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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1
作者：魏风华
内容简介
 东京，靖国神社，密密麻麻的灵牌中，供奉着一个叫东宫铁男的关东军大佐；虽然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但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都专程给他献过花圈。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声巨响，列车被炸上了天。 200米开外按下起爆钮的那个日本兵，就是时任关东军沈阳守备队第四中队长的东宫铁男。他身边的神田泰之助，也在爆炸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因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被历史定格。 张作霖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被手忙脚乱地塞进了汽车。 大元帅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部下回答：是日本人！ 张作霖只说了一个打字，就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这就是决定历史走向的皇姑屯事件，全过程只有几分钟。 1937年11月14日晚9时许，入侵杭州湾的东宫铁男被陈安宝将军率领的国军79师击毙于浙江平湖长泖河，左胸中弹，当场毙命。 50多年后，神田泰之助拍摄的相片被曝光，人们才看到列车腾飞在半空中的画面，前景是东宫铁男那张龇牙咧嘴的脸。得益于在东北的恶行，东宫铁男被日本人称为满洲移民之父。 作者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翻开《抗日战争的细节》，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1]，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2]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1]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2]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张作霖之死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也是日本帝国大正十五年。
这一年圣诞之夜冷得出奇，东京的一些酒吧里，时髦青年过着西洋人的节日，但更多的市民躲在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着他们关心的事儿，比如满洲问题。
感觉有点怪，但日本人觉得一点也不怪。
满洲是中国的东北，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有，而且关系大了。走在东京街头，你问一个小学生：知道满洲吗？他会告诉你：那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人的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吹来的。
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机会。有时候，国运如人运，充满偶然性，一步走错，想追上来，不那么容易；反过来，就会跟变形金刚一样，身子一晃悠，就起来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像个传说中的暴发户，一下子就成了。
与此同时，大海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像接恋人雪片般的情书一样，被列强们的一个个不平等的单子包围着，每签下一个，身子就虚弱一次；又像落水的流浪汉，虽然拖了一根辫子，但不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
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
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1]，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2]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
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
张作霖不是个老实人，因为他是个创业者。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壮大了声势，成了末代军阀中的No.1。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后来对日本人的要求，就有点阳奉阴违了，先前答应的很多东西不兑现，比如日本移民问题、开矿问题、新建铁路问题，导致悬案越来越多。看上去，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实际上，是张作霖耍了日本人。日本人很不高兴，具体地说，是关东军很不高兴。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有一个师团（日本国内师团轮流驻扎，平时每个师团12,000人左右，战时才超过20,000人），加上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总共也不到20,000人。关东军没直接跟张作霖翻脸，因为后者强有力地控制着三四十万军队。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张作霖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
1928年，蒋介石率军北伐过山东时，日本人不干了，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出兵挡着不让过，并暴虐济南。蒋总司令又气又恼，但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绕道进军。
张作霖的奉军依旧大败。
日本人催张作霖赶紧撤回沈阳，他们担心：如果不回去，北伐军边打边冲，可能会危及关外。开始，张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拿了个条约——日本在满蒙新铺设铁路的条约，叫张作霖顺便签一下。
关于这个条约，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张作霖签了。路权问题当然非常敏感，张作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好歹也当了十几年大官，现在又是北洋系国家元首，当然知道个中厉害，于是就跟日本人顶牛，耍了日本人几次，比如只在条约上签个“阅”，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谈。由于老张既不签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泽很不爽。这个芳泽，是后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资深人士了，但被张作霖搞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作霖可以顶住日本人的压力，但他的军队却顶不住北伐军了。这回张作霖想：不行，我得回关外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背后僵尸般地站起来一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样，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认为，跟张作霖的合作还可以继续，毕竟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认为，张作霖不听话，眼看又要崩盘，所以必须把他换了，打算解除奉军武装。还有个别日本人认为，光换了还不行，因为说到底张作霖有一套，手里攥着军队，强换的话，怎么换？不是不听话么，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张作霖身后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兵库县人）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俄战争后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满洲发展跟张没什么直接关系；本来想找个木偶，最后却找了块石头，现在必须搬掉这块石头，否则没准有一天会砸自己的脚。
河本还抱着一个想法：张作霖死后，奉军必定大乱，这时可以弄出个听话的傀儡，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满洲悬案”一举解决。
河本是当时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个林场主的家庭，家里特别有钱，1928年时的身份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是个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林场，河本对此一点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军校，最后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后，学制三年，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陆军将佐的摇篮。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学员，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25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考进陆军大学深造。虽然都上过来了，但成绩不咋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成绩是第97名，在陆大的成绩是第24名，离军刀组（陆大前6名接受天皇御赐军刀）远了去了，但他却自命不凡，认为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就这样，河本踌躇满志地来到中国。1926年，他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人这二十来年的合作，有点像一对情侣。
他们在日俄战争时结识，当时张作霖刚完成角色转换：从土匪、民团头领，变成被地方政府收编的马队管带。在那场战争中，脑子灵光的张作霖左右逢源，一点点壮大了实力。实际上，对选择张作霖，日本人犹豫过，但最后还是认了：好，就是你了。因为当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蜜月期。
这个时候，两边彼此需要，谈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后来，日本人胃口越来越大，张作霖就开始不高兴了。日本人又发现：张作霖在跟别人打架时，开始吃亏，最后连家底儿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于是他们趁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张作霖烦了，破罐子破摔：我就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河本说：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后来的日军第10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兵库县人）。1928年春，河本在给这位老乡的信中提到：“（为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万不应失此良机，我必须动手。”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从袁世凯以后的北洋系角度来看，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元首。搞掉张作霖，相当于搞掉中国的最高执政者，即使日本人爱冒险，喜欢犯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三思。况且，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跟张作霖私交还不错，在“满洲木偶”的问题上，虽然对张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满，但还没到想要干掉他的地步，只是一度考虑过关东军提出的解除奉军武装的问题。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关东军参谋，原则上只对军部负责。至于军部怎么向政府交代，那是他们的事情。当然，即使如此，在动手前仍需说服他的司令官。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叫村冈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佐贺县人），在日本军界属于平庸分子。
一开始，村冈倾向于解除奉军的武装，找个人取代张作霖。为此，他想叫军部把驻朝鲜的日军派过来帮他。因为自己手下那点儿人，肯定搞不过张作霖。但这个想法落实得不顺当。正在他犯愁时，河本跑来说：呵呵，我有好办法。
村冈问：啥办法？
听河本一说，村冈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儿大了？
河本见领导犹疑，就详细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认为少量的关东军有实力可以解除庞大奉军的武装么？我们的对手是张作霖，如果他翻了脸，怎么办？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们拖得起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张作霖。这样做，有个最大好处，您知道么？
村冈摇摇头。
河本说：最大的好处是叫奉军群龙无首。
村冈说：然后呢？
河本说：我们趁机收拾残局啊！最后达到向满洲移民、铺新铁路、开掘矿藏等目的，所有的悬案一并解决。你说这样好不好？
村冈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忽悠的。
村冈虽然平庸，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共性：对蛮干没免疫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昭和军阀搞的一系列谋略，最初的策划者，几乎都是佐级参谋，而河本只是一个开始。
村冈问河本：你有把握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指向地图上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会点的皇姑屯，说：这里离沈阳只有几里地，我将于此置必死之阵！
按河本最初的计划，搞掉张作霖有两个选择：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杀，嫁祸北伐军；二是在张作霖回沈阳的路上进行爆破。
河本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因为搞起来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杀，还容易暴露身份。选择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进行爆破，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张作霖能不能死是个问题。
河本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有办法的。通过关系，他从日本驻朝鲜军第20师团那里借来工兵爆破专家藤井贞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静冈县人）中尉。爆破点是前面说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个三孔铁路桥，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在下面穿过，桥上则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两条铁路呈“十”字交叉状。日军出入这里很平常，但张作霖要是死在这附近，日军也难脱干系，不过河本认为那不重要，只要推给北伐军就是了，至于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选择：一是把炸药埋在京奉铁路两边，二是放在三孔桥的桥梁上。藤井认真查看地形后，选择了后一个炸药安置方案。
一切就绪后，张作霖返回关外的日期就成了关键。
河本派心腹竹下义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广岛县人）专程前往北京，跟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冈山县人）碰头。此时土肥原正为张作霖不听话而郁闷，但他还是有风度的，没想过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听张作霖回东北的时间，问坐哪节车厢，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们要干什么？竹下瞒不住，只好如实相告。这实在吓了土肥原一跳，他没表示赞成，但也没阻止，从此他对河本另眼相看。
张作霖担心有意外，就坐汽车回去还是坐火车回去盘算了半天，在决定坐火车回去后，日期也是一变再变，但最后的情报还是被竹下拿到了，不过不是从土肥原那里拿到的，至于怎么拿到的意义不太大，总之他向河本请赏去了，如果这点事都办不成，那么他可以回广岛老家种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点了3名得力干将到皇姑屯设伏：
除藤井贞寿中尉外，还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群马县人）大尉、沈阳独立守备队队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2期，山形县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河本为张作霖准备了多少东西呢？30大包烈性炸药。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黑暗中，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夜空，驰向那个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经没法再细了。张作霖专列自从出了山海关，每过一站，河本就会收到沿线日方人员发来的情报。
皇姑屯那边，在三孔桥外200米，日本人设置了观测哨，东宫铁男紧张极了。他必须成功，否则就成了日本陆军的笑话。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为一个传奇。笑话与传奇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因为起爆用电气机控制，也就是说，引爆时需要用电流计算时间，他必须掌握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三孔桥时按下按钮，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炸药威力有多大，他们真是必夺张作霖之老命！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间，神田泰之助拿相机拍下了照片。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老部下们都快急疯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的大帅。在汽车上，张作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弹爆炸，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
张作霖说了一个“打”字，很快就昏了过去。
皇姑屯离沈阳近在咫尺，虽然到沈阳后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一世枭雄还是没能冲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阴影。
再说因兴奋和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大尉，他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定格。他亲眼看着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被抛到空中。这个东宫没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大尉，后来也没当将军，但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给他的外号就知道了：“满洲移民之父”。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1937年冬天，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已成为第114师团的一名大队长，但在杭州湾登陆后，小命被毙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跟东宫一样也参与了南京战，身份是第6师团第45联队长，在南京杀人最多的中队长田中军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原因是张作霖一贯反苏，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作霖对苏联驻京大使馆、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了查抄，还关了几家苏联人的商业机构，对拖欠苏联中东铁路局的巨额债款迟迟不还，还在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上跟苏联人较劲，所以苏联人的情报机构就把张干掉了，而嫁祸关东军。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这是真实的历史。
无论如何，日本人以及苏联人讨厌的张作霖死了。但奉军没乱，其子张学良迅速接班，稳定了军心。这一点他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作霖临死前，对部下说了个“打”字，但张学良没寻仇，东北处于一种平静中。能做到这一步，也挺不简单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亲爹，这事搁谁谁都上火。但28岁的小张忍了。
关东军的参谋们有点急，骑虎难下啊。对他们来说，张学良就是那只老虎，老虎回头看了看身上的人，没咬。关东军只好下来。
张作霖死后第4天，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突然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统一了中国。
说实在的，如果没这一步，张学良的“忍”会大打成色。几年后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让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做，效果当然不一样。
日本人失算了，蒋介石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如此轻易地归顺他。尽管在小张易帜这件事上，他这边也没闲着，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张如此迅速掉头，还是叫蒋狂喜了一阵子，于是亲切地称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张为“贤弟”。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政府大吃一惊，消息灵通的首相田中义一（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山口县人）接到小道消息，说这事是关东军一个叫河本的参谋干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问话时，后者神秘地透露了这一点。
天皇不高兴了，关东军这次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但一问责，军部不承认有这回事，并怒斥田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爱媛县人）虽没承认张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干的，但也没说不是他部下干的。
田中以为，自己退役前是大将，还干过陆军大臣，应该可以在军部捞到面子，可惜没有。他只好再次进宫，又说这事可能不是关东军干的，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作为首相，一会儿一变，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于是天皇很烦他。天皇对张作霖的死很恼怒，觉得关东军干起事来太儿戏，所以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没脸见人了，郁闷了一段时间，也辞职了事，很快就一命呜呼。
直到田中辞职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才被调离关东军。因为陆军一直压着这事。1929年5月，村冈辞职前2个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现役。看似很轻的惩罚，但在日本陆军看来，算重了，不叫在“皇军”队伍里待着了，那还了得？退役后，河本成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理事，成了个做买卖的。但他还不老实，九一八事变时，按“后起之秀”们的说法，“河本前辈”在资金和勇气上给了他们不少支持。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陆军的很多人认为河本了不起。一句话：这小子有两下子！
但东北易帜、张学良倒向国民政府后，包括军部的一些人开始觉得河本干了蠢事。很简单，后来的事不仅没按河本的设想发展，还冲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说，张学良正在是否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这件事上徘徊时，河本飞起一脚，把小张踹了过去。所以一些人评论河本时，只有一字：猪！
骂归骂，但“河本前辈”的“决断力”还是受到很多日本军人的欣赏。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日本人的妄为，都从河本那里找到了灵感。
但河本本人还是挺尴尬的。
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忧郁了。忧郁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现役前，推荐了在陆军士官学校比自己晚一届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岩手县人）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
日本军界有这种传统：前一任离职后，有资格推荐继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被推荐的这个人，还就真会走到这个职位上。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本和板垣两个人虽然不同级，但关系还不错，板垣当时在学校里以胆大著称，经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河本相中了师弟的胆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给这个人，将来他也许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时司令官村冈还没离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绝河本推荐的人选。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上，给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为，他这个司令官被忽略了，这让他有点不快，但又觉得庆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这样，板垣从天津赶往旅顺。而“皇姑屯事件”爆发后4个月，日本陆军中的怪才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山形县人），就已经入主关东军主任参谋一职了。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九一八事变
先说板垣征四郎。
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横山说：那个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问题看得很远，像登上富士山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风吹来，山头上站着手搭凉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么高，海拔3700来米，但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不同寻常者为怪。从这个角度讲，石原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板垣，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不过，两人性格不一样，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极聪明，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人孤傲，特别有优越感。从做搭档的角度，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
石原虽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关注起满洲问题：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待了段时间后，石原被调回国，然后派到德国考察。其间这哥们儿钻研了大量战争理论，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明星鲁登道夫的《总体战》[3]，在书中，德国人讲到战争总动员、国民精神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非常敬畏。开始时，日本陆军的建制和训练模仿法国，但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于是模仿能力极强的日本人马上开始学习德国。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应该在精神上臣服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精神上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很多日本人认为，那只是个用金钱堆砌的帝国。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至于法国、意大利什么的不在话下，但苏联值得注意。
在德国，石原到处转悠，考察“一战”后这个国家的复兴路。日尔曼人头脑的坚毅和缜密让他惊讶。他一边考察，一边读书，一边写笔记，总之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国后，石原在陆大当了教官，向学生兜售“石原牌”总体战思想，最后变成了具有独家版权的“世界最终战论”。那时候他已经认准：日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美国。世界最终战必由代表东西两大文明的日美打响，而跟美国打世界最终战的开端，就是经营好满洲。
当时，日本陆军有个松散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都是做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位置的佐级军官（以后面提到的一夕会成员为主），虽没结成联盟，但却有个一样的观点：武力领有满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词的石原就被军部调到关东军，当上了主任作战参谋。对石原来说，这是份美差。也许有一天，这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纸上谈兵了。
石原被派到关东军没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为同事。
一下班，石原就拉着板垣到酒馆聊满洲问题，一起搞沙龙，参加者有关东军部员，也有在满洲谋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
石原对“粉丝”说：满洲嘛，日本前进的基地和国民的利益所在！大家应该一起对维持满洲现状说“no”。随后亮出新论文：《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认为，张学良投向南京政府后，满洲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几十万东北军不足惧，武力驱张是日本唯一的对策。
下边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
当时，板垣和石原频繁地搞“参谋旅行”，四处进行考察，为将来动手作准备。板垣的职务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军衔是大佐；石原的职务是作战主任参谋，军衔是中佐。板垣职务和级别都高于石原，但在策划事变上，板垣是跟着石原跑的。
到了1931年，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动：3月，极端军人组织“樱会[4]”首领桥本欣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冈山县人）组织了一次政变，想建立军部统治，但失败了。事后桥本没受到任何惩处，这个事给石原打了激素。这年春天，石原确定了头脑中的方案：先将沈阳郊外柳条湖段的南满铁路炸毁，然后栽赃给东北军，随即发起攻击。
石原周围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级和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随者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宫城县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籍贯不详），投机分子、沈阳特务机关长辅佐官花谷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冈山县人）。
有人说，土肥原贤二也掺和了，因为1931年夏天，他从天津跑到沈阳当特务机关长。其实此人就像只苍蝇，一天到晚在中国各地嗡嗡，哪儿都有他的事。但这次预谋他还真没参加。在参加的几个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积极，这是个拳头比脑子快的主。作为一个尉级军官，他太想“名垂满洲”了。
无论如何，这是次天字号赌博，和当年日本决心打俄国没本质区别。当然，石原也需要点契机。
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
4月的时候，关东军进行了轮换，以多门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静冈县人）为师团长的仙台第2师团接替京都第16师团，从日本开过来。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我们熟悉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曾在这里学医。仙台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同一纬度，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这里比较寒冷。于是后来很多人说：用仙台师团取代京都师团驻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是日本要闹事的一个信号。其实误会了，对日本军部的头儿来说，当然有把满洲搞到手的想法，但却没有在1931年动手的计划。日本有6个师团最能打，分别是第2、第5、第6、第9、第13、第18师团。派能打的第2师团过来，其实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动而已，但没想到这个无意的调动意外地帮了石原。
但仍有问题：如果只有关东军搞这个事，按非战时日军师团的规模，不过一万来人，即使加上南满铁路线上的守备队和在乡军人、武装侨民乱七八糟的，也不过2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多少呢？正规军加保安部队达到40万人，虽然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为帮蒋介石对付冯玉祥、阎锡山，调11万精锐到关内，就算这样，关外还有33万人，其中正规军20多万，沈阳附近有6万人左右。
这仗怎么打？
5月份，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长野县人）提到这个问题。
永田被认为是日本陆军最有脑子的人。石原尽管自己很孤傲，但由于只能算第二大脑，所以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敛三分。永田问：有人说你小子在搞谋略，如果打起来，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
石原说：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
永田笑着说：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沈阳的城墙太厚了。
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问：多大口径的炮？
永田说：240毫米口径的，好吧？
就这样，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顺，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
见到大炮后，石原很高兴，但又皱眉头：老了点吧？确实。这两门战炮口径很大，但却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战场上的家伙。从这个细节上说，你不要认为石原等人计划闹事时武器装备有多好。他们不但缺少重炮，更没飞机，而张学良那边，飞机大炮，什么都不缺。
问题还没完。
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没炮兵，把散装大炮攒起来可是个技术活儿。由于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师团的炮兵请教，只有自己鼓捣。还别说，最后还真鼓捣好了，但离起事的日子也所剩无多了。
问题在继续。
炮装好了，谁会发射呢？谁又能保证击中目标？要知道，开炮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儿，对目标进行测距和锁定不是一般人就会的。石原倒想得开，对手下说：中国人有句话叫“赶着鸭子上架”，你们就是鸭子，沈阳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很大，我不要求你们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们能把炮弹打到北大营里，就算完成任务，OK？
前面说了，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沈阳周围有六七万人。如果动手了，张学良会怎么办？石原认为：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不足惧！
说不足惧，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之把握。动手后，张学良怎么反应，石原也没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足惧，在他看来，“不足惧”是个态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该具有的素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万关东军放在这，那他也许会马上辞职回老家教书，因为在他眼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
冒险？石原用他夹杂着东北味儿的山形县口音说：必须的。
契机来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
中村何许人也？
1931年初，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新潟县人），派过来几个侦察员，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离开东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是后面提到的“樱会”二号人物、南京大屠杀“不留战俘”命令的起草者：长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冈县人）。但长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了东京。
中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中村3天后到达抚顺，随即前往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从那里去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一圈下来后，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将在吉林洮南迎候他。
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
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地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
中村就是个画地图的天才。
但6月25日，中村在察尔森山（现内蒙古兴安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发现。中村马上递上名片，笑称自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此行目的是进行土壤调查。
科学家？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士兵们看着眼前这个人。中村还带了两个向导和一个伙伴，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退役的日军骑兵。
多天后，片仓衷来到洮南，一等中村没来，二等也没来，三等还没到，知道出事了。
还真就出事了。
关玉衡团长当然不相信此人是科学家，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新画好的军事地图。关团长和他的部下手脚也利索，在向张学良报告的同时，就把中村等人给毙了。
中村的间谍行为没的说，明显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处死他是个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又是个大事，关团长的动作有些快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张学良电令关玉衡：立即把日本人的尸体烧了。但最后还是走漏消息了，原因是中村戴的一块手表在市面上被发现。日方当了回“秋菊”，嚷嚷着要向中国讨说法。但由于中村之死是间谍行为在先，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们给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中国士兵图财害命。
石原虽然没有偷着乐，但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而去。
每个大事变发生前，似乎总要出点乱子。
6月底，板垣、石原、花谷、今田、片仓等人有过一次聚会。石原说机会来了，正式提出起事时间：9月28日。
计划从爆破沈阳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嫁祸东北军，然后先动用独立守备队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把第2师团派上去，拿下沈阳后，侵占整个满洲。
石原不想从一开始就让关东军司令官参与这件事，倒不是说石原贪功，而是昭和参谋的特点：喜欢牵着司令官的鼻子走。当他们挑起事后，司令官只是一个下达追认命令的角色。实际上，直到这时候，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外，参谋长三宅光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三重县人）也一点不知道石原的计划。
这时候的关东军司令官是谁？
反正还不是本庄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兵库县人）。但别着急，一个多月后就是他了。1931年8月1日，在陆军定期人事调动中，本庄繁从东京飞抵旅顺，就任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前期战斗需要投入日军在沈阳的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所以石原和板垣在起事前联系了沈阳日军宪兵队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驻扎南满铁路浑河至虎石台段，岛本正一任大队长，但没有被告知该行动的预谋）的四名中队长：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4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以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队副儿岛正范少佐。此外，第2师团驻沈阳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梁少佐和正在沈阳流浪的预备役军人和田劲中尉、甘粕正彦大尉也被拉了进来。
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几个中队长很激动，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有人说这几个人被拉上，是因为他们酒德不错，喝高了以后，从不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担心走漏风声。其实，这种说法也算胡说八道了。在这件事上，石原之所以瞒着大队长岛本正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日本陆军中，师团是战略单位，联队是编成单位，中队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中队在日本军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中队长被士兵称为“父亲”。也就是说，把中队长抓在手，就等于把士兵抓在手里了。这点可从一个细节看出：日军士兵家属给前线日军写信时，在信皮上只写某某师团某某联队某某中队某某收，而根本不提所在旅团或大队。
石原的计划虽然狂妄，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为防万一，他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日本驻朝鲜军。那里的司令官是林铣十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石川县人）。石原当然没去搭理林大将，也搭理不上，而是跟林的参谋神田正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爱知县人）进行勾搭，鼓动神田，一旦沈阳有变，驻朝鲜军得过境帮忙。神田这小子当下表示：小意思。只要关东军敢动，驻朝鲜军就敢动。至于林司令官的工作，由他来做好了。
石原，你敢动吗？
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意见。散会前，板垣叫住石原，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石原说：如果必定成功，即使军部和内阁反对也没关系吧？
板垣说：那还是决定干是吧？
石原回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顺后，立即给板垣打电话，提前10天，9月18日夜动手！他说关东军司令部这边由他来摆平。然后他又给花谷、今田、川岛打电话，让他们一切听从板垣的调遣，石原叫花谷负责爆破铁路的任务，把今田和川岛分到他手下。
今田告诉川岛，选派得力人物担当爆破重任。爆破地点——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距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川岛物色的人物是他的手下河本末守。
居然又姓河本。
1931年9月18日，最忙的是板垣，一方面担当着事变前线总指挥的角色，一方面还得接待快到沈阳的建川美次。
一大早，板垣去了本溪，把建川从本溪接到沈阳。这时已是傍晚。板垣作为关东军代表，在本溪见到建川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话很有学问，是满洲没问题，还是在满洲的行动没问题？
板垣让花谷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然后跑回特务机关。在那里，他开始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作战任务。很快，花谷就回到特务机关，建川“喝多”了。此时，旅顺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
沈阳那边，天黑后，川岛带着他的中队向柳条湖方向疾进。
他在距爆炸点3里处的文官屯设立指挥所，随后把河本末守派了出去，后者带领7名士兵摸向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这次爆破跟炸张作霖比，有个技术要求，因为石原后来补充了一个命令：爆破后，必须保证这段铁路还能顺利通过火车。石原担心一线的士兵真的把那段铁路炸飞。他想：如果真那样了，又是何苦？本来炸铁路就是找个借口，意思意思就行了，炸完了再修，那不是傻子么？
石原的计划“完美”了，“河本二世”有难度了。
河本末守估算半天，最后决定使用40小包黄色炸药。量不大。出发前，今田新太郎说，再加2包吧。
河本在铁轨边埋好炸药。他看表，指针指向1931年9月18日22点25分。后来，花谷正用“明月落入高粱地，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来形容此夜。
河本起爆了炸药。随后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内容一样：“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我中队为保路护侨，决定向敌人进攻！”
永田铁山帮忙提供的老炮发挥了作用，炮弹呼啸着飞往北大营。虽然不怎么准，但动静大。一阵炮击后，川岛正和今田新太郎拔出军刀，跳到最前面，指挥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虎石台路段中队）的180名士兵，率先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今田还真有两下子，加完2包炸药后，量正好，把该段铁路枕木炸毁，铁轨只是轻微有点弯，所以20分钟后从长春那边开来的火车，在震动了一下后，仍安全地通过了柳条湖铁路。
得到爆破成功的消息后，坐镇沈阳特务机关的板垣和花谷立即向旅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急电：
18日晚22时半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随后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之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晚11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
南次郎陆军大臣接到电报后，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事件到底还是发生了。
建川美次在哪儿？
他喝多了，正在菊文酒馆睡觉。他是真喝多了，还是假装喝多了，已经不重要了。历史现在已经把他忽略了，石原和板垣成了日本陆军真正的主角。
事变爆发前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赶回旅顺。
此前十来天，这位司令官一直视察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他的参谋长三宅光治一字一句地念板垣发来的电文。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围在他身边。刚刚上任一个来月的本庄，有一种亲历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件的感觉。遗憾的是，整个计划他并不清楚。
还有别的对策吗？有人在本庄耳边说。他一看，是石原莞尔。
事变爆发时的关东军主力是多门二郎的仙台第2师团，师团司令部在辽阳，兵力分布在旅顺、沈阳、长春、公主岭、海城、铁岭、鞍山等地，实际兵力10,400余人。此外，在南满一带，有6个独立守备大队，接近5000人。加上宪兵、警察、在乡军人、武装侨民，总人数有20,000多人。
驻沈阳的，是这个师团的平田幸弘第29联队。
在板垣的调遣下，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率其他中队投入进攻北大营的战斗。这名一直不知道行动计划的大队长，还有点反应不过来。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把守卫在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调来，凌晨4点加入进攻。随后，又令平田联队进攻沈阳。
驻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但旅长王以哲没在营中，营地里的最高指挥者是该旅参谋长赵镇藩。遭到日军突袭后，赵镇藩急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问怎么办，打不打。
荣臻一个电话挂到北平，但没找到张学良。他给北大营的回复是：先别还手。
张学良当然没从人间蒸发，当今田新太郎和川岛正带着一百多日军打北大营时，他正在前门的戏院看梅兰芳演戏，后来总算被荣臻联系上了，张也慌神了，马上召集部下商量对策。
张学良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荣臻的“日军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日军当然不是冲着青菜去的（东北军在北大营种了很多菜），也不是要搞点营房住住。北大营放了一个旅，任务是卫戍沈阳，日军打北大营，最终目的当然是驱逐和消灭这里的东北军，然后占领沈阳。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张学良能不能判断到这一步？
没法说他不能。那么好，日军要占领沈阳。到这里，事件的发展将会分岔：占领沈阳后，日本人只有两个选择：A.就此打住，跟中国人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等悬案，顺便提一些新条件，进一步获取权益；B.是一个大行动的开始，打下沈阳后席卷东三省。
在这道单选题里，张学良选择了A。跟进对策是：按局部事件处理，以免给日本人扩大冲突的口实，也就是“不抵抗”。
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北大营外的日军士兵比他紧张多了。当时很多鬼子都抱着估计得战死的想法。因为他们才一个中队，180人满员，北大营可驻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好几千人。所以，炮击后步兵跟进时，他们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自己给自己壮胆。但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天蒙蒙亮时，里面一个旅的东北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说得简单，做起来可难！上面叫不抵抗，但日本人正端着刺刀往里冲，等死么？要撤退，怎么撤？日本人的炮火在那了。东北军没办法，只能冒着日军的弹雨，推倒围墙撤走。那一夜，难死了中国人！
按石原的设想，关东军必将陷入苦战。即使顺利的话，占领沈阳，驱逐东北军，至少得用三天时间。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平田联队于19日上午10点开进沈阳时，距柳条湖爆炸12小时不到。
日军伤亡24人，东北军扔下200多具尸体，沈阳陷落了。
事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中山码头上了“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昌督剿红军。9月19日，当蒋介石到达江西湖口时，在军舰上接到来自上海的急电，上海的消息不是来自沈阳，而是来自东京，说东北有变。
随后南京那边才接到张学良的电文，于是政府急电蒋介石，要求其回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从湖口赶到南昌后，随即又乘飞机返回南京。在南昌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电报：
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主谋下的擅自行动。事变爆发后转天，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向天皇抱怨：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
至于军方那边，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顺坡下驴，既然关东军已经开启祸端，就先看看形势再说。
在关东军“激情邀请”下，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了。他的参谋神田正种果然发挥了作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这样感慨：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皇姑屯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其实他多虑了。我们可以原谅张学良对风云突变的沈阳局势的误判，那么随后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张的做法就叫人彻底无语了。事变后，张学良把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也挪到那里，把东北军主力近20万人都聚集在锦州周围。
1931年年底，关东军决定打锦州。说是打，其实步兵并没跟过来，只是派了飞机轰炸。关东军当时不没飞机嘛，这飞机哪来的？说起来令人苦笑：在沈阳缴获的。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都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有多少架飞机呢？100多架。之所以先派飞机炸，是因为日本人也有点含糊：锦州有近20万东北军，他们关东军才多少人？沈阳的东北军没抵抗，锦州的大军呢？
关东军作出进军锦州的计划后，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连下了四道命令，让他们马上住手，别再妄动。军部对那里的局势完全没底，担心一旦张学良集结在锦州的大军抵抗起来，关东军那点人会被立即下了馄饨。但此时石原、板垣已完全靠赌了，把这四道命令扔到了一边。当然，这俩人把持下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明白，在违令后，他们也就站到了悬崖边：除了取胜外，已没别的路可走。
这时候，全国都在看锦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主政，蒋介石已引咎下野）明确下令，叫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不得再放弃锦州。但结果是：关东军刚在锦州扔了几颗炸弹，张学良就决定一枪不打地放弃锦州，把近20万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张的理由是：缺少武器和中央的支持，不想作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没叫东北军还手，但他的手下，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还击了。1931年11月4日，在嫩江桥打响对日抗战第一枪。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抵抗”是种策略，跟卖国什么的无关。因为如果真要打的话，这仗是打不赢的。中日的总体战力，日本强于中国不少，这没问题；但具体到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东北军要是抵抗了，就一定完败么？在沈阳之夜，当日本人用1905年的火炮轰击1931年的北大营时，其实你可以感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糟。
锦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还没大打的准备，擅自行动的关东军一旦受挫，日中就得回到谈判桌上，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未必是东三省全部沦陷。而锦州是张学良挽回沈阳误判的最好机会，但他却不想要这个机会。
说起来也有点可笑，张学良的做法直接导致东京内阁的倒台。事变发生后，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到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都不赞成关东军继续玩火，主张跟中国谈判，但没想到关东军的冒险一次次成功，内阁最后只好全体辞职。至于军部那边，开始还比较保守，并不主张进攻锦州，但随着关东军节节推进，强硬派完全压倒保守派。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陆军参谋总长虽然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在年底双双辞职，但这时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已经把手握到一起：既然搞得如此顺利，那就趁热打铁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吧。
就这样，那片丰饶的黑土地，如雪崩般陷落了。
石原、板垣闹事时，日本国内也开锅了。日本政体有点意思，明治维新后，有些人想学西方，穿燕尾服，戴礼帽，围成一圈讨论问题，搞内阁制，但从1885年开始，搞了几十年，还是道夹生菜，这也算是七百年武士治国的后遗症。也有些文官比较拧，想折腾一下，就有了个政党时代（1924～1932），但军人们，特别是佐级军官，不吃那一套，稍有不满掏枪就打，所以那个年代的日本首相是个危险的职业。
那就说说“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吧。
看一份1930年“樱会”成员名单：桥本欣五郎、长勇、重藤千秋、根本博、小原重孝、坂田义郎、和知鹰二、天野辰夫、樋口季一郎、马奈木敬信、田中清、田中弥、樱井德太郎……跟一夕会成员比，他们都是小字辈。这些人对大正时代以来的官僚不满，想用暴力搞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的”军政府，从里往外地改造日本。
首领桥本退役前连个少将都不是，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日本军中最大的疯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东京出现两次未遂政变，想颠覆内阁，建立军部统治，都是桥本一手策划的。
桥本搞政变前的日本，遇到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瓶颈：
第一，“满洲问题”得不到解决。
第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让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吃亏了。
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其影响还不小。农民没收入，工人失了业，大批日本人没事干，很多人打起背包，到中国“闯关东”。
第四，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协调英美、尊重中国”的外交政策叫军人不满。
在这个背景下，桥本于1931年3月和10月连续发动两次政变。
关于桥本，先看一下简历：
福冈县人，1890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陆大32期。毕业后，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部员、陆军大学教师、驻土耳其武官辅佐官、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课课长。“二二六兵变[5]”后被编入预备役，搞了个极右翼的大日本青年党。中日开战后再入现役，任野重炮兵第13联队长。在南京战中因擅自炮击长江中的英美舰船而“二进宫”，再次被编入预备役。
桥本这个人是双鱼座，从星座学上分析，这个星座的人既温柔，又喜欢幻想。对桥本来说，在私人生活中到底有多温柔我们不知道，但喜欢幻想却是真的，从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就幻想以暴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桥本虽然只是个佐级军官，但在军中影响特别大，后来日本军人形容一个人冒失、激进，往往说：你太桥本了！
3月的政变，桥本想推翻执政的民政党内阁，建立一个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冈山县人）为首相的军人政权。于是他联络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带着“樱会”的几个心腹，以及“民间高人”玩法西斯理论的大川周明[6]，打算在东京大干一场：先鼓动工人在东京游行，然后宇垣宣布戒严，混乱中派军队包围议会，此时由小矶出面，逼迫内阁辞职，叫天皇授命宇垣组阁。
作为明治藩阀向昭和军阀过渡的人物，宇垣资格很老，在军中自成一派，前面提到的南次郎、金谷范三都是他的小弟。早在大正时代，这位长得很有喜感的大爷就出任过一次陆军大臣了，还搞了个著名的裁军，让很多军人一下子没了饭碗，有人声称要他的老命，所以第二次出任陆军大臣后就低调多了。
得到桥本的想法后，宇垣开始想掺和：叫我当首相？太好了！后来他又犹豫了，因为得到小道消息，说其实用不着搞什么政变，因为执政的民政党那边已经有意推举他当首相。这时候，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奉劝小矶慎重从事，别被桥本忽悠了，于是政变流产。
宇垣一哆嗦，桥本没搞成，但也没受到任何惩罚。
桥本不甘心，10月又策划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政变的策划案听上去都吓人。
不仅策动近卫师团，还调遣飞机，干什么呢？轰炸出席内阁会议的政府要员，一举杀死首相和所有的元老、重臣，袭击警视厅、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建立以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和歌山县人）为首相的军政府，内阁名单都定好了：
首相兼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内务大臣桥木欣五郎、外务大臣建川美次、大藏大臣大川周明、警视总监长勇……
桥本这次找的主要帮手是自己的老乡、“樱会”二号人物长勇，还有根本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福岛县人）。“民间人士”除大川周明外，还有另外两个“军师”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海军暴力小团体“拔刀队”的成员。但由于计划过于大胆和天真，导致最后走漏消息，据说是在好几个军官小组织都插一脚的根本博告的密，但军部的措施不是逮人，而是安抚，派人前去说好话。
谁去的呢？“樱会”眼里的红人荒木贞夫。他跑到政变分子待的酒馆做工作，结果开出的罚单是：桥本禁闭反省20天，长勇反省10天，其他人只给了警告处分。
桥本又一次搞砸了，但却给了皇道派[7]大佬荒木贞夫出头的机会。
荒木算得上是1930年代日本陆军“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位善于演讲、讲究仪貌的陆军大将，在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官中有巨大影响。首相没当上，荒木却因桥本的未遂政变，得以出任接替若槻礼次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
但皇道派是个什么玩意儿？
说皇道派前，得先念叨一下统制派[8]。1921年10月，在德国的温泉圣地巴登巴登，三个驻欧洲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高知县人）、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泡了一次澡，泡出个密谋：推翻明治以来长州藩老家伙对陆军的控制，使军部“平民化”和“精英化”。
统制派老大是日本陆军第一大脑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后来去皇道派那里坐了第三把交椅，冈村宁次站在永田这边，但后来实际上没怎么掺和派系之争，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在中国的打仗问题去了。回国后，永田搞了个“二叶会”，随后合并了“木曜会”，于1929年建成日本最大的佐级军官团体一夕会，几乎把昭和军阀一网打尽：东条英机、冈村宁次、铃木贞一、矶谷廉介、今村均、冈部直三郎、板垣征四郎、桥本群、根本博、草场辰巳、石原莞尔、横山勇、影佐祯昭、牟田口廉也、武藤章、田中新一……
按永田的设想，陆军的人事问题必须变天，然后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对外武力领有满洲，搞好战争资源。永田玩的也是“总体战”概念，同样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
但皇道派认为，什么战略资源啦，什么先进武器啦，一切都是浮云，只要拥有“皇军精神”，那么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即使拿着竹竿也能打败敌人。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是上面说到的“老愤青”荒木贞夫，旁边的第二把交椅上坐着真崎甚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佐贺县人），身后站着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长崎县人）、松浦淳六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福冈县人）以及更多的下级青年军官。
这派人物中高层不多，粉丝都是尉级军官，主张天皇亲政，对外北攻苏联，这也是“二二六兵变”时叛军提出以荒木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原因。
搞着搞着，两派就开始互殴。
话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大臣南次郎都辞职了，分别被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接替。荒木的副手，陆军省次官的位子上则坐着柳川平助。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被叫回东京，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代替载仁亲王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陆军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军令机构一下子都被皇道派占据了。
真崎这个人很有城府，与鲜衣怒马的荒木不同，他最大的特点是坐稳一个位子后，立刻寻找对手。他注意到永田铁山。此时永田正在荒木的陆军省担任军事课长。头脑聪明、作风干练、谋略过人的永田，很受天皇喜欢，在当时已快成传说中的人物了，所谓外有石原，内有永田。很多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军官在回国公干时，都要拜访一下永田。
真崎想把这个对手拉到自己身边，就想法把永田调到陆军参谋本部负责运输通信的第三部当部长。他天真了一次。永田是什么样的人？已稳坐统制派老大的位置，还有必要过来当“小三”？何况参谋本部这边（第四部，负责战术战法）已坐着翻过脸的老同学小畑敏四郎了。
就在真崎纠结时，听到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真崎想先听哪一个？
真崎说：好消息吧。好消息是：他要从中将晋升为大将，肩章上又多了一颗星。坏消息呢？真崎自己回答：坏消息是，我得离开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椅子。因为按军中规定，这个职务只能由中将担任。
没办法，真崎很不情愿地到陆军省当了没实权的军事参议官。
皇道派高级将领本来就少，真崎又走了，荒木感到很孤独，主要是感到有些玩不转。加上他提出的北攻苏联的设想遭到内阁一致反对，于是辞去了陆军大臣的职务（1934年1月）。
荒木做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那么这时候犬养首相在干吗？在地上躺着呢。不是睡着了，而是被打死了。
犬养是孙中山的朋友，对华态度比较温和，后出任日本最大政党的政友会总裁。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辞职后，在野党的政友会奉命组阁。他上台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收拾石原留下的摊子，试图低调地跟中国谈判，军内强硬势力大怒：这怎么行？你别是老糊涂了吧！
这次发难的是海军。
无论日本陆军还是海军，离他们近了，颇能感到一股强悍的气场，但若放远了看，给人的感觉却是石头一块，就会乱砍乱杀，他们不是单纯地迷恋暴力，而是只会使用暴力。这不是个态度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1932年5月15日傍晚，海军军人山岸宏、三上卓等11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首相官邸，犬养见他们面无表情，问啥事？有话好好说。对方的回答是：“多说无用，打！”遂乱枪击毙了年近八十的老头子。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日本。
犬养死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就吹灯了，继任首相斋藤实曾是位海军大将。
回到荒木身上。按惯例，他辞职前有权向天皇推荐一位新人选，还能是谁？但载仁亲王反对（对真崎没好感）。荒木于是想到此时已由驻朝鲜军司令官转为陆军教育总监的林铣十郎。
这位“越境将军”实际上性格温和，当初擅自支持关东军，完全是受参谋神田正种的煽动。荒木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林就任陆军大臣，那么教育总监的位子就空了，可趁机再推荐真崎。事情如荒木的盘算，真崎果然得到了陆军三大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的位子，但这时他所嘀咕的永田铁山也拿到了陆军省最具实权的职务：军务局局长（主要负责陆军编成和人事调动）。
下台后的荒木觉得没啥，但真崎觉得事情不好办了。
永田一上任，就开始忙着进行陆军的人事调动，这是他的夙愿。真崎眉头不展时，发生了“陆军士官学校事件”（1934年8月）：有人煽动学校里的皇道派士官生搞政变，但后来计划又被人告发，一些倾向于皇道派的士官生被开除，最后事情搞明白了，是一名叫辻政信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石川县人）在搞鬼。
事件发生后，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皇道派士官被逐出校，但最难受的还是真崎。因为他是教育总监，管的就是陆军教育的事儿。
辻政信的背后，有人说站着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老师的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岩手县人），东条有这脑子么？无论如何，最后背黑锅的是永田铁山。而永田也正好抓住机会，在他的“主刀”下，4700多名陆军军官被调动，其中很多是皇道派人物，包括柳川平助（从陆军次官的位子被打发到驻台湾军司令官的位子）等人。真崎本人都有点自身难保，永田的目的显然是迫使他辞职。作为一个军人，又玩得好政治，干啥都像那么回事儿，永田还真行。
真崎被迫辞职。这一下，支持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不干了。
一个叫相泽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岛县人）的中佐，为此专门从驻地福山县赶到东京质问永田，永田当然没惮他。相泽回去后，永田立即搞清了其身份，于是就要办他。没几天，相泽接到去驻台湾军报到的命令。相泽没去台湾，而又来了东京，这次带了军刀，随后（1935年8月12日）发生了震惊日本全军的事件。
犬养被刺时，问的是“啥事”，而相泽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办公室后，永田问的是：你谁啊？显然，每天忙活的永田早就把这个中佐给忘了，他正在跟东京的宪兵头子谈话。
比起刺杀犬养毅的海军军官，相泽的回答更酷（主要是真急了）：“呀！天杀永田！”拔刀就砍。
永田坐在办公桌后，一偏身子，竟躲了过去。这个偶像级人物确实有两下子。一边的东京宪兵头子也惊了。但永田随后犯了个致命错误。相泽有刀，永田也有刀，手枪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永田先随便在桌子上抄起一个家伙砸向相泽，利用后者下意识地躲闪的机会抽刀或拿枪，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他没这样做，而是起身朝门口跑。相泽第二刀没给永田机会。就在永田快要拉开门时，相泽反手一刀砍在永田后背。永田居然没出声，他还想开门，结果第三刀从后面直刺过来。
如果永田没死，必有出任陆军大臣或首相的那一天，那时的日本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历史只有一个：永田死了，而且是被钉在了门板上，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就这样玩儿完了，剩下的第二大脑石原莞尔也就成了第一大脑，至于此后的第二大脑是谁，永远都说不清楚。
对相泽的审判是漫长的，因为皇道派的缘故，一直拖到1936年。行刺跟真崎有没有关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就在真崎出庭作证的转天，“二二六兵变”爆发！
1936年2月26日，东京暴雪迷城，突有第1师团一部（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多名士兵在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竹岛继夫、今泉义道、中桥基明、中岛莞尔、林八郎、河野寿、坂井直、丹生诚忠、池田俊彦、高桥太郎、安田优等尉级皇道派小校带领下发动兵变！因为永田死后，按统制派的计划，要把皇道派小校云集的东京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开走了。
开走前，他们动手了。
东京大街上，叛乱士兵冒着大雪，唱起《“昭和维新”之歌》：
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士/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成一团/犹如棋盘的布局/我们出动了/为了“昭和维新”的新天地……
你还别说，光从歌词上看，写得还不错。
参加兵变的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对“奸臣的贪腐”特别看不惯，认为日本唯一出路是驱逐压迫皇道派的统制派，让天皇亲政，建立单纯廉洁的军政府。煽动者除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中被开除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外，依旧有“民间高人”：北一辉、西田税。
奇怪的是，这次大川周明没参加，他逃过一劫。
兵变中，叛乱士兵像演电影一般击毙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被打了47枪）、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被乱刀砍死）、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砍了头），刺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此人是后来的首相。
1934年接替斋藤实首相位置的冈田启介侥幸逃脱。
过程非常戏剧化。当时领得袭击首相任务的是第1联队的机关枪中队，中队长是栗原安秀中尉。栗原带人冲进首相府后，七十多岁的冈田被他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塞进浴室，随后松尾只身跑到外面。叛军没见过冈田，只是带着照片来杀人，拿出照片跟松尾对了一下，因为松尾跟冈田长得很像，就认定这是他们要杀的首相，于是一声令下，让子弹飞。
这实在像电影里的情节。但对不起，这是真切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执行任务的第3联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找到了刺杀对象，并把子弹打进对象的身体；铃木贯太郎虽没死，但当时身中两枪。而第1联队的士兵，都没完成任务：首先在首相府就杀错了人，随后又放弃了刺杀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的计划。
叛军占领了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国会，发表声明，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组阁出任首相。
兵变发生后，东京完全乱了。陆军各派各怀心事，有坚决要镇压的，有观望的，有绥靖和支持的。海军态度非常明确：镇压。因为兵变中死去的内大臣斋藤实、受重伤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死里逃生的首相冈田启介，都是海军大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海军互相看不上已不是什么新闻，此次三名海军大将同时死伤，海军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东京湾战舰云集，那意思是：陆军不动手，我们就上！
陆军什么态度？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想成事儿，或者说脱颖而出，除了靠实力外，还有赌博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敢押宝，押对了，也许就能轻易地冲到峰顶；押错了，就可能掉进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押了一宝：大嗓门地向东京发电：一定要镇压叛乱啊！
有人说，东条是统制派主力，肯定会主张镇压。但实际上是很多统制派被当时叛军血腥的行动吓晕了。陆军17个师团，只有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的仙台第2师团和谷寿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冈山县人）的熊本第6师团向陆军省表示支持镇压叛军，其他师团长则处于观望状态。此时东京的形势转瞬即变，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在东京，真崎甚三郎显然取代荒木贞夫成为皇道派的总瓢把子了。兵变前，他就得到消息，但没阻拦；叛乱后，青年军官们邀请他出山。到底是老狐狸，他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因为那么多大臣都死了，天皇什么态度？他狡猾地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只是说同情叛军，但出山的事，还是再看看吧。
荒木贞夫坐不住了，死活拉着观察动态的真崎跑到戒严司令部，“奉劝”不要镇压叛军。这时戒严司令部的主事参谋是谁呢？石原莞尔（这时候已经当上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课长了）。两位大将都来了，但石原一点面子也没给他们。
正如真崎所料，昭和天皇先是吃惊，随后是生气，最后被激怒。
这个历史节点上的陆军大臣是川岛义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爱媛县人）。此人可能是日本陆军史上最没名气的大臣，但偏偏在“二二六兵变”时担任这一要职。事变后，他一下子就傻了，被叛乱士兵堵在家门口，最后差点给揍一顿。还好，他的副手也就是次长古庄干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给解了围，但此人明显支持皇道派。
建议向叛军妥协的，除小畑敏四郎外，还有已经当上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东京警备司令官兼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当然还有远在台湾的驻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昭和天皇这次谁的话也没听，他警告这些人：如果陆军不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兵收拾了，他就要亲自带近卫师团出马。
除外面的东条外，支持镇压的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这是这个呆板又没什么主见的陆军不倒翁做过的唯一一件灵光的事。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军事参议官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山口县人）。寺内是名门之后（明治时元帅、首相寺内正毅是他爸），谋略一般，但作风硬朗，喜欢傻笑。后来和杉山一样也干到元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做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官。
结果是，叛军投降，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等15名头目被枪决，叛军背后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等人被勒令退出现役，镇压不力的川岛义之、香椎浩平，以及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三人从本职上卷着铺盖走人。
但山下奉文在寺内寿一的保护下溜了：被流放到驻朝鲜军当旅团长，过起成名前漫长而郁闷的日子（太平洋战争中横扫马来亚[9]）。前面说到的那位陆军省次官古庄干郎因川岛义之的顶雷而没被惩处，但中日开战后指挥日军在华南作战时他还会出来。寺内当仁不让地成为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的陆军大臣，在随后的肃军中把皇道派扫除。
兵变虽然流产了，但皇道派的愿望很大一部分奇异地实现了。
广田内阁恢复了一项规定：军事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担任。
在组阁时，如果陆军和海军拒绝提供两大臣候选人，那么新首相将没法完成组阁；而如果一届内阁中，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辞职，那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军部就这样巧妙地控制了内阁，毛茸茸的小手搭在了政府的肩膀上。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捉蒋行动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蒋校长，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您还是再转会儿吧。
但这些人又不给力。
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
我不写这些。
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只能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
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
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10]，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
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11]。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
“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
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
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12]”爆发。
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
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
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13]：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
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14]，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
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
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5]，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16]，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
宋哲元很早就跟着冯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军人果敢的作风，给人温吞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他真是非常温吞，那也错了。宋哲元还有残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宋哲元带兵入陕，去打地方军阀，攻克凤翔后，一夜间枪毙了4500多名俘虏。
对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这个中层偏上级别的，蒋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当上第29军军长后，后来又当了察哈尔省主席，跟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后被撤。宋的军队主要放在察哈尔一带。1935年6月，西北军旧将石友三联合汉奸白坚武等人想在北平闹事，搞什么独立的“华北国”，何应钦急忙命第29军到北平救火，也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宋哲元和第29军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带，而宋本人慢慢成为华北的头号人物。
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不想叫蒋介石插手。所以，面对日本人的诱惑，他显得很暧昧，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正是他这种苟安心理，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称混），搞来搞去，最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像走钢丝一样，完成了一次次的转身。
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蒋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开南京政府。何应钦南归后，他更是有这个担心。
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鼓动他单干。那时候，宋哲元可谓明星，除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头儿之外，来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关东军的、东京军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频繁地拜访他，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一下：
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签的“谅解协议”，因为在日本人的纠缠下他实在有点晕。几个月后，宋哲元又应邀去吃饭。在喝酒的空当儿，田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叫宋哲元顺便签一下。
宋哲元问：这是啥？
田代说：上次说的那个协定啊，我们不是达成谅解了么？
宋哲元一惊。
签了吗？还真签了。
回到北平，宋哲元对部下解释：这个协议，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是无效的。签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拖着不落实啊。
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他质问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实？拖着不办，他宋哲元以为很高明么？我早就叫你们通知他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他这样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一次次地随便到敌人的军营里去吃饭？！
宋哲元是无言以对的。
是啊，作为主政华北的头号军政大员，这两年宋哲元没少参加日本人的饭局，至少没有推托过。也就是说，有请必到。有人说了，不到不行啊。真的么？不到能怎么着？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绝去吃饭，日本人也不会来绑他。
驻南京的代表把蒋介石的话传给宋哲元，他蔫了，没过多久，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
显然，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如果实施了，是很致命的。铁矿煤矿什么的不说，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在那个年代，铁路线就是运兵线！
相同性质的，还有塘沽港！
华北事变一点点进行着，华北阴云一点一点聚集着，导致南京这边也不平静。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激进青年刺成重伤。会议是在阴沉的气氛中进行的，但随着蒋介石的讲话，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却开始慢慢明朗起来：
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这个宁波人认为，华北的几个协定后，中国已经没有再让步的余地。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又被刺身亡。但同时，日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该尽量拖延与其全面开战的那一天到来，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军力和国力，而不能意气求战。
我们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科学家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比如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后来，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这个委员会，称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等工作。
这个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作了大量前期准备。
中国的态度起了变化，东京那边开始上火，这个人就是广田弘毅。
广田算得上是位职业外交家，平民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拿薪水。工作上很会来事儿，虽谈不上见风使舵，但也是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极端强硬、主张“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二二六兵变”后组阁，干起了首相。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东京对华的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这个福冈人的影子。
广田刚当外务大臣时，想继承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但没搞起来。他的手下、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听说美国要向南京贷款并出售战机，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个私人声明，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你们英美就别插手了，蒋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会坐视的。
这个声明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西方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无耻，外交抗议一个接一个，搞得东京很被动。广田把天羽叫来质问：阁下是外务省的关东军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阁下想跳槽到军部上班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那好，你去再发表个声明，把这事说清楚。
于是，天羽又搞了个声明，说大家误会了，日本还是赞成门户开放的，中国那边儿，有利益大家均沾。
广田很着急，觉得必须拿出一个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对华外交必须得到军部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军部跑，说咱作为一国政府，总得有个国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们不去外务省，我来三宅坂行不？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陆军说：OK。
海军省说：慢着！我们也想掺和掺和。广田说，也好。于是外务部、陆军省和海军省搞了个联席会议。就这样，到1935年秋，“广田三原则”终于出台：
中国停止反日运动，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两国一起提携；
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与其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边境提防苏联。
三原则一出，广田特高兴，认为是自己外交生涯的杰作：你瞧，中日间所有的关键点，我都找到了。
三原则飞到南京，蒋介石抓过来一看，顿时冷汗一身。这三条看似平常，其实水很深，他第一反应是：接受即灭亡。
但对广田抛过来的树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最后拿出对策，回复广田：在第一条上，要说明中国没利用英美对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间的纠纷，造成原因，主要是两国“不亲善”。怎么才能亲善呢？先废除《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第二条，对满洲国，让它先放在那里，我们不会用和平之外的办法，但我们也不会承认它。
第三条，南京政府其实一直在防共，是你们眼神不好，没看到。至于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问题，等你们接受了我们提的条件后，我们也不会不考虑。
这个回复软中带硬，以退为进。
就这样，蒋介石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
作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在日本外交圈也算老人了，到南京上任时他已近七十岁。有吉虽上岁数，但头脑还算冷静，一直不赞成军部的冒进和外务省的强硬路线。他认为过度压迫中国只会让日本失去中国，为此在满洲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也是可以的。但当时的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特别强硬，“即使日本化为焦土，也不能放弃在满洲的权益”。内田一直站在军部那边，否定了有吉的构想。
见面后，蒋介石告诉有吉：这是非正式接见，一切谈话都是带有私人性质的，你的明白？
对广田三原则，有吉的看法是，承认满洲国对中国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其他两条基本上没问题。所以，他主要解释另两条。
蒋介石说：三条中，两条涉及华北问题，所以中央派官员去华北主持军政后才能商讨。蒋介石把华北问题拉进来，实际上是给广田三原则设置了门槛儿。
最后蒋说：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
这是原话。
有吉也许是老糊涂了，认为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眉毛胡子都笑开了，一路小跑回了大使馆，就差道上绊个跟头了。有吉向东京报喜，说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局面指日可待！
有吉马不停蹄，又拜见了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说咱下一步得谈落实了吧。中日媒体这时候也纷纷报道，说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
张群是1934年底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前几年，这个职位一直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着。
民国时代的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施肇基、罗文干、王世杰等，大多是一些民族主义者，为国争权的干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张群，跟军中的何应钦一样，被很多人认为是亲日派。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人们不是反日的，就是亲日的，非此即彼。历史要是这样简单，那倒也好了。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早年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取得留日资格，在东京振武学堂结识了蒋介石，所谓“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在东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又一起被分到第13师团实习，然后一起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武昌首义后又一起偷渡回国。
有这样的底子，张群可谓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在蒋巩固政权的道路上，精明强干的张群又忙前忙后，为蒋拢住了不少人。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时候，蒋介石急忙从湖北省主席的任上调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张群一上任就要求：从今以后，各地方把所有涉日事件，都推到中央政府这边来。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蒋介石决定打开中日政府间的谈判大门。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上，蒋介石定了一个调子：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关于这一点，蒋后来也反思过，认为这个办法未必上佳，只是弱国所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有吉的风风火火，张群问：落实？
有吉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赶快落实三原则吧。
张群笑道：不会吧。据我所知，蒋委员长的回答是：“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
有吉问：什么什么意思？
张群说：“个人意见赞同”说的是赞成中日政府间开始协商这件事，而非说赞成三原则；“无有对案”是因为三原则没有具体的东西，无从提出对案。何况，上次你们的谈话，是私人谈话，是非正式的。
老有吉差点没背过气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
有吉又提出处理华北问题的办法，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张群回绝了。张群说：你提到的办法，是你们针对华北行政长官提出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反对我们的何应钦到北平上任，所以这些办法也就无从谈起。
有吉无话可说，只好卷着铺盖卷回东京了。
有吉走了，有田来了。后来长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在1936年3月16日、17日、18日、19日连着四天，堵在外交部门口，跟张群谈判，这在中日外交史上非常少见。
日本有点急。
在第一次谈判中，有田说：中日关系如果不调整，很可能会发生不幸的事啊！调整的话，三原则是躲不开的。话语间带有威胁的味道。他说：现在中日间的悬案越来越多。
张群说：最大的悬案是满洲问题吧？那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有田见有点自挖陷阱的意思，于是忙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不是时机吧！
张群说：那也好，从华北谈起。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必须保持。中日谈判时，华北那边的日本驻屯军必须停止一切行动。
有田说：华北的事，可否叫宋哲元跟我们谈？
张群说：他没这个权力。
第二次会谈主要是张群说，有田听。
第三次会谈是有田说，张群听。
第四次谈判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任务就一个：让南京接受三原则。结果没谈成，所以他也可以走人了。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一个多月后，返回东京担任外务大臣，在一次谈话中称：中日关系的调整，也许不一定完全按三原则进行。
东京有点乱。
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进行了说明：“中央对外交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会议前后“两广事变[17]”爆发。起因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猝死，蒋介石趁机想把一直半独立状态下的广东统一到南京这边，于是粤系实力人物陈济棠（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广东防城人）联络广西的李宗仁（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广西临桂人），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号。
在对付新军阀上，蒋介石自有绝招。这绝招就是一边打，一边拉，先从内部瓦解开始，所以他一边派军入湘阻击叛军，一边把粤军大将余汉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高要人）拉了过来。陈济棠不战自败，李宗仁硬撑着，最后跟南京达成和解。桂系起事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再次归顺南京后，他们表示：一旦中日开战，即率军出桂。
但实际上，这个事变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在当时，日本人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宋哲元家，另一个就是李宗仁家。日本人认为，在中国各路军阀里，最具有反蒋实力的，就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临桂人）二人，所以一个个日本高官打着拜访李宗仁的名义，去那里进行反蒋策动，这些人里既有土肥原贤二，又有日后率兵进攻上海、南京的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爱知县人）。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广岛县人）。和知开出的允诺是：在倒蒋事变中，日本将向桂军提供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支持两广脱离南京政府。
李宗仁接见和知鹰二时说：我们倒蒋，打出的旗号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们打什么旗号都行，只要你是颠覆南京政府，我们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边的白崇禧，两个人大笑，他们当然没上日本人的钩儿。
再说南京这边，有田八郎悻悻而归，东京派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新任驻华大使，东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点急，所以川越来南京后，以静制动，没急着找张群。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那边批了条子，但成都人不干，理由是：讨厌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什么日本侨民，设啥子领事馆？日本坚持往成都派人，对他们来说，领事馆的另一个称谓就是谍报机关。在成都搞了领事馆，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个谍报据点。于是一个日本小组打着旅游的旗号先期到了成都，四个倒霉鬼一住进饭店（大川饭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众包围了，结果是两死两伤。
“成都事件”余波未平，广西北海又有涉嫌间谍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小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旷世大战。
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爆发，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比如说，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当年夏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有个职员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内向，有事喜欢闷在肚子里，因为一点破事儿受同事讥讽，于是从总领事馆出走，一个人钻进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杀。日本那边认为藏本被反日分子干掉了，认为中国必须负责，军舰也跑到下关江边示威。没想到，四天后藏本在洞里被找到了。
此时，中日两国实际上已如脱缰野马，冲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了。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这仗迟早要打了。“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bǐ）随时抗战为要。”这是两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中日政府间的谈判重新开始。
在川越和张群谈着的时候，和知鹰二又秘密地从天津跑到南京，向川越传达驻屯军以及关东军对中日谈判的看法。随后川越提出的要求开始增多：取缔排日政策、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减低入口关税、上海至福冈间通航、聘用日籍顾问……显然，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见陷入僵局，东京告诉川越，其他可以先不谈，但必须使中国原则上先接受两条：一是共同防共，二是华北自治。之所以先拿出这两条，是因为东京也看出来了，叫南京承认满洲国绝对没戏，而取消反日排日政策，也看不到希望；而且，近一段时间，满洲边境那边跟苏联小摩擦不断。所以想叫南京先把共同防共这条答应下来。
南京把这两条都拒绝了，并提出中国的要求：废止《松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停止包庇走私，日本飞机不得在华北任意飞行，解散冀东和绥远伪军！
从秋到冬，川越与张群一共进行了八次谈判，谈到南京的法国梧桐叶子长出来，又落下去，残阳照在中华门上，越来越冷。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
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18]。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日政府间的一切谈判止于百灵庙。
1936年的历史，好像就要结束了。百灵庙烽火骤起时，蒋介石曾亲飞太原，跟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山西五台人）筹划绥远战事，回到南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大不同。但蒋脑袋又一阵疼：他接到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来电。
历史的改变往往出现在瞬间。
蒋介石休息了几天，立马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设置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在那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正指挥东北军和第17路军围剿从南方转移到陕北的中共红军。
按蒋介石的想法，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到1937年夏，必定能把红军消灭。但张、杨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围剿行动上比较消极，蒋介石就打算把张、杨二人调到别的地儿，再派30万中央军过来进行最后的合围。
张学良呢，见到蒋介石后，说：别再打内战了，还是一起对付日本吧（这时候他明白了）。但受到蒋的怒斥。蒋觉得张学良太幼稚了，在他看来，对红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撤兵和谈，怎么可能？
面对这个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中给足他面子的小兄弟，蒋介石最终出了一个选择题：A.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别再心不在焉了，必须倾力出动围剿红军；B.不想围剿也可以，东北军调到福建，第17路军调到安徽，陕北的围剿换人！
张学良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第一次是张作霖被刺，第二次是东北易帜，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
被蒋介石怒斥“无知”后（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红着脸出了华清池二道门内的五间厅三号房，张一边走一边左右看。走到头道门，看到他想找的人：东北军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卫队本来是负责张学良的安全，蒋介石来陕后，张学良把卫队第1营派到临潼，护卫蒋介石。张学良走近，对王玉瓒说：你跟我回西安！
张学良既没选A，也没选B，而是给了自己一个新答案。
回西安后，张学良开始布置行动。在此之前，他和杨虎城已经商量过了，“捉蒋”已是一个预案！他把任务交给王玉瓒第1营和孙铭九第2营。两个人接到任务后，都倒吸一口冷气。
12月12日凌晨2点30分，王玉瓒赶到西安郊外的灞桥，带着驻守在这里的该营手枪排迅速摸向临潼华清池。在灞桥，他与第2营营长孙铭九约定，临潼枪响后，第2营就出动，一起围攻华清池。
到华清池后，王玉瓒先带人下了住在附近的宪兵的枪，然后带人进入头道门，由于卫兵都是王的部下，很快就摸进二道门。这里有蒋介石自己带来的贴身卫士。王玉瓒看表，时针快指向凌晨5点。由于是冬天，周围还是一片漆黑。
一个卫士在那里晃悠。王玉瓒举枪便打。
蒋介石带来的贴身卫士都惊呆了。
他们夜宿在二道门内，听见枪响后，每人脑袋大了三号，外头的人显然是冲蒋介石来的。可他们又不知道动手的是张学良，更不知道他们只想捉活的。
蒋介石的贴身卫士拼死还击。但他们只有二十来个人，虽然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但无奈人太少了。王玉瓒一边叫人压住对面的火力，一边带人扑向五间厅蒋介石住所。进去后，发现3号房的门开着，蒋的卧室空无一人。搜查完了，还是没人。蒋的黑斗篷挂在衣架上，假牙泡在杯子里。
王玉瓒也急了。
如果抓不到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出了意外，死掉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外面的战斗此时结束。张学良打来电话，问行动如何。王玉瓒说：人找不到了。
张学良告诉王玉瓒，如果没把活的蒋介石带到眼前，就以叛逆罪毙了他！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蒋介石真出意外死了，枪毙了王玉瓒又于事何补？
孙铭九带着第2营来了。
但蒋委员长到底去哪了？
凌晨5点，尤其是冬天，人们大多还都没起床，但蒋介石不同。他一直保持着军人习惯，每天5点准时起床，当外面枪响时，他正要起床。两个卫士猛地冲了进来，说：委员长快走！
蒋介石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事。
蒋打开窗户跳了出去。在卫士的帮助下，他翻越围墙。虽然是50岁的人了，但蒋毕竟有军人的底子，三爬两爬竟翻了过去，但一只鞋落在地上。
卫士们保护着蒋介石跑到外面的骊山上藏了起来。
院子里的人发现了那只鞋。王玉瓒和孙铭九立即带人搜山。此时天才蒙蒙亮，有人发现一块大石头后有异动。喊话后，没动静。一个战士很冒失地往那边打了两枪。
草丛里站起三个人，两个贴身卫士站在蒋介石的前面。
按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这边，第17路军负责西安。西安那边没这样惊险，蒋介石带来的几个将领都被抓了。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战政体、保证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多项主张。
南京乱作一团。
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和解，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众多人倾向于讨伐。
很多人说：何应钦是为了逼张杀蒋，自己取而代之，所以在当时力主讨伐。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南京，主张讨伐的只有何一人。其实恰恰相反，在当时，主张讨伐的人比主张和平解决的人多得多。
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在会上通过了起兵威慑西安的决议。什么事都需要搞两手准备，所以南京这边又决定以党内元老于右任为宣抚大使，冲西安做招手状。
紧急中，还把在国外的汪精卫召了回来。自从1935年遇刺后，汪就自动下来了。此时他正待在意大利。
事变爆发后，各国反应不一：苏联那边，斯大林认为，西安发生的事，很可能是日本的阴谋！莫斯科反对杀蒋，那样只会使日本人受益。斯大林认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需要蒋介石领导抗战。态度关键的中共，经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和平解决事变。
东京那边也蒙了。
事变转天一大早，首相广田弘毅得到消息，说中国出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逮捕了。广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问秘书：谁逮捕了谁？随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而早上6点，外务省那边已经开了个紧急会，在有田八郎主持下，这个会开了4个小时，到上午10点多才达成一致意见，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意见就是：先确定消息是不是可靠。
无论广田，还是有田，都认为：蒋介石很难顺利返回南京，他几乎死定了。他们判断：事件爆发后，中国各地的新军阀必定趁机倒蒋，中国将陷入大内乱！
他们失算了。
中国这边，各地通电，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然后一致对日，包括蒋介石的那些对手。
在东京伸着脖子的观望中，西安迎来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爱情买卖，而是一个实在的爱情传奇。
见到宋美龄后，蒋潸然泪下：你怎么来了？入虎穴矣！
宋美龄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说：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望了望天。
平安夜，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条件：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圣诞节那天，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向另一个古都，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令人叹息的监禁岁月。人生之传奇，命运之跌宕，莫过于此吧？蒋介石觉得张学良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次是对蒋个人的冒犯。这让蒋终身都无法原谅这个小兄弟。
历史就这样，在1936年年底猛地转了一个弯！
[1] 长州藩以山口县为领地，后来长期把持日本陆军；另一藩为鹿儿岛的萨摩藩，主导海军。
[2] 《每日新闻》的前身。《每日新闻》是日本非常普遍的一份报纸，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资本金为41亿5000万日元。1872年2月21日在东京创刊， 1911年3月1日同《大阪每日新闻》合并。
[3] 鲁登道夫著，《总体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
[4]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军官团体。鼓吹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的宗旨，应不惜使用武力。提出“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张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
[5] 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第一师团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倾轧，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
[6] 1886年12月6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酒田市，1957年12月24日死于日本东京。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回教学者，“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为在法庭上装疯大闹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
[7] 二战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受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称日本军为皇军，并且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这就是天皇之道，故称为皇道派。
[8] 以永田铁山等人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的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参与人物有东条英机。
[9] 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简称“西马”。
[10] 又名“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 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11] 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12]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
[13] 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4] 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15] 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16] 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6月27日在北平签订的。
[17] 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18] 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变
1937年是中华民国26年，日本帝国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这一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有多少呢？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会议，秦跟宋比，是个靠谱的人，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东京也没闲着，乱哄哄中又一届内阁成立，前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接替广田弘毅成为新首相。
对干首相这件事，最初是轮不着林的。1937年初，广田内阁因对中国诱降失败而垮台，前内阁首相、帝国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又哆嗦着站出来推荐人选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乡从道、井上馨、大山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他是最后健在的一位，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荐，然后由天皇确认的。
开始时，西园寺推荐了在当年的“三月事件”中没当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诏了，叫宇垣组阁，但陆军一致反对，因为当年宇垣做陆军大臣时裁掉好几个师团，而且军部的少壮派们也不认为这位上岁数的大爷会干出什么名堂。他们反对宇垣组阁，但用不着舞枪弄棒，只要不推荐陆军大臣人选就OK了。就这样，老资历的林铣十郎被召到前台。
广田干首相时，中日间的政府谈判一直进行着。由于其间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边界小冲突不断，前者有点慌，为了在跟苏联的对抗中占优势，就特别希望中国马上屈服，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对日本来说也不例外）：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有点像冬至后的天儿，一天比一天冷。绥远事件后，南京终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而西安事变后，又跟中共联手抗日了。
所以林铣十郎一上台就嚷嚷着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开始跟中国玩软的。按惯例，新内阁也开出了“中日悬案”条目：取缔排日反日运动、招聘日籍顾问、开辟上海至福冈的航线、减低关税……但有一条他没提，那就是华北自治问题。这有点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乡，已经当到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矶谷廉介。
矶谷这小子长得圆圆乎乎的，脑袋上没那么多刺儿，作为日本军中真正的“中国通”，他在对华问题上极为清醒。在陆军省上班前，他担任驻华武官，一直忙活着中日和解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亲华，只是跟同事谋略不同而已。当时，日本军部甚至很多“中国通”只在意中国北方的局势，对南方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而矶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后者更有脑子。早年的时候，他就在广东当武官，亲眼目睹国民革命军北伐，认为来自南方的新军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观念开始变得浓厚，跟以前的北洋军阀不一样，对此日本军部应该醒醒了，蒋某人跟中国旧军阀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一味蛮干（分离华北）的话，最后只会结出个苦果子！
林铣十郎上台之后，矶谷成了他的顾问，没提华北自治就是矶谷的主意。
在华北，还出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奉政府之命送给中国第29军战炮的“怪事”，而该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不但张去了，天津北宁铁路足球队也应邀到日本踢“友谊赛”。那时候天津足球实力特别强，足球队由铁路职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学生组成，在日本四战四捷，连续战胜日本文理大学足球队、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应庆大学足球队、大阪关西联队，让日本人很没面子。
还没完，日本内阁派了一支庞大的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成员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团长是日本正金银行掌门儿玉谦次，在上海一下船，儿玉就满脸挤笑，嘴里喊着“经济提携”“中日亲善”的口号，就差摇小旗儿在那晃悠了。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历史上充满玄机的季节。
对日本抛过来的橄榄枝，国民政府没领情。东京的新手虽主动示好，但站得更高点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这相当于一个坏人的突然发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南京的冷淡给林内阁泼了一头冷水，这位首相琢磨：政治这玩意儿比打仗复杂多了。内阁挤个笑脸，军方呢？3月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滋贺县人）、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得出的结论是：
“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还是没底，于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国。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个子不高，但走路时腰板很直。他们观望着这座在那个年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城市，法国大铁桥、劝业场和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叫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座漂亮而洋气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们家乡啦！然后两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个地界儿。
那个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遗老和民国名流的后花园，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会撞到一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对日本来说，天津也是块重要的地儿，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立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参谋长是接替酒井隆的桥本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部队主力是一个步兵旅团，分布在天津、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闪进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的那两位，一个叫公平匡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山口县人），一个叫井本熊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7期，山口县人），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旅行者。来天津前，二人先是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然后进关继续转悠，他们身上带着石原莞尔交给的任务。石原这时候干什么呢？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了。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1937年春天，他给手下这两个参谋交代的任务是：着实刺探南京政府及中国各地军民对日本的态度。
在司令部里，公平和井本没见到田代皖一郎（他又住院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参谋长桥本群接待了二人。
公平说：一到华北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桥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极有可能携手对付日本，这非常危险。但桥本又表示，他个人不赞同采用极端措施解决中日问题。他问参谋本部的态度。
公平和井本表示：石原作战部长同样态度谨慎。
两人都说，想去北平转转。
在北平，二人拜访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福冈县人）。在樱井带领下，他们去了北平附近的宛平城。离开东京前，石原就叫他们留意这个地方。
樱井早年是“樱会”成员，后来慢慢成熟了，就不再那么冲动，而是静下心来研究中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的带领下，一行人开车出了北平，路上他跟两位“旅行者”讲北平的局势：北平城外，中国第29军的中下层军人对日本人很敌对，两国士兵干架的事经常发生；在城中，青年学生的反日运动越来越多。最后他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山雨欲来。
下车前，公平问宋哲元的态度。
樱井想了想，用了“墙头草”这个词。
井本问：是形容他很顽强吗？
一路上，过关卡时，三个人受到中国士兵的严格盘查。樱井出示了证件，士兵打量着三个人。依据公平和井本的感觉，他们“随时可能被扣留甚至逮捕”。
他们到了宛平城外，远远望见卢沟桥，两个东京来的参谋再次被中国驻军盘查。公平和井本离开北平前得出的结论是：中日军队严重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离开北平后，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继续转悠，跑了华北的好几个城市。后来，井本在青岛坐船回了东京，公平则继续“旅行”。他也真认为自己是旅行了，因为从华北到华东，湖光山色越来越美。他惊叹于中国之大。一路上，公平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火车、汽车、马车、轮船，从农民到官员，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到达华东一带的城市，他警觉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反日排日”情况比华北严重得多。措辞激烈的抗日标语，在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见怪不怪。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庞大的国家一直是麻木的，看来情况不像以前说的那样啊。
在华东“旅行”时，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大约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你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内地瞎转悠什么？不给你抓起来审问就不错了！但公平匡武认为性质“恶劣”。6月底，他离华前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况越严重！
于是石原莞尔拿到了这样的汇报：
中国排日、抗日、辱日形势达到高潮，军队干部尤其军队下级干部态度更加露骨，日本军部方面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不同。少数人主张维持现状，与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数人认为，应对华进行打击，这样就会改变局势。日本侨民在华受到挑衅，激起仇忾心。但这种态势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将要爆发……
陆军省那边也没闲着，他们派到中国“旅行”的是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茨城县人）。柴山对华态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识到：长江一带排日风潮高涨，而“中国政府不想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派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那样的运动”。
按柴山的说法：“用了几天时间在平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关系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
军部的参谋们在中国“旅行”时，林铣十郎过了四个月的首相瘾后成功下台，因为他在任什么都没干成，大家凑上去围观，得出的结论是：这位首相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个军人更不是一位合格的首相，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前两条说得还行，最后一点似乎有点过了，完全给一棍子打死了。人们开始对林的上台感到匪夷所思，包括陆军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们开始撞墙。
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撞墙声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组阁了。
近卫家有点来头，是日本史上与天皇家关系最近的贵族“五大摄政”之首。近卫毕业于著名的京都大学法学系，因为他爹是公爵，他世袭了不少好处，早早进了政府，后来跟在元老西园寺公望后头，到巴黎参加《凡尔赛和约》[1]的签订，干到贵族院议长的位子时才四十岁出头。很早他就被认为是首相的最佳人选了。“二二六兵变”后，天皇想叫他组阁，但近卫躲了，不想收拾那个烂摊子。
现在，希望近卫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啦。但有人觉得这个近卫华而不实，按西园寺的某个秘书的说法，近卫这小子像富士山。是赞他么？那个秘书多年后这样回答：从远处望，它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岩石！
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都往中国派人，我们内阁也会啊，所以近卫一上台，就把大谷光瑞打发出去了。这名字有点耳熟，的确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老婆是贞明皇后（大正天皇的）的姐姐。20世纪初，他曾先后到中国的新疆以及中亚和南亚探险，在佛学界、探险界、考古界、政界和军界都有一号。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跟他有过一段交往，甚至叫他出任过中华民国的政府顾问。
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国饭店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长野县人）。这是今井第一次露面，后来他做到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1945年8月他还得出来。今井介绍了中国尤其是北平的形势：如果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起作用的话，按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定会有“不幸的事件”发生！
大谷告诉今井，入夏后，东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北平可能会发生像柳条湖那样的事变。对大谷来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种类似于他探险一样的迷局。
大谷回去后向近卫报告。大谷说得不错，近卫上台后，东京就有个小道消息越传越神：今年夏天，最晚到秋天，北平也许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的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是永津佐比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茨城县人），永津跟矶谷一样，也是特别关注中国南方一举一动的“中国通”，甚至在中日开战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矶谷是所有日本“中国通”里脑子最清醒的（开战后此人开始犯昏）。他认为：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已演变为针对日本的全国总动员。因为蒋和他的政党过于自信，所以“侮日”? 。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强硬派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可以改变他们抗日的局面。
石原莞尔非常忧虑。
这家伙是真忧虑。他担心前方的日军蛮干，破坏他的“开发满洲、亲善中国、降伏苏联、驱逐英国，最终与美国决战”的构想。
田中隆吉在绥远闹事时，当时在关东军做参谋的武藤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熊本县人）也跟着掺和了。绥远出事后，石原飞往前线，质问田中和武藤：你们瞎闹啊！那两个人笑道：我们学的是当年的您啊！而现在，不听话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当作战课课长了。
所以，在陆军省军事课向中国又派出一个“旅行者”（冈本清福）时，石原叫他留意一下北平的日本驻屯军有什么不对劲的苗头，如果有的话，要及时掐灭，并特别叮嘱：留意一下中日士兵步哨间的摩擦，一定要拿出解决办法。
1937年7月，中国大地酷热难当，华北正在发生的事态已使中国到了“最后的关头”。
月初时，因水平有限而被石原莞尔戏称为“上等兵”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建议，即使出于对苏联备战的考虑，也该打击一下中国，改变中国的抗日态度。
中国这边，年初时，军事委员会秘密出台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在敌情判断中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日本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大部兵力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向南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一部分兵力攻略山西。海军将封锁大陆海岸线，并派兵在山东青岛、江苏海州（连云港）登陆策应陆军。
还预测，日军会在上海登陆，威胁南京。这个预案分析了战争初期的情况，“或不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点出了揭开中日大战序幕的七种情形：
日军扩大冀东伪组织，袭占平津；
日军以武力威胁中国北方将领（宋哲元），实现华北自治；
日军增兵上海，以海空军袭击南京，威逼中国让步；
日军利用伪军，入侵绥远；
日军以防共为名，在中国自由行动，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攻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1937年7月7日就这样来到了。
拿过望远镜，看看这一天，除了很快出场的关键人物清水节郎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停留的镜头：
我们看到了胡适。胡适身边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后者正在给胡适等人饯行。他们要去庐山。当然不是去避暑，尽管那是个清凉世界，而是应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之邀请，上庐山参加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内容是有关越来越危险的时局的。除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外，这一桌人，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等人。
现在，再把镜头给这一天的主角：清水节郎。他跟他的士兵正在整装出发。或许他还冲着镜头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中队长，军衔是大尉。他的部队驻在北平附近的丰台。
丰台在北平西南面，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在这里通过，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了。开始的时候，这里有第29军的驻军。酒井隆卸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前，发现了丰台的重要性。走之前，他派日军进驻了丰台。在丰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日军队连续发生械斗，就差开火了。宋哲元见事情要闹大，就把军队撤了出来。就这样，丰台成了日军在北平外的最重要据点。
看过一张清水的照片，瘦长脸，留一字胡。说到日军的胡子，有必要谈一下。电影电视剧看多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军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种胡子，在嘴唇上留圆圆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谓“卫生胡”。其实不是。明治时代的日军高官，喜欢留“仁丹胡”，就是类似于一字胡，但两边向上反翘的那种。到后来的昭和时代，留这种胡子的就少了。对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几十个昭和军阀的标准照，你会发现，留“卫生胡”的，只有后面出场的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一个人，更多的人留的还是一字胡或称八字胡。
中下级军官也是这样。清水节郎这一年三十来岁，在丰台的日军兵营，他攥着军刀，看着士兵们打理行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趁清水愣神的时候，我们说一下日军的装备。
日军军装是土黄色的，这我们都知道。军帽则分两种，一是礼装帽（大壳帽），二是战斗帽。战斗帽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装备陆军，帽体土黄色，帽檐跟帽体结合部是黑皮革带，帽中间有黄五星。帽子下面还得垂下来几片布帘吧？实际上，带有布帘的战斗帽，在1938年以后才在日本军中使用的（主要防蚊虫，尤其在南方作战时要戴这种帽子）。战斗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钢盔。日军戴的是“90式”钢盔，精钢制造，里衬皮革。戴钢盔时，规矩的戴法是，里面的战斗帽帽檐冲后（以防遮挡视线）。我们看很多影视剧，日军士兵戴着钢盔，里面的战斗帽帽檐也冲前，那是演员瞎戴。脚上穿的是胶底皮靴。
日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说起来并不先进，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战斗前配120发子弹），这种步枪的射击距离是2400米，带有“30式”刺刀（60厘米长，小仓兵工厂制造）。日军使用的机枪，是“11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还有“28式”重机枪。军官拿“94式”手枪，至于佩带军刀的资格，则涉及军衔。
除元帅这个荣誉称号外，日军军衔分16级：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按规定，到了曹长级别的，也就是分队长（班长），才有资格佩刀。
我们继续说清水。集合完毕后，在他的带领下，这个中队的180名士兵开始从丰台向宛平城北出发，去那一带搞演习。
下午4点过后，清水中队进入预定区域：宛平北1公里的沙石场和与该地相对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汉铁路桥附近）。这里跟第29军驻守的回龙庙很近。清水带人过来后，发现永定河对面的河堤上，第29军的士兵正在挖战壕。
此时，第29军在平津冀察一带是这样布置的：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辖：
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旅（主力驻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长辛店、八宝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内）；
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驻天津及其周边；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7旅，驻河北河间、任丘、大名一线；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0旅、独立第29旅，驻察哈尔，平绥线也有驻兵。
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驻黄寺、北苑、小汤山、通州，特务旅驻南苑，骑兵第9师驻南苑、固安、易县。
进入1937年后，在宛平一带，第29军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增加军队外，还开始留意日军的演习，要求日军如果夜间演习，必须事先报告给中国方面，而且在日军演习时，开始实施军事警戒，以防不测。
清水叫士兵们原地休息，看着中国士兵干活。在北平城外，中日军队天天见，两边的人都没当回事。
清水指挥的此次演习的关键词是“傍晚靠近敌人阵地”和“黎明时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演习开始时，已经是晚上了。
北方的夏天，黑得比较晚，晚上7点半，天才慢慢擦黑，但清水仍没下令演习，而是就地野营，直到夜里10点40分，演习才正式开始。
按清水的说法：演习开始不久，就“感到”有子弹从日军后面的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方向射来，随后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此时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某种信号”。
于是，清水派传令兵前往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静冈县人）报告。但传令兵刚走，失踪的小兵就归队了。
一木，不是一休，接报后，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佐贺县人），说演习部队遭遇中国方面的“非法射击”，问怎么办。北平日本驻军最高将官是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富山县人）。但此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军队，牟田口就成了现地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回答：立即占领宛平城外平汉铁路支线旁边的“一文字山”，作好战斗准备。
这是日本人嘴里当晚事情的大致经过。
小兵志村在“失踪”20分钟后就归队了。但这个消息清水没向一木报告，而是带队前往宛平东的五里店野营。
志村到底干吗去了？他的身体慢慢弯成一个问号。
第8中队的士兵都来自日本秋田县。二等兵志村，据说曾在松山（日本的一个地方，离东京的车程约7小时）的一家报社干过，最大的梦想是当个作家，但没想到来了中国。事变发生后，他被打发回国。1944年，日军在缅甸兵力吃紧，他被重新召集入伍，在阿拉干山区的布其顿被英国人或中国远征军打死。
关于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迷路了，也有人说掉到井里摔晕了，还有人说他拉屎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没去拉屎，却改变了历史。可是，他怎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节点并非由他而出，他只是历史节点上的一个记号而已。
当晚到底有没有子弹射向清水的部队？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嚷嚷的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日本人说：有，大大地有。后来又说，即使不是第29军所为，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组织蓝衣社分子所为，为的就是挑起中日战火。
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辩论，更不值得研究，因为没什么意思。辩论什么呢？那个年代，日本人往死里都认为：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
没辩论的基础。
这样说吧：中日在193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即使没有什么“非法射击”，仍然会爆发，就像事变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的那样：“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机会。”此日不打，他日亦打，只不过，引爆战争的导线会在其他节点上被点燃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线性的历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夜的节点上，一步步地开始了！
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冈县人），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
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凌晨1点30分，参谋长桥本群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官田代仍在医院），参谋和知鹰二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前一年“两广事变”爆发后，和知鹰二负责策动桂系倒蒋，最后没有成功，现在北平出事，于是他就一直跟那拱火（不久就被桥本群打发回东京，后来出任第11师团第44联队长，在上海罗店作战）。
桥本一边电令在秦皇岛的河边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边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队，目标是“解除永定河以东中国军队的武装”。
再说宛平城外，一木已率军跟五里店的清水节郎会合。
清水告诉一木，小兵已归队，但一木仍坚持先前下达的占领宛平东门外“一文字山”的计划。小兵的归队已不那么重要了，一木或许把自己当作北平外的石原莞尔了。
这是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士兵已经回来了，再要求强进宛平，没理由了。枪炮是造出来的，理由是造出来的，日本人深通此道。用什么理由呢？还记得清水的描述么，他说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是某种信号”。这就是理由。所以，一木说：中国军队对皇军进行了“非法射击”，必须离开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长辛店一线。
驻宛平的是冯治安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第3营金振中部（是一个加强营，实际兵力是一个团）。
但此时，冯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还没赶到北平，何基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军指挥部，吉星文（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5期，河南扶沟人）在江西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7月10日赶回北平）。
营长金振中（西北军官学校，河南固始人）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向宛平城北回龙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金振中营立即还击。5点半，日军炮击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过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命令，原文如下：
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1937年3月接替张群）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王宠惠，广东东莞人，甲午战争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民国范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业而优则仕，有一大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先看个单子：王宠惠、王世杰、顾维钧、吴鼎昌、陈光甫、张公权、翁文灏、朱家骅、王云五、罗家伦、蒋梦麟、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朱家骅是著名地质学家，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陈光甫和张公权是银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属于名重一时的才俊。
对于王宠惠来说，也确实是老资格了，在北洋时期就出任过内阁总理，年轻时还跟民国另一外交奇才顾维钧参加了九国华盛顿会议，那一代人突出的学识与外交才华，给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与国民党达成谅解，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共赴国难。
此时，蒋介石在庐山。
“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在庐山。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四川整军（将川军刘湘的部队国军化），跟随何去的还有顾祝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涟水人）。正在上升中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青田人），也在庐山。坐镇南京的要人，此时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行伍出身，河北雄县人）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东北测绘学堂，河北新河人）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行伍出身，吉林农安人）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陕西讲武堂，陕西定边人）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8期，浙江武义人）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陆军大学4期，山西崞县人）为主任、林蔚（陆军大学4期，浙江黄岩人）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一惊，想起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来了，于是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在给宋的电报中，蒋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在庐山上，蒋先后给宋发了15封电报）。
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太清楚。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儿更紧张。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后，立即向秦德纯“交涉”。由于此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负责卫戍北平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正从保定往回赶，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个人，他把电话打到宛平县长王冷斋那儿，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斋立即把电话打到宛平金振中那里。金营长通查后，发现守城士兵没人开枪，更没日军士兵在宛平城内。王冷斋上报情况，秦德纯命其跟松井交涉。这时已是7月8日凌晨。
王冷斋赶到日本北平特务机关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几个人已经到了，那边则坐着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辅佐官寺平忠辅以及小秘书斋藤，这几个人的中国话一个比一个溜儿。
松井说：皇军士兵失踪，王县长想必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士兵丢失时，我们演习的清水中队有可能从背后受到你们的攻击，你们必须对日军士兵的失踪负责！
王冷斋说：你们的演习在深夜，宛平城门早关闭了，难道士兵会飞进城？你们说演习部队可能受到攻击，“可能”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们也不确定，还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况且，我方已奉命调查，守军并未有开枪者，城中更无日军士兵！
樱井说：王县长！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王冷斋：恰恰相反。
寺平说：哦？
斋藤说：这就对了……
看得出来，这个小秘书一直想插话。
王冷斋说：最近你们的军队一直围着宛平演习，不分昼夜，还不够严重么？如果我们的军队到东京去这样干，想必阁下也不会同意吧！
樱井一愣，说：皇军屯住在这里，依据的是当年跟贵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这恐怕不是你一个县长该考虑的事吧！
王冷斋没搭理樱井，面对松井说：正如樱井阁下所言，我是小小的县长，华北这几年风云变幻，能说上话的都是双方的大员，一县之长，九品而已，在你们眼里更是无足轻重。但松井机关长，国家公事，既在任上，唯有恪尽职守，而无大小之分。调查昨晚之事，本人既然受命，便不敢有丝毫懈怠。
王冷斋是福州人，曾上过保定军校，1935年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才就任宛平县长的，身处火山口的王县长，在事变爆发前就一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他那里没得到任何便宜。放在中日较量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县长，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时候轮不到他说话，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却有一种特别能令人感动的东西。在赴国难这件事上，只有小人物，哪有小角色！
中日双方谁也没松口。
樱井跟松井用日语嘀咕了两句，然后说：既然如此，不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咱们一起去宛平看个究竟。
王冷斋说：愿意奉陪。
小组中方成员有王冷斋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两个人，日方成员除樱井外，还有寺平、斋藤，一共六人，在清晨赶往宛平。
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朝阳如血。
在路上，寺平对王冷斋说：现在事态严重，中国军队必须撤出宛平，并允许日军进城搜查，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啊。
王冷斋回答：我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无权处理此事！
宛平的金振中得到信儿后，派人出城把他们引了进去。大家来到县政府，说是来宛平调查，实际上是换个地方继续谈判。
谈了三个小时，樱井又提了三点：一是宛平里的中国军队出城西撤10里，然后日军进城搜查；二是中国方面赔偿、道歉；三是惩罚中国军队“肇事者”。樱井提出，惩罚的最低限度是营长，也就是金振中。
金振中的部队是个加强营，一共有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兵力1000多人。金振中把一个步兵连放到平汉铁路桥东段和桥北回龙庙；一个连放在宛平西南角一线；另一个连在宛平城里，剩下的那个连为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则放在铁路桥西面，轻迫击炮连在宛平东门，重机枪连在宛平东南和东北角。
中日双方僵持时，王冷斋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不通了，电话线显然被日军切断了。他跟秦德纯那边失去了联系。王县长立即把秘书洪大中叫来，叫他秘密潜入丰台，在那里想尽办法找一台电话，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讯连起来。洪大中奉命而去。费尽周折，在丰台靠近日军兵营的一家商会，洪大中找到一台电话，此时商会已人去楼空。这个电话，一边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纯那，另一边可以打到宛平王冷斋那，就这样，洪大中藏在丰台，秘密地把两地间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公务员为国所出的一份力。
这时候，已经从北平赶到丰台的牟田口廉也派人带信，叫王冷斋和金振中亲自出城与之谈判，被王、金一口回绝。王冷斋说，守土有责，我们动不得。王县长叫跟他从北平同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专员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谈判，日方这边派出的同行人员是寺平。
为防止日军偷袭，王县长和金营长没开城门，而是用绳子把二人从城头上顺了下去。
虽然有日本人在城里，但此时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动作不断，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其中一发炮弹打到县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尘土弥漫，樱井吓了一跳，心里大骂城外的日军，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此时日军已拿下回龙庙，随后一木分兵两路，一部进攻铁路桥（事变爆发后平汉线已中断），一部徒步渡过永定河，进击到对岸，从西面向卢沟桥包抄。
金振中得到战报，立即带着部队去恢复阵地，中日军队在平汉铁路桥发生激战！
在铁路桥争夺战中，两边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枪一枪枪打的耐心。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两边就都冲了上来，开始了提前到来的白刃战！刺刀拼上了，战刀和大砍刀也对上了！
有什么东西，已被压抑得太久！
直到这时候，卢沟桥那边还没发生战斗。该桥横在永定河上，与平汉铁路桥平行，桥东对着宛平，桥西连着河北省南部。一部分日军渡过永定河后，迂回到卢沟桥以西，为的是跟“一文字山”的日军对宛平构成合围。但迂回过去的日军没发动进攻，只是在7月8日晚6点多打了几发炮弹，步兵并没有跟进。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
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国军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国军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抡着片儿刀冲，很快便把守备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日军开始闻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来也是咸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国军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
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事变爆发后，东京还没怎么着，关东军先不干了，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关东军不是太监，而是骑在皇帝脑袋上的主儿。事变第二天，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拟了个至少向华北派两个独立混成旅的计划，并连夜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大尉（还记得吧，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捣乱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驻朝鲜军的小矶国昭也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日本驻朝鲜军仅有两个师团：第19师团和第20师团。小矶命令他们作好出击准备。
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是次长今井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爱知县人），但此人身体一直不好，卧床的时间超过了上班的时间，所以牵头人实际上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
石原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富山县人）是北平那边河边正三的弟弟，这个河边脑子倒还清醒，没抱住石原说给他哥哥做主之类的话，而是主张现地解决事变。
石原拍拍河边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会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扩大事变，道理是：如果动员国内师团到中国参战，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在戒备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个师团，而这个兵力又远不能保证征服中国，就必定是一场持久战，而日本是没办法也没必要在中国打持久战的。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是这个观点。
石原的意见一出来，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有道理。
在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近卫首相征求陆军大臣的意见时，杉山把石原的话重复了一遍。近卫说好，于是内阁拟出的对策是：不扩大，现地解决。
石原的另一个手下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第一个反对，认为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击才能改变“排日侮日”的形势，让中国彻底屈服。
事变后，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态度也就出来了，前者觉得麻烦大了，后者却很愉快。军部的参谋们开始站队。
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新潟县人）第一个站在武藤一边。
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边、柴山这边。
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开始偏向于武藤、田中一边。
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恳谈会”上，仿佛五千只蛤蟆被扔进锅，石原是山形县人、武藤是熊本县人、田中是新潟县人、柴山是茨城县人、永津是爱知县人、后宫是京都人、河边是富山县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乱了。
北平达成停火协议后，武藤章仍在琢磨怎么把军队派过去。
在陆军参谋本部，武藤看见一个同事就拉住说：你知道么，北平的局势势必会恶化，必须作好南京的中央军沿平汉路北上的准备，我们至少要派过去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
武藤后来成为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也是七个人里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将。但事变时，他的作战课长的位子极为重要，业务内容就是负责筹划陆军的行动。
田中新一力顶武藤章。
按他日记里的说法，事变发生后，东京一片混乱，只有他和武藤“从容镇静”，所谓稳步开展工作，应对事变：“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在此种想法的基础上，该两课长对紧急派出以３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见。”
田中跟武藤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上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主导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陆军的行动。这两个人成了桥本欣五郎、长勇之后陆军最强硬的代表。关于这一点，从1937年5月20日日本海军情报官员就华北形势问题向海军省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关于撤销冀东政府问题，未能得到关东军的同意。但驻华各机关大都同意撤销，并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缓和目前僵硬的日中关系的唯一办法。所以，归国后即向上司报告，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排除关东军的反对，断然予以撤销。关于此事，（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今井清）和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也都同意，但作战课长武藤大佐反对。（陆军省）后宫（淳）军务局长、梅津（美治郎）次官、杉山（元）大臣都同意，但田中军事课长反对。
武藤章坚持向华北增兵，对石原说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您是我的部长，我是您的手下，当年您在满洲的做法，让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您警备苏联的观点，也挺牛的。但怎么警备呢？光保满洲还不行，我们出兵华北，把这个跟南京政府的缓冲地带抓在手里，最终也是为了警备苏联啊。光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殊途同归嘛！
武藤和田中虽然都只是课长，但事变时所处的位置重要，对外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置，都由这两课课长拟订，然后往上报，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臣，通常所饰的是盖章的角色。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傀儡，而是日本军部的工作特点决定的。但处于作战课课长和参谋总长之间的石原就比较难受了，他把自己的担心都说了出来，但却没有顽强地坚持。
在武藤的忽悠下，原来骑墙的也一下子倒向了武藤，包括那位陆军大臣。在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开始支持出兵，并通过了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的决议。
近卫内阁就这样开始被军部牵着走了。
当年意志坚定的山形县小子有一种无力感，似乎一切都在靠惯性向前推，而武藤、田中等人是腻腻的润滑油……出兵计划是7月11日正式确定的，但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0日上午就把扩大战争的讯号传到了北平。
北平那边，7月10日上午，王冷斋去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时，出现了“异动”。当时在座的，中国这边，除秦、王等人外，还有已赶回北平的冯治安师长；日方那边是樱井、斋藤等人。
秦德纯质问樱井：为什么协议达成后日军仍不时袭击宛平，而且没把军队从城外撤干净？你们已严重违反协定，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你们承担！
樱井搪塞：我们在搜寻战死的日军尸骸啊！这对我们很重要。
秦德纯说：我们可以出人帮你们找，但限期为24小时，无论找到没找到，无论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军都必须全数撤回丰台！
樱井说：好。
但正在这时候，日本人寺平跑了进来，在樱井耳朵边嘀咕了几句，后者说：我得出去打个电话。随后，他对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终是：一去不回！
形势变化了！
前面提到的今井武夫回忆：“（11日）下午两点，刚一步入（北平）特务机关，便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于是立即接通。打电话的是一名参谋（有可能是和知鹰二），他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已经决定，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还将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所以现在再无必要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协议已经达成也要撕毁！”
情况如此危急，宋哲元在哪？！他已经到天津了。
宋哲元一到天津，南京的电话就跟了过来，何应钦在电话里说：中国驻日大使发来消息，日本国内已进行战争动员，延迟了京都以西3个师团的复员时间，全面侵华已成定局，叫宋立即回北平备战，不要在天津跟日本人谈。但宋不接何的电话，而叫手下代接。
宋哲元拜访了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佐贺县人）。
日本内阁决定出兵中国后，军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病秧子田代皖一郎换了，但田代还没来得及回国就挂掉了（7月16日）。
在天津，香月给了宋哲元点儿口头保证，无非是中国妥协，日本住手之类的话。宋哲元很激动，像一年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跟希特勒签的协议一样。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这位老兄仍没看明白，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继续维持自己在华北的小王国。所以他返回北平后不但没进行备战，还把防御工事给拆了，并电告南京，不叫中央军北上支援，怕因此刺激日本人，我的地盘我做主，小小的冲突可以就地解决，华北不会有大事变！
终究是蠢人。
前面说了，近卫内阁尽管一度通过了“不扩大”决议，但没两天又在强硬派的要求下，批准了武藤章拟订的出兵中国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从关东军派出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航空兵6个中队；从朝鲜派出第20师团，航空兵3个中队；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航空兵18个中队。
昭和天皇看首相近卫呈上来的折子时，被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派到华北探听消息的辻政信正从天津返回东北。
路过锦州时，就怕打不起来的辻政信，眼珠一转，跑到在机场待命的航空飞行队队长阪口芳太郎那里，告诉他“华北局势严重”，应“采取断然措施”，你们飞行队怎么做呢？你就看着办吧。
阪口翻了翻白眼，在没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带着他的轰炸机群飞向了天津！这还不算完，阪口还给在山海关机场和绥中机场待命的两个飞行中队（分别由上条直和三轮宽统领）发去电报，叫他们一起飞向华北。
但上条直含糊了一下，没敢直接飞到天津，而是飞到承德就打住了，回过头去观望。不过，转天他就接到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的命令，叫他飞向天津。
上条直擦了把汗，后悔自己胆太小。
实际上，安藤在得知好几个飞行中队擅自飞向天津后非常地恼火，并不是他不想去支援平津的日军，而是恼火这些带队的家伙在没接到自己命令的情况下就独自飞走了，你们以为自己是鸟么？
所以，当那几个飞行中队飞达天津后，在承德停了一下的上条直被安藤任命为飞行团长，在他看来，上条心里还有他安藤的，毕竟飞到承德就落下来了，而“带头大哥”阪口芳太郎虽然和三轮宽同为大佐，但还是当了中佐上条直的部下。
就这样，日军开始像蝗虫一样飞向平津。
当然，蒋介石也没闲着，他派熊斌（陆军大学4期，湖北大悟人）秘密进入北平，叫宋哲元不得向日军妥协，政府已决定全面抗战。7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熊斌，叫他转告宋：日军从22日起已加紧向华北运兵，一周之内必有大战！南京这边，已命令集结在沧州、保定一线的中央军向前推进，策应平津第29军。
一段时间以来，宋哲元对日本人的下一步动向缺乏兴趣。这位老兄就像个瞎子，情报不是来自部下，而是来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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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开往平津时，廊坊先打起来了。
廊坊位处平津间，位置的重要不言而喻。
7月25日下午4点半，一个中队的日军打着沿途检修电话线的旗号，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廊坊。驻扎在廊坊的是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第226团，旅长刘振三（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2期，河北故城人）、团长崔振伦（行伍出身，山东淄博人）坐镇。日军企图很明显，傻子都看得出来：占领平津间的廊坊，保证后面的兵力运输。
怎么办？
事变爆发后不久，后来把我们震撼的张自忠就没影了。他是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当冯治安第37师跟日军打起来时，第38师基本上什么事也没干，甚至连警备天津日军司令部的措施都没采取。张没影了，去哪了呢，北平。到了北平，又不露面，给人的感觉相当神秘。联系到日本人的拉拢，在后面一直鼓捣，再加上平津未卜的时局，以及第29军的内斗，就风传张有取代宋哲元之意。
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无风不起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何况当初建军时，张就是第29军军长的候选人。关于张，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因为后来死得悲壮，所以很多人喜欢把他在事变后一段时间的表现给盖上。其实又何必。因为几年后殉国之惨烈，断不会因此时的彷徨而大减成色。反过来也是这样。
留在天津的副师长李文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浚县人）急得团团转，想找张自忠，但又联系不上，只好给廊坊下了命令：日军可以进站和通过，但不可出站！
日本人要的就是出站。旅长刘振三派了个公安局长去接洽，但不行，日军要他亲自来，并提出要在廊坊宿营。日军带队的是个中队长，属于连一级，说起来，跟旅长对不上，但日本人习惯了。刘振三当然没去，而是派了一名参谋去，日本人还是说不行，于是这边又派了个团副。这回日军倒很“热情”，拉过团副就照相，还让他站在中间，合完影后日本人说：我们想出去走走，你的答应？！
团副说：奉上级命令，贵军只能在车站里待着，或者回火车上去。
日军中队长抽出军刀，说：你可知道日本军之厉害？
团副说：知道。
中队长笑：好啊。
团副说：今日亦非“九一八”。
中队长一愣，拍了拍他肩膀，叫他回去。
天擦黑后，日军开始强行出动，一部占领车站，一部几十人带着铁锨和十字镐，开始在站外建工事。中国军队见形势不好，把机枪架上了屋顶，同时派人去交涉，日军一个伍长说，可以停止工事，但你们得让出点兵营让我们住。
刘振三旅长再次向天津那边请示，得到的回答是：阻止日军进兵营，但不可先开火。话是副师长李文田说的。他还在找张自忠，张走时，并没跟李文田交代清楚，没说去参加什么会议，只说去北平那边看看。看什么呢？帮助老宋？但秦德纯、冯治安一帮人在那儿，你走了，天津怎么办？
正在李文田快被搞神经的时候，张自忠从北平打来电话，告诉他北平这边越来越危险。李文田跟他报告廊坊的事，张说：不能动手，否则局势难收，但也不能从廊坊撤下来。
这命令让李文田没脾气了：既要阻止日本人，还不能动手？这真叫人纠结。
李文田想了半天，没想出招，只好把话传到下面，反正命令是这样的，你们看着办吧。
总会有办法。
营长邢炳南来到旅部，说日军在他的一个连的驻地对面热火朝天地搞工事，怎么办？很快，那个连的连长宋再先也来了。崔振伦让他们先回去，再观察一下。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
宋再先回去后，士兵们凑上前，说现在不打鬼子，等他们弄好工事就晚了。宋再先问身边的一个小兵，怕不怕？这个小兵是个列兵，叫赵津生，天津人。回答很给力：日本人也是人吧？的确。他们也是人。但他们真是人么？也很难说。
宋再先说：动手。
随即调集了5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方阵，对准正在建工事的日本军队。
打。
这个连动手了，另一个连也没闲着。事变后，廊坊的中国驻军在居民房顶上设置了瞭望哨，房上的哨兵发现一面墙下有日军抱着枪休息，报告了排长，后者当机立断，放下5捆手榴弹（每捆5个），墙下的日军顿时灰飞烟灭。
突遭袭击，站里的日军有点晕，想把外面的伤兵运回来，但反复冲了几次，都没突破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最后只好固守待援。
刘旅长、崔团长见手下已经开火，那也就只能开火了，想趁天还没亮攻下火车站，但这时又得到消息，说北平中日双方正为廊坊的事交涉，天亮后会来人调解。在当时的局势下，这种调解如何靠得住？！正在犹豫时，一辆由天津开往北平的日本军列从眼皮子底下过去了。奇怪的是，这辆火车上的日本兵没搭理在火车站待援的伙伴，而是直奔北平。
但转天凌晨，从朝鲜支援平津的第20师团的鲤登行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群马县人）联队就打了过来，飞机也来了，中国军队的营地被炸开花。旅部赶忙开会，此时电话线断了，跟天津联系不上，廊坊到底还守不守？旅长刘振三认为：在平津将陷的情况下，守廊坊已没什么意义。于是，部队边打边退，到了30里外的安次县。
到安次后，县长请刘、崔吃饭，说你们怎么擅自撤出廊坊了？两位一愣。这县长可不是一般的县长，人家曾在旧军阀孙传芳手下干过师长呢！县长说：即使现在形势不利，也应趁机恢复阵地啊；否则，在没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就撤了，对咱军人来说，这不是死罪么？
刘、崔这下脑子才转过弯，人家不愧是县长，的确有两下子。
怎么办？连夜摸回去呗。于是，团长崔振伦又带着7个连，在7月27日晚上打回了廊坊。好在廊坊守备的日军人数不多，睡梦中仓促应战，又被消灭了不少。
就在廊坊战火开燃的时候，北平的广安门又出事了。
还记得那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日本军列吗？里面装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的兵，7月26日下午到达丰台车站后，随即转乘20多辆汽车开向北平，为的是增加城内使馆区一带的兵力。晚上7点到达广安门，那里有中国军队守着，进不去，于是冒充大使馆卫队，说出城演习（都打成这样了，还演习），想混进城，守军当然不叫进。
樱井德太郎又出马了，上到城门楼跟守军交涉。僵持中，日军开着汽车往里闯，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先放过几辆汽车，剩下的挡在城外，从后面把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樱井见势不妙便溜了。结果城里的日军藏到城墙附近的高粱地，然后按守军指定的路线开到使馆区；城外的日军则乖乖地返回了丰台。
东京决定出兵中国后，给日本中国驻屯军发出命令，将第29军扫出华北，并下了最后通牒：28日8点前，第29军第37师撤出北平，转往永定河以西，回撤保定，否则日军将发动全面攻击。
直到这时宋哲元才慌了。他想起南京来，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中央军北上：来吧！来吧！我现在需要你们。但一切都晚了。宋哲元看和谈无望，急调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来负责南苑防务。该部本驻扎在冀南，是作为第29军预备队使用的。
这一回，老宋还真判断对了，日军的确要打到北平外6公里远的南苑。他没法判断不对，那里是他的第29军军部所在地。
此时南苑有第37师的两个团（本来要跟第132师交接，但还没走，日军就围上来了）、从河北赶来增援的第132师的1个团，以及1个骑兵团、教导旅2个团、1个军官教育团、1个学生军训团（1500人左右，来自平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再就是兵营和军部的机关人员，加起来将近7000人。
南苑的第29军最高指挥官，是副军长佟麟阁（文职出身，河北高阳人）。他打仗比不上长城抗战时的赵登禹，而且副军长也是挂名，当时是应宋哲元之邀到军里任职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训练。赵登禹是行伍出身，从冯玉祥的贴身卫兵一直干到师长，有实战经验，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跟日本兵真刀真枪地打过。但赵27日到达南苑后，备战时间只有1天！他自己的部队，只带来一个团，主力还在路上。就在他匆忙布防时，他的两个团在大兴的团河遭到日军伏击，全部被围歼，只有一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一般来说，作战时的增援计划和路线是绝密的，而日本人在团河守株待兔，打得如此轻松，只能说明出了内鬼。这个内鬼就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潘毓桂。此人跟日本人关系密切，跟宋哲元又有祖上的交情，宋不拿他当外人，而且有意识地在身边摆了这么个亲日派。所以很多计划都不瞒着他。当时，宋哲元在北平官邸开会，决定增援南苑。潘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不但把增援路线捅给了日本人，还把南苑的兵力守备情况端了出去。
日军的最后通牒是7月28日上午8点前。但实际上，凌晨时分，天还没亮，川岸文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群马县人）的第20师团和一木清直的大队就开始从东、南、西三面夹击南苑了，第一发炮弹就打向了学生兵驻扎的南苑南营地。
这就是汉奸的作用！
说起来，这些学生兵本不该出现在军营里！但1937年的北平，还真的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了。
受训的学生精神可嘉，但战斗力跟日本兵一比，就差远了。由于形势危急，前一天晚上，赵登禹给部分学生发了枪。日军摸过来之后，这些学生兵，大多数都是赤手空拳，少数人有枪，又打不准，打一发子弹，费半天时间，而且手在那哆嗦，这些青少年不是怕死，而是没见过这场面。
因为南苑是军部，很多都是机关人员和后勤人员，一线能打的士兵不多，所以天亮后形势急转直下。这时，从承德过来的日军飞机也开始轰炸南苑了。南苑除了营房外，就是空旷地界，日军炸弹下来，地面上的人想找地方藏都藏不好，完全成了活靶子。
一时间，南苑大火四起，多处被突破，钢盔和刺刀在闪光，很多学生兵都看到日军了，模样跟中国人还真一样，实际又不一样；或者说，看一眼，就知道那是鬼子！面对如此切近的战斗和杀戮，很多还是孩子的学生，惨了。当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把刺刀捅过来时，真正体会到了何为国难当头！
如果说一开始学生兵还怀有恐惧的话，那么到最后已经跟日本兵拼了。继平汉铁路桥争夺战后，第二场白刃战是中国的大中学生跟日本兵拼起来的！一对一不行，十对一如何？百对一如何？一个日军士兵被打死，一片中国少年倒下去。
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军人死于战场，天经地义。南苑血战，半天下来，一下子有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死难，连名字都没留下，总觉得让人胸口疼得慌、堵得慌。
打到下午1点，佟、赵接到宋哲元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南苑。命令实际上上午就下了，但由于电话通信断了，只能靠人力传送，当传令兵冒死把命令送到南苑时，已经是午后了。
南苑撤退，大多数人肯定会认为：当然是向安全的冀南撤退。但实际上，宋哲元下的命令是主力向北平城里撤退。这就太不靠谱了，等于从一个危险的地方，撤到另一个更不安全的地方。致命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宋的这个命令又被那个潘汉奸拿到手了。随后，在通州的驻屯军第2联队联队长萱岛高紧急带队出动，去围堵撤退的中国军队。
南苑守军教导旅等部队是往冀南撤的，而日军似乎也没怎么为难这边，最后这一路人马成功突围，回到了保定；而佟、赵所带的包括骑兵团在内的主力，在向北平撤退时，被日军一次次地打伏击，最后佟、赵也走散了，在一个叫时村的地方，佟麟阁被萱岛联队的一个小队堵住，脱身不得，成为八年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阵亡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遭日军伏击时，赵登禹也在往北平突围，他乘的是一辆轿车。当赵的车开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南面的大红门时，两边机枪声四起，埋伏在这里的萱岛联队向车内猛烈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十弹阵亡。
南苑战事，无疑成为事变后最惨烈之一役，第29军在此战中死伤超过5000人。但从没人提出疑问。
当时的南苑，不仅是第29军军部，还是第37师师部所在地，作为空旷平原上的一个营地，除了临时搞的少量战壕、沙袋外，整个阵地没任何可利用的东西。至于营地的围墙，炮火一轰即倒，基本上没防守价值。而日军又掌握了制空权，飞行员闭着眼都可以把炸弹扔进营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守卫这样一个地方？守这里，最后能得到什么？仅仅因为是第29军军部？或守卫住那里就会保住北平？很多人倾向于前面这一点，因为南苑在北平南面，而北平东、北、西的去路被日军控制，基本上不通（其实往西还是通的）。但这个观点没法解释清楚宋哲元为什么叫主力往北平撤。南苑失守后，几乎已是四面被围的北平岂不更是孤城？
跟日本人开打当然好，但这种打并不是说乱打，作无谓的牺牲。当年的宋哲元，守卫南苑的决心似乎很大，把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都调来了，看上去挺主动，实际上非常被动，等于大老远地把人马送进南苑这个虎口。打到最后，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开阔地，两位将军阵亡，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战死，普通士兵牺牲者更多，却看不出守卫这里的真正价值有多少。
说到底，南苑悲歌还是宋哲元对局势混乱判断的恶果。到最后，没辙了，才发令抵抗，战力什么的不谈，仅就这一脑袋豆腐，又怎会有胜机？！打到最后，估计他本人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守南苑了。
南苑之痛，宋哲元难辞其咎！
现在，宋哲元终于站出来了，因为他决定离开北平了。关于这件事，他甚至没有告诉南京。而且，直到他决定走时，各部队还没得到明确的作战任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等日军进攻后再反击。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
当年，冀东划为非武装区，河北省政府成立了保安队，有叫张庆余和张砚田的，分别任第一、第二总队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这两位脑子一糊涂，当了伪冀东保安队总队长，说重点：成了汉奸。不过，这俩人有自己的算盘，也可以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所以一边在殷汝耕手下干，一边跟北平那边的第29军联系着。
事变爆发后，两位老张还在观望，有件事促使了他们拨乱反正：日机袭击通州城外第29军阵地时，误炸了保安队教导团。这把张庆余惹火了，叫上张砚田和保安队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起事。通州的日本守军，就是那个萱岛联队，得到情报后，去拦截南苑突围的中国军队了，只留下百十号人的守备队，以及侨民三四百人。
7月29日凌晨2点，冀东保安队3000多人开火，通州城内的日本守备队驻地、日本特务机关、日侨商号、冀东伪政府所在地等成为袭击目标，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后来走脱），歼灭了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在内的日本顾问、守备队士兵、武装侨民等330余人。
就在这一天，一直沉寂的天津，也打了起来。
前面我们说过，张自忠去北平后，天津防务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南苑血战时，李文田得到丰台被中国军队拿下的消息，但这时候仍没张自忠的信儿，正在转圈儿时，手枪团团长祁光远说：四周都已开打，您觉得天津会躲得过么？
李文田又何尝不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在天津海光寺，北平那边的每个拳头，都是从天津这边打过去的。这种情况下，再跟那看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李文田说：怎么向张师长交代？毕竟没有他的命令！
祁光远说：张师长人在北平，他的想法我们不可揣测。不过，副师长您代理师长之职，负责天津防务，所以兄弟想说，局势都已经这样了，第37师打得那么激烈，我们再不打，会成为民族罪人！何重何轻，请您决断。
李文田不语，把电话挂到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那里。
李致远听完后，跳起来说：打！
日军主力都在北平一带，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只有3个大队外加5个直属小队。
李文田分兵三路，一路在手枪团团长祁光远指挥下进攻海光寺；一路在保安队长宁殿武指挥下进攻东火车站；一路在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指挥下进攻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
三路人马同时行动，日军有点傻。
天津总站很快拿下来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被围歼。但海光寺那边由于日军工事坚固，迟迟攻不下来。东火车站攻下来后，保安队长宁殿武火速带人支援海光寺。
八年抗战中，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保安队的身影，虽不是正规部队，武器装备有限，但他们在抗击日军方面同样付出了极大牺牲。
最悲壮的场面出现在东局子机场。
这里停着四十多架日军飞机，在李致远带领下，中国士兵摸到机场大门，解决了哨兵后直扑机场。
日本飞行员睡在飞机下的帐篷里。
发现中国士兵后，慌忙爬起身往飞机里钻，中国士兵扑过来时，已有二十多架飞机发动了，其他十多架飞机没来得及起飞，被中国士兵泼上汽油，点着了。
那二十来架即将起飞的飞机怎么办？
中国士兵朝飞机扫射，有的干脆举着大刀，对机身一阵猛砍，有的年轻士兵情急之下抓住机身，不叫飞机起飞，最终被带到空中……
中国人急了！
海光寺、东局子枪声连成一片。但海光寺还是没攻下来。保安队基本上打光了。
天亮后，从廊坊回援天津的日军率先赶到，在北平的第20师团3个大队也回来了，山海关那边的军列也开动了，没被烧毁的飞机开始进行轰炸。
中国军队由攻转守，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
平津沦陷的时候，宋哲元去了哪里？
当初蒋介石叫他回保定备战，他不听，硬回北平，梦想能和日本人就地解决问题。南苑陷落后，他终于决定走了，不光决定自己走，而且还决定带走卫戍北平的第37师。
南苑一失，宋哲元就找人开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等帽子给了张自忠，把赵登禹的一个旅和张自忠的一个旅留下来负责北平的治安，自己把第37师带走。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哲元带军队撤出北平时，通知了松井太久郎。
这位老兄最后一刻仍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你们不是要第37师离开北平吗？好，我现在带走了，尽管时间上晚了点，你们还打吗？
冯治安和秦德纯跟着他去了保定。
在北平一连串事件中，秦德纯的临场反应，从态度到谋略，把宋哲元远远地甩在后面。跟宋离开前，他曾向南京发电报，建议中央军不必把兵力只压在平汉线，最好由津浦路北上，直插冀东，逼迫到长城一线。同时，令绥远傅作义第35军进攻察哈尔北部的日军。秦反对节节抵抗，认为那样抵抗越久，自我消耗就越大，不如把兵力压过来，在华北跟日军决战。而且，鉴于日军飞机的威力，他还向蒋介石建议，把中国空军的精锐飞调保定。此外，秦还电告绥远以东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希望他向察哈尔进军，牵制日本人。
不论秦的思路对不对，实施起来效果如何，但至少他动脑子了，不像宋哲元，从北平跑出来后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什么。说到秦德纯，这是那个跟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的秦德纯么？还真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人一棍子打死，又有多少人认为：签订这种协定的人，不是亲日派，就干脆是汉奸呢？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如果历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张自忠果然接过了宋哲元的所有职务。有人说，这是老宋临危授命，也有人说，看，张自忠果然夺权了。这个张自忠，还是跟日本人过从甚密啊，当年被邀请去日本访问，是不是跟那边秘密达成啥协议了？关于宋、张、日之间，也许有着太多暗面，现在再去捋这里的恩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北平沦陷后，彷徨中的张自忠，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顶着汉奸的骂名，辗转回到南京。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媒体对宋哲元反而没那么多指责。
后来，很多人说张自忠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他“本是清白人”。这个判断很难下。局势是复杂的，汉奸与英雄之间，有时候也就几厘米的距离，没人可以保证：在那个年代的平津泥潭里，张百分之百地清白。这里的“不清白”，不仅有职务过失，也有人性的复杂。
但后来这都不是问题了。
三年后，在1940年的湖北南瓜店。冲上高地的日军中队长堂野一枪击中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的头，随后将军又挨了日军一等兵藤冈的一刺刀，接下来又是日军士兵的五枪连发。于是所有的一切都释然了，他终用一死让一切都简单起来。那次战役，他原本可以毫发无伤。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庐山召集令
前面我们说过，七七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一是搞军官训练团，二是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三是筹备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训练团前身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是个短期轮训机构。1933年成立时，目的是对付红军。跟红军打时，国军老吃亏，动不动就被反围剿成功，蒋介石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他发现，除了士兵军事素养差以外，军官的战术指挥能力也很成问题，就这个水平，围剿红军先不说，即使想跟日军打，怎么打？问题怎么解决呢？让他们到军校回炉？来不及。
有人给蒋介石出主意：不如办班。
办班？出主意的是蒋介石的智囊、“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黄埔军校1期，湖南岳阳人），也有人说是当时的首席军师杨永泰。不管是谁，总之军官训练班办起来了。搞政训起家的贺衷寒说了句叫蒋很中意的话：要是办班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还能凝聚他们的精神。
军人的政治信念和精神意志一直都是蒋介石很在乎的。
这个训练团，主要训练团以下军官，对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真起了不小作用。红军向陕北转移后，训练团改了名，参加人员变成了团以上高级军官，训练针对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军。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训练团，亲自当团长，副团长包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要人，陈诚又兼了教育长。
北平事变爆发时，训练团第1期刚开班。
蒋介石在庐山抓的另一件事是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进入1937年，中日开打已不可避免，原因极简单：日本没满足，中国又没法叫它满足。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跟中共的谈判也进行着，但如果真要面对一场不知道多少年能打完的战争，他蒋介石也真得掂量掂量。
全国各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蒋介石搞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为的就是探一下大家的口风，好让自己心里有底。
蒋介石叫此时已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代表政府，向全国各党派领袖（不包括共产党，跟中共的谈判将单独进行）和学界名流发帖子，召集大家上庐山开谈话会，并定了个调子：开诚布公，别玩虚的，都这时候了，得掏心窝子了！
虽然此会有关国家生死存亡，但张群亲自拟订的请柬却冲淡轻盈，倒有兰亭之风：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两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如何。汪蒋二公，另具请柬，尚祈惠察，谨此笺启。中政会秘书长张群谨启，六月二十三日。
6月23日，全国各界名流陆续上山。到7月中旬，云集庐山牯岭的军政要人、党派领袖、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已达到两百多人。
还记得事变爆发那天秦德纯为胡适等人在北平送行吗？
本来胡适一行要走平汉线的，但没想到当天就爆发了事变，转天平汉线交通中断，于是只好到天津走津浦线，转道南京后，坐船顺流到九江，从那里登上庐山。
本来呢，谈话会是个非正式会议，但由于开会前北平突发重大事变，所以谈话会的性质一下子也变了，从一个时局恳谈会，变成了应对事变的官方会议。
7月16日，全国都在注视的各界人士谈话会在牯岭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群、陈立夫、蒋百里、居正、李烈钧、戴季陶、于右任、张君劢、张伯苓、蒋梦麟、竺可桢、梅贻琦、傅斯年、王云五、胡适、梁实秋、马寅初、邵力子等158人到会。
大会由张群主持。
先由汪精卫致辞。当年意气风发的刺客，走上主席台。
汪精卫先向台下的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作了个解释：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制订的《建国大纲》[2]规定，国家政治分三步走：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但现在国难当头，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结束的日子还早着呢，颁布宪法的事还需等待。
台下一阵议论。
随后汪精卫谈到北平发生的事变，说了三点：一、形势危急；二、政府困难；三、精诚团结。日后的巨奸，谈起国难，说到动情处，倒也像那么回事。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复杂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野，紧接着上海又发生事变，汪精卫接替无力应对的孙科，当上行政院长，当时他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张学良出关收复失地，但张不买他的账，汪指挥不动张，只能干瞪眼。没多久，汪又兼着做了外交部长。在那个年头，这个活可不好干。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冲进办公室的青年学生砸得头破血流；《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又被袭击。汪家人说别做这个官，汪也唯有摇头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进青年差点打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一天，召开了四次六中全会。这天大早，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拜谒中山陵，回来后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大厅开会（湖南路）。经过短暂的开幕式，大家出来在门口合影。一百多名委员分五排站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他身边是林森、孙科、张学良、孔祥熙等要人。记者们见大员站好，就开始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断。9点半过后，拍完了。委员们往回走。在汪精卫转身时，记者群里跳出一人，一边往前跑，一边说：汪先生！汪先生！
汪精卫下意识地一回头。
那人已手枪在握，大叫一声：杀卖国贼！
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汪精卫头上和身上。大厅里一时炸了营。后面的记者和前面的政要四散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别看上了岁数，竟一下子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刺客，不管刺客怎么挣扎，这老先生就是抱着不放。张学良正站在旁边的台阶上，也惊了。很多时候，在政令上，小张是不听汪精卫的，但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劲儿，小张冲回来，一个扫堂腿把刺客放倒在地，手枪也摔了出去，在他要起来时，赶过来的侍卫对着刺客连发两枪。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激进青年孙凤鸣。
孙凤鸣一枪打进汪精卫的左颧骨，一枪打穿左头骨，一枪打在肋骨。打在肋骨的弹片最终没取出来，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死亡。
当时蒋介石在哪？大家到外面合影，汪精卫已上楼叫过一次蒋了。据说，蒋突然灵异地有种“不祥之兆”，所以没下楼。这有点八卦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蒋介石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妥协，从对日策略的角度说，他蒋介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但民众不管那些，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一腔怒火。九一八事变当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山道上遭枪手袭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这个会上留了个心眼。汪精卫没请动蒋，只好自己下去，没想到真挨了子弹。
事件发生后，一生视汪精卫为宝贝的汪妻陈璧君，大吵大闹拿脑袋撞蒋介石。可怜的蒋委员长还真就说不清了。大家都出来照相，你为嘛不出来？再加上蒋汪两个人争斗了十来年……当然，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没办法怀疑，因为即使是个傻瓜也不会作那样愚蠢的安排。但当时很多人不管这些，抓住风就是雨，后来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肯定地说：这必定是蒋先生干的啊！就连李宗仁也从广西发电报过来问：委员长，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说吧。
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郁闷。他立即把陈立夫叫来，叫他限期破案。陈立夫、陈果夫是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对蒋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陈立夫召集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安顺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黄埔军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侦破此案。
虽然孙凤鸣死了，但由于几位高手同时出动，最后还是搞清楚了：孙凤鸣，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军干过，参加了1932年上海之战，刺杀与党内人士无关。拿到结果，蒋介石长出一口气。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这个声明一出，庐山谈话会的调子就给定住了。
因为事态危急，所以蒋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应对局势去了，没参加接下来继续进行的谈话会。这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也下了山。
国共谈判中，一度因改编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领导权问题陷入僵局。最终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向中共军队派出政训主任和师参谋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同意这支军队由中共独立领导和指挥。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两党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军最猛烈攻击时，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幕，参加第二期谈话会的主要是一些学界名流。第一期谈话会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还留在庐山。汪精卫、胡适、张伯苓、蒋梦麟等人还没走，继续参加第二期谈话会（按计划，举行三次谈话会，但因形势紧迫，第三次没举行）。
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浙江海宁人）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现在，说起抗战，很多人都在谈蒋百里，因为他最先提到“持久战”。喜欢锦上添花是我们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蒋的文章里，不惜凭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成绩优秀，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力压同期的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等人，夺了天皇所赐军刀，后来日本人觉得没面子，于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这样越说越没边。
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是第几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毕业年份是1897年。这一年蒋百里多大岁数呢？15岁（1882年出生），还在中国待着呢。至于夺天皇所赐军刀什么的，更不靠谱，因为天皇只赐给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军刀（前6名，所谓军刀组）。锦上添花不是这样添的。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的说，但远不是野史疯传的第9期，而是第17期，这一期日本那边最有名的是东条英机。
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到欧洲第一强国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回国后当了中国陆军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后来又代理陆军大学的校长，从此子弟遍天下。
蒋百里属于职业军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举个例子：“一·二八”事变时，蒋百里正在上海，后来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这样回忆：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转了一圈后，他就预言：未来几年内，中日间必有大战！回国后，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提出“持久抵抗”的战略（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认为中国肯定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写成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结尾处，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庐山，蒋百里在为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训话时，叫大家作好跟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说起军官训练团，1937年夏天只办了2期，到8月底，学员们就提前毕业了，因为他们必须从庐山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联想着那一个个下山的身影，总有一种令人难以说清楚的悲怆。那些影像重重叠叠，军、师一级的，有第26军军长孙连仲、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11师师长彭善、第36师师长宋希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2师师长郑洞国、装甲兵团司令杜聿明；旅、团一级的，有独立第20旅旅长钟松、第11师第66团团长胡琏、第51师第306团团长邱维达、第51师第153旅旅长李天霞、第98师第294旅旅长方靖、第29军219团团长吉星文……
上面这些人中的少壮派，中日开战之年都在三十多岁，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经干到了团级，最高的干到了师级，是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依赖的一线将官。那么，在老一阀儿人中，嫡系之外，蒋介石最看重谁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号，跟那个年代很多老资格的将领一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于1923年，黄埔军校开办于1924年，后来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不少人都去黄埔当教官了。保定军校出来多少人呢？顾祝同、陈诚、薛岳、张治中、罗卓英、刘峙、上官云相、傅作义、周至柔、唐生智、余汉谋、商震、熊式辉、黄绍竑、李品仙、杨杰……
白崇禧人聪明，毕业后回到广西，从见习官干起，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在北伐中军功赫赫，从两广打到平津。后来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蒋，但搞了三次败了三次。说起来，桂系有三首领，李、白外，还有一个黄绍竑。李宗仁排老大没得说，谁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白，有人认为是黄。其实，早年黄压白一头，前者属于少年才俊类型的，而且同样精通兵法（中日开战时第一任军令部部长），但后来被白反超。加上黄不久后脱离军队，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时，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蒋介石在庐山时，就发电报邀请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后，7月下旬，又派刘斐（广东西江讲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广西走了一趟。
刘斐跟白崇禧有颇深的渊源。想当年，刘斐从军就是从桂军干起，在当上小军官后，一个偶然机会被白发现。他见刘斐办事沉稳，颇有头脑，就叫到身边有意培养，当自己的参谋，后来又把刘斐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在一所步兵预科学校进修，然后在陆军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服役满2年且不到三十岁的中尉、大尉才有报考日本陆大的资格，因为外国人没法在日军中取得两年以上军籍，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说拿到了日本陆大文凭，实际上都只是“旁听文凭”。但无论如何，在日本镀过金后，刘斐一下子成了桂军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开战前，刘斐出任军令部作战组（后升为作战厅）组长，工作内容就是拟订对日作战计划。
刘斐到桂林后，拜见了李、白，说明来意，请两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对时局。
把刘斐安顿好后，桂系众人开会：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说：应该去。
对白来说，理由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为什么那么牢，除了几个首领清正廉洁外，靠的就是抗日的号召力。况且前一年闹“两广事变”，两个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号。现在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点理由不去。
但还真有人不叫他们去。
四川的刘湘（四川陆军讲武堂，四川大邑人）和云南的龙云（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昭通人）来电，说：如果你们去南京，被软禁了怎么办？抗日不成，又添新乱，所以等等再说吧。他们担心李、白，实际上是担心自己。
桂系诸人中，李品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广西苍梧人）、廖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西陆川人）等人都心存顾虑，他们跟李宗仁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老蒋真要全面抗日么？要是去了南京，还回得来么？
搞得白崇禧也有些皱眉。
白崇禧决定回家问问夫人（马佩珠），让她作个决断。他心想，这没啥不好意思，司马懿和朱温这样的枭雄在关键事上不还是听老婆的？
白夫人的话一落地，白崇禧就决定去南京了。
她说什么了？
其实也没说什么，一句话：这事你自可做主。也就是说，你听你自己的。这已是鼓励丈夫北飞了。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白崇禧之所以决定要去南京，是因为他判断：北平事变与以前不同，即使他蒋委员长不想抗日也不行了。抗，则蒋能继续统治；和，则南京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蒋抗日，既为华夏民族之生存，亦为国民政府之统治，也为他自己的地位。最关键的是，白认为：蒋介石虽有权谋，但还不至于在这个关口上张网捕鱼，这跟当年软禁胡汉民完全是两回事，刘湘、龙云，鼠目寸光，不足为谋！
李宗仁也琢磨了很久，对白说：你去吧，我留在广西，编训民团，为出桂抗战作准备。我们一个留下，一个出去，退一万步说，即使蒋真有谋诈，也不敢轻易动手。
就这样，8月4日，在刘斐陪同下，白崇禧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派水陆两用飞机是蒋介石定的，白崇禧大为感动。南方8月，雨水很多，不少机场都因积水过深而无法降落，拿水陆两用飞机接白崇禧，实在是出于安全考虑。一路北飞，当日下午3点多，到了南京上空，但机场风雨交加，积水还真成了问题，最后只能在下关水上机场着陆。当飞机停稳，看到舷窗外前来迎接的张群、何应钦等人后，白崇禧突然有一种惭愧的感觉。
南京能来的军政大腕，在那一天来了一半。
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因为各地派阀都看着广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杨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云南大理人）顶了下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参谋总长程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开战之初的作战规划。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们也一个个地都来了。
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南京这边何应钦、程潜、陈诚、顾祝同、冯玉祥等人悉数到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在座中。
从来没有这样齐过！
冯玉祥照样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别的也拿不出什么。
龙云就不同了，他说：云南可出兵20万人。
话音刚落，刘湘站起身，说：战端一开，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粮食千万石！
也有人提出疑问：今年开战，于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当在保证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
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对蒋介石说：委员长——
蒋介石一摆手：雨农（戴笠的字）可以讲。
戴笠说：猪肥了，等的是过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来和平的！
打仗光靠决心是不行的，还得靠另外两点：物和人。
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北京军需学校，浙江奉化人）向蒋介石报告：现在，步枪和机枪子弹5亿发，各种炮弹102万发，汽油300万加仑，弹药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门自己建造的，主要是从德国、捷克、比利时三国进口。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陆军兵力有182个师、56个独立旅，包括步兵、骑兵、炮兵，180万人左右，但没预备役和后备役部队，陆军的战炮不多，空军的飞机更少，海军战力基本为零。
武器装备重要，军队数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话说得好，路线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培养和拢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们说了，有一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这只是一类。下面还有四类：
一是军队这边的，扳着手指头，我们数一数：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程潜、刘峙、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徐永昌、张治中、薛岳、杨杰、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辉、汤恩伯、范汉杰、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肖毅肃、王耀武、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胡琏、孙立人、关麟征、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黄维、黄杰、彭善、方靖、方天、罗广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从王耀武开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线的，这就是冈村宁次口中所说的“黄埔系骨干”。
二是钱大钧、林蔚、陈布雷、戴笠、康泽、郑介民、贺衷寒这批人，这些人有个特点，不是来自蒋介石身边的委员长侍从室，就是来自军统什么的，大多数官职不高，但权力极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杨永泰，后来有戴季陶、张群、吴铁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实业家官员中，那么他们和党内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四是地方色彩浓厚或有反蒋前科但最后被蒋收过来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余汉谋、卢汉、傅作义、孙连仲等人。冯玉祥当然也在其中。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网罗进来。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行使统帅权，确定了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也就是蒋百里的“持久消耗战”——“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划分了5个战区。
第1战区在河北、山东北部，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着，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第2战区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司令长官当然是阎锡山，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第3战区在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后来又有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薛岳第19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第4战区在福建、广东，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着，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第5战区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时为蒋兼任），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兼着第3战区副司令）第5集团军。
关于中国各战区，在抗战八年中是屡有变化。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在结尾，蒋说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太原沦陷
对中国来说没什么疑问了，全面抗战是唯一的通途；对日本来说，攻下平津后，下一步怎么打是一个问题。
再看一下开战时日本的军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最初有7个师团：东京近卫师团、东京第1师团、仙台第2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大阪第4师团、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日俄战争前后，又编成旭川第7师团、弘前第8师团、金泽第9师团、姬路第10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小仓第12师团、仙台第13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名古屋第15师团、京都第16师团、姬路第17师团、久留米第18师团、朝鲜罗南第19师团、朝鲜龙山第20师团。但在1925年的裁军中，第13、第15、第17、第18师团被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裁掉，剩下的17个师团就成为中日开战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此外，还有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3个战车联队。但由于兵役制度非常之完善，所以在保证士兵军事素养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编成更多的师团投入战争中。
海军联合舰队则分3个，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艇55艘，完全可以自主设计和制造，规模居世界第三，但实际作战能力超过了英国，而仅次于美国。
当时日本没独立的空军，空军分属陆军和海军，共3个飞行集团，作战飞机超过3000架。由于同样具有独立的航空工业，所以完全可以成批制造。
战争爆发时，除昭和天皇裕仁、首相近卫外，陆军军部（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部（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和陆海部队的重要位子被下面这些人占据：
陆军省：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
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次长今井清中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情报部长本间雅晴少将、通信运输部长塚田攻少将、战术战法部长下村定少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
海军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少将。
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次长岛田繁太郎中将、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将。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辖东京第1师团（师团长河村恭辅）、仙台第2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大阪第4师团（师团长松井命）、小仓第12师团（师团长山田乙三）、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骑兵集团（集团长莲沼蕃）、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
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辖罗南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龙山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
驻台湾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参谋长秦雅尚少将，辖驻台湾旅团（旅团长重藤千秋）。
驻中国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辖驻中国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
国内驻军：
东京近卫师团（师团长西尾寿造）；
名古屋第3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很快由藤田进接任）；
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熊本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旭川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
弘前第8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
金泽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
姬路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
善通寺第11师团（师团长多田骏）；
宇都宫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
京都第16师团（师团长儿玉友雄，很快由中岛今朝吾接任）；
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
事变扩大化后，东京的保守派认为仍需要画出一条限制线。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说：在国内的师团（第5、第6、第10师团）抵达华北前（计划8月底在天津登陆），现地日军最远进攻到保定为止。
但河边的战争指导课只能拿意见，起不了决定作用，于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河边滔滔不绝的样子，但实际上没几个人听他的。
但石原莞尔听。他突然发现，这时候，参谋本部基本上就河边一个人支持他了。陆军省那边，只有柴山兼四郎苦苦支撑。
按石原的估计，中国军队在保定将有激烈抵抗，拿下保定后日本必须跟南京和谈。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又一跃而起，说：等会儿！
武藤笑道：我特别支持保定作战。但为了保证日本军顺利进入保定一线，有必要以一部扩展到石家庄，这样才能给南京中央军致命打击，将其彻底驱逐到该线以南。
石原说：这样真的把日本扔进全面战争的泥潭了！
武藤狡猾地否定了这一点：如果在石家庄一线捕捉到中央军主力，恰恰可以因为对其沉重一击而使南京屈服，从而避免全面战争。
在某种感觉上，当年孤傲的石原，有点说不过武藤了，或者已经没兴趣再说下去了。
武藤设想在保定跟南京中央军打一场大会战。但按日军定制，一门野战炮的定额炮弹是750发，新的作战计划拟订后，为保证会战胜利，武藤提出将这个数字翻倍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不可以满足，但需要把备战苏联的弹药挪出来一大部分；或把国内其他还没领到作战任务的师团的弹药拿出来。
这正是石原担心的。因为不仅涉及炮弹，还涉及其他军用物资。按1937年夏日军弹药保有量计算，最多够15个师团打8个月的。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说：武藤同学，你别着急，我继续帮你。他跟军需部门联络，最后决定：把国内没战斗任务的师团的弹药拿出来，投入中国战场。
第一批动员的3个师团陆续出发了：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经朝鲜乘坐军列由陆路开抵天津；姬路第10师团直接由海路在天津大沽口登陆。
在电影纪录片《皇军一旦走向战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日中战火燃起，为捍卫我权益，征兵令雪片般飞向全国。正四处奔波寻找被诱拐的妹妹的伊藤清作，告别了家乡的父老，放弃了铁厂的工作，拿起正义之剑。在工厂里因可爱的娟子而与伊藤反目的卡车司机须田、整日酗酒而恶名在外且使老母伤透了心的德山，在此国家非常时期，也都深明民族大义，不愧为大和魂之热血沸腾的日本国民……
一个伊藤，一个德山，一个须田；N个伊藤，N个德山，N个须田，田里的农民，山上的矿工，村里的地痞和城里的流氓，纷纷接到征兵令，扛着枪来到中国。
石原虽然被武藤气得够呛，但在定下来的作战计划中，想得还是很周到。为保证保定会战的侧翼安全，他亲自制订了察哈尔作战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板垣第5师团在独立混成第11旅团的掩护下，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绥远；关东军编成以东条英机为指挥官的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作战；谷寿夫第6师团、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沿平汉线南下；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津浦线南下，向保定沧州一线进击。
南口第一个跳进我们的视野。红蓝两个箭头不约而同地指向这里，然后猛地碰撞，落了一地弹片。
南口是长城居庸关线的隘口，在北平西北方向45公里处，是燕山与太行山交会处，平绥铁路由此入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口失，察哈尔失，山西和绥远门户洞开。
七七事变后，一个月里，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了33次军事会议，调到南口布防的是中央军第13军，军长汤恩伯。1937年8月初进入南口后，汤恩伯立即派人抢占两侧高地，他把总指挥部设在河北怀涞。
这是汤恩伯毁誉参半的抗战生涯的起点。
这一年他37岁，但已是率领第13军在南口御敌的前敌总指挥了。写到这儿，得说一下：在八年战场上，中日双方将领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日军将领干到中将师团长级别的，基本上都是50多岁了。在日军中，很难看到越级提升的现象。而中国将领干到师长乃至军长的位置上，很多都是30来岁的人。所以，八年抗战，在一线，是30多岁的人和50多岁的人的较量。
平津陷落后，中日间第一场大战落在了小汤肩膀上。
对小汤而言，后来长时间盘踞中原，被对手指责军纪败坏，加上后来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给我们的印象不怎么样。实际上，那批将领中最无能的显然是蒋鼎文之类的，小汤在里面还不算坏的，而且还有自己的特点的，加上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文凭，所以很早就纳入蒋介石的法眼。后者一生信任本省浙江人，所以认为这个小汤可做肱骨之臣。小汤在忠心这一点上确实没叫蒋失望，至于在抗日战场上，虽然难称优秀，但也算中规中矩。
在南口正面布防的主力，是第13军第89师罗芳珪（黄埔军校4期，湖南衡东人）团。罗团长8月初率军进入南口后，立即占领龙虎台、火车站、南口镇三处要地。他在火车站、南口镇放了少数兵力，主力布置在龙虎台一线。很快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就压过来了，在小股部队袭击了火车站后，随即猛攻南口镇和龙虎台。
在龙虎台主阵地，罗芳珪下令：无论日军炮火怎么猛烈，都不准全力还击，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放到了阵地两翼，中间拉出空当，让两个排在那里零星还击，更多的士兵们都在工事后闷着头，脑袋上蒙了一层又一层尘土。日军打了一阵，见对面火力微弱，就大了胆子，放过来两个中队。
日军近了，又近了。
进入中国守军阵地百米之内时，罗芳珪一声令下，阵地两翼的捷克式机枪组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同时开火，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日军，十分钟内，日军的这两个中队就全部报销了。
4个小时后，中国阵地不失。这时候，日军30多辆坦克已经气喘吁吁地赶到。日军再次发起猛攻，到8月13日，罗芳珪团伤亡开始增大。
当年日军的坦克，尤其是轻型坦克，有点像超级玩具，不但样子卡通，而且装甲不厚，炮火也一般。但由于不少中国士兵没见过坦克，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对付坦克，办法也简单：炸履带。
罗芳珪叫士兵2人一组，匍匐着摸过去12名，每个人都揣着手枪，胳膊下夹着集束手榴弹。靠近坦克后，把手榴弹塞向坦克下面，然后迅速滚向一边。随着连续的爆炸声，有4辆坦克瘫了。但在随后的战斗中，罗芳珪肩部和肋部中弹，负了重伤，到26日全团官兵已经战死1000余人。
罗芳珪团浴血南口时，其他阵地上的第13军守军也与日军陷入了激烈的战斗。
到8月1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不得不调板垣第5师团加入对南口的围攻。
对板垣来说，这次他不再是帘子后面的参谋，而是提着刀上阵的中将师团长了。他在1937年3月上任之前，石原莞尔想推荐已当上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做陆军大臣，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反对，于是作罢。
板垣指挥的是来自广岛的第5师团。
日本军队的编成有个特点：以联队为单位，某个联队的士兵，集中来自日本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每支部队的战斗力，跟编成地的居民特点即民风有密切关系。如第4师团在大阪编成，士兵来自大阪及其周边，这一带居民素重商业，民风精细，战斗力自然也就不行。而熊本（熊本县）、金泽（石川县）、鹿儿岛（鹿儿岛县）、鲭江（福井县）等地，民风强悍，组成的部队战斗力也就很强。尤其是九州岛的熊本、大分、佐贺等县，向来盛产将佐，士兵更是能打。
广岛虽然位于日本的本州岛，第5师团的士兵来自广岛、岛根、山口三县，但士兵的战斗力可比九州兵。日清甲午战争爆发后，第5师团在朝鲜登陆，成为日本现代陆军诸师团中第一个与外国军队对阵的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主力直扑新加坡，俘虏10万英军，成为该师团辉煌的顶点，那时候的师团长正好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
现在板垣指挥的第5师团，辖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少将）和第21旅团（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下面是步兵第11联队（联队长长野佑一郎大佐）、步兵第41联队（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步兵第21联队（联队长栗饭原秀大佐）、步兵第43联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以及野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联队。
于是小汤一下子危急起来。
早在8月13日，南京就把卫立煌（行伍出身，安徽合肥人）第14军派了过去，从石家庄增援南口、怀涞一线。日本人虽然爱吃干饭，但终究不是吃干饭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随即从第6师团中抽出牛岛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鹿儿岛县人）旅团在门头沟进行拦截。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又亲自跟阎锡山电联，问能不能把傅作义第35军派过去增援南口。阎锡山痛快地答应了。但傅作义刚到怀涞助战没两天，就又不得不回去：因为东条英机率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直扑张家口。不过傅作义还真够意思，把带来的主力给小汤指挥，自己只带了两个旅回援张家口。这件事叫小汤记了一辈子，后来一直称傅作义为“傅大哥”。
但板垣的第5师团果然能打。到8月25日，在连续陷落中国守军阵地后，又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长城线上的守军很快处于被日军包围的态势。26日午后，汤恩伯只好下令突围，南口、怀涞一线失守，其本人退到涿鹿，到此时第13军两万多人，跟日军血拼掉了一半。
张家口那边，东条英机也惦记着露一手。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不是给板垣看，而是给后者军中最好的朋友石原莞尔看。石原其实死也看不上东条，后来石原被逐出陆军中央，下放到关东军当副参谋长，而参谋长正是东条，两个人一直吵架，最后双双被调离关东军。
这里的中国守军的前敌总指挥是从第29军师长升任第68军军长的刘汝明（行伍出身，河北献县人）。在过去第29军那批人里，刘虽然干到师长，但却属于不起眼的人物，在打仗这件事上难称出人头地，他的对手东条英机更是如此。石原为什么瞧不起东条，就是因为此人除了有点毅力外，其他无可道之处（石原曾嘲讽东条，无论升到什么位置，脑子仍是上等兵）。但在此时的张家口，你还别说，东条还真没费多大的劲。因为此时日军正气盛，所以进展得十分顺利，到8月24日已切断平绥铁路，三天后就攻陷张家口。随后，东条率军沿平绥线两侧进犯，到9月11日，大同、包头、归绥（呼和浩特）等重要城市依次陷落。
南口之役是平津事变后中日将领的第一次实战。
汤恩伯打仗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带着有线电台到一线指挥。打内战时是这样，在南口、怀涞跟日军拼时也是这样。对那边的板垣、东条等人来说，打起来后也都跑到了一线。这不是说他们有多不怕死，而是没什么战役经验。中日大战爆发后，日军除极少数上岁数的将领有日俄战争的经验外，绝大多数将佐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比如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高知县人）这个级别的，作为少将旅团长，七七事变后，他所在的第20师团从朝鲜增援京津，由于此前压根没实战经验，所以上战场后跟演习一样，提着刀站在步兵身后指挥，当时差点被中国士兵打死。当然，后来有经验了，日本将军一级指挥官就开始往后躲了。
为了更好地指挥，日本人取消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建制，新编成华北方面军，以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广岛县人），统领第1军（第6、第14、第20师团）和第2军（第10、第16、第108师团），司令官分别为香月清司（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佐贺县人）和西尾寿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鸟取县人），第5师团、第109师团和河边旅团为直属部队。
南口正在打着的时候，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攻势颇顺。津浦路北段及永定河东段南岸本是第1战区第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的防区，但宋到保定后不久就又请假休息去了，把担子都压在了冯治安肩上，后者从北平退下来后似乎也丢了精气神，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对矶谷廉介来说，他的第10师团在天津登陆后，几乎就没遇到阻击，作战变成了强行军，过青县、沧州、德州、高唐后，一抬头，发现到了黄河边。
抗战初期，华北的局势比想象中的要糟糕很多，局部虽然有血战的光彩，但总的来说没形成有力抵抗，多数阵地在日军的第一次冲击下就没了。跟几年后以湖南为主的中南战场比，华北战场上大多数国军将领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总差那么一块。
平汉线这边，日军三路威逼保定。
但在中路担任主攻的日军（谷寿夫第6师团、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等部队）迟迟没动静，士兵们抱着枪在北平和永定河之间的平原上集结待命已经一个月了。当然他们没歇菜，日本人在战术上多狡猾，他们只是在等左右两路往保定的两侧砸钉子。所以，当右翼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进入山西策应，左翼的中岛今朝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第16师团从天津独流镇沿子牙河进攻，相继攻袭大城、献县、武强，从东面逼近保定后，中路的这几个师团才伸了个懒腰，开始动了。
而这一动，就要了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江西吉安人）的命。
说起刘峙，早年在蒋介石麾下，也算是员悍将，在历次跟反蒋势力的内战中，差不多都所向披靡，表现十分之抢眼，毕竟在黄埔军校当过老师，教的就是战术。有人甚至说，中日战争爆发前，他是蒋战将中的首席。是不是首席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爆发后，刘峙在华北的表现。
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搞国防战备计划时，除了华东南京、上海和杭州三角地外，北方的战备重点放在了郑州、开封、徐州和海州（连云港）一线，而刘峙当时是河南省主席，所以这个区域的战备一直由他在负责。
关于刘峙开战后在正面战场的表现，以前人们著书立说，通常评价为“长腿将军”，说他在日本人的进攻下，跑得最快，国土丢得最多。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刘峙俩腿就一直比别人长一截儿。多少年过去了，有人说，得换个说法了，咱重新发现一下这位蒋的首席将军。于是，赞誉又来了，说刘峙其实还是有两下子的，于是叫他重新复活。实际情况呢？
作为防守华北平汉线的主将，刘峙把部队主力放在涿州，自己则坐镇保定，叫孙连仲等人在这之间连布了三道（良乡、固安、门头沟）防线。按刘峙的想法，这三道防线至少得跟日本人周旋个把月吧？实际上这三道防线一冲即溃。
1937年9月14日，两翼的钉子都砸进去了，谷寿夫和土肥原贤二分别指挥第6师团、第14师团开始从中路突击涿州，第6师团从正面打，第14师团迂回到涿州南面，去切中国守军的退路。这种战术是日本人经常玩的，中国军队很吃这一套，总觉得一旦腹背受敌，那么这仗就别打了。所以没两天涿州就沦陷了。
一道道防线成了软糖。刘峙有点头大。他发现：在日本人的冲击下，自己好像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了，跟日本人打，到底跟冯玉祥什么的打中原大战不同！于是慌忙跟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参谋长林蔚、守城主力第52军军长关麟征（黄埔军校1期，陕西户县人）、第52军第2师师长郑洞国（黄埔军校1期，湖南石门人）等人开碰头会，碰出的结果是：节次退出河北战场。
在正面战场的河北省，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涿州、保定会战，但后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总结抗战各战役时，却一直回避这个会战，甚至不承认有这样一个会战，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这个会战打得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没有。作为指挥这个会战的主将，即使考虑到当时的中日战力，刘峙本人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刘峙在平汉线没汤恩伯在南口打得好。
抗战中，有人一战成名，也有人一战就栽了，前期的刘峙，后期的蒋鼎文，是两个代表。
就这样，9月24日，日军第6师团攻占了保定，10月8日第14师团又攻占了石家庄。
板垣第5师团正在山西转悠，本来是在右翼策应平汉线中路的日军，但由于一路上势如破竹，造成了另一个事实：离太原越来越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建议立即兵取太原。寺内寿一虽官运亨通，但自己基本上不会打仗，他这个司令官，一切都靠参谋，既然冈部建议了，他也就批了：打太原？是个好主意。
华北最大的会战太原会战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展开了。
1937年9月初，日军攻占了天镇——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山西之北的屏障，此战直接导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第一个高级将领因“擅自撤退”被枪决。
守天镇的是阎锡山第2战区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行伍出身，山西崞县人），也算阎锡山的亲信了。按老阎的想法，要在大同搞个会战，依靠在平绥线上的节节抵抗，把“疲倦的日军”引到大同，然后把杨爱源（第6集团军）和傅作义（第7集团军）的部队全放上去，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所以他叫李服膺在天镇守一周，消耗日军的战力。
李服膺第61军，一共有7个团，人手很紧张。他在天镇外围放了4个团，从天镇到后面阳高，放了3个团，其中天镇1个团。由于手里的兵力不多，李服膺没留预备队。多少懂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兵力怎么紧张，在打仗时，作为机动部队的预备队必须留出来。而李服膺却冒了个大险。
天镇外围虽有国防工事，但非常之简陋，日军一个炮弹过来就没了。外围守了三天，部队就下来了，却没向后面的天镇集结，而是避开了天镇，一路退了下去。此时李服膺的军部在天镇外老远的村子里，一时间难以掌握退下来的部队。说起来，日军那边也大意了，以为中国军队都跑了，所以只派出一个中队，在完全没戒备的情况下溜达到天镇，没想到守天镇的那个团突然冒出来，一下子就把这个中队包围了。
日军随之猛攻天镇，城里的那个团独木难支，城外的李服膺手里又没预备队，于是天镇只守了一天多就陷落了，李服膺一路退了下去。
阎锡山叫李服膺在天镇守一周，结果只守了三天。但李服膺在被叫去太原开会时，以为顶多是叫自己作个检讨，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关于打败撤退这件事，在开战之初的中日战场上太常见了，他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没想到一到太原就被扣了，阎锡山亲自审讯，随之被拉出去枪决了。
天镇失守后，汤恩伯在阎锡山那里大哭，说对不起自己的士兵。本来呢，南口陷落后，汤恩伯带着部队要走的，但阎锡山要搞大同会战，想留下汤的第13军。报到蒋介石那里，蒋说没问题，当南口危急时，阎锡山不也把傅作义派过来了吗？汤恩伯欠阎锡山一个人情，所以对留下来这件事也没说别的，就带着军队经天镇往这边撤，想帮老阎打大同会战。但由于李服膺过早地失去天镇，这一带无友军防守，导致在日军的追击下，第13军伤亡惨重。
当初蒋介石电联阎锡山，叫他派傅作义支援南口，实际上意在山西。南口太快陷落，山西就不好办了。如果日军长驱进入山西，渡过黄河后，在第一时间经陕西包抄四川（蒙古攻南宋的路线），进入中国的大后方，那中国这仗就真不好打了。所以在南京开全国将领会议时，蒋介石对阎锡山说：山西是要保的，你要多少军队，中央军就去多少。虽然是一致抗日的时代了，但阎锡山在山西待久了，还是有个地盘主义在那探头探脑。所以，对大量中央军进入山西这件事有点保留的态度，说他的晋绥军是可以抵抗日军的。
现在，李服膺轻丧天镇，把过来帮忙的汤恩伯撂在旱地上，阎锡山觉得很没面子。正在这时候，有报纸称天镇之所以很快失守，是因为那里的国防工事是豆腐渣工程，当初南京拨过来的钱款，被老阎的部下克扣了。这样搞得老阎就很被动，再加上汤恩伯那一哭，也知道汤很有可能向南京告状，于是一着急就把李服膺毙了。
杀李服膺容易，后面的事不容易，老阎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因为天镇之战拉开了太原会战的序幕。山西是他老家，所有家底都在这了。板垣红眼了，老阎眼更红。地图上第二个被圈起来的地方是忻口。
忻口在太原北100多公里处，地势险要，是扼守晋中的咽喉。
老阎的判断是：板垣师团会一路而南，所以忻口是必战之地，对于能否阻击日军攻占太原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打到平汉线石家庄段的日军，他觉得，有刘峙的部队牵制，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所以他只放了5个师，用来守卫从娘子关到马岭关一线150多公里的阵地。
阎锡山是第2战区司令，蒋介石还是有点不放心山西的战事，在把卫立煌第14集团军派过去后，又把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桂系三巨头”的黄绍竑从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的位子上调到了山西，去给老阎当副手。一般来说，能到军令部长，在军事上都有一套。黄绍竑视察了娘子关一线后，发现了问题：这里的防线太开阔，5个师团守在这儿，又没预备队，如果日军从东面攻来，必定会吃大亏。到太原后，他把情况向老阎汇报，老阎不糊涂，知错就改，马上把孙连仲第26军调了过去，作为娘子关一线的总预备队。
进入10月后，南向太原的沿途县市相继失守，崞县、原平之役尤其惨烈。为了给忻口中国军队的布防赢得时间，两县守军死战不退，在崞县出现了华北开战的第一次城中逐屋战，直至战到最后一人：第19军独立第7旅的一个团，上到团长石焕然（太原军官学校，山西绛县人），下到普通士兵，全部战死；第196旅死守原平，在日军攻入城中之后，旅长姜玉贞（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率残部在街巷中与敌血战，玉碎该城。
在华北，中国人的血性慢慢打出来。
10月13日，日军第5师团为左翼，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5旅团、堤不夹贵支队为右翼，对忻口阵地开始总攻。阎锡山急调作为总预备队的傅作义第35军、第61军和两个独立旅赶赴忻口，受卫立煌指挥，后者实际上成了忻口前敌总指挥。
板垣选择忻口的南怀化阵地为突破口，中日军队展开了反复争夺。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卫立煌急调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德州人）第21师夺回阵地，李仙洲身先士卒，在指挥冲锋时受重伤，被迫退出火线，阵地随之失守。
打到10月15日，卫立煌陆续把傅作义的总预备队投入一线，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北藁城人）为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7期，福建福州人）为副总指挥，反攻南怀化阵地，在一线督战的郝梦龄军长被子弹击中，倒在阵地上。抗战前，郝军长带着部队在修筑日后重要的川黔、川滇公路，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北上，对妻子说：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军人，我应该去前线，去抗战，应该和敌人拼！
将军至此殉国。
军长死了，师长上。
第54师师长刘家祺（行伍出身，湖北武汉人）上来了，激战中也中弹牺牲。
师长死了旅长上，为了鼓舞士气，旅长郑廷珍（行伍出身，河南商丘人）拔出手枪，冲了上去，也殉国了。
郝梦龄殉国后，陈长捷继任前敌总指挥，继续与日军死战。
激战中，日军减员巨大，板垣也没力量再发起进攻。为打破僵局，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以原中国驻屯军第2联队为主力编成萱岛支队（袭击第29军南苑回撤部队的那支），由大同急调忻口。
阎锡山也把王靖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五台人）的第19军放了上去。同时命令朱德（云南讲武堂，四川仪陇人）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袭扰日军后方，所辖林彪（黄埔军校4期，湖北黄冈人）第115师在9月25日首战平型关，袭击了第5师团的辎重兵部队，毙伤日军千余人；刘伯承（重庆陆军将校速成班，四川开县人）第129师于10月19日凌晨袭击了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日机二十多架，配合了正面战场。
虽然萱岛支队来了，但仍没打开僵局，就在中日军队胶着时，东线出事了。
黄绍竑担心的事发生了。虽然在他的建议下，阎锡山又往娘子关增派了部队，但150公里的广阔地带仍不足以挡住由石家庄一线沿正太路转攻山西的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
娘子关失守了。
忻口一下子又要陷入被合击的境地，阎锡山只好下令放弃忻口，叫傅作义回太原组织城防。摆布好了以后，他先从太原撤了，去了南边的临汾。
作为太原城防司令，傅作义称得上是晋绥军第一号兵家，当年完胜百灵庙，大长了中国军队的斗志，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从南口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忻口，从忻口到太原，华北这几次重大战役，傅作义都参加了，结果是一败再败。傅作义甚至一度产生怀疑：日军真的是不可战胜吗？
很多时候，日军战术是没什么漏洞，但却也枯燥，只会打迂回合围。至于武器，他们也用步枪，也是打一枪拉一下枪栓。在机枪火力上，中国军队甚至不处下风，弹药也并非跟不上。日军的坦克，实际上不足惧，他们拿人的只是重炮数量多，飞机有制空权。打起来时，能一下子压制住中国军队的火力。
封城前，从忻口下来的卫立煌进太原跟傅作义碰了一面，坐守孤城，如何守得住？何况城外的野战部队都已经走光了。
傅作义苦笑：太原是山西省会，就好比南京是中国首都，没法不守一下。何况我等是军人，奉命守城，如何能一走了之？
卫立煌也只有苦笑。
太原守了三天。板垣师团和川岸师团是11月6日到城下的，打到8日晚守军从南城突围。傅作义出城后发现身边就剩下一个排长了。太原之围城太像后面南京战了，只不过太原南城当时没日军围堵，3000多军队安全脱险，而南京战中唯一的出口是滚滚长江！
1937年11月9日上午，南京的蒋介石拿到太原沦陷的电报。在前一天晚上，他终于下达了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全面撤退的命令。
[1] 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于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经过巴黎和会长达６个月的谈判后，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的，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条约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后，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它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
[2]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是孙文于民国13年（1924年）4月12日手书，简称为《建国大纲》，全文仅二十五条。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虹桥事件
回到三个月前。
1937年8月9日傍晚，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跟一名士兵（斋藤要藏）驾摩托欲闯军事禁地虹桥机场，中国保安队员只打了两枪，一枪毙倒一个。
上海局势一下子山雨欲来。
其实，从“西安事变”爆发到七七事变前，由于中国对日态度日渐强硬，在上海的日本人反而收敛不少，甚至连平时喜欢滋事的日本浪人也老实了不少。
所以，北平出事后，上海这边觉得战争离这个城市很远，七七事变也就是个局部事件。于是在庐山谈话会上，一些来自上海的老先生们对北平的中日冲突不太关注，而更在意国民教育问题。
南京那边当然不会迂腐如此。在北平发生大事变前的7月5日下午4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两江讲武学堂，安徽宁国人）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内容是：时局外弛内张，注意发生事变，暗中加强防范，适时报告。
1932年上海事变后，蒋介石就琢磨在上海、杭州、南京间搞国防线。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搞了个三角地区防御方案，报蒋一看，发现这个工程的正面太广阔，并不利于防守，打起来会出现很多空当，而且具体到南京防御，杨杰的主意：以封闭式堡垒为依托，进行层层防守。
蒋介石否决了这个方案。随后德国军事顾问法肯毫森又拿了个方案，这个方案“很德国”，脱离国民政府的财政实际，蒋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参谋部拿出个折中方案，在上海到南京间的太湖北岸，筑建两条防线，第一道是吴（苏州）福（福山）线，第二道是锡（无锡）澄（江阴）线。从杭州湾的乍浦经嘉善到苏州（乍嘉线），从海盐经嘉兴到吴江（海嘉线），再搞两条国防线，使之跟吴福线和锡澄线相连。在这个连线上，修建指挥所、观察哨、重机枪碉堡、战车防御炮和迫击炮工事，搞成全部的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战斗工事。开战后，只要挖掘步兵壕将各工事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国防线。这个工程干了3年，到1936年基本完成。
北平发生大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四川匆忙返回南京。当时的总参谋长是程潜。但蒋介石之下，军中一号人物，实际上仍是何应钦。他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往上海运了3万个麻袋，叫上海市长俞鸿钧构筑战斗工事，以防不测。
俞鸿钧，广东新会人，学者型官员，当过老师和记者，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好，一度进入外交部工作，出任上海市长时还不到40岁。
俞接令后马上布置。
按1932年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不许进驻中国正规军。
但别急，北平出事后，在庐山的蒋介石连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叫在青岛养病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巢湖人）马上到岗；二是告诉何应钦，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警察总队的一切弹药供给，由南京军政部统一发放。
张治中到南京后，向蒋介石建议：危局之下，应该尽快把军队派往上海。
怎么派呢？把从河南调到苏州的钟松（黄埔军校2期，浙江松阳人）独立第20旅一部换上保安队队服，于7月底秘密开进虹桥机场。
运到上海的麻袋，装上沙子后，被上海保安队在深夜运到各个路口两侧的建筑物里，就等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在路口搭建战斗工事。在虹桥机场等重要地段，则开始正大光明地修建战斗工事。
日本人的鼻子比他们的狗还灵，俞市长叫保安队搞战斗工事这事儿刚一有动静，他们就闻过来了。
日本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一个叫大川内传七（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37期，佐贺县人）的，派出多路人马，化装成市民，对上海保安队的行动进行侦察。其中，一个小队长和一个军曹摸到中兴路的一个公所，侦察到这里不仅堆有大量沙袋，还是保安队第2团第2大队重机枪中队的驻地。
正当两个鬼子记门牌号时，门口的便衣岗哨发现了他们，问他们干什么的，鬼子咬着嘴唇，有点打死也不说的意思。
重机枪中队长叫杨俊，叫手下把这两个鬼子带进公所，在他们身上搜出一个小本，上面用日文记着：“此处为上海保安队重机枪中队驻扎，估计有重机枪十挺以上，队员约二百人。”杨俊一看就惊了，再审，两个鬼子还是不说话。杨队长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不是不说话么？好，他叫人把他们的鞋脱下来，一眼就发现：这两个人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分得很开。杨俊笑，说：日本人？！
两个鬼子站在那，活动着大脚趾，显得有些惭愧，记得“兔斯基”擦汗的那个表情么？对，就是那个表情。
杨俊说：带下去！
小队长和军曹被关进后院小黑屋。保安队员们听说抓了两个日本间谍，都过来观看，你一拳我一脚的。虽然很快就把俩鬼子放了，但日本人还是向俞鸿钧提出抗议。
当然，两个鬼子向他们的大川内司令官报告了侦察到的情况，随后日本海军驻华武官本田辅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外交部：你们为什么秘密地搞战斗工事？有什么企图？这违反了《淞沪停战协定》，我们抗议！
下面就看看《淞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简单地说有四条：一、中日停战；二、中国正规军撤出上海；三、日军撤至事变前驻地；四、设立委员会监管上述三条内容。
抠字眼的话，协定里并没规定不许中国人在上海筑建战斗工事。所以南京外交部说：我们违反哪条了，请列举！
本田说：你们秘密运送沙袋，很挑衅啊！
南京外交部：即使我们想修战斗工事，在上海这块中国的领土上，挑衅谁了？
本田吭哧半天说：你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本田放下电话，把手下一个少佐喊来，叫他去上海保安总团提抗议，那名叫冲野亦男的少佐带了两个小兵就去了。
到了上海保安总团团部，冲野声称要见团长吉章简（黄埔军校2期，海南崖县人）。北平发生事变后，吉团长向部下提了四条：一是所有干部的家眷立即离开上海，返回原籍；二是队员不许擅离驻地；三是加紧实弹训练，尤其是巷战训练；四是每名干部必须写好遗嘱，作好牺牲之准备。
吉团长问冲野什么事，后者抗议完了之后，笑着说：吉团长，我们想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事。
吉团长一愣。
这是个新说法。
冲野给出的理由很无厘头：我们想学习学习！
吉团长差点笑了，随后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不太好吧，为什么？都是军人，你懂的。
本田和冲野碰了一鼻子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出马了，他不找保安队谈，而是直接找市长俞鸿钧。
冈本说来说去，围着一个中心在那转悠：上海保安队为什么突然搞起战斗工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俞鸿钧的口径跟南京一样：当年签署的停战协定中没有对此进行限定。俞鸿钧说：如果贵国在东京筑工事，我们是不会过问的。
冈本说：上海不是东京。
俞鸿钧说：这里也不是被你们侵占6年的满洲！
冈本马上低调说：华北已发生不愉快的事，阁下现在的态度会影响上海的气氛啊。
俞鸿钧笑：上海的气氛岂是我俞某可以影响的？总领事难道没觉得全中国的气氛都已经被你们影响了吗？
冈本于是换话题：你们为什么向上海派正规军？
俞鸿钧说：捕风捉影，断无此事！
冈本说：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准确哦。
俞鸿钧说：消息怎么来的？
冈本脑子一热，差点想说是通过南京的情报人员搞到的，但马上又咽了下去：这个您无权知道。
俞鸿钧说：那么好，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消息渠道不可靠。据我所知，你们的陆战队已多次越过1932年划定的虹口八字桥停战线，您回去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再犯！
冈本很郁闷地回到总领事馆，发现除了本田辅外，大川内传七等人也在。
日本租界地主要在虹口，所以虹口及杨树浦驻有海军特别陆战队士兵2000多人，海军联合舰队第3舰队的30来艘军舰，则在长江、黄浦江和东南沿海一带转悠。第3舰队又称中国方面舰队，是专门为中国“准备”的，如果拿笔画出来，你会看到，一排飘着太阳旗的小军舰整整齐齐地堵在中国的海岸线上。
这画面一点都不卡通，而是看上两眼就令人心痛！
第3舰队司令官是长谷川清（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1期，福井县人），一个长得跟年画似的人物。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东京人）给长谷川发了电报，叫他带舰队主力迅速返回上海，这时此人正带着舰队在台湾海峡搞演习。
一帮大小鬼子呜里哇啦地研究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派人去侦察一下中国搞的工事，尤其是虹桥机场附近的，按他们接到的情报，这里至少秘密驻扎了一个团的中国正规军！
于是一个叫大山勇夫的家伙就喊了“到”。这个大山，不是那个大山。看过他的一张照片，人长得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很清秀，放在几十年后说不定还能演个日剧什么的。
接到去虹桥机场附近侦察的任务后，拉了小兵斋藤要藏就上路了。
还真是上路了。
斋藤开摩托，大山带了个相机，坐在跨斗上，时间是8月9日傍晚5点。由于是晚夏，实际上天还很亮。
虹桥机场当然是军事重地。大山他们到机场附近后，朝着远处的军事工事一阵拍照。天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照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大山照了十来张后，发现离得太远了，于是叫斋藤再往前开。他们穿着军装，配着枪和相机，还开着军用摩托，在机场重地一阵转悠，就真以为不会有事情发生么？
停！
大山和斋藤不下摩托，一踩油门，竟朝机场大门撞了过去。
这保安队员可不是保安队员，而是化装成保安队员的钟松旅的士兵。两年前，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中央军，蒋介石开了第一批十支部队的名单，其中就有钟松的独立旅。或者这样说，这个旅的士兵，都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精锐了，怎么讲，因为甩手一枪，就打到斋藤的脑袋上了，斋藤歪了脖，没气了。
显然这是大山没想到的，他本来是很自信的，但瞬间的恐惧取代了自信，下意识地说了句：我们是日本海军！然后下车逃跑。
跑得了么？
打的就是擅闯禁地的日本海军！第二枪打过来，同样非常之准地在脑袋上打了个窟窿。大山也把脑袋一歪。
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兰溪人）派参谋处长朱侠（金陵军官学校，浙江瑞安人）带着参谋科长钟桓、参谋刘劲持二人赶到现场，对死尸一搜身，从其中一个人的兜里找出张名片，上写：日本帝国海军大山勇夫。
朱侠立即通知上海各地段的保安队和警察部队对日本人进行警戒，随后向三个上级打了报告：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上海市长俞鸿钧。朱侠叫虹桥机场的队员们保护现场，不准收尸，最后他带人回到警备司令部。然后，才叫钟桓把电话打到日本使馆，但没有直接提大山的名字，也没说他擅闯虹桥机场被打死了，而是问：你们的海军人员有没有擅自外出的？！
戏剧性场面出现：那边的本田辅一口否认，我们的海军每个人都坚守岗位，呵呵，你们一定搞错了。
钟桓看了看朱侠：这个……
日本人不承认，因为他们也需要查一下。半个多小时后，本田把电话打了过来，说他们正在查，但还没查清，问出了什么事。
朱侠接过电话，问：你们的海军里没有一个叫大山勇夫的？
本田一听，慌了，放下电话，大川内传七那边来了消息，说大山跟小兵出去后，到现在仍没回来，本田确定：这小子可能出事了。
本田带着冲野等几个日本人直接来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日本人多了个心眼，见面就说：我们这边有个大山，此人一向爱喝酒，至今未归队，也许昨天晚上在外面喝多了……
钟桓说：大山闯下了大祸！
本田问怎么了，钟桓不说，只告诉本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大山肇事的地点和因由，等明天我们一起去现场调查解决！
本田也没办法，只好带人回去。日本人嘀咕了一夜，觉得大山凶多吉少。中国这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参谋长童元亮、上海市长俞鸿钧、参谋处长朱侠等人更是一夜没睡。俞鸿钧在接报“日海军擅闯虹桥机场被击毙”后，没太吃惊，只说了句：山雨欲来。
像当年东北军处理“中村事件”那样处理“大山事件”肯定不行，直接告诉日本人大山和斋藤因擅闯军事禁地被打死了也不周全。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处决一个监狱里的死刑犯，让他穿上中国保安队的衣服，台词是：看，你们的海军人员不仅擅闯军事禁地，还打死我们的队员，我们最后只是还击而已。
所以，第二天，被通知到虹桥机场的本田辅等人一下车，就看到了三具死尸。看到大山和那个小兵后，本田还没说话，他身边的冲野怪叫一声：你们敢袭击帝国海军的人？！
双方在现场的人员剑拔弩张，就差动手了。
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正在上海市政府跟俞鸿钧谈判，说这事儿已在日本引起震惊，然后递交了日文书面要求。但翻译时出了个问题，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御工事”，而上海市政府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守部队”。实际上，无论哪种翻译，撤防御工事也好，撤防守部队也好，都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华东大战已经临近！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不如先发制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实际上，七七事变一爆发，蒋介石就有歼灭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想法。为此，他叫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白崇禧还没接任）拟订扫荡计划，但杨有点漫不经心，只找了张上海的军用地图，用铅笔画了画，写上点说明，就给蒋介石报了上去。蒋看完后气得够呛，从此再也不重用杨杰了，后来专门叫他跟苏联人打交道。随后，蒋又把板子拍到何应钦那里，何跟总参谋长程潜商量后，叫得力参谋罗泽闿（黄埔军校6期，湖南常德人）起草新的扫荡计划，这回报上去后，蒋十分满意，后来让他担任总统府参军。
罗泽闿制订的作战计划被秘密送到杨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部设在龙华，部下主要是上海保安团和警察部队，在参谋处长朱侠的主导下，开始作战前准备：
比如，策划黄浦江封锁行动；派参谋人员秘密侦察绘制上海日军据点详图；在浦东秘密设置观测哨，监视日本舰船，每天进行报告；在上海外郊的岔路口、渡口、火车站等交通要地秘密修建重机枪和小炮战斗掩体。这些掩体从外面看是民房，一旦战争爆发，拆去活动砖块，即可露出射击口。这期间一度受到黑帮大佬杜月笙鼎力帮助。警备司令部一度还搞了个袭击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方案，想把烈性炸药装在伪装成的日本医院救护车里，冲进日军司令部进行自杀性袭击。但因操作难度过大（搞不到烈性炸药）而作罢。
1937年8月9日，“虹桥事件”爆发。蒋介石两天后就下达了扫荡上海日军的命令，同时叫人用沉船和水雷封锁长江江阴水面，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进攻南京。
蒋介石对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说的原话是：“把上海的日军给我赶下黄浦江！”
张治中接令后，立即调集正在南京与上海间集结的中央军王敬久（黄埔军校1期，江苏徐州人）第87师、孙元良（黄埔军校1期，四川华阳人）第88师和钟松独立第20旅余部向上海急进！“西安事变”后被调去陕西的宋希濂（黄埔军校1期，湖南湘乡人）接到蒋介石亲自打的电话，叫他率第36师火速从陕西赶回上海。此外，蒋介石把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德式100毫米口径加农炮和150毫米口径榴弹炮的独立炮兵第8、第10团也派了过去。
前期往上海投入的这三个师是一准儿的中央军德式师。
当时中国跟德国的关系好得出乎我们的想象，希特勒觉得蒋介石是他的同路人？这还不是原因所在，两国关系之所以好，是互有所需：中国的稀有金属产量居世界第一，比如钨，熔点最高，武器工业中必备，这正是德国所需要的；而蒋介石呢，又急于引进德国先进的陆军训练和军火装备，所以两个国家有过一段奇异的蜜月期。
蒋介石计划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中国训练60个德式步兵师，到开战时已经训练20个师，但这些师的德式程度不同，第87师（原中央警卫第1师）、第88师（原中央警卫第2师）、第36师（在第87师和第88师补充旅的基础上编建）这三支姊妹部队的德国化最浓。
以第88师为例，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以下营、连、排、班为三建制，每排有3挺轻机枪（每个班1挺），30支步枪。团一级有直属部队：1个迫击炮连（6门迫击炮）、1个小炮连（6门机关炮）、1个通信连、1个特务连、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师直属部队则有：1个炮兵营（辖3个榴弹炮连，12门山炮；1个战防炮连，4门战车防御炮；1个高射炮连，4门高射炮）、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1个辎重营、1个特务营、1个卫生队，全师总兵力定额在14,000人左右（第87、第88师出征时均不到这个数字，而在9000多人）。
士兵们用的是国产“中正式”或进口的纯德式毛瑟步枪，戴的是德式钢盔。轻机枪用的是捷克式ZB26，重机枪是24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每个步兵营都有1个重机枪连，尉官以上的手枪用的是C96式，俗称“盒子炮”。
就这样，一时间，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都是装满士兵的卡车。此时所有往上海的火车都停止了客运，而被辟为军用专列。
可以想象，看到这样的场景，沿途民众有多高兴。在铁路站点停车时，士兵们把手伸出车窗外，冲人们挥动着；民众们呢，则不停地往车窗里扔香烟、罐头、水果和饼干。
这一天，中国人等得太久了！
张治中作为京沪警备司令，成了上海大战前期当仁不让的主角。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2月，身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黄埔军校改名）教育长的张治中，就开始奉命组织对日备战机构了。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对日备战，在全国秘密搞了几个国防区，张治中为京沪区司令，为防止被日本人摸到情报，这个组织是秘密组建的，对外称“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张从军校选拔了一批精英当他的参谋，这批人包括徐权、童元亮、龙矫、方传进、沈蕴存、史说，基本上都是陆军大学第10期的精英，都是主张跟日本开战的少壮校官。张给了他们两大任务：一是督建上海南京间的国防工程；二是秘密组织训练这一地区的抗日民众。后来，这个机构被转移到苏州，改了个特休闲的名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进军上海的命令下达时，蒋介石问张治中：我将先发制人，扫荡上海之敌，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答：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若空军能将敌人据点毁灭，我步兵则甚有把握。
蒋介石又问：我们空军的力量，你是知道的。如扫荡不克，能否站得住？
张治中答：如空军不能奏效，我步兵以主力固守阵地，掩护有力部队突击，稳扎稳打，也可站得住。
8月12日天不亮，张治中带着京沪警备司令部部员，悄悄地离开苏州，向上海秘密转进，清晨达到上海外郊的南翔。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司令，负责围攻上海市区的日军。他抓在手里的第87师、第88师和即将赶到的宋希濂第36师，都是参加过1932年上海之战的老部队，当时这几个部队属于第5军，而军长就是张治中。与此同时，张发奎（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广东始兴人）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负责浦东到杭州湾北岸的警备。
第87师主力乘300多辆军用卡车，推进到了杨树浦正面阵地，余部开进吴淞；第88师则乘火车到达上海。按张治中的命令，该师在南翔附近的真如待命；钟松旅开进了南市。两个炮兵团则进入真如、大场阵地。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总队在虬江码头至张华浜一线警戒。第88师师长孙元良到真如后，发现这里的地形无论是攻还是守，都不利于中国军队，于是叫先头部队一个旅冒险推进到闸北，在北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一线占领阵地。
上海市民在8月12日一出门，发现大街上都是中央军。这两个师的士兵，每人身带200发子弹，腰挂8枚手榴弹，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自从1932年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已经有整整5年没看到自己国家的军队了。一时间，上海市民百感交集。
张治中到南翔后，很多人以为是8月12日夜向日本人发起的进攻。因为按总参谋部参谋罗泽闿制订的扫荡上海日军计划，特别强调了夜袭，以出奇制胜。张治中手里当然有这个计划，但他只是借鉴了个别的地方，最后自己又拟订了一个新方案；在确定攻击时间时，他并没考虑8月12日夜，认为太仓促了，对部下说要等南京的命令，他本人倾向于8月13日发起攻击。
为了掌握情况，王敬久、孙元良把营、连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了，利用8月12日一天，化装成便衣潜入日军据点附近摸查敌情。怎么个化装法？部队长们一律穿西服，由于都剃着军人的光头，所以看起来酷极了。
从侦察的情况看，日本人没进行什么防范。就在这一天，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前还很热闹，允许市民自由穿行，路过的、遛弯的、做买卖的，除了司令部门前的岗哨外，没采取任何警戒措施。潜入日军据点周围的营长、连长们，从光头造型上看，是很容易被怀疑军人身份的，所以他们怀里都揣着手枪。奇怪的是，在侦察时，这一路上，没遭到任何盘查，部队长们全部安全地满载而归。
大战开始前的上海竟突然平静下来！
但这仅仅是暴风旋涡中心的那种平静而已，也是蒋介石说的那种外弛内紧。实际上，“虹桥事件”发生后，东京炸了窝，喜欢留分头的、以老实巴交著称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9期，岩手县人）虽然很保守，但这时候也有点慌，跑去陆军大臣杉山元那里说：上海形势危急，陆军是不是应该考虑把部队派过去？
米内不急也不行，因为海军军令部先急了。
海军军令部总长为伏见宫博恭亲王，跟陆军参谋本部的载仁亲王不同，他还是比较喜欢掺和，于是立即把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和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8期，高知县人）叫来，后者吹胡子瞪眼，说这事可不小，中国人居然敢挑战我们大日本帝国所向无敌的海军？！
杉山开始还真有点看笑话的意思，说：海军出事啦！那好，我们陆军研究一下。
就这样，陆军大臣杉山元带着他的副手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去了陆军参谋本部，进楼后转了一圈，没看到总长载仁亲王，这没什么奇怪的，本来他也不怎么上班，但也没看到负责平时业务的次长今井清。虽然人们喜欢说杉山脑子僵硬，没什么谋略，但他还没傻到认为这没啥的地步。
杉山找到石原莞尔等人，得知今井清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杉山说，你们参谋本部在人事上不能这样啊，会耽误事儿的。他问石原对局势的看法，后者照样是反对派：陆军的作战区域不能超出华北，否则就会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他甚至主张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谈判，华北的日军撤至山海关一线，只保有满洲就行了。他觉得，跟中国打一点必要都没有。
有人听他的吗？
还真有：接替今井清出任参谋本部次长的多田骏。原来，杉山回到陆军省后，马上把负责人事的军务局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喊来，叫他立即物色人选接替今井。随后，电联了载仁亲王，说今井清起不来床了，参谋次长得换人，这一年载仁已经七十多岁了，问了几次才听清楚杉山说什么。换谁呢？后宫淳报上来的是多田骏。这位前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此时的职务是第11师团长。于是一个调令，多田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校长，炮兵总监山室宗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转任第11师团长（很快开赴上海）。
但多田骏一到任，却站在了石原一边（此时脑子还算清醒）。按理说，多田和石原这两个位子够硬了，但看后来事态的发展，这两个人最终还是没主事儿。那个年代，日本有一种惯性下的失控。
海军那边继续闹，被认为是继秋山真之（日俄战争）以后又一个海军天才参谋的海军作战课课长福留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海大24期首席）也认为：这个事件“关系日本及日本海军的尊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新潟县人）没急于表态，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3期，大分县人）很激动，猪头丰田态度极为蛮横：陆军不出兵，我们自己干！
大山出事后，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龙骧”号[1]和“凤翔”号[2]航空母舰，把对苏联警备的“加贺”号[3]航空母舰也调过来了，共有舰载飞机150架左右，列于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水域；长谷川清也把在佐世保待命的第3舰队机动部队拉了过来（这波陆战队有2400人），但他们仍不敢大打出手。因为加上在沪原有兵力，日本在上海总兵力也不过4000多人，中国军队至少是他们的7倍。
他们想以静制动，在平静的外表下，焦急地等待着国内陆军的增援。所以8月12日中央军到上海后，日本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又紧急约见俞鸿钧。但不是俩人谈，而是叫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在上海的代表一起谈，因为1932年的时候这些外国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的执行。
冈本说：大家评评理，中国人明目张胆地把正规军拉到上海，违反了当年的协定，诸位可是协定的监督人啊！
没等几个西洋人说话，俞鸿钧先站起来了，他用的是英语，一如其名，字字千钧：各位先生，你们面前的这个日本人说我们破坏了停战协定，但我要说的是，在我国正规军开进上海前，他们早已视那个协定为废纸一张了，因为他们的陆战队多次破坏协定冲过八字桥，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别人呢？况且，据我所知，他们又有两千多陆战队在昨晚登陆，这无疑把上海推向了战争边缘。至于说我们派军队进入上海，也是在日本破坏协议在先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总之，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任何调动，断无解释之必要！
意大利代表站起来，说：尊敬的俞鸿钧市长，上海可不可以开辟为不设防的自由港？这样就可以避免战火啦。
身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应和。
俞鸿钧本来想解释：华夏民族已至危亡时刻……但想了想，没废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境地，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俞鸿钧起身出了议事厅，望着繁华的夜上海，想起昨天张治中在电话里对他说的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按张治中跟南京碰的计划，在8月13日对日军展开围攻，但由于上面那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把“上海开辟不设防的自由港”的建议书发到了外交部，所以蒋介石要求张治中推迟一天发动进攻。
8月13日上午9点，日本内阁开会。前一天，陆军、海军大臣经过“恳谈”，达成了联手出兵上海的协议。内阁会议上，首相近卫一脸衰相，军部怎么定，他就怎么点头。
陆军参谋本部决定以藤田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石川县人）的名古屋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并确定了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正受肺病缠绕的已退出现役的松井石根大将。
松井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当时是个中队长，指挥一百来人，虽然其本人身材矮小，但作战勇猛，成为当时的明星。后来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1935年退役前在军中干到了驻台湾军司令官。松井是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同学，但松井本人对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兴趣不大。在这个关口，选择松井为派遣军司令官，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日本出兵上海，不是单师团作战，而是由多个师团组成派遣军，所以必须选择一名军司令官。按日军惯例，这个军司令官可以是大将，也可以是中将。提议松井出任司令官的，是当上新官的多田骏，多田认为：出兵上海，不能跟中国人纠缠，需要速战速决，必须找个有威望的大将出任军司令官，保证一战而胜，而不能像1932年上海战那样，连换了4个司令官。
当时日本军中适合这次出征的大将并不多。
从昭和时代开始到1937年8月前，日本军内共有26人拜大将军衔，其中健在且有威望可统领全军的有9人：
南次郎、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植田谦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大阪人）。
后来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岛县人），1937年8月还是中将，三个月后就晋升大将，另外两个老资格的中将梅津美治郎和西尾寿造的情况类似。后来当过几个月首相的阿部信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石川县人）虽是大将，但没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连日俄战争也没参加过，只蹲在长崎要塞作防备。
上面的9名大将中，在中下级军官里最有威望的是荒木和真崎，但统制派怎么会叫他们东山再起？本庄繁在“二二六兵变”后就被天皇轰走了。南次郎正当着朝鲜总督，而且属于被排斥的“宇垣派[4]”，所以就不能考虑了。植田谦吉本来很合适，1932年就带着日军在上海打过，但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官，得提防着苏联，动不了。林铣十郎资历可以，但是前首相，一般情况下，可以因军功回去当首相，但前首相又上火线，没这个先例。杉山元是现任陆军大臣，也不能动。如此下来，只有两个人选比较合适：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和已退役的松井石根。
但军部已有意调任寺内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帽子最后落在松井脑袋上。
按照日本军中的惯例，司令官确定后，参谋将由司令官挑选。松井选他的老乡饭沼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爱知县人）为参谋长，随后又选了几个参谋，其中两个人我们认识：一个是“樱会”二号人物长勇，一个是曾来中国“旅行”的公平匡武。离开日本前，松井去拜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说两个师团兵力过于单薄，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
杉山说：那么多？
松井问：陆军大臣认为需要多少军队？
杉山想了想，说：当初永津课长说，我们的军舰一在大沽口露面，中国就会屈服，但现在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你先把两个师团带过去，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派。
后来，日军在上海被中国军队拖了3个月，坏就坏在逐步增兵上了。如果当初日本军部一次性地把5个以上的师团派过去，淞沪会战很难说会打3个月，那样的话留给南京政府往大后方转移的时间也就没那么多了。但你要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庸人坐高位，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日本那边有庸人，中国这边则出了汉奸。
前面说了，上海一出事，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作出这个决定，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
计划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就是汪精卫，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的一把手。负责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大家都看出来了，事情就坏在黄的身上。
后来，因为汪精卫投敌，就把黄浚说成汪的秘书，其实这时候行政院院长的职务由蒋兼着的，而汪早就不担任此职了。
黄浚是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北洋垮了后，又跑到南京混官场，一来二去，做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高位。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跟黄浚一起被捞上来的，还有他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亲手捞黄浚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谓色诱黄家父子的美女间谍南造云子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须磨10年前就来华了，在上海任公使馆一等秘书时，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开战前，他已在南京当了整整4年的总领事（回国后还曾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广岛县人），就这样，谷本带着大小舰船，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
所谓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汉奸的力量（后黄家父子双双落网，南京陷落前，二人以汉奸罪被枪决）。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
8月13日午夜，正在扬州机场值班的空军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一口宁波话，开始的时候，值班人员还没听清，最后才搞明白，打电话的人要他们立即出动飞机，带上炸弹，把正沿长江往上海逃的日本舰船全给炸了。
值班人员最后问了一句：您是哪位啊？
对方说：蒋中正！
就这样，空军随后出动18架“霍克式”驱逐机，各带500磅炸弹一枚，飞越江阴要塞，沿江寻觅日本舰船，但还是晚了，最后只在吴淞口以东白龙港找到一艘日舰。这艘日舰也就倒了霉，18架飞机轮番轰炸，没几分钟将其炸沉。
事已至此，一切就看张治中那边了。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鹰击长空
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多，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从宝山路东段摸到八字桥（1932年中日停火线）。
日本出兵的内阁会议是13日上午召开的，中午时上海这边得到消息，于是日本人的胆子大了起来，下午就派海军特别陆战队到宝山路布防，从宝山路西段向八字桥摸过来的是伊藤茂大尉指挥的第3大队。
中日两军摸着摸着，一抬头，发现了对方：打。
就这样，第88师的易瑾营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湖南大庸人），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但战斗只打了一会儿，因为双方都没领到正式进攻的命令，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步哨接触战。
南京给张治中的命令是8月14日发起总攻。如果在13日夜趁日本人防守不稳就打出去，也许成果要比后来看到的要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中国古代军人摸索出的经验，因为后方的大员们往往不能洞悉一线转瞬即变的战机，为了抢得先手，拿到最后的胜利，可以违抗上面的命令，这也算得上军中潜规则了。但张治中最后还是做了个老实的服从者。
8月13日就这样过去了，千等万等中，等来了1937年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在步兵还没发起攻击时，中国空军率先出动了。
3架轰炸机扑向日本人在虹口和汇山码头的阵地，另外8架轰炸机直扑黄浦江上的日舰！
在上海大战中，来自云中的英雄是最悲壮的。当时，跟黄埔军校并称双星的是笕桥航校（中央航空学校，设在杭州东郊笕桥小镇），到中日开战前培养飞行员500多人。每个学生毕业时，蒋介石都会参加毕业典礼，除了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外，还赠送佩剑一把，剑两面都刻有字，一面刻着“国土未复”，另一面刻着“军人之耻”。
但中国没自己的航空工业，自己造不出飞机，手里就攥着进口的250多架飞机（不及日本的1/10）。这些飞机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旧有的，一部分是从当时半独立的广东空军那里拿来的，最后一部分是蒋介石50岁寿辰时“化缘”化来的。
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天蝎座，1936年秋，虚岁满50岁。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中国空军又没什么力量，而军费主要向陆军倾斜，拿不出太多钱买飞机，蒋灵机一动，叫陈立夫牵头，搞了个“童军集款，献机祝寿，抵御外敌”计划。按这个计划，通过教育部，摊派性地叫学生和教师捐献祝寿金买飞机。
按陈立夫的设想，当时全国一共1400多个县，每个县捐出够买一架飞机的钱。蒋介石很高兴，虽然有点强制性的味道，自己也背点黑锅什么的，但这钱毕竟不是入自己的腰包，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后来，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不但教育口儿捐了不少钱，政府机关、各省军政首脑、上海金融界，乃至于南洋华侨，都纷纷捐款，最后拿到的钱，虽不够买1400架飞机，但买几百架还是没问题的，在开战前先向美国买了100架霍克式驱逐机（每机可携机枪两挺，250磅炸弹两枚，巡航时速达到280公里，续航后作战半径超过450公里）。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空军总指挥部，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临海人）任总指挥，毛邦初（黄埔军校3期，浙江奉化人）任副总指挥。当时，中国这边，陆军将领自然不少，空军将领奇缺，周、毛二人还互相较劲。笕桥刚建立时，蒋介石兼着校长，干事的是副校长毛邦初。毛黄埔毕业后没多久，就搞空军这块，包括筹建笕桥，也算是牵头人了。而且，他还不是一般人，是浙江奉化人，看出来了吧，跟蒋介石有“瓜葛”：是蒋第一个妻子的侄子。1934年，蒋不兼任校长了，毛以为他这个副校长会接任，但没想到位子给了周至柔，此后校长又换了几任，毛一直当副手。后来，周又当上了航空委员会主任，成为空军的掌门人。
言归正传。此时，中国空军手里，除了霍克外，还有雪腊克、道格拉斯、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攻击机和轰炸机，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所以，中国青年英雄们有一个想法：怎么在牺牲前给日机最大的杀伤。当时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和军舰后，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也升空了，9架扑向安徽广德机场，9架飞向杭州笕桥机场。每架飞机携2枚250公斤的炸弹。原定第一波攻击中国的是驻日本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和在上海外海马鞍群岛三艘航母上的海军航空队，但由于气象原因无法起飞。
8月14日午后，第一轮中日空战开始了。
发现日机后，中国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吉林青年高志航（法国航校毕业，吉林通化人）立即带队起飞迎敌，在杭州笕桥上空，你来我往，几分钟后，一架飞机拖着长烟掉了下去。
不是中国的！
中国人第一次击落日本战机，自高志航始！在随后十多分钟的激战中，又有两架日机被击落，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辽宁青年李桂丹（笕桥航校2期，辽宁新民人），中国这边人机无一伤亡！
日本人惊了。
中国人也惊了。
中日空军首次接战，日本人完败。蒋介石异常兴奋，问第一架日机是不是高志航打下来的？
高志航早年在东北军航空队服役，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到笕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导致当时南方这边歧视东北人，航校的很多学员认为高是个间谍。那段时间，高志航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就是在笕桥这段时间，高苦练飞行技能，到中日开战前，已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里技术最好的。蒋介石五十寿辰时，中国空军助兴表演，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叫蒋介石为之大声叫好，随后立即接见了高，并把自己的专机“天窗号”奖给他。
上海开战前，高志航本来率第4大队飞向山西，支援华北作战，但到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得到命令，紧急返回笕桥待命，后来很多人说是高杀敌心切，自己飞回来的，其实并不准确。此时，在华东的第5大队驻扬州机场，第3大队驻句容机场。
现在，在高空把日本人打蒙了，日本人嘀咕：不会是苏联人帮中国空军来了吧？或者是美国人？总之他们不相信这一切。转天一早，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轰炸机由29架驱逐机护航，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队再次击落日机3架，6:0！随后反追日机至曹娥江，又打下来2架，四川青年乐以琴（笕桥航校3期，四川芦山人）一战成名，驾驶2204号霍克战斗机的他，在杭州创造了一人击落5架敌机的纪录。与乐以琴保持同样纪录的，还有驾驶2401号战机的辽宁青年刘粹刚（笕桥航校2期，辽宁昌图人）。
除此之外，毛赢初（毛邦初之弟）、王荫华、吕基淳、董明德、梁添成（马来西亚归侨）等人分别击落2架敌机，击落1架敌机的更是大有人在。
从杭州到南京，云中的日子，中日空军展开激战。
此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北青年沈崇诲（笕桥航校3期，湖北武汉人），正驾驶着轰炸机从安徽广德机场升空，在没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冒险而进，去袭击黄浦江上的日舰。但到长江口时，座机出现故障，危急中，沈崇诲绕向浦东，想叫同机的陈锡纯（笕桥航校5期，湖南望城人）跳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自己驾机直撞日舰，但被陈拒绝。就这样，沈崇诲和陈锡纯同机穿过日军的高射火力网，猛然撞向日舰。那天是1937年8月18日。
沈崇诲殉国前两天，辽宁青年阎海文（笕桥航校6期，辽宁北镇人）在驾机轰炸日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楼顶上的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落到了日军阵地。日军特别想生俘一个中国飞行员，看看重创他们空军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阎海文一落地，鬼子就包围上来。阎海文手里握着手枪两把，盯着由远而近的日军，连打三枪，前面两个日军倒下。日军指挥官有意捉活的，所以士兵仍没开枪。你不打，好，我打，阎海文又是两枪，又报销了两个日军。
最后的子弹，阎海文留给了自己。
几天前，高志航被蒋介石惊为神人。
但实际上哪有神人，有的只是长空中一个个普通的中国青年誓死报国的情怀而已。沈崇诲、陈锡纯、阎海文之后，为国捐躯的还有：梁鸿云（笕桥航校3期，山东栖霞人）、任云阁（笕桥航校6期，河北文安人）、谭文（笕桥航校3期，山东海阳人）、刘粹刚（10月殉国于山西）、高志航（11月殉国于河南周家口）、乐以琴（12月战死于南京）、李桂丹（转年战死于武汉）……
中国空军决死报国时，8月14日下午3点整，在张治中指挥下，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开始了。攻击前，张治中在通电里说：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海战）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
左边王敬久第87师主攻杨树浦，依次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海军俱乐部、海军操场一线推进；右面孙元良第88师主攻虹口，依次向八字桥、坟山、法学院、虹口公园一线推进。很快，钟松独立第20旅和两个炮兵团也加入战斗。
一时间，整个上海市区枪声密集，炮火连天。
从8月12日中国军队开到上海，到8月23日日本增援陆军登陆，最初的上海战，从作战审美角度看，是颇具看头的。开战前，先有“虹桥事件”，中日剑拔弩张，斗智斗勇；事件发生后，中国这边想先发制人，日本那边外弛内紧，固守待援。交火前一天，第87师和第88师几乎把所有连、营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化装侦察。到13日，两边都在进行火力搜索，小战一场。到14日全面开战后，复杂多变的街市战远比枯燥的阵地有意思，一时间，不仅上海的街道上，就是房顶之间也被架了梯子，市民坐在院子的天井里，一抬头，就会发现有中国士兵从这边的房顶越到那边的房顶，飞檐走壁般逐屋向日军据点推进。
此战还有一点极为特殊：上海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市区又有多国租界地，不仅街区复杂，而且居民复杂，欧美人众多，所以中日双方打起来后，一方面打得极为激烈，另一方面打得又小心翼翼，因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打出一个国际事件。
再有一点，那时候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整个上海街市战，实际上已经被现场直播了。当时的一大景致是：在租界的小洋楼上，西方人和有条件的上海市民坐在阳台上，一边翻着最新介绍战况的报纸，一边眺望着不远处中日军队厮杀的情形。
上海枪一响，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有意培养的军政部次长陈诚，想叫他出去考察战事：华北或上海，你选一个。
陈诚说：上海吧。
陈诚这一年40岁不到，保定军校毕业后，到黄埔军校当教育副官，又给孙中山当过警卫，从北伐旧军阀，到内战新军阀，再到围剿红军，都没落下过。在军中，陈诚靠的是第11师和第18军起家，后来形成了“土木系[5]”。
陈诚这个人，不属于军中技术型（后面出场的张灵甫、胡琏那样的），也不属于特别精明型（王耀武那样的），但办事中规中矩，而且作风严格，这一点很讨蒋介石喜欢（所以后来有“小委员长”之称）。加上陈诚也是浙江人，一来二去就成了蒋最喜欢的门生。喜欢的门生当然不只有陈，但想在政治上培养的，第一个考虑的是陈。前面说过，当初选笕桥航校校长时，定的是周至柔，蒋的亲戚副校长毛邦初都没排上，而周正是“土木系”的中坚，因为陈诚的力荐才上位。也就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陈在蒋那里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从上海回来后，陈诚对蒋介石说：华北战事扩大是肯定的了。按倭寇的战力，会很快在华北得势，即使不从山西经汉中直捣四川，也有可能顺平汉线直趋武汉，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不好办了。
日军走山西，经陕西攻四川，是蒋介石最先想到的，所以有派卫立煌率中央军入晋帮老阎的举动。走平汉线这边，他不是没想到，而是因为有刘峙在那挡着，他觉得能跟日军周旋一段时间（实际上很快就退下来了）。
如果如陈诚所言，日军直下武汉，就会出现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局面：拿下中国地理上的心脏武汉后，日军掌控华中，向西可以窥视四川等大后方诸省；向东可以捕捉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战，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如果日军在1937年就拿下武汉，无论是华东的工业命脉，还是南京的政权，都无法顺利地向大后方迁移。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将难以支撑。
蒋介石问：你有何计？
陈诚说：在上海大打，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过来。
多天前，军事委员会的顾问蒋百里向蒋介石提到过把日军吸引到上海的计划，但蒋没太在意。当时他最担心的是日军在青岛和海州登陆，一举切断津浦线。但日军的这个登陆一直没动静。这一次，陈诚又提出了引日兵东来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了。
陈诚说：只要让日军的进攻路线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那对我们就有利了。
陈诚认为，华东地区水沼密集，不利于日军向华中腹地的快速推进。这样可为大后方的建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内迁争取到时间，保证持久战略的实施。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
中国人惊颤担心如此，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们不是没想过走平汉线直趋武汉，也不是没想过攻入山西后经陕西进攻四川，而是认为没必要走这一路线，因为日本人认为：拿下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再威慑或攻取政治中心南京后，中国就会立即停止抵抗。
就这样，南京急令原本要从广东开赴华北前线的中央军精锐罗卓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广东大埔人）第18军（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紧急右转开赴上海。接到命令时，该军前锋已经快到保定了。夏楚中（黄埔军校1期，湖南益阳人）第98师也是这样，本来从武汉出发去支援华北，军队已经到了湖北北部的广水，这时候接到转赴上海的急电，于是又返回武汉，从那里坐船赶往上海。
随后，胡宗南（黄埔军校1期，浙江镇海人）第1军（第1师、第78师）、王耀武（黄埔军校3期，山东泰安人）第51师也从陕西开来；俞济时（黄埔军校1期，浙江奉化人）第58师从湖北开来；李玉堂（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3师从江西宜春开来；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9师从湖南衡阳开来；川军中最能打的杨森（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则从贵州千里转进；而桂军正在出征前的动员中……从离上海最近的南京，也来了两支非同寻常的部队：桂永清（黄埔军校1期，江西贵溪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会战之初，增援来的是第2团，后第1团和第3团二次增援）和黄杰（黄埔军校1期，湖南长沙人）的税警总团。
就这样，中央军所有精锐，一个不剩，都过来了。
一时间，全国的铁路都成了运兵线，部队从四面八方会集大上海！
而日本国内，从1937年8月18日起，各个军港也开始喧嚣起来，第3师团率先从热田港乘军舰出发，开始了侵华之旅。该师团和第13师团，是后来的八年中始终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两个师团。
此时的日本，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很多城市都出现狂热的出征场面。这些即将踏上侵略之旅的士兵，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列队而行，两旁是挥舞着旗帜的民众。有的士兵在人群中发现亲人，就上前拥别，然后揣上一片“千针缝”[6]。
日军士兵登上开向军港的火车后，都齐刷刷地从车窗里探出头，向人群挥动着手里土黄色的战斗帽。这些普通的日本青年，这些看上去甚至文质彬彬的日本青年，在这一刻还没变成狂暴的魔鬼，他们的人情味是那么足。几天后，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站台上，送别的人群像波浪一样起伏。第16师团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有生动的记载：
野口后备兵的爱妻四处奔跑，寻找她亲爱的丈夫的身影。野口也大喊了好几声，挥过好几次手，但妻子没发现丈夫。妻子深切的离别之情通过这热烈的气氛传给了她的丈夫。“呜”的一声，汽笛声如箭一般划过天空，机车吐着白烟轰隆轰隆地响了起来。列车开动了。人们的叫喊声更加响彻夜空。“万岁！万岁！”只有这一句话。
日本就是这么疯掉的。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盘踞的据点起于沪江大学，经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终于天通庵车站附近的北四川路陆战队司令部，把整个日租界保护在里面，连线上的日军工事多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十分之牢固。比如第87师在围攻日军占据的公大纱厂时，连打两天却难以拿下来。还有一点，中国军队虽然多，但由于街市的特点，并不利于大部队作战，所以在进攻日军一个据点时，最多只能拿出一个团加上点直属部队，这样一来，日军虽然在总量上人少，但在局部仍不处于下风。在打北四川路的日军司令部时，第88师顶多能拿出2个步兵营、1个工兵连、1个平射炮连和1个通讯班。
尽管如此，中国将士仍拼尽全力，第87师经血战，攻入日本海军俱乐部；第88师则在浴血中进占坟山阵地。但师所辖第264旅旅长黄梅兴（黄埔军校1期，广东平远人）将军，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被日军炮弹击中而殉国。这是上海开战后我方第一个阵亡的将领。
上海开战前，南京就把最好的炮兵部队（炮8团、炮10团，后来炮3团等也过来了）调了过来，但由于此前步兵跟炮兵没进行过协同作战的训练，所以打起来后两个军种基本上是“两拿着”。说到对炮兵的使用，常规战中一般是这样的：把炮兵部队分割使用，由炮兵团化为若干个炮兵连，再把炮兵连分散到步兵师；此次在上海街市战中不知变通，照样这样使用，造成了一个后果：炮兵难以集中起来在局部形成火力优势。而且，也没想到派敢死队对日军重要据点进行贴身爆破（此前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倒想过），而一味地靠步兵武器（顶多加上平射炮）冲锋，效果可想而知。
几天打下来，中国军队丝毫没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日本陆军登陆，形势会马上逆转。张治中坐不住了，从南翔带着参谋前往江湾叶家花园第87师司令部。
就在这时候，王敬久失去了一个机会。8月19日深夜，一名市民冒死来到已经攻到北四川路的第87师阵地，说附近有条小路，直通日租界，而且没日军把守，从那里可以迫近日军司令部！如果此时王敬久率军立即经此路线发起偷袭或搞一次贴身爆破，会有什么结果呢？但王迟疑了一下，决定转天再发起进攻，但就在20日，日军一个反击，第87师又被从北四川路打了下去，偷袭计划只能告吹。
一周过去了，全然无将日军歼灭的迹象，张治中开始急了。
张治中没想到中国军队这边的火力配置出现问题，而认为是由于全线压上没有重点造成的。他想往日军阵地砸进一个楔子，张治中眼里的这个蛇之七寸就是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
该码头在东西日军阵地的中间位置，向西经北四川路可到达日军司令部，向东北连接着公大纱厂等据点。在这里砸进楔子后，可以从两个方向的侧翼包抄日军。
打汇山需要一支生力军。正在这时候，宋希濂第36师、夏楚中第98师、第18军彭善（黄埔军校1期，湖北武汉人）第11师相继赶到上海，随即宋希濂领到进攻汇山码头的任务，夏楚中领到协助第87师进攻公大纱厂和沪江大学的任务，彭善的第11师为总预备队。
欲占领汇山码头，必过唐山路日军防线。
日军以唐山路两旁的据点为依托，设置了由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
8月21日零点，攻击开始后，在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封锁下，沿唐山路冲锋的第36师士兵一个个倒下；同时，也有日军不断被击中，从两侧的高楼上掉下来。
唐山路遂成血路一条。
一个多小时过后，中国军队仍没通过。负责主攻的该师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军校5期，湖南湘乡人）大怒。他以第1营为主力，第3营为侧翼，第2营为预备队，自己亲率第1营，大吼了一声：报国的时候到了，跟我上啊！
胡家骥舞动着手枪，冲在了最前面。士兵们见团长红了眼，都纷纷大喊着冲击，终于冲过唐山血路，在冲锋中胡家骥身中5处枪伤，但仍不下火线，带队直扑汇山码头。
张治中在决定打汇山码头时，除了认为这里是七寸外，还有一点：开战后，这个码头实际上成了日军军用物资的运转中心，大批弹药从军舰上运下来，从这里补充到日军据点。所以必须把这个运转中心打掉。但张治中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汇山码头的地形。
打到跟前时，胡家骥发现了这个问题。
码头入口处，是道铁门，进码头后，则是一片空旷地带，两边是多幢四五层楼高的库房，早已被日军布置了火力。
要想控制码头，必须拿下周围的建筑物；但要想攻下建筑物，必须翻越铁栏后进入码头，这边有限的炮火并不能把码头里的日军压制住。想拿下码头里的建筑物又不容易，因为一进码头就是开阔地，中国士兵会立即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下，更要命的是，对面黄浦江里，还停着装有巨大口径舰炮的日舰！
怎么办？
还是冲。那个年代的悲壮是用血肉之躯堆出来的。冒着日军的弹雨，胡家骥第一个爬上铁门，日军飞弹如雨，第36师的士兵们，踩着战友的尸体，争先恐后地爬过铁门……
果不其然，一攻入码头，立即遭到日舰的炮击，两边建筑物里的日军火力也趋于猛烈，没东西作掩护的中国士兵伤亡惨重，战死战伤五百多人。跟第36师一起进攻汇山的，还有以杜聿明（黄埔军校1期，陕西米脂人）为团长的装甲兵团一部。杜的部队是国民政府唯一一个装甲兵部队。上海开战后，派过来两个连，冲入汇山的坦克遭到日舰有针对性的炮轰，全部被击毁。
自8月中旬以来，上海烽火不熄。
中日军队为争夺每条街道、每幢楼房、每个据点，展开生死肉搏。还记得开战之初在中兴路抓获日本间谍的上海保安队重机枪中队吧？开打后，这个中队参加了在爱国女中附近的巷战，杨队长在此战中一人连打出750发子弹，打死打伤200多名日军，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上海市区瓦砾一片。
就这样，到了1937年8月22日。
这一天，日军第3师团舰船出现在上海海面。转天拂晓，在舰炮掩护下，日军开始从张华浜、吴淞铁路码头登陆！
日本援军来了！
第3师团在名古屋编成，师团长藤田进中将，参谋长田尻利雄大佐，辖步兵第5旅团（旅团长片山理一郎少将）和步兵第29旅团（旅团长上野勘一郎少将），分别辖仓永辰治大佐步兵第6联队（名古屋）、鹰森孝大佐步兵第68联队（岐阜）、石井嘉大佐步兵第18联队（丰桥）、田上八郎大佐步兵第34联队（静冈），以及骑兵、野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部队。
日军登陆后，光想着怎么对付岸上的中国步兵了，忘记了中国空军。笕桥英雄在杭州一战中已使日本空军晓得了厉害，闻得日军登陆后，周至柔下令：笕桥（第4大队）、句容（第3大队）、扬州（第5大队）三地机场的轰炸机立即起飞，对登陆日军的滩头阵地进行攻击。
扬州机场的18架轰炸机率先升空，攻击目标是吴淞；
随后，笕桥机场的20架轰炸机也升空了，攻击目标是张华浜；
第三批升空的轰炸机是从句容机场起飞的，攻击目标仍是吴淞。
由于日军没防备，所以第一波攻击吴淞的轰炸机取得极大战果，炸死炸伤日军一千余人，自己没有损失一架飞机。攻击张华浜的战机遇到了麻烦，战斗中，牺牲了5架飞机、11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第三波攻击吴淞的战机，是刚从美国购买的最新超低攻击机（雪腊克），由于日军对这个飞机俯冲作战的特点已有了充分准备，所以损失不小。
张治中第9集团军司令部，在8月23日忙成一团，参谋长徐权、参谋处长童元亮（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任上调来）、作战科长史说等人围在张治中身边，展开地图，大家都明白：防登陆，对没海军力量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怎么让日军在登陆时付出更大代价。张治中把刚从南京赶来的教导总队胡启儒（黄埔军校2期，湖南常德人）第2团拿出去，到张华浜阻击登陆之敌；以新到杨步飞（黄埔军校1期，浙江诸暨人）第61师和王敬久第87师一个旅去阻击吴淞登陆之敌，夏楚中第98师（从江湾）和作为预备队的彭善第11师（从大场）分别向宝山、罗店布防。
在吴淞，上海保安队已经招架不住日军登陆部队的强悍进攻，虽然第87师增援部队最先赶到，但苦斗多日的士兵，战力已多有下降。随后到来的第61师本来是有对日作战经验（该师以1932年在沪抗战的第19路军的底子组建），但由于师长杨步飞指挥不力（该师在指挥权上被张治中划给第87师王敬久，王杨就此发生矛盾），一个冲击就被日军打散了，杨步飞一下子被撤了职。独立第20旅被补充到这个师，旅长钟松出任该师新师长，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朱侠出任参谋长，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将校，这才把阵脚稳住了。
在张华浜，警察部队已经撤了下来，胡启儒教导总队第2团被日军舰炮压制，一时又攻不过去，导致日军登陆部队越来越多。第2团终于压了过去后，一开始就是短兵相接，跟日军拼上了刺刀，战斗之激烈见张治中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的说法：一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两天下来时，就剩下“几副伙食担子”了。
8月23日，山室宗武第11师团也在川沙口、狮子林一线成功登陆了。这个师团在善通寺编成，参谋长片村四八大佐，辖步兵第10旅团（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少将）和步兵第22旅团（旅团长黑岩义胜少将），分别辖安达二十三大佐步兵第12联队（丸龟）、永津佐比重大佐步兵第22联队（松山）、浅间义雄大佐步兵第43联队（徳岛）、和知鹰二大佐步兵第44联队（高知），另有骑兵、野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部队。
这里面的永津佐比重、和知鹰二，是我们所熟悉的。
川沙口、狮子林一线只有作为江防部队的刘和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合肥人）第39军第56师的一个连。所以，山室登陆后轻松前进，跟第3师团向浏河、罗店、宝山进攻，按松井石根（此时他的司令部设在马鞍群岛海域的军舰上）的想法，在中国军队的侧背（左翼，对日军来说是右翼）撕开一个口子，于是罗店成为志在必取之要地。
打开1937年的上海战区地图会发现：多条公路通罗店，这些公路连接着上海市区、嘉定、松江等地，一旦控制罗店，进取嘉定，意味着切断了上海跟江苏一半的交通联络。更重要的是，攻取了罗店一线阵地，就等于完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左翼包围。
第一次占领罗店的是日军第3师团，此时中国的阻击部队还没到达阵地，罗店轻松被藤田进占领（8月23日上午）。
日本援军登陆后，蒋介石情急之下（张治中司令部与南京的电话中断），把军政部次长陈诚叫来，命他立即组成第15集团军，把罗卓英第18军、夏楚中第98师以及即将赶到上海的王耀武第51师、俞济时第58师划到这个集团军，护住围攻上海市区的张治中第9集团军的侧背，防线包括宝山、杨行、刘行、罗店、嘉定、浏河口、太仓、白茆口一线。
从名单上看，这个集团军的战力不亚于张治中手里的几个师。因为这里面既有“土木系”骨干第18军，又有日后“抗日铁军”第74军的两个基础部队：第51师和第58师。
罗店失守后，坐镇昆山的陈诚一改矜持模样，把板子拍向罗卓英，后者立即派该军所辖李树森（黄埔军校1期，湖南湘阴人）第67师从嘉定方向支援罗店；张治中这边派出去的彭善第11师、夏楚中第98师正在路上。从此开始，围攻市区的第36师、第87师、第88师退守江湾一线，成为上海战的配角。
彭善带着第11师向罗店急行军，由于日机轰炸不断，在路上他告诉手下：可以分散突击。手下第66团团长胡琏（黄埔军校4期，陕西华县人）问：分散？怎么个分散？
彭善说：不必保持队形，可三五一伙，分组冲向罗店，这样既可避开日本飞机，又可加快速度！
但刚到月浦时，第11师就跟日军遭遇了。彭善马上变阵，拿出两个团继续打向罗店，剩下的部队在月浦拖住敌人。
8月23日午后，彭善终于带人到了罗店，由于罗店只盘踞了少量日军，所以一个突击下来，把罗店阵地恢复了。由于受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限制，上海外郊没永久性国防工事，只能临时构筑和挖掘野战阵地，彭善命令士兵马上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特别叫士兵留出二线甚至三线纵深。
但上海身处河网地带，地下水的水位很高，士兵们几镐下去，水就冒了出来，等挖到半人深的战壕时，里面的水已经不少了，也就是说士兵们是站在水里跟日军打的。当然，日军在挖战壕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上海战之凄苦可见一斑。但对中国军队来说，吃亏显然要比日军大：由于水位高而造成战斗工事不可能挖得太深，也就不可能建得太牢。日本人也发现这一点：用50公斤的炸弹，就可以炸毁中国军队的工事，所以后来往飞机上装炸弹时，不再用重磅炸弹了，而用轻型炸弹，单枚炸弹的重量轻了，装得也就多了，轰炸密度也就有了。
仗还得打，因为很快从川沙口登陆的山室宗武第11师团的主力就向罗店狂卷而来。
在彭善指挥下，胡琏各团奋起搏杀，用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并充分利用手榴弹，把日军的前三波攻击打了下去，但被认为不善夜战的日军入夜后第四次强攻，罗店再次易手。正在这时，李树森第67师的前头部队蔡炳炎（黄埔军校1期，安徽合肥人）旅到了，随即拿出一个团来组织敢死队，再攻罗店。
这个团分成9个分队，在第一个分队向前攻50米后，就停下来构筑战斗工事，然后第二个分队再接着冲，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把敢死队送到日军近前，再近距离地攻击。就这样，蔡炳炎愣是一米一米地把罗店从日军手里夺了回来！
在强敌面前，每个部队都有每个部队悲壮的打法。此时，月浦、罗店、浏河口一线全面接火。
山室宗武举兵二击罗店。
蔡炳炎中弹殉国，师长李树森受伤。尽管如此，李还是被陈诚认为指挥不力给撤了，黄维（黄埔军校1期，江西贵溪人）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新师长。
中日开战时，黄维正在德国学习，出国前他已经做到第11师师长的位子了。闻抗战爆发，他立即回国。但从柏林到上海，哪是现在买张机票的事儿？黄维急，但还得按部就班地“旅行”：先从德国去意大利，从热那亚上船，万里绕大洋，到香港。但由于日舰封锁沿海，已没有办法从香港直接坐船到上海，只能从香港再去广州，从那里坐火车到九江，再从九江转火车到杭州，然后再转火车到上海！黄维是8月13日上海打起来当天从德国起程的，等到上海时已经是9月底了。
此时，陈沛（黄埔军校1期，广东茂名人）第60师也赶到罗店，受第18军节制，加入战斗。
日军每个师团平时配备在12,000人左右，战时配备在25,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到不了这个数字，大多在20,000人出头。国民政府中央军每个整编师全额兵力在14,000人左右，但出征时只有八九千人，其他师只有五六千人甚至更少。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一下子多出好几个训练有素的日军师团，进入8月下旬，战况之激烈可想而知。
日军登陆后，蒋介石有些急，8月25日夜，冒着大雨，他来到南翔前线。
前面说了，上海被划到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上海战初期，由于张治中在一线指挥，这两个人也就都被忽略了。
在南翔会议上，冯玉祥、顾祝同、陈诚、张治中、张发奎、罗卓英、孙元良、王敬久、彭善、夏楚中等师以上将领悉数到会。蒋介石对张治中没能歼灭日军陆战队感到不满，当然张治中也有一肚子话要说。对于蒋来说，尽管不满，在会议最后，也只能打气，说：日本援军登陆了，我们的援军也在路上。散会前，蒋总结了几点，一是战斗前做好战术谋划，该攻则攻，应守则守，让牺牲有最大价值；二是部队火炮少，所以在运用时，注意集中火力（他批评了张治中把炮兵分割使用的办法）；三是提防汉奸！
还别说，蒋介石提的这几条，都算切中了要害，尤其对炮兵的使用，说得是很到位的。毕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学的就是炮兵科。
关于提防汉奸这件事，不得不说一下。上海战期间，日军利用汉奸搜集情报的工作时常奏效：
蒋夫人宋美龄的专车也遭到日机的轰炸，当时宋美龄去上海前线慰问部队（8月22日），在苏州附近被日机跟踪攻击，在生死时速中汽车翻了，宋美龄摔得骨折。如果说这个事件只是因为日机见车就炸，那么蒋介石几遭不测就别有原因了。
蒋介石赴南翔，为安全起见，想乘英国驻华大使的车去，在出发前蒋联想到多个重要情报都曾走漏消息，就变了主意，换车前行。结果是：英国大使的车刚出南京，就遭日机跟踪，尽管车上盖了英国国旗，但仍遭日机轰炸，结果车翻人伤。由此，蒋断定，南京出了巨奸（后来果然把黄家父子揪了出来）。
第18军罗店浴血时，又有两支中央军精锐奔罗店而去：俞济时第58师、王耀武第51师。随后两支部队合并为第74军，俞出任军长（仍兼该师师长，后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接任第58师师长），这支抗战期间最富传奇色彩、参与对日作战最多且战绩最佳的部队由此诞生。
说起王耀武这个人，从行军打仗，到军政人际，再到经商做买卖，无一不通，而且都干得很好，所谓全才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吧。王耀武和他的部队也是在罗店一举成名的，淞沪会战后，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重要战役：从南京保卫战到武汉会战；从万家岭战役、南昌会战，到上高会战、多次长沙会战；从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到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再到1945年正面战场对日最后一战湘西雪峰山之战，王耀武一个都没落下过，带部队全程参加，他的第74军被称为“抗日铁军”和“辉煌部队”。
王耀武带部队到上海前做了一件事：把张灵甫（黄埔军校4期，陕西西安人）要了过来。张灵甫20岁时就考上北京大学，但最终还是弃笔从戎，跑到了黄埔军校，后成为胡宗南的部下，在第1军干到了团长。1935年，因杀妻案陷于狱中（关于杀妻原因，各种说法已是八卦，还是不谈为好）。抗战开始后，蹲监狱的官兵们都被释放，到前线戴罪立功，张灵甫也出来了，但胡宗南不要他了。还是王耀武慧眼识人，用为第51师主任参谋（淞沪之战末转任第305团团长），这对黄金搭档由此开始了在第74军的携手生涯。
再陷罗店的是日军第11师团第44联队，联队长就是那个和知鹰二。占领罗店后，和知采取了跟前面部队不同的战法。别的部队，都是在罗店各个据点放重兵，联队长自己带少量人在后面。和知这小子呢，自己手里抓着联队主力，在各个据点放了少量兵力，一旦中国军来攻，自己就带着主力扑过去，有点钓鱼的意思。
王耀武不吃这一套。他把部队拉到上海后，发现了一点：中日在上海陈兵百万，这个弹丸之地没有战略纵深，对中国军队尤其不利，因为日军拿着制空权，又容易形成优势炮火，很容易给拥挤在狭小地带的中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地利用夜战（后王耀武带部队在罗店左翼阵地施相公庙跟日军对垒时，每日都发动夜袭，叫日本人十分头疼。这个经验后来在上海用开，最高潮由彭松龄第16师制造，在陈家行顿悟寺争夺战中，这个师曾一夜反攻10次）。但并不是只利用夜战就可以了，王耀武多聪明，他认为打夜战的前提是：在白天派侦察员把日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的位置摸清楚。
所以8月29日，率先抵达罗店的第51师第306团，在摸清日军火力点后，当夜就对日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一下子就打掉500多名日军。等和知鹰二带人过来时，又被王耀武的主力打了个埋伏，第74军以漂亮的序幕揭开了自己的抗日激战史。
首战罗店的第306团团长，是邱维达（黄埔军校4期，湖南平江人）。第74军培养了很多抗日名将，王耀武和张灵甫之外，还可以拉出很长的一个单子（如施中诚、余程万、周志道、李天霞、邱维达、蔡仁杰、陈嘘云、卢醒），作为悍将之一，邱维达深得王耀武器重。三个多月后，南京陷落前夜，过江后的王耀武，遍寻邱维达不得，危急下，专门派船又返回对岸去接。抗战后期，王升任方面军司令官，点名要邱维达做他的参谋长。而在国共内战中，整编第74师（即第74军）师长张灵甫战死孟良崮后，蒋介石单独接见邱维达，叫他接班出任这支部队的第5任部队长（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邱维达）。
到9月初，罗店又失。南京的蒋介石，绕过陈诚，直接给罗卓英打电话，为了上海战之全局，要他一日之内恢复罗店阵地。罗卓英没办法，只好从月浦把霍揆彰（黄埔军校1期，湖南酃县人）第14师一部拉过来，跟第11师、第67师、第51师、第58师一起，继续围攻罗店，当日入夜后再克罗店。
就这样，从8月下旬打到10月初，中日七八万军队在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罗店展开了反复争夺，惨烈到什么程度？中国这边，一个营，几百号人，最快10分钟就打完了。但第18军和第74军的名气，也是这样从血肉中一点点打出来的。通常是这样：白天日军把罗店打下来，晚上中国军队再夺回来，你来我往，在那拉锯。每拉一下，就倒下一片人，仅此一地，日军伤亡就超过8000人，和知鹰二的联队基本上被打残，日军损失如此，中国军队的代价就可以想象了。
在罗店陷入浴血争夺时，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狂攻上海保安队镇守的吴淞炮台。
日军步兵在阵地进攻时，有个特点：冲锋时完全看部队长的手势，而不靠冲锋号和说话指挥，更不喊什么“冲啊”“杀啊”之类的口号，而是像哑巴一样缄默冲锋。因为有这个特点，所以日军冲锋时，最大的独立作战单位中队的队长，一般都跑在最前面。
第6联队长是仓永辰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佐贺县人）大佐，由于上海保安队防守极为顽强，所以日军的几个冲锋下来，伤亡了很多人，吴淞炮台岿然不动。仓永辰治的第6联队是第3师团的主力，而且是第一个在上海登陆的，所以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一冲动，戴上钢盔，手挥战刀，出了指挥所，亲自带士兵冲。
上海保安队的一名轻机枪手，发现了在前面像跳大神一样又蹦又跳的老鬼子，一看军衔就不小，锁定目标后，一个扫射，仓永胸部多处中弹，丧了老命。就这样，仓永成了中日开战后第一个在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高级指挥官，这也是中国保安部队击毙的最高军阶的鬼子。
而上海最高军阶的鬼子，待在马鞍群岛附近军舰上的松井石根，目光划拉来划拉去，最后锁定在吴淞和川沙口、狮子林之间的宝山。如果日军想把登陆地点连成一片，为后续部队创造有利局面，必须占领横在中间的宝山。就这样，一道令下，第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一部开始左右夹击宝山，此时镇守宝山的是后来赶到上海的周岩（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嵊州人）第6师。一个来回下来，第6师力不能支，溃退了下来。
陈诚把恢复宝山的任务交给夏楚中第98师：宝山不下，提头来见！
在上海战中，每个师都有自己难忘的一篇，对第98师来说，这一篇写在了宝山。夏楚中拼了足足一个旅，又把宝山从日本人手里夺了回来。再下宝山后，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给陈诚的命令是：至少留一个营死守宝山。
就这样，守卫宝山的任务落在了第98师姚子青（黄埔军校6期，广东平远人）营肩头。
宝山之战整打了一周（9月1日凌晨到9月7日）。日军主攻部队为第3师团鹰森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三重县人）第68联队。姚子青率全营官兵死战，杀伤大量日军，把鹰森孝本人打伤，坚守一周后，在日军飞机、军舰和坦克的猛烈轰击下，全营战士为国捐躯，无人生还。
孤城之下，姚子青怒视日军，浴血而死，时年不到30岁。
此时胡宗南已经率第1军赶到上海，本来领的任务也是救宝山，但赶到时县城已失，只好在刘行、杨行一线布防，阻击继续前进的日军。胡本人深受蒋介石器重，被认为是黄埔军校学生中的“龙头”，其所辖第1军（第1师、第78师）是蒋嫡系中的嫡系，应该说够强了吧，但在刘行、杨行血战三天后，第1军的伤亡就达到了80%，一度打到胡宗南都要拿着枪上阵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转到太仓补充兵力。
在离宝山不远的月浦，第14师也遭到日军围攻，将士伤亡惨重，师参谋长郭汝瑰（黄埔军校5期，重庆铜梁人）给师长霍揆彰留下这样的遗言：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各部队消耗巨大，都在补充兵员（兵员来自各省有一定军事训练的保安团）。但长官们的想法不一样，在月浦、罗店一线的陈诚，他宁可把各省保安团补充到他的几个师里，也不要那些第一次上战场的杂牌师，理由是：如果把保安团补充到久经战斗的精锐师，因为有架子，所以这个师的战斗力仍可维持在一等水平，比给他几个打两天就垮下来的杂牌师强得多。顾祝同也有同感，所以后来他下令，把一些战斗力薄弱的杂牌师的番号取消，当预备兵员直接补充到一线的精锐部队。
陈诚还有个想法：精锐部队与其拉到后面补充兵员，不如一边在一线顶着一边补充，这话是说给胡宗南听的。因为在刘行，杨行胡的第1军伤亡惨重，所以他把部队拉到太仓补充。陈诚有意见，他认为，部队频繁换防的话，极易叫日军钻空子。
陈、胡都是蒋的爱将，实际上也在暗地较劲。说到这儿，带一句：大家都说，国民党军中，有几个派系，一是陈诚的“土木系”，一是胡宗南第1军系，一是汤恩伯第13军系。实际上，胡、汤二人的派系远没陈诚的那么成形，甚至比不上名将辈出的王耀武第74军系。很多人不承认有此一系，实际上第74军出来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
宝山二次陷落后，到9月10日，中国军队全线采取守势，两国军队沿浏河、罗店、庙行、江湾、北站一线对峙。中国没停下来，继续往上海投入军队。全国铁路干线上，一辆辆运送着士兵的军列划破夜幕，驰往上海：从广西、四川、贵州、湖北、广东、浙江、河南、湖南、陕西……
在罗店没撕开口子，战事陷入僵局。松井继续搬兵，东京倒也痛快，又给了他3个师团。但由于此时日本军部仍侧重华北作战，所以对上海照样采取的是逐步增兵的方式。松井没办法，但也只能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是：点名要了几个能打的师团：吉住良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三重县人）的金泽第9师团、荻洲立兵（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爱知县人）的仙台第13师团。跟这两个师团一起来的，还有以东京第1师团预备士兵组成的伊东政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大分县人）的第101师团，以及从台湾开来的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支队。
金泽第9师团在后面我们会详细介绍，现在只说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参谋长畑勇三郎大佐，辖步兵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和步兵第26旅团（旅团长沼田徳重少将），分别辖两角业作大佐步兵第65联队（来自会津若松）、田代元俊大佐步兵第104联队（来自仙台）、仓森公任大佐步兵第58联队（来自高田）、添田孚大佐步兵第116联队（来自新发田），以及骑兵、野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部队。这个师团虽然是新编的师团，但却是以仙台第2师的预备役士兵为基干拉起来的，由于底子好，成军后战力在日本各师团里能排前五。后来，很多师团都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只有第13师团和第3师团始终粘在中国，而第13师团的战斗力又超过第3师团，最终成为在中国大陆战力最强的师团。
淞沪会战中，上海媒体的灵敏度十分高。
会战时，日军第13师团的士兵在上海郊区一户农家的地上发现张报纸，上面有条消息，详细地报道了该师团从日本出发的时间、师团编制、作战目标，甚至把师团长荻洲立兵的经历都讲得一清二楚，看后令日本人吃惊非常，因为上面的很多事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相比之下，中国军方在掌握敌情方面做得还不如媒体。别的不说，只说对日军各部队番号的了解上，多少年后，我们看当时参战将领的回忆录，在谈到日军在沪作战部队时，上到白崇禧，下到某个部队长，没一个能完全说准确的，把很多根本没在上海露面的日军师团说成来到了上海。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四行仓库
蒋介石把中路军的张治中和战区司令冯玉祥都换了。
中日开战后，冯玉祥对战局自然很关心。北平之变后，他也向蒋介石提了几条建议，比如应尽早补充华北部队的弹药，再如为解决丰台车站被日军控制的问题，在黄村（北平大兴）到永定门间新补建一条铁路（没可操作性）。
在出任第3战区司令后，冯玉祥做的一些事就值得商榷了。
关于叫老冯出任这个战区司令的事，很多人感到迷惑。因为，按老冯的履历，显然最适合指挥华北的战事。一是他在华北活动多年，二是华北的军队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蒋介石叫他担任负责上海战事的第3战区司令，原因之一就是蒋认为上海之战的重要性已超过华北，他需要一个老资历、有经验的人镇着（他不止一次说上海前线指挥官太年轻）。但老冯上任后，问题就来了：除了上海开战之初（8月16日）去了次南翔外，其他时间基本上不去前线筹划战事。
当时，作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多次到前线视察战况，每次都能发现一些问题，一些是作战技术上的：比如，为追求射击角度，中国阵地上的重机枪掩体很多都设在高坡上，而且大多放在了阵地正面，忽略了两翼；一些则是战斗意志上的问题：比如，后来赶到上海的炮兵第3团，因怕日机轰炸，把战炮摆在阵地上后没士兵守护（白崇禧当即下令把团长给免了）。白发现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战区司令冯玉祥，只有副司令顾祝同一个人在那忙活。一次看不到，两次看不到，三次又看不到，白崇禧问顾祝同：冯长官呢？关于战事的谋划，很想听取他的意见，怎么一次次地看不到他？
顾祝同苦笑：由于日机空袭猛烈，白天的时候，冯长官既不来前线，也不在无锡的长官部，而是待在宜兴的一个岩洞里（张公洞）。
话说8月16日去南翔视察，去时在昆山，回时在苏州，冯玉祥都遭遇日机，不得不在瓜田树下藏身。当时日机空袭猛烈不猛烈？当然。因为掌握了制空权，从南京到上海，每天日机都在寻找目标，一发现地面上有汽车在动，就开始扔炸弹和俯冲扫射。这就是战争，老冯以前天天喊的要跟日本打的战争。但老冯遭两次空袭后，返回无锡时又得知日机在自己的住处旁（相距1公里）扔了炸弹，从此就很少去一线了。不去前线，老冯待在后方干什么呢？用他的话说：骑车爬山，写写“抗日歪诗”，学日俄战争时的乃木希典（当时，乃木把打仗的事都交给参谋，自己就做两件事：一是健身，二是等死）。
对于不去前线这件事，老冯的解释是：由于上海前线的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和来自南方的部队，自己不熟悉，不插手比插手的效果更好。更多的人说：老冯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因为对于中央军，即使他想指挥，也指挥不动，蒋给他派的副手是顾祝同，意思很明显了。
先说老冯学乃木这件事。当初，乃木面对俄国人的高地，采用的是肉弹强攻，这个调子定下来后，乃木才有把打仗的事都交给参谋之语。肉弹强攻的办法虽然笨，但仍是个策略，后来还真在精神上把俄国人搞垮了。老冯呢，跟乃木比，做到了真正的甩手掌柜：他将私章给了顾祝同，一切事宜都交顾代理。
有人讲了，这样说也不公平，老冯毕竟还是提过一些作战建议，特别是在对付敌人的坦克方面，提到在民房里设置炮位，等日军坦克通过后从侧面攻击。听上去挺新鲜的，实际上，老冯不了解日军坦克部队的打法。德国人使用坦克，玩的是闪电战，作为战术的一种，要的是坦克的机械化；日本人相反，看重的是坦克的火力，所以在使用坦克时，往往利用坦克开道，步兵随之跟进，也就是说用在阵地战上。而对于阵地战来说，在坦克旁边的房屋隐藏炮位是根本不现实的。为什么，你一想就明白。
对于现代战争，特别是日本人的战法，跟写“抗日歪诗”相比，老冯研究得并不多，他强调大刀片的作用，举了“长城抗战”中第29军的例子，但殊不知：使用大刀片，只适用于打到最后没办法的贴身战和夜袭中的近身战，要通过大刀片打赢上海战，还真是别指望了。
再说能不能指挥得动军队的问题。指挥和协调中央军，冯玉祥有没有难度？有。但这个难度有没有大到可以逼着他学乃木的地步？没有。蒋介石把这个战区司令的帽子戴给冯玉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发挥冯久经沙场的作用，在蒋如此看重的淞沪会战中，他还没愚蠢到拿冯玉祥打哈哈的地步，给他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又不给他指挥权，这个玩笑他姓蒋的开得起么？这个险他冒得起么？
实际上，南翔会议后，蒋介石给冯玉祥打了一个电话，蒋说：前方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
冯玉祥在电话里依旧提乃木希典的做法。对于自比乃木这事儿，老冯特别得意，逮着谁就跟谁说，有一次，郭沫若来访，郭说他每日必做之事是吃饭和写作。老冯说，自己也有两件事：一等日本人杀自己，二是用秃笔头写几首骂日本人的歪诗。在战场上，“不怕死”是种境界，但每天不想着在战术上怎么战胜敌人，而光等着被敌人杀死，这种境界很难说有多高。
所以白崇禧知道这个事后，觉得总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回南京跟何应钦商量：不如把冯玉祥调到华北，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新的第6战区，叫他当那里的战区司令。华北那几大位：宋哲元、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又都是冯的旧部，这样他指挥起来应该没问题。
告诉蒋介石后，蒋表示同意。但他没叫顾祝同接任第3战区司令，而是由他蒋介石自己兼任这个职务（从蒋这个决定看，当初叫冯玉祥出任第3战区司令，确实没有叫他当傀儡的意思，而出于真心想利用冯的资历打好上海之战）。但结果是：冯玉祥上任第6战区司令后，山东韩复榘（行伍出身，河北霸县人）第一个向南京发来电报，表示自己宁愿听从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领导。
对于韩复榘的反对，南京还是理解的，因为在中原大战前韩就弃冯投蒋（冯当时在西北军里搞家长制，称手下的将领为“孩子”，动不动就罚跪，韩复榘跪过好几次，加上其他原因最后弃冯而去）。南京只好把韩复榘的部队单独拿出来，没划到第6战区去。
但没过多久，南京又接到华北其他将领的电报，要求更换冯玉祥。南京一头雾水。你们不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么？怎么反对老领导？派人调查后得知：在第3战区，冯玉祥怕日军飞机，到了第6战区，依旧如此，虽然不再藏在岩洞里了，白天也在战区长官部待着，但为了躲日机，每天更换长官部的办公地点，有时一天换上两三次。造成的结果是：战区长官部一换地方，整个战区的通讯网络就受到影响，所以很多部队长联系不上长官部，军情和战报都无法准时送达。就这样，在华北没待多久，冯玉祥就被“建议辞职”了，回南京做起专职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了。
人之复杂与不可捉摸，一如冯玉祥。至于张治中，倒是主动辞职的。日军登陆后，张治中去太仓找第18军军长罗卓英，想跟罗当面商量阻击日军登陆的问题。见到张后罗显得很吃惊，问张司令怎么跑到我这来了？坐下来一聊，张治中才知道，陈诚已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司令，罗卓英第18军已经划给陈诚指挥了，不再属于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张治中生了一肚子气，回到司令部后越想越搞不懂：这样大的事，我这个司令不知道？实际上，南京的军令部在8月23日和24日两天一直在找张治中，但由于电话临时断了，一直没联系上。张治中从太仓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后，叫上作战科长史说，驱车去了苏州，想跟第3战区副司令顾祝同念叨一下前线的情况。
到苏州后，见顾祝同之前，张治中想先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苦闷，顺便拐弯抹角问问陈诚做第15集团军这件事为啥不通知他。没想到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张治中说话，蒋介石先开始严厉地质问，按张治中的回忆，对话如下：
蒋介石：你在哪里？
张治中：在苏州。
蒋介石：为什么到苏州？
张治中：为了左翼作战，去会了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到苏州来了，来同他商量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张治中：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15集团军陈辞修（陈诚）指挥了！
蒋介石：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
张治中：委员长说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跟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你究竟想怎么样？还问我怎样？！
蒋介石把电话挂了。也有人说是张治中挂的。挂蒋介石的电话，估计张治中还没冲动到这样的地步。实际情况是，蒋挂完电话后，张治中这边把电话听筒给摔了（据张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
总之，电话挂断了。
蒋介石发火也有他的理由：从8月23日开始，两个日本陆军师团强行登陆，他急于了解前线的信息，但一连几天找不到张治中。
张治中也觉得自己委屈：因为自己并不是怯阵到苏州，这些天他一直在前线，偶然到了苏州，就被他蒋委员长抓住了。至于联系不上他，是因为电话线断了，何况8月23日日军登陆后，在当晚由于电话不通，他曾给蒋发过一个电报。当然，很多事在简短的电报里是说不清的。
后来，张治中一直强调电话线断了，其实即使司令部电话线断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司令部的电话还可以用，况且开战前，上海警备司令部新修了4条从上海到南京的电话线，原来的电话线都是沿京沪铁路至闸北进入租界，容易遭到日军破坏，新修的电话线走的则是沪西至租界这条路，整个上海大战期间，一直保持畅通。
还有，张治中在罗卓英的问题上解不开扣儿。实际上，他没得到罗卓英转归陈诚指挥的消息，跟电话通讯中断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张治中也明白，蒋介石对他大发脾气，最大的原因是他没把上海的日军围歼，而现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源源开来，这仗更难打了。张治中认为这纯粹是双方实力造成的，不是他作战部署出了错误。但在一些部队调动上，张其实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前面提到想抄小路进攻日军司令部，在布置时，张把第98师的一个旅交给王敬久指挥，另一个旅交给孙元良指挥，也就是说夏楚中成了光杆司令，搞得夏大骂张治中。
张治中觉得，这一个月来，在沪战上，自己殚精竭虑，眼睛是红的，嗓子是哑的，之所以没有围歼日军，完全是双方军力造成的，而且开战之初南京进攻不坚决，所以被骂后满腹委屈，精气神一下子就散了，打报告决意辞职，但直到一个月后（9月22日）才被蒋介石批准。这时候，蒋也不再想用张了，他发现，同样指挥中央军精锐，陈诚手里的几个师，在月浦、罗店一线打得很好，把日本人死死地阻击在那里了；而张治中手里的几个师，一个多月来在上海市区是越打越不给力。
挂印前，张治中就自己的位置由谁来坐，给了蒋三个建议：一是顾祝同兼任；一是把第9和第15集团军合并，统一由陈诚指挥；三是由朱绍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建福州人）接任。
蒋介石选择了第三个建议。
张治中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提出回湖南老家休养。蒋介石也许觉得上次在电话里对张的态度有点过了，于是专门宴请了张，说：你休养可以，但先把朱绍良留下的空缺补上（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你答应了我，我就放你回湖南，怎么样，文白（张的字）？
张治中接过朱绍良的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而后来湖南战场上的主将薛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韶关人）来到上海前线，出任第19集团军司令。这个当口，上海战区也被重新划分，陈诚被任命为左翼军司令兼上海前敌总指挥，指挥第15和第19集团军，作战地区是蕴藻浜以北，从南翔、嘉定至长江南岸；朱绍良指挥第9集团军、第21集团军（廖磊指挥的桂军，即将赶到上海）为中路军，作战地区是蕴藻浜以南、京沪铁路正面；张发奎的部队为右翼军，指挥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杭州刘建绪），作战地区仍是浦东、杭州湾北岸。
这个单子出来的同时，南京再次明确军纪：各部队防守阵地，没命令，一律不准撤退，否则部队长将按军法处决。
冯玉祥调走了，张治中骂走了，顾祝同、陈诚、朱绍良成了前方这把牌中最大的三个人物（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前，张发奎那边始终没什么战事）。
朱绍良在性格上跟顾祝同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人持重，没什么棱角，虽然没特别的优点，但也没能叫人一把抓住的缺点。朱绍良上任后，围攻上海市区的中路军，越来越沉寂，一度跟日军形成对峙局势。
顾祝同呢，当初来上海时没带参谋，就直接在张治中的司令部（已从南翔转移到了靠近安亭的徐公桥）上班了（后来司令长官部设在苏州，两边跑）。对于顾来说，蒋委员长不是天天盯着电话么，那我就一天打两个，早晨一个，晚上一个，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统统汇报过去，蒋介石这下笑了，就出现直接调动部队的情况。有人说，蒋的手伸得太长了。但仔细一琢磨，从职务权力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没太离谱的，很多人忘了：蒋毕竟兼着战区司令。问题出现在，他调动部队时，有时“忘”了跟部队的上级打招呼，比如把一个师或一个炮兵团调到别地儿去，不跟该部队的直属长官打招呼，等直属长官找自己的部队时，发现已经被蒋委员长调走了。
浦东方面，隔着条黄浦江，江对面越打越热闹，张发奎也在琢磨：怎么支援一下友军？他想出个主意：叫炮兵一部（6门最新德制75毫米口径卜福斯山炮，最远射程达9000米）在江边附近的洋泾设置阵地，天一擦黑就炮击江对面的日军，到白天再把炮隐藏在沟渠或竹林里。你很难说当时中国炮兵的技术不先进，张发奎叫人在江对面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秘密设立了个观测所，每天通过水底电线通信技术，协助炮兵修正炮弹着落点的偏差。
另一部炮兵（8门卜福斯山炮）则在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大楼附近秘密设置阵地，主打江对岸由高尔夫球场改建的日军机场。经侦察发现，日军飞机每天拂晓升空，从机场亮灯到第一架轰炸机起飞，大约有50分钟时间。在技术测距后，试着打了第一发炮弹，正好落入机场内，随后8门山炮狂吼，在8分钟内打出800多发炮弹，击毁击伤12架敌机。这队炮兵打完日军机场后就转移了阵地。但洋泾那边的炮兵还是出事了。
上海《时事新报》[7]的两个记者听说黄浦江对岸有秘密的炮兵阵地，于是就跑过来采访，部队长也是大意了，批准记者去竹林里的炮兵阵地走一遭，还允许记者拍了几张照片，但叫这个部队长没想到的是（其实早该想到），记者光图抓新闻了，不仅把采访炮兵阵地的详情发在报纸上，还配了照片。张拿到报纸后大发雷霆，这不等于泄露军事情报吗！于是紧急下令转移炮兵阵地，果然没多长时间日机就把洋泾一带的竹林来了个地毯式轰炸。
浦东炮兵在当时确实发挥了最大的能量，甚至多次入夜后将山炮放到小船上，悄悄驶向对岸吴淞码头的日军仓库进行近距离袭击。
话说日本陆军登陆后，中国援军上来的节奏也加快了，京杭和京沪铁路上的军列一车车地把增援部队投到上海，但仍不能扭转战局。张发奎想，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就在9月初给蒋介石打电话，说我们能不能限定一个投入兵力的最高点，比如说最高投入50个师，一旦第50个师放进去后，仍不能把敌人压制住，那么我们就用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接下来的援军（至少10个师），不再往上海投，而是放在后面的吴福、苏嘉国防线，进而开展全面持久的消耗战。至于上海的一线阵地呢，也不主动放弃，从“八一三”算起，以顶三个月为期。
应该说张发奎这个建议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没被蒋介石采纳。
前面说了，上海开战后，蒋介石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上海。他很着急，但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话务员小姐们却不管这些，即使是蒋亲自叫接电话，话务员小姐也会用纯正的国语不慌不忙地问：先生，您要普通的，还是加急的呢？有一次，蒋介石叫接电话，找顾祝同，结果接电话的是朱绍良，把蒋气了个倒栽葱，立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俞飞鹏叫来，对俞一阵大骂。
俞飞鹏这时实际上已经忙晕了，他不仅是负责军需的署长，还兼着交通部长，军需、后勤和通信一把抓，都由他调度。由于当时的铁路主要运送兵员，所以他就搞了一个船舶总队，大大小小地征集2000条船，跟汽车总队一起往上海运送军需品。但通信也得由他料理，于是马上叫人给蒋搞了个军用电话专线。
那边上火的则自然是松井石根。
第9、第13等师团一过来，驻台湾的第3飞行团也来了，加上舰载飞机，差不多达到了300架，制空掌握是没问题了。本钱有了，怎么打是个问题。饭沼守、公平匡武、长勇几个人碰出的新计划是：罗店的侧翼包围不是没成么，接下来咱搞中央突破。这个突破点就是大场。拿下大场，除了想从中国军队的防线中央撕开口子外，另一个目的就是把朱绍良的中路军的后路切了。松井说：攻大场，须渡蕴藻浜。他说这话时，根本不用看地图，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多年的武官，对这里的地形可以说了如指掌。
松井的计划是：藤田进第3师团和吉住良辅第9师团打头阵，强渡蕴藻浜，然后把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放过去打大场。
日军的战法其实很简单，抗战八年中，遇到阵地战时，就用下面这三板斧，枯燥而乏味：晚上通常不打，天亮时进攻，先用飞机炸，再用野战重炮轰，然后在坦克的掩护下，拉出步兵冲击。一冲击，中国这边肯定拿重机枪进行压制，这时候日军再用平射炮打机枪。
在上海，中国军队深受日军平射炮之苦。所以到后来，中国士兵的对策是，你拿炮兵打我时，我不露头，你们步兵上来后，我也不拿机枪打你，而是你到了一定距离后，我冲出战壕跟你们肉搏。这时候，你们的飞机、大炮就不敢再轰了吧？一时间，蕴藻浜沿岸，中日士兵堆尸层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守大场的主力是薛岳第19集团军，有吴奇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大埔人）第4军之张德能（云南讲武堂，广东开平人）第59师、朱耀华（出身不详，湖南长沙人）第18师、黄杰税警总团等部队。
第101师团第101联队玩命往前冲，几天下来，这个联队打得只剩下了几个小队，很多士兵都只有一颗子弹了。10月11日，联队长加纳治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大佐在冒死率部进攻中被毙杀。这个联队，从联队长，到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基本上都死于此役，也就是说该联队基本上被全歼了。此时师团长伊东政喜一点人数，这个在东京新编的师团伤亡已经到了三分之二。这个代价取得的战果是：渡过蕴藻浜后，向前推进了5公里。松井的命令是：第101师团继续向大场攻击。但伊东停下来，说什么我也不往前打了，你们爱谁上谁上吧，再打可能都护不住联队军旗了（联队军旗为天皇亲授，军旗被夺，联队番号即被取消）。松井只好把作为预备队的第13师团拿出来，在荻洲立兵的指挥下继续冲击大场。
沪风带血，秋雨落肉，中日陷入苦战。
白崇禧认为，不能总是防守，但中央军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主动出击的力量了，虽然这时候杨森第20军、第43军，刘雨卿第26师（副军长肖毅肃率领）千里迢迢地从贵州赶来，在蕴藻浜一线跟日军接上火了。但白不太相信川军的战力（实际上杨森等部队在上海打得不错），就跟顾祝同商量，想等广西廖磊第21集团军（第7军和第48军，一共6个师）上来后，对日军打反攻。
10月15日，廖磊第21集团军到了上海。桂系喊了多少年抗日，这次是真刀真枪地拼的时候了。而且，在各地方军中，桂军被认为最能打，连桂军自己都默认这个说法。顾祝同跟蒋介石碰头后，认为可以试一下。为此，蒋前往苏州跟顾祝同、白崇禧等人商量作战部署，最后定于10月21日晚进行反攻。
但在突破口选择上，发生了争论。
顾祝同的参谋（张世希等人）认为必须以大场为突破口，理由很简单：万一反攻不成，还可以退回闸北，两翼不会出现大问题。
白崇禧反对，认为大场日军屯有重兵，不容易撕开口子，最佳突破口应是南翔、真如。
蒋介石没表态，顾祝同的观点很重要。如果他反对白的计划，那么就会重新部署，但最后顾用笔把南翔和真如圈了起来。
在地图上圈攻击面时，白崇禧大笔一挥，这一挥不要紧，新上来的桂军6个师必须全放在一线才行，因为反攻区域太广了！于是造成一个后果：没留预备队。
按计划，10月21日天不亮时发起冲锋，此前先利用风向放烟幕弹，烟雾向日军阵地刮时，炮火打击敌人阵地，然后桂军步兵冲过去。但烟幕弹发射后不久，风向竟然变了，烟雾朝着中国军队这边吹了过来，这样一来，炮兵看不清敌人的阵地，而步兵没等炮兵掩护，就直接发起了冲锋。加上此时天还没全亮，一部分兵力攻错方向，往浏河那边去了。
对面是日军第3师团和第9师团。他们的阵地没受到任何压制，在这种情况下，鬼子们张网以待，坦克炮、野战重炮、轻重机枪同时开火。
桂军惨了，一天下来，6个师全被打垮，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策应桂军进攻的粤军叶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新兴人）第66军和夏楚中第98师也伤亡惨重。危急时刻，胡宗南当了救火队员，带着已经补充四五次的第1军赶了过来，这才把漏洞堵住。
后来很多人认为：桂军之结局，是因为以前没跟日军交过锋，不熟悉对手，这只说对了一半，确切地说，是不熟悉现代战争。
为什么一再说桂系是当时地方势力里最强的，不仅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团结，还在于自1932年以后，李、白每年从德国那里购买1万支新式步枪，到开战前手里已有5万支新枪，而且还单独购买了1000支自动步枪（在那个年代算最先进了）。这还不算，又一次性地买了5万顶德国钢盔（当时桂军是戴着钢盔上战场的，其他军队看着都羡慕）。而且，广西民风强悍，一如日本九州兵。要是单打独斗，或冷兵器时代，日本人真未必是桂军的对手。
但时代变了。
在1937年的阵地战中，桂军攻击前不晓得侦察和压制日军火力，攻击时只知用肉身冲杀。打内战时，各个对手，在战场更多地靠士兵之勇武，抱着步枪舞动着大刀猛打猛冲，甚至指挥官的战术和谋略都排在第二，但跟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日军打，哪里是内战之能比？！
桂军落了这样一个结局，有士兵平时训练和见识的问题，也有白崇禧、廖磊的直接责任。
桂军只一天的时间就被日军打垮这个事，让上海战场上的很多中国将领震惊：原来，这世界上，仗的打法，早就变了！桂军经此一战，一蹶不振。退下来后，到安徽休整，后来南京战时，蒋介石想把桂军调赴南京，但白崇禧死活不同意，开战后第一次跟蒋介石顶牛，想为桂系保存最后一点血肉，蒋介石见桂军已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没再坚持什么。
在南翔、真如一线，桂军被打了下去。大场战斗依旧激烈，杨森的川军已经顶上去了，已经跟日军血战多日。打到10月24日的凌晨，攻击大场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不动了，在等补充完新兵的第101师团。伊东政喜二次上阵后，日军把两个师团的野战重炮全调了过来，大场再也支撑不住了：两天后，阵地陷落，第18师师长朱耀华自杀不成，但魂亦成国殇！
大场陷落后，苏州河北岸除南翔、真如（留有一座通往河南岸的木桥）还有点军队外，中国军队主力则退至河南岸与日军对峙。
但日军并没马上强渡苏州河，而是喘了口气，因为他们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已经打到这份上了，陈诚从昆山打电话给蒋介石，建议立即全线撤军，依托后面的吴福、锡澄国防线，节次消耗日军战力。这也确实是中国军队全面撤退的好机会。蒋介石听完建议后长久不言，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撤退令传了下去。
但正在这个当口，“华盛顿九国公约组织”宣布要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11月3日，日本拒绝出席），主题就是中日战。蒋介石当然没傻到认为这个会能驱逐倭寇，但却想通过该会使中国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这援助既包括道义上的，也包括实际的，再就是对日本的制裁。所以，11月1日深夜，蒋介石带着白崇禧、顾祝同、陈诚再次来到前线，把先前下达的撤退令收了回来，希望一线部队在上海再坚持一周，并把卫戍南京的教导总队第1团和第3团也派了过来（这是最后一波增援上海的部队），由总队长桂永清亲自带队。
朱绍良替了张治中后，指挥的中路军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从战局上看，该路军队的设置已没什么意义，于是蒋介石一纸令下，把朱调到甘肃省去当主席了，中路人马交由右翼军张发奎统一指挥。
这时候，中国军队几乎都已集结在沪西地区。
各部队长只好再次下令进占原先放弃的阵地。
但士气接不上了。打仗这件事，不谈武器装备和战术运用，只说士兵的战斗意志，靠的就是一股气。如果没下撤退令，在上海浴血的士兵们，仍能以最大的牺牲跟日军死磕。但撤退令下来了，战斗意志就垮了一半。
日军在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后，开始从教导总队和税警总团阵地的正面强渡苏州河。
教导总队的真正硬仗还在后面的南京战上。我们只说税警总团（团长黄杰，辖两个支队，6个团），他们一战蕴藻浜，再战大场，三战苏州河。
关于这支部队，都知道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建的亲兵，听名字好像任务是搞缉私征税什么的，但最后却成了一支正规军。由于是宋财神的亲兵，从一开始，士兵装备就好，拿的薪金也多，1932年在上海还跟日本人较量过。虽然后来蒋介石把这个部队收了过来，但部队的风格没变，玩的依旧是“美式”，想出任排以上的部队长，得有美国文凭。
说起税警总团在上海的表现，很多人极力夸奖，不外乎觉得这个部队特殊，武器装备好，士兵素质好，战绩也肯定好，其实还真不全是这样。大场之战，税警总团也参加了，表现不但不突出，甚至还出现大规模无令后退的情况，税警炮兵部队甚至只带了点战炮零件，就把阵地给扔了，这在“班长退枪毙班长，师长退枪毙师长”的上海战中还真不多见。正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税警总团两个相当于旅长的支队司令（王公亮、何绍周，后者还是何应钦之侄）被撤职。
当然，并不是税警总团所有人都打得不好，第4团团长孙立人（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双学历，安徽巢湖人）因表现突出，被任命为新的支队司令（第2支队，仍兼第4团团长）。孙给人的印象是：聪明、潇洒、酷，作为日后印度缅甸战场上的一号风云人物，他堪称抗战八年中的偶像派。这里说的偶像派，除了具备外貌和气质外，还得有实力，都算上，孙立人肯定能进前三名。这前三名里，另一个是张灵甫。至于第三个是谁，就不好说了。这一拨人里，论综合实力，王耀武是第一，但老王不属于偶像派（虽然相貌也很周正）。
孙立人打仗有个特点，就是会使用预备队。当时，情急之下，很多部队长不留预备队不是什么新闻（华北天镇之战和上海桂军反击战）。孙立人不仅留，而且会使，这就难得了。让孙立人初有名气的，就是下面的苏州河之战。当时战况极为激烈，日军强渡之情景，可以看一段他们的士兵写的日记（第101师团之荻岛静夫）。
天好不容易亮了，敌方的射击达到了极致。从各个地堡和散兵战壕里面射出的弹丸有如雨下，迫击炮爆炸的巨大声响震撼长空。我军炮兵也开始还击，还发射烟幕弹，飞机也赶来轰炸，真是撼天动地。第6中队终于渡河不得，进退维谷。在敌军猛烈射击之下，队长下了决心，命令本部继续前进……工兵脱光衣服、光着膀子拼命拨舟猛进。此时是上午10时。河岸上，友军死者的尸体叠了几层，重伤员得不到治疗，只有呻吟苦撑……
孙立人率税警总团在周家桥、刘家宅与日军血搏，成为整个苏州河之役中最激烈的战线。
孙立人当然是用脑子打仗的人。当时有50多名日军冒着弹雨像水鬼一样从河里爬了上来，藏到岸下的储煤洞，我们这边没射击角度，士兵们不知如何是好。孙立人叫部下找了4块厚钢板，派人以此为护墙，封住河对岸日军的火力，然后用棉花包浸满汽油，推下河岸去，将洞里的日军烧死，没烧死的也给熏了出来，随后用手榴弹将之击毙。
到11月3日，苏州河南岸的一所小楼被日军的一个分队偷袭占领，日军躲在里面不时打冷枪。这时候，按命令宋希濂第36师来接防了，但宋师说：我们接到命令时，没提到南岸有日军，现在我们不能接防。
孙立人也没废话，说：那我们把这十几个日军消灭了，再把阵地给你们。
为了争取时间，孙立人派人到总部取地雷，想爆破小楼，地雷取来后，已是4日凌晨。正当孙立人查看地雷时，一颗榴散弹在上空爆炸，孙立人倒在血泊中。
孙立人打得好，南京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都很欣慰。听说他负伤后，宋子文很着急，跟黄杰通电话，要他一定保住孙立人的生命，黄杰紧急派人把孙立人送到总团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秘密医院。孙立人当时蹲在地上，后背和双臂被炸伤，9块弹片进入体内，幸运的是当时他戴着钢盔，没击中要害部位。
就在孙立人下火线后不久，日本人忽然不打了，苏州河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发生了什么？中国军队有点迷糊，难道日军又有什么新动作正在酝酿？
这时苏州河北岸，只有孙元良第88师谢晋元部一个营的孤军支撑于闸北区的四行仓库（上海四家银行的仓库，师司令部所在地），以孤城单旅表明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这个计划是蒋介石决定的，最初他想叫第88师全留在苏州河以北，分散开来打游击，叫顾祝同给孙良元下令。孙当然明白，这样一来，第88师就有可能真的打到番号被取消，于是极力反对，理由是徒劳牺牲，并无益处。这个观点是站得住的。
为此，孙元良专门派师参谋长张柏亭前往顾祝同在沪西的司令部陈明观点。
这时候，顾祝同的司令部藏在一片小竹林里。顾告诉张柏亭，这是蒋委员长的意见，留在河北岸，打给国际看，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更多的同情和实际的支援，是政略。
张柏亭呢，他打了个比喻，说：第88师打到现在，已经补充兵员五六次，老兵只有两三成，好比沏茶，越来越淡，假如再分散开来，就更没战力了。
顾祝同说：你说的话有道理，但委员长那里怎么回复呢？
张柏亭说：在河北岸留一个师是牺牲，留一个班也是牺牲。我的意见是最多留一个团，这也是我们师长的意见。
顾祝同说：时间紧迫，就这样办！你赶紧回去布置，这边我负责向委员长讲明情况。
就这样，第88师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留了一个加强营：第524团第1营，对外号称八百人，由该团团副谢晋元（黄埔军校4期，广东蕉岭人）、营长杨瑞符（黄埔军校6期，天津静海人）率领。坚守多日后，杨营长受伤归队，谢团副带部队撤入租界，后被日军买通汉奸刺杀身亡，余部在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关押，少数人逃脱辗转到后方，重新加入抗日军中。
当日军围攻苏州河北岸中国军最后的阵地四行仓库时，上海民众用远眺的目光临河为壮士们打气。当时，四行仓库周围，三面是日军的旭日旗，隔着苏州河这面，在公共租界上空，是英国的米字旗。没有中国国旗。
真的吗？
战斗期间，一个叫杨惠敏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冒着纷飞的弹雨，孤身勇渡苏州河，将一面国旗敬献给中国战士。当苏州河对岸的上海民众发现仍有崭新的国旗升起于四行仓库上空时，一时间热泪盈眶。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腹背受敌
南京距上海约300公里，一个急行军的路程。所以，上海开打后，东京的武藤章已嚷嚷“旭日军旗进南京”了。
武藤认为：这样做，一劳永逸。
当然，这个“永逸”，是建立在旭日军旗进南京后就能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仍不屈服，怎么办？
那武藤就不知道了。
石原莞尔觉得：华北烽火连三月，连也就连了，上海也打起来，打也就打了，这里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港口，攻陷上海后诱逼南京签和约，不是没可能。但如果在这个关口继续进攻南京，就等于把蒋介石逼到了死角，将来再跟中国和谈是一点戏也没了。如果中国真的因此而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日本最后拿什么来赢得这场无谓的战争？
石原觉得这真的是一场无谓的战争。
局面发展到今天，石原不知道日本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打中国对日本到底有什么好处？他找不出来。如果说满洲没在手里，那还讲得通。但现在满洲牢牢地在日本人手里，明治时代梦寐以求的生命线已经在握，按石原的观点，接下来该大力开发满洲。他已经说了多少次了，日本最大的对手是苏联和美国，而且现在满洲的形势极为危险：苏联的军力日益增强，在远东边境上，放了10多个师，近1000架战机和超过800辆的坦克。日军在满洲才有多少军队呢？5个师团，200来架飞机，100来辆坦克，这些兵力警备苏联基本没戏。
但现实是：全日本都陷入了癫狂，谁会搭理他一个“怪人”？中日上海鏖战，中国军死战不退，而现在，连天皇也有增兵上海的意思了。
对华东大打，石原虽然不赞成，但又说：如果天皇陛下说要增兵的话，那肯定是要增兵的。说这话时，石原嘴角挂起一丝怪异又难以觉察的笑。
按河边虎四郎回忆，每当石原“提出有把握并且含蓄的警告”时，嘴角就会出现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怪笑。
石原笑完后，辞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职务。9月27日，负责战术战法的第4部部长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继任。
这是一个变数。
下村定是继桥本欣五郎、长勇、和知鹰二、武藤章、田中新一、永津佐比重之后，又一名日本陆军强硬分子。
提到这几个人，必须说一下：
七七事变爆发后，尤其是上海打起来后，和知、永津二人都做了第11师团的联队长，桥本被恢复现役做了炮兵联队长，长勇做了上海派遣军参谋，武藤不久后做了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除了田中和下村坐镇东京外，强硬派几乎都被派往了前线。
他们被派往前线，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正常调动，二是被赶到前线，比如，和知鹰二是被桥本群赶走的，而武藤章则是被新上司下村定赶走的。
关于下村，后来一路高升，成为他们这几个人中职位最高的，不仅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晋升为大将，1945年战争结束当月，还被任命为旧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大臣。
继续说陆军参谋本部那点事儿。终于把石原挤走了，这下好了，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必再天天吵架了。但作为胜利者，也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把前面的仗打好，歼灭中国军主力，使南京屈服。
这时投入上海的日军已达到6个师团加1个支队，这几个师团里最能打的吉住良辅第9师团攻击到苏州河时，死伤就超过了9000人；第101师团伤亡更是过万了，这是日本人没想到的。
中国军队的损失虽然更惨重，但依旧没撤的意思。
现在的情况是：杉山元做梦都想叫中国军队在上海全线撤退。因为七七事变后，他向天皇夸下海口：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但现在都三个多月了，杉山陆军大臣，你是在把天皇当小孩子哄么？于是他天天琢磨着如果天皇问他的话，自己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呢？敌人十分顽强，日本军奋勇冲杀，正在决战中！这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说。
下村比陆军大臣更着急。
但下村没表现出来，此人也确实有手腕，一上任，就对作战部进行了改组：
武藤章任课长的第3课，原本负责制订作战计划，被称为作战课。下村上任后，把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交给第2课，也就是河边虎四郎任课长的战争指导课。下村搞这一手，完全是看不惯武藤章咋咋呼呼、不尊重领导的作风。虽然他们两个人同属于战争扩大派，但武藤在石原手下那股不听话的劲头叫下村很讨厌。所以，下村一上任，就把武藤章架空了，留给他第3课的业务，只剩下军事动员和编制了，武藤一下子就老实了。
搞定武藤后，下村开始想：上海之战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必须露一手，否则也不行。陆军大臣杉山元相当于国防部长，属于最高行政长官，而陆军参谋本部可是搞业务的，总长载仁亲王又不管具体的事，新任参谋次长多田骏观念保守，现在都看他的了。上海那边，松井石根已经没招了，除了让他的军队强攻外，没任何有技术含量的办法，这种强攻除了给中国军队杀伤外，根本不能彻底打垮对方。
一句话，局面打不开。
正在下村焦虑不堪时，天皇“开恩”召见了他，本来是个荣耀的事，却把下村吓了一哆嗦，他当然知道那位深居简出、沉默寡言的人要问什么。
其实天皇的问话很简单：下村部长，你新上任，有什么办法在上海降伏中国军队呢？
下村想了半天，回答：正在研究，不日将出方案，到时必定置中国军于死地。
回到参谋本部，下村立即开会，主题就一个：现在的局势下，是扩大华北战事，还是继续增兵上海？
被削了兵权的武藤章，说话声音开始变小，主张两边都打着，认为上海已经放了5个师团，完全够用了，这支军队甚至都可以进行南京攻略了；又主张进一步扩大华北战事，进行山东登陆作战，把华北五省都拿下，用军事手段促成华北自治。
武藤小心翼翼地问：下村部长，您说这样好不好？
下村说：南京攻略？现在说的是上海问题！我告诉你武藤大佐，这不是一个双项选择，而是一个单选，华北和上海两边下同样的力气是不可能的。
一堆课长和部员们开始大讨论，最后也没得出个所以然。
下村说：现在最紧急的是把上海的局面打开，不能再拖下去，现在是跟苏联的关系最危险的时刻，必须早一天结束上海之战！
下村担心在这个关口苏联进攻日本。不仅仅他一个人担心，整个日本内阁都担心。中日开战后，南京那边一直要跟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苏联人怕引火烧身，除了给军事援助和派志愿航空队外，并没想出兵攻击日本的意思。但东京那边，却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按下村定的判断：如果苏联真动手，那么极有可能选择1937年11月底到12月初出兵，所以他认为必须在11月中旬前结束上海的胶着战，否则一旦设想成为现实，那对日本来说是灭顶之灾。
在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下，第三次增兵是肯定的，除了计划从国内继续派出师团外，下村还打算抽调华北的部队过去。
增兵没问题了，关键是怎么个增法。
下村到底还是有两下子的，瞄着地图，最后把目光凝聚到杭州湾。
杭州湾位于浙江东北，钱塘江从此注入东海，形成一个喇叭般的海湾，湾口宽约95公里。但说实在的，从水文地理上看，后来日军登陆的湾北金山卫，很难说是一个理想的登陆点，因为这里的水位不深，大型舰船不易临岸，1933年，南京陆军大学的一帮学员曾专门到杭州湾勘测水位和地形，不认为有一天日军会选择这里登陆。相比之下，他们认为乍浦是个理想的登陆点，所以后来南京从乍浦到嘉兴修了一道国防线，也就是乍嘉线。
下村在拟订杭州湾登陆计划时认为，如果登陆成功，就相当于从背后捅了中国军队一刀，在这里放上3个师团所发挥的威力，至少相当于从上海正面放上5个师团。正因为如此，登陆部队不作为松井石根的后续部队，而是当作一支独立部队使用。
在这支登陆奇兵里，需要放进战力超群的师团，下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山西作战的广岛第5师团，但随之放弃了这个想法，华北毕竟也需要一支像第5师团这样能打的机动部队。下村第二个想到的是同样正在华北作战的熊本第6师团（此时正在河北正定一线追击中国军队），然后是刚刚编成不久的久留米第18师团。该师团虽然是新编的，但跟第13师团一样，底子好。最后，他把同样新编成的宇都宫第114师团也放了进去。这样一来，整个日本国内，就只剩下近卫师团和旭川第7师团两支部队了。
日本人，几乎倾巢而出了。
就这样，第6、第18、第114师团编成第10军，下村提议前驻台湾军司令官、皇道派军人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下村给柳川找的参谋长是田边盛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爱媛县人）。
下村还是不放心，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第5师团身上，从该师团抽出一部分兵力组成支队，由国崎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广岛县人）少将率领，跟上面3个师团一起作战。
杭州湾登陆部队编成后，下村一个命令下去，又把在华北作战的京都第16师团也调去华东（10月30日），让他们在长江边上的太仓选择地方登陆，跟第10军形成夹击之势。至此，上海方面的兵力已完全超过华北，日军的作战重心彻底转移了过去（如蒋介石和陈诚所希望）。
陆军参谋本部通信运输部（第3部）部长塚田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茨城县人）对下村的谋略颇为欣赏，认为下村上任后，中日战局“将为之一新”。
但在登陆日选择上，柳川跟下村吵了一架。
杭州湾大潮是很有名的，日期选择会直接影响登陆效果，日军气象部门向下村提供了一个时间：10月30日夜间登陆最合适。下村希望最晚不超过11月2日登陆。
但杭州湾登陆是个临时计划，所以对柳川来说，这几天的时间根本完不成登陆准备，他在电话里对下村说：如果真的要求第10军在这个日子登陆，那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实际上，直到10月24日，柳川还在佐世保海军基地跟海军的人签合同：海军协助陆军运兵和登陆合同。都这时候了，海军和陆军还搞这一套？必须的，日本特色嘛。在柳川看来，在此后5天里把3个多师团的兵力拉上杭州湾有点开玩笑了，那可不是一把沙子随手撒过去就行。
柳川叫参谋长田边盛武把师团长和支队长集合到佐世保，借了海军的一个办公室，开了第一次战前会议，参加者有从中国赶回来的第6师团长谷寿夫、第5师团第9旅团长国崎登，以及在国内的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熊本县人）、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福冈县人）。几个老鬼子一起祝贺柳川出山，用标准的五短身材的谷寿夫的话说：柳川中将一出，上海战局定矣！被认为是日本陆军美男的末松茂治则说：我军出征，应力求神速！田边给柳川拟订的第10军作战方案很简单：登陆后，立即向黄浦江一线攻击，切断沪杭铁路，转战太湖西南，与上海派遣军合围中国军队。
最后，下村和柳川谈妥的登陆日是11月5日。
11月初，第18师团在长崎县的五岛群岛集结完毕，第6师团则集结在朝鲜八口浦海域。当时，攻克保定、正定后，第6师团继续向石家庄一线进击，但10月25日被一个命令调到了山东，从那里上了船，很多士兵以为要回日本了，没想到在朝鲜南边的海域停了两天后，被告知要在杭州湾登陆。11月2日，作为第一波登陆部队，两个师团在济州岛海域会合后，经马鞍群岛直扑杭州湾！
两天后的深夜，日军登陆舰船像海怪一样悄悄抵达杭州湾外海预定地点。
柳川没叫部队摸黑登陆，而是下达了转天凌晨登陆的命令。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与其说日军士兵在作最后的登陆准备，不如说大多数人都在发呆。望着黑黑的海岸线，他们除了兴奋外，更多的是紧张和忐忑。按他们在船上的设想，登陆战将是一番血战（当登陆开始后，他们却发现：实战比演习更轻松）。
秋天的杭州湾静悄悄的。没人知道转天清晨登陆时的情景。视野止处，是北岸金山卫。这处海防重镇，建于明朝。在当年，就是为了防御倭寇。
一夜无话。
1937年11月5日凌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用500公斤的炸弹对金山卫一线中国守军的滩头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舰炮齐击，泻到海岸线。
柳川一声令下，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从金山卫东西两个方向强行登陆。在下船的前一刻，柳川的训话是：一旦登陆，山川草木，皆是敌人！
日军陆续登陆后，柳川分兵两路：第6师团主力和国崎支队攻向30公里外的重镇松江，跟苏州河沿岸的日军合围中国军队；第18师团、第114师团向嘉兴推进，去切断沪杭铁路和沪杭公路。柳川第10军的突然出现，使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日军登陆之日，蒋介石跟顾祝同通了二十多个电话。
张发奎的右翼军警备的地区就是浦东和杭州湾北岸，但由于前两拨日本援军都是直接从上海那边登陆的，所以打着打着中国这边就把杭州湾忽略了，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增兵仍会选择上海方向，即使不是上海方向，也应该是长江沿岸（陈诚认为日本人新的登陆地点应该是太仓，后来第16师团果然是在太仓境内的白茆口登陆的）。其实，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前，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科长钟桓就得到情报，说黄浦江里的很多日军小火轮悄悄驶出吴淞口，“但去向不明”。这个情报上报后被忽视了。而这些小火轮正是接应日军登陆部队的。
警备浦东和杭州湾北岸的部队，本来有张发奎第8集团军的4个师和1个旅，但上海战陷入胶着后，就陆续把守在这儿的部队派到了上海，当柳川带军登陆时，浦东兵力是很薄弱的，至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一线，仅有第62师的2个连、炮兵第2旅的1个连和一些地方保安队。
日军登陆后，中国这边急忙把钟松第61师调过去阻击日军强渡黄浦江。这时再不从上海撤，中国的几十万军队必定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也自然明白。他下了一个令，但这个命令不是叫军队全线撤退，而是叫部队去堵重镇松江。松江该不该去堵，应该去。但上佳之策是：第一个命令堵松江，第二个命令叫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因为这样堵松江的意义才能最大地显现出来。
蒋介石没有立即下第二个命令。很难说他忘记了布鲁塞尔那个会。此时他已把两个外交奇才顾维钧和郭泰祺派了过去，希望争取到国际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制裁。但从几天后的情况看，这个希望完全落空，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会开比不开的效果还要糟糕！如果不开的话，日本至少还不太确定欧美列强对日本出兵中国的态度，但开完后欧美为了自身利益而完全绥靖日本，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
军事有时候会折在政治上，而且那时的政治，是虚幻得比月球还远的政治。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上海前敌总指挥陈诚那里，陈诚又打到张发奎那里，后者拿着花名册一翻，这时能调过去增援松江的只有右翼军总预备队吴克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黑龙江宁安人）第67军了。这个军原来是东北军一部，刚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调过来。张发奎为了表示重视，叫自己的副手黄琪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梅县人）亲自到松江组织布防。
11月5日夜，黄琪翔和吴克仁带人赶到松江，会合那里的守军（郭汝栋第43军残部）和保安队开会，提出松江至少守三天，为随后上海军队的撤退赢得时间。
三天？
到11月8日夜城陷，真的顶了三天，代价是吴克仁军长、所辖师参谋长邓玉琢、两个旅长朱之荣和刘启文，以及大批士兵战死。
吴克仁也是上海战中我方战死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松江是国崎支队打下来的，此时第6师团主力正向青浦（上海之西、黄浦江上游，是上海通往内地的大门）疾进，去切断中国军队西退之路。第6师团并不恋战，只是堵塞交通要道上的两个点：11日占青浦后，4天后下占昆山。这时候，从另一个方向也打过来一支日军，上去一打听，是吉住良辅第9师团。
打松江时，国崎支队曾派出一个侦察小队，化装成中国军队，夜袭了离松江不远的安亭镇，不料薛岳第19集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了这里，日后湖南战场上的“薛老虎”差点被捉。
说起来，当时情况极其危险。日军偷袭时，薛岳正在接第67师师长黄维打来的电话（此时黄受薛节制），按薛的命令，第67师殿后掩护第19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撤退，主要任务是扼守苏州河上的泗江口公路桥。黄维正在报告情况，突然听到电话那边枪声大作，薛岳说了声“情况不好”就挂断了电话。在卫兵的保护下，薛岳冲出敌人的火力，乘车奔行时又遭日机扫射，危急情况下，只好凫水脱逃，好不狼狈！
薛岳怎么撤了下来？因为在11月8日晚，蒋介石终于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那就回到开战之处的八字桥吧。
进入11月后，教导总队第1团和第3团从南京开来，第3团在途中的新桥车站就下车了，第1团在团长李昌龄（黄埔军校1期，山东潍县人）带领下继续前进，开赴八字桥接替黄维第67师。
到八字桥时，已是11月4日深夜，交接完毕后，黄维带部队撤了下来。第1团布置好，转天夜里就跟日军接火了。固守5天后，11月9日傍晚5点过，接到放弃上海的命令。此时，在激战中，李昌龄已经负伤。
这里只说第1团第3营。接到撤退令后，撤退序列是：第10连、营部、迫击炮排、第11连、第9连、重机枪连。最后撤的重机枪连担任掩护任务，撤退时间是晚上7点。由于连长身负重伤，排长李慕超（黄埔军校10期，湖北夏口人）代理连长。
李慕超带战士路过担任掩护的重机枪连时，看到好友、该连排长钱和森（黄埔军校10期，福建闽侯人）。钱和森说：老李，我们掩护你们，祝你们平安。
李慕超握着同学的手，嘴张了张，泪水流了下来。
又有谁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后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钱排长英勇牺牲了。虽然上面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但往哪里撤，并没说清楚。由于第1团是从莘庄（上海西南）转进上海的，所以他们只好先去莘庄。但没走多久，莘庄方向就传来枪声，于是只好折向西北。拂晓时，发现附近都是撤下来的中国军队，大家互相问是哪个部队的，就在这时，传来日军攻陷松江的消息，直到这时，李慕超和第9连的战士们才知道日军已从杭州湾登陆。
各个部队都下意识地往昆山撤。
昆山位于上海、苏州之间，北边是常熟，东北是太仓。
天亮后，李慕超第9连跟随其他撤退部队抵达苏州河上的黄渡大桥，桥只有一座，部队却成千上万，互不相让，挤成一团。
李慕超叫第9连战士互相拉着皮带，勉强挤过桥，经过八字桥激战5天，以及一夜的行军，过桥后一点人数，整个连只剩下70多人了。
此时日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所以飞机一波波地来轰炸。
李慕超和他的士兵不愧是教导总队出来的，军事经验比一般部队强，遇到日机轰炸，他不叫士兵们藏进附近的树林，而是叫大家在沟壑纵横的旷野里分散开。面对地面上少量的中国军队，日机一般只进行扫射，在形成扫射角度前，教导总队的士兵就迅速卧倒，利用沟壑进行掩护。对超低空俯冲的日机，则用机枪回射。相反，躲进树林里的部队，则遭到日机地毯式轰炸，伤亡特别大。
李慕超带队到达昆山后，情形好了不少，大家也可以喘口气了，随后转向苏州，教导总队的收容站设在那里。在苏州归队后，李慕超和战士们上了火车，在11月中旬回到南京。但没想到，仅仅三周后，在紫金山下，就又跟日军干上了。
在李慕超带队终于过河的时候，在另一座桥前，最先开到上海的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黄埔军校5期，湖北武汉人）正对着河水大哭。为了阻止日军过桥追击，前面刚刚退过去的一部分军队在桥上布了地雷，那眼前的这些德国战炮怎么过桥呢？最后没办法，彭孟缉下令：推入河中！
由于后撤的中国军队陷入混乱，跟向前追的日军互相交错，形成了三明治，一层夹一层。其间，有个令人扼腕的事发生：
11月9日，在离松江不远处，日军第6师团正往前追着，谷寿夫没把兵力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成好几块，一时互相失去联系，师团司令部进至一个叫佘山镇的地方。当时护卫师团司令部的日军不过五六百人，入夜后，有支上千人的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欲从余山镇夺路而走，与日军发生激战。黎明时，日军向镇子后面的高地撤退，想占据有利位置，于是司令部一干人往高地爬，谷寿夫这一年快六十岁了，多日行军搞得腿脚也不太利索了，自己爬不上去，就叫身边的人往上推他，他身边的一名下士还没伸手，另一名士兵先扶住了这个日后暴虐南京的屠夫，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托他的屁股，总算把谷寿夫推了上去。很快天微微亮，谷寿夫身边的卫兵再看刚才托举他们师团长的那个人，竟是个带着枪的中国士兵！他把周围日军说的日语听成广东话了，以致在夜色中误入了敌军阵营。
如果说中国士兵混入日军中是无意的，那么日本士兵混进中国军中，当然就是有意的了。
很多中国军队需要通过青阳港公路桥往昆山撤，在过去一部分军队后，把守桥头的第87师士兵要炸桥，正在这时第14师赶到了，不叫炸。第87师不听，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为了阻挡后面的日军。新任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军校1期，广西柳城人）一下子就急了，说我们还有一个旅没过来，你们敢炸？！僵持不下时，第87师的人说，你给我们长官打电话吧！但这时候找不到王敬久，于是陈烈就给在昆山负责部队收容的第4军军长吴奇伟打，说现在不能炸，等我们的人过去再炸不迟，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办。
吴奇伟答应后，第87师的人才走。第14师把桥头防务接过来后，又等了一天一夜，撤走了不少部队，但第14师还有一部分伤兵没到，正在犹豫还等不等时，混杂在撤退部队里的日军跳了出来，从桥东头发起突然袭击。陈烈立即下令炸桥，但这时候电机点火装置出了问题，炸药竟没爆炸，而又没留导火索做后手，于是日军一下子冲到桥西头。
当时的情况是，松江虽然重要，但也没重要到决定中国军队命运的地步。而青浦的作用不小于松江。如果决定撤军后，在青浦放上重兵阻击日军，掩护大军收容和转进，仍可以争取宝贵的时间。但慌乱中，青浦的作用被缩小了，只放了少数部队，而松江的作用被放大了。由于中国军队在青浦（到安亭）一线没有强力布防，致使两地轻易失守，随之昆山不保。
夹击之势形成后的第6天，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转天藤田进第3师团开入市区，在已快成废墟的市政厅前举手狂呼，上海至此完全陷落。
后来，很多人抱怨中国军队忽略了杭州湾，使日军轻松登陆。多少年后，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能不能作有效防守是一个问题。中国海岸线漫长，而海岸防守仅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有海军进行配合。
在当时，中国海军的战力几乎为零，制海权无从谈起，而日本海军的实力却是世界一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的防登陆能力无从谈起。这是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中国唯一能做的，是在海岸线的桥头阵地布置兵力，但正像上面说的那样，由于海岸线漫长，实际上也是防不胜防。从战术角度来说，下村定足以凭借此役名垂世界战争登陆史，在前线的柳川平助也仅凭此一役，盖过了他之前所有军事生涯中的辉煌。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陆续投入近70万兵力，日本投入近25万军队，是截止到1937年为止中日两个民族战争史上投入军队最多的一次会战。八字桥、汇山码头、虹口、杨树浦、江湾、闸北、吴淞、川沙口、狮子林、庙行、刘行、杨行、大场、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南翔、浏河、四行仓库……这些地名带着战火与硝烟，在1937年夏秋之季的各个报纸上频繁出现。不但中国军熟悉，日本军熟悉，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家属也熟悉。因为阵亡日军的遗物或骨灰寄到国内后，都会写着阵亡的地点。就这样，刘行、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大场等地，眼花缭乱地出现在那些家属眼前。
中日上海战之惨烈，对日本来说，仅次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说，虽没绝后，但却是空前的。在两军格斗中，既有当时最先进的空战，又有最原始的肉搏。在很多阵地战中，中国这边阵亡的士兵重重叠叠，尸体来不及转移，只能充当沙袋做掩体使用。激战中，机枪手战死后，旅长、团长抱过机枪向日军扫射的场面屡见不鲜，像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黄埔军校3期，江苏宿迁人）不仅开过轻重机枪，还多次投手榴弹，由此可以联想当时之惨烈。
抵抗如此之激烈，也是很多日军士兵没想到的，他们坐船出海时想的是：把围攻日租界的中国军赶跑，顶多打打街道战。但结果是：在上海的三个月，第3师团、第11师团、第101师团战死士兵都分别超过3500人，第9师团虽被称为上海战中日军最精锐的师团，但战死士兵却超过了5000人，排各师团之首（加上受伤士兵，这个师团超过了1万人，伤亡率接近50%）。而死伤总计排第一的，则是第101师团，多次补充兵员后，累计死伤超过15,000人。算上第10军的损失，整个会战中，日军自仓永辰治大佐、加纳治雄大佐以下战死近20,000人。至于受伤的日军，丧失战斗力的，也达到20,000多人，所以谈到上海战时，最常见的一个数字是：日军伤亡40,000多人。但实际上，如果算上轻伤后重返火线再次受伤的（即累计同一个人受伤次数），并按通常战场上死伤比例推算，日军战伤者接近80,000人次。
上海战中，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了73个师，除汤恩伯第13军、卫立煌第14军、郑洞国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在华北作战外，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全过来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第1军、第18军、第74军、教导总队、税警总团……说到胡宗南第1军，按第14师参谋长郭汝瑰的说法：“即使第一流部队也只能顶七天。胡宗南第一军守刘行，三天就牺牲殆尽。”
在刘行争夺战中，胡宗南指挥部队跟日军血拼，一周过后伤亡惨重，但胡始终没打电话要援军，在那默不吭声地顶着，后来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知道了情况，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今天就派部队去换你们，这时候，胡宗南才说：“再不来人，我自己就要拿着枪上了。”以第1军第1师为例，从团长到旅长死伤8人，至于连长一级的，除通信连外，其他多个连长全部因伤亡而换人，部队长尚都如此，士兵们的伤亡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战力的差距，当时平均下来，一场会战后中日双方的伤亡最少是5比1。也就是说，至少付出五条华夏男儿之命，才可搏杀一个鬼子。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20万人，如果算上重复受伤人数，这个数字得翻番。
其中殉国：军长1名，第67军吴克仁；副师长2名，第175师夏国璋、第75师吴国璋；旅长超过10名，包括第88师第264旅黄梅兴、第67师第201旅蔡炳炎、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第58师第174旅吴继光、第67军第321旅朱之荣、第67军第322旅刘启文等；团、营一级的校官，基本上每个师都伤亡三分之二，至于连、排一级殉国的将士更是不可胜数。
前面说到了中日战力，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搞了整军计划，但由于被七七事变打乱，所以开战时军队编制仍比较乱，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杂牌军，武器既有国产的，又有进口的，每支部队有一堆牌子。而士兵出现重大伤亡后，在补充新兵时，由于没有征兵制，能把地方保安团补进来已经不错了（到南京战时只能补充壮丁）。日军那边恰恰相反，有独立的军事工业、完整的兵役制，即使一线部队有大的伤亡，也能及时地把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士兵（完成现役者，即退伍老兵）、后备役士兵（既完成现役又完成预备役者）补充进来，而不用担心战斗力有什么滑坡。
上海大战中，日军采用陆海空协同作战，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火力联发，不仅地面火力能压制住中国军队，最关键的是掌握了制空权，很多中国士兵还没跟日军接触，就已葬身炸弹下。围攻上海市区不得手后，中国军队被投到上海四周狭小的地带，攻又不现实（桂军之反击就不用说了，吴奇伟第4军之张德能第59师，当时也反对防御，率部向日军反击，结果根本打不过去），只好层层防御，陷入被动，伤亡惨重，而撤退时又连失良机。
还有一点：上海战，日本那边指挥简洁，只有两级：派遣军、师团。中国这边一层层就多了：开始时，是战区、集团军、师三级配制。随着赶到上海的师增加，于是把两个师弄在一起，编成“军”（有的军只有一个师）。“军”的增加有必要，但接下来就有点乱了。一些师长被提升为军长（李延年、王敬久、宋希濂、孙元良、夏楚中、俞济时等）后，陈诚为老部下第18军军长罗卓英鸣不平：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军长，难道老资格的罗卓英还照样当军长么？蒋介石也觉得不好办，不过他是想到了自己喜欢的胡宗南，总不能让他继续当军长吧，于是发话，在“军”之上加了个“军团长”，胡当了军团长（第17军团长），后来罗卓英在陈诚的力荐下，当了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没完：为了“清楚各自的责任”，又搞了“兵团”，把上海的中国军分成三部分：陈诚左翼军、张发奎右翼军和张治中（朱绍良）中路军。同时，又给陈诚安了个帽子：上海前敌总指挥。也就是说，到最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分六层指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
关于兵种间配合得不好，前面已经说了，往回撤时，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专门找到第9集团军司令部，对作战科长史说发火：你能不能下令叫步兵别扔下我的炮兵就走？！至于步兵和战车部队更是没有配合，步兵认为战车有装甲，还用我们掩护干什么？
尽管问题多多（有的问题是因实力所致而没法避免的），但三个月的上海大战仍值得后人致敬。大战期间，上海和后方的民众以各种形式慰问广大将士，送到前线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后来由于实在太多了，只好堆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各站点。在大战中，更有会驾驶汽车的上海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飞车狂奔于前线和市区医院，争分夺秒地救护伤员。9月底，上海战场形势吃紧，杭州方向的第10集团军派所属第19师（师长李觉）增援大场，该师派一部先行，部队到南翔后，旅长唐伯寅（湖南讲武堂，湖南湘潭人）等人要先到大场联络友军，于是就拦住一辆飞驰的卡车，卡车是运送伤兵的，上车后发现：司机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开始呢，还以为是女兵，一问才知道，是来自上海的童子军，女孩刚刚高中毕业！
一路上，几个部队长视野所及，驾驶汽车运送伤员的，都是青春勃发的童子军。
有这样的少女，有这样的国民，作为这个国家的军人，还能说什么？又如何不与倭寇血战？一时间，唐伯寅等几个部队长热泪盈眶。
就这样，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破灭了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幻梦；同时，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文化资源的内迁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显示了国家持久抗敌的决心，正如11月11日俞鸿钧市长在《告上海人民书》中所说：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 龙骧号由横滨造船厂建造。1929年11月26日开工，1931年4月2日下水，1933年5月9日完工。龙骧号的舰桥是在甲板下方横穿而过的。虽然排水量不大却能够容纳三十架以上的飞机，一般用来支援登陆作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时，龙骧负责单独空袭瓜岛机场，归途中遭遇美军萨拉托加号航母的舰载机袭击，中4弹1雷后沉没。
[2] 1920年，在浅野造船厂开工建造，是日本第一艘航空母舰。于1922年12月建成服役，由于该舰在航母发展史中第一次使用了岛状上层建筑，因而被称为第二代航母，以区别于第一代“平原型”航母，它在“外貌”上已经颇像现代航母了。
[3] 加贺号航空母舰是旧日本帝国海军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原始设计是战列舰，作为“八八舰队计划”的一部分，1920年7月开工，由神户川崎船厂建造。1921年11月17日下水。
[4] 统制派前身，成员包括：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宇垣派阀脱胎于长州阀却又没有长州阀那样严格的出身限制，因此也被称为“准长派”。
[5] “土”为十一，“木”为十八，该系包括罗卓英、周至柔、林蔚、夏楚中、戴之奇、李树森、霍揆彰、黄维、彭善、陈沛、方天、方靖、胡琏、罗广文等人。
[6] 一块小布片，士兵出征前由妻子或母亲在路人的帮助下一针一针缝制，带上它被认为能在战场上逢凶化吉。
[7] 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前身为1907年12月 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 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 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恶魔之路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落第二天，一支日军在江苏太仓境内的长江白茆口登陆，因为从大连出发前，士兵们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当看到滚滚的长江时，都大吃一惊。这支部队里，一个叫东史郎的士兵满脸兴奋地对他的中队长森英生说：大尉！这就是传说中的扬子江么？！
这支部队就是以中岛今朝吾为师团长的京都第16师团。
日后施暴南京的第一号恶魔部队终于在华东露面。
中岛今朝吾，这个名字倒也引人遐想，但这时候还没人意识到：他的部队，在整整一个月后的大屠杀中，成为杀戮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极端残忍的中岛本人也超过第6师团的谷寿夫，成为真正的地狱魔王。
中岛这一年55岁，出任第16师团长前，干的是东京宪兵司令官的差事。中日大战开始，第16师团被编入华北派遣军战斗序列，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参加河北省的作战，后被调回大连休整，专门练习登陆战，很快被编入上海派遣军。但在白茆口登陆时，上海已经陷落。
中岛师团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下村定调来的。
虽然比前任石原莞尔更积极，但在上海即将陷落时，下村也不得不嘀咕一下：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惨重，士兵们疲惫至极，再打的话战力是否跟得上？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没坐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时，他下村当然可以嚷嚷着放开了打，但现在他已经坐稳当了，就必须得对他谋划的战事负责。为此，他策划了一个广东登陆计划，这样的话，华北控制在手，上海又即将陷落，再打下广州，把中国海岸线一封锁，以华北、华东、华南三线胜利的势态向南京施压，他就不信中国不屈服。所以，1937年11月7日，东京向华东前线发出一个命令：扫荡中国残兵限于苏州、嘉兴连线以东。
这个制令线是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意思，他本人跟石原一样，反对把上海战事再扩大。
也就在这一天，下村定编成了华中方面军，统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松井石根转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但同时还兼着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本部通信运输部部长塚田攻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出任副参谋长，当年来华“旅行”的公平匡武出任华中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而上海派遣军主任情报参谋长勇则两边兼着。
华中方面军编成后的第4天，上海就陷落了。这并不出松井石根的意料，出乎他意料的是，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推进的速度，光这样势如破竹地攻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必须坐下来想一下继续进攻的意义所在。所以到11月14日，他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了一个更具体的命令：所有追击部队以上海派遣军攻至福山、常熟、苏州连线为止，第10军攻至平望、嘉兴、海盐连线为止。
这时候，河边虎四郎又飞到上海。下村明白：战事怎么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地日军的意思，所以他派河边过来探听情况。河边一头钻进华中方面军设在上海大场的司令部。在司令部，河边告诉松井，下村作战部长有意进行广东作战，想从上海战场上调过去一个半师团。对于华东的日军怎么办，河边建议：停止追击战，作个休整。当然也不撤军，而是监视和威慑南京。
松井没表示反对，但又说：如果趁此机会攻克南京，也许会更有价值吧？！
上海战把这个老鬼子折腾得够呛，本来他就奇瘦无比，加上天天熬夜，三个月下来已经蜕了层皮，真正地成了皮包骨，一眼看上去像个纸人。上海战，他的派遣军损兵折将，最后还是靠柳川军团的远线迂回才解决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东京的军部实际上对他的能力已经提出了一个问号。所以，松井想打南京既有公的一面，又有私的一面。公的一面，是想通过攻占中国首都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私的一面，就是想通过打南京咸鱼翻生。因为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后，战力已经下去一大半，这时候攻击南京会比打上海容易得多。
但松井又不得不考虑他的参谋长塚田攻的意见。都说塚田也是个“扩大派”，但实际上此时他不赞成马上打南京，因为日军“非常疲倦”，最重要的是无法保证后勤补给。塚田攻在出任现职前，搞的就是补给运输这一块，在军中也算个专家了。松井和塚田碰出的结果是：攻打南京可以在1938年1月中旬进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河边。
河边又见到了武藤章、长勇、公平匡武等参谋。武藤已经当上了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长勇既做着上海派遣军的参谋，又兼着华中方面军的情报主任参谋。两个人对攻击南京“兴趣盎然”。武藤说：一定要打下南京，这样的话中国必会屈服。武藤又趾高气扬了，被打发到前线，他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他对河边吹嘘：当我从南京凯旋而归，从东京站进宫拜见天皇陛下时，不要坐汽车，而要坐马车。
就在这个关口，制令线被推进神速的柳川第10军率先突破了！
柳川平助率第10军登陆后，没遭到强力抵抗，第6师团战死500多人，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分别战死400多人，国崎支队才战死200多人，刚打出“精神儿”来，所以对东京画出的制令线很不满，将佐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息兵不前，将错失良机。
柳川在设于金山的司令部中陷入了抉择的困境。
柳川曾一度追随荒木贞夫，在永田铁山针对皇道派的军内调动中在陆军省次官的位置上失势，被流放到台湾当军司令官。“二二六兵变”中，远在台湾的柳川和山下奉文、古庄干郎等人一起“奉劝”天皇向叛军妥协，兵变平息后被勒令退出现役。中日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战局陷入胶着，东京那边急需能打仗的干将，在这种背景下柳川被起用。
他想：现在，南京在前，旭日旗进中国首都是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的迷梦。他柳川很有可能成为这一百年迷梦的实现者，怎么能停止追击半途而废？
11月13日夜，一直跟随第6师团追击的第10军作战参谋池谷半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3期，静冈县人）返回司令部，向柳川报告的消息是：追击异常顺利，中国军已趋于崩溃。他特别举了谷寿夫被一个中国士兵当成自己人的例子，这说明中国军队已陷入极大混乱。
柳川立即召开幕僚会议。
日本军中的参谋会议分两种：一是阁僚会议，即军司令部达到一定军衔和职务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平时就开这种会议，但也不总开，因为主任作战参谋拟订的计划，通常都会在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那里顺利通过。但如果通过不了，或出现新的重大战况，军司令官就会召开幕僚会议。所谓幕僚会议，就是参加者不分军衔和等级，人人都可以发言。
在幕僚会议上，除柳川外，参谋长田边盛武、作战课长藤本铁熊、作战主任参谋寺田、作战参谋池谷以及一帮小参谋乃至尉级的部队长都搬了个凳子坐好了。
会议内容很简单：要不要向南京追击。
虽然柳川叫大小参谋们畅所欲言，但实际上最后发言的，只有藤本、寺田、池谷。前一个主持会议，后两个人在发言中一致建议：突破制令线。
柳川一言不发。
11月15日，上海的松井和东京的军部接到柳川的电报，内容就不用说了。塚田攻在回电中质问：后勤补给怎么办？
藤本铁熊的回复是：弹药没了，就打白刃战！
塚田又问：粮食没了？
藤本铁熊回答：就地“征收”。
就这样，第10军冲了过去。
此时上海派遣军的新任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还没到（12月2日到任），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还暂时兼着上海派遣军的职务，他慌忙召集塚田攻、武藤章、饭沼守、公平匡武、长勇等人碰头。
塚田攻还是那个观点，不反对进攻南京，但反对立即进攻南京，他认为柳川平助在没任何补给保证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攻向南京一定是疯了。他说：现在冬天快到了，但日军自登陆以来穿的还是夏装，要想攻略南京也行，至少先把十几万套冬季军服发到前线。华东河流密集，桥梁都被中国军破坏了，河面超过50米宽就没法用竹梯搭建浮桥了，很多部队已经在田野里寻找棺材板啦！
塚田攻说：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上海之战，战线拉得还不长，补给可以由军中完成，即使这样战壕里的士兵每天只能定量吃干面包片，把战线拉到南京，补给怎么解决？第10军显然只想着军功了。
饭沼守和公平匡武认为塚田的担忧有道理。但塚田攻的话给了武藤章和长勇刺激。
长勇说：柳川是想夺上海派遣军的胜利成果吧？断不能坐视！上海派遣军必须加速行动，打破制令线，抢在第10军前面攻占南京！
武藤章说：攻占南京后，即使不能迫降中国，也会使蒋介石政权成为一个地方政权！
武藤的后一句话叫松井的心猛地一动。
松井出征时曾对杉山元说，打垮蒋介石政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退一步说，即使不能彻底将其打垮，那么也会如武藤所说，令其变成一个地方政权。从这个角度说，上海陷落后乘胜攻占南京确实有“最大价值”。至于塚田说的当然也有道理。不过，松井认为：日本军补给有问题，中国军的问题更大，现在是大溃退的状态，如果不顺势进攻，就等于让中国军有了喘息之机。
但东京那边毕竟还有命令，是否跟柳川一样对那道制令线视而不见？他老松井得琢磨琢磨。
只说在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次长多田骏，当他得知自己拟订的制令线被第10军突破后，非常恼怒，这简直不拿他当回事嘛！
多田向松井下命令：第10军必须退回制令线。
长勇直接给东京回了电：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必须进攻南京。这就是明显地顶牛了。这段时间，长勇即使在睡觉说梦话时，也像个神经病一样不断地喊：“突击！突击！”这还真不是个八卦新闻。
松井又亲自给多田发了一封电报，他不像长勇那样不耐烦，而是多解释了几句：从包括第10军突破制令线在内的情势看，向南京进军是当前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中国投降，一举解决中日问题，否则中国人将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而恢复并加强战斗意志。
在华东前线的日军蠢蠢欲动时，东京设立了大本营（11月20日），直接指挥华北和华东的作战。大本营是战争期间日本最高指挥机构，天皇本人亲临。日本第一次设立大本营，是在日清甲午海战时；日俄战争爆发后再次设立大本营，现在是第三次。
虽然多田的态度很坚决，但由于柳川军团突击后加快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所以陆军参谋本部的大多数人都开始倾向于攻略南京。在11月24日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总算出面的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当着昭和天皇的面，说进攻南京势在必行。
天皇点了头。
制令线就这样被废除了。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像一个个前例一样，追认了前方部队的擅自行动，南京战至此拉开序幕！
1937年12月1日，大本营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在海军第3舰队的配合下，攻占中国首都南京。
这个命令是多田骏亲自从东京带到华东的。多田不是反对进攻南京么？的确。所以，大本营会议后，受载仁的委托，下村定奉命做多田的工作。下村连续说了4天话，到11月28日，多田才松口：事已至此，我同意吧。
为了表示高姿态，多田亲自飞到前线传达命令。
松井拿到命令后“很欣慰”（松井自己在日记里写的）。但紧接着来的第二个命令，就叫他有点茫然了。这个命令就是叫他把兼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位子让出来，由昭和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亲王接任。松井虽然老，但并不糊涂，虽然他名义上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辖着柳川第10军和朝香宫的上海派遣军，但实际上多少有点被架空的意思。显然，东京对他在上海的表现并不满意。老鬼子一着急，肺病又犯了。所以在推进到苏州后，松井的司令部就没再向前推进，他本人最终留在了苏州。
实际上，参谋长塚田攻成为南京攻略计划的具体拟订者（在武藤章、公平匡武和长勇的帮助下）。
这个计划就是：上海派遣军负责正面追击，在追击中派出一部抢先渡至江北，堵截中国军队北撤之路；第10军迂回向南京攻击，途中分兵芜湖，切断中国军队沿江向西之路。
南京攻略一开始，除了伊东政喜第101师团主力留守上海外，日军其他8个师团和2个支队全部涌向南京方向。
第一个需要提到的，不是那两路直接围攻南京的日军，而是一支在外围迂回的部队：久留米第18师团。很多人认为这个师团参加了南京战和随后的大屠杀，其实没有。
柳川第10军突破制令线后，合击了浙江长兴（京杭公路在此分岔，一条向北经江苏宜兴到溧阳；另一条向西，经浙江泗安，过安徽广德、宣城、芜湖，最后到南京）。第114师团沿太湖南岸，经宜兴、溧阳一线攻向南京；第6师团、第18师团和国崎支队走的是长兴、泗安、广德一线。计划攻占广德后，第6师团、国崎支队走郎溪一线。在郎溪再次分兵，国崎支队直趋当涂，渡江去切中国南京守军北退之路，第6师团则继续向南京追击。第18师团则从广德，经宣城，围芜湖。芜湖是南京西的重要卡子，拿下这里就意味着从西面切断了南京守军的退路。从这个角度说，第18师团的任务是关闭“地狱之门”。
也就是在广德一线，第18师团遇到一路辗转而来、在大冬天还穿着草鞋的川军。
七七事变后，刘湘在南京开全国高级将领会议时，甩下话：一旦全面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当时把很多人震了。进行全面抗战，对一些地方派阀来说，可在南京伸出的手腕下喘口气。但别忘了，是剑就双刃，对蒋介石来说，这也是一个收服各省实力派的大好时机。
其实川系比桂系还难整治。
别的先不说，就光说地广人杂、派系林立这一点，就能把打四川主意的人搞晕。也有人说了，正好可以利用派系林立搞各个击破啊，蒋委员长最擅长的不就是搞分化吗？没错。但问题是，川阀现在是乱到能让你一看就有打退堂鼓的想法的地步。
川阀之乱跟最早搞防区制有关。所谓防区制，就是各处川军按驻防区划拿地方税款，或者这样说，地方的军权、政权和财权，都是独立的，这导致川阀们为了争地盘一战再战，从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到1933年，川阀混战近500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川阀各将领还按毕业的地方划分敌友，从保定军校出来的，跟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来的，会各不相让，打了多少年，最后刘湘才胜出。
南京会议后，刘湘率军出川（11月22日第3次到南京开会，后因病到武汉治疗，1938年初去世，其死也成为一个谜团，后面我们会说到），被任命为第7战区（江苏太湖以西、浙北和皖南）司令长官。虽然他甩下出兵的话，但最后还是向蒋介石要条件：军队可以出，但中央政府得拨给川军500万元作为军费。刘的想法是：川军出川，军费自然由中央拨。中央拨没问题，但500万元这个数字有点过了。
无论如何，川军（不包括从贵州出发的杨森第20军等部队）出川了，被编为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21军、第23军）和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辖第41军、第45军）。第22集团军经陕西开赴山西，第23集团军在成都誓师后，乘船顺长江而下，辗转开赴华东。
此时，杨森第20军已先一步从贵州出西南，在淞沪，为川军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第23集团军主力在11月下旬抵达华东，一部守长兴，但很快失守，另一部所守的广德就成了众人关注的地方。
广德，咽喉也。
站在咽喉上的，是川军第21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行伍出身，四川资阳人）。
当年川军出征，场面是很激奋的。很多川军将领都觉得，在国人眼里：他们只会窝在省里打内战，但现在国家有难，川军可以顺流出川、马革裹尸么？
饶国华在家乡跟亲友告别时说：都言我川军只好内战，也确实打了那么多年，在此国难之际，深感惭愧。此次率军出川，抱必死之决心，当血战倭寇，不负两川父老恩情。
第145师出川时是9月初，本欲开赴淞沪战场，但到南京时上海已陷落，11月24日，当饶国华率部（缺一旅）奉命开至安徽广德阻击日军时，浙江泗安也丢了。所以，刚站住脚不到一天，日军第18师团就打过来了。
第18师团的士兵主要来自福冈县，师团长牛岛贞雄六十多岁，比松井石根还大，也是这几支部队里最老的一个师团长，他的参谋长是小藤惠大佐，辖上野龟蒲少将第23旅团、手冢省三少将第35旅团，分别辖野富昌德大佐第55联队（来自大村）、藤山三郎中佐第56联队（来自久留米）、片冈角次中佐第116联队（来自小仓）、小堺芳松中佐第124联队（来自福冈），以及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部队。
对日后成名东南亚的第18师团来说，此时也谈不上多有作战经验，因为师团两个月前才重新组建。
牛岛的前锋是来自片冈角次第116联队，这个联队自登陆后一直冲在前面，从长兴到泗安，随后又袭击了广德的前进阵地界牌。
日本人必取广德，不仅因为该地位置重要，还因为这里有中国军队的机场。中国军队守广德，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争取时间，掩护从上海撤下来的军队向安全地带转进，所以蒋介石直接给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仁寿人）下命令：打到一兵一卒，也得固守广德，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撤退。
袭击界牌后，片冈放过去两个中队，直扑广德机场。
史上的广德机场争夺战，是川军出川后打的一场恶战，饶国华带人跟片冈联队搞了几个回合的争夺，机场屡次易手，日军伤亡不小，川军更是惨重，饶国华也受了伤。但几天过后，机场还抓在我手。
不过整个形势却没法逆转，日军的坦克、军车、骑兵不断从长兴、泗安方向开过来，飞机也开始对广德进行轰炸。
片冈角次只是个中佐联队长，但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摘了钢盔，像个传达室的大爷。这个混了半辈子才混到中佐的老鬼子，倒也深得迂回心得，所以在打广德前，先派过去一个中队，把通往宣城的公路拦腰斩断了。虽然兵力很少，一百来人，但这时的情势是：中国后面的部队，基本上没力气再往前冲了，所以广宣公路被少量日军切断后，宣城方向的中国军队没有重新打通这条交通线的意思，于是固守广德的第145师立即成了孤军。
饶国华只好封锁泗安到广德的公路，动员全部可动员的民众，除了木桩乱石外，把周围人家的桌椅、板凳、水缸等所有能搬出来的东西，都砸在了公路上，并在公路两边松林里放了部队，打了日军一个埋伏，20多辆军车被毁。
这时候，日军后面上来一个步兵炮小队。
日军步兵炮小队平时的任务是：当前面的步兵乱了阵脚退下来时，他们在距离第一线步兵500米左右的后方布置阵地，用炮火支援前面的日军。
前面我们说过，在日军的兵役制中，除了现役士兵外，还有预备役和后备役士兵，这两种士兵都是退伍老兵（区别前面已说），是属于有军事经验的。同时，日军还有补充役士兵。什么是补充役士兵呢？就是年龄和身体素质合格，但由于当年的征兵数额已满而没能入伍的人。一旦前线出现重大伤亡，就会把这些补充役青年顶进部队，这些人跟老兵不同，他们的军事经验，只来自被征召后短时间内的强化训练。
下面过来的这个步兵炮小队就由补充役士兵组成。
炮兵是个非常讲求技术的兵种，没一段时间是练不出硬本领的。拿片冈联队的这个步兵炮小队来说，这些补充役士兵是在出征前十来天才开始学迫击炮知识的，所以很多都是菜鸟。在前面的日军被打了埋伏后，这帮菜鸟开始满头大汗地摆弄迫击炮，费劲地打出了十几发炮弹，但还真就把川军震住了。饶国华手下的一个团长没撑住，见日军开始放炮，便慌忙带着部队撤了，饶国华气得不行，只好带人退向广德。
饶国华的师本来就没多少人，开到广德时还欠一个旅，几场惨战后能调动的就剩下两个营了。饶国华向上边报告，军长潘文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仁寿人）的回答很冷酷：人在，广德在。
潘文华的上级唐式遵此时又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守广德，不用胜利，多守一天，就是大功！
唐式遵对潘文华说：守吧。
饶国华又回到前线，一个反击下来，身边已经不足一个营了。
跟进的日军则向广德潮涌。
人在，广德在。那么广德要失了呢？自杀前，饶国华叫敢死队摸到广德机场，把机场点着了。
11月30日，太阳落山，饶国华叫警卫员给自己找了条地毯。他坐在旷野的黄昏里，拔出手枪，顶在右边的太阳穴上。
广德机场上空黑烟滚滚，连环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动着远山。
一声枪响，将军殉国，日军的坦克冲进广德城。
与此同时，两路直接进攻南京的部队：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平助的第10军已经展开竞赛，有点像日本古时著名的宇治川之战中两武士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争夺头功的传说。
东路：山室宗武第11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以及重藤千秋支队，沿京沪铁路和公路进攻；
中路：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沿京杭公路进攻；
西路：谷寿夫第6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国崎登支队，沿太湖南岸包抄北上；
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逆江而上，进攻南京。
野战重炮第5旅团（旅团长内山英太郎）、野战重炮第6旅团（旅团长石田保道）和陆军航空第3飞行团（司令官值贺忠治）协同作战。
还记得么，东京一度有个广东登陆计划，松井答应从上海调给他们一个半师团，就因为这个，山室宗武第11师团和重藤支队停了下来，没继续向南京进攻。但后来广东登陆计划又取消了，于是两支部队开到台湾休整。但第11师团没全停下，留下一部编成天谷支队（天谷直次郎少将），在东路与第13师团、第16师团一起，继续沿京沪铁路向南京方向进攻，后渡江北上袭取扬州。
其余部队中，第13师团主力、第18师团、第3师团主力负责外围作战，到最后，直接进攻南京的日军只剩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3师团山田支队、第3师团第68联队、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以及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
先大致看一下这几支部队的攻击路线：
第16师团：编成于京都，士兵来自京都、三重县、奈良县，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参谋长中泽三夫大佐，辖草场辰巳少将第19旅团、佐佐木到一少将第30旅团，分别辖片桐护郎大佐第9联队（京都）、大野宣明大佐第20联队（福知山）、野田谦吾大佐第33联队（久居）、助川静二大佐第38联队（奈良），以及笠井敏松中佐骑兵第20联队、三国直福大佐野炮兵第22联队、今中武义大佐工兵第16联队、柄泽畔夫中佐辎重兵第16联队。
中岛带着他的师团从太仓白茆口登陆后，经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山、麒麟门、仙鹤门进逼紫金山。
向南京进攻是临时决定的，导致这一行动缺乏后勤保障，日本军司令部下达了“就地征发”的命令。也就是说，日军在行军中得自己解决口粮问题。所谓“就地征发”就是抢劫。伴随着抢劫而来的，是杀戮、强奸和纵火。用日军的话说：“就是为了让对方感到敌人来了！”
通往南京之路，渐渐变成一条血路，模糊了历史的镜头。
1937年11月26日，第16师团占领无锡，废墟上，日军部队长击掌相贺，屠城暴行随之发生，至少2000名中国平民被杀害。在这一天，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进入无锡城，和他的部下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合影留念。照片上，身穿大衣、拖刀侧身而立的中岛，笑容狰狞，正在和站在他对面的佐佐木说着什么。后者全副武装，头戴钢盔。
三天后，第9联队占领常州，暴行再起，4000多名中国平民遇难。
城市如此，乡村也一样。进入华东后，城乡大街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抗日宣传标语，按日本士兵的说法：“中部支那的抗日思想非常坚决，对他们不能手软，想杀就杀，想抢就抢！”
通往南京之路上，日军每进占一个村庄，必定先把村民尽数屠杀，然后才在村中宿营。在离去前，则将该村彻底烧毁。
第16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残暴往事：
我们立即扫荡了村子，抓来了五男一女……被绑在树上的人，有的被刺死，有的被斩首，有的被射杀。我们对其中一对青年男女很感兴趣，所以把他们放在最后处死。“把这个女人从男人身边拉开！”中队长下令道。一个士兵扳开女人的手，使劲地把她拖开。另一个士兵“嗨”的一声，用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女人“啊”地大叫一声，发疯似地冲过去，紧紧抱住男人，哭了起来。她号啕大哭，好像要吐出血来。真是个非常动人的戏剧性场面。不一会儿，她把紧紧地埋在男人胸口的满是泪水的脸抬起来，冲着我们怒目而视。她怀着对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即将失去生命的男人深深的爱，怀着对我们的刻骨仇恨，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说：“刺吧！”不，应该说是她严厉地命令着我们。一个普通女人俨然像将军一样以巨大的威严命令我们！又是“嗨”的一声。女人“呜”地倒下了，像保护恋人一样倒在男人的胸膛上……我们当即在村子里放了火，接着便向另一个村子进发了。
更残酷的是，血腥屠杀过后，东史郎对乡村景色作的诗意描写：
辽阔的大地上黄昏来临，通红的巨大的夕阳勾画出令人心醉的自然的美，我们陷入梦幻般的境地。夕阳隐没在远方的树林中，放射出金黄色的光芒，奔流的云彩在光芒中流动，极为壮观。大自然的父母发出这慈爱的光芒，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照耀着敌我双方。夕阳渐渐地进入夜幕，远方的树林消逝在黑暗中。不久后，麦田上空孤零零地浮起宝玉般的光辉，五匹马拉着的木板车卷起漫天的尘埃，那钓鱼竿似的长鞭不停地在马的耳边挥动，叭叭声在空中回响，马飞快地奔向树林。除了远处的犬吠声，什么也听不到。在这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越过一望无际的麦浪，长龙般的队列响起进军曲，那是炮兵用口琴吹出的曲子。这是多么令人感怀而难忘的场面啊……
就这样，向南京攻击的日军一边残酷地屠杀着中国平民，一边自我陶醉地行进在异国乡村美丽的背景中。
把这种残暴推向高潮的是第16师团片桐联队的两个少尉：野田毅（后改名野田岩），时年25岁，鹿儿岛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49期，时任少尉副官；向井敏明，时年26岁，山口县人，时任少尉炮兵小队长。11月下旬，二人在无锡横林镇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从无锡到常州，向井刀劈56人，野田刀劈25人。在常州车站，二人碰面，报出“战绩”。12月初，丹阳陷落，野田岩又劈杀了40人，达到65人；向井劈杀的人数则增至86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铃木、光本、安田以“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为题对二人进行了跟踪报道。
日军的残暴程度，随着与南京的距离慢慢缩短而上升。
1937年12月3日后，丹阳、句容、汤山相继陷落，到9日，大野联队、野田联队主力抵达紫金山下。东史郎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前进了大约两里路，看到在石头路标上写着“南京市”三个字。我们就像碰上追踪了5年甚至10年的敌人一样，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这尺把长的石头路标，简直是我们的辛苦、死亡和鲜血的结晶。我们走得更欢了！
再说第6师团。这个师团编成于熊本，士兵来自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九州是日本的主要矿产地，该地居民皮肤黝黑，民风凶悍。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参谋长下野一霍大佐，辖坂井德太郎少将第11旅团、牛岛满少将第36旅团，分别辖冈本保之大佐第13联队（熊本）、长谷川正宪大佐第47联队（大分）、冈本镇臣大佐第23联队（宫崎）、竹下义晴大佐第45联队（鹿儿岛），以及猪木近太大佐骑兵第6联队、藤村谦中佐野炮兵第6联队、中村诚一大佐工兵第6联队、川真田国卫大佐辎重兵第6联队。
第6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先是血洗金山，随后强渡黄浦江，一部攻占松江，主力攻占青浦、昆山，在松江时进行了大肆屠杀。按西方记者的描述，在往昔繁华的松江，在第6师团（和国崎支队）过后，几乎很难看到活的中国人的影子。
随后，第6师团经嘉兴、湖州、长兴、泗安、广德、郎溪，越牛首山，攻至雨花台。拿到第10军参谋长田边盛武的作战计划后，谷寿夫奸笑一声，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师团有了第一个陷落中国首都的可能。当时，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则感到“极度懊恼”：连战斗力不强的第114师团也去进攻南京去了，他的部队却只能向芜湖转进，在外面作着策应。
第6师团登陆后，没遭遇什么激烈的战斗，但对中国平民的杀戮却并没因此而收敛。谷寿夫通过他的参谋长下野一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东京人）向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所遇一切中国居民，无论老幼妇女，应尽皆处决。”
刺刀上的旭日旗，血色越来越浓重。
第三个说第9师团。编成于石川县首府金泽市的这个师团，士兵来自石川、富山、福井。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参谋长中川广大佐，辖秋山义允少将第6旅团、井出宣时少将第18旅团，分别辖伊佐一男大佐第7联队（金泽）、富士井末吉大佐第35联队（富山）、人见秀三大佐第19联队（敦贺）、胁坂次郎大佐第36联队（鲭江），以及森吾六大佐骑兵第9联队、长芹川秀大佐野炮兵第9联队、野中利贞大佐工兵第9联队、三田村正之助大佐辎重兵第9联队。
上海陷落后，第9师团沿京杭公路向南京追击，11月19日，跟第3师团陷落苏州后，吉住良辅分兵两路，以第6旅团横渡太湖，第18旅团沿太湖北岸趋无锡。到了常州附近后，两支部队会合，经金坛、天王寺、索墅镇、湖熟镇、淳化镇，前锋尾随中国军队，第一个追到南京城下。
再说第114师团。编成于枥木县首府宇都宫，士兵来自枥木、茨城、长野、群马。这个师团由第14师团的预备役士兵编成，很多高龄老兵，虽然具有军事经验，但兵油子多，作战时未必多勇猛，杀戮、强奸平民时却一点也不落后。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参谋长矶田三郎大佐，辖秋山充三郎少将第127旅团、奥保夫少将第128旅团，分别辖山田常太中佐第66联队（宇都宫）、千叶小太郎大佐第102联队（水户）、矢崎节三中佐第115联队（高崎）、山本重德中佐第150联队（松本），以及天城干七郎少佐骑兵第118联队、大冢升中佐野炮兵第120联队、野口胜之助少佐工兵第114联队、中岛秀次少佐辎重兵第114联队。
第114师团登陆后，经嘉善、嘉兴、平望镇、湖州，再沿太湖南岸北上长兴、宜兴、溧阳、溧水，激战秣陵关，抵达南京郊外。
除了上面这4个完整的师团，还有3支部队攻向了南京：
第13师团山田支队：师团编成于仙台，但这个支队是以两角业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长野县人）为联队长的第65联队和野炮兵第19联队（横尾阔中佐）为基干拉起来的，士兵来自福岛县的会津若松，支队长山田栴二少将（第103旅团长）。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第13师团先陷落江阴要塞，再陷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破城后屠杀3000多中国平民，最后第1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天谷支队渡江围攻扬州，留下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向乌龙山、幕府山进攻。
第3师团第68联队：师团编成于名古屋，这个联队的士兵主要来自岐阜县，就是在上海打宝山的那个联队，联队长鹰森孝大佐，辖金田长雄少佐第1大队、胜屋福茂少佐第2大队、中岛嘉喜少佐第3大队。上海陷落后，第3师团跟第9师团打下了苏州，随后该师团主力和松井石根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屯驻下来，只派出了鹰森孝的部队作为先遣队协同第9师团作战，继续向南京追击。
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编成于东京，以第1师团骑兵联队的预备役士兵为主体，联队长大岛久忠大佐。这个骑兵联队协同第16师团作战，向南京的行军路线也跟第16师团一样。
日军的骑兵联队由两个骑兵中队（每个中队120匹马）和一个机关枪小队组成。往骑兵里放机关枪小队，是日本人的创造，第一个这样搞的是秋山好古（帮东乡平八郎打败俄国舰队的参谋秋山真之的哥哥）。当时，秋山好古的这个创造，使他的骑兵在跟沙俄哥萨克骑兵的会战中取得大胜，好古后来也被称为“日本骑兵之父”。但所谓的机关枪小队，实际上只有两挺机关枪。进入现代战争后，从战斗力上来讲就非常薄弱了。所以，后来日军就不怎么重视骑兵了，骑兵的任务也就从秋山好古时代的阵地突击，变成了打下手的搜索、警戒、从侧翼掩护步兵进攻，或临时弥补步兵间的空当。
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辖八重山号、比良号、势多号、热海号、安宅号和鸟羽号等战舰，司令官是近藤英次郎，率舰逆长江而上，向南京下关码头进攻。
前面讲到过，日军师团平时只有12,000人左右，战时达到约22,000人。考虑到第114师团为战争爆发后新编的特设师团，兵力是少于第6师团、第9师团和第16师团的，而且上述几支部队尤其是第9师团在上海作战时伤亡惨重，多次补充仍没达到定额，所以直接进攻南京的日军，在七八万人左右，不会超过10万人，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15万人。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南京围城
上海开打后，决定全面持久抗战的中国进入了紧张、悲壮又倔强的大迁移中！
当然不只是政府机关向华中、西南内地迁徙，还有文化、教育和工业的迁移。
1933年初，山海关失陷后，北京天津暴露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南京将故宫的文物装了一万多箱分批南运。中日开战前，这批瑰宝从上海秘密运往南京朝天宫库房。为保护国宝的安全，上海开打的转天，政府派专人在军队押解下将其分批运往大西南：第一批80箱文物精华经长沙入川；第二批7286箱走陇海铁路经陕西入川；第三批文物的运送最为惊险，在12月5日南京陷落前一周，一共9369箱文物走水路经武汉入川。
故宫的文物是华夏五千年文明之精华，可谓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漫长的护送途中，一路上的紧张与惊险，是我们万难想象的。
这些华夏文明之血脉的转移入川，实际上比天津东局子飞机场之战中用大刀砍日机的场面更悲壮：中国人，为民族血脉之生存，为文化血脉之延续，跟企图亡我而后快的军国日本，真的拼了。
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大迁移也在紧张进行中。
战前经国民政府十年建设，现代工业、金融、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初现成就。有人对所谓“黄金十年”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如果想想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搞建设的，就应该对十年中工业增长率平均6.7%的数字怀有敬意。
在工业建设中，南京最看重交通建设，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那个年代，交通除了关系经济外，更关系国防。开战前，中国的铁路有平汉、粤汉、津浦、正太、胶济、同蒲、浙赣、陇海等十多条大动脉，新建铁路超过2万公里。苏、浙、陕、湘、桂、川、黔、滇、粤、闽等多个省份的公路网也已经通车，新建公路则超过8万公里（“八一三”前后，确实发挥了不错的运兵效果）。
上海开打后，军政部长何应钦牵头搞战略资源的转移，其中工业资源是重头部分。怎么把沿海的工业迁到大后方，是政府必须考虑的。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1937年中国的3800家现代工厂，有3300家在沿海城市，其中上海又占了1200多家。
人要走，买张火车票就行了，但迁个工厂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尤其是重工业厂。按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回忆，当时迁一个厂，必须做到这些：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未复工前工人安置，此外还要面对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
但就是这样，经万水千山而又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工业星夜兼程地向大后方迁移着，为中国的现代工业保留了最宝贵的薪火。但也有很多工厂不愿意走，无论怎么动员，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这些工厂主的想法是：就算日本人来了，他们不也得需要这些工厂吗？他们就不吃饭，不用商品了啊？
总之，该走的，能走的，都在向着华中和西南大后方转移，因为日本人已经追过来了。
上海跟南京间的太湖北岸有两道国防线：第一道是吴福线，第二道是锡澄线。按新上任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接替去山西帮助阎锡山的黄绍竑）和作战组组长刘斐的想法，上海退下来的军队，利用这两道国防线作有次序的撤退。
军令部拟订的撤退计划是：陈诚的左翼军殿后，张发奎的右翼军和中路军先撤。但操作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是说兵败如山倒的事情发生了。
在上海苦战3个月的中国第3战区的士兵们拥挤在通往后方的公路上，信息不通，指挥混乱，很多士兵找不到长官，只好各行其是，过完桥就炸桥，也不管后面还有没有友军。天上有日机跟踪轰炸，地面上的日军跟进速度又非常快，往往是中国军队撤退到一个阵地后还没喘口气，日军的前哨就已经跟过来了，不得不再一次撤退。
即使有的部队比较镇定，想利用这两道国防线抵抗，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从别的省份赶过来的，不熟悉江苏的这两道国防线，手里也没有地形图。更要命的是：这两道国防线，主要由碉堡和各种掩体构成，但碉堡的铁门钥匙掌握在当地保长手里，仗一打起来，很多保长就找不到了，拿不到钥匙，碉堡也就成了废物。有些碉堡终于打开了，跟日军一接火发现：碉堡基本上建在了阵地正面，忽略了侧面，建在正面的都高出地面一米多，目标过于醒目，以致一些部队长认为：这些碉堡在机动性和安全性上还没散兵壕来得实用。
吴福线和锡澄线终成影子防线。
中国军队退一步，日军进两步，仅从心理角度上讲，这样的战斗已经没办法打下去了。尤其是柳川军团，鬼得很，数路并进，多点迂回，而且时不时地叫日军化装成难民，在迂回中进行迂回，搞得民心大乱，比如要地平望镇还没失守时，在平望后面（以西15公里）的震泽镇就被日军便衣队袭击了。
在这种态势下，上海、南京间的重要城市先后沦陷：1937年11月19日苏州失守，26日无锡再陷，29日日军开进常州！南京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上海开战后的第二天，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九六”式轰炸机从长崎基地起飞，长途奔袭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从那一天起，南京终于也闻到了战争的气息。在当时，南京被日本视为反日中心。在大街上，到处写着这样的标语：破坏抗日活动即是反革命！
上海陷落后，日军加大了对南京的轰炸。在空袭南京时，刺耳的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上海开战后，中国空军虽然打得很好，出了不少王牌飞行员，但无奈飞机数量有限，损失一架就少一架，开战一个月后中国这边的空军力量就不行了。此时分散在句容、扬州和笕桥的三个大队残余的飞机已全集中在南京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此时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日机不仅天天来南京轰炸，还开始嘲笑起中国空军，轰炸完了不立即飞走，而是做起了飞行表演。见此情景，刘粹刚大怒，钻进2401号战机，几个回合下来，在南京上空击落了新田慎一海军少佐（鹿屋航空队飞行队长）的座机。
上海陷落当日，政府发表了《告南京市民书》，讲述当前的紧急局势，开始疏散南京居民。
此时南京有人口一百万出头。疏散工作进展缓慢。陆续离开南京的，除了各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家属外，就是有权或有钱的。他们主要顺长江而上撤往武汉。所以下关码头天天船来船往。很多南京人想走，但对平民来说，这时候自然是一票难求。其实，直到这时候，不少市民仍不相信日本人会打过来。还有一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就算日本人占了南京，又怎么样呢，咱还过咱的日子。
说到南京的防御，实际上早在1934年，政府就搞了“南京防御计划”，预想日军攻击南京的几种可能：日舰炮击南京、空袭南京、海军特别陆战队登陆进攻南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京杭公路或沿江北地区进攻南京。防御计划里，从敌情判断，到所采取的军事对策，都特别齐全，而且细化到在某个局部需要多少船用跳板和麻绳（甚至连跳板和麻绳的长度都作了规定）。别光看着华北的几个协定，以为南京那边满脑子糨糊，过一天是一天，其实还真不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南京政府都想到了。当然，这也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这些都想不到或者不去想，那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同样从1934年起，南京大规模地开始修建针对日军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当时抓这事的是南京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谷正伦。说到南京防御，谷正伦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北伐军打南京时，谷正伦就是先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的他，亲自放了几炮，就拿下了雨花台，然后进了南京。有这样的经历，谷正伦在主持南京防御工事时，特别注意雨花台高地的工事。
但这时候有人建议：在雨花台和天堡城（紫金山西峰山顶）两个南京城外的制高点掘壕筑墙，壕沟可以阻挡日军的坦克，高墙上设射击孔，后面可以放上步兵。在天堡城到太平门之间的公路上，也可以修建这样的长壕和高墙。
谷正伦把这个计划呈上去。蒋介石还没说话，先被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毫森否决了。
法肯毫森是个职业军人，当年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入侵过北京，这就不提了，后来在军中屡建战功，做了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校长（1938年夏天，被希特勒叫回国，含泪告别蒋介石；欧战爆发后，在西线统领纳粹军队，任比利时军事总督）。这个德国老炮认为：针对坦克进攻时，壕沟虽然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高墙却经不起口径15厘米以上的榴弹炮攻击。与其搞这个，还不如多修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以及地雷阵地。这些手段看似平常，但却具有多种防御用途。
蒋介石也觉得这个观点靠谱，于是马上开工。
雨花台建筑了半永久性的机关枪工事，天堡城环城修建了多座重机枪掩体，紫金山半山腰至天堡城连线也建筑了半永久性机关枪阵地。
到了1935年，蒋介石要搞一个以保卫南京为目标的演习计划，唐生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南东安人）马上从命。
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老唐从军校毕业后回本省从军。这个人有两下子，要不然后来也当不了湖南最有实力的派阀，也不会成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不过，老唐这个人有个特点，喜欢冲动，嘴比脑子快，还有点浪漫主义，当年他的湘军被吴佩孚的军队打得大败，士兵们都往后撤，老唐一着急躺在路上不叫大家跑；再比如，老唐信佛（法名法智），于是也叫手下的士兵“受戒”，每个大兵胸前都戴个“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徽章。
豪杰并起的时代，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琢磨着怎么找个好单位，一类是琢磨着自己单干。有一段时间，唐生智属于后一类，一度想跟蒋介石争天下。但这个老唐，打那些旧军阀还可以，在跟蒋介石的较量中，被一次次猛擂，但一直不老实，抓个机会就反蒋，所以气得蒋介石放出话来：我誓灭唐生智！当然，最后老唐被打老实了，蒋介石还算宽大，给了他个一级上将，让他出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了警卫执行部主任。
警卫执行部是秘密成立的，任务是对日进行战备。搞演习这个事，自然就落在了主任老唐身上。
在老唐操扯的这次大演习中，分东军和西军，第36师、第87师和教导总队等部队参加演习。蒋介石亲临，东军司令官张治中、西军司令官谷正伦，审判长是杨杰。
老唐是这样设计的：四道防线，第一道为上海至杭州湾；第二道从昆山、无锡、苏州到杭州；第三道从江阴到镇江；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为南京。演习开始后，东军（代表日本军）以第87师和教导总队为主力，集结于宜兴，向南京进攻；西军（代表中国军）以第36师、中央军校学生暂编第1混成旅为主力，集结于天王寺附近。
按老唐的作战思路：在日军的进攻中消耗其战力，最后将日军诱至紫金山以南进行围歼。演习进行了一周，但还没把东军吸引到紫金山以南，就已经在南京外围把东军“歼灭”了。对这次演习，蒋介石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担忧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演习而已，如果日军真的打来，“西军”最后真的能取胜吗？
演习是1935年12月2日开始的，令人惊叹的是：两年后，恰恰是这个时间段，日军打响了南京外围战。相同的还不仅仅在于此，当年演习的总设计唐生智，很快就成为卫戍南京的司令官了，而第36、第87、第88师和教导总队，则成为守卫南京的主力！
对中国这边来说，也是在11月中旬判断日军要进攻南京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发给第3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密电里说：“松井寒日命令，预定主力突破常熟后，再攻无锡，其海军与陆军协同破坏长江障碍物，再攻江阴，其目的在占领南京……”
此时南京城下，碉堡、战壕、铁丝网，工事修了一层层，城中富贵山、鸡鸣寺、清凉山等地也修建了大量战壕、地下室和防空洞，甚至蒋介石官邸的后园也挖了交通壕，直通富贵山。
对于中华民国的首都，守或弃，蒋介石必须拿出自己的决定。
上海陷落后没两天，蒋介石就开了专门会议。此时陈诚、顾祝同都在外面收整军队，没在南京，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等人。
负责拟订作战计划的刘斐先表态：虽然淞沪会战前制订了消耗战的战略，但会战后期实际上并没按这个战略执行，让大量精锐投入上海，导致伤亡惨重。
蒋介石脸色阴沉，说：刘组长，这个我们先不讨论，上海已失，现在说的是南京。
刘斐说：恕卑职直言，首都守不住。
刘斐能干到这个位子，当然不是混的。他说了三点，点点是死穴：一是日军乘胜追击，士气正旺，可从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和长江沿岸三条线路攻袭南京；二是南京在地理上没法守，日军把芜湖一占，就等于把后面交通线切断了，再从东、西、南三面一围，用军舰把北面的长江一封锁，南京就成了一个死城；三是中国军队经过3个月的大战，战斗力已经严重消耗。
蒋介石不住地点头。
白崇禧接话，意思大致跟刘斐一样，说：现在，我们的士气和战斗力都已不济，日军挟新胜之威，且是水陆空三军掩杀而来。这个情况下，南京面临的不是守不守的问题，而是没法守的问题。何况我们定下了持久的消耗战略，用时间换空间，不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何应钦和徐永昌也是这个意思。
蒋介石问陈诚、顾祝同他们有没有来电报。
徐永昌说：有。他们在电文里也不赞同守南京。
蒋介石没立即表态。
无论是刘斐还是白崇禧，他们的说法，单从军事角度来看，找不出一点破绽。但问题是，如果他蒋介石也仅仅是一名将领，自然可以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看待南京的守弃问题，但他是国民政府首脑，所以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抗战初期不战而弃，会不会影响全国抗日的热情？况且，几天前，他已派军事顾问蒋百里作为特使奔赴欧洲，继续寻求国际上的支援。更关键的是，苏联那边……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轻弃南京？但上海新败，怎样再跟日军对决？
蒋介石说：在上海损失大的部队，可以向皖南集结休整，一部分可以到江北。那意思是，南京还是需要守的。
刘斐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最多放18个团，在南京作象征性防守，这样于国内国际都有所交代。
在一阵争论中，会议结束了，没形成最终结果。
隔了一天，蒋介石再次召开会议。这次除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外，多了几个人：唐生智、谷正伦、军令部次长王俊。此外，还有几个作战参谋。
按蒋介石军用电话专线台的王正元回忆（他听两位参加会议的作战参谋说）：当时唐生智精神似乎出了些问题，因为开会时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蹦上去。这个回忆显然有点八卦了，很难想象在蒋介石召开的保卫首都的重要军事会议上，他唐大将军像个猴子一样蹲在椅子上。难道他是孙悟空么？
不过，在讨论中，唐生智倒是说了一句叫蒋介石为之一动的话：轻弃首都，对不起总理（孙中山），总理陵墓在此！
老唐一阵咳嗽。
巍巍中山陵，让蒋介石心头一惊。
谷正伦说：南京要守，但不可死守。相当于什么也没说。如果按当时的分工，守卫南京的司令该是谷正伦，他此时的职务是南京宪兵司令兼首都警卫军（前南京警备军）军长。但谷此时正闹胃溃疡，肚子疼。
蒋介石最后定了调子：南京是要守一下的。但至于是象征性防守，还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谁来守，没作出决定。
蒋介石对唐生智的表态很高兴，当然这时候唐生智还没想到很快蒋介石就叫他守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率领南京的将领到紫金山天堡城视察，蒋说：不要进行呆板的防御战，要充分利用熟悉而有利的地形，再加上守卫有方，南京可以守上一个月，这样就可以“等待时机”了。
这里的时机，指的是苏联的出兵。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为争取外援，跟苏联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
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说起来话长。
当年（1929年）为了中东铁路，张学良的东北军跟苏联干了一架，结果被苏军打败，中苏完全断交。但迫于形势变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向苏联示好，恢复了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就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乃至互助条约，搞了多个回合的谈判，莫斯科和南京间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外蒙古主权是一个问题，苏联插手新疆是一个问题，中东路路权（后来苏联向日本出售）是一个问题，所以谈了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就又冷下来了。
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已没法调解，为了拉个摸得着的帮手对付日本，蒋介石又开始派人跟苏联接触，在作出一些妥协后（不再提中东路路权），想直接签一个互助条约，让两国成为盟友。但苏联人不干，因为此时日本和德国已经跑到一起，如果跟中国成为盟友，就相当于苏联一边得盯着西线德国人打过来的狼牙棒，一边又跟日本人成为事实上的敌人，所以不想签互助条约，只想签一个宽泛的互不侵犯条约。
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只签互不侵犯条约，既不能使苏联成为盟友，还有可能惹得日、德恼怒，甚至英美不舒服，所以一直就拖着。中日开战后，蒋介石灵活了一下，想先签下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再争取签互助条约。所以，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就派杨杰带了个实业代表团去了莫斯科，名义上是谈实业，实际上是买武器，最终目标呢，是促使苏联人签下互助条约，邀苏联对日出兵。
引火上身的事儿，苏联人当然不干。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不晚。对他们来说，签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这样既可以防止中国倒向日本，又可以给日本人提个醒：看，你们是不是也向我们讨一个这样的条约？（后来事情还真是这样发展的）这样一来，苏联东边就相当安全了，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威胁日益严重的德国了。
但由于中国是绊住日本的最重要的棋子，所以苏联人也不能当甩手掌柜，于是一面保证会在武器和军需上援助中国（跟中国签订了3.5亿元的军火合同，并派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空军作战），一面应付蒋介石说“紧急关头”会“围魏救赵”，直接出兵进攻日本。（伏罗希洛夫曾对杨杰说：“我们正在备战，很快就准备好了。”甚至11月18日，斯大林亲口对杨杰说：“如果日本将要取胜，那么我们将参战。”）
蒋介石愁肠百转。
视察完阵地后，蒋介石来到唐生智的寓所，一是探老唐的口风，二是给他打气，他已经决定叫他守南京了。这个曾叫他不省心的老唐，从上次会议后形象一下子变得亲切极了。他已经下了决心，南京得守：促使苏联出兵是其一，开战之初轻弃首都影响抗战热情是其二，还有就是中山陵在此。不战而弃，他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孙中山呢？
当然，蒋介石不是上来就叫唐生智当这个守城司令，他问唐：如果坚守南京，你觉得谁是合适人选？
唐生智立即推荐了谷正伦。
蒋介石回绝：他虽然是首都警卫军司令，但资历不足，难当重任。
唐生智又建议以罗卓英为司令，谷正伦和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为副手，仍没被蒋认可。
临走时，蒋介石对唐生智说：虽然老兄有病在身，但南京守卫一事，事关重大，找别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
蒋介石叫唐生智上任，除了看重他的资历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前拟订的首都保卫计划和相关军事演习，唐生智都参加了，而且是主要拟订者。
11月18日深夜，蒋介石召开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又多了一个人，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这一次，必须拿出决断，日本人不会等这会一次次开下去。
在会上，蒋介石问谁愿意留下来，一时没人接话。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留下来，那我自己留下来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唐生智站起来，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但所有的历史桥段，都有一个罗生门！
当年关于唐生智守卫南京的传闻，版本有很多个。按别人的回忆，老唐是主动的。但按老唐自己的回忆，他是被动的。据他说，被留下后，刘湘进京开会，二人有过一段对话，刘说你要守南京啊，老唐很不情愿地说是啊。刘问，你觉得能守多久。老唐说，天知道。老唐后来的回忆未必都是实话。多少年后，他回忆当年南京的惨状，会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么？不太容易。拉出了刘湘，意思是，我当时也不赞成守南京，跟刘湘还有一段对话。但刘湘两个月后就死了，找谁对证？
另外，按即将出任南京卫戍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谭道平（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的回忆，上海陷落后，有一天，唐生智找身边的工作人员训话，说：“诸位追随我工作已经有好几时了，我们平时时时常常说抗战抗战，难道只是叫人家抗战牺牲的吗？诸君！难道肯让敌人从我们手里随随便便地把我们的首都拿去吗？从前我们所说的话语，要今天的行动来兑现，我们向大家说明，我不能离卸这一个责任：保卫首都！”训话时间是11月9日，谭称此时唐已经向蒋请命要守卫南京了。
无论如何，现在，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大家也长长出了一口气，何应钦、白崇禧、谷正伦、徐永昌、桂永清、刘斐等人看着老唐，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宣言，宣布中华民国迁都重庆。
迁都的决定在上海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就定了。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作了题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10月29日），措辞相当激烈：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为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迁都宣言发表后，政府机关往武汉（国民政府在此设有行营）、重庆的迁移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到11月底，除了有任务必须留在南京的公职人员外，就是几十万想走但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市民了。
刚一走马上任，唐生智就开了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说了两条：奉命卫戍南京，至少两点最有把握：一是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首都；二是这种牺牲会使日军付出巨大代价。此前他向蒋介石的表态是：“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南京卫戍司令部名单已出炉：
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湖南衡阳人）；
参谋长周斓（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湖南衡阳人）；
刘兴、周斓既是唐的湖南老乡，又是他的老部下，在人员安排上，该想到的，蒋也确实为唐想到了。蒋介石把宋希濂第36师、王敬久第87师、孙元良第88师都放在了南京。
蒋介石问：还需要哪些部队？
唐生智说：教导总队您还带走么？
蒋介石说：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何部长计划派到湖南休整。
唐生智说：连第36、第87和第88师的战斗力都下降了一半，其他部队就更不敢用了。
蒋介石说：我把教导总队给你留下，也不叫俞济时的74军走了。首都的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都归你指挥。你不要担心兵力的问题，我会想办法。
唐生智向他保证，将以最大的限度固守南京。那么好，既然是固守，就需要重兵，于是蒋介石把周围能调动的军队都调到了南京。叶肇第66军、邓龙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茂名人）第83军来了，就连待在湖北的徐源泉（南京讲武堂，湖北黄冈人）第2军团也被命令星夜驰援南京。
此外还有炮兵第8、第10团之一营、战车防御炮部队（8门）、战车部队（10辆），以及防空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27门）。
兵力很庞大，但整个卫戍司令部的人很少，参谋长周澜（副参谋长佘念慈）之下，设了个参谋处，处长廖肯（黄埔军校5期，湖南长沙人），处下面就两个科，一是谭道平的作战科，再就是后勤通信科。
南京战，对中国军队来说有两道防线：外围和城郭。
外围防线从京芜（芜湖）路上的大胜关起，经牛首山、江宁镇、淳化镇、汤水镇（汤山）到龙潭，呈弧线形；城郭防线则为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防线有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永久性工事，包括碉堡、观察哨、指挥所。上海开战后，又拉上了铁丝网，挖了交通壕和反坦克战壕。此外，以乌龙山炮台等地为依托，封锁通往南京的长江江面。
先看一下城郭阵地的部署：
宋希濂第36师守挹江门、下关、幕府山等南京城北阵地，同时作为总预备队使用。
桂永清教导总队守紫金山等南京城东阵地；
孙元良第88师守中华门、雨花台等南京城南阵地；
萧山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益阳人）的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守城中清凉山附近的阵地，维持城内秩序。
再看外围阵地：
叶肇第66军守淳化镇至凤牛山一线，向句容派出前进部队；
俞济时第74军守淳化镇至牛首山一线，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
邓龙光第83军守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一线，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徐源泉第2军团（12月8日到南京）守栖霞山、乌龙山、龙潭一线；
王敬久第87师（师长沈发藻，王担任军长，但军下只辖该师）守镇江一线，后退至南京。
1937年11月22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巡视南京，此时日机刚刚飞走。转天，蒋到常州前线鼓舞士气，此时无锡至江阴一线处处激战。
这时候，汪精卫已经走了，乘船去了武汉。他走前，国民政府拒绝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方面提出的7个停火条件：
一、在华北五省建立非军事区，任命亲日官员；二、内蒙古自治；三、扩大上海的非军事区，由国际共管；四、中国停止所有排日抗日活动；五、中日共同防苏防共；六、降低日本商品关税；七、各国在华权利得到尊重。
痴人梦话。
南京戒严了。日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合围而来，南京只剩下北面下关江边一个出口。
唐生智为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叫俞飞鹏把从南京下关到江北浦口和上游武汉的大部分渡轮都开走，留下的一小部分轮渡和被收缴的民船，交给了宋希濂第36师看管，任何人没卫戍司令部的命令不许动用。开始的时候，卫戍司令部自己也没留船，不是没留几艘，而是一艘也没留。从这个细节看，此时的唐生智确实作好死守的准备了。参谋长周斓觉得不妥，极力请求下，唐才同意由司令部单独掌握一艘小火轮。
唐生智下令：如有谁敢擅自渡江逃退，宋希濂第36师和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1军可立即开枪正法。
日军飞机大批出现在南京上空，城内多处起火，市民死伤无数。中国战机已经快打没了，所以对日机主要以防空高炮应对。日机天一亮就来，所以每天从早晨开始，日机投弹的爆炸声和中国高炮阵地的开火声就连成一片。战斗中，一架日机被击中坠毁于城内夫子庙附近，引得市民前来观看。击落飞机的是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沈咸部。该部1排全体官兵被记三等功，奖银洋500块。
为躲避日机轰炸，蒋介石住进了中山陵下的四方城，这个寓所很隐蔽，只有两间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身边的人要他火速离开南京，蒋说：我计划坐飞机走，所以再晚几天没事。
蒋介石没走，原因之一，是他还在等苏联的消息。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给伏罗希洛夫发了一封电报，叫他转呈斯大林：
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切盼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
结果可想而知。
终于进入1937年的最后一个月！
12月1日，江阴华墅镇，中日军队发生血战。重镇江阴随之陷落，日军第13师团仓林部队的士兵在炮台前嚎叫着合影。
日军机群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南京上空，城内整日弥漫着炸弹爆炸后的气味。攻击目标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南京城墙开始受到轰炸。在寥寥可数的几架中国战机里，还有“2204”号，那是乐以琴的。12月3日，他和战友董明德以2架战机升空作战，面对的是30多架日军轰炸机和驱逐机。
乐以琴和战友在日机中穿梭着。那是最后的悲壮，但依旧是王牌。在击落了2架敌机后，“2204”终于中弹，在南京上空燃烧。董明德则冲出敌机的包围。乐以琴跳伞后，降落伞打开得迟了，我们的英雄触地殉国。这一年，他还不到23岁。
南京空战中，还有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牺牲，也长眠于紫金山下。
乐以琴殉国这一天，蒋介石再次视察南京防务，重点视察了仙鹤门、富贵山、尧化门、孝陵卫和下关。
12月6日，蒋介石率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钱大钧等人拜谒了中山陵。蒋介石的副官蒋恒德的描述如下：“6日一大早，委员长率钱主任及侍从室部分人员连同送行者分乘十数辆小轿车，从黄埔路官邸出发，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这时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街道，车队出中山门，没有直趋中山陵，而是绕经陵园新村、灵谷寺，车行甚缓，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有几十幢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此时都已人去楼空，绿树掩映中的美龄宫亦显凄清。我们瞥见委员长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国民政府是在1927年定都南京的。
蒋介石太喜欢南京了。南京，古称金陵，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于此筑城，后经越、楚，再到秦王嬴政扫灭六国，于公元前210年改金陵为秣陵县。三国时，公元229年，吴王孙权迁都于此，改名建业，南京首次成为都城。到西晋统一全国，很快爆发永嘉之乱，晋室渡长江，于南京重建，改名建康，此后经历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六朝于此建都。唐亡后，五代时期，后唐又于此经营。至1368年，朱元璋起自布衣，北驱蒙古，荡平群雄，光复华夏，南京成为大一统的明王朝首都。再至清朝后期，又为太平天国的都城。
到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南京已是九朝古都。作为东南形胜之地，江河湖泊，山峦峰岭，南京一样不缺：长江、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紫金山、幕府山、栖霞山……在地理形势上依山临水的南京，既有虎踞龙盘的厚重之气，又有十里秦淮弦歌荡漾的悠闲细节，这一切都如梦如幻。
虽然以南京为都城的王朝多短命，但依旧没打消蒋介石建都于此的决心。
定都后，国民政府制订了首都建设计划，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中国的政治心脏，古老、大气的城市伴随着10年建设更具风貌，经济繁荣，人口激增，但随着旭日旗在隆隆的炮火中逼近，古都再次面临灾难。
山川遥望，想必这时候蒋介石有点百感交集。当天，日军吉住良辅第9师团逼近淳化镇，跟中国守军王耀武第51师发生激战。
这天晚上，蒋介石一夜未眠。
1937年12月7日，不到凌晨4点，蒋介石起了床。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习惯，他喜欢在紫金山灵秀的水气中散步，由此会想起自己在宁波奉化溪口的老家。但此次有所不同：他要离开经营10年的首都南京，飞赴江西庐山，从那里到武汉。
5时30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出现在明故宫机场。10分钟后，心情惨淡地登上飞机。冬日的凌晨，机场还是一片漆黑，这时候是最安全的，等天亮了，日本飞机就又来空袭了。上飞机后，蒋介石叫飞行员驾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一圈儿。蒋介石向南京投去最后一瞥，此时的南京城处于一片无助的幽暗中。
离开南京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在钱大钧陪同下，接见了参与保卫南京的团以上将领。谭道平速记的蒋的训话内容如下：
总理的陵墓在这里，数十万生命与他们的希望在这里，全国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企盼付以最大的注意力也在这里，我们不能轻言放弃，轻易放弃。今日，首都已变成一个围城……但现在，各方面的战争形势都在继续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责任逼着我离开，这在我内心是感到异常地沉痛，今天我把保卫首都的责任交给唐生智将军，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智勇兼备的将领，他必定能秉承我的意旨负起责任。大家要服从唐将军，正像服从我一样……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人谁不死？我们要看死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中，做一件不平凡的工作是何等光荣的事实。
然后是唐生智表态。
散会后，蒋介石跟老唐告别。蒋最后一句话是：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
唐回答：这是军人的职责。没有您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介石快上飞机时，似乎想起什么，于是手写了一张字条，叫人交给唐生智，字条内容是：应用火车将岔路口（在南京附近京沪铁路杨坊山与银孔山之间的隘路上）一线堵塞，阻止敌人的战车通过。
一般来说，南京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6日句容陷落开始的（城垣战从12月9日开始）。
守卫句容的是叶肇第66军（辖谭邃第159师和叶肇兼任的第160师）。前一年陈济棠搞“两广兵变”时，作为粤军大将，他力挺蒋介石。淞沪打起来后，蒋介石急调抗日情绪高涨的广东军过来，叶肇带部队血战淞沪，伤亡惨重。
蒋介石也认为两广军队是能打的，比川军强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两广之地，古代被视为南蛮；而今之两广，尤其是自明朝末年以来，民族观念极为强烈。但淞沪一战，桂军几遭灭顶之灾，让蒋有点意外，相比之下，广东军虽也消耗多多，但相比于桂军，情况要好一点，所以除了把叶肇的部队拿过来外，还把另一支广东军邓龙光第83军也调过来了。实际上，从上海退下来的各部队，战力都已不足。
在句容，叶肇带人尽了最大力气，但顶不住日军第16师团的进攻。句容后面，就是南京外围的重镇汤山。
打下句容后，中岛今朝吾分兵一小路，沿小九华山北侧潜行，迂回攻击汤山背后的孟塘、大胡山。
对这次分兵，有人认为是为了切断第66军退路。但这路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并不恋战，甚至一度在孟塘、大胡山玩“失踪”。这样目的就清楚了，是为了扰乱中国守军的部署，掩护主力日军突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小股日军确实起到奇兵的作用：他们于12月6日下午抵达孟塘、大胡山一线，随后隐匿山林，跟中国军队周旋。中国守军方面得知有日军疾速插向汤山背后，便急令作为预备队的第36师的一个团和第66军一部对该股敌人进行围堵，但收效不大。就在中国军队还在孟塘、大胡山搜寻这股日军时，汤山一线遭到第16师团猛攻。
12月6日，从湖熟镇退到淳化镇的王耀武第51师也跟日军接火了，打过来的是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淳化镇在南京外18公里处，位于句容和南京之间。王耀武跟他的两个旅长周志道（黄埔军校4期，江西永新人）、李天霞（黄埔军校3期，上海宝山人）已经满眼通红，除了见了鬼子红外，这红还因为这三个多月来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从上海下来后，王耀武估计他们第74军要到安徽休整，因为军长俞济时不但是蒋介石的老乡，还多少沾点亲，得照顾一下吧？没想到，俞济时从南京回来后，对王耀武说：老王，我们还得接着打，委员长决定要守南京了，叫我们留下。
那就打。
王耀武把纪鸿儒（黄埔军校3期，安徽太和人）第301团、程智（黄埔军校5期，湖南醴陵人）的第302团放在淳化镇；此时，上海战中的参谋张灵甫已成为第305团团长，领到的任务是防守南京至淳化镇之间高桥门到河定桥一线阵地；邱维达的第306团为预备队。兵力刚刚配置完毕，2000多名日军即在第9师团第19联队联队长人见秀三大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形县人）的率领下扑来。
淳化镇之战，是南京外围最激烈一役。
淳化镇南北一线阵地非常开阔，基本上无险可守，虽然有国防工事，但日军有“三板斧”（飞机炸、重炮轰、步兵冲）。纪鸿儒团死战不退，战士死伤1400多人，纪团长亦受重伤，这个团的连长基本上被打光了。
这一天，日军第114师团自溧水一线向秣陵关发起进攻，同时派出骑兵绕道向江宁镇攻击。
淳化镇，王耀武急调第305团掩护主力向南京城垣撤退。又是一场激战。重新当上团长后，张灵甫开始有意识地打造自己部队的精气神儿。这精气神儿怎么来呢？对团营一级的部队来说，做部队长的首先要身先士卒。后来，都说张带出来的部队骄悍，其实说的是一个部队的气质。骄者，自信也；悍者，可战也。对士兵们来说，有这两样基本上就够了。因为战术上的事是不需要他们考虑的。所以，当第305团的士兵们看到英俊逼人的团长抱着机枪向日军扫射时，自己在阵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灵甫在亲手射杀十多名鬼子后，自己的臂膀也受了伤，被强行抬下火线（撤到南京后，被送到江北治疗）。
12月8日傍晚，淳化镇陷落，汤山亦失。在汤山，中岛今朝吾被一颗炮弹炸伤。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光华门决死
1937年12月8日，南京外郊已现如血般的旭日旗了。
在苏州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城内空投劝降书，要求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午前投降：
百万日本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处于包围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格杀勿论，然对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抵抗，南京将焚于战火，千年文化将毁于一旦，十年苦心经营将化为乌有……
唐生智用炮声作了回复。他命令全体将士严守阵地，有临阵后退者就地枪决。按媒体的说法，唐生智获得了“首都疯子”的绰号。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在这天秘密前进到南京城外23公里的汤山。
新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是个瘸子（留学法国时出过一次车祸）。他是12月6日才到中国的，先到上海，然后赶到前线。说实在的，此人没什么军事才能，但因为是皇族，所以也就官运亨通，除了当过近卫师团长外，还做过军事参议官。东京的军部不满意松井石根在上海的表现，虽然把他升为方面军司令官，但手里却没什么实权了。松井卸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留下的位子有很多人适合，为什么非得派朝香宫来？其实这是昭和天皇的意思：攻占中国首都，不出现日本皇室成员的身影怎么行？
朝香宫鸠彦在饭沼守、长勇等人的簇拥下，开始看南京周边的地图。就是在这时候，紫金山东麓老虎洞（该山第三峰）阵地最先受到日军第16师团的进攻。
紫金山在南京东北，最高448米，占地31平方公里。紫金山烧，南京陷。这是老话。
守卫紫金山的，是卫戍部队中建制相对完整的教导总队。退回南京后，队长桂永清把总队的3个团扩充到3个旅（每旅3个团），但由于每个旅有一个团去江西、湖南征接新兵，所以南京战时教导总队实际上只有6个团，并不到传说中的3万人。
在布防上，参谋长邱清泉（黄埔军校2期，浙江永嘉人）和主任参谋廖耀湘（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把马威龙（黄埔军校4期，广西龙州人）第3旅（辖睢友兰第4团、马威龙兼第5团）放在紫金山老虎洞、第二峰，到山下岔路口一线；周振强（黄埔军校1期，浙江诸暨人）第1旅（秦士铨第1团、谢承瑞第2团）放在工兵学校以左、孝陵卫、西山、中山门一线；胡启儒第2旅（李西开第3团，刘子淑第6团），放在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南侧一线，直属的特务营、军士营、工兵营、通信营、输送营为预备队，放在太平门。总队指挥部设在了南京市内太平门东侧的富贵山地下室。
话说占领汤山后，中岛今朝吾分兵：助川联队、野田联队的一个大队绕过龙潭向下关江边迂回包抄，片桐联队、大野联队、野田联队的另两个大队，进攻南京中山门紫金山。欲取紫金山第一峰，俯控南京城，必得由第三峰老虎洞而上。
守卫老虎洞的是教导总队第3旅第5团罗雨丰营。老虎洞阵地碉堡突立，战壕纵横，营长罗雨丰利用熟悉的地形，率部用轻重机枪加手榴弹，多次打退来犯之敌。日军丢下一片尸体后退了回去。过了很长时间，仍不见日军动静，纳闷儿之际，有士兵发现远处半空中升起两只超大的气球，每个气球的观测架上有一名日军。
日军部队里有个特别组织，叫观测班，成员一般有五六个人，任务就是侦察自己与敌人间的距离，还有敌人的兵力、装备，给身后的野战重炮兵提供数据。由于观测班讲求专业技术，所以这里面的日军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从上海战场开始，日本人就喜欢搞这玩意儿，所以中国这边的士兵一见到日军的气球，就恨得牙根儿痒。但由于气球风动不定，不容易锁住目标射击，所以更多的时候只能看着它跟那飘来飘去。
老虎洞的机枪碉堡不少，但却存在着一个弱点：隐蔽性不够，几乎所有碉堡都修在山峰顶部和山体的棱线部分，工事之间缺乏纵深，侧射和斜射工事很少。而上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布防时，横下来广拉防线，远不如竖下里设置纵深来得有利，卫戍司令部参谋程奎朗（贵州贵定人，中央军校8期）在随唐生智视察南京防务时，曾发现过这个问题，但提出疑问后没受到重视（这一年程刚毕业，只有24岁）。
没过多长时间，日军的野战重炮便锁定目标，集中火力猛击老虎洞阵地的碉堡、观察哨，整个山峰硝烟弥漫，炮弹呼啸声此起彼伏，老虎洞树枝被点着，紫金山开始燃烧。
教导总队死守不退。
打到9日午后，风向突然变了，日军趁机发射燃烧弹，此时罗雨丰营所剩弹药无几，机枪的子弹全打完了，罗营长左肩受伤。面对日军的进攻，罗营长命令官兵将步枪和手枪子弹全部打光，所剩手榴弹全部投出去，又一片日军倒下。
日军似乎也战红了眼，虽然一批批倒下去，但并没停止冲锋。毫无疑问，这是第16师团在通往南京之路上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
打到最后，罗营长用已经嘶哑的嗓子大喊：弟兄们，上刺刀啊！
罗营长拿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第一个跳出战壕。
12月9日午后的老虎洞阵地一片寂静，罗雨丰营长和其下全体官兵至此壮烈殉国。
老虎洞陷落后，第16师团开始进攻紫金山第二峰。
相对于老虎洞，第二峰更易防守。马威龙指挥教导总队第3旅居高临下，日军几次冲击均不得手。尽管教导总队伤亡惨重，但仍死死控制着第二峰。暮色降临后，日军的攻击减弱了。趁此机会，辎重军校将阵地上所有的弹药发至各排，准备转天更激烈的战斗。此时，紫金山一线全面接火，在孝陵卫，教导总队第1旅参谋长万全策（广东西江讲武堂，广西苍梧人）少将殉国。
打第二峰时，中岛今朝吾把大野联队放在左面，片桐联队放在中央，野田联队（欠一个大队）放在右面。在教导总队第3旅的阻击下，日军左右两翼的进攻虽然艰难，但却在一点点推进，唯独中央的片桐联队出了问题。
片桐护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京都人）的第9联队（第1、第3大队，第2大队为师团预备队）被摆在中央，主攻南坡，但这里树木稀少，遮蔽物不多，第3大队伤亡不小，第1机关枪中队长田代泷藏少佐被毙杀。于是片桐叫该大队向另一翼的第1大队靠近，等于把南坡给空出来了，这个举动被到前线督战的师团长中岛认为是“避难就易”，叫片桐全力攻打第二峰。片桐说，第3大队往第1大队那里靠，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而且他已经叫军旗护卫中队去攻打中山陵了，现在手里的预备队只有一个小队，拿不出兵力再投到南坡了。就这样，两个人在阵前戗戗起来。
处于二人之间的旅团长草场辰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滋贺县人）偏向片桐，因为他是第9联队出身，也跟中岛吵了起来。但中岛不听那个，亲自下令，把作为草场旅团预备队的大野联队第2大队补到了南坡。片桐的变阵和中岛的暴躁也说明第二峰的教导总队抵抗之激烈。
三天来，紫金山陷入决死的燃烧中。
城外陷入激战时，南京卫戍司令部设在百子亭的唐生智寓所也遭到日机轰炸，唐生智和他的幕僚办公不辍。幕僚们工作之余谈论得最多的，是各自并不漫长的人生经历。很多人说着说着，就把那些话当成是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此时的南京是何样的南京。
一名参谋对同事说：
假如你幸而还活着，可不要忘记我，请把我死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和友人；反之，我也会和你一样，负起同样的责任。
每一天，只有日落后，日机才会心满意足地飞走。这时候，司令部的人员才走到街上，点着根烟，望着冬日清冷的黄昏，愣一会儿神。
这天晚上11点多，参谋们正处理军情，房子猛地震了一下，玻璃立即粉碎，门窗都倒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一枚日军的榴散弹在旁边爆炸，就在参谋们还没反应过来时，日机又在玄武湖附近投下炸弹。一般来说，日机只在白天空袭，而这一次选在了晚上，显然司令部的大致位置被日本人发现了。
但由于日机对唐生智寓所的具体位置还摸不准，所以在四周胡乱轰炸。几乎同一时间，教导总队辎重营设在南京第一公园的总部也遭到日机有针对性的轰炸！
直到现在，我们也很难知道日军是如何获得的情报。估算起来，只有一个可能：南京城里仍有日方的间谍，通过秘密电台把消息发给了城外的日军。
在日机的轰炸中，唐生智不为所动：日本人的几颗炸弹吓不走我。
唐坚持和罗卓英、刘兴两个副司令留下来，就这样，司令部的其他人员迁到了位于中山北路的铁道部地下室。
此时，由于日军已突破外围阵地，参谋处长廖肯和作战科长谭道平连夜拟订了城郭防御计划：
俞济时第74军所属王耀武第51师、冯圣法第58师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一线（后退至南京城防阵地，王耀武部周志道第151旅驻守水西门外，李天霞第153旅驻守城墙一线；冯圣法的第58师为预备队）。
桂永清教导总队主力仍守紫金山各阵地，一部守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
孙元良第88师守雨花台、中华门；
徐源泉第2军团12月8日在下关登陆后守乌龙山一线；
王敬久第87师（沈发藻）放在第88师和教导总队之间，守河定桥至工兵学校一线（后一部移驻光华门）；
萧山令的宪兵团和警察部队在清凉山、草场门一线警戒；
叶肇第66军从句容撤下来后，进南京休整；
邓龙光第83军12月8日从镇江撤回南京后，所辖第154师守水西门，第156师开进光华门内，一边休整，一边构建街头堡垒，作巷战之用。
宋希濂第36师仍守挹江门、下关一线，作为总预备队。
此时，又有从镇江、江阴撤到南京的第112师一部（师长霍守义）和第103师残部，后者由副师长戴之奇（黄埔军校潮州军分校2期，贵州兴义人）统领，归桂永清节制。
这里只说第83军，这个部队没参加淞沪战，从广东出发后，抵达苏州时，上海已经陷落，于是奉命向江阴开进，中途又接令归第19集团军司令薛岳节制，并领到去无锡“占领唐桥头阵地”的命令。占领阵地后，军长邓龙光打电话向薛岳报告，没想到薛岳听后第一句话是：邓龙光！我枪毙你！
邓龙光一头雾水。
薛岳说：谁叫你占领唐桥头？我要你占领的是唐头桥！一字之差，两个地名，先是薛岳手下的参谋错发命令，后是第83军错入阵地，无锡很快陷落。
此时的南京，马路上除了布防的军队外，就是一些从外地逃来的难民，而本市市民们几乎都躲在家里，在前途未卜中熬着一分一秒。
时间能过得再快些么？！
在紫金山打起来后的转天，1937年12月9日凌晨，南京光华门外突然发现敌情！
当时，在城头上巡视的教导总队校官在望远镜里看到一队士兵，他们正在光华门外大校机场的一堵墙下休息，抱着步枪，显得非常疲倦。
望远镜里的景象一扫而过，这名校官下意识地以为是友军。但瞬间，他感到不对劲儿，因为他刚才清楚地看到：那队士兵的军服是土黄色的，红领章更是刺目。
日本兵！
他不由大喊一声。
陷落淳化镇后，日军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跟他的参谋长中川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兵库县人）一商量，在上海战中他们金泽第9师团伤亡惨重，战死人数居各师团之首，怎么叫这种伤亡“有最大价值”？得出结论：第9师团必须第一个占领南京，给其他师团瞧瞧。
吉住要他的几个联队长拿出最快的速度打到南京城下。他手下的这几个联队长，伊佐一男（第7联队）和人见秀三（第19联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的同学；富士井末吉（第35联队）和胁坂次郎（第36联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的同学。他们也在暗自较劲。
结果是，伊佐联队打到了工兵学校，富士井联队打到了中山门东南的陆军兵营，人见联队也开始望见武定门了，而跑得最远的是胁坂联队。他的2000多人，在1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趁中国军队换防的间隙（王敬久部换王耀武部），冲过七桥瓮、中和桥，一下子冲到了南京城下的光华门外，在12月9日凌晨朦胧的月色中看到了黑压压的南京城墙，于是鬼子们狂呼“万岁”。
日本人，终于看到了南京的模样。
这其中还有个笑话，也是在9日凌晨，人见联队的突击队摸到南京郊区的上方门时，由于没有月光，日军以为前面矮矮的土堤就是传说中的南京城墙，于是兴奋地向联队长报告：咱联队第一个攻到南京城下啦！搞得11月底才由上海派遣军高级副官升为联队长的人见秀三一阵窃喜，仿佛中了彩票。但没多长时间，又来人向他报告，说：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们弄错了，前面不是南京……
气得人见秀三大发雷霆：这不拿我耍么？
人见秀三做梦都想他的联队第一个登上南京城，于是下令“猛进”，但遭到王耀武第51师的阻击，把这个联队死死地挡在了武定门外，天亮后，虽然能远远望见南京武定门，但就是打不过去。人见秀三拼了老命跑到第一线指挥，结果他的随身副官白川寿和代理第3大队长藤井伊之助双双被击毙，而他自己也差点送命，最后只能看着胁坂次郎的第36联队摸到南京城下。
胁坂联队很快占领了光华门外大校机场旁的通光营房。
按计划，光华门和门外阵地本应由第87师补防（接替王耀武第51师），但该师12月7日才由镇江撤到南京外郊，这时候还没赶过来，所以光华门暂时由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谢承瑞（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江西南康人）上校率军代守。
跟税警总团的将校一样，教导总队的军官很多都是留过洋的：总队长桂永清和参谋长邱清泉是留德的，主任参谋廖耀湘和团长谢承瑞是留法的，营一级的工兵营长钮先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江西九江人）是留日的，士兵们每月拿的薪水也比一般士兵多两块银元，进口的捷克步枪他们部队也是第一个用，每个营都有战车防御炮，这对其他部队来说是不敢想的。而且，总队长桂永清虽然是个胖子，但却素重仪表，能进教导总队的士兵，得比其他部队的帅。
光华门突然出现日军，让桂永清大为吃惊，他立即给谢承瑞打电话，命令他固守待援，如果城门丢了，提头来见！
由于此时城里军队不多了，参谋长邱清泉只好把钮先铭的工兵营一部派了出去，随后又向代南京市长、宪兵司令、警察厅长萧山令要人，萧把宪兵教导团的一个加强排派了过去，两支部队紧急增援光华门！
光华门顿时进入战斗状态。
南京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修建的，全长超过34公里，有城门13座。城墙最高处超过20米，顶部最宽（也就是厚度了）处达12米，在巨大的城砖之间，浇灌有用石灰、桐油和糯米汁配制而成的特殊黏合液，城墙甚为结实。而且在城门处建有瓮城，可藏兵。16世纪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多次游历南京，认为其城墙的坚固与宏伟“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城市”。作为冷兵器时代建城史上的巅峰之作，明城墙虽然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岁月侵蚀，但依旧巍峨耸立。
当时南京各城门的情况不一样，中华门和光华门是两重门，挹江门是一重门，通济门则是三重门，除了最外面有两扇城门外，中间和里侧还各有两扇城门。无论几重门，在唐生智宣布南京戒严后，城门内侧都堆起了土包和沙袋，不能随意出入。
城上的守军突然注意到光华门城楼外左侧一百多公尺外有个面粉厂，该厂顶部阁楼居然比光华门城墙还要高一些，而且面粉厂跟城墙距离很近。这把他们吓了一跳。日本人来之前，南京城外所有高出城墙的建筑都已烧毁了，怎么有一条漏网之鱼？一旦被日军发现，占据制高点，光华门就完了。
怎么办？
烧。
怎么出城？
从城墙垛口上结绳而下。
开始是一点点地顺着绳子往下爬，但第一个士兵刚下去一米多，就被飞来的子弹击中。第二个又上，也中弹身亡。
第三个士兵聪明，说：换个垛口吧。他把绳子拴在腰上，绳子留下的长度是城高的三分之二，腰里还盘了几圈。伙伴那边拉紧绳子，他没一点点下，而是跃身一跳，离地面还有三分之一。随后，那名战士把腰里富余的绳子放下去，终于到了城下。后面的八九个战士如法炮制。
日军已明白了他们的企图。
弹飞如雨。
战士们弯着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面粉厂，途中又有四五个战士中弹后猛地倒下。
最后，剩余的士兵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面粉厂被烧了，但他们却再也无法返回城上了。他们下城时，每人带了四枚手榴弹，一支步枪。
他们直扑日军盘踞的通光营房……
12月9日上午，日军坦克开到了光华门外护城河边的大道上，炮口对准城门。第9师团的士兵来自石川、福井、富山三县，胁坂次郎第36联队的士兵来自福井县的鲭江，胁坂一准了认为：他的部队会第一个攻入中国首都。
至于胁坂次郎本人，也确实有些来头。他是胁坂安治的后代。熟悉日本史的人都知道，在日本战国时代，枭雄织田信长死后，手下两员大将丰臣秀吉、柴田胜家，为了争老大，在贱岳这个地方进行过一次决战，最后丰臣依靠他手下七个使枪的武士而取胜，这七武士是：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糟屋武则、片桐且元、加藤嘉明、平野长泰、胁坂安治，这就是日本战国史上鼎鼎大名的“贱岳七本枪”。该战中，胁坂次郎的先人胁坂安治，力刺柴田胜家的猛将佐久间盛政，更是功勋卓越。
胁坂次郎有这样的家史，所以在部队中十分傲慢，觉得在联队长一级中，只有第16师团第9联队的片桐护郎可以跟他并肩，而不把其他联队长乃至师团长放在眼里，还曾在上海派遣军的一个会议上嘲笑过中岛今朝吾。
胁坂次郎脸面狭长，八字胡向上反翘，也就是仁丹胡了，按其部下的描述：“胁坂联队长蓄着被公认为代表刚毅沉着的勇将胡须，在战阵中总是挥舞着一面祖传下来的红色指挥旗……”
在上海战中，胁坂就是挥舞着这面小旗上蹿下跳，上了东京报纸的头条。
光华门有前后两道城门洞，外门洞跟内门洞之间是个瓮城。此时最外面的城门已紧闭，城门后堆起了半门洞高的沙袋。
到12月10日，日机前来助战，开始轰炸城墙，胁坂联队的进攻也猛烈起来。他们将所有的山炮集中起来专打城墙一点，光华门左侧城垣开始坍塌了，慢慢地，形成一个45度的仿佛金字塔一样的斜坡。
光华门遇险后，胁坂次郎把手下第1大队长伊藤善光叫过来，叫他组织敢死队冲击光华门。该大队的4个中队长分别是第1中队长山际喜一少尉、第2中队长竹川薫中尉、第3中队长小川清大尉、第4中队长葛野旷中尉。
伊藤四十多岁，所在大队的大队长战死上海后，他作为补充人员从国内被调来。在上海恶战时，此人曾被打瞎一只眼，东京皇室御赐了一只假眼珠给他（由此看来，这个伊藤有些背景），戴着这个假眼珠，伊藤更卖命了。
按伊藤的布置，第1中队进行第一波攻击，第4中队进行第二波攻击，第2中队为机动部队，第3中队做预备队。机关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进行火力掩护。
伊藤把本部放在距光华门150米开外的一座没被破坏的建筑物里，攻击队和预备队都藏在附近。到了傍晚，天色暗下来，伊藤命令山际喜一少尉的第1中队立即突击。
山际喜一出发前，带上了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
话说山际还真能跑，在弹雨之下，带着日军一路狂奔，撂下20多条尸体后，竟带着剩下的100多个鬼子冲上了光华门一侧被轰击而形成的斜坡，使出吃奶的劲把日章旗竖在了那里。这是第一面出现在南京城头的日本国旗，时间是12月10日下午5点20分。随后日军在斜坡上挖了上中下三条战壕，山际又派了一个小队突击了光华门城洞。
日本人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山际带着人跑得太快了，快到没付出太大伤亡就冲上光华门城垣，后面的葛野中队还在纳闷儿：山际这小子怎么跑着跑着就没了？
当看到光华门城垣上竖起日章旗，远处的日军愣了一会儿后，发出一阵狂呼。
但作为第二攻击波的葛野中队要想再上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在这个时间差里，城上增援的中国部队过来了，放上了6挺捷克式机枪和重迫击炮，把光华门到伊藤大队本部这150米完全封锁了。这150米基本上没什么建筑物，但伊藤又必须运送食物和弹药给光华门里的日军。
日军在这150米大路上死伤无数。?
伊藤命令葛野中队去增援山际。当葛野带人冲上城垣跟山际会合时，手下的100多人已经所剩无几。
战斗打响后，南京卫戍副司令刘兴、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前去督战。情况最危急时，参谋处处长廖肯带着电话机到了光华门，走之前对谭道平说：我每隔10分钟跟你通一次话，要是电话摇不通了，光华门也就没了。
山际和葛野带人蹲在战壕里有点傻，因为中国士兵从两翼包抄过来了，城楼处的士兵则一个劲朝这边扔手榴弹。简直是瓮中捉鳖。
但胁坂得知伊藤“得手”后很兴奋，有点如梦如幻的意思，这就攻上南京城墙了？太顺利了吧！他下令，伊藤大队即使全部战死，也必须保持现在占领的阵地。
伊藤不住地点头，谁叫他带着皇室赐予的假眼珠呢，可不能丢人啊。于是他决定亲自带着第3中队巩固光华门阵地。按谭道平回忆：光华门情势最危险时，日军组成一支敢死队，队长是个“四十余岁的瘦小的家伙”，他“野兽般带着部下冲过来”，这说的就是伊藤善光。
在通过150米生死线时，第3中队也挂了一半多。伊藤把剩下的人带到了光华门城垣，山际和葛野见他们的大队长来了，很激动：你咋也来了？总之是这个意思。
伊藤点点头，说：大队长在此，你们奋战的事迹，天皇陛下都知道了（难道发的电子邮件？），你们回去搬兵，我坚守在这里。说完，伊藤拄着军刀，坐在沙袋掩体后。他把自己的假眼摘下来，叫山际和葛野带回去转交胁坂，看这意思他要亲自死守了。
此时光华门夜空中，子弹和炮弹密集地划过天际，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
晚上9点多，照明弹打向夜空，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起上，三道战壕里的日军一点点地被包围了，他们的还击越来越零星了，到最后残存的日军突然停止射击。
教导总队的战士互相看了看。过了一会儿，4名日本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哇哇地跳出战壕。呵呵，没子弹了。
这时候，前面的士兵正要射击，被班长王端成拦住。他挥了挥手，4名上好刺刀的战士跟了过来。
4名日本士兵与5名中国军人对视着。
黄军装和灰军装在1937年冬天的月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日本人个子很矮。在冷冷的月光下，战士们看清了日本人的脸：那一张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光从那脸上看，盯着盯着，大家突然被那一张张脸激怒了。
这是南京城墙上第一场白刃战。
在日军的训练中，拼刺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每个日本兵都有深厚的功底。在清脆的金属碰击声中，4个日本兵面对5名中国军人，丝毫未处下风。一名中国士兵的肋部被刺中。王班长大吼一声，虚晃一枪，再一拨，随后猛地一刺，扎进了一名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的腹部。另外3个日本兵有点慌，后面又有几个中国士兵跟上来，最后把这几名日本兵解决了。
要撤的时候，一个战士大喊了一声：战壕里还有鬼子！
这时候，佐藤拖着一条被炸断的残腿，拼命拄着军刀，半坐在沙袋上。战士们冲过去，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后一看肩章（1937年时的日军军衔在肩章上表现，领章颜色代表军种。到后来才用领章表现军衔），发现是条大鱼：一个中佐！随后伊藤的小脑袋被送回铁道部地下室的卫戍司令部，一个卫兵闻讯后跑过来，冲着伊藤可憎的脑袋就是一拳。
逃回去的山际和葛野把伊藤的假眼珠交给胁坂，哇哇地报告伊藤“英勇战死”的情形。
光华门危急后，桂永清带了一个警卫连前往午朝门督战，在光华门到五龙桥的御道街上分段构筑了5条纵深工事，准备一旦城门失手就打巷战。
唐生智在光华门最危险的时候还是很镇定的，在把司令部的参谋们打发到更安全的铁道部地下室后，自己坐镇百子亭唐公馆，一边喝着茶，一边抽“三炮台”。英美卷烟公司的香烟，是民国军人的最爱，除“三炮台”外，这个公司出品的烟卷还有我们熟悉的老刀、哈德门。
唐生智把电话打到富贵山，对王敬久大发雷霆，叫他派第87师立即驰援光华门。随后又把刚退到南京的第83军第156师的一个团派了去。
王敬久进城后，找桂永清借了个地儿，把指挥部也放在了富贵山地下室。他急忙派手下易安华（黄埔军校3期，江西宜春人）第259旅和陈颐鼎第261旅从城外夹击日军。
说是2个旅，但打到这一步，兵力实际上也就是2个多团了。在光华门城外，战斗中，易安华身上多处受伤，头缠绷带仍挥枪指挥不辍。激战中，第261旅主任参谋倪国鼎为国捐躯。后来，南京陷落时，易旅长战死于莫愁湖。一起殉国的，还有团长谢家珣（黄埔军校5期，江西赣县人）。
龟缩在光华门城洞里的日军一直没被消灭。
谢承瑞跟驰援而来的第156师第932团团副谭廷光少校商议：火攻。
运来几桶汽油，打开盖子，从里城头扔下去，汽油往城门洞里流，用火种诱燃，城门洞里立即大火熊熊，第932团一队士兵腰挂手榴弹，从城上顺着绳子滑下来，到城门洞上面后打住，然后几捆手榴弹都扔了进去。
光华门之战空前激烈，胁坂联队的伤亡已经达到800人，伊藤大队最后只剩下75人，其中第1中队一个没活。助战来的第35联队第3大队长菅原梅吉中佐也去见了伊藤。
光华门岿然不动。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日落中华门
第9师团进抵光华门时，谷寿夫第6师团狂攻牛首山，冯圣法第58师伤亡惨重，被迫撤离阵地，与王耀武第51师汇合，向南京水西门转移。
此时，日军国崎支队、第1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天谷支队已有一部成功过江；山田支队已沿长江南岸进击到幕府山下；直接包围南京的第6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3师团第68联队和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已完成合围；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正向下关开进。
12月10日临近中午时分，一辆汽车停在汤山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门前，从车上走下的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
塚田身上携带着松井石根南京攻略手令。
在汤山，塚田见到了两个瘸子：一个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一个是刚刚被中国炮兵打伤的中岛今朝吾。这两个瘸子是东京的旧相识，而且都曾留学法国，甚至性格上还有点像，在日本军中都以冷酷、阴郁著称。
塚田传达完命令后，问中岛伤势如何。中岛没直接回答塚田的问题，而是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已为南京设想了一种命运。
1937年12月10日下午1点，日军对南京的总攻开始了。
吉住良辅第9师团攻光华门；
谷寿夫第6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攻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
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攻紫金山、中山门、下关；
第3师团鹰森孝第68联队攻通济门、武定门；
第13师团山田支队攻幕府山、乌龙山；
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向下关突进。
攻城令下达前，日本飞机大量空投诱降传单，大意如下：“凡中国士兵，如无意抵抗，竖起白旗或将两手高举，携带本凭证前来归顺日本军，日本军必给予充分之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聪明的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来呢？”
日军得到的回答是猛烈的炮火。
这一天，南京环城防线处处接火，光华门、紫金山、雨花台、通济门、中山门、水西门……枪声连成一片，雨花台方向的枪弹声渐渐压过紫金山和光华门。
相传六朝时，有高僧在此登坛讲经，感动佛祖，落花为雨，雨花台由此得名。它由连绵起伏的3个山冈组成，最高不过百米，长不到4公里，这里以盛产雨花石著称。雨花石色彩绚丽，纹路形象令人称奇。但1937年冬天的雨花台，再无往日的美丽，枯枝在北风中摇摆，惨白的日光没了温度。
在这片起伏的山冈上，散布着碉堡和掩体，它们之间用壕沟连接，最前面则是屋顶形铁丝网和专门抵御坦克的沟壑。再前面是地雷阵地。
雨花台的战斗工事主要由重机枪碉堡构成，分两种，一种是用于正射，另一种用于侧射，都有钢门和橡皮门两层，厚度从顶盖到四边，在1米左右。用于正射的，为开阔射击视野，射击孔很宽大，90度开口，呈“外八字”形，视野是有了，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敌人的枪弹很容易钻进来。用于侧射的，射击口则呈“内八字”形，开口在70度左右。根据实战效果看，用于侧射的更能给进攻的敌人大量杀伤，但在修建时却侧重于正射碉堡，侧射碉堡的数量有限。
此外，还有少量战车防御炮碉堡。
防守雨花台的中国军队是孙元良的部队。上海战时，第88师前面就加了个帽子：第72军。还是孙元良当军长，但这个军下面就一个第88师，孙又兼着师长。也就是说，虽然是军的帽子，但仍是师的编制。第88师守卫中华门、雨花台，左边是第74军，右边是第87师。从1937年12月8日开始，雨花台前进阵地就发现敌情：因为后面的战士听到了地雷爆炸的声音。
守卫雨花台的，是该师朱赤（黄埔军校3期，江西修水人）第262旅和高致嵩（黄埔军校3期，广西岑溪人）第264旅。
战士们睁大眼睛盯着前方，手里握着手榴弹，看着日军俯着身子从远处慢慢包围上来！
最先上来的是末松茂治第114师团。
对攻过牛首山的柳川军来说，虽然登陆后伤亡很小，但在补给上却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上海派遣军。因为日军的补给都从上海运过来，由于第10军是绕行从西南面包围南京的，所以跟从东面向南京进军的上海派遣军比，补给线更长，但由于急行军，最后还是几乎跟上海派遣军同时抵达南京城下。
末松师团战力一般，在通往南京之路上，跑得却挺快，最先赶到雨花台，但几个回合下来，伤亡有点惨重，山本重德第150联队第2大队长儿森高槌中佐被击毙，其以下中队长、小队长战死多名，一些小队和中队开始由下士官指挥。
12月9日，第6师团前锋牛岛满第36旅团冈本镇臣第23联队抵达雨花台。在南京外围牛首山，第6师团遭到第74军第58师冯圣法（黄埔军校1期，浙江诸暨人）部阻击。
在雨花台，冈本的步兵虽然到了，但炮兵还没跟上来，牛岛满的副官江口八郎向冈本镇臣传达命令：现在炮兵还在往雨花台赶，但不要等他们，必须立即发动进攻！
冈本镇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手下有3个大队：驹泽贞安少佐第1大队、高田志道少佐第2大队、河喜多藤喜少佐第3大队。虽然他不看好中国守军的战力，但要说在没炮兵支援的情况下硬冲，他也有点含糊。但没办法，军令如山，一个冲锋，就丢下500多具尸体。
在炮兵上来后，10日凌晨，谷寿夫也到了，他变换阵型，右侧为冈本保之的熊本第13联队，左边是冈本镇臣的都城第23联队，长谷川正宪的大分第47联队被放在了中间，竹下义晴的鹿儿岛第45联队的两个大队绕过雨花台沿江向下关包抄，剩下的一个大队为师团总预备队。
进攻中，最令日军害怕的是密集的地雷阵地，走着走着日军就一个个飞上天。而重迫击炮的远程打击更令日军胆寒。
再靠前，就是机关枪的火力。
在雨花台，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第88师的代价更大：这个师的4个团，除一个团长无恙外，其他7个正、副团长全部殉国，团长如此，营、连一级更别提了。
12月10日，南京环城炮火声震天。卫戍副司令罗卓英登上中华门督战，鼓舞士气，对部下说：南京为我国首都，又为总理陵寝所在，不战而弃，诚为革命军人的耻辱！我将士须同仇敌忾，与暴日决一死战。人终有一死，我们葬身钟山之下，必为后代敬仰。
日军那边沉寂了一会儿，没多长时间，便有十几辆坦克开过来。掩体里的战防炮这时候发挥作用，集中火力打向日军坦克，有四五辆坦克被打中。
但日军过来的，足有一个战车队，其他七八辆坦克绕过被打中的，继续向前开进，中国阵地上的掩体受到坦克炮击。
见此情形，朱赤手下的一个班长带着两名士兵从战壕内匍匐而出，他们腋下夹的是捆在一起的手榴弹。三名战士一点点接近了日军的坦克。坦克的炮声震耳欲聋。三名战士冒死贴住坦克，在坦克的履带旁拉响手榴弹，日军又有三辆坦克报废，而那三名战士也为国捐躯。
虽然中国阵地这边伤亡不小，但日军的坦克最终还是被打了下去。谷寿夫没办法，只好等飞机增援。日机呼啸着出现后，雨花台阵地遭受了灭顶之灾。因为雨花台顶部地势平坦，日机极容易捕捉目标，往复盘旋的轰炸使第88师伤亡惨重，由此渐渐不支。
到12月12日正午，朱赤的阵地被突破了。在坦克的掩护下，背着行装包、穿着大衣、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军，乱叫着蜂拥而上。
战士们的弹药几近打光，最后一轮手榴弹扔出去后，日军又倒下一大片。然后是白刃战。朱赤同时被三名日军的刺刀刺中，鲜血从嘴里喷出。朱赤怒目而视。团长韩宪元在击毙了两名日军后，回头看见朱赤中刀，大喊一声“旅长”，在冲过去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
投黄埔军校前，朱赤曾当过教师，从军后也没放下对学术的钻研，既精于中国典籍，又深通西方哲学，如果没有战争，也许最后他会做教授，但家国有难，先战上海，再战南京，至此殉国。
在另一翼阵地，高致嵩率部也陷入最后的反击，身中数弹，血染雨花石。
高致嵩和朱赤是黄埔军校3期的同学，最后携手以死报国了。
在雨花台，和朱赤、高致嵩一同捐躯的，还有多名将校：副旅长华品章（黄埔军校4期，四川西昌人）、团长韩宪元（黄埔军校3期，海南文昌人）、营长符仪廷（黄埔军校6期，海南文昌人）、作战参谋赵寒星（黄埔军校3期，浙江临海人）……
雨花台陷落后，第264旅副旅长廖龄奇（黄埔军校4期，湖南祁阳人）率两旅残部向中华门撤退。就这样，12月12日午后，南京最大的城门中华门暴露在谷寿夫眼前。
中华门高超过20米，瓮城中筑有藏兵洞27个，是南京最坚固的城堡。远远望上去，正门上方赫然写着四个大字：誓复国仇。
日本人看到了么？
南京城墙前有护城河，护城河跟南京城墙间有20多米宽的空地，这当中又挖了多层战壕，并设有铁丝网。
中华门一线的城墙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弹痕，城楼和城墙外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都在燃烧。在城头上，中国守军布置了30多门迫击炮，每隔50米，就放着一挺捷克式机枪。第88师师长孙元良和参谋张柏亭、补充旅旅长吴求剑（黄埔军校3期，湖北黄梅人）坐镇城头。
雨花台陷落后，为提防日军偷袭，孙元良叫人把护城河上的桥炸毁，退到城下的廖龄奇残部没法进城，只好边打边往下关方向撤。
日军很快就扑过来了。
仍是第114师团，雨花台攻下来后，末松茂治叫伤亡惨重的山本联队停下来休整，往中华门方向派出千叶联队。千叶小太郎当了先锋后，立马把自己的军旗中队派到第一线。
这是个冒险的行动。
熟悉日本军史的人都知道，联队军旗是日军的命根子，每面联队军旗都是天皇亲手授予的，按军规：军旗在，则联队在；联队若将覆灭，必须焚烧军旗。若军旗被敌人夺了去，就算这个联队毫发未损，其番号也要被撤销。由于联队军旗如此重要，所以在战役中经常出现联队长在战役危险时亲身护卫军旗的事。
日军联队中专门设置有军旗中队，180个人不干别的，专门保护军旗，而旗手呢，至少是少尉军衔。一般来说，军旗中队在联队本部左右，但千叶竟一下子把联队军旗中队派到了一线，目的很明确：如果侥幸得手攻占中华门，他们就成了第一个在南京城头插日本联队军旗的，军功自然显赫了。
很遗憾，千叶想得挺好，但他的部下太不给力了。前面说过，这个第114师团主要由退役高龄士兵组成，被紧急召到军中，来自各行各业，一个个都胡子拉碴的，虽然有军事经验，但由于岁数大了，冲锋起来就不行了。
到了南京城下，千叶把指挥部设在一间民房，军旗中队也被隐蔽在附近。千叶想在中华门城下搞爆破，但他的工兵队显然低估了中华门的耐爆度，一个工兵分队好不容易摸到门下，把炸药放好了，也引爆了，但中华门却纹丝未动。千叶又派了一个中队冲击，但很快被歼灭。令日军奇怪的是，城头上看不到中国军队的机枪，但火舌确实又是从城上喷射下来的。（直到占领南京后，日军才发现，守城的中国士兵在城上挖了地洞，然后从墙体上掏出枪眼，机枪就是从那儿打来的）
见中华门太过坚实，千叶联队转攻雨花门。
此时，从杭州湾一直开过来的第10军藤田实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3期，鹿儿岛人）战车中队的坦克终于开到了南京城下。藤田实彦有一号，后来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宫本武藏》和描写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的《坂上之云》的作者）是他的部下，此人在日军中被称为“胡子之王”。至于他的胡子是什么造型，有多夸张，没法形容，只能说在你的想象之外。而且，战后的1946年，就是在这个藤田的主谋下，日本人在吉林发起了著名的“通化暴乱[2]”。
我们都看过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中华门前日军坦克在冲锋。那就是藤田的坦克。
第6师团这边，先是冈本镇臣的第23联队，然后是冈本保之的第13联队，后者是一支地道的熊本部队，士兵来自熊本县，打头阵的是十时和彦中佐第1大队加川胜马第3中队的濑户本小队。
中华门前是条大道，两旁都是店铺和建筑，城上的中国军已用火力把这条道路封死。日军把步兵炮和机枪架到两边建筑的顶上，向着城墙乱击，但没什么效果。
濑户本准尉的指挥所离中华门只有200米，在一个空房子里。从这里冲到中华门前，肯定会伤亡不少。而且，他注意到：高大宽厚的城墙前，有条20来米宽的护城河，要想冲到门下，就必须先渡过护城河。护城河上的桥已被中国守军拆了，至于河水有多深，由于不能接近，也搞不清楚。
就在濑户本犯愁时，他手下的代理分队长八田隆幸上等兵派人来报，说他们有一个发现。
这是个致命的发现。
原来，八田上等兵带了几个日军摸到跟中华门外主干道平行的一条小街，这里处于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在搜索中发现：小街尽头有个房子没受炮火破坏，房子里有三个窗户，而窗户外就是护城河！护城河对面的城墙已经被飞机和重炮炸得坍塌了不少，坍塌口离城墙根只有十五六米高。叫八田更为兴奋的是：这里的护城河上，有条没来得及被中国守军炸掉的木桥！
濑户本立即上报中队长加川胜马。
再说此时的八田，已经带人摸进这个房子，但刚进去就被城上的中国守军发现。一等兵高村抱着轻机枪，刚从窗户口一探头，就被击毙了，另两名士兵也被打伤。
于是日本人不敢动了。焦急中，八田等来了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的传令兵大角康夫。
大角带来了中队长加川的命令：坚守到天黑，在工兵配合下，从这里突击中华门！
日落紫金山后，加川胜马带人钻进这个房子，告诉八田：大队第3中队将跟第1中队联手，在一个工兵分队的配合下，力争从这个“天赐宝地”冲进南京。
下面就是组织敢死队，代理小队长濑户本准尉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队员是八田隆幸等11人。出发前，加川给这12个鬼子往水壶盖里倒清酒。
天黑后，南京城墙上亮起流动的探照灯。
打了两颗烟幕弹后，日本人的敢死队发起进攻。
第一个站起身的是队长濑户本，这小子抽出军刀，压低了嗓音狂嚎了一声，第一个翻出窗户，冲上木桥。后面跟着上等兵八田隆幸等人，以及包括平石小队长在内的工兵4人，他们带着炸药。
但就在距对岸还有五六米时，出事了。濑户本举着战刀第一个栽进河里。怎么呢？因为木桥到这里就断了。
紧跟在后面的八田还算反应快，来了个急刹车，站在断桥前，后面的日军也停住了。
濑户本这下知道河水有多深了，一米多深，正到他脖子那。幸好还有几米远，桥上的队员跳下河，拼命往对岸游。平石等几个工兵，一边托着炸药包，一边也挣扎着上了岸。
城上守军发现日军突击后，立即组织火力，由于日军很快就摸到城根儿，射击已经没有角度了，主要是往城下丢手榴弹，日军死伤不少。
工兵小队长平石带人在坍塌的那处城墙下安放炸药，由于过度紧张，点炸药的第一个工兵竟然没点着，伏在地上的日军等了半天，不见动静。第二次，平石亲自去引爆，这下炸药响了。随着一声巨响，耀眼的白光一闪，原来已经坍塌的城墙，又往下降了一米多。
爆炸声一响，第二波日军就带着事先造好的梯子跳进护城河，向这边游来。这波日军都是工兵。他们不仅带了木梯，还带了绳梯。上岸后，日军竖起梯子就开始往上爬。
由于日本人的梯子没那么高，很多是两架甚至三架绑在一起的，所以不太结实，不少日军爬着爬着就掉了下去，没掉下去的又有不少丧命于守军的枪口下。
这段城墙上的中国守军，是王耀武第51师李天霞第153旅第306团，团长就是上海战中我们见过的邱维达。此时，周志道第151旅正跟日军在水西门外死战，肉搏中，第302团团长程智壮烈殉国。
此时，在淳化镇受伤的张灵甫、纪鸿儒两个团长已被王耀武护送到对岸治疗，程智团长又阵亡了，邱维达独撑水西门一线的城防。
日军敢死队冲上城墙后，被打了下去，又冲上来，又被打了下去，但日军似乎也疯了。
日本人会搞敢死队，我们就不会么？邱维达在预备队里拿出一个加强排，问大家：知道今夜意味着什么吗？
战士们说：死。
邱维达说：是以死报国。
城头的寒风中，大家已热泪盈眶。
这个排的战士，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每人带了20发子弹，腰里别着8枚手榴弹，向城墙缺口处冲了过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水西门和中华门之间的这段城墙出现险情后，南京宪兵第2守团紧急驰援，邱维达这时候已作必死准备了。在随后的激战中，第306团第3营营长胡豪（黄埔军校4期，江西兴国人）亲率战士死战日军，身中七刀殉国。团长邱维达本人，大腿中弹，因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
驰援而来的南京宪兵团继续跟蜂拥入城的日军肉搏。但战斗中，穿黄军装的士兵越来越多……就这样，到12月13日凌晨1点多，日军占领了这段城垣，但日军没扩展战果，而是叫工兵搬过来沙袋，在城垣上固守着方圆30来米的阵地，想等天亮后再进攻。
加川胜马欣喜若狂，认为自己的部队最先登上了南京城。于是，紧急叫传令兵给坐镇后方的联队长冈本保之报喜。
但冈本拿到战报后非常沮丧，因为半个多小时前，长谷川正宪的第47联队已经冲上中华门了。在通往南京之路上，这个联队出现霍乱，被隔离了一周，长谷川急得够呛，生怕赶不上攻占南京，后来生生地追上了师团主力。在第1大队第3中队长三明保真带领下后来居上，12月13日0时30分，竟第一个攻上了中华门，将日章旗插在城头的是一个叫中津留大作的伍长。
实际上，中华门和水西门之间的城墙，在12月12日下午就被打开了缺口（八田上等兵发现的那个坍塌处）。当时，第6师团的炮兵部队（藤村谦）在雨花台上设野战重炮猛击，发射了500多发炮弹后，打开一个缺口，冈本镇臣第23联队第3大队第9中队中队长肥后盛英一度带人冲了进去，时间是下午4点44分，但很快又被中国守军打了出来。所以，后来的普遍说法是：中华门在12月12日傍晚就陷落了。严格地说这并不准确。
就在这个时候，第114师团千叶联队狂击雨花门，光华门、中山门也分别被第9师团胁坂联队和第16师团大野联队炸开了豁口，紫金山战斗则到了最后的关头，沿长江而来的山田支队已经占领了幕府山，国崎支队已渡到江北正向下关对面的浦口疾进……
[1]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指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签订的条约，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2] 1946年2月3日，吉林省通化市旧日本军发动的武装暴动。由于当地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暴动指挥部，暴动就此平息。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弃城
1937年12月11日，抵达庐山的蒋介石被身边的无线电机要人员告知：已经收不到南京的消息了。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留在南京的两个贴身卫士班，在队长俞洁民的带领下出了挹江门，在下关坐上自己掌握的一艘火轮向上游九江开去。这是南京围城后第一队脱险的人。不是没有唐生智的命令谁也不许走么？但俞洁民是蒋介石的贴身卫士长，把守下关的宋希濂也不敢拦。
这天晚上，蒋介石得到安徽当涂陷落的消息。当涂在哪？芜湖和南京之间。也就是说，日军已经完完全全地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如果不放弃南京，守城部队基本上会被日军围歼。但蒋介石这边跟南京的通讯已中断，他只好电令在长江北的顾祝同，叫他转告唐生智，原话是：“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
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好是唐生智接，顾祝同叫他11日晚先渡江，同时向各部队下达突围命令。但唐的想法是：如果自己先走，虽有蒋的口头传话，但毕竟不是白纸黑字，将来他必成为媒体和民众心中的逃将，有一万个嘴也说不清楚，所以他告诉顾祝同，必须召集司令部会议，向将领们传达蒋的命令。
在顾、唐通电话的当夜，南京枪声不息，市民们伏在家，于黑暗中继续忍受煎熬。在外面，蜷缩在寒冬马路上的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及从前方阵地上撤下来的痛苦呻吟的伤兵。此夜天空暗无星斗，有的只是炮弹滑过后恐怖的声音和爆炸时惨白的光亮。
遥望紫金山，那里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
唐生智是12月11日晚上11点接到顾祝同电话的，3个小时后，也就是12日凌晨2点，他在自己的公馆召集副司令罗卓英、刘兴，以及参谋长周斓和参谋处长廖肯等人开会，将撤退的命令通告诸人。短暂的会议结束后，唐叫参谋处长廖肯、作战科长谭道平迅速起草撤退计划。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撤退计划的拟订，成了对参谋们的一次大考。
12月12日傍晚5点，唐生智召开会议，但他没马上下达撤退令，而是先问与会将领：在一部日军（第23联队肥后盛英中队）已攻入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垣的危局下，是否还能对南京进行有效守卫？
此时，南京环城处处激战，卫戍司令部的气氛紧张到极点。由于不是蒋介石直接向唐下的命令，所以老唐还是留了个心眼，叫各部队长分别代表自己的部队在撤退令上签字：
人们好像都不愿意第一个签。过了一会儿，第66军军长叶肇说：情势危急，我先签。
随后，周澜签了。第三个签字的是孙元良，第四个是宋希濂，随后俞济时、邓龙光都签了字。王敬久则一个劲地抽烟，最后也签了。
按桂永清的说法，在一片沉默中，他站起来说：城防左侧（乌龙山、幕府山一线）并没有多少敌人，紫金山的大部分阵地仍在手里，中山门外的四方城到白骨坟虽处于激战中，但敌人并没突破防线，而光华门更是牢固，只有中华门与水西门一线告急，但可以派教导总队的预备队去支援。
唐生智这时候从口袋里摸出蒋介石通过顾祝同下达的命令：宣布放弃南京。
没人知道唐生智此时的心情，因为他曾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同时，他也对蒋介石说过：没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现在命令也来了，撤退似乎顺理成章。
唐在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结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
唐生智终于没有做到死守南京。他此前采取的一切背水一战的措施，开始慢慢显露出恶果了。
唐生智叫人下发了参谋处拟出的撤退计划，原则是大部（从正面）突围，一部过江（从下关渡长江北撤）。命令如下：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7战区（新成立战区，由刘湘任司令长官）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76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6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4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南京卫戍军各部突围计划：
一、第74军所辖第51师、第58师自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一线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第87师、第88师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一线以右方向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教导总队、第103师、第112师、第66军，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一线以南地区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第66军向休宁附近集结，第103师、第112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第83军自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一线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五、第2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封锁线，万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第36师应掩护各机关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开始渡江，向花旗镇、乌衣附近集结待命。
按命令，守卫乌龙山要塞的第2军团掩护大军撤退，但由于徐源泉的部队跟城内司令部的通讯已断，所以唐生智并不知道第2军团在他们开会前就已经渡江了。12日下午，徐源泉听一名逃兵说南京已经失守（实际上是中华门、水西门一线城垣攻进来少量日军），于是马上跟城里联系，但发现电话不通了，给唐生智发电报，也没得到回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先行带军队渡江而去了。
这倒是一支安全脱险的部队。徐源泉先派了一支部队对沿江而来的日军（山田支队）进行警戒，又命令在乌龙山要塞的守备队接应从前进阵地撤下来的部队，在12日天黑后以主力在周家沙、黄泥荡两处安然渡江，转天天亮前，把留在南岸的最后一个士兵运送到了北岸。
虽然徐源泉“擅自”撤退，但由于已经跟城里联系不上了，而且在撤退时很有章法，为抗日军保留了大量战士，所以也很难给他什么指责。至于日军军舰冲过乌龙山要塞开到下关，已经是13日早晨8点以后的事了。
按唐生智的命令，大部突围在12日晚11点后，第83军为13日晨6时。在会上，唐生智将撤退路线下发诸将领后，又口头补充了一句：每支部队在撤退时应有长官率领，如部队已脱离掌握，可同我一起过江，第51师、第58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从正面突围，有渡轮时可向北渡江，奔滁州集结。
不少人说，坏就坏在这道口头命令上了。
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拟出的撤退计划还是很具体的，但当时通讯多已中断，在操作上已无法完成了。而且，搞军事的人都知道，两军对垒时，一个撤退令会对士兵的心理产生多大影响，也许在下令前士兵们还在浴血奋战，而一旦得知全线撤退后，意志就有可能在瞬间崩溃。所以，即使没有那道口头命令，在孤城危局下，撤退一方的军队也很难做到从容而行了。口头命令反而加快了这种混乱。
散会后，唐生智叫人对卫戍司令部的大量机密文件进行了处理，然后命令部下将自己的公馆焚毁，随后率罗卓英、刘兴、周斓等人奔向下关江边煤炭港海军码头。在路上，他问渡船的情况，周斓告诉他司令部掌握着一艘小火轮。
对，就是当初留下的那艘。
谭道平等人已经在火轮上等着了。唐生智等人上船后，等佘念慈和廖肯，但没等到，于是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开船，奔向江北。他们坐的这只船，还是前几天从江阴那边开来运送军用品的，被参谋长周斓多了个心眼，留了下来。这艘船，成了卫戍司令部的救命之船。
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云南讲武堂，云南开远人）回忆，12月12日傍晚6点半，由于他的这个团伤亡惨重，接到了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的电话，告诉他邓龙光第83军将接替第3团的阵地，让他带部队到太平门外的冈子村。也就是说，此时桂永清开会还没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桂永清返回富贵山指挥部时，至少在傍晚6点半以后。半个小时前，紫金山第二峰刚刚陷落，第一峰战斗正在进行中。
桂永清是和王敬久一起回到富贵山地下室的。在指挥部，桂永清计划召开个紧急会议，但由于时间紧迫，又取消了会议，放了归桂节制的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的鸽子，惹得戴大骂。
桂永清决定用电话通知前面的部队长，王敬久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于是有的部队联系上了，大多数则没联系上。王敬久不管那些了，先行渡江。
桂永清也决定走，想带邱清泉一起，被后者拒绝。邱清泉说，马威龙第3旅还在紫金山第一峰与日军激战，他想跟前线各阵地的部队长再联络一下，尽量都通知到，再商议一下撤退路线。这时候，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第6团（刘子淑）联系上了，紫金山上与敌激战的马威龙的两个团和太平门外的第3团（李西开）还没联系上。
桂永清望着自己的这位参谋长，说了声：保重，时间紧迫，现在南京已是危城。
随后，桂永清离开了富贵山指挥部。
桂永清撤离时也可谓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由于身体肥胖，他行动起来比较缓慢，好不容易到达下关江边，又无船可渡。跟随着的卫兵临时扎了一个小木筏，渡江时又多次出现险情，最终还算幸运，被卫兵连拉带拽，终于抵达江对面。桂永清逃过一劫。
王耀武于当晚8点多接到军长俞济时传达的撤退令，他领着第51师往雨花台地区的双闸镇方向突击，杀出一条血路后来到下关江边。作为一师之长，他亦无船可渡。以睿智精明著称的老王闭上眼：此即生人之江，也是绝命之江！
恍然中，他听到有人大喊了一声：王师长，快跟我们走！
睁眼一看，竟是第74军军部的副官。原来，此时军长俞济时和第58师师长冯圣法已安全过江，俞济时有先见之明，南京战前为自己的部队准备了一艘小火轮，现在专门来接王耀武。
王耀武脱险了，第51师、第58师的大部分士兵，最后也乘这艘小火轮抵达对岸。王耀武过江后，不见邱维达，万分着急，立即命人返回江南岸。
1937年12月12日夜，打起仗来以亡命和脾气坏著称的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陷入了巨大的伤感中。
按教导总队参谋处作战参谋刘庸诚（中央军校10期，四川成都人）的回忆，在桂永清走后，“邱叫卫士把一堆文件拿去烧掉，静坐在电话机旁，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两眼微闭，若有所思。”
悲从心起的邱清泉等来了刘庸诚的同学、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中央军校10期，四川邛崃人）。
临近黄昏时分，严开运的阵地击落了一架日军飞机。当时规定，击落敌机者奖银洋500块。邱清泉告诉小严，奖励以后会给你，现在你带人撤吧，渡江到浦口。但走前，把战炮全部炸毁。
严开运知道南京已经弃城，但心有不甘，舍不得自己的战炮。
邱清泉想了想说：那你就带走吧，但如果带不走，一定毁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严开运向他的长官敬了一个军礼，走到既是同学又是老乡的刘庸诚面前，握住手，用四川话说：老刘，你什么时候撤？保重啊！
刘庸诚鼻子一酸，说：你也要保重！我和参谋长还要继续通知一下前面的部队。
严开运转身奔出富贵山地下室。
在已经决定弃城的12月12日夜，由于没接到命令，教导总队的防线从紫金山、灵谷寺、陵园新村、西山孝陵卫到白骨坟一线仍处处激战。
当晚7点半，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的人到太平门外的冈子村后，没发现前来接防的邓龙光部队，随后报告团长李西开，后者再给邱清泉挂电话时，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到8点半时，教导总队第3团把指挥所从明孝陵转移到廖仲恺墓附近，团长李西开和他的副手彭月翔（黄埔军校6期，江苏如东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打算。这时候，第6团团长刘子淑（黄埔军校4期，湖南津市人）、第1团团长秦士铨（黄埔军校4期，湖南零陵人）陆续来到指挥所，刘子淑告知李西开，卫戍司令部已决定弃城。
刘子淑大怒道：他胡启儒（第2旅旅长）先跑了！
弃城令下达后，胡启儒在电话里告诉刘子淑，他到下关宋希濂那接洽第2旅撤退的事，但到下关后发现情况不好，于是“先行一步”了。
李西开说：现在骂也没用，当务之急是定个撤退计划！
三个团长一碰，出了两个方案（也只能是这两个方案）：一是进城后到下关渡江；二是从正面突围，经太平门向皖南转进。但由于此时秦士铨的一个团已经快打没了，刘子淑虽然还有点人，但以新兵为主，而且伤亡也不小，所以大家还是决定向江边撤。
随后，几位团长分了手，却不想秦士铨团长在突围中殉国了。而紫金山上马威龙的两个团，由于接不到命令，仍在苦战中。
教导总队通讯营的石怀瑜连长接到撤退令时已是12日深夜。他带着20多名士兵向太平门跑去，到军校大礼堂时已是零点。此时回望紫金山，一片火光，第一峰的战斗更趋激烈。石连长和他的战友泪水夺眶而出。12月12日晚，悲壮的气氛渲染着古都的每一棵枯草。南京的悲歌，已在壮烈中奏响。
南京已三面被围，不愿从正面突围的士兵和逃难的市民奔向下关江边。在他们看来这里是唯一的出口。很多市民举家跑出屋子，加入逃难的人流。于南京脱险的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黄埔军校4期，山西山阴人），在1938年写下《陷都血泪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各级部队都在向下关蜂拥撤退，宽敞坦荡的大马路上，一片大乱的情景，出乎我的想象，人潮汹涌，遍地凌乱，极少有部队能够保持队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钻隙北进，尽快地奔向下关的挹江门，部队长掌握不住部队，各级官兵似乎也无意跟着部队行进。没有人知道他们挤向前去的遭遇，更遑论未来的命运，唯一的目的就只有往前挤过去。
很多人没接到撤退令，包括作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部参谋的程奎朗。
12日傍晚，他看到宪兵第2团团长罗友胜神色紧张地来到位于铁道部大楼的卫戍司令部，告知他一部分日军已经冲了进来，他的部队奉命去中华门和水西门一线增援，但已经顶不住了。
罗走后，程奎朗在食堂里遇到一名传令兵，传令兵说：司令长官和参谋长都走了，你还不走！
他才知道南京已经弃城。当程奎朗回到参谋处办公室时，已空无一人，他慌忙出了铁道部大楼后门，往金川门去，但被人告知那里已走不通，于是折回到中山北路，也奔向挹江门，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到了中山北路海军部门口，遇到第36师部队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不准由南来的部队通过。这时天已黄昏，只见城南火光冲天，炮声震耳，尤以紫金山方向枪炮声最烈。中山北路上，车辆、部队，黑压压的，如潮水般地向挹江门涌来。出城的人们争先恐后，前推后拥，挤作一团，有的被踩倒在地上，喊爷叫娘。第36师的哨兵在城门口架起机枪大声喊着：不要挤，再挤就开枪打！人们依然挤着，我艰难地出了挹江门……
去下关江边，必从挹江门穿过。守挹江门的是作为南京守军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第36师。
保卫战开始时，唐生智就把挹江门封了。12日傍晚决定弃城后，由于通讯不灵，命令并没马上下达到挹江门守军这里。此时挹江门前，两边是铁丝网，中间只有一条小道，第36师士兵举着步枪，做瞄准状，不叫人们出城。冲到门前的军民，则一起往前挤。第36师士兵随即开枪阻击，南京城内陷入大混乱！
正如程奎朗所说，此时城南中华门方向枪声大作，紫金山方向更是烈焰升起如同白昼。
通往挹江门的路上，市民越聚越多，哭声和喊声连成一片。在挹江门一时无法洞开之际，包括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在内的不少人，都选择了攀缘城墙，结绳而下。
后来挹江门终于打开，随即发生惨剧：拥过去的军民达到数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一时间发生了人踩人的混乱场面，在光华门阻击日军的教导总队团长谢承瑞，拖着受伤之躯也来到这里，在混乱中被人挤倒在地，最后竟被后面拥上来的人群蹬踩而死！
谢承瑞从炮兵专科学校到兵工大学，又在法国系统地学习了军事，是当时难得的人才。后来有一次，有人对桂永清说：你们教导总队出身的将士都是一流的军事人才。桂黯然回答：一流的都在南京殉国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二流的，包括我在内。那人问：谁是一流的？桂回答：谢承瑞。
军民都往下关去。这时候，下关江边有多少船呢？
按很多人的说法，此时江边看不到船。这也比较夸张。如果一条船也没有的话，脱险的那部分将领和士兵又是怎么走的呢（南京突围后，作战科长谭道平负责统计脱险士兵数量，各地共收容44,000多人，除从正面突围的两支广东部队和教导总队马威龙第3旅外，大多数仍是渡江脱险的），不可能全靠浮木登上对岸。
日军围城前，下关本来停有两艘大型火轮（每艘可运送800人），但唐生智嚷嚷着要死守南京，所以他下令把这两艘船赶往上游武汉了。据宋希濂的回忆，1937年12月12日夜，下关江边只有四五艘小型火轮，其中司令部掌握一艘，俞济时的第74军掌握一艘。下关到燕子矶一段的江边，则有两百多条民船，外加最多3艘小火轮，掌握在第36师手里。
小火轮就那几艘，民船虽然有一些，但搭载人员有限，而且速度慢，在江两边往返的话，耗时自然就要长，加上不少民船到对岸后就不再返回，所以也就成了“一次性用品”。更要命的是，这个时候，江北岸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接到南京突围的命令，不许对岸的人过来，甚至一度枪击渡江者。这是当初唐生智下的命令。说到这个老唐，如果当初他有个周全计划，不把两艘大型火轮（过江运一趟来回45分钟）赶走，那么从12月12日下午5点以后，到第二天7点天亮前，足足有1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算一算能运送多少军民！
但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如果”，历史恰恰不相信“如果”。
第一时间安全渡过长江的部队，除了一直在江边防守又掌握渡船的宋希濂第36师外，就是王耀武的第51师和冯圣法的第58师。
由于船只不够用，更多的士兵和市民只能望江兴叹。情急之下，有的人四处寻找木料编筏子，但筏子刚投进江里，就有一群人跳上去，很多筏子到不了对岸就沉了；有的人抱着木头直接跳进冬天的长江，最终被急流吞没；有的人则蹲在木盆中，随着江水无望地漂流。
很多人在焦急中沿江往下游燕子矶方向逃去；有的则奔往上游上新河方向；更多的妇孺老弱以及伤兵跺脚捶胸，不知如何是好。
在城垣上受伤昏迷的邱维达被部下用担架抬到江边，王耀武派来的人正在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发现邱维达，紧急把他送上小火轮！
当初，第88师残部从雨花台撤下来后，由于进不了中华门，副旅长廖龄奇只好带人往江边退，反倒因祸得福，在渡江时占了先机，奇迹般地过了江。后来，留在城里的旅长吴求剑和师参谋长张柏亭也脱险了，但师长孙元良却没能跑出去。
在中山门外作战的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第260旅旅长刘启雄，直到13日零点才知道南京可能已经弃城，但已经联系不上王敬久和沈发藻了，所以他们跟部下一起签字，担负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撤离阵地的责任。
往下关撤退的路上，陈颐鼎想：既然是主动撤退，下关必定有船只接应部队。当拂晓达到下关江边后，他们傻了：眼前是一片片逃难的市民和撤下来的军队，而船只寥寥！
刘启雄跟陈颐鼎商量，想潜藏到难民区。后者一听就说不行，此时再进城不等于往老虎嘴里钻么？但刘启雄坚持个人想法（实际上最后没能回城），陈颐鼎只好与他分手，带人奔下游燕子矶。到了那里，他们先是坐着木板顺水漂流，木板沉没了，又侥幸搭上芦苇编成的筏子，多次历险后（一度滞于江心的八卦洲），直到12月16日才上了北岸。
第87师最终也成为南京突围中损失最惨重的部队，最终渡江脱险的，只有师直属部队300多人！
下关江边的混乱虽然在继续，但这一带却亮如白昼，因为电厂仍在为江边的路灯供着电。有人说，亮着路灯，这不是给日军飞机军舰照亮么？实际上，这时候日军虽突破了乌龙山防线，但还没冲到下关江面（转天上午才到），而日机一贯是白天轰炸。所以，江边的路灯，在12月12日的突围之夜，更多地帮助我们的同胞。但历史永远忽略细节。在这样的晚上，又有谁会去注意那亮着的路灯呢？又有谁会想到路灯后坚守岗位的工人呢？因为电厂工人都坚守岗位，没有逃跑，所以城陷后很多人来不及脱身，最终死于屠城中。
在人们涌向下关时，两支来自广东的部队：叶肇第66军、邓龙光第83军主力，以及教导总队第3旅马威龙部，已经决定从正面突围！
按卫戍司令部计划，第83军应在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后，再于13日凌晨突围。在随后的行动中，邓龙光没执行这一命令。现在看来，当时很多部队都往下关方向撤，没选择从正面突围，这也使第83军的掩护任务实际上无法实施（后来，邓龙光被“记大过”处分）。
第83军不是全军从正面突围的，其所辖第156师（师长李江，从下关渡江）大部没接到突围命令，最后选择了向下关撤退，只有一小部跟随该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黄埔军校2期，广东平远人）从正面突围。走太平门从正面突围的，还有第154师（师长巫剑雄，但他本人没随队，而是出下关，从乌龙山渡江）、第159师（罗策群代师长）、第160师（师长叶肇兼任）。
突围的广东部队以叶肇为总指挥，时任第83军参谋处处长刘绍武（黄埔军校6期，广东兴宁人）脱险后写有《83军南京突围记》，多少年后读起来，当时紧张危急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12日）大约下午二时，忽接长官部电话，找军长邓龙光去开会，邓与参谋长陈文一同前去。五时左右，上校参议柯申甫突然驾驶邓龙光的汽车来找我。他一进军部大门，就大叫一声：“走呀!”……叶肇部作先锋（叶部入城后未被使用，故集结容易），邓龙光部作后卫，抢先突围。于是叶（肇）、罗（策群）、邓（龙光）、陈（文）等一拥上车。此时广场已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将军的怒骂，汽车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车乘马，但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马步行。那时人都准备轻装逃命，不少珍贵行李都视如敝屣。邓龙光的几枝人参浸制的酒和几盒头号的高丽参皆弃诸道旁，无人过问。只见失却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门方向移动，秩序大乱。我们八时许到达太平门。据报，叶肇、罗策群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城门的沙包。我们就在一间守兵用的小房子内静候出城。当时紫金山的敌炮断断续续地向太平门内盲目射击，麇集在太平门内的我军迭有死伤，越城之心愈急。九时许，忽然人声鼎沸，人流蠕动，据报先头部队已开路出城，我们就争先恐后继续跟上，各显身手，从城门夹缝之中挤出去……
叶肇和邓龙光的广东部队急于出城从正面突围，而教导总队士兵正从城外阵地撤回城内，准备奔下关渡江，两股部队堵在太平门！经交涉，最后教导总队的士兵同意广东部队先出城。在广东部队完全奔出太平门后，教导总队的这队士兵始涌进城内，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踏上了更为危险的道路。
进入12月12日深夜，很多部队开始突围或向下关撤时，固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第3旅还在旅长马威龙率领下与日军死战。直到13日零点以后才开始撤退，这支部队沿紫金山北麓绕行敌人薄弱的空隙，成功迂回到皖南。在转年的河南兰封之役中，马旅长在与友军围攻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率军冲锋时为日军击中，殉国于中原大地。
广东部队一出太平门，就遭到日军第16师团的阻击，姚中英少将阵亡。但此时日军还没意识到中国军队开始突围。到12月13日零点，突围到至仙鹤门、尧化门时，日军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意图。几次冲击，广东部队都没冲过封锁线。第159师罗策群代师长身先士卒，挥动手枪带队冲击：“丢那妈，冲呀！唔好做哀仔呀！（粤语：不要丢脸！）”
冲击中，罗策群代师长殉国。
12月13日，广东部队接近汤山。又一场大战后，第159师余部奋勇冲出包围，向小九华山一线转进。第160师抵达汤山后，又遭日军拦截，叶肇和军参谋长黄植南在战斗中跟部队失去联络。此时，第83军军长邓龙光率154师、第156师余部向淳化镇方向突围而去，于21日到达南陵（安徽东南）安全地带。
从太平门正面突围的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了罗策群代师长外，在突围中力战而死的还有第156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开平人）少将等人，士兵伤亡更多。第66军军长叶肇和他的参谋长黄植南的经历更令人感叹。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他们化装成村民，于山间潜行，14日转上宁沪公路，夹杂在难民中，没想到被日军辎重部队抓了壮丁，后侥幸逃脱，艰难抵达上海，返回广州时已是1938年2月了。
虽然代价巨大，但从正面突围的广东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杀出一条生路，为部队保留了大量抗日精英。
广东部队突围时，有一点不知道，就是当他们冲到汤水镇时，把正待在这里的包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在内的日军司令部成员吓了个半死。因为此时保卫日军司令部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朝香宫完全不知道从南京突出的中国军队的来头，慌忙急电南京城下的日军救援，驻在城外高桥门的第9师团人见秀三联队火速派了第2大队救火，朝香宫一帮人才转危为安。
中国军队在阴差阳错中失去了意外歼灭日军司令部的机会。
当1938年1月初的朝阳升起时，广东部队已完全脱离日军控制区，在安徽南部集结后，转赴湖南休整，不久后又走上抗日战场。
12月12日夜，到达下关江边的中国军民已越聚越多，超过5万人。
唐生智率卫戍司令部的人于当晚10点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随后一行人往滁州方向撤退，但在花旗营遭到日军（国崎支队）伏击，脱险后改路线奔扬州顾祝同那里。到扬州附近后，顾祝同已转驻安徽临淮关，走之前给唐生智留下了汽车，随后唐生智等人乘车到达滁州。
在滁州著名的醉翁亭，卫戍司令部召开会议，唐生智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随后，唐生智带卫戍司令部人员去了武汉，蒋介石在那里等着他了。南京城，在唐生智离开的当天夜里，火光不熄。
日军第114师团的士兵为了冲过护城河，放倒了一根木制的电线杆，在一侧钉上木板，搞了一个独木桥，工兵跳进水里充当人柱，日军敢死队踏上独木桥，冲向雨花门，通过多次爆破，终于把铁门炸开了一条仅能通过一人的缝隙，他们攻入雨花门，踏上南京城土地的日军，越来越多了……
到了后半夜，枪炮声渐渐稀疏了。
整个城市一度陷入巨大的寂静。在这个冬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耀着南京的大地和被炮弹掀去顶子的房屋，地上遍是瓦砾，再就是被丢弃的各种装备，以及残破的青天白日旗。
这是南京城陷前的寂静。
这寂静，让南京市民更加恐慌。
当天，日军飞机轰炸了长江中的美国军舰帕奈号，而由桥本欣五郎任联队长的野战重炮第13联队，攻击了长江中的英国“瓢虫”号和“蜜蜂”号军舰，理由是“运送中国败残兵”。
日本人彻底疯了。
而历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1937年12月13日。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地狱之门
我吐了一口烟圈儿，说：不用愁！进了南京城，就和进了无锡一样，应有尽有！
田中看上去老态龙钟，已没什么性欲，却依然惦记着女人的事儿，他说：女人也会有的吧！
另外，古董也会有的吧！
是啊，如果我能多带一些回国的话，就可以开古董店啦！
我进了南京后首先要冲进点心店！
岛田，你去什么店？
我去照相机店和钟表店。
你小子不是有表了吗？
我最近在收集这些玩意儿。
爬了30米左右时，小队长“刷”地高高举起战刀，大声喊：冲哇！
我胸口像被人踢了一脚，跟着也哇哇地喊起来。喊声激发起我的情绪，我就像疯了似的。
上面这段话，摘自第16师团大野联队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当时他和他的中队（森英生中队）正在中山门外的四方城。
第6师团攻进中华门、水西门一线时，大野联队也在琢磨怎么能突破中山门，但琢磨琢磨着，就到了13日凌晨。联队派一个叫四方藤造的少尉去中山门侦察，四方带了十来个人，潜行到坍塌的城墙后，没见到中国守军，于是就带人爬了上去。到中山门城楼才发现，中国守军已经撤了，于是四方少尉从钢盔中抽出塞在里面的军旗，插在了中山门上。
中山门大铁门左侧的城垣已经坍塌，四方少尉在门上用白油漆写下这样的字：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
铁门下，战死的中国士兵一层层倒卧在地。写完字后，四方藤造得意扬扬，但没想到刚走几步，他就踩上了地雷。
于是，那字也就成了他的“绝笔”。
在日军第16师团“攻占”中山门后，快打得没脾气的第9师团胁坂联队也通过爆破，在13日凌晨5点爬上了光华门。
第3师团第68联队占领了通济门和武定门。
后来，第6师团和第9师团为谁第一个攻占南京而争吵不休，第6师团说在12月12日傍晚他们冈本镇臣联队的一个中队就破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之间的城垣；第9师团说，第6师团不算第一个占领南京的，因为在10日傍晚他们的山际少尉就在光华门插旗了，有朝香宫亲王御赐山际少尉的皇刀为证。
柳川当然向着第6师团，朝香宫则护着第9师团。
最后找松井石根评理，松井裁断：头功还得归第6师团。山际虽然是第一个插旗的，但国旗最后被中国军夺了下来，山际的部队又被轰下了城墙。不过，按松井的裁决，第一个攻入南京的不是第6师团的冈本镇臣联队，而是最先在中华门上插上日章旗的长谷川正宪联队绪方敬志大队的三明保真中队。
就这样，1937年12月13日凌晨，星期一，日军在付出7200多人的伤亡后，终于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但日军没立即入城，只是在城垣上固守阵地，因为天还没亮，怕中了中国军队的埋伏。
进中华门后，就是中华路。中华路上聚集着大量市民，街上的情形一片混乱，他们想经中山路、中山北路，出挹江门，到下关渡江。而另一个方向，从中山门，经中山东路，到中山路、中山北路，也聚集着大量市民。
1937年12月13日上午9时，中华路上的南京市民发现：从中华门方向过来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士兵身材矮小，戴着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背着行军包，穿着土黄色军服，为首的几个军官，拎着狭长的战刀。再近点，看到他们都留着胡子，虽然面貌跟中国人无异，但举着的太阳旗却如血光般刺眼，旗上横七竖八地写着一个个签名。
市民中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日本鬼子！
马路上的人群顿时失控。
陷落中华门后，负责主攻的第6师团绪方敬志大队被调到城外休整，联队长长谷川正宪派吉冈赖胜第2大队、江岛虎雄第3大队率先从中华门杀入南京。
最初进入南京的第6师团的日军士兵，还是比较紧张的，他们端着枪，每往前推进一步都小心翼翼。他们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但很快就肆意妄为起来。
与此同时，第16师团助川联队、野田联队一部（绕过紫金山从城北沿京沪铁路）和第6师团竹下联队（沿长江从西面上新河方向）向下关江边合击过来，大野联队则沿南京城墙开始“扫荡”。
杀戮最先出现在南京城墙上。
南京陷落后，从中山门到光华门、通济门阵地上被俘的中国士兵，被大野联队（第3大队第10中队，中队长古北光太郎大尉）集体刺杀。
13日南京陷落，我从中山门路过，在中山门的城墙上看到极其恐怖的情景：当时，中国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被排成一列。在他们面前，是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军士兵。下令后，士兵们齐声大吼，冲着中国战俘的胸口或腹部猛刺。那些中国战俘一个个地被挑落城下，从身体中涌出的鲜血喷向空中……（《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回忆）
此时下关情景极为混乱。退下来的士兵和难民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依旧没什么船只，这一道长江已成生死线！
逃难的市民们得知日军已经进城，正往下关杀来，人心大恐，秩序更乱，江边呈现出一幅末日图景：哭泣声、咒骂声、无望的呼喊声。南京市民抓住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跳入冬天的江中，江中人头点点，更有绝望者直接跳江自尽，以免受到日军的凌辱和虐杀。
12月13日午后，助川联队已追击到下关江边，亲自率领这个联队的是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
退到江边的南京市代市长、代宪兵司令、警察厅厅长萧山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盖阳人）中将，指挥宪兵部队在江边与日军展开激战。
南京战开始前，宪兵司令谷正伦离开南京到武汉治病，萧山令以参谋长身份升任宪兵副司令，代司令职，后又代任南京市市长和警察厅厅长，率3个宪兵团（罗友胜第2团、陈烈林第10团、周竞仁教导第2团）和警察部队协助卫戍部队抗击日军。光华门危急时，教导第2团曾紧急增援，血战光华门，写下宪兵部队南京保卫战光辉的一页。
撤退开始，宪兵部队也涌向挹江门，但由于城门被沙袋堵塞，大家都出不了城。这时候，教导第2团第3营第9连代连长向斌在紧急中想到：这里有地道啊！第9连曾担任过南京城防检查的任务，所以对这一带地形很熟，向斌知道挹江门里的城道附近有条明代时修建的秘密地道。于是，他悄悄地带着全连士兵摸进地道，从地道出得城去，因为时间早（12日午夜），所以侥幸登上一艘渡轮。
萧山令中将没能走脱。?
在撤退令下达后，萧中将布置宪兵3个团的撤退方案，一切安排停当后，作为南京代市长，他又带人将市政府所有机密档案烧毁，当赶到下关时已经是12月13日中午！此时助川联队已经攻到江边，萧山令和宪兵教导第2团团副黄观涛（黄埔军校6期，湖南宁乡）带身边的宪兵与日军死战，此时江中冲来日军汽艇，乱行扫射，萧中将身中数十弹而殉国。在下关之战中，殉国的还有黄观涛和掩护总队撤退的教导总队第3旅副旅长雷震（黄埔军校2期，四川蒲江人）。
南京陷落后，下关江边的一队中国士兵决定冒死向上游的上新河方向突围，12月13日凌晨5点遭遇日军第6师团竹下联队小原重孝第3大队第11中队拦截，激战3小时，毙杀中队长大园庄藏大尉，但中国士兵也死伤不少，前面提到的第87师旅长刘启雄就是在此战中被俘的。跟陈颐鼎分手后，他本想回城藏起来，但没能如愿，只好跟着这队人马往上新河突围，至此成为上海、南京战中中国方面被俘的最高军官，后变节。
残余的士兵跟随难民转奔水西门方向，途中又遭小原重孝大队主力截杀，被圈在了一个面粉厂前的广场。人群中有第156师士兵骆中洋。此时已是13日上午。按骆中洋判断，几乎有2万人被日军包围。因为作为士兵，在平时训练出操列队，对集中在一起的人数是非常敏感的。
日军持枪，三面包围，当年作为“樱会”分子之一的小原按刀上前，问中国军民想怎么死，是刺杀、砍头、焚烧，还是枪决？翻译将其译成中国话后，人群中一片哭号。这时候，小原的一个部下走到人群前，摸了摸一个青年的头，冲他招手：你，过来。
那名青年不知所措地刚往前走了几步，那名日军军官猛地反手一刀，将他的脑袋砍飞，血柱直射天空。
人群顿时炸了营。
此人就是小原大队的第12中队长田中军吉，这个鹿儿岛人现年32岁，官至大尉，有一把军刀，名为“助广”，当他得知第16师团片桐联队的两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搞“百人斩竞赛”，杀到南京后“成绩”是105比106时，不禁大笑。因为此魔自杭州湾登陆到现在，已连续劈杀300多名中国人。而且，在南京，田中保持着单个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最高纪录。
小原决定对中国军民进行刺杀。从前面开始，每10人一组，开始杀戮。后面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有人试图奔逃，随即引来制高点日军机枪的扫射。混乱中，骆中洋藏进了附近的茅草房，深夜侥幸脱险！
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军第3舰队第11战队主力进至下关，国崎支队控制了长江北岸的重镇浦口；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上的日军士兵张开双臂进行狂呼；在东京本土，百万东京市民举着鲤鱼灯笼进行大游行，“祝贺南京陷落”。
这一天，留守在南京的美国人费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南京曾经度过的那些愉快、平静而有秩序的时光，我们曾拥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就此结束。”
南京陷落后，城南一度发生巷战，一些没逃出南京而又不愿当俘虏的中国士兵对日军进行了阻击。在13日下午，国府路上甚至有中国守军的坦克炮击一队搜杀而来的日军。零星的巷战一直持续到14日。
就在这时候，松井石根在苏州发出“分区扫荡败残兵”的指令。朝香宫鸠彦对上海派遣军下达的命令则是：“不留战俘。”这个命令是极端残忍的长勇起草的。长勇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参谋的职务，所以柳川平助那里也收到了杀掉全部战俘的命令。
南京城内的扫荡，主要由第16师团的助川、野田两个联队负责（后来包括第9师团伊佐联队）；城外的扫荡主要由第9师团主力负责。由于受阻光华门，第9师团的报复性行动十分残酷。仅12月14日一天，光华门外，该师团伊佐一男第7联队下属的一个不到180人的中队（第3大队第11中队，中队长中野寿一大尉），就分批刺杀了1700名中国战俘。在《金泽第9师团作战史》中更有这样的记载：“师团以右翼联队（伊佐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败残兵7000多名。”而且，伊佐联队曾第一个闯入“安全区”捕捉中国“便衣兵”。
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则在雨花台刺杀了1300多名中国战俘。
汉西门外，第6师团则屠杀了7000多名中国战俘、警察和平民。
在郊区的麒麟门，第16师团片桐护郎的联队屠杀了4000多名中国战俘。日军用机枪把中国战俘和平民环围起来，逼迫他们将炮弹炸开的坑继续挖大，有人意欲逃跑，当即被射杀。后来，日军的工兵队也加入挖坑的行列。几个大坑被挖好了，活埋开始了：中国战俘和平民被驱赶到坑里，日军开始填土，很多人身子被埋到一半，就已气绝身亡；有的埋到脖子时，人的面部已变成紫红色的，嘴里和眼里淌出鲜血。活埋后，日军士兵开始围着圈跑步，把土踩实，在有关南京梦魇的电影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这个镜头。
第16师团大野联队第4中队的中队长坂清，和四方藤造同时登上中山门。他有一幅浑身挂彩的照片，曾被登在东京的报纸上。但由于四方被地雷炸死，坂清就成了第一个登上中山门的日军。南京陷落后，他一瘸一拐地指挥自己的中队，在玄武门外射杀了300多名中国战俘，由于射杀时距离不到50米，所以血肉横飞，场面残酷至极。为了对比日本“三八”步枪和中国“中正”步枪的性能，这名中队长叫30名中国战俘纵行排成两队，日军士兵分别抵住每队最后一人的后背，然后同时扣动扳机，于是两队人倒下去，实验结果是：“三八”步枪洞穿12人，“中正”步枪洞穿14人。
日军之屠杀，开始变为游戏。
第16师团野田联队在太平门外屠杀了1300名以上的战俘，其中800多人被活埋，500多人被焚烧而死。该联队士兵大泽一男记述如下：
败兵被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城内的防空壕也挤满了人。我们拿来汽油，从城墙上向败兵的头上浇去。中国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动不动……（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到了12月15日、16日，日军的暴行更甚：
水西门外，第6师团冈本镇臣联队屠杀了2000多名中国战俘。
在汉中门外和煤炭港，第16师团将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到的南京警察、平民5000多人一同射杀。
鱼雷营，发生了第一次屠杀。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一带一举俘虏中国士兵14,777人。到15日，被俘虏人数已超过2万人。这些战俘被塞进多幢临时兵营。从15日起，日军开始屠杀，每次从营房拉出三四十人，在第一次屠杀中枪决了3000多人。
在鱼雷营随后又发生第二次屠杀，一次死难中国战俘7000多人。
中山码头的中国军民死难者达到5000人，屠杀者是中岛第16师团。江东门，屠杀仍由第16师团实施，遇难者超过15,000人。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了迎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入城式。
松井入城前的15日，一贯我行我素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自己搞了一个入城式。
中岛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第二排是佐佐木到一、草场辰巳两个旅团长，后面是参谋长中泽三夫以及助川静二、野田谦吾、片桐护郎、青木国雄（第20联队长大野宣明在进攻南京途中得病被送回上海，由第3大队长青木代理联队长职务）四个联队长，再后面是师团司令部的参谋和一帮大、中、小队长们。
中岛搞完这个入城式后，上了日本报纸的头条，很多人以为华中方面军已经搞完入城式了，把松井石根气得不得了，马上下令：禁止各部队单独搞入城式。
在第16师团的入城式当日，被日军翻译描述为“高个子、红脸膛、像个野人”一样的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接受日本随军记者的采访，称：“应在南京发扬皇军武威，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这个“武威”，就是屠杀。
就是这个像野人一样的少将旅团长，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拿嘴咬了他的顶头上司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事情是这样的：入城式之后，中岛在中央饭店宴请他的部下，几杯酒灌下去后，佐佐木抱着中岛的手乱咬。
最后搞明白了原因。
在攻打南京时，中岛命令佐佐木旅团编成“支队”（助川联队、野田联队的一个大队），绕过紫金山向下关追击。而佐佐木认为，自己的部队应该是主力“追击队”，而不是侧翼“支队”（在日本人眼里，这两个称谓区别很大）。南京陷落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奖状，只给了攻打紫金山的部队，而没搭理“在右侧苦战”的助川联队。佐佐木为手下出头，所以咬了中岛。
但第16师团的丑剧还没完。
还记得前面说的么，攻打紫金山时，大野联队和野田联队（两个大队）都向上攻，唯有被放在中央的片桐联队出现“迂回后退”的情况，中岛为此跟片桐护郎闹了起来，叫片桐从前线下来负责预备队，而临时任命该联队第1大队长青柳少佐到一线指挥。“满腹委屈”的片桐在宴会结束后，喝得也高了，再加上这两天一肚子火（南京陷落后，他的部队住进中央军校宿舍，但没想到被更“厉害”的内山英太郎的野战重炮兵部队给赶了出来），于是就想发在中岛身上，冲过去要揍他，幸好被自己的副官抱住了。
在12月17日的入城式上，松井石根终于现身南京了。身材矮小的他骑着马走在最前面，身后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第三批，是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副参谋长武藤章大佐、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第10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第6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第13师团支队长山田栴二少将、第3师团先遣队长鹰森孝大佐、第101师团第101骑兵联队长大岛久忠大佐。第四批是各师团的旅团长、联队长，以及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10军的作战参谋们……
海军则在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等人的带领下，从挹江门入城。
但这还没完。在松井率司令部成员进入南京后不久，中山门方向又出现几名骑马的日军军官。为首骑白马的不是别人，正是爱惹是生非的桥本欣五郎。几天前，他擅自下令炮击了长江中的英美军舰（给松井惹了麻烦）。这一次，他带着几名部下，在没请示过任何上级的情况下，擅自由芜湖方向来到南京，为的是“见识见识”中国的首都。
在整个入城式上，有一件奇事发生：
仪式开始前，所有日本随军记者都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一个命令：摄影记者不许拍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单人照片，如果在合影场合必须拍，那么发表时不能露出他的脸，文字记者在报道中也不许提柳川的名字。结果是，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所有该提柳川名字的地方，都用“某某司令官”代替，有的报纸干脆把柳川写成“蒙面将军”；而入城式合影中涉及柳川的照片，其脸部被涂成灰色，仿佛打上了马赛克。日本随军记者一头雾水。或许是来自东京统制派的封杀？但这样的猜测毕竟不靠谱。真相又是什么呢？直到现在仍没人能说清。
入城式开始前，一次大屠杀刚刚结束。
前面说了，在城外幕府山下，山田支队俘虏了14,777名中国士兵。这些士兵是被两角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田山芳雄）的135名士兵捕获的。说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山田支队共俘虏了23,000多名战俘，15日、16日屠杀了10,000多人，还剩下13,000多人，最后被围杀于上元门外的大湾子。
12月18日，长江边的草鞋峡发生了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57,000多名中国战俘和平民遇难。
草鞋峡大屠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施这次屠杀的依旧是山田支队。该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没进城，就驻守在江边，负责“处刑”。按该支队分队长栗原利一回忆：他们整个部队在南京一共“处决”了70,000多名中国人。这个数字跟鱼雷营两次屠杀（10,000多人）、大湾子屠杀（13,000多人）、草鞋峡屠杀（57,000多人）的总数基本上是相符合的。鱼雷营的两次屠杀和大湾子的屠杀，死难者基本上为中国战俘。而草鞋峡屠杀，除了一部分战俘外，还有大量南京平民。
中国军民被反绑了双手，然后被勒令排成四队，向江边走去。长江浩浩荡荡，望不到边。当他们到达江边时已是夜间。草鞋峡冷风吹面，早已经埋伏好的日军的机枪响了。在疯狂的扫射中，中国军民血花飞溅，一片片倒下。
多少年后仍无法想象，57,000余人一次性被屠杀的场面是怎么样的。南京，已是活地狱。
屠杀中，日军使用了6挺重机枪。日军的重机枪有70多公斤重，一次可以发射800发子弹，每打完1600发子弹后，枪管就会变得通红，必须更换新的。由于这个特点，在作战时，日军一般在打完子弹后，就会抛下重机枪撤到后面取子弹，然后再带着子弹回来重新战斗。在这次屠杀中，三个日军负责一挺机枪，两人轮流射击，一人负责装输子弹。在这场超级杀戮中，可以想象日军更换了多少重机枪的枪管。
山田支队以来自会津若松的步兵第65联队为主体，联队长为两角业作大佐。该联队有4个机关枪中队，至于当时的大扫射由哪个或哪几个中队执行，已不得而知。但在这里可以把这4个中队中队长的名字列出：宝田长次郎中尉、片冈俊郎中尉、三木正明中尉、针冈寿大尉。
伴随屠杀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强奸。
用日本随军记者的话，在南京的日军，不强奸的，几乎没有。在金陵大学的操场上，17个日军轮奸一个中国少女。在另一个地点，一户人家不满10岁的女童和她的母亲以及70多岁的祖母同时遭到日军轮奸。这样的例子，在南京司空见惯。拉贝认为，南京浩劫期间，日军至少强奸了2万名妇女。拉贝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最高可能达到8万人。
其中，天野乡三和他的中队在南京的暴行最有代表性，此人时任中岛第16师团野田第33联队第2大队第8中队长，虽然是个中尉，但由于上过陆军大学，而且南京战后，所在中队又当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亲王的亲兵，所以在军中表现十分之骄横。此人多次亲自带士兵进行强奸，曾对部下说：“在南京，抢劫、强奸、杀人，你们想干什么都行。”
南京又成了抢劫者的乐园。
对抢劫，日军是避而不谈的，他们用了另一个词：“征发”。一路上，由村至镇，由镇至县，由县至城，由小城至大城，日军都有一种破坏狂的心理，冲进住宅和机关后，拿不走的东西，就摔在地上，再用脚乱踩。到了南京，这里是九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珍宝典籍无数，虽然南京陷落前中国方面有组织地向大后方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但还有不少财产无法或来不及运走。日军入城后，大掠夺开始，在南京，没有空着手的日军，无数住宅、商店、机关和其他场所被洗劫一空。陷城后，日军抢掠了大量珍贵文物。为使洗劫更具有针对性，日本专门派出典籍、古物专家和特别行动队，有计划地对中国的名贵文物进行掠夺。
1937年的南京之冬，白日寒风惨惨，大街上到处是废墟和魔鬼般游荡的日军士兵；晚上，由于供电系统遭到破坏，残存的市民更不敢点灯招来日军，使往昔繁华的古都犹如黑暗的地狱死城。陷城初期，在南京活动的媒体人士，除日本随军记者外，还有少数美国和英国的记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狄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以及摄影师门肯。12月17日之前，他们陆续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离开南京时，他们目睹了江边的屠杀：一边是跪在地上等待被处决的中国人，一边是嬉笑的日本人。正如麦克丹尼尔所说的那样：“我对南京最后的印象是，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当时留守南京，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段令人极端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
12月21日，日军第6师团从南京开走；23日，第9师团开走；第114师团、山田支队、第3师团第68联队等也陆续离开南京。这时候，只留下第16师团作为警备部队驻扎南京，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则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岛则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
中岛将南京分为两部分，与手下的佐佐木到一旅团长分而辖之。佐佐木手下的野田联队和助川联队驻扎城内，草场辰巳手下的片桐联队和大野联队驻扎城外。
从12月22日起，残酷的“清街”和“良民登记”行动开始了。由于其他部队已撤离南京，这期间在古都的大街小巷呼啸而过的尽为中岛第16师团的士兵。中岛下令威胁残存的南京市民，必须于三日内往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逾期不至，将被处死。
在各个登记点，进行着“良民登记”，先由日军军官讲话，随后汉奸翻译，诱惑人群中的士兵、宪兵、警察和公职人员自动站出来，并对人群中的青壮年男子的手掌、头部、肩膀等处进行仔细检查，以确定有没有当过兵。就这样，又有2000多人被揪出来屠杀。
但在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
12月中旬，一名潜藏在南京的中国军人，携枪摸进第16师团的一个士官宿舍，一举击毙十多名睡在里面的日军小队长一级的少尉和中尉军官！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奥宫正武的回忆里谈到了这个事件。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他在南京逗留，在下关江边发现日军在处死十几名中国人。他问原由，一名士兵说：“前几天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中国军人后来的故事，是与日军同归于尽了，还是成功地脱险？无论如何，他都成为南京城内抗击日军的一个铁血传奇。
即使是遭遇屠杀的中国军民，在最后的时刻也会爆发出怒火。在乌龙山下的一次屠杀中，有上万人遇难。进行屠杀的是日军的两个机关枪小队，就在日军下手后，愤怒的军民迎着喷射的火舌冲向几十米外的日军，虽然一片片地倒下，但最后无尽的人群还是把这两个机关枪小队的日军彻底淹没了。这时候，站在高处准备焚尸灭迹的日军汽车队的士兵也不知所措，最后把油桶一个个推下斜坡，射燃后再次杀戮中国军民。这个回忆来自于山田支队士兵藤原审尔的描述，他所说的极有可能是大湾子的那次屠杀。
就算是在最残暴的日子里，仍有人性的光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分兵三路向南京疾进，美办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该校美籍教师贝茨、史密斯、米尔斯等人沟通，提议设立安全区，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机构，为难民提供庇护。为保护广大市民和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京市政府和卫戍军司令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主席由德国人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京代表）担当，安全区东以中山路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西以西康路为界，北以山西路及以北地带为界，相当于整个南京城面积的1/8。安全区里设有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大楼、最高法院、金陵大学、华侨招待所、司法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5处难民所，及各国使馆。
委员会由包括拉贝在内的15名外国人和1名中国人（杭立武后随政府西迁）组成。南京陷落前，走了一批人，最后仍坚持留守南京的有：拉贝（德国人，西门子公司）、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史密斯（美国人，金陵大学）、米尔斯（美国人，美国北方长老会）、特里默（美国人，鼓楼医院）、李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费奇（美国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等人。
南京陷落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也宣告成立，马吉为主席，委员有金陵神学院牧师麦卡伦、德国礼和洋行职员克勒格尔、鼓楼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牧师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处主任（代校长）魏特琳等人。
安全区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承认。中国方面已经承认，并拆除了安全区内的防御工事；但国际委员会却始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复，而这是事情的关键。拉贝有些忐忑。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的，甚至想等日军进城后再跟他们协商，他们认为这一切最终都不是什么问题。
拉贝曾接纳一队正在撤退的中国士兵，在他的力劝下，那队士兵放下武器进入了安全区。还有费奇，在他的坚持下，有4名不愿放下武器的来自广东的士兵交出了武器。当时，拉贝和费奇给他们的承诺是：保证其人身安全。但后来的情况让二人悔恨万分：没过多久，最高法院难民所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大约1300人全部被日军带走屠杀。
拉贝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费奇则痛苦地写道：
现在一切很清楚，他们（日军）将要做什么。这些人（中国战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绳索捆绑，约一百人一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监视；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凭借汽车前灯的亮光，我们看见他们正走向死亡。整个队伍不闻一声，我们心情沉重。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昨天勉强把武器交给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吗？还有那个来自北方、满身绷带的中士，那个在决定自己命运时用浑浊的眼光盯着我看的人也在里面吗？
日军的暴行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日夜难安，他们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军司令部进行抗议，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福田笃泰等人一度答应向日本军司令部转达安全区委员们的意见，但不见效果。福井淳告诉他们，已有一支宪兵部队在维持南京的秩序了。当询问这支宪兵部队的人数时，日本人告诉委员们：17名。
17名宪兵维持涌进城中超过5万名已丧失军纪的士兵，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荒唐。
南京的25个收留所已聚集大批难民，进入金陵大学的人最多，接近3万。其次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和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所一样，以收留妇女和儿童为主。该学院的校长已在12月初随政府机关西撤，留下教导处主任魏特琳女士任代校长。12月初，美国大使馆通知魏特琳希望她离开南京，但被这位坚强、勇敢而善良的美国女士拒绝。
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以妇女为主，所以也就成为日军频频骚扰的地方。魏特琳在学院的门口插上美国国旗，但被日军扯下来丢在地上。在白天，日军用卡车把这里的漂亮女生带走，有的转天送回来，有的一去无消息。晚上，更多的日军散兵，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翻过院墙，进入难民所强奸妇女。
为了保护中国妇女不受日军的伤害，魏特琳和委员们作了不懈的努力。费奇、米尔斯和史密斯专程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彻夜地守在楼门口；贝茨则负责金陵大学的值班；麦卡伦负责鼓楼医院的值班；拉贝甚至把自己的住所腾出来，收留了600多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并一次次轰跑日军。
1937年12月的南京，无论是中国难民还是外国友人，都度日如年。
从日本国内来的各种“慰问团”一个接一个抵达南京，其中包括由东京12所学校组成的“学生慰问团”。永富浩喜等日本学生一到南京，就被邀请去“参观”。先是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装了8名中国战俘，一名日本少尉军官提着刀，让东京来的学生上车，随后军官带着4个士兵也上了车，卡车出城开往下关江边。在车上，日军士兵叫中国战俘坐下，然后拿钢盔猛击他们的脑袋，把东京来的学生吓得够呛，那个少尉军官则哈哈大笑，说：一会儿你们开开眼界！
下车后，是江边的一块空地，少尉军官对东京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处置这些中国人。
开始的时候，东京的学生们有点怕，但后来就开始肆无忌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学柔道和空手道的，于是冲过去对中国战俘拳打脚踢，反复地摔着。
少尉军官走到一个战俘背后，对学生说：看！随后抽出军刀，猛地砍向战俘的脖子。
南京浩劫的深处，包含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极度轻蔑，这种轻蔑自1894年以后在日本人的心中迅速弥漫，在1937年的南京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日军的主要杀人方式包括：斩杀、射杀、刺杀、活埋、焚烧……当然不止这些，当把杀人变成一种娱乐时，各种花样便出现了，比如用铁钩子将中国人的舌头钩出，然后拉着奔跑；比如用刀将中国人的耳朵削下串在一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很多日军在单个杀戮时，其随心所欲的程度令人发指，具有一种“突然性”。藤原审尔回忆：他们几个日军士兵和一个为他们挑行李的中国农民在火堆旁烤火取暖，烤着烤着，一个叫川忝的士兵大叫一声：“我要干啦！”随后，这个士兵一把抱起那个中国农民，扔进火里。
当时的日军对一个中国生命的消失，根本不当一回事。在杀戮中，他们心头不曾有一丝惊悸；相反，体验到了快感，再到后来，他们进行的残忍杀戮，甚至只是出于“无聊”，日军士兵田所耕三（第114师团）记录：
为了使俘虏有所畏惧，（我们）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把鼻子砍掉；或用刺刀插进他们的口腔，顺势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黏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点消遣，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呢？
残暴就这样像瘟疫一样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蔓延着。
12月24日，在恐怖中，安全区的欧美委员们点燃蜡烛，和难民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并不平安的平安夜。拉贝是后来才赶到的，因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子里盯着，不让日军翻墙而过去骚扰那里的难民。按费奇的说法：拉贝每次都展示出令日军望而生畏的纳粹臂章。叫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这天晚上，在威尔逊医生的琴声下，委员们一起唱了圣诞歌曲，他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降福南京。
1937年12月24日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平安夜。
天亮了，圣诞节到了，南京人民和安全区的委员们又将面临新的恐怖，所以费奇肯定地说：“我深信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世界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最黑暗的一页！”
大屠杀期间，安全区一共救助了20万以上的中国难民。但在后来，有一段时间，安全区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了，有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使用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题目：“安全区内不安全。”当然，著者是想强调日军的暴行无处不在。但是不是因为有暴行发生就抹杀掉安全区的作用和委员们的努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绝大部分来自安全区。
而且，由于西方记者的离开，日军的暴行大多见于委员们的日记、报告、信件，包括：《拉贝日记》、《费奇日记》、《马吉日记》、《威尔逊日记》、《麦卡伦日记》、《魏特琳日记》、《南京战祸纪实》（史密斯调查报告）、《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日记）等。
关于用摄像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现在能找到的不多了。除了日本随军记者伊藤敏松拍摄的第6师团新街口斩首暴行外，最著名的当是美国牧师马吉冒着生命危险偷拍的画面。
马吉有一部16毫米摄影机，大屠杀期间，他用该机器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动态画面，其中包括日军在安全区内抓人的镜头。在镜头中，身材矮小的日本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抓捕中国青年男子。一个镜头是，一名老妇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但日军置之不理，还是把她的亲人带走了。还有在鼓楼医院拍摄的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平民的镜头，其中有被日军用火烧得面目变形的男子，有被日军用战刀把脖子几乎砍断的妇女。身中37刀后接受威尔逊医生治疗的李秀英，也出现在马吉的镜头里。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看到动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画面时，其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后来，马吉把电影胶片给了费奇。费奇离开南京时，乘坐日本军用火车到上海。用费奇的话说，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6卷16毫米的电影胶片就藏在他的衣服里。
伸出人道主义救援之手的还有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工作人员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二人于南京郊外建立难民收留所，救助了3万多名中国人。
在南京危如累卵的时候，在各国侨民和使馆人员都离开的时候，那些德国人、美国人和丹麦人选择了留在命运未卜的危城，在南京最寒冷的年月，将正义、勇敢和热情的手伸向中国人，正如费奇所说：
难民们曾无数次对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激，我们内心时常充满温暖。其实，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我们的损失与不便显得微不足道。未来会怎样？近期的未来绝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毅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正义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是快乐的，因为我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连在了一起。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再见！南京！
南京陷落后的第5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记者狄丁所写的报道，题为《南京中国战俘尽遭屠杀，日军恐怖暴行蔓延》。这是国际上对南京浩劫的最初报道。报道中，狄丁作了以下分析：“发生这些事（大屠杀），日军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对日军进行抵抗的话，那么就会有南京这样的场面和结果。”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看一个细节：
第10军第114师团第127旅团第6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一刈勇策少佐）的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载：
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长，就俘虏处置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地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营地东南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各部队应于5时前完成准备，5时开始刺杀，7时30分结束。
这份战斗详报中记载的屠杀行为是有计划、分步骤的。
详报中，提到“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该大队所属的第66联队的上级是第127旅团，旅团长为秋山充三郎。秋山自然是接到了第114师团的命令，而师团长末松茂治的命令则显然来自柳川平助的第10军司令部。
谁下给第10军司令部的呢？
再看看上海派遣军的屠杀令。该军下属的第16师团士兵泽田正久回忆：“（在南京战中我所在的部队）俘虏了1万多名中国兵，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在这里，提到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阵中日记（1937年12月13日）中则说：“因为采取了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仅佐佐木旅团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中国兵约有7000到8000人，不过，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
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幕府山周围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山田栴二曾向上作过“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责任”指的是什么？显然是按照命令去屠杀。
命令最初是从哪下的呢？
长勇。长勇是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的参谋。向第10军下达屠杀命令，用的是他后一个角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命令，用的是前一个角色。长勇后来在日本驻朝鲜军中做联队长，曾跟田中隆吉有一次对话，称自己以司令部的名义将“不留战俘”的命令下达到了各部队。
作为“樱会”二号人物长勇，是最激进的昭和军阀之一，在残忍暴躁上甚至超过他的老大桥本欣五郎。这个福冈县人跟挑起七七事变的一木清直是同学，1944年任驻冲绳第32军参谋长，战败后与军司令官牛岛满一起自杀。
提到长勇的，还有松井石根的副官角良晴，他在《七生赋》中这样记载：当时下关聚集了13万中国军人和平民，欲渡江而无船。
第6师团的人询问如何处理，长勇回答：攻击。
按角良晴的说法，当时他将此事禀告松井，随后有这样的对话：
松井：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
长勇：里面可能有败残兵。
松井：也许有吧，但放了他们，可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
长勇：是。
但当第6师团再次询问如何处理时，长勇依旧说：攻击。
角良晴作为松井的副官，在对话的记录中，有意为主人开脱罪名（当时松井应在苏州或上海），但却从侧面记述了长勇之残酷。而且，这个事件并非角良晴单方面记载，在日本贵族院慰问团团长德川义亲那里也有类似的记载，按德川的描述，面对军民夹杂的人群，日军机枪手“有些犹豫”，但长勇抽刀亲自把机枪手砍了，又换了别的机枪手。这个描述虽然夸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个人在回忆中都提到长勇。而且，长勇自己也承认命令是他下达的。
当然，长勇之外，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塚田攻、饭沼守、武藤章、田边盛武等人对屠杀令的发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应负总体上的责任。
进入南京后，松井也确实对不执行整肃军纪命令的中岛今朝吾、武藤章等人进行了“训斥”，并专门召开会议说军纪问题。
会议上，松井说：这所有的努力，就因为这暴行，一切都完了。
松井说完后，被召集起来的中岛今朝吾、谷寿夫等人都笑了。中岛还说：那是应该做的。
但无论松井在当时的日记中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还是战后受审时流露出的“忏悔”，都无以挽回1937年冬天南京的惨烈场面。作为当时的一军最高统帅，松井不能约束自己的部下，他罪责难逃。
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松井石根应为南京大屠杀在总体上负责；
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长勇，则是南京大屠杀最高责任人，即下命令者；
塚田攻、武藤章、饭沼守、田边盛武等参谋则推波助澜；
中岛今朝吾、谷寿夫、山田栴二、吉住良辅、末松茂治、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以及诸多联队长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
在大屠杀中，哪支日军部队暴行最重？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习惯这样入笔：“在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当时，之所以这样定义第6师团，是因为该师团是第一个杀入南京城的，而且它的师团长谷寿夫在战后于南京接受了审判并被执行枪决，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给很多中国人留下第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首犯，甚至是唯一施暴部队的印象。
第6师团罪行罄竹难书，自不必说。在大屠杀中，下关江边是第一大屠场，第6师团驻扎的雨花台、中华门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从南京陷落到12月21日第6师团开向芜湖，在这八九天里，每天都有中国战俘和平民被带到这里屠杀。
但第6师团并不是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师团，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师团是中岛今朝吾的京都第16师团。
因为这个师团是南京警备部队，驻扎南京时间最长，12月21日以后的暴行，都可以计在第16师团的名下。这些暴行加上21日以前该师团的暴行，就可以判定，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支来自京都的部队屠杀中国军民最多，这个数字有可能超过10万人。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岛得病而亡，侥幸躲过了审判。当时，在南京，中岛对部下的屠杀所持的态度，不是默许而是鼓励。中岛甚至对前来“整肃军纪”的东京来人（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说：“中国人算什么？有多少杀多少。”
中岛的残暴一度让东京“感到为难”，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皇军的形象”，指出“中岛君所部的行为，有失人道”（陆军省要员阿南惟几语）。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写道：“（暴行）果然是第16师团长以来的表现引起的。”
对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日军给他们留下三个深刻印象：个子矮、都留着长长的胡子——中岛部队。
除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外，山田支队的屠杀也非常凶暴。在过去，该支队在南京的行为一直被忽略。山田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驻扎在江边的上元门一带，实施了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即草鞋峡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中国军民共计57,000多人遇难（以平民为主）。加之在大湾子和鱼雷营的屠杀（以战俘为主），遇难于山田支队枪口下的中国军民至少有8万人（该支队士兵称超过7万人）！这一数字排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之后，排在谷寿夫第6师团之前。
南京陷落后不久，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被昭和天皇召见，赐予三人以镶有皇室菊花的银瓶；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牛岛满五人，则进行了嘉奖。
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
但日军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是老问题：虽然战术出色，但战略上仍无远见。在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各路日军只想着第一个占领南京，而放弃了对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军主力的围歼。虽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战略上更被动了：不仅没有迫降国民政府，也没把国民政府打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最终彻底全面地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战情绪，从此真正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点点走上军国败亡之路（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实际上跟无法解决与中国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话要说。对中国来讲，在那个年代，去守一个明知守不住的首都，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
白崇禧之所以坚持直接放弃南京，就是从军事角度上考虑的，这个城市没法守，原因前面说了。如果宿命一点，历史上西晋攻灭东吴、南北朝侯景之乱、明朝靖难之役、晚清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每次南京保卫战，最后都以城陷为结局。何况，此次举刃而来的是更为强悍的外敌。南京的地理特点不适合防守，在193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日军从江北来，长江还勉强可以被称为“天险”（其实历史已证明，这种“天险”从没起过作用），但现实是日军从背后三面掩杀而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实际上成了中国守军脖子上的一根绳子。
但南京还得守。
原因也说了。但这儿得提一点：很多人认为，从持久战的角度看，不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事实上，守南京本身也未必不是战略性做法；或者说，在战略上，就未必没一点可取之处。可取之一就是，把日军吸引过来，让从上海退下来的几十个师安全地向皖南等地转进，保存抗日有生力量。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守与不守，而在于：既然决定守，就应该拿出一个最佳方案。
撤到江北后，唐生智抱怨这是他二十多年军事经历中最糟糕的一仗，这种糟糕是怎么形成的呢？南京战的关键在于，不该让它成为一个纯防守的战役，更不该最终搞成一个军队从四面集中退向南京，叫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合围的事态，而该尽最大努力在南京外围打个主动的战役。有人说了：当时的情况下，你还指望这个？
其实很多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南京战开始后，日军虽新胜，但多个师团在上海耗力非常之大，你这边战斗力下去了，日军那边也很难说不是疲惫之师。通往南京之路上，由于很多桥梁和大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不得不遭受河网地形之苦。步兵还好些，尤其是辎重兵和炮兵，大车小车的，每天在泥泞的准沼泽路上“跋涉”，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苦不堪言”。另外，在南京战中，日本人在总体上虽然有个合围战术，但具体到直接进攻南京的几支部队，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战，没一个协调有序的部署，关于这一点，第6师团的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抱怨过。
而且，南京追击战中，日军补给成问题，军粮没保障就不用说了，靠“现地征收”，也就是抢老百姓的。弹药补给站，则设在太仓、平望、嘉兴、湖州，当地守备兵力非常之薄弱，每处最多留两个大队，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中队。当时的情况是，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和通往南京的沿线城市，但这些地方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空当。中国这边，如果拿出几支部队去偷袭这些补给站，很难说不会取得意外战果。但由于中国这边乱了阵脚，没一个出色的战术计划（从上海回撤的部队战斗力不济这一点，并不能遮掩所有问题），所以也就没心思去主动出击了，而是让一队队日军大摇大摆地往南京前线运弹药。
说到消极防守，邓龙光第83军在镇江一带布防后，侦察到日军第16师团向句容疾进，并获悉中岛今朝吾的司令部就在第83军阵地前30里的一个村。于是该军参谋刘绍武向邓龙光建议倾力而出，主动截击向南京疾进之敌。该军当时归江防军司令刘兴辖制，邓向刘请示，得到的回复是：守恐不保，还说攻么？结果是：中岛部队很快绕过第83军防线，在这种情况下，邓龙光只好下令放弃阵地，退守龙潭。
12月11日，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发现山下麒麟铺一带村落有大量日军，于是就想分兵去袭击，但没被桂永清批准，回答是：万一袭击不成，守卫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实际上，直到11日，教导总队还有1万多人的兵力没使用。
部队都退到南京后，对守城这件事，司令部的想法也不明确。通常情况下，守城有三种局面：
一是死守，一直打到巷战，作完全牺牲的准备；
二是尽力防守，战斗不支的情况下弃城；
三是依上级命令而动，不管能否坚持，只要上级下令后就撤。
蒋介石飞离南京时，对南京守到什么程度，没给唐生智一个明确说法。蒋只是说要坚守南京，唐生智则做了死守状，把下关的船都收了起来，又将两艘大型火轮轰到武汉，其他船只由第36师掌握，做出破釜沉舟之势，而且在城中修建了大量战斗工事，大批士兵和军官都做了城破后巷战的准备。12月12日傍晚，中华门失陷后，作为总预备队的第36师已有一部开入城内了。
唐生智一面做死守状，一面又说，依蒋介石的命令而动。也就是说，只要蒋下命令，那就撤。这样的矛盾是致命的。一旦有变，极易造成军队大混乱。
还以第83军为例，其所辖第156师，11月中旬才转绕湖北开抵江苏，先到苏州，后至江阴，再赴无锡，又及镇江，随之退守龙潭，一路仓促布防，最后在日军的炮火下进入南京城，此时已是1937年12月8日！但在短短4天后，他们又必须冒着巨大的伤亡代价，再从城里向外突围！
由此看出，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一个缜密的作战计划，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结果是：蒋叫唐如不能守，相机撤退。唐马上“从命”。既然你不能保证最后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自己把自己的过江退路断绝？
12月12日夜南京弃城后，大批中国军民拥挤在江边无船可渡，长江终成绝命之江，又进一步造成中国军队的崩溃，战斗意志锐减，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下用一百多名日军俘虏了上万中国士兵是个最好的例子。
圈军民于孤城做死斗状，却又无法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是作战部署外，唐生智最大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唐生智本人的。
说唐生智是主动请缨守城的人认为：唐之所以提出守卫南京，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因为他曾是湖南军阀，又曾参加过“倒蒋运动”，自归顺蒋后并无实权，为了恢复军权，获取功名，所以把保卫南京当成跳板，更有甚者认为：正是因为唐的守卫，最终才导致日军的大屠杀。
守卫南京前，唐生智虽没什么实权，但依旧是国民政府军队的高层，肯定明白时局的严重性。上海陷落，十几万日军分三路奔袭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以守卫孤城为赌注，向蒋介石邀功而意图恢复军权？是他唐生智，这个所谓的湖南军阀么？冒着玉石俱焚的危险，仅仅是为了邀功？可能么？
至于“因唐守南京才导致日军大屠杀”这个观点，则根本不构成一个理由；或者说，这是入侵者的逻辑。作为日本人，他们当然可以说：南京之所以发生屠杀，是因为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一些日本右翼学者的观点）。但对于受害者一方，又怎么能用这个切入点考虑问题？我们可以从战略角度分析南京弃与守的利弊，从军事角度去指责唐生智的失策，但决然无法从是否导致敌人的屠杀来阐明防守南京的正确性，因为这样的逻辑基础是不存在的。
无论如何，南京最后陷落了。这不是唐生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积弱积贫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
尽管如此，在保卫南京中，仍有大批国民政府将校为国捐躯，魂绕紫金山。
萧山令中将，南京市代市长、代宪兵司令、警察厅厅长，1937年12月13日战死下关；
朱赤少将，第88师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高致嵩少将，第88师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罗策群少将，第66军代师长，13日战死紫金山下；
易安华少将，第87师旅长，12日战死莫愁湖；
赵寒星中校，第88师参谋，12日战死雨花台；
韩宪元上校，第88师团长，12日战死雨花台；
胡豪少校，第51师营长，12日战死水西门；
程智上校，第51师团长，12日战死水西门；
姚中英少将，第156师参谋长，13日战死太平门；
司徒非少将，第160师参谋长，12日战死太平门；
蔡如柏上校，第160师团长，12日战死太平门；
罗雨丰少校，教导总队营长，10日战死紫金山；
秦士铨上校，教导总队团长，12日战死紫金山；
周士泉少校，教导总队营长，12日战死白骨坟；
万全策少将，教导总队第1旅参谋长，12日战死紫金山；
华品章上校，第88师副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刘国用少将，第58师副旅长，12日战死水西门；
李兰池少将，第112师副师长，13日战死太平门；
黄观涛少校，宪兵部队副团长，13日战死下关；
雷震上校，教导总队副旅长，13日战死下关……
这不是个完全的名单，也没一个完全的名单，因为殉国的除了将校们外，还有那么多无名战士！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场景中，殉国的场面都极为壮烈：想想下关江水中的萧山令，想想雨花台枯草中的朱赤和高致嵩，想想水西门硝烟中的程智，以及城破时的胡豪……
国家有难，血肉之躯，决死报之，慷慨赴之，无有二字。广大中下级校官率官兵浴血奋战，全营全团地阵亡，在六朝故都，紫金山下，化作国殇。而生者，又有怎样一段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经历？
南京陷落前，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周斓等卫戍司令部成员最先渡过长江。此后，王敬久、沈发藻、桂永清、俞济时、胡启儒、冯圣法、宋希濂、王耀武、廖龄奇、周振强、李江、巫剑雄、陈颐鼎、邱维达等人也绝境脱险。
士兵们又有多少脱险了呢？
这是南京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守南京。关于南京守军的人数，历来存在争议，有8万多人、11万多人、15万多人三种说法。人们最常采用的一个数字是15万多人。
这个数字未必准确。
参与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因伤亡惨重，已远非满员编制，就算补充了新兵，很多部队也没达到满额。当时，部队建制相对完整的只有教导总队、第2军团和宪兵以及警察部队。教导总队不到3万人，第2军团17,000人，宪兵部队的3个团加直属队，兵力接近5000人，警察部队有6000多人。其他部队大多残缺不全，以第88师为例，撤退到南京时只有4000人左右，补充新兵后达到7000人。第36师的情况跟第88师一样。第87师、第66军、第83军、第103师、第112师等退至南京的时间较晚，来不及补充，其中第66军第160师退回南京时只有3000多人，第103师只有2000多人。
“8万多人”这个说法来自谭道平。按宋希濂回忆，唐生智确定南京卫戍军的战斗序列时，总人数为7万多人，与谭道平的数字近似。但当时第74军、第66军和第83军等部队还没被划进保卫南京的战斗序列。后来被划进来的这几个部队兵力合计有4万多人。再加上南京陷落前几天才退回来的第103师、第112师，就可以知道，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外围阵地和城郭阵地的中国守军总人数在12万人左右。
南京战虽然时间短，但非常之激烈。以孙元良第88师为例，在雨花台之战中，3个旅长阵亡了2个，6个团长阵亡了3个，正副营长阵亡了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用孙元良的话说：“各级军官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国士兵阵亡人数在3万人左右，其中环城之战的阵亡人数有1万多人。剩余的9万多人，有两种命运：一是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二是被日军俘虏后惨遭屠杀。
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的到底有多少人？
第74军：王耀武给出的数字是，该军所辖第51师和第58师渡江脱险者5000多人。
第36师：作为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的部队，没跟日军交火，撤退后得掌握渡船之利，到13日早晨，渡过了4000多人。
第66军和第83军：从正面的太平门突围，伤亡惨重，冲出重围的有3000多人。
第2军团：因为是提前过江，脱险者超过11,000人。
警察部队：南京警察部队原有6000人左右，过江者不足千人。
宪兵部队：原有5000人左右，过江的有2000多人。
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原有近3万人，按周振强回忆，过江者只有4000多人。
第88师：该师参谋卢畏三回忆，第88师撤至江北的不到2000人。
第87师和其他部队：脱险者更少。
最后来看，有4万人左右突围或渡江成功。谭道平给出的数字是44,000人。谭就职于南京卫戍司令部，亲历南京保卫战，并参与撤退计划的拟订，他的数字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在12万左右的中国守军中，阵亡3万多，脱险4万多，剩余的4万多（最多不超过5万人，有价值的初始资料来自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记载，他在12月16日的阵中日记里说中国战俘有4万多人）被俘后遭日军屠杀。
但也有一些人，在得知南京弃城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教导总队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后来回忆起12月12日那天下午的一个片断：
教导总队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颜希儒（黄埔军校6期，广西横县人）来到严开运的阵地要酒喝，严把还剩下的一点酒递给颜，颜一口干了。喝完后，颜问：如果撤退的话，走不走？
严说：上级如果下令，有计划地撤退，当然要走；只怕危城之下，没有计划。
颜希儒说：还能有计划么？!
严开运问他准备怎么办。
颜希儒说：不管怎样撤，我都不走了。
说着，颜希儒从腰里掏出两颗手榴弹，一手拿着一个，说：你看，够本了吧？!
南京的烈风，刮过这个广西人的怒发。
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的下关，装甲兵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但回头看到岸上的几辆坦克和汽车，怎么能留给鬼子？就想叫人全部炸掉，但身边的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把刘拦住，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
“不走了”这仨字，在12日夜给人以无限的悲壮。
刘树芃说：我们是奉命撤退。
汽车兵说：不，我们是打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武器销毁了，应该打了再说。
坦克兵说：坦克上还有武器，破坏了还不如拆下来跟鬼子干一场。
刘树芃想把他们带走，说：你们排长呢，我跟他说。
汽车兵回答：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
说完，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带了枪，跳下船，重新上了岸。
这，是中国人。
到了13日天亮，日军已经逼近江边，一群失去长官的士兵围住一个穿上校军服的军官，说：我们突不出去了，长官！你指挥我们抵抗不好吗？否则，也是死。
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作战的事啊！
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了！
上校想了想，说：好！随后他振臂高呼：兄弟们，向鬼子打呀！
这名军医就这样带着一群散兵，发起了中国人在南京城下对日军的最后一次反击。
没人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突围出去。甚至到12月13日下午，还有20多名官兵在挹江门城墙上，狙击扫荡过来的日军。他们也是决定“不走了”的人。
而城陷后，困于孤城的，也有不少人。看下面这个单子：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教导总队第2旅主任参谋廖耀湘；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第88师作战参谋卢畏三；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副连长沈咸；军医署署长兼南京卫戍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野战救护处科长蒋公榖。
上面这些人，都没逃出去。如果说作为军医官的金诵盘、蒋公榖（著有《陷京三月记》[1]）在南京陷城后进入外国大使馆，受到直接保护的话，那么邱清泉、廖耀湘、孙元良、郭岐、钮先铭、沈咸等军人的经历就可以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了。
在这些人中，第一个脱险的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1937年年底，他化装成菜农混出城。其他人，大多数在转年春天才逃离南京，比如官级最高的孙元良，而且他的经历也是个“疑案”。
孙元良在第88师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南京战时，年仅33岁的他，已升任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领中将军衔。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下令放弃南京，孙元良参加完会议，返回中华门途中，得知已有日军突进，孙只身奔下关不成，一时间不知去哪好，最终困于孤城。关于南京陷落之后的经历，按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讲述：
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长官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的旅长廖龄奇不干了。
当时，廖龄奇带着从雨花台下来的残兵进中华门不成，又找不到孙元良，只好向下关江边突围，由于底下的辎重营手里有一些木船，廖龄奇就带着第88师的这些人在夜色中渡江了。南京战中，第88师幸存者中大部分来自廖龄奇的部队。后来，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廖龄奇提出枪毙孙元良。
《拉贝日记》在中国出版前，风传孙元良在南京城陷后藏在妓院，这种说法有点捕风捉影，实际情况是：他躲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来，被拉贝发现（见《拉贝日记》）。拉贝把这位中国军长安置在了该学院一座楼房的阁楼，使孙元良最终躲过日军的搜捕，1938年初逃离南京，辗转抵达武汉。他走脱没多久，他的部下师司令部参谋卢畏三也逃出南京。
在武汉，孙元良被关了一个来月，进行审查，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放了他一马。孙元良后来很长寿，活了103岁（2007年去世），是最后一个黄埔军校1期生。战争年代结束后，孙元良渐渐被人遗忘，但他有个儿子，比他名气大多了，那就是艺名为秦汉的台湾演员。
关于孙元良的话题还没完。
蒋介石不杀孙元良，并不是因为孙是多出众的将才，而是因为从1932年“上海事变”起，孙元良就参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又是孙的部队打响第一枪，从这个角度蒋不忍杀。还有，蒋似乎也觉得对不起很多参加南京战的将士，所以对从南京撤下来的人，无论是怎么退的，他都不想治罪。孙元良没被治罪，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枪毙孙元良是廖龄奇提出的，孙没死，但1941年，在又一次长沙会战中，廖龄奇却因“部队溃退”（实为冤案），被蒋介石枪毙了。历史就是如此奇异。当时廖龄奇在王耀武第74军，任第58师师长。廖龄奇死后，给了副师长张灵甫独统一师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孙元良迷失南京时，邱清泉正待在富贵山地下室。
邱清泉的经历跟张灵甫相似，一度考入上海大学，但最终弃笔从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留学德国柏林，拿了洋文凭，中日开战前两个月回国，出任南京教导总队参谋长。弃城令下后，桂永清没把倔强的邱清泉拉走，只好一个人先撤了。邱清泉叫人把作战文件和军事地图全部烧毁后，继续打电话联系前线的部队长，把身边很多人都打发走了。
参谋刘庸诚对他说：参谋长，都处理完了，我们也走吧！
邱清泉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两个贴身卫兵了，他一边抽烟，一边往左轮手枪里装子弹，对刘说：你受过伤，你先走吧。
刘庸诚百感交集。
刘走后，邱清泉在几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这才提枪带着两个卫兵走出地下室，这时候，紫金山第一峰枪声密集，火光冲天。
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冷酷的一夜。
邱清泉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但自己终不得出！在地狱般的南京潜伏了一个多月之后，第二年年初，邱清泉才成功逃离。
邱清泉是南京弃城后表现最好的一名将领，真正做到了在那个职位上该做的一切。
跟上面的人比，成名前的廖耀湘没被困在城里，而是陷于郊区。
廖耀湘跟邱清泉一样，也留了洋，抗战前一年，从法兰西学成回国，在教导总队第2旅做了中校主任参谋。南京战开始后，廖耀湘和部队跟日军血战了四昼夜。得到弃城消息时已是12月13日凌晨。此时廖耀湘在城外阵地，想奔下关来不及了，而且那样更危险。在指挥室销毁完文件，廖耀湘用最快的时间判断了一下路线，随后带4名士兵直奔南京外围的马群方向。
一路潜行，天色渐亮，后面仍有枪声，但较之于前一天，已经稀疏，廖耀湘知南京已陷，不禁心如刀绞。跑了十多公里后，一行人到达马群。在马群，廖耀湘跟部下不断遇到逃难的农民。这时候，一个好心的难民，带着廖耀湘等人去了栖霞寺。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2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当日午后，廖耀湘等人来到栖霞寺。此时，聚集在寺院及周围的难民已超过万人。
寺院监院寂然法师是位深明大义的僧人，尽管知道廖耀湘的身份，但还是决定冒险收留。难民越来越多，潜藏到寺院的中国军人也超过了200人。在周边扫荡的日军不时破寺而入，搜索中国“便衣兵”。寂然法师沉着应对，与日军周旋。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廖耀湘等人剃去头发，扮作僧人模样。半个多月后，廖耀湘等人在寂然法师的帮助下，北渡过江，辗转到后方，再后来，廖率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与日军再战，终成一代名将。
化装成僧人的不只廖耀湘，还有钮先铭。跟廖耀湘一样，他也拿过法国的文凭，而且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过学，南京战时任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在富贵山指挥室得到放弃南京的命令。当他来到外面时，发现城中秩序已乱，兵民混杂洪流般尽奔下关。钮先铭裹夹在人流中，也出城来到江边，落水漂到上元门，登岸后藏进永清寺。这时已是13日下午3点。日军开始沿江扫荡，追杀中国军民。危险的情况下，钮先铭也把头发剃了，在寺里潜伏下来。日军多次闯入寺内，叫钮先铭等人给他们送柴禾。送柴禾时，钮先铭在上元门看到一望无际的中国战俘，按他的判断，有两三万人之多。这正是被山田支队俘获的那批人数在23,000人左右的中国战俘。没几天，钮先铭就在寺院里听到密集的机枪声。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叫钮先铭和僧人以及红十字会的人去干活。来到大湾子，钮先铭看到已呈半骷髅状的战友的尸体。
万千悲愤堵在胸中。
钮先铭因为在日本留过学，懂得不少日语，能从日军的对话中判断他们的意图，所以多次成功周旋，被困八个月始终没暴露身份，得以踏上去上海的火车，从那里转赴武汉。后来，他写过《还俗记》，记录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但当时影响最大的记录南京梦魇的，是郭岐的《陷都血泪录》。作为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战时，郭岐为总队战士准备了8个月的弹药和给养（从这一点来说，当时南京守军在弹药上确实充足）。光华门危急时，他亲自率领汽车队奔赴光华门给教导总队补充弹药。
南京弃城后，由于辎重营不是一线战斗部队，所以从正面突围基本上没戏，只有向下关撤。辎重营营部设在新街口中央银行。但此时从新街口到挹江门的马路上已聚集了大量军民，差不多把马路都堵塞了。直到午夜时，郭营长的队伍才走到鼓楼医院。又走了好一阵子，才到步兵学校。随后，郭营长派人到挹江门打探情况，得知挹江门一片混乱：往外冲的人，很多人被践踏而死；而冲出挹江门的军民又没船可渡。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带着士兵退守城内的五台山。
在当时，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按郭岐判断，日军会趁夜色杀入城，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中午，五台山还没见到日军。午后时分，日军终于出现，辎重营士兵与之交火，一仗被打散，郭营长潜入附近的意大利使馆。藏在这里的还有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意大利使馆实际上已经空了，使馆人员在战前就都撤了，他们依靠一面意大利国旗避开了日军的搜捕。
转年春天，郭、睢逃出南京，回到大后方。他写的《陷都血泪录》连载于《西京平报》[2]上，曾引起轰动。
沈咸的经历跟前面的人别有不同！
关于沈咸，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只知道他是浙江仙居人，南京保卫战时的职务是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上尉副连长。
跟很多部队一样，沈咸也是从淞沪战场上撤回南京的，他先后带部队在雨花台、飞机场、中华门布防，多次跟日机战斗。12月10日，日军兵锋已至雨花台，沈咸率部退回城内，在新街口构筑阵地。12月12日晚，南京陷入混乱后，沈咸跟上级失去联系，因为没人下命令，所以他不知道南京已弃，直到13日黎明，“有位相识的李营长路过新街口时，悄悄告诉我：昨夜日兵爬登水西门，守门官兵全体阵亡，中华门也陷落了！”但上面那位营长也不知道弃城令已下，只知道日军在中华门、水西门那边得手。沈咸没接到撤退令，作为军人，他只有继续率部坚守阵地。在新街口，他命令部下把高炮改成平射角度，作战斗准备。
在日军入城前一小时，也就是13日上午8点，沈咸终于跟上级联系上了，上级下令要他炸毁阵地上的高炮，然后率部过江到浦口。沈咸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南京就放弃了。
下面怎么办？炸炮！
炸炮时，沈咸鼻子一阵发酸，舍不得，正是它们一次次击落日军的飞机！
含泪毁掉那些庞然大物后，沈咸正想带人往挹江门撤，突然看到身边的几个士兵中弹倒下了，再往前看过去，日军已经现身！作为炮兵，沈咸等人手里枪支有限，只能边打边退，先是隐蔽在一幢空空如也的大楼里，然后又潜至国府路一带。
12月13日下午，在国府路，沈咸等人目击了中国守军的一辆坦克跟日军激战的情形。
当时，一小队日军搜杀到国府路，看到一辆“报废”的中国坦克。就在他们刚刚走过时，坦克的炮塔慢慢地转动了，随后火舌喷射，几十个鬼子一下子被击毙。无名勇士最后当然是为国捐躯了，没人知道他的模样和姓名，但他轻轻转动炮塔的声音，却在历史深处回荡不灭。
那声音，坚韧而决绝。
很显然，坦克里的中国士兵不想走，而是留下来再消灭几个鬼子，最后同归于尽。历史的大悲壮往往是被那么多无名者凝结出来的。
沈咸带着十几个人于当日下午辗转到莲花桥，一路上目睹了街头惨景，市民们多趴倒街头，都是被日军从身后射击而死的。走着走着，他们遇到一群市民，有人告诉沈咸，前面有6个日军正在行凶，虽然只有6个人，但已经残杀了一百多个市民了。沈咸立即带人包抄过来，一阵激战后将那6名日军全歼。
冬天里早早降临的夜色，让他们稍微安全了一点。当太阳重新升起时，危险又将降临。14日凌晨，他们摸至兴中门，想从这里出城，但城门周围已满是日军了。沈咸等人又折向中山北路，此时的中山北路已堆尸如山。
好不容易又熬到夜里，他们潜入中央大学。14日，日军大部队已蜂拥入城，扫荡中国“败残兵”的行动已经开始，再想出城难上加难。
12月15日，整整一天，沈咸等人都躲在中央大学的一间地下室。日军还没闯进校园搜捕。但沈咸清楚，危险马上就会来临，因此必须拼一次，如果成功了，就闯出城去了；失败了，杀死几个敌人，也值得了！
跟日军战斗牺牲的，再加上中途走散的，这时候沈咸身边已经没几个士兵了。15日的夜色降临，沈咸带人摸了出去，午夜过后终于来到清凉山。在路上，又袭杀了两个正在游荡的日军。一路走下来，包括沈咸在内只剩下3个人了。
天亮前，沈咸三人摸出草场门，偷渡秦淮河，终于逃出南京城！他们找了条小船，过了江，跑到了徐州，重新加入抗日军中。
沈咸在暴血孤城中的经历，特别就特别在：其他陷城者大多都是在南京陷落数月后才成功逃离的，或者在南京城郊与敌人周旋，而沈咸等人在南京城陷后的最初几天，始终跟日军处于战斗状态，随后在短时间内成功脱险，这使他们在第一时间目睹了南京屠城，而且也成为城陷后局部巷战的参加者和见证者。这一点尤为可贵。
激荡万千的1937年，随着沈咸等人的脱险而结束。而与日军广阔无边的战斗，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刚刚开始……
[1] 蒋公穀系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城防救护任务。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27日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创刊于1937年12月4日,出至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是解放前西安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每日出对开4版。起初发行和支持该报的,大都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据说有孙蔚如、王宗山(陕西省议会议长,中统要员)、张锋伯、吕向晨、薛道五、韩光琦、温良儒(镇反中被处决)、焦子敬、谢鉴泉(参议员,山西富商)等。

《抗日战争的细节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脱险南京写起，由此进入更为激荡的1938年。开年之初，蒋介石就下令枪毙了在山东不战而退的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迫降中国无望，日军又欲在徐州围歼中国野战部队，最终损兵台儿庄。在华中，波田支队逆流而上，雨夜袭安庆，扯开中日战争史上最大一次会战武汉会战的幕布。陈诚与冈村宁次千里对决，长江南北两岸处处接战。熊本第6师团鏖战田家镇，又欲抢头功；在烽火南浔路上，薛岳布局万家岭，第74军再露锋芒，王耀武大胆用兵，张灵甫飞夺张古山，日军第106师团陷入全军覆灭的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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