐血查出来是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为保全性命立即做了胃切除手术。做手术那天，门口黑压压地站着一片人在等候消息。不知道的都以为是哪位领导病了，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一名普通工人。一名普通工人做手术，影响了这么一大堆人，闹出这么大动静，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按一般来讲胃切除手术顶多做四个小时，而我这次却做了八个小时，家人不放心，问到底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医生解释说怀疑我有癌，所以手术做得细。其实我这个手术做得并不好，术后造成了肠粘连，落了后遗症，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
也是赶上我倒霉，我做手术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大夫都靠边站了，那天是护士长当的大夫，能不出错吗？后来我写了一段相声讽刺外行做手术：一个卖羊肉的当了外科大夫，一位患者得了盲肠炎，需要开刀，这个卖过羊肉的大夫，一把就把患者抱起来挂在钩子上……这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遭遇有感而发写的。
<strong>初来乍到曲艺团</strong>
我在工厂已经习惯了，不知道那时的专业团体是怎么个作息时间。我调到曲艺团后，没有马上上班，因为工厂班组还欠着我15天的假，我把情况向于真团长说明后，她说歇吧，歇完假再来。我没有歇过这么多天的假，每天闲得没事到班组和师傅们聊天或者帮助干活。糊里糊涂终于把这15天混了下来，到北京曲艺团上班去了。
到了1979年，全国的文艺团体已经逐步走向了正规。我很高兴自己又回到曲艺界。这一天郑重其事地去西单剧场上班，刚进门口被一个人给截住了，那人用陌生的目光看着我说：“哎，站住，你是哪儿的？”我说：“我就是这个团的。”那人似乎有些疑惑，好像是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怕他误会，赶紧补充说：“我是刚刚调进你们团的。”那人释然。这个拦截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后来的好朋友莫岐。事情过了好多年，我与他开玩笑说：“你又不是传达室的，来个人关你屁事？”莫岐说：“我这是警惕性高，不让坏人混进去。”
我任职专业相声作者，编制属于团艺术室，艺术室的人属于脑力劳动一般不坐班，只是每星期四到团里开一次会。我不知道这个规定，这一天正好赶上星期五，没看见一个艺术室的人。正在奇怪，有人告诉我，艺术室每星期四开会，你回去吧，下礼拜四再来。我一听心想好嘛又得待一个礼拜。
我在首钢习惯了紧张繁忙的生活，这么闲着有点别扭，总觉得空空荡荡没着没落的。还好，过了几天团里有电话来，说于真团长找我，这才得以去团里一趟，心想可能有任务了。没想到见了于团长后，团长反倒先问我：“你没事吧？”我心想你找我有什么事呀？敢情团长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事和王素稔老师去上海看戏去吧。哎！真是没想到，上海是个大城市，一直令我向往，今日有机会去上海看戏顿感万分喜乐。这次上海之行，看了几场滑稽戏，大饱眼福，也就是这次出差我接触了上海滑稽戏开了眼界，给我后来创作相声剧打下了基础。在上海看了几天戏，突然接到团里电话，于团长让我马上回来。因为火车票不好买，团长让我坐飞机回来。坐飞机在现在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那个时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坐飞机的，能坐上飞机就可以到处说古了。回到北京我问于团长有什么急事，于团长说：“本来让你回来去哈尔滨开会，一打听那边会快开完了，你别去了，挺累的回家休息吧！”哎！我想我累什么啦！得，什么事没有坐趟飞机。
回来后思前想后，自从进了北京曲艺团，什么也没干，足足地歇了一个长假，去趟上海，坐趟飞机，有一种步步高、连升三级的感觉。后来，我跟相声演员殷培田说起此事，我说：“我又不是写戏的，让我去上海看滑稽戏，说有急事，让我赶紧坐飞机回来，回来了什么事都没有，怪不怪？”殷培田哈哈大笑说：“这老太太把你从广播那边抢过来心里高兴，有些烧包！”
从上海回来不久，1979年9月由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一次主题为婚姻、道德的曲艺晚会。那场晚会一共七个节目，有四段相声，四段相声里有我创作的两段相声，一段是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约会》，另一段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指妈为马》。这两段相声效果相当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这两段相声是我的一次亮相，那么紧接着过了两个月，在由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与北京广播电台再一次举办的有关五讲四美主题晚会上，又有我写的两段相声播出，同样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秀英》，二赵合说的《娇不得》。正像马季老师以前说的，一个相声演员平均每三四年出一段较响亮的相声段子就很不错了，而我一年就出那么多好作品，真可谓是个多产作家。再加上年底，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出品拍摄的电影《笑》选中了我两段相声作品，一段是《指妈为马》，另一段是由郝爱民和赵炎合说的相声《认别字》。我随之声名鹊起。
历史证明我去了北京曲艺团应当说是如鱼得水。第一，有了难得的机会，找到了一个创作平台。第二，有了充分的时间，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进行工作。第三，曲艺团说相声的演员多，写相声的创作人员少。我正好发挥自己的写作能力。照演员的话来讲，以前是狼多肉少。自从我一进团，写得快、写得多，包袱好，写出来的作品一经出手就能用。这对曲艺团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可以说我对曲艺团缺少相声作品的现象起了缓解作用。
到了1979年年底，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文联曲艺工作者协会召开的全国著名相声演员和相声作者会议。通过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包括侯宝林老师在内的许多曲艺界的大艺术家。我记得一天晚上，侯宝林老师到我和王存立老师住的屋里来，这让我受宠若惊，我赶紧站起来给侯老师让座，侯老师一直没有坐，站在那里和我们聊天，大师慈祥可亲，平易近人，令人尊敬。在谈到表演的时候，侯老师说：“表演是个严肃的艺术，在表演时，几十年前我的手在哪儿，我现在表演时还在哪儿。”侯宝林老师说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在小组座谈会上，大家谈起歌颂和讽刺的话题，有的人一说起阴暗面来，慷慨激昂，愤然不平；有的人宣泄情绪越来越高涨，像开了锅的水沸腾不止。李文华老师则不然，他是个非常老成的艺术家，轮到他发言，他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来，他说：“咱们别给共产党勾烦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在那次会上我与李文华老师成了忘年交。会后没多久，李老师到石景山古城我的家去做客。那会儿也没有汽车，李老师在劲松住，从劲松到古城坐地铁要走很远的路。
由于李文华老师与姜昆合作后，名声远扬，很多观众都认识他，有的甚至一直跟着他到我家门口目送他上楼。李文华老师是一个非常朴实的老艺术家，他到了我家对我们两口子说，为了今天能到这儿串门，他昨天洗了一天的衣服。这让我更加崇敬这位老师了。
有一次，我住在东二环空军招待所给电视台搞晚会，想让李文华老师上个节目。因为路不太好走，我就向住在那里的一位顾客借车用。那位顾客是天津游泳队的教练，他同意把车借给我，但是他的司机不太乐意。这位司机一路上板着脸一句话没有说，到了目的地，不冷不热地说：“您快着点儿。”我怕时间长他不耐烦，就说：“我要去的是李文华老师家，你不上去看看？”天津人一般都爱听相声，一听说找的是李文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好奇地跟着我上了楼。见到李文华，那位司机激动不已。事办完了李老师硬要送我们下楼，司机百般拒绝不让李文华下楼，心里好大一个不落忍。他说：“我是什么人呀，您还给我送下楼？”最后李老师坚持送我们下了楼，那位司机当时感动得哭了。在回来的路上，司机热泪盈眶，一个劲埋怨我没有告诉他去的是李文华老师家，要知道是李老师家，说什么也要把教练的照相机借来合个影。

忆马季老师二三事
<strong>我与马季的初识</strong>
艰苦的年月饥饱劳碌使我犯了严重的胃病，后因身体不好，被调到首钢动力厂工会当广播员，工作轻松了，也有写作的时间了。到了1978年相声已经有些复兴，一些新的相声出来，再一次激起我写相声的热情。那年首钢有个爱说相声的叫史志坚，他找到我，说北京市要举办相声大赛，希望我出山帮他写一段相声参加比赛。我没有犹豫，就给他写了一段三人相声，名字叫《三厢情愿》，没想到这段相声在北京市业余相声汇演中效果很好。大家知道又是我写的，很多人想起了我，说廉春明又开始写相声了。
有了这次效果，我兴趣大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在广播室工作的机会，一下子写了12段相声。有一天我遇见张庭萱（军乐团说相声的），张庭萱对我说：“马季打听你呢，问你现在干什么呢。”我说：“我正好有几段相声想让马老师看看。”随后我们就一起去马老师家看望他。马季那时住在西便门那边1号楼里。我给马老师带去了我新写的12段相声。见面后，马季老师鼓励我不要停笔，好好写相声。
有一天，我正在动力厂工会组织篮球赛，工会干部王世森气喘吁吁地跑步来找我，说有我电话，我问是谁来的电话。可能是王世森第一次能和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对话，显得非常激动，嘴竟然嗫嚅半天才说出是马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有马季亲自来电话找，非同小可。王世森的激动合乎情理，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光荣。
马季老师一直看好我，并对我有所偏爱。那时我还在首钢当工人。马季老师一共找了我三次。第一次就是王世森接的那个电话。原来他找我没什么事（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开政协会议，住在西苑宾馆），马季老师见到我以后东聊西侃，开始说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对社会流传的谣言做了解释和纠正。他再一次鼓励我要好好写相声，并肯定了我的成绩。他说我写的相声很新颖，因为不懂相声，所以不受传统相声约束。比如，《约会》这个段子只写了两次约会就把这段相声完成了。要按照传统相声的结构来讲，这个中间断了气。可是好就好在我没有写中间这人是怎么转变的。要是按传统那么写，这段相声反倒折腰了。马季老师先是肯定了我好的一面，但是马老师又指出，一个相声作者不懂传统相声是不行的，他劝我今后要好好学习传统相声。只有打好传统相声的基础，以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他说他会送我“四大本”，让我好好看看这“四大本”。这“四大本”是什么呢？原来，广播说唱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根据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保等老先生的口述，记录下来的传统相声，并通过誊写，汇集了四大本传统相声段子，在广播说唱团内部称为“四大本”。
第二次，马季老师又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那时正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马老师有个想法，问我能不能帮助他把这段相声写出来。我问什么时候要，马老师说三天。三天写一段相声，不是不可以，但这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要把马老师想要写的相声由自己来写，实在是有些困难，难的是没有马季老师那么高的水平。可既然老师说出来了，又不能拒绝，回去用了三天，把马老师要的段子写出来。马老师看了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说他还有一个想法没时间写，请我帮忙再给写一个。我不敢怠慢，按着要求，三天时间又写了一段交给马老师。过了一段时间，马季老师第三次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家里玩。那天，马季老师和我聊了好长时间，都是有关相声作品的事，时间很晚了，我怕没有地铁了，站起来告辞。马季老师说：“你先别走，我想和你说件事。”我还以为又要我写相声段子呢。结果，大出我所料。马老师说：“我想把你调到我们团来，你看行吗？”我一听吓一跳，因为我认为中国广播说唱团，有侯宝林、马季这样大师级的相声演员，是中国相声的最高学府，我才疏学浅，怎么能担当此任呀？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当时就婉言拒绝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己从专业下来，深知进专业的苦头。那时专业团体很受限制，还不如业余自由。再说我爱人也反对我再干这个。于是我就说：“我给您介绍一个人吧，这个人名叫许多。许多老师原来在建筑文工团，后来到了海政文工团。许多老师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是个有名望的曲艺作家。”马季老师说：“许多我认识，他岁数大了，我就要你。”我听罢真是受宠若惊。马季又说：“一个相声演员要说好相声，首先要有好段子。拿我自己来讲，出一段好相声一般要三四年。而你一年就能写出三四段好相声，实在不得了！”
后来听马季老师的弟弟马树明说才知道，我拿来的那12段相声交到马季老师手里后（这12段相声包括马季老师说的《约会》、赵振铎老师说的《指妈为马》以及《三厢情愿》《狂人症》等），被马季老师家里人包括到马季家去的相声同行，互相传看，他们边看边笑，忍俊不禁。马季老师对我大大赞赏，并预言我将来一定能出名。果然，后来马季和唐杰忠说的《约会》，效果极佳，并且这个相声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举办的道德、婚姻专场，并在1979年获得新中国成立30周年湖南省群众文艺作品一等奖。这个段子说响了之后，被许多演员使用。《指妈为马》获得文化部曲艺作品三等奖后被电影《笑》选用。《三厢情愿》被中央台采用，并发表在《天津演唱》上。这段相声因为演出效果好，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许多相声演员都说过。所以，马季老师想把我调到自己身边来，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包括之前两次让我帮助写段子，这实际都是对我的考验。
<strong>好事也难办</strong>
马季老师的邀请对一般人来讲应当是天大的喜事，可对我来讲是个难事。为什么呢？主要是我爱人反对。这边是马季老师打定主意要我，可那边我一直犹豫不决。这个犹豫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那时的经济情况。当时的微薄收入对一般家庭来讲，差几块钱就是大事。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都听不懂。我对马季说：“马老师我不能去，我去了收入就减少了，我在首钢是三级工，挣48块钱，另外首钢有9块钱奖金，比一般单位多三四块钱，如果去了广播说唱团，我还要花好几块钱买一张月票。”马季说：“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奖金，但是有各种补助，算起来不会比在首钢挣得少。”
以前我在文艺团体，我爱人身体也不好，还带着儿子。我经常随队演出，家里有什么事我都帮不了，妻子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好容易盼着我从战友文工团下来，有了稳定的工作，这次再走不等于重吃二茬苦，再受两遍罪嘛！马季老师知道我难在这里说：“好吧，哪天我上你家去劝你爱人。”我爱人一听说马季要上家来，再也不好意思阻拦，就说别让马老师来了你去吧。
我爱人同意了，还有一关呢，这一关非常关键，那就是我们厂领导不愿让我走。为这件事我专门去了一趟厂长钟德贵的家。提起老厂长钟德贵，在首钢可算是一位模范厂长，老工人出身，在动力厂多年，对首钢的管道了如指掌。头上的管道奔哪儿去的，地底下的管道往哪儿走的，他都一清二楚，外号“活地图”。他工作朴实，身先士卒。有一次我去找他，他光着膀子和工人一起拉电缆，愣没看出来。据说他的师傅马大炮马厂长更传奇，爱喝酒，酒量大。两个人喝酒没有菜，一瓶二锅头分两大碗，中间放一个花生豆，喝一口拿起豆来用鼻子闻闻，最后干杯的时候把花生豆掰开，一人一半放嘴里吃喽！钟德贵继承了他师傅的老作风、老传统，爱厂如家。我告诉他马季要调我上广播说唱团去。老厂长说：“别介呀！首钢不是挺好的吗？我看你还是别走了，你上那儿干什么去呀？”我跟老厂长关系不错，把自己无法回绝马季的理由告诉了老厂长。老厂长一看留不住我了，就拿出最后的杀手锏说：“你让马季拿一个人跟你对调吧！”我一听就傻眼了，因为广播说唱团除了说相声的就是唱大鼓的，怎么和一个工人对调呀？这简直就是为难人。
马季老师倒是胸有成竹，他说：“你别管了，到时我有办法。”他告诉我当年他调唐杰忠的时候，广州军区就不同意，后来他直接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打电话，罗瑞卿最后给了一个批示，最终还是把唐杰忠从广州调到了北京。马老师信心十足，紧锣密鼓地做下一步工作，他当着我的面，给当时时任广播说唱团团长的王立叶同志打电话，电话里马季说他发现了一个写相声的人才，现在来看还在一般的水平上，但可以调理。他说我写东西快，包袱也写得好，将来会有出息。王立叶当时表示可以。马老师让我在20天之内，到湖南桃源找他。并说总团团长都同意了，让我赶紧办好手续，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拖，因为一拖就出问题。
我立马回去就和单位工会主席说我要调走。老主席姓王，叫王振奎。他对我印象相当好，一听说我要走，就劝我说：“我就要把你调成干部了，你怎么又要走了？你要走可不行，我这儿不能没有你。”我那时候也很为难，后来老主席说：“你跟我说说，打一个比方，你去那里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非常重要，我也不拦着你。”我谦虚谨慎地一想，这让我怎么回答？也是话赶到这儿了，为了说明自己在相声方面的位置，我说：“您知道打篮球的穆铁柱吗？”他说：“知道。”我说：“我就是这里边的穆铁柱，属国家队的！”老主席一听愣了一下说：“你要是这么说，我不能留你了。行，那你走吧。”答是答应了，但是，老主席掏出一张公用月票说：“限你一天之内办成，办不成你就不能走了。因为我给你转干部的报告限明天送到。”
我没有什么余地了，拿到月票后，先是给广播说唱团管干部的牛副团长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好在首钢厂东门门口见面。那天满有意思的，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像地下接头似的，说好手里都拿着《北京日报》做标识。见了面后，牛副团长提起了往事，他说：“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我知道你，你还记不记得1976年我们团要调你你没来的事？”我想起来了，那还是我在首钢宣传队的时候，有一天从二炮文工团复员到首钢的女歌唱演员张晓东对我说：“广播说唱团要调我们俩去。”我说：“我到那里干什么呀？”张晓东说：“我去唱，你去吹笛子。”我连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后来，张晓东又问了我两次，我都没有答应。张晓东说：“人家都问了三次了，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想起了这件事牛副团长埋怨道：“那会儿调你你不来，现在你又想来了。”我一个劲儿地解释，说：“那会儿调我是吹笛子，1976年我身体不好，刚做了胃切除手术，伤了元气去不了。这次是马季老师让我来写相声的。”牛副团长又说：“你那会儿来就好了，那会儿好办手续，现在有点难，要不你先来。”我想起马季老师临走时嘱咐的话，办手续就让他们马上办完不能拖，一拖就办不成了。我对牛副团长再一次强调手续一次办齐的要求，看到牛副团长面带难色，我赶紧给马季打电话求助，但是，马季老师已去湖南，联系不上了。我实在无路可走了，眼看自己去不了广播说唱团了，这张月票还在手里，想起北京曲艺团也正在要我，我赶紧找到了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史文惠，把自己的事告诉了他。史文惠一听放下手里的事，带着我上西单剧场。当时团领导正在开会，团长于真听后觉得事情紧急，告诉史文惠别让我走，一定要等着她。散了会于真马上见了我，并对我说：“别犹豫了，就上我们团来吧。我们团实力不比别的团差。”我一想只能这样了，就把那张月票还给了老主席。老主席也不懂什么广播说唱团和北京曲艺团，以为就是一个团，对没有留住我深感惋惜。
其实还有一关没有过，那就是老厂长钟德贵始终没有松口。事有凑巧，老厂长那几天出差没在单位，由李庭来副厂长主事，他不知道钟厂长不同意。我到厂部找他，他说：“这是个好事，我早看出你是个人才，别在咱们厂窝着了。”就这样很痛快地签字批准了。据说后来钟厂长回来还找我呢，听说走了一声叹息！
11天后，我的人事关系调进了北京曲艺团。接我那天也有意思，那年头北京曲艺团也很穷，有一辆北京吉普，于团长派人开着那辆旧吉普来到首钢动力厂，把穿着一身破工作服的我拉到了北京曲艺团。
等20天后马季回来了，发现我已经到北京曲艺团了，他感到非常遗憾。唐杰忠老师等人也常与牛副团长开玩笑说：“你看就是你把廉春明放走了，找一个写相声的人才多难呀！这真是好不容易养活一孩子让猫叼走了！”
<strong>马季老师的艺术</strong>
我虽然没有调到广播说唱团，但是我一直视马季为自己的老师，也从来没有断过去马季老师家请教。我小的时候就崇拜马季，后来与马季有了接触后，更加全面地了解了马老师。我认为马老师不光艺术高，人品也非常好。比如，我写的相声《指妈为马》，本来已经由马老师亲手修改过了，而且每天搁在小书包里就要准备上演了，可是当他听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相声锦集的电影—《笑》，北京曲艺团的赵振铎、赵世忠还没有段子的时候，毅然忍痛割爱把自己喜爱的相声拿出来交给我，让我赶紧把这段《指妈为马》送给二赵。后来二赵老师有了这段《指妈为马》，不光上了电影，这个段子也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马季老师的大方也让我敬佩。有一年我听说马季老师带队要到新加坡去演出，因为当时出国很难，中国的金首饰做工也简单，所以我想托马季老师在新加坡给我爱人买一串金项链。马季老师一听要买项链，立刻说：“不用买，我送你爱人一串吧。”当时从柜子里拿出一串项链，说这是一个印度人送给他的。我一看那串项链有筷子那么粗，哪敢收这么重的礼呀？赶紧说：“您快收起来吧。”马季问：“怎么啦，白给你还不要？”我委婉地说：“您不知道，我爱人很瘦，脖子很细，戴这么粗的项链不合适。”
马季确实是个好老师，而且他一再强调：“春明你要写相声，一定要去体验生活，这是最高的真谛。”他说他过去写《画像》《英雄小八路》等作品时，都是到下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体验生活才写出来的。他特别尊重生活，坚持到群众中去，特别平易近人，不是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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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季（右）
马老师一共给我修改了四个作品，一个是1979年他说的《约会》；另一个是《师傅和我》，就是1971年全国都在说的那一段；还有一个《指妈为马》，这段相声也是电台、电视台保留的节目；还有就是2004年春晚的《十二生肖大拜年》。
1989年，我出了一盒带子。那年我正歇着什么都没做，突发奇想那年是马年，姓马的艺术家多，是不是出盘带子呀？我打电话把这个创意告诉张和平，张和平一听是个好主意，我们就一起策划这盘带子。我们总结了一下，姓马的艺术家有马季、马三立、马玉涛、马泰、马国光、马兰，正好六个。节目都由我来写。
马季老师和马三立老师的段子写好后，给马泰写了一段评戏《马灯》；给马兰写了一段黄梅戏也与马有关；马玉涛老师唱的是《马儿你慢些跑》；马国光老师的词也写好了，由于马国光老师突然病逝，缺了一马。六马少一马怎么办？还是张和平有高招，想起了才旦卓玛，还是六马。
我是第一次给马三立老师写相声。马三立老师是泰斗级人物，能说我一段相声，是我一辈子的荣幸。马三立老师对相声要求很高，同时又要有他的风格。我写的是个有健忘症的人，这个人马马虎虎，干什么都特别马虎，笑话连篇。他马虎到不可思议，在砍树枝的时候摔下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骑着树枝锯树，锯的就是他骑的那个，结果从上面掉下来了，挺有意思的。在车上系鞋带，把人家的和他自己的系在一起了，他一抬腿，人家摔了！他腿痒挠别人的腿，人家说你抓我腿干什么？他说我就纳闷我挠了半天怎么不解痒呢！后来出门又不认识家了，非常可乐。这是我和马三立老师很有纪念意义的一盒磁带。
这盘磁带由马季老师主持，由于他主持幽默、风趣，使这盒磁带锦上添花卖得非常好。
我对马季老师不仅是尊敬还有崇拜。有一个阶段我也曾有拜马季为师的想法。相声界把拜师叫叩瓢，后来由于我光写不说所以也没拜成。对我来说拜不拜师也没那么重要，但是，我主张相声演员最好要拜师。相声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起码在当前社会还需要继承一些传统，包括传统的拜师仪式，这对我们保留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我们不能一提传统就认为是保守。
有时候我到他家去，他跟我探讨作品应该怎样选材，怎样写，他很重视写相声的人。他也常跟别人说要重视相声作者，屡次呼吁要给相声作者更高的地位，给写作者更好的待遇。
马季对徒弟们的生活关心备至，在艺术上也是严格要求。而且，他非常注意徒弟的艺德，不管徒弟出了什么问题，包括我，他都会批评的。有的时候发现我的作品出现了低俗的东西，就批评说你怎么这么写啊？不能这样，相声是净化心灵的，这段相声不好！马季说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反正我不喜欢。回过头看马季的作品，我认为马季老师的作品水平就是大师级的。
马季的艺术是高人一头的，在相声演员中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整体素质是一般相声名家不可比拟的。在相声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承上启下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纵观相声史，在马季以后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是公认的、时代的相声界的领军人物。
那一年相声不太好弄，相声作者的生活出现困境。他就主动带我去演出，分钱给我，让我能够有一些收入，这使我非常感动。我能有机会和马老师到湖北演出很愉快。湖北有一种名酒叫白云边，大家都爱喝，后来此行简称为“一路白云边”，很有意思。有一天大家一起背传统段子《梦中婚》。我在一旁听，我看到众人表现各异，由于马季的表情异常丰富，艺高一筹，我的这双眼睛，不由自主地总是停留在马季的脸上。艺术水平通过比较便知高低，众人和他有较大的差距，令在场的我佩服不已。
马季的思维也非常快，有迅速组织包袱的能力。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一般高手想到了一个包袱，在他的脑子里恐怕已经组织了五个包袱。在当年与同行接触中，有好几个人要比我组织包袱快，第一个就是马季。在1987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全国业余相声大赛中，我和马季都是评委。那一年比赛，每场有十个评委，分为五组，我和马季老师为一个组坐在一起。记得有个相声叫《哭比笑好》，内容是有人老想当官，并编了一个升官的秘诀，那就是到领导那里去哭，领导往往心软，就达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心愿。相声说道，这位使诡计的人又想调动好工作，实在没有理由，就说自己长痔疮了，请领导帮助调工作。演员演到长痔疮的时候，我觉得这里一定有包袱，但是，出乎意料并没有出现包袱。我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这里面一定要有包袱。在比赛场上，我小声问马老师，我说：“这里面应该有个包袱，怎么没响啊？”马老师说：“有啊，他不是有痔疮吗，让他当站长不就有包袱了吗！”我一听茅塞顿开，不能不服他。我佩服的是我脑子没停着，马季老师脑子也没停着，我没找到答案，马老师那里早有答案了，若不问也就过去了。大师就是大师！
我是专业的相声作者，然而在写相声方面，作为相声演员的马季写的相声都比我多，我一共写了二百多段已经算多的了，但马季写了三百多段，这么一比，质量、数量都和马季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常说，我们是抬着头看马季的艺术的。
而且我一直强调，马老师对我好，对我的影响我都牢记在心，虽然自己做不到，但不能不追求。我不但知恩也知道感恩，还知道维护老师的威望和荣耀。有一次有人到我们家做客，此人说马季不好，我当时就制止了，我说：“马季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谁要说他不好请不要在我家说，出了我家的门您随便。”
<strong>难忘的演出历程</strong>
说起马季对我的关心，可用“无微不至”这个词概括。马季能在相声处在低谷的时候带我出去演出分钱给我，尽管我随队无所事事。当我身体不适的时候，马老师还主动地对我进行特殊的照顾。那一天，演出团队要从荆州到襄樊去，本来我可以和大家坐大巴，但是马季老师把我叫下来，让我坐他的专派小轿车。他给大家解释，说我感冒了需和他先走。这让我异常感动。
而那一天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我终生难忘。那天坐在小轿车里的除了我还有三个人，马季、王景愚和余声。王景愚是著名喜剧演员，曾在春晚舞台上演过哑剧《吃鸡》，余声是北京电视台《大观园》节目主持人。我们三个人坐了派给马季的车先走了，大队人马坐大巴在后面。
演出安排在能盛四千多人的襄樊体育馆。我和马季几个人到了以后，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等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见后面的大巴过来。因为那会儿还没有手机，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主人先安排我们几个吃饭，饭后一直耐心等待。到了晚上七点半，观众都按时进场了，可是大巴车还不见踪影。演出公司的人有些沉不住气了，问马老师怎么办，其实这事应当问他们自己，车是他们安排的，客随主便怎么能问马季老师呢？马老师劝他们再等等，到了八点半，大巴还是没有到，馆里的观众开始起哄。演出公司的人焦头烂额，东跑西颠用电话联系，然而，毫无音信。
到了九点多了，演出公司的人再一次求助马老师。当时在场的王景愚老师说：“唉，这要是我的专场，我也能对付了，可惜不是。”马季老师也说：“是呀，要是我的单口相声也不用着急了。”演出公司的人一听趁机鼓动马老师先演，被我当即给劝阻了。我找到演出公司的人对他们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演出可以换时间，不能让马老师先演。因为他心脏不好，如果出了事我作为他的学生担当不起，你们更担当不起。一会儿他的几个徒弟来了我没法交代，他可不是一般的演员。”演出公司的人是一位女同志，一听我这么说，也没再坚持，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
总不演出体育馆里观众的不满之声像炸了膛一样越演越烈。演出公司的人慌作一团，按说他们应当向观众解释，可是他们没有。当时观众在亢奋状态，恐怕一个人上台去解释，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或者说会更糟。于是演出公司的那位女士，还是鼓动马老师先演。
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怕的是对不起观众，马老师和王景愚老师一商量，由王景愚老师先演，演差不多了，估计大队人马也就来了，如果还不来，马老师再上，到那时怎么着大巴车也来了。就这样马季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体，依然让王景愚老师上台开了场。还好，报幕员余声在场，走上台来简单说了几句解释的话，向观众道声对不起，王景愚老师就迅速上场了。此刻，整个体育馆安静下来，演出开始。王景愚老师也是个喜剧大师级人物，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足足演了40分钟，有一个哑剧小品我还为他配了戏，效果非常好。
因为他没带那么多道具，演了40分钟只好作罢。这时，大巴依然没有到，马季老师在没有带着搭档的情况下，孑然一身上台说起了单口相声。
说起马季老师的单口相声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在马季家里有幸听他说过一段《抡弦子》。马季老师表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我曾问马老师：“您怎么不说单口相声啊？”马老师却说：“人家有专门说单口相声的，咱不能全占着呀。”但是，不演不能不会。这次真用上了。这才叫练兵千日，用兵一时。马季演了40分钟后观众没过瘾，还让他返场，在万般无奈下马老师一回头看见了我，把我带上了台。我惊恐万分，我虽说在业余时间也说过相声，那是因为那天逗哏的相声演员有病没来，我作为作者知道台词上了这么一两场。这次又不是我的作品，不知道说什么，而且是给马季捧哏，这怎么成？就这样我硬被马季老师拉上了台。马老师说：“你什么也别说，我说什么你随声附和就得了。”上了台，果然马老师一个人说起来，好在我知道相声的一般规律，再说，他说的是一个小段，这个小段常听，总算把这段相声完成了。但观众还是不让马季走，马季随机应变说大家先休息休息，待会儿有更精彩的节目。马季鞠躬下去，观众一片释然。
下了场马老师对我说，今天要是有录像就好了，我和相声作家说相声，还挺有意义的。回到休息室，马老师也有点担心起来，让演出公司方面继续联系演员，到了十点半，大巴还没有来，到底还是没有搞清出了什么事。
观众休息后不见继续演出，又开始闹起来，休息室外很多人敲门，大喊：“马季出来。”这时休息室里的气氛也紧张起来。休息室的门紧闭着，外边敲门声不断，使屋里的人烦躁不安。突然门外的观众一起用力拱门，情况非常紧急，这要让他们冲进来，马老师和我们都会面临危险。演出公司的人也有点害怕了，想打开门说几句话，刚开了一个门缝儿，外头的人就一齐从这个门缝儿往里涌。在危急时刻，屋里的一位保安人员，边喊边用手里的电棍驱赶众人，那个电棍突然闪了一个电弧，发出刺耳的响声，众人吓得将身体缩了回去。
没想到就这一瞬间，马季老师突然犯了心脏病，这时屋里的人慌作一团。大家赶紧扶着马季老师把他慢慢放倒，我也赶紧脱了自己身上的羽绒外套卷成一个卷放在马老师头下做枕头。屋里发生的一切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依然不断地敲门，王景愚老师说：“要不这样，我出去把人引开，要打就打我吧，不能让马老师出事。”王景愚老师的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有时一个人的品行往往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我觉得无论是马老师还是王景愚老师都是国宝级的艺术家，不能让景愚老师冒这个险，于是我劝开王老师，把门开了一个小缝儿，闪出身去准备挨打。外面的人一见有人出来，纷纷挤过来，还不错，比想象的好，身上只挨了几下轻微的推搡。经过解释我才知道，这些人要进来是想请马季老师签名的。
正在这时，刘伟和戴志诚出现在现场，一问才知道，那个大巴半道抛锚了。车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想打个电话都找不着。 经过研究，演出改在第二天。观众算是打发走了，余声守着马季难过，她正在掉泪，一看见刘伟和戴志诚进来不知为什么突然破涕为笑。原来她看见戴志诚穿着一双高跟鞋。一问才知道，大巴车停在半道，有个女演员脚冷，戴志诚天生脚小，和那个女演员穿一个号的鞋，为了给这个女演员的脚保暖，戴志诚和她换了鞋穿，所以穿着高跟鞋来找我们。
我是个作者，不经常和演员们出去，那天所遇到的事情让我感慨万千，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演员有多么不容易，也通过这件事看到群众如此爱戴马季。马季真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那次演出除了坐车就是乘船，每到一处山村水寨，观众一见到马季，那种景仰之情一语难表。我亲身感受到马季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从心里感到欣慰。
<strong>新加坡三人行</strong>
我忘不了那次与马季、赵世忠一起去新加坡的有趣之事。一般的业务强手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弱者。就拿我们三个人来说吧，加起来一对半笨人。先说马季，他是团长又是名演员，走到哪儿底下人都给安排好了，根本用不着他操心。虽说后来不当团长了，有事徒弟都给办了，什么买车票、拉行李、填各种表、吃饭等等，都有人伺候。再说赵世忠老师，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老伴是家庭妇女，他在外面赚钱，把钱交给老伴就什么都不管了。按他自己说的别说是裤衩，他连袜子都没有洗过，也是个让人伺候的主。我是他们的学生辈，但是我在家也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我每次应事，都是谁请谁给办，自己是吃凉不管酸。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都是让别人伺候的人，遇到情况经常大眼瞪小眼。
在机场过安检时就遇到了麻烦，因为要填表，赵世忠没填过也不知怎么填，我也不知道有这个手续，马老师倒是出过几次国也没填过。但是他知道如果身上带着美金好像得告诉安检人员。在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片刻，马季想起了这件事，他想问赵世忠带多少美金，就问：“你带了多少？”赵世忠说：“两瓶。”马季没听懂，说：“什么两瓶？”赵世忠说：“二锅头！”等弄明白我们三个人都笑出了眼泪。
到了新加坡，因为请我们的是一个民间团体，一切开销都非常节省。住的是租来的三室一厅私人住宅，里边有简单的设施，如煤气灶、洗衣机、电视设备等。其他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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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季（左），赵世忠（右）
因为住在非宾馆，还是有些不方便。比如，马老师带去很多衣服，为了应酬他要不断地换衣服。换没问题，只是换下来的衣服没有人洗。这要是在宾馆可以把衣服送到洗衣间，只要肯花钱就行了。如今不行，有钱都没辙，烧香找不着庙门，看着那堆衣服，三个人一筹莫展。我想给洗，马老师不让，让也不敢洗，因为马季老师的衣服都是好衣服，我怕洗坏了。赵世忠是个连袜子都不会洗的人更别指着他了。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马季有个马来西亚的徒弟姚新光来看我们。说起姚新光在马来西亚也是赫赫有名，人称“马来西亚相声之父”。这里有段插曲，在北京的时候有人请我搞节目，我住在北京国安宾馆，那时候指定个人消费，一个人一顿饭不得超过15元，我和朋友吃饭净凑合，要两扎啤酒就没菜钱了。那天，两个人正发愁，突然有人走到我跟前问事，说自己是马来西亚来的华侨，我问他知道姚新光吗，那个马来西亚人说认识，于是我们二人聊了起来。那个人说你们过来一起吃吧。我还有些不好意思，那人说边说边聊，姚新光不是外人，我们有生意做的。没想到借着姚新光的名吃了一个酒足饭饱。这次姚新光来看师父，是带着他夫人一起来的。我脑子一转有了主意，就跟姚新光商量了一个计策，我假装要洗衣服让姚新光老婆抢着给洗了，这样马季洗衣服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新加坡这个国家有欧洲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四种人。英语是母语。另外，每种人还可以再选第二种语言，如华人的另一种语言，就可以选汉语。华人为了推广汉语，相声这种形式在这个国家很受欢迎。1998年马季、赵炎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几位相声演员，应邀到新加坡电视台录制13集相声节目《笑一笑，少一少》，与近百名现场观众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充满欢乐的夜晚。这一相声系列节目在拍摄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在新加坡乃至马来西亚掀起相声热潮。从那时起，新加坡每年都要举办相声比赛，这次三人行，马季、赵世忠和我就是评委。另外，马季老师还要给他们做示范演出。比赛完后，为了繁荣相声创作，我还要留下来给相声爱好者讲创作课。
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国人出国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出国，那也真是一件很光荣的大事。这次出国虽说去新加坡，但全家人也还是为我高兴。因为我这人很随便，家里人怕我丢丑都嘱咐我，说出门领带别戴歪了；扣子要系好，别张三的帽子给李四戴上；尤其是裤子口别敞着；吃饭的时候要有礼貌别冲别人打喷嚏……话都说到这分儿上了，我说我随便也不会冲别人打喷嚏啊！也是因为我这人平时太不讲究了，不拘小节，所以家人才格外叮嘱我。
这次出去我想带点美金买点需要的东西，我完全可以从朋友那里借钱走。然而，我没有借。因为我在银行里存着600美金。可是这钱还不能取，因为没有到日子，还差这么五六天，如果提前取就没有利息了。但我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手里有钱为什么要向别人借呢，我是为了利息，那别人呢？所以我就让我爱人给取出来了，我爱人也支持我，但也很心疼。我们那时候没有钱啊，她从银行取了美金是掉着泪交到我手里的。马季老师几次和我说，没带着钱，他那儿有，我说我带着呢，也没什么可买的。
1990年国内商店还很单调，衣服品种、款式也极一般，手表就那么几种。到了新加坡让我感觉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拣着新鲜的北京没有的买，我挑了一台日本索尼牌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机子当时在北京很时兴，另外还买了个戒指。别的就不敢奢求了，主要是也舍不得花钱。马老师一再要给我钱，我没要。我们出去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马季老师那里有好多朋友，今天这个朋友请，明天那个朋友请。
有个周先生是北京人，在北京锦什芳街住过，我熟悉这个地方，局里分我一套房子就在白塔寺锦什芳街。
那天周先生开着车带着我们，马老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和赵世忠坐在后面，走着走着周先生说要带我们去红灯区。马季和我们当时就傻了！我们没去过，心里害怕啊。赵世忠在一旁捅我，小声说：“廉先生你说说。”那意思是说我们不去这个地方。我刚要说，马老师在前面大喘了一口气说：“周先生我们不去那地方。”为了给那个朋友点面子，马季老师说：“要不咱们去别处吧，廉先生是作家没去过夜总会，咱们到夜总会看看，也是一种对生活的了解吧。”话说完周先生连忙否定，他说：“夜总会可不能去，要一支啤酒人家肯定看不起你们（新加坡人管一瓶啤酒叫一支啤酒）。要XO要花不少钱呢，不划算的。干脆请你们去洗桑拿吧。”桑拿在中国那时也是很少有人消费的，马老师在深圳曾经去过，客人蒸桑拿到一个大屋子，那里并排放着许多床，客人躺下，有按摩的女子攀着杠子在客人背上踩，舒筋活血，揉肌松骨蛮舒服的。
可是新加坡的桑拿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没有集体蒸桑拿的大房子，一个人一个单间。进去前领班问我们按摩要华人小姐还是马来小姐。三个人一听面面相觑，一人一屋这行吗？但是既然来到这里别露怯了，马来小姐语言不通，一个人要了一个华人小姐就进去了。客人进屋在一个小隔断里蒸桑拿，蒸完以后，躺在床上等待服务。不一会儿那个华人按摩小姐进来，让我趴下，我刚趴下那个按摩小姐一下就把我内裤褪下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唰地身上被盖上了一个浴巾。心理上的压力刚解除，那位小姐便问要特殊服务吗，我更害怕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小姐说不懂吗，我说我懂，我是中国来的，你就给我按摩吧，其他的不要。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正统教育下的哪儿见过这场面呀！那一天按摩完毕狼狈离开。出了单间正好赵世忠也从里边出来，我问赵老师怎么样，赵老师红着脸说受不了！这时马季老师也出来了。赵老师跟他开玩笑说：“马季，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做特殊服务了吗？”马季笑着说：“谁说不认识，我刚进屋小姐就问了，你的搭档没来呀！”看起来马季的形象已经家喻户晓。这事过了几天，一天下午新加坡方面没有安排，马老师问：“我们俩干什么去？”我和马老师开玩笑说：“要不咱们去蒸桑拿吧！”马季说：“你缓上来了？看起来你还没吓怕！”
这笑话现在想想都后怕，以前哪儿遇见过这种事啊。后来一位新加坡朋友跟我说，你们三个人这次来新加坡真规矩。我说你怎么知道？朋友说你们到哪里去安全部门都知道。不过，不要担心，只要不颠覆我们国家的政权，他们是不管的。要说我们仨是最规矩的代表团也是事实，除了相声事业我们别的什么也没做，我们跟着马老师走到哪儿都是光明磊落的，马季绝对是一个行得正、做得正的标准艺术家。
新加坡是英联邦国家，有些规矩受英国文化的影响，比如，有的地方就禁止穿短裤进入。有一次，主办方邀请我们吃饭，我不知道这个规矩，穿着短裤就被拦在外面了，没办法只得换了一个地方。
说起吃饭也有不方便的时候，因为赵世忠老师不喝啤酒，就爱喝白酒，而新加坡人一般是不喝白酒的，所以，我和赵老师往往在用餐时不尽兴，回到住处两个人在一起喝中国二锅头。
<strong>马季老师去世</strong>
我跟马季的关系渊源久深，也有奇缘，从认识马季到马季去世的前几天一直还有联系。北京电视台城市节目，要搞一个有关北京传统文化的节目，记者莎莎要采访我。那时我已搬到石景山金顶街住，因为小孙女还小，采访有些不方便，我天通苑有一所房子空着，就约莎莎到天通苑录节目。莎莎对我说：“我们昨天在马季老师家采访，他知道我们今天采访您，特意让我们给您带好！”
这事过了两天。我在金顶街的家里，那天上午11点，我打开相声网，之前我从不在上午上这个网站的。怎么那么巧，打开之后眼前出现一个让我不想看到的消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去世。我实在不敢相信，前几天电视台采访我，我们还相互问好，怎么突然没有了呢？我对这条消息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为每逢相声界大师级的老师去世，会在第一时间接到同行的电话。于是我赶紧给王谦祥打电话，求证这件事。结果得到的答复也是我不愿意听到的。王谦祥哭着说是，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他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就听那边他和赵炎说，春明大哥是从网上得到的消息，我隐隐约约听赵炎说这么快！随后，王谦祥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天通苑中医院门口，马上要去中日医院，让我赶紧去那里找他们。我觉得事关重大，联系好唐杰忠老师，一起坐车奔了中日医院。到了那里门口都是人，大部分是各媒体的记者。当时，马季的徒弟和家里人都去忙后事了，众人见到我和唐杰忠自动闪开一条道，唐老师和我被让进去，记者莎莎趁这个机会也随我进去了，在那里以马季老师的去世为题对唐杰忠和我进行了采访。
我总是觉得那天上午很奇怪，我想不通那天为什么非要上相声网呀？怎么马季刚走就让我知道了呢！也许这就叫情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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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老师给我的题词

我知道的李金斗
<strong>《武松打虎》</strong>
说起李金斗的艺术便离不开《武松打虎》，一提这段《武松打虎》也就离不开我，是这段相声把我和他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深厚的友谊也从这次合作走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他接我的本子《武松打虎》之前，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我和李金斗很早就认识，1968年我在战友文工团时，那年他18岁，他和相声演员殷培田到战友文工团办事，我们俩就相识了。
我初到团里的那几年，说实话他一直没有从我手里拿到理想的本子。一个相声演员没有好本子是一个很头疼的事。还好后来他时来运转，得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相声段子《武松打虎》。
说到武松打虎这里面也有个故事。那时候不叫《武松打虎》，我起了几个不成熟的名字，像什么《武松的故事》等等。同时还写了一个叫《黑白分明》的子母哏的活儿。子母哏就是甲乙互相捧逗。
有一个礼拜天，李金斗拎了一瓶上好葡萄酒来看我，我说：“兄弟有事吗？”他说：“哥，没事，想跟您说说话。”哥俩聊天必然说到相声，他说：“您在家写什么呢？”正好，《黑白分明》那个本子在桌上呢，我说：“你看这不有一个吗？”李金斗看看说：“不错，给我吧。”我说：“你拿走吧。”然后李金斗又说：“你还写什么呢？”我说：“还有一段《武松的故事》。”李金斗看了说：“这个也不错，我也想要。”我说：“我写这个遇到了一点困难，我不太懂京剧。”李金斗立马说：“陈涌泉老师懂啊！”于是他就把这个本子拿走了。
按理说我写得比较好的作品应该是团里分配的，但因为李金斗的年龄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他拿走后，团里不好反驳他。
李金斗来之前，付振江曾来我家玩，看到过这个本子。付老师是安徽省曲艺团的相声演员，他看后就和我商量，说：“你帮哥一把，你把这个段子给我，我能凭着这个段子到北京曲艺团。”我想了一下，我写的给你，团里同意吗？不可能啊！因为作为团里的作者，曲艺团给我开支我怎么能把好段子给他呢？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付振江只好作罢。实践证明这个段子给了李金斗是对的。李金斗说了《武松打虎》之后大火，也有人来找我，说能不能给他们也写一段。还有特铁的老师带着徒弟来，让我也给他们写一个火活儿，他们也能火起来。
可我觉得李金斗不说我的《武松打虎》也能火。道理是当时李金斗已经非常成熟，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只有东风，演员没有基础也不行，两个因素必须齐备。
我和李金斗的关系非常好，李金斗到现在都感谢我，说：“哥，您给我写的这段《武松打虎》，我火了。”我却认为没有演员就没有作者。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演员在这个平台上叫好不叫好那就要看演员的了。
李金斗为了说好这段相声下了好大的功夫。亲自到京剧艺术家李万春老师家请教，这一去就是三四趟。让李万春老师一点一点给他指导。除了李万春老师外，李金斗还得到了京剧界其他老师的帮助。他在舞台上要表演许多人物，这些人物都要采用戏剧表演手段来完成，最精彩的是他表演的酒保、县官，惟妙惟肖，滑稽、可爱，令人捧腹，不但让外行看着可笑，也让内行称赞不已。
所以一个好段子不下功夫是肯定不行的，我在写这个段子时，从有创意到写好用了两年的时间。李金斗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武松打虎》也成为我们哥俩事业的里程碑。这是李金斗相声艺术的最高水平。我的相声作品中，无论是之前的还是之后的也都没有超过《武松打虎》的。一个人能有段相声被人记住，说明我们这一辈子已经被人认可，我很满足，辛苦没有白费。
其实1986年的第一次相声大赛，我们压力都很大。《武松打虎》能不能得奖我们都没谱。之前行家们都预测说可能要得一等奖，可是比赛瞬息万变，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从当时的演出效果看，争夺一等奖的有两个作品，一个是《武松打虎》，一个是《包公传奇》，两个效果都非常好。因为这两对演员都演得好。最后还是《武松打虎》胜出。
198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全国首届相声电视大赛。那时候频道不多，所以影响非常大，收视率不亚于春晚。颁奖的时候我没有上台，尽管没有上台领奖，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央视给的奖品是电视机，一等奖是18寸的，二等奖是14寸的。因为我的两个作品都得了奖，那天我抱回两台电视机，收获颇丰。李金斗更是风光。一个演员在全国观众面前露了脸，光宗耀祖，喜悦之情自不必说。
说到我得的电视机也有故事。在得了两台电视机后我非常后悔，不是得奖不高兴，是之前我正好买了一台电视机，要知道那个时候电视机不好买呀！因为得奖电视机可以留着作纪念，这就是奖杯。
那年头电视机还是抢手货，很不好买的。相声演员李建华的一个朋友是石景山文化局副局长，他也想要一台电视机，于是他开着卡车就把电视机拉走了，当时还没给我钱。剩下一个小的也没放多久。我岳母在电视里看我得了两台电视机想要一台，我二话没说给她了。问题出来了，我得了两台电视机，人家问我儿子，哎，你爸得了两台电视机，没给你一台？这让我想起来就很愧疚。怎么办？他正要买摩托车，干脆给了他500块钱平了这件事。电视机没了，事情没有完。团里很多人说你得奖了应该请客啊！得，我又得花钱请客。结果是得了奖，却什么也没有捞着。
当时各大媒体到处宣传，登照片和消息，一时间我和李金斗真是很红。我这人做人一贯低调，我觉得我能有成绩是我有地利，我在北京得天独厚。
现在走到哪儿，李金斗、刘洪沂就捧我，说我是《武松打虎》的作者，《包公传奇》也是我写的。事实上没有他们的成功表演，我的作品就等于零。我们之间都很注意团结，关系好是众所周知的。
<strong>遭遇打压的日子</strong>
因为一些事我与领导搞得很不愉快。尤其是我写了一个戏，他想要署名字我没有答应，那个戏没有排成不说，后果也不问则明。
当年中央电视台和文化部有两个大赛。为了压制《武松打虎》，领导不让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大赛，只能参加文化部的。众所周知，不让《武松打虎》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大赛，实际就是扼杀，不是说文化部的大赛不重要，而是即使参加了，没有通过电视台播放影响就小多了。
为了压制《武松大虎》，当时采用的手段是开艺委会，由艺委会做出决议。理由是：北京曲艺团是属于文化部管理的，《武松打虎》理所应当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活动，中央电视台与北京曲艺团没有隶属关系，可以不参加。人家是领导，别人又不好反驳，我与李金斗又不是艺委会的成员，这个决议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时，这位领导和李金斗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原因就是一个，这个段子没有通过他手，是底下私自敲定的，所以这段相声当时的处境相当危险。我和李金斗都觉得这位领导这样做事会遭到报复。在这种情况下，李金斗实在是忍无可忍。因为这个领导在困难的时候找李金斗借过钱一直没还，李金斗也不客气，在大街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让他还钱，关系搞得很僵。
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当职位变成为个人谋利的权柄时，就会出现问题。现在我们反腐，都是因为这个。领导应该为底下的演员、作家、作品服务，帮助推上去，哪能扼杀？
后来这件事让中央电视台知道了，金成导演觉得事情严重，因为相声大赛要有过硬的段子，不能没有《武松打虎》的参加。通过电视台、电台有关人员找团里领导谈话，意思是如果不让《武松打虎》参加，今后团里所有的宣传都会受影响，他们也应该知道，也没有道理不让参加。我和李金斗经过争取，最终相声《武松打虎》参加了大赛，我们也没有辜负家人和朋友们的期望，《武松打虎》在比赛中，获得了创作一等奖和表演一等奖。
我认为忍让是有限度的，忍让不能到卑躬屈膝的分儿上，这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得出一个道理，我们做人就要正直。我认为一个人要有人格的标准，没有标准是不行的。我这个人是最能委曲求全的，但不能什么事都委曲求全。
这次成功后，我们两人又继续合作了一个水浒系列，包括《武松打店》《武松做报告》《宋江验收二龙山》等。
<strong>咱们友谊长存</strong>
我们之间合作确实很默契，由于我们的结合，电视台需要节目找我也就先找李金斗。电视台要找李金斗，李金斗就叫我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相声《武松做报告》。那是一个十一晚会，电视台让我写指名让李金斗说。这是以讽刺为内容的相声作品。说的是武松打虎后，成了英雄，大家叫他做报告。一个很简单的事，非要把他拔高，武松被抬得太高，高得胡说八道。报告里讲老虎扑过来后，武松马上定格，老虎在空中悬着，然后武松想起了黄继光、董存瑞……各种英雄事迹。作为一个当事人，在一刹那不可能想这么多。现在也是，一辆汽车来了，看到有小孩，一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救孩子，哪有那么多想法，否则车早压过去了。这个相声讽刺了社会上的一种不正风气，立意深刻，让人记忆深刻。
后来我又写了个反对大吃大喝的段子，叫《宋江验收二龙山》，说的是水浒实为讽今。如今的社会常常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比如，上面规定接待的标准是四菜一汤。为了欢迎上面领导，虽然四菜一汤没变，变的是盘子。四大盘，一盘能盛四个菜，其实是16个菜。
我们之所以能合作那么多相声作品，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个是我对李金斗的表演相当的熟悉，另一方面李金斗老师对我作品的套路也非常喜欢。这种几十年的合作也说明了，我们不光是一种业务合作的伙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两个人一定是非常密切的朋友。
我和李金斗老师合作的相声有十几段，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上作家与演员合作最多的搭档之一。除了水浒系列，我还给他写过《夹板气》《刺梅》《二嘎子传奇》《不乐的相声》及群口相声《森林之歌》等不少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也包括后来我和方清平写的《新夜行记》。
《不乐的相声》写的是团长写了一段相声让演员说，演员不说不成。因为就要评职称了，领导要评高级职称，需要他把这段相声说好；演员要分房了，不说好别想分房。本来相声是可乐的，可这个相声写得不可乐。更糟的是领导要听录音。演员只能求观众配合，怎么配合呢？演员放好录音机，手里举着三面小旗，绿的笑，黄的鼓掌，红的停。这段相声是多义性的，既反映领导的独断专行和不学无术，也反映了演员弄虚作假，欺骗讹诈。
《人民文学》很少发表相声，这个作品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那个时候刘心武是主编，找我要相声，我就送给了他这一段。
还有一段是《二嘎子传奇》，是个带哲理性的相声。二嘎子是斜眼，听说有人摔一跟头能把眼睛摔好了，他就去摔，想把眼睛摔好。这是一个很荒诞的笑话，老太太过来看他摔个跟头，就说哟，你眼睛摔斜了！本来就是斜的。二嘎子天天摔，从楼上往下滚，从床上往下滚，怎么也摔不过来。后来问人家眼睛在哪里摔好了，人家说是正义路。他一琢磨坏了，怪不得人家越摔越正。自己在下斜街摔，越摔越斜。嫉妒外国人的眼睛是彩色的质量好，自己的是黑白的还老不好。后来为了摔这个眼睛，二嘎子参加了摔跤队，心想天天摔总有一天能摔过来。没想到别人看他眼斜，说他眼斜心不正，就欺负他。二嘎子被摔急了，说：“我让你们摔眼睛，你们怎么老摔我屁股呀？”一生气他就把摔眼睛这事忘了，开始专心练摔跤，然后又练武术，俗话说武术加跤，越练越高。摔跤讲究擒拿相横，通天贯日，踢抽盘肘卧，轴辙展拧空，崩拱拔合套，把拿里倒钩。李金斗还设计了一段贯口，最后二嘎子摔出了一个冠军。原来的冠军看不上他，说你这个斜眼还能当冠军，非要和他较量一下。结果摔的时候对方不占便宜，因为二嘎子是斜眼啊，一眼看这儿，一眼看那儿，对方不知道他要使什么绊儿。最后二嘎子愣把冠军眼睛摔斜了。
这段相声寓教于乐很有哲理，说明一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另外，我还想说，有些事情由于个人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够成功你就不一定成功。
有些专家就说我这个段子写得很深刻，大俗见大雅，李金斗经常演出这段，效果极好。
《二嘎子传奇》还差点上春晚，当时审查的时候，这个段子效果也好，立意也深，很可乐。但那天我们出师不利，原因很有趣。因为审查那天没有观众，就把食堂大师傅请来了，结果请来的坐在第一排的就是斜眼。李金斗对着斜眼说相声，我们也乐，人家也乐，大家后来考虑到这个相声涉及有生理缺陷的问题，所以上级说别说了。其实后来大伙儿想想都觉得没什么，当时那个大师傅也笑，也觉得很有趣。没办法，春晚要求很严格。后来有人建议我改成电影，也挺好玩的。
李金斗后来就成了一个大腕，但不管多大腕，李金斗对师父特别尊敬。他是个孝子，对母亲孝顺，对师父、师爷都非常孝顺。无论谁家的事情，他都跑前跑后。对我们曲艺团的老先生，他也是这样，逢年过节也好，有事也好，不管他身份有多高，他都为大家做事。李金斗现在是北京曲艺协会的主席，热心给大家做事情。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相声俱乐部，把相声送到了广大群众中。没有李金斗相声俱乐部的带领，北京也不会有那么多相声俱乐部。
我和李金斗之间有说不完的故事。回想一下，很有意思。当时曲艺团在大栅栏小剧场，李金斗家在前门那边的广和剧院。我有时候办完事，赶上中午饭就到他家。
我有个毛病，做了胃切除后肠粘连，吃完饭要斜着躺一会儿。除了到他家，还到王谦祥家、唱评剧的马泰老师家，去马季老师家都是如此。只要去别人家吃饭，都要斜侧卧。有意思的是，那次在李金斗家吃完饭，我躺在床上，正好李金斗的母亲也在，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手术做坏了，肠粘连得侧卧一会儿。”老太太说：“那你往边上点，我也要躺会儿。”敢情也是手术后落下这么个毛病。
李金斗家里有个大坛子，坛子里泡有药酒，这种酒特别好喝，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一碗灵”。每次到他家我就爱喝这“一碗灵”。后来，这坛子酒让老先生杨少华抱走自己喝去了。
李金斗也是一位传承传统艺德的模范，他和孟凡贵等为相声界恢复拜师仪式，为继承师祖教义做了很大贡献。
如今他已经很有名了，是北京曲艺协会的主席。但是，他依然谦逊有礼，忠厚待人。比如，他和我一起吃饭只要有烤鸭，他都站起来拿起薄饼，放好肉蘸好酱，一卷一卷地卷好，递到年长的老师手里，也包括我，这使我很是感动。包括王谦祥等，他们这一批北京曲艺团培养出来的相声艺术家，没有辜负老艺人的教导。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挨家挨户看望那些团里的老艺人。难能可贵的是年年如此。
李金斗也是个非常孝敬的人，他师父赵振铎去世都是他操办的。不光是师父，他有个师叔叫丁玉鹏，年老多病，他不光自己关心，还让他徒弟方清平、付强去照看，还让他们跟老先生学艺。老先生家里有困难他也解囊资助。
我二儿子结婚的时候，李金斗知道后，马上就说，主持我来。原来我大儿子结婚早，那时我写相声正火，我要告诉大家，肯定都来出份子。所以，我没有大张旗鼓地张罗。李金斗却跟我说：“大哥，你看你儿子结婚，大家都来主动问我，可是你却不办。别人的儿子也要结婚，让我通知大家，大伙都躲。”
我儿子结婚不想让大家知道，但是，像李金斗、王谦祥这样的朋友没法交代。最后我想了一个招，跟我走得近的人，像李金斗、王谦祥、李增瑞、李国胜这些朋友，我就实话实说，说我儿子要结婚，但不举办婚礼，可能我钱不够，到时找你们借点钱。这几位一听，虽然不举办婚礼，春明要借钱也就欣然同意了，当然后来我谁也没借。那会儿也简单，后来我想想也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那么一回，有些对不起孩子。
李金斗的儿子结婚也没办，谁也没叫，只是很小的范围，到结婚的头一天，李金斗觉得不叫我有些过意不去，就和他徒弟我的干儿子付强说：“要不把你干爹叫来？”付强说：“算了，这里有讲究，头一天叫就叫提溜了。”李增瑞是他的老同学，李金斗也没叫，他硬是带着媳妇去了。
现在我和李金斗都上岁数了，很少见面，但心是相通的。一次方清平上央视《艺术人生》接受采访，方清平请了师父李金斗，也请了我做嘉宾。两个人见面，李金斗深情地对我说：“哥，咱们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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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金斗（左）

傻子专业户李建华
李建华现在与李金斗是搭档，他的表演很有特点，傻傻憨憨的。他曾演过一个卖鸡蛋的傻子，他吆喝五毛钱俩，人家给他一块钱买四个他不卖，就五毛钱俩。后来与蔡明在情景喜剧《马大姐》里演马大姐夫。最得意的是作为相声演员他和刘洪沂演我的相声《包公传奇》，在1986年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获得捧哏一等奖。
李建华这人相当有意思，和我也是忘年交，而且交情深厚。按李建华的话说，他的艺术道路的每一站都与我有关。他们燕山文工团离我家很近，他经常到我家去玩。我家买储存白菜还找他帮过忙，他运白菜小车不倒只管推。
有一次我去他们团，他偷偷地告诉我，说他们团要解散，让我替他想个办法，找个地方。我看他是个天才，专程到酒仙桥去找北京市文工团著名快书演员周建伦。周老师当时是北京市文工团曲艺队领导，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叫“组织”。我向他推荐了李建华，周老师听后，为了稳妥，专门和我一起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听了他表演的一段相声。相声效果不错，但是，周老师还是有些犹豫，我看出他犹豫的是什么，那就是李建华的形象比较憨厚，演逗哏吃亏。于是我当时建议把李建华调去演捧哏，这是一块演捧哏的好料。就这样李建华进了北京市文工团和刘洪沂成为一对。
不久北京市文工团也面临整改，取消曲艺，李建华又找到我，我就把他的情况介绍给了我们当时的团长于真。于真是个爱才如命的领导，就这样李建华和刘洪沂调到了曲艺团。再后来李建华演我写的《包公传奇》得了全国大奖。
我和李建华与刘洪沂关系都很好。大家在一起和玩一样，不用那么费劲，谈论作品的时候，彼此都相当认真。有时我写的相声有表演难度，就要靠演员发挥自己的智慧来完成。比如，相声《武大郎卖烧饼》，这段相声要求演员按传统表演，演员穿着大褂，李建华在台上要走矮子。走矮子是京剧的基本功，蹲着走，难度很大，在表演武大郎时经常用这种功夫。李建华哪儿练过这个呀，蹲着走不了几步就累了。因为他穿着大褂，在屁股底下拴了一个小板凳，用大褂遮掩，累了就坐着说，这招还挺灵，台下观众根本看不出来。刘洪沂还要拉着他跳舞。这段相声效果也非常好。好是好但是李建华受不了那罪！后来李建华对我说：“廉叔，您在写相声时先考虑考虑我能演不能演！好嘛，一场下来我都快累死了！”我说：“爷们儿，你还减肥了呢！”
李建华拜唐杰忠为师也没缺了我。有意思的是他成了唐杰忠的徒弟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我先知道的。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唐杰忠老师到我家里去，唐老师这人爱出汗，进门先洗脸，跟我交情好不客套，拉开冰箱拿出一瓶饮料就喝，一边喝一边说：“我要收徒弟了。”我问：“是谁呀？”他说：“是西单商场卖冰箱的。”我顺口说：“那好呀，我也给你介绍一个徒弟吧。”唐老师说：“你别扒拉脑袋算一个。”我心里嘀咕你连卖冰箱的都收，李建华起码是个说相声的呀！唐杰忠：“说你说收我就收吧。”我把这事告诉了李建华，李建华喜出望外，巴不得赶紧去见师父。我工作忙，再加上唐老师老出去演出，爷俩一直没见着面。后来李建华参加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表演颇佳，决赛那天晚上得了捧哏冠军。唐杰忠在台下第一次见到这个徒弟，非常高兴，跑到我家去，说这个徒弟不是得一等奖了他才收的，他早就收了！
李建华这人也有特点，长着一对八字眉，说话慢但办事坚决。有意思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喜欢提前消费。那会儿我在老山住，因为在社会上小有名气，朋友帮忙把电话安上了。在那会儿家里有私人电话就跟现在家里有辆保时捷那么让人羡慕。不过也有麻烦事，经常有街坊会叫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我还得跟公共电话的老大妈一样，去找人接电话。
李建华知道了，非要让我帮助给他安个电话。李建华的事我义不容辞，托人说情总算把号要了下来。结果他还没完，他又委托我帮忙到西单电话局营业厅办一下手续，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接着他又得寸进尺让我把钱先给垫上，我心想咱们谁安电话呀？
唐杰忠跟我关系好，有一辆拉达想卖给我，当时汽车也是抢手货，当然是便宜卖我。我那时经济也不富裕，开的是一辆吉林小面包，换车有些犹豫。李建华知道了，上他师父家把车开跑了。我说车归你了没关系，你倒是给你师父钱呀？你师父所以要卖车也是因为要用钱。这叫什么事！提前消费，提前让师父受罪！现在想起来，这都是笑话。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李建华后来又挪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和李金斗合作，终于成为大腕捧哏了。

天长王谦祥，日久李增瑞
我和王谦祥、李增瑞的关系不亚于我和李金斗的关系，可以用等边三角形来形容。
他们两个是最佳搭档。从他们小时候做学员开始，到现在老了，就没有分开过。谁没有长短处？他们能互相包容，这一点很难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为了一个事业，你要有我，我要有你，合二为一才能完成这个事业。我觉得他们两个做到了。
我和王谦祥是在1971年认识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二十来岁，说我的相声《师傅和我》。为了说好这段相声，王谦祥和史文惠专门到首钢我所在的工厂体验生活。从那时起我们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后来我调到北京曲艺团，能在一起工作备感亲密。我到曲艺团的时候36岁了，王谦祥他们也就三十多岁。他们接受我的第一个段子是《风灾》，那是我和王存立老师合作的，还得了全国的大奖。他们在《风灾》中的表演很高雅，没有为了包袱洒狗血，从而使这段相声非常干净，让人得到艺术上的享受。这个段子除了他们用，后来社会上一些人也都在说，有的加了很多低俗的东西，使相声走了样。虽然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低俗要求，但是效果再好也不可取。
1981年是我相声创作的高产期。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写的多失败的也多，好在有好年纪，写的量多，从量里找质。相声《风灾》就是从量里找质的见证。北京曲艺团艺术室设在西单剧场，那时候不光有曲艺还有曲剧。一天，老编剧张淑华老师对我说：“春明，我有个素材你写相声一定合适。”一沾相声就兴奋的我，侧耳静听张老师跟我讲这个题材。张淑华老师说：“现在结婚大办喜事笑话百出，老百姓不堪负重值得讽刺。”她跟着讲了几件事，如新郎接新娘要拿几斤猪肉给丈母娘，意思是女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包袱出在娘身上怎么掉下来猪肉了呢？还有汽车到了男方家，新娘先不能下车，得脱了鞋把鞋扔出去，新郎找块布擦鞋，这叫去去邪（鞋）气！再有办婚宴搭棚、砌灶、架大铁锅烧水，一闹腾老丈人掉铁锅里了……我越听越觉得可写。当时，编剧组还有一位王存立老师，也是一位写相声的著名作家，要去杭州出差，我劝他不要去，和我一起合作搞这段相声。王老师觉得这是个好题材，于是，两个人又下去生活、采访。素材差不多了，我一宿之内就把初稿写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又经过加工修改，终于拿出一个好活儿，起名叫《风灾》。王谦祥、李增瑞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在全国大赛中拿了一等奖。
王谦祥最大的特点是有扎实的基本功，能说能柳，说唱俱佳，表演起来感情充沛、格调清新、诙谐风趣，富于艺术魅力。
相声这个东西，不但要博得人一乐，还要让人有艺术上的享受。王谦祥和李增瑞的相声是有艺术品位的。虽然两个人都是自小学艺，但是他们不拘泥相声单一形式的研究发展。为了提高个人素质，加强表演艺术，两人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在家泼墨豪书，乐于丹青之间。尤其两个人都爱看书，书是知识的海洋，作为相声演员本应当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王谦祥对京剧、昆曲这些艺术也酷爱，一招一式投师问教。
说相声有个讲法，不占一帅就占一怪。王谦祥年轻时长得漂亮，应该占一帅吧。李增瑞了解他的搭档，曾经写了一段《戏剧与歌》的相声段子，王谦祥表演戏曲非常到位。他唱青衣有板有眼，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不管是梅派、程派，他都模仿得非常认真；京剧、昆曲等戏曲，他都能表演得惟妙惟肖。这点让我以及相声同行都非常钦佩。马季老师劝学，也总拿王谦祥做例子。
王谦祥和李增瑞说了我很多段子，如《风灾》《动物世界》《家庭主角》《邻里之间》《穆桂英挂帅》《小放牛》等十几段相声。
王谦祥表演的《风灾》，主要的寓意就是结婚大办喜事不但给新郎和新娘两个家庭带来困苦，也给亲戚朋友带来很大的烦恼。这种风就像一种灾难，使社会出现一种不良的风俗，给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给人精神上造成无形的困惑。尤其是出份子，在段子里也有表现。王谦祥在表演中充分表现了出份子者参加婚礼的无奈，并借着酒劲划拳，释放自己对这种结婚大办喜事的陋习的控诉：“哥俩儿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可少啊……”洋相百出，最后掉锅里了。
另外，相声描述为了办喜宴，老父亲拉着一辆平板车，顶着风拉着从食堂借的锅、碗、瓢、盆、凳子、椅子等，老母亲在后面推着车，给人一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凄楚感觉，使观众从心灵深处受到了震撼。这段相声王谦祥和李增瑞的表演十分用心，在观众中产生了共鸣，所以得了一等奖。
自从王谦祥接过《风灾》并取得全国一等奖后，王谦祥基本再也没有接到过像《风灾》这样的优秀段子了。这应当和团里的分配制有关。当年我与王存立老师拿着四个段子去东北鸡西给演员送段子，团里早把分配任务定好了，我和王存立去只是给大家讲讲创作情况。我创作的两个段子其中之一《风灾》（与王存立合作）定的就是王谦祥用，另一个《我的爸爸》定给赵振铎用。那天我念完稿，几个演员都看上了《风灾》，大家都来找我想要这活。我对队长赵振铎说：“赵老师快把上面的安排告诉大家，否则我这人保不住密，大伙老问我我憋不住就泄密了，那可别赖我。”赵振铎听完忍不住一笑说：“好吧。”马上集中所有演员把上面的精神告诉大家，我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地。按道理《风灾》定了王谦祥，《我的爸爸》李金斗使着合适。但上面定了二赵，二赵也不负众望，《我的爸爸》得了全国二等奖。
到了1985年，我的《武松打虎》归了李金斗后，我又写了一段《包公传奇》。当时面临1986年全国相声大赛，相声演员要参赛没有好作品也是不行的。我在向领导汇报时，拿出了这个段子，当我念完后，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也许是当时的副团长栗丽太为王谦祥着急了，当着老团长的面对我说，这段给谦祥。可能这一句话起了副作用，这个段子归了刘洪沂。为什么这么说呢？散了会刘洪沂把我截住，说：“哥，你是不是写了一个好段子。”我说：“你怎么知道？”刘洪沂说：“刚才老太太（老太太即是老团长）告诉我，好好听话给我一个好段子。”现在看来，是老团长嫌栗丽没有和她商量，私自和我商量分配段子安排人选了。
王谦祥柳活也好，接《包公传奇》也比较合适。说句实话，当时刘洪沂在团里要排在王谦祥后面。这个段子要不是栗丽早说了一句话，很可能就分配给王谦祥了。
这件事让我意想不到。不过，在首钢宣传队的时候，曾经跟刘洪沂在一起，给他写过一段相声《矿山铁燕》，许多唱腔都在这里用过。因为，那时我从首钢总公司宣传队回了下属的动力厂，这个段子没有合作成，欠他一段，这次刘洪沂能接这个段子，也算是还了他这笔账。
离参加大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王谦祥手里还没有一段相声，他心里非常着急。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与他的交情很深，知道他心中有沉重的顾虑。但是，由于我能力有限，不可能再写出什么精彩的段子了，我心里着实为他着急。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吃饭，我有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的习惯，路边没有路椅，走到长椿街地铁旁我实在难受，我们就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谦祥说：“哥，我这事怎么办？”我想了一下，突然想起一件事，就说：“王存立老师那里有个不错的创意，你赶紧找团长要这段相声。”王谦祥得到这个消息，赶紧找到老团长于真，果真这段《驯马专家》给了王谦祥。
王谦祥与我的关系非常密切，想当年王谦祥拜马季为师，也和我分不开。
我与马老师的关系可以说是良师益友。马老师处处关心我，我跟马老师的关系走得非常近，马季的徒弟都觉得我像个大师哥。我虽然不是马季的徒弟，可在我的眼里，马季老师就是我的恩师。
还有些人觉得我能与马季老师说得上话，甚至有求于马季办事都找我帮忙。有的人想进广播说唱团找我帮忙，求我找马季；还有人想与马季一起演出也找过我；我本人并不是广播说唱团的人，可是竟有广播说唱团的人想入党也通过我找马季。
王谦祥一直崇拜马季，对马季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知道我和马季关系好，每次想去看马季都跟我说：“大哥您哪天到马季老师家去告诉我一声，方便的话我也去看马老师去。”我跟王谦祥有兄弟之情，有事就带着王谦祥去马季老师家。王谦祥这人特别老实也非常内向，到了马老师家，看着我和马老师说话，他就在旁边待着，轮到马老师问他，他就问一句回一句，从不乱插话。经过多次接触，我发现马季老师对王谦祥有一种爱怜之情。我看在脸上记在心上，后来我就想成全王谦祥拜马季为师的愿望。但是这都是心领神会，王谦祥从来没有向我表达自己的心事，实话也不敢表达，因为一般来讲，在相声界一个演员对大师级的老师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崇拜也会产生距离。我虽然跟马老师说得上话，但是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也怕说出来马老师回绝，这对王谦祥并不利，只能找合适的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有天晚上，我又去了马季老师家，那一天没有带王谦祥。聊了很久，马季觉得很奇怪，就说：“地铁快没了，你怎么还不走呀？”马季家那时在西便门那边，我每次要在南礼士路坐地铁到石景山去，马季怕我赶不上末班车。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说了。我说：“马老师，我想和您说一件事。”马季说：“什么事呀？”我壮着胆子跟马老师说：“谦祥想跟您学。”马季一听连想都没想说：“行啊。”说完，马季立即补充一句：“春明你可知道，我可不摆支。”摆支是一句行话，意思是不举行拜师仪式。马老师说这句话当时也有他的含义，他认为北京曲艺团老艺人多，老传统也多，他担心这个团里的人讲究这些。我觉得既然马季老师已经答应了，摆支不摆支已经无所谓了，心里非常畅快。可又一想，马老师答应了王谦祥，李增瑞怎么办呢？当时眼前一亮对马老师说：“把增瑞也算上吧。”马老师说：“行啊！”
就这样马老师口头上承认了王谦祥和李增瑞是他徒弟了，这对王谦祥和李增瑞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第二天早上，我就赶紧到团里找王谦祥，给他一个惊喜。那天上午王谦祥有事还没在团里，找到李增瑞了。我把他叫到一个僻静之处神秘地告诉他，昨天晚上马季老师承认他们俩是他徒弟了，让他赶紧告诉谦祥到师父家去。李增瑞喜出望外，当天这哥俩就去了师父家，一进家马季就笑着说：“谦祥，这回没让春明带着来呀？”
自从有了这层关系，有了马季的教导，王谦祥、李增瑞成了马家军的成员，他们哥俩成了马季的爱徒，艺术上有了长足的长进。马季老师曾对我说，我给他介绍的人都很本分。后来他们师徒的关系非常好，王谦祥、李增瑞也非常感激我。他们两人的爱人每次见到我都会流露出感激之情。王谦祥爱人就说：“大哥，让我们怎么感激你呀？”李增瑞爱人见到我也老说：“大哥，自从您把他们哥俩介绍到马季老师那儿，他们俩变化多大呀，这辈子我们都忘不了您！”
后来王谦祥和李增瑞调到煤矿文工团，其实我也有机会去这个团。在我和白云海搞节目期间，白莲比较火，我名声在外。有一天瞿玄和团长说：“春明，我们八年没有进人了，如果有一个名额就是你。”我没有去。我说：“我比你还大一岁呢，岁数大了，干不了什么了，谢谢你的好意。”煤矿文工团有人知道就惋惜地说：“春明，你知道进我们团多难呀！而且是我们团长发话，叫你你不来，为什么呀？”
我在曲艺团干了一辈子，我认为在曲艺团是功臣，到了煤矿文工团，还要重新开始。另外，我不愿意离开培养我的北京曲艺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殊不知，因为我那几年老给电视台搞节目，团里指不上我，前不久团长已对我说：“春明，你要是走，我可放。”按说，这边有人放，那边有人接，多好的机会呀！而我却说：“您放心，您走我都不走！”如果我要答应瞿玄和，又可以和王谦祥一起工作了。然而，我的性格却让我留在了曲艺团，一直到退休。
回忆起来，王谦祥和李增瑞说了我不少的段子，按李增瑞的说法：“大哥，你净让我们哥俩搞实验了。”这话怎么讲呢？我写相声经常爱融进一些新的内容或新的形式。而王谦祥和李增瑞又比较与时俱进，很容易接受一些创新的节目。例如，《动物世界》《患》《飞刀》等。
《患》这段相声从名字上看就不像喜剧，这是我少有的相声段子的名字。因为内容涉及计划生育人满为患而取名，有点忧国忧民的意思。其实，相声形式是不太适合这么写的。我在写这段相声时，选择语言很独特，让演员一开始采用之乎者也的腔调对话，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故事讲一位打工者首先在农村遇到的囧事；后来到城里来，走哪儿都是人山人海；最后到了一个村子，被强拉做了女婿。女孩长得白净，戴着红盖头，让他暗暗窃喜，他走上前去掀开头纱，那女孩冲他傻笑道：“嘿，嘿嘿！”原来是个傻丫头。这个段子是根据汉中一个由近亲结婚造成的一个傻子村为素材写的。因为近亲结婚会造成弱智儿童的出现，所以才出现拉郎配的怪现象。
那时候李增瑞在团里住，王谦祥则在附近团里一个宿舍里住。我这人不拘小节，不是到李金斗那儿吃饭，就是到王谦祥、李增瑞那儿吃饭。有一次我过意不去，就叫上他们俩带上夫人，想请他们在外面吃饭。到交钱的时候，李增瑞把我抱住，王谦祥把钱交了，结果是事与愿违，弄巧成拙。
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从细节可以看出近与不近。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王谦祥住院了，我去看他，但不知买点什么，到了中日友好医院门口只看见有卖花的。其实买花看朋友无可非议，可我捧着花总觉得跟假的似的有点别扭。我一进去，王谦祥与我一见面心照不宣就全乐了。
别人认为看病人买花很正常，我们却认为不正常，这就是因为两个人彼此了解，根本用不着这种形式，一切都在不言中吧。
我与王谦祥、李增瑞的交情也有几十年了。大家能够在人生道路上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光明磊落地做人，大大方方地做事，交就交长远的朋友。

“天桥艺人”刘洪沂
刘洪沂是我认识的相声演员中在台上最卖力气的一个。说相声不是力气活，他也不是卖傻力气，他说的相声一般有很高的难度，如《包公传奇》《武大郎卖烧饼》《包公锛刀》《新编四郎探母》《武坠子》《赴宴斗鸠山》《遇皇后》《卖估衣》等等，表演每个节目他都满台转。从年轻到现在六十多岁了，也可以说是最有精气神的相声演员。我和刘洪沂的关系非同一般，刘洪沂在1986年和李建华一起说我的相声《包公传奇》，并获得第一届央视相声大赛的二等奖。
刘洪沂出身艺术世家，父母是天桥艺人。天桥有个三角地，我11岁卖牙刷的时候，到那边去过还有印象。三角地那边有个茶馆，茶馆旁边有个唱戏的班子，那个班子的班主外号叫“小疯子”。后来他父亲接了小疯子的班。刘洪沂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撂地，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他和李建华火了以后，常被邀请到外地演出，我那时也同样被邀请写节目。1987年，我和他到长春参加吉林省春节晚会，遇到了许多原来在天桥卖艺的艺人。这些艺人是1958年从北京调到吉林省去的。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卖膏药糖的等等。其中有个说相声的叫林童，也是小时候在天桥撂地的，我11岁在天桥上卖牙刷，曾经看见过他。刘洪沂小时候7岁撂地。现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说起童年的时候都落泪了。现在我们都是体面的国家文艺工作者了，但那时候真的让人看不起。
刘洪沂跟我走得很近还有一个原因。他原来在特钢宣传队，我在首钢宣传队，后来特钢与首钢合并，两个宣传队也合并了，我们成了一个组织的人了。刘洪沂那时候演出就出类拔萃，他那时什么都演，演什么都精彩。说快板节奏感强；唱京东大鼓年年给首钢得奖。后来他接了我的相声《包公传奇》，我们的关系就越走越亲近了。
接了《包公传奇》这段相声他也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在下面下了很大功夫。
我常说没有演员就没有作者。我和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水和油，是水和奶。油和水是不能溶解的，而水和奶是交融的。用水乳交融形容我和演员的关系是比较恰当的。一个相声作者不熟悉演员的特点怎么能给他写好相声呢？一个演员不熟悉相声作者怎么完成作品呢？一段好作品是演员和作者共同完成的。
演员的再创造是相当重要的。我认为，演员首先能够演出我的相声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也是我的荣耀。演员进行二度创作，可以让相声“鲜活”起来。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因为二度创作得好，才取得社会的认可，包括李金斗的《武松打虎》，刘洪沂的《包公传奇》。
比赛那天有个演员曾对我说，这活儿给他，他也会火。我听了心想没那么容易。因为这段活儿，采用的是杂学唱的传统手段，不是一段活儿保人的段子，也不是一段人保活儿的段子，这是一段要求演员素质相当高的艺术作品。演员在表演中要刻画许多人物，要唱十几种戏曲唱腔，要表现包公的刚直不阿，也要表现陈世美的无耻丑陋。每一段唱腔都要精心挑选。比如，民女白兰原来的唱腔，我设计的是河北梆子，刘洪沂考虑要使用评戏那哀哀切切、如泣如诉的唱腔更能委婉地表述民女白兰的悲惨遭遇。为了设计好这段唱腔，刘洪沂专门去朋友李志家虚心请教，一句一句地学习。为了唱好这些戏曲，刘洪沂把酒都给戒了，而且从那次戒酒到现在都没有再喝。再加上刘洪沂在表演时爱憎分明、善恶清晰，时而慷慨、时而龌龊，把整个段子表演得异常精彩，每一段唱腔、每一个人物的表现都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
如此证明，演员必须要高于作者。然而，刘洪沂每次演出完毕在谢幕的时候都要向观众介绍作者，说这段相声是我们团相声作家廉春明创作的，对此，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演员出名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就大了，他们经常被邀请演出。我在搞晚会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他们，并给他们写节目。按照刘洪沂的条件，我连续给他写了好几个段子，如《包公锛刀》。
《包公锛刀》这个相声的内容是关于打假的。它说的是假酒把人毒死了，有人把制作假酒的告了官，包公铁面无私审理这个案子的故事。刘洪沂说这段相声的时候，既表现了包公的大义凛然，又把反面人物表演得入木三分。最后包公搬出铁铡要铡制假酒犯人的脖子，没想到铡刀下去刀刃蹦了，原来包公使的铡刀也是假的！
后来我又给他写过一段《武大郎卖烧饼》。我写这段相声是利用演员的特点创作的。李建华长相憨厚带有傻气；刘洪沂和他风格就不一样，显得精明灵便。我在这段相声中，充分发挥他们两个外表形象的反差特点，设计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潘金莲，一个是武大郎。内容是潘金莲为了金钱，做烧饼偷工减料；武大郎则与他相反，为保住武大郎烧饼的名牌，宁可吃亏也不损人利己。记得有一个包袱是这样的：潘金莲哄武大郎，说明天我们赚了钱给你买个摩托车！武大郎态度坚决，说我不骑，我够不着离合器！其实摩托车没有够不着离合器这一说法，底下观众听了这个包袱反响热烈。
他们两个刚上了这个节目，词还没背熟呢，中央台在天津电视台要录制一场相声专场，刘洪沂、李建华带着《武大郎卖烧饼》来到天津。在彩排时由于生疏，演出一塌糊涂，行话叫一泥到底！然后他们俩一晚上没有睡。第二天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效果非常好。马三立老师说：“这段子谁写的啊？太有趣了，写得也好。”然后他们就介绍说是廉春明老师写的，马三立老师赞叹不已。
后来李建华调到广播说唱团，李嘉存跟了刘洪沂。这个李嘉存就是说吃嘛嘛香的那个胖子。他长得也很憨厚，京戏也唱得好，效果毫不逊当年。
我和刘洪沂在业务上配合默契，生活上如兄弟亲密，有什么事找他一个电话准来。有一年年末，有个朋友要请客，事先约好的名人都来不了了，我心想不能给人家撂在那里，就临时找了几个和我特别近的朋友来吃饭，其中就有刘洪沂。其实刘洪沂根本就不认识请客的那位是谁，他来以后在饭桌上告诉大家，本来他有事，但是廉春明来电话，他爱人就说别干了，大哥的事赶紧去！
刘洪沂的笑话多得可以用车装。听说有一次上四川演出，白天没事大家分头去逛街。四川出竹席，回来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买了竹席。刘洪沂就问大家竹席多少钱，众人说68。 他听罢也出去逛街，不一会儿夹了一捆竹席回来。一进门就笑话大家：“你们买的都是68，我这48。以后买什么不要着急，俗话说‘货比三家’，多走走多看看才能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结果打开一看，发现别人都是双人的，就他那是单人的！
还有一次到外面演出，他走到一家古玩店买了两个戒指，非常高兴，一只手戴了一个就回住地了。晚上在一起打扑克，他买了便宜货向大家显摆，把手伸出来左边一只、右边一只让大家看，他说：“你们看这是我在那条街买的翡翠戒指，别看这小地方，你只要认真仔细地看，也能买到便宜货。这儿的人不懂，咱们懂啊，这俩翡翠戒指水头好……”正说着，那地方蚊子多，在他眼前飞，他双手一拍，哗！结果两枚戒指碰在一块都拍碎了！（不知真假，相声界里都这么流传。）
我与刘洪沂合作还有个段子叫《时迁扒鸡》。当时写这个的目的就是呼吁社会对犯过错误的人不要一棒子打死，要包容、教育，鼓励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反对把他们推向反面。相声说的是时迁偷过东西，到哪里找工作都找不到。时迁自我介绍说他会养鸡、炖鸡、做烧鸡、做扒鸡等等，但死说活说用人单位就是不要！其实不怕有错误，可怕的是有错误不改正错误。故事就说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这段相声是我与刘洪沂一起研究讨论完成的，段子我都写好了，为什么刘洪沂没上呢？因为在我们设计舞台剧本的时候，依照刘洪沂的意思，他小时候练过功，会折跟头。在最后表演者要从场面桌上来个空翻，然后这段相声圆满结束。又逗，又新鲜，还要个满堂好。
想得蛮好，后来刘洪沂接过这本子含糊了。他对我说：“哥，这个活儿我还是别上了，我这个岁数了，万一摔残了怎么办？”我说：“那就别上了，算我白写，如果真要是把你摔残了，谁老推着你呀！”
现在他退休了，和何云伟、李菁等人在新大都组织了一个星光相声俱乐部。而他的搭档李嘉存当了铁路画家协会主席，一天到晚玩丹青。

画家李嘉存
第一次见李嘉存是在功德林，我们办完节目去那里吃饭，我看到马泰身旁站着一个胖头，那人挺喜庆的。不久我接到李金斗通知，让我到天桥鸿运楼吃饭。我匆匆忙忙去了鸿运楼，原来是高英培老师收徒弟，收的就是这个胖头李嘉存。那天去的名人挺多，记得赵忠祥老师也去了，饭局办得很隆重，有人说在当时摆支算是拔尊了！
李嘉存原来在北冰洋汽水厂当销售科长，那会儿汽水脱销，工作挺吃香的。因为他喜欢说相声，放着那么火的行业不干硬是辞职了。那会儿想进专业很难，扔了铁饭碗生活也成了问题。他就和朋友一起开饭馆，一边当掌柜的一边演出。
他这个人心善，看不得谁受欺负，爱抱打不平。有一次看到不公竟跟人家动起手来，抡圆了给人家一个大嘴巴。其实根本碍不着他的事，这一巴掌不要紧，挨打的人和警察认识，非要让他赔两万三。他哪有那么多钱呀！为了息事宁人李金斗从家里拿出两万三给了人家。后来我们一见面就叫他两万三！
他就是喜欢说相声，不久李嘉存和张大礼绑成一对进了北京铁道总公司文工团，后来又去了铁路文工团。
我跟白云海合作的时候搞晚会多，接触演员也多，李嘉存憨厚实在，待人热情，我和白云海忙的时候，时常把演员排练、吃喝的事交他负责。后来留了一句笑话，白莲（白鲢）走了，把胖头留下!
有一次剧组在华北大酒店住，有几天住房比较紧张，李嘉存晚上就在地上睡觉，很让人感动。有一个节目《真假李逵》是群活儿，需要的人很多，我们要把小品本子交到每个演员手里。有的演员为了参加录像表现很积极，主动想来剧组拿本子，这无可非议。可我告诉李嘉存，中央电视台虽然店大，如今演员一旦被邀请就是客，我让李嘉存拿着本子坐着车把它们送到演员手里，他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给了李嘉存权柄，俗话说：“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李嘉存不经“白莲”同意在台上老加词。加就加吧，一般晚会加一句也就算了，那年猴年春节晚会，《十二生肖大拜年》中他演马，他也敢加。因为这个节目十二个人每个人只说几句话，李嘉存最后唱了一句《智取威虎山》中李永奇的唱段“我一马当先”，唱完要了一个满堂好。唱一句不过瘾，连着唱了三句“一马当先”！我在台下忍不住地笑，又给自己加词，这可是春晚呀！
李嘉存不光相声说得好，很早就和画家康宁老师学习画画。他的画现在还正经值钱呢，名人字画吃嘛嘛香嘛。他曾经答应在我过七十大寿时给我画张画。我这人过生日不乐意告诉人，他还欠着我一幅，2016年春节要送我张画，那时候我又在美国，估计下次我回北京他该还账了。
在铁道总公司文工团时，他住在玉泉路，我那时住在老山，两家离得很近。有一年春节，他骑着自行车拉着一箱子啤酒去看我。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叔，今年要放我拍的两个电视剧，共50集。”言外之意要露脸了。我说：“你要火了，到那时候我就驮着啤酒去看你了！”
现在果然火了，所以我们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叔，您什么时候给我送啤酒啊？”

史文惠的《英雄启示》
尽管外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喜剧作家，这其实是误解，我主业还是写相声。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相声事业上的，我的一生是和相声演员分不开的。我了解的相声演员要比行外的人知道得多。
现在许多相声演员成了公众人物，然而，在相声界还有许多好演员不被大家知道，这和机会有关，与水平无关。北京曲艺团史文惠就是这么一位相声界的老艺术家。
我和史文惠相识很久，在1971年他和王谦祥说我的相声《师傅和我》时就认识了。我们交往很深，他的艺术有他独特的一面。有一段时间北京曲艺团举办相声大会，一部分观众就是奔着听他的相声去的。他的相声演出效果非常好，这样的结果与他独具的诙谐、风趣的表演是分不开的。
《英雄启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我给他写的。这个段子还有很多人用过，但是，行家公认表演这段相声还没有人超过史文惠老师。
相声经常表现社会当中的一些小人物，不是每一个小人物演员都能表现得很好。这是因为小人物往往都要通过第一人称出现。有时表演者的外表形象和内涵与相声中的小人物有差距，这段相声就不够完美。有时这个小人物恰恰和相声演员本色不够相通，就能演得十全十美。史文惠演《英雄启示》演得好就是这个道理。
《英雄启示》说的是一个总想当英雄又不肯牺牲自己的幻想家。开始有个开场白我是这样写的：万里无云出了一颗星，久旱无雨拱出一棵葱，柴火垛里飞出一只鹰，铺地下钻出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是谁呀？自问自答，是我。看，多么可笑。这样的人能当英雄吗？而他却说，我是一个英雄坯子，我不当英雄就对不起生我养我的妇产医院！他东一句西一句谁也不挨着，让人欢笑无比。当英雄应当做什么呢？于是，他开始胡思乱想。学雷锋做好事？可我做好事打水扫地，不是给别人惯坏了吗？拾金不昧吧，可是又捡不着钱，捡到钱也不交，因为怕警察贪污。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不知她是第几胎，思来想去还是做舍己救人的英雄吧。比如，有小孩掉河里了，甲在救小孩之前先找块大石头往里投试试深浅，乙说你别救了，那孩子早被砸死了。他琢磨半天觉得应当做救火英雄。但是，他很委屈，因为他等了半天他们单位老不着火。终于有一天他特高兴，单位真的着火了，火里有个人，他决定赶紧先救人，结果把那人抱出来却被那人扇了个大嘴巴！原来他把消防队员救出来了。最后立志要当黄继光式的特级英雄，但他认为，黄继光用胸口堵枪眼很不聪明，要是我我就用大腿堵枪眼，我炸飞一条腿，但是我保住了一条命，我成为英雄了。我上了人民大会堂，许多首长会见我跟我握手，喝酒……领导还派人到战场上捡我那条腿，虽说没有找到，但是，最后终于给我安上了一条金华火腿！
史文惠和天津的李伯祥有交情，他总给我介绍说天津有个李伯祥相声说得如何好。那时我才到曲艺团，对相声界孤陋寡闻知道不多。通过史文惠的介绍，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后来李伯祥说了那段《白话》后，落了个李大白话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李伯祥第一次见到我就说：“老弟，我在《天津演唱》见到过你的一篇作品叫《穷嘀咕》，我非常喜欢。我想用你的段子，你也不用专门给我写，哪天到你家去，看你那儿有没用的或者是别人用过的只要我喜欢，我拿走使，使响了是您的活儿写得好，使泥了(泥了就是包袱不响)是我水平有限。不过你相信，只要我喜欢的到我这儿就泥不了！”
果不其然，他和杜国芝到家去看我，其中有一段《光图快》被他拿走了。后来在一次天津相声大会中，李伯祥说的《光图快》在众相声中出类拔萃。同场的马季老师问王谦祥：“这活儿谁写的？”王谦祥说：“春明大哥写的。”马老师不解：“这么好的活儿怎么没人使？”王谦祥笑着说：“别人说了没他那么火。”
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干什么都不能光图快。主人公光图快结果于人不利，与己有损。比如，“光图快”搞对象就快，五分钟就搞一个对象，在办事处门口见了面，没说几句就进去领证了，就这么快。拿到结婚证直接就去看望岳父岳母，看见岳母抱了一个孩子，他问这孩子是谁的？媳妇说是咱们的！“光图快”愕然。哎？你只说你有个小痦子，没说有个小孩子呀？哦，媳妇说我这孩子就叫小痦子！看看这就是光图快带来的结果。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以后别再长个猴子就得了。“光图快”在单位负责盖房子。盖房子也图快，房盖好了，门怎么也开不开，推、踹、撞都不管事。最后把他舅舅请来了，这舅舅会气功头能撞石碑。撞了半天还是撞不开，最后，喝了一斤酒，运足了一口气才撞开。撞开以后往里一看，撒腿就跑，为什么？里边还四个门呢！这段相声李伯祥给演活了，他节奏快，动作麻利，使观众目不暇接，包袱层出不穷。那会儿中央台经常在地方台选一些好节目播放。这段相声由于李伯祥演得好，被中央台选中并在中央台播放。
后来我与李伯祥多次合作，这多亏了史文惠从中搭桥介绍。

捧哏巨匠唐杰忠
我认识马季的同时也认识了唐杰忠，因为那时候他们俩在一起说相声。我和唐老师的关系也很好。自从马季和赵炎合作后，我和唐杰忠也没断过走动，经常在一起研究相声艺术。他有的时候要相声段子，我就提供给他。
众所周知，唐杰忠是相声捧哏大家，在全国数一数二。他捧哏和别人不太一样，他是属于很富态、很有文化的那种，从不装傻充愣，龇牙咧嘴、哗众取宠。
后来他跟姜昆在一起合作，台上的表演很有气质，给人感觉很高雅，让人一看就觉得他有一种大师风范。
我跟他也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一天《天津演唱》杂志要给他搞一个封面，需要有一篇文章配合，唐杰忠让我来写。我忙说写文章自己写不好，想介绍我的一位朋友来写，唐杰忠说你不要谦虚了，就你写吧。我说我可以写，但是没有人家写得好，人家是专门写这个的。我介绍的这个人名叫张永和。
通过我的介绍，唐杰忠结识了张永和，又通过张永和的介绍，唐杰忠和我认识了书法家贾松阳。后来，有一个阶段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张永和也是曲艺团编剧，后来调到《新剧本》当副总编。北京京剧院的《风雨同仁堂》就是他的大作，电视剧《大清药王》《天下第一丑》也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张永和与我都是北京普励小学毕业的，算起来是同学，后来又在一个团里工作，关系又特别好，实属难得。张老师为人谦虚谨慎，知道得多，是个文学奇才，令人尊敬。
我一有什么不懂、不明白的就打电话向张永和请教，张永和就是我那时的“百度”。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想起来就想乐。那还是在我和白云海合作时出的笑话。有一次我跟白云海在王府井天伦王朝饭店搞节目，遇见了评剧表演艺术家马泰。那时候兴下海，马泰在国安。我们俩好奇也想下海。马泰说：“好，你们两个写个履历，我交上去没问题。”那天唐杰忠老师也来天伦王朝找我们玩，我说我要下海了，唐杰忠忙问原因，我解释说想要到马泰待的国安去。唐杰忠说：“跟人家干什么，咱们一起搞一个公司不是更好？”双方一拍即合。
下海的事定了，但是不知道具体怎样操作，反正要先成立一个公司，我们俩跟着唐杰忠一起吃饭，研究成立公司的事。过了些日子，唐杰忠又约我们几个吃饭，说公司要起一个执照才行。搞执照大家都不懂，最后还是推选唐杰忠为代表。唐杰忠费劲巴拉到市局文化部门申请执照，人家说市里不管，办执照由区里决定。区里说办执照要找一个上属部门，反正每找一次得吃一回饭，饭钱无疑都是唐杰忠花。饭没白吃，果然把执照申请下来了，上属公司好像是天津一个什么物资公司，还给我们这个文化咨询公司起了一个外国名字，叫奥瑞恩文化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奥瑞恩是什么意思，恐怕唐杰忠也不懂。
唐杰忠说按要求这个责任公司人员不够，最少得八个人，得再找几个，我又找到李贵义。当时有唐杰忠、我、白云海、戴志诚、杨蕾、李贵义。应该是八个人，还差两个，差两个就差两个吧，唐杰忠劳苦功高，大家一致同意他占三股，其他几个人一人占一股，奥瑞恩文化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就成立了。
为了成立这个公司，吃了六七次饭，成立完了大家也不知道干吗，就一直扔着，时间长了大家把这事也给忘了。有一次，唐杰忠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咱们在哪儿吃呀？”我说：“有事吗？”唐老师说：“人家说了，咱们那个公司老不运作，人家要把执照收回。”我说：“那就别吃饭了！”
我和唐杰忠成立的公司，瞎折腾半天，净吃饭了，唐杰忠越想越窝囊，还跟我打过一次架，他说：“你说下海，我给你跑，你们两个什么也不管，把这公司成立了也不管。”我说：“我管什么呀？唐先生你找钱去呀！我们找您干什么，我们找您就是您找钱。我们能写，我们要能找钱，找您干吗！”唐杰忠说：“对了，我要能写找你们干吗！”
吵完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乐了。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并得出一个结论：不是经商的材料！
后来我和白云海把这个故事编成了小品。我、白云海跟唐杰忠还有李文华等围着饭桌聊天。大家在饭桌上说成立公司的事，聊了半天烤鸭老上不了。正在焦急的时候，烤鸭店老板侯耀华提溜一只鸭子来到桌前，大家问这烤鸭为什么老上不来，侯耀华说：“对不起，原来我们这鸭子都是河沟里捞上来的，今天也不知怎么了，在河沟里找怎么都找不到鸭子，敢情这么笨的鸭子都下了海了！”言下之意唐杰忠就是唐老鸭。每逢同行的人一说起这事都忍俊不禁。
搞艺术的人大多不会做生意，进入商场多半都会上当受骗。有人听说加油站赚钱，等你投资了，离公路很远。有个制药厂厂长对名人说，只要找到一个好药方，就算你入股。等你找到药方给了他们，药厂厂长说，你找的就是我们丢失的药方！您说上哪儿讲理去？ 你不懂就受骗，这都是一些演员出的笑话，我说的都是真事。一搞商就伤痕累累。唐杰忠说：“还是老老实实搞艺术踏实。”
唐杰忠在捧哏方面才华横溢，辽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曾一起合作给他搞过一个专题。这个专题也是由我帮他策划的，文字稿也是我写的。唐杰忠对我非常信任，有什么事情都爱找我商量。
我帮他收李建华就最好的例子。还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在大连举办第二次专业相声大赛，又帮他收了巩汉林。这件事也挺有趣。巩汉林要拜唐杰忠，托他的捧哏杨瑞库去找唐杰忠说，没想到唐杰忠不知道谁是巩汉林，搞得杨瑞库很尴尬。不过唐杰忠说：“这样吧！你问廉春明吧！他说行就行。”杨瑞库喜不自禁，因为他和我关系非常好。他就找到我说：“大哥，敢情您和唐老师这么铁呀？汉林想拜唐老师为师，唐老师说只要你说行就行。”我开玩笑说：“让汉林给我买条烟，买完事就成了！”相声演员李艺知道我和唐杰忠这个关系后也找到了我说：“廉叔，我也想拜唐老师，麻烦您也给我说说。”我了解李艺，相声说得好还会写，就答应了他。几个徒弟都和唐杰忠见了面合了影。李艺这个徒弟也不错，几乎年年春晚冯巩的节目他都是创作者之一。
收了巩汉林，唐杰忠很满意，那年唐杰忠在沈阳办从艺4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都是巩汉林给他张罗的。
唐杰忠从艺40周年纪念活动，办得很隆重，从开始到结束，我始终参与其中。一共办了三场。第一场是在北京举办的，侯宝林老师去了；第二场在天津，马三立去了；第三场在沈阳办的时候，唐老师找到我，让我跟马季说说能不能给他写个贺词什么的。唐杰忠和马季的弟弟马树明的关系也非常好，也托树明告诉马季。马季说不光是写字，他要亲自去，还要亲自和唐杰忠说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叫《老马家，老唐家》，内容是姓马的和姓唐的PK。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3023H1.jpg" /> 
我与唐杰忠老师（右）
唐杰忠从艺40周年纪念活动办得很完美。唐杰忠是刘宝瑞老师的掌门弟子。唐杰忠的徒弟李建华、巩汉林、刘全刚、李金祥、李艺、崔喜悦、韩占军都活跃在当今的舞台上。徒弟孙武彬后来居上。唐家军后生可畏。
唐老师的老伴对我印象也好。有一次，他老伴对他说：“你帮帮春明，给他联系联系让他出趟国。”唐老师真把这事当成自己的事了，他联系了新加坡的相声界朋友，借着新加坡相声比赛的机会，向我发出邀请，我去了新加坡，当了大赛的评委，并留下来讲创作课。1991年我还很穷，要去那里总要带些礼物。唐老师带着我到礼品商店，买了礼品，连钱都是唐老师花的。
2007年，我因糖尿病住院，已经上了年纪的唐杰忠老师，大老远地到首钢医院看我。
2008年春晚，我写了一个小品，请唐杰忠老师参演，那天排完节目已经很晚了，唐老师才跟我说：“你嫂子住院了，你陪我去看看。”到了医院才知道他老伴第二天要做气管镜有些害怕，然而，春晚又离不开，我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愧疚。他老伴含着泪说：“春明，你跟老唐去吧，工作要紧。”他老伴也是个实在人，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
我非常尊重唐杰忠老师，如今有了手机，每到春节大多数人都用短信问候。我对两个人从来都是打电话，亲自问候拜年，一个是唐杰忠老师，一个是常宝华老师。我说这些老师都是值得尊敬的，用短信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景仰。唐杰忠也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在他徒弟们面前总是夸奖我。有一天他的封门徒弟韩占军特意找到我说：“廉老师，您和我师父好，我也尊重您，您也收我做干儿子吧。 ”
有一次马季办生日宴，马季爱人余波给我打电话说：“马季要办生日宴了，你请唐老师到家里来吧。”唐杰忠听了非常高兴，然后他和我一起到马季家里去了。我看到两个老师这么多年能够在一起促膝谈心，感觉非常欣慰。
想当年唐老师在广州军区文工团说相声，马季为了把他调来，给当时的罗瑞卿大将写了一封信，这才调来了唐杰忠。唐老师经常谦虚地跟我说：“马季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没有马季，也没有我唐杰忠的今天。”
唐老师非常憨厚，没有一点架子。他对我特别偏爱，经常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生活，有什么困难让我告诉他。按我的话来讲，唐老师跟我也是半师半友关系，我从唐老师身上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
唐杰忠老师就是一位忠厚的老者，在他们团里，除了他的徒弟叫他师父外，其他的人不叫他唐老师，都叫他唐爸爸。叫爸爸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些，表示更尊敬他，像爸爸一样。
相声行业里有这么一种叫法，大家也不足为怪。有一次我帮助一位朋友搞广告策划，这位广告公司的经理叫张武。这个人挺有名的，奥运会会标就是他们公司设计的，东方时空还采访过他。工作完毕很晚了，张武开车送我回家，走到香格里拉南边一条街时，我看到一个酒吧，就不让他送了。这个酒吧是团里几个学员开的，本为挣钱，挣不到钱就自己唱歌娱乐。相声演员李伟健、吴斌、于谦年轻时也常来这里玩。我下了车已经夜里两点多了，于谦他们还在唱歌。王峰迎了上来（王峰也是我们团学员）说：“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说：“走到这儿了，想让你找辆车送我回家。”王峰说：“没问题。”打一个电话，还真来了一辆车。那会儿来的还是小面包，他对那人说这是我爸爸，您给拉家去。他就管我叫爸爸。这位司机不知道还以为是亲爸爸呢，开着车就奔东边去了。我忙问：“您去哪儿？”司机说：“您不是他爸爸吗？你们家我去过啊。”我说：“不是，我们家在西边呢。”那人说：“那他怎么管您叫爸爸呢？”我说：“那是他尊重我，我不是他爸爸，但是他管我叫爸爸，我是他一个老师。”王峰这话差点让人家把我拉他们家去。

铁哥们儿李绪良
1998年，本来李绪良已经答应同学去演《小镇总理》的男一号。因为我和他是朋友，我邀请他参加我的那个相声小品专场，那里不能没有他，于是李绪良忍痛割爱同意了。李绪良看了我的几个作品，毫不客气地说：“不行，节目软。”他让我再写两个节目。我觉得他说得有理，一狠心删去了两个节目，重新写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小品《阴错阳差》。这个小品说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要找保姆，给他介绍保姆的朋友是个马大哈，应当介绍保姆，阴阳差错地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两个人来约会，笑话百出。比如有这样的对话：
  
男方：你还满意吧，还有什么要求？
女方：满意，到那天最好是个双日。
男方：（不解）干吗还挑日子呀？
女方：图个吉利嘛！
男方：图吉利？好，那就图个吉利。
女方：接我的时候找个普通的出租车就行了。
男方：（自语）请个保姆还得汽车接？得了，接就接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女方：我别的不要，到时你给我买个戒指就行了！
男方：（发火）请保姆还要戒指？我老婆还没有呢。
女方：（生气）哎？你有老婆还跟我约会干什么……
  
这段小品可笑之极，由李绪良和武青表演，效果非常好。记得曾经有个春晚的老导演说：“廉春明净糟践节目，这个节目完全可以参加春晚。”
另一个是化装相声《婆婆多》，说的是新娘子进家，遇到了三个婆婆。一个是男方的亲妈，一个是男方的继母，一个是男方的干妈。三个婆婆给儿媳妇立了许多规矩，搞得儿媳妇无所适从。这个节目大俗见大雅，说的是家庭琐事，实际是讽刺社会上的婆婆多现象。这种婆婆多现象，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这个节目作为我专场的攒底节目，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晚会节目后来让中国文联音响公司看上了并要录制。在演出期间，还有一位中央电视台导演也看上了。有人来告诉我，这个节目不要录，等导演看上哪个挑完你再录，好节目可能上春晚。我特别守承诺，说我已经答应了另一个导演，不能出尔反尔。我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不会因为要上春晚就说话不算话。我说做事不能见异思迁，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这样做不行。以后还怎么混呀！
专场取得大成功，李绪良作为专场晚会的导演，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非常感激他。李绪良是个喜剧演员，生活中也不缺喜剧。有一次他在上海给他爱人买了一件衣服，价格不菲。回到家没敢告诉他爱人那么贵。比如说300吧，他说花了200。他爱人看了埋怨道：“花200怎么买这么一件呀？”李绪良也没敢言语。后来，李绪良又去演出，一回来他爱人跟他说：“绪良，我告诉你件喜事，那件衣服200块钱我给卖了！ ”
我和李绪良在团里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的一部电视剧《镜头伸向大杂院》，想让李绪良演主要人物。那天导演上我家谈剧本，我把李绪良也叫去了。导演一看李老师在，有些犯愁，因为他看了我的剧本，另有人选。后来，导演见我事先叫了李绪良，尊重了我的意见。李绪良果然不负众望，那个人物演得相当成功。
那个电视剧是我的第一个戏，收视率很高，反响大出我的意料。因为，有一次我随当时新剧本副主编张永和去人民机械厂，张永和介绍来宾，到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相声作家廉春明，底下传来稀疏的掌声，当他补充道，最近他也写了一部电视剧，叫《镜头伸向大杂院》，底下“嗡”了一下，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我才知道这部戏成功了。李绪良演的那个人物，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侯耀华、张国立趣事
我与侯耀华交往已久，在两个人都年轻的时候就有交往。侯耀华是绝对的人才，《编辑部的故事》一演即火。然而，在这部戏演出之前，侯耀华就已经很火了。那时候，我有小品让他演，总是打电话这样说：“兄弟，我求你一件事，有个小品让你演。”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敬重他的演技，对他的表演水平非常认可。侯耀华每次都说：“师哥，别客气，有事您就说话。”白云海与他的关系也非常近。在《编辑部的故事》拍摄期间我和白云海就曾到香山拍摄基地探过班。
《编辑部的故事》拍完就要播出了，因为朋友们都期待这部戏，侯耀华特别通知他的朋友，告诉大家在哪天播。时间很久了，记不太准确了，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是个26号。24号那天各大媒体正版都在发消息，声势袭人。正好那天我们在华都宾馆一起搞节目，大家猜测着《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反映。相声演员刘亚津从外面一进来就跟侯耀华开玩笑说：“二爷，外面的人太不像话，他们竟敢拿着带有《编辑部的故事》的报纸包花生仁！”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果然不出所料，《编辑部的故事》一经播出，侯耀华演的人物于德利非常成功，侯耀华的名字不胫而走，说家喻户晓也不为过。
借此机会，我打电话给张和平，说借着葛优、侯耀华和吕丽萍大火的机会，能不能给他们出盒小品带子。张和平说可以，于是我们二人开始策划这个小品带子。后来我给他们三个人写了四个小品。侯耀华和葛优一个，葛优和吕丽萍一个，吕丽萍和侯耀华一个，侯耀华、葛优、吕丽萍一个。 侯耀华在这四个小品中做主持人，把四个小品串起来。这盒带子取名叫《四喜丸子》。
说侯耀华自然也离不开侯耀文。过去，因为他们哥俩长得很像，人家有时都认为他是侯耀文。通过《编辑部的故事》，侯耀华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一次搞晚会，白莲邀请侯耀华做主持，请侯耀文和石富宽说一段相声。那天，侯耀文和石富宽一进门，石富宽就偷偷告诉我一个笑料，说他们来的时候，有人管侯耀文叫于德利，就是说过去人家把侯耀华当成侯耀文，现在反倒把侯耀文当成了侯耀华。我把这个笑料告诉给了侯耀华，侯耀华幽默地笑道：“师哥，这叫什么？这就叫报应！”他们哥俩之间也开玩笑。
当时社会上的小品很火，每个晚会没有相声可以，但不能没有小品。作为朋友，我们自然要给他写小品。我们也记不清写了多少，那时确实给侯耀华写得多。说实话侯耀华接了这些小品，剧组还求之不得呢。侯耀华演的喜剧小品火爆且令人回味。
有一段时间，侯耀华经常找张国立合作。张国立现在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其实，以前他也演过小品，他和侯耀华演的小品，好几个都是我和白云海写的。其中有一个小品是《要账》，张国立演一个欠账的，侯耀华演一个债主。大家都知道，欠账的是爷爷，借人钱的是孙子，这个小品非常可笑，张国立演得非常好。他欠人家钱让人家到处找，千不该万不该告诉人家一个地址，让人家半夜叫门……张国立把那个老赖演得活灵活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张国立和我是通过搞节目认识的，彼此很熟悉。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导演殷虹要搞一台节目，准备请一位主持人，委托我找一个，我就给他们介绍的是张国立。开始，殷虹不知道张国立是谁，我就解释说《编辑部的故事》有一集叫《娶个什么好》，那里边有一个叫永刚的，他有五个姐姐，自小家里就把他当女孩养，后来长大了，也女声女气的。说到这儿殷虹想起来了，说：“知道了，那个半男半女，娘们儿唧唧的，一出场就酸了吧唧，叫哥！非常肉麻。这人不行，哥，哥的，让人难受。”我当时就笑了，说：“他平常不这样，演员嘛，他演的是人物。”殷虹看我一再推荐就答应了。张国立来那天，剧组正开会，他一进门看见导演，随口叫了一声：“哥！”在座的全乐了，搞得他莫名其妙。后来，他在这场节目中做主持，表现得非常出色，导演说太好了，下次我还得用他！
侯耀华演小品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在台上即兴创作，他能根据故事内容在台上即兴发挥，这是一般人驾驭不了的，他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他不会在台上胡说，有时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他不拘泥不做作，真实得让人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在演戏。其中有个小品里边有吃烧鸡的内容，他竟然打开包装真吃起烧鸡来了。在台上弄一手油也不在乎，用纸擦手那不是表演，那是真擦。谁能想象他在台上真的吃鸡，底下观众一边笑一边鼓掌，这就是侯耀华的艺术。
侯耀华是个很体面很讲究的人，他的头有些白发，他每天都要梳理，把头发染黑，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他对我说：“师哥，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我跟人家见面，污头垢面，邋邋遢遢，是对人家的一种不尊重。”他能上升到这个境界，令人感叹不已。
我和侯耀华合作的得意之作应当是小品《八面来风》。这个小品是我和白云海合作期间值得骄傲的作品，是白莲组合的上乘之作。当时参加演出的演员除了侯耀华、侯耀文，还有石富宽、王平、刘亚津、李焕。这个小品在央视综艺大观演了23分钟，这在当时是破例了。演完，听说电影电视部部长特意打来电话，表扬我们这个小品。这个小品本来是给另一个导演张子扬写的，张导没有用。没有用是有原因的，他准备竞标参加中央台春晚，留着春晚用。白云海怕夜长梦多，就在十一国庆晚会上给演了。后来张子扬导演开玩笑说，白莲不跟他玩儿。说实话，这个小品的确是张子扬在一次给经济部策划晚会时，由我出的点子，他认可的。后来经济部那场晚会没有用，谁知道张子扬导演要留着上春晚呀。再说，白云海说的也对，春晚那么严，万一要是给毙了，就前功尽弃了。
那些年白莲接活不断，有一次应河北电视台的邀请，写一个白沟的作品，不巧的是我把腿摔折了，是趴在床上写的。内容是白沟出包。写完这个小品，我要求他们在台上挂一千个包。后来导演说这个主意不错，就是挂那么多包人家不看小品净看包了。有点形式大于内容了，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不能挂那么多包。可喜的是，那个群活阵容强大，有侯耀华、侯耀文、石富宽、王平、刘亚津、于谦等众多著名演员参演，效果相当不错。

情系广播三刘
我除了和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合作外，与团外的相声演员也多有合作。尤其是与广播三刘关系非常好。这三刘是刘伟、刘全刚、刘惠。我与三刘走得近这也和马季有关。因为，刘伟是马季的徒弟，刘惠是马季的徒孙，刘全刚是马季的干儿子。
<strong>刘伟永远是年轻</strong>
刘伟早就是家喻户晓的笑星了，打我认识他我就知道他爱玩，总给人一种长不大的感觉。自从结婚有了孩子，当了爸爸以后才逐渐收敛，否则他老是那么精力旺盛。我跟他关系一直不错，但在业务上合作不多，直到我请他拍我的电视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才正式地成为合作者。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开始请的是人艺演员何冰。因为何冰没有档期，要等他得一个月，投资方等不起，让我帮助另找演员，我想起了刘伟。
那天我和刘伟在西直门城墙上一边喝啤酒一边就把这件事谈妥了。开始我担心刘伟要钱多，怕投资方有异议，容易把这件事办黄了。刘伟是个讲义气的人，说什么钱不钱的，您的事没问题。后来，刘伟与我在影视剧方面也常合作。
当然，我与刘伟合作最多的还是相声。那些年我常应电视台邀请为专题晚会写相声，这些专题晚会的相声也多由刘伟完成。那时候各大部委经常举办一些专题晚会，主办单位花了钱，总希望邀请一些著名小品和相声演员参加，无论导演怎么推荐新演员往往都会被主办单位否定。这就给协办单位的电视台出了难题。全国上春晚的小品、相声演员都是最高级别的演员，这些演员一般不参加专题晚会，主要原因不是看不起这些晚会，而是要背新词。这些演员的时间好比黄金，他们不可能拿出几天时间为这些专题晚会背新词，所以，我的专题晚会中相声多请刘伟来演，刘伟名声够大上过春晚，能够请到刘伟，档次也算是很高的了。刘伟年纪轻背词快，和我的关系好不会拒绝。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我经常和刘伟合作，包括邮电部的晚会《尽在方寸间》、政协晚会《能人辈出》、海岛旅游节《美丽的海岛》等等。虽说都是一些专题节目，但是刘伟每次都认真对待，出色完成。
广播三刘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喝酒，而且经常喝多。有一次在外地刘伟喝多了，愣从玻璃上穿过去了，这是什么功夫？刘全刚喝多了老想哭，刘惠喝多了就笑。都说笑比哭好，可是喝多了笑跟哭都不怎么样。
有一次，刘全刚喝多了大晚上开车上了逆行线，一边开一边还不乐意，说他们干吗都用大灯晃我啊！以至于开了半里路了才发现逆行，赶紧从进口开出去。
刘惠酒量大一般不会醉，没想到有一次没管住嘴，酒后开车被吊销驾驶证，五年不能开车。问题是每年他都要帮助北京台法制进行时演戏，也许老演反面人物缓不过劲来，这回真上法制进行时了，晃悠着大脑袋说对不起。
现在这三位喝酒少多了，即便喝了酒再也不敢开车了。那些年我们经常请这些朋友一起吃饭。如今，有不乐意让去的了，这个不让去的不是别人，是“老糖”。老糖就是糖尿病。现在有饭局经常是围着一桌子人，每个人拿着一根针，掀起衣服一人一针，这也算是饭桌上的一道风景线吧。
刘伟好玩儿，爱打麻将。有一次到香港他买了一双带电子表的运动鞋，那意思是穿上这双鞋好好走步锻炼，下决心一天要走多少多少步。想得挺好，回来好多日子也没走多少步，一打听还是打麻将去了。
我不会打麻将，对打麻将非常反感。我脾气虽好，但是家里人是绝对不准在家打麻将的。相声界的朋友们很多人都知道我烦打麻将，我说：“马季打麻将可以，因为他功成名就了。你们还没到那个分儿上，一天到晚打麻将，让我吭哧吭哧给你们写相声我心里不舒服。”所以，有些跟我不错的相声演员打麻将都背着我。那天我到马季老师家，一进门马老师就对我说：“我说刘伟了，以后不许他穿着跑鞋打麻将！”
<strong>热闹之王刘全刚</strong>
相声堆里只要有刘全刚就热闹，这是大家公认的。所以，每次有活动、有牌局，少不了要请刘全刚参加，没他不热闹。
刘全刚打麻将屡战屡败，有个外号叫“月月输”。后来大家看他输了还挺高兴，“月月输”改“输而美”了。有一年过年，他在火车上打麻将又输了钱，他是马季的干儿子，马季心疼他，让弟弟马树明给他钱过年。干爹给钱过年心里自然高兴，美了一道，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输而美”！
刘全刚跟我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他也知道我不喜欢打麻将。有一次在大连比赛，我想到演员的房间串串门， 一推门，里边正打麻将呢。打麻将的有刘全刚、牛振华等，一看我进来，全站起来了，刘全刚赶紧用桌布把牌抖起来，嘴里说着：“冲你们一天到晚打麻将，能得奖吗？”
刘全刚嗓子好，他能唱歌也能唱戏，京戏唱得尤其好，而且声音非常高，高到能模仿女声说话。有一次，在大连参加相声大赛，有一个节目是崔金泉老师演的，捧哏的是范振钰老师。范振钰是受人尊重的老师，比赛期间刘全刚跟范振钰老师开玩笑，冒充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模仿女工作人员给范老师打电话。
  
刘全刚：你好！范老师，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您表演的这一段相声相当出色。
范振钰：谢谢您夸奖。
刘全刚：我们觉得您这个节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恐怕要得奖。
范振钰：那太感谢了。
刘全刚：不过，我们觉得……不好意思……（范振钰脸有点儿黑）您的脸黑点儿。
范振钰：哦，是黑了点儿，那我多涂点颜色儿。
刘全刚：那好。你这服装也有点儿臃肿。
范振钰：那我把西服脱喽，穿一个汗衫好吗？
刘全刚：你穿汗衫还是有点儿臃肿。
范振钰：……那我脱了汗衫，就没嘛了。
  
话说到这范老师还没有听出来，这时刘全刚又说了。
  
刘全刚：要不，您戴一个乳罩？！
  
范振钰这会儿才发现有人耍弄他：“这谁啊，这谁啊！”
后来，我得空问范老师：“您真没听出来？”范振钰老师说：“小兔崽子，太像女的了，我真没听出来！”
刘全刚非常大方，交朋友倾囊而出。每次吃饭不管有多少人他总抢着花钱。有一次他开车接着我和白云海到晚会剧组，路上我和白云海说：“你干吗老抢着花钱呀？”刘全刚说：“老天爷就这么安排的。”这话让人叹然。
刘全刚的慷慨还有其惊人之处，那是在和李建华合作期间。刘全刚有一个战友在海南买了一块地，后来海南的地升值了，那个战友想倒手卖出去，就找到刘全刚并许诺如能帮忙卖出去，答应给他一定的好处费。凑巧，有个机会他真的帮助把地转卖出去了。按照当初的承诺，那位战友给了他一份不薄的好处费。但是，这好处费他没自己要，拿出来一半给了捧哏李建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给李建华一半呀？刘全刚说：“当时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们都在场，所以事儿办成了，大家各有一半。”后来我问李建华：“要是你找到买主，你能给他一半吗？”李建华说：“我连媳妇都给他。”他们两个人拿着钱一人买了辆斯柯达，那时候也算是很好的车了。
后来他们俩还一起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不过，没过多久就关门不干了。据说这个厂很少有人来修车，也不是总没活，有活也是修他们那两辆破斯柯达。
刘全刚特别喜欢抖包袱，到哪儿都砸挂。有一次，他在马季老师家里打麻将。马季老师家里养了两条狗，那狗总爱叫唤。夜深人静的时候牌桌唰唰地响，旁边狗不停地叫，刘全刚手气特背，连连输牌，说了一句：“我说我怎么老输呢，原来到了宪兵队了！”逗得大家都乐了！
我二儿子结婚他也没少出力。相声界回民多，我要他帮忙找个大家喜欢的饭馆，他跑前跑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家都满意的饭馆。接亲的头车是他一位战友的大奔，也没收取任何费用，我非常感谢他。
<strong>刘惠是个好演员</strong>
刘惠年轻时参加过北京青年曲艺团，这个团有许多老演员，如回婉华、胡仲仁等。我的大儿子廉伊杰也曾一度通过胡仲仁老师介绍进入该团，在那里认识了刘惠，两人还一起说过相声。由于刘惠天生条件好，被新疆军区文工团看上，刘惠不愿意去，还特意帮廉伊杰介绍过那边的人。后来，刘惠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我的大儿子廉伊杰考入北京曲艺团学员班。虽不在一起，但关系一直不错。
刘惠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业余相声大赛中获得捧哏一等奖。那一年我是评委，他在台上的表演幽默洒脱，气质高雅。作为捧哏，他形象好，声音浑厚。当天他在台上比赛，台下的评委姜昆隔着几个评委就对马季说：“马老师，把刘惠调咱们团来吧。”马季当即回道：“可以。”因为我挨着马季，所以听得真真的。当下我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刘惠。广播说唱团是令相声演员向往的地方，刘惠自然乐不可支。然而，事情过了许久，广播说唱团那边也没动静，这让刘惠心里很不踏实。他找我说此事，我说：“不要紧，广播说唱团不行你到我们团来。”刘惠说：“行吗？”我说：“怎么不行，不信你明天就上我们团上班，他们问谁让你来的，你就说我让你来的。”这话确实说过了，我又不是团长哪有这权柄呀？可是我凭着感觉确实有这个把握。当天晚上刘惠和李世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我跟副团长栗丽去看，栗丽一眼就看上他了，并对我说：“这人咱们要。”正当北京曲艺团准备要他的时候，广播说唱团那边调令下来了。对这件事，刘惠非常感激我。我认为，我之所以给他帮忙，不光是关系好，主要是刘惠天分好，具备这个条件。
进了广播说唱团之后，为了让刘惠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是捧哏，我想让他跟唐杰忠学，拜唐老师为师，刘惠欣然应允。这事还没告诉唐老师呢，没几天刘惠找到了我说姜昆想收他。但是，由于事先我跟他说让他跟唐老师学。所以，他跟我说：“廉叔，这事我听您的。”我说：“我还没跟唐老师说呢。”拜姜昆对刘惠发展更为有利，就这样刘惠成了姜昆的徒弟。
刘惠做事非常大方，对朋友很真诚，而且非常随和。所以，一般与他合作过的人都愿意找他。比如，他参演了我的一部电视剧《素女的故事》，这部剧的执行导演是香港的，演完这个戏，人家又来找他演别的戏，这样的事是经常的。所以，刘惠总有戏演，如今倒成了著名的影视演员了。
在《素女的故事》里，我推荐他演一个狗县官，我只是想象他能演，但是没见过他演这种角色。电视剧播出后，真没想到他会演得那么滑稽、幽默。刘惠在舞台上打拼多年，演技成熟，轻松自然，毫不惺惺作态，这也是他演反面人物成功的原因。在我的另一部电视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里，我又推荐他演一号人物肖立本的堂弟肖立书。那部戏虽说是喜剧，但是在他这集戏里，我埋伏了一段悲情。肖立本的爷爷在天津有几套房子，爷爷去世后这几套房子的继承权当然就是肖立本的父亲了。然而，就在这时，他的一个从来不知道也不认识的堂弟出现了。一家人觉得这位不速之客在这个时候出现一定是为了那几套房子。刘惠演的肖立书是一个大腹便便、一脸横肉的痞子人物，开着一辆好车，带着珠光宝气的女人。当这个人出现在肖家时，无人不怀疑是为了遗产而来。当他自报家门后，等待肖大爷与他认亲时，肖大爷斥责道：“你既是我弟弟的儿子，你父亲为何不来见我？”肖立书回答：“我父亲死了！”刘惠这句话说得实实在在，语气悲切，令人窒息。他在此时的表演不温不火，把人物表现得精彩绝伦，使剧中在场的人愕然。接着肖立书说：“自从分散后，我父亲一直在找您。后来，我父亲得了重病离开人世，临终时流着泪让我一定要找到您！多亏了有这份遗产，房管部门才找到了我。大爷，我不缺这套房子，我缺的就是骨肉亲人。大爷，侄子今天找到您了，让我替我爸给您磕个头吧……”刘惠这段戏演得惟妙惟肖，有血有肉。就这么一场简单的戏，刘惠的表演让演肖父的韩善续与演肖母的澹台仁慧忍不住热泪盈眶，整个剧组的人都掉下了眼泪。搞得导演发脾气，说怎么演这么多年戏，没见过你们这么入戏的，害得剧组半天没法继续往下拍。一个人既能演喜剧又能演苦戏，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好演员。其实，刘惠并没有上过什么戏剧学院，也没进过表演进修班，他就是平时好学。每次我表扬他，他都谦虚地说：“您的剧本写得好！”
刘惠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工作忙，但是家庭观念却非常强。每个星期六必须把时间交给家里，与老人、妻子、孩子共享天伦之乐。
他不但孝顺家里老人，也孝顺师父、师爷。对我也非常孝敬。我们爷俩之间互相尊重，平时也开玩笑抖包袱。只要有段时间没见，他准打电话请我吃饭。有一天他去接我参加一个饭局，顺路拉着我老伴进城买东西。到了百盛，我老伴下车了，我说世界上我最怕的人下车了！让刘惠乐了一道，直到如今想起这句话他还想乐。
最有意思的是刘惠和刘全刚一样，吃饭都爱抢着付钱。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刘惠把钱忘在车里了，吃半截饭忽然想起来准备去拿钱。然而，停车的地方离吃饭的地方较远，正在发愁，发现一位朋友也在那里吃饭，就凑过去想跟朋友借钱，结果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朋友：哟，刘惠你是不是跟刘全刚一码子事呀？
刘惠：没错。
朋友：这个刘全刚真有意思，没带钱上我这借钱来了。没带就没带吧，干吗借钱请客呀？
刘惠：借他了吗？
朋友：能不借吗？我就说那么多人，干吗非要他花钱呀？你请不也一样吗？
刘惠：就是呀。我劝你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给我。
朋友：干吗？
刘惠：我也没带着！
  
还有一次，我二儿子要结婚，在装修的时候要挪燃气表。按规定，移动燃气表需要到燃气公司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移动。像这种事一般老百姓恐怕要遇到麻烦，我想到了刘惠。刘惠常在电视里露面，相声行话叫熟盘。熟盘观众可能就认识，我想只要刘惠一出面，这事就好办了。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刘惠和我来到燃气公司，我把刘惠推到前边，意思是你们看这是谁？燃气公司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看见刘惠就说：“哟，您来了。”我说：“认识吧。”女工作人员说：“谁不认识他呀？”刘惠一听也非常高兴。女工作人员接着说：“您是演猪八戒的吧！”我和刘惠一听心马上凉了半截！幸亏这时进来一位认识他的：“哟，这不是刘惠吗？上我们这说相声来了！”这回我们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也真如我事先猜测的那样，冲刘惠的面子把事办成了。
朋友李树桐有个干儿子想拜刘惠为师，刘惠不收徒弟，李树桐找到了我让我帮忙。我见那个小伙子确实不错，决定帮这个忙。我找到刘惠说：“你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有拜你为师这是好事，师徒如父子，你教他艺术，他不会忘了你的恩情，到老了也有人来孝敬你，这不两全其美嘛。”刘惠听了我的劝，收了这个徒弟。

我与方清平、付强的缘分
除了张亚平，方清平也颇受我喜爱。方清平现在是一个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他是那年中央台相声大赛中，因说《幸福的童年》而出名的。
北京台有一个栏目叫《脱口而出》就是专门为他打造的。这个栏目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收视率也很高。我和方清平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学生和老师关系，因为方清平是我的干儿子。认干儿子这一段还是十分有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方清平写了几段相声，那天由于他有事，让付强拿着这几段相声来找我。看了作品后我觉得还有点意思，虽然不够成熟，但孩子能写成那样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还行。我是个很爱才的人，这些作品那时候都是雏形的东西，我就提意见，比如，这个应该这样写，怎么这么写呢？可能当时话语说得严重了些，这使付强听了后很害怕，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付强听了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说：“老师，怎么这么难啊，我以后再也不来了。”付强那时候不到20岁，还很年轻，像小孩儿一样。我说：“别不来了啊。”果真付强走了从此没敢来。虽然失去联系了，但是我脑子一直没忘。由于那天方清平有事没来，我还没见过方清平，只见过付强。
过了若干年，这俩孩子长大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俩说相声，想起付强来了。不久在一次晚会上，我见到李金斗，问起付强他们，李金斗说：“这俩孩子是我徒弟，人不错。”我很激动，就讲起过去的事，说他们当年是怎么找我的，我当时提意见可能重了一些，他们不敢来了。我解释说，说得重是因为喜欢，并说这俩孩子还行，只是后来不敢来找我了。李金斗一听特别高兴，说：“那敢情好，投靠您，巴结都巴结不上，您这主动要教他们，我马上让两个孩子找您去。”
得知了这个消息，方清平和付强特别高兴，就来找我。为了他们我接了一些晚会的创作，主要是让他们能在晚会的创作和表演中得到实际的锻炼。比如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刘铁民来找我，让我给他的晚会写几段相声小品。我就带着他们，住到了工程兵招待所。从此，付强和方清平跟了我有吃、有喝、有住。不仅还能跟老师学能耐，还让他们有机会在电视上露一小脸，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是个挺好的机会，当然乐不可支。再加上我脾气好，从不向他们发脾气。他们俩就跟着我，越跟着我越高兴。后来我们又共同做了好几次节目。
<strong>发掘方清平</strong>
那时方清平跟着我，除了参加相声小品的创作，遇到采访我也带着他。后来付强演出比较忙，付强就去演出了，小方在写作方面比较擅长，一直鞍前马后地跟着我。
在那个阶段我收了方清平和付强为干儿子，但有些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师父，其实这些人还不太明白。我不收徒弟，因为我自己没有师父。相声行是很讲究拜师的，拜师要举行仪式，这个仪式叫摆支，拜师叫叩瓢。我没有师父，没有师父一般称为海青。作为海青不能收徒弟，但是我可以收干儿子，我的干儿子还真有几个，后来都在相声界出了名。
我之所以看上方清平，并带他写相声，包括后来跟我写戏，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方清平的语言非常像我，特别活泼、诙谐。以前在我刚出道的时候，有人给我总结过，说我的相声是四小，即小体裁、小人物、小包袱、小聪明。再看方清平写出来的东西也是这个特点，所以我喜欢他的东西，带着他很方便、不费劲。我们俩后来写的东西，分不出来哪个是我的，哪个又是方清平的。因为我跟别人写的东西还有些差距，比如白云海。我们的语言是有很大区别的，而方清平跟我在语言上特别靠。方清平非常聪明，有灵气。干写作这行的都知道，写东西一定要有灵气，没有灵性是写不出来好东西的。方清平悟性也很高，写东西确实要有悟性，这都是他后来出名所必备的天生条件。
别看这小小的一段相声，就全国来讲，写相声的作家很有限。马季老师过去就跟我说过，找写诗的、写小说的、写戏的不难，但我要找个写相声的太难了。写相声需要特殊材料。方清平就是一个特殊材料。
写相声要懂得相声的结构，一开始有一个垫话，垫话完了是瓢把儿，瓢把儿完了是正活儿，正活儿完了是底。你看着结构很简单。垫话是开场白，瓢把儿是在正活儿中间，用几句话把上面说的话和下面要讲的故事连上，然后攒底。别看就这点事，没有一定特殊的素质写不了这种东西。否则没法看，要不俗不可耐，要不味同嚼蜡。
我认为，写相声要有观察能力。观察一件事要找出一个角度来，选择一个切入点，才能写好相声。相声编出来，经演员一立，看着那么活泼，听着那么可笑，语言要求强度高，其实挺难的。方清平素质好，他跟我在一起合作一点也不费劲。到后来方清平水平比我还高，语言也比我活泼。我说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别看他平时不笑，但他心里会笑。方清平的写作习惯与我不一样。我写作比较皮实，什么条件都能写。我能够在任何环境下创作。比如，我走着走着想起什么，坐在马路牙子上就写。有一次我坐在马路上写，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人看到非常惊讶，因为，我屁股底下爬了好多绿虫子，把裤子都染了，我都没有感觉。我不管在哪儿，有人说话我也能创作。我过去在首钢宣传队的时候，那边地方不大，有些人在那儿连跳带说的，我都没感觉趴那儿就写。后来调到曲艺团，编导组设在西单剧场，中午编导组十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在那睡觉。等我醒了，在桌子上扒开一块地儿就开始写。有个老同志感慨地说：“能不出名吗？” 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在家里对着电视能写，写的时候也知道电视里演的大概内容，像我这样脑子的人搞写作的还真有几个。写《泰囧》的那个束焕是一个，还有就是写电影《初恋我们不懂爱情》的编剧费明。别人我不知道了。像白云海和方清平，他们都要关上门，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人在那儿琢磨，别说还真能琢磨出好东西来。
我们接了活儿，一般情况下，我能在剧组里写，方清平不行，小狗撒尿—认地儿。他不在外面写。他乐意回家去写。他这人写作和别人不一样，他要先拿纸写出个大概齐，完了后再打字。方清平跟我写作的时候，很知道吃苦。写作不像抡大锤，有力气不管用。尤其是过不去关的时候，绞尽脑汁能把人憋得头要爆炸。小方能够吃苦，写东西特别仔细。他语言好，包袱好，来得快。说起来，写作不像工厂里的车、钳、铆、电、焊，有师傅教徒弟就能学会。写作教不了，只能凭感觉，感觉好坏是天分。
我没教方清平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些机会而已。小方真是难得的一个天才。想当年马季发现我的时候非常感慨，如今我发现方清平也一样地感慨。我们合作了几段相声都非常好。
<strong>砸挂白云海</strong>
在我和方清平开始合作的时候，我的好友、北京电视台的李峙宾来找我。李峙宾原来是一个报社的编辑，如今在北京卫视的一个栏目做制片人。李峙宾年轻的时候也跟过我，那是在1995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尹力给我打电话说，你快过来吧，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当时我住在港澳中心，刚把北京台的一个节目搞完，听说尹力要找我给中央台搞节目，这是不能推辞的。因为我过去曾答应过尹力与他合作。做人不能食言，这次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承诺。在这次合作中，尹力叫来一个年轻人，就是李峙宾，他说：“这个节目您带着他干吧，别客气，他就是您的学生。”
尹力是一个著名导演。我这次的任务是在这个晚会里写几个小品，主要是反映质量问题的。尹力说他不看我的稿，因为我是写小品和相声的专家，但他不是，他只是晚会的导演。尹力说他只给我要求，那就是创作六个小品，每个小品不能超过四分钟，一共24分钟。他说：“您只要给我完成这个就行了。”
我当时觉得这个导演很开通，我找的是蔡明、郭达，杨新鸣。他们三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李峙宾在这个晚会的撰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节目最终得了一等奖。我从那时候认识了李峙宾，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联系。后来李峙宾调到北京台搞专题栏目。在我和白云海合作期间，李峙宾也常找“白莲”做他栏目的嘉宾。可笑的是，我摔了腿，拄着双拐，也被李峙宾请去做嘉宾。说的话题是有关质量问题的，因为我腿摔坏了，很多熟人还以为我是受害者。其实不是，我只是做访谈的一个嘉宾。李峙宾一直叫我廉叔，由于我们的关系不一般，虽说我不搞晚会了，李峙宾搞什么还是邀请我来帮忙。
这次，付强跟方清平就跟着我一起给李峙宾写小品。我们住在新兴宾馆。因为这次李峙宾当导演，撰稿当然就要请白云海来写了。虽然我写了电视剧，我和白云海也没断交情，有时候还有合作。但白云海是撰稿大家，每次由他撰写的晚会，都会很精彩。这是行家公认的。
白云海加入后，付强和方清平就喜欢和他开玩笑。比如，白云海说：“我写的东西都来源于生活。”本来下一句是高于生活，结果小方不等他说完，就幽默地说：“您来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白云海刚一反驳，付强那就说：“回车！回车！”逗得白云海说这俩孩子真坏。
我们行话把这种抖包袱叫砸挂。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或相声作家一定要有砸挂的本事，砸挂能锻炼相声演员在台上抓哏儿取笑的功力。砸挂砸得好说明这个演员有扎实的功底和幽默的智慧。方清平和付强砸挂砸得好，说明他们是一个好演员，只是他们老拿白老师砸挂，就苦了白云海老师了。
白云海这人的性格非常直率，有什么事从来不藏着掖着。这次给李峙宾撰稿，请的主持人是王刚。因为王刚和白云海交情也不错，在一起一见面就要喝二锅头。这次王刚当主持人，还真是冲着白云海来的。王刚给了白云海面子，白云海也是个讲义气的人。赶上录制节目那天，白云海有事，电视台搞节目有个规矩，那就是录像那天结束就要给参加演出的演员酬劳。又因为在彩排那天出了点问题，尤其是电视台和主办方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白云海怕录完后王刚的劳务费不能落实，千嘱咐万嘱咐对我说，他不在，让我帮着盯一下王刚的劳务费。他就是担心主办方不给。我也怕出偏差，但我不愧是点子廉。为了保证王刚的劳务费不落空，我找到主办方，问他跟王刚熟不熟，主办方说不熟，我说那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们两个见个面吧。主办方一听要和著名主持人王刚认识，非常高兴。我趁这个机会对王刚说：“一会儿这个劳务费他给你。”主办方连连点头说：“我给，我给。”就这样把这件担心的事完成了。那天白云海好几个电话盯着，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这个结果让白云海踏实了，他对我非常佩服。
<strong>《新夜行记》的诞生</strong>
我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最成功的那段应属《新夜行记》。说起这段相声，也有一段故事。有一天北京电视台来人找我，说李兰导演找我有重要的事。那时候北京市正在为迎奥运做准备，出租车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窗口。北京台要举办一个晚会，要以这个窗口为主题。他说北京市龙新民副书记点名，要我写一段相声，而且名字都起好了，叫《新夜行记》。
龙新民副书记原来当过北京电视台台长，以前我经常与电视台合作，我们之间比较熟悉。我一听觉得这事确实挺大。何况龙书记把名字都取好了，这事不能不接，接了就要写好。
我想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跟谁来写呢？跟白云海写？我当时确实想找他，因为我和白云海在一起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事，都很出色。但是我现在带着方清平呢，我再找他不好。跟方清平一起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后来，我觉得对年轻人总不放心，永远也锻炼不出来，一咬牙就让方清平干了。
方清平虽没接过这么重的活儿，但是还有我呢。另外，方清平在设计包袱上高人一筹，好相声有了创意，又有一个聪明、睿智具有幽默感的人，这就是能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先决条件。我找到了他，并把这事告诉他，说北京市副书记点名让我写一段相声，名字都取好了，叫《新夜行记》。这段相声写好要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晚会，到时龙书记要亲自参加晚会。方清平听后也很兴奋，说行。交代完了，方清平就先去写了。
写完了让我一看，我觉得不行。小方没有领会我的意图。初稿没有写好，我对小方没有批评，采取的是启发。我一看方清平写的还是自行车，我说：“小方，夜行记就是一个自行车吗？你怎么还写自行车呢？不应该写这个啊！现在是汽车时代了，要写汽车，要写酒后开车。写刘洪沂。”为什么要写刘洪沂呀？因为刘洪沂老师是相声界著名演员，他人缘好，许多同行包括比他辈分小的都爱跟刘洪沂开玩笑，行话是拿他抓哏，给他编笑话。当时在相声界流传他的笑话很多。在相声界别人拿自己抓哏，编笑话抖包袱，只要不是恶意，本人一般不会生气，因为行里人都懂，这是给你扬腕儿。扬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名。并不是坏事，里边含着褒义。
说起刘洪沂老师确实可乐。比如，起初相声演员都梦想能有一辆汽车，有了汽车一般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图个方便。那时开的车，不像现在都是好车、新车。因为挣钱不多，能买一辆二手车就非常不错了。经过不懈的努力，刘洪沂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拥有了一辆破汽车。不怕人笑话，那时候那辆破汽车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按现在来讲，刘洪沂开破车，也构成了炫富。然而，这个破车却成了他的负担，一天到晚怕车丢了。他家在中国杂技团的时候，住在五楼。每天从外面回来，一下车把方向盘、车挡全都拆下来，扛上楼去，每次下楼再装上。这本来就很可笑了，后来还有更可笑的。有一次唐杰忠的徒弟李金祥来跟他借车。他把车把、挡把及钥匙交给李金祥，李金祥扛着这些铁家伙下了五楼，来到车前拿钥匙开了半天，那车门也开不开。没办法又把这些东西扛上楼来了。李金祥说：“叔，您这车我实在开不开。”刘洪沂说：“不是给你钥匙了吗？”李金祥说：“我就是使这把钥匙开的，都拧热乎了也开不开。”刘洪沂说：“你怎么这么笨呢？我去吧。”李金祥跟着他下了楼，只见刘洪沂把钥匙插在门里，开完了后用一只腿的膝盖顶了一下门，再用两只手扣住门的底部往上端了一下，那门才开，刘洪沂说：“这不开了吗？”
他的笑话还有许多，有头有尾相当可笑。方清平属于一点就破的人，听了以后眼前一亮，回去重写了一段，我接过来再看，前后就跟两个作者写的似的。后面的那段写得极其精彩，结构完整，包袱多，内容焕然一新。方清平果真把刘洪沂那些笑话写进去了。后来我们听到李金斗说的《新夜行记》里就有酒后驾车，下了车卸挡把，扛在肩上跟高尔夫球杆似的，后来李金斗老师给改成炒勺显得更可乐了。
这段相声写完后，由电视台导演送给龙书记审阅，得到充分的肯定。在商量让谁说的时候，方清平主张让自己师父李金斗说。由李金斗说这段相声我当然没意见，于是我当即给李金斗打了一个电话：“兄弟，我跟小方写了一段相声，叫《新夜行记》，是龙新民副书记取的名，并点名让我们写的，这活儿不错，是一个把杆活儿（把杆活儿的意思是可以作为相声演员的代表作之一）。”李金斗听完很高兴地说：“行，让我徒弟拿来给我念念。”后来李金斗把这段说出去了，果然大火。观众爱听，同行夸奖，都说这段写得好。从这段相声开始，方清平写的相声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便越来越火了。
<strong>相声剧《爸爸丢了》</strong>
我在和张亚平合作的同时，交替着带方清平写节目，那会儿我正好犯更年期。之前我应邀给北京电视台一个筹建的栏目写了一个栏目剧，后来这个栏目没用上，这个剧放在手里也就没有用。我在家里闲得没事，想改成一部单本喜剧，没有什么人要，也就是写着玩。因为受更年期的影响，写半截就搁下了。
有一天，方清平到我家看见了这个剧本。我说自己身体不好，让他帮我往下写写，方清平答应帮着写。写了一部分后他拿给我看，由于他的包袱巨好玩，我看了捧腹大笑，觉得这个干儿子真是个奇才，是个难得的懂幽默的人。
方清平写喜剧顺当自然，用包袱信手拈来。他也是正当年，许多幽默喜剧的东西像流水一样自然流出，他的语言包袱经常一个接着一个抖，行话管这叫串屉的包袱。我认为，包袱这东西很深奥，你必须先在脑子里构成一个鲜活的带实质性的笑料，然后欣然落于纸上，使人看到忍俊不禁。小方在这方面干练成熟，运用自如。我看了他续写的一段，感觉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后来我又接着修改完成这部喜剧，并把这部喜剧改成了一部舞台相声剧，取名《爸爸丢了》。
这个戏虽几经周折，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后来终于有了着落。有一天，北京曲剧团团长凌金玉找我，问我有剧本没有，我跟他说，有这么一个戏《爸爸丢了》，是相声剧。林团长看完后觉得题材不错。
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我有个老战友名叫底明，在北京西城区宣传部当处长。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大杂院里有一个老人，这个大杂院里的孩子都是他给看大的，老街坊们亲如一家，后来老人去敬老院了，院里的老街坊都很想念他，又给他接出来了，在各个家轮流住。这是个真事。
我听后很受感动，就把这件事艺术化了。我编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叫方京生的人，因为工作忙，把老父亲送到了敬老院，后来老街坊偷着给老人接走了。一次方京生到敬老院找不到自己的父亲，就把敬老院的院长马五一告上了公堂。
我别出心裁，设计的是一个古代县官审现代的案子。由于时代的差距，审案中笑料连篇。曲剧团凌金玉团长跟我商量，能不能把这个相声剧改成曲剧。北京曲剧团和北京曲艺团是一个团，对曲剧团很了解，因此我就同意了。为了演好这部曲剧，北京曲剧团特邀潘长江出演县官，小方给这部曲剧起了个名字叫《找啊，找啊，找爸爸》。这是我带小方一起完成的一部舞台剧。这部剧小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小方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年纪也大了，我们好多成功的东西都多亏了他。所以说，我们俩的相遇是一种机缘。我们除了写相声外，还接了情景喜剧。
情景喜剧一般都是喜剧，也可以说是放大了的小品。因为我们都是写相声的，在语言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情景喜剧实际上对语言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所以，搞情景喜剧我们爷俩会占很多便宜。相声和情景喜剧都是小结构、小故事，有写相声的能力再加上能编故事，搞情景喜剧并不难。所以我带着他写情景喜剧，方清平越写越好。后来我们爷俩分开了，小方自己也搞了几个脍炙人口的情景喜剧，在这方面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我帮助方清平，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是给他机会。因为方清平是一个人才，如果没有机会就被埋没了。而我给他创造机会，让他充分发挥天分，逐渐地使他在文艺界和广电宣传系统认识更多的人。
在多年的合作中，我们爷俩的关系都非常好。我觉得做人越简单越好，我从来没那么多事，方清平也是一样，很多事我俩所见略同。比方说，我开车与别人的车撞上了，本来也有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可是我不太懂这些，就觉得该赔给人家赔人家钱就是了。还有一次，那是个晚上，我和小方去一个地方吃饭，出来黑天了，那条街很窄，我开车又笨，在倒车的时候，把一辆出租车的保险杠给撞耷拉了。虽说那是辆破出租，不撞那保险杠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是人家不让走我们也不能走啊。其实事情很简单，打个电话把警察叫来，分清责任，第二天去保险公司，自己不会花一分钱，可是我们不懂应该叫警察，就让小方给那位司机三四百块钱，然后我们就走了。在场围观的人都说，看看，人家多痛快。现在想起来，是我们爷俩傻得都流油了。什么师父带什么徒弟。师父简单徒弟更简单。爷俩一个道理，不是要钱嘛，要钱就给他。
方清平处处都表现出是一个好帮手。有一次到电视剧中心去开会，由于走得匆忙，我这人从来也不讲究，那天的衣服开线了，露着一个肩膀头，又不是西藏喇嘛，露肩膀头没讲头。一会儿我还要主说呢，连自己都看不过去了。我赶紧让小方给我买衣服，小方一看干爹这邋遢相，二话没说，立马出去了。到了下面商店，一出手就买了两件。其实一件就能遮羞，买两件干吗？小方说有备无患。我心想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下一回不成？
方清平跟着我这么多年，我发现小方有许多地方像我。付强像他师父李金斗，干干净净，热情，干什么事跑前跑后，不怕吃苦。小方就不行。小方跟我一样，在生活上不细。比如，现在我从老山搬到石景山金顶街去住，方清平到我家这么多趟，每次都打电话问几单元，住几楼几号。我也这样，糊里糊涂，原来方清平在民族园住的时候，每次到了他们楼下都含糊，得打电话问清楚才敢上楼。而且我们做事都很简单。东西坏了，直接扔了，要不就换一个，不是那么太在意。方清平几次在河北电视台演出，人家给我们个冰箱或者是洗衣机，他嫌麻烦，都懒得去拿，每次都不要，直接送人。
<strong>贺岁剧《抬头见喜》</strong>
我和方清平还合作了一个贺岁剧《家和万事兴之抬头见喜》。北京电视台贺岁剧《家和万事兴》是个金牌剧目，每年收视率都很高。说起来这个贺岁剧跟我有很深的渊源。
有一年邵飞和我闲聊，我们看香港年年都搞贺岁电影，中国也有这个趋势。我们经过探讨，在搞三集的贺岁剧短剧上取得共识。我还记得，《家和万事兴》是在北京爆肚宛和陈之胜一起吃爆肚的时候，由白云海取的。
这就是北京台贺岁系列剧《家和万事兴》的最初设想。两个人谈过以后陈之胜和邵飞几个年轻人就正式邀请我和白云海写戏。戏写完了陈之胜和邵飞也认可了，结果让导演给否了，导演拍的是自己的作品。一次邵飞遇见我说：“廉叔，真对不起，我们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我说：“没事，我那个戏由六频道作为第一部的贺岁片用了，叫《岁岁平安》。”邵飞说：“噢，敢情《岁岁平安》就是您那个戏呀！”邵飞为我高兴，压力解除，顿时心里就释然了。
自从贺岁系列剧《家和万事兴》火了以后，北京电视台年年都要拍一部，很多人都参加过，包括赵本山、宋丹丹和港星曾志伟、吴孟达等。虽说开始我参加过策划，但是后来再没有参加过写戏。有一年邵飞又想起我来了。几个忘年交邵飞、赵广晰、步晓峰选了几个本子都不行，问我有没有剧本，我就说我和小方搞了一个类似婚介的一个剧本，叫《抬头见喜》。他们认为这是个贺岁剧的名字，后来就让小方正式来写。再后来这个戏拍成功了，由梁冠华主演。
<strong>喜剧作者的喜剧生活</strong>
小方说话幽默爱砸挂。有一次白云海碰到我和小方，好朋友长时间未见格外亲切，白云海非要请我们吃饭，并把我们带到大三元。食客都知道大三元的饭很贵的，一般省吃俭用的人都会望而却步。我自己是从不进这种档次的饭馆的，除非剧组为请我写作品特别招待我，假模假式当一回上等食客外。我爱吃饺子，顶多上饺子馆买几两饺子给口腔一个交代。今天既然进了大三元，怎么能让白云海破费呢？我就偷偷对小方说咱们别让人白老师请了，方清平会意地点点头。白云海不知其里，兴致勃勃地要了一桌子好吃的。三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直吃到嘴斜肚歪，杯盘狼藉。等到该买单的时候，我站起来去交钱，白云海一看，噌地蹿了起来，说：“哎？这可不行！”白云海说什么也不让我花钱，他刚要去抢着结账，冷不防小方在后面抱住了他的腰，趁这机会我交了款。白云海对小方说：“你这不对啊！你说你这叫什么事？本来说好我花钱，你怎么让你干爹结账啊。”小方整着脸子说：“我看你也不想交，你要想交我也抱不动！”小方就这么幽默，把白云海逗乐了。
方清平说话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砸挂跟他在台上说相声一样，属于冷幽默。冷幽默在喜剧里更能让包袱有回味感。
我们爷俩都是搞喜剧的，生活中也不乏喜剧。我们的生活喜剧跟我们的写作正相反，写作出来的喜剧是创作出来的，生活中的喜剧是真实的、非创作的、出人意料的，经常与人的性格有联系。比如，我们给别人写剧本，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晚上饿了想吃宵夜。一般来讲，宾馆、旅店都是24小时营业，客人什么时候来或者什么时候走，随时都有人接待，大门也是敞开的。招待所却不成，晚上10点以前就锁门了。那天我们要吃宵夜，我一看招待所把门都关上了，方清平说：“怎么办？”我说：“爬过去吧。”自古华山就这一条道，爬就爬吧。之后，方清平在前，我在后，我们两个人顺着铁艺做的大铁门爬了上去，就在我们两个刚刚迈过一条腿骑在大铁门上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招待所那个看门的问：“嘿，你们干吗？”我们不好意思地说：“出去吃宵夜。”老头说：“这门没锁！”
现在回忆起这段笑话都忍俊不禁，在朋友圈内广为流传。
小方也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就是粗中有细，粗在生活，细在写作。我和方清平开车有笑话大全，爷俩各有一辆夏利，我有本不敢开车，后来在天通苑买了一所房，不能守着烙饼挨饿，逼着自己上了马路。敢开车了我开着破夏利到处跑，朋友开玩笑说：“您再开夏利我拒绝接待您，与身份不符。”还有一次我拉一位朋友去吃饭，我把夏利停门口，旁边也有两辆夏利，那位朋友下车一数：“夏利、夏利、夏利，走，没档次不在这吃饭了。”
方清平刚有本没车就开我的车，刚开不远就被警察截住了，原来是没系安全带。交了罚款继续往前开。他不知道丁字路口不让右转弯，拐过去又赶紧往左拐，又被警察截住了，警察说：“你怎么打右转灯往左拐啊？”没得说，罚钱。
我刚有车到团里去的时候，大家争着坐我的车，但是往后排。一位叫刘晨的相声演员说：“都不敢坐您的车我坐，我不怕死。”说完跟着我走到停车处，上了车没开三米，警察走了过来：“同志，您这车不能走这儿。”然后开了一张条，让我到执法站接受处理。刘晨一看说：“好嘛，我走吧，等您弄明白了我再坐吧。”
还有一次团长刘亚辉说：“廉老师，你刚才从煤市街开车过来，我好像看见您下车用手量了量才敢开过去呀？”（那条街本来不宽，路上还有卖菜的，使车辆行驶很困难。）
方清平也不亚于我，有一次晚上他开车拉着我去吃饭，大灯没关，等到吃完饭车里一点电都没了，怎么也打不着火。方清平说：“干爹，您来吧！”我说：“没电了我也开不走啊！”小方说：“那就把付强叫来。”我说：“付强也开不走啊！”方清平说：“叫付强来帮助推车！”
方清平跟着我，他的相声写得越来越好。以前没有跟我合作时，好比是一条大鱼，在小河沟子里扑腾，施展不开。如今，跟了我如同大鱼游进了万里湖，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到后来许多相声大腕都抢着找他，包括姜昆、冯巩。社会上一些说相声的，都让他写活儿。近几年春晚的相声中也多有他的笔迹。
<strong>情景喜剧之外的日子</strong>
我和方清平除了搞相声创作、情景喜剧之外，还搞过栏目《精彩大放送》，两个数字电影，一个贺岁舞台剧。数字电影是《鸡毛小事》和《别跟狗较劲》。《鸡毛小事》是我写的，《别跟狗较劲》是方清平写的。
一天，一个叫尹哲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戏想请我来写。我是个热情的人，接到电话就按照地址来到那里。那是一所破旧的居民楼，一打开门里边什么都没有，整个一个空！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接待了我，他就是尹哲。尹哲现在已是自己公司的著名制片人兼导演了，那时候他只算是捞了第一桶金的北漂。互相介绍后，尹哲给了我一堆材料，让我写一个有关组织部长的电影。我对他很好奇，问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开始尹哲不说，后来才支支吾吾地告诉我是黄宏介绍的。既然是黄宏介绍的，这件事就接了吧。
故事写完起名《鸡毛小事》，很快通过了二审。有一天尹哲说换了投资方，请我到友谊宾馆附近的数字大厦去签合同。我找到那个影视公司，一进门那个公司的部门王经理迎过来，笑着说：“哟，廉叔，这本子是您写的呀？”原来这个影视公司是老朋友陈之胜开的。这件事有了陈之胜按说可以按部就班地操作了，谁知额外又生枝，签完合同不久出了点事。尹哲消失了！剧本到了这分儿上，没有他也可以继续干。我是个明事理的人，我觉得尹哲为了这个本子跑前跑后不容易，还是先等等看。如果有问题真的搞不了了，我再搞，如果没什么事还是由他继续搞比较合适。
时隔一个月，尹哲出现了。知道我在等他，非常感谢。他说：“廉老师，这个戏您要是给别人了，我可就白抓了！”最后，《鸡毛小事》请李嘉存担当主演，影片收到好评。开机那天我带着方清平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认识了尹哲。
世界就那么小，尹哲找了一个投资方结果认识我。还有一次，有个想跟我合作的一位女导演，说想带我去见一个有实力的投资方，约我在公主坟见面。她带着我到了那个公司的楼下，说是几楼几楼。我说：“你说的是不是王川呀？”女导演说：“你们认识呀？”我告诉她我们经常合作。搞得那个女导演很被动，她说：“您别跟他说咱们刚认识，因为我跟他说早就认识您。”
说中国很大，文艺圈子也不小，但是，搞喜剧的人依然是有限的，所以，转来转去就那么一小撮儿。和尹哲合作的第二个戏就是数字电影《别跟狗较劲》。这个名字起得好玩儿，是侯耀华取的。
一天，尹哲跟侯耀华说要搞一部喜剧内容的数字电影。两个人在一起商量让谁来写。尹哲说：“你那里有人吗？有人您就提个名。”侯耀华说：“人是有，如果你那儿有人能写也可以。”尹哲说：“我想请廉春明老师来写，您认识吗？”侯耀华一听就乐了，心想我要请的也是他。
我的老伴曾多次提醒我说：“你岁数大了，写不了了，别老和小方合作了。”但我当时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过去的合作关系多，还能够给小方带来更多的机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所认识的关系基本都给方清平接上了，并承认了他的创作水平，逐渐地找方清平的人越来越多了，干这行完全有饭吃。
有一次，我俩在我家附近吃卤煮火烧，我说：“小方，干爹和你说件事，干爹不带你了。”小方一愣，还以为我生气了，就问：“怎么了？”我语重情长地说：“干爹不带你了，是因为干爹写不过你了，咱们俩谁带谁啊？你已经超过我了，所以干爹就不带你了。”小方说：“那干什么呀？干爹，您知道我现在能赚钱了，您不和我干了，人家该说我了！”我说：“你记着，我要不说你没人说你！”
我主动不带方清平，因为我本人就有过这种经历，年轻的时候我跟人合作写了几个电影。很多人都说，你自己都能写了，你还跟着老师写干吗？这句话使我记忆犹新。自己经历过的事，引以为戒。我说：“干爹不和你一起干了，因为你已经超过我了。”小方是个铭感不忘、知恩图报的人，当时表示：“干爹，咱们这样，只要您有事找我，我绝对义不容辞。”
在我们爷俩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小方没出名的时候，媒体采访我，我就带着小方，让他在电视里露面。现在，电视台采访方清平，方清平也经常请我去录像。这就是相声行里常讲的互相借腕儿。说句玩笑话，过去徒弟没名常说我师父是谁谁谁。等到师父老了没人认了常说我徒弟是谁谁谁！
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友情。每年春节付强和方清平都要到我家看望我们老两口。平时有什么事都主动问候，我也关心他们，看到他们取得了新成绩我都会祝贺。我们之间已成为相知有素的朋友，情深似水的爷们儿！
要强的付强
我很偏爱干儿子付强，他在写作上不如方清平，但是在表演上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付强不光会说相声，演电视剧也很有喜剧天分。这是在演我的贺岁电影《给您道喜啦》时发现的。
《给您道喜啦》里有一段侯耀华的戏，侯耀华要找一个配戏的，就把付强叫来了。这是一个小小片段，侯耀华扮演一个街头理发员，付强演一个想结婚又不想花钱，图便宜上街头理发的小伙子。理发员一边理发一边和他聊天，结果越推头发越少，最后给这个小伙子推了一个光头，小伙子急得直哭，说我这怎么结婚呀？这时侯耀华掀开身后挂在墙上的一块布，原来里面挂的都是头套。侯耀华说头套七折，你随便挑！敢情侯耀华演的这位理发员是卖头套的。
就是通过演《给您道喜啦》这部戏，我发现付强这孩子有演戏的天赋。一般相声演员在说相声时总要跳出跳进，所谓跳出跳进是在表演人物时一会儿是这个人物，一会儿是那个人物，还要不断地加入过渡语言，所以很不容易入戏，而多带舞台腔。付强不然，他演人物真实松弛，这是很难得的，而且有一种赖了吧唧的劲头。这种本色的性格很是值钱，如果选对人物，会非常精彩。可惜，我现在老了写不了什么戏了，如果再年轻一点一定会给他多写点戏。不过，付强在我写的情景喜剧里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
付强和方清平生活也充满喜剧，方清平还不会开车呢，没有本就先买了辆夏利车。上哪儿去都由付强开着，这就好像瞎子背着瘫子互相帮助。还别说，这辆车也没少帮我。
我本人是个知足常乐的人，本来在老山有一套房子，虽说小点但一家人不为房子窄小而伤感。然而，我为什么突然有了买房子的欲望了呢？这还得从我的岳父岳母说起。人老了容易犯前列腺的疾病，要经常去厕所，一个厕所显然不够。为了方便老人，我决定买一套带两个厕所的房子。房子看了几家，但老伴总犹豫没有买成。正好开文代会，著名的双簧演员莫岐说：“你搬天通苑去吧，马季、侯耀华、王谦祥都在那儿，房子也便宜。”那时候是经济适用房，才2650元一平方米，说得我有些心动。找了一个好天，约好付强开着夏利车拉着我和老伴去了天通苑，到了那里又怕老伴犹豫，偷着嘱咐付强劝干妈下决心买房。
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板楼，每套房间设计得都很大，售楼处的小姐打开房门，哇！50米的大厅宽敞明亮，光线充足使人豁然开朗。见大家都喜形于色，付强趁着热乎气儿按着我的意图哄我老伴：“干妈，别犹豫了，这房子多好哇！又大又便宜，现在不买以后涨价就麻烦了！”就这样把房子买了。
房子买了，付强帮助搬家的时候又出笑话了。那天搬家公司来人往车里摆东西，我老伴觉得他们摆得松怕一趟拉不完，再拉一趟还得花钱。她让我和我妹夫亲自上车整理东西。就在这时付强开着夏利赶来了，一看搬家公司的人在那儿歇着，俩老头在车上汗流满面搬东西，当时火气就上来了：“你们都是干吗的？怎么什么活都不干，让老人干呀？”付强是个火爆脾气，也没调查研究，只是一心心疼干爹，当时越骂越有气，恨不能揍这几个工人。搬家的人挨了骂，也觉得冤枉，因为上车整理东西是两个老人自己要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但是，对方见付强拢不住火，偷着打电话找了一个人来，这人是个秃子，一看就是个三青子。这秃子一来使气氛显得有些紧张。付强是个性格倔强的人，虽然看到自己处在不利的环境，嘴还是没服软。正在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方清平赶来了，他来也是帮助搬家的，他根本不知道付强在生气。然而，对方一看这边也来个秃子，再加上方清平是一个见了包子都不乐的主，搬家公司的人也含糊了，不敢轻易还嘴。一边一个秃子，没想到秃头歪打正着，这场架未打先息。

相声奇才郭德纲
收郭德纲做干儿子也挺有意思。有一天张文顺、王文友和李业明三个相声名家给我打电话，说小剧场有个叫郭德纲的孩子说得不错，让我过去听听。我答应了并在礼拜五去了小剧场。那时正是郭德纲艰苦创业的阶段，台下的观众虽然还不怎么多，但是效果极好。我认真听了郭德纲说的几段相声，从形象、声音、做派、处理相声的手段来看，第一感觉这孩子是角的坯子，从那天起郭德纲的精彩表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演完了我们一块吃饭，张文顺等三人说：“不错吧，你把他收了吧！”我以为要让我收徒弟，连忙摆手说：“你们知道我是海青，我不能收徒弟。”他们几个人就乐了，说：“郭德纲想跟你学写，你不是收干儿子吗？你就收他做干儿子吧。”从那以后郭德纲就是我的干儿子了。
我认识郭德纲那会儿正是他创业阶段，因为演出的范围小，观众不知道他，生活也很困难。后来我劝我们团里的领导把他调到团里来。团长说我要调他，前提是他必须在有影响的大赛中得一等奖，他跟上面才有的说。正好，北京电视台要举办相声大赛，我是那次大赛的评委。我这个人从不搞不正当的人际关系，我非常希望他能够得一等奖，但是我并没有告诉评委们我们的关系给他拉票。因为我认为他不用，他准会得一等奖。在初赛时，郭德纲表现出众，果然出类拔萃。当时同任评委的唐杰忠老师就说：“这孩子说得太好了，一定能得大奖。”而且用佩服的口气跟我说：“春明，我刚知道他是你的干儿子，以前你没有告诉我，不搞关系拉票，也值得佩服。”说实在话我觉得他不用拉票。
决赛时换了评委，我破例依然担任评委。然而，他那天抓了一个第一场的第一个，他演出的时候，观众还在找座。大大地影响了他的演出效果，没能如愿以偿。
那天在举牌的时候，我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超出所有评委的不可想象的高分。当时他的师父侯耀文还不认识他，带着疑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当然，后来他理解了，我的分打得是对的。
我们爷俩关系一直很好。想当年马季老师对郭德纲的表演是非常看好的。有一次马季老师在和我通话中说：“听说郭德纲是你的干儿子，这孩子的相声我听了，很有前途。”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郭德纲，郭德纲对马季老师非常崇敬，表示要去家里拜访。马季老师非常谦虚地说：“我去剧场看看去。”郭德纲受宠若惊马上接过电话说：“马老师，我让我干爹带我去看您。”令郭德纲遗憾的是正准备看望马季老师的时候，马老师走了。
我与郭德纲的合作最令我满意的还属情景喜剧《小房东》，这个戏在当年卫视的收视率是相当高的。
我怎么想起写《小房东》呢？事出有因。在搞完情景喜剧《圈里圈外》后，天津电视台为了满足天津观众的需求，别出心裁重新配音，把人物的普通话改成了天津话，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圈里圈外》制片人刘建宏与天津电视台兴趣高涨，想借此热乎气再搞一部情景喜剧，刘建宏带我与天津电视台负责人见了面。因为我在石景山认识许多当地的农民朋友，比较熟悉城乡结合部的情况，所以我说出了一个创意，就是写一个城乡结合的戏。在场的人经过研究、讨论，认同了我的想法。决定由我先去做案头工作。从天津回来后，我就投入了《小房东》的创作。
在《小房东》的创作当中，我参与了那年中央电视台春晚小品、相声的创作。在给春晚写节目的同时，我开始见缝插针地写戏，一直过了春节也没闲着，一口气写了三十集。当时自我感觉良好，就给投资方打电话，可能对方没想到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拿出三十集的初稿，道声“过年好，廉老师辛苦了”，就没下音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写作，心里有了谱，觉得这个题材基本能成立。我明白对方也不好答复什么，因为现在都是买方市场，买方是天津电视台，人家说了算。
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有一次，我那个当警察的干儿子王新，搞了一个治安内容的动漫片子，想请郭德纲来配音。这件事经过我联系，郭德纲很痛快地答应了。见面那天一起吃饭，闲聊时我问郭德纲有个情景喜剧乐不乐意演？郭德纲一听很高兴，他说：“我听您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制片方刘建宏与吴林励夫妻俩一听郭德纲同意演《小房东》喜出望外，马上与郭德纲见面把事情定了下来。没几天，天津电视台的人也来京与郭德纲见面，郭德纲大名鼎鼎、幽默大气又是天津人，双方一拍即合。
写《小房东》的时候是2005年，我那年已经62岁了。不夸张地讲在搞《圈里圈外》时，我已经把自己积累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再要这么写已经很吃力了。好在平台建好后，方清平手里的活儿已经清手。本来我要组织《圈里圈外》原来的写作班子一起来写，但是方清平却说还是咱们爷俩先写吧。我考虑方清平正当年，手下功夫又好又快，于是就同意了。多亏了方清平自告奋勇，100集的剧本他一个人就写了50集。我自己也写了18集，剩下的才由别人完成。
这部戏郭德纲演的小房东非常不错，当时在天津卫视的收视率还是第一。这个戏火了，投资方赚了钱，连盗版商都赚足了。我去电子市场修电脑，到处可以遇到买《小房东》光盘的人。
我和方清平还有一部30集的戏《千金一笑》，后来改叫《笑够江湖》。这是根据传统相声《八大棍》编写的一部喜剧。郭德纲拍完《小房东》后，我想让他演这个戏。本来有几家同意投资拍摄，但最终还是没有拍成。
这部戏开始挺顺利，有了大纲就有人看上了，第一家，签了合同给了定金，刚刚写完分级梗概，投资方总裁和副总裁发生了矛盾使这个戏搁浅了。第二家，也是签了合同给了定金，正在修改之中，投资方又出问题了，他投资的第一部戏没有卖出去，资金回不来，老板消失了。第三家很爽快，因为这时郭德纲同意演这个戏，有了郭德纲其实就有了票房。然而，问题出在投资方在郭德纲的劳务上出尔反尔。这一家就这么告吹了。第四家是个有名的影视公司，但是也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问题。与前面一样，投资方与郭德纲说好了报酬，临到签合同时又要降。这次我为了能够拍成主动降了自己的报酬，为的是保证郭德纲的报酬，按说这就行了吧，但最后还是因为一件事导致合同没签成。什么事呢？投资方又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到了签合同的那天，他们想借着郭德纲和我的关系让郭德纲签三个合同，后两个虽没有剧本但是合同可以签，因为他们觉得郭德纲的价值会越来越高。事先不让郭德纲知道，给他个措手不及。想他与我的关系好，也不好推辞一定会上套。我觉得不让我告诉他，这不是把郭德纲往沟里带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不能做，但是又不能告诉郭德纲。想来想去只有牺牲自己，我跟他们说我的剧本不参加了，你们要找郭德纲签几个合同与我无关。这事就这么黄了。
事隔这么多年，虽然到现在这个戏还没有拍，但是我始终无悔。人都需要钱，但更需要名誉，我认为做人应当有标准。郭德纲虽然是我的干儿子，但是我绝不能坑他。
现在郭德纲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了，我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他的经纪人王海的婚礼上我们见了面，他说：“爹，你的戏我演！”

大智若愚的好捧哏于谦
有一句警言说，不要轻易给人下结论，我看给于谦非常恰当。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当初曲艺团招收学员，很多老师都没有看好他，说他不是干这个的材料。没成想他现在却成了捧哏大腕，这让起初没看上他的老师感叹不已！
于谦开始学相声是和刘颖一场，起初我写过一部电视剧《镜头伸进大杂院》，请他和刘颖两个人演半大小子。不瞒您说，这俩孩子发挥得不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那起，我看到于谦身上蕴藏着一种潜在的能力。可惜的是后来刘颖上日本留学，他一直耍单，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那时写相声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只能在一些群活儿里使用他。比如，在40人相声《大练基本功》、群口相声《森林之声》、白沟的群口小品《我爱白沟》，还有我写的大型小品《北京清明上河图》，于谦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一直为这个闲置的人才感到可惜。
记得那年拍我的电视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时，有一个傻庆的角色，原来是姚二嘎演的。后来在拍摄中剧组出现了一些问题，被迫停机，原来的导演下课，姚二嘎也因为吸毒被剧组劝退。新导演是峨眉厂的一位老导演，她让我推荐一名演员演傻庆。开始我推荐的是李嘉存，这位导演说，李嘉存和姚二嘎年龄相差太大，让我再另找一名演员，我想于谦和姚二嘎岁数差不多，何不推荐于谦呢！那时我们剧组住在甘家口华侨补校，我把于谦叫到剧组来应聘。然而，这位老导演一见于谦可能和我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不吐口。搞得于谦非常尴尬，有心打退堂鼓，可我并没有动摇，一直鼓励他争取，导演几次让我再推荐，我决心不再另找人，事情就这么僵着。于谦在那里觉得没意思，就跟我说：“大爷，我走吧！”我劝他不要走再等等。我们爷俩每天就在门口的小饭馆以饺子酒等待。到了第三天，导演实在找不着人就跟我说：“你说于谦就于谦吧。”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后来，那位老导演一集没拍就让剧组给退了，她走了于谦留下了。这部戏多亏请来了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著名导演陈燕民，效果极佳，收视率在北京卫视连续四个礼拜排第一。通过这个电视剧，于谦演的傻庆开始小有名气。有一次他到天津去，有的观众竟管他叫傻庆。按我们行话说响腕儿了。也可以说从那部电视剧开始，于谦才小有名气。从此，他渐渐喜欢上了影视。因为那一阶段相声也不十分景气，不久他就报名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导演。这对他后来的相声表演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再后来于谦应聘到房山电视台担任一个栏目的主持，也曾邀请我给房山电视台策划一台晚会，但由于主办方资金问题没有搞成。有一年，方清平在燕山文工团的一位演员王建华找到我，想讨论有关安全方面的晚会，我把白云海找来，终于完成了与房山电视台合作的心愿。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有一天于谦给我打电话，问我手里有没有剧本。正好，我刚刚改好相声剧《爸爸丢了》。原来，于谦的爱人在一个文化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想搞一部戏，他爱人就把《爸爸丢了》推荐给了自己任职的公司。这个公司看了本子认为不错，把我请到公司商量合作的事宜。可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就是因为这件事，于谦的爱人也很不理解，觉得公司不该食言，最后气得竟然为此事辞职了。
因为于谦与我儿子廉伊杰是学员班的同学，且关系如亲兄弟，所以，我们爷俩的关系一直非同一般。
于谦拜了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为师，从那儿论他一直管我叫大爷。自从他和郭德纲合作后，因为郭德纲管我叫干爹，他也随着叫我廉干爹。前几年范苑请我写了一部《三个民工》的电影，我请于谦来演一号。这部戏效果不错，通过这部戏他还参加了崔永元主持的《谢天谢地你来了》。在石景山拍戏的时候，我觉得他与我的关系非同一般，就让他改口叫干爹了。有一次，我在美国，他和郭德纲来洛杉矶演出，我们见了面，看到想当年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成长为如今的捧哏大腕，真让我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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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于谦（左）

有个干儿子是警察
很多相声演员都收徒弟，其实收徒弟就是付出。我是海青，不收徒弟，但是有的年轻人乐意跟我亲近，我就收他们为干儿子。除了方清平、付强、郭德纲、于谦、徐德亮、李志强、王新、韩占军、赵臣以外，还有一些搞影视的年轻人，如李晴、徐小刚、阿丹。还有两个干闺女武青和宋晓。这些人现在都是很有才华的人。我由于能力有限没有能够帮助他们做什么，有时总觉得有些愧疚。
我收干儿子是从王新开始的，王新是个警察。这个干儿子也挺逗的，他是一个警察，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曲艺团的一个领导，好像是团长。我认识王新也是个有趣的过程。有一次姜昆两口子在友谊宾馆等我有事，我开车去找他们，我刚学会开车，技术还不怎么熟练。那时候还没有修三环，开到友谊宾馆十字路口时，赶上红灯我停了下来。绿灯亮了往前走，因为有行人通过，王新给我打手势，意思是让我停下，让行人先走。因为我不太明白警察的意思，心想绿灯亮了，怎么不让我走呀？所以车就没停。结果王新急了，冲我喊了起来，打手势让我停下，硬是把我截住了。走过来冲我大声斥训，把我的驾照拿走了，示意我把车开到路边，然后回岗亭去了。
我这人天生怕警察，赶紧把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提心吊胆走过去了，不知道怎么向警察交代。正犯嘀咕呢，看到王新拿着我的驾驶证跺脚呢：“哎哟，是您哪？我怎么抓着您了？您知道吗，我找都找不到您。”我一听这话有缓。心想我不认识你呀。王新说：“我特别喜欢相声，爱说爱写，今天见到您非常幸运，以后我能不能找您去？”我说：“那好，先放我走，姜昆和他爱人李敬民还在友谊宾馆等着我呢。”
那时候刚时兴用BP机，我把BP机号留下。过了些日子，王新果真到我家找我来了。王新说他特别喜欢我的作品，也崇拜我，想让我收他当徒弟，说完当时就要给我磕头。我说：“我不能收徒弟，我是海青。要不就这样，我收你为干儿子吧。”虽然不是师父，能让我当他的干爹也不错。王新扑通一声给我磕了一个头，叫了一声干爹！就这样收了第一个干儿子。
我对王新说：“我给你找个师父吧。你看李金斗、王谦祥、刘洪沂这几个你想拜谁？我给你说说试试。”王新想也没想说：“干爹，我想拜刘洪沂。”话音未落，我当即给刘洪沂打通了电话：“兄弟，我给你收了一个徒弟。”刘洪沂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原来真的一直想拜刘洪沂为师。有一次到刘洪沂家去，一进家就磕头，但刘老师不收，因为他还不了解王新，不能轻易收徒弟。王新这回靠着我拜了刘洪沂，了却了心愿。而且是刘洪沂的第二个徒弟，第一个收的是李伟健。

疑似干儿子汪洋
我有许多干儿子，有人听说著名主持人汪洋也是我的干儿子，其实不是，只是疑似干儿子。汪洋另有干爹，确切地讲他是著名相声演员于世猷的干儿子。因为汪洋刚从天津到北京当北漂的时候，我和白云海帮助过他，每次有晚会就让他跟着，且关系处得非常好。汪洋非常感激我们俩，就跟旁人说他在北京有两个爸爸，一个是我，一个就是白云海。有过那段快乐的接触，可以说他和我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汪洋演过一个叫《马三立》的电视剧。起初，汪洋喜欢马三立的相声，也是一个马三立的模仿者，后来汪洋与天津剧作家桂雨晴搞了一个《马三立》的电视剧本，汪洋一直运作这个戏。他想演马三立，本子也有了，就是找不到婆家。一天，通过聊天汪洋知道我和天津电视台电视剧中心主任姜申是朋友，就请我和姜申联系，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把《马三立》这个戏给拍了。其实我本身手里也攥着自己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时这个剧也没婆家，我原想请姜申拍我这个剧本，可是当汪洋求到我的时候，我没有把自己也想请姜申拍我的戏的事告诉汪洋。我这个人极好面子，不好意思说自己也想找姜申拍戏的事。当汪洋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我顿时抛掉自己的那一闪念，就当着汪洋的面给姜申打电话。我说：“姜申，马三立是相声泰斗，又是你们天津人，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天津，这个戏应当由你们天津来拍，而这个本子的导演非你莫属。”姜申说他知道这个本子，同意让汪洋去找他，最终姜申把这部戏拍了。
我自己的戏还没找到婆家，反倒把机会让给了别人，我觉得为朋友就应当舍己为人。朋友的定义就是互相吃亏。

胖干儿子李晴
我有个干儿子叫李晴，是个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我们认识好久了，关系也不错。有时我和方清平、付强等人一起吃饭他们都管我叫干爹，李晴觉得有点失落。有一天他对我说：“不对呀！他们怎么都是您干儿子了，我怎么不是呀？”我说：“这你问谁呀？”李晴说：“那我不干，我跟您多少年了？我也得是！”就这样李晴改口叫了干爹。
李晴是在拍贺岁电影《给您道喜啦》的时候认识我的，当时剧组住在北太平庄牡丹宾馆附近的重庆招待所。李晴那时有一辆奥拓，跟导演王凤奎关系不错，每天义务给王导演当司机，只要王凤奎导演有事，一声令下开车就走。别以为王导演得着什么便宜，殊不知李晴特胖爱犯困，在八达岭公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打呼噜，吓得王导演叫了他一道：“李晴可别睡呀！咱们在高速上呢，没在床上……”
见了我，李晴自报家门，说他演过我写的电视剧里的一个人物，一个爱狗超过爱父亲的不孝之子。他的爱犬小巴狗丢了，他的爸爸老年痴呆也丢了，他不找爹先找狗。到了晚上，狗没找到，听见挠门声非常高兴，以为狗回来了赶紧开门，谁知打开门一看不是狗是自己老爸找回了家。老爸头发蓬松，脑门上的头发耷拉下来遮着双眼，就像小巴狗一样。老爷子饿了一天浑身没劲，根本抬不起胳臂敲门，所以趴在门上挠门，儿子还以为是狗挠门呢！我一听确有这么个戏。总之，李晴知道我，我不知道李晴。
因为李晴是义务给导演开车的，不是剧组人员，剧组没有安排他的住处。导演也不好跟投资方给他要房间。还好，我改剧本需要一间房，有一张空床，我心疼这个胖孩子就让他住在我的屋子里。我想，好在白天李晴去跑事晚上睡觉，不妨碍我改剧本。然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众所周知，第一，大凡胖人都贪吃，李晴吃起肉来没有够。刚吃完晚饭，没过俩小时又饿了。有时他拽着我开车“扫马路”，看见什么他就想吃什么。对他来说就没饱过，这肚子简直就是一个桶。第二，大凡胖子都爱睡觉。睡觉也得分时间地点呀，但是他没时间地点的概念。最糟糕的是他开车犯困，那次开车走到双安商场桥下，困得实在不行了，调动全身的力量都控制不了自己。车速虽然慢但四肢就像得了麻痹症似的抬不起脚来踩刹车，嘴里说着撞上了，撞上了……咣！撞上了。他心想反正撞上了，先睡一会儿吧，居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按说在床上睡觉该老实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到了夜里我还在写剧本，李晴睡觉开始闹腾。由于太胖，躺下睡觉给呼吸带来极大的困难，每喘一口气都要坐起来，脸憋得通红，心脏几乎窒息，好半天才得以出完一口气，气吐出来再躺下。这样起来躺下我看着很难受。我觉得李晴这样睡觉很成问题，如果不想办法医治很危险。然而，和李晴一说，李晴根本不知道自己睡觉竟是这等难受样并感到诚惶诚恐。这也不奇怪，李晴很少在家睡觉，就是睡觉也有自己的房间，在外面谁愿与大胖子一屋？大多数人都会回避爱打呼噜的人。这次多亏了我没有拒绝李晴和自己一屋，才发现了他这个生理上的疾患。
李晴不敢大意，赶紧想办法医治。后来，他母亲给他打听到一个办法，在协和医院进行治疗，定做了一个专治他这种病的头盔，戴着这个头盔睡觉，果然睡得踏实了。后来他也减了肥，从260斤减到200斤。对这件事李晴非常感谢我。
就这么一个爱犯困的胖子，您能想象他现在创建了国内第一家飞控通航模拟机体验俱乐部吗？他现在自己有一架飞机，经常开着飞机到各处去。一天，他对我说：“干爹，哪天我拉着您和我干妈坐坐我的飞机。”我受宠若惊，忙说：“不敢！”
对于从小就极胖的人，有的专家认为要不特傻、要不特精，李晴属于后一种。他14岁就上广东倒手表，花自己挣来的钱，十五六岁上天津玩儿，确实挺有才的。长大了能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发展演艺事业又是一个创举。
那年，他跟着我的《给您道喜啦》电影剧组，有机会和当时号称“三阳开泰”的几位老师相识是他的幸运。“三阳开泰”是说导演王凤奎、编剧我、制片主任许长宝。我们三个人一样大，都属羊。电影拍完了，虽说李晴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也没少用自己的车为剧组干活。但是，投资方却认为，一没请他来演戏，二没租他的车也没聘他当司机，是他自己乐意往这儿扎，所以一分钱都没给他。我们三个人非常同情他，一起在投资方那里给他说情，最后投资方发了善心给他开了几千块钱劳务费。几千块虽然不多，但对于手头拮据的他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还有一件事让李晴念念不忘，那就是那年戏剧学院开了一届相声班，我鼓励他去上大学，考大学对于他来说有些难，因为他得经过成人高考才能上大学。为了前途他听了我的劝告，经过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相声班。这给他后来进入影视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晴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干爹，你在干吗呢？能不能出来，我想请你和干妈去武夷山玩玩，开开心。”我们老两口劳作一生正想歇歇，就应邀去了。
李晴在武夷山拍戏，他见那里山水怡人才动了请干爹、干妈散心的念头。那天去武夷山除了我和我老伴外，还有到那边拍戏的莫岐老两口。
武夷山的高速公路盘桓在众山之间，一路眺望稍瞬即逝的草木山林，有一种到了世外桃源的感觉。虽然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但与老朋友莫岐谈笑风生，不知不觉到了那个山环水抱的拍摄地。
剧组知道莫岐老两口来，制片人亲自走到车前迎接。等到我们下车后，那位制片人看见我从车里下来一愣，对李晴说：“原来你干爹就是廉老师啊！”敢情制片人雨林与我是老熟人。
武夷山的自然风光景色宜人，李晴拍戏空闲时带着我们游山逛景好不逍遥。武夷山多丹霞，大小石峰疏密相间，山间高峡幽谷，古木葱郁，乘竹筏漂流，原生态林木屡见不鲜，此一游大饱眼福。
在这个偏远的武夷山坳里我遇见了许多朋友，除了莫岐、雨林，还见到了梁天等演员。
有一次在饭桌上，李晴想起他困难的时候一件难忘的往事。他对大家说：“有一次干妈住院了，我想去医院看干妈，可是手里没有钱。干爹看出我的心思，当即掏出500块钱给我，说把这钱给你干妈，就说是你给的。”
这件事也让李晴一直铭记在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干妈不知道这件事，让他给说漏了。
现在李晴转型做了培训演艺界飞行员的事业，但也没有断了搞影视。他不光是个特型演员，在筹组工作中也相当有能力，我对他一直看好。

廉戴关系
我现在和作家戴杰成立了一个叫“廉戴关系”的团队，我们的创作采用工作室模式，摒弃惯有的一个人苦思冥想的传统模式，以团队形式根据市场需要一起研究写哪些东西来满足市场，大家集思广益，主要是提高成活率。题材一经认同，就开始设定人物及建立人物关系，写故事大纲。在向投资方介绍我们作品的时候，我首先介绍戴杰写的故事大纲，我这样做也使戴杰非常感动，我说交朋友，就要做出牺牲。
戴杰原来是中国剧协的，是剧本的责任编辑，因为看的剧本多，对剧的了解也很深刻。我们两人相识于我给侯耀华写《别跟狗较劲》这个电影时。戴杰后来去搞动漫，我从他的动漫艺术里得到很多启发。我发现，动漫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艺术要夸张得多，是一种有趣的艺术。在他的启发下，后来我们也合作过一个作品叫《弹簧兔》。戴杰思维活跃，他设计的这个兔子身上都是弹簧，给这个兔子赋予了新的形象。这个戏如果拍成，大街上就可能卖这种玩具。其实搞动漫艺术，我是他的学生。
戴杰说：“一部动漫要不光让大人看，也要让孩子懂。”最近他写了一个叫《猪坚强》的电影剧本，我觉得非常好。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一起，经常不断探讨艺术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年纪大，不像过去了，有心而力不足。然而，戴杰老是鼓励我，说我可以在创作团队里多出些点子。
我提供了一个创意叫《谈不起的恋爱》，写的是现在80后的老爷们儿，结婚真是一个愁事，要买房子、买车子、加名字、买戒指，给见面礼、照婚纱照、定结婚酒席，搞得人焦头烂额。我们还写过一个天桥艺人的故事叫《雨打芍药红》，写一个女艺人的一生命运。
最近电视台的导演让我们写婚姻中介的故事叫《爱情菜单》。团队主要负责写故事大纲，然后再搞剧本，各有各的分工，不像过去那种手工作坊式的去生产，我觉得和戴杰的合作特别有意思。
戴杰的写作方法和风格与我有很大不同，开始我读不懂他的东西，看着看着就看不下去了。但是我这人有一股拧劲，硬着头皮往下看。后来果然读懂了他的东西。我逐渐对戴杰的作品有所了解，慢慢对他这个人也有些了解。发现他的作品一般都很完整，故事发展也很合理。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以后会取得很大成绩的。
戴杰思维活跃，构思完整，写的速度也相当快，设计的人物棱角清楚，故事跌宕起伏非常好看，我跟他一起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现在在我们这个团队里的角色就是策划，出故事、搭平台，建立人际关系。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感觉智力和体力都不如当年了，趁着还不糊涂，带一些年轻人还是责无旁贷的，量力而行，能够做些什么就争取做些什么吧。

胖胖小艺友王玥波
胖胖小艺友王玥波，我很早就知道这孩子有出息，自小喜爱相声，后又与名家学习评书。说相声又会评书这等于枪里加鞭，艺高一筹。玥波在圈里人缘较好，大家也爱跟他开玩笑。我们认识多年，但是，如果说接触比较近还是在给房山搞有关安全晚会演出那一次。
那次我写了一段有关安全的相声，他参与了表演。说实在的，要是写一段关于安全的相声，我认为没有在工厂长期工作经验的人，恐怕写不好。这段相声交给我算找对人了，因为我15岁到首钢学徒，后来参军复员又回到首钢，对企业比较熟悉，生活的积累多，掌握的素材也相对多一些。所以，我就给这个晚会写了一段相声，叫《危险的拥抱》。这个相声的原素材是这样的：我在首钢的时候，有一个电焊工干着干着活儿从二层楼掉下来了。说到原因，实在可笑。在干活的时候，他虽然系上安全带了，但是，他把安全带系在他用电气焊割的三角铁上了，三角铁倒是割断了，他也跟着掉下来了。
这次在房山座谈会上听主人介绍，在盖楼施工的时候，有两个人从楼上掉下来了，原因也非常荒唐。情况是这样的：在盖楼的时候，为了干活方便，楼与楼连接全靠木板，大木板从窗户里伸出来用绳子绑好，人可以从这楼到那楼去。一天，有两个工人，一个人抽烟没带火，他想跟同事借火。那天该着他们倒霉，工程快完了，绑木板的绳子已经解了，两块木板还在窗户口伸着，这两位给忘了，他们一个人叼着一根儿烟卷儿，踩着木板相对往前走，也就是在烟头对烟头的节骨眼，两边的木板全翻了，这两位摔了下来。
当时我有了灵感，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有这两个笑话我可以写一段相声了。相声抖包袱讲三翻四抖。其实，整段相声的结构也是三翻四抖。我这里已经有了两个自然段落，前面只要再垫上两段就算完成了。
我是这样写的：相声开始要有一个垫话，我们行话叫瓢把儿。这段相声的瓢把儿就是给不注意安全的乙屡次高空作业摔下来做铺垫。
  
甲：哎？你不是死了吗？从二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乙：谁从二楼掉下来了？
甲：不对，你死了！你怎么不承认呀？
乙：我死了还这儿站着？
甲：说的是哪，这么说你死了以后又活了？
乙：对了……没有！我根本就没死！
甲：没有你急什么呀？我叫你三声你敢答应吗？
乙：一百声也敢呀。
甲：某某。
乙：哎。
甲：某某。
乙：哎。
甲：（像叫魂一样）某某——
乙：（哆里哆嗦）哎——
甲：我听这声音都瘆得慌！
乙：谁让你叫魂那么叫哪！
甲：还真是你。
乙：那还有错。
甲：你说你从二楼你大头朝下往下栽，愣没走，你这脑袋产品质量也够皮实的，哪出的呀？（欲摸）
乙：别乱摸！我活得好好的干吗跳楼哇？
……
甲：咱们不开玩笑，你说你是不是从二楼上掉下来过。
乙：对，有这么一回。
甲：我给大家说说这件事，他是电焊工，经常进行高空作业，他这人干活吊儿郎当，经常忘系安全带。安全员每次警告他，他都不乐意。给人家安全员起外号，叫人家蝎虎。
乙：没有。
甲：没有？没说屈了你。刚走到工作岗位，让你学习安全操作工程你不安心，看到领导来了还假装抖机灵，看到闸上落个苍蝇，拿苍蝇拍子就打，“啪”短路了，弧光一闪，你脸全烧黑了，这事有没有？到医院大夫还以为你是煤矿文工团的呢！
乙：煤矿文工团的就黑呀？
……
甲：安全员让系安全带有什么错？可是他全当耳旁风，正在这会儿，他媳妇来电话，打电话就打电话吧，他在脚手架上溜达。“喂，是我，什么事？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吻你？哎呀，因为，我起晚了来不及了，你问我怎么办呀？我呀……”咚！
乙：怎么了？
甲：从二楼折下来了！
乙：这下还轻得了吗？
甲：该着。底下有个新砌的池子，为了试漏，里边放着好多水，他一个360度侧空翻就折里了，只见那水花，“唰”地飞起一丈多高来。简直是太漂亮了。再看，水一落露出一水鬼来，请回答：这水鬼是谁？
乙：不知道？
甲：先不要说不知道，你下面有三个选择……
乙：打住，我选择哪个也离不开我。
甲：回答正确！
乙：我就这么一件事，你干吗老到处宣传呀？
甲：是一件吗？那楼房盖到三层的时候他又掉下一回来。这回是有根三角铁长了，他得用焊枪割掉一截去。没想到刚要干活他媳妇给他来电话。
乙：我媳妇老在节骨眼上来电话。
甲： “喂，是我，什么事？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吻你？哎呀，因为，我这两天上火，牙床子上长俩鸡眼，啊，那什么……”咚！又折下去了！
乙：不对，这回我系安全带了。
甲：系是系了，就是因为你思想不集中，把那安全带系在被割的这头了。
乙：啊，那是得掉下来。
甲：他用焊枪切割，三角铁一热，加上分量，还没折呢先弯了，这三角铁还挺长，他顺着三角铁就出溜下来了，咚，又掉池子里了。
乙：这一吻又献给池子了。
甲：这回这池子不干净了，又脏又臭整个一泥坑。溅起来的水花都是黑泥，请回答：从泥坑里爬出一黑不溜秋怪物是谁？
乙；是你！是你！就是你！
甲：怎么又急了？
乙：我都这样了，你还明知故问？
甲：楼房长到四层，他又掉下一回来，这回连他媳妇一块掉下来了。
乙：怎么回事？
甲：因为他起晚了，来不及跟他媳妇吻别，他媳妇找他来了。
乙：我媳妇有病啊是怎么着？
甲：……他媳妇不熟悉施工现场，跑另一个楼去了。两个人中间各有一块板，请注意，这两块板都是半空悬着的。他俩也没意识到这点，他媳妇面对面责问他：“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你为什么不吻我？”
乙：还是老词。
甲：你媳妇给你问得结结巴巴，为了弥补你的过错，你决定在现场吻她。
乙：为了表示我的爱嘛。
甲：将爱情进行到底我们不反对，可是，你们忘了脚下的两块板是悬空的呀，夫妻俩怀着火热的情感，一个从这边，一个从那边，噘着嘴就往一起靠，眼看着嘴挨嘴了，只听“扑通”一声，又掉池子里去了！
  
这段相声原来由郭德纲和于谦合说，按照事先说好的，晚会演完，全体演员要下基层演出；他们俩走了，这段相声就没人说了。还好，演出单位的班底是煤矿文工团，我的合作者白云海老师找到了王玥波，请他来救场。王玥波也是个很有名的演员，按说一般这种情况找个理由就推了。并且这次救场不同，要来演出就要背我这段相声，如果这段相声背下来可以平时演出也值得，问题是安全内容的相声，一般没有机会演，所以有些划不来。然而，玥波二话没说接了这件事，不但把词背熟，演出效果还相当好，这使我异常感动。
玥波还是个很热心的人，在演出中特别知道体贴老同志。那次演出，出资单位只顾完成演出任务，不照顾演员的休息，又是王玥波挺身而出，不怕得罪人，出头露面和对方理论。他表示时间不够自己可以多演，也不能把老演员累坏喽。
玥波爱管闲事还管出过笑话。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人没有存自行车，他这个人就看不了这些不自觉的人，自行车存车处就在旁边，为什么不存呢？不就是两分钱吗？他一把就把那人拽住了，让他存车。那个人说他管闲事。他说这个闲事今天管定了，非让那人把车存在存车处。那个人说死说活就不搬车。北京人有爱看热闹的习惯，不一会儿围了一大堆人，围观的人都支持王玥波这种维护公共秩序的行为。没想到那人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谁谁就是不搬车。不一会儿玥波的小搭档应宁路过这里，他知道王玥波的脾气，如果那人再不搬车王玥波兴许就得揍他！应宁劝那个人把车存到存车处，别找挨打。那人说了一句话，众人愕然。他说：“这自行车不是我的，我搬它干吗？”众人都笑王玥波做事太莽撞，没看清就把人拦住，王玥波当时处境异常尴尬。还是应宁脑子好使，为了给玥波解围，应宁说：“你这人也不对，不是你的车你早说呀？干吗成心让人围观呀？”众人也都说这人不地道。那人自知理亏，骚不打脸地离开了。
王玥波很讲义气也知道感恩，他小时候和一些喜爱相声的小友参加了由马贵荣组织的相声娃娃班。马贵荣是相声界里一位很有成绩的女性，她给许多演员写过相声，其中有脍炙人口的《电影漫谈》《换包装》《省略词》等作品。她也参加过姜昆搞的相声剧《明春曲》。然而，马贵荣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她成立的相声娃娃班，这帮孩子现在都长大了，而且学而有成，其中就有王玥波。
一天马贵荣到我家说她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王玥波为感谢马老师，自己出资为她出的。能有这么一位知恩图报的徒弟，我都为马贵荣感到欣慰。

我和应宁
说到王玥波就离不开应宁。应宁是王谦祥的徒弟，因为我和他师父的关系超出一般，所以我们爷俩关系自然也比较好。应宁自小喜欢相声，大学毕业干了相声这行，把大学时的文物鉴定专业却当成了业余。我忘不了我在天通苑住的时候，他师父让他来看我，他还专门给我带了一瓶好酒，我想是让我帮他写个好段子。我这人后来脑子比较笨了，也没能写出什么好东西给他，倒是有事老求于他。我年纪大了身体多有不适，尤其是经常受糖尿病和痛风的搅扰。他师父让我找应宁。应宁在北京电视台常做嘉宾主持，认识国医大学的一位著名大夫。经介绍后，我找了这位国医大夫。真是名不虚传，跑了几趟我的痛风竟然大有好转，真让我感激不尽。还有一事我老觉得很愧疚，那就是他师父收他的时候，我因心脏不好，没有参加他的拜师会，每想到此就非常遗憾。
话说回来，应宁凭着自己的努力，不但相声说得好，而且担任过北京电视台《食全食美》《我爱我车》《精彩乐翻天》等栏目的主持；编辑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金牌栏目《空中笑林》；也曾在中央电视台《第一线》《周末喜相逢》《笑星大联盟》《挑战800》及北京电视台《星夜故事秀》《笑动2008》《动感秀场》等节目中担任嘉宾主持。
应宁与王玥波一胖一瘦在台上表演相声天生一对，然而两人脾气各异。按说王玥波心宽体胖应当是个慢性子，可是他俩正相反，应宁倒是个不爱着急的人。他们俩脾气差异大得出奇，笑话连篇。比如，有一次他们到外地演出，需要到南苑机场坐飞机。按照应宁的规律，大凡到什么地方去，准是踩着点到。王玥波急脾气，提前三个半小时就到了机场。早是早了不少，但是他没带身份证。为什么没带身份证呢？原来他把医保卡当身份证了。好在时间还有富余，他赶紧打电话告诉应宁，想让应宁帮助他到家里去取。没想到应宁不着急不着慌地说：“你不带着医保卡呢吗？你买个专家号不就得了！”王玥波说：“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应宁的爱好是买书，他每到一个地方演出，第一件事就是到当地书店买书。一天，他们到外地演出，下了车依旧旧习不改，到书店买书。还好，何云伟也有这个爱好。那一天，这两个人打听好，见胡同往里拐，书店就在胡同里边。他们两个兴致勃勃地按照热心人的指引，直奔小胡同去找书店，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两个人沮丧而归，然而一转身书店就在身后。为什么近在咫尺而不见呢？一对糊涂虫。
他和何云伟虽然不是一对，但是两个人关系甚好，经常在一起演出。应宁净犯糊涂，糊涂得无法解释。有一次演出前他把演出服挂在一个地方，临上场脑子一片空白，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后来急中生智，他的上一场是何云伟，何云伟的个头跟他差不多，说句笑话比武大郎高点，比潘长江矮点。何云伟下了场，他们利用换场的短暂时间，两个人赶紧换衣服，然后应宁穿着何云伟的演出服上台演出。一场虚惊就这样平息了。
还有一次，北京电视台让应宁和何云伟到台上颁奖。他们在台上都穿的是大褂，这回是何云伟没带西服。应宁的西服还好放在车里。两个人如前炮制，在应宁颁奖的时候，穿着自己的西服上场，下了场赶紧把西服脱给何云伟。这一次问题又解决了。问题之所以能迎刃而解，还应当感谢上帝，给他们俩同样的一个比武大郎高点、比潘长江矮点的个头，这要是换了王玥波恐怕就麻烦了。

关于何云伟
何云伟是相声界里的小聪明，他功底好而且喜欢京剧。如今的年轻演员喜欢京剧的不多，他嗓子好，唱得也有板有眼。他之所以喜欢与刘洪沂一起，就是喜欢刘洪沂的艺术，向刘洪沂学习关于京剧的段子。他很喜欢我写的《武松打虎》和《包公传奇》，也曾向刘洪沂老师表示要把《包公传奇》继承下来。我还听说李金斗的徒弟刘颖想继承他师父的《武松打虎》。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好段子有人学，就能一代一代传下来。我现在年纪大了，再写出《武松打虎》类型的段子可能性很小，有人学说我写的相声对我来讲也是个宽慰。
说实话，我也很喜欢何云伟，因为他是我们相声界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他每一次出类拔萃的表演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和他接触较多应追溯到拍我和方清平写的情景喜剧《小房东》的时候。那会儿他说了一段叫《追着幸福跑》的相声，在北京电视台相声大赛中荣获大奖，一时声名鹊起被我看上，我决定请他演一个人物。
他个头不高，小样儿滑稽可笑。有一天我去剧组，半道上看到他捂着一只眼睛，匆匆赶路，看他痛苦的样子我担心地问他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他说眼睛进东西了。我问什么东西。他说是辣子肉丁。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人家都用嘴吃饭，他的眼睛怎么还能吃辣子肉丁啊！他没等给我解释就急忙去了医院。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遇见两个酒鬼，一个人泼另一个人一脸啤酒，另一个人又扣对方一盘子辣子肉丁，他在旁边劝架，那位一甩头，甩他一脸辣子肉丁，菜里的辣汤流他眼睛里去了，霎时疼痛难忍，赶紧去医院洗眼睛。
我让他来演的是《小房东》里的一个小角色—小裁缝。怎么想起写一个小裁缝呢？说来也有意思。有一天我坐公共汽车，有个外地来的裁缝，抱着一个架衣服的模特上了车，那个裁缝紧紧抱着模特怕它倒喽，因为这个模特是裸体，让人看了很是不舒服。车在前行的时候，没想到司机遇到意外，来了个急刹车，裁缝措手不及，光顾保护自己，双手撒开模特去抓扶手，模特倒向一位老大爷，与老大爷来个强行接吻。全车人哄堂大笑，让老大爷异常尴尬。老大爷是个本分人，感觉受了侮辱似的无地自容，与裁缝理论起来，一再表明自己一生作风正派，说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愤怒的老大爷最后提出让裁缝赔偿精神损失费，全车人哭笑不得……
这个笑话让我得着一个可笑的喜剧素材。后来我在《小房东》里写了一出《有话说不清》的戏，那个倒霉的小裁缝就是何云伟演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小裁缝的老乡碾子遇到了麻烦，来到小饭铺找房东刘二喜诉说自己的过错。他说他买了个大西瓜吃不了，切了一半打算给小裁缝送去，没有敲门就进了屋，不巧看到小裁缝的爱人光着上身，在屋里站着。当时他吓坏了，扭头就跑了出来了，后来他就听见屋里有女人的哭声。刘二喜觉得这事确实有点麻烦，他责备碾子，千不该万不该，不应当不敲门就进别人的家，进门应当打招呼，得到允许再进门，这是最起码的礼节。碾子说，他和小裁缝是有交情的朋友，串门、说话、打牌，有时一推门就进屋这是常事，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刘二喜认为这都是陋习，进门敲门理所应当，发生这种事刘二喜一时没有主意，他带着碾子去找三婶。
三婶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三婶认为，小裁缝他媳妇要真较起真来，弄不好会告碾子偷看妇女，恐怕要负刑事责任！这时，派出所来电话找三婶有事，刘二喜让三婶先不要和警察说这件事，最好等碾子自首！碾子听着很不舒服。三婶离开后，刘四爷正好来找刘二喜有事，闻听此事，同样大惊失色，说碾子犯了法！碾子一听两腿发软，当时就给刘二喜跪下！他哀求刘二喜，看在多年的情面上，请他帮助调解。他说他绝对不是有意的，他求刘二喜务必给他做主，不要张扬出去，让人家指他后脊梁骨！假若派出所再拘他几天，他可是真的活不了了。刘四爷给碾子出主意，让碾子给老家村委会和学校打电话，让他们给开个一向作风正派的证明信，以证明碾子不好色，只是没敲门。
碾子去打长途，可是哪都不给他开这个证明。碾子向刘二喜说了实话，这事他确实有点冤枉。碾子说自己最近有点犯眼疾，眼睛不打远，平时天生又有点近视，远近都看不清楚，只是看了个大概齐……刘二喜让碾子写个作案经过。碾子纠正是事情经过，刘二喜让他把事情写得谦虚一些，望能得到宽大处理。碾子怎么听怎么感觉自己像个犯罪嫌疑人，刘二喜劝道，嫌疑人并不代表是坏人，调查清楚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碾子正按刘二喜的意思写事情经过，小裁缝来了，碾子吓得直往刘二喜身后躲。小裁缝感到奇怪，因为他来刘二喜的小饭铺不是要揍碾子，而是来买啤酒。原来小裁缝还不知道这件事，刘二喜一个劲给他们调解，给他们摆政策，说什么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小裁缝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三婶也赶来给讲政策，吓得小裁缝把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或见不得人的事，像什么夜里憋不住尿，逮哪哪尿；爱看村东头小媳妇的脚脖子等不好的行为都坦白了！可当他知道是碾子私闯家门，他老婆光着上身的时候，怎么也接受不了，非要拉碾子上派出所。事情看起来越闹越大，刘二喜让先做个笔录再走，在核查时间上，小裁缝首先发现不对，因为，他老婆头天晚上回娘家了。大家也感觉到奇怪，他媳妇既然回了娘家，那么他屋里那个光膀子的女人是谁？刘二喜、三婶等人追问小裁缝，小裁缝怎么也说不清。三婶和刘二喜又给小裁缝讲政策，让他坦白交代第三者，小裁缝死不承认。后来才搞清，那个女人不是人，是他新买的模特！

徐德亮与王文林
我和徐德亮认识多年，有一次我去看演出，在后台他跟我说，他喜欢文哏，我建议他先说火了再偏重文哏。没想到一个随便的建议，他却记住了。我之所以让他说火了再说文哏，是看他那时还年轻，不宜太偏。相声界大凡有名的文哏演员，都是在功底扎实，演出火爆后选择文哏的。如今的徐德亮在艺术、文化、理念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而且又具备创作能力。因此，我认为他会在文哏艺术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我们走得更近还得说是2008年，我通过电视看到徐德亮与董路、黄建新合说了一段有关足球方面的三人相声，名字叫《不说足球说相声》，相声编得非常专业。本来我对这个喜文哏的年轻人就倍加喜欢，通过这个相声，我更加深了对徐德亮的印象。不久，我又通过电视台看他和王文林合说了一段新活儿《买楼奇遇记》。这个段子从整个结构以及包袱设计上来讲，都相当有素有质。徐德亮扮演的售楼小姐在不知道楼房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吹得天花乱坠，将王文林扮演的买楼者忽悠得五迷三道。表演中观众的掌声、笑声不断。那个时候，我和春晚还有些联系，就把这个段子推荐给了春晚剧组。直到三十晚上我看春晚节目，当我看到由蔡明、郭达、王平演的一个有关买房内容的小品《梦幻家园》时，才知题材撞车了。
那年春节过后，徐德亮和王文林到我家来看我，在饭桌上他要认我为干爹，我欣然答应，能有这么一位北大高才生做我干儿子何乐不为。既然有这层关系，我平时也就很关注他的演艺生涯。他不仅说相声，评书说得也不错。他能写会画，并经常和媒体合作。2011年开始在北京交通台主讲的《徐徐道来话北京》成为北京人最爱听的节目之一。
他与王文林一老一少做搭档，诙谐幽默，相得益彰。爷俩在一起有演不完的相声，数不尽的笑话。有一次他与王文林演《八扇屏》，这段相声里有一句是这样的：
  
徐：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出。我借你十块钱，还你一块钱，行不行？
王：不行。
徐：一个字不咧。
王：还差九块呢。
  
那次，徐德亮口误了，他是这么说的：
  
徐：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出。我借你一块钱……（坏了，说错了。当时脑子一转，顺嘴说道）还你一分钱，行不行？
王：不行。
  
其实到这里就很平整了，观众也听不出问题了，结果王文林非找补一句，这一找补，出笑话了，怎么回事呢？
  
王：那我怎么坐车呀。
徐：……
  
徐德亮当时忍不住，在台上就笑喷了。还有一次，在京北一农家院，半夜徐德亮与王文林游夜回来，正要回屋睡觉，王文林忽然叫住了他，说：“对了，德亮你那个《百兽图》的底使得不太对。”因为这个节目徐德亮是照文本学的，非口传心授，所以不免有不对的地方。于是德亮请教王文林，让他给说说。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爷俩在一屋檐下，四野漆黑、万籁无声，王文林说：“我父亲当年使这活儿好着呢。”徐德亮一听大喜，能得着王长友先生真传自是奇佳（王长友是王文林的父亲、李金斗的师爷、赵振铎的师父）。徐德亮按文本演出，最后的包袱是这样的：把鸡头砍掉，那猴子一瞧，自己就把帽子戴上了。王文林说：“不对，这句必须唱出来，前边唱三翻：‘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出个帽子你戴上！’让观众加深印象，最后用话渲染出恐怖的气氛。‘鸡头这么一掉，鸡血往外一喷，你再看这猴’也得唱出来。随着前边那三遍的音儿，唱：‘我戴上就戴上！’”徐德亮顿开茅塞，忍俊不禁，大声叫绝。当即跟王文林学了两遍。王文林也非常有兴致，说：“你这唱得还是不太准。”徐德亮说：“那您再给说说。”于是在那一片漆黑之下，爷俩一唱一和，王文林唱一句，徐德亮学一句。他们俩光顾唱了，把大半夜人家睡觉这茬儿给忘了，结果差点把整院的人都唱起来。
说相声台上出错是常事，但往往需要演员机智地把话茬儿找回来。徐德亮有一个新节目叫《财神到》，是一个火爆又喜庆的节目。最后用的是三翻四抖。甲乙各把自己比作演艺明星，看观众喜欢谁？
  
王：我好比葛优。
徐：我好比葛存壮。
王：我好比陈佩斯。
徐：我好比陈强。
王：我好比侯耀文。
徐：我好比侯宝林。
王：我好比观众的儿子，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比什么？
徐：那我就当观众呗。
  
这个节目徐德亮一直占上风，有趣至极。过年或过节演出非常火爆，每年他们都使好多次。这个节目开始也出过笑话，他们第一次使这个活儿的时候，王文林在台上忘词了，要不是徐德亮机智，就撂在台上了。怎么回事呢？演出前不管新活儿老活儿，演员都要对一遍词。这天王文林光顾聊天了，差点误场，慌慌张张就上了台了，词还不拱口呢就说上了。
  
王：我好比葛优。
徐：我好比葛存壮。
王：我好比陈佩斯。
徐：我好比陈强。
王：我好比侯耀文。
徐：我好比侯宝林。
王：……
王：我好比王文林。
徐：（愕然，但急中生智）我好比王长友。
王：……
  
因为王长友是王文林的父亲，相声说到此，不单台下的观众，连后台的演员都捧腹大笑。这会儿也应该攒底了。没想到王文林又给忘了，在台上一个劲拍脑袋。
  
王：我想一个好的。你等我想想啊！一定得是观众喜欢的……
王：观众喜欢的……我好比姜昆。
徐：（蒙了，继而说出一个名字）那我好比姜祖禹。
徐：姜祖禹是我们北京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呢，他又是姜昆的父亲。
  
这包袱这么对付下来，居然也对付响了。下来之后，王文林乐得喘不过气来，徐德亮说：“爷们儿，跟您说相声太难了，连姜昆他爸爸都得知道。”
王文林有一年腿疾复发，徐德亮与徒弟王琮去他家对活儿。他说这腿病是当年走外穴落下的。当时相声演员李业明、胡仲仁和王文林一起赶路，因为不小心，王文林掉井里了，听见响声，前边人回头一看，人不见了，说到此，王琮已经乐得不行了。王文林又说今年这腿疾又发作了，北京、天津，中医、西医都看了，总治不好，于是想求救于江湖游医。有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游医，那个游医常在一个早市上看病，并且坐在一辆小破夏利的后座上给人治病。王琮又开始笑，忙问：“师爷，这样的大夫给的药您敢用吗？”王文林激动地说：“是膏药，用得好着呢。我每周都去，但是得早去，在市场里找，他不一定在哪儿呢，有时候去晚了人多还找不着。”徐德亮一听，揶揄地说：“别说您找不着，连城管都找不着。”王琮笑得直不起腰来。
说到王文林，不免说一说他父亲王长友。王长友是相声界老艺术家，肚子里宽绰，知道得多，这是行里都承认的。这老先生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斗蛐蛐。跟他请教相声的时候千万不要提蛐蛐，一提蛐蛐就没有别的话题了。
有一次，我跟一位东北《群众文艺》的责任编辑到他家去看他，向他请教传统相声。王长友老师毫无保留，我们问什么告诉什么。聊的正酣，不知哪位说了一句，听说您还喜欢蛐蛐。这话还没落地呢，王老先生从那开始不再说传统相声的事，像说书似的说起了蛐蛐。趁着王长友老师到门外给我们端蛐蛐罐的时候，他的老伴一个劲地埋怨我们不该提蛐蛐，一说蛐蛐就麻烦了。因为，让我们看蛐蛐的时候，免不了蛐蛐蹦出来。王长友老师心疼蛐蛐，为了逮住蛐蛐，往往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出来，最后，把床都拆喽找蛐蛐。为这事我问过王文林。他说没错，他们家的床经常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13026145.jpg" /> 
我与郭德纲（左）合影

作家的生活在基层
好段子从生活中来，我写相声的首要观点是要尊重生活，严格遵行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理念。比如，我写过一段柳活儿（柳活儿的意思就是唱功很强的段子），这段相声叫《婚礼情歌》，反映的内容是少数民族婚礼的习俗。为了写好这个段子，我到各大图书馆寻找婚礼习俗的相关资料，还专门到民族宫寻找有关资料，而且拜访了民族学院有关民族民俗方面的老师并向他们请教，最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这段相声写成。
还有一次，我从《北京日报》农村版看到一篇报道，上面刊登了房山霞云岭一位青年农民养鸡致富的故事。这个小伙一直想通过科学养鸡富起来，由于家里比较穷，他的梦想很难实现。他的致富过程也是非常艰苦曲折的。他费尽心思地说通了父母，老人终于给了他钱同意他养鸡。他按照书上说的，把家里的热炕当了暖房，按照书上面的介绍在农村土炕上支上了木架子，把买来的鸡蛋放在架子上，夜以继日地等待暖房里的鸡蛋孵成小鸡。事有凑巧，在这期间他要到外地办事，需要离家几天，他把这事交给了母亲，眼看就快成功了，他母亲不懂科学，想让小鸡早一些孵出来，把那个架子放矮了，等到他回来再看那些鸡蛋都臭了！
有了这一次失败，家里说什么也不再支持他养鸡了。这个小伙致富心切，也非常执着，家里不给钱，他就偷着把家里的存折拿出来，与他妹妹翻山越岭到门头沟去买小雏鸡。兄妹俩把买到的小雏鸡放在小筐里，背着小筐又翻山越岭回家准备养鸡。没想到这一道山路，由于小鸡禁不住东摇西晃，死了许多，没有剩下多少，家里知道后狠狠地跟他打了一架。这些剩下的小鸡，通过他精心喂养，好不容易快养大了，又得了胡屁股的病。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街坊都笑话他财迷脑袋，家里也劝他穷人穷命别异想天开了。也就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小伙子依靠科学，苦读养鸡知识，按照书里写的，给鸡食里拌了一些黄连素，那些小鸡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再后来他靠着这些活下来的小鸡，终于致了富。这件事给了那个穷山沟一个启示，那就是不能没文化，穷就是根本。乡亲们悟出了这个道理后，许多不让孩子上学的农民，纷纷给孩子买了书包让他们上学。
那时候的房山，不像现在有了高速公路。我坐着破旧的公交车一路颠簸来到房山霞云岭，和农民一起吃住，最后当地搞宣传的人把我带到了那个小伙子住的山下，硬是没有带我上山，理由是那一家有人有肺结核病，这使我非常的遗憾。不过通过这次采访，我得到许多有关霞云岭的民间故事，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一个作家不在生活上下功夫，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有一次我们在延庆体验生活，延庆北头在赤城县边境有个村子叫三间房，离三间房村不远的村子叫五里坡。那里原来是八路军的革命根据地，我们住的那个房子的房东是一位老人，一只手是残废的，这是在著名战役里受的伤。据说这个战役在毛主席著作里都有记载。老人当年是个班长，与敌人拼刺刀受的伤。当我看到老人用那只残疾手困难地做农活的时候，一种敬佩与同情油然而生。这位老人还救过一个领导，后来那个领导当了大官，专门回到这里找到他。看到一位为革命受伤的老战士，处境那么艰苦，这才为他申请了残疾补助。从他受伤到拿到国家补助，已经整整过了几十个年头，因为年纪的原因，估计也拿不了几年了。我们说这个领导还算有良心，然而有多少先辈能像这位老战士这么幸运呢？
虽然当时是80年代中期了，但五里坡依然很贫穷，支书是个年轻人，从部队复员的。因为他从山里走出去见过外面的世界，受外界影响，他把自家的土炕拆了换成了床，摆了城里人用的家具，让人一看有些现代风尚。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如此效仿，给人一种山村就要剧变的生气。那里的年轻人都很热情，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到山里打了一只狍子，做狍子肉给我们吃。那淳厚朴实的招待，很让人感动。尽管那天我踩了一脚马粪，滚了一身的狗屎，但是我所得到的却是创作的热情。
延庆还有一个乡叫大庄科。我们在那里与百姓同吃、同住、同睡。所谓同睡，就是和老乡两口子在一个炕上睡觉，谁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庄科富起来了，富起来的表现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家里种的山里红树越来越值钱了。以前一棵山里红树值不了多少钱，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老百姓对山里红的需求越来越多，导致老乡的山里红树越来越值钱。原来掉在地上的山里红烂在地里都没有人捡，现在老乡们像捡金豆一样把一颗颗掉在地上的山里红捡起来卖。
通过这件事，我写了一段相声，就叫《山里红》。写的是山里红大丰收，哥俩有了分歧，老大要把山里红卖给二道贩子，老二要卖给国家。老大卖二道贩子是因为给钱多，父母没了，挣了钱给老二娶媳妇；老二的意思是现在生活好了，应该感谢党的政策。这一天老二未过门的媳妇来找老二，正好有人要买他家的山里红。矛盾展开了，有意思的是这哥俩都怕媳妇，他们哥俩的意见实际是俩媳妇的意思，哥俩都被垂帘听政了，媳妇在屋里，他们哥俩在门外。夫妻隔着门帘就像演双簧，哥俩争执得不亦乐乎，表面上是哥俩在吵，实际上是妯娌在闹。闹到后来俩媳妇掀开门帘出来针锋相对，哥俩却躲到屋里。很有意思的一出喜剧。当然，山里红还是卖给了国家。作家就是要去体验生活，没有生活，是不会有好作品的。
在大庄科农村，我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时时处处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去过农村，那时到处是饥饿和贫穷，如今大庄科的农民打下来的粮食在屋子里堆得高高的。那时候农民只要有了粮食就踏实，从他们的面目表情就看得出来。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里的鸡都在树上待着，无论你在地上撒上多少老玉米豆，那些鸡依旧不看不理，在树上卧着。后来经过仔细的观察，我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原来，那些鸡吃粮食都吃腻了。为什么待在树上啊？是因为树上有虫子，它们都改吃肉了。我把这个从生活中得来的细节，写在了我的作品中。
我从事了大半辈子的写作，非常尊重生活，最反对胡编乱造，因为胡编乱造后患无穷。过去我也因为缺少生活体验而出过笑话。

脱离生活创造悲剧
记得我在首钢宣传队的时候写过一出歌剧叫《矿山铁燕》，戏里描写的是矿山一位模范女干部，身先士卒走在第一线。还记得一开场唱的那么几句词是：“巍峨的燕山连着蓝天，涛涛的滦河水拍岸，喜看祖国山河红烂漫，耳听阵阵炮声扣我心弦。”词很美，旋律也不错。写的正是现在的迁安铁矿的事。
按说我应当先去迁安矿上生活再写剧本才对，然而我违反了创作规律，没有去过迁安铁矿，只知道开矿经常出现塌方，凭着一颗热心，开始写作。这个戏有一段剧情写的就是发生了塌方的事，英雄铁燕怎么临危不惧，以大无畏精神带着革命职工，推着小车、扛着杉篙往洞里冲，最终顶住了塌方，挽救了矿井。这出戏当时由二炮文工团复员到首钢的歌唱演员张晓东演唱，由海政文工团歌剧团原队长张光奇作曲，由军乐团几个复员的乐手张庭萱、刘增义等为骨干的乐队伴奏，可以说在当时算是很专业的了。这个戏在首钢五一剧场隆重推出，并连续演出多场，受到观众好评。
演出逐渐进入佳境时，领导让我们到迁安铁矿给那些日日夜夜奋斗在矿山的工人演出，工人们看后也非常热情并给予热烈的掌声。事情好像一切完好，演出大获成功。
第二天我去采访爆破队的模范人物，首先问人家看了戏没有，人家说看了很好，就是不知道这戏演的是哪儿的事，我说写的就是你们。那位师傅说：“我们这儿的爆破不像你写的那样，没有那么大的洞，我们要爆破挖的洞只能爬进一个人去，不到一米高，你写的那么大的洞，又往里推车，又扛杉篙根本就不可能，那得多少炸药啊！”我一听差点没臊死，这不胡诌白咧吗，哪儿跟哪儿呀这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胡编乱造了。
没有生活写不出好作品，而且容易出大笑话，所以我坚持认为作家要尊重生活。我时刻告诫自己，没有生活就不要写，我一再强调生活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有很多专场演出，需要相声，我作为一名作者，不能不懂生活，煤矿、铁路、邮电、环保，各种内容都要有所涉猎。懂得观察、思考生活尤其重要。有的东西不适合写相声，有的事件中的深刻内涵需要作家深刻地思考才能挖掘出来。

语言是作品的灵魂
无论哪种戏剧，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是作品的灵魂。我是写相声出身的，语言性格很强。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志峰深有感触。陈志峰在曲艺团任评书演员，小品也演得特别的好，还演过相声剧的主角。因为演得好，还被长春电影制片厂请去演过一个喜剧电影的男一号。他演戏从不做作，也不洒狗血，要不是他的评书老师反对，他可能早就成为一位著名的小品演员或影视界的喜剧演员了。
另一个让他离开演戏的原因，是一段让他伤心的往事。当年《四世同堂》的老二，是请他演的，遗憾的是团里没让去。后来这个角色由赵宝刚演了。这个戏大火，演员也大火，陈志峰失去了这个机会，劲儿老过不来，到现在陈志峰也没看过这部电视剧。
还有一年，山西电视台请我搞一台小品晚会，要求都是我的作品。我觉得都是自己的作品反倒不好，因为会使自己的一些较差作品在里边滥竽充数。所以，我让出一半给其他作者。
那场晚会的最好小品是我写的，由陈志峰和武青表演。开始陈志峰拿着我那个剧本，有些含糊，犹豫不决，觉得没什么意思，一点动作没有，光那儿嘚啵嘚啵地说能行吗？观众能给耳朵吗？他真想换个老剧本。多亏李绪良看了剧本，鼓励让他演演试试。这个小品，没什么动作，说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搞对象，找了一个地方约会，两个人坐在那儿，一点动作都没有。但是，当陈志峰和武青坐那儿按我的剧本表现人物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没被看好的小品是那场晚会最好的一个节目。
陈志峰感慨万千，从山西回来就给我打电话：“廉老师，我好久没演小品了，我真不懂您的作品，就在台上两个人光说，效果还特别强烈，这是怎么回事呀？您的语言功力太好了。”这时我才告诉他，这个作品是给葛优和吕丽萍出磁带写的。录音那天，葛优和吕丽萍在录音棚里，也是这个感觉，葛优说不明白，我就让他们对着稿子念，他们两人一句一句对着念，隔音玻璃对面的录音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笑出了眼泪。
当然，那段小品内容非常幽默，我写的是一个科长来约会，这位科长自以为是领导，走到哪儿都端着。一上台板着面孔，一脸的严肃，到了那个约会的地方就开始挑毛病。说什么约会的环境差呀，什么椅子的造型也不好看呀，旁边还缺一棵树呀！那个女的因为堵车来晚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科长就批评对方，说人家不遵守时间，不遵守时间就是不尊敬人什么的。非让人家写个检讨下次见面带来。按说，遇到这样的对象早就吹了，然而，那个女的也贱骨头，不但没有反感，还唯唯诺诺，说她就乐意找个领导，省得以后犯错误！科长问她交过男朋友吗，她说交过一个，科长又问：“你们都什么时候出去呀？拉过手吗？接过吻吗？”女的说没有。科长说这很好，女的说那天她吃蒜了。科长说：“不过我对你还是满意的。”女的受宠若惊，说着就往那个科长身上扑，那个科长像触了电一样吓一跳说：“不要这样，让别人看见不好。”女的说：“哎呀，多亏你的制止，又少让我犯一回错误。”科长说：“到后边去，那里有一个水泥管子……”
我这个小品不是光逗人笑，还映射着一种现象，一种呆板的人物关系。人们在一种怪圈里活着，习惯了反倒不奇怪。这真是我们现实里一些人的悲哀。

我与情景喜剧的情结
21世纪初期，银屏盛行情景喜剧，当时我搞喜剧已经有一定影响了，以前又写过比较成功的法制短剧，因此，社会上不断有人请我写情景喜剧。
有一天，我接到了著名导演娄乃明一个电话，她说为了配合奥运会宣传，要搞一个有关体育方面的情景喜剧，想让我参加。我一听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那时方清平跟着我，我就带着他去见娄乃明。见到了娄导才知道，原来这出情景喜剧以前已经搭建了一个平台，人物关系基本都设置了，由于娄导不太满意，请我来帮助重新策划。我对原来的创意进行了颠覆性的修改。这个戏也是我和方清平第一次合作写的情景喜剧，也就是在这个写作中，方清平开始崭露头角。出自方清平之手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出类拔萃的，经常受到娄导的青睐和夸奖。这部情景喜剧由郭冬临主演，效果很理想。从此以后，娄乃明经常与我合作，她经常说：“廉老师写得好要钱不多，为什么不请？”
后来，有个投资方找娄乃明导演拍一部叫《圈里圈外》的情景喜剧，一共是125集。这个戏本来请的是别人组的稿，娄导看完剧本，认为不好看。她把我找来说125集一集都不要，并让我重写。我一听就傻眼了，125集重写？这怎么可能，是不是请娄导手下留情，能不能再看看剧本，看有什么毛病，让那些作者改好。娄导无奈地说：“写这些剧本的都是一些新手，剧本里没有喜剧，没有喜剧因素的戏不能要，只能重写。”就这样我临危受命把这活儿接了过来。情景喜剧是多集系列剧，一般的操作是搭好平台。这个平台包括设计人物，人物定了位以后，要写好主要人物小传，搭建人物关系，选定七八个环境景致，然后再设定好二三线的人物。情景喜剧是放射性的，有几个主要人物贯穿。然而，通常需要从天上掉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一般都请一些喜剧明星来担任。由于请的都是喜剧专家，和戏里主要人物对戏能产生精彩的效果，使情景喜剧更好看。投资方在宣传这个戏时，明星的身影能让观众眼花缭乱，这能让观众在遥控板上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逗人发笑的情景喜剧。二三线人物就好像是游击队的队员，在需要时随时出现，能让这个戏更加活泼。
我在建立情景喜剧平台上有较强的经验，我很快与娄导在原来的基础上把这些工作做好，组织好写作班子，很快就写出一批剧本。这个戏前期耽误了一些时间，剧组只能边写边拍了。那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俗话说“岁数不饶人”，又赶上我和方清平在北京台还有一个《精彩大放送》的栏目要写，所以快手方清平也过不来。为了完成这部《圈里圈外》的情景喜剧，我自己就写了41集。这41集戏，经常是头天给娄导写一个简单梗概，娄导觉得可以，就由我在一天之内写完，第二天就开拍。应该说情况非常紧急，我的压力也非常大，主要是年纪大了。后来，还是方清平过来写了10集，也是方清平写得好，在娄导那里是写一个成一个，这才解了燃眉之急。现在想一想，以这种速度来创作，简直就是奇迹。那是2004年，我已经61岁了，负担这么重，没累趴下就是好事。这个戏后来经中央台播放，效果也不错。
本来在组织《家有儿女》的时候，我答应参加。后来由于我手里的活儿没有写完，跟着参加了几次策划后答应在第二部时一定来。正在开始第二部写作时，娄导把《圈里圈外》拿来，非让我干。干完这事，才参加了《家有儿女》第三部的写作。
后来我又与天津卫视合作写了一部《小房东》，由郭德纲主演，在全国范围的各大卫视收视率都非常高。
我一生写了这么多电视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当年北京地区收视率第一，《小房东》是同期卫视收视率第一，《素女的故事》是上海非黄金时间收视率第一，《镜头伸向大杂院》同样是高收视率。另外，《楼上楼下》和《圈里圈外》都在中央台播放。《是非中年》也在多家卫视播放。这些作品是我一生的成绩，能得到观众的认可，我感到很骄傲。

不是什么都能写相声
相声、小品是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写成相声。有一次，有人给我钱让我写一个小品，我说钱是次要的，先看是什么样的小品。这个人想给北京某个制药厂出的一种叫米非司酮的药做广告，这是一种妇女流产用的药。说这种药吃完，孕妇在50天内自己流产，不受什么伤害。我一听就拒绝了，这哪能写小品呀？不是什么都能写相声小品，钱再多也不能写。像这种事，我这辈子遇上过很多。
作家要尊重生活，才能写出好的相声段子来，那么好段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好相声一般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娱乐。相声就是要人乐，不乐不叫相声；第二层次是审美。相声演出时要让观众达到美的享受，尤其是要有一定的艺术含量，像《武松打虎》演员李金斗的表演以及每段唱腔都要有一定的修养。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都有很高的要求。观众在听相声的时候，被这段相声所发挥出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并受到充分的感染，那么也就完成了它所具有的艺术享受过程。第三层次就是寓意。一段相声不能就事论事，要有一定的含义，使这段相声寓教于乐，这样才算是好的。

山后练鞭的日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的创作之路并非那么平坦，难免会有一些挫折。在1983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我遭遇了相声写作中的第一个瓶颈期，作品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去了。由于缺少生活经历，写得太多了免不了粗制滥造，作品中出现了不严肃的东西。当时的我感到很困惑，幸好当时曲艺团有个王素稔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春明，你虽然现在写相声是轻车熟路，包袱信手拈来。但是在深度上不够，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你要继续学习，学习辩证法，多看哲学方面的书。”
我采纳了王老师的建议，我觉得自己也应该上大学，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文化程度上。那时候我工作很忙，没有大块时间去上学，我就采取自学的办法充实自己，自学了广播电视函授大学中文系的课程。
我每天都要看书，学习大学课程，没有老师全靠自学。在那两年当中，我连坐地铁上班的路上也要看书，为了不耽误看书，我一见熟人就躲开。有时要坐337路公交回石景山，黑天有路灯的话，我也要借着路灯微弱的光亮看书。晚上回到家，别管多累都要学习。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看了许多文学著作和文艺理论的书籍，充实了自己的大脑，弥补了自己在创作深度上的不足。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我启发很大，阅读这本书后，我知道了文无定法，写相声也是如此，有多大感悟就有多大气场。写文章是宜曲不宜直，写作品不能太直白，不可罗列、堆砌材料，要利用有血有肉的实例……
一个创作者要不断总结自己才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反思之后，我发现自己的作品的确存在直白、堆砌包袱的现象，显得俗不可耐。于是，我开始注意一些题材比较深的事件。看到生活中的不公之处，不妥之事，提笔之前要打腹稿，考虑写作目的。两年之后，经过刻苦的学习，《武松打虎》和《包公传奇》诞生了。
我在写《武松打虎》的时候看过一篇报告文学，整篇的内容是在写一个改革者，其中的一句话让我很受启发：“武松打虎，有人指责武松，打到树杈上，把树枝打折了，应该这样打那样打。”这段相声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矛头直指那些阻挠改革开放的人。通过相声这种形式表现出来，轻松幽默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意味。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不假思索，提起笔就写。从写到完成，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我有了创作的想法后，采用逆向思维，事实上武松打虎为民除害，本应披红戴绿；而相声《武松打虎》中，武松反而不被人们理解，背后出现了一些阻挠他的力量。有了这个思维，我逐渐在写的时候剪掉那些枝枝蔓蔓，突出主题。不管这个包袱有多响，只要与主题无关，忍痛割爱也要删掉，尽量将整个段子锤炼成炉火纯青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一个好段子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这个相声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思广益。在作品汇演前，北京曲艺团组织许多社会力量，给作品提意见，北京市曲协也组织了一些专家提意见。我是在这些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出来的。那天当我念完最后一稿后，大家都鼓掌赞同。
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借古讽今，从表面上看像一个传统作品，实则是关于现实的一部作品。我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音乐基础，这部作品中的许多唱腔是我自己设计的，其中武松唱的一段京剧流水，就是我自己创作的音乐。

不好写的相声
我写了一辈子相声，我知道写相声的苦衷，许多时候我会遇到困惑，甚至不知何去何从。我写了一段相声叫《穆桂英挂帅》，内容是穆桂英要挂帅，遭到了杨家将的责难。首先是老公公杨六郎的质问，说是有老将在还轮不到她；丈夫杨宗保说她头发长见识短；更有杨家将孟良、焦赞也出来给她出难题，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穆桂英问他们天门阵108阵都是什么，众人都哑巴了。这段相声利用贯口的手法，让穆桂英一口气说出了108阵的阵名，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相声内容结束。
按说，这也是一段很有寓意的作品，然而，剧组主创人员悄悄对我说，杨家将你可不能讽刺！言外之意是说当时的国家主席是杨尚昆，容易被人对号。“文化大革命”都过去多少年了，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没办法这段相声就这么被毙了。
还有一段相声叫《假若靳开来没死》。靳开来是电影《高山下花环》里的一个人物，原来是个排长，后临危受命当了副连长。因为他直言快语的性格，很受观众喜爱，就是这么一个直肠子的人，为了给口渴的战士弄点水去砍老百姓的甘蔗，踩地雷而牺牲。到战争结束，都没有给他军功章。电影结尾，雷军长摔帽子为靳开来鸣不平，说不给靳开来军功章，天理不容！
我用逆向法思考这个问题，假如靳开来没死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只是一个假设，我想他会受到许多指责，说他不应该不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都快渴死了，战斗力明显下降，在这里还讲什么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是每个当兵的一入伍就知道的。但是，事实就是要被教条整死。最后，相声里的靳开来找到作者李存葆，求作家还是让他牺牲吧。
这段相声本意是讽刺在我们生活中一些不看主要矛盾只看次要矛盾的狭隘主义怪现象。这段相声更像一篇杂文，然而，就是这么一段相声，也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
小品也是一样，我和白云海原本想给潘长江写个小品，说的是一个失败的领导被拍卖的事。一开场主持人推上来一个盖着红绸的东西，当主持人掀开红绸，我们看到潘长江做出思想者的姿势呈现给观众。这个领导为什么被拍卖呢？因为他的决策错误，使他掌管的企业破产，欠了许多外债，经职工大会决定，把他卖了还账。
这个作品写作时采取了荒诞手法，有时越荒诞越有哲理。主持人亮出起拍价后按规律竞争者应当往上涨，可是这个领导的价码却往下降，降到非常可怜的时候，有个老太太上来说怪可怜的，这个人我要了，我们家那头驴病了，我出点钱让他代替驴去拉磨。一个人悲惨到这种地步，已经到了极致。剧中人是个失败者，失败者被糟践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人啼笑皆非。突然峰回路转，有人竟出大价钱买他。理由是失败者往往最有经验，失败也是财富。这时我们设计潘长江演的失败者，激动万分、慷慨陈词，他振奋人心的誓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个创意当时得到剧组主创人员的一致认可，可是一向领导汇报，没想到这位领导当即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理由是有煽动群众的嫌疑？！一个领导者轻易就把一个大家认为好的作品给否掉了，很让人悲哀。
有比这更让人费解的是，当年《武松打虎》电视台得了大奖，广播电台就是不播。不播的理由是那年是虎年，有位领导说虎年为什么打虎呀，您说有地儿说理去吗？！

《人民日报》尚未发表的相声
我还有一个段子叫《迎芒果》，写得非常好。我抓这个题材的时候，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巴基斯坦送给毛主席一些芒果，毛主席没舍得吃，就送给了特钢工人。当年人们对领袖非常崇拜，感到非常荣耀，谁也不敢吃，怎么办呢？就传开了，结果芒果被神话了。这个段子我在现实基础上进行了夸张，这个芒果传到哪儿哪儿折腾。那时候的人都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为了迎接芒果，派专机护送，八个彪形大汉持枪保卫，三十里地戒严，四十里地站岗，下了飞机，万人夹道欢迎。迎芒果的代表即是甲，甲大义灭亲，首先把他大爷揪了出来。因为他的大爷打了一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主席像上了。他母亲的罪行更严重，洗衣服老洗领子和袖子，这不污辱领袖吗！接着甲炫耀地说，自己家里有多少像章，多少多少语录，最好的一枚像章是用一个盘子俩茶碗换的。甲这个代表在接芒果时，一直琢磨像章戴哪儿好，戴左边太左，戴右边离心太远，最后别到肉里了。甲走到前边去接芒果，革命群众夹道欢迎。甲把芒果接到手激动地说：“这个芒果是伟大的果实，它金黄色的外表代表着辉煌的胜利，它那坚硬的果核代表着胜利的种子，芒果就是圣果。为什么是圣果呢？就剩这一个了。”话音未落，革命群众就高喊：“我们要看芒果！我们要看芒果！”没走几步口号变了：“我们要摸芒果！要摸芒果！”最后甲大叫：“不要摸了，再摸成了烂桃啦。”
当时这个段子由殷培田和刘晨合说，在北京电视台播出。
据电视台的朋友说，当即有人说这是一段反动相声。团里也有人反映这段相声有问题。为了搞清这段相声到底有没有问题，北京曲艺团艺术室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参加的人除了艺术室的人外，还有各分队领导。我就像一个被告，拿着《迎芒果》给大家念。本来我应当是个挨批的对象，没想到这个段子我一念，所有在场的人咯咯大笑，我从头念到尾，大家从头笑到尾。念完让大家提意见，大家说：“提什么意见？那会儿不就是这样吗？”主持会议的是老主任田明。田明老太太说：“没意见，散会。春明，把这段给我，我念给我们老头子听去。这段子太可乐了！”就这样散了会，那位说有问题的骚不打脸地离开了。
马季老师也特别喜欢这个段子，马季说他们广播说唱团就是这样的，专门为芒果弄了一个精致的玻璃罩子，把芒果罩起来。革命群众排着老长的队见到芒果就鞠躬，马季说迷信到这种程度，他要演这段相声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种历史不要再重演了。他还说：“你们团殷培田演了不要紧，我演你这段，我演的和他不一样，我要在你这个段子的基础上修改，这个段子弄不好就是第二个《如此照相》。”马季给这段相声的评价非常高。
《迎芒果》这个段子一经上了北京电视台，马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一天，我正在西单剧场开创作会，《人民日报》的一位编辑找上门来，问哪位是廉春明。我不知找我什么事，原来，《人民日报》看上了这段相声，那位编辑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发过相声，如今要发你这段相声，恐怕要做一些小的修改。”我不敢耽误，按要求连夜修改，快速发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很快这个段子出了小样，马上就要发表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出了一些问题。那位编辑来到团里再一次找到我，说对不起，这个段子暂时不能发表了。原因也没说。我略微感到了一点什么，心知肚明。这段相声就成了《人民日报》尚未发表的相声。

从相声里走出来
说到相声创作，我总是认为自己赶的时间很好，打倒“四人帮”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各种艺术形式百废待兴。全国各省市文化馆都有各自的刊物，比如，天津有《天津演唱》，沈阳有《群众文艺》，等等。各个省市的报纸都开辟了文艺园地，如北京市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其他报纸也刊登了相声。我那时候投稿多，算高产作者。现在回忆很多作品也不成熟，只是凭一股子热情。
非常感谢当时的马季、常宝华、赵振铎和赵世忠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关心，使我很快地融入到曲艺大军里面参加创作。截至1985年，我创作的相声已有一百五十多篇了。由于写的数量多，发表多，使用多，广播电视各种媒体都用，各地演员也都用我的作品。其中有一个作品叫《三厢情愿》，几乎全国专业的、业余的相声演员都演过。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是给稿费的话，我那时候就成大富翁了。
《三厢情愿》的内容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这段相声演出火爆，中央电视台后来也用了。
自从1979年我进入曲艺团写相声起，一直到1989年，中国的相声创作处在一种低迷状态，所以我开始向影视方面发展。当时有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不怕人家笑话，因为一般人总会认为相声是小作品，电影和电视剧才是大作品。我写影视作品也是权宜之计，想等一等，一旦相声环境好了再写相声不迟。
另外，我也不怕失败。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写得不成功也没有关系，本来就不是剧作家吗。正好，司法部宣传处有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写几个法制方面的短剧，借着这个机会，我开始写了三个法制方面的短剧。
其实相声很不好写，相声属于舞台艺术。后来电视逐渐占领了观众的视线，相声界为适应电视台，许多时候都要跟着电视台的要求走。然而有一点让相声为难的是，电视台是新闻单位，他们不光有艺术方面的标准，还有新闻要求，为了适应电视台的要求，相声的内容受到了一定限制。许多相声出来都是难产的，或者生出来也是缺血儿。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管文艺的领导问我为什么不写相声了，我抱怨说，我写十段相声会被他毙11段。那位负责人难为情地说，不会有那么多，但他不否认会受许多限制。另外，就是有时离开政治又受商品化的影响。企业有钱，让相声作品与他们的商品挂钩，这样相声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商品，跟企业不太好走，跟政治也不完全行，所以当时相声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走进了一个误区。我在那个时候是被电视台毙怕了，用一句玩笑话说就是，自己利用缓期执行的时间写影视剧。
作为一个知名的相声作者停止写相声，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的同行说我在养腕儿，意思就是一般曲艺界有名的艺人，到一定的时候要休整一段，以利提高水平；也有人说写相声挣钱少，写电视剧挣钱多，认为在劳务收益上与演员比心里不平衡；更有富同情心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写相声的某某某不满低稿酬改行去写电视剧。那位记者见到我还问我看到那篇文章没有，公开说明写的就是我。这让我哭笑不得。我不写相声主要的原因就是送审的相声屡遭枪毙，相声不好写了才去写电视剧的。

用短剧小试牛刀
1989年相声不太好写，我开始尝试写影视剧。起初搞影视剧我举步维艰，一个写相声的写影视剧根本没有人认，一切得从头开始。影视圈子我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也不知道要找谁帮助。恰好，有一天有个朋友打电话找我，说电视剧制作中心有个导演要找剧本，问我有没有。我一想原来司法部宣传处处长曾经找我写过三个短剧没有用，于是我就给处长打电话要那几个剧本，没想到那个处长已经退下来了，原来的副处长当了处长。这位新处长一听是我很高兴，说正要找我呢。他跟我说我的那几个短剧要用。我连忙说：“哎？不是说我的剧本是相声吗？”新处长说：“没有啊，之前根本就没看。”我觉得很奇怪，没看怎么说是相声呢？新处长说：“我们当时以为是相声呢。现在看了非常不错，你过来吧，这几个剧本要用，你还得继续写。”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我去了司法部宣传处。
到那里才知道，司法部宣传处组织人写了一个有关司法方面的电视剧，准备请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剧组给他们拍摄。北影有个制片人叫孟昭文，到那里去办事，坐在办公室等人的时候，看到窗台有几个剧本，上面都落了尘土了，他掸下尘土看了起来。越看越有意思，等新处长来了，就说：“哎呀，这几本比你们给我的那些剧本写得都好，怎么不用啊？”老孟的几句话提醒了他们，一看果然不错，这才决定让我来继续写。后来这个法制短剧我给它起名叫《镜头伸向大杂院》。
在司法部一次影视剧评比中，北京电视台专题部齐建新主任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听司法部宣传处的同志说，他们部请廉春明写的短剧比这些戏都好。齐建新主任问：“那为什么不参加评奖呢？”宣传处的同志说：“这不是我们自己拍的吗，自己拍的我们决定不参加评奖。”
这个专题短剧，虽然拍得不错，由于受专题的限制，被司法部宣传处的人作为资料收起来了。事有该着，有一次齐建新主任见到我说起此事，我说：“那你就帮忙让台里给放了吧。”齐主任说：“放不放不取决于我，台里有一个审查小组，这个审查小组大部分是退了休的老同志，标准可高呢。”我一听说那太好了，我这个戏就是不怕老同志看。齐主任一看我这么大信心，提着一摞磁带给台里送去。这个戏很快被批准，通过北京电视台播放，效果出人意料。虽说是个短剧，但收视率很高，影响力出奇的好。播放的日子正是两会期间，许多代表看了都赞扬这部戏。从这部短剧开始，我步入了影视的圈子。
回头来看，我进行电视剧的创作是从1989年开始的。虽然以前我也写过剧（在团里写的相声剧，属于舞台剧），但在写这个戏前，我也不懂写戏的规律。在首钢的时候，我写过小戏，效果非常好。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艺艺术家觉得很不错。像刁光覃、方琯德等老艺术家都在首钢生活，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戏效果很好。但是单看剧本也没看出什么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其中原因。后来经我自己分析，我这个小戏效果好的原因是我的语言好。
过了若干年，我调到北京曲艺团写了一个相声剧叫《花蝴蝶》，我曾经请人艺老艺术家方琯德老师提意见，方老师看后对我说：“你这个戏我和吕齐老师都看了，我们不懂你的戏，也没有悬念，但就是觉得有意思，特别想往下面看，太好玩了，这个戏我看可以排。但是得给你提个意见，你不能让人这么乐，你要删去一些笑料。观众不能笑得受不了，什么事过了也不好，要学会控制戏的节奏、气氛，冷热要有度。”方琯德老师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
另外，还有我们团艺术室主任老艺术家田明和他爱人，田明的老伴也是一位老艺术家，是当年歌剧《刘三姐》的老导演。老两口看了我这个戏的剧本非常高兴，田明老师对我说：“我们两口子都觉得你这个戏太可乐了，我老伴说如果要排乐意导这个戏。”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戏，写戏是后来才慢慢发展的。我觉得以前写的戏主要是包袱多，看起来可乐，现在仔细想想也很肤浅，也就是一般笑剧，没有什么悬念，结构也不伦不类。不过写这些戏也没白写，为我后来写电影、电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自己偏爱喜剧，长处就是爱抖包袱，所以，我就给自己的创作定位在喜剧上。

搞 电 影
也就是在我写完《镜头伸向大杂院》期间，曾在首钢动力厂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事顾乃烨来找我。她说她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责任编辑，乐意和我一起合作搞电影，经她介绍我认识了北影作家李保元。
很感谢顾乃烨在我过河无桥的时候，划过来一条小船，使我上了电影界的彼岸，得以与李保元老师合作。李老师是个非常谦虚谨慎的人，我们合作很愉快，更主要的是从李保元老师那里我不但学到了怎么去写电影，也懂得了在影视界怎样做人。
几年间我们一起合作了三个电影，成功率很高。第一个电影原打算让马季和王景愚演的，后来马季老师没有档期。那时赵本山刚火，北影就请赵本山和陕西著名独角戏演员石国庆担当主演。赵本山大家都很熟悉，石国庆在那个年代以诙谐幽默的王木犊的表演红极一时，这个电影的名字是导演段吉顺起的，叫《现世活宝》。段吉顺也是一位著名导演，他曾是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棋》的中方导演。
我和赵本山关系也不生疏，我们在这之前就有过合作。1989年，如今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人艺院长张和平（那时在北京市文化局担任影视公司的领导），那年他有个创意就是想请刚火起来的赵本山和赵丽蓉合作出一盘盒带，专门请我来写这个剧本。因为我在战友文工团伴奏过二人转，二人转有许多牌子的音乐在评剧里也经常使用。结合这个特点，我给他们俩写了一个小戏，这个戏让赵本山唱二人转，赵丽蓉唱评剧，剧本写好张和平也通过了，只等他们来录盒带。没想到赵丽蓉老师那个时候在拍电视剧《苍生》，没有时间过来，所以张和平又让我重新给赵本山写小品，那个小品就叫《超生》，那个小品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第一次合作。因此在那个时候，赵本山就认识了我，因为演过我的小品，出过我写的带子，后来又演了我和李保元编的电影，因此，我们就很熟悉了。北影觉得《现世活宝》这部电影还算成功，想让我继续给赵本山写电影，但遭到我的回绝。因为我本是写相声的，东北人才济济，这个任务应当由东北方面的作家来完成，他们会比我写得更好。因为那盘盒带用的是东北语言，赵本山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东北人。我说我只是伴奏过二人转，比较熟悉东北地区的发音，赵本山这才恍然大悟。
第一个电影成功以后，北影还希望李保元与我继续合作，就有了后来的喜剧《送你一片温柔》和《歪打正着》。

“水至清则无鱼呀”
1995年我决定搞电视剧的时候，恰巧北京电视台制片主任李贵义离开北京电视台。他有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影视公司要剧本。我手里正好有一个剧本，好几年没用。也不能说没用，我一共写了20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只拍了八集就扔下了，这一扔就是五年。
中央台拍了八集怎么又扔下了呢？这得从头说起。那年，北京台搞了几个戏，像什么《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在北京乃至全国收视率都挺高，在观众中影响很大。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也想搞一部通俗的轻喜剧。当时电视剧制作中心张天明通过李保元认识了我。张老师是老一辈电影作家，曾创作过脍炙人口的电影《创业》。我当时给他讲了八个小故事，张天明一听感觉不错，当天就决定让我和李保元老师给电视剧制作中心写一个系列电视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李保元老师也非常客气，他对我说：“这个戏是你的特长，主要靠你写了。”我说：“没问题。”接了任务后，我和李保元老师很快就完成20集，起名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剧本发到电视剧中心的有关导演、制片人手中，并组织大家开座谈会。与会者有二三十人，在会上许多人不看好这个剧本，当着我的面很不客气地提了许多意见，主要意见是太俗，基本是否定的。还有一位没来的导演，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看了，基本不喜欢！眼看意见一边倒，坐在主持地位的张天明老师，请导演王君正发表意见。王君正是北影导演，曾导演过《苗苗》《大侦探》等影片，是在国际上得过奖的著名导演。她也曾拍过我写的《镜头伸向大杂院》，此片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她熟悉也喜欢我的作品，她的发言与众不同，她说她看了剧本觉得不错，纵观现在有的电视剧，雅不雅俗不俗的，她说我的剧本好就好在俗下来了。她又说：“你们说他东西俗，这没有错。俗得能让老百姓看下去，这不好吗？”王君正充分肯定了我写的这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的发言使会议的气氛有些缓和。张天明做了最后的发言，他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水至清则无鱼呀，我也觉得这个剧还是挺好的。”领导一发话，会议的话语改变了，逐渐朝着肯定的方向走了，很多同志转变了以前的看法。会后这个戏就立项了。
很快建立了剧组，但问题出现了。一天，有个跟我不错的朋友来电话，说我这个戏恐怕要出问题。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导演要把我的相声东西都给删掉。我一听就知道不好。我的戏有相声因素，这是必然的，我的戏很多精彩的地方就是我的幽默语言。如果这些被认为是相声的成分去掉，那就不是我的剧本了。所以我一听心就凉了，知道出了麻烦，我看了样片极不满意，并找到张天明老师，跟他说千万别播啊。从张天明的眼神里我看到张天明与我有同感，但是，作为一个电视剧中心的领导，花了钱拍了剧，不播也没法交代。他说：“我们拍了就要播，不过我估计播了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你还可以再找一家卖，可以重拍。”果然，我的这部电视剧，春节期间在央视播放了八集，一点影响都没有。糊里糊涂地就结束了。
这次李贵义找我要剧本，正好把这部戏给了他。投资方是个懂戏的，看了以后让我改成30集，并与北京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合作。北京台制作中心的负责人看了以后，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说这个作品不错，将来可以和这个作者长期合作。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开拍。导演是拍《嘿！哥们儿》《高朋满座》的著名导演王凤奎。后来因为一些其他原因，王导只拍了10集，之后又请导演陈燕民接拍后20集。陈燕民是北京台制作中心著名导演，他曾经拍过《人虫》等电视剧。
也许都认为我是写相声的，台里并没有看好这个剧，当时与我的戏同时播放的是另一部喜剧，演员也是被大家看好的喜剧明星。没想到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经播放，连着四个星期收视率第一，台里面很惊讶。我的戏火了，我在写电视剧上就有话语权了，随之有好多人来找我写戏，从此奠定了我写电视剧的基础，开始不间断地搞上了电视剧的创作。

能人“刷色张”
我的另一个合作者叫张亚平。张亚平是我们团的一个演员，后来当过我们团的副团长。我们俩怎么关系密切的呢？还得从1988年我搞了一个相声小品专场说起。我原来在首钢工作过，我要搞专场没有钱，就找到首钢工会领导。首钢工会的领导跟我也很熟，赞助了一万块钱。一万块钱在1988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用这些钱，给演员发劳务费，买道具和服装。张亚平不但是演员，他还负责搞舞美设计和海报的宣传设计。他过去爱画画，有一定的审美水准，舞台搞得既好看又省钱。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我搞专场的时候，曲艺团正在搞改革，演员们自由结合组织了一个演出团体。团里给了一些政策，鼓励大家下去演出，说白了是减轻政府的负担，自己找食吃。因此，团里的一些主要演员都跟着承包队走了。起初，北京曲艺团和北京曲剧团原来是一个团，取了一个绕口令般的名字，叫北京曲艺曲剧团。后来，曲剧团分出去了，专门演戏，而曲艺团演曲艺。张亚平等留在了曲艺团，没有戏演了，整天没有事干，后来像他一样的一些演员被分到各个部门，如业务室、舞美队，反正不再演戏，转了行搞些业务工作。
我这个专场就抓住了剩下的一些人。这个专场当时有全国闻名、说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的梁厚民老师，有著名喜剧演员李绪良，有现在调到煤矿文工团的小品演员武青，以及后调到中央台夕阳红的男主持陈志峰，还有后来在北京台电视直销当主持的李红军和著名影视演员张双利等。
通过这个专场，张亚平对我非常敬佩。我看张亚平孜孜好学，人品端正，就收他做了学生。
开始我带他写过几个小节目，得过奖，上过刊物。从1994年开始出道。那年，曲艺团要搞一台晚会，请的是北京台著名导演李兰。因为是曲艺团的事，我责无旁贷。虽然和白云海合作，但也想给张亚平一些机会，于是提议让他来做自己的助手，团里也没反对。由于张亚平和团长以前有些小过节，不好意思在剧组待着，总觉得很尴尬，几次要走都被我拦住了。张亚平说：“我能干什么？”我说：“你能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没事你就在这儿待着，天天来就是了。”后来，张亚平和团长一起开诚布公地把疙瘩解开了，本来就是一场误会。这个机会对他简直就是难得。我走以后，张亚平一直和团长合作，最后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因为两人名字都有一个亚字，有人管他们叫“二亚”。
张亚平是个热情的人，见人不管是谁总是夸对方，因为老夸人，得了一个外号，叫“刷色张”。刷色听起来是个贬义词，然而在他那儿就显得特殊了。有一次，他夸书记王晓燕，他那里夸，王晓燕那里不停地说：“刷！刷！刷！”张亚平依然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刷，你就是如何如何。”他真是十足、地道、不折不扣的刷色张。
我特别喜欢这个刷色张。因为我是他的老师，他给我刷色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那个点子廉的外号就是他给我起的。
1996年我的电视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北京地区收视率第一，逐渐有人找我写电视剧。有一天，张亚平对我说有人想请我写电视剧，我同意见一面。投资人是个女的，叫苏春丽，手里有点钱，想拍一部电视剧，看了几个本子都没有选中。她找我，又有张亚平介绍，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接下了这个活儿。于是我带着张亚平开始了我们第一部电视剧的创作。我们写的这个题材是同学故事，开始想借着《同桌的你》这个歌名做剧名。《同桌的你》最早不是作为电视剧名字的。有一次邵飞找我，想让我搞个晚会，由头是同学聚会，把各路歌星请来，以参加同学聚会为名，互相祝愿，贯穿这个晚会。后来没有搞成，这次又把《同桌的你》这个创意翻出来搞电视剧。
搞同学聚会我是有感而发的。我是在北京59中上的中学，59中在广渠门佘家管。这地名怎么叫佘家管呢？那时明代反清将军袁崇焕的坟墓就在这个学校，袁将军被陷害以后，他的手下有一个姓佘的，祖祖辈辈一直看管着这个墓，所以叫佘家管。
当时我们班是该校第一届的第一个班，学生们的年龄也是最小的。这些学生天真无邪，毕业后各奔东西，可一直有一部分同学经常会聚会，可以说从1958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以前也和他们聚会，因为忙蒸发过好多年，后来同学们又联系到我了。老同学见面，倍感情深。我们班也有一个同学和我住得不远，同学们想让我把那位同学也叫来。没承想这位同学不愿意来，道理是，你们当官的当官，有钱的有钱，有名的有名，自己什么都不是，还是不去的好。这件事让我很悲怆，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原来亲密无间的同学，现在两极分化。于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现实值得写，要把同学之间的恩怨写出来，通过一个同学聚会，把同学们的悲欢离合写尽。这个戏播出后影响很好。其中主要人物的母亲，由战友文工团老演员顾大春来演。顾大春在话剧《槐树庄》里是B角。A角是胡朋。后来因为胡朋年纪大了，一直由顾老师来演郭大娘。顾老师和胡朋关系密切。顾老师演我的一个戏，胡朋老师和她的老伴胡可（也是话剧《槐树庄》的编剧），也因此关心这个戏。据说，胡可老师说：“现在还有人这么写戏，很可贵。”有一次在陈耕老师的追悼会上（陈耕老师是战友文工团老团长，长征组歌作曲之一），我见到了胡可老师，胡可老师鼓励我，他说：“这个戏写得很好，以后就是要这么写戏！”
我和张亚平合作，有了创意，策划了一个走向，设定好人物并建立了人物关系后，我让张亚平来写分集梗概。张亚平很快写了16集的梗概，故事还没写完，他想让一位朋友给看看，没想到让那位朋友给否了。那位朋友说：“张亚平，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差。”意思是根本不成。张亚平听罢非常沮丧，情绪也非常低落。后来梗概到了我手里，我看完觉得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是太差，问题是有，这是第一稿，完全可以改。我首先肯定这个了故事，然后把没写完的梗概拿过来，重新整理，搞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20集故事梗概，得到了投资方的认同，张亚平无限感慨。
真正写剧本的时候，张亚平老不写，我那时正犯前列腺炎，难受得很。虽然脾气好，但也冲他发了脾气：“张亚平你倒是写呀，我这么难受你不知道吗？”张亚平见我发脾气，有些不好意思，道出了真相：“老师，我不会写，到底是怎么写呀？”他没有写过电视剧，不知道怎么下笔，这真是个大问题。我意识到这一点，忙说：“别怕，你看，你老婆给你买了一个茶杯，这个茶杯非常好看，一不小心被你摔了，你老婆心疼不心疼？”
  
张：心疼。
廉：她唠叨不唠叨。
张：唠叨。
廉：唠叨什么？
张：肯定说我不尊重她的劳动，说我粗心，说我大头。
廉：好了。这些语言都能用。可是，你以为她唠叨一次就完了吗？
张：不是，想起来还得唠叨。
廉：好了，这就是电视剧。
  
张亚平这人非常聪明，眼前一亮说：“老师，我明白了。”但是，他又说自己不会我的语言，没有我那么幽默。我说好办，你会说北京话不会？他说会，我说这就好办了，你就按照老北京家长里短这么对话，不要追求幽默，要追求生动。张亚平开窍了，从那天起，趴在桌子上开始跟我一起战斗。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剧本终于完成了。
张亚平开始写戏有毛病，掌握不好分寸，夸张过度。我曾经说他能把火锅城老板写成纵火犯！夸张不是都不好，有的时候喜剧需要夸张，不用刻意删掉，特别地保留一部分，目的是为增加喜剧色彩。我也想过，如果张亚平不和我合作，自己单独写一个剧本，始终就是那种夸张风格，也许别具一格，没准能竖一面旗帜，像周星驰似的，那多好！可惜离开我后，他一直搞晚会，没有再动剧本。
我和张亚平写戏，基本是你一集我一集那样接着写。以前我是手写，和张亚平合作后就开始用电脑。那时两个人一同学打字，他跟他儿子学，我再跟他学。1998年我已经55岁了，重新学习汉语拼音，第一感觉就是好修改，不弄一地纸了。
张亚平进步很快，策划晚会、撰稿、写歌词都是一把好手。在我们两个人写戏的时候，电视台总有人请他去搞晚会。我理解他，放他走，自己来修改剧本。我和张亚平合作了两个剧本，基本上都是我来改并收尾的。
张亚平实际上还是个喜剧演员，他要是在喜剧表演上发展也是很有前途的，只是他太爱写了。只能说喜剧舞台少了一个喜剧演员，多了一个编剧。
他跟我在一起创作了两个大戏，除了《是非中年》外，还有一个是《楼上楼下》。这个剧的大纲主要是我来写，分集梗概也是我写的。为什么我来写呢？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剧起初是一个电影剧本，剧本是别人请我写的，写完没有用。后来，我就想写一个含有北京胡同文化的电视剧。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到处拆迁，胡同越来越少，高楼越来越多。这使我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我发现胡同里的人正逐渐变成高楼里的人，搬迁也常把一条胡同里的人迁到一栋高楼里，人搬到高楼里，把胡同里的文化也带来了，把恩恩怨怨也带来了。我还给这个剧起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叫《竖起来的胡同》。
搬迁给人们带来喜乐，也带来痛苦，一家人因为房子分配不均，搞得没了亲情，一天到晚打来打去。我这里写了这么一家：孩子们在老太太生日那天，来到母亲家祝寿。老太太在厨房剁馅，准备包饺子。 孩子们在屋里大吵大闹，老人在流泪，没有人能理解老人，最后老太太把自己手指头砍下一根，孩子们也不吵了！
这个戏后来请的是韩刚导演拍的，韩导演也是个抢手导演，他拍的《刘罗锅》《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
韩刚早先也是北京曲剧团舞美队的，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干上了导演这一行。韩刚见到我说：“廉老师，不是您这戏写得有多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戏刚一开场就把韩刚逗乐了。一号人物姜文喜开着一辆汽车，因为躲一个小孩，把骑着小三轮买菜的王大妈吓了一跳，车翻了，菜撒了一地。本来人没撞着，小事一桩，责任都在孩子身上。可是，原来都在一个胡同住着，姜文喜由一个不起眼的胡同串子当上了厂长，搬到了楼里还开上了小汽车，人五人六地在老街坊面前显摆，让街坊们羡慕嫉妒恨。所以，王大妈不让他走。
  
姜文喜：我也没撞着你呀？是你自己闪的。
王大妈：你吓我一大跳，你得赔我。
姜文喜：我赔你什么呀？
王大妈：你赔我这一大跳！（实际是精神损失费。）
姜文喜：一大跳怎么赔呀？要不，明天你变一马猴，也吓我一跳！
王大妈：你妈才马猴呢！
  
韩刚说：“你的戏好笑，就凭这我就看上了这个剧本。”后来，戏拍得了，他给改成《楼上楼下》，在中央台影视频道黄金时间播放，效果也很好。一部电视剧也许大家没看几集，但是一提起来都知道有这么一部《楼上楼下》，实在难能可贵。
我在和张亚平合作期间，犯了两个病，一个是前列腺炎。这种病犯起来，很让人难受，尤其是睡不好觉。我在这时还要写戏，就是和张亚平合作的第一部戏，原来叫《同桌的你》，后来导演给改成《是非中年》。这个戏由著名导演田迪执导。他把《是非中年》这个戏拍得很细，我很感激他。我犯前列腺炎的时候，所住的宾馆旁边就是402医院，看病还是挺方便的，但是这个病不好治，吃药打针老不见好。
我这人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脾气好能忍。听说做足疗能睡好觉，我就每天做足疗。我吃饭的小饭馆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澡堂，那里有一个搓澡的扬州师傅，我每天到那里去洗澡，天天让他给做足疗。他也不是很会，一边看着书一边给我按穴位，一直按了三个月。我的睡眠改善了，前列腺炎一天比一天减轻。中医常说按穴位，疼者不通，通者不疼。我的脚最后让人捏得一点都不觉得疼了。有一次我到玉泉宾馆洗浴中心洗澡，那里有一个专门搞按摩的男师傅，手劲特别大，他给我做足疗，我愣睡着了，师傅说：“你不必再做了，通了。”
后来我的前列腺炎居然好了。当然，一直也没断过吃消炎药。医生都说是个奇迹，到现在一直没犯，这真得感谢上帝。

遭遇更年期与盗版光碟
我第二次犯病是讨厌的更年期。原来我以为女人才会犯更年期，就是男人犯更年期也轮不到自己。因为我脾气好，能忍能让，心里不搁事。谁能想到我能犯更年期。哎，我就犯了。更年期这种病的反应是闹，心里呼呼冒火，情绪烦躁，抑制不住。在我身上还一个表现就是强迫症。老觉得嗓子有痰，就是吐不干净，其实什么都没有，这不闹得慌吗？那年大冬天我怕妻子着急，光着脚在屋里偷着走溜儿，为的是转移注意力。有时候吃饭，我光着脚把脚心放在折叠桌子那个不锈钢架子上冰着，同样是为转移注意力。厉害的时候不能坐公交车，憋得慌。有一次闹起来，有一种想跳下车的感觉。平时我怕家里来人，除了孙子外，别人谁也不容，连儿媳妇来我都嫌烦。再闹得慌就整理自己的书橱，我一向不爱打扫卫生，那会儿为转移注意力，像一个卫生模范，擦这儿弄那儿。
那一年，我家里人要去唐山探亲，我第一次没有跟着去，因为怕坐那么久的车闹心。春节的时候打开电视看录像，录像是牛振华让我看的电视剧样片。牛振华想让我给他写电视剧，这个带子一直放着没看过，我拿上张亚平给自己泡的药酒，喝了一个晕头转向睡着了，里边演的什么根本没印象，感觉反倒好些，然而，过一会儿又回到那种痛苦之中了。
我以为多喝点酒能缓解痛苦，谁知越喝越不行。我到团里和一些老演员说我的这种感觉，才知道大部分老演员，尤其是女演员都犯过更年期。我和他们一起交流经验，谁也没有好办法，大多数的人都是忍着。通过他们我了解到，自己的一个演艺界的朋友莫岐也正犯更年期，于是赶紧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莫岐说：“兄弟，我正难受呢，就盼着有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可以忘了痛苦。”我说：“也不能老打电话呀。”莫岐说：“你想哭不想哭？要哭你就哭出来，哭出来会好些。”我说：“你天天哭叫什么事。”他说：“越哭越想哭。”我一听，连忙说：“那就算了吧。”
后来妻子带我去看中医，那位老中医帮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我喝错酒了。怎么回事呢？
张亚平对我这个老师相当得好，知道我爱喝酒，特意泡了一大瓶子药酒。这个瓶子不是醋瓶子，是那种容量特别大的玻璃瓶，满满的一瓶子。里边泡着人参、长虫、枸杞子、这叶那叶的，反正他认为是补的都往瓶子里放。酒的颜色红澄澄的，相当有诱惑力。我每天都要喝点，没等喝完张亚平又给我泡一大瓶。
大夫号脉、问诊，症结出在药酒上。大夫说：“你55岁，身体正在调解期，不需要补。再说，你知道长虫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大夫说：“你不知道泡它干什么？长虫是排气的，你的气在哪儿呢？你是火上浇油，能不犯病吗？不要再喝药酒了。”我问大夫：“那喝什么？”大夫说：“喝药！”
就这样我连着三个月吃了大夫给我开的汤药，才慢慢缓解。另外，我这人心眼好，在自己犯病期间，岳父岳母来了，我虽然搁不下人，但是也没有拒绝。由于他们年事已高，不久依次犯病住院。我和我的一担挑（我妻妹的丈夫）轮流去看护老人，这么一折腾，就把我自己的病给忘了。过去一心转移注意力都没转成功，这回自然地就转移了，强迫症的症状也消失了。由于我有一颗孝敬老人的心，老天爷怜悯我，叫我渡过了这一难关。这就是张亚平好心送药酒，差点要我命的一段传奇。
刚才提到莫岐，顺便就说说莫岐。莫岐也是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他在《慈禧西行》里演的李莲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演双簧在全国也是头份，还上过春节晚会。他和我原来在一个团，也没少演我的节目，他就像大哥哥一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没得说，我也爱跟他开玩笑。有一次搞晚会，当时请了两个女演员，一个叫甄莹，一个叫武青。甄莹的父亲在首钢和我的妻子一个单位，她管我叫叔，武青是我的干女儿。我跟莫岐闲聊，问他是武青好看还是甄莹好看，他想了想说：“都好看。”我说：“比较起来呢？”他说：“依着我说是甄莹。”我把这事告诉了武青。莫岐不知道，他一走到武青跟前武青就呸他：“瞎！瞎！瞎死你（莫岐是大近视眼）。”莫岐不知所以然，就偷着问我：“这孩子怎么啦，干吗老呸我呀，我没招她呀？”我说：“我把你说的告诉武青啦。”气得莫岐直翻白眼：“有你这样的吗？”我不是坏，是大家都爱跟莫岐开玩笑。武青她们也跟他没大没小。我在犯更年期时，在电话里回忆这事，说笑起来也真减轻了我们的病情，这也是笑的功能吧！
张亚平的确很聪明，一点就破。我写相声有一个套路让他给看出来了，竟然按这个套路写了一段相声由著名演员赵炎、王谦祥、李增瑞演出，我看了录像，效果相当不错。
我从团里退休后，张亚平在团里任主要创作，后来跟电视台的几个导演合作，主要是策划、撰稿、写歌词，也是个高手。虽然再没有时间跟我写剧本了，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每年教师节张亚平都给我发短信，不忘师生的友情。
我和张亚平在稿酬分配上也有故事。当我们写《是非中年》时，按投资方我是六，他是四。剧本稿酬下来，我们是一人一半。张亚平感到很惊讶，说什么也不要那么多。他对我说：“我跟您学写电视剧，人家是冲着您来的。”我看他执意不收，就对他说：“钱是你找的，你应当跟我一样多。”后来张亚平拿着这钱，感激万分。
张亚平与著名导演娄乃明是同学，我和娄导也是通过他认识的。后来我跟娄乃明合作了许多节目，有小品，更多的是情景喜剧。
随着《楼上楼下》的成功，我逐渐闯进喜剧圈。1999年，有朋友请我写了一部《给你拜年啦》的贺岁片电影。这个电影还没放，大街上已经有了盗版光盘了，我家里收藏的那碟光盘就是在公主坟买的盗版的。作家的知识产权受不到保护，随便一个有钱的不法分子，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搞到你的母带，复制出你创作的电影光盘。让人不解的是，母带只有投资方手里有，怎么就流向社会了呢？难道有家贼？反正也没人管。这种事并不是我这一部片子受侵害，可以说火一个盗一个，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成了一个市场，只要有什么大片要放映，有很多观众不乐意花钱到影院看，只等盗版光盘问世。有一次我和一个卖光盘的聊天，告诉他卖的光盘是我编的。对方肃然起敬，他说：“您是挣大钱的。”说得我心里非常别扭，没有解释自己只拿到了很少的稿酬，说了他可能也不信。就拿我和李保元写的三个电影来说吧，北京电影制片厂给作者每个电影的稿酬是4000块钱，上交200多块钱税，只剩下3700多块钱，然后，两个作者分。一个人可得1800块钱。三个电影一共是大约5400块钱。所以，我告诉他，我是挣小钱的，大钱都被你们挣去了。后来卖光盘的说了实话：“老师，跟您说实话吧，您那个《小房东》我们真的赚了点钱，卖得好着呢。”
自从央视六频道改播电影后，一共播放了我写的三部电影，即《岁岁平安》《鸡毛小事》《千万别跟狗较劲》，后来我又写了一部数字电影《三个民工》，荣幸的是《三个民工》主创人员还走了红地毯。

触碰古装戏
紧接着我又接了一个戏，是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合作的。起因是广州增城的当地政府要搞旅游宣传增城，增城盛产荔枝，还有一口素女井。所谓素女，就是八仙里面的何仙姑。增城领导想通过写一个电视剧，借着何仙姑这个民间故事里的人物，把增城写进去，把荔枝宣传出去。在此之前，广东有人请我写过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宣传材料，觉得我很会编民间故事，特意把我请来接这个活儿。
要写一个20集有关何仙姑的故事，一般来讲不是太难，原因是中国老百姓对八仙不陌生。故事一定有很多，然而到了增城一看，除了一口素女井和一句话“何素女吃云母升天”，其余什么也没有了。我接了这活儿，脑袋里一片空白，真不知道怎么来写这个剧。可我这个人有一点韧劲，答应了人家就得给人家写好。没有材料就找材料，后来我到图书馆查资料，到新华书店买民间故事，我手里也藏了一些关于民间故事的书，从这些故事里，我受到许多启发。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写出了一个关于何仙姑的故事梗概。
等到我把20集梗概写完，投资方觉得写的还行，就请了专家一起讨论。其实这个戏原来有人写过，剧本被否了。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个是支持原来的剧本，另一方就是支持用我的大纲。坚持用我的大纲的有导演。经过激烈争论，导演这方占了上风，最后也就用了我的剧本，但是也提了很多意见。导演是演员出身，知道我是写相声的，以为我没有写过剧本，投资方也不知道我写过没有。其实当时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正在放我写的电视剧《楼上楼下》。我这人不愿意用这种方法来说明自己怎么怎么样，就没有告诉他们。既然导演说我不懂结构，搁在这儿我也难受，我说那请个老师来教我吧，导演说也行。我想来想去请谁呢？就想到过士行这儿了。
过士行原来是北京晚报的见习记者，他负责的一个栏目《山海客》很出名，后来又写了戏剧。他写的三个话剧非常火爆，当时在话剧界名声大噪，一个是《鸟人》，一个是《鱼人》，还有一个是《棋人》。过士行的戏幽默诙谐，寓意很深，他是戏剧界难得的人才。他与我私交不错，因此我就想请他帮助改改这个故事，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来。
邀请过士行的过程也十分有趣，因为没想到过士行不来，他说他两年没写了。他这个人写戏都是有感而发，在家要写戏就很少和社会上人联系，自己把戏写好了再拿出来。我不知道他在家构思什么，他不来就只好想办法逗他来。我说：“你可要帮帮我啊！”过士行说：“你这么火，我有什么帮你的？”我为了激他就说：“你要是不来，你哥我就栽这儿了！”过士行一听就愣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你是腕儿啊。”我说：“写相声我是腕儿，可写戏你是腕儿，你过来吧。”话都说到这分儿上了，过士行不能不来。经过这样一番过程，我终于把过士行喊来了。过士行一见我就笑了：“大哥也就是您，没人这么谦虚，我再不来我就不够哥们儿了。”他看了看故事说：“好吧，我跟你去开会。”
开会的时候，过士行就特别专业，谈结构把导演都说晕了。导演说什么过士行就反驳什么。导演也是演话剧的老演员，他说：“廉老师这里边竟是黑色幽默。”过士行说：“他这可不算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比这个残酷。”导演说我这个剧太夸张，过士行说没有夸张就没有喜剧。可以这么说，导演每说一句什么，过士行都给对方噎回去。导演也知道《鸟人》这出话剧，觉得来者非同小可，本事大，知道得多，还挺在行，就不再说什么了。
散会后，过士行还问我：“我这说得行吗？”我笑了说：“这有什么不行啊，你说得人家都服你了。”他说：“那我就走了。”我说：“你别走啊，这戏你和我一块写得了。”他说不和我写了，临走给我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前三集要大量地删，这里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因为进戏太慢不好看，对于下一步怎么走也谈了一些建议，最后说还是让我自己写吧，说完就先走了。
过士行走了以后，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见开始修改梗概，完善故事。过几天他来了电话，问我怎么改的。我说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讨论起剧本来。后来我说：“咱们这么说费劲不费劲呀，你还是过来吧，咱们一块写，把故事写好了就一起把剧本完成多好。”过士行最后还是同意了。
就这样一起去了广州增城，由地方政府花钱，安排我们住在了条件优雅的度假村。这个度假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景色十分秀美。写累了出来散步，四周草木茂盛，鸟语花香，郁郁葱葱，如走在天然氧吧里。在这里也不缺美食，中餐、西餐都有。
过士行是个写戏高手但也有个暴烈的脾气，他做事不像我，我比较柔和，过士行干脆。两个人怎么写戏呢？我们决定分头来写，过士行写第一集，我写第二集，以此类推，十集以后，再换过来。当我们每人写了两集以后，交给主创人员来看，由大家评定好坏。
当时剧组有导演、摄像、舞美等人，大家看后都拍手叫绝，说写得太好了，这个戏很有看头。过士行也非常兴奋，在屋里拍起手来，并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太好了！我们要长期合作。”开始合作就有个好兆头我们都很愉快，可是好景不长，当我写出第六、第八集时，过士行一看不像第二、第四集那么好，当时就不满意了。他说：“有你这么写戏的吗？这叫什么，怎么这样写啊？”过士行的脾气就是这样，我这人脾气好，就说：“你觉得哪里不好，我改不就完了。”
我们俩合作还有个有趣的事情，我发现过士行脾气越来越急，就怀疑他是不是犯更年期。因为我犯过更年期，我就向他介绍我自己犯更年期时的种种表现，如何心慌狂躁、情绪难以控制等等。对照这些反应，过士行说他的感觉好像和我更年期时差不多。我一听不敢怠慢，马上给我二儿子打长途，让他赶紧给买了两盒稳定情绪的药——罗拉，快递过来让他吃。吃过这个药，过士行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改善。
经过两个月的合作，临走的时候，过士行特别感慨，发自肺腑地说：“您哪，真像一个大哥，我那样发脾气，您都不往心里去。您还是个有名的人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您呢？！”说完我们俩都乐了。

难啃的骨头
我和过士行合作的那个戏写好以后，存在一个问题，行话叫塌腰。就是中间的戏不好看，一到那儿就看不下去，我们俩带着这个问题从增城回北京去改。因为过士行要出国，修改的事就交给我了。任务很重，我怎么写啊！塌腰不是一件小事，憋得我也没办法，干脆就停下来了。虽然那边等着我，但是我必须停下来，我不能再写。写戏就是这样，没有感觉就得放下，急也没用。
停下来以后每天随便乱翻东西看。有一天，我突然看了一本有关美食方面的杂志，对我特别有启发。这时我想到何素女是做豆腐的，于是就查了有关豆腐的资料。资料中提到做好豆腐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豆子要好，二是水要好，三是磨要好。突然我就有了灵感，因为我写的素女中间正好缺一段内容，刚好可以利用何素女做豆腐解决塌腰的问题。于是我就编写了一段何素女千里寻磨的故事。
根据我的构思，千里寻磨可以巧妙地把戏拉出去，这样就离开了那口枯井。让何素女换一个新环境，到千里以外寻找做豆腐秘籍。因为她要走很远的路，在剧中我让铁拐李变成一匹马驮着她。到了那边才知道这里有一本豆腐秘籍在祠堂供着。做豆腐的要是得到那本豆腐秘籍，可以做很多豆腐佳肴。何素女找到了那家祠堂，人家不让女的进，何素女软磨硬泡非要进祠堂。最后族长提出一个条件，说进来可以但要考她一个问题，答上来才能进去。问题是世界上做菜最有味的是什么？何素女何等的聪明，她说就是盐啊！因为她答对了所以就进了祠堂。祠堂里面供着一个盒子，秘籍就在盒子里。当何素女要看那本秘籍的时候，族长却告诉她那盒子是空的，豆腐秘籍早就丢失流落民间了，这使何素女非常失望。但是族长告诉她，做好豆腐，必须有好磨。所谓好磨，乃昆山之石。于是，何素女离开祠堂去寻找好磨。
后来，听说有个小小豆腐郎做豆腐做得好，何素女到处寻找小小豆腐郎。在寻找中她遇到了一个要饭的老头，她看那个老头非常可怜，便把烧饼让给了老头。那老人非常感激，借此机会，何素女向他打听小小豆腐郎，巧的是那个老头恰恰是她要找的小小豆腐郎。原来，老人自小做豆腐，人家都管他叫小小豆腐郎，一直叫到老。当问道那磨时，老头叹息道：“如今两个儿子不孝，听说那磨是宝，两个儿子把磨分了，老大一个，老二一个。”何素女眼前一亮，认为有了希望，就去找老大。没想到老大把磨拉到家，看不出这磨有什么用，从此把那面磨扔在地上当成废物。何素女找到老大，正赶上有人找老大讨账，老大没钱，人家就想让他干活抵债。何素女为了那磨，答应把自己的马给讨债人抵债。老大无限感激，答应把那面没用的磨送给何素女。何素女如愿以偿得到了一面磨又去找老二。老二更穷，见何素女来要那面磨，正发愁没地儿打发呢，白送给了她。何素女非常高兴，正要收拾那面磨时，见老二拿着一本破旧不堪的书正要给小孩擦屁股。她定神一看，那本书正是她千里迢迢找的豆腐秘籍，虽然还剩几篇了，但这个豆腐秘籍终于找到了。就在这时，铁拐李变成一个老人对她说：“你这个磨是昆山之石，里面藏玉价值连城。”何素女一听大吃一惊。俗话说：“君子不夺人之美”，既然这磨值钱，她就不能要。于是，她把老人找到把磨还给了老人。何素女没有把昆山之石藏玉的秘密告诉小小豆腐郎的两个儿子，只是告诉他们这磨之所以是宝，是因为用它做豆腐能够养家糊口，把它分了可不成了废物了吗？两个儿子羞愧难掩，答应今后一定要孝敬老人。素女当场拜小小豆腐郎为师，小小豆腐郎毫无保留地告诉素女，做好豆腐第一要有好豆子，第二要有好磨，第三就是要有好水。何素女带着师父传授她的经验及几篇豆腐秘籍回到增城，借着那几篇豆腐秘籍做了一桌豆腐佳肴。这个故事加进去就解决了这个戏塌腰的问题。
我写了三集，写得很认真，等过士行回来了，问我写好了没有，我说写好了。过士行看了连说千里寻磨这个戏不错。
得到了合作者的肯定，也得到了投资方的赞许，于是开始拍摄。《素女的故事》这部戏由杨若兮和徐铮领衔主演。杨若兮饰何素女，徐峥饰吕洞宾。这部戏在上海、广东、深圳等多家卫视播出，收视率很高，还获得了上海文华非黄金时间高收视率大奖。因为这个戏大部分都是由我来改的，稿费领下来，我给过士行送钱去，过士行说什么也不要那么多，又给了我一万，我也不要。我们哥俩争执半天，最后，过士行拿出五千，说那就给嫂子五千块钱买衣服吧。这个戏完成后我和过士行的关系一直很好。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能磨，做事不急，静得下来，特别能接受意见。所以，凡是和我合作的几部戏，几乎都是由我来改。我从来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始终把戏的成功放在第一位。

白莲组合的创作高峰
<strong>初创白莲</strong>
我的合作者白云海、张亚平、方清平、戴杰等人，都是我艺术道路上不可缺少的朋友。我与白云海的合作，使我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峰。
白云海是著名诗人、编剧与歌词作家，煤矿文工团一级编剧。懂得特别多，他不光是个作家，也是个杂家，也可以说是老北京的民俗专家，还是一个美食家，歌词写得尤其好。北京台有个著名栏目，是田歌主持的《银屏连着我和你》，那个栏目的主题歌就是由白云海写的词，歌星韦唯演唱的。歌曲非常好听，很多人都会唱，一听这首歌就能想起这个栏目。
我与白云海的合作是从1991年开始的。那年北京台的春节晚会由丁柏芝担当导演，当时的制片主任是李贵义，他跟我很熟悉，李贵义把我请去，让我写几个语言方面的作品。
在说这件事之前，还要说一个有趣的故事。1989年我暂时停止写相声，婉拒了一些晚会的邀请，任何人请我都不参加。来电话经常让家里人接，听是什么人，如果是电视台的人请我搞晚会，就谎称我不在家。除了特别熟的人。我那时的主要生活就是上驾校学车，看书。此外，就是写电视剧。那时也没人请我写电视剧，我是在家写着玩。
那些年我和中央台导演合作得比较多，和北京台合作得很少。当时北京台有一位制片主任叫李贵义，我和李贵义是通过一次晚会认识的。搞完这次晚会，我觉得这人还不错，就交上朋友了。在我停笔在家休养期间，李贵义也来过电话，同样也被我拒绝了。但是李贵义非常执着，他在电话里怎样劝我都不行，最后他竟开着车到家来找我，面对执着的友人，我也只好相见了。在谈话中，他告诉我北京台要搞一台关于喜剧方面的晚会，他说这个节目非常重要，台里的一些重要的领导都希望我参加，但是当时下定决心的我没有答应。随后，深知我秉性的李贵义说出了一句让我胆战心惊的话，我绷不住劲了。他说：“领导说了，你不去参加北京台这个节目是因为看不起北京台这样的小台。”这句话实在让我汗颜。在全国来比，三河县电视台要说是小台还差不多，除了中央台就是北京台了，怎么能说是小台呀。胆小的我当时二话没说决定跟他走。
见了剧组负责人，一个是著名导演丁柏芝，另一个是文艺部副主任齐建新。见面我解释说，自己不是看不起北京台，北京台也不是小台。领导也没在意我说什么，表示非常欢迎我参加晚会的创作。后来我才知道，领导根本没说这句话，是李贵义编瞎话，用激将法把我骗来的。就这样我才食言又参加的晚会。
我和李贵义有特殊的交情，李贵义这个人也很看好我，全国那么多写相声小品的作家，他就认准我了，我被邀请住在剧组。去了不久我完成了两个作品，这在一般晚会上一个作者写两个作品已经高产了，可李贵义不同意，还让我继续写。我实在没有办法，就给他们介绍别人，当时我提了一位高手，说能够代替我，这个人就是白云海。
李贵义把白云海这个名字拿上去，上面领导知道这个人，同意请白云海来，但有一个附加条件，我不能走。这不是不讲理吗？我那时住在和平宾馆，白云海背着一个书包来找我，一进门给我鞠一躬，说话非常幽默：“廉老师，感谢您看得起我，我就是一个矿，需要什么您就开吧。”从那一天开始，我便开始和白云海合作，起名叫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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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白云海（左）
那一场北京台春节晚会，白莲共创作了八个节目。可以说那台春晚的所有语言类节目基本都是我们两个人合作写出来的。节目得到了剧组导演、制片方面的认同。白莲的名字也越来越被人认识。
我和白云海开始合作，搞的节目很多，白莲这个名字很快就闯出来了。白莲火了，也闹了很多笑话。
有一次我们给中央台搞质量万里行的晚会。写了两个作品，一个是由侯耀华和王平表演的小品，内容是一个灯泡厂的厂长，一上台就吹自家灯泡如何如何的好，说这个舞台就有出自他们厂的灯泡。滑稽的是侯耀华演的厂长指哪个灯，哪个灯就灭，最后吓得不敢指了，舞台效果非常幽默。这个小品当时请的是人艺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帮忙排的。林兆华从来不排小品，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导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小品。另一个节目是个群口相声，叫《真假李逵》。这个相声说的是社会上的假名牌要比真名牌多得多，是侯耀文带领十几个相声演员表演的，其中就有“吃嘛嘛香”的著名演员李嘉存。
白莲编的这两个节目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小问题。侯耀华和王平在那天晚上还要参加中央台的综艺大观，演的也是我们两个人编的小品《钓鱼》。两个小品的时间发生了冲突，地点又离得非常远。侯耀华和王平参加完综艺大观要往亚运村奥体中心赶场。为了保障他们不误场，我和白云海一起跑到公主坟交通队说明情况，请他们帮忙。白莲两人走了，这些说群口相声的人就让李嘉存牵头。李嘉存长得胖头胖脸，当时有人就说：“看见没有，白莲（白鲢）走了，把胖头留这儿了！”
那天演出十分紧张，因为是直播，侯耀华和王平必须赶到。中央台离亚运村很远，中间隔着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坐着警车，一路嘀嘟嘀嘟，超时间赶速度，等到了奥体中心，时间所剩无几，侯耀华与王平刚走到台口，那边已经报幕了。
<strong>涮出来的交情</strong>
白云海爱吃涮羊肉，属于有瘾的那种。我也爱吃，我们俩是涮出来的朋友。
白云海吃涮羊肉能吃出传奇来。平常吃涮羊肉也就罢了，谁见过早晨五点钟吃涮羊肉的？白云海和我就曾五点钟吃过涮羊肉。有一次我们俩写节目写到早晨五点，白云海说：“廉老师走，咱们吃涮羊肉去！”我一听就笑了，早晨五点哪有卖涮羊肉的呀？白云海神通广大，早就找好了，就在和平宾馆对过不远，真有一个24小时不关门的涮肉馆。
还有一次早晨七点，白云海带我去吃涮羊肉，店家说早晨吃早点的多，来不及给您点锅子。涮羊肉没吃成，愣让人家给我们做了一个爆羊肉！
那时候在白石桥那边新成立了一个自助餐饭馆叫花正。花正自助餐与现在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人交多少钱随便吃，不过那时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新鲜。北京台的一个制片主任叫孙洪信，常请白云海和我搞节目，与我们两人都是朋友。当时孙洪信请我们吃饭，还有一个舞蹈编导叫边兰星，这个边兰星也是搞晚会的“武林高手”，也担任过中央台春晚舞蹈节目编导。此人大个，身体好，也属于“饭桶”一类。白云海和边兰星两个人脸对着脸大吃起来，最后的结果是白云海愣把他打败了！边兰星胡噜着肚子说：“白兄，服了！”
白云海临走时像吹口琴一样又吃了两块西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花正。有爱开玩笑的人说从那天起，在花正吃饭开始限时。
人老吃一种东西往往会腻，白云海吃涮羊肉永远不腻，他不腻别人腻。有一次相声演员刘惠拉着我们俩去吃饭，说好不吃火锅，可是最后还是绕到了红焖羊肉那里，没能离开火锅。
我第一次和白云海喝啤酒是在和平宾馆，我们两个人一边喝啤酒一边创作。第二天早晨，我们把喝空的啤酒瓶螺旋状排了一桌子，把稿子放在瓶嘴上，等人来拿。
后来我们给白莲又取了一个名字，叫56度工作室。这也很搞笑，当屏幕上出现作者为56度工作室的时候，凡是喝酒的人都会一乐。我们也是为了找乐。那个时候晚会办得很红火，搞晚会的也有别人，有人听说白莲叫56度工作室，也打算模仿，叫四特工作室，当然这是笑谈。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我们刚分开的时候，确实有人问我们俩是不是发生了矛盾。我 告诉朋友，没有，确实没有，如果有也是错在我这里，别人也就不再追问了。事情就这么简单，谎言不攻自破，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好朋友。
白云海跟我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两人的心情一直都很愉快，俗话说：“一辈子有个知己足矣。”有一次他跟我说：“廉老师，我跟你一起挣了钱了。”那些年作家挣的钱可以说少得可怜，白云海跟着我在一年之中挣五六万实属不易。我们写得多、写得好，收入多一些，不足为怪。当然不能和演员比，和我们自己过去比好一些。
有一年赶上年底，挣了点钱，白云海非要请我吃龙虾。那会儿吃龙虾要花很多钱。白云海的情意我领了，但我没有答应这个邀请。我说：“我们要吃龙虾，等着剧组给花这个钱吧，咱们自己就不必了。”白云海执意要请，他说：“干吗非让剧组花呀？”我笑着说：“也是，但要吃龙虾，我请你咱们就吃，你花钱我就不吃。”最后还是没吃成，气得白云海带着满脑瓜子龙虾回了家。
白云海是个穷大手，兜里有一分钱也要花掉，不是给自己花，而是给朋友花。有一年过春节，他非要给我的孩子钱。我说这样，你拿出五百块钱来给你孩子，就说是我给的。我拿出五百块钱来给我家孩子就说是你给的不就完了吗？他说这样挺好，后来我们每年就这么办。
<strong>白莲的江湖</strong>
我们两个人合作就是走江湖，因为要生存，必须面对现实，要签合同，要讲价钱。我们和人家谈稿酬一般都由我来谈，我这人脾气好，说话温和，说出的条件基本能让对方接受，也不伤和气。
白云海有些不落忍，他说：“廉老师，这得罪人的事不能老让您说。这回由我来谈吧。”正好有人来请我们搞节目，这次白云海一本在正经地和人家讲价钱。一台撰稿多少钱，一段相声多少钱，一个小品多少钱，一段歌词多少钱，对方听罢，一一记下，说没问题。可是走了以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白云海犯嘀咕了，说是不是跟人家要高了，给要跑了？他这一嘀咕不要紧，又有人来找我们搞晚会，还是他主动和人家谈稿酬。人家问要多少钱？他说不要钱！这多可笑，两个极端。其实上一次那个根本就不是要跑了，而是资金没到位搞不了了。第二次来的是沈伟、邵飞，这俩人都是熟人，说哪能不给钱呀！这回他们让我们搞一台很特殊的晚会，叫《京城一家人》，是一个春节特别节目，在一个四合院里拍的，导演请的是赵宝刚。赵宝刚搞晚会很有想法，放映后果然是经典。
那时有几个年轻人邵飞、沈伟经常与我们白莲组合合作。有一次邵飞把钱口袋放在床底下睡午觉，没有关门，钱口袋让人拎走了。那天幸好他把稿酬给了我们。我和白云海一商量，每人拿出两千块钱给了他。邵飞非常感动，他说：“叔呀，你们和我谈稿酬时斤斤计较，这会儿又这么大方，太让我感动了，我不缺钱。”他说什么也不要，但我们还是给了他。从此，我们的友谊更深厚了。
现在邵飞已是一个著名影视公司的副总裁了，有事还经常找我。他说：“廉叔，不是您水平有多高，而是您这个人非常好合作。”邵飞跟我是忘年交，每当提起邵飞年轻时闯荡江湖有趣的事，我们爷俩总是捧腹大笑。人间重晚情，当年的年轻闯者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忆往昔，最难忘的是邵飞和陈之胜请我和白云海搞节目，过去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有一年，陈之胜和邵飞来找我们，说要搞台环保方面的晚会。请我们策划，用车把我们俩接到高粱桥交通大学附近的一个宾馆。稿酬优惠，好吃好喝。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女人，一进门就问：“哪位是廉老师？您认识陈之胜吗？他是北京台的吗？”我一听有点不对，问怎么了。女人解释说：“陈之胜说自己是北京台的，可是名片怎么写的是中央台的呀？”我忙说：“有这种可能，他们是聘用的，哪个台都有可能用他们。”这个女的听罢放心地说：“没事了。我们厂长知道您，今天看到您了，我们厂长就放心了。”
后来节目搞得不错。邵飞和陈之胜才对我说，本来要搞一台环保晚会，可是钱不够。正发愁时，在饭桌上听唐杰忠老师对我说，有人愿意出钱给我们搞节目。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们说完没当回事，陈之胜和邵飞按照着我们说的来到那个单位，提我和唐杰忠要搞晚会。厂长因为知道我，也曾经亲口答应过唐杰忠，以为是一回事，便同意给他们赞助。他们拿到了钱这才给我和白云海开稿费，我们两人毫不知情。
年轻人嘛，搞事业用一些非正常手段也无可厚非，但是唐杰忠和白莲毕竟不会搞这些。假如说这笔赞助费给唐杰忠和我们，反过来还得把钱交给他们搞节目。
这些年轻人能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为年轻人里的佼佼者，这很让人欣慰。陈之胜、邵飞后来又搞了一个脍炙人口的贺岁剧，叫《家和万事兴》。名字是我们在爆肚宛吃爆肚时白云海起的。每年一集，连着十几年，几度辉煌，成了黄金剧目。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后来，邵飞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制片专业，学业有成。几年后，邵飞的业务水平直线上升。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渐成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人，现在已跃升为某著名音像公司的副总裁，这一切并非偶然。
<strong>白莲的性格是高标准</strong>
我们接晚会很多，主要原因是晚会质量好，尤其是白云海撰稿水平很高。我们一起搞晚会，整体策划完成后，语言上面的节目我负责多一些，他在歌词、诗朗诵以及新型式上都很花力气。
有一次，北京台专题部有个姓刘的导演要搞一台晚会，制片主任是李贵义。我那时正跟白云海帮助一个导演搞大年三十的晚会。李贵义找到我，让把白云海留下，让我先去他那里策划节目。在撰稿时，我说还是等白云海来了再写。李贵义表示不理解，他说：“您这个人老这么谦虚谨慎，以前我们一起搞晚会不都是您来写吗？”我说他比我写得好，李贵义不相信，我硬着头皮说：“他要赶不过来就用我写的，他要赶过来就让他接过来。”最后的结果是，我还没写完，白云海把那边的事了了赶了过来。
李贵义也仗义，白云海趴在桌子那儿撰稿，什么春到枝头，春到心头……李贵义拿来一摞钱，有八千多块，那会儿都是十元一张，八千块很有视觉冲击力。旁边放着一摞钱，白云海在那里撰稿，这场景确实很滑稽。写完，白云海就拿着四千块钱给他爱人送去了。回来他跟我小声说：“白丽（他爱人，当过出纳）数钱特别快，唰唰唰，好，正对！”说完在旁边嘀咕：“我写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快呀！”太可笑了。
白云海不但撰稿写得好，人也非常透明，他就是那么一个性格。他的性格正像他自己写的歌词一样：我就是一棵清清白白的葱，你就是把我剁碎了，我也要炝一回锅！他虽然长得胖胖乎乎的，但是他写的歌词非常美，信息量也大。有一次他问我北京城怎么写，我说北京城现在就是这么一座热气腾腾的城市，话音一落他说有了，远看一座城，近看是人情！就那么两句话，包含着那么大的信息量。
<strong>我为工作也是蛮拼的</strong>
提到我摔腿，也有一段惊险的经历。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让我们搞个相声作品，因为含科技内容，我们给写了一个活人和机械人说相声的节目。节目很新颖，由王平和王佩元演出。为了把舞台扩大，遵照舞美设计师陈岩的要求，把乐池用塑料布包起来。陈岩就是中央台每年春晚的舞美设计，全国舞美大腕，他与我们经常合作，我们也非常熟悉。他怕别人踩那块塑料布，派了一个专人在台口那里看着。
因为我发现自己这个节目有点问题想去找导演，从台下往台上走的时候，要走两侧的台阶。那位专门看着乐池的人在那里站着，他不但没有提醒我，我倒是为了躲他，一脚踩在塑料布上，那张塑料布挺薄的，哪里经得住一个人，我一下子踩空掉下去了。那个乐池深两米四，我整个人从空中往下掉，人在刹那之间会感到绝望，我觉得完了。然而很幸运，中间有几条盘根交错托塑料布的绳子，担了我一下，使我往下掉的速度有了缓冲，另一个也是我命大，乐池的底部是木板地而非水泥地，有一定韧性。我的右脚先着的地，一下子窝在地上，开始剧痛。虽然脚肯定骨折了，但是我知道身体无大碍。
剧组的人赶紧把我背上来，由白云海送我到积水潭医院。在等医生看病的时候，白云海忧心忡忡地问我怎么样了。我怕他担心，忍着剧痛开了句玩笑：“没事，我这次跳水是冰棍跳下去的，一点水花没溅出来。”白云海释然，当即买了一瓶二锅头，说酒能舒筋活血，我们在医疗室门口开始喝起酒来。经积水潭医院诊断，我的右脚脚后跟有些骨裂，当时，就给打上了石膏。我担心爱人着急，当时没有告诉她实情，只说是上台阶歪了一下，第二天回家。我爱人很长时间都蒙在鼓里，以为是上台阶不小心崴了脚。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后来，同行和朋友都知道我把腿摔了，除相声界老朋友外，著名小品演员蔡明夫妇也到家来看我。人多了总要问细节，我的爱人才知道我是从两米四深的乐池掉下去的，听起来也挺后怕的。
我摔了腿的第12天，腿上打着石膏，就被中央台的一位叫王志军的导演拉到春节晚会去了。后来，我又架着双拐被拉到另一个晚会，写一个关于中国足球的小品，大致内容是说中国足球冲不出亚洲，拉不出屎来怨茅房。当时陈岩给我们找出了许多中国足球队员的致命弱点（陈岩原来是辽宁省青年足球队的，后来到瑞典踢过丙级队还是什么队）。他懂得多，说了许多中国足球队总走不出去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让人匪夷所思。他说外国球员都爱吃泡泡糖，在场上吃泡泡糖可以缓解体力。中国队员因为牙齿都不好，吃不了泡泡糖，一吃泡泡糖把假牙粘下来了，影响注意力，所以体力消耗太大，最终赢不了人家！中国足球走不出去敢情跟牙还有关系，这个理由真让人啼笑皆非。
<strong>一加一不等于二</strong>
我很喜欢白云海这个人，我们在名利上从来没有争执过。白莲白莲，有白就有廉，有廉就有白。白莲在一起挣钱了、出名了，对社会做了贡献了，这多好呀！两个人写作就比一个人写得好，我常说，写作一加一不等于二。有时两个人就是一个势力，比一个人强大得多。而过士行说得更幽默，他说两个人就是一个黑社会！
说我们俩是黑社会有点夸张过度，当然这是逗着玩的话，但是两个人就是互补！我的长处白云海没有，白云海的长处我没有。我们写的东西要比别人有更多的精彩，这在同场演出时的节目上有许多见证。比如，我们写了一个作品，叫《一个球迷的自白》。除了笑料以外，有一些激动人心的话。例如，站台上站着一个敢欢呼的民族！这种语言在台上一经说出，容易使演员慷慨激昂，说完必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效果非常好。演出要的效果，一个是笑，一个是掌声。有了掌声节目显得更加红火。
我们的小品里也经常加一些摇滚，我不会写这些东西，都是白云海写，使小品更有节奏，演起来载歌载舞非常有艺术魅力。北京西客站建成后，搞了一台晚会，我写了一个小品，叫《老蔫进京》。为什么叫老蔫进京呢？因为赵本山演过一个小品，其中有个人物叫老蔫。当然，那时请赵本山演不现实，我就找了一个学赵本山的模仿秀，名叫潘岳。潘岳扮相像赵本山，声音更像。我写了一段二人转，词曲都由我来写。潘岳在台上载歌载舞，还请了舞蹈学院一些年纪小的学生也扮成小赵本山伴舞，动作非常滑稽。小品中间有一段摇滚，就是白云海写的，为这个节目锦上添花。
白云海年轻时跟老艺术家快板大王高凤山学过快板，后来他把摇滚节奏放在快板里，非常好听。一般人写摇滚快板都是无法和白云海比的。
我和白云海搞的晚会相当的多，更多的是专题方面的，如法制、消费者、森林法、环境、消防等等。节目多回家就少，我们有时一个月搞好几台晚会。反正那时要找我们就在那些三星、四星宾馆准能找到。我们也很紧张，好几个宾馆都有我们的房间，这边找赶紧到这边，那边找赶紧到那边。那么多台晚会一个人完成不了，只有两个人的智慧加起来才能应付得来。
搞那么多晚会，也出了不少笑话。北京电视台有一个著名导演叫武志荣，她后来是文艺部的主任。这个人水平很高，导了许多重要的晚会，人也挺好，是一个急脾气的性格。
有一次，她操办北京电视台春晚，召集剧组人员开会，我和白云海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她一看没有我们俩，当时就生气了。剧组有人通过BP机告诉我们武导生气了，白云海有些担心。我却对白云海说：“兄弟，不要怕，咱们也没干别的，去做我们分内的事。到时你就随着我，没事的。”白云海听了我的话，我们商量好对付的办法，办完事就回剧组了。
一进门，空气有些凝住的感觉。因为武导生气，大家都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等着看我们挨批，屏着气谁都不敢言语。但谁也没有想到，我一进门就带白云海唱起来：“静静地想一想，还是最爱我的武志荣——”歌声一落大家都乐了，连武志荣都笑了。气氛顿时缓和了，武导说：“你们俩家伙干什么去了，找都找不到。”开会吧。这事就这么平息了！
武导抓晚会事无巨细，每个节目都一丝不苟。她爱着急，脾气一上来，大家都很怕她，但有时她也很温和。我让白云海在屋里画了一个坐标，武导高兴的时候就在上面点一点，她发脾气的时候就在下面点一个点，特别高兴点的高一点，特别生气点的低一点，根据她的状态画了一个坐标图。一天，甲丁到我们屋里来，看见这张图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告诉他这是武导情绪图，甲丁忍不住大笑。后来武导进来问：“你们俩家伙画的这是什么？”我们当时都笑出眼泪来了！
香港回归之前，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经常搞一些有关配合香港回归方面的节目。那次，中央台专题部导演李欣请我们写了一段相声和一段歌词。相声是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和他的徒弟孟凡贵说的《找猫》。说的是一位香港人来到北京，由于语言不通出了许多笑话。香港人把“找”发“吻”的音。找一找，说吻一吻。这个香港人的一只猫让高英培的爱人抱走了，他来找猫，一进门应该说“我来找你老婆啦”，他说成“我来吻你老婆啦”！本来是：“我早晨找晚上找，找了一天你老婆。”他说成：“我早晨吻晚上吻，吻了一天你老婆。”这是个南腔北调的语言包袱，效果相当好。白云海给晚会的舞蹈写的歌词也相当不错，那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节目，由著名舞蹈演员陶金表演。
<strong>开不起的玩笑</strong>
白莲的小品火了，这自然是件好事，然而，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在一次有关香港回归的晚会上有一项比赛，由各个省出节目，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有个很熟悉的导演找到我们，说海南省是个小省，希望我们俩给写个节目，并给我们一千块钱。写个节目不是太难，我们接过钱写了收据。这位导演看看收据笑着说：“钱你们收了，那好，人家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最低三等奖。”我们俩一听，赶紧把钱拿出来，说别逗了，这事办不到。这位导演说：“那怎么行，你们把钱都收了，怎么又反悔呀？再说我都给你们吹出去了，保证得奖！”我说：“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得不了奖怎么办？”导演说：“白莲得不了奖谁能得奖？”我说：“哎？谁告诉你白莲就能得奖啊。”导演不让分辩：“行了，行了。快写吧，这个节目必须得奖，得不了奖我跟你们没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没辙，谁让导演和我们是朋友呢。
导演走了，我们俩傻啦。钱多少不提，我们也得写出来得奖的节目呀？得不了奖多栽面呀！再说，我们也不缺这一千块钱。最要命的是，这位导演已经跟海南省保证了，说得奖没问题，这不包办代替吗？他怎么知道我们写的就能得奖啊！钱放在桌子上了，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没办法硬着头皮写吧。该着海南省得奖，他们派出的演员是众所周知的郭凯敏。郭凯敏演过电影《庐山恋》。白云海眼珠一转有了主意，截取《庐山恋》一个小片段，找了海南电视台另一个女主持人，用当时一些流行的歌名，什么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让她和郭凯敏配音。由于点子新颖，效果极佳，果然得了奖，还是二等奖！
白莲组合遇到的这种事挺多，当然我们干得也很出色。这个节目是我和白云海在海南电视台里剪辑的。那天我们在台里正用着专题部的一个临时编辑机做节目，恰巧有个栏目的主持人也来工作。我们占着人家的机器，人家自然要问，我们是哪儿的。白云海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我们就是这儿的。”最后给人家气跑了。这事想起来玩笑开得有些过，真要写不出来，白莲的脸儿往哪儿搁？
<strong>肝胆相照的朋友</strong>
白云海这个人很透明，也很仗义。花钱都抢着花，对朋友很大方。我非常了解他。有一次，我打了一辆车到他家接他，由于等的时间有点长，出租司机有点不乐意。我说：“你不用着急，等的时间长不要紧，回头我跟我朋友说，他准说，‘多给钱不就完了吗？’”一会儿白云海下来了。我说：“你干什么呢？让人家司机等这么半天。”果然，白云海说：“我多给钱不就完了吗？”和我说的一字不差，司机一听就乐了。这说明我对白云海很了解。白云海果然多给了司机钱，把司机搞得很不好意思。
白云海也非常尊敬我，谁要说我什么他总要维护我。我们在一起写东西，尤其是歌词，都是白云海写。有一次，那段歌词署名有白云海也有我，谁知这个歌得了奖，我也和他一起上台领奖。作曲家姚明一看我都上台领奖了，开玩笑说：“不玩了，写相声的都上台领奖了，这活儿没法干了。”
我跟白云海是1995年分开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矛盾。1995年那会儿，我觉得搞晚会没什么意思了，晚会一直跳不出那么几个套路，看哪台晚会都似曾相识，慢慢地就没有创作的欲望了。我认为，任何事物总有它的高潮，也必然出现低潮，越来越觉得晚会没什么搞头。不是我有前瞻性，我就是有种感觉，就建议白云海和我搞电视剧。白云海以前也写过电视剧，可白云海觉得搞电视剧不如搞晚会得心应手。他怕搞电视剧即便成功也要很长时间。如果不成功那就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我去搞电视剧，白云海继续搞晚会。
白云海比我小七岁，我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们有类似的童年，我11岁到天桥卖过牙刷，白云海9岁卖过晚报。正因为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他对我非常关心。1994年我犯咽炎嗓子疼，厉害了说不出话来，说几句嗓子就疲劳沙哑。就怕坐“面的”，那时“面的”噪音特别大，也没有消音设备，说话要比平时声音大，说不了几句就哑了。经常是下了车嗓子就不好受。话不能讲得太多，声音也不能过高，否则，嗓子一疲劳就哑。所以，我有时跟人家说话，白云海就替我着急，看我说话说多了，就在一边喊：“别说了，话多了！”
那一年，我的嗓子很糟糕，几次都差点失语。我那会儿抽烟，按说嗓子这样就别抽了，可还是管不住自己。抽不了硬烟改软烟，我就专选一些加薄荷的凉烟，那种烟很便宜。有些人请我写节目，总要送点什么，邵飞就说：“廉叔，你抽这么廉价的烟，让我怎么给您送烟呀，凉烟这么便宜我得给您买多少条呀。”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烟戒了。
我戒烟也有故事。那会儿团里对一级演员和编剧特别照顾，让我们做身体检查。那天到了口腔科，我一张嘴，一股浓厚的烟酒味从我的口腔里散发出来，那个女医生当时就把脸扭了过去，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女医生说：“你看什么呀？”我回答说看嗓子，问她打算怎么治，她告诉我没法治。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又抽烟又喝酒，吃药不等于白吃吗？”她这句话很伤我的自尊心，我这才下决心戒烟了。
1994年的五一劳动节晚会，我和白云海给潘长江写了一个与五一劳动节相关的喜剧小品。剧组在4月14日请我们吃饭，我是在饭桌上戒的烟，对于这件事仍记忆犹新，从那一天到现在一根都没抽过。
白云海平时都管着我，照顾我。我对他也是一样。有一次，我们一起搞了一个语言节目的晚会，白云海跑前跑后，导演愣没给他钱。我很生气，知道后给了他一千块钱，侯耀华也给了他一千块钱，他很感激。我对他说：“白云海，记着你有朋友。”
还有一次我到白云海家去找他，正好看到他家里人生病，我掏出200块钱放在了冰箱上，没言语就走了。白云海看我这人很仗义，也乐意跟我交朋友。他很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总是抢着花钱。钱算什么，钱没有朋友重要。我也开玩笑跟他说，钱是王八蛋，花了咱再赚。朋友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白云海跟我一样看不惯哪种抠了吧唧的人。我们虽然分开了，后来也没断过合作。一有相声节目他就推荐我。
推荐我也不意味着就摊上了好事，正相反，这段相声准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比如，政协改选后选出了新一届委员，要组织一台晚会庆祝。导演想要一段相声，白云海向那个导演推荐我。大家都知道，政协怎么写相声啊？不写又不行，白云海都把我吹出去了，害得我在宾馆关了一礼拜，每天抱着那本政协委员名单发愣。真是上帝帮助，终于想出了一个点子。我在政协委员名字上做文章，我说政协里都是能人，比如谁最高，谁最大，谁最聪明，谁最漂亮，都能在政协的名字里找到，例如，乙：谁最热？甲：夏天（政协委员电影演员叫夏天）！乙：谁最美？甲：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副主席）。当时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台下开怀大笑。
白云海还干过比这更可乐的事情。有一次他说有人请他跟我一起去温州写节目，我挺高兴就跟他去了。到了那儿我才知道，人家请的是白云海根本就没请我，把我搞得很被动。我开始质问白云海怎么能这样做。白云海笑着说：“这里有一段相声，非您莫属。”后来，我果然给他们写了一段好相声，由刘伟和郑健说的，到了这会儿导演才明白白云海的良苦用心。
白莲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修边幅，在穿衣打扮上不太讲究。那年我们给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搞晚会时在亚运村住着。因为在亚运村里住的人，除了有钱的就是白领，我们俩穿得普普通通，土里土气，老被人家截住不让进，有时解释半天才让进去。
有一天给我们俩弄烦了。我说：“走，买衣服去。”说完俩人什么也不干了，去买衣服。白莲里外三新，焕然一新，每人披着一件风衣，白云海那件风衣的肩膀头、胸前都带着飘带跟大侠似的。我们两个人走到门口一亮相，那位心想这两位爷哪儿的呀？再也没敢拦我们。时隔多年，我那件风衣还挂在家的衣柜里，每次看到它，我和白云海装酷的那个镜头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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