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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笔记
作者：屠格涅夫
内容简介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其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最初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一八四七年第一期。后面的绝大部分篇章也都是陆续发表于同一杂志。直至一八五二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一八八○年，作者又加进了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一八七二）、《车轱辘响》（一八七四）、《枯萎了的女人》（一八七四），共计二十五篇，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后的定本。今天我们所据以译出的就是这样的定本。
译本前言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1818年，他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在家中接受家庭教育。1827年全家迁居莫斯科。他十五岁考入莫斯科大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838年春，屠格涅夫出国去柏林大学学习，1841年回国。
1843年，屠格涅夫发表了叙事长诗《巴拉莎》，获得俄国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好评。这件事成为屠格涅夫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为他今后漫长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猎人笔记》（1847—1852）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使他获得作家的声誉。同期，他还创作了《食客》（1848）、《村居一月》（1850）等一些戏剧。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屠格涅夫写了一系列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罗亭》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则给他带来一流作家的声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创作了刻画“新人”形象的两部长篇《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定居巴黎的屠格涅夫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和《普宁和巴布宁》。1877年发表了他一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展开的俄国民粹派运动。
这里选介的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猎人笔记》。1846年底，屠格涅夫把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交给《现代人》杂志编辑部。1847年《现代人》杂志第一期刊载了《霍尔和卡里内奇》，编者还在标题下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这篇特写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以后屠格涅夫继续为《现代人》杂志写“猎人笔记”。从1847年到1852年，他陆续写了二十二篇，并由《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冠以《猎人笔记》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1880年，出版时又增加了三篇新作，这样，《猎人笔记》总共由二十五篇特写组成。本书精选了其中的十二篇。
《猎人笔记》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角度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空气。《猎人笔记》的角度之所以新，就在于屠格涅夫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着意表现了他们卓越的才干、美好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道德力量，赞美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
《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两个农民霍尔和卡里内奇就是两个迥然不同性格的典型。霍尔精明能干，讲究实际，善于营生。他住在树林的沼地里，可以远一点避开地主老爷的耳目。他埋头苦干，靠自己的力量盖起了一幢木房子，生养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小霍尔，操持起了一个人丁兴旺、驯服和睦的大家庭，还积攒了一些钱财。他虽是一个农奴，但表现出了惊人的独立性，具有驾驭生活的意志和力量。而卡里内奇则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多才多艺。他没有家小和家业，无牵无挂，日子过得马虎但令他满意。他热爱大自然，性情也像大自然一样淳朴和充满诗意。卡里内奇的形象显示了普通农民淳朴、憨厚、真挚、善良的心灵。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也是一个卡里内奇式的人物，他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农民哲学家。他一走进森林就忘记了一切，他模仿鹌鹑的叫声，接唱云雀的歌儿，与林中百鸟呼应，全身心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他善于思考，说出的话富于哲理。他慈祥、善良，然而不被人理解，人们把他视为“疯子”。屠格涅夫通过卡西扬这个人物赞美了俄罗斯农民的淳朴、善良和美好的本性。
在《歌手》中，屠格涅夫描绘了一个天才的农民歌手雅什卡，他的歌声“像有裂璺似的，带有轻轻的碎裂声和叮当声。开头甚至有痛苦的意味儿，但是其中又有真挚而深沉的爱恋，又有青春气息，有活力，有甜蜜，又有一种令人销魂的悲怆意味儿。一个俄罗斯人的真挚而热烈的灵魂在歌声中回响着，呼吸着，紧紧抓住你的心，也直接抓着他那俄罗斯人的心弦”。
《活骷髅》中的露凯丽娅原来是仆人中的美人，能歌善舞，后来因患病变成一具“活骷髅”，但她并不怨天尤人。她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却念念不忘农民的利益，她只希望把农民的租税减轻些。
《幽会》中的阿库丽娜虽被负心汉抛弃，但她对于爱情的真诚追求使人深深感动。这些动人的农家少女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农民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猎人笔记》中，与农民相对照，屠格涅夫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他写了一个专横残暴的大地主。《总管》中的宾诺奇金则是个表面温和善良，实际心毒手狠的人物。这些地主有的凶残暴戾，有的贪婪狡诈，有的无耻放荡，有的伪善阴险。尽管他们声势显赫，但无一不愚蠢、卑劣和空虚。可是这些腐朽、反动的人物却占据着高位，奴役欺压那些无论是才干方面还是道德方面都要比他们高得多的农民。屠格涅夫把这些地主与农民对照起来加以描写，其中分明含有极大的讽刺性和揭露性。
《猎人笔记》充分显示屠格涅夫是一位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翻开《猎人笔记》，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自然带着绚丽的色彩和扑鼻的芳香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别任草地》向我们展现了七月的早晨、灿烂的霞光、明亮的太阳、闪烁的群星。书中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更是一幅广阔的、充满朝气的风景画，它生动地表现出变幻着的大自然景色、天空、树林和草原，令人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猎人笔记》以进步的思想内容、动人的艺术力量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得到俄罗斯进步舆论界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作家的成名之作，而且它的问世也标志着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的形成和他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开始。
——王 燕 张光生
霍尔和卡里内奇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 年第1 期，同时带有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作品发表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给当时正准备放弃文学事业的屠格涅夫以巨大的鼓舞。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
奥廖尔省（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的村庄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除了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
对一个猎人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扑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的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到处向朋友和熟人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做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阿基姆·纳希莫夫（1782—1814 年）：俄国十九世纪初的诗人、寓言作家。《宾娜》是马尔科夫的作品，被别林斯基斥为“呓语”。；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经过他的手，肉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因此不把胡萝卜切成菱形或者梯形是决不放进汤里去的）。然而，除了如上所说这少数无伤大雅的缺点，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
“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们，请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
“霍尔是什么人？”
“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
“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
“是的，伙计，要一辆车。再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克瓦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饮料。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屋子一角，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
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克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食物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微笑着，打量起我们。
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我们走出门，只见一个头发拳曲、面色红润的十四五岁男孩子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正在吃力地勒着一匹肥壮的花斑马。大车周围，站着五六个大个头男孩子，彼此十分相像，也都很像菲佳。
“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
“都是小霍尔。”已经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的菲佳接话说，“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上城里去了……”
“小心点儿，瓦夏，”他又转身对赶车的孩子说，“赶快点儿，把老爷送回去。不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小心，慢点儿，不然，会把车子颠坏，老爷的肚子也受不住！”其余的小霍尔们听到菲佳的俏皮话，都嘿嘿地笑了。
波鲁德金先生庄重地喊了一声：“把‘天文学家’放上车！”菲佳高高兴兴地举起不自然地笑着的狗，放进大车里。瓦夏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朝前驰去。
波鲁德金先生忽然指着一座矮矮的小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事房。想去看看吗？”“好吧。”他一面从车上往下爬，一面说，“这会儿已经不在这儿办事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
这办事房共有两间空屋子。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来。“你好，米尼奇，”波鲁德金先生说，“弄点儿水来！”独眼老头儿转身走进去，一会儿带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走了回来。“请尝尝吧，”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好水，是泉水。”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着躬。
“好，现在咱们可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在这儿，我卖了四俄亩树林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卖的好价钱。”我们上了马车，半个钟头之后，就进了主人家的院子。
“请问，”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么您那个霍尔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一些佃农在一块儿？”
“那是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庄稼汉。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被火烧了，他就跑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沼地上去吧。我交租钱，很高的租钱。’‘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我要这样！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什么活儿也别派给我，您就酌情规定租金吧。’‘一年交五十卢布吧！’‘好的。’‘你要当心，我可是不准拖欠！’‘知道，不拖欠……’这么着，他就在沼地上住了下来。打那时起，人家就叫他霍尔霍尔是音译，本意是“黄鼠狼”。了。”
“怎么样，他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也许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霍尔，嗯，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却总是说不行，说是没有钱……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以后，马上又出发去打猎。从村子里经过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赶车的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了车，大声呼唤道：“卡里内奇！”院子里有人答应：“来啦，老爷，来啦，我系好鞋子就来。”
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进，来到村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赶上了我们。这人高高的个头儿，瘦瘦的，小小的脑袋瓜朝后仰着。这就是卡里内奇。我一看到他那张黑黑的、有些碎麻子的和善的脸，就很喜欢。
卡里内奇（正如我后来听说的）每天都跟着东家外出打猎，给东家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侦察哪儿有野物，取水，采草莓，搭帐篷，找车子。没有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
卡里内奇是个性情顶愉快、顶温和的人，常常不停地小声唱着歌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着，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起他的淡蓝色眼睛，还不住地用手捋他下巴上那稀稀拉拉的小胡子。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跨得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
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同我搭话，伺候我时毫无卑躬屈膝之态，但是照料东家却像照料小孩子一样。
当中午的酷暑迫使我们找地方躲避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了树林深处，来到他的养蜂场。
卡里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小屋，里面了挂满一束束清香四溢的干草。他让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自己却把一样带网眼的袋状东西套到头上，拿了刀子、罐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
我们喝过和了泉水的温乎乎的、透明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
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小刀雕木勺。他的脸色柔和而又开朗，就像傍晚的天空，我对着他的脸欣赏了老半天。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身。跑了很多路，又酣睡过一阵子之后，一动不动地在干草上躺一躺，是很惬意的。这时候浑身松松的，懒懒的，热气轻轻拂面，一种甜美的倦意叫人睁不开眼睛。
终于我们起了身，又去转悠，直到太阳落山。吃晚饭的时候，我谈起霍尔，又谈起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是个又勤奋又热心的人。干活儿稳稳当当，可是却干不成活儿，因为我老是拖着他。天天都陪我打猎……还干什么活儿呀，您说说看。”我说，是的。我们就躺下睡了。
次日，波鲁德金因为和邻居比丘科夫打官司，上城里去了。邻居比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耕地上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快到黄昏时候，我顺路来到霍尔家。
我在房门口遇到一个老头儿，秃头顶，小个头儿，宽肩膀，结实健壮，这就是霍尔了。我带着好奇心把这个霍尔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额头也是高高的，疙疙瘩瘩的，眼睛也是小小的，鼻子也是翘翘的。我们一同走进房里。还是那个菲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泰然自若地捋着他那卷卷的下巴胡，跟我聊起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说话和动作都是慢腾腾的，有时那长长的唇髭底下还露出微笑。
我和他谈种地，谈收成，谈农家生活……不论我说什么，他几乎都赞成。只是到后来我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不对头……这情形颇有点儿奇怪。霍尔说话有时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谨慎……下面是我们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东家赎身呀？”
“我为什么要赎身？眼下我跟东家处得很好，我也交得起租……我的东家是个好东家。”
“不过，有了自由，总归好一些。”我说。
霍尔斜着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究竟为什么不赎身？”
霍尔摇了摇头：“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呀？”
“哼，算啦，你这老头儿……”
“霍尔要是成了自由人，”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凡是不留胡子的人指各级官吏。尼古拉一世时代，严禁官吏蓄须。，都要来管霍尔了。”
“那你也把胡子刮掉嘛。”
“胡子算什么？胡子是草，要割就割。”
“那你怎么不割呢？”
“噢，也许，霍尔要成商人呢！商人日子过得好，商人也留胡子嘛。”
“怎么，你不是也在做生意吗？”我问他道。
“做点儿小买卖，贩卖一点儿奶油和焦油……怎么样，老爷，要用车吗？”
我在心里说：“你说话好谨慎，你这人真机灵。”
但我说出声的话是：“不用，我不要车，我明天要在你家周围转一转。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夜。”
“我欢迎。不过，你在干草棚里舒服吗？我叫娘儿们给你铺上褥单，放好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到这儿来！……菲佳，你带老爷去吧。娘儿们都是些蠢东西。”
过了一刻钟，菲佳提着灯把我领到干草棚里。我扑倒在芳香的干草上，狗蜷卧在我的脚下。菲佳向我道过晚安，就把门吱扭一声关上了。
我很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口，哼哧哼哧地呼了几口气，狗神气十足地朝母牛吠叫起来；一头猪从门外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还不住地打响鼻……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黎明时分，菲佳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我多少有些看出来，老霍尔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爷儿俩常常很亲热地彼此开点儿玩笑。
老头儿出来迎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里歇了一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霍尔今天对待我比昨天亲热多了。
“茶已经烧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一个健壮的娘儿们，是他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钵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家儿子一个个都这样高大！”我对老头子说。
“是啊，”他一面咬着小小的糖块，一面说，“对我和我的老婆子，似乎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一起住吗？”
“都在一起。都愿意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吧。”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个滑头鬼还没有娶亲，”他指着依然靠在门上的菲佳，回答说，“再就是瓦夏，他还小，还可以等几年。”
“我干吗要娶亲？”菲佳反驳说，“我就这样才好。要老婆干什么？要老婆吵架解闷儿，还是怎的？”
“哼，你呀……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是风流哥儿……天天只想跟丫头们鬼混……‘不要脸的，讨厌！’”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很清楚你的心思哩，你这个图自在的鬼东西！”
“讨老婆有什么用处？”
“老婆是个好长工，”霍尔很严肃地说，“老婆是伺候男人的。”
“我要长工干什么？”
“可不是！你就图自个儿快活自在。我就知道你这鬼东西的心思。”
“好，要是这样，你就给我娶亲吧。嗯？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
“哼，算啦，算啦，你这调皮鬼。瞧，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吧……噢，老爷，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懂事。”
菲佳摇了摇头……
“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捧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子亲亲热热地把他迎进门。我惊讶地看了卡里内奇一眼：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人会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三四个钟头。随后三天我也都是在霍尔家过的。两位新相识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是我哪一点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跟我谈话毫不拘束。我很愉快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彼此一点都不像。霍尔是个认真、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头脑，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属于热心肠、好幻想的一类人。霍尔讲求实际，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东家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的是树皮鞋，日子过得勉勉强强。霍尔有一大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全都听他的；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很怕老婆，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非常崇敬自己的东家。霍尔很喜欢卡里内奇，常常袒护他；卡里内奇也很喜欢霍尔，十分尊重他。霍尔很少说话，不时笑一笑，有什么看法放在心里；卡里内奇很喜欢说话，虽然不像能说会道的人那样花言巧语但他有不少特长，就连霍尔也是承认的，比如：他会念咒止血，能治惊风和狂犬病，能驱蛔虫，他会养蜂，他的手气好。
霍尔当着我的面请卡里内奇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棚，卡里内奇带着又认真又笃定的神气把马牵了进去。霍尔不见到事实，总是不肯轻易相信的。卡里内奇更接近自然，霍尔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深思熟虑，对一切都盲目相信；霍尔自视甚高，以至于常常用嘲弄的目光看待人世。
霍尔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到不少见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每年夏天，割草季节快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四轮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车上坐一个穿长衣的人，来卖大镰刀。如果用现钱，一把镰刀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赊账，要三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都是赊账。过两三个星期，他再来收钱。庄稼人刚刚收完燕麦，有钱清账了。庄稼人跟买卖人一起上酒店去，就在酒店里清账。
有些地主想点子，用现钱把镰刀买下来，也按那样的价钱分别赊给庄稼人，庄稼人却很不高兴，甚至非常懊丧。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不小的乐趣，不能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在手里转来转去，也不能向油滑的小商贩问上二十遍：“喂，怎么样，伙计，镰刀不咋样吧？”
买卖小镰刀也用同样一套办法，不同的是，这时候娘儿们也参与了，有时缠得小贩子不得不打她们，只要一动手，她们就能捞到便宜了。
不过娘儿们最吃苦的还是做另一种买卖的时候。造纸厂的原料采购员委托一些专门人员收购破布，这些人在有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得二三百卢布纸币，便出来打食儿。但是，他和与他同名那种高贵的鸟完全不同，不是公开地、大胆地扑向食儿，而是使用狡诈和花招儿。他把自己的车子停在村子附近的树丛里，自己却来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转悠，装作过路人或者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猜测到他的到来，就偷偷地前去跟他会面，匆匆忙忙中把交易做好。
为了换取几个铜板，娘儿们交给“鹰”的不仅是所有无用的破布，甚至常常有丈夫的小褂和自己的裙子。近来娘儿们发现一种顶合算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布偷出来，用同样的办法卖出。这么一来，“鹰”的收购业务就扩大了！不过，男子汉们也学乖了，稍微有一点儿可疑，一听到远处有“鹰”来到的响声，就又快又麻利地采取防范措施。
说真的，这不是够窝囊的吗？卖大麻布是男子汉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卖大麻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卖要亲自运去，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不带秤，总是拿四十把当做一普特普特：沙皇俄国时期使用的重量单位。1 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诸位该知道，什么叫一把，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当手掌“竭诚效劳”的时候！
像这样的事，我这个涉世不深、没有在农村里“滚过泥巴”（如我们奥廖尔省人常说的）的人，真是听了不少。
不过，霍尔不是一个劲儿地自己讲，他也问了我许多事。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就来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不过，卡里内奇喜欢听我描述自然风光，描述高山、瀑布、奇特的建筑物和大都市；霍尔感兴趣的却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的问题。他逐个儿对一切进行分析、询问：“这种事儿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说，老爷，究竟怎样？……”卡里内奇在听我叙说的时候却只是表示惊讶：“啊！哎呀，天啊，有这种事！”霍尔则不做声，皱紧浓眉，只是有时插一两句：“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不行，能像这样才好，才合道理。”
我无法向读者诸君一一转述他的询问，而且也无此必要。但是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到一种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表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霍尔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话，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是听不到的，如一些庄稼人说的，是用棍子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
我和霍尔交谈，第一次真正听到淳朴而机智的俄罗斯庄稼人语言。就一个庄稼人来说，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识字。“这鬼东西识字，”霍尔说，“他养的蜂从来也不死。”“你有没有让你家孩子识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菲佳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子没有回答，并且转换了话题。可见，不论他多么聪明，他还是有偏见，在某些方面很顽固。
比如，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妇女，在他高兴的时候就取笑和嘲弄妇女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不离炕头，不住地嘟囔，骂人，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媳妇们却像怕上帝一样怕她。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里婆婆这样唱：“你不打老婆，不打年轻妻子，算什么成家的人，算什么我儿子……”
有一回我想为媳妇们说说话，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心安理得地反驳我说：“何必管这些……小事，让娘儿们吵去吧……不让她们吵，反而更糟，再说，也犯不着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有时凶恶的老奶奶从炕上爬下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唤出来，嘴里嘟囔着：“狗，你来，你来！”拿拨火棍朝干瘦的狗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底下，跟所有过路的人“吵骂解闷儿”。（这是霍尔的说法。）不过，她还是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
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听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尤其是在问题涉及波鲁德金先生的时候。卡里内奇说：“霍尔，你别在我面前说他。”霍尔反驳说：“那他干吗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啊，靴子，瞧你说的！……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嘛，你瞧瞧……”霍尔说到这里，把脚抬起来，让卡里内奇看看他的皮靴，那皮靴好像是用毛象皮做的。卡里内奇回答说：“哎哟，别人怎么能跟你比？”“那至少也要给几个钱买树皮鞋吧，你天天跟他出去打猎，恐怕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树皮鞋钱。”“是的，去年赏过你十个戈比。”卡里内奇懊恼地扭过头去，霍尔便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成了两条缝儿。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好听，还弹过一阵子三弦琴。霍尔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用伤感的调子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呀，命运！》这支歌。菲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啦？”可是霍尔依然用手托着腮，闭着眼睛，只顾抱怨自己的命运……
可是，在别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勤劳的人了：一双手总是不闲着——不是修理大车，就是整修栅栏，检查马套。
不过他不喜欢特别干净，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屋子里要有人住的气味。”
“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啊。”
“老爷，要是不干净，蜜蜂待不住呢。”他叹着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样，你也有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住在领地上。”“恐怕多半是打打野味消遣吧？”“说实在的，是这样。”“这也不坏，老爷，只管打你的松鸡吧，不过村长要经常换换。”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子依依难舍。我和卡里内奇一同上了大车。“好啦，再见吧，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吧，菲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呀。”
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现出火红色。“明天准是好天气。”我望着明朗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里内奇却说出不同的看法，“瞧，鸭子拼命在泼水呢，再说青草发出的气味又这么浓。”
我们的大车来到树丛里，卡里内奇在驾车座位上轻轻颠动着，小声唱起歌来，并且一次又一次眺望晚霞……
次日，我离开了波鲁德金先生好客的家。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5期。
傍晚，我和猎人叶尔莫莱一起去打“伏击”……不过，什么叫伏击，也许不是所有我的读者都清楚的。那么，就请大家听我说说吧。
春日里，在日落前一刻钟，您带上枪，不要带狗，到树林里去。您在林边找个地方，四下里望望，检查检查引火帽，和同伴交换交换眼色。
一刻钟过去，太阳落山，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明净而清澈，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嫩草闪烁着绿宝石般悦目的光彩……您就等着吧。
树林里渐渐黑暗。晚霞的红光慢慢地从树根和树干上滑过，越升越高，从低低的、几乎还是光秃秃的树枝移向一动不动的、沉睡的树梢……
终于树梢也暗了，绯红的天空渐渐变蓝。树林的气息渐渐浓烈，微微散发出暖烘烘的湿气。吹进来的风到您身边便停息了。鸟儿渐渐入睡，不是所有的鸟儿一齐睡去，而是各类鸟儿有先有后：最先睡着的是燕雀，过一会儿是红胸鸲，然后是黄鹂。树林里越来越暗，一株株树木渐渐融会成黑黑的一大片。蓝天上羞羞答答地出现第一批星星。所有的鸟儿都睡了，只有红尾鸲和小啄木鸟还在无精打采地叫着……
终于红尾鸲和小啄木鸟也安静了。在您的头顶上再一次响过柳莺那清脆的鸣声，黄莺不知在哪里凄婉地叫了一阵，夜莺初启歌喉。您正等得心焦，忽然——不过，只有猎人才懂得我的话——忽然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一种很特别的呱呱声和沙沙声，可以听见敏捷的翅膀有节奏的鼓动声——就有山鹬姿态优美地弯着自己的长嘴，轻快地从黑郁郁的白桦树后面飞出来迎接您的枪弹了。
这就叫“伏击”。
就是说，我和叶尔莫莱去伏击。不过，诸君请原谅，我得先把叶尔莫莱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人四十五岁上下，瘦高个儿，又长又细的鼻子，窄窄的脑门儿，灰灰的小眼睛，蓬乱的头发，宽阔的嘴唇带着嘲笑的神气。这人无论冬夏都身穿一件黄黄的德国式土布褂，但腰里却系一条宽腰带，总是着一条蓝色灯笼裤，戴一顶羊羔皮帽，是破落的地主一时高兴送给他的。他的腰带上系着两个袋子，一个袋子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分装火药与霰弹；另一个袋子在后面，是装猎物的。至于棉絮，叶尔莫莱则是从他那魔袋似的帽子里去掏。他本来可以很容易用卖猎物所得的钱为自己买一个弹药袋和背袋，但是他甚至从来没想过买这类东西，只管用老办法装他的枪，保险不会使霰弹和火药撒落，也不会混杂，其手法之巧妙，使观者吃惊。
他的猎枪是单筒的，装有燧石，而且天生有猛烈“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莱的右颊总是比左颊肥胖。他怎样能用这支猎枪打中野物，连最机灵的人也无法想象，但是他却常常打中。
他也有一条猎狗，名叫“杰克”，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哩，”他断然说，“再说，狗是聪明畜生，自己能找到东西吃。”确实也是，尽管那狗瘦得出格，连漠不关心的过路人见了也吃惊，但是它照样活着，而且活得很长久。不管境遇多么可怜，它一次也没有逃跑过，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想要离开自己主人的表现。年轻时谈情说爱，有一次离开过两天，可是那股傻劲儿很快就过去了。
“杰克”最了不起的特点是它对世上的一切都异常淡漠……如果这说的不是狗，那我要用“悲观”这个字眼儿了。它常常坐着，把短短的尾巴蜷在身子底下，皱着眉头，不时地哆嗦几下，从来不曾笑过。（大家都知道，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非常可爱。）它的模样儿其丑无比，仆人们闲着没事儿，一有机会就毫不客气地嘲笑它这副尊容，但它对这类嘲笑甚至挨打却毫不在乎。每当它由于不光是狗才有的弱点，把饥饿的嘴伸进暖烘烘的、香喷喷的厨房那扇半掩着的门里时，厨子们就立刻丢下手头的活儿，又叫又骂地追赶起它来，那是厨子们特别开心的事儿。
在出猎的时候，它从不感到疲劳，而且嗅觉极其灵敏。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一只打伤的兔子，它就远远躲开用种种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方言喝骂它的叶尔莫莱，钻到绿树的凉荫下，津津有味地把兔子吃得只剩下一点骨头。
叶尔莫莱是我的邻村一个旧式地主家的人。旧式地主一般都不喜欢吃“鹬鸟”，而喜欢吃家禽。只有在特殊的日子下，例如生日、命名日和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烧起长嘴鸟。俄国人一向是越不懂怎么做越来劲儿，一旦来了劲儿，就会发明千奇百怪的烧法，以致大部分客人只能又好奇又出神地注视着端上桌的美味，决不敢动口尝一尝。
按规定，叶尔莫莱每月给东家的厨房送两对松鸡和山鹑，其余的一切由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们都不和他交往，认为他一无所长，像我们奥廖尔人说的，“窝囊”。火药和霰弹自然是不发给他的，这是有章法可循的，就像他不喂狗一样。
叶尔莫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很喜欢说话，表面看来又懒散又笨拙，非常喜欢喝酒，不喜欢在一个地方久住，走起路来两脚擦地、摇摇摆摆——就这样两脚擦地、摇摇摆摆，一昼夜尽能够走五六十俄里。他经历过各种各样惊险的事儿，在沼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睡过觉，不止一次被关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子里，失去了枪、狗和最后一件衣服，被人痛打，痛打很久……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又回家来了，衣服穿得好好的，而且带着枪和狗。
不能说叶尔莫莱是一个快活的人，虽然他的心情看起来总是很好。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怪人。叶尔莫莱很喜欢和有教养的人聊聊，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不过，聊也聊不久，常常站起来就走。“你这鬼东西，上哪儿去呀？天已经黑了。”“到恰普林村去。”“你跑十来俄里，到恰普林村去干什么？”“到那儿的庄稼人索夫龙家里去过夜。”“你就在这儿过夜嘛。”“不，不行。”于是叶尔莫莱就带着他的“杰克”走进沉沉的夜幕，穿过一丛丛树棵子和一道道水沟向前走去，而那个庄稼人索夫龙也许并不让他进门，说不定还要打他两记耳光，不准他打扰清白人家。
然而叶尔莫莱有些本事是没有人能比的，如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嗅觉寻找野物，招引鹌鹑，训练猎鹰，捕捉那些会唱《魔笛》、《夜莺飞来》喜欢夜莺的人都熟悉这些名称，这是描写莺啼的最美妙的唱段。的夜莺……只有一样他不会，就是训练狗，他没有耐性。
叶尔莫莱也有老婆，每星期他去她那儿一次。她住在一间破破烂烂、快要倒塌的小屋里，凑凑合合、勉勉强强活着，今天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饱，总之，一直过着很苦的日子。叶尔莫莱这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人，对待她却又无情又粗暴，他在家里显出一种又威风又严厉的神气，可怜的妻子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讨他的欢心，一看到他的眼神就发抖。她常常用最后一文钱给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到炕上酣睡的时候，她总是低三下四地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不止一次看到他脸上无意中流露出的阴沉的凶狠神气，我很不喜欢他在咬死受伤的野禽时脸上的那副表情。可是叶尔莫莱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过一天以上，一到别的地方，他又变成“叶尔莫尔卡”“叶尔莫莱”的卑称，其谐音在俄语是“小瓜皮帽”。——周围一百俄里以内的人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低下的仆役也觉得自己比这个流浪汉高贵，也许正因为这样都对他非常亲热。许多庄稼人起初像对待田野里的兔子一样，喜欢撵他和逮他取乐儿，过一会儿就把他放了，知道他是一个怪人后，就不再碰他，甚至给他面包，跟他聊天……我就是带了这个人出猎，和他一起到伊斯塔河畔一个很大的桦树林里去伏击。
俄罗斯有许多河流同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是山，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小河弯弯曲曲，蜿蜒如蛇行，没有半俄里是直流的。有的地方，从陡峭的山冈上望去，十几俄里的小河，连同堤坝、池塘、磨坊、一片片爆竹柳做篱笆的菜园和茂盛的果园，尽收眼底。伊斯塔河里的鱼真是多极了，尤其是雅罗鱼（庄稼人在热天里常常用手在树棵子底下捉这种鱼）。小小的滨鹬啾啾叫着在点缀着一处处冰凉而清澈的泉水的岩石岸边飞翔；野鸭向池塘中央浮游，小心翼翼地四面打量着；苍鹭伫立在河湾中峭壁下的阴影里……
我们伏击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打到两对山鹬。我们想在太阳出山以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打伏击），就决定到附近的磨坊里去过一夜。我们走出树林，下了山冈，河里翻滚着暗蓝色的波浪。空气由于充满夜间的潮气，越来越浓。我们敲了敲大门。院子里有几只狗一齐狂叫起来。“谁呀？”响起一个沙哑的、带有睡意的声音。“打猎的，我们来借个宿。”没有回答。“我们付钱。”“我去对东家说说……嘘，该杀的狗！……还不都给我死掉！”我们听到这雇工走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大门口来。“不行，东家说，不让进来。”“为什么不让进去？”“他怕嘛，你们是打猎的，说不定你们会把磨坊烧掉，因为你们带着火药呢。”“胡扯什么！”“前年我家磨坊就烧过一回了，有一帮牲口贩子来借宿，不知怎的就烧起来了。”“可是，老弟，我们总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就由你们了……”他呱嗒呱嗒地拖着靴子走了。
叶尔莫莱骂了他许多难听的话。“咱们到村子里去吧。”到末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但是离村子有两俄里……“咱们就在这儿，在外面过夜吧，”我说，“今天夜里很暖和，给几个钱，让磨坊老板送一些麦秸出来。”叶尔莫莱也就同意了。
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干什么呀？”又传出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嘛。”我们就把我们的意思对他说了说。他去和东家商量了一下，就和东家一起走了回来。旁边的小门吱呀一声开了，磨坊老板走了出来，高高的个头儿，肥头大脑，肚子又圆又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离磨坊百步远处，有一座四面通风的小小的敞棚。他给我们抱来一些麦秸和干草，抱到敞棚里；那个雇工在河边草地上架起茶炊，蹲下来，就热心地用管子吹气生火……炭火一闪一闪的，照亮了他那年轻的脸。
磨坊老板跑去叫醒他的老婆，到末了自己提出要我到屋里去睡，可是我还是愿意在外面过夜。磨坊老板娘给我们送来牛奶、鸡蛋、土豆、面包。茶炊很快就烧开了，我们就喝起茶来。河面上升起一股股雾气，没有风，秧鸡在周围咯咯高叫，磨坊的水轮边，响着轻微的声音，那是水点从轮翼上往下滴，水从堤坝的闸门里往外渗。
我们生起一个不大的火堆。就在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土豆的时候，我打起盹儿……压得低低的、轻轻的絮语声使我惊醒。我抬起头来，看到磨坊老板娘坐在火堆旁一只倒放着的木桶上，在和我的同伴说话儿。我先前从她的服装、行动和口音已经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仆——不是农妇，也不是小市民家女子，只是现在我才看清了她的容貌。看样子她有三十岁，瘦削而苍白的脸上还保留着美艳动人的风韵，我尤其喜欢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托着腮。叶尔莫莱背对我坐着，正在往火里添木柴。
“任尔杜赫村又流行瘟疫了，”磨坊老板娘说，“伊凡神甫家死了两头母牛……上帝保佑吧！”
“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活着呢。”
“能给我一头小猪就好啦。”
磨坊老板娘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叹了一口气。
“和您一道的是什么人？”她问。
“一位老爷，科斯托马罗夫村的。”
叶尔莫莱把几根枞树枝儿扔进火里，树枝儿立刻一齐发出毕剥声，浓浓的白烟往他脸上直扑。
“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
“他害怕。”
“瞧，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季莫菲耶芙娜，给我弄杯酒喝喝吧！”
磨坊老板娘站起来，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小声唱起歌儿：
为找情妹妹，
靴子都穿碎……
阿丽娜带着一小瓶酒和一只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莱欠起身来，画了一个十字，一口气把酒喝干了。“真好呀！”他说。
阿丽娜又在木桶上坐下来。
“怎么样，阿丽娜·季莫菲耶芙娜，你还是常常生病吗？”
“总是不舒服。”
“怎样不舒服？”
“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
“老爷好像睡着了，”叶尔莫莱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说，“你没去看医生吧？阿丽娜，病越看越厉害。”
“我是没去看呀！”
“到我那儿去玩玩儿吧。”
阿丽娜低下头。
“到那时候我把我那个，把我那个老婆撵出去，”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
“您最好还是把老爷叫醒，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瞧，土豆烤好了。”
“让他睡个够吧，”我的忠心的仆从心平气和地说，“他跑累了，所以睡得很熟。”
我在干草上翻起身来。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身边。
“土豆烤好了，请吃吧。”
我从敞棚底下走出来，磨坊老板娘从木桶上站起身来，想走。我就和她说起话儿。
“这磨坊你们租下很久了吧？”
“去年圣三一主日圣三一主日：宗教节日，圣灵降临节后的礼拜天，在六月份。租下，已经一年多了。”
“你丈夫是哪儿人？”
阿丽娜没有听清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啥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
“他是别廖夫人。别廖夫城里人。”
“你也是别廖夫人吗？”
“不，我是地主家的人……原来是地主家的。”
“谁家的？”
“兹维尔科夫老爷家的。现在我自由了。”
“哪一个兹维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雷奇。”
“你是不是他太太的丫头？”
“您怎么知道？就是的。”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了望阿丽娜。
“我认识你家老爷。”我又说。
“您认识吗？”她小声说，并且低下了头。
应该对读者说说，我为什么带着这样的同情心望着阿丽娜。我在彼得堡期间，碰巧和兹维尔科夫先生相识。他担任要职，是一个出名的博学和能干的人物。他的夫人十分肥胖，多愁善感，又爱哭，又凶狠，是一个庸俗而乖僻的女人。他还有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少爷，又娇气又愚蠢。兹维尔科夫先生的相貌很难令人恭维，那宽宽的、几乎是四方形的脸上，一双小小的老鼠眼睛滴溜溜地转悠着，又大又尖的鼻子向上翘着，鼻孔向外翻着，那皱皱巴巴的额头上，剪得短短的白发向上竖着，薄薄的嘴唇不住地嚅动，令人肉麻地笑着。兹维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口袋里。有一次我和他两人乘马车到城外去，我们聊了起来。兹维尔科夫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能干人，就开导起我来，教我走“正道儿”。
“恕我直言，”到末了他用尖嗓门儿说，“你们年轻人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和解释都是盲目的。你们都不怎么了解自己的祖国：先生们，你们不熟悉俄罗斯，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读的都是德国书。比如，您现在对我谈这个，谈那个，谈奴仆的事……很好，我不争论，您说的这一切都很好。不过您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兹维尔科夫先生大声擤了擤鼻涕，又闻了闻鼻烟。）比如，有一桩可笑的事，让我对您说说，也许您会感兴趣。（兹维尔科夫先生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是知道的，比她更善良的女人，恐怕难找了，这您自己想必也承认。她的婢女们过的可不是一般人过的日子，简直生活在人间的天堂……可是我的太太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用出嫁的丫头。那确实也不行，一生下孩子，这事儿，那事儿，这丫头怎么还能好好地伺候夫人，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呢？这丫头已经顾不到这些，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我说的是，我们有一次乘车经过我们的村子，这事儿有些年了，怎么对您说好呢，照实说，有十五六年了。我们看到，村长家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非常好看，举止态度也很讨人喜欢。我太太就对我说：‘柯柯——您可知道，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咱们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柯柯……’我说：‘咱们就带她走，我很高兴。’不用说，村长向我们下跪道谢。您要知道，这种福气是他想也不敢想的……自然，小姑娘一时想不开，还哭过一阵子。开头这确实有点儿可怕，要离开父母的家嘛……总之……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她很快就跟我们处惯了。起初把她分拨到婢女室里，自然，要叫她学学。您猜怎么样？……这女孩子表现出惊人的进步，我太太很快就对她另眼相看，简直就离不了她，终于撇开别人，把她升为贴身侍女……这可是不容易呀！……也应该为她说句公道话，我太太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好丫头，绝对不曾有过。她又勤快，又持重，又听话，一切都如人意。可是，说实话，我太太也太宠她了：给她穿好的，让她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喝一样的茶……真的，还能怎样呢！她就这样服侍了我太太十来年。忽然，有一天，真想不到，阿丽娜——她的名字叫阿丽娜——没有禀报就走进我的房里，扑通一声向我跪下……不瞒您说，这种事儿我是不能容忍的。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是吗？‘你怎么啦？’‘亚历山大·西雷奇，老爷，请您开恩。’‘什么事呀？’‘请准许我出嫁。’说实话，我当时十分惊愕。‘混账东西，你可知道，太太身边没有别的丫头呀？’‘我还照旧服侍太太。’‘胡说！胡说！太太不用出嫁的丫头。’‘玛拉尼娅可以顶我的位子。’‘别打这种主意吧！’‘随您怎样吧……’说实在的，我简直呆了。可以对您说，我这个人呀，最痛恨的就是忘恩负义……不必对您说，您是知道的，我太太是怎样一个人，简直是天使，心肠好得不得了……就是顶坏的人，也舍不得她。我把阿丽娜赶出房去。心想，她也许会回心转意的。您可知道，我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会那样坏，那样忘恩负义。可是，您猜怎么样？过了半年，她又来找我，又提出那个要求。不瞒您说，我这时非常恼怒地把她赶了出去，说了一些很厉害的话，并且说要告诉太太。我恼火极了……可是，还有更使我吃惊的哩：过了一些日子，我太太来找我，两眼泪汪汪的，非常激动，使我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吗？’‘阿丽娜……’您明白……这事儿我说不出口。‘不会有的事！……是谁呢？’‘是听差彼得路什卡。’我大发雷霆。我这个人呀……就是不喜欢马虎！……彼得路什卡……没有罪。要惩罚他也可以，可是据我看，这事儿怪不得他。阿丽娜嘛……哼，就是的，哼，哼，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啦，我立刻吩咐把她的头发剃了，给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送到乡下去。我太太少了一个得力的丫头，但这也是没有办法，总不能让人把家里弄得乌七八糟。烂肉最好还是一刀割掉……唉，唉，您现在就想想吧，您是了解我太太的，要知道，这，这，这……毕竟是一个天使呀！……她实在舍不得阿丽娜呀，阿丽娜知道这一点，就干起了无耻的事儿……不是吗？您就说说看……不是吗？这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总而言之，这是没有办法。在我自己来说，因为这姑娘忘恩负义，伤心和难过了很久。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人里面是找不到良心和情义的！你喂狼不管喂得多么好，狼总是想往树林里跑……这是今后的教训！不过我只是想向您说明……”
兹维尔科夫先生没有把话说完，就转过头去，把身子更紧地裹在自己的斗篷里，雄赳赳地压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
读者现在大概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带着同情心望着阿丽娜了。
“你嫁给磨坊老板已经很久了吗？”最后我问她道。
“两年了。”
“怎么，是老爷准许的吗？”
“是出钱给我赎身的。”
“谁出的钱？”
“是萨维利·阿列克谢耶维奇。”
“他是什么人？”
“就是我丈夫。”（叶尔莫莱不露声色地笑了笑。）“怎么，难道老爷对您说起过我吗？”阿丽娜在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又问道。
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话。
“阿丽娜！”——磨坊老板在远处喊叫起来。她就站起来走了。
“她丈夫人还好吗？”我问叶尔莫莱。
“还好。”
“他们有孩子吗？”
“有过一个，可是死了。”
“怎么，是磨坊老板看上她了，还是怎的？……他为她赎身花了很多钱吧？”
“那就不知道了。她识字，这在他们这一行里……常常是很有用的，所以他看上了她。”
“你和她早就认识吗？”
“早就认识。我以前常到她主人家里走走。他们的庄园离这儿不远。”
“你也认识听差彼得路什卡吗？”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吗？当然认识。”
“他现在在哪儿？”
“当兵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身体似乎不怎么好吧？”最后我问叶尔莫莱。
“身体怎么会好呢！……哦，明天这场伏击大概很不坏。您现在不妨睡一会儿。”
一群野鸭高声叫着在我们头顶上飞过，我们听出来，这群野鸭就落在离我们不远的河上。天已经完全黑了，而且也渐渐冷起来，夜莺放开嗓门儿在树林里歌唱。我们往干草里一钻，就睡着了。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5期。
亲爱的读者，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个头儿又高又大，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耷拉的眉毛下面露出明亮而聪慧的眼神，气度威严，语调从容，步态缓慢——这就是奥夫谢尼科夫。
他穿的是一件肥大的蓝上衣，袖子很长，纽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流苏的长筒靴，从大体上看，很像一个富足的商人。他的手很好看，又软又白，在说话的时候常常抓住自己的上衣纽扣。
奥夫谢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强，常常使我想起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贵族……他如果穿起古代的无领长袍，那是很相称的。这是旧时代遗留的人物之一。乡邻们都特别敬重他，认为结识他是荣幸的。与他同辈的独院地主俄国的一种小地主，一般都是十六、十七世纪边防军下级军官的后裔。通常只有一个院子，少量土地。们对他无比崇拜、毕恭毕敬，把他引为骄傲。
一般说来，在我们这里至今很难说独院地主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家业几乎比庄稼人还小，小牛还没有荞麦高，马勉强活着，马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谢尼科夫在总的规律中是个例外，虽然也算不上富有。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房子里，用的仆人不多，他要他们穿俄国服装，称他们雇工。他们为他种地。他不冒充贵族，不装作地主，从来不像通常说的“得意忘形”：第一遍邀请他入席，他决不就座；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来，可是那态度亲切而庄重、威严；客人向他行礼时也总会把腰弯得更低。
奥夫谢尼科夫保持古风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是非常自由的），而是由于习惯。比如，他不喜欢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认为并不舒适。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而且要亲自驾驭他那匹枣红色的良马（他养的全是枣红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红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剪成圆弧形，穿着淡青色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腰束皮带，恭恭敬敬地跟他并排坐着。
奥夫谢尼科夫在午饭后总要睡一会儿，每到星期六都要洗个澡，读的全是宗教书（而且读时都要郑重地戴起他那圆形的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不过，他常刮胡子，头发留的是德国式的。
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和热诚，但是对客人不卑躬屈膝，不忙活，不把什么干的和腌的都拿出来敬客。“太太！”他也不站起来，只是略微朝她转过头去，慢条斯理地说，“拿点儿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
他认为出卖粮食是罪过，因为粮食是上帝赐的。在一八四○年，在大饥荒和粮价飞涨的时候，他把全部储粮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庄稼人；到第二年他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纷纷来归还粮食。
乡邻们常常跑到奥夫谢尼科夫这儿来请他评理，为他们调解，差不多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告。有许多人多亏了他，才完全划清了地界……但是在和女地主们打过两三次交道之后，他就声明，决不参与调解女人之间的任何争端。他不喜欢着急和慌张，不喜欢婆娘们的闲言碎语和“忙乱”。
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名雇工气急败坏地跑到他房里，叫喊：“失火了！失火了！”“哎，你叫什么？”奥夫谢尼科夫镇静地说，“把帽子和手杖给我拿来……”
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比秋格烈性马拉着他飞奔下山，朝峡谷冲去。“哎，行了，行了，你这年幼的小驹儿，你会摔死的呀。”奥夫谢尼科夫和蔼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和赛跑马车、坐在他后面的小厮以及那匹马一同飞进峡谷里。幸亏谷底是一堆堆的黄沙，没有人受伤，只是马驹儿的一条腿脱了臼。“哎，你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还是用心平气和的语调说，“我对你说过嘛。”
他找的妻子也跟他很般配。他的妻子塔吉雅娜·伊丽尼奇娜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又庄重，又少言寡语，天天裹着一方棕色绸头巾。她显得很冷峻，但是，不仅没有人说她无情，而且相反，有很多穷人叫她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脸庞、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还可以证明她当年是一个有名的美人儿。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跟他相识的，过了几天，我就到他家去了。他正好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在读经文月书。一只灰猫在他肩膀上打呼噜。他一如往常，又亲热又庄重地招待我。我们聊了起来。
“路卡·彼得罗维奇，请您照实说说，”我顺便问道，“以前，在你们那时代，是不是好些？”
“我可以对您说：有的地方那时确实好些，”奥夫谢尼科夫回答说，“我们过得更安定，也更富裕些，确实不错……不过还是现在好些。等您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也许会更好。”
“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向我夸耀旧时代呢。”
“不，我觉得旧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夸耀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您现在是地主，是和您的已故的祖父一样的地主，可是您就没有那样的权势了！再说，您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欺压，不过，看来这是免不了的。熬来熬去，也许会有好日子过的。是的，我在年轻时看够了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您举个例子说说，有什么事情呢？”
“要举例子，还是再说说您祖父吧。他这个人可厉害呢！他常常欺负我们这班人。您也许知道……自家的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契普雷金到马利宁有一块地……现在这块地是你们家种燕麦的……这块地本来是我家的，完完全全是我家的。是您祖父从我家夺去的。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成了他的了。先父（祝他早升天堂）是一个正直人，也是一个烈性子人，他受不了这口气——谁又甘心丢掉自己的家产呀？——就向法院告了状。但也只是他一个人告状，别的人都不去告，都害怕。而且还有人去向您祖父告密，说彼得·奥夫谢尼科夫告了您的状，告您霸占他的土地呢……您祖父马上派他的猎师巴乌什带着一伙人来到我家里……他们把我父亲抓起来，带到你们家的领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光着脚跟着他跑去。您猜怎样？……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窗下，就用棍子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前，也在看。我父亲就叫喊：‘大娘，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您就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话吧！’可是她睬也不睬，只是抬抬身子，好看清楚些。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让他感谢放他生还。这样，那块地就成了你们家的了。您不妨去问问你们那些庄稼人：那块地叫什么？那块地就叫“棍子地”，因为是用棍子夺来的。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过去那一套，不会十分留恋。”
我不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才好，而且不敢抬眼看他的脸。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位乡邻，叫斯捷潘·尼克托波里昂内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腾苦了，真是想尽办法折腾人。这人是一个酒鬼，而且喜欢摆酒席，等到他喝得差不多了，用法语说一声‘这很好”，再把嘴唇一舔，就闹哄起来，闹得六神不安！他派人去请所有的乡邻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是现成的，停在门口等你，你要是不去，他立刻亲自闯进来……而且这人有多么怪呀！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可是一喝了酒，就胡吹起来，说他在彼得堡喷泉街上有三座房子：一座是红的，有一个烟囱；一座是黄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座是蓝的，没有烟囱。说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过婚）：一个在步兵队伍里，一个在骑兵队伍里，还有一个没有当差……又说，每座房子里住着他一个儿子，常到大儿子家里来的是海军将领，常到二儿子家里来的是将军，到三儿子家里来的全是英国人！说着说着，就站起来，说：‘为我大儿子干杯，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就哭起来。谁要是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要不然就跳起来，叫喊：‘大伙儿来跳舞吧，自己快活快活，也让我开开心！’那你就得跳，就是死也得跳。他把自己的农奴家的姑娘们折腾得要死。常常让她们通夜合唱，一直唱到天亮。谁唱的嗓门儿最高，就奖赏谁。如果唱得没了劲儿，他就用手托住头，伤心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呀！大家都不睬我，好可怜呀！’于是马夫们立刻就给姑娘们鼓劲儿。我父亲也让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差点儿把我父亲折腾死，本来是会折腾死的，幸亏他自己死了：是他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些乡邻！”
“真是时代大变了！”我说。
“是啊，是啊，”奥夫谢尼科夫赞同说，“确实可以说：在旧时代，贵族的日子过得更奢侈些。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那些人在莫斯科我见得多了。听说，现在那里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您到过莫斯科吗？”
“到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去莫斯科是十六岁那一年。”
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见过一些什么人？”
“见过许多达官贵人，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都见过。他们生活阔绰，使人羡慕，使人惊讶。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奥尔洛夫－契斯敏斯基。我常常见到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我的叔叔在他家当管家。伯爵家就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街上。那才是大贵人呢！那样的风采，那样的雍容大度，是令人不能想象、无法描述的。单是那身材，那威仪，那目光，就非同一般。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似乎感到害怕、胆怯；等你接近了，就仿佛太阳把你晒得暖乎乎的，浑身感到愉快。什么人他都亲自接见，什么他都爱好。比赛时他亲自驾车，随便同什么人比赛，他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不使人难受、使人泄气，只是到最后才冲到最前面，而且还亲亲热热，又安慰对手，又称赞对手的马。他养着最好的筋斗鸽。有时他走到院子里，坐到安乐椅上，叫人把鸽子放起来。四周房顶上都站着仆人，手握猎枪。防备老鹰。伯爵脚下放一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许许多多穷人和乞丐靠他过日子……他散了多少钱呀！他发起怒来，真像雷霆，样子非常可怕，不过没有什么好怕的：一转眼工夫，他就笑了。他一举办宴会，准能叫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这人有多么聪明呀！土耳其人他也打过呢。他又喜欢角力，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全国各地把大力士请到他家里来。他把谁摔倒了，就奖赏谁；如果有谁把他摔倒了，他更是重赏厚赠，还要亲吻……还有，就是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起一场俄罗斯不曾有过的盛大的猎犬比赛：他邀请全国各地狩猎者到他家里来，规定了日期，并且给予三个月期限。狩猎者都汇聚在一起了。带来了许许多多猎狗和猎手——哈，千军万马，真是千军万马！先是大摆宴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四面八方的人都拥了来，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样？……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米洛维特卡吧？”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恳求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他说：‘不，伯爵，我不是商人，没用的破布也不卖。不过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愿意让出，就是米洛维特卡不能让。’阿列克赛·格里高力耶维奇称赞他，说：‘我很佩服。’您的祖父就用马车把狗带回家了。在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奏着音乐为它送葬，把它葬在花园里，坟前还立了一块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不欺负任何人。”我说。
“事情就往往是这样：神越小越难伺候。”
“那个巴乌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道。
“怎么您听说过米洛维特卡，却没有听说过巴乌什呢？……这是您祖父的猎师头儿和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喜欢他不亚于米洛维特卡。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您祖父不管叫他干什么，立刻就去办，就是上刀山也行……他一呼唤起猎狗，森林里响起一片呼啸声。他要是一下子发起倔脾气，就跳下马，往地上一躺……猎狗一听不到他的声音，那就完了！见到新鲜爪印儿不理不睬，任何野物近在眼前也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发火了！‘我不绞死这个无赖，就不活了！我要把这个坏家伙的皮剥下来！把这个坏蛋千刀万剐！’可是到末了总是叫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呼唤猎狗去追捕野物。巴乌什在这种情形下大都是要喝酒，等到喝过了酒，就站起来，又很带劲地呼唤猎狗了。”
“看来，您也喜欢打猎吧，路卡·彼得罗维奇？”
“喜欢倒是喜欢……是的，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时代……可是您要知道，因为身份不同，那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人不能跟在贵族后面游荡。是的，我们这班人当中也有人天天醉醺醺的，无所事事，和老爷先生相伴……可是这有什么快活的呀？……不过是自讨没趣罢了。给你一匹蹩脚的、磕磕绊绊的马；动不动把你的帽子揪下来，丢在地上；有时用鞭子轻轻抽你一下，像打马一样——你还要始终堆着笑脸，让别人开心。是的，我可以告诉您：身份越低，为人行事越应该谨慎，不然的话，只能自讨侮辱。”
“是的，”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又说下去，“自从我涉足人世，很多年过去了。现在世道变了，尤其在贵族中间，我看到有很大的变化。地产少的，要么就当差了，要么不住在原地方了；地产多的，更是非同当年了。这些大地主我看得多了，尤其是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应该告诉您的是，我看着他们，心里就高兴，因为他们现在很随和，很有礼貌了。只是有一点使我吃惊：他们知识渊博，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令人口服心服，可是对于实际事情却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农奴管家想怎样捉弄他们就怎样捉弄。您也许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这可是一个像样的贵族：人又漂亮，又有钱，上过大学，好像还出过国，说话有条有理，举止持重，见了我们这些人都握手。您认识吧？……好，那就听我说说。
“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约请，到别廖佐夫村去聚会。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我们这地区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是可耻的。现在咱们就着手吧。’于是就着手划分地界。照例商量、争吵起来，我们的代理人发起脾气。第一个吵闹的却是波尔菲利·奥夫钦尼科夫……而且这人又为什么吵闹呀？……他自己连一寸地也没有，他是受哥哥委托来办理此事的。他叫嚷：‘不行！你们别想糊弄我！不行，你们看错人了！把地图拿来！把土地丈量员给我叫来，叫这个坏蛋到这儿来！’‘您究竟要怎样？’‘没有这样的傻瓜！哼！你们以为，我会马上把我的想法抖搂出来吗？……休想！你们还是把地图拿来，就这样！’于是他用手在地图上直敲。玛尔法·德米特列芙娜听了他的话非常难受，大声说：‘您怎么敢败坏我的名声？’他说：‘把你的名声给我的栗色母马都不要。’给他喝了些马德拉酒，好不容易使他不吵了。他不吵了，别人又吵起来。
“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在角落里，这位老兄咬着手杖的头儿，只是不住地摇头。我觉得难为情，难受得很，真想跑出去。他对我们会怎样想呢？一看，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已经站了起来，做出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连忙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想说话了。’不能不给贵族一点儿面子。大家都不说话了，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我们是为什么汇集到这里来的。虽然划分地界对地主是有利的，是必须做的，但实质上究竟为什么呢？——为的是有利于庄稼人，让他们耕种方便，负担得起赋役。要不然像现在这样，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地，常常跑到五俄里之外去耕种，而且要处罚也不可能。
“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随后又说，不关心庄稼人的利益是地主的罪过，如果好好想想的话，就会明白，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我们也不好……所以，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争吵不休，是罪过，是不明智的……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而且说得有多么好呀！句句说到人的心坎里……贵族们一个个垂着头；我真的差点儿流出眼泪。说实在的，连古书里也没有这样的话……
“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苔藓沼地不肯让出，也不愿意卖。他说：‘我要叫人把这块沼地的水排干，在这里建一座改良的制呢厂。我已经选定这块地方，我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不错，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的乡邻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他的管家一百卢布的钞票罢了。我们就这样散了，什么事也没有办成。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至今还认为自己是对的，一直还在谈制呢厂的事，可是并不叫人着手排水。”
“他怎样经营自己的产业呢？”
“一直在推行新办法。庄稼人并不说好——不过不能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做法是好的。”
“这是怎么啦，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呀，是另一回事儿。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家业算什么？……我又没有别的本事。能够做到合理合法，那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的一套，我说他们很好……是应该动动脑筋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太不踏实了。拿庄稼人当木偶，转来转去，玩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管事就又把庄稼人抓在掌心里了。哪怕有一个年轻先生做出榜样，让人看看：就应该这样这样经营……那也好呀！到头来这会怎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这是什么怪事呀？老的一套完了，新的一套就是生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他回头看了看，坐得离我更近些，小声说下去：
“您听说过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沃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听说过。”
“请您说说看，这是何等怪事？我真不懂。这是他那些庄稼人说给我听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您知道，他是一个年轻人，不久以前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于是他来到自己的领地上。庄稼人一齐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迎他们。庄稼人一看，觉得好奇怪，这位老爷穿着棉毛裤子，像个车夫，脚穿滚边的靴子；穿的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像车夫一样的；留着大胡子，头上的帽子怪模怪样，一张脸也是怪里怪气的，醉也不是醉，可是精神也不是很正常。他说：‘哥儿们，你们好！愿上帝保佑你们。’庄稼人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因为都有些胆怯。他好像也胆怯，他对他们讲起话来。他说：‘我是俄国人，你们也是俄国人。俄国的一切我都喜欢……我的灵魂是俄国的，心也是俄国的……’他突然发出号令：‘来，孩儿们，来唱一支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两腿打起哆嗦，完全愣住了。只有一个大胆的唱起来，可是也立刻蹲到地上，躲到别人背后去了……
“我们这里确实也有一些地主，一切都毫无顾忌，是地道的浪荡鬼，穿得像车夫一样，又跳舞，又弹六弦琴，跟仆人一起唱歌，喝酒，跟庄稼人一起大吃大喝；可是，奇怪的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位深闺小姐，总是读书或者写字，要不然就唱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只知道在花园里散步，好像很苦闷或者忧愁。
“原来的管家在开头一些日子里害怕得不得了，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要来之前，他跑到一户户庄稼人家里，向一个个庄稼人鞠躬行礼——显然他心里有鬼，自知不妙！庄稼人也觉得有了希望，心想：‘伙计，你休想逃脱！这一下可要治治你了；你做坏事已经做到头了，你这刻薄鬼！……’可是结果呀——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了来，对他说话，可是自己倒脸红了，而且连呼吸也很急促：‘你办事千万要公正，不能欺压任何人，你听见吗？’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叫他来了！他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像个陌生人一样。这样一来，管家就放心了，庄稼人倒是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了，因为他们害怕。
“还有令人奇怪的呢：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行礼，和蔼可亲地望着他们，他们反而吓得打哆嗦。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先生，您倒说说看！……是不是我老了，糊涂了——我真不懂。”
我回答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刘波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
“有什么病呀！别看他年轻，身子都圆滚滚的了，一张脸也是肉嘟嘟的……不过，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奥夫谢尼科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不谈贵族了，”我说，“路卡·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对我说说独院地主的什么事儿呢？”
“不，恕我不说吧，”他急忙说，“是的……也应该对您说说……不过，说什么呀！（奥夫谢尼科夫把手一挥。）咱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庄稼人，确实等于庄稼人。不过，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又能怎样呢？”
他不做声了。端上茶来。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站起来，坐到离我们近些的地方。在这天晚上，她有几次悄没声地走出去，又悄没声地走回来。这时房里肃静无声。奥夫谢尼科夫庄重地、慢条斯理地一杯接一杯喝茶。
“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小声说。
奥夫谢尼科夫皱起眉头。
“他来干什么？”
“来赔小心。”
奥夫谢尼科夫摇摇头。
“唉，您瞧瞧吧！”他转脸对着我，继续说下去，“对这些亲戚有什么办法呀？又不能不睬他们……这不是，上帝也赐给我一个侄儿。这孩子又聪明，又伶俐，这是没有话说的，学识也很好。不过我看，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当过差，后来辞职不干了，说是得不到升迁……他难道是贵族吗？就是贵族，也不会立刻就当上将军。这么一来，他现在就无事可干了……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谁知他竟当上了讼棍！给庄稼人写状子，写呈子，给乡警们出点子，揭发土地丈量员，常常进出酒店，结交一班市侩和旅馆老板。这不是很危险吗？区警察局和县警察局长警告过他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打诨说笑，逗得他们捧腹大笑，可是过后又给他们找麻烦……唉，够了，他是不是还坐在你那小屋子里呀？”他转身对妻子说，“我了解你嘛，你是慈悲心肠，总是要袒护他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一下。
“嗯，果然不错，”奥夫谢尼科夫说下去，“你呀，就知道宠他！好啦，叫他进来——那就这样吧，看在贵客面上，我饶恕这个蠢东西……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高高的，身材挺拔，一头鬈发。他走进房来，一看到我，就在门口站住。他穿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但单是肩上那大得很不相称的褶皱就明显地证明这衣服不光是俄国人裁的，也是俄国人缝的。
“哦，过来吧，过来吧，怎么难为情啦？你要谢谢婶婶：她给你说过情了……来，伙计，我来介绍一下，”老头子指着米佳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们互相鞠了个躬。）你就说说，你在那儿弄了些什么名堂？他们为什么告你？你说说吧。”
米佳显然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表白和申辩。
“以后再说吧，叔叔。”他讷讷地说。
“不，不能以后，现在就说。”老头子又说，“你呀，我知道，你是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觉得难为情。这倒是好些，那你就痛说前非吧。说吧，说吧……我们来听听。”
“我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米佳很起劲地说起来，并且摇晃了一下脑袋，“叔叔，您自己想想看。列舍济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找我，说：‘老弟，替我们说说话吧。’我问：‘怎么一回事儿？’‘是这样，我们的粮仓好好儿的，就是说，好得不能再好了。忽然有一个当官的来到我们这儿，说是奉命来检查粮仓的。他检查过之后，就说：‘你们的粮仓乱七八糟，太不像样子，我一定要报告上级。’我们问：‘哪些地方不像样子？’他说：‘我心里有数就是了……’我们就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个主意：拿出一些钱，把这个当官的打发打发。可是普罗霍勒奇老头子却不赞成，他说，这样只能使他们这班人贪得无厌。说到底，这有什么呢？难道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吗？……我们就听了老头子的话。那个当官的就火了，送了呈子，打了报告。现在就是传我们到庭了。’我问：‘你们的粮仓确实好好儿的吗？’‘上帝作证，确实好好儿的，储存的粮食数量也是合法的……’我说：‘那你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于是给他们写了状子……现在还不知道谁输谁赢……至于为什么有人因为这事到您这儿来告我，说我的坏话，那这是很明显的：不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离自己的肉更近呀。”
“不论什么人都是这样，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老头子小声说，“哦，你和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那儿搞的是什么名堂？”
“您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这事儿我做得也不错——您还是想想看。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的乡邻别斯潘金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那地是他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还担负着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您想想看，有谁为他们说话呢？可是那块地毫无疑问是他们的，一向就是他们承租的。于是他们来找我，说：给我们写一份状子吧。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恐吓我，说：‘我要把米佳这家伙的后胯骨从大腿里面抽出来，要不然就把他的脑袋从肩膀上卸下来……’那咱们就瞧瞧，他怎样来卸。至今我的脑袋还好好儿的呢。”
“哼，别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老头子说，“你这人完全疯了！”
“怎么，叔叔，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我知道，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他的话，说，“是的，为人应当有正气，应该帮助他人。有时候，还应该毫不怜惜自己……可是你难道一直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上酒店吗？不是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好先生，帮帮忙吧，我们一定酬谢您，’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悄悄塞给你吗？嗯？不是吗？你说说，是不是呀？”
“这确实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说，“不过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
“现在你不拿，等你困难了，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哼，你呀！就好像你所维护的都是十全十美的好人！……可是你忘记鲍尔卡·别列霍多夫了吧？……是谁为他奔走的？是谁庇护他的？嗯？”
“别列霍多夫是自作自受，的确……”
“他挪用公款……这不是小事！”
“不过，叔叔，您想想看：他又穷，又有一大家人……”
“穷，穷……他是一个酒鬼，一个赌徒——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他是因为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
“因为痛苦！哼，你既然有这样一副热心肠，就应该帮助他，而不是跟这个酒鬼一起上酒店。至于他会花言巧语，哼，那有什么稀罕的！”
“他这人是再好不过的……”
“在你看来都是很好的……哦，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哦，就在那儿，你知道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点了点头。
“你这几天哪儿去了？”老头子又说起来。
“在城里。”
“大概一直在玩台球，再喝喝茶，弹弹吉他，跑跑衙门，在后面房里写写状子，跟商人子弟混混，是这样吗？……你说说！”
“就算这样吧，”米佳笑着说，“哎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内奇·冯济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
“我不到这个大肚子家去。给你吃的鱼是值一百卢布的，放的油却是变质了的。永远别睬他！”
“哦，我还碰见菲多西娅·米海洛芙娜呢。”
“哪一个菲多西娅？”
“就是地主加尔宾钦科家里的，这个加尔宾钦科买了米库里诺村的产业。菲多西娅原是米库里诺村的。她在莫斯科做裁缝，担负着代役租，租金按时交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很能干，在莫斯科找她做活儿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宾钦科把她叫了回来，让她留在这儿，也不派她什么事情。她很想赎身，而且也对老爷说过，可是他不作任何决定。叔叔，您跟加尔宾钦科熟识，是不是可以替她说句话？……菲多西娅愿意出重价赎身。”
“不是用你的钱吧？是不是呀？那好吧，我去对他说说，对他说说。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子带着不满意的脸色说下去，“这个加尔宾钦科是一个刻薄鬼：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竞买土地……是谁把他弄到我们这地方来的呀？唉，这些外来人真够受呀！跟他打交道，别想很快得到什么结果。不过，试试看吧。”
“叔叔，您帮帮忙吧。”
“好的，我帮这个忙。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小心！好啦，好啦，不要表白了……行了，行了！……不过以后要当心，不然的话，真的，米佳，你会倒霉的，真要遭殃的。我不能老是为你担风险……我又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好啦，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给他弄点儿茶喝，好心肠的太太。”奥夫谢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子不蠢，”他继续说，“心肠也是好的，只是我很为他担心……不过，对不起，老是说这些小事，让您耽搁这么久。”
通向前厅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矮矮的个头儿，头发斑白，身穿丝绒上衣。
“哦，弗兰茨·伊凡内奇！”奥夫谢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一切得意吗？”
亲爱的读者，让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凡内奇·莱恩是我的乡邻，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通过不一般的途径获得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开头一切十分顺利，这位法国人也昂着头走进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莱恩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有了，结果落到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手里。庄稼人把他在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把他带到堤坝边一个冰窟窿跟前，就请这位大军原文为法文。的鼓手赏个面子，就是说，请他钻到冰下去。莱恩先生无法领受他们的盛情，就用法语恳求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诸位先生，那儿有我的“慈爱的母亲”原文为法文。。但是庄稼人也许因为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还是请他顺着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河往下游，去作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轻轻地推着他的颈椎骨和脊椎骨给他加劲儿，这时忽然听到马铃声，使莱恩说不出的高兴，只见一副老大的雪橇上了堤坝，那雪橇后座高高的，铺着花花绿绿的毛毯，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马。雪橇上坐着一位地主，又肥又胖，红光满面，穿着狼皮大衣。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庄稼人。
“我们要把法国佬放到河里去，老爷。”
“哦！”地主淡淡地应了一声，就转过脸去。
“先生！先生！原文为法文。”可怜的法国佬叫了起来。
“哼，哼！”那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责难的口气说起话来，“该死的东西，跟着拿破仑的大军侵略俄国，烧掉了莫斯科，偷掉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叫起先生，先生！原文为法文。现在连尾巴都夹起来了！这也是活该……走吧，菲尔卡！”
马又走动了。
“哦，不过，停一下！”地主又说……“喂，你这位先生，懂音乐吗？”
“救救我，救救我吧，仁慈的先生！原文为法文。”莱恩反复说。
“瞧这个落后的小民族！没有一个懂俄语的！缪济克，缪济克，萨外……缪济克……乌？萨外？喂，你说呀？康普伦乃？萨外……缪济克……乌？钢琴……茹艾……萨外？”
莱恩终于听懂了地主的意思，就点点头表示肯定。
“是的，先生，是的，是的，我是音乐家。不管什么乐器我都会！是的，先生……救救我吧，先生！原文为法文。”
“嘿，算你好运气，”地主回答说……“伙计们，放了他吧！我给你们二十戈比买酒喝。”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让莱恩上了雪橇。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又哭，又打战，又鞠躬，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道谢。他身上只有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又冷得厉害。地主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那冻得发青、发僵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到自己的大衣里，把他带回家去。仆人们一齐跑过来，急忙给法国人生火取暖，让他吃了饭，穿起衣服。地主就把他带到他的女儿们那里去。
“孩子们，这不是，”他对她们说，“给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一直缠着我给你们找人教音乐和法语。这不是，给你们找来了法国人，又是会弹钢琴的……来吧，先生，”他说着，指了指一架破旧的钢琴，那是五年前他向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买的，“把你的本事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弹吧！原文为法文。”
莱恩战战兢兢地坐到椅子上，他生来还没有摸过钢琴。
“弹吧，弹吧！原文为法文。”地主又说。
这可怜的人像敲鼓一样拼命敲打着键盘，胡乱弹了起来……“当时我一直在想，”他后来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去。”可是，使这位被迫的即兴演奏家大吃一惊的是，地主听了一会儿之后，带着赞许的神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地主说，“我看出来，你很有两下子。现在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过了两个多星期，莱恩就从这个地主家转到另一个地主家。这人又有钱又有学识，很喜欢莱恩那愉快而和善的性情，就把养女许配给他。他任了职，成了贵族，后来又把自己的女儿许配奥廖尔的地主洛贝萨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和诗人，于是他也迁到奥廖尔来了。
就是这个莱恩，或者如现在称呼的弗兰茨·伊凡内奇，在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谢尼科夫的房里来，他们是常来常往的好朋友……
不过，也许读者陪我在奥夫谢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厌了，所以我就不再饶舌了。
别任草地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1年第2期。
这是七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只有在天气长期稳定的时候才有。从清早起天空就是明朗的。朝霞不是像火一样燃烧，而是泛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是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红、火辣辣的，不是像暴风雨前那样的暗红色，而是明媚的、灿烂可爱的——在一片狭长的云彩下冉冉升起，迸射出明丽的光辉，随即进入淡紫色的云雾中。长长的云彩上部那细细的边儿亮闪闪的，像弯弯曲曲的蛇，那光彩好像刚刚出炉的银子……可是，瞧，那亮闪闪的光芒又迸射出来——于是一轮巨大的光球又愉快、又雄壮，像飞腾似的升上来。中午前后常常出现许许多多圆圆的、高高的云朵，灰色中夹杂着金黄色，镶着柔和的白边儿，像无数小岛，散布在泛滥无边的河上，周围绕着一条条清澈的、蓝湛湛的支流，这些云朵几乎一动也不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许多云朵互相靠拢着，拥挤着，云朵与云朵之间的蓝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那一朵朵云彩也像天空一样蓝，因为这些云彩也渗透了光和热。天际是淡淡的，紫灰色的，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四周围都是一样，哪里也不阴沉，哪里也没有雷雨的迹象，只是有的地方从上到下挂起淡蓝色的长幡：那是飘洒的蒙蒙细雨。到傍晚，这些云彩渐渐消失，那最后一批云朵，黑黑的，烟雾蒙蒙的，经落日一照，宛若一球一球的玫瑰。在太阳像升起时那样静静地落下去的地方，血红的余晖在暗下来的大地上空停留了不大一会儿，金星就像有人小心端着的蜡烛一样轻轻颤动着在那儿闪耀起来。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切色彩都很柔和——浅淡，而不是浓艳——一切都带有亲切感人的意味。在这样的日子里，有时也热得厉害，有时在坡地上甚至像在蒸笼里一样，但是风会把积攒起来的热气吹散、赶走，而一股股旋风——那是天气稳定时必定常常出现的——也会像一根根高高的白柱，在大路上游荡，穿过一块块耕地。干爽而清净的空气带有野蒿、割倒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潮气。这种天气正是庄稼人收割庄稼时所盼望的……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伦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且也打到很多野味，装得满满的猎袋勒得我的肩膀非常难受，然而等到我终于下决心回家的时候，晚霞已经消失，寒冷的阴影在虽然已经有夕阳残照但还明亮的空中开始变浓，开始扩展了。
我快步穿过长长的一大片灌木丛，爬上一座小山包，看到的不是我意料中右面有橡树小林、远处有一座矮矮的白色教堂的那片熟悉的平原，却是我不熟悉的另外一片地方。我的脚下有一条狭窄的山谷伸展开去，正对面是一片茂密的山杨树林，像陡壁似的矗立着。我大惑不解地站住脚，往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哎呀，”我心想，“我完全走错了，太偏右了。”我一面因为自己走错感到惊讶，一面迅速走下山包。我立刻被笼罩在令人不快的、动也不动的潮气中，好像进了地窖。谷底的茂密的青草全都湿漉漉的，呈现一片白色，像平平的桌布，走在上面有点儿可怕。我急忙爬上另一面坡，向左拐弯，贴着山杨树林走去。蝙蝠已经在入睡的山杨树顶上来来回回飞着，在苍茫的天空神秘地盘旋着，颤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鹰敏捷地、直直地在高空中飞过，赶回自己的窝里。“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想，“马上就有路了，可是我已经走了一俄里左右的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了树林的那一头，可是这里什么路也没有。我面前是一大片一大片不曾砍过的矮矮的灌木丛，再往前，可以远远地看到一片空旷的田野。我又站了下来。“怎么有这样的怪事？……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就回想这一天是怎么走的，往哪儿走的……“哈！这不是巴拉欣灌木林吗！”最后我叫起来，“就是的！那大概就是辛杰耶夫小树林……可我这是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走得这么远？……真奇怪！现在又得往右走了。”
我就朝右走，穿过灌木林。这时候夜色像大片阴云似的越来越迫近，越来越浓了，仿佛随着夜雾的升起，黑暗也从四面八方升起，甚至也从高处往下流泻。我发现一条没有走成路的、长满草的小道，我就顺着小道走去，一面留心向前面注视着。四周围很快地黑下来，静下来，只有鹌鹑偶尔叫两声。有一只不大的夜鸟舒展着柔软的翅膀，悄没声息地、低低地飞着，几乎撞到我身上，便惊慌地朝一旁飞去。我出了灌木林，来到田野上，顺着田塍走去。我已经很难分辨稍微远些的东西。四周田野白茫茫一片。再远处，出现阴沉沉的黑暗，一大团一大团地渐渐迫近前来。我的脚步在动也不动的空气中发出低沉的声音。暗淡下来的天空又变蓝了，不过这已经是夜晚的蓝。星星在天上闪烁、颤动起来。
我先前认为是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黑的、圆圆的山包。“究竟我这是在哪儿呀？”我又出声地自问了一遍，并且第三次站了下来，用询问的神气看了看我的英国种黄斑花狗季安卡，因为狗在所有四条腿动物中肯定是最聪明的。但是这最聪明的四条腿动物只是摇摇尾巴，泄气地眨巴了几下疲倦的眼睛，并没有给我出什么切实可行的主意。我面对着狗感到惭愧起来，于是我拼命朝前走去，就好像我恍然大悟，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我绕过山包，来到一块不很深的、周围都翻耕过的凹地里。我立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凹地形状像一口几乎完全合格的铁锅，锅边缓缓倾斜，底部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仿佛它们是爬到这儿来开秘密会议似的——这里是如此寂寥，如此僻静，这儿的天空如此单调，如此凄凉，使我的心紧缩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有气无力地、痛苦地尖叫了一声。我急忙回过头爬上山包。在这之前我一直抱着希望，满以为能找到回家的路，这时我才认定完全迷了路，再也不想去辨认几乎已经完全沉浸在黑暗中的附近一些地方，只管一直往前走，借着星光，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吃力地拖着两条腿，就这样走了半个钟头左右。似乎我有生以来没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不论哪里，没有一星火光，没有一点响声。走过一个慢坡的山冈又是一个，走过一片田野还是没有尽头的田野，一丛丛灌木仿佛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竖立在我的鼻子前面。我走着走着，已经打算在什么地方躺下来，等天亮再说，这时突然来到一处悬崖边，往下看深不见底。
我急忙缩回已经跨出去的一只脚，透过朦胧的夜色，看到下方远处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大河从我脚下成半圆形延伸开去，围绕住这片平原。河水那钢铁般的反光有时隐隐约约闪烁一阵，显示河水的流向。我所站的山冈突然低落，形成几乎垂直的悬崖。山冈的巨大轮廓黑魆魆的，在苍茫的夜空中显得非常突出，就在我的脚下，在这座悬崖与平原形成的角落里，在流到此处便像一面黑镜子似的一动不动的大河边，在陡峭的山脚下，有相互靠近的两堆火迸射着红红的火焰，冒着烟。火堆周围人影幢幢，有时清清楚楚映照出一个小小的、鬈发的头的前半面……
我终于弄清了我来到什么地方。这片草地叫别任草地，在我们这一带是有名的……但是要回家已经不可能了，尤其是在夜里。两腿已经累得发软了。我拿定主意要到火堆跟前去，跟那些人在一起，等到天亮。我把那些人当成牲口贩子。我平平安安地来到下面，但我还没有放开我抓住的最后一根树枝，就有两条老大的长毛白狗恶狠狠地叫着向我猛扑过来。火堆旁响起清脆的孩子声，有两三个孩子很快地站起来。我回答了他们的大声诘问。他们跑到我跟前，立刻把特别对我的季安卡的出现感到惊讶的两条狗唤回去，我也走到他们跟前。
我把坐在火堆周围的人当成牲口贩子，弄错了。这不过是附近村子里几个农家孩子，看守马群的。在我们这地方，到夏天天热的时候，就把马赶出去过夜，在田野上吃草，因为白天总是有苍蝇和牛虻叮咬。在日落之前把马群赶出来，到天亮时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大乐事。他们光着头，穿着旧皮袄，骑着动作最利落的驽马飞跑，快快活活地叫着，吆喝着，悠荡着胳膊和腿，高高地颠动着，高声笑着。轻微的尘埃像黄黄的柱子似的竖起来，顺着大路奔驰。整齐的马蹄声远远地传开去，一匹匹马竖起耳朵跑着。打头的往往是一匹长鬃枣红马，竖着尾巴，不停地倒换着四蹄，凌乱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我对孩子们说过我是迷了路的，就挨着他们坐下来。他们问过我是从哪儿来的，沉默了一下，就往旁边让了让。我们聊了不大的一会儿，我就躺到一丛被吃光了叶子的灌木底下，朝周围打量起来。这景象是很美妙的：火堆周围有一个圆圆的、红红的光圈在颤动着，仿佛碰到黑暗要停下来；火熊熊燃烧着，有时向光圈以外投射急速的闪光；细细的光舌有时舔舔光秃的柳枝，一下子又消失；尖尖的、长长的黑影有时也闯进来一刹那，而且一直跑到火堆上——这是黑暗和光明在搏斗。
有时候，在火势较弱的光圈缩小的时候，从涌上来的黑暗中会突然露出一个长着弯弯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者一个纯白色马头，留神地、呆呆地向我们望着，迅速地嚼着长长的青草，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能听到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
在亮处很难看清黑暗中的情形，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上一层几乎是黑色的帷幕。然而可以看到接近天际的远处的山冈和树林，像一串长长的、模模糊糊的黑点儿。黑暗而晴朗的天空带着神秘的磅礴气势高高地悬在我们顶上，又庄严，又雄伟。吮吸着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清新气息——俄罗斯夏夜的气息，胸中快活得连气也顾不得喘了。四周围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响声……只是旁边的河里偶尔突然响起大鱼拍溅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有时被涌来的波浪微微冲动，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只有两堆火轻轻的毕剥响着。
孩子们坐在火堆周围，本来想把我吃掉的两条狗也坐在这儿。它们有好一阵子不能容忍我在场，无精打采地眯着眼睛，斜睨着火堆，有时带着非同一般的自尊感呜噜几声。先是呜噜，后来就轻声尖叫，似乎很惋惜自己的意图不能实现。孩子共有五个：菲佳、巴夫路沙、伊柳沙、科斯佳和瓦尼亚。我是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的名字的，现在我就把他们介绍给读者。
第一个，最大的，就是菲佳，看样子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男孩子，相貌漂亮，五官清秀而有些小巧，一头淡黄色鬈发，明亮的眼睛，总是在笑，那笑一半是愉快，一半是漫不经心。从各方面看来，他是属于富裕家庭的，到田野来不是有什么必要，只是为了开心。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那窄窄的肩膀上披一件不大的新上衣，勉勉强强披得住，浅蓝色腰带上挂一把小梳子。他那双浅筒靴肯定是自己的，不是父亲的。
第二个孩子巴夫路沙头发黑黑的，乱蓬蓬的，眼睛是灰色的，颧骨宽宽的，脸色苍白，还有一些麻子，嘴巴很大，但是很端正，头老大，如常言说的，像啤酒锅，身子矮墩墩的，很不匀称。这孩子并不好看——这是不用说的！——然而我还是很喜欢他：他显得非常聪明和率直，而且声音中流露出刚强。他的衣着说不上好，不过是普通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
第三个是伊柳沙，相貌很平常：钩鼻子，长脸，眼睛眯眯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神气；那闭得紧紧的嘴唇一动也不动，紧蹙的眉头从不舒展——他好像因为怕火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黄的、几乎是白色的头发一小绺一小绺地从小毡帽底下往外翘着，他时不时地用两手把小毡帽往耳朵上拉一拉。他穿着新的树皮鞋，裹着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腰上绕了三圈，紧紧勒着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看样子，他和巴夫路沙都不出十二岁。
第四个是科斯佳，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他那沉思和悲伤的眼神引起我的好奇。他的脸不大，瘦瘦的，而且有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嘴巴小得几乎看不出，然而那双乌黑的、水灵灵的大眼睛给人奇怪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说嘴巴（至少他的嘴巴）说不出的话。他的个头儿小小的，体格孱弱，衣着寒碜。
最后一个孩子是瓦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他躺在地上，老老实实地蜷缩在一张疙疙瘩瘩的粗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露一露他那淡褐色鬈发的头。这孩子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一直躺在旁边的一丛灌木下打量着孩子们。有一堆火上支着一口不大的铁锅，锅里煮的是土豆。巴夫路沙照看着，跪在地上，用一根木片往翻滚的水里扎。菲佳躺着，用胳膊肘支着头，敞着衣襟。伊柳沙坐在科斯佳旁边，仍然那样使劲眯着眼睛。科斯佳微微低着头，望着远处什么地方。瓦尼亚在自己的席子底下一动不动。我装作睡着了。孩子们渐渐又谈了起来。
开头他们闲聊，东拉西扯，谈明天要干的活儿，谈马。可是突然菲佳转向伊柳沙，似乎接起打断的话头，问道：
“喂，你怎么，真的见过家神吗？”
“不，我没有看见过，家神是看不见的，”伊柳沙用沙哑的、有气无力的声音回答说，这声音和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相称，“可是我听见过……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听见。”
“他待在你们那儿什么地方？”巴夫路沙问。
“在原来的打浆房“打浆房”和“纸浆房”都是造纸厂里的房舍，里面有许多盛纸浆的大桶。这种房舍一般都在堤边，水轮下面。———原注里。”
“怎么，你们常常去造纸厂吗？”
“当然啦，常常去。我和哥哥阿夫九什卡是磨纸工“磨纸工”是把纸磨平、刮光的人。———原注嘛。”
“噢呀，还是工人呢！……”
“哦，那你是怎样听见的呢？”菲佳问。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哥哥阿夫九什卡，和米海耶夫村的菲多尔、斜眼伊凡什卡、红冈的另一个伊凡什卡，还有苏霍路科夫家的伊凡什卡，还有另外几个人，都在那儿。我们一共有十来个人，一个班的人都齐了，而且还得在打浆房里过夜，本来用不着在那儿过夜，可是监工纳扎罗夫不许我们走，他说：‘伙计们，你们回家干啥呀？明天活儿很多，伙计们，你们就不要回去了。’我们就留下来，一起躺下来，阿夫九什卡说起话来，他说：‘伙计们，家神来了怎么办？……’阿夫九什卡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就有人在我们上面走动起来。我们就躺在下面，他就在上面，在水轮旁边走着。我们听见：他在走呢，踩得木板一弯一弯的，咯吱咯吱直响，他从我们头顶上走了过去，水忽然往轮子上哗哗流起来，冲得轮子响了，转动起来。水宫水往轮子上流所经过的地方，在我们那儿称为“水宫”。———原注的闸板本来是关着的呀。我们很奇怪：这是谁把闸板开了，让水流起来？可是轮子转了几下，又转了几下，就停了。他又往上朝门口走去，又顺着楼梯往下走，往下来，好像不慌不忙。楼梯板在他脚下响得可厉害呢……哦，他来到我们的门口，等着，等着，门突然一下子敞开了。我们吓了一跳，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忽然有一个大桶上的格子“格子”即捞纸浆用的网。———原注动起来，升上去，完全到了空中，在空中摇来摆去，好像有人在涮洗，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后来另一个大桶上的钩子离开钉子，又回到钉子上去。后来好像有一个人朝门口走去，而且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大声清嗓子，好像是一只羊，而且声音很响……我们都挤成一堆躺着，互相往身子底下钻……那一回我们可吓坏了！”
“有这样的事！”巴夫路沙说，“那他为什么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许是受不了潮气。”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样，”菲佳问，“土豆煮好了吗？”
巴夫路沙试了试。
“没有，还是生的呢……听，在拍水呢，”他说着，把脸转过去，朝着河，“大概这是梭鱼……瞧，一颗流星。”
“喂，伙计们，我来给你们讲一件事儿，”科斯佳用尖细的嗓门儿说起来，“你们听着，这是前几天我听我爹说的。”
“好，我们听着。”菲佳带着鼓励的神气说。
“你们都知道镇上那个木匠加夫利拉吧？”
“是的，知道。”
“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老是那样不快活，老是不说话，知道吗？他就是因为这事儿一直很不快活的。我爹说，有一回他到树林里去摘胡桃。他到树林里就迷了路，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他走呀，走呀，伙计，不对头！他找不到路，可是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就在一棵树下坐下来，心想，就等天亮吧。他一坐下来，就打起瞌睡。一打瞌睡，就听见有人叫他。睁眼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起瞌睡，又有人叫他。他望了又望，望了又望，就看见他前面的树枝上坐着一个人鱼，身子摇晃着，叫他过去呢。人鱼还笑着，笑得要死……月亮很亮，亮得很，把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真的，什么都看得见。她在叫他，她坐在树枝上，全身白白的，亮闪闪的，像一条拟鲤或者鲈鱼，要么就像一条鲫鱼，也是那样白白的，银光闪闪的……木匠加夫利拉简直愣住了，可是她还是在哈哈大笑，而且一直在招手叫他过去。加夫利拉本来已经站起来，要听从人鱼的话了，可是，准是上帝提醒了他：他还是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可是，伙计们，他画十字好费劲儿呀。他说，他的手简直像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唉，真够受呀！……可是，伙计们，等他一画过十字，人鱼就不笑了，而且一下子就大哭起来……她哭呀哭呀，用头发擦着眼睛，她的头发是绿颜色的，跟大麻一样。加夫利拉对她望着，望着，就开口问她：‘林妖，你怎么哭呀？’那人鱼就对他说起来：‘人呀，你不该画十字，你应该跟我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我哭，我难过，是因为你画了十字。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难过，你也要难过一辈子。’她说过这话，就不见了，加夫利拉马上也明白了怎样从树林里走出去……可是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不快活了。”
“噢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菲佳说，“那个林妖怎么会伤害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呀，他不是没有听她的话吗？”
“得了吧！”科斯佳说，“连加夫利拉也说，她的声音那么尖细，那么悲哀，像癞蛤蟆的叫声一样呢。”
“这是你爹亲口讲的吗？”菲佳又问道。
“他亲口讲的。我躺在高板床上，全听见了。”
“真是怪事！他为什么不快活呀？……她叫他过去，那是她喜欢他。”
“哼，还喜欢他呢！”伊柳沙接话说，“可不是嘛！她想呵他痒，她想的就是这事儿。她们这些人鱼就喜欢这样。”
“这儿想必也有人鱼呢。”菲佳说。
“不，”科斯佳回答，“这地方干净、宽敞。只不过离河太近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忽然远处响起长长的、清脆的、几乎是呻吟一般的声音，这是一种神秘的夜声，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有时会有的。这声音升起来，停留在空中，到最后慢慢扩散，好像消逝了。仔细听听，似乎什么也没有，然而还是在响着。似乎有一个人在天际叫喊了很久很久，另一个人似乎在树林里用尖细刺耳的大笑声在回答他，接着，一阵微弱的咝咝声在河面上掠过。孩子们面面相觑，打起哆嗦来……
“上帝保佑吧！”伊柳沙小声说。
“哎，你们这些胆小鬼！”巴夫路沙叫道，“怕什么呀？你们瞧，土豆熟了。（大家一齐凑到锅子跟前，吃起热气腾腾的土豆，只有瓦尼亚一动也不动。）你怎么啦？”巴夫路沙问道。
可是瓦尼亚并没有从他的席子底下爬出来。锅子很快就空了。
“伙计们，”伊柳沙说起来，“你们听说前些天在我们瓦尔纳维茨出的一件稀奇事儿吗？”
“是在堤坝上吗？”菲佳问。
“是的，是的，是在堤坝上，在冲坏了的堤坝上。那是一块不干净的地方，很不干净，而且又偏僻。周围都是凹地、冲沟，冲沟里常常有蛇。”
“哦，出了什么事儿呢？你说呀……”
“是这样一回事儿。菲佳，你也许不知道，有一个淹死的人葬在我们那儿。那人是很久很久以前，池塘还很深的时候淹死的，可是他的坟还看得见，不过已经不显眼，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包……就在前几天，管家把看猎狗的叶尔米尔叫了去，说：‘叶尔米尔，你到邮局去一趟。’我们那儿的叶尔米尔常常上邮局去。他把他的狗全折腾死了。狗在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活不长，总是活不长，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驯犬手，好得不得了。于是叶尔米尔就骑上马到城里去了，谁知他在城里磨蹭了一阵子，他往回走的时候已经醉了。这天夜里很亮，月亮照得亮堂堂的……叶尔米尔骑着马经过堤坝：他走的这条路一定要从这儿经过。叶尔米尔骑在马上走着走着，就看见那个淹死的人的坟上有一只小绵羊来来回回走着，白白的，一身鬈毛，挺好看。叶尔米尔就想：‘我就去把它捉住，不能让它白白跑掉。’他就下了马，把它搂在怀里……那只羊倒也乖乖的。叶尔米尔就朝马走去，那马见了他却往后倒退，打响鼻，摇晃头。但是他把马喝住，带着羊骑上去，又往前走，把羊放在自己前面。他看着它，那羊也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叶尔米尔害怕起来，心想，我没见过羊这样盯着人的眼睛看的，不过这也没什么，他就一个劲儿地抚摸起羊的毛，说：‘咩，咩！’那羊忽然龇出牙齿，也对他叫：‘咩，咩！’……”
讲故事的人还没有说完这最后一句话，那两条狗一下子站起来，哆哆嗦嗦地叫着从火边跑了开去，消失在黑暗中。孩子们都吓得要死。瓦尼亚从他的席子底下腾地跳起来。巴夫路沙叫喊着跟着狗跑去。狗叫声很快就渐渐远了……可以听见受惊的马群慌乱的奔跑声。巴夫路沙大声吆喝着：“阿灰！阿毛！……”过了一小会儿，狗不叫了，巴夫路沙的声音已经远了……又过了一阵子，孩子们带着困惑不解的神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乎在等待什么事儿……突然响起一匹奔跑的马的蹄声，一匹马来到火堆旁猛地停下来，巴夫路沙抓住马鬃，敏捷地跳下马来。两条狗也跑进火光的圈子里，立刻坐了下来，吐出红红的舌头。
“那儿怎么啦？怎么一回事儿？”孩子们问。
“没什么，”巴夫路沙朝马挥了挥手之后，回答说，“大概是狗闻到了什么。我想，是狼吧。”他一面呼哧呼哧喘着气，一面平静地回答说。
我不由得对巴夫路沙欣赏了一会儿。此时此刻他非常好看。他那并不漂亮的脸因为骑马快跑了一阵子显得生气勃勃，流露出勇敢豪迈、坚强刚毅之气。他手里连一根棍棒也没有，就在深夜里毫不犹豫地一个人跑去赶狼……我望着他，心里想：“多么好的孩子呀！”
“怎么，你们见过狼吗？”胆小的科斯佳问。
“这儿常常有很多狼，”巴夫路沙回答说，“不过狼只有在冬天才骚扰人。”
他又坐到火堆前了。他在坐下的时候，用一只手拍了拍一只狗的毛茸茸的后脑勺，高兴起来的畜生带着得意和表示感激的神气从一旁望着他，很久没有转过头去。
瓦尼亚又钻到席子底下。
“伊柳沙，你给我们讲的事儿多可怕呀。”菲佳说起话来。他是富裕农民的儿子，所以总是带头的。（他自己说话很少，仿佛怕说多了有失身份。）“这两条狗也见鬼，叫起来了……是的，我听说，你们那地方不干净。”
“你是说瓦尔纳维茨吗？……可不是！顶不干净了！听说，有人在那儿不止一回看见老爷——死去的老爷。听说，老爷穿着长襟外套，老是唉声叹气，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有一回特罗菲梅奇老爹碰到他，就问：‘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在地上找什么呀？’”
“他问他吗？”菲佳吃惊地插嘴说。
“是的，问他的。”
“啊，特罗菲梅奇真算好样儿的……哦，那老爷怎么说呢？”
“他说：‘我找断锁草……断锁草。’说的声音很低，很低。‘你要断锁草干什么，伊凡·伊凡内奇老爷？’他回答说：‘在坟里闷得难受，很难受，特罗菲梅奇，我想出来，想出来呀’……”
“有这种事！”菲佳说，“就是说，他没有活够哩。”
“真奇怪呀！”科斯佳说，“我还以为只有在追念亡灵的那个星期六才能看见死人呢。”
“死人随时都能看得见，”伊柳沙很有把握地接话说。（我看出来，他最了解农村的种种迷信传说），“不过在追念亡灵的那个星期六，可以看到这一年里轮到要死的活人。只要那天夜里坐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一直望着大路就行。有谁从你面前大路上走过，谁就在这一年死。去年我们那儿的乌里雅娜老奶奶就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去过。”
“哦，她看见什么人吗？”科斯佳好奇地问。
“当然看见啦。起初她坐了很久很久，什么人也没看见，也没听见……只是好像有一条狗老是在什么地方叫着，叫着……忽然她看到有一个光穿衬衫的男孩子顺着大路走来。她仔细一看——是菲多谢耶夫家的伊凡什卡呢……”
“就是春天死去的那一个吗？”菲佳插嘴问道。
“就是他。他走着，连头也不抬……可是乌里雅娜认出他来了……后来她又一看：有一个老奶奶走来了。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哎呀，我的天呀！——是她自己在路上走，是她乌里雅娜呢。”
“真是她自己吗？”菲佳问。
“真的，是她自己。”
“那又怎样，她不是还没有死吗？”
“还不到一年嘛。你瞧瞧她那模样吧，只剩一口气了。”
大家又不做声了。巴夫路沙往火里扔了一把枯树枝儿。那火猛地一爆，小树枝儿立刻变黑了，毕毕剥剥响起来，冒起烟来，渐渐弯曲，烧着的一头渐渐翘起来。火光猛烈地颤抖着，射向四面八方，尤其是向上。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白鸽，一直飞进这火光里，浑身洒满炽烈的火光，在原地打了几个转转儿，就拍打着翅膀飞走了。
“大概是找不到窝儿了，”巴夫路沙说，“这会儿就飞呀飞呀，飞到哪儿算哪儿，落到哪儿就在哪儿过夜。”
“哦，巴夫路沙，”科斯佳说，“这是不是一个虔诚的灵魂往天上飞呀，嗯？”
巴夫路沙又往火里添了一把树枝儿。
“也许是吧。”他终于说。
“巴夫路沙，我问你，”菲佳说，“在你们沙拉莫沃也看得见天兆我们那里的庄稼人称日食为“天兆”。———原注"吗？”
“就是太阳一下子没有了，对吗？当然看得见。”
“大概你们也吓坏了吧？”
“还不光是我们呢。我们的老爷，虽然早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看到天兆了，可是等天黑下来，听说他也害怕得不得了。在下房里，厨娘一看到天黑下来，她就一下子抓起炉叉，把炉灶上的沙锅瓦罐全打碎了，她说：‘世界末日到了，现在谁还要吃饭呀！’这一来，烧的汤全流掉了。在我们的村子里还有这样的说法，说是白狼要遍地跑，把人都吃掉，猛禽要飞来了，还要看到那个脱力希卡有关脱力希卡的迷信说法，大概来自反基督的故事。———原注了。”
“哪一个脱力希卡？”科斯佳问。
“你不知道吗？”伊柳沙急不可待地接话说，“唉，伙计，你怎么回事儿呀，连脱力希卡都不知道？你们村的人都没见识，真没见识！脱力希卡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就要来了。他非常厉害，等他来了，捉也捉不住，对他毫无办法。这人就是这样厉害。比如，庄稼人要抓他，拿了棍子去追他，把他包围起来，可是他会障眼法——他一使起障眼法，就会使庄稼人自己互相厮打起来。再比如，即使把他关进监牢，他就要求用瓢给他舀点儿水喝，等到把瓢端给他，他就一下子钻进瓢里，连影子也找不到了。要是给他戴了镣铐，他两手一挣，镣铐就掉了。哦，就是这个脱力希卡要来了，要跑遍乡村和城市。这个脱力希卡，这个神出鬼没的人，要来诱惑基督徒了……唉，可是对他毫无办法……这人十分厉害，神出鬼没……”
“是啊，”巴夫路沙用他那从容不迫的声音说下去，“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那儿的人就是在等他来。老人们早就说，天兆一出现，脱力希卡就要来了。这不是，天兆就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走到街上，到田野里，等着出什么事儿。你们知道，我们那地方很开阔，无遮无拦。大家望着望着，忽然从镇上来了一个人，下坡来了，样子很奇怪，头大得不得了……大家一齐叫起来：‘哎呀，脱力希卡来了！哎呀，脱力希卡来了！’于是大家纷纷逃跑！我们的村长爬进沟里；村长太太卡在大门底下出不来，不要命地喊叫，把自家的看家狗吓坏了，那狗挣脱了锁链，跳过篱笆，跑到树林里去了；还有库兹卡的爹道罗菲奇，他跑进燕麦地里，蹲下来，一个劲儿地学鹌鹑叫，他说：‘也许，杀人魔王对鸟儿会怜悯的。’大家都吓成了这副样子！……谁知来的人是我们的桶匠瓦维拉，他买了一个新木桶，就把空木桶戴在头上。”
孩子们都笑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这也是在旷野里聊天的人常常会有的情形。我望望四周：夜色又浓重又深沉，午夜干燥的暖气代替了黄昏时候潮湿的凉气，温暖的夜气还要有很长时间像柔软的帐幕一般笼罩在沉睡的大地上。还有很长时间，才能听到早晨第一阵簌簌声、第一阵沙沙声和飒飒声，才能看到黎明时初降的露水珠儿。天上没有月亮——在这些日子里，月亮很迟才升上来。无数金色的星星似乎都争先恐后地闪烁着，随着银河的流向静静地流去，的确，望着星星，似乎隐隐感觉到大地在飞速地、不停地运行……忽然从河上接连传来两声奇怪的、痛苦的叫声，过了一小会儿，那叫声已经远些了……
科斯佳打了个哆嗦。“这是什么？”
“这是鹭鸶在叫。”巴夫路沙平静地回答说。
“是鹭鸶，”科斯佳重复说，“可是，巴夫路沙，我昨天晚上听到的是什么呀，”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也许知道的……”
“你听到什么来着？”
“我听到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从石岭出来，往沙什基村走。起初一直是在我们的榛树林里走，后来走上草地——你知道，就是那里，在冲沟急转弯的地方，那儿本来就有一个水潴水潴：很深的水坑，积有春汛之后留下来的春水，到夏天也不会干涸。———原注；你也知道，那里面还长满了芦苇。我就从那个水潴旁边走过，伙计们，忽然听到那水潴里有人哼哼起来，哼哼得非常伤心，非常可怜：‘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我真吓坏了，伙计们，天已经很晚了，声音又是那么凄惨。这么着，连我好像也哭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嗯？”
“前年夏天，一伙儿强盗把看林子的阿金扔到那个水潴里淹死了，”巴夫路沙说，“也许是他的灵魂在诉怨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呀，伙计们，”科斯佳睁大了他那本来就够大的眼睛，说，“我还不知道阿金是在这个水潴里淹死的哩，要是知道了，更要害怕呢。”
“不过，听说有些小小的蛤蟆，”巴夫路沙又说，“叫起来声音也很凄惨。”
“蛤蟆？噢，不，那不是蛤蟆……那怎么是……（鹭鸶又在河上叫了两声）哎呀，这家伙！”科斯佳不由得说，“好像林妖在叫呢。”
“林妖不会叫，林妖是哑巴，”伊柳沙接话说，“林妖只会拍手，噼噼啪啪响……”
“怎么，你见过林妖吗？”菲佳用嘲笑的口气打断他的话说。
“没有，没见过，千万别让我看见吧！可是别人看见过。前些日子我们那儿就有一个人叫林妖迷住了：林妖领着他走呀，走呀，却老是在一块地方打转转儿……到天亮才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那么，他看见林妖了吗？”
“看见了。他说，林妖老大老大的，黑糊糊的，身子裹得严严的，好像藏在树背后，叫人看不太清楚，好像躲着月亮，一双大眼睛望着，望着，一个劲儿地眨巴着……”
“哎呀呀！”菲佳轻轻哆嗦了一下，抽动了一下肩膀，叫起来，“呸！……”
“为什么世上有这种坏东西呀？”巴夫路沙说，“真是的！”
“别骂！当心，他会听见的。”伊柳沙说。
大家又不做声了。
“瞧吧，瞧吧，伙计们，”忽然响起瓦尼亚那清脆的童音，“瞧瞧天上的星星吧，简直像一群一群的蜜蜂呢！”
他从席子底下探出他那鲜嫩的脸蛋儿，用小小的拳头支着腮，慢慢地向上抬起他那双沉静的大眼睛。所有孩子的眼睛都抬起来望着天空，望了好一阵子。
“喂，瓦尼亚，”菲佳亲热地说，“怎么样，你姐姐阿妞特卡没生病吧？”
“没生病，”瓦尼亚回答说。他的发音有点儿不准确。
“你对她说说，她为什么不找我们，为什么不来？……”
“我不知道。”
“你对她说说，叫她来玩。”
“我对她说说。”
“你告诉她，我有好东西送给她。”
“送不送给我？”
“也送给你。”
瓦尼亚透了一口气。
“算了吧，我不要。你还是给她吧，她是咱们的好伙伴儿。”
瓦尼亚又就地躺下来。巴夫路沙站起来，拿起那个空锅子。
“你上哪儿去？”菲佳问他。
“到河边去打水，想喝点儿水。”
两条狗站起来，跟着他走了。
“当心，别掉到河里！”伊柳沙在背后喊道。
“怎么会掉到河里？”菲佳说，“他会当心的。”
“是的，他会当心。可是什么事儿都有：等他弯下腰去舀水，水怪会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下去。以后就会有人说：这孩子掉到水里了……哪儿是掉下去的呀？……”他仔细听了听，又说，“听，他钻进芦苇丛里了。”
芦苇真的向两边让着，像我们这地方常说的，“絮絮叨叨”埋怨着。
“傻婆娘阿库丽娜自从掉到水里以后，就发疯了，是真的吗？”科斯佳问道。
“是掉到水里以后……现在她成了什么样子啦！可是听说，以前她是一个美人呢。水怪把她糟蹋了。水怪大概没想到有人会很快把她捞上来。就在水底下把她糟蹋了。”
（我不止一次碰到这个阿库丽娜。她穿得破破烂烂，瘦得可怕，脸黑得像煤炭，眼睛迷迷糊糊，牙齿总是龇着，常常一连几个钟头在大路上一个地方踏步，骨瘦如柴的两手紧紧贴在胸前，像笼中的野兽似的两只脚慢慢地倒换着。不论对她说什么，她都不懂，只是偶尔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一阵子。）
“听说，”科斯佳又说道，“阿库丽娜是因为情人欺骗了她，才跳到河里去的。”
“就是因为这事儿。”
“你记得瓦夏吗？”科斯佳又很难受地说。
“哪一个瓦夏？”菲佳问。
“就是淹死的那一个，”科斯佳回答说，“就是在这条河里。多么好的孩子呀！真的，那孩子多么好呀！他娘菲克丽斯塔多么喜欢他，多么心疼他呀！菲克丽斯塔她好像早就感觉到他会死在水里的。到夏天，有时候瓦夏跟咱们一块儿到河里洗澡，她就浑身直打哆嗦。别的娘儿们都没什么，只管带着洗衣盆摇摇摆摆地从旁边走过，菲克丽斯塔却把洗衣盆放在地上，叫唤起他来：‘回来，回来吧，我的宝贝儿！哎呀，回来吧，我的好孩子！’天晓得他是怎么淹死的。他在岸边玩儿，他娘也在那儿，在搂干草，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水里吐气泡——一看，只有瓦夏的帽子在水上漂着了。打那以后，菲克丽斯塔就疯了：她常常到他淹死的地方去，躺在那儿。她躺在那儿，还唱歌呢——你们可记得，瓦夏常常唱一支歌——她唱的就是那一支歌，她还哭呀，哭呀，向上帝诉苦……”
“瞧，巴夫路沙回来了。”菲佳说。
巴夫路沙端着满满一锅子水，来到火堆旁。
“伙计们，”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有点儿不妙呢。”
“怎么啦？”科斯佳急忙问。
“我听到了瓦夏的声音。”
大家都吓得直打哆嗦。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科斯佳轻声说。
“是真的。我刚刚弯下身去舀水，就听见瓦夏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那声音好像是从水底下来的：‘巴夫路沙，巴夫路沙，喂，到这儿来。’我倒退了几步。不过水还是舀了。”
“哎呀呀，天哪！哎呀呀，天哪！”孩子画着十字说。
“这是水怪叫你呀，巴夫路沙，”菲佳说，“我们刚刚在谈他，在谈瓦夏呢。”
“哎呀，这兆头可不好呀。”伊柳沙一字一顿地说。
“哦，没什么，随它去吧！”巴夫路沙很刚强地说，并且又坐了下来，“该死该活，是由不得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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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都默不作声了。显然是巴夫路沙的话使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触。他们纷纷在火堆旁躺下来，似乎要睡觉了。
“这是什么？”科斯佳突然抬起头，问道。
巴夫路沙留神听了听。
“这是山鹬飞过去了，是山鹬叫。”
“山鹬这是往哪儿飞呀？”
“听说，是飞往没有冬天的地方。”
“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的。”
“很远吗？”
“很远，很远，在温暖的大海那边。”
科斯佳叹了一口气，合上眼睛。
自从我来到这儿跟孩子们做伴，已经过去三个多钟头了。月亮终于升上来，我没有立刻注意到这月亮，因为那只是细细的月牙儿。这没有月光的夜晚似乎像往常一样辉煌……但是不久前还高高地挂在天上的许多星星，眼看就要落到大地的黑沉沉的边沿上。周围的一切都寂静无声了，正如往常天快亮时一样，一切都睡得沉沉的，一动也不动，做着黎明前的好梦。空气中的气味已经不那样浓了，似乎潮气又渐渐弥漫开来……夏夜真短呀！……孩子们不说话了，火也熄灭了……狗也打起盹儿。我借着微弱而幽暗的星光，看到马也卧倒了，耷拉下头……我也有点儿迷糊了，一迷糊就睡着了。
一阵清风从我脸上吹过。我睁开眼睛，天已经麻麻亮了。还没有哪儿露出朝霞的红光，但是东方已经发白。四周一切都看得见了，虽然模模糊糊。灰白色的天空渐渐亮了，渐渐蓝了，也渐渐凉了。星星一会儿微弱地闪烁几下，一会儿隐去。地上潮湿了，树叶缀满露水珠儿，有的地方响起热闹的响声和人声，黎明时的微风已经在大地上徘徊游荡。我的身体经微风一吹，愉快地轻轻颤动着。我一骨碌爬起来，朝孩子们走去。他们都围着阴燃的火堆睡得很沉，只有巴夫路沙欠起上半身，凝神看了看我。
我朝他点了点头，就顺着雾气腾腾的河边往家里走去。我还没有走出两俄里，在我的周围，在广阔的、潮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绿的山冈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长长的灰土大路上，在一丛丛染红了的亮晶晶的灌木上，在从越来越稀薄的晨雾中羞答答地露出蓝湛湛的真容的河上，都洒满热烘烘的朝阳的光芒，起初是鲜红的，然后是大红的，金黄的……一切都动了，睡醒了，歌唱起来，哄闹起来，说起话儿。到处都有老大的露水珠儿红光闪闪的，像亮晶晶的金刚石。迎面而来的钟声清新而纯净，仿佛也被朝露清洗过了。忽然一群恢复了精神的马从我身旁飞驰而过，赶马的正是我已经熟悉的那些孩子……
遗憾的是，我得补充一句：巴夫路沙就在这一年里死了。他不是淹死的，是坠马而死。可惜呀，多么好的孩子！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1年第3期。
我打猎归来，坐的是一辆颠来簸去的运货马车。这多云的夏日又闷又热（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日子里，往往比晴朗的日子里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没有风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受，打着瞌睡，身子摇晃着，愁眉苦脸地忍耐着，任凭坎坷不平的大路上和干得开裂、咯吱咯吱直响的车轮下不断扬起的白色灰尘往身上直扑——忽然，我的车夫的异常不安的情绪和惊慌的动作引起我的注意，在这之前他是瞌睡得比我更沉的。他勒了勒马缰，在驭座上忙活起来，并且吆喝起马，不时地朝旁边什么地方望望。我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我们的马车正走在一片广阔的、翻耕过的平原上，周围有几座不高的、也翻耕过的小丘，那相当平缓的波浪状的慢坡伸向平原。五俄里空旷的田野一览无遗。远处是一片片不大的白桦树林，只有那圆圆的、锯齿状的树梢打断几乎呈直线形的地平线。一条条小路在田野上纵横延伸，有的进入洼地不见了，有的弯弯曲曲爬上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们走的大路相交，我就在这条小路上看见有一列人马。我的车夫注视的就是那一列人马。
那是出殡。前面，一辆马车慢慢走着，驾车的只有一匹马，一位神甫坐在车上；一名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赶着车；马车后面是四个汉子，光着头，抬着棺材，棺材上蒙着白布；两个娘儿们走在棺材后面。其中一个娘儿们的尖细而悲戚的哭声突然飞进我的耳朵，我仔细听了听，她是边诉说边哭呢。这单调的、忽高忽低的、悲痛绝望的哭声在空旷的田野上扩散开来，显得异常凄惨。
我的车夫拼命赶起马来——他想赶到那列人马的前头。在路上遇到死人，是不祥之兆。他真的就在死人还没有到达大路之前从大路上飞驰过去。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一百步，我们的马车忽然猛烈一震动，朝旁边一歪，几乎翻倒。车夫勒住跑上了劲儿的马，把手一挥，啐了一口。
“怎么一回事儿？”我问。
车夫一声不响，慢腾腾地从车上爬下去。
“怎么一回事儿呀？”
“车轴断了……腐烂了。”他阴沉地回答说，并且突然十分恼火地调理了一下拉套的马的皮套，使得那匹马朝旁边歪了几下，不过站住了，打了一声响鼻，抖擞了一下，就悠然自得地用牙齿在前腿的小腿上挠起痒来。
我从车上爬下来，在大路上站了一会儿，模模糊糊有一种很不愉快的困惑感。右面的轮子差不多完全被压到车子底下了，似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把轮毂朝上顶着。
“现在怎么办呢？”我终于问道。
“怪就怪那家伙！”我的车夫说，一面用鞭子指着送殡的人马，送殡的人马已经拐上大路，渐渐向我们靠近了。“我一向很留意这种事儿，”他继续说，“碰到死人，肯定倒霉……一点不错。”
他又去折腾拉套的马，拉套的马看到他心情不好和严厉的神气，下定决心一动也不动，只是偶尔谦虚地摇摇尾巴。我前前后后地踱了一会儿，又面对着轮子站了下来。
这时死人已经赶上我们。送殡的人马慢慢地从大路上拐到草地上，从我们的马车旁边绕过去。我和车夫摘下帽子，向神甫鞠了个躬，和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眼。他们吃力地走着，他们那宽阔的脸膛一下一下高高地鼓起。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娘儿们，一个很老，脸色苍白，她那动也不动、因为悲伤变得非常难看的一张脸盘，保持着严肃和庄重的神情。她默默地走着，只是偶尔抬起瘦削的手擦擦那薄薄的、凹进去的嘴唇。另一个娘儿们是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子，眼睛红红的，泪汪汪的，一张脸都哭肿了。她来到我们跟前的时候，不再边诉边哭了，同时用袖子掩住脸……但是等死人从我们旁边过去，又上了大路，她那种悲戚的、揪心裂腑的哀号声又响起来。
我的车夫默默地目送有节奏地颤动着的棺材过去之后，向我转过头来。
“这是木匠马尔登出殡，”他说，“是利亚波沃的。”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这两个娘儿们就知道了。那个老的是他娘，年轻的是他老婆。”
“怎么，他是生病死的吗？”
“是的……生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大夫，可是大夫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喜欢喝几杯，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木匠。瞧，他老婆多伤心呀……可是，谁都知道，女人的眼泪不值钱，女人的眼泪就像水一样……一点不错。”
他弯下身，从拉套的马的缰绳下面爬过去，双手抓住马轭。
“可是，”我说，“咱们究竟怎么办呀？”
我的车夫先是用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把轭摇晃了两下，把辕鞍调理好了，然后又从拉套的马的缰绳下爬出来，顺手朝马面上推了一把，便走到车轮旁边。到了车轮旁边，一面注视着车轮，一面慢腾腾地从怀里掏出鼻烟盒，慢腾腾地扯住皮带揭开盖子，慢腾腾地把两个老粗的手指头伸进盒子（就连两个手指头也是勉强伸进去的），把烟丝揉了又揉，先把鼻子歪了歪，就一下一下闻了起来，每闻一下，都要发出长长的呼哧声，而且，难受地眯着和眨巴着含泪的眼睛，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喂，怎么样？”我终于说。
我的车夫小心地把鼻烟盒放进口袋，不用手，只是头动了动，让帽子扣到眉毛上，便若有所思地爬上驭座。
“你上哪儿去？”我不免惊愕地问道。
“您请上车吧。”他平静地回答说，并且拿起缰绳。
“咱们这车怎么能走啊？”
“能走，您放心。”
“可是车轴……”
“您请上车吧。”
“可是车轴断了呀……”
“车轴是断了，不过可以凑合着走到一个新村子……就是说，慢慢走。那边有一片树林，树林过去往右走，有一个新村子，叫尤金村。”
“你看，咱们的车子能走得到吗？”
我的车夫再也不肯给我答复了。
“我还是步行的好。”我说。
“听便……”
于是他挥了挥鞭子。马走动了。
我们的车子果然凑合着走到了那个新村子，虽然右边轮子几乎要掉下来，而且转动得特别奇怪。在一个小山包上，那轮子几乎飞掉，但是我的车夫恶狠狠地大喝一声，我们的车子就平平安安地下了山包。
尤金村总共只有六座又矮又小的草房。这些草房已经歪斜了，虽然可能才建起不久，因为有些院子还没有围上篱笆。我们进村的时候，没有遇到一个人，甚至在街上见不到一只鸡，也见不到一条狗，只有一条短尾巴黑狗当着我们的面急急忙忙从一个干裂的洗衣槽里跳出来，连叫都不叫一声，立刻就慌慌张张地从大门底下跑进去了。那狗大概是渴极了，跑到洗衣槽里去的。
我走进第一座草房，推开过道的门，唤了唤主人，没有人答应。我又唤了一声，便听到另一个门里一只猫的饥饿叫声。我用脚把门踢开，一只很瘦的猫在黑暗中闪了闪碧绿的眼睛，从我身旁溜过去。我把头伸进屋里一看：黑洞洞的，烟气弥漫，空无一人。我走到院子里，院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有一头小牛在栏里哞哞叫了几声。一只跛脚灰鹅一瘸一拐地朝旁边走了几步。我又走进另一家，屋里也没有人。我于是来到院子里……
在阳光明亮的院子正当中，在所谓太阳地里，躺着一个人，脸朝地，用衣服蒙着头，我以为那是一个男孩子。在离他几步远的草棚底下，有一辆蹩脚的拉货马车，马车旁边站着一匹瘦马，马具破破烂烂的。一缕缕阳光从破草棚那窄窄的洞眼儿里射进来，给蓬松的枣红色鬃毛增添了许多小小的明亮的斑点儿。在那儿，在高高的椋鸟窝儿里，椋鸟吱吱喳喳叫着，带着悠然自得的好奇神气从它们那空中住宅里朝下望着。我走到那个睡着的人跟前，叫他醒来……
他抬起头来，一看到我，就腾地站起来……“什么，你要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他似醒未醒地说。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他的模样使我大吃一惊。这竟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矮子，一张又小又黑的脸全是皱纹，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几乎看不出，一头又浓又黑的鬈发在他那小小的头上铺展着，像蘑菇帽儿。他的整个身体极其虚弱和瘦小，他的眼神又特别又奇怪，那是绝对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要什么？”他又问我。
我对他说了说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听着，那双慢慢眨巴着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
“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根新的车轴呀？”最后我说，“我乐意付钱。”
“可是你们是什么人呀？是打猎的吗？”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之后，问道。
“是打猎的。”
“想必你们打的是天上的鸟……和树林里的野兽吧？……你们打上帝的鸟，流无辜的血，不是罪过吗？”
这奇怪的小老头儿说话声调拖得很长。他的声音也使我吃惊。不但在他的声音中听不出一点衰老意味，而且那声音分外甜美、年轻，几乎像女性一样温柔。
“我没有车轴，”他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又说，“这轴又不合适（他指了指他那小小的运货马车），你们的车想必是大的。”
“在村子里能找得到吗？”
“这算什么村子呀！……这儿没有谁有车轴……而且也没有人在家，都干活儿去了。你走吧。”他忽然说，并且又躺到地上。
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你听我说，老人家，”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劳驾，帮个忙吧。”
“你快走吧！我累了，我去了城里一趟。”他对我说过，就把衣服往头上拉了拉。
“劳劳驾吧，”我又说，“我……我给钱。”
“我不要你的钱。”
“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抬起上半身，盘起两条细细的腿坐好。
“我带你到迹地林中砍掉了树木的地方。———原注上去，也许有办法。那儿有商人买了我们一片树林——真作孽，他们砍掉了树林，盖了一座账房，真作孽。你可以在他们那里定做一根车轴。或者买一根现成的。”
“那好极了！”我高兴得叫起来。“好极了！……咱们去吧。”
“橡木车轴是好车轴。”他还没有站起来，又说道。
“这儿离那片迹地远吗？”
“三俄里。”
“那没什么！咱们可以坐你的车子去。”
“不行啊……”
“那咱们就走吧，”我说，“咱们走，老人家！车夫在外面等咱们呢。”
老头子很不情愿地站起来，跟着我来到街上。我的车夫正在恼火，因为他要饮马，但是井里水少得很，味道又很不好，照车夫们说的，这是头等大事……不过他一看到这老头儿，就咧开嘴笑了，并且点了点头，叫道：
“哎呀，卡西扬！你好呀！”
“你好，叶罗菲，你这公道人！”卡西扬用很不带劲儿的声音回答说。
我就把他说的办法对车夫说了说，叶罗菲表示赞成，就把车赶进院子。就在他有条有理地忙着卸马套的时候，老头子倚着大门站着，一会儿很不愉快地望望他，一会儿很不愉快地望望我。他似乎感到困惑不安。据我看，他不大喜欢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
“怎么，也把你迁过来了吗？”叶罗菲在卸马轭的时候，突然向他问道。
“也把我迁过来了。”
“唉！”我的车夫透过牙缝说。“你可知道，木匠马尔登……你认识利亚波沃的马尔登吧？”
“我认识。”
“嗯，他死了。我们刚才碰到他出殡。”
卡西扬哆嗦了一下。
“死了？”他说过，就低下了头。
“是的，死了。你为什么不把他治好呢，嗯？都说你会治病，你是医生嘛。”
我的车夫显然是拿老头子开玩笑，挖苦他。
“怎么，这是你的车吗？”他将肩膀朝那辆车耸了耸，又说道。
“是我的。”
“唉，车呀……车呀！”他连说两遍，抓住车辕，几乎把车翻个底朝天，“车呀！……您坐什么上迹地去呀？……这车辕我们的马是套不进去的：我们的马很大，可是这算什么玩意儿呀？”
“我可不知道，”卡西扬回答说，“不知道你们该坐什么去，除非就用这牲口。”他又叹着气补充一句。
“用这牲口吗？”叶罗菲接着说，然后走到那匹驽马跟前，带着鄙夷的神气用右手中指戳了戳马的脖子。“咦，”他用责备的口气说，“都睡着了，这混账东西！”
我要叶罗菲快点儿把马套上去。我想亲自跟卡西扬到迹地去：那里常常有松鸡。等到车套好了，我和我的狗也凑合着坐到用树皮做的、翘得凹凸不平的车身里，卡西扬也缩成一团，带着原来那副郁郁不乐的表情坐到前面的栏板上。这时叶罗菲走到我跟前，带着很神秘的样子悄悄地说：
“老爷，您跟他一块儿去，那就有意思了。要知道他有多么怪呀，他是个疯子呀，外号就叫跳蚤嘛。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找着他的……”
我本来想对叶罗菲说说，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卡西扬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可是我的车夫又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道：
“不过您要留神，看他是不是送您到那地方去。而且车轴您要亲自挑选，要挑结实些的……怎么样，跳蚤，”他又大声说，“你们这儿能弄点儿面包吃吗？”
“你去找吧，能找到。”卡西扬说过，扯了扯缰绳，我们的车子就动了。
使我着实吃惊的是，他的马跑起来倒是很不坏。一路上卡西扬一直不肯说话，我问他什么，他也是很不情愿、很不完整地回答。我们很快就来到迹地，又找到了那里的账房。账房是一座高高的木屋子，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条冲沟边上。那冲沟用一道土坝草草拦住，变成一口池塘。我在账房里见到两个年轻伙计。他们的牙齿像雪一样白，眼睛甜甜的，说话又甜又伶俐，连狡猾的微笑也甜甜的。我向他们买了一根车轴，便转身回到迹地上。我以为卡西扬会留在马旁边等我，谁知他突然走到我跟前。
“怎么，你去打鸟吗？”他说，“嗯？”
“是的，如果能找到的话。”
“我跟你去……行吗？”
“行，行。”
我们就去打鸟。砍掉树木的地方总共有一俄里光景。说实话，我留神注视卡西扬的时间，比注视我的狗的时间更多。真难怪他的外号叫跳蚤。他那黑黑的、无遮无盖的小头（不过他的头发能抵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一个劲儿地闪来闪去。他走起路来格外麻利，似乎一直是蹦着走，不时弯下身去，扯几根草，揣进怀里，自言自语地嘟囔几句，不住地打量我和我的狗，而且用的是一种寻根问底、感到奇怪的目光。在矮矮的灌木丛中，在迹地上，常常有一些灰色的小鸟儿，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啾啾叫着，忽上忽下地飞着。卡西扬学鸟儿叫，跟鸟儿相互呼应：一只小鹌鹑吱吱喳喳叫着从他脚下飞起来，卡西扬也跟着小鹌鹑吱吱喳喳叫起来；一只云雀飞下来，在他的头顶上鼓着翅膀盘旋起来，响亮地歌唱着——卡西扬也跟着云雀唱起来。他还是不跟我说话……
天气很好，比先前更好了，但还是那样热。在明朗的天空，缓缓飘动着高高的、稀稀的云朵，白中带黄，像迟来的春雪，平展展的，长长的，像张开的白帆。那像棉花一般蓬松而轻柔的花边，时时刻刻都在慢慢地、但又明显地变化着。这些云彩在渐渐消散，所以连影子也投不下来。我和卡西扬在迹地上走了很久。一个个矮矮的树墩已经发了黑，周围长满细细的、光溜溜的枝条儿，这新生的蘖枝还不到一俄尺高。这些树墩上还长出一个个带灰边儿的圆滚滚的海绵状木瘤，火绒就是用这种木瘤熬出来的。草莓的粉红色卷须尽情往这上面伸展，这上面还密密麻麻地长着一簇一簇的蘑菇。两只脚常常被晒得热烘烘的长长的青草缠住，绊住。树上到处有微微发红的嫩叶闪着金属般的强烈光芒，使人眼花缭乱。到处有一串串浅蓝色的野豌豆、一朵朵金黄色的毛茛花儿、半紫半黄的蝴蝶花，斑斓悦目。有些荒芜的小路上长满带形的一丛丛红色小草，那是原来的车辙。有些地方，在荒芜的小路旁堆着一俄丈见方的一垛垛木柴，因为风吹雨打已经发了黑。一垛垛木柴投下一片片淡淡的斜长方形阴影——此外再没有什么地方有阴影了。
微风时而吹动，时而停息：有时忽然直冲着朝脸上吹来，仿佛风要大起来了——周围一切都快活地响起来，摇晃起来，动起来，蕨类植物那柔软的头儿袅袅娜娜地摆动起来——你正高兴风来了呢……谁知一下子风又停了，一切又不动了。只有蝈蝈好像惹火了似的，齐声吱吱叫着——这种懒洋洋、干巴巴、停也不停的叫声使人困倦。这叫声倒是和正午的酷热很配称——这叫声仿佛来自酷热，仿佛是酷热从晒得发烫的地里唤出来的。
我们连一小群鸟儿也没有碰到，就又来到另一片迹地上。在这儿，一棵棵新砍倒的山杨树悲伤地横躺在地上，把青草和小灌木都压在底下。其中有些树的叶子还是绿的，但已经死了，萎蔫了，在一动不动的树枝上耷拉着；其余一些树的叶子都已经干枯、拳曲了。一个潮湿发亮的树墩旁堆着的许多白色带金黄的新鲜木片，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格外好闻的苦丝丝的味道。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响着低沉的斧声，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好像鞠着躬、挓挲着胳膊似的庄严而缓慢地倒下来……
很久我没有找到任何野物。终于，从一大丛长满野蒿的橡树棵子中飞出一只秧鸡。我打了一枪，秧鸡在空中翻了个身，就掉下来。卡西扬听到枪声，急忙用手捂住眼睛，一动也不动，直到我装好枪，拾起秧鸡。等我继续往前走了，他才走到死秧鸡落下的地方，弯下身去，看着溅了几滴血的草地，摇了摇头，惊恐地朝我看了看……后来我听见他小声说：“罪过！……哎呀，这真是罪过！”
炎热终于逼着我们走进树林。我急忙跑到一丛高高的榛树棵子下面，有一棵新生的挺拔的槭树婀娜多姿地在这上面舒展着它那轻盈的树枝。卡西扬在一棵砍倒的白桦树的粗的一头上坐下来。我看着他。树叶在高处轻轻晃动，那淡绿色阴影在他那胡乱用黑糊糊的上衣裹着的衰弱的身上和他那瘦小的脸上来来回回悄悄滑动着。他连头也不抬。他老不说话，我觉得没味道，便仰面躺下来，欣赏起纷乱的树叶在明亮的、高高的天空的静静变幻。
仰卧在树林里向上眺望，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儿！你会觉得，你是在望着深不见底的大海，觉得这辽阔的大海在你的下面，觉得树木不是从地上往上长的，而是像一些巨大的植物的根，往下耷拉着，垂直地落在玻璃一般明净的波浪中。树上的叶子有时像绿宝石一般透亮，有时浓得变成黄绿色、几近墨绿色的一片。在远些的什么地方，细细的树枝梢头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待在一片湛蓝的天上，旁边另一片叶子在摇摆着，好像鱼尾巴在摇摆，那仿佛是自己在动，不是风吹的。一朵朵白云，像一个个水下仙岛，缓缓地飘过来，又缓缓地飘过去。忽然这大海，这明亮的空气，这些洒满阳光的树枝和树叶，全都流动起来，像摇曳的闪光似的颤抖起来，发出一片清新的、颤动的簌簌声，好像突然涌来的波浪那无休无歇的细碎的哗啦声。你动也不动，望着望着，心中有多么喜悦，多么宁静，多么甜蜜，那是言语无法形容的。你望着望着，那高高的、清澈的蓝天会使你的嘴上浮起微笑，这笑和那蓝天一样纯洁无瑕。于是一件件幸福的往事，像天空的行云，也好像跟随着一朵朵白云，缓缓在心头飘过。而且你总是觉得，你的目光愈延伸愈远，目光带着你进入那宁静、明亮的无底深渊中，已经不可能脱离这高处、这深处……
“老爷，老爷呀！”卡西扬忽然用他那洪亮的嗓门儿说。
我惊愕地欠起身来：在这之前他回答我的问话都很勉强，谁知他突然自己说起话来。
“你有什么事？”我问。
“喂，你为什么打死这只鸟呀？”他直直地望着我的脸，说道。
“怎么为什么？……秧鸡——这是野味：可以吃嘛。”
“老爷，你可不是为了吃打死它，你才不会吃它呢！你打死它是为了取乐。”
“比如说，你自己想必也吃鹅或者鸡吧？”
“那些东西是上帝派定给人吃的，可这秧鸡是树林里自由的鸟儿。也不单是秧鸡，还有许多活物——所有树林里的，田野里和河里的，沼地里和草地上的，高处的和低处的，打了都是罪过，要让它们在世上活到自己的大限……人有人吃的东西，人另外有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粮食——上帝的恩赐——和天降的水，还有祖宗传下来的家畜家禽。”
我惊讶地望着卡西扬。他的话说得非常流畅自如。他不假思索，说得又带劲又平和、又庄重又亲切，有时还闭着眼睛。
“依你看，那捕鱼也是罪过了？”我问。
“鱼的血是冷的，”他很有信心地回答说，“鱼是没有声音的活物。鱼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快乐，鱼是不会说话的活物。鱼没有感觉，鱼身上的血不是活的……”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血呀，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见太阳，血不能见光……让血见光是天大的罪过，是天大的罪过和可怕的事儿……唉，天大的罪过呀！”
他叹了一口气，就低下了头。说实话，我真带着十分惊愕的心情看了看这个奇怪的老头儿。他的话真不像一个庄稼人说的话——普通老百姓不说这样的话，能说会道的人也不说这样的话。这是一番经过深思熟虑的庄严而奇怪的话……我没有听见过这类的话。
“请问，卡西扬，”我一直注视着他那微微发红的脸，问道，“你是干哪一行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他的眼睛不安地转悠了一小会儿。
“我是照上帝旨意过日子，”他终于回答说，“至于说干哪一行——不，我哪一行也不干。我这人很无知，从小就是这样。能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我可不是一个能干人……我怎么会能干呀！我体力不行，手又笨。比如说吧，到春天，我就捕捉夜莺。”
“捕捉夜莺？……你不是说，不论是树林里的、田野里的，不论什么地方的活物，都是碰不得的吗？”
“是的，打死是不应该的。到了死的时候，自然要死。就拿木匠马尔登来说吧，木匠马尔登本来是活着的，可是没有活多久就死了。他老婆现在又为丈夫伤心，又为小孩子伤心……不论人，不论野物，早晚都要死。死放不过你，你也逃脱不了死。可是帮着死是不应该的……我不是把夜莺打死，决不是打死！我捕捉夜莺，不是让夜莺受罪，不是害它们的性命，而是为了让人高兴，让人开心取乐。”
“你是到库尔斯克去捕捉夜莺吗？”
“也到库尔斯克去，也到远些的地方去，那要看情形了。我常常在沼地上、在树林里过夜，一个人在耕地上、在荒野里过夜：有山鹬啾啾叫，有兔子吱吱叫，有野鸭呱呱叫……晚上我留神看着，早晨细心听着，天麻麻亮在树棵子上撒网……有的夜莺唱得多么悲伤，多么好听呀……真悲伤呢。”
“那你卖夜莺吗？”
“卖给好心人。”
“那你还做什么？”
“怎么做什么？”
“干什么活儿呀？”
老头儿沉默了一会儿。
“我什么活儿也不干……我干活儿不行。不过，我识字。”
“你识字吗？”
“我识字。这是多亏了上帝和一些好心人。”
“你怎么样，有家小吗？”
“没有，没有家小。”
“怎么一回事儿？……是死了吗？”
“不，就是没有：这一生没有这样的好运。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我们都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可是人必须正直——这是最要紧的！就是说，要合乎上帝的心意！”
“你有亲戚吗？”
“有……不过……就那样……”
老头儿不肯说了。
“请你说说，”我开口说，“我听见我的车夫问你为什么不治好马尔登的病。你真的会治病吗？”
“你的车夫是一个正直人，”卡西扬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可也不是没有罪过。说我是医生呢……我算什么医生呀！……谁又能治病呀？这全靠上帝安排。是有一些……草呀，花呀，确实有些效验。就比如鬼针草，是一种对人有益的草；车前草也是这样。说说这些草，也不是不体面的，因为这些草都是纯洁的草，上帝的草。可是，另外一些草就不是这样了，另外一些草也有效验，可也是罪过，连说说这些草都是罪过。除非一面做祈祷……当然啦，也有这样的祈祷词……谁相信，谁能得救。”他放低声音，又这样说了一句。
“你什么药也没有给马尔登吗？”我问。
“我知道晚了，”老头儿回答说，“可是这有什么呢！人生死是有定数的。木匠马尔登不是长命人，在世上是活不久的，果然就是这样。是啊，凡是不能在世上久活的人，就连太阳也不能像对别人那样使他温暖，吃了粮食也没有益处——好像已经约定要往另外一块地方去了……是啊，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把你们迁到这儿很久了吗？”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我问道。
“不，不很久，大概有四年。老东家在世的时候，我们一直住在自己的老地方，可是，这不是，监护人把我们迁过来了。我们的老东家心肠又好，又和善，愿他早升天堂！哦，当然啦，监护人做得也对。看来，也不得不这样。”
“你们以前住在哪儿？”
“我们住在美丽的梅恰河边。”
“那地方离这儿远吗？”
“大约有一百俄里。”
“怎么，那儿好些吗？”
“好些……好些。那地方辽阔，到处有河，那是我们的窝儿。这地方窄小，缺水……我们在这儿就冷清了。在我们那儿，在美丽的梅恰河畔，你爬上山冈，爬上去一看：我的天呀，这是什么呀？嗯？……又有河，又有草地，又有树林；那边是礼拜堂，再过去又是草地。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你望吧，望吧，哎呀，实在太美了！这儿吗，土地确实也很好，是壤土，庄稼人都说，是很好的壤土，而且我种的庄稼到处都长得很好。”
“怎么样，老人家，你说实话，是不是想回家乡住住呀？”
“是啊，能回去看看就好了。不过，到处都很好。我是一个没有家小的人，喜欢到处走走。可不是嘛！坐在家里有多大意思呀？所以不如出来走走。出来走走，”他提高嗓门儿，接着说，“确实要爽快些。多见见阳光，心里也舒畅些，唱起歌儿也甜美些。一看，这儿有一种什么草，那你记住，就采一把吧。那儿有水在流，比如说，那是泉水，是仙水，那你就喝个够——也记住吧。鸟儿自由自在地唱着歌儿……库尔斯克过去就是草原，那是多么好的草原地带，使人惊讶，使人高兴，那有多么辽阔，那真是上帝的恩赐！有人说，那草原一直伸到温暖的大海，那儿有一只声音很好听的鸟儿‘格马云’。不论秋天冬天，树上的叶子都不落，银树枝上生长着金苹果，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公道的日子……我能上那儿去就好了……我到过的地方实在不少了！我到过罗姆内，到过辛比尔斯克——那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也到过莫斯科——那里到处有金子的教堂圆顶，到过‘奶娘奥卡河’，也到过‘亲爱的茨纳河’，也到过‘母亲伏尔加河’，见过许多人，许多好人，到过一些像样的城市……啊，我能到那儿就好了……而且……最好……不光是我一个人……很多别的人也都穿着树皮鞋，一路乞讨着，去寻找真理……是啊！……要不然坐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呀？人间没有公道，就是这样呀……”
这最后几句话卡西扬说得很快，几乎叫人听不清。后来他又说了两句什么话，我简直就听不出了，而且他脸上的表情又是那样奇怪，使我不由得想起“疯子”这个称号。他低下头，咳嗽两声清了清喉咙，好像回过神来了。
“多么好的太阳呀！”他小声说，“真是上帝的恩赐！这树林里多么暖和呀！”
他耸了耸肩膀，沉默了一会儿，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就小声哼起歌儿。我无法听清他拖长声音唱的歌儿的全部歌词，只听清了下面这两句：
我的名字是卡西扬，
还有个外号叫跳蚤……
“哎呀！”我心想，“是他自己编的呢……”他忽然哆嗦了一下，注视着树林深处，不唱了。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农家小姑娘，穿一件蓝色小褂，头上裹一块格子头巾，一条晒得黑黑的光胳膊挎一个篮子。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会遇见我们，如一般人常说的，“撞见”我们，所以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青葱浓密的榛树丛中阴凉的草地上，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惊惶地望着我们。我刚刚把她看清楚了，她一下子就钻到树后面去了。
“安奴什卡！安奴什卡！到这儿来，别害怕。”老头儿亲热地唤道。
“我怕。”传来小女孩尖细的声音。
“别怕，别怕，到我这儿来。”
安奴什卡一声不响地离开她躲藏的地方，悄悄地绕了一个圈子——她那小小的脚走在茂密的草地上几乎没有声音——就从老头儿旁边的树丛里走了出来。这小姑娘不是像我先前根据她的个头儿推测的七八岁，而是有十三四岁了。她整个身体又瘦又小，但是又匀称又灵活，那张好看的小脸跟卡西扬的脸惊人地相似，虽然卡西扬的长相并不好看。同样尖尖的脸盘，同样奇怪的眼神，调皮而真挚，深沉而敏锐，举止也相同……卡西扬看了她一眼，她就站到他旁边。
“怎么，采蘑菇吗？”他问。
“是的，采蘑菇。”她羞怯地笑着回答说。
“采到很多吗？”
“很多。”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又笑了笑。
“有白的吗？”
“也有白的。”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吧……（她把挎着的篮子放下来，把一片盖着蘑菇的宽大的牛蒡叶子揭开一半。）哎呀！”卡西扬朝篮子弯下身去，说，“多好的蘑菇呀！好一个安奴什卡！”
“怎么，卡西扬，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道。（安奴什卡的脸有点儿红了。）
“不是，哦，是亲戚。”卡西扬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哦，安奴什卡，你走吧，”他立刻又补充说，“你走吧。不过要当心……”
“干吗让她步行回去呢？”我打断他的话说，“可以让她坐咱们的车嘛……”
安奴什卡的脸像罂粟花一样红了。她用两手抓住篮子上的绳子，惊惶不安地看了看老头儿。
“不，她能走，”他依然用淡漠的懒洋洋的语气说，“她有什么……就这样也能走回去……你走吧。”
安奴什卡很快地走进树林去了。卡西扬朝她背后看了看，然后就低下头，笑了笑。在这长长的微笑中，在他对安奴什卡说的不多的几句话中，在他和她说话时他的语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热烈的慈爱和温柔意味儿。他又朝她走去的方向看了看，又笑了笑，揉搓着自己的脸，点了几下头。
“你怎么这样快就叫她走了呀？”我问他，“我还想买她的蘑菇呢……”
“您要是买的话，等一会儿到家里也可以买。”他回答我说。他这是第一次称呼“您”。
“你这小姑娘挺可爱。”
“不……哪儿话……没什么……”他好像很不情愿地回答说，而且从此他又像先前那样不说话了。
我看出，不管我怎样想方设法使他再开口，都没有用处，于是我就朝迹地走去。这时候炎热已经多少减退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打不到，或者如我们常说的，还是不走运，于是我就带了一只秧鸡和一根新车轴回到村子里去。已经快进院子了，卡西扬突然朝我转过身来。
“老爷，老爷呀，”他开口说，“我真对不起你了，是我叫所有的野物躲开你了。”
“怎么叫野物躲开的？”
“我会这个嘛。你的狗又机灵又好，可也毫无办法。人呀，好像了不起似的，不是吗？这不是，对野物又能怎样呢？”
我要是对卡西扬说，念咒不可能使野物躲开，不会有什么用处。因此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而且这时我们的车子一转弯，一下子就进了大门。
安奴什卡不在屋里。她已经回来过，把一篮子蘑菇放在屋里了。叶罗菲先是对新车轴吹毛求疵地评价了一番之后，就把车轴安好了。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就上路了。临走时我给卡西扬留下几个钱，起初他不肯要，可是后来想了想，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就揣进怀里了。在这一个钟头里，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仍然倚着门站着，也不回答我的车夫的责怪，而且非常冷淡地和我告别。
我一回来，就发现我的叶罗菲的情绪又很坏……实际上，他在村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找到，饮马的地方也很糟。我们就上路了。他带着很不满意的神气坐在驭座上，连后脑勺都流露出不满意的神气。他很想和我说说话儿，但要等着我先开口发问，因此他只是小声嘟囔着，对马教训几句，有时狠狠骂两声。“村子！”他嘟囔着说，“还算是村子呢！想要点儿克瓦斯，连克瓦斯都没有……唉，我的天呀！水呀，简直糟透了！（他大声啐了一口。）连黄瓜、连克瓦斯都没有。哼，你呀，”他对右边拉套的马大声吆喝道，“我可是认识你这个大滑头！你大概就喜欢耍滑头……（于是他抽了它一鞭。）这马现在狡猾极了，以前这畜生多么听话呀……哼，哼，你敢回头！……”
“叶罗菲，我问你，”我开口说，“这个卡西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叶罗菲没有立即回答我：他一向是一个深思熟虑和不慌不忙的人，但是我立刻猜出来，他听到我的问话又快活又得意。
“跳蚤吗？”他扯了扯缰绳之后，终于说话了，“是一个怪人，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像这样怪的人，还不容易找到第二个呢。他就跟，比如说，就跟这匹黄灰色马一模一样，不肯听话……就是说，不肯好好干活儿。不过，当然啦，他干活儿也不行——身子也太瘦弱了——不过，总是不好……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起初他跟着他的叔叔们拉脚——他的叔叔们都是赶车的——可是后来大概是厌烦了，不干了。他就待在家里，可是家里又待不住，他就是那样不安生——活像一个跳蚤。幸亏他碰上一个好心肠的东家，一切由着他。从此他就荡来荡去，像一只没人管的山羊。他这人十分古怪，真是天晓得：有时候呆呆的，就是不做声，有时候突然说起话来，天晓得他会说些什么。人有这样的吗？真没有这样的。这是一个乖僻人，一点不错。不过，他很会唱歌。唱得顶呱呱，真不坏，真不坏。”
“怎么，他真会治病吗？”
“治什么病呀！……哼，他哪里会治病呀！他就是这样的人嘛。不过，他倒是治好了我的瘰疬……”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他哪里会治病呀！他实实在在是个蠢人。”
“你早就认识他吗？”
“早就认识。我和他当初都住在塞乔夫村，在美丽的梅恰河边，我们是邻居。”
“哦，我们在树林里碰到一个女孩子，叫安奴什卡，她是他家里的吗？”
叶罗菲转头朝我看了看，并且龇出满口的牙齿笑了笑。
“嘿！……是的，是家里的。她是一个孤儿，没有母亲，而且也不知道她的母亲是谁。哦，应该是他家的吧——实在太像他了……所以，她就住在他家。她是一个伶俐的女孩子，那是没有话说的，一个很好的女孩子，老头子心疼她心疼得不得了——女孩子很好嘛。而且他，也许您不相信，他认识几个大字，还想教她识字呢。真的，真的，他会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常性、不知高低的人……咦，咦，咦！”我的车夫突然煞住自己的话，把马勒住，闻起空气中的气味，“好像有一股焦煳味儿？就是的！新车轴就是不好……所以最好上点儿油……就去弄点儿水吧，这儿正好有一口小水塘。”
于是叶罗菲慢腾腾地从车上爬下去，解下水桶，就到池塘里去打水。等他回来，听到一下子喝足了水的轮毂发出轻轻的吱吱声，不免高兴起来……在十俄里光景的路上，他往滚烫的车轮上浇了六七次水，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们才回到家里。
总 管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7 年第10 期。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是《猎人笔记》中反农奴制倾向最鲜明的作品之一。
在离我的村子十五六俄里的地方，有我的一个熟人，是一位年轻地主，退职近卫军军官，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宾诺奇金。他那地方有很多野味，房屋是按照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建造的，仆役们都穿英国式服装，饭食很讲究，待客很殷勤，然而你还是不喜欢到他家里去。他为人正派，通情达理，照例受过良好的教育，担任过公职，在上流社会厮混过，现在经营家业，得心应手。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严厉的，但又是讲道理的，关心手下的人，惩罚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对待他们应该像对待孩子们一样，”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说，“无知嘛，亲爱的，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原文为法文。”他遇到所谓不得不痛心的时候，总是尽可能避免暴躁剧烈的动作，也不喜欢用高嗓门儿，大都是用手对直地指着，心平气和地说：“伙计，我对你说过嘛”或者“你怎么啦，伙计，好好儿想想吧”——而且只是轻轻地咬着牙，撇着嘴。
他的个头儿不高，身材很好看，相貌也很不坏，手和指甲都保持得十分清洁。那红润的嘴唇和面颊流露着健康之色。他笑起来又响亮又爽朗，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亲切地眯着。他穿戴很讲究、很时髦。他订的是法国书刊、画册和报纸，但是他不怎么喜欢读书——一本《永远流浪的犹太人》好不容易看完。打牌倒是能手。总而言之，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算得上我们省里最有教养的贵族和最令人羡慕的择婿对象之一。女士们为他神魂颠倒，尤其赞赏他的风度。他很善于为人处世，像猫一样小心谨慎，从来不惹是生非，虽然有机会也喜欢让人知道自己的厉害，给胆小的人出出难题，使人下不了台。他非常厌恶不良的交际——怕败坏自己的名声。可是在快活的时候却自称为伊壁鸠鲁的崇拜者，虽然，总的来说，他对哲学没有什么好感，把哲学叫做德国聪明人的渺茫的食粮，有时干脆说哲学是胡说八道。他也喜欢音乐，打牌的时候常常轻轻地、然而很带感情地哼着歌儿，《卢西阿》和《松那蒲拉》中的段落他也记得一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唱起来都是用高嗓门儿。每年冬天他都要到彼得堡去。他家里收拾得格外整洁，连马车夫也受到他的影响，每天不仅擦马轭，刷上衣，而且自动地洗脸。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家的仆人确实有点儿皱着眉头看人，不过，在我们俄国，是很难分清愁眉苦脸和刚刚睡醒的。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说话声音又柔和又悦耳，抑扬顿挫，仿佛很得意地从他那漂亮的、洒满香水的小胡子底下吐着每一个字。他也常常运用一些法语词句，例如“有意思”原文为法文。、“可不是”原文为法文。等等。
就由于这种种原因，我至少是不太乐意拜访他，而且，如果不是松鸡和山鹑的话，我也许根本不跟他往来的。在他家里，会有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即使生活舒适，也不觉得快乐。每天晚上，当一个穿着纹章纽扣的浅蓝号衣的鬈发侍仆来到你面前，奴颜婢膝地为你脱靴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假如把这个苍白和干瘦的人突然换成一个颧骨极阔、鼻子奇厚的强壮的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是主人刚刚从田间叫来的，不久前赏给他的土布衣服已经绽裂十几处，那你会说不出的高兴，乐意冒冒险，让他脱脱靴子，哪怕连脚连小腿一同扯掉……
尽管我对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没有好感，有一次我却在他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吩咐我的车夫套车，可是他却不愿意让我不吃他的英国式早餐就走，就领着我走进他的书房。除茶之外，给我们端上来的有肉饼、煮得很嫩的鸡蛋、奶油、蜂蜜、干酪等等。两个戴着雪白手套的侍仆，一声不响地揣摩着我们点点滴滴的心意，很麻利地伺候着。我们坐在波斯式长沙发上。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穿着肥大的绸裤、黑色丝绒上衣，头戴有蓝色流苏的漂亮圆帽，脚蹬没有后跟的中国式黄色便鞋。他喝茶，大笑，打量自己的指甲，抽烟，把坐垫垫到自己的腰部，总之，心情极好。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吃得饱饱的之后，带着十分得意的神气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端到唇边，忽然皱起眉头。
“怎么没有把酒烫一烫？”他用很激烈的口气问一名侍仆。
那个侍仆慌了，一动不动地站下来，脸也白了。
“我问你话呢，伙计！”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用眼睛盯着他，又用平和的口气说。
那个倒霉的侍仆在原地倒换着两只脚，转悠着餐巾，一句话也没有说。阿尔卡季·巴甫雷奇低下头，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看了看他。
“失礼了，朋友原文为法文。。”他用手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膝盖，带着愉快的笑容说过这话，就又盯着那个侍仆。“好，你去吧。”他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又这样说了一句，然后扬起眉毛，按了按铃。
走进来一个人，胖胖的，黑黑的，黑头发，低额头，眼皮肉嘟嘟的，眼睛只剩了一条缝儿。
“菲多尔的事……处理一下吧。”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泰然自若地小声说。
“遵命。”那胖子回答过，就出去了。
“瞧，朋友，这就是乡下生活不愉快之处原文为法文。。”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愉快地说，“哦，您要上哪儿去呀？别走，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回答说，“我该走了。”
“又是打猎！唉，真对你们这些打猎的没办法！那您现在到哪儿去呀？”
“到四十俄里以外，到利亚波沃去。”
“到利亚波沃去？哈，好极了，那我可以和您一块儿去。利亚波沃离我的什比洛夫村不过五俄里，我很久没有到什比洛夫村去了，总是抽不出时间。这一下正好，您今天去利亚波沃打猎，晚上就到我那个村子里去。那就太妙了原文为法文。。咱们一起吃晚饭——咱们可以带一个厨子去——您就在我那儿过夜。好极了！好极了！”他不等我回答，又说，“一切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原文为法文。……喂，谁在那儿？叫人给我们套车，要快点儿。您没有到过什比洛夫村吧？我实在不好意思请您在我的总管那小屋里过夜，不过我知道，您是不怎么讲究的，而且如果您到利亚波沃，也许会在干草棚里过夜……咱们走，咱们走吧！”
于是阿尔卡季·巴夫雷奇哼起一支法国的浪漫曲。
“也许您还不知道，”他倒换着两只脚，继续说，“我那儿的庄稼人还缴代役租呢。虽然有了宪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们倒是认真给我缴代役租。说实话，我老早就想叫他们改成劳役租了，可是地太少了呀！就这样我都感到奇怪，他们怎么能凑合过去呢。不过，那是他们的事了。我那儿的总管倒是挺能干的，是一个精明人，治国之才！您会看到的……真是，这就太好了！”
真是没有办法。本来我早上九点钟就要走的，这一来我们到下午两点钟才出门。只有打猎的人才能理解我的焦急心情。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正如他自己说的，喜欢借机会放纵一下自己，所以带了无数的内衣、食品、饮料、香水、软垫和各种各样的梳妆盒，这些东西足够一个俭朴自持的德国人一年用的。每次车子下坡的时候，阿尔卡季·巴甫雷奇都要对车夫说几句简短而有力的话，因此我可以断定我这位朋友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不过，这次旅行十分平安，只是在一座刚修好的小桥上，厨子坐的那辆车翻倒了，后轮子压住他的肚子。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一看到自家的卡雷姆卡雷姆：巴黎著名厨师，曾写过多部有关烹饪的书。翻下车来，连忙叫人去问他的手有没有跌伤？他一听说没有跌伤，立刻放下心来。因为这一切种种，我们在路上走了很久。我和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同坐在一辆马车里，在这次旅行快结束的时候，我已感到苦闷得要命，尤其因为在几个小时的过程中，我的这位朋友已经精疲力竭，开始显露出无精打采的样子。终于我们到了，不过不是到了利亚波沃，而是直接来到什比洛夫村，真不知怎么会这样的。就算不是这样今天也不能打猎了，因此不得已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
厨子比我们早到几分钟，而且显然已经安排好，通知过有关的一些人，所以在我们进寨门的时候，村长（总管的儿子）就迎住我们。这是一个强壮的汉子，棕红色头发，大个头，骑着马，光着头，穿着新上衣，敞着怀。“索夫伦在哪儿？”阿尔卡季·巴甫雷奇问他。村长先是很敏捷地跳下马来，向主人深深地鞠了个躬，说：“您好，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老爷。”然后才抬起头，抖擞精神，报告说，索夫伦到彼罗夫去了，已经派人去叫他了。“好，你跟我们来吧。”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说。村长为了表示礼貌，把马往旁边拉了拉，上了马，让马跟在马车后面小步跑着，依然把帽子拿在手里。
我们的马车朝村子里走去。有几个庄稼人坐着空大车迎面而来，他们是从打谷场上来的，唱着歌，颠动着身子，晃荡着腿，但是一看到我们的马车和村长，一下子就不做声了，摘下自己的冬帽（这时正是夏天），欠起身来，仿佛在听候吩咐。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恩赐般地对他们点了点头。显然全村都被惊动了。几个穿方格裙的娘儿们正投掷木片，驱赶那些不明白是东家驾到又或许是过分殷勤的狗；一个大胡子一直长到眼睛底下的跛脚老汉把一匹还没有饮足水的马从井上拉开，不知为什么在马肚子上打了一下，然后才鞠了一躬；有几个穿长衬衫的小男孩哭叫着朝屋里跑去，趴到高高的门坎上，耷拉下头，跷起腿，就这样很麻利地滚进门去，滚到黑糊糊的过道里，再也不见了；就连母鸡也急急忙忙加快步子从大门底下钻进去，只有一只黑黑的胸脯像缎子背心、红红的尾巴翘到鸡冠的雄赳赳的公鸡留在大路上，而且已经准备要叫了，可是又忽然腼腆起来，也跑掉了。
总管的房子不和别人家的房子在一起，是在茂密的绿色大麻地中央。我们的马车在大门前停下来。宾诺奇金先生站起来，很潇洒地脱下斗篷，下了马车，和蔼可亲地朝四周打量着。总管的老婆对我们躬身相迎，又走过来吻主人的手。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让她尽情吻够了，这才走上台阶。村长的老婆也站在过道里的幽暗处躬身相迎，但是不敢走过来吻手。在过道右边的所谓冷室里，有两个娘儿们已经在忙活着了：她们把各种各样的废物、空罐子、硬邦邦的皮袄、油钵子、一个摇篮带着一堆破布和一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婴儿从里面往外搬，用浴室的笤帚在打扫灰尘。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把她们打发出去，就在圣像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车夫们就开始把大大小小的提箱和其他应用物品往里搬，想方设法尽量不让自己的沉甸甸的靴子发出太重的声音。
这时，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向村长问起收获、播种和其他农作的情形。村长的回答是使人满意的，但不知为什么不大带劲儿，有些别扭，就好像用冻僵的手指在扣大衣纽扣。他站在门口，不时地张望，回头看看，给一名动作利索的侍仆让路。我从他那强壮的肩膀后面看到总管的老婆在过道里悄没声息地殴打另一个娘儿们。忽然听到马车的轧轧声，一辆马车在台阶前停下来，总管走了进来。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所说的这个治国之才，个头儿不高，宽肩膀，白头发，体格结实，红鼻子，小小的蓝眼睛，像扇子一般的大胡子。顺便说一句：自从有俄罗斯以来，我国还没有哪一个发福发财的人没有又阔又密的大胡子。有的人一直留着稀稀的、尖尖的下巴胡，可是你瞧，一下子就满满地长成一个圈儿，像光轮一样——真不知这毛是从哪儿来的！总管大概是在彼罗夫喝得有点儿醉了：他的一张脸鼓胀起来，而且一身都是酒气。
“哎呀，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呀，”他拉长声音说起来，而且脸上带着十分感动的神情，似乎眼泪就要迸出来了，“真不容易盼到您光临呀！……请把您的手，老爷，您的手……”他说着，嘴唇早已往前伸了。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满足了他的意愿。“哦，怎么样，索夫伦老兄，你这儿的情形怎么样？”他用亲切的语调问道。
“哎呀，我们的好老爷呀，”索夫伦叫起来，“情形怎么会坏呢！您呀，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您肯光临我们的村子，就是我们莫大的荣耀，是今生今世莫大的福气。上帝保佑您，阿尔卡季·巴甫雷奇，上帝保佑您！托您的福，这儿一切都好好的。”
索夫伦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看了看老爷，似乎感情又冲动起来，（同时酒劲儿也发作了。）再一次要求吻手，而且说起话来声音拉得比以前更长了：
“哎呀，我们的好老爷，大恩人呀……哎呀……可不是吗！真的，我简直高兴得要发疯了……真的，我看到您来了，又怕这是在梦里……哎呀，我们的好老爷呀！……”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朝我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问道：“这很动人，不是吗原文为法文。？”
“哦，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我的爷呀，”唠唠叨叨的总管继续说下去，“您这是怎么啦？我的爷呀，您可是让我够戗呀，您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呀。让您在哪儿过夜呢？瞧这儿多么脏，全是灰尘呀……”
“没什么，索夫伦，没什么，”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笑着回答说，“这儿很好。”
“哎呀，我们的好老爷，这算什么好呀？这对我们这些庄稼人来说算好的，可是您……可是您呀，我的爷，我的大恩人，可是您，我的爷呀！……请原谅我这个糊涂虫，我简直发疯了，我真的完全糊涂了。”
这时晚饭摆好了，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就开始吃饭。老头子把儿子赶了出去，说是人多了太气闷。
“怎么样，老人家，地界划分好了吗？”宾诺奇金先生问。他显然想模仿庄稼人说话的腔调，并且朝我挤了挤眼睛。
“地界划分好了，我的老爷，全是托您的福。前天已经在清单上签字了。赫雷诺夫的人起初闹过一阵别扭……是的，老爷，他们是闹过别扭。他们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天知道他们要怎样！都是一些混账东西，真的，老爷，他们都蠢得很。可是我们，老爷呀，照您的吩咐表示了谢意，答应了中间人米科莱·米科拉伊奇的条件。全是依您的吩咐去做的，我的老爷呀，您怎样吩咐，我们就怎样做，而且我们怎样做，叶戈尔·德米特利奇全知道。”
“叶戈尔向我报告过了。”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很有气派地说。
“当然啦，我的老爷，叶戈尔·德米特利奇当然要报告的。”
“哦，这么说来，你们现在一切都好吗？”
索夫伦就等着这话呢。
“哎呀，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呀！”他又拉长声音说起来，“那还用说吗……我们为您，我们的好老爷，日日夜夜在祷告上帝呢……当然，土地是少了点儿……”
宾诺奇金打断他的话，说：
“哦，好啦，好啦，索夫伦，我知道，你是我忠心的仆人……哦，打的粮食怎么样？”
索夫伦叹了一口气。
“唉，我们的好老爷呀，粮食打得不怎么好。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我的老爷，容我向您报告，出了一桩事儿。（于是他摊着双手走到宾诺奇金跟前，弯下身子，并且眯起一只眼睛。）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现一具死尸。”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也不明白，我的老爷，我们的好老爷呀，显然是仇人在捣鬼。幸亏那是在靠近别人地界的地方。不过，说实话，是在咱们的土地上。我趁没有人发觉，叫人马上把死尸弄到别人的地上，还派人看守着，告诫咱们的人不许声张。为防万一，我对警察局长说明了，说是如何如何一回事儿，而且又请他喝茶，又给他酬谢……您以为怎样，我的爷？这事就推到别人身上了。要不然，一具死尸，出两百卢布都算少的。”
宾诺奇金先生见自己的总管办事如此灵活，笑得非常开心，并且一再地点着头。他对我说：“多么能干的人呀，不是吗原文为法文。？”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吩咐把饭桌上的家什撤了，拿干草来。侍仆为我们铺好床铺，放好枕头，我们就躺下了。索夫伦请示过第二天要做些什么事之后，便回自己屋里去了。阿尔卡季·巴甫雷奇临睡的时候，还谈了一会儿有关俄国庄稼人的优秀品质，同时告诉我，自从索夫伦掌管什比洛夫的田产以来，庄稼人没有欠过一文钱的租……更夫敲起梆子。那个婴儿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忘我精神，在房子里什么地方啼哭起来……我们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起身了。我本来准备到利亚波沃村去，可是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想要我看看他的领地，就要求我不要走。我自己也想亲眼看看这位治国之材索夫伦的优秀品质。总管来了。他穿一件蓝色上衣，束一条红色腰带。他说话比昨天少多了，机敏而留神地注视着老爷的眼睛，回答问题又有条理又妥帖。
我们和他一起朝打谷场走去。索夫伦的儿子，身材高大的村长，从种种特征看来这都是一个很蠢的人，他也跟我们去，还有地保菲道谢伊奇也跟我们一道——这是一个退伍士兵，上嘴胡老大的一片，面部表情非常奇怪：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因为什么事大吃一惊，从此就没有回过神来。我们参观了打谷场、干燥棚、烘干房、板棚、风磨、牲口院子、幼苗、大麻地，确实一切都井然有条，只是庄稼人那一张张灰心丧气的脸使我产生了一点儿疑惑。除了实用之外，索夫伦还考虑到美观：所有的沟渠旁边都栽种了爆竹柳；在打谷场上的一垛垛庄稼之间都有小路，小路上都铺了沙；风车上装了风信子，形状像一头张开嘴吐着红舌头的熊；在砖砌的牲口院墙上加砌了像希腊山墙一样的墙头，在墙头下面用白粉题了字：“此生口院。一千八百四十年见糙于什比各夫村题字中有不少错别字，表示此人没有文化素养。。”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完全动了感情，就用法语对我讲起代役租制的种种好处，不过，他又说，劳役租制对地主的好处更多——那就随他怎样说吧！……他开始给总管出主意：怎样种土豆，怎样储备牲口饲料，等等。索夫伦用心听东家说话，有时说说不同的看法，但是已经不再尊称阿尔卡季·巴甫雷奇为好老爷或大恩人了，而且只是强调说，他们的地少了，不妨再买一些。“那好，你们就去买吧，”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说，“就在我的名下，我不反对。”索夫伦听了这话没有说什么，只是捋了捋大胡子。“不过现在还是到树林里去看看。”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又说。立刻有人给我们牵来了骑的马，我们就骑马朝树林里，或者如我们那里常说的，朝“禁区”走去。
我们在这片“禁区”里看到的是极其僻静的荒无人迹的景象，因此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对索夫伦大加称赞，并且拍了拍他的肩膀。关于造林，宾诺奇金先生抱的是俄国人的主张，所以他立刻给我讲了一个他认为十分有趣的故事，说有一个很诙谐的地主为了开导他的守林人，把守林人的胡子拔掉一半，证明树林不是越砍越茂密……不过在别的方面，索夫伦和阿尔卡季·巴甫雷奇都不反对新办法。一回到村里，总管就领我们去看他最近从莫斯科订购来的簸谷机。这簸谷机簸扬谷物确实很好，但是如果索夫伦知道在这次外出的最后一段路上有多么不愉快的事在等待着他和他的东家，他就宁愿和我们一起留在家里了。
出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从板棚里出来，看到下述的场面：离门口几步远处，有一片肮脏的水洼，三只鸭子在水洼里无忧无虑地戏水。水洼旁边站着两个庄稼人：一个是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另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两个人都穿着打补丁的麻布褂，光着脚，腰里扎着绳子。地保菲道谢伊奇很卖力地同他们周旋着，看样子，如果我们在板棚里再耽搁一会儿，他也就把他们劝走了，可是他看到了我们，就挺直了身子，一动不动了。村长也站在这儿，张着嘴，莫名其妙地握着拳头。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皱起眉头，咬紧嘴唇，走到两个求见的人面前。两个人一声不响地朝他跪了下来。
“你们要怎样？找我有什么事？”他用严厉的、带点儿鼻音的声音问道。两个庄稼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像躲避阳光似的眯起眼睛，呼吸也急促起来。
“喂，怎么一回事儿？”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又问道，并且立刻又转身问索夫伦，“这是哪一家的？”
“是托波列叶夫家的。”总管慢腾腾地回答说。
“喂，你们究竟怎么啦？”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又说，“怎么，你们没有舌头吗？你说说吧，你要怎样？”他用头点了点老头子，又说道，“别怕嘛，糊涂虫。”
老头子伸直了他那黑褐色的、皱皱巴巴的脖子，撇开发青的嘴唇，用嘶哑的声音说：“老爷呀，为我们说说话吧！”并且又在地上叩了一个头。年轻的汉子也叩了一个头。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威风凛凛地看了看他们的后脑勺，昂起头，把两腿劈开些。
“怎么一回事儿呀？你告谁的状呀？”
“行行好吧，老爷！让我们喘口气吧……把我们折腾得要死了。”老头子好不容易说出来。
“是谁折腾你呀？”
“是索夫伦·亚科夫里奇呀，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沉默了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安季普，老爷。”
“这是什么人？”
“这是我的儿子，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又沉默了一会儿，并且捋了捋胡子。
“喂，他究竟怎样把你折腾得要死呀？”他透过小胡子望着老头子说。
“老爷呀，把我家折腾垮了。我的两个儿子还没有轮到，就被他送了去当兵，现在又要把我三儿子送走。昨天，老爷呀，他把我最后一头母牛从院子里牵走了，又把我老婆狠狠打了一顿——就是他这位大爷。”他指了指村长。
“哼！”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哼了一声。
“不要让我们家破人亡吧，恩人呀！”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皱起眉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他带着不满意的神气小声问总管。
“老爷容禀，这是一个醉鬼，”总管第一次用“容禀”这样的字眼儿回答说，“又是一个懒汉。老爷容禀，他欠租已经五年了。”
“索夫伦·亚科夫里奇替我把欠租缴过了，老爷，”老头子继续说，“已经缴过五年了，一缴过租，他就把我当奴隶了，老爷呀，还有呢……”
“那你为什么欠租呢？”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厉声问。老头子垂下了头。“你大概喜欢喝酒，天天在酒馆里厮混吧？（老头子张开嘴要说话了。）我可是了解你们这些人，”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很气愤地说下去，“你们就知道喝酒，天天躺在炕头上，让规矩的庄稼人替你们干活儿。”
“他还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呢。”总管在主人的话里插了一句。
“嗯，那是不用说的。往往就是这样，这种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了。一年到头浪荡，蛮不讲理，现在却磕头求饶了。”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老爷呀，”老头子痛心地说，“行行好，为我们说说话吧——我哪儿是蛮不讲理的人呀？老天爷在上，我是没法子忍受呀。索夫伦·亚科夫里奇不喜欢我，他为什么不喜欢我——那就让上帝去说吧！老爷呀，眼看着就要叫我家破人亡了……就连这最后一个儿子……就连这个儿子也要……（老头子那皱皱巴巴的黄眼睛里迸出了泪水。）行行好吧，老爷，为我们说句话吧……”
“还不止我们一家呢。”年轻汉子开口说话了……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勃然大怒。
“谁问你了，嗯？不问你，就不许你说话……这成何体统？告诉你，不许你说话！闭嘴！……哼，这还得了！这简直是造反。不行，伙计，我可不准造反……你小心点儿……（阿尔卡季·巴甫雷奇往前跨了两步，但是可能想起有我在场，就扭过脸，把手插到口袋里。）请原谅，朋友原文为法文。，”他勉强装出微笑，明显地放低了声音说，“这是事情很不好的一面原文为法文。……喂，好啦，好啦，”他也不看两个庄稼人，继续说下去，“我会吩咐的……好啦，你们走吧。（两个庄稼人没有起来。）喂，我不是对你们说了吗……好啦。你们走呀，我会吩咐的，听见没有？”
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转身背对着他们。“永远不满足。”他从牙缝里说过这话，就大步往家里走去。索夫伦跟着他走了。地保瞪大了眼睛，仿佛准备要跳到很远的地方。村长把水洼里的鸭子轰了出去。两个庄稼人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互相望了望，便头也不回地慢慢往家里走去。
过了两个钟头，我已经在利亚波沃，同我熟悉的庄稼人安巴季斯特一起准备出猎了。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阿尔卡季·巴甫雷奇还在生索夫伦的气。我和安巴季斯特谈起什比洛夫的庄稼人，谈起宾诺奇金先生，问他是不是认识那里的总管。
“索夫伦·亚科夫里奇吗？……他呀！”
“他是怎样一个人？”
“是一条狗，不是人。这样的狗，找到库尔斯克都找不到。”
“怎么啦？”
“什比洛夫村名义上是那位……他姓什么来着？……是那位宾诺奇金先生的，可是当家的不是他，是索夫伦。”
“真的吗？”
“他把那个村子当成自己的家产。周围的庄稼人都欠他的债，都像长工一样给他干活儿：有的给他赶车，有的给他干这事儿那事儿……把人折腾苦了。”
“他家的地好像不多吧？”
“不多？他光是在赫雷诺夫就租了八十亩，在我们这儿也租了一百二十亩，还有那成片的一百五十亩。而且他不光是经营土地，他还贩卖马匹、牲畜、柏油、奶酪、大麻，贩卖这样、那样……这家伙机灵，太机灵，所以这骗子就发财了！最可恶的是，手太辣了。是畜生，不是人。可以说：是一条狗，一条恶狗，实实在在是一条恶狗。”
“那他们为什么不控告他呢？”
“哎呀呀！东家才不管这些事呢！只要没有人欠租，他还管什么？”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他又说：“哼，你去告告他，试试看。哼，他会把你……试试看吧……肯定够你受的……”
我想起安季普的事，就把我看到的情形对他说了说。
“瞧吧，”安巴季斯特说，“这一下他要把他吃掉了，会把他一口吞掉的。村长这一下会把他折腾死。他真是倒霉，真是可怜得不得了呀！他凭什么该受这份罪呀……他在村会上跟他，跟总管顶撞过，显然是实在忍受不住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他就狠狠地折腾起他，折腾起安季普来。这一下就要把他折腾死了。他就是一条狗，一条恶狗。上帝原谅我嘴损。他知道什么人好欺负。有些老头儿有几个钱，家里也有一些人，他这个秃鬼就不敢碰。可是对于像安季普这样的，他要怎样欺负就怎样欺负！所以安季普的儿子没有轮到就被他送去当兵，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一条恶狗，上帝原谅我嘴损！”
我们就出门去打猎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于萨尔茨堡西列济亚
孤 狼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8 年第2期。
傍晚，我一个人坐着赛跑用的马车回家。离家还有七八俄里。我那匹跑得很快的好马精神抖擞地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跑着，只是偶尔地打两声响鼻，摇晃几下耳朵。我那只跑累了的狗一步也不离开后轮，好像拴在上面似的。暴风雨要来了。前面有老大的一片淡紫色阴云，慢慢地从树林后面升起来。在我头顶上疾驰和迎面而来的是一条条长长的灰云。爆竹柳惊慌不安地晃动起来，簌簌地响起来。闷热一下子变成湿冷，阴影很快地浓起来。
我用缰绳抽了一下马，马车就下了河谷，过了一条长满柳树棵子的干河，上了坡，就进了树林。我面前有一条路，弯弯曲曲地在已经笼罩着暮色的茂密的榛树棵子中穿过。我的马车艰难地向前行进着。百年老橡树和老椴树的一条条树根横穿过深深的旧车辙，我的马车在坚硬的树根上蹦跳着，我的马打起趔趄来。狂风突然在上空怒吼起来，树木呼啸起来，大颗大颗的雨点猛烈地敲打着树叶，电光一闪，雷雨大作。雨像泉涌般地倾注下来。我的车子慢慢走起来，走不多久，不得不停下来：我的马陷在泥水里了，而且这时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好不容易钻到一丛老大的树棵子底下躲雨。我弯下身子，蒙住脸，耐心地等待雷雨的终止，却忽然在闪光中恍惚看到一个高高的人影。我就凝神朝那个方向注视起来——那个人好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一下子出现在我的马车旁边。
“什么人？”一个洪亮的声音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在这儿看林子的。”
我自报了姓名。
“啊，我知道！您这是回家去吗？”
“是回家，可是你瞧，多么大的风雨……”
“是啊，暴风雨。”那声音回答说。
一道白亮的电光把守林人从头到脚照得清清楚楚，紧接着霹雳一声响了一个炸雷。雨更猛烈地泼下来。
“不会很快就停的。”守林人又说。
“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可以把您领到我的小屋里去？”他断断续续地说。
“那就麻烦你了。”
“请您坐好吧。”
他走到马头前，抓住笼头，把马拉动了。我们的马车就走起来。马车像“大海里的独木舟”一般颠簸着。我紧紧抓着马车的坐垫，一面呼唤着狗。我那可怜的母马吃力地在泥水中吧唧吧唧走着，又打滑又打趔趄。守林人在辕杆前面左右摇晃着，像一个幽灵。我们走了很久，我的领路人终于站了下来。“咱们到家了，先生。”他用平静的语调说。篱笆门咯吱一声开了，几条小狗一齐叫起来。我抬起头来，借着电光，看见围了篱笆的宽大的院子中央有一座小屋。从一个小小的窗子里透出幽暗的灯光。守林人把马拉到台阶旁，便敲起门来。“就来，就来！”说话的是一个尖细的声音，接着是光脚板的走动声，门闩吧嗒一声开了，于是一个穿着小褂、腰系布条的十二岁光景的小姑娘带着提灯出现在门口。
“给这位先生照着路，”他对她说，“我把您的马车赶到敞棚里。”
小姑娘朝我看了看，就往屋里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守林人的屋子只有一间，熏得黑糊糊的，又矮，又空空荡荡的，没有高板床，也没有间壁。墙上挂着一件破皮袄，长板凳上放着一条单筒猎枪，屋角堆着一堆破布，炉边摆着两个大瓦罐。桌上点着松明，一会儿可怜巴巴地亮一下，一会儿又暗下去。在屋子正中央，一根长竿的一端吊着一个摇篮。小姑娘把提灯捻灭了，坐到一个小凳子上，就用右手摇起摇篮，用左手摆弄松明。我朝四下里看了看——心里非常难受：夜晚走进农家的屋子不会是愉快的。摇篮里的婴儿又沉重又急促地呼吸着。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吗？”我问小姑娘。
“一个人。”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吗？”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小声说。
门吱扭一声响了，守林人弯下头，跨进门来。他拿起地上的提灯，走到桌子跟前，把提灯又点着了。
“点松明恐怕您不习惯吧？”他说着，摇晃了几下他的鬈发。
我望了望他。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好汉。他高个子，宽肩膀，身材好极了。那强壮的肌肉在湿透的麻布衬衫底下凸得高高的；那黑黑的拳曲大胡子把他那刚毅而严肃的脸遮住一半；在紧挨着的两道阔眉毛底下，一双不大的栗色眼睛流露着刚勇之气。他一双手轻轻地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下来。
我向他道过谢，就问起他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福玛，”他回答说，“外号叫孤狼在奥廖尔省，常常把孤单而阴沉的人称为孤狼。———原注。”
“哦，你就是孤狼？”
我更好奇地朝他望了望。我常常听到我的叶尔莫莱和别的一些人谈守林人孤狼的一些事，附近的庄稼人都像怕火一样怕他。据他们说，能够像他这样尽职守的人，天下还没有：“他连一捆树枝都不让人拿走。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在半夜里，他也会一下子来到，你休想反抗，因为他力气又大，又像魔鬼一样灵活……而且你对他毫无办法：请他喝酒，给他钱，都没有用。不管用什么收买他，都不行。有些人不止一次想把他弄死，不行，办不到。”
附近的庄稼人对孤狼就是这样议论的。
“原来你就是孤狼，”我又说一遍，“伙计，我听人家说起过你。都说你是什么人也不肯放过的。”
“我要尽我的职，”他阴沉地回答说，“不能白吃主人家的饭。”
他从腰里抽出板斧，蹲在地上，劈起松明来。
“怎么，你没有老婆吗？”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说，并且使劲劈了一斧头。
“就是说，是死了吗？”
“不……是的……死了。”他说过，便转过脸去。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抬起眼睛，朝我望了望。
“跟一个过路的城里人跑了。”他带着苦笑说。小姑娘垂下了头。婴儿醒了，哭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边。“喂，给他这个。”孤狼说着，把一个肮脏的奶瓶塞到小姑娘手里。“就把他丢下了。”他指着婴儿又小声说。他走到门口，站下来，并转过身来。
“先生，您恐怕，”他说，“不会吃我们的面包吧，可是我这儿除了面包……”
“我不饿。”
“哦，那就算了。我倒是可以给您生个茶炊，可是我没有茶叶……我去看看您的马怎么样。”
他走出去，把门掩上。我又朝四面打量了一下。我觉得这屋子比先前更加凄凉了。已经冷了的烟气有一种苦味非常难闻，使我连气都不敢喘。小姑娘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连眼睛也不抬。她只是偶尔推推摇篮，怯生生地把老往下溜的小褂往肩上拉一拉。她那一双光着的脚一动不动地耷拉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乌丽姐。”她把她那悲伤的小脸又往下垂了垂，说。
守林人走进来，坐到板凳上。
“风雨小些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他说，“您要是想走，我把您送出树林。”
我站起身来。孤狼拿起枪，检查了一下火药池。
“拿枪干什么？”我问。
“树林里有人捣鬼……在砍母马沟的树。”他说后面一句，是回答我疑问的目光。
“在这儿能听得见吗？”
“在院子里能听得见。”
我们一同走出来。雨已经停了。远处还聚集着一团团浓浓的乌云，偶尔还划过长长的闪电。但是我们头顶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暗蓝色的天空，星星透过疾驰的稀薄的行云闪着亮光。黑暗中显露出一棵棵沾满雨水、被风吹得摇来摆去的树木的轮廓。我们倾听起来。守林人摘下帽子，低下头。“就是……就是的，”他忽然说，并且伸出一只手，“瞧，就挑选这样的夜晚。”除了树叶响声，我什么也没听见。孤狼从敞棚底下把马牵出来。“要是这样去，”他又小声说，“恐怕会让他跑掉的。”“我和你一起走着去……行吗？”“好吧，”他说着，又把马牵回去，“咱们一下子把他抓住，然后我再送您。咱们走吧。”
我们就走：孤狼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天知道他是怎样认得路的，但他只是偶尔停一停，为的是听一听斧头的声音。“喏，”他小声说，“听见吗？听见吗？”“在哪儿呀？”孤狼耸耸肩膀。我们进了沟，风停息了一小会儿——一下一下的斧声清清楚楚地进入我的耳朵。孤狼朝我看了看，点了点头。我们蹚着水漉漉的野草和荨麻继续朝前走去。听到一阵低沉的、长长的轰隆声……
“砍倒了……”孤狼嘟囔着。
这时天空越来越晴朗，树林里有点儿亮了。我们终于从沟里爬出来。“请您在这儿等一下。”守林人小声对我说。他就弯下身子，举起枪，消失在灌木丛中。我聚精会神地倾听起来。在不肯停息的风声中，我隐约听到远处有轻微的声音：斧头小心地砍树枝的声音，车轮轧轧声，马打响鼻的声音……“哪儿去？站住！”突然响起孤狼那钢铁般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像兔子似的可怜巴巴地叫起来……厮打起来。“胡说……胡说……”孤狼喘着粗气说，“你跑不掉……”我朝打闹的方向奔去，一步一个趔趄地跑到厮打的地方。守林人在砍倒的树旁的地上蠕动着。他把那个贼按在地上，用腰带在反绑他的两手。我走到跟前。孤狼站起来，也把那人拉起来。我看到那个庄稼人浑身湿漉漉的，穿得破破烂烂，老长的大胡子乱蓬蓬的。一辆货车旁边站着一匹很瘦弱的马，马身上有一半披着疙疙瘩瘩的草席。守林人一句话也不说。那人也不做声，只是摇晃着脑袋。
“把他放了吧，”我对着孤狼的耳朵小声说，“这棵树我来赔。”
孤狼一声不响地用左手抓住马鬃：他的右手一直抓着那个贼的腰带。“哼，你这笨东西，看你有多狡猾！”他厉声说。“您把斧子拿着。”那庄稼人嘟囔说。“斧子怎么会丢掉呢？”守林人说着，捡起斧头。我们就走了。我走在最后面……又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很快就转为瓢泼大雨。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那座小屋。孤狼把抓来的那匹马放在院心里，把那个庄稼人带进屋里，把腰带的结儿松了松，就叫他坐到角落里。那小姑娘本来已经在炉边睡着了，这时一下子跳起来，带着惊恐的神气一声不响地打量起我们。我在板凳上坐下来。
“啊，这雨好大呀，”守林人说，“只好再等一会儿了。您要不要躺一下？”
“谢谢。”
“您在这儿，我本该把他关进贮藏室里，”他又指着那人说，“可是那门闩……”
“就让他在这儿吧，不要难为他。”我打断孤狼的话说。
那人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在心里发誓，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可怜的人放了。他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动。在灯光下，我能看清楚他那憔悴的皱皱巴巴的脸、那耷拉着的黄眉毛、惶惶不安的眼睛、干瘦的肢体……小姑娘躺在他脚下的地板上，又睡着了。孤狼坐在桌旁，两手托着头。蟋蟀在屋角里叫着……雨敲打着屋顶，顺着窗子哗哗往下流。我们都不说话。
“福玛·库兹米奇，”那人忽然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福玛·库兹米奇呀！”
“你要怎样？”
“放了我吧。”
孤狼没有回答。
“放了我吧……因为实在饿得没办法呀……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守林人阴沉地反驳说，“你们全村都是这样，除了贼，还是贼。”
“放了我吧，”那人一再要求说，“管家，我家完了……放了我吧！”
“完了呢！……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做贼。”
“放了我吧，福玛·库兹米奇……不要把我毁了。你也知道，你那东家会要我的命的。”
孤狼转过脸去。那人浑身抽搐起来，好像是热病发作了。他的头直晃荡，喘气也不均匀了。
“放了我吧，”他带着灰心绝望的神情一再地恳求说，“放了我吧，真的，放了我吧！我来赔钱，真的。实在是饿得没法子呀……孩子们饿得直哭呀，真是走投无路呀。”
“可是你总是不应该做贼。”
“就把那匹马……”那人又说，“就把那匹马给留下吧……我只有这匹牲口了……放了我吧！”
“我说过了，不行。我也是不能做主的人——东家要追问我的。再说也不能由着你们。”
“放了我吧！穷得没办法呀，福玛·库兹米奇，实在穷得没办法呀……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
“放了我吧！”
“哼，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老老实实坐着，不然我可要……明白吗？怎么，你没看见这位先生在这儿吗？”
那可怜的人垂下了头……孤狼打了一个哈欠，把头放到桌子上。雨一直没有停。我等着看事情怎样了结。
那人突然挺直身子，一双眼睛冒出火来，一张脸也红了。“哼，来，你把我吃了吧，哼，噎死你，来吧，”他眯起眼睛，挂下嘴角，说了起来，“来吧，你这该死的凶手，你来喝基督徒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转过脸去。
“我对你说话呢，你这蛮子，吸血鬼，对你说话呢！”
“你醉了吗，怎么骂起人来啦？”守林人惊愕地说，“怎么，你疯了吗？”
“喝醉了呢！……那还不是你让我醉了的，你这该死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哼……我来收拾你！……”
“我怕什么？反正一样是死！没有了马，我能上哪儿去？你杀我，我也是死。饿死，也是死——都是一样。全完蛋吧！老婆，孩子……什么都死光吧……可是你呀，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
孤狼站起身来。
“你打吧，打吧，”那人用发狂的声音说，“打吧，来，来，打吧……（小姑娘腾地跳起来，用眼睛盯住他。）打吧！打吧！”
“住嘴！”守林人大喝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算了，算了，福玛，”我喊起来，“饶了他……由他去吧。”
“我就是要说说，”那个倒霉的人继续说，“反正是一个死。你这凶手，畜生，怎么不死呀……不过等着吧，你威风不了多久啦！会有人把你绞死的，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他的肩膀……我冲过去解救他……
“您别动，先生！”守林人朝我吆喝道。
我并不怕他吓唬，而且已经伸出了手。但是，使我万分惊讶的是，他一下子把那人胳膊上的腰带扯掉，抓住他的衣领，把帽子扣到他的眼睛上，拉开门，一把把他推了出去。
“带着你的马滚蛋吧！”他在他后面叫道，“可是你要小心，下次我可要……”
他回到屋里，在角落里摸索起来。
“哦，孤狼，”我终于说，“你真使我感到惊讶！我看出来，你真是一个极好的人。”
“唉，得了吧，先生，”他烦恼地打断我的话说，“只是请您不要说出去。我还是送您走吧，”他又说，“看来，您一时是等不到这点小雨停息的……”
院子里响起那人的马车的轧轧声。
“听，他走了！”他小声说，“下次我要好好收拾他！……”
半小时以后，他就在树林边上同我分手了。
歌 手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0 年第11 期。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得到高度的评价，屠格涅夫给维亚尔多的信中，也称作品的成功超过了他的预料。
不大的科洛托夫村原来属于一个女地主（那个女地主因为生性又凶恶又厉害，在附近一带得了一个外号叫“刮婆”，真名字倒是失传了），现在归彼得堡的一个德国人了。这个村子在一面光秃秃的山坡上，被一条可怕的冲沟从上到下切开。这条被冲得坑坑坎坎的深沟像无底深渊似的张着大嘴，弯弯曲曲地从街道中心通过，比河流更无情地——河上至少可以架桥——将可怜的小村子分为两半。几丛瘦弱的爆竹柳挂在沙质沟坡上。在干干的、像黄铜一般的沟底，是一块块老大的黏土质石板。景象不怎么美观，这是不用说的。然而附近所有的人都十分熟悉到科洛托夫村的道路，他们很喜欢常常到这里来。
在冲沟的顶头上，在离像小裂缝似的冲沟开头处才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的，跟其他房屋都不在一起。屋顶盖的是麦秸，还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像一只锐利的眼睛似的望着冲沟，在冬天的晚上，老远就可以在朦胧的寒雾中看见这扇有灯光的窗户，它像指路星似的对许多过路的庄稼人闪烁着。小屋的门框上钉着一块蓝色木牌。这小屋是一家酒店，名叫“安乐居”。这家酒店里卖的酒不见得比规定的价格便宜，然而来的顾客却比附近所有同类店铺的顾客多得多。其原因就在于酒店老板尼古拉·伊凡内奇。
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年是一个面颊红润、一头鬈发的挺拔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异常肥胖、白了头发的男子，肉嘟嘟的脸，精明而和善的眼睛，油光光的额头上一道道的皱纹——他在科洛托夫村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凡内奇同大多数酒店老板一样，是一个机灵和有心计的人。他并不特别殷勤，也不是特别能说会道，却有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本领，顾客坐在他的柜台前，在这位慢性子的老板那虽然非常锐利，却安详而亲切的目光之下，不知为什么都感到愉快。他有很多正确的见解。他又熟悉地主们的生活，又熟悉农民和市民的生活。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出很不错的主意，但他是一个小心谨慎和自私的人，因此宁可站在一边，只是随随便便、似乎毫无用意地说说一些看法，让自己的顾客——而且是他喜欢的顾客——明白明白事理。
他对于俄国人所看重和感兴趣的一切事都很在行，如对马和家畜，对森林，对砖瓦，对器皿，对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歌曲和舞蹈。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常常盘起自己的细腿，像麻袋似的坐在自己门前的地上，和一切过往行人打打招呼，说说亲热话儿。
他这一生见过的事情很多：他眼看着几十个常来他这儿买酒的小贵族相继去世；他知道周围一百俄里内发生的种种事情；就连最机警的警察局长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知道，可是他从不乱说，甚至也不流露出知道的神气。他总是默不作声，只是笑笑，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很尊敬他。县里身份最高的地主、高等文官舍列别津科每次经过他的门口，都要放下架子，朝他点头。
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的朋友一匹马，他叫那贼把马送还了；附近有一个村子的庄稼人不服新的主管人，他也把他们开导好了。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过，别以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爱正义，出于对他人热心——不是的！他只是尽量防止出什么事情，免得破坏他的安宁。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娶妻，而且也有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鼻尖眼快、动作利落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近来也像丈夫一样有些发福了。他在各方面都信赖她，钱也由她收藏。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他们：赚不到他们多少钱，吵闹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的人倒是更合乎她的心意。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们都还小。先前生的几个孩子都死了，但是活下来的几个长得都很像父母。看着这几个健康的孩子那聪明的小脸，是很愉快的。
七月里一个热得难受的日子，我慢慢跨着步子，带着我的狗，贴着科洛托夫村冲沟边往上走，朝“安乐居”酒店走去。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像发了疯似的，无情地炙晒着，烘烤着。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热烘烘的灰尘。羽毛亮闪闪的白嘴鸦和乌鸦张大了嘴，可怜巴巴地望着行人，好像是要求人同情。只有麻雀不觉得痛苦，挓挲着羽毛，比以前叫得更欢，一会儿在围墙上打架，一会儿一齐从灰尘飞扬的大路上飞起来，像灰云一样在绿油油的大麻地上空盘旋。我口渴得难受。附近没有水：在科洛托夫村，像在很多别的草原村庄一样，因为没有泉水和井水，庄稼人喝的都是池塘里的浑水……可是，谁又能把这种令人恶心的东西叫做水呀？我就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说实在的，科洛托夫村不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令人悦目的景象，但是特别使人产生愁闷之感的，就是七月的耀眼的太阳那无情的阳光照射下的景象：那破旧的褐色屋顶，那很深的冲沟，晒得焦黄的、落满灰尘的草场，草场上那带着绝望神情走来走去的长腿瘦鸡，原来的地主房屋剩下的灰色白杨木屋架和空空的窗洞，周围的一丛丛荨麻、杂草和艾蒿，晒得滚热的、黑糊糊的、漂着一层鹅毛的池塘，池塘周围那半干的烂泥和歪向一边的堤坝，堤坝旁踩成细灰般的土地上那热得直喘、直打喷嚏的绵羊，绵羊那种紧紧挤在一起的可怜神气和拼命把头垂得更低、似乎在等待这难挨的炎热什么时候才会过去的那种灰心丧气的忍耐神气。
我迈着疲惫无力的步子来到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酒店门前，照例引起孩子们的惊讶，惊讶得瞪大眼睛茫然注视着，也引起几条狗的愤慨，愤慨是用吠叫来表示的，吠叫又凶狠又卖力，好像内脏都要炸裂似的，以至于吠叫过一阵之后都咳呛和喘起粗气——这时酒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没戴帽子，身穿厚呢大衣，浅蓝色腰带扎得低低的。看样子这是一名家仆，一张干枯的皱皱巴巴的脸，再往上是乱蓬蓬地竖着的浓密的灰色头发。他在呼唤一个人，急促地挥动着两只手，两只手晃动得显然比他所希望的厉害得多。可见他已经醉了。
“你来，来呀！”他使劲扬着浓浓的眉毛，嘟嘟囔囔说起来，“来呀，眨巴眼儿，来呀！真是的，你磨蹭什么呀，伙计。这可不好，伙计。人家在等你呢，可是你这样磨蹭……来呀。”
“哦，来了，来了。”一个打战的声音应声说，接着便从屋子右面走出一个又矮又胖又瘸腿的人。他穿的是一件相当整洁的呢外衣，只套了一只袖子。高高的尖顶帽一直压到眉毛上，给他那圆圆的、胖胖的脸增添了滑稽可笑的表情。他那双小小的黄眼睛滴溜溜直转，那薄薄的嘴唇上一直堆着拘谨和不自然的微笑，那尖尖的长鼻子很不雅观地向前伸着，很像船舵。“来了，伙计，”他一面一瘸一拐地往酒店里走，一面说，“你叫我干什么？……谁在等我？”
“我叫你干什么？”穿厚呢子大衣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眨巴眼儿，你这人真怪，伙计，叫你到酒店里来，你还要问干什么！好多人都在等你呢：土耳其佬雅什卡，还有野人先生，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头儿。雅什卡和包工头儿打了赌：赌一瓶啤酒——看谁赢谁，就是说，看谁唱得好……你懂吗？”
“雅什卡要唱歌了吗？”外号“眨巴眼儿”的人兴奋地说，“你不是扯谎吧，蠢货？”
“我不扯谎，”蠢货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才喜欢瞎扯哩。他既然打了赌，那就一定要唱，你这天生的笨牛，你这浑蛋，眨巴眼儿！”
“好，咱们走吧，呆子。”眨巴眼儿回答说。
“哦，那你至少要吻我一下呀，我的好宝贝。”蠢货张开两条胳膊，嘟囔说。
“瞧，你这个娇宝宝伊索伊索：著名的古希腊寓言作家。在旧俄国常用作讽刺语，指的是言语费解的人。。”眨巴眼儿用胳膊推着他，轻蔑地说，接着两人都弯下身子，走进低矮的门里。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说土耳其佬雅什卡在附近一带是最好的歌手，现在我竟有机会听听他和另一名歌手比赛。我便加快步子，走进酒店。
大概，在我的读者中，没有多少人光顾过乡村的酒店。可是我们这些打猎的，什么地方没有到过呀！这种酒店的构造极其简单，大都是由一间幽暗的前室和有烟囱的正屋组成。正屋用板壁隔成里外间，里间是任何顾客都不能去的。在这板壁上，在一张宽大的橡木桌子上方，开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就在这张桌子或者柜台上卖酒。在正对着大洞的架子上，并排摆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封口的瓶酒。正屋的前半部分是接待顾客的，有若干条长板凳，两三个空酒桶，一张放在拐角上的桌子。乡村酒店大都是很黑暗的，而且，一般农舍中大都少不了的那些花花绿绿的通俗版画，你在酒店的圆木墙壁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当我走进安乐居酒店的时候，里面已经来了很多人了。
在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差不多有壁洞宽的尼古拉·伊凡内奇，身穿印花布衬衫，肥胖的脸上带着懒洋洋的微笑，正在用又白又胖的手给刚进来的朋友眨巴眼儿和蠢货倒两杯酒。在他后面的角落里，靠近窗子的地方，是他那眼睛很机灵的妻子。房间中央站的是土耳其佬雅什卡，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瘦瘦的、挺拔的男子，穿一件长襟土布蓝色外衣。他的样子像一个勇猛的工厂里的小伙子，身体似乎不能说是十分健壮。他那瘪瘪的脸颊，那不肯安静的灰色大眼睛，端正的鼻子和不住地活动的小小鼻孔，平平的白额头，向后梳的淡黄色鬈发，大而好看并富有表情的嘴唇——他脸上的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非常兴奋：不住地眨巴着眼睛，呼吸也很急促，两手一个劲儿打哆嗦，像是发作了热病——他就是热病发作了，就是面对群众讲话或唱歌的人常常会害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突然发作的热病。
他旁边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宽肩膀，高颧骨，低额头，像鞑靼人一般的狭眼睛，短短的扁鼻子，方方的下巴，乌黑发亮的头发像鬃毛一样硬。他那黝黑而带铅色的脸，尤其是那煞白的嘴唇的表情，如果不是那样沉静的话，差不多可以说是凶狠的。他几乎一动也不动，只是像一条公牛从轭下慢慢朝四周围打量着。他穿一件旧的常礼服，铜纽扣光溜溜的。粗大的脖子上围一条旧的黑绸围巾。他就叫野人先生。
在他的正对面，圣像下面的长板凳上，坐着雅什卡的对赛歌手——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头。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敦实汉子，麻脸，鬈发，扁扁的狮子鼻，灵活的栗色眼睛，稀稀的下巴胡。他把两只手掖到大腿底下，两条穿着滚边的漂亮皮靴的腿自由自在地悠荡着，碰得吧嗒吧嗒响着。他穿的是一件崭新的有棉绒领子的灰呢子薄上衣，紧紧勒着喉咙的红衬衫的边儿在棉绒领子衬托下显得异常触目。在对面的角落里，门的右边，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庄稼人，穿一件灰色旧长袍，肩上有一个大洞。阳光像稀薄的、黄黄的流水，透过两扇小窗子的带灰尘的玻璃射进来，似乎不能战胜屋子里平时的阴暗：一切物件上的光线都很微弱，似明似暗。然而在屋子里几乎是凉爽的，所以我一跨进门槛，就如释重负，气闷和炎热感消失了。
我看出来，我的到来起初使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顾客们有些不安。但是他们一看到尼古拉·伊凡内奇像对熟人一样跟我打招呼，也就安下心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啤酒，就在角落里挨着那个穿破旧长袍的汉子坐了下来。
“喂，好啦！”蠢货一口气喝干一杯酒，突然叫起来，同时两只手奇怪地挥舞着来配合他的叫喊声，显然不这样他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还等什么呀？唱就唱嘛。嗯？雅什卡？……”
“开始吧，开始吧。”尼古拉·伊凡内奇也支持说。
“好的，咱们就开始吧，”包工头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静地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什卡激动地说。
“好啦，开始吧，伙计们，开始吧。”眨巴眼儿尖声叫道。
然而，尽管大家都说要开始，却谁也不开始。包工头甚至没有从板凳上站起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开始呀！”野人先生阴沉而激烈地说。
雅什卡身子哆嗦了一下。包工头站起身来，把腰带掖了掖，咳嗽了两声。
“可是，谁先唱呢？”他用微微有些改变的声音问野人先生，野人先生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宽宽地叉开两条粗腿，把两只强壮的手插到裤子口袋里，差不多一直插到胳膊肘。
“你，你先唱，大师傅，”蠢货嘟囔着说，“你先唱，大哥。”
野人先生皱着眉头瞅了他一眼。蠢货轻轻吱了一声，不好意思起来，朝天花板看了看，耸了耸肩膀，不说话了。
“拈阄吧，”野人先生一字一顿地说，“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凡内奇弯下身子，哼哧着从地板上拿起酒来，放到柜台上。
野人先生朝雅什卡看了看，说：“来吧！”
雅什卡在自己口袋里掏了掏，掏出一个铜币，用牙齿咬了一个记号。包工头从怀里掏出一个新的皮革钱包，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把许多零钱倒在手心里，选出一个崭新的铜币。蠢货摘下自己的破帽子送上来。雅什卡把自己的铜币丢进去，包工头也丢了进去。
“你来拈吧。”野人先生对眨巴眼儿说。
眨巴眼儿得意地笑了笑，就两手端着帽子，摇晃起来。
一时间屋子里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两个铜币互相碰撞得轻轻地叮当响着。我留心朝四面看了看，只见所有的脸上都流露着紧张等待的神情，野人先生也眯起了眼睛，坐在我旁边的穿破旧长袍的庄稼人也带着好奇的神情伸长了脖子。眨巴眼儿把手伸进帽子里，摸出的是包工头的铜币。大家松了一口气。雅什卡红了红脸，包工头用手摸了摸头发。
“我说的嘛，就该你先唱，”蠢货叫起来，“我说的嘛。”
“好啦，好啦，不要聒噪了！”野人先生轻蔑地说，“开始吧。”他用头朝包工头点了点，又说。
“那我唱什么歌儿呢？”包工头激动起来，问道。
“随你唱什么，”眨巴眼儿回答说，“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当然，随你唱什么，”尼古拉·伊凡内奇慢慢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也附和说，“这事儿不能给你指定。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过要好好地唱，然后我们就凭良心评高低。”
“自然，要凭良心。”蠢货接话说，并且舔了舔空酒杯的边儿。
“伙计们，让我稍微清一清嗓子。”包工头用手摸着上衣领子，说道。
“好啦，好啦，不要磨蹭了，开始吧！”野人先生断然说，并且低下头。
包工头多少想了想，甩了甩头发，便走上前来。雅什卡用眼睛紧紧盯住他……
不过，在开始描写这场竞赛之前，先多少说说我这篇故事中每一个登场人物，我认为也不是多余的。其中有几个人的情况，我在安乐居酒店碰到他们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另外有几个人的情况是我后来打听到的。
先从蠢货说起吧。这人的真名字是叶甫格拉弗·伊凡诺夫，但是附近一带的人都叫他蠢货，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外号，这个外号就叫开了。确实，这外号对于他那很不起眼的、老是慌慌张张的外貌，再合适不过了。他原是一个嗜酒成性的独身家仆，原来的主人早就不要他了，因为没有活儿干，也就拿不到一个铜板的工钱，然而他有办法天天大喝别人的酒。他有许多熟人，这些人都请他喝酒、喝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不能使大家开心，甚至相反，他那种无聊的唠叨、令人烦腻的纠缠、狂热的动作和不停地做作的大笑，使大家感到讨厌。他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不但从来没说过一句聪明话，也没说过一句有用的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乱说一气——不折不扣是个蠢货！可是在方圆四十俄里以内，没有一次酒会上没有他那细长的身影在客人中间转来转去——大家对他已经习惯了，把他当做躲不掉的灾祸。不错，大家都很轻视他，但是能制伏他，能叫他不乱说乱动的，只有野人先生。
眨巴眼儿一点也不像蠢货。眨巴眼儿这个外号对他也很合适，虽然他眨眼睛并不比别人多——众所周知，俄罗斯人是发明外号的能手。尽管我想方设法打听这人更详细的经历，他一生中还是有一些模糊之点，如读书人说的，有一些隐没在不可知的深渊中的地方，那是我，恐怕也是很多别的人，无法知道的。我只是打听到，他曾经给一个没有子女的老太太当过车夫，带着交给他的三匹马逃走了，整整一年没有音信，后来想必是切身体会到流浪生活的艰难和无益，自己回来了，但已经成了瘸子。他向自己的女主人下跪求饶，在几年时间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儿，补偿了自己的罪过，渐渐博得女主人的好感，终于得到她的完全信任，当了管家。女主人一死，不知怎的，他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小市民，开始向乡邻们租地种瓜，发了财，现在日子过得很快活。
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城府很深，不恶毒，也不善良，而是很有心计。他很世故，能认识人，也善于利用人。他小心谨慎，同时又像狐狸一样精明。他像老奶奶一样爱唠叨，却从来不会说漏了嘴，倒是能够使任何别的人说出心里话。不过，他不像另外一些狡猾的人那样，装作呆头呆脑，而且他装呆也是很难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那双狡黯的小眼睛更锐敏、更机灵的眼睛。那眼睛从来不是简单地看，总是观察和窥视。眨巴眼儿有时对一件似乎非常简单的事情一连考虑几个礼拜，可是有时又会突然下决心去干大胆得不要命的事儿，似乎这一下子他要完蛋了……可是你瞧，马到成功，一切都十分顺利。他很有运气，相信自己的运气，相信预兆。总之，他很迷信。大家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关心任何人，但是大家都尊敬他。他家里就一个儿子，他对儿子心疼得不得了，儿子被培养得像父亲一样，想必今后会大有出息的。“小眨巴眼儿出落得很像父亲呢。”现在有些老头子在夏日的傍晚坐在墙根下闲聊的时候，已经在这样小声谈论他了，而且大家都明白这话里的意思，也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关于土耳其佬雅什卡和包工头，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雅什卡外号土耳其佬，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被俘虏来的土耳其女子所生。他在心灵上是一个十足的艺术家，然而在身份上却是一个商人的造纸厂里的汲水工。至于包工头，老实说，我至今还不知道他的来历，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机灵而活泼的城市小市民。但是关于野人先生，倒是值得比较详细地说一说：
这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一种粗野、笨重、然而无法抗拒的力气。他身材粗笨，如我们常说的，像一个布袋，然而他却流露着一股健壮得不得了的劲儿，而且，说来奇怪，他那熊一般的体格并不缺乏某种特有的优雅，这种优雅风度大概来自从容镇定，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威力。第一次见面，很难判断这个赫耳库勒斯赫耳库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他不像家仆，不像小市民，不像退职的贫穷书吏，也不像领地很少的破产贵族——猎犬师和打手。他确实是另一回事。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流落到我们县里来的。有人说，他原是独院地主，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担任过官职。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确切情形，谁也不知道，而且，从别人嘴里打听不到的，更别想从他嘴里打听到：再没有人比他更阴沉、更能守口如瓶了。也没有谁能够确切说，他是靠什么生活的：他不干任何手艺活儿，也不到什么人家里去，几乎不同任何人交往，可是他有钱花——钱虽然不多，但是有的花。他为人不谦虚——他根本没有什么好谦虚的——但是稳重。他活得似乎很自在，似乎没有注意自己周围有什么人，也根本用不着什么人。野人先生（这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名是彼列夫列索夫）在附近一带有很大的威望，虽然他不仅没有权力对任何人下命令，而且甚至自己也不向他接触的人表示要求听从之意，可是很多人都会马上很乐意地听从他的话。他说什么，别人都听他的，威力总能发生作用。他几乎不喝酒，不同女人打交道，非常喜欢唱歌。这个人有很多神秘之处，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阴沉地潜藏在他身上，这种力量仿佛自己知道，一旦涌上来，爆发出来，就会毁灭自己和所碰到的一切。如果这人一生中不曾有过这一类的爆发，如果他不是在幸免于死亡之后接受教训，时时刻刻严格地管束自己，那我就大错特错了。尤其使我惊讶的是，在他身上混合着一种先天生成的凶狠性和一种也是生来就有的高雅——这种混合是我在别人身上没有见过的。
话说包工头走上前来，半闭起眼睛，就用高亢的假嗓子唱了起来。他的声音十分甜美悦耳，虽然有点儿沙哑。他的声音变化着，像陀螺一般盘旋着，不停地回荡着，不停地由高转低，又不停地转向高音，保持着高音并且特别卖劲地拉长了唱一阵子，又渐渐停顿下来，然后又突然带着热情奔放的豪迈气势接唱以前的曲调。他的曲调转换有时非常大胆，有时非常滑稽：这样的转换使内行人非常满意；要是德国人听了，会感到愤慨意为：德国人爱好典雅的音乐，不喜欢这种花哨的唱法。。这是俄罗斯的抒情男高音原文为法文。。他唱的是一支快乐的舞曲。我透过那没完没了的装饰音、附加的辅音和叫声，只听出下面几句歌词：
我年纪轻轻，
要耕出小小土地；
我年纪轻轻，
要种出鲜红花儿。
他唱着，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唱。他显然感觉到这是唱给内行人听的，因此如俗话说的，使出吃奶的劲儿。确实，我们这一带的人对于唱歌都很在行，难怪奥廖尔大道上的谢尔盖耶夫村的优美动人的歌儿驰名全俄国。
包工头唱了很久，没有在听众中引起特别强烈的感动，他缺少协助，缺少合唱。终于，在一个特别成功的转折之处，连野人先生也笑了，蠢货忍不住高兴得叫了起来。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蠢货和眨巴眼儿开始轻轻地随声唱和、喊叫：“好极啦！……加油，好小子！……加油，再加油，鬼东西！再加油！再鼓劲儿，你这狗东西，狗小子！……恶鬼饶不了你！”等等。尼古拉·伊凡内奇在柜台后面带着赞许的神气把头左右摇晃着。蠢货终于把脚一跺，跨起碎步，扭动起肩膀，跳起舞来；雅什卡的眼睛像炭火一样燃烧起来，浑身像树叶一样颤抖着，不由自主地微笑着；只有野人先生脸上没什么变化，依然在原地没有动，但是他那凝视着包工头的目光有些柔和了，虽然嘴边的表情依然是轻蔑的。
包工头看出大家都很满意，来了劲儿，完全唱起花腔，拼命添加装饰音，拼命吧嗒舌头、敲舌头，拼命变换嗓门儿，以至等到他终于累了，脸色煞白，浑身热汗淋漓，把整个身子朝后一仰，唱出最后一个渐渐停息的高音的时候，大家用巨雷般的一片喝彩声来回答他。蠢货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用一双瘦骨嶙峋的长胳膊搂得他气都喘不过来；尼古拉·伊凡内奇的脸上也泛出红晕，他好像也变年轻了；雅什卡像发了疯似的叫起来：“棒极了，棒极了！”就连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穿破长袍的庄稼人也憋不住了，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擂，叫起来：“哎呀呀！好极了，真他妈的好极了！”并且使劲儿朝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嘿，伙计，漂亮极了！”蠢货紧紧搂着精疲力竭的包工头叫道，“漂亮极了，真没说的！你赢了，伙计，你赢了！恭喜你——酒是你的了！雅什卡比你差远了……我对你说嘛，他差远了……你相信我的话吧！”他又把包工头往自己怀里搂了搂。
“快把他放开吧！放开吧，别缠着没有完……”眨巴眼儿生气地说，“让他在板凳上坐一会儿，瞧，他累了……你这蠢货，伙计，真是蠢货！干吗缠住就不放呀？”
“那好吧，就让他坐一会儿，我来为他干一杯。”蠢货说过，便走到柜台前，“算你的账，伙计。”他转向包工头，又补充一句。
包工头点了点头，便坐到板凳上，从帽子里掏出毛巾，擦起脸来；蠢货馋巴巴地喝干一杯酒，就依照酒鬼的习惯，一面快活地咯咯叫着，一面装出忧心忡忡的神气。
“唱得好，伙计，很好。”尼古拉·伊凡内奇亲切地说，“现在该你唱了，雅什卡。要注意，别胆怯。我们来看看谁赢谁，我们来看看……包工师傅唱得很好，实在好。”
“好极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说过这话，笑着朝雅什卡看了看。
“好极了！”坐在我旁边的庄稼人小声重复了一遍。
“啊，窝囊废波列哈波列西耶沼泽地带南部， 即从波尔霍夫县与日兹德拉县交界处开始的长长的森林地带的居民，叫“波列哈”。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情和语言有很多特点。他们因为性情多疑和不爽快，被称为“窝囊废”。———原注！”蠢货忽然叫起来，走到肩上有破洞的庄稼人跟前，用指头点着他，蹦跳起来，并且笑得直打哆嗦，“波列哈！波列哈！嘎，巴杰波列哈说话时，几乎每句话都加上惊叫声“嘎”和“巴杰”。———原注，滚出去！窝囊废！你来干什么，窝囊废？”他哈哈笑着叫道。
可怜的庄稼人非常窘，已经准备站起来快点走掉，突然响起野人先生那铜钟般的声音：
“这讨厌的畜生是怎么回事儿？”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没什么，”蠢货喃喃地说，“我没什么……我是随便……”
“嗯，好啦，那就别做声了！”野人先生说，“雅什卡，唱吧！”
雅什卡用手捏住喉咙。
“伙计，怎么有点那个……有点儿……唉……真不知道怎么有点儿……”
“哎，得了，别怯场嘛，太不大方了！……干吗扭扭捏捏的？……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于是野人先生低下头，等待着。
雅什卡沉默了一会儿，朝四下里看了看，用一只手捂住脸。大家都用眼睛紧紧盯住他，尤其是包工头。包工头脸上那常有的自信和得到喝彩声后的得意神情之中，不由得流露出轻微的不安神色。他靠在墙上，又把两手掖到大腿底下，但是两条腿已经不再悠荡了。等到雅什卡终于露出自己的脸，那脸像死人一样煞白，一双眼睛透过下垂的睫毛隐隐射出亮光。他深深地舒一口气，就唱了起来……他的起音是微弱的，不平稳的，似乎不是从他的胸中发出来，而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似乎是偶然飘进这屋子里来。这颤抖的、金属般的声音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发生了奇怪的作用，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竟把身子挺得直直的。在起音之后紧接着是比较坚定和悠长的声音，但显然还是颤抖的，就好像弦突然被手指使劲拨动了一下，铮铮响过之后，还要颤动一阵子，并且很快地渐渐低下去。第二个音之后，是第三个音，于是，凄凉的歌声渐渐激昂起来，渐渐雄壮了，流畅了。“田野里的小道，一条又一条……”
他唱着，我们都感到甜滋滋的，回肠荡气。说实话，我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这声音像有裂璺似的，带有轻轻的碎裂声和叮当声。开头甚至有痛苦的意味儿，但是其中又有真挚而深沉的爱恋，又有青春气息，有活力，有甜蜜，又有一种令人销魂的悲怆意味儿。一个俄罗斯人的真挚而热烈的灵魂在歌声中回响着，呼吸着，紧紧抓住你的心，也直接抓着他那俄罗斯人的心弦。歌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嘹亮。雅什卡显然也陶醉了：他已经不胆怯了，他完全沉浸于幸福之中。他的声音不再颤抖，而是轻轻颤动，但这是像箭一般穿入听众心灵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内在的颤动，这声音越来越激昂，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洪亮。
记得有一天傍晚，在大海退潮的时候，远处波涛汹涌，我看到平平的沙滩上落了一只很大的白鸥，一动也不动，那丝绸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红光，只是偶尔迎着熟悉的大海，迎着通红的落日，慢慢展一展它那长长的翅膀——我听着雅什卡的歌声，就想起那只白鸥。
他唱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对手，也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显然是受到我们无声的、热情的共鸣所鼓舞，就像游泳者受到波浪推撞，精神倍增。他唱着，声声给人以亲切和无比辽阔之感，就好像熟悉的草原在你面前展开，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我觉得，我的心中涌起泪水，涌向眼睛。突然有一阵低沉、压抑的哭声使我大吃一惊……我回头一看，是店主的妻子趴在窗子上哭。雅什卡急急地向她瞥了一眼，唱得比以前更响亮，更甜美了。尼古拉·伊凡内奇低下了头；眨巴眼儿扭过脸去；完全动了情的蠢货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站着；穿灰色长袍的庄稼人在角落里小声抽搭着，一面伤心地低语，一面摇头；就连野人先生那紧紧皱到一起的眉毛底下也涌出大颗的泪珠儿，在那钢铁般的脸上慢慢滚动着；包工头把握紧的拳头按到额上，就不动了……
要不是雅什卡在一个很高的、特别尖细的音上突然结束，就像他的嗓音突然中断似的，我真不知道大家的陶醉怎样收场。没有一个人叫喊，甚至没有人动一动。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看他是不是还唱，但他睁大了眼睛，似乎对我们的沉默感到惊讶，用询问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之后，才看出是他赢了……
“雅什卡！”野人先生叫了一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就不说话了。
我们都像呆子似的站着。包工头缓缓站起身来，走到雅什卡跟前。“你……是你……你赢了。”他终于好不容易说了出来，接着就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他的迅速果断的行动似乎破解了魔力：大家一下子就热热闹闹、高高兴兴说起话来。蠢货朝上一蹦，嘟囔起来，两条胳膊抡得像风车翅膀一般；眨巴眼儿一瘸一拐地走到雅什卡跟前，跟他亲吻起来；尼古拉·伊凡内奇欠起身来，郑重地宣布：他自己再出一瓶啤酒；野人先生笑得那样可亲可爱，我怎样也没想到会在他脸上看到这样的笑容；穿灰色长袍的庄稼人用两只袖子擦着眼睛、两腮、鼻子和胡子，不时地在自己的角落里反复说着：“好呀，真好，我敢发誓，真好呀！”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一张脸憋得通红，急忙站起来，走了开去。
雅什卡像小孩子似的因为自己赢了喜滋滋的。他的脸完全变了样，尤其他的眼睛，一直闪耀着幸福的光彩。几个人把他拉到柜台前。他把一直在哭的穿灰色长袍的庄稼人也叫过去，又叫店主人的儿子去找包工头，包工头却没有找到，大家也就开始喝酒了。“你还要给我们唱呀，你要给我们一直唱到晚上。”蠢货把手举得高高的，反复地叫着。
我又向雅什卡看了一眼，便走了出去。我不想留在这儿，我怕损坏了我的感受。但是依然热得难受。热气似乎形成浓重的一层，笼罩在大地上，透过细细的、几乎是黑色的灰尘，似乎有许多小小的、明晃晃的火星在深蓝色的天空回旋着。到处都寂静无声。在疲惫无力的大自然这种深深的静默之中，有一种无可奈何和受压抑的意味儿。
我来到一个干草棚里，在刚刚割下、但差不多已经干了的草上躺下来。我很久不能入睡。我耳朵里很久都响着雅什卡那令人倾倒的歌声……终于还是炎热和疲惫占了上风，我睡着了，睡得死沉沉的。
等我醒来，四周已经黑了下来。身旁散乱的草散发着浓烈的气味，而且有点儿潮润润的了。透过破棚顶那一根根细细的木条，可以看到闪烁着微弱光芒的苍白的星星。
我走了出来。晚霞早已消失，天边那隐隐发白的是晚霞的余晖。透过夜晚的凉气，还可以感觉到原来炎热的空气热烘烘的，胸中还很闷热，希望有凉风吹一吹。没有风，也没有云，万里晴空黑得异常纯净，静静地闪烁着数不清的、但只是隐约可见的星星。村子里的灯火一闪一闪的，从不远处灯火通明的酒店里传来乱哄哄的喧闹声，我似乎听到其中有雅什卡的声音。那里面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声。
我于是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玻璃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很不愉快的、虽然热闹和生动的场面：都喝醉了——从雅什卡起，都醉了。雅什卡袒露着胸膛，坐在板凳上，用嘶哑的嗓门儿唱着一支下流的舞曲，懒洋洋地弹拨着六弦琴的琴弦，湿漉漉的头发一绺一绺地耷拉在他那苍白得可怕的脸上。
在屋子中央，完全“失控”的蠢货脱掉了上衣，对着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庄稼人跳花样舞。那个庄稼人也吃力地跺着和拖着一双发了软的脚，透过乱蓬蓬的大胡子呆呆地笑着，偶尔扬起一只手，似乎想说：“还行！”他的脸再可笑不过了，不论他怎样使劲扬自己的眉毛，那沉甸甸的眼皮却不肯往上抬，一直盖着那几乎看不出的、无神的、却又甜迷迷的眼睛。他正处在酩酊大醉的人那种可爱状态，这时不论哪个过路人看看他的脸，必然会说：“真够受，这家伙，真够受！”一张脸红得像虾子一样的眨巴眼儿，张大了鼻孔，在角落里怪笑着。只有尼古拉·伊凡内奇，到底是见过世面的酒店店主，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屋子里又来了很多新人，但是我在屋子里没有看到野人先生。
我转过身，快步走下科洛托夫村所在的小山冈。这座山冈的脚下便是一片辽阔的平原，沉浸在茫茫夜雾中的平原更是显得广漠无垠，仿佛同黑暗下来的天空连成一片。我正顺着冲沟旁的大道大步往下走，忽然平原上很远的地方响起一个男孩子的清脆的声音。“安特罗普卡！安特罗普卡……啊……啊……”他用顽强而带泪音的绝望腔调叫喊着，把最后一个音拉得很长很长。
他停了一小会儿，又叫起来。他的声音在动也不动、似睡似醒的空气中响亮地回荡着。他叫安特罗普卡的名字至少叫了有三十遍，才突然从那片平地的另一头，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隐隐约约的回答声：
“什么事……事……事？”
那个男孩子马上就用又高兴又生气的声音叫起来：
“快到这儿来，你这鬼……东……西……西！”
“干什……什……么呀……呀？”那个声音过了老半天才回答说。
“因为爹要……揍……你。”第一个声音急忙叫道。
第二个声音再也没有回应，那个男孩子就又呼唤起安特罗普卡。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当我从离开科洛托夫村四俄里、围绕着我的村子的那片树林边走过的时候，还能听到他那越来越稀、越来越微弱的叫喊声……
“安特罗普卡……啊……啊……”这声音还在夜色已浓的空中隐隐约约回荡着。
幽 会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0 年第11 期。伊·阿克萨柯夫认为它属于《猎人笔记》中最优秀的作品之列。
秋天，大约是在九月半，我坐在白桦树林里。从清早起就下毛毛细雨，一阵又一阵，不时被温暖的阳光取代，正是变幻无常的天气。天空有时整个被蓬松轻柔的白云遮住，有时有些地方会突然晴朗一会儿，这时会从散开的云彩后面露出蓝天，清澈而可爱，像美丽的眼睛。
我坐着，眺望着周围，倾听着。树叶在我头顶上轻轻地响着。单凭树叶的响声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这不是春天那生机勃勃的欢声笑语，也不是夏天轻轻的窃窃私语、絮絮叨叨，不是深秋那胆怯而冷漠的嘟囔声，而是一种隐约可闻、引人入睡的闲聊声。
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树梢。太阳时而大放光芒，时而被云彩遮住，因此，被雨淋湿的树林里面也不停地变化着。有时整个树林里面亮堂堂的，里面的一切好像一下子都微笑起来：那不太稠密的白桦树的细细的树干突然泛出白绸一般柔和的光泽，落在地上的小小树叶突然像乌金一般闪闪放光，已经染上熟透的葡萄般秋色的高大繁茂的羊齿植物那优美的杆儿也亮晶晶的，在眼前绕来绕去，纵横交错。有时周围一切又突然泛着淡青色：鲜艳的色彩顿时消失，白桦树只是白，没有了光泽，白得像刚刚落下、在寒冷中闪烁不定的、冬日阳光还没有接触到的新雪，于是毛毛细雨又悄悄地、调皮地在树林里飘洒起来，簌簌地响起来。白桦树的叶子虽然明显地有些苍白了，但几乎全部还是绿的；只是有的地方有那么一棵小小的白桦树，整个都是红色的或金色的，你可以看到，当阳光突然闪烁变幻地穿过被晶莹的雨水冲洗过的细枝织成的密网时，那小小的白桦树在阳光中何等鲜艳夺目。听不到一声鸟叫：鸟儿都进了窝儿，不做声了，只是偶尔能听到山雀那铜铃般的带讥笑意味儿的声音。
我来这片白桦林歇脚之前，我曾经带着我的狗穿过一片高高的白杨树林。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树——白杨树，不喜欢那白中泛紫的树干，那擎得高高的、像颤抖的扇子一般伸展在空中的金属般灰绿色的叶子，不喜欢那些呆呆地挂在长叶柄上的凌乱的圆叶不停地摆动。只有在有些夏日的黄昏，当它孤零零地高高耸立在一大片矮矮的灌木丛之上，正对着落日的红光，闪烁着，颤动着，从根到梢染遍一样的黄红色，或者，在晴朗而有风的日子里，整个白杨树在碧空中飒飒摇动和絮絮低语，每一片叶子都充满急不可待的神气，仿佛都想挣脱，飞走，飞向远方——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白杨树才是可爱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不喜欢这种树，因此我不在白杨树林里歇脚，而来到白桦树林里，来到一棵小树下，这棵树的枝条很低，因而可以给我遮雨。在欣赏了一会儿周围的景色之后，我便睡着了，这样安稳和甜蜜的觉只有打猎的人才能领略到。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时间，但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整个树林里面充满了阳光，四面八方，透过快活地喧闹着的树叶，透露出似乎在冒着火星的明亮的蓝天。云彩被大起来的风吹散，无影无踪了。天放晴了，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干爽的气息，使人心中充满一种振奋感，这样的空气几乎总是能够预示在一天阴雨之后会有一个宁静而晴朗的夜晚。
我已经准备站起身来，再去试试我的运气，忽然我的眼睛看到一个不动的人形。我定神一看：那是一个年轻的农家姑娘。她坐在离我有二十步远的地方，低着头在沉思，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其中一只半张开的手上放着一大束野花，她每呼吸一下，那束野花便慢慢地往格子花裙上滑一下。领口和袖口都扣得紧紧的洁白衬衫在她的腰部形成许多短短的皱褶。老大的黄色珠串成两行从脖子上垂到胸前。这姑娘长得很不错。带有漂亮的浅灰色的浓密的浅色头发分成两个梳得很仔细的半圆形，上面束着窄窄的红色发带，发带束得很低，几乎压到白得像象牙一般的前额上。她的脸的其他部分被晒得隐隐泛着古铜色，只有细嫩的皮肤才会晒成这颜色。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因为她一直不抬起眼睛，但是我清清楚楚看到她那高高的、细细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睫毛是湿的，而且在一边腮上有干了的泪痕在阳光中闪烁着，那泪痕一直延伸到有点儿苍白的嘴唇边。她的整个的头非常可爱，就是多少有点儿大而圆的鼻子也无伤大雅。我特别喜欢她脸上的表情：这表情是那样纯真和温柔，那样忧愁，而又对自己的忧愁充满孩子般的困惑不解。
她显然是在等候什么人。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她立刻抬起头来，朝四下里看了看。她那一双像鹿一样胆怯的明亮的大眼睛，在透亮的阴影中，很快地在我面前闪了闪。她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发出轻微响声的地方，倾听了一会儿，叹一口气，慢慢把头扭回来，把头垂得更低，并且慢慢拨弄起野花儿。她的眼睑红了，嘴唇痛苦地扭动了几下，就有新的泪珠儿从浓密的睫毛下滚出来，停留在腮上，闪闪发亮。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可怜的姑娘动也没动，只是偶尔苦闷地挥一挥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树林里又有什么声音响起来——她精神一振。那声音没有停息，而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近，终于变成坚定而迅速的脚步声。她挺直了身子，似乎胆怯了。她那凝神的目光颤抖起来，放射出期望的光彩。密林中很快闪现出一个男子的身影。姑娘定神一看，脸刷地红了，快乐而幸福地笑了笑，想站起来，却立刻又低下头，脸也白了，发起窘来——直到那个男子来到她身边站住，她才抬起颤抖的、几乎是恳求的目光望着他。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暗暗打量了他一下。老实说，他没有给我什么愉快的印象。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一位豪富的年轻地主所宠幸的一名侍仆。他的服装表明他喜欢追求时髦和漂亮潇洒：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短大衣，纽扣一直扣到上面，看样子，那是主人的衣服；系一条两头雪青色的粉红色领带；戴一顶镶金边的黑丝绒帽子，帽子一直压到眉毛；白衬衫的圆领硬邦邦地撑着他的耳朵，扎着他的两腮；浆硬的袖口遮盖住他的手，一直抵到那红红的、弯弯的手指头，指头上戴着镶有绿松石勿忘草的银戒指和金戒指；他那红润、鲜艳而厚颜的脸，属于一种类型——据我观察，这种类型的脸几乎总是引起男子反感，可惜女子往往十分喜欢。
他显然在尽量使他那粗野的相貌增添一种轻蔑而厌倦的表情：一直眯着那一双本来就很小的乳灰色眼睛，皱着眉头，耷拉着嘴角，不自然地打着哈欠，而且摆出漫不经心、虽然不怎么地道的潇洒姿态，时而用手拢拢卷得雄赳赳的火红色鬓发，时而揪揪翘在厚厚的上嘴唇上的黄黄的髭须——总之，做作得令人作呕。他一看到在等他的那个年轻农家姑娘，就开始装模作样了：他慢慢地迈着方步走到她跟前，站了一会儿，扭动了几下肩膀，把两手插进大衣袋里，勉强赏给可怜的姑娘匆匆的、淡漠的一瞥，就坐到地上。
“怎么，”他依然看着旁边什么地方，摇晃着腿，打着哈欠，开口说，“你来这儿很久了吗？”
姑娘没能够立刻回答他。
“很久了，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她终于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回答说。
“噢！（他脱下帽子，高傲地用手捋了捋那浓密的、卷得紧紧的、几乎从眉边开始的头发，威严地朝四周望了望，又小心地把帽子盖在他那宝贵的头上。）我竟完全忘记了。而且，你瞧，又在下雨！（他又打了一个哈欠。）事情也多得很，不能件件事都照顾到，就这样主人还要骂呢。我们明天就要动身了……”
“明天吗？”姑娘说，并且用惊骇的目光盯着他。
“明天……好啦，好啦，好啦，别哭了，”他看到她浑身打起哆嗦而且慢慢低下头来，就连忙懊恼地接着说，“阿库丽娜，请你别哭吧。你知道，我受不了这个。（他皱起他那圆头鼻子。）要不然我马上就走了……你真傻，哭什么呀！”
“好，不哭，不哭了，”阿库丽娜急忙说，一面使劲儿吞着眼泪，“那么，您明天就走吗？”她多少停了一下之后，又这样说，“那什么时候才能跟您再见面呢，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
“咱们会见面的，会见面的。不是明年，就是以后。老爷大概是想到彼得堡去做官，”他漫不经心地并且有点儿用鼻音说，“也许，我们要到外国去。”
“您要忘记我了，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阿库丽娜伤心地说。
“不，怎么会呢？我不会忘记你的，只是你要懂道理，别稀里糊涂的，要听你父亲的话……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决不会。”他泰然自若地伸了一个懒腰，又打了一个哈欠。
“别忘了我呀，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她又用恳求的声音说，“我真是爱您爱极了，简直是一切都为了您……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您刚才说，我要听父亲的话……可是我怎么能听父亲的话呀……”
“为什么？”他仰面躺着，两手垫在头底下，这话仿佛是从胃里说出来的。
“怎么能听呀，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您是知道的呀……”
她不说话了。维克托玩弄起他的钢表链。
“阿库丽娜，你不是一个傻姑娘，”他终于说起话来，“所以你不要说傻话。我是希望你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你不傻，可以说，不完全是个农家女子，你母亲也并不一直是乡下娘儿们。不过你总是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别人对你说什么，你应该听从。”
“可是真可怕呀，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
“咦……别瞎说，亲爱的，有什么可怕的！你这是什么，”他向她移近些，又说，“花儿吗？”
“是花儿，”阿库丽娜闷闷不乐地说，“这是我采的艾菊，”她多少提了提精神，又说道，“牛犊很喜欢吃。还有，这是鬼针草，可以治瘰疬的。您再看，这是多么好看的花儿，这样好看的花儿我还从来没见过呢。还有，这是勿忘草，这是香堇菜……还有这个，这是我给您的，”她说着，从黄黄的艾菊下面拿出一小束用细草扎好的浅蓝色矢车菊，“您要吗？”
维克托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接了花，漫不经心地闻了闻，就在手里转悠起来，一面带着若有所思的高傲神气朝天上望着。阿库丽娜看着他……在她那惆怅的目光中有那么多的倾慕、痴心和爱恋之情。她又怕他，又不敢哭，又要和他作别，又要最后一次好好地看看他。他却像皇帝一样摊开胳膊和腿躺着，而且带着宽宏大量的忍耐和俯就态度接受她的膜拜。
说实话，我一直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他那张红红的脸，那张脸上，透过装出来的轻蔑淡漠表情，露出一种满足却又腻烦的自负之色。阿库丽娜此时此刻非常动情：她整个的心灵又信任又热情地向他打开，向他表示依恋，表示亲热，可是他……他把矢车菊扔在草地上，从大衣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片镶铜边的圆玻璃，往眼睛上装，但是不论他怎样皱紧眉头、耸面颊甚至耸鼻子，想把玻璃片卡住，那玻璃片还是往外溜，落到他的手里。
“这是什么？”惊讶的阿库丽娜终于问道。
“单眼镜。”他神气活现地回答说。
“干什么用的？”
“戴了可以看得更清楚。”
“让我看看。”
维克托皱起眉头，但还是把玻璃片递给了她。
“别打破，当心。”
“放心吧，不会打破的。（她胆怯地把玻璃片按到一只眼睛上。）我一点也看不见呀。”她天真地说。
“你把眼睛，把那只眼睛眯起来嘛。”他用不满意的老师的口气说。（她把罩上玻璃片的那只眼睛眯了起来。）“不是那只，不是那只，傻东西！是另外一只！”维克托叫道，而且没有让她矫正错误，就把单眼镜从她手里夺了过去。
阿库丽娜脸红了红，微微笑了笑，就扭过脸去。
“可见，不是我们这些人用的。”她说。
“那当然！”
可怜的姑娘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您走了，咱们怎么办呀！”她突然说。
维克托用衣襟擦了擦单眼镜，就又装到口袋里。
“是啊，是啊，”他终于说起话来，“的确，你开头会非常难受的。（他带着以上对下的神气拍了拍她的肩膀，她轻轻地从自己的肩膀上拉下他的手，羞涩地吻了吻。）哦，是啊，是啊，你的确是一个好姑娘，”他得意地笑了笑，又说下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想想看！我跟老爷不能留在这儿呀。现在冬天快到了，在乡下过冬天，你也知道，那简直够受。在彼得堡那就不同了！在那儿，真是妙极了，像你这样的傻姑娘，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样的房子、街道、来往的人、学问——简直不得了！……（阿库丽娜像孩子一般微微张着嘴，如饥似渴地在用心听他说。）不过，”他在地上翻了个身，又说，“我一个劲儿对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反正你不会懂。”
“为什么不说呀，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我懂，我全懂。”
“瞧你什么样子！”
阿库丽娜低下了头。
“您以前跟我说话不是这样，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她说，并没有抬眼睛。
“以前？……以前呢！竟说这话！……以前呢！”他似乎很恼火地说。
他们两个都不做声了。
“不过，我该走了。”维克托说过，已经用胳膊肘把身子撑起来……
“再等一会儿吧。”阿库丽娜用恳求的声音说。
“有什么等的？……我已经跟你告过别了。”
“等一会儿吧。”阿库丽娜又说一遍。
维克托又躺下了，而且吹起了口哨。阿库丽娜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我看得出，她渐渐激动起来：她的嘴唇哆嗦着，苍白的面颊有些红了……
“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她终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起来，“您太不应该……您太不应该，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真的！”
“有什么不应该的？”他皱起眉头问道，并且微微抬起头，把头转过来朝着她。
“太不应该了，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至少在分别的时候对我说几句好话儿呀，哪怕对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苦命人说一句也好……”
“那我对你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您更清楚，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您就要走了，总应该说句话呀……我怎么落得这种结果呀？”
“你真是多么怪呀？我又能怎样呢？”
“总应该说句话呀……”
“哼，你还是这一套。”他懊恼地说，并且站了起来。
“您别生气，维克托·亚力山大勒奇。”她勉强憋住眼泪，急忙说。
“我不生气，只是你太傻了……你想怎样呢？不就是我不能娶你吗？不就是不能吗？嗯，那你还想怎样呢？还想怎样？”他把脸伸出来，似乎是等候回答，并且张开手指头。
“我什么也……什么也不想，”她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并且好不容易壮着胆把一双打战的手向他伸过去，“在分别的时候，哪怕说句话儿也好呀……”
她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
“瞧，老是这样，又哭起来了。”维克托冷冷地说，并且把帽子从后面往前拉了拉，压到眼睛上。
“我什么也不想，”她抽搭着，并且用两手捂住脸，又说下去，“可是今后叫我在家里怎么办，怎么办呀？我今后会怎么样，我这个苦命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把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的命好苦啊！”
“老是这样，老是这样。”维克托在原地捯着两只脚，小声嘟哝说。
“哪怕你说一句话也好呀，哪怕就一句……就说，阿库丽娜，就说，我……”
突然她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说不下去了。她趴在草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整个身子不住地抽搐着，后脑勺一个劲儿地颠动着……压制了很久的痛楚终于像巨流一般涌了出来。维克托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转过身去，就迈开大步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不哭了，抬起头，腾地站起来，回头看了看，惊愕得把两手一挓挲，就想追上去，可是她两腿发软，跪到了地上……我忍不住，就向她奔过去。可是她一看见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轻轻叫了一声，站起身来，跑进密林中，只剩下撒在地上的野花儿。
我站了一会儿，拾起那束矢车菊，走出树林，来到田野上。太阳低低地挂在淡白色的明亮的天上，阳光似乎也淡了，冷了。阳光不是在照射，而是扩散成均匀的、几乎含有水分的光波。到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可是晚霞刚刚出现。一阵一阵的风穿过黄黄的、干枯的庄稼茬地，迎着我急急地吹来。一片片卷曲的小小树叶忙不迭地迎风扬起，从旁边穿过大路，贴着林边飞去。树林像墙壁一般面对田野的一边，全部颤抖着，泛着细碎的闪光，清楚而不明亮。在红红的草上，草茎上，麦秸上，到处都闪烁和晃动着秋蜘蛛的无头无尽的丝。我站了下来……我惆怅起来。透过渐渐凋零的万物的虽然清爽却不愉快的微笑，似乎可以看到不远的冬天那可怕的凄凉悄悄逼近了。一只小心谨慎的乌鸦，用翅膀沉重而猛烈地划着空气，从我头顶上高高地飞过，又转过头来，朝我斜睨了一眼，就朝上飞去，断断续续地嘎嘎叫着，飞到树林那边去了。一大群鸽子从打谷场上迅速飞过来，突然像圆柱一般旋转了一阵子之后，就纷纷在田野上落下来——这是秋天的特征！有人赶着车从光秃秃的小丘后面经过，那空车轰隆轰隆地响着……
我回家了。但是可怜的阿库丽娜的形象很久没有离开我的脑际。而且她的矢车菊，虽然早已枯萎了，但我至今还保存着……
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9 年第2 期。涅克拉索夫把它列为《猎人笔记》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格里戈里耶夫则把它与《霍尔与卡里内奇》相提并论。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我打过猎坐马车回来。叶尔莫莱坐在我旁边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两条睡得像死了一般的狗在我们脚下不住地颠动着。车夫不时地用鞭子驱赶马身上的马蝇。白茫茫的灰尘像轻云一般跟着马车飞跑。我们的马车进了灌木丛。道路更加崎岖不平了，车轮不时地碰着树枝。叶尔莫莱振作起精神，朝周围打量了一下……“嘿！”他叫起来，“这儿一定有松鸡，咱们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走进树丛里。我的狗找到一窝松鸡。我打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弹药，忽然听到我身后响起很大的刷刷声，就看见一个骑马的人用手拨着树枝，朝我走来。
“请问，”他用傲慢的声调说，“先生，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这个陌生人说话特别快，断断续续，而且带鼻音。我对他看了看：我有生以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人。诸位亲爱的读者，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矮小的人，淡黄色头发，红红的狮子鼻，长长的红胡子。大红色呢顶的尖顶波斯帽一直抵到眉毛，把整个额头都盖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有一个黑色波斯绒弹药袋，所有的衣缝都镶着褪了色的银色绦带。他肩上背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挂一把短剑。一匹瘦弱的高鼻子枣红马在他座下不要命地折腾着，两条瘦瘦的歪爪子猎狗也在马腿边不停地转悠着。这个陌生人的脸、目光、声音、每一个动作以及他整个的人，都流露着狂妄胆大和无与伦比、见所未见的傲慢味道儿。他那双无神的淡蓝色眼睛像醉汉眼睛似的不停地转悠着，斜睨着。他把头向后仰着，鼓着两腮，鼻子哼哧着，浑身颤抖着，好像威风得不得了——活像一只火鸡。他把他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儿不能打猎。”我回答说。
“先生，”他又说，“您这是在我的土地上。”
“对不起，我这就走。”
“不过，请问，”他又说，“您也是贵族吗？”
我说了我的姓名。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您打猎吧。我自己也是贵族，很高兴为贵族效劳……我叫潘捷莱·契尔托普哈诺夫。”
他弯下身，大喝一声，朝马脖子上抽了一鞭。那马晃了几下头，就竖起前蹄，住旁边一冲，踩着了一只狗爪子。那狗尖叫起来。契尔托普哈诺夫生气了，恶狠狠地咕哝起来，用拳头朝马的两耳中间捶了一下，比闪电还快地跳下马来，仔细看了看狗爪子，往伤口上涂了些唾沫，朝狗肚子上踢了一脚，让狗不要再叫，便抓住马鬃，把一只脚插进马镫。那马昂起头，扬起尾巴，侧着身子冲进灌木丛。他一只脚跟着马蹦了一会儿，终于跨上了马鞍，发狂似的挥舞了几下鞭子，吹起号角，便跑走了。
我惊愕于契尔托普哈诺夫意想不到的出现，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又有一个四十来岁的胖胖的人骑着一匹青色小马几乎毫无声息地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他勒住马，摘下绿色的皮帽，用尖细而柔和的声音问我，是不是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人？我回答说，看到的。
“那位先生朝哪个方向去了？”他还是用那样的声音说，而且还没有把帽子戴上。
“朝那边去了。”
“多谢您了。”
他吧嗒了一下嘴，两条腿擦着马肚子悠荡了几下，他的马便跨着小步嘚嘚地朝我所指的方向走去。我从后面望着他，一直到他那绿帽子隐没在枝丛中。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在外表上一点也不像先前那个陌生人。他的脸肉嘟嘟的、圆圆的，像一个皮球，显得很腼腆、很和善、很温顺。鼻子也是肉嘟嘟的、圆圆的，露出一条条青筋，表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在他的头上，前面一根头发也没有了，后面翘着稀稀拉拉的淡褐色发卷儿；好像是用芦苇叶子画出来的一双小小的眼睛，亲切地眨巴着；红润的嘴唇甜甜地笑着。他穿的一件有硬领和铜纽扣的常礼服非常破旧，但是十分干净；他的呢裤子吊得很高；长筒靴的黄色镶边之上，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人是谁呀？”我问叶尔莫莱。
“这人吗？是季洪·伊凡内奇·聂道漂斯金。住在契尔托普哈诺夫家里的。”
“怎么，他是个穷人吗？”
“是没有什么钱，不过契尔托普哈诺夫也是一个铜子没有呀。”
“那他为什么要住在他家里呀？”
“啊，您没看到，他们俩有多么要好吗？他们形影不离……真是穿连裆裤的呀……”
我们走出灌木丛，突然在我们旁边有两条猎狗呜噜起来，一只肥大的雪兔跑进已经长得很高的燕麦地里。紧跟着的有几条猎狗，有灵■，有撵山犬，从树丛中跳了出来，契尔托普哈诺夫也跟着狗跑了出来。他不叫喊，不吆喝狗去追捕，因为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张开的嘴巴里有时发出断断续续、毫无意义的声音；他瞪大了眼睛骑在马上奔跑着，用鞭子疯狂地抽打那匹可怜的马。几条猎狗撵上了雪兔……雪兔蹲了一下，陡地往后一转，就从叶尔莫莱身边跑过去，进入灌木丛……几条猎狗扑了个空。“快……追，快……追！”发呆的猎人好像口齿不清似的使劲儿嘟囔着说，“伙计，注意！”叶尔莫莱开了一枪……中弹的雪兔像陀螺似的在平坦而干枯的草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朝上一蹦，就被扑上来的一条猎狗咬住，凄惨地叫了起来。一条条猎狗立刻都拥了过来。
契尔托普哈诺夫像翻筋斗似的跳下马来，拔出短剑，叉着两条腿跑到狗跟前，气呼呼地骂着，从几条狗嘴里夺出被撕得血肉模糊的兔子，一张脸不住地抽搐着，把短剑插进兔子的喉咙，一直插到剑柄……一插进去，就哈哈大笑起来。季洪·伊凡内奇也在树林边上出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契尔托普哈诺夫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他的同伴也悠然自得地跟着他笑。
“说实在话，夏天是不应该打猎。”我指着被踩得乱糟糟的燕麦，对契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契尔托普哈诺夫依然喘着粗气说。
他割下兔爪子，分给猎狗吃了，就把兔子拴到马鞍的皮带上。
“伙计，多谢你帮一枪。”他对叶尔莫莱说。“还有您，先生，”他还用那种断断续续的、尖尖的声音对我说，“也多谢了。”
他上了马。
“哦，请问……我忘了……尊姓大名？”
我又说了说我的姓名。
“非常高兴和您结识。如果有空，欢迎您到我家来玩儿……”然后他又气呼呼地说，“福姆卡这家伙到哪儿去了，季洪·伊凡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怎么不在？”
“他骑的马完蛋了。”季洪·伊凡内奇微微笑着回答说。
“怎么完蛋了？奥尔巴桑完蛋了吗？嘿，嘿！……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林子后面。”
契尔托普哈诺夫用鞭子照马面上抽了一下，那马就拼命跑起来。季洪·伊凡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代表他的同伴，就又驱马走进了灌木丛。
这两位先生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会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呀？我就开始调查。我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潘捷莱·叶列美奇·契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危险和乖戾的人，头等的狂夫和莽汉。他在军队里只干了不长时间，就因为“不愉快的事”退职，退职时的军衔，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不算鸟的母鸡指准尉。准尉不是正式军官。”。他出身于一个原来很有钱的世家。他的祖辈生活十分阔绰，依照草原人的风俗，这就是说，盛情待客，不论请来的和不请自来的，都让他们吃饱喝足，还要给每位客人的车夫一俄石燕麦喂马；家里养着乐师、歌手、食客和狗，在节庆日子里让大家喝足葡萄酒和麦酒；每到冬天都坐着自己的马拉的沉重的马车到莫斯科去。然而有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一文钱，靠吃家禽度日子。
潘捷莱·叶列美奇的父亲所继承的是已经衰败的家业，到他手上又尽情挥霍了一番，他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继承人潘捷莱的，只是已经抵押出去的别索诺夫村和三十五名男性和七十六名女性农奴，另外还有科罗布罗道沃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无用的土地，不过在先人的文件柜中没有这片土地的任何地契。他已去世的父亲是以极其奇怪的方式破产的：是“经济核算”害了他。照他的见解，贵族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和诸如此类的所谓“强盗”。
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兴办了各种手艺作坊：“又好，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终身没有放弃这种极其有害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破产的。然而他倒是开心了一番！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他都试了试。在种种其他发明之外，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老大的家庭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找了来，一齐使劲来拖，然而一遇到斜坡，那车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美·卢基奇（潘捷莱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叫人在斜坡上立了一个纪念碑，不过他一点也不感到不安。他还别出心裁要造一座礼拜堂，当然是自己设计，不要建筑师插手。他烧砖瓦烧掉了整片树林，打的基础十分宽大，足够建造省城教堂，垒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圆屋顶却掉了下来；又架一次，又塌下来；又来第三次，第三次也垮下来。这位叶列美·卢基奇就寻思起来，心想：事情不对头……一定是有人兴妖作怪……于是他立刻下令鞭打村子里所有的老太婆。把老太婆都打过了，圆屋顶还是架不起来。他又开始按新的计划为农人改造住房，一切都依据经济核算。他让每三户在一起，摆成三角形，中央立一根杆子，杆子上装一个上了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往往他每天都能想出一个新花样：有时用牛蒡叶子做汤，有时剪下马尾给家仆做帽子，有时想用荨麻代替亚麻，拿蘑菇喂猪……有一天，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道德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效用的文章，第二天就下令要所有的农人立即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读得能背诵。农人都读熟了。这位东家就问他们：是不是懂得文章里说的是什么？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呀！就在这前后，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吩咐把所有手下人都编成号，并且让每个人都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任何人见到主人，都要喊：某某号到！主人就亲切地回答：好，你去吧！
然而，不管他怎样注重秩序和经济核算，还是渐渐地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先是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去，后来就一个一个地卖掉了，而最后的祖居地，就是那个有一座未建成的礼拜堂的村子，是由官府拍卖的，幸而不是在叶列美·卢基奇生前——如果是在他生前，他是受不了这个打击的——而是在他去世后两个星期。他还来得及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家里人围着，而且是在医生照料之下。但是可怜的潘捷莱得到的只是一个别索诺夫村了。
潘捷莱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时，已经是在部队里，正纠缠在上述的“不愉快事件”中。他虚岁只有十九岁。他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在极其善良而又极其愚蠢的母亲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的培养下，成为一个娇惯的小少爷。她一个人管他的教养，叶列美·卢基奇埋头于他的经济设想，顾不到这些。虽然有一次他因为儿子读错了字母也亲手打过他，不过这一天叶列美·卢基奇心里是有很深的隐痛，因为他的一条最好的狗撞到树上死了。其实，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对儿子教养的操心也只限于一次艰苦的努力：她费了很大劲儿给他请到一位家庭教师，阿尔萨斯的一个退伍军人，名叫比尔科普甫的。而且她直到死，都是战战兢兢地对待这位家庭教师，因为她想：他要是不干了，我就完了！那我怎么办呀？我到哪儿去另找老师呀？就这一个还是我好不容易从邻村女地主家里挖来的呢！比尔科普甫也是一个机灵人，立刻利用起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要命地喝酒，一天到晚睡觉。潘捷莱一结束了“学业”，就去服役了。这时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是在这件大事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骑着一只熊，胸前有标志：反基督者。叶列美·卢基奇不久也随着自己的老伴走了。
潘捷莱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急忙赶回家来，但是已经来不及同父亲见面了。当这个孝子完全意外地从富有的继承人变成穷人的时候，他有多么吃惊呀！没有多少人能够经受这样剧烈的变化。潘捷莱痴呆了，变得冷酷了。他原来虽然有些急躁、任性，但却是一个正直、善良而慷慨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狂人和莽汉，不再和乡邻们往来了——他羞于见富人，又瞧不起穷人——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极其粗鲁无礼，甚至对当权者也是如此，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世袭贵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没脱帽走进他的房里，差点儿被他开枪打死。当然，当权者对他也不会客气，一有机会就叫他尝尝当权者的厉害。然而大家还是有点儿怕他，因为他的脾气异常暴躁，一句话不合，便白刃相见。稍有不顺意，契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就骨碌碌直转，说话声音也不连贯了。“啊哇……哇……哇……哇……哇，”他含糊不清地说，“我这命不要了！”……简直就不顾死活了！
虽然如此，他又是一个清白的人，从来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然，没有什么人到他家来……然而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自有其伟大之处：他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很能维护他的庄稼人。“怎么？”他常常发狂似的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想欺负我的人，欺负我的人吗？只要有我契尔托普哈诺夫在，休想！”
季洪·伊凡内奇·聂道漂斯金的出身不像潘捷莱·叶列美奇那样可以自诩。他的父亲是独院地主出身，只是在服役四十年后，才获得贵族称号。老聂道漂斯金先生是一个不走运的人，灾难像冤家对头似的到处紧紧地追随着他。这可怜的人在整整六十年中，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在同小人物所特有的种种贫困、疾病和灾祸搏斗。他在困境中像鱼撞冰似的挣扎着，吃不饱，睡不足，弯腰低头，东奔西走，忧愁，憔悴，为挣每一个戈比而兢兢业业，为公务确实“鞠躬尽瘁”，到头来死在不知是阁楼上，还是地窖里，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孩子们挣得可以糊口的东西。命运把他捉弄得筋疲力尽，简直像被猎狗追逐的兔子。他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收受贿赂也“规规矩矩”——从十戈比到两个卢布。
老聂道漂斯金有过一个患肺病的瘦弱的妻子，也有过一些孩子，幸而大都不久就死掉了，只剩下季洪和女儿米特罗道拉。米特罗道拉外号“土里俏”，经历过许多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监察官。
老聂道漂斯金先生好歹在生前给季洪谋得一个编外办事员的职位，但是父亲一死，季洪就不干了。天天提心吊胆，时时刻刻要跟饥寒作痛苦的搏斗，天天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看到父亲苦苦挣扎，受着房东和店主粗暴的欺压——季洪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种痛苦之中，因此变得说不出地胆怯：一见上司就心惊胆战，好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他就辞职不干了。漫不经心的、也许是喜欢开玩笑的造物主，往往在赋予人种种本性和爱好时，一点也不考虑其社会地位和财产。造物主凭着固有的关怀和仁爱之心，把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懒惰、温和、逆来顺受的人——一个特别注重享受、具有极其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的人……造物主塑造好了，又精心加工一番之后，就让自己的作品去靠酸白菜和臭鱼生长了。这件作品长成了，就开始所谓“生活”。这就热闹了。
折磨得老聂道漂斯金死去活来的命运，又折磨起儿子：显然，折磨出滋味来了。不过折磨季洪的方式有所不同：不是让他痛苦，而是拿他开心。命运从来不使他陷于绝望，从来不让他尝受饥饿的难受滋味，却驱使他在俄罗斯到处漂泊，从大乌斯秋格到皇科克舍斯克，离了一个低贱而可笑的职位，又换一个：有时命运照顾他，让他在又爱唠叨又暴躁的贵族女善人家里当“大管事”，有时安排他在又有钱又吝啬的商人家里做食客，有时委派他给一个暴眼睛、留有英国式剪发的先生当家庭秘书长，有时让他在养犬的猎人家里担任半家仆、半小丑的角色……总而言之，命运迫使可怜的季洪一滴一滴地喝尽了寄人篱下的苦涩的毒酒。
他一生为贵族老爷们效劳，满足他们刁钻古怪的要求，为他们排解百无聊赖的烦闷……有多少次，成群的客人拿他开心取乐，尽兴之后把他放了，他一个人回到房间里，羞臊得无地自容，眼里噙着绝望的冷泪，发誓到第二天一定偷偷地逃走，到城里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哪怕当一个小小的抄写员也好，要么干脆饿死在大街上。可是，第一，他没有志气；第二，他一向胆小；还有第三，到底怎样去给自己谋职位，去求谁呢？“不会要我的，”这个苦命人常常灰心丧气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小声说，“不会要我呀！”于是到第二天他又硬着头皮干下去。他的状况之所以格外苦，还因为关怀他的造物主竟没有想到给予他起码的干小丑这一行不可或缺的本事和才能。比如，他不善于反穿熊皮大衣跳舞跳到要倒的程度，也不善于在面临皮鞭挥舞的情况下插科打诨，献献殷勤；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时候他一丝不挂，有时会伤风；他的胃既不能消化掺墨水和其他污水的酒，也不能消化加了醋的小小的蛤蟆菌和红菇。
要不是他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财的专卖商，在高兴的时刻想起在遗嘱中添写了一笔，天知道以后季洪会怎样呢。那遗嘱中写的是：“至于焦济亚（即季洪）·聂道漂斯金，将我自购的别谢林杰耶夫村连同所属土地交给他作为永远的世袭产业。”几天之后，这位恩人就在喝鲟鱼汤的时候中风死了。一下子乱腾起来，法院来了人，把财产都查封了。家里人都来了，打开遗嘱，看过遗嘱，就叫人去找聂道漂斯金。聂道漂斯金来了。在场的人大部分都知道这位季洪·伊凡内奇是在恩人手下干什么的，所以大家都纷纷迎着他闹哄哄地叫喊，用嘲笑的口气向他祝贺。“地主来了，这不是，新地主来了！”另外一些继承人这样叫喊。“这就是那玩意儿，”一个出了名的爱说笑话和俏皮话的人接话说，“一点也不错，可以说……这的的确确就是……那玩意儿……就是所说的……那玩意儿……继承人。”于是大家都哄的一声大笑起来。聂道漂斯金很久不肯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福气。他看了遗嘱，脸红了红，眯起眼睛，挓挲起两手，号啕大哭起来。大家的哈哈笑声变成闹哄哄的、连成一片的嚷嚷声。
别谢林杰耶夫村总共有二十二个农奴，没有谁感到太可惜，那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寻寻开心呢？只有一个彼得堡来的继承人，一个长着希腊式鼻子、带有十分高贵的面部表情的气概非凡的男子，叫罗斯济斯拉夫·阿达梅奇·什托别尔的，忍不住了，侧着身子来到聂道漂斯金跟前，傲慢地扭过头去看了看他。“先生，据我所知，”他轻蔑地、不大客气地说，“您是可敬的菲多尔·菲多雷奇手下的一名所谓凑趣的家仆吧？”这位彼得堡的先生是用极其清楚和干脆利落的言语说的。又伤心、又激动的聂道漂斯金没有听清楚他不认识的这位先生的话，但是其余的人立刻都不做声了。那个爱说俏皮话的人故作大度地笑了笑。什托别尔先生搓了搓手，又把他的问话重复了一遍。聂道漂斯金惊愕得抬起眼睛，张大了嘴巴。什托别尔先生恶狠狠地眯起眼睛。
“恭喜您呀，先生，恭喜你，”他又说，“虽然，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用这种方式挣得糊口之粮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口味……不是吗？”
后面有一个人由于又惊讶又高兴，很快地、然而不失礼貌地尖叫起来。
“请问，”什托别尔先生得到大家的笑声的有力鼓励，又接着说下去，“您有这样的福气，主要是靠什么样的才能呢？您说说吧，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可以说，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原文为法文。不是吗，诸位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自家人原文为法文？”
什托别尔先生拿这话随便去问一位继承人，可惜那人不懂法语，所以只是带着赞同的神气轻轻地哼了一声。可是另外一个继承人，一个额头上有黄斑的年轻人，连忙接话说：“是的，是的原文为法文，当然啦。”
“也许，”什托别尔先生又说，“您会两腿朝天用手走路吧？”
聂道漂斯金很苦恼地朝周围看了看：所有的脸都不怀好意地笑着，所有的眼睛都笑出了眼泪。
“要么，也许，您会学公鸡叫吧？”
立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而且立刻又鸦雀无声，等候下文。
“要么，也许，您会在鼻子上……”
“够了！”突然有一个又尖又响亮的声音打断什托别尔的话，“你们欺侮一个穷人，怎么不害臊！”
大家都回过头去看了看。门口站的是契尔托普哈诺夫。他是去世的专卖商人的远房侄儿，所以也收到请帖参加亲属集会。在整个宣读遗嘱的时间里，他像往常一样，一直站在离别人相当远的地方。
“够了！”他傲然昂起头，又说一遍。
什托别尔先生急忙转过脸去，看到一个衣着寒酸，其貌不扬的人，就小声问旁边的一个人（小心谨慎总是不错的）：
“这是什么人？”
“契尔托普哈诺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人对着他的耳朵回答说。
什托别尔便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
“您是什么人，敢在这儿发号施令？”他用鼻音说，并且眯起了眼睛，“请问，您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契尔托普哈诺夫像火药碰到火星似的爆发了。他愤怒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哧……哧……哧……哧……”他仿佛被卡住了似的，哧哧叫起来，可是突然又像雷鸣一般叫喊起来：“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潘捷莱·契尔托普哈诺夫，是世袭贵族，我的祖先是为皇上效过力的，你又是什么人？”
什托别尔脸色煞白，向后退了两步。他没料到这样的回击。
“我是……我，我是……啊，啊，啊！……”
契尔托普哈诺夫冲上前去；什托别尔惊骇得连忙向后倒退，客人们一齐朝怒气冲天的地主拥过来。
“决斗，决斗，马上隔着一块手帕拿枪对射！”气得发了疯的潘捷莱叫喊道，“要么你就向我赔礼，也向他赔礼……”
“赔礼吧，赔个礼吧，”惊慌失措的继承人们围着什托别尔咕哝说，“他可是一个不要命的人，说动刀子就动刀子。”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知道，”什托别尔讷讷地说，“我是不知道……”
“也向他赔礼！”不肯罢休的潘捷莱大声喝道。
“也请您原谅。”什托别尔又对聂道漂斯金说，这时聂道漂斯金正像害热病似的浑身打哆嗦。
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气消了。他走到聂道漂斯金跟前，拉住他的手，旁若无人地朝四下里望了望，也不理睬任何人的目光，就在一片静默中带着死者自购的别谢林杰耶夫村的新主人威风凛凛地从房里走了出去。
就从这一天起，他们两人再也不分离了。（别谢林杰耶夫村离别索诺夫村只有八俄里。）聂道漂斯金无比感激的心情立刻化为卑躬屈膝的仰慕。软弱、温顺而不完全纯真的季洪对无所畏惧、公正无私的潘捷莱崇拜得五体投地。“真是不容易的事呀！”他有时心里想，“他跟省长说话，直看着他的眼睛呢……真的呀，直对着他看哩！”
他对他感到惊奇，惊奇得难以置信，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是又聪明、又博学、非同寻常的人。倒也是的，契尔托普哈诺夫所受的教育不论多么差，比起聂道漂斯金所受的教育，还是要多得多。确实，契尔托普哈诺夫俄文书读得很少，法文也很差，差得不得了，以至于有一次一个瑞士家庭教师问他：“先生，您会法语吗？原文为法文”他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然而他总还记得，世界上有一个富有机智的作家伏尔泰，记得法国人和英国人打过很多仗，还记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人。在俄罗斯作家中，他崇拜杰尔查文，喜欢马林斯基，并且给最好的一只狗取名为阿马拉特·贝克马林斯基的代表作《阿马拉特·贝克》中的主人公。……
我同这两位朋友初次见面之后，过了几天，就到别索诺夫村去拜访潘捷莱·叶列美奇。老远就看到他那不大的房子。这房子离村子半俄里，矗立在一片光秃的地方，正是所谓“孑然独立”，像耕地上的一只老鹰。契尔托普哈诺夫的宅院共有四座大小不同的破旧房舍，即厢房、马厩、板棚和澡堂。每一座房舍都是独立的，自成一体，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我的车夫犹豫不决地把车停在一口已经淤塞的、井栏烂了一半的井边。在板棚旁边，有几条瘦瘦的、毛蓬蓬的猎狗在撕啃一匹死马，大概那就是奥尔巴桑了。有一条狗抬了一下那血糊糊的嘴脸，匆匆叫了几声，就又啃起那露出来的肋部。马旁边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厮，一张浮肿的、黄黄的脸，光着脚，穿着侍童的服装；他一本正经地看着交给他照管的狗，有时用鞭子抽几下最贪嘴的狗。
“老爷在家吗？”我问道。
“谁知道他在不在！”那小厮回答说，“您敲敲门吧。”
我跳下马车，走到厢房的台阶前。
契尔托普哈诺夫先生住的房子的样子相当凄凉：一根根木头都发了黑，而且凸出“大肚子”，烟囱坏了，屋角有些霉烂，而且倾斜了，灰蓝色的小窗户在耷拉下来的乱蓬蓬的屋檐下流露着委靡不振的神气：有些老淫妇的眼睛就是这样的。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不过我听到里面有刺耳的声音：
“一，二，三。快念呀，笨东西，”一个嘶哑的声音说，“一，二，三，四……不对！一，二，三，四！……快念，笨东西！”
我又敲了敲门。
刚才那个声音喊起来：
“进来，是哪个呀？”
我走进又空又小的前室，就从敞开的门里看到了契尔托普哈诺夫。他穿着油乎乎的布哈拉长袍、肥大的灯笼裤，戴着红色便帽，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住一条小狮子狗的头，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伸在狗鼻子上面。
“哎呀！”他很庄重地说，而且坐着没有动，“欢迎欢迎。请坐吧。这不是，我在训练文佐尔呢……”他又提高嗓门儿说：“季洪·伊凡内奇，快到这儿来。客人来了。”
“就来，就来，”季洪·伊凡内奇在隔壁房里回答说，“玛莎，把领带拿来。”
契尔托普哈诺夫又转过脸去朝着文佐尔，并且把面包放到它的鼻子上。我朝四下里看了看。在这间屋里，除了一张有十三条长短不齐的腿的、歪歪扭扭的活动桌子和一张坐瘪了的草垫椅子以外，再没有别的家具；多年前粉刷过的、带有星形蓝色斑点的墙壁，有许多地方的石灰已经剥落了；两个窗户中间挂着一面镶有老大的红木框的破碎而模糊的镜子。角落里靠墙放着长烟杆和猎枪；天花板上挂着一条条又粗又黑的蜘蛛丝。
“一，二，三，四，五，”契尔托普哈诺夫慢慢念着，突然气呼呼地叫起来：“五！五！五！……多么蠢的畜生！……五！……”
然而倒霉的狮子狗只是浑身哆嗦着，就是不开口。它依然很别扭地蜷着尾巴坐着，歪着头，沮丧地眨巴眼睛，又把眼睛眯起来，好像在心里说：反正随您怎样吧！
“吃吧，给你！抓住！”没有住嘴的地主反复地说。
“您把它吓坏了。”我说。
“好啦，那就让它去吧！”
他踢了狗一脚。可怜的狗慢慢站起来，鼻子上的面包掉了下来。那狗仿佛踮着脚尖似的朝前室走去，一副无限委屈的神气。确也是的：陌生人第一次来，它就受到这样的对待。
另外一个房间的门小心地打开了，聂道漂斯金先生愉快地弓着身子、微微笑着走了进来。
我站起来，鞠了一躬。
“请坐吧，请坐吧。”他讷讷地说。
我们都坐下来。契尔托普哈诺夫到旁边一个房间里去了。
“您来到我们这地方很久了吧？”聂道漂斯金用手捂着嘴咳嗽了一下，并且为了表示礼貌，手在嘴上捂了一会儿之后，才用柔和的声音说起话来。
“有一个多月了。”
“哦，是这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天气真好，”聂道漂斯金又说下去，并且带着感激的神气看了看，似乎好天气是我带去的，“可以说，庄稼好极了。”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潘捷莱·叶列美奇的猎狗昨天逮到了两只灰兔，”聂道漂斯金加大了嗓门儿说起来，显然是想说得起劲些，“是啊，两只老大的灰兔呢。”
“契尔托普哈诺夫的猎狗很好吗？”
“好得不得了！”聂道漂斯金得意地回答说，“可以说，是全省最好的。（他朝我跟前凑了凑。）哎呀呀！潘捷莱·叶列美奇这人真了不起呀！他只要希望什么，只要想到什么，瞧吧，什么都成了，什么都热腾起来。潘捷莱·叶列美奇这个人呀，我可以告诉您……”
契尔托普哈诺夫走了进来。聂道漂斯金笑了笑，不说话了，只是用眼睛示意要我好好看看他，好像是说：您自己会看出来的。我们就聊起打猎。
“您要不要看看我的猎狗？”契尔托普哈诺夫问我，不等我回答，就呼唤卡尔普。
走进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穿的是一件蓝领和带号衣纽扣的绿色土布外套。
“传话给福姆卡，”契尔托普哈诺夫断断续续地说，“叫他把阿马拉特和赛加带来，要齐齐整整的，明白吗？”
卡尔普咧开大嘴笑了笑，应了一声，就出去了。福姆卡来了，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穿得笔挺，穿着长筒靴，带着几条狗。我为了礼貌起见，对这些愚蠢的畜生赞赏了一番。（这些猎狗都是特别愚蠢的。）契尔托普哈诺夫往阿马拉特鼻孔里吐了两口唾沫，然而看样子那狗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愉快。聂道漂斯金也从后面抚摩着阿马拉特。我们又聊起来。契尔托普哈诺夫渐渐变得十分和善，不再雄赳赳气昂昂的了。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看看我，又看看聂道漂斯金……
“哎呀！”他突然叫起来，“她怎么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呀？玛莎！喂，玛莎！快到这儿来！”
旁边的房间里有人走动起来，但是没有回答声。
“玛——莎，”契尔托普哈诺夫又亲热地叫道，“到这儿来呀。没关系，不要怕。”
门轻轻地开了，于是我看到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亭亭玉立，一张茨冈人的黑黑的脸，黄褐色的眼睛，漆黑的辫子；又大又白的牙齿在丰满红润的嘴唇里面亮闪闪的。她穿着白色连衫裙，天蓝色的披肩在喉头处用金别针扣住，那披肩把她那又细又健壮的手臂遮住一半。她带着村野女子的羞涩神气向前跨了两步，就停下来，低下了头。
“哦，我来介绍一下，”潘捷莱·叶列美奇说，“说妻子不是妻子，可是和妻子差不多。”
玛莎的脸微微红了红，忸怩不安地笑了笑。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个躬。我很喜欢她。那细细的鹰钩鼻和张开的半透明的鼻孔，那清秀的高高的眉毛，苍白而微微凹进去的两颊——她的相貌透露着一股执拗的劲头儿和无所顾忌的剽悍之气。那盘好的发辫底下有两绺短发耷拉在宽宽的脖子上——这是有血性和刚强的特征。
她走到窗前坐下。我不愿再使她发窘，就和契尔托普哈诺夫说起话来，玛莎悄悄转过头来，偷偷地、怯生生地、很快地打量了我一眼。她的目光像蛇芯子一般闪耀着。聂道漂斯金坐到她身旁，对着她的耳朵轻声说了两句话。她又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微微皱起鼻子，翘起上嘴唇，这样就使她的脸上出现了又像猫又像狮子的表情……
“啊，你真是一棵含羞草。”我在心里说，同时也偷偷地看着她那柔软的身躯、平平的胸部和似乎有些别扭的、快捷的动作。
“哦，玛莎，”契尔托普哈诺夫问道，“应该拿点东西出来款待款待客人，不是吗？”
“咱们有果酱。”她回答说。
“好的，就拿果酱来，再顺便把酒拿来。还有，你听我说，玛莎，”他在她背后叫道，“把六弦琴也拿来。”
“要六弦琴做什么？我又不唱歌。”
“为什么不唱？”
“不愿意唱。”
“哎，哪儿话，你会愿意的，只要……”
“只要什么？”玛莎立刻皱起眉头问道。
“只要请你唱。”契尔托普哈诺夫不免有些尴尬地把话说出来。
“噢！”
她走出去，很快就拿了果酱和酒回来，又在窗前坐下来。她的额头还有点儿皱着；两道眉毛一会儿扬起，一会儿落下，好像黄蜂的触须……读者朋友，您可曾注意到，黄蜂发起狠来是什么样子？我心想，啊呀，大雷雨要来了。谈话也谈不下去了。聂道漂斯金一声不响，勉强微笑着；契尔托普哈诺夫喘着粗气，红着脸，瞪着眼睛；我已经准备走了……玛莎突然站起来，砰的一声把窗子开了，探出头去，怒气冲冲地喊一个路过的娘儿们：“阿克西尼娅！”那娘儿们吓了一跳，本想转过身来，谁知滑了一跤，咚的一声跌倒在地上。玛莎身子向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契尔托普哈诺夫也笑了，聂道漂斯金高兴得尖叫起来。我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只是打了一个闪电，大雷雨就过去了……天空又晴朗了。
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像孩子一般又乱扯又玩闹。玛莎玩得最起劲儿，契尔托普哈诺夫一直拿眼睛馋巴巴地盯着她。她的脸发了白，鼻孔张大了，那目光在同一时间里亮起来又暗下去。这村野女子玩得来了劲儿。聂道漂斯金拖着他那又粗又短的腿一拐一拐地跟在她后面，好像公鸭追赶母鸭。就连文佐尔也从前室里的大板凳底下爬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突然也跳起来，吠叫起来。玛莎飞也似的跑到另一个房间里，拿来六弦琴，扯下肩上的披肩，很敏捷地坐下来，抬起头，唱起茨冈歌儿。她的声音清脆而带有颤音，好像一只有裂璺的玻璃铃，那声音一会儿高昂，一会儿低沉，使人觉得又甜蜜又惊心动魄。“啊，燃烧吧，说吧！……”契尔托普哈诺夫跳起舞来。聂道漂斯金跺起脚，迈着碎步跳起来。玛莎浑身扭动着，仿佛火里的桦树皮，那细细的手指在琴弦上敏捷地来回滑动着，那黑皮肤的喉咙在双股的琥珀项链底下慢慢起伏着。有时她突然不唱了，无精打采地坐下来，好像无可奈何地拨弄着琴弦，契尔托普哈诺夫也停下来，只是耸动着肩膀，原地捯着两只脚，聂道漂斯金就像瓷器人一般摇晃着脑袋；有时她又发了疯似的放开喉咙唱起来，身子挺得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契尔托普哈诺夫又蹲到地上跳起来，跳得抵到天花板，像陀螺一般旋转着，高声叫着：“快呀！”……
“快，快，快，快！”聂道漂斯金像连珠炮似的跟着叫道。
那天晚上很晚我才离开别索诺夫村。
活骷髅
最初刊于1874年出版的《文学合刊》。
长期受难的故土——
你这俄国人民的土地！
菲·丘特切夫
法国有一句谚语：“干渔夫，湿猎人，一副狼狈相。”我一向不喜欢捕鱼，因此无法判断一个渔夫在晴朗的日子里感受如何，以及在阴雨天捕到很多鱼时的高兴如何远远超过浑身淋湿的不快。但是对于猎人来说，下雨的确是一种灾难。有一次我和叶尔莫莱到别廖夫县去打松鸡，正是遇到了这种灾难。从清晨起，雨一直没有停。为了避免淋雨，我们什么办法没有想呀！我们把橡胶雨衣几乎披到头上，也在树底下站了一阵子，为的是少淋些雨……不透水的雨衣，妨碍打枪是不必说的，竟也毫不客气地漏雨了。站在树下，起初的确好像淋不到雨，可是后来，聚集在树叶上的雨水一下子冲下来，每一条树枝都像落水管似的向我们浇起水来，一股冷水钻到领带底下，顺着脊梁往下流……正如叶尔莫莱说的，这真是再糟糕不过的事了。
“不行，彼得·彼得罗维奇，”叶尔莫莱终于叫起来，“这样不行！……今天不能打猎了。狗鼻子一淋雨，就不灵了；枪也不发火了……呸！真倒霉！”
“那该怎么办呢？”我问。
“那就这样吧。咱们到阿列克谢耶夫村去。您也许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村子，也是老夫人的。离这儿有八九俄里。咱们就在那儿过夜，等明天……”
“明天再回到这儿来吗？”
“不，不到这儿来了……阿列克谢耶夫村那边许多地方我都很熟悉……在那儿打松鸡比这儿好多了！”
我也不细问我的忠实伙伴为什么开头不带我到那些地方去，就在这一天我们来到母亲的庄子上，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田庄。这个庄子里有一座厢房，非常破旧，但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很干净。我就在这厢房里过了非常安宁的一夜。
第二天，我早早地醒来。太阳刚刚出来；天上没有一片云彩；周围的一切都闪耀强烈的、来自两方面的亮光：初升朝阳的亮光和昨日大雨的亮光。我趁着套马车的时候，信步到小园子里走走——以前这是一个果园，现在荒芜了，芳香而茂密的树丛从四面围住这座厢房。啊，在这新鲜空气中，在明朗的天空下，天空有云雀在歌唱，那清脆的声音像银珠儿一般从空中纷纷撒下，人在此情此景下，多么舒畅呀！那云雀的翅膀上一定带着露珠儿，那歌声似乎也是朝露滋润过的。我甚至脱下头上的帽子，张大胸膛快活地呼吸着……在一条不深的溪谷的斜坡上，紧靠篱笆，有一个养蜂场。通向养蜂场的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从密密丛丛的杂草和荨麻中穿过，在杂草和荨麻上面矗立着不知从哪儿来的许多暗绿色大麻的尖尖的秆儿。
我顺着这条小道走去，走到养蜂场。养蜂场旁边有一座柳条编成的小棚屋，即所谓过冬蜂房，是放蜂巢过冬的。我朝半开着的门里望了望：里面黑糊糊，静悄悄，十分干燥，散发着薄荷和蜜蜂花的香气。在角落里搭了一张板床，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人体盖了被子躺着……我就想走开了……
“老爷，喂，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我听到一个微弱、缓慢而沙哑的声音，好像沼地上苔草的瑟瑟声。
我站住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请您到这儿来！”那声音又说。那声音是从角落里我看到的那张板床上向我发出的。
我走到跟前一看，吓呆了。在我面前躺的是一个活的人样的东西，但这算是什么样子呀？
头完全干瘪了，完全成了青铜色——活像古画中的圣像；鼻子细得像刀刃一样；嘴唇几乎看不出——只能看到白白的牙齿和眼睛，再就是头巾底下有几绺稀稀的黄头发披在额头上。下巴旁边，在被子的皱褶上，有两只也是青铜色的小小的手轻轻动着，细得像筷子一般的手指头慢慢摸弄着。我定神一看：一张脸不但不丑，甚至很美——然而很可怕，很不正常。而且我觉得这张脸尤其可怕的是，我看出，那青铜般的两腮使劲又使劲……使劲要笑，却笑不出来。
“您不认识我了吗，老爷？”那声音又轻轻地说，那声音好像是从勉强在动的嘴里冒出来的。“怎么能认得呀！我是露凯丽娅……您记得吗，在斯巴斯克庄上，在老夫人那里，跳轮舞的……记得吗，我还当领唱呢？”
“露凯丽娅！”我叫起来，“就是你吗？这怎么会呀？”
“是我，老爷，是我。我就是露凯丽娅。”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茫然若失地望着这张黑糊糊的、一动不动的脸和盯着我的那一双明亮却毫无生气的眼睛。这怎么会呀？这具木乃伊就是露凯丽娅，我家所有仆役中的头号美女，就是那个苗条、丰满、白嫩、红润、能歌善舞、笑声朗朗的露凯丽娅！露凯丽娅，聪明伶俐的露凯丽娅，我们所有的小伙子都追求过的露凯丽娅，就连当时是一个十六岁孩子的我，也偷偷爱慕过的露凯丽娅！
“天啊，露凯丽娅，”我终于说出话来，“你这是怎么啦？”
“真是天降灾难呀！您可别嫌弃我，老爷，不要因为我的不幸厌恶我，请您坐到这个小木桶上，离我近些，不然您听不清我的话……瞧，我说话多么没有力气呀！……哦，我见到您多么高兴呀！您这是怎么到阿列克谢耶夫村来了？”
露凯丽娅说话声音又轻又微弱，但是没有停顿。
“是猎手叶尔莫莱带我到这儿来的。你还是对我讲讲……”
“讲讲我的灾难吗？好吧，老爷。我这事已经很久了，有六七年了。那时候我刚刚许配给瓦西里·波里亚科夫——您可记得，就是那个长得很匀称、鬈发、给老夫人管餐室的？不过，您那时已经不在乡下，到莫斯科去念书了。我和瓦西里爱得很深，我一刻也忘不了他，到春天却出了事儿。有一天夜里……已经离天亮不远了……可是我睡不着：夜莺在花园里唱得那么美妙动听！……我忍不住，就起身走到台阶上去听夜莺唱歌。夜莺唱呀，唱呀……忽然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好像是瓦西里的声音，那声音轻轻的：‘亲爱的露凯丽娅！……’我朝旁边一看，大概是因为没有完全清醒，一脚踩空了，就从台阶上跌下去，扑通一声跌到地上！当时似乎跌得不怎么厉害，所以我很快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里。只是我身体里面，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让我歇一口气……请等一会儿……老爷。”
露凯丽娅不说了，我惊愕地望着她。特别使我惊愕的是，她在讲自己的往事的时候，几乎是愉快的，不叹息也不呻吟，一点也不是诉苦和恳求人同情。
“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露凯丽娅继续说下去，“我就渐渐消瘦，渐渐衰弱了；浑身发了黑；走路渐渐困难了，到后来两条腿就完全不中用了；不能站，也不能坐，只能天天躺着。不想吃，也不想喝，身子越来越坏。老夫人心肠好，又给我请医生，又送我去医院。可是我的病一点也不见好。甚至没有一个医生说得出我害的是什么病。医生什么办法没给我用过呀：用烙铁烫我的背，把我放在冰块堆里……全没有用。到末了我的身子完全僵了……那些先生们就断定，我的病没办法治了。而在主人家里是不能收留残疾人的……所以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因为这里有我的亲戚。这不是，我就这样活着。”
露凯丽娅又不说话了，并且又使劲要笑。
“你这种状况实在太可怕了！”我叫起来……再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问道：“瓦西里·波里亚科夫怎么样啦？”这话问得很蠢。
露凯丽娅把眼睛微微往旁边转了转。
“波里亚科夫怎么样吗？他悲伤了一阵子，过了一阵子，就娶了另外一个姑娘，格林村的一个姑娘。您知道格林村吗？离我们这儿不远。那姑娘叫阿格拉菲娜。他是很爱我的，可是到底还年轻呀，总不能一辈子独身。我怎么还能做他的妻子呢？而且他找的妻子也很好，很善良，他们已经有了孩子。他在邻近一户人家当管家——是老夫人给他身份证，放他出去的。托上帝的福，他现在过得很好。”
“你就这样一直躺着吗？”我又问。
“我就这样躺着，老爷，已经有六年多了。夏天就躺在这个小棚子里；等天冷起来，就把我抬到澡堂的更衣室里，我就躺在那儿。”
“谁服侍你？谁照料你呢？”
“这里也有一些好心人，不是没有人管我。再说，我也不需要很多照顾。吃东西，几乎不吃什么；至于水，这不是，杯子里是有的，总是有水准备着，而且是清洁的泉水。我自己能拿到杯子，因为我有一只手还能活动。哦，这里还有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孤儿，时常来看看我，真该感谢她。刚才她就来过……您没有碰见她吗？一个挺好看的、白白的小姑娘。她常常给我送花来，我太喜欢了，太喜欢花了。我们园子里没有花——过去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了。不过野花也很好，比家花还香呢。就比如这铃兰花……这香味多么好闻呀！”
“我可怜的露凯丽娅，你不寂寞吗，不难受吗？”
“有什么办法呢？不瞒您说，起初是很苦恼的，可是后来就习惯了，忍受下来了，也就没什么了。有些人比我还糟呢。”
“这话怎么说？”
“有的人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呢！有的人还是瞎子或者聋子！可是我，托上帝的福，眼力很好，而且什么都能听得见。田鼠在地下挖洞，我都听得见。不管什么气味，哪怕是一点点儿气味，我都闻得出！田野里的荞麦一开花，或者园子里的椴树一开花，用不着谁告诉我，我第一个先闻到。只要有一点点风从那地方吹来就行。还有什么要怨恨上帝呢？世上不如我的人多着呢。再比如说：有的健康的人很容易犯罪，可是犯罪离我远远的呢。前几天神甫阿列克塞来给我授圣餐，他就说：‘你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你这种状况还会犯罪吗？’可是我回答他说：‘要是思想上犯罪呢，神甫？’‘哦，’他说着，笑了，‘这种罪过算不了什么’。”
“不过，可以说，我连思想上的罪过也不怎么犯了，”露凯丽娅继续说下去，“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不去想，尤其不去想过去的事。这样时间就过得快些。”
说实话，我感到十分惊讶。
“露凯丽娅，你总是冷清清一个人，你怎么能不让你的脑子里想什么呢？是不是你一直在睡觉呢？”
“才不是呢，老爷！我不是总能睡得着的。虽然我身上不是十分疼痛，可是肚子里还是酸痛，骨头里也酸痛，不能好好地睡觉。不行呀……只能这样一直躺着，躺着，什么也不想，觉得我活着，在呼吸——这就行了。我就看看、听听。蜜蜂在蜂巢里又嘤嘤又嗡嗡；鸽子落到屋顶上，咕咕叫起来；有时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来啄面包屑；要么飞来一只麻雀或者一只蝴蝶——我都觉得很开心。前年还有燕子在那个屋角上做窝儿，孵出了小燕儿，那情景才好看哩！一只燕子飞进来，落到窝儿上，喂过小燕儿，就飞出去。一转眼，另一只燕子又飞进来接班了。有时燕子不飞进来，只是从开着的门前飞过，那些小燕儿立刻就吱吱喳喳直叫，而且张大了嘴巴……到第二年我还等燕子来，可是听说，此地有一个猎人开枪把燕子打死了。怎么这样贪心呀？一只燕子比甲虫大不了多少……你们这些打猎的先生多么狠心呀！”
“我是不打燕子的。”我连忙说。
“有一次，”露凯丽娅又说起来，“才好笑哩！一只兔子跑进来了，真的！也许是有狗在后面追，它就一直跑进门来了！……那兔子就蹲在我跟前，而且一直蹲了很久，一个劲儿耸动鼻子，翘胡子，活像一位军官！而且不住地朝我望着。就是说，它知道我是不会害它的。最后，它站起来，两蹦三蹦蹦到门口，在门口回头看了看，就一溜烟跑掉了！多么好笑呀！”
露凯丽娅抬眼看了看我……那意思是问：不是很有趣吗？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就笑了笑。她咬了咬干燥的嘴唇。
“嗯，到了冬天，我当然不怎么舒服，因为太暗了；点蜡烛有点儿可惜，况且点了有什么用呀？我虽然识字，而且一向喜欢看书，可是看什么书呀？这儿什么书也没有，就是有书，我怎么能拿着看呢？神甫阿列克塞为了给我解闷儿，有一次拿了一本历书来，可是他看到没有用处，就又拿走了。不过，黑暗是黑暗，还是能听到一些什么：有蟋蟀叫了，或者老鼠在什么地方挖刨起来。这就好了，可以不想了！”
“要不然我就念念祈祷词，”露凯丽娅多少休息了一下，又说下去，“不过我知道的祈祷词不多。而且，何必打扰上帝呢？我能向上帝要求什么呢？我需要什么，上帝比我更清楚。他送给我十字架，就说明他是爱我的。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一念《我们的主》、《圣母颂》、《赞美一切受难者》，就又安安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过了有两三分钟。我也没有说话，坐在当座位的小木桶上一动也没动。躺在我面前这个不幸的活人那种残酷的、石头般的僵化也传染了我：我好像也僵住了。
“你听我说，露凯丽娅，”终于我开口说，“你听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派人把你送到医院里，送到城里一家很好的医院去，你愿意吗？也许你的病还能治好，谁知道呢？反正你总不能一个人……”
露凯丽娅微微动了动眉毛。
“哎呀，不必了，老爷，”她用忧虑的口气小声说，“不要送我去医院，不要动我。我到了医院里只会更痛苦。我的病到哪儿也治不好！……有一回一位医生来到这里，想给我检查检查。我请求他：‘看在基督面上，不要打扰我吧。’他哪里听呀！就把我翻来翻去，把我的胳膊和腿又揉搓又弯曲。他说：‘我这是做科学研究，我是学者，是有职务的人，就是干这种事的！你不能不让我做研究，我因为做研究是得过勋章的，而且我就是为你们这些糊涂蛋效力。’他把我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了一阵子，对我说了说我的病名——那病名很难懂——说过就走了。他走后整整有一个星期，我浑身的骨头都酸痛。您说，我是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不，并不总是这样。常常有人到我这儿来。我安安静静，不妨碍什么人。有些农家姑娘来了，就聊一聊。有朝圣的香客来了，会说说耶路撒冷，说说基辅，说说圣城的事儿。而且我就是一个人也不觉得可怕。甚至还好些呢，真的！……老爷，请不要动我，不要送我去医院吧……谢谢您吧，您是一个好心人，只是请您不要动我，我的好老爷。”
“好吧，那就随你，那就随你，露凯丽娅。不过，我这是为你好呀……”
“我知道，老爷，知道是为我好。可是，好老爷呀，谁又能帮得了另外一个人？谁又能懂得另外一个人的心呢？一个人只能自己帮助自己！您恐怕不相信：有时我一个人这样躺着……觉得全世界除了我，再没有什么人了，只是我一个人是活着的！我似乎觉得，突然我灵机一动……我就沉思遐想起来——简直美妙得很呢。”
“这时候你想些什么呢，露凯丽娅？”
“这个嘛，老爷，也是没办法说的：是说不清楚的，而且过后往往就忘了。一些想法来了，就像云彩一样，扩散开来，显得那样新鲜，那样美好，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就弄不清楚了！我只是想：如果我旁边有人，就根本不会有这种种想法，除了感觉我不幸，就不会有别的感觉。”
露凯丽娅很吃力地叹了一口气。她的胸膛也和别的肢体一样，不听她使唤了。
“老爷，我看您的样子，”她又说起来，“您是很可怜我的。不过，您不要太可怜我吧，真的！比如，我可以告诉您：就是现在，我有时候还……您还记得吧，我以前是多么快活的？是一个活泼姑娘哩！……您猜怎么样？就是现在我还唱歌呢。”
“唱歌？……你？”
“是的，唱歌，唱古老的歌、轮舞歌、覆盘歌、圣歌、各种各样的歌！我以前会唱很多歌嘛，现在还没有忘记，只是不唱伴舞歌了——在我现在的情况下唱伴舞歌没有用处。”
“你怎样唱呢？……在心里唱吗？”
“也在心里唱，也唱出声来。大声唱我是不行的，可是总能叫人听得清。我刚才对您说过：有一个小姑娘常到我这儿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孤儿。我就教她唱歌，她已经跟我学会了四支歌儿。您也许不相信吧？等一等，我这就给您唱……”
露凯丽娅鼓了鼓劲儿……我一想到这个半死的人要唱歌了，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怖感。但是不等我把话说出来，就有一种悠长、微弱、但清晰而准确的声音在我耳边颤动起来……紧接着是第二个音，第三个音。露凯丽娅唱的是“在牧场上……”她唱的时候，没有改变那石头般的脸的表情，甚至眼睛也一动不动。然而那又可怜又费劲、像一缕轻烟似的颤动着的嗓门儿却异常动听，她是多么想把全部心曲倾吐出来……我已经不感到恐怖，而是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痛心和怜惜感。
“哎呀，我不能唱了！”她突然说，“没有劲儿了……我看见您非常高兴。”
她闭上了眼睛。
我把一只手按到她那细细的、冷冰冰的手指上……她朝我看了看——她那像古代雕像一般带金色睫毛的黑黑的眼睑就又闭上了。过了一小会儿，那眼睑在幽暗中闪出亮光……是泪水把眼睑打湿了。
我依然一动没有动。
“我这人真是的！”露凯丽娅突然用出人意料的劲儿说，并且睁大了眼睛，拼命要把眼里的泪水眨巴掉。“这不难为情吗？我这是怎么啦？我很久没有这样了……自从去年春天瓦西里·波里亚科夫来看我那一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过。他坐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倒没有什么；可是等他一走，我一个人哭得好厉害呀！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不过，我们女人的眼泪本来就是不值钱的。老爷，”露凯丽娅又说，“您大概有手帕……不要讨厌我，替我擦擦眼泪吧。”
我连忙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且把手帕留给了她。起初她不肯要……她说：“我要这样的礼物做什么？”手帕是很普通的，但是又白又干净。后来她用瘦弱的手指头把手帕抓住，就再也不放开了。我们俩都在黑暗中，等我习惯了黑暗，就能清楚地看出她的面貌，甚至能看出透过她脸上的青铜色显露出来的微微的红晕，能够在这张脸上看出——至少我觉得是这样——过去美貌的痕迹。
“老爷，您刚才问我，”露凯丽娅又说起来，“我是不是天天睡觉？我确实睡得很少，可是每次睡着了都会做梦，都是好梦！我从来不梦见自己生病，我在梦里总是非常健康、非常年轻的……只是有一点很痛苦：等我醒过来，就想好好地舒展一下，可是浑身就像被铐住了。有一回我做的梦可美妙哩！要不要我讲给您听听？……好，您听我说说……我梦见，我好像站在田野里，周围都是黑麦，高高的，金灿灿的，都已经熟透了！我好像带着一条火红色的狗，这狗凶得不得了，老是想咬我。我手里好像有一把镰刀，而且不是普通的镰刀，简直像月亮，也就是像镰刀时的月亮。我就是要用这月亮把黑麦割完。可是我热得非常难受，而且月亮照得我眼睛发花，所以我感到懒洋洋的；我周围长着许多矢车菊，那么大的矢车菊！而且所有的矢车菊都朝我转过头来。于是我想：我来采些矢车菊吧；瓦西里说定要来的——那我就先给自己编一个花冠，然后再割黑麦还来得及。我就开始采矢车菊，可是矢车菊一到我指头中间就消失了，就是采不到！我的花冠怎么也编不成。而且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向我走来，走得很近了，并且叫我：‘露凯丽娅！露凯丽娅！……’我心想：‘哎呀，糟糕，来不及了！管它呢，我就把这月亮戴到头上，代替矢车菊吧。’我就像戴头巾一样把月亮戴到头上，我浑身立刻大放光辉，把周围田野全照亮了。我一看，有一个人从麦穗顶上快步向我走来——不过不是瓦西里，竟是基督降临！为什么我认出这是基督，那我说不上来——画像上的基督并不是这样的——不过这就是基督！没有胡子，高高的，年纪很轻，一身白衣服——只有腰带是金色的——他向我伸过手来，说：‘不要怕，我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跟我走吧！你要到我的天国里去跳轮舞，还要唱天堂的歌儿。’于是我紧紧贴住他的手！我的狗立刻贴到我的腿上……于是我们顿时飞腾起来！他在前面……他在空中展开翅膀，那翅膀像海鸥翅膀一样长——我就跟着他！那狗就只好离开我了。这时我才明白，这狗就是我的病，是不会去天国的。”
露凯丽娅停了一小会儿。
“我还做过一个梦，”她又说起来，“也许，这是我的幻觉——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仿佛觉得，我就躺在这间棚屋里，我那去世的双亲，就是我爹和我妈，来到我这里，并且深深地向我鞠躬，可是什么也不说。我就问他们：‘爹，妈，你们为什么向我鞠躬呀？’他们说：‘因为你在人世上受了很多苦，所以你不但解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解除了我们很大的负担，我们在阴间就轻松多了。你已经完全赎清自己的罪过，现在你是在为我们补偿罪过了。’他们说过这话，又向我鞠了一个躬，就不见了：只能看见四面墙壁了。后来我非常疑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甚至我在忏悔的时候说给神甫听了，可是他认定这不是幻觉，因为幻觉只有神职人员才会有。”
“我还做过这样一个梦，”露凯丽娅又说下去，“我梦见，我好像坐在大路上，在一棵柳树底下，手里拿着一根光溜溜的手杖，背着背包，头上裹着头巾——简直是一个朝圣女！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朝圣。朝圣的人不断地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慢腾腾地走着，好像不乐意似的，而且都是朝同一方向走。他们的脸都带有愁容，而且都非常相像。我又看到：有一个女人在他们中间转悠着，前前后后地跑着，她比别人高出整整一个头，她的服装也很特别，好像不是我们俄罗斯的服装。她的脸也很特别，阴沉沉的，板得紧紧的。别的人好像都在躲她，她却猛地一转身，正对着我。她站定了，对我看着。她的眼睛像鹰眼睛，黄黄的，又大又明亮。我问她：‘你是什么人？’她对我说：‘我是你的死神。’我不但没有害怕，倒是相反，高兴极了，画起十字！那女人，也就是我的死神，对我说：‘我很可怜你，露凯丽娅，可是我不能把你带走。再见吧！’天呀！这一下我多么难过呀！……就说：‘把我带走吧，好大婶儿，把我带走吧。’于是我的死神又转过脸来朝着我，对我说起话来……我知道她是在指定我的死期，可是说得含含糊糊，叫人听不懂……说是在圣彼得节之后……这时候我就醒了……我就是常常做这样奇怪的梦！”
露凯丽娅向上抬了抬眼睛……沉思起来……
“我只是有一点很糟糕：有时一个星期过去，可是我一次也没有睡着。去年有一位夫人从这里路过，看到我，给了我一小瓶治失眠的药，她叫我一次服十滴。我服了这药很有效，我能睡觉了，可是这一小瓶药早就服完了……您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药，怎样可以买到？”
路过的夫人给露凯丽娅的显然是鸦片，我答应给她送一瓶来。对她的忍耐劲儿我不能不表示惊讶，于是说了又说。
“哎呀，老爷，”她回答说，“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忍耐呀？苦行僧西蒙的忍耐精神才真了不起呢：他在柱头上站了三十三年！还有一位圣徒，叫人把他埋到地里，一直埋到胸口，还有许多蚂蚁咬他的脸……还有，一个读过许多经卷的人对我说的：有一个国家，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所有的国民都受到压迫和折磨，国民们不论怎样，都无法解救自己。这时在这些国民中出现了一位神圣的童女，她拿起巨剑，穿起两普特重的甲胄，去迎战阿拉伯人，把他们通通赶到海的那边。等她把他们赶过海去，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把我烧死吧，因为我许过这样的愿：我要为我国人民死于火中。’于是阿拉伯人把她抓起来，烧死了，可是人民从此永远获得自由。这才是了不起的！我算得了什么呢！”
我心中暗暗吃惊，不知道为什么有关法国女英雄贞德的传说会流传得这样远，而且演变成这种形式。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露凯丽娅：“你多大岁数了？”
“二十八……也许是二十九……不到三十。还算岁数有什么意思呀？我还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说……”
露凯丽娅突然低沉地咳嗽了一声，叹了一口气……
“你说话说得太多了，”我向她指出，“这样对你身体不好。”
“是的，”她用勉强能听得出的声音说，“咱们谈了不少了，不过有什么关系呢？等您走了，我可以休息个够。至少我说了说积攒在心里的话……”
我就向她告别，又说了说我一定给她送药来，并且再一次请她想想，告诉我：是不是还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感谢上帝，我什么都有了。”她十分吃力、然而非常感动地说，“但愿大家都健康！对了，老爷，您最好劝劝老夫人：这里的庄稼人都很穷，请她把他们的代役租减轻些，哪怕减轻一点点儿也好呀！他们的地不够，没有什么出息……如果能减轻一些，他们会为您祈祷的……我倒是什么都不需要，一切都满足了。”
我向露凯丽娅保证，一定实现她的心愿。我已经快要走到门口了……她又把我叫了回来。
“您记得吗，老爷，”她说，并且眼睛里和唇边闪过一丝动人的表情，“我以前的辫子是什么样的？您该记得——一直垂到膝盖呢！我很久下不了决心……那样好的头发嘛！……可是哪儿能梳呀？尤其在我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就把头发剪掉了……哦……好啦，再见吧，老爷！我再不能说话了……”
就在这一天，在出猎之前，我和村子里的甲长谈起露凯丽娅。我从他嘴里了解到，村里的人都管她叫“活骷髅”，不过她从来不给人添麻烦。听不到她诉苦，也听不到她抱怨。“她什么要求也没有，倒是相反，她对什么都很感激，老老实实，真是老老实实，应该这样说。天生的傻姑娘，”甲长这样下结论说，“大概是因为前生有罪，不过这事儿我们管不着。要说她不好，那不是的，我们不能说她不好。那是她的事！”
几个星期之后，我听说露凯丽娅死了。死神还是把她带走了……而且是在“圣彼得节之后”。据说，她在死的那一天一直能听到钟声，虽然阿列克谢耶夫村离礼拜堂有五俄里还多，而且这一天也不是礼拜天。不过，露凯丽娅说，那钟声不是来自礼拜堂，而是“从上面”来的。大概，她不敢说是“从天上”来的。
树林与草原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9年第2期。
……于是他渐渐地巴不得转回去：
回到村子上，到幽静的花园里，
那儿一株株椴树高大又阴凉，
铃兰花散发着阵阵清香，
一丛丛爆竹柳排成行，
从岸边倒垂到水面上，
肥壮的地里生长着肥壮的橡树，
还有大麻和荨麻的气味儿……
回去，回去，到那辽阔的田野上，
那儿土地黑油油，像丝绒一样，
那儿黑麦一望无际，
缓缓起伏，似轻柔的波浪。
从一朵朵透明的白云里
倾泻下重重的金黄色阳光。
那是好地方……
——摘自待焚的诗篇
我这些散记也许已经使读者感到厌倦了，请读者放心，保证只限于已发表的一些片段，到此为止。但是在和读者告别的时候，不能不说几句关于打猎的话。
荷枪带狗去打猎，本身就是一件绝妙的事，就算您生来就不喜欢打猎，但您总是喜欢大自然的，因此，您不能不羡慕我们这些打猎的……那您就听我说说吧。
比如，您可知道，在春天里，黎明前乘车出猎何等惬意？您走到台阶上……黑灰色的天上有些地方还闪烁着星星，湿润的轻风有时会像细微的波浪一般飘过来，可以听见低沉而隐约的夜的絮语声，一棵棵笼罩在阴影中的树发出轻轻的响声。车毯铺好了，装茶炊的小箱子也放到了脚下。两匹拉套的马蜷缩着，打着响鼻，雄赳赳地捯着四条腿。一对刚刚睡醒的白鹅静悄悄、慢腾腾地穿过大路。篱笆那边，花园里，更夫安静地在打鼾，每一个声音似乎都停在一动不动的空气中，停住不动。您坐上马车，几匹马一齐举步，马车隆隆响起来……您的马车走动了——马车过了教堂，下了坡，往右转弯——从堤上穿过……池塘上刚刚开始起雾。您觉得有点儿冷，就用大衣领子把脸遮住，渐渐打起瞌睡。马蹄踩到水洼里，发出很响的啪唧声，车夫吹起口哨。但这时您的马车已经走出四五俄里……
天边渐渐红了。寒鸦渐渐醒来，很不灵活地在桦树林里来来回回地飞着。麻雀在黑糊糊的麦秸垛旁边吱吱喳喳叫着。空中越来越亮，道路更清楚了，天色越来越明净，云彩越来越白，田野越来越绿了。许多农舍里点起松明，松明发出红红的火光，可以听到大门里面那带有睡意的人语声。这时候朝霞燃烧起来。瞧吧，一条条金黄色光带伸向天空，山谷里升起一团团雾气。云雀嘹亮地歌唱着，黎明前的风吹动了——于是红红的太阳冉冉升起来。阳光像急流一般涌来，您的心像鸟儿一般跳跃起来。清新，悦目，可爱！四周都可以看得很远。瞧，那片树林过去是一个村子，再远些是另一个村子，那村子里有一座白色教堂，那山坡上有一片不大的桦树林。再过去是一片沼地，那就是您要去的地方……快点儿，马呀，快点儿！大步往前跑吧！……只有三俄里，不会再多了。
太阳很快升起来；天上一点儿云彩也没有了……天气将是极好的。一群牲口出了村子，迎着您走来。您爬上山坡……又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一条河蜿蜒伸展有十来俄里，透过朝雾可以隐隐看到蓝蓝的河水。河那边是一片片翠绿的草地，草地过去是一道道慢坡的山冈，远处有凤头麦鸡咯咯叫着在沼地上空盘旋。透过散布在空气中的带水分的阳光，远方的景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不像夏天那样。胸膛呼吸得多么舒畅，四肢动作多么带劲儿，一个人沉浸在春天清新的气息中，浑身多么矫健！……
啊，夏天的七月的早晨！除了打猎的人，谁又能体会到黎明时漫步在灌木从中有多么愉快？您的足迹在露珠晶莹、发了白的草地上留下的是绿色的印子。您用手拨开湿漉漉的灌木丛，夜里蕴积的暖气会向您直扑过来。整个空气中充满野蒿清新的苦味儿、荞麦和三叶草的甜味儿。远处是一片橡树林，在阳光下亮闪闪的，红红的。这时还是凉爽的，但是已经感觉出渐渐要热起来了。闻着太多的香气，头脑晕晕乎乎的。灌木丛没有尽头……只是远处有黄黄的、已经成熟的黑麦，和一道道狭长的红红的荞麦地。瞧，一辆大车轧轧响起来，一个汉子缓步走来，不等太阳升上来，就把马拴到树荫下……您同他打过招呼，就走开去……您后面响起镰刀叮当声。太阳越升越高。草地很快就干了。天已经热起来。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渐渐暗起来；一动不动的空气热烘烘的。
“大哥，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弄点儿水喝？”您问割草的人。
“那边山沟里有一口水井。”
您穿过缠着蔓草的密密丛丛的榛树棵子，走到沟底。果然，就在断崖下面有一股泉水，橡树棵子把它那掌形枝叶贪婪地伸展到水面上，老大的银色水泡不断地颤动着从水底往上冒，水底长满细小的、柔软的青苔。您一下子趴到地上，喝足了水，但是懒得再动了。您在阴凉里，呼吸着芬芳的湿气，您太舒服了，可是您对面的灌木丛在阳光下热得烫人，而且好像发了黄。不过，这是什么？风突然吹来，急急地吹过，四周的空气颤动起来，这不是雷声吗？您从山沟里走出来……天边那铅一般的一片是什么？是暑气越来越浓了？还是乌云涌上来？……哦，您瞧，一道微弱的闪电划过……啊，原来是大雷雨要来了！周围依然是明亮的阳光——还是可以打猎的。可是乌云涌上来了，那乌云前面的边儿像衣袖一般渐渐伸展开来，像穹隆似的压了过来。青草，灌木丛，周围的一切，一下子就变暗了……快跑！那边好像有一座干草棚……快跑！您跑到了，进去了……雨多么大呀！闪电多么亮呀！有的地方雨水透过草棚的顶滴到芳香的干草上……可是，您瞧，太阳又出来了。大雷雨过去了，您走了出来。我的天呀，周围多么鲜亮，空气多么清新、湿润，草莓和蘑菇的香味多么浓呀！……
哦，您瞧，黄昏来临了。晚霞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映红了半边天。太阳就要落山了。近处的空气不知为什么格外清澈，像玻璃一样；远处弥漫着柔和的、看来似乎很温暖的雾气；红红的落日余晖和露水一起落到不久前还洒满淡金色阳光的林中空地上；一株株大树、一丛丛树棵子、一个个干草垛投射出长长的阴影……
太阳落山了，一颗星在落日的火海里燃烧起来，不停地颤抖着……瞧，那火海渐渐白了，天空渐渐蓝了，一个个阴影渐渐隐去，暮霭渐渐在空中弥漫开来。该回家了，回到您过夜的村子里的小屋里去了。您背起枪，不顾疲劳，快步往回走……这时夜色渐渐浓了，二十步之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狗在黑暗中隐隐发白。瞧，在一丛丛黑黑的灌木上方，天边模模糊糊地亮了……这是什么？是失火吗？……不，这是月亮要升上来了。下面，往右边看，村子里的灯火已经亮了……这不是，您过夜的小屋终于到了。您从小小的窗户里可以看到铺了白桌布的桌子、点着的蜡烛、饭菜……
要么您吩咐套上竞走马车，到树林里去打松鸡。乘车走在狭窄的路上，看着两边像墙一般的高高的黑麦，那是很愉快的。麦穗轻轻地打着您的脸，矢车菊不时挂住您的腿，鹌鹑在周围叫着，马懒洋洋地小步跑着。树林到了。又阴凉又宁静。一株株挺拔的白杨树高高地在您头顶上絮絮低语着；白桦树那长长的、耷拉下来的树枝轻轻晃动着；一株强壮的橡树站在美丽的椴树旁边，像一名卫士。您的马车在绿草如茵、阴影斑驳的小路上走着；老大的黄苍蝇一动不动地停在金黄色的空气中，又突然飞了开去；小虫儿成群成群地飞舞盘旋着，在阴影里亮闪闪的，在阳光中黑糊糊的；鸟儿安静地歌唱着；知更鸟亮开金嗓子，那声音带有天真而絮叨的欢乐意味儿，和铃兰的香气十分协调。再往前，再往前，往树林深处去……树林一下子没有声音了……心中顿时感到说不出的宁静，而且周围的一切都带有睡意，静悄悄的。可是，瞧，一阵风吹来了，树梢哗哗响起来，好像下落的波浪。有些地方，穿过褐色落叶，长出高高的青草。一个个蘑菇各自戴着自己的帽子站着。一只雪兔突然跳出来，狗高声叫着急忙追上去……
就是这片树林，在深秋，山鹬飞来的时候，有多么美好呀！山鹬不待在树林深处，找山鹬必须贴着林边走。没有风，也没有太阳，没有亮光，没有阴影，没有动作，没有声音。柔和的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像葡萄酒气味。远处黄黄的田野上笼罩着薄雾。透过光秃秃的褐色枝丛，可以看到宁静而发白的、一动不动的天空。椴树上有些地方还挂着最后几片金色的叶子。脚下潮湿的土地带有弹性。高高的干枯的野草一动也不动。长长的蛛丝在苍白的草上亮闪闪的。
胸膛平静地呼吸着，心中却涌起一股奇怪的惆怅感。您贴着林边走着，注视着狗，这时却有许多可爱的形象，许多可爱的脸，有死去的，也有活着的，来到您的脑际，早已沉睡的印象突然苏醒过来，想象力像鸟儿一般展翅飞翔起来，一切都清楚地出现在眼前，并且活动起来。心有时突然颤抖起来，跳动起来，一心想往前奔，有时会沉入往事中，一个劲儿地沉。整个一生就会像画卷似的轻快地展开来，一个人会看透自己过去的一切，看透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本领和自己的整个心灵。周围什么也不干扰他——不论太阳，不论风，不论响声……
而在清晨严寒、白天有点儿冷的晴朗的秋日里，白桦树像神话中的树一般，金光闪闪，在淡蓝色的天空中炫耀着优美的身姿。这时候低低的太阳已经没有暖意，然而却比夏天的太阳更加明亮。小片的白杨树林是透亮的，似乎觉得落光了树叶是轻松愉快的。洼地里还有白白的霜，轻风徐徐吹动，驱赶着打了皱的落叶——这时候河里欢快地翻腾着青青的波浪，有节奏地冲击着悠闲的鸭子和鹅。远处的水磨轧轧响着，那水磨被柳树遮住一半。一群鸽子在水磨上空迅速地盘旋着，在明亮的空气中闪耀着斑斓的色彩……
夏天有雾的日子也是很好的，虽然打猎的人并不喜欢这样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无法打猎：有时鸟儿就从您的脚下飞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白茫茫的、动也不动的雾中。然而周围多么宁静，真是静极了！什么都醒来了，什么都静默无声。您从树旁走过，树动也不动，有一种悠闲自在的神气。透过均匀地散布在空中的薄雾，您看到前面有黑郁郁的、长长的一大片。您以为那是远处的树林，等您渐渐走近了，树林却变成长在田塍上的高高的一排野蒿。在您的头顶上，您的周围——到处都是雾……可是，瞧，风轻轻吹动了——一小块淡蓝色的天透过越来越稀、似乎在冒烟的雾气模模糊糊显露出来，金黄的阳光一下子闯进来，像长长的流水似的倾泻下来，照射着田野，钻进树林——可是一会儿一切又被罩住了。这种搏斗要持续很久。但是当光明终于胜利，已经晒热的最后一股股雾气时而摇摇滚滚，像桌布似的铺开，时而缭绕上升，渐渐消失在蓝蓝的、散发着柔和的光辉的高空中的时候，这一天会渐渐变得多么壮丽，多么晴朗呀……
比如，您要到远离庄园的田野上，到草原上去。您坐马车在乡村土路上走了十来俄里，终于上了大道。您的马车和无数大车交错，经过一家家客店，客店大门敞开着，有水井，檐下有咝咝响的茶炊，过了一个村庄，又是一个村庄，穿过一望无际的原野，擦过一片片碧绿的大麻地，您的马车要走很久很久。喜鹊从一棵柳树飞到另一棵柳树上；娘儿们手里拿着长长的草耙，在田野上慢慢走着；行路人穿着破旧的土布褂子，背着行囊，迈着疲惫的步子艰难地行进着；地主家的沉甸甸的轿式马车，套着六匹高大而疲劳不堪的马，迎面飞奔过来。从车窗里露出车垫的角儿，而在车后脚登上，一名穿外套的仆人侧身坐在一个口袋上，手抓着绳子，泥巴一直溅到眉毛。
您来到小小的县城，一座座歪歪斜斜的木屋，看不见头尾的栅栏，没有人的石头店房，深沟上的古桥……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来到了草原地带。您站在坡上望去——好一派风光！一座座圆圆的、低低的丘冈，一直到顶都翻耕和播种过了，像一道道巨浪在翻腾；一条条灌木丛生的冲沟蜿蜒在一座座丘冈之间；一片片小小的树枝，像一个个椭圆形小岛；村庄与村庄有一条条小路相连；有白白的礼拜堂；柳丛掩映中有一条亮闪闪的小河，有四个地方筑有堤坝；远处田野上有一群大鸨一个挨一个站着；一座古老的地主家的房子，连同棚舍、果园和打谷场，紧靠着一口不大的池塘。不过，您的马车还要往前走，往前走。丘冈越来越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树了。终于到了，瞧，那不是——无边无际、望也望不尽的大草原！
在冬日里，就踩着高高的雪堆追逐兔子，呼吸寒冷刺骨的空气，柔软的雪那耀眼而细碎的光芒使您不由得眯起眼睛，欣赏着红红的树林之上那天空的碧色！……到了早春的日子，这时候周围一切都亮闪闪，冰雪开始消融了，透过融雪的浓重的水汽，可以闻到温暖的土地气息。在雪融尽了的地方，在斜射的阳光下，云雀悠然自得地歌唱着，流水欢乐地喧闹着、咆哮着，从这条山沟涌向另一条山沟……
不过，该结束了。正好我说到春天：春天里容易别离，春天里，就是幸福的人也很想到远方去……再见吧，我的读者，祝您永远称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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