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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上面那段话，我开始怀疑自己。有照片为证，那次回美国，并不是爸爸一个人送我。同行的还有姑姑、姑父和梁小凉。而在2000年的北京，方便面是大众食品，怎么可能还要在机场买“高级”的？爸爸对吃一贯要求高，应该不会在为女儿送行途中特意去买两包方便面。还有，我是过完暑假回美读书的，一定是八月底炎夏，爸爸怕热，是不会穿灯芯绒外套的。更何况灯芯绒这种过时的布料，即便爸爸穿衣老气，也不至于在新世纪初还穿着。 也许关于这最后一面的记忆，只有两件事情是正确的：我的确没能说出一句关心他的话，我的确登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从此与爸爸永别。 在爸爸去世的十三年里，我没有一天不会想起他。偶尔在梦里见到他，总还是那个憨厚的样子，眯着眼睛笑里带着一丝茫然。只是每次梦见，他都忙着要走，夹着包说着一些安慰我的话。而梦里的我也始终像在机场那次一样，有话在心里纠结着说不出口，只好安静地跟在他身后，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可是每次他都走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我——上电梯，下台阶，打出租车，推开厚重的玻璃门，最终消失在一片白色光雾中。 我从这样的梦里醒来，依然是庆幸的，至少梦里的爸爸还活着，只是暂时离开。 这次回到北京，感觉是到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每条街名都耳熟，眼前浮现出一些景色，真到了地方才发现已经完全不认识。那天路过小时候的家，还是别人指出来的。扒着车窗往外看，没有找到一栋以前的楼。我想即便一些老楼没变样，我也不会认出来的，我的记忆与现实总是存在着距离。所以这次我基本上没有出行，胆小，怕走丢。住在爸爸以前的房子里，天天看他留下的书，看别人写的一些回忆他的文章。 常常在想，爸爸如果现在突然看到我，会不会也是只叫得出我的名字，而不认识我是谁？而我对他的零散的记忆，是否也是错乱而不准确的？他走的时候我还小，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他相处，现在只能用一些不具体的词语来形容他：善良，厚道，幽默，孝顺，有才华。这些形容词可以用在我认识的很多人身上，然而我知道，爸爸是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 《笑忘书》里的许多篇文章催人泪下。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去回忆梁左，描述他生前一些小细节。而书里收录的爸爸的作品也都具有代表性，是他的得意之作。这本书对于我的意义重大，犹如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一扇门。书里所有的文章，我都反复阅读（当然，除了我自己那篇拙作），只希望在字里行间能拉近我和爸爸之间的距离。 这次回来，还见了一些爸爸生前的朋友。我对这些叔叔阿姨都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听他们说起爸爸的故事，好像童话一般，说的却是一个始终存活在我的记忆和梦境中的人。 我对马未都叔叔的印象很深刻，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当他听说我是梁左的女儿时，立刻给了我一个拥抱，“见到你让我很安心。”只言片语，我已能体会到这句话里隐藏着的对爸爸的深深怀念。我虽不善于表达，见到他，岂不是同样的感觉？第二天，叔叔在博客上发了一篇纪念爸爸的文章，讲了几个爸爸的故事，还提到了我。这篇文章收录于这次再版的《笑忘书》中。 还有刘震云叔叔和王朔叔叔悼念爸爸的两篇文章，写于火葬当天，是我这次整理爸爸的东西时发现的，也收于再版书内。这两篇文章提到爸爸的一些痛楚，让我读后很难过，但是有些事情我想我必须去勇敢面对，才能真正懂得他。他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剧作家，他也是一个有梦想，有遗憾，有缺点，脆弱而敏感的人。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却没能享上一天我的福。一直到走，他还在努力挣钱供养我在国外读书。现在他走了，我要让他变得不再陌生。 《笑忘书》初次发行，我只有十六岁，没能参与到策划与编辑过程中。这次再版，凑巧赶上我研究生毕业回国，时间紧迫，我也只是补充了一些照片，加了几篇文章而已。现在毕业了，不用再急着回美国，我打算用几年时间，找些爸爸生前的朋友好好聊聊，自己出一本由采访录组成的纪念爸爸的书。这也算是我给爸爸的礼物吧。 现在住在爸爸以前的房子里，每次推开门的一刹那，都错觉他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屋里，慢慢悠悠地说：“你回来啦？去哪里了？”有时候在自己以前的卧室里看书，似乎还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打印机声音。我永远忘不了那让我兴奋的打印机声，因为那代表着他又写完了一集剧本，可以带我出去玩了。爸爸走得突然，令我痛不欲生，可年少的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人走了，真的就再也见不到。觉得如此伤心过后，总应该能好起来，潜意识里相信他还会回来。十三年过去，我终于明白死亡的意义。对我如此重要的人，我再活多少年，心也始终停留在他走的那一天，不能往前挪动一步。 现在能做的，只是去纪念他，让自己和喜欢他的观众读者们更了解他。再版《笑忘书》和计划出版的采访录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刘震云叔叔在文章里提起爸爸诉说在寂静夜晚写作之时的孤独。我希望他不再孤独。 2013年7月29日　于包头 那是一种永在 【王朔】 梁左先生，1957年9月3日出生于北京，2001年5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梁左先生幼年聪慧，敏而好学，中学毕业后插队，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198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1991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梁左先生在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青春》等刊物发表短篇小说多篇；1986年开始相声研究和创作，和姜昆等多位名家合作，推出《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多部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几乎历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他的佳作，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相声作家。他的创作给相声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形成了强烈独特的个人风格，为相声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中兴做出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贡献。 梁左先生1992年转入电视情景喜剧的研究和写作，他和英达先生合作推出的120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是这一风靡世界的喜剧形式在我国的首创。该剧在观众中获得的巨大反响和广泛认同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喜剧观念和欣赏趣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并造成了这一形式在我国荧屏的流行和推广，造就了一代喜剧新人。该剧达到的高度至今仍是一座无人超越的山峰。 在这之后，梁左先生又自编自导了情景喜剧《临时家庭》；编写了电视喜剧《新72家房客》《闲人马大姐》《一手托两家》；改编创作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经过上海》《称心如意》《美好生活》等大量电视剧。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在电视喜剧这一领域奋力开掘，他的孜孜不倦和超乎常人的精力以及如同无穷之水的幽默令人惊叹，可以说正是这种勤奋和努力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愉快，同时损害了梁左先生的健康。他用透支自己向社会付出，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在工作，这也是我们今天悼念梁左先生时心情越发难以平静的原因，我们每个他的朋友、他的观众都从梁左先生的生命中获益，而我们又给了他什么？ 熟悉梁左先生的朋友都知道，梁左先生身上有一种在今天社会难得一见、几乎可以称为老派的美德。他对父母极为孝顺，在弟妹面前是忠厚长兄，在女儿面前是慈父，对他爱的人忠诚无比，视朋友为手足，他把所有当负不当负的责任都一肩担了起来。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对自己极为苛刻，他外表的风趣和内心的认真并存，他的原则是只麻烦自己不麻烦别人，当他沉默时就显得沉重。 梁左先生生活在我们当中，内心却自有他的一片天地，他是天真的，对未来十分好奇并怀有憧憬，就是我们说的有梦的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他有很多写作计划，有对未来生活的安排和渴望，他准备了许多惊喜提供给我们，也想给自己一个幸福，可悲的是这一切都没来得及实现，他就倒在了追梦的路上。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的内心还有多少曾经设想甚至没来得及吐露的梦。一个像他这么优秀的人，内心世界蕴藏的东西是我们旁人无法想象的，有些也是我们难以体察和理解的。他的爱，他的痛苦，他的委屈，他的梦想，都随他而去了。作为他的亲人、朋友，我们悲痛，悲痛天妒英才，他走得越远，我们越觉得他和我们血肉相连。他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和缺口，有些是我们一生无法，也没机会弥补的。对他的怀念将伴随我们的一生，直到我们去和他相见。我们相信他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正注视着我们，关爱着我们，那是一种永在。 笑一下吧，梁左，来世我们还做亲人、朋友，不管在哪里。 2001年5月23日　北京 （原载于2001年5月24日《北京青年报》第11版） 想念梁左 【刘震云】 梁左的遽然离去，让朋友措手不及。他微笑和沉默的模样，他抑扬顿挫和拖着长腔的音调，他摘下眼镜擦汗的那一刹那，这几天一直在我的眼前和耳边重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怕不仅仅是因为突然，更重要的是知心，他的去世，让我有着刺心般的疼痛。 梁左是我的师兄，但在学校我们互不相识。多年之后在一次公众场合相认，再多年之后因为地理的原因，他住在金台西路，我住在八里庄北里，接着王朔又在金台西路租了一间房子在写东西，晚饭就成了我们相聚的机会。我们称他为“梁老”。 梁老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和发现生活趣味性的人。梁老身胖，吃饭出汗，不时要摘下眼镜擦拭。梁老礼多，吃饭的邀请迟了一步，就会得到他多方面的怪罪。他拖着长腔在电话那头说：为什么不能提前一天打招呼呢？为什么把地点选择好才通知我呢？也许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呢？这种烦琐的解释工作一般都交给王朔去做。一直到王朔急了：你要真有别的事，那就算了。五分钟之后梁老就赶了过来。接着上的每道菜都会得到梁老的挑剔。最后的结论是：也还罢了，受用是谈不上的。梁老在的时候使晚饭充满笑语欢声，现在梁老走了，接着上的每道菜还能得到谁的挑剔呢？ 梁左是一个非常懂得中国幽默的人。这种独特的才情在他的相声作品特别是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和《闲人马大姐》中展露无遗。 梁左有时爱一个人在街上穿行。这时你偶尔碰到他，会发现他表情和心情的另一面，他是那样地沉默和忧郁。一次他突然对我说：朋友越来越少。又一次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有时写作到凌晨，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突然特别地凄凉。那次和这次，我都没有敢看他的眼睛。 梁左喜欢《红楼梦》。 梁左对自己的创作并不满意。他爱给我们讲的是另外一部曲折和宏伟的构思。 梁左对旧中国的儿女们充满深情。一次他给我们讲吃饱的故事。一个人在城里做生意，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他买了四斤，给了他六斤，他一个个捡着吃，不知不觉吃完了。一站起来，“咕咚”倒了。还有一个人饿了两天回到村头，遇到一卖豆腐的，“大哥，先赊我五斤”。吃完回到家，“娘，我要喝水”。“咕咚”倒了。 最后一次见到梁左，已是几个月前的一个公众场合。我隔着人向他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点了点头。最后一次给梁左打电话，是问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他放下手头的事情找了半天，最后又仔细叮嘱如何将这电话打通。 在艰难的生活中，梁左的笑声非常爽朗。在熙熙攘攘的氛围中，梁左对人非常憨厚和善良。 梁左写了那么多的情景喜剧，最后却以悲剧收场。梁老，这是不应该的。 （原载于2001年5月26日《北京青年报》第12版） 初次见面的记忆 【马未都】 朋友约会，梁天带侄女梁青儿相见，告之青儿为梁左之女，去美国学业有成，想见我一面。见青儿如见其父，我竟一时语塞，百感交集。 梁左走了十几年了，日子真快。我头发也白了，在青儿眼中，我是“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但在梁左的记忆中，我应该还是乌发满头，清癯不拘的样子。 我记得那年在琉璃厂，我为生计奔波，梁左散仙甩袖地找到我聊天，临走时问了我一句：“我这儿有五万闲钱，能否买件比五万还值的东西？”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个相声，怎么才算比五万还值呢？ 梁左笑着走了，一走就成为永别。我后悔没帮他把事情办成，办成了今天对青儿算有个交待。青儿给我画了张画，色彩艳丽，如同她的青春。她在画框边缘上写了长长的一行字：“要将思想从表达的方式上解放出来，让思想与表达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才有真正的思想存在。”孩子这话真不像孩子写的，像哲学家写的；下面还有一句“有关我们初次见面的记忆——梁猫猫2013.7.13温泉村”，让我恍如隔世，犹如民国。 分手后青儿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解释了她初次为我画画与这句哲思的来历。我忽然感到我们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多有不同，我们的年轻岁月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天大的事情也是不正经地去办，没有轻重缓急，不知海岳高深；而晚辈们虽说没经历过我们那样的风雨，可我们也没有他们花荫月影的感叹，粗糙的日子与香腻的青春都算是一种磨砺，因而都是自己的财富。 我把猫猫的处女作挂在我的书房，写下小文以记住人生三万天中的一日。 2013年7月15日　清晨雨中 序 回忆梁左【王朔】一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动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个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通过梁天。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梁天要了他哥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二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一定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么。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象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人注意，有些讪讪的。后来翻拣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很小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仅从这表情看，这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不太注意他的表情，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呀，听说不认识的人请，在座的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来回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礼，譬如小姐端着蹄膀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后来大家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八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砂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叫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落，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那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五本五本借着看，直到去世还有几本在他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有些老气横秋，一次他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可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说，你们跟两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一脸正经。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被冥冥中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总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拧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在睡觉，接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我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本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的东西，写出来就占一席之地。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我问他你导吗，他说我给他们说戏，不说哪成啊。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说你就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蹚，最后一块儿改，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从电视剧下来都有那么个苦恼过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 他说我跟你还是不一样，有些事你早看开了，在我这儿就是大逆不道。 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我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四十三，还有四十三年寿命，这后四十三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他最后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十点左右给他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四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十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电话记录在傍晚六点来钟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天晚上十点至凌晨两点之间去世的。胃内容无食物。见到他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 （原载于2002年1月版《笑忘书》） 梁左与小说 【刘震云】 这四篇作品，是从目前能找到的梁左小说中选出来的。事情突然，也许还有其他许多作品散失了。 梁左小说写得很早。记得在北大中文系上学期间，他就开始发表作品。在同学中算是鹤立鸡群。与文学相伴，他似乎同时在谈恋爱。那个女孩除了下巴短点，其他都完美无缺。想来那是梁左四十多年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后来梁左开始写相声和情景喜剧。到目前为止，还无人出其右。 梁左对小说有一种固执的热爱。言语之间，似乎小说是正房，相声和情景喜剧只是暂时纳妾和养的外宅。他说：我迟早要写小说的。 从这四篇作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到梁左对于小说特殊的想象力。不管是《太平庄旧事》，还是《侦破爱情》，不管是《灭鼠记》，还是《虎口遐想》，他都能从那些貌似平静的生活中，发现特别震悚人心的东西。 但这决不是梁左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上帝没有给他安排充裕的时间。 这本集子有梁左的一篇散文《我们死了以后会怎样？》，我读后不寒而视。 梁老（他生前朋友们对他的尊称），愿你在天堂离上帝更近一些。 太平庄旧事 【零　一】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 太平庄——位于唐山和北京之间的一个小山村——也不幸遭到株连：塌了几处墙，伤了几个人，死了几只本本分分的猪羊鸡兔。震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无论地富反坏，还是贫下中农，都一致认为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于是，有钱的杀猪宰羊，没钱的杀鸡宰兔，都争取最后享受一下人生的乐趣，也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大队党支部循例拉出戴帽地主贾老大来批斗了一番，却没能压住阵脚；又不分昼夜地播放《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重要社论，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村里依旧是猪嘶羊吼、鸡飞兔跳，但见家家炊烟袅袅、肉香缈缈，把个支部书记老徐贵急得团团乱转。 幸亏公社党委力挽狂澜，抓了几个震后造谣破坏的典型来各村巡回批斗，杀鸡儆猴，打骡子惊马。其中有一个说“邓小平可神着哪一批他就震”的七十岁老汉，一个学猫叫惊扰四邻破坏抗震的二十岁姑娘，还有一个在防震棚里搂着邻家少女亲嘴让人家父母当场拿获的十五岁少年——这天正好巡回到太平庄，招惹得全村老小多少人都挤到小学校操场上来看热闹。 那说反动话的老汉早已吓得面无人色，沙哑着嗓子一劲儿哀求：“哪位行好给我口水喝，我快七十的人啦——”第一生产队长万有心一软，跑到小学校老师那儿要了一缸子凉水给他，老汉仰起脖儿来一气喝了个底朝天。那和少女亲嘴的少年舔舔嘴唇，央求“大爷您好歹给我剩一口”，老汉不慌不忙地把剩下的几滴水喝干，骂道“你个小流氓还想喝水”——可见政治犯歧视刑事犯是一以贯之的。人群中有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叫小玲的看不过去，跑上来接过缸子也给少年打来水喝。又有别人说闲话：“小玲你是心疼他吧？瞧你这小哥哥长得多俊呀！”少年受到夸奖后有些忘乎所以，一边大口喝水，一边盯着小玲俊俏的脸儿来回地瞧，眼看旧病就要复发。那小玲又羞又气，抢过少年没喝完的水泼到地上，还扬手朝他身上拍了两下，骂道：“都怨你！都怨你！”旁边站着几个不长进的小伙子，正瞅着那学猫叫的姑娘眼热，见小玲带头动了手，便也一拥而上地打起那姑娘来。学猫叫的姑娘正好站累了，顺势儿往地上一躺，披头散发如杀猫一般地大叫起来。公社党委胡书记趁乱跳到一块大石头上发表演说，号召全体社员化革命义愤为冲天干劲，赶快下地出工，干活挣分，“大震小干，小震大干，不地震拼命干！” 几天之后，太平庄的局势日趋稳定，有人开始修理被震塌的院墙，有人从集上买回便宜的小猪，充分说明大家的心思已经重新回到过日子上来了。白天的出勤率显著回升，到了晚上，因为大家按要求都回到民办公助的防震棚里休息，好几家人挤在一块儿，热闹得像过年一样。 老支书徐贵想想还是放心不下：防震棚里又闷又潮、蚊叮虫咬，万一有人图舒服，又跑回自己家去睡觉呢？几家人合住在一个防震棚里，漂亮的姑娘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出头，万一成了好事呢？一队有个戴帽地主，二队、三队各有一个戴帽富农，村里还有几个摘帽地富和数不清的地富子女，万一他们趁机破坏捣乱呢？大家都住在防震棚里，万一家中走了火呢？失了窃呢？丢了猪、死了鸡呢？——徐贵越想越怕，连忙组织起“抗震救灾民兵巡逻队”，天天晚上亲自指挥他们打更巡逻，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才回到大队广播室里胡乱睡上一会儿。 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徐贵刚睡下，公社党委胡书记一个电话又把他吵了起来。胡书记在电话中先把徐贵表扬了一番，说太平庄地震损失轻微，没有大的伤亡事故，而且震后人心稳定，出勤率正常，家家都搭起了防震棚，军烈属、五保户也得到了妥善照顾，所以很有希望被评为县级的“抗震救灾先进大队”——按规定每个先进大队由县里奖售平价化肥一千公斤。美中不足的是太平庄的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虽然大队在震后立即批斗了戴帽地主贾老大，但是没有体现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精神，建议再出一期“批邓救灾”专栏，上挂下联，把本大队的“党内代理人”揪出来。说到这儿，胡书记的口气突然严厉起来：“你们那一队队长万有，今年麦秋瞒产私分的问题，公社党委昨天已经讨论下来了，不能轻饶了他！给他定的处理是留党察看一年，和邓小平一样，党籍给他留着，队长也给他留着，以观后效。老徐你前晌准备准备，后晌在一队开个批判会，让各方面的人发发言，末了儿把这处分公布下去——后晌开会我亲自参加！” 徐贵本想替万有分辩几句，考虑到那一千公斤化肥，把到了嘴边儿的话又咽了回去，对着话筒连连点头称是。放下电话，他定了定神，唤女广播员打水来洗过脸，便披上小夹袄，一摇三晃地朝一队走来。 【零　二】 一队队长万有已经用罢早饭，和往常一样站在自家院门口的石碾子上，昂首挺胸地吹起出工哨来。吹过一气，他跳下来吸一袋烟，看看人还不齐，就跳上去再吹一气。通常吹过两遍哨，社员们就陆续来到当街听他派活儿了。如今是地震的非常时期，人心浮动，所以常常要累万有吹个三遍四遍。 万有吹过第四遍出工哨，见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很神气地又跳回石碾子上，吆吆喝喝地开始分派当天的工作： “——五十朝上的妇女，十五往下的学生，有孩子吃奶的妈妈，还都上场院了啊！剩下的妇女，全上北边地里薅草去——都别磨蹭，说去就去了啊！先说下，再照昨儿个那样，光说话、不做活可不中了啊！毛主席教导，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三分半——昨儿黑夜我们几个队长碰头时商量了，今天薅草的是薅一垄地给记一分工，保质保量，多劳多得——啥？这归刘少奇的小包工啊？你别管他刘少奇还是邓小平，反正多挣分儿是你自己个儿的——” “——上场院的都听着！咱们场院的防火水缸打头年冬天就冻裂了，至今也没置备新的，如今地震时期，公社胡书记有最新指示：防火防盗！咱们社员大伙儿都得响应号召，凡是上场院做活的，每人提溜个脸盆、水桶啥的，装得满满一下水，一溜儿码在房檐下头，万一上级来检查咱好有话说——” “男劳力还都上南边儿地里去！跟车的，起粪的，打农药的，各归各摊，还都去人！你——你——你——还有你！你们几个，把队上猪场子震坏的院墙给垒垒，一天工，愿包就包，早完早走——对啦，大队还跟咱们要两个工，说是又该给‘五保’们送柴火去啦，那谁——就你俩去吧！完了活儿就回来，别往人家炕头一坐，又抽烟又喝水的——” 布置得差不多了，万有喘口气，跳下石碾子来，见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脸盆水从身边走过，连忙叫住了她： “……我说表嫂，您早起没喝酒吧——上北地薅草还用带水防火呀？您上场院？场院要不就是五十的，要不就是十五的，您到那儿算是怎么一出啊？您比我大一岁，今年四十九呀——得啦，您就别图轻省啦，还是赶紧上北地吧，人多热闹好做活——等明年一准让您上场院！” 打发走了中年妇女，万有扭过脸来又问身边抽烟的一个老头： “——五哥，您还没抽透哪？别磨蹭啦，人家车把式都套牲口啦——怎么着，今天不合适，跟不了车？成，您惦记做啥活儿——薅草？薅草的都是妇女啊，您一老头，跟里边儿瞎掺和什么？回头再把您当老流氓给抓起来——得啦，知道您瞅见人家包工，也惦记多挣俩——等下辈子您托生个妇女再说吧！” 老头很不情愿地动了身。万有一抬眼，见知青小孟远远地正朝这边伸头探脑呢，这帮知青，回回派活儿都是最后才出来，万有朝他喊： “孟青年——怎么就出来你一个？小范、老美他们呢？又让你替他俩问活儿——赶明儿谁不出来我可不给派活儿啊！今天算你运气，头一个出来的，我给你换个好活儿——你上山上放牛去吧！从今天起直到大秋，这活儿就算包给你啦，牛不长膘就朝你说！——回去你告诉小范、老美一声，让他俩今天也轻巧轻巧，都上菜园子吧！” 万有队长分派完一天的工作，松了口气，正要回家睡个回笼觉，忽然发现徐贵倒背着两手朝这边走来，忙大声招呼道： “哟，徐书记呀，这么大早就上咱队检查工作来啦——我，我这儿正准备下地哪！可不，毛主席教导，干部不怕苦，社员猛如虎么——我说徐书记呀，我瞅着您气色不正呀，别是昨儿黑夜打更巡逻的中了邪吧，哈哈！” 徐贵一反常态地没有理睬万有的调笑，倒真是正正经经检查工作的样子，“万有啊，今天的活儿都分配下去啦？” “嗯哪，”万有觉得徐书记的脸色不对，心里直打鼓，“大队要的两个工已经派了，要还有啥别的活儿明天再说吧。” “小孟今天什么活儿？” “轻巧活儿——放牛，找他有事儿？” “回头再说吧——你家凤子呢？” “薅草。今天妇女都在北地。” “贾老大下地没有？” “他今天在菜园子，说这些天腰腿疼，让我给换的活儿——”万有说着说着，好像忽然明白了，“怎么，又找人开他的批斗会？”知识青年小孟是团支部的副书记，自家女儿大凤是团里的宣传委员，地主贾老大是批斗对象——这不是开会是什么？ “开会？可不是开他的会，这回是开你的会！”徐贵说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万有啊，今儿别下地啦，我有个大事儿和你商量！” 【零　三】 小孟揽到放牛这样的美差，而且可以一直干到大秋，自然是兴兴头头的。他回宿舍把消息告诉两个同伴，惹得他们钦羡不已，只恨自己不该偷懒躲在屋里睡觉，如今只好去菜园子里出力，哪儿有放牛轻快？ 这里小孟只顾梳洗打扮，为放牛做了充分的准备：一顶草帽是必不可少的，既可遮阳，又可临时充作枕头或坐垫；一身长袖衣裤，这是为了防晒，也兼防蚊虫叮咬；放牛要爬山，自然要换上一双旧球鞋；中午还最好带一顿饭，省得来回跑路；在外面待一天，水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此这般，小孟差不多足足磨蹭了两顿饭的工夫，这才全副武装着，晃晃悠悠地前来放牛。 “孟青年，你咋这时才来？看把牛饿成啥了？”饲养场的齐爷站在门口，远远地看见小孟，就一惊一乍地喊了起来。 小孟虽然没有喂过牛，但也知道牛没有人那样娇气，差个一两个小时吃饭也不至于就“饿成啥”了——只因齐爷是队上的老革命，为了显示他自己爱社如家、爱牛如子的好思想，这才故意吵吵嚷嚷地恨不得全世界都听见。小孟原也有心和他理论几句，想想总是自己来晚了，再说和快八十岁的人吵架也胜之不武，只好忍气吞声地跟在齐爷后面进了门。 齐爷难得抓到别人的错，兀自不肯罢休，不住地开导小孟说：“不管做啥活儿，都不能光为自己挣分儿，还要想想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小孟是徐贵任命的大队理论辅导员组长，这理论本是他在社员学习时辅导给齐爷的，谁知今天又让齐爷回敬给了他，真是现世现报。他任凭齐爷唠叨，自顾自地进屋挑拣了一根柴火棍当鞭子，赶着十来头牛出了院门。 小孟快活地赶着牛儿上山岗，得意之余，他很想跳到那只大花母牛的背上去威风一下——印象中的牧童总是骑在牛背上的，戴顶草帽，吹支短笛——小孟正要跃跃欲试，一见那花母牛背上厚厚的一层油污，以及以此为中心嗡嗡乱飞着的一群苍蝇，立刻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赶早打消了这一念头。 前面不远就是北地，全队的青壮年妇女们都集中在这里薅草，花红柳绿，场面十分壮观。看到这场面，小孟感慨万千：阳光多么明媚，生活多么美好，我如今放上牛了，再也不用受这薅草之苦了！ 这季节，繁重的“三夏”工作已经完成了“夏收”和“夏种”两项，只剩下最令人厌烦的“夏管”了。以间苗和薅草为主的“夏管”哟，提起来就让小孟心惊胆战！这两样活儿有三样不好： 第一是偷不得懒，一人一垄地，实实在在的，大家并肩前进。 第二是要有耐性，天又长，日又毒，工作又单调无聊，地球好像停止了转动，让人烦躁得想发疯。 第三样最可怕，就是要有蹲功，要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 偏偏本地人蹲功极硬，视这间苗薅草为轻活，说说笑笑干得飞快。这可苦了知识青年们，一会儿就被落下一大截。干这活儿是谁先到地头谁先歇，大家聚齐了再重新占垄往回返。等知青们好容易熬到地头，精疲力竭正要放倒，队长又吆喝着重新占垄了。就这样恶性循环，越慢越累，越累越慢，真让人连寻死的心都有了。万有之流还偏偏总能挑出他们的不合格：间距过短，苗草不分，除草不尽，斩草留根，硬逼着再去返工。 人累极了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在间苗薅草的过程中，知青们也有站起来弯腰干的，也有坐下去往前挪的，最惨的居然采用了爬的姿势，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而发明这一姿势的还是全队最干净最漂亮的一位女知青，在学校演过李铁梅，大家都喊她小阿妹——小阿妹在地上爬得像只小泥猴，凄凄惨惨地还抬起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对大家笑，让人心里酸酸的。 男知青老美本来是最整洁最爱美的，这时也累得躺倒不干了，穿着一身干净衣裤仰卧在泥地里。万有跑来训斥他也没用，便威胁他再不奋勇直前将来招工就没他的份儿，老美吓得连忙坐了起来，把附近的草就手儿薅了两把。 小孟一边干活一边叹气，只恨爹妈没有把他生在战争时期，冲锋陷阵死也死个痛快，强似如今在地里死受。小阿妹在一旁补充说，就是被敌人抓去坐老虎凳她也挺得住，一定咬紧牙关不招出万有是共产党，只是现在两条腿比坐老虎凳还难受，只好像狗一样在地上爬，如同刚刚钻出狗洞的女叛徒。 另一位男知青小范一边干活一边骂：“妈的，我当年怎么不得小儿麻痹？”得了小儿麻痹可以不插队，但小范的考虑与众不同：他说邻居家有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就是不能直立，只好天天蹲着走路——让他来这里干活岂不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家都夸他想得好，怕只怕那孩子爬不了这里的山。小范说自己宁愿天天背他爬山，就是来回多背几趟也不怕，怎么也比这样蹲着走路强。 半个月干下来，知青们都受到深刻的再教育。比如小孟，因为是干部子弟，历来不大看得起城市劳动人民的，如今却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当了城市倒垃圾的清洁工人，到晚上趁凉快上班，干到夜里就收工，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白天还可以尽情玩乐。老美的意见不同，他说当送牛奶的工人最好，下午一趟送完奶，又不耽误晚上睡觉，第二天还有时间玩儿。小范有力气，他宁愿当装卸工，累也累得痛快，还可以跟着车四处跑，熬到最后兴许还能熬上个司机。小阿妹的心更高，一上来就想当卖糖果的售货员，活儿又轻巧，吃个零嘴儿什么的也方便。说这话时，她的眼里闪出理想的光芒，十分美丽动人。大家都说她想得太好了，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实现。 地震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如今沾了地震的光，知青们今年再不必受间苗薅草之苦，大家都有了意外的好工作：小孟放牛就不必说了；小阿妹也被派去地头轰鸡，其工作性质相当于一个稻草人或者一只纸老虎；小范和老美现在被派到菜园子里干零活儿，后来也变为长期性的工作，他俩还人心不足，骂队长有偏有向，万有也怕摆不平，后来又给他们加封了“技术员”的称号，送到公社去脱产培训了两天。 现在小孟赶着牛儿从田边走过，再看看地里蹲着薅草的人们，无疑是一次深刻的忆苦思甜教育。想起过去苦，更觉今日甜，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和地里的妇女搭起话来： “嘿！好好干啊！薅净着点儿啊！不薅净了不给分儿啊！——” 回答他的是一片乱哄哄的声音： “瞧人家小孟，今天这小活儿多得啊！” “八分五的大劳力放牛，你亏心不亏心啊？” “山上可有狼啊，叼了你！” “回头地震震塌了山，把你埋在里头，你爹妈可没处找你去啊——” 小孟站住脚，勇敢地和她们对骂：“谁呀谁呀？谁咒我呀——看今年掐谷子的时候，我不好好整治你！”想起去年掐谷子时的情景，小孟不禁微笑起来——那是他插队后觉得最有趣的一次劳动。 去年秋收，成捆的谷子运到场上，以此为圆心，全队妇女们围坐一圈，用一种特制的小刀把谷穗掐下来。这活儿不算累，一人面前放着几捆谷子，边掐边聊，大家干得都很松散。万有号召了几次“嘴说着，手摸着”也不见效，便私自做主搞起了小包工：掐五捆谷子记一分工。因为怕本地人有偏有向，就把在一旁扬场的知青小孟叫来往大家面前抱谷子，并临时兼做记工员。谷子捆儿有大有小，摊上小捆儿的自然就占了便宜，于是全场院的妇女集体对小孟亲热起来，小孟一辈子听到的好话加在一起也没有在这一天里听到得多。他笑容满面，神采飞扬，大小搭配，童媪无欺，支应了这边，又答应着那边，真有点儿手忙脚乱了。忙乱之中他还做了些手脚，突出照顾了以下这几位人士： 一、万有的女儿大凤。一个插队的知青照顾一个队长的女儿，一个团支部的书记照顾一个团支部的委员，一个十九岁的男孩照顾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个中甘苦，内里详情，就不必细论了。 二、房东二大妈及其儿媳。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住人家的气短，这也是人之常情。 三、村西头的三婶。小孟照顾她倒不是因为她是二大妈的堂房妯娌，也不是因为她本人不过三十多岁，风韵犹存，有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成熟妇人——小孟主要是看在她十二岁的女儿小玲的分上。小玲不仅是全大队最聪明最美丽的小姑娘，而且和小孟小学时的女同桌长得非常相像。女同桌现在在青岛当女海军，小孟平均给她去三封信她才肯回一封，而且字数也刚好是小孟每封信字数的三分之一，小孟只好把对她的思念移情到小玲身上，对小玲她妈三婶自然也就爱屋及乌了。 四、三婶的邻居关老奶奶。老人家在村里岁数最大，时年已是九十岁高龄了，因为老得在家里已经做不动饭，便被她儿子打发出来混工分。她儿子是村里负责看山护林的老关头，极有心计：老太太虽说一天只挣三分五，也就合一毛多钱，还顶不了两只下蛋鸡；可一年下来也有个四五十块的进项，她又吃不多，一个人的开销差不多就够了，闹好了还略有结余。再说她老人家那么高的辈分儿，那么大的岁数，又只挣那么点儿的工分，谁还好意思真让她干点什么呀，在外出工还不跟在家歇着一样？在家歇着还得有人照顾，在外出工反倒有人陪她说话解闷了。所以老关头天天让关奶奶出工明摆着是占队上的便宜，万有曾几次拒绝给老太太派活儿，经不住老关头振振有词：“我妈她岁数再大也是社员呀！毛主席说了，社员都是向阳花，千家万户种庄稼——是社员就得劳动，不劳动要出修正主义不是？我妈要出了修正主义你负责是怎么的？不给我妈派活儿，是你养活她怎么的？”万有无奈，只好让老太太天天在场院混工分——怕她下地摔着不是玩的。那天小孟见关奶奶把眼睛凑到膝盖前，哆哆嗦嗦地也拿着一把小刀片在掐谷子，心里不禁一阵发酸，忍不住在本上悄悄给她多画了一个“正”字。 队里谷子种得少，小包工又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本来两天的活儿一天就干完了。小孟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到来年，“你敢得罪我，等今年再掐谷子，我非挑最大捆儿的抱给你”——他常常这样对村里的女人们说。 可是今天小孟失算了。全队的青壮年妇女都在地里薅草，法不责众，所以她们并不惧怕小孟的报复，反而纷纷笑着回骂他。小孟自知一个没结婚的男孩子绝非她们的对手，只好赶快溜之大吉了。 【零　四】 今天三夏，太平庄大队第一生产队万有队长犯了“无视党纪国法，变相瞒产私分”的严重错误。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我国农村的口粮分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收多少，打多少，全要上报公社；吃多少，交多少，上级自有安排。万有作为一个最基层的生产队长，手中掌握的粮食十分有限：饲料粮、种子粮、储备粮都是专粮专用，打死也不敢私分的；还有那么千把斤的机动粮，困难补助啦，人来客往啦，干部学习民工外出啦，一年下来也剩不下多少。所以要想“私分”，关键在于“瞒产”，而万有走的也正是这条路子。 一般说来，分给社员的口粮应当是脱净晒干的，其湿度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拒收”标准（指交售公粮时超过这一标准的就拒绝收购）。但有时遇上连续的阴雨天气，粮食在场上遭了淋，眼看就要发芽变质，队上也会把湿粮食当作口粮赶快分下去，让各户自己用热炕烘干。为了不使社员吃亏，队里也会留百把斤湿粮食作为样品，烘干后计算出损失的水分，再把这部分粮食补给大家——这种办法按说也合情合理，可万有偏偏就在这上头做了手脚。 今年夏收确实下了几场大雨，场上的麦子也打湿了一些，但天很快就放晴了，本该抓紧晾晒，可一队社员却一致嚷嚷着要分湿粮食。万有心里明白，便以“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为借口，私自做主在场上分了三万斤“湿麦子”。同时，场上自然也留出了百把斤“样品粮”，只等烘开后计算出损失，再把剩下的给大家补齐。分湿粮食的秘密就在这里：样品粮损失得越多，社员们能补到得也就越多——于是场院的这百把斤粮食几乎成了一队社员的人民公敌，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谁都想方设法来损失它——最后竟使每百斤粮食损失了整整十二斤！ 这个数字，只有在麦子被水泡得发涨时才有可能出现，而一队的麦子其实不过刚刚被雨打湿，每百斤损失个斤把两的也就到头了。但事实俱在，天理昭然，队上自然还要按这个数字补给大家——实际上等于每分一百斤粮食就多给了十来斤！万有一共分了三万斤湿麦子，也就等于私分了三千斤粮食！而且此事做得毫无痕迹，因为在理论上这三千斤粮食根本不存在，只是那三万斤麦子中的水分而已！这样不仅私分了粮食，而且还隐瞒了产量，从而又减少了公粮派购任务，万有这便宜可占大啦！ 此事传出，太平庄舆论哗然！二队三队社员群情激愤，齐声痛斥老万有坑害国家损坏集体毒害社员法不容留！一时间，大家纷纷来大队部揭发检举，先是谴责一队无法无天，次是表白本队守法奉公，最后要求不能让好人吃亏，要么利益均沾，要么大家拉倒。 徐贵找万有谈话，万有自以为干得天衣无缝，说来振振有词：情况紧急就是情况紧急，几万斤湿麦子眼看就要发霉变质，不赶快分下去利用社员各户的热炕烘干，万一出了事谁能负责？至于样品粮的损耗，过秤那天可不光我一人在，会计、场头和几十口子贫下中农都挨旁边站着嘛，确确实实每百斤损失了十二斤，不信您调查去！徐贵心里自然明白万有的把戏，表面上却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至于二队三队利益均沾的要求，徐贵可就万万不敢答应了——倘若太平庄胆敢私分万把斤粮食，他这个大队支书差不多就够枪毙了。 二队三队没有摆平，当然不肯罢休，闹来闹去，最后看看实在闹不出什么名堂，干脆大家拉倒——一张状纸告到了公社。 公社党委找万有谈话，万有抱定“天皇老子也奈何不得我”的信念，大摇大摆地进了会议室。进了门儿，给这个点头，跟那个握手，见桌上放着胡书记的一包烟卷儿，不用人让就抽出一支，还直张罗着跟书记对个火。一问他分粮食的事儿，他就连声喊冤，指天画地，赌咒发誓：谁他妈多分了粮食天打五雷轰！告诉他群众有反映，万有更是哭天抹泪地叨叨起基层干部的苦处来，又说是落后群众陷害，又说是阶级敌人破坏，请公社党委一定要给他做主。没想到胡书记阶级斗争是先锋，生产斗争也是内行，“啪啪啪”一连甩出一串问题，把万有问了个张口结舌： 一、全公社十几个大队，几十个生产队，为什么就你们太平庄一队分了湿麦子？大家都在一个天底下，怎么就你们那里的雨水大？ 二、今年麦秋是下了几场雨，可并没有出现连续阴雨的天气，就算麦子挨了淋，天一放晴为什么不抓紧晾晒？ 三、历来麦秋都是边收边打边入库的，就算你一亩地产五百斤，场上堆着十亩地的麦子已经不得了啦，你怎么会把六十亩地的麦子全都堆在场上？ 四、今年的天气预报准确无误，况且每次变天前都有前兆，你也是吃了五十年咸盐的人了，难道看不出天要下雨吗？就算场上堆了三万斤麦子，你为什么不组织“抢场”？难道就坐等着分湿粮食吗？ 五、今年夏天的雨都是急雨暴雨，就算淋湿了麦子，又怎么能涨成那个样子——每百斤中倒出来十二斤的水分？ 六、分湿粮食的事情往年也有，那都要经过公社、大队层层批准才行，数目大一些的，上级还要派人来现场监督，怎么就你万有胆大，三万斤粮食一人做主就分了？你眼中还有没有上级领导了？ 七、你万有一贯宣扬唯生产力论，推行刘少奇的小包工，搞物质刺激，平日里在队上多吃多占，称王称霸，把你们太平庄一队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些在公社、在县里都是挂了号的！如今你越发吃了豹子胆，光天化日之下搞起瞒产私分来！你这党籍还想不想要了？你这队长还想不想当了？——你离县大狱可没几步了！ 如此等等，问得万有张嘴结舌，吓得万有胆战心惊。万般无奈，只得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组织纪律性不强，事前不请示，事后没汇报，亏了国家，坑了集体，害了自己……说来说去，万有一口咬定瞒产私分是事情的结局而不是开始，他开始只是图省事分了湿麦子，错就错在后来没有坚持原则，明知样品粮的数字可能有出入，仍然决定按这个数字给社员补了粮食，真是一时糊涂，好心办了坏事，请上级领导明察。 万有做主分下去的那三万斤湿麦子，此时早已烘干，而且其中的几千已经吃进了社员们的肚子里。这麦子当初到底湿到什么程度，每百斤应刨多少水分，自然是死无对证的事，也就只好胁从不问了。但首恶还是必办，公社让大队先拿出处理意见。万有是太平庄三个生产队长中最能干的一个，徐贵有意从轻，亲自主持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给予该同志以严肃的批评教育，令其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保证永不再犯”的处理决定。谁知今天公社批下来的却是“留党察看”，而且还要开他的批斗会，这实在让徐贵十分为难。此时，他正坐在万有家的炕头上，吞吞吐吐地向他传达这一决定： “万有兄弟，我说了你可别恼，麦秋分口粮那档子事，公社党委昨黑夜已经研究下来了。上级也知道你生产领导得好，这队长呢，还是非你不可。可这党里边呢，也得对你有个处理。这回啊给你定的是留党察看，你还是党里边的人，皆因为出了这么点差错，故此得察看察看你，也就一年工夫，一晃眼就过去了……后晌啊，先在你们一队开个社员会，把这档子事儿跟大伙念叨念叨，胡书记亲自来参加。光念叨也不中啊，社员们也得有个态度不是？回头我找几个人，让他们都说上两句，就为给胡书记听呗！兄弟你也准备两句认错的话，也跟着一块儿说说，嘿嘿……” 万有一直坐在门槛上闷头抽烟，听到这儿抬起头来：“得啦，徐书记，我听明白啦！不就是开会批判我吗？——成，您说咋着就咋着吧！” 徐贵乐得连连点头：“对着咧，对着咧——万有啊，今儿后晌的批判会你先挺着点儿，一年下来，不用你费心，我一准把这处分给你抹了，中不？……咱大队管生产的副书记病了有多半年了，明年还打算从你们一队补个名额进支委会呢，没听说背着处分进支委会的不是？……万有啊，不瞒你说，咱大队的小工厂今年还真赚了几个，专有困难补助这一项，你有困难你言声儿……” 万有站了起来：“就这样吧！徐书记，您忙，我也忙，咱们就此算一段儿——您找人预备开我的会去，我得先上北地瞅瞅！” 徐贵只得跳下炕来：“成，成，就这么着吧——要不晌午你上我那儿吃去？让你嫂子弄俩菜，咱老哥们儿喝四两？” “改日吧！”徐贵话音未落，万有已经甩手出了门。 【零　五】 去年大秋，一队头一次收了花生，单打单放在场上。按规矩得找个人来看守这花生场，按规矩看守者只要不往家拿，在场上吃多少都不算偷，于是好多人都来揽这桩美差，为着节省半个月的口粮。万有为此专门召开队委会，一致决定要挑一个年龄最老、牙口最差的人来做这工作——于是齐爷光荣入选。 万有之流的如意算盘是：齐爷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觉悟高，花生自然吃得少。况且他老人家满口没牙，就是吃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多含几个在嘴里品品味儿罢了。谁知那齐爷老奸巨猾，所谓“君子生非异矣，善假于物也”——花生场旁边有条小河沟，他老人家颤颤巍巍、摸摸索索地下去拣了两块光滑的石头，把花生仁细细地碾碎了，一捧一捧地塞进嘴里。上了年纪的人有耐性，齐爷守着花生场，日夜不息地这样加工着花生仁，其实比人家牙口好的吃得还多还香甜呢。年轻人花生吃多了还要拉稀，齐爷却是多年的便秘，半个月花生吃下来，不但人有了血色，连多年的老病也好了一半儿。再看那花生场，正应了“狐狸看鸡，越看越稀”的俗语。万有细细一算，了不得，齐爷整整给全队一人吃下去半两油！社员一年就那么几两油，不年不节不来客的平常日子，任孩子再哭再闹都舍不得往锅里搁的，就这么白白糟蹋了！就这么顺顺溜溜地进了这老爷子的嗓子眼儿了！万有越想越气，也顾不得齐爷比他长一辈了，也管不了什么“场上吃不算偷”的老规矩了，抡圆了巴掌着实给了齐爷两下子，疼得老头满地打滚儿，管个侄子叫太爷。 齐爷挨打之后，老泪纵横地告到大队，说从今往后再也干不了活儿了，要坐在炕头上让万有养活一辈子。大队支书徐贵死说活说，又拿出“工农”牌纸烟来请他吸，又用广播把万有喊来向他赔了不是，又要用拖拉机送他去县城看病，又说将来的医药费全部由大队报销——可老头就是死活不松口。最后还是万有看出点儿眉目，问了一句：“您想咋着就直说吧！”齐爷足足犹豫了两顿饭的工夫，这才吐了口风：“我惦着喂牲口。” 万有心里默默地算计了一下：喂牲口是长期工，刮风下雨全挣分，虽说晚上要起来添两趟料，但老年人觉少，想来妨碍不大，难怪齐爷惦着。现在队上喂牲口的是年近六十的老关头，一天挣八分；齐爷七十多了，一天只挣六分，替下老关头，只喂牲口一项，队上一年就省出六七百分来，何乐而不为呢？老关头腿脚灵便，被替下之后可以派去看山，现在看山的是个挣十分的整劳力，这样一年又可以省下六七百分来，又何乐而不为呢？难办的是让这整劳力由看山改为下田，地位一落千丈，怕他不依。但假如放他到县城去做小工呢？累虽累点儿，但一天能挣到五毛钱的补助费，比看山还要强十分，不怕这劳力不乐得蹦高。万有主意打定，又故意犹豫了一会儿，这才答应了齐爷的要求。不久，一队就实行了这三人大换班。 齐爷终于喂上了牲口，挣到了梦寐以求的长期分，自然心满意足，别无所求，唯一剩下一点儿小小的遗憾，就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到处“讲传统”了。在此之前，因为是当地的革命元老，常有附近驻军、中小学校、新来的知青、学农的学生请他去讲传统，工分由队上照记。齐爷自称年老健忘，常常要提前一两天展开回忆，宣讲的时间也多半安排在下午，这样几天的工分便松松快快挣到手，晚上还经常被人家强留着吃顿“便饭”。齐爷的传统紧跟形势，参照电影，想象丰富，现实性强，比如当年区武工队刘队长英勇负伤后的情景，齐爷开头说他“爹”“妈”乱叫就咽了气，后来又变作高喊了一声“同志们给我报仇”，再往后又发展为“世界革命万岁”，最后干脆说这刘队长根本没有死，如今就在中南海里头上班，还时常来信要接齐爷去住一阵子呢……如今，托万有的福，齐爷挣到了长期分，自然没空再到外面去讲传统，但习惯已成自然，他老人家又有些不甘寂寞，便退而求其次，时常在饲养场里展示一下自己当年的丰采——比如今天早晨小孟前来牵牛，齐爷便强迫他听了一堂简易速成的形势传统课。 当徐贵来到饲养场的小屋时，齐爷正躺在炕上闭目养神，一听书记叫“大叔”，慌忙坐了起来：“哟！徐书记来啦！嘿嘿，我，我刚给牲口添了料……”说着，掏出旱烟袋，使衣襟擦了擦，双手捧着送了上来。 徐贵摆摆手：“大叔啊，今儿后晌要在你们一队开个社员会……” “中，中，那可不，共产党就靠开会。1937年开辟时期，要不是刘队长领着我们几个在咱村开了会，咱成立起共产党来着呢？” “想着请您老在会上发个言，结合结合这个革命传统啊……” “哎哟，这我可讲不好，要不您另找旁人吧！老没讲啦！还是上一回我在县里讲的时候，县委书记拉着手儿说我讲得好，我就说我讲不好……” 徐贵今天事情多，知道齐爷叨唠起来没完，赶快短兵相接：“大叔啊，就万有麦秋分湿粮食那档子事儿，您老准备个批判发言吧！”说罢扭头就走。 “哟，那可不中！”齐爷虽然高龄，却并不十分糊涂，一听事关顶头上司，隔着窗户大叫起来，“我，我可是讲不好，您另找旁人吧！” “也找旁人，也找您——中也中，不中也中！”徐贵说罢，人已经没影了。 【零　六】 太平庄风俗：家家户户的鸡白天都是撒在外面找野食的，到了黄昏才由主人把它们唤回家来休息。去年开春，三队的麦苗刚返青，被鸡糟蹋了不少，换了多少看鸡的也不抵事。那时正批“小生产”，报上天天号召“限制法权”，队长们学习了几次，气也粗了，决定“限制”一个月之内不准往外撒鸡，等庄稼长大些再说。偏偏这正是母鸡们准备下蛋的季节，家家又没有多余的粮食去喂它们，不往外撒怎么办？所以尽管队长们三令五申，这撒鸡之风倒越发成了“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了。 这天晚上，碰头的队长们越想越恼，毅然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往地里放毒！在队上担任农药技术员的赵小贞被找来秘密执行这项任务。 那时赵小贞刚刚高中毕业，因为她爸爸在县化肥厂当着副书记，所以徐贵亲自安排她担任了三队的技术员，多少也能减轻些下地劳动之苦。这小贞对工作认真负责，况且年轻气盛，纯洁无瑕，对“小生产”自然恨之入骨，听见队长们吩咐，便连夜选择剧毒农药“1059”，拌上麦粒，在地头四周撒了下去。这工作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但队长们有私心，散会回家都关照了老婆：“明天可万不敢再往外撒鸡哟，已然让小贞下了药……”老婆们也要做人情，连忙穿鞋下炕，大妈二婶地也去关照了一番。到了第二天一检查，真是天理报应，分毫不爽——全队哪户也没死一只鸡，而小贞家的七只老母鸡全被药死在地里！原来小贞妈平日人缘虽好，但因为是她女儿撒的药，大家想她自然是早知道的，所以昨晚竟没有人来告诉她。谁知小贞并没有泄密，她妈连个影儿都没听说，第二天照常撒出鸡来，一顿饭的工夫就全被毒死了！而且因为是剧毒农药，不能吃肉不能卖，只能就地挖坑深埋，这可是喂了一冬的下蛋鸡啊！小贞妈在地头哭得死去活来，又骂这死鸡不该贪吃，又骂这农药不该有毒，骂得最凶的就是自家女儿知情不报，“我养活这闺女可有啥用哟……”小贞不愧是新时代的好青年，当众与她妈展开尖锐的说理斗争：“您这会儿后悔啦？您不想养活别养活呀！再说我也不是您一人养活的！娘生身，党养身，毛泽东思想铸灵魂，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把老太太气得恨不能在埋死鸡的坑旁边再挖一个坑，把自己也一起埋掉算了。最后还是徐贵息事宁人，看在小贞她爸每年批给村里几千斤“出厂价”的分上，从三队集体鸡场赔给小贞家十只当年的新鸡。也是一报还一报，有七只到秋天就下了蛋。 事情到此已经圆满结束，谁知有一回在公社的学理论汇报会上，徐贵为了“生动生动”，又添枝加叶地做了汇报：说是本大队的回乡女知青赵小贞，勇于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坚决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做斗争，亲手毒死了自家的七只下蛋鸡，还跟她妈在地头展开了面对面的思想交锋……直说得胡书记也动了心，打听明白后，亲自把赵小贞作为本公社学理论的先进典型上报到县里。那个年代似乎特别钟情于这样的女孩子，不久赵小贞的先进事迹就由县广播站里宣传了出来。小贞再接再厉，三夏战斗中又连续在场院坚持了两天两夜，最后昏倒在脱粒机旁。秋后整党时，公社党委又指示一定要把新党员赵小贞同志列入支委候选人名单，而且一定要选上。当时党员们都以为可能要安排她做宣传委员，谁知最后批下来的却是大队第二把手——党支部副书记。 赵小贞上任后戒骄戒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继续为广大社员做出榜样。在她心爱的小日记本上，记满了诸如“手茧厚，印把牢，汗水浇，官气消”“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地减产”“身上补丁厚，糖弹打不透”“干部不怕虎，社员猛如虎”之类的于中国人民有益的新谚语和新格言，并亲身加以实践和宣传——至于万有之流听了之后常把这些谚语格言当作毛主席的最新教导而乱加引用，实在要怨他们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与小贞并不相干。 今天上午，小贞本已下地劳动，徐贵又用广播把她喊到了大队部，她噘着小嘴很不情愿：“有啥事晚上说不中吗？来不来就不下地了，让社员瞅着多不好？”徐贵开导她说：“工作忙，没法子。”小贞反问道：“那人家陈永贵、郭凤莲不比咱们忙？人家还坚持劳动呢！”徐贵又反问道：“那你说，咋叫抓大事、抓路线呢？”小贞这才不言语了。 徐贵把胡书记的电话指示传达给小贞，和她商量突击办一期“批邓救灾”的专栏，“今儿晌午务必贴到一队去，好入胡书记的眼”。 两人商定，这专栏一要规模宏大，二要内容丰富。首先是大队党支部的一篇，要用大字抄写，贴在醒目位置，上挂下联，把邓小平、万有和本队的戴帽地主贾老大一勺烩，这就由徐贵亲自执笔了。剩下的稿件由于时间紧迫，拟全部采用诗歌的形式，这就由小贞一手包办了。 小贞面前摆着徐贵开列的一张名单，上面是需要发表诗作的各方面代表人士，每写完一首诗，便胡乱从中找出一个名字来填上。例如“葵花向着太阳笑，我向党把决心表：不管地震那一套，革命到底不动摇”下面署名“一队队长万有”——徐贵的名单中列有“一、二、三队长”，却一时忽略了万有这次本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另一首“知识青年斗志高，天塌地陷不动摇，扎根农村干革命，改天换地竞折腰”下面则署了小孟的名字——小贞对这首诗的最后三个字非常得意，认为自己用典用得十分巧妙。就这样，赵小贞以亘古未有的多产诗人的速度连续创作着，直到诗写烦了，又填起词来。于是，“老党员齐秉和”的名下出现了一首《满江红》，而另一首《念奴娇》下面则署上了“五保户张王氏”的名字。 徐贵此时已经写完了自己的那份稿子，打算亲自去地里找大凤、小孟他们布置下午的发言，临走前又和小贞商量： “后晌这会咋开呢？合着不能让老万有上前头撅着去吧？人家赶明儿还咋当队长啊？要不这么着，回头等你专栏弄完了，再使广播把贾老大叫来，问问他这些天有啥破坏活动——后晌开会让他上前头撅着去！” 【零　七】 太平庄属于燕山支脉。 这里是半山区，世世代代只种一点山坡地，学大寨那年徐贵曾带人定下远景规划，说是“抬头花果山，低头米粮川，一年见成效，三年变江南”——这规划自然是定给上级看的，其实徐贵心里也明白，别说三年，就是三十年，穷山依旧是穷山，哪里变得成江南？ 太平庄的山真是穷山。 一是石头多，但不成材。往东两三里，往西三五里，人家熊耳寨、大辛营、平西庄的石头，都可以盖房垒墙烧石灰，除了自用，拉到县城还能卖钱，冬季里也有个正经副业干，不用在地里挖了填填了挖地学大寨玩儿。太平庄的石头一采就碎，铺路倒合适，垒鸡窝就有些勉强，别的自然谈不上了。 二是有梯田，但不上水。别的村在山里修梯田，修好以后都能沾到县水库的光，一年起码浇上两遍水。太平庄地势高，修梯田时又没有好好规划，水库的水经常上不来，只好靠天吃饭，什么耐旱种什么，捞回种子就不赔。 三是种了树，但很少活。地里种了树，三五年内很难受益，村民熬不过，又在小树苗内套种庄稼，本想捞点儿是点儿，可种庄稼人踩牛啃，年年把树苗糟蹋得不成样子——偶尔有个别格外茁壮的，孤零零地活在地里也不成气候，倒不如没有的好。 四是封了山，但看不住。采不了石、打不下粮、种不活树，唯一的出路就是封山养草，好歹落一点饲料、柴草，也比没有强。可惜太平庄换了多少看山的，个个都不经心，看山看山，年年把山看个精光。 就是这样一座穷山，光秃秃的，连个兔子都藏不住，却使村里的人们普遍怀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并生出种种传说。有人说山中间峭壁上有个岩洞，洞子很深，1942年闹日本时村里有一户人全家失踪，其实就躲在这个岩洞里，只因搞不清鬼子走了没有，所以几十年一直不敢露头，如今已经繁殖出了好几百后代，有如桃花源中人。有人说山那边是一座地下宫殿，二十四个解放军日夜站岗守护，一旦爆发了核战争“中央”就要搬到这里来指挥，而太平庄近水楼台，村民中凡有平时表现较好的就会被征去打杂，又挣了现钱又躲了原子弹。近来还因为山上发现了极少数的草蛇和黄鼬，据说早年间还发现过狼，便又有人传说山里现在还藏着一只老虎，白天睡觉，夜里下山——不过这也许说的是旧石器时代的往事：那时这一带还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确实活跃着一种长着两只象牙的剑齿虎。 太平庄世代封闭，在村民的记忆中，本世纪只有三次大的热闹：一是30年代来过日本人和八路军，二是50年代来过土改工作队，再就是70年代来过一帮插队的知识青年。 在太平庄插队的知识青年们自己实行“一同”——同在知青伙房吃饭，和社员实行“四同”——同住、同劳动、同分配、同参加政治活动。太平庄人少地少知青可不少，前前后后来了三十人，社员们都埋怨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口粮，心里实在不很欢迎。知青同社员讲理：我们北京生北京长，大老远地来你这里插队，你以为我们愿意呀，国家的政策有什么办法？再说插队也不是白插，国家按人头每人给队上拨了六百元的安家费，我们又不真在这里安家，这笔钱就是坐着吃三年也吃不完呀（每人每月伙食费八元钱），何况我们多少还能干点儿活——我们都不说委屈，你们还委屈什么？ 这次地震之后，县知青办发了紧急通知，规定全体知青一律不得请假回城，要与贫下中农一起抗震救灾，天塌地陷何所惧，与天奋斗乐无穷。但大部分知青觉得还是回到家里乐无穷，于是一多半人都不辞而别了。剩下的，或者家中平安无事，或者身为知青干部，或者争取入团入党，大部分是两者三者兼而有之，就留下来混充积极，装点门面。 太平庄一队的十个知青趁地震之机溜走了六个，剩下的除知青干部小孟之外还有两男一女：男的就是小范和老姜，前者是新发展的团员只好积极，后者想借地震之机混入团内因而积极；女的就是知青中的美人小阿妹，公社文艺宣传队里兼着副队长，在大队里也挂着团支部文娱委员和小学校“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负责辅导孩子们排演文艺节目）等职务，大小是个干部，只好模范带头。好在四个人这次都捞到了轻巧的好活儿，也算因祸得福。 小孟此时正懒懒地躺在山顶上，一边看着身边的牛儿吃草，一边与看山的老关头海聊。 老关头六十挂零，其阅历之丰富真让人叹为观止：给共产党当过兵，被国民党抓过丁，替八路军送过信，为日本人带过路，去地主家扛过活，挨自己家雇过工，奔口外跑过买卖，往三河干过牙行，到城里做过工人，在大队当过干部……大凡这类人在队上都是刺头儿，队长惹不起，只好派些甜活儿来堵他们的嘴，老关头从过去的喂牲口到现在的看山，都是如此。但他却仍然愤愤不平，每每骂骂咧咧，说是队上委屈了他。 老关头在村里凡人看不起，对城里来的知青却非常器重，没事儿就跑到人家宿舍去套近乎，赶上知青伙房做点儿差样儿的，也肯屈尊去尝一尝。品尝之余，他还喜欢卖弄他对北京的熟悉：“……小范家住北新桥啊？是离鼓楼不远吧？鼓楼拐角有个电器行这会儿还在不在了？我跟那儿烧过锅炉，他们主任姓王……鼓楼往西不就到平安里了吗？我们孩子他老姨家就住那儿，第二条胡同奔左一拐，没事儿你们上那儿玩去吧，就说我让去的……”知青们对他的话兴趣都不大，自然也无心去揭穿其中的漏洞，老关头却自以为找到了知音。 此时，他正与小孟推心置腹地谈着，一时说他当年在城里当厨子时如何把整袋的白面往家扛，一时又说他过去在口外贩牲口时如何勾搭了一个风流标致的小寡妇，“那小模样长得呀……对啦，有点儿像咱队上的大凤——今天夏景天，她来山上偷草，我躲在山后头看她，就穿个小褂儿，一弯腰，那后背上的肉可真白净，啧啧，一颤一颤的……” 小孟听老关头如此亵渎团支部的同事大凤，心里很不舒服，便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关大爷，要论辈分，大凤还该管您叫一声表大爷吧？” “可不，可不，”老关头似乎也觉得不该动邪念去偷看表侄女后背上的肉，干咳了两声，站了起来，“小孟，你晌午带了干粮，你帮我看着点儿，我家吃饭去啦！……你关奶奶呀，自打掐谷子那回，在家里天天念叨你仁义、懂礼，回头我让她煮几块白薯秧子给你捎来！” 小孟没吭声儿，心里估算了一下时间，现在顶多不过十点来钟，这老滑头居然就收工回家了，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山下远远地跑来几个女人，一边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嚷嚷：“老关大爷——老关大爷——” “啥——事——啊？”老关头感觉不对，使劲儿拢着耳朵。 “关奶奶——摔了——让您——快回家呢！” “啊——？”老关头惊叫一声，扔下小孟，玩了命地朝山下跑去——小孟在一瞬间中只诧异人如何能跑得这样快，简直像一匹马。 【零　八】 关奶奶在场院摔了一跤之后，立即被抬往大队医疗站抢救。此时，地主贾老大正坐在旁边的大队部里，接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小贞的提审。 地主跟地主不一样，相比之下，贾老大更加别具一格。 首先是他当过共产党的干部。抗战时期，日本人烧了他家五间大瓦房，再加上兵荒马乱，二百多亩地都收不上租子来，全家人衣食无着，流离失所，老父亲惊恐万状，一命呜呼。当时的贾老大血气方刚，毅然辍耕从军，参加了基干民兵。因为他作战勇敢，再加上略识几字，可称得文武双全，不久就被提拔到区上当了助理员。这段历史，贾老大现在提起来还颇为自得。据他说，那时担任几个村联合支部书记的齐爷，其公开身份也不过是太平庄的村长，正在他的领导之下。而现在的大队书记徐贵，当时不过是个跑腿的村丁，逢到该他支应的日子，如果正好贾老大带着公务员来村里检查工作，那个巴结劲儿就甭提啦！这话传到徐贵耳中，立刻上挂下联地加以批判，一会说是“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替刘少奇翻案”，一会又说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为林彪招魂”，一会又成了“宣扬继绝世、举逸民，和孔老二如出一辙”，一会又变作“拼凑反革命还乡团，配合邓小平反攻倒算”——反正每变一次贾老大都要挨一次批，批到最后连他也忘了自己当初到底说的是什么了。 贾老大的与众不同还在于他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抗战胜利后，区上精简干部，贾老大衣锦还乡。因为他不通庶务，疏于治家，渐渐就露出那下世光景。也是因祸得福，到土改时，他家仅仅被定为上中农，成了团结对象。互助组，合作社，贾老大不前不后，倒也相安无事。1962年天灾人祸，选了多少队长都撂挑子不干，贾老大却忍不住跳了出来，自告奋勇地干起了一队队长。因为成分高，十几年没当过官，他确实心痒难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简直把个太平庄一队折腾得昏天黑地。到了1965年“四清”，贾老大刚被请上楼，一队社员的民愤便如火山爆发，大家纷纷找到工作队揭发检举，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最后，贾老大不仅被赶下台，而且还戴上了“漏划地主”的帽子，交群众监督管制。 贾老大被管制了十几年，却从未低头认罪，总在不停地为自己鸣冤叫屈，这又是他与其他地主的不同之处。因为他知道自己民愤极大，指着贫下中农给自己摘帽子简直就别想；再加上老徐贵又好抓阶级斗争，也是断断不肯放弃他这个活靶子的，不如干脆破罐破摔，老子就一硬到底啦！ 今天上午，当赵小贞用广播喇叭把贾老大从菜园子叫到大队部提审时，他的心里一点都不紧张：老子连老徐贵都不怕，还怕你个赵小贞？他大腿压二腿地坐在小贞对面，一边抽烟一边心里盘算：多耗一会儿，耗到中午就省得再回菜园子干活了；后晌再来个批判会，一天的工分就算混到手。本着这一原则，他有的没的为自己编出不少反动言论，有时还要求“小贞姑娘，我上岁数的人啦，您得容工夫让我想想……”一心一意只为耗时间。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片嘈杂，关奶奶被众人抬着送来大队医疗站。小贞听外面声音不对，立刻站了起来，合上记录本：“今天就到这儿，您先回去干活吧！”贾老大忙说：“这会儿也快收工了，要不我家去再考虑考虑，中不中？”小贞想了想，点头说：“那好，您考虑完了，后晌再参加过批判会，黑夜一总写个思想汇报，明天早起交到大队来！”贾老大听说还要点灯熬夜地写汇报，暗骂自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早知如此，不如去菜园子比画一会儿算啦——但事已至此，也只得点头答应而去。 支走了贾老大，赵小贞立刻来到医疗站，一边指挥抢救，一边打听这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摔的。 说起来，关奶奶今天这一跤摔得也实在冤枉。 她今天早晨照例是第一个出来听万有派活儿的。她知道自己每天都是场院的活儿，但仍然坚持每天都出来问活儿，所谓“以常见，实已知，每事问，为人法”。关奶奶因为高龄的缘故，视力、听力都有所退化，当万有手舞足蹈地要求上场院的人都要带一盆防火水的时候，她竟没有听清——试想：如果她听清了这一要求，并且打算认真执行的话，他儿子老关自然会加以阻拦，或者代她把水端到场院，那么下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关奶奶来到场院后，发现每人都端着一脸盆水码在房檐下，本来也没很介意，因为正好挨着邻居小玲的妈妈，便信口问了一句：“老三媳妇，他们往场上端水做啥啊？”小玲妈自然如实禀告了这“防火水”的来历——试想：关奶奶平时干活是很少与人闲聊的，除了“代沟”（村里人都比她小一辈以上）之外，主要因为她耳聋眼花，也实在聊不出个名堂。这次因为是近邻，就随便聊了这么一句，还偏偏就问清了这“防火水”的来历，否则，下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关奶奶上进心强，平日总在队上混工分心里就不过意，今天又没按队长的要求端来防火水，心里更加不自在，因为劳动已经开始，便暗自决定到打歇时再行补救。她历来打歇都是不离开场院也不停止工作的，这回队长刚喊“抽袋吧”她便张罗回家，三婶因为要给小玲的小弟弟喂奶，便搀了她老人家一道走。路上问她回家干啥，她只说是“弄水”，三婶只当她要回家弄口水喝，况且自己也惦着吃奶的孩子，便也没再细问——试想：倘若关奶奶说清了或者三婶问清了，那么三婶无论如何也不会看着九十岁的老太太自己往场院端水的，那么下面的事情仍然不会发生。 关奶奶回到家，慢慢地开门、找盆、倒水、锁门，早已累得有些喘了，于是她又坐到院里的石阶上喘息片刻，这才端着一盆水走出家门。这时打歇的时间已过，三婶和其他回家喂奶的妇女们都已返回场院，所以关奶奶在路上竟没有遇到一个帮手。齐爷本来是常常坐在饲养场门口吸烟的，偏偏他今天为考虑下午的发言，临时改在炕上吸烟，使关奶奶失去了这一机会。大队的广播喇叭此时正在呼唤着贾老大的名字，如果他在南地干活，这里正是前往大队部的必经之路，偏偏他今天借口腰腿疼，让万有给换了菜园子的轻活儿，从东面就可以直接绕到大队部，使关奶奶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关奶奶家旁边的养猪场有四个劳力在垒院墙，打歇时按说他们为躲避猪场的异味应当出来吸烟，偏偏他们今天是包活儿，所以竟放弃了打歇，使关奶奶失去了第三个机会。关奶奶家对门有个小伙子今天被派去给五保户干活，如果他按照万有的要求干完活就回来，此时也刚好到家，偏偏他干完活还不肯走，坐在人家炕上谈天说地，使关奶奶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试想：如果这些机会中有一个没有失去，那么任何人都会主动帮关奶奶一把的，那么下面的事情还是不会发生。 关奶奶端着一盆水走到场院，眼看大功就要告成，心里难免有些激动。这时开始劳动的众人也发现了她老人家，在场上的队长忙大声喊着“谁快过去接一把”，小玲应声向前跑去。关奶奶又怕耽误小玲干活，急得连连摆手，谁知一盆水就这样“哗”地洒在地上，老太太心一慌，也跟着趴下了——试想：如果队长不喊那句话，小玲不跑上去，老太太也不心慌，也不洒水，也不趴下，那么这件事情也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如此看来，关奶奶这次摔跤是纯属偶然了。不过有一位第一流的学者兼第一流的作家曾经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偶然，所有的偶然都是披了外衣的必然——而关奶奶这次摔跤的必然性，大概要追溯到她年过九十仍然坚持出工这件事的本身了。 老关头在山上听到消息，立刻疯了一般地跑回村来，路上经人指点，直接奔了大队的医疗站。医疗站里中西结合，一个老中医本是卖大力丸的半路改行，一个小西医在县里培训过三天半刚刚学会了用注射器，关奶奶刚被送到时两人全都傻了眼。好在老中医有卖大力丸的功底，自称最善“正骨”，胡乱捏过一阵之后老太太居然不那么疼了。这时老关头闯进来号啕大哭，大骂自己没本事养不活妈让妈九十高龄了还要出工受累等等，客观上又更加分散了关奶奶对疼痛的注意力。所以当赵小贞安排好拖拉机准备送关奶奶去县城看病时，老太太竟死活不肯。那老中医对自己的正骨手段十分自信，也在一旁劝道：“我好容易给大妈把骨头接上，回头一颠再颠散了架，不如先回家养些日子吧！”听人劝，吃饱饭，老关头便先用小车把老太太推回了家。 回家的路上，关奶奶一劲儿念叨：“我可是打歇往后才摔的，你回头问问队长，这前晌的工分还给不给我记了？”老关头刚说了一句“您现在还惦记这俩工分”，猛然想起这工分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把母亲推回家后，自己便直奔万有家而来。 老关头的企图是把他妈算成工伤，这样不仅医药费全部由队里报销，而且养伤期间工分照记，如果生活不能自理，队上还要派人照料——例如关奶奶这种情况，通常会派关大娘照顾婆婆，工分也是照记。特别是九十高龄的关奶奶，这伤兴许一辈子也养不好了，那么她活一天就能挣一天工分，死了也是工伤死亡，要由队上出钱发送，家里还要定为“社属”，与烈军属同等待遇，逢年过节都要慰问，招工招生也要优先……本来老关头让他妈出来挣分就明摆着是占队里的便宜，如今越发蹬鼻子上脸，万有越想越气，一口回绝： “啥工伤啊？工伤可得是给队上干活时出了事儿才算，大妈是上场的道儿上自个儿摔的吧？也是，虚龄九十一的啦，咋还能出来挣分呢？” “话不是这么说，我妈出工她是爱社如家，谁也管不着！她今天咋摔的？还不是往场上端防火水摔的？她端水为谁？为队上！这不是工伤是啥？” “人人都往场上端水，咋就大妈摔了呢？” “她岁数大了，又是小脚……” “她岁数大能怨队上吗？小脚能怨队上吗？谁让她出工了？” “我让她去的！我没本事！养不活她！” “你养不活她能怨队上吗？” 万有义正词严，老关头被问得一愣一愣的，突然，他自己抽起自己的嘴巴来：“不怨队上呀！……就怨我呀！……我没本事呀！……我没能耐呀！……我连个老妈都养不活呀！……我不是人呀！……我是个老王八蛋呀！……” 万有见状慌了神，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最后只好松了口：“这事儿光我说了也不算呀……要不这么着，回头我们几个队长再研究研究吧！” 【零　九】 奉了徐贵的命令，小孟中午回到宿舍，准备下午的发言。 一队的男知青宿舍设在二大妈家，大妈本是不想接受的，经不住徐贵、万有左说右劝，摆了多少好处许了多少愿—— 徐贵说：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前来插队，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您老人家身为“农村的同志”又怎能不欢迎？知青横竖待不长，给他们盖房也白搭，正好把国家下发的安家费给大队小工厂当本钱，您把房借给他们，对大队也是一份贡献呀！年终再给您老评个“五好社员”，披红戴花出席公社的光荣会，远亲近邻的瞅着够多么光彩！ 万有说：知青住着您老的房，您老的话他们不敢不听，一个个儿都是棒小伙儿，赶明儿您家里有啥活儿就不愁没人使啦！他们又都知书识礼儿的，又扫院子又挑水，又叫大妈又叫婶，时候大了您还舍不得他们走呢！ 徐贵说：您家的房子下雨漏不漏啊？啥地方坏了您言语一声，大队派人来给您修。知青房里的炕席、窗上的玻璃按规定都由大队添置——干脆您家还缺什么就一总添置了得啦！赶明儿他们晚上学习开会，点灯耗电的，大队再给您补工分——要不把您家的电钱一总包下来也成…… 万有说：知青吃粮定量高，每月规定是四十五斤，那得出来多少泔水啊，您家喂猪的饲料粮不就省了？知青吃得好，拉屎肥效高，施在您家自留地里一准合适，这您不等于白捡吗？ 徐贵说：您家大小子复员往后一直看青呢吧？看青活儿虽轻省，可别误了孩子的前程——干脆，让大侄子给咱大队的小工厂跑外去吧！趁着年轻多见见世面，赶明儿兴许还能接上我的班儿呢！ 万有说：您家二哥早先当过车把式吧？明年我安排他再赶一年大车中不中？您老见天出工下地也怪累的，看看队上啥活儿轻省您挑一挑——要您上队上鸡场来养鸡咋样啊？ 如此等等。二大妈纵有满心的不乐意，听见这许多好处也不由她不动心，再加上又是书记、队长的面子，将计就计，也就应了。 知青进驻之后，二大妈真是悲喜交集。书记队长说的那几样好处虽然一一兑现，但也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坏处—— 首先，把六个半大小伙子引家门，无疑是引狼入室，招猫逗狗得惹出多少是非，在水缸里养蝌蚪，掀开炕坯逮蛐蛐，最可恨的是天天晚上打牌下棋、谈天说地，招来多少年轻人，吵得房东家十二点以前睡不成觉。 知青来插队就要干活，要干活就得有家伙，偏偏他们的工具很不齐全，房东家的小车啦、粪筐啦自然是抄起来就使，弄坏了打声招呼就算完事。庄稼人干活的家什是最要紧的，一星一点地置办齐了很不容易，二大妈见知青们这么败他的家，简直心疼得想上吊。 知青平日的剩菜剩饭都给了房东家不假——自从他们进驻之后，眼见二大妈家的猪狗鸡兔都长得飞快。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二大妈家偶尔做点儿差样的也不好意思不叫他们去尝尝，叫这个不叫那个又不合适，只好六个小伙子悉数叫上，吃一桌拉一炕，哪儿像过日子的人家？ 知青之中还有个别不自觉的，晚上起夜懒得出屋，隔着窗户“哗哗哗”一了百了，且不说让房东家大男小女听着成何体统，这满院里的腥臊恶臭，简直就熏死个人。有一次小范夜里起来解大手怕掉进茅房，就近在当院拉下一泡，二大妈早晨起来抱柴火烧火，一脚踩个正着，当场就气得坐在了地上。 最令二大妈操心的，是她的小闺女彩云年方二八，虽然还在公社中学念初二，却已是有女初长成的模样了。这一下来了六个年方二九的小伙子，又个个都是能说会道的城里人，让小姑娘如何不动春心？今天与这个约会山中，明天同那个漫步村头，二大妈真怕一眼看不到再出点什么事——若真能嫁个城里人倒也罢了，只怕偷鸡不成蚀了米，白白毁了闺女的清白。 思来想去，二大妈猛然想出一着棋来：何不把已然分家单过的大儿子接回来，让知青们上儿子家自己住去？可不，儿子如今跑了外，儿媳妇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正缺人照顾，接到一处住是再合适没有了。让知青们住过去，原先的好处一点没少，坏处却减少了许多，尤其小闺女的这块心病，就算基本上结了。再说儿子家的房盖得不宽余，东屋缺四块玻璃至今没钱置，知青一住进去大队就得管……于是，六个知青便有了乔迁之喜。 乔迁之后，在二大妈的教唆下，她儿媳妇对知青实行了坚壁清野，把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西屋，封门锁窗，在知青住的东屋连个小板凳也没留下。当院除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其余的地方全种了菜，正好就近取肥——只是二大妈吸取了上回的教训，每每浇水除虫前都要仔细侦察过地面才敢落脚，唯恐又踩在什么“五谷轮回”出来的东西上。 这回地震，按说知青们也该住进防震棚的。但生产队长们一推再推，又说没木头，又说缺草席，总之想把这一建筑任务推给大队。具体到一队，万有的理由是：女知青跑得只剩下一个小阿妹，给她搭了防震棚她一个姑娘家也未必敢住，莫如就在房东家的棚里挤挤就算了；男知青的棚倒是早该搭，可大队规定防震棚一般应当搭在各家的院子里，但二大妈家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菜，如今正是收获季节，反正已经拖了，干脆再拖些日子，等拉了秧再说罢。 小孟回到宿舍时，见小范和老美正躺在炕上睡觉。前些天地震的风声紧，几个人还心有余悸，大不敢在屋里睡觉，如今见“防震防震，防而不震”，自然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光天化日之下也敢躺在屋里呼呼大睡了。 小孟见状并不怠慢，立刻脱鞋上了炕。能站着就别干着，能坐着就别站着，能躺着就别坐着——知青们都信奉这一生活哲学。现在虽然离出工没多长时间了，小孟仍然愿意在炕上度过，能躺一会儿是一会儿。 小孟尚未放倒，一队的出工哨就响了起来。 【一　十】 下午的批判会开得不伦不类。因为徐贵要保万有过关，说是“上挂下联”，其实偷天换日，把贾老大推上第一线，万有蹲在一旁反倒不怎么引人注意。徐贵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都别说话了！别说了！大伙儿全往前凑凑——今儿个呢，在咱们一队开个社员大会，公社党委很重视，胡书记亲自来参加，大伙儿鼓掌欢迎！开啥会呢？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纲嘛！你们一队的戴帽地方贾老大啊，一贯地很不老实……很不老实！” 此时，按照预定的安排，主持会议的赵小贞大喝道：“把地方分子贾老大押上来！”事先坐在贾老大身边的知青小范和老美应声而起，雄赳赳气昂昂地把他押到了石碾子前，徐贵便开始批判道： “低头！贾老大！让你低头……大叔，让您低头听见没有？草帽子就甭摘啦，大热的天儿——贾老大，你说你今天腰腿疼，让队长给换菜园的轻巧活儿，有这事儿没有？人家贫下中农腰腿都不疼，咋就你疼呢？你们队上的老关奶奶，那么大岁数了还坚持出工，人家腰腿咋不疼呢？” 此时，坐在人群中的老关头站起来大声插话：“我妈前晌出工摔断了腿，这会儿正疼得在炕上打滚儿哪！” 徐贵白了他一眼，继续批判道：“贾老大！我再问你：你这些天还说了啥破坏话来着？对，前晌你跟小贞坦白交待了，你对咱们大队地震后批判你有所不满！你说地震不干你的事儿，又不是你叫它震的，又不是你拱的……不是你拱的是谁拱的？难道是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拱的吗？” 徐贵着三不着两地批判了一番之后，又顺带捎上了万有：“……这个这个，阶级斗争一阵风，路线斗争一层浪，今年麦秋，万有兄弟分湿粮食那档子事儿，大队已然开会跟大伙儿念叨过了，万有本人也在大队广播里做了深刻检查——可是还不够深刻！你做的这事儿，让阶级敌人高兴，让地主贾老大拍手欢迎，国家、集体、个人要三者兼顾，你为啥没有兼顾到啊？……别，别，万有兄弟你站起来做啥——你挨着贾老大站着啥呀？你就蹲着你的，好好考虑考虑……我就先说这些，下边儿大伙儿都说说！” 接着大家依次发言。 赵小贞的发言和徐贵的调子差不多。她上午亲自提审了贾老大，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批判起来头头是道。对万有则一带而过，还给他指明了一条“革心洗面、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光明大道，“何去何从，由万有大叔您自己个儿选择吧！” 齐爷的发言很长，絮絮叨叨地念了一番传统经后，对贾老大，揭发了他当年在区上当助理员时对自己不够尊重；对万有，强调他去年大秋打了自己是严重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错误行为。 红小兵代表小玲的发言很简单，无非是“红小兵，斗志高，革命豪情冲云霄”之类，发言中还冲贾老大挥了挥小拳头，贾老大根本连眼皮儿都没抬——老子当年打过仗的人还怕你这个小猴崽子？ 小孟的发言和别人差不多，都是万炮齐轰贾老大的。对万有，小孟只提了一句：“这次，咱们队的万有队长为什么犯错误？还不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抓住呗……”也不知道是哪儿跟哪儿。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万有的亲生女儿大凤所做的批判发言，这是今天徐贵为胡书记安排的重头戏。他知道胡书记喜好“新生事物”，什么闺女批判爹呀、孙子斗爷爷啊，想必能得到他老的称赞。大凤身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职责所在，不能不发言，而被批判的又是自己的亲爹，就更不能回避，于是着重从三个方面剖析了她爹的错误：一是阶级斗争没有抓紧，二是组织纪律性没有加强，三是自私自利的小团体主义作怪……批判完了还扭头问万有：“爹，你说对不对啊？”万有蹲在一旁半晌没说话，好半天才突然大声答道：“对！那还有不对的？”倒把大家都逗笑了。 老关头是主动要求发言的。他先批判了两句贾老大，接着就声泪俱下地诉说起他妈前晌摔断腿的事迹来，其间不断提到“工伤”“工伤”两个字，其用意就不言自明了。 令人奇怪的是，插队知青小阿妹也主动发了言。她现在挣的是地头看鸡的长期分，按说今天这种会本可以不参加的，即便参加了也根本没必要发言。但她还是说了，当然只批判了贾老大，没有涉及万有。小阿妹的苦衷只有小孟知道：她哥哥在不久前的“天安门事件”中被“依法逮捕”，胡书记听说后曾和徐贵打过招呼，拟将她作为“天安门事件中的反革命家属”从公社宣传队中除名，被徐贵好说歹说才算暂缓执行。小阿妹身体弱，干活有些吃不消，在宣传队一年少说有两个月的脱产排练，她当然不愿被除名，何况那顶“反属”的帽子倘若戴上，她就将享受和贾老大同等的待遇，这还能让人活吗？所以今天当着胡书记的面，小阿妹积极参加阶级斗争，自然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胡书记当众宣读了公社党委给万有处分的决定，完后又把万有骂了几句，又把贾老大批了几句，又把大伙儿表扬了几句，又说了几句别的话，赵小贞便宣布：“就到这儿吧！” 散会的时间恰到好处：再早一些，社员们还必须下地比画一会儿；再晚一点儿，又和平时收工的时间差不多了——现在等于提前收工，社员们个个喜气洋洋。当农民平日除去阴天下雨，是难得有个节假日的，这早收工就等于过小年了，不少人家都包起饺子来。 【十　一】 夜晚，小孟和大凤一起来到村头漫步。 小孟知道大凤今天被迫当众批判了她爹，情绪肯定十分低落，吃过晚饭后便邀她到村外散心。大凤在家中听万有叨唠了一晚上的委屈，正不耐烦，一听小孟相邀，立刻以“团支部有重要工作研究”为由溜了出来。 他们两人沿着田埂向村外走去。回过头来，可以看到村里星星点点的灯火，听到隐隐约约的人语。大凤身上穿的就是老关头所说的那件夏景天的小褂，很旧，也嫌小了，领口隐隐地露出一抹男孩子不该看到的地方。小孟走在她的身边，感受着她的气息，不禁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绪，蓬蓬勃勃，又蒙蒙眬眬，他于是又想起了今年开春给小麦浇返青水时，那个寒冷的、但已经有了春意的夜晚。 浇地算是轻活儿，两人一组，二十四小时一班，一天能挣两天的分。但也分什么季节，若是夏天给小麦浇灌浆水或者种大秋作物的时候，两人可以围着马灯坐在地里，一边看着水，一边静静地抽烟说话。困了，还可以轮班在地头睡上一会儿。如果是开春浇返青水或者初冬浇上冻水，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到了晚上冻得人发抖，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实在难熬——那次小孟浇的就是这该死的返青水。 知青缺家少业，历来是浇地的好劳力。但万有对他们并不放手使用，总要把他们与社员混编为一组，以监督他们是否偷懒。那天小孟与大凤被编在一个组里，白天你追我赶，到了后半夜两人冻得哆哆嗦嗦，都在地里跳着脚喊冷。后来大凤提议“要不咱俩坐到一块儿吧，伙披着我这件老羊皮袄，再使你的大衣盖住脚，一准不冷了……”小孟知道她的建议是科学合理的——既科学地使用了两件防寒工具，又合理地利用了两个人的体温，但在实践中这需要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甚至互相搂抱着才能做到。 夜很黑，马灯又放在身后，他看不清大凤的脸，只能听到她稍稍有些急促的呼吸，感到迎面扑来的少女的温润的气息。大凤见小孟不说话，认为不说话就算同意了，便转身去脱身上的皮袄，就在她转过身去的一瞬间，借着马灯的光亮，小孟忽然看到了她那羞涩的、楚楚动人的神态，和她那两道弯弯的、非常美丽的眉毛。小孟原先只承认赵小贞是村里唯一的漂亮姑娘，而大凤等人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有一些甜俗的美而已。现在他却实实在在地惊讶了，原来大凤竟有着这样热烈、清澈、纯净和激动人心的美丽。 这一夜，他俩几乎一直拥抱着坐在一起。多数时间是大凤迷迷糊糊地靠在小孟的怀里，有时小孟也歪在大凤的肩头眯上一会儿，两人尽情地感受着青春的乐趣，如痴如醉，恍恍惚惚，只是苦了队上的麦苗：有的饮水过度，有的干渴如初。直到天快亮时，他俩清醒过来，才手忙脚乱地开始补救一夜的损失。幸好万有早晨派完活儿后又回家睡了个回笼觉，直到日上三竿时才一摇三晃地来地里检查工作，使他俩刚刚够时间把昨夜的损失补回来。 小孟与大凤原来相处得不错，经过这一夜的亲昵之后，反倒有些疏远了。小孟并没有扎根农村的好思想，自然很怕与一个农村姑娘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而以后便坚决杜绝了两人之间除拉手之外的其他任何身体接触——其状有如当时公演的经过删节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现在，他与大凤就是这样悄悄地拉起手来在田埂上走着。 奇怪的是，此刻的小孟不仅没有一丝快乐，反而只觉得悲哀：他预感他初次的青春的热情，必将永远永远地被遗忘在这块贫困的土地上。 【十　二】 九年后的一个夏天，小孟和小阿妹响应政府号召，移风易俗，新事新办，旅行结婚来到了太平庄。 太平庄早已物是人非。 徐贵老了，早就玩不转一个村子了。村民委员会照顾他，安排他当了村里的专职调解员，月月都能拿些补贴。对小孟和小阿妹的到来，徐贵似乎格外高兴，非要拉他们来自己家吃饭，而且极为隆重地摆了一桌“四六席”（四个冷盘，六个热炒）。 席间他对党的富民政策赞不绝口，说自己几个孩子都争气，他家如今在村里还算首富呢。小孟早听说徐贵的儿子们都和他分开单过了，每年给他几个钱也很有限，其实徐贵自己的生活在村里只能算中等偏下，他于是想到了当年的齐爷，不禁两眼发热。小阿妹却浑然不觉，还非常新鲜地问这问那，她仍然习惯地喊徐贵为“徐书记”，小孟看得出徐贵很高兴。 万有还是忙人，他当了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大事小事都要过问。他这几年的喜事很多，当年的处分自然早已“彻底平反”了，新近还添了一个小外孙。 万有的女婿是倒插门，从河北招来的，十分精明强干，只是大凤常常对他没好脸儿，弄得那小伙子很怕她。小孟他们到万有家做客的时候，大凤只顾低头烧火，脸儿被火光映得红红的，并不理睬身边的小孟。小孟在她身边说这说那，她也只听不答。忽然间她抬起头来对小孟嫣然一笑，笑得很美，也很纯净，她像了却了九年来的夙愿。然后她提高了声音说：“人熟不讲礼儿——小孟你自个儿端菜吧！” 小孟他们这次没有见到小贞，她五年前就出嫁了。出嫁前，村里搞包产到户，她顶着不干，跑到公社当面质问公社胡书记：“这不是倒退吗？”胡书记开导她说：“这咋叫倒退啊？这叫社会主义分工大协作，属新生事物！”小贞这才想通了。出嫁后，小贞好像一天天地消沉起来，村里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小孟觉得小贞是一种理想和信念的化身，他甚至暗暗庆幸这次没有见到她，保留了一个完美的印象。 齐爷死了，死得很惨。他是后半夜起来给牲口添料后，躺在床上吸烟，迷迷糊糊地引着了被褥，把两条腿都烧焦了。第二天早晨被人们发现时，他人还清楚，好像也不觉得疼。人们急着送他上医院，却被他摆手制止了。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唉，我好憋屈啊！” 令人惊讶的是，老关奶奶居然还健在，她已经差不多活了一百岁了。老太太已经完全糊涂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小孟和小阿妹是谁，任老关头费尽了口舌也白搭。老关头还是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在宴请小孟夫妇的饭桌上依旧大骂万有，兼及徐贵，甚至还旁及到已经去世的齐爷。 小孟他们当然也去看望了老关头的邻居三婶和那漂亮的女儿小玲。小玲已经满二十岁了，出落得水水灵灵。三婶很热情，小玲却淡淡的，小孟见她手里正绣着一双精美的男人鞋垫，一下子明白她已经有了意中人。问起来，小玲先还吞吞吐吐，后来就痛痛快快地承认她看上了徐贵家的小三，只是小伙子聪明漂亮能挣钱，追他的女孩很多，现在还不知鹿死谁手。这时小玲的眼中闪出一种迷惘的神情，这初恋的少女的动人神情立刻使小孟感到她还像小时一样可爱，同时也就想起了那位已经做了海军军官的小学女同桌。 小孟他们还专门去看望了地主贾老大。这是自他们插队以来第一次去贾老大家串门儿，也是第一次称呼他为“大爷”。贾老大早就摘下了地主的帽子，但仍然愤愤不平，说他根本不是摘帽的问题，和那些“错划右派”一样，他属于“错划地主”，应该彻底平反，不留尾巴。 乡亲们也很关心其他知青的情况。小孟夫妇说回城后大家都忙，北京又大，除了我俩因搞对象所以常在一起外，其他人渐渐都断了联系，不过想来大家都混得不会太差，请你们就放心吧！ 侦破爱情 【零　一】 张知行起初万万没有想到，他和杭州女孩潘娜的相遇，竟然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后的生活轨迹。 张知行刚刚步入中年，他的境遇和同龄人相比应当算是相当不错的：三十五岁，大学学历，国家机关的副处级干部，住两室一厅的单元房，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妻子，和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 不过细细推敲，这些条件都多少打了一些折扣：三十五岁，但外表差不多像四十来岁的人了；大学学历，但这所大学并不怎么著名而且还是分校；国家机关，但严格地说只是这家机关下属的一个单位；副处级干部，离真正的副处长当然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至于那套单元房，地点偏远、朝向不好、厕所漏水、门厅太小；至于妻子，两人从三岁就混在一起混到现在也实在混不出什么新的激情了；还有女儿的学习成绩也不大好，放学回来总喊头晕，张知行怀疑她的心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刚刚接到去杭州开会的通知时，张知行甚至还在犹豫到底去不去参加：会议本身并不重要，妻子最近身体又不大好，大量的家务劳动特别是女儿的学习都需要他亲自来照料，特别是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参加这类一般性的会议通常不能乘飞机，乘火车也只能买硬卧，而他每次在硬卧车厢里都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睡眠——张知行已经是中年人了，他更多地追求舒适和安定。 还是当护士的妻子柯小玲鼓励了他。 柯小玲的理由是充足的，也饱含着对丈夫的关心：你天天在机关里坐得都快长毛了，现在正好是阳春三月，有这么个机会，到江南水乡去转转有什么不好？你老这么不爱动，将来肯定不会长寿！家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实在不行把我妈接来住两天不得了？我的身体你不用担心，我自己就是大夫…… 张知行内心很感激妻子，同时也就决定了这次杭州之行。 临别的晚上，张知行和妻子一起下厨房做了几个他们俩都爱吃的菜，女儿喜欢吃的饮料和水果也早早地准备好了，一家三口团聚着吃了顿饭——张知行照例在吃饭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并且一直把电视开到了他们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 虽然即将远行，但张知行在临别之夜并没有与妻子做爱——自从妻子在三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心脏方面的疾病之后，张知行从爱护妻子的身体出发，主动减少了夫妻同房的次数并且每次都小心翼翼，渐渐地这种小心翼翼的做爱使他失去了兴趣，甚至反倒成为一种负担了。 翌日的告别场景一点也不壮烈。张知行的工作性质虽然不常出差，但一年下来也有那么七八次的样子——他是个规范的男人，早就把这一行为纳入了规范：一只空皮箱常年放在床底下，三身换洗衣服可以从衣柜中直接放入皮箱里，进一次卫生间就可以把全部洗漱用品带齐，再就是不要忘记带上平时上班用的公文包，那里面除了各种文件材料之外，还包括他的各种证件、为应付紧急情况而预备的两封空白介绍信、足以使他从祖国任何地方乘坐任何交通工具返回北京的现金（按张知行的计算有一千元就足够了），以及各种常用药品等等。若干年以前，因原定出差的同事临时生病，张知行在正常上班时被突然派往武汉出差，从此他在任何时候都整装待发，随时做好了出差的准备。——所以，对于这次早有准备的一周左右的短期外出，他和妻子都没有太放在心上，妻子照例嘱咐他在外面要注意身体，他也照例嘱咐妻子在家里不要过于劳累。女儿今天是值日生，兴奋得天不亮就想往学校跑，甚至没有心思与即将远行的父亲好好话别。 一路平安。 有一点出乎张知行预料的是，他乘坐的那次列车竟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车组，车厢清洁，秩序良好，乘务员个个笑容满面像他的亲姐妹，上车以后送来的开水也是滚热的，打开被褥还透出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这一切使得张知行心情愉快，竟然一觉睡到天亮。到他起床的时候，已经过了列车上的用水高峰，张知行觉得反正也是闲着，便跑到洗手间里细细地梳洗了一番。等他走下火车时，焕然一新。 阳春三月。江南名城。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 一出站台，他就遇到了前来接站的潘娜。 【零　二】 许多天以后，张知行的眼光老是闪耀着潘娜身上的那件红颜色的短呢外套——是50年代流行的那种苏联少女的样式。 张知行觉得自己早已过了那种一见漂亮女孩就心跳的年龄，何况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潘娜也很难归入到漂亮女孩的行列中去，她属于那种比较丰满的类型——但张知行却仍然觉得她有一种古典的美，也不知是50年代、30年代，还是上个世纪的美，也不知是因为她那毛茸茸的眼睛、淡淡的酒窝，还是那似笑不笑的神态，总之在她身上有着某种使张知行怦然心动的东西。 潘娜所在的单位是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当她一大早就奉命举着牌子站到车站的出站口时，心中想必充满幽怨，以至当张知行微笑着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张知行知道自己所在的机关是这次会议的所有参加单位中级别最高的，或者可以说，他的到来将使这次会议无形中提高一个档次——“中央的张处长亲自到会，下面请张处长给我们讲话！”他完全可以想象出会议上的情景，他不慌不忙地掏出了自己的会议通知和介绍信，递给面前的女孩。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潘娜知道张知行的身份后立刻变得热情起来，开始还是那种公事公办的热情，后来就掺杂进一个未婚少女对中年男人的热情——这是潘娜自己后来在信中告诉他的，那时他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去宾馆的车里，潘娜告诉张知行她今天不到五点就起来了，她已经接了三拨代表，她现在困得都睁不开眼睛了，而她平时是每天七点半才起床、用二十分钟时间做完早晨的一切事情、然后用十分钟的时间跑步到单位、正好踩着铃声走进办公室……说着说着，潘娜的眼睛轻轻地闭上了，她坐得离张知行很近，张知行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早晨的清新的好闻的味道。 当女孩喃喃地诉说着这些琐碎的、不连贯的事情的时候，张知行就知道她在心里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上级机关派来的代表，而是当作了可以信赖的、兄长般的朋友。这种信赖的产生有时需要久经考验，有时可能突如其来——尤其对于年轻女孩们来说。至于这种信赖的后果……张知行没有再想下去，他只是隐隐地觉得，他和这个女孩之间今后的关系将远远超出普通的工作关系，这种感觉在第二天下午会议组织的游览中就明白无误地得到了证实。 当天上午的会议开幕式很成功，张知行也应邀在主席台上做了十多分钟的“指示”。他知道本机关的领导对这次会议很不重视，而且最近机关里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但他的一篇话讲下来，仍使与会代表感到精神振奋，并隐约觉得上级机关最近要有什么大的举措，而这次会议与这项举措之间又有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同时，当然也就对张知行本人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他的到来负有某种重大的使命——这也正是张知行所要追求的效果。 下午游览西湖，潘娜尽职尽责地陪伴在张知行旁边，充当临时导游。张知行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专业，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歌咏西湖的名句装了一肚子，此时却一句也想不起来，倒有两句不相干的诗词不停地在脑中闪现，一句叫作“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叫作“未曾真个也销魂”，自己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的。 潘娜落落大方地在他身旁指点江山，对他的称呼也由“张处长”渐渐地变成了“老张”，有时走到崎岖的小路上还有意无意地扶他一把，张知行心里觉得十分受用，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时他在大学里也是女同学们追求的对象，他因为忠实于童年时代的女友（即他后来的妻子柯小玲），对所有这些追求都忍痛拒绝了，但却并没有拒绝这些女同学们对他所表示出来的种种亲热。 后来再细听潘娜的讲解，原来她对古典文学也有深刻研究。比如当她讲到“直把杭州当汴州”时，张知行问：“小潘啊，你知道当杭州真的成了汴州的时候，又出现了哪些名句吗？”潘娜连想都没想，竟毫不费力地举出了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和汪元量的“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千行”两句。虽然这两句诗跟西湖的关系都不大，但张知行觉得也难为她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能记住这些东西就算是有才的了，何况又有貌，你还要求她怎么样呢？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他们竟手挽手地并肩而行起来。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还称得上是“发乎情止乎礼仪”，可惜张知行居然一反常态地放纵了自己的情感，在当天晚上就给潘娜写下了第一封信。 【零　三】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知行不止一次地被迫回忆起这第一封信：开头的称谓到底是“小潘”、“潘娜”还是“小娜”？最后的结尾到底是“敬礼”、“握手”还是“想你”？——当初无关紧要的细节，后来都变得事关重大了。其实，张知行的这封信，只能算是对潘娜当天傍晚在西湖边上谈到的一些关于爱情和人生方面问题的答复，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不用修改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到任何一家青年杂志上去发表——问题是假如潘娜不是一个年轻女孩呢？中央来的张处长有兴趣与地方上的任何一位男同志一起讨论爱情和人生问题吗？ 爱情问题是这样产生的： 在西湖边，张知行按照机关工作中上级与下级相识不久后问话的惯例，问过小潘的年龄、学历、来机关几年了、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家里姐妹几个（如对方是男性通常则问兄弟几个）、父母身体可好之后，又随随便便地问道：怎么样，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个人问题恐怕早就解决了吧？ 像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可答可不答的，若是潘娜含羞一笑把话题引向别处，张处长自然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然而潘娜的回答却是：哦，还没有，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恋爱观有问题吧……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很有兴趣与张处长讨论这个问题，而张知行也不仅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接着往下问—— 怎么，有什么问题呢？ 潘娜说，她在少女时代曾读过一本书，说男人和女人原本是一个人，这个人神力无比，所向披靡，后来连上帝都觉得实在无法控制他了，便把他劈作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所以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企图重新合成一个完整的人。茫茫人海，漫漫人生，潘娜一直按照这个要求从这个高度来寻找自己的终生伴侣，也就难怪她至今一无所获了。 那你以后准备怎么办呢？张知行问。 找下去，找下去，一直找下去……潘娜喃喃着回答。 如果找不到呢？张知行停了一下，接着问。 那——那我就只有不结婚了……我总不能和另一个人的那一半去组成一个新的人吧？你说对吗？ 为什么不能呢？杂交优势嘛！——张知行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潘娜幽怨地看了张知行一眼，不再说话了。 张知行连忙严肃下来，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对这类问题也很有思考，只是如今年事渐高，工作又忙，才把这些没要紧的都扔在了脑后——若是潘娜一定想知道他的看法，他可以好好想想，过一两天以后再告诉她。 不要嘛，不要嘛，你现在就告诉我，现在……潘娜小声嚷嚷起来，那种肆无忌惮的撒娇的神态，使张知行想起了自己九岁的女儿。 这时，有几个一起开会的代表也转到这里，都恭敬地喊“张处长”，张知行也不好过于冷落了他们，只得寒暄一番，最后大家一道转了回来。 晚饭后回到房间，张知行几次想找潘娜继续下午的谈话，又几次强行克制住了自己。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不比往常，往常在北京他不过是大机关里的小干部，现在在这里他差不多是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万一要闹出点风流韵事闲言碎语什么的，那影响可就太坏了。 可是他又实在无法克制住内心的冲动。他现在的妻子就是他初恋的情人，他们的关系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他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恋爱，他甚至从未产生过现在这样强烈的冲动……在屋里如困兽般地转了十几圈之后，张知行决定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记录下来，他这样做的目的起初只是为了自己的宣泄，并不准备真的拿给潘娜看。 张知行在机关搞了十几年文秘工作，文字的严谨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所以尽管他此时心中充满杂念，但落到文字上的竟是一篇关于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文章，充满人生哲理，饱含生活经验。文章做好后，张知行觉得给潘娜看看也未尝不可，就算被其他与会者看到也不怕——我老张百忙之中就不兴关心一下青年人的恋爱婚姻问题啦？中央不是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吗？ 正在这时，潘娜给张知行的房间打来一个电话。 【零　四】 潘娜的这个电话是从宾馆的前台打上来的。 她告诉张知行，她今天晚上一直料理会务，现在刚刚清净下来，就背着屋里的同伴，溜到楼下来打这个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就想问您好不好，想听您说说话，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您不会笑话我吧？ 张知行知道他现在只要邀请潘娜到他房间来坐坐（他自己住着一个单间），后面的事情就无法收拾了。他几乎是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理智，对着话筒不动声色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哦，是小潘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搞会务工作嘛，总比别人要多辛苦一点，可要注意身体哟……我没什么事，我正在考虑你今天下午谈的问题，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写下来了……不不不，你不要上来拿，明天再给你看吧……你一定急着要看……那好，我给你送到前台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知行一直为自己当时的理智而后悔不已：为什么不请她上来呢？为什么要开了两人通信的先例？——而在当时，他确实觉得通信是最好的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中，两人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鸿雁传书，况且文字表达又是他的强项，何乐而不为？ 在十天左右的会议期间，张知行大约和潘娜通了二十多封信，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只能算是“字条”，上面写着各种互相关心的询问。在最后一封信中，潘娜送给张知行一张相片。相片中的潘娜穿着那件红呢子的短外套，站在西湖边上，忧郁地看着远方。相片的后面写着两句诗，一句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一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张知行明白他们俩的关系就在这里定位了。 张知行是个谨慎的人。临别的时候，他销毁了潘娜给他的所有信件，也叮嘱潘娜照此办理——只有潘娜送他的那张相片，他犹豫再三实在舍不得烧掉，便把它小心地藏到了一本专业书里。 分手的那天，潘娜第一次单独来到张知行的房间，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张知行知道面前这个女孩现在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他了，但他并不想有进一步的举动——他不想因为生理方面的片刻欢娱而留下心理方面的长久不安，同时他也知道这女孩现在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女孩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张知行小心翼翼地拥抱了潘娜，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那神态有如慈祥的长辈在爱抚晚辈。潘娜在他怀中嘤嘤地哭着，张知行安慰她说：“别这样，别这样，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安慰苍白无力，他没有给这个女孩任何承诺，甚至连今后是不是继续通信都没有说。 在回来的列车上，张知行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杭州之行。 不错，按照通行的标准，他和潘娜之间几乎什么都没发生，他们之间最过分的举止，不过是临别之夜的简单型的拥抱和象征性的接吻，这在90年代的中国也根本算不得什么。至于那些来往信件，当然有许多暧昧的词句，不过要按照现代意义上的“情书”的标准——老实说，张知行写得还算十分克制，他不是那种随意流露自己内心情感的人。 他找出潘娜的相片。相片上的女孩忧郁地看着他。他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个女孩今后生活的影响，他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其实是唤醒了她，振奋了她，同时也就深深地伤害了她……张知行小心翼翼地把女孩的相片放回书中。这是一本包了牛皮纸的专业书，他把相片夹在了包书纸和封皮的当中，这样，即使有人随意翻阅这本书，也不容易发现其中的相片了。 想到最后，张知行还是充分肯定了自己，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他没有乘人之危，没有占这女孩的便宜，等于放弃了本来已经到手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至于那些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张知行想起了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一副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穷人少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这副对联所表达的思想恰与西方哲人罗曼·罗兰的观点暗合：伟人们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没有卑劣的情感，而在于他们不断地同自己内心深处的卑劣情感进行斗争并且总是取得胜利。 张知行为自己取得的胜利而骄傲，他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的胜利而使那个女孩避免了一次伤害。得意之余，他翻出《工作日记》，信手抄下了当今一位著名青年诗人的著名诗句——“不是不想爱，不是不愿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近，张知行的思绪离潘娜越来越远——他知道自己又将恢复往常那种平淡的、然而却是安定的生活了。 北京到了。 【零　五】 在往后的很多天里，张知行一直为自己出了北京火车站后的一念之差而懊恼：否则一切事情都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张知行到达北京的时间刚过中午，他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乘地铁直接回家；一是乘出租车先到单位，等到下班后再乘单位的班车回家。 按说他这次出差将近十天，回来后是可以休息一两天再去单位的，但张知行从不把上班视为一种负担，在他心目中单位和家庭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况且这时赶去单位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了，无非和同事们打打招呼，看看这些天有什么信件，再去单位澡堂里冲个热水澡，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等着坐班车了——而且，那本藏着潘娜相片的专业书，也还是锁进办公室的抽屉里比较保险。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张知行知道自己出差远行后不直接回家，下了火车直奔单位，也多少能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一个勤于职守的好印象……张知行的脚步已经开始向出租汽车站方向迈进了，一个小小的理由又使他停了下来。 按单位规定，张知行这个级别的干部因公外出可以报销从单位到火车站或飞机场的出租车票。这段路程经过核实取中，到火车站往返定为四十元，到飞机场往返定为一百二十元，超过部分自理。张知行家附近有地铁可以直达火车站，所以他来的时候没有乘出租车；如果他仍然乘地铁直接回家，就可以省下往返的出租车费共四十元——只要他交给会计四十元出租车票，这四十元就是他自己的了。张知行这个阶层平时是不大舍得乘出租车的，但有时也难免奢侈一回，尤其是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儿什么的，所以身上总有个一二百元的出租车票在寻找报销的机会——那么又何必白白浪费这二十元的机会呢？想到这儿，张知行毫不犹豫地转身向地铁入口走去。 妻子柯小玲请了病假在家休息，她知道丈夫这一两天就要回来，一见丈夫果然回来了，当然挺高兴。夫妻俩叙过寒温，就商量着晚上做几个他们都爱吃的菜。张知行因为潘娜的事，心中隐隐地对妻子存了一番歉意，便自告奋勇地要出去买菜。柯小玲也不反对，说你买去吧，等下我来做，我先帮你收拾东西……说着就要动手翻张知行带回来的皮箱。 张知行心中闪过一丝慌乱——那本夹着潘娜相片的专业书就放在皮箱里。他连忙抢上一步，一边借口妻子身体不好不要她帮忙，一边抢先把那本专业书和其他书籍、笔记、文件胡乱整理了一下就塞进了自己的书架，这样即使柯小玲再执意帮他整理东西也很难翻到相片了。柯小玲似乎并未在意，只说你先买菜去吧，我不动你的东西就是了——张知行便走出了家门。 买菜的时候，张知行心绪不宁，他总觉得自己已经露出了破绽—— 首先，他抢着出来买菜本身就是个错误。平时，他和妻子有分工，他更多地负责孩子的功课和房间的卫生，其余的事情都由妻子负责——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交叉，但今天他出差远行刚进家门，照常理不应该再跑出来了，他这样积极地抢着出来，会不会使妻子觉得反常呢？ 妻子平常很少过问他的私人物品，今天抢着帮他收拾东西，肯定是对他抢着出来买菜的一种回报——自己又何必那样惊慌失措，抢着把书籍文件之类放入书架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更令张知行不安的是，他平时的书架收拾得很整齐，今天慌忙之中把东西往里胡乱一塞，岂不是显得更加反常吗？万一妻子起了疑心，或者竟是出于好心帮他重新整理，都很有可能发现那张照片，特别是相片背后还写着那样两行字，自己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张知行越想越心慌，在菜摊上胡乱买了几样菜，也顾不上讨价还价，甚至连找回的零钱都顾不上要，便如救火一般跑回家中——他一路上打好了主意，一回家就把妻子支到厨房去做饭，自己则赶快把那本书取下来藏到一个更加保险的地方，明天再带到单位，往抽屉里一锁，万事大吉…… 当他推开家门的时候，见柯小玲满面怒容地站在门厅中央，正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那样上下打量着他——他知道：东窗事发了。 【零　六】 张知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把一切都招了出来——未到最后关头为什么要轻言牺牲？ 当时，柯小玲怒冲冲地看了他一会儿，叫着他的名字低声嚷道：张知行！你自己说！你在杭州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说！ 张知行在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遍，确信妻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情绪变化只能是因为潘娜的事情，而她了解这件事情的唯一途径也只有通过潘娜的那张相片——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佯装不解地问：你怎么啦，这是跟谁生气啊，总得先等我把菜放下吧——他把菜放进厨房后又借故走进书房，抬眼一看，书架上的那几本书籍材料都被重新动过了。 张知行知道自己把相片藏得很好，但如果存心要找、特别是存心要在这几本书中找的话还是不难找到的——他丝毫也不怀疑妻子对这类事情的敏感，只后悔自己当初一时的惊慌反为她后来提供了寻找的范围。 他觉得自己有些站立不稳了，只得坐下来听凭妻子发落。 柯小玲并没有与他大闹，只是反复地让他自己交待：你都干了什么，你说，你说呀，你说了事情就算完了，你不说，我早晚也能打听出来…… 张知行在心中权衡了一下，妻子目前发现的不过是一张相片，再加上相片后面的两句诗，充其量也只能说明这个女孩对自己有好感而已——至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还不是全凭着自己说什么是什么吗？就说她是落花有意，我是流水无情，妻子到哪里去找对证？再不失时机地检讨两句，温存一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岂不一好百好？相反，若是自己拼死抵赖，妻子拿着相片四处打听，最后好歹也能打听出潘娜来，到那时反倒把事情闹大了。 想好以后，张知行做出极为沉痛的样子，低着头说：你是看到相片了吧？我本来是想偷偷烧掉的…… 把相片拿出来吧！柯小玲不动声色地说。 相片不在她的手里？张知行心里暗暗吃惊。照常理她发现相片之后应该立刻拿到手中，绝没有再放回去的道理。但妻子一直强调要给他一个自己坦白的机会，所以张知行也顾不得多想，取出那本专业书，把那相片递给了妻子。 她叫什么名字？ 潘娜。 哪儿的人？ 杭州的，我也是这次开会才认识的…… 柯小玲仔细注视着潘娜的那张穿着红呢外套的相片，又翻过来看看背后的字，嘴角发出一丝冷笑，张知行被她笑得浑身冰冷。 他只好自己进一步主动交待：如何相逢，如何相识，如何一起开会，如何一同游览，潘娜如何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自己表示出某种好感，而自己又是如何始终坚持同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分手时也仅仅是出于礼貌才不得不接受了这张相片，当面不好销毁，在火车上又没机会，这才带回家里来的…… 张知行一边解释一边留心观察妻子的反应，见妻子的表情慢慢恢复了正常，便郑重其事地请求妻子的原谅。 柯小玲说她可以原谅他，但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条件—— 请你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想明天给这个女孩儿打个电话。 【零　七】 在事情过去了很久以后，张知行才渐渐认识到，这个电话号码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被突破，他就很难控制整个局势了。 而在当时，张知行几乎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妻子提出的和解条件——你就放心吧，我不会为难她的，我只想核实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杭州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单位，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女孩，她是不是真给你送过相片…… 张知行考虑再三：关于上述问题，自己刚才跟妻子说的都是实话，不怕她去核实，况且妻子现在已经掌握了潘娜的名字，如果她靠着这条线索去打听，早晚也会打听出潘娜的单位和电话号码的，在杭州开会的一共就那么几家单位嘛——与其让她打听出来，倒不如由自己先说出来，无论如何先争取个好态度吧！于是，他失去了这道最重要的防线。 后来，女儿放学了，嚷嚷着头晕，张知行赶快安抚女儿，又拿出在杭州买的新衣服新玩具给她看，算是把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接下来，夫妻俩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一个给孩子辅导功课，一个进厨房炒菜做饭。张知行好几次没话找话地与妻子搭讪，每次都得到了虽不十分热情但总算还说得过去的响应，使他稍稍宽了宽心。 晚上睡觉的时候，张知行犹豫再三，冒着自己的男性自尊心遭到伤害的危险，和颜悦色地向妻子提出了同床的要求。柯小玲朝里面翻了个身，推说自己这两天心脏不大舒服，也算是有礼貌地谢绝了他。 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张知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潘娜打长途电话，他一定要抢在柯小玲之前与潘娜订好攻守同盟，否则，万一两个女人在电话中对骂起来，后果也不堪设想——这是他昨天晚上在床上就计划好了的。 电话打通了。潘娜的科长说小潘到郊区出差去了，要过一两天才能回来。张知行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至少这一两天内两个女人还交不上火。他本想留下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让小潘回来以后立刻给他回电话，但考虑这样做目标太大，万一再闹得潘娜单位里沸沸扬扬的反而不好，于是详细打听过潘娜预定的返程日期，立刻挂断了电话。 晚上回到家，问妻子是不是给潘娜的单位打过电话。妻子说打过了，潘娜出差了。张知行点点头，又问妻子以后是不是还准备再打。妻子说她知道真的有潘娜这么个人就可以了，打不打无所谓，关键就看你自己今后的表现如何了。张知行连连点头，鸡吃米一般地说表现好、表现好，我以后一定表现好。妻子说她还把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潘娜单位的同事，让潘娜回来后给她回个电话。张知行听了心里又有些不安，不过他想他和潘娜多次谈到过柯小玲，潘娜想必不会冒冒失失地给柯小玲回电话吧？ 以后的几天相安无事。张知行一下班就积极主动地大干家务，又察言观色地奉承妻子，如同蜜月里的丈夫一般表现，连女儿在旁边都看得奇怪了。到了晚上，张知行还坚持每夜一次或隔夜一次地与妻子亲热，宁可在生理上受点摧残，也要在心理上保持平静。 这期间，张知行按照潘娜预定的返程日期及时与她取得了联系，潘娜仍然很痴情于他，连接电话时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张知行此时也顾不得与她谈情说爱，开门见山便说了妻子、相片、电话号码的事。潘娜也没有什么怨言，只说他们顾科长已经转交给她一张写有柯小玲单位电话号码的纸条，她正在奇怪柯小玲怎么会找到自己的单位来，现在才算明白了——她一切都照张知行吩咐的去做就是了。张知行这时才想到自己只顾维护家庭的和睦，完全忽略了潘娜的情感，连忙好言好语地劝慰她。潘娜真是个很懂事的女孩，她反倒劝慰起张知行来，还说她完全理解张知行此时的心境，希望他尽快把家里的事情搞好，自己这边就不要他多挂念了。 张知行因为自家的后院已经起火，唯恐潘娜这边的前院再闹出什么风波，坚持着不肯挂电话，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她联络着感情。他问潘娜好不好，潘娜说好。他问潘娜有没有什么事，潘娜说没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潘娜又说有事儿，说她出差期间她的办公室抽屉被她们顾科长带人撬了。张知行问为什么，潘娜说为了找公章。张知行问丢没丢什么东西，潘娜说没有。停了一会儿，她才犹犹豫豫地说——不过你给我写的那些信都在抽屉里。 张知行顿时如同五雷轰顶，差点晕倒在电话机旁。他挣扎着问那些信件少了没有，潘娜说一封没少。张知行稍稍松了口气，连忙叮嘱潘娜立刻销毁——同时后悔自己在杭州为什么不亲自看着她销毁那些信件。潘娜说她现在已经销毁了，不过这些信件好像已经被人动过了，抽屉是在她出差的当天下午被撬的，直到她今天上午回来才自己重新上了锁，这期间办公室里的任何同事都有可能偷看这些信件。张知行听说后从头到脚直冒凉气，他不仅想到了偷看，而且想到了复制——如果有人偷偷复印下这些信件，天哪！ 张知行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挂断电话的，只记得自己一直呆呆地坐在办公桌旁，直到有同事提醒他该上班车了，他才摇摇晃晃地跟着大家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坐在回家的班车上，张知行一度脸色惨白，有位女同事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只好推说是赶一个材料累的。班车已经开出了一多半路程，张知行才定下神来，开始把事情往好的方面设想—— 一、那些信件根本就没人动过，潘娜不过是神经过敏； 二、也可能有人出于好奇偷看过，慢慢地也会传出一些流言蜚语，但这样只可能对潘娜造成一些轻微的伤害，暂时不会伤害到远在北京的自己； 三、偷看信件的人别有用心，甚至可能已经偷偷复印，其目标当然是对着潘娜的，但同时也可能波及到自己； 四、至于说这个人会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远在北京的张知行本人，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自己从小就生长在北京城里，在潘娜的单位、在杭州市、在浙江省，乃至在整个长江以南的任何地区，都从未因任何事与任何人结下过任何怨仇——凭什么要对着自己来呢？自己所在的单位虽说是潘娜单位的上级机关，但却不是直接领导，人权财权都不在手里，如果想敲诈的话也敲诈不到什么——至于自己本人，不过是个靠工资生活的小干部，能有多少油水？ ………… 想着想着，张知行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等走下班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他几乎是哼着歌儿走进家门的。 数日无话。 直到几天后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妻子下班后阴沉沉地走进家门，用阴沉沉的语调对张知行说，吃过晚饭后她想和他好好谈谈——直到这时，张知行才意识到事情远比他当初设想的严重。 【零　八】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知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中国老话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他为什么要那样自作聪明地把潘娜的抽屉被撬、信件可能被人偷看、与妻子对他的盘问这几桩不相干的事情搅在一起呢？ 那天晚上的谈话使张知行觉得很累。柯小玲始终居高临下，嘴角上挂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说出话来阴森森的，而张知行则始终处于被审判的地位，活活受了一晚上的罪。 柯小玲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你没有对我说实话，你和潘娜的事还不止你说的那些，对不对？ 张知行想了想，模棱两可地说：我怎么没有说实话？该说的我都说了——他的回答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第一他已经说的基本上都是实话，第二他没有说的都是他认为不该说的。 柯小玲说：不，我今天才知道，你没有把事情全部告诉我，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张知行低头不语。他仔细琢磨着她反复强调的“今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知道什么了？她从哪里知道的？显然，她的信息只能来自潘娜，而潘娜又能告诉她什么呢？张知行抬起头，试探着问：你今天又给潘娜打电话了？ 柯小玲冷冷一笑：你别管，你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张知行继续试探：你说好了不再给潘娜打电话的嘛！ 柯小玲果然经不住试探，嚷了起来：你别管！我没给她打电话！是她给我打的电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姓潘的，反正是个女的，我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她也不说，可是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张知行心里暗暗吃惊。他知道潘娜是不会给柯小玲打电话的，即使打电话也不会把什么都告诉她的——那么又会是谁呢？他记得妻子说过，她曾把她自己单位的电话留给了潘娜的单位，他还记得自己在与潘娜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到过柯小玲的名字——那么也就是说，潘娜单位中任何偷看过那些信件的人就都知道柯小玲的来历，也都知道柯小玲单位的电话号码。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出于某种目的给柯小玲打了电话，在电话中透露了那些信件……张知行倒吸了一口凉气，自己最担心的也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张知行暗暗提醒自己，大敌当前，一定要保持镇静。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打这个匿名电话的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自己才好尽快拿出对策。他定了定神，慢悠悠地问柯小玲：你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人呀？ 柯小玲不耐烦地回答：我不管她是什么人，反正她说她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她把你们的事都告诉我了！ 张知行强作镇定地说：我们有什么事——她都告诉你什么了？ 柯小玲又是一声冷笑：那我得问你呀——你都做了什么呀？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自己和妻子的思路完全不同：自己是要弄清匿名电话的来历，而妻子关心的是这个电话泄露的内容——也好，那么就先把内容弄清吧，这样也有助于判断它的来历。张知行拿定主意，继续试探妻子：我反正没做什么——你说我做了什么？ 柯小玲只得把话挑明了：张知行，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老谋深算，我知道你比我聪明，我手里要没握着你的证据，我能凭空诈你吗？我今天就给你提个醒：信！相片！还有其他！……先说吧，你是不是给她写过信！ “轰”的一声，张知行只觉得天旋地转！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内心觉得没什么希望了，看来这匿名电话是确有其事，而且打电话的人手里掌握着他的那些信件，要不然妻子凭空怎么能编得出来？张知行咬了咬牙，仍然垂死挣扎，试图把妻子的思路引向歧途：相片？你说什么相片呀？——按常情推断，潘娜送他相片，他自然也会送潘娜相片，可他的确没有这样做，他想借此试探一下妻子对事情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柯小玲仍然在冷笑：我们先不说相片，有没有相片你自己知道；我们先说信，你是不是给她写过信！ 张知行仍然在挣扎：信？你说什么信呀？ 柯小玲不笑了，声色俱厉地说：张知行！咱们俩认识已经快三十年了，结婚也快十年了，你还有什么需要瞒着我的吗？我可以原谅你的错误，但我不能原谅你对我说谎——特别是到现在还继续说谎！ 张知行心里盘算着：看柯小玲现在的样子那匿名电话肯定是真有其事了，她也肯定是掌握了一些证据，虽然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个未知数，但自己一句不交待恐怕也过不了关。好在自己写的那些信大多还比较有分寸，挑一两封无关紧要的说说也未尝不可，估计不会产生什么新的问题。关键是自己现在急需从妻子口中探听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谁给她打的电话？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攻击的目标是冲着他张知行本人的则需要早加防范，必要时还须提前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吹吹风——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己的坦诚态度作为与妻子的交换条件，以此来换取她的合作。 想好以后，张知行小心地看了看妻子，字斟句酌地说：不错，我是给潘娜写过一些信，其实也不能算信，只是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随手写在纸上，后来就给她看了看，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也就没告诉你——你是怎么知道的？那电话里到底是怎么说的？ 柯小玲说：你先别管人家怎么说，你先说你自己是怎么写的——告诉你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倒要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张知行内心又是一阵慌乱。假如妻子真的知道了信件的内容，那么就彻底证实了自己刚才的判断：是潘娜单位的同事偷看了这些信件之后又出于某种目的泄露给了她——这对张知行来说是致命的，不仅可能导致他家庭的破裂，而且可能导致他前程的断送。张知行越想越觉得可怕，不禁用颤抖的语气恳求妻子：你现在只关心电话泄露的内容，而我更关心电话后面的背景——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但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你究竟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你到底给谁打了电话？或者到底是谁给你打了电话？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你一定要告诉我！马上！ 柯小玲可能是被张知行焦急的神态吓住了，她犹豫了一下，小心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今天我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浙江的长途，是个女的，她也没有告诉我她是谁，只问我是不是张知行的爱人，我说是，她说那好，请你不要再问我是谁，我们都是女人，出于女人对女人的关心，我给你念一封信，一封你先生写给一位潘小姐的信，后来她就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封信，真的是你写给潘娜的信，我一听那语气就听出来了…… 张知行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零　九】 看来，给妻子打电话的是一个与潘娜，甚至与自己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知情人。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想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她今后还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张知行对此一无所知。他在明处，对方在暗处，他必须在极为不利的位置上来迎接对方的挑战。 首先需要与潘娜取得联系。电话虽然是打给妻子的，但目标很可能还是对准潘娜的。所以先要把潘娜周围的人事状况摸清楚，这样才能排队找出作案人，才能分析出作案动机，才能想出对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张知行看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已经是午夜了，只能明天到办公室再给潘娜打电话了。 其次需要立刻与妻子和解。张知行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利，如果妻子再与他对立，他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两面作战，这样获胜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更重要的是，虽然对方进攻的目标可能仅仅是潘娜，但她既然选择了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泄露信件内容的方式，就说明她已经决定把自己和妻子统统牵涉进去，这时如果妻子能与自己站在同样的立场上，那么整个事情将好办得多——反之，要是妻子先带头吵闹起来，那就正好落入了对方的圈套。 至于其他善后工作，张知行认为可以再等一等，他还需要看看事情的发展再做决定。比如要不要先在单位里吹吹风——倘若事情可能闹到单位，提前吹风当然是必要的；倘若事情不会闹到单位，自己不打自招地为了男女关系问题四下吹风，这不是有毛病吗？ 想来想去，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先要稳住两个人：一是处于前沿阵地上的潘娜，一是处于后方大本营中的柯小玲——既然潘娜的电话只能明天再打，张知行就决定利用今夜的时间先把柯小玲稳住再说。 柯小玲的问题很简单，无非就是吃醋，再就是怀疑自己不说实话。自己在杭州本来就没和潘娜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对她隐瞒什么。至于那些来往信件，其中虽然有一些比较过分的内容，可说出大天来，最多也就是个“意淫”而已，你还能判我个思想罪不成？——想到这里，张知行理直气壮，以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对柯小玲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是多年的夫妻，我也不想对你有什么隐瞒。况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我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吗？这次在杭州我和那位叫潘娜的女同志确实接触多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工作方面的联系——她是负责接待我们的嘛！至于别的，因为她也是年轻人，又是学文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多了一些，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有时她提出一些问题向我请教，我把我的看法写在纸上，又把纸给她看了一下——你一定要说是“信”也可以嘛！如果再往深处分析，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同志，和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同志之间，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之外，会不会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想法呀？嘴上说没有，心里面是不是有啊？表面上看是没有，潜意识当中是不是有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我们俩以后也可以探讨嘛——但是总而言之，我和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友谊也始终没有超出同志间的界线，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现在的问题是，在潘娜后来出差期间，她们办公室的同事因为找公章把她的抽屉撬了，我给她写的那些东西就在抽屉里，很可能被人看到了，而且很可能要被人利用来做文章——今天你接到的这个匿名电话就很说明问题嘛！现在只是还不清楚对方的矛头到底是对着潘娜的还是对着我的，就是对着我的我也不怕，树正不怕影斜——问题是，这个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进退实为狼狈，革命处于低潮……柯小玲啊！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历史转折关头，希望你我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专门打它个日本鬼子！ 张知行慷慨激昂地演说了一番，柯小玲心悦诚服地表了态：瞧你说的，咱俩这关系，我不跟你合作我跟谁合作呀？问题是合作得有合作的基础，你老不说实话我怎么跟你合作呀？现在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你给潘娜的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张知行说：人家电话里不都给你念了信——你不都知道了吗？ 柯小玲说：我是知道了，可我还想考验你一下，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张知行说：都这时候了，你还考验个什么劲儿呀，睡觉睡觉。 柯小玲说：不行不行，就考验就考验。 张知行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谈了谈我对人生问题——也包括爱情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你知道，潘娜的人生观有问题…… 柯小玲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不管她有没有问题，我就管你的问题！你说吧，你信里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的——你是怎么称呼她的？ 我叫她潘娜呀还能怎么称呼？ 不对！ 那就是——小潘？你知道机关里同事之间经常这样叫…… 也不对！ 那我就是——你说我是怎么称呼她的？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要你自己说！ 我……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那我就给你点时间，你再好好想想吧！ 张知行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了。他给潘娜的最初几封信中的确只用了“潘娜”或“小潘”这两个称呼，但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潘娜一方在称谓问题上不断翻出新鲜花样，他也只好随之翻新——潘娜叫他知行、亲爱的知行、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大哥哥，我寻找了很久的人、我的另一半儿……他也只得叫她小娜、亲爱的小妹妹、远方的小朋友、总在我梦中出现的人——如此等等。当时只图叫得痛快，如今要把这一切都坦白交待给妻子，自己的态度倒算是老实了，可妻子能承受得住吗？ 张知行还考虑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匿名电话只给妻子读了一封信，而他和潘娜之间的来往信件至少在二十封以上！其中潘娜给他写了七八封，他给潘娜写了十几封！——虽然说大部分信件写得还算是比较理智，可有些内容还是超出了理智，特别是到了后期，什么甜哥哥蜜妹妹的东西也还有不少，这哪里是能够随便告诉妻子的？妻子如今不过掌握了一封信的内容，尚且这样不依不饶，如果自己再没遮没拦，一股脑儿地倒把十几封信统统交待了，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张知行现在还不知道妻子掌握的是哪封信，但从种种迹象判断不像是前期的那种遮遮掩掩的信，也不像是后期的那种甜甜腻腻的信，很有可能是在他和潘娜关系发展的中期，他写的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信件。张知行在脑海中迅速地搜索了一遍这类信件，挑出几封性质最不严重的，准备一封一封地交待给妻子，但愿能和她掌握的那封对上号。 张知行极为沉重地清了清嗓子，装出一副“犯了错误但决心改正”的形象来，正要开始交待问题，回头一看——妻子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天开始蒙蒙亮了。 【一　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张知行预想的要顺利一些。 妻子睡着以后，他没有惊动她，自己也在床上胡乱眯了一会儿，就赶快起来收拾房间、做早点、打发孩子上学，完后自己也轻轻溜出了家门——这时妻子还没有醒来，这就给他赢得了一天的宝贵时间。 来到班上，正好局里上午要召开一个不大重要的业务会议，张知行以“有个重要材料要赶一赶”为借口请了假，这样就使他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有充足的时间与杭州方面联系。 这次张知行吸取教训，在电话中先与潘娜诉说了一番离情别绪，直说得潘娜伤心落泪，这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和盘托出。 潘娜死心塌地地站在他的一边，和他一起分析，把自己办公室的几个同事细细地过了一遍，最后把疑点集中到了科长顾放言的身上。 一、抽屉是顾放言带人撬的。 二、顾放言刚刚三十出头，自命江南才子，平时对潘娜就不怀好心，发现张知行的信件后，仅仅从吃醋的角度出发就足以干出匿名电话的勾当。 三、最近潘娜单位空出一个副处长的名额，顾放言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潘娜也是潜在的对手之一：从表面上看顾是本科学历她是大专学历，顾是现任科长她是副科级干部，似乎还不能构成威胁；要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她比顾放言还要年轻好几岁，又是女同志，又是非党干部，又听话，又没有野心，再加上活泼漂亮等等因素，有时上级部门也很喜欢提拔这种类型的女干部。——潘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张知行帮她分析的——张知行能分析出来顾放言就分析不出来吗？现放着手里现成的材料，他肯定会趁机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从而彻底摧毁潘娜的竞争力。 四、柯小玲说来电话的是个女的，而潘娜和同办公室的几个女同事的关系都很好，剩下的就只能是男同事的老婆了。而另外两个男同事的老婆也都是正派人，不会帮助丈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只有顾放言的老婆，一直对潘娜看不顺眼，巴不得潘娜出点什么事才好呢，有这么个现成机会，只怕她比她老公还积极呢！ ………… 弄清了对手的身份之后，张知行给潘娜发出了四条指令： 一、必须立刻干净彻底全部地销毁一切来往信件； 二、在办公室的任何同事面前都要不露声色，也不要提起张知行或与张知行有关的任何事情； 三、暗中注意顾放言的行踪，但不要打草惊蛇； 四、有情况随时联系，但尽量不要在单位打电话，以防窃听。 挂断了潘娜的电话，张知行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了几圈，终于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整理出了一幅顾放言作案图—— 某日，顾放言在无意中或有意中搞到了张知行的那些信件，他如获至宝，立刻复印下来，准备以此来击败自己仕途上的潜在对手潘娜。他的目的是把这些信件扩散出去，这样潘娜在单位里就很难做人，更不用说提什么副处长了。但如何扩散却使他动了一番脑筋：照常理应该扩散给潘娜的丈夫，但潘娜并没有结婚，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扩散给潘娜的父母吧，父母自然会严厉管教女儿，但顾及到女儿的名声，通常不会把事情张扬出去；扩散给单位的领导呢，现在开明一点的领导对这类问题一般也不大重视，弄不好还会怀疑扩散人的动机，再加上潘娜的抽屉又是顾放言带人撬的，这就更容易使人怀疑到他的头上——正在这时，张知行的妻子柯小玲打电话来找潘娜，并且留下了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顾放言由此判断柯小玲正在追查这件事情，于是决定借刀杀人。他指使一个女人——可能就是他的老婆，以同情的口吻给柯小玲打去匿名电话，将信件的内容透露给她，试图以此来激怒她——希望她能出面给潘娜单位的领导写信揭发，甚至跑到杭州找潘娜当面质问，总之通过她来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样顾放言的目的就达到了。顾放言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以牺牲一个女孩子的名誉为代价，甚至也不惜以牺牲与他无冤无仇的张知行的家庭幸福为代价，真是太过分了！ 那么，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第一，张知行相信妻子绝不会丧失理智地去对潘娜采取什么行动，这样就可以使顾放言的阴谋不能得逞； 第二，张知行相信妻子也绝不会跑到自己机关来大吵大闹，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名誉得到保护； 第三，张知行相信凭自己的诚意，最终一定能够获得妻子的谅解，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家庭继续维持； 第四，张知行相信顾放言发觉此路不通后会去另谋新路，这样自己当然也有责任提醒潘娜予以警惕，但总归使自己摆脱了直接干系。 总之，张知行想出的对策是：静观待变。 当晚回到家，张知行按照自己对策中的第三条，诚心诚意地与妻子谈了话，并且开始主动交待问题。他冥思苦想，避重就轻，一边一封一封地叙述信件的内容，一边时刻留心地观察着妻子的脸色，终于从她的脸上读到了一个休止符——匿名电话中念的就是这封信！于是他赶紧打住，说自己与潘娜的来往信件大致就是这些，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非要触及灵魂深处，他甚至可以承认自己曾对潘娜动过心，但有外心总不等于有外遇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怕犯错，就怕不改——认识了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好丈夫嘛！ 谢天谢地，妻子掌握的这封信性质并不严重，张知行在信中不过是与潘娜议论了一番对时局的看法，并没有多少情呀爱呀的东西。熟悉机关内情的人都知道，两个同事能在一起畅快淋漓地议论时局，说明两人的关系已经亲密无间，匿名电话的策划者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把这封信泄露给柯小玲的——但柯小玲并不熟悉机关特点，况且张知行的那些观点在家中也是常常谈起的，所以也就没有感到怎样的异常，在张知行深刻检讨了一番之后，也就顺水推船地原谅了他。 后来，张知行又把自己对匿名电话的分析结果告诉了柯小玲，柯小玲对顾放言和那个女人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义愤，并当场表态说：如果她再来电话，我一定把她骂回去！ 至此，张知行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接住了对方的球，哼，且看她下一步如何动作吧！ 【十　一】 以后回想起来，张知行觉得自己实在是个盲目乐观主义者，自己当时真是高兴得太早了——他哪里接得住对方的球？对方这第一个球不过是火力侦察，真正的高难度的球是三天以后才发过来的。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还是阴沉沉的天，阴沉沉的妻子，阴沉沉的语调，好在孩子已经提前去了姥姥家，张知行可以立刻问她：怎么了？ 妻子说她上班的时候又接到了匿名电话，还是那个女的。 怎么，你不是说要把她骂回去吗？ 是啊，我是想骂她，可是她在电话里又给我读了你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你从来就没告诉我，比你那天说的所有的信都严重——你那天没有对我说实话，你还在骗我！张知行震惊了：他曾为对手设想了好几条路，没想到对手最后却选择了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难道他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张知行于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手的这个电话毁坏了妻子与他的联盟，要想重建这个联盟就必须如实交待他的那些信件的内容，这样才能重新获得妻子对他的信任；而他有些信件的内容确实难以对妻子说出口，说出来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夫妻反目——两害相权取其轻，张知行决定再适当交待一两封，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少程度。 问题是他并不知道对手泄露的是哪封信，只好小心翼翼地一句一句地试探，试探的结果是妻子说他不老实，问他还有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当张知行交待到第四封信的时候，柯小玲的脸上才稍稍有了一点满意的表情，张知行知道就是这封了，正想顺势收住，柯小玲却抓住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和他纠缠不清——什么叫“紧握你的手”？ 我也记不清了，我就是随便那么一写。 不对！你不是随便写的！我知道你，你用每一个词都是有考虑的！你说吧，你为什么想紧握她的手？是不是怕她跑了？你想紧到什么程度？你想握到什么时候？除了握她的手你还想握她什么地方？…… 张知行被问得张口结舌。他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耐心解释，引经据典，杂学旁收，总算在次日凌晨把妻子安抚住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妻子睡到中午，一觉醒来，又想起信中的一句“我觉得你很远，又觉得你很近”来向张知行发难：什么远？什么近？是不是她人隔着几间房，心飞到你身边呀？你说她远她就远，你想她近她就近吗？你想让她近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一直近到你的房间、一直近到你的被窝里你才满意啊？是不是要一直近到……啊？ 张知行只好一边干家务活儿，一边忍气吞声地一直解释到下午。 下午陪妻子回娘家吃过晚饭，接过孩子，晚上刚把孩子哄睡了，妻子又想起信中的一句话来问他：你怎么就认定她是你的“知己”？你都跟她说了什么？她都知道了你什么？你们这对“知己”是“红颜知己”呀还是“白发知己”呀？说不定也是“床上知己”吧？ 张知行只好又从床上爬起来接着解释。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妻子不仅把这几封信中的所有可疑词句都让张知行解释了一遍，还把上几封信中能想得起来的难懂字眼也重新翻出来让他解释，搞得张知行心力交瘁，连寻死的心都有了。 下班回家，正要好好休息一下，妻子突然问：你说“休息”是什么意思？张知行莫名其妙，妻子继续说：我想了好久，你有一封信里跟她说的“好好休息吧”是什么意思？是让她一个人“休息”呀还是你们两个一起“休息”？这“休息”和“睡觉”到底有什么区别？“睡觉”是不是也可以叫“上床休息”呀？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跟她一起“上床休息”？ 在厨房做饭，正干得热火朝天，妻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喂，你说，什么叫“火”？张知行瞪着两眼说不出话，妻子继续问：你在信里不是说她身上穿的那件红外套让你想起了“火”吗？我查过书了，“火”是代表“欲望”的——你到底对她有什么“欲望”？你们俩到底想怎么“火”？“火”到什么程度？“火”到哪里算一站？是不是想一直“火”到底呀？ 晚上看电视，正想放松一下，妻子指着屏幕上的外国画面问：你说中国和外国有什么区别？张知行正不知从何说起，妻子继续道：你不是跟她说“我们毕竟是在中国”吗？在中国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嫌我们中国不允许你们俩搞性解放呀？有本事你们跑到外国去好了，到外国就都解放了嘛！ 如此等等。 张知行有时甚至觉得妻子很陌生。这还是他从三岁起就认识的那个邻居家的可爱的小女孩吗？这还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和他坐一个教室、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和他眉目传情、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敢于和他偷偷溜进电影院里手拉着手看电影的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吗？这还是他整个中学时代一直朝思暮想的少女、他整个大学时代一直念念不忘的情人、他参加工作以后一直朝夕相处的妻子吗？——真是岁月无情啊！ 张知行委曲求全，为了维护家庭，只得低声下气地反复向妻子解释、反复请她原谅、反复谴责自己、反复痛下决心——弄到最后连他自己都烦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一辈子要都这样过下去，还真不如离婚算了。 好在经过他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妻子的情绪算是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张知行也觉得总算可以稍稍地松口气了。 【十　二】 张知行后来才知道，这哪儿到他松气的时候？这不仅不是整个事情的结束，甚至都算不上整个事情的高潮，一切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后来发生的一切更使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他认为自己算是陷入了平生最为狼狈的境地。 在他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妻子又接到了第三个匿名电话。 如果说第二个匿名电话已经使张知行进退两难的话，那么他这时就陷入了双重的两难：首先是这个匿名电话所泄露的信件内容是他没有向妻子交待的，这就使得妻子对他更加不信任，要想恢复妻子的信任就必须做出更加彻底的交待；从另一方面说张知行已经把可以交待的都向妻子交待了，没有交待的都是绝对难以启齿的，如果说出来就等于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如果说过去张知行还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退路。 柯小玲和他大吵大闹：张知行，我求求你！你到底给那位潘小姐写了多少封信啊？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你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行不行？你不要让我一遍一遍地受这匿名电话的刺激行不行？我现在在单位里一听人叫我接浙江长途就血压升高、就两腿发软、就要犯心脏病！我刚三十多岁，你能不能开恩让我再多活几年？我说过我可以原谅你——我原谅你了行不行？不管你写了什么干了什么我都原谅你！你就是跟她脱了衣服上了床我都原谅你——我就是让你跟我说实话，让你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啊？ 难，实在是难！ 张知行思来想去，只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一边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交待，一边察言观色地注视着妻子的神态。他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现在剩下的都是非常关键的内容了，多说一句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他也不敢少说一句话，因为现在妻子对他的信任已经降低到最低点，少说一句就可能被认为故意隐瞒。他希望匿名电话的游戏到此为止，这样有些最为关键的内容就可以蒙混过关；但他同时又必须准备迎接下一个匿名电话的到来，现在就得主动地把这些内容透露给妻子，以免到时又落下一个“不老实”……难啊，真是太难了！ 交待以后的情况和张知行预料的差不多：一方面妻子仍然说他不老实，说他还有更为重大的情节没有交待；一方面又照例抓住他交待出来的只言片语，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反复质问他、嘲讽他、折磨他…… 这也难怪，张知行现在交待的已经属于那些“甜哥哥蜜妹妹”一类的信件了，比如他说潘娜“你的出现更使我感到生命的可贵”“你总使我想起一些很遥远很美好的事情”“我有时也觉得你就是我的另一半儿”“我现在才算是真正理解了《红楼梦》中‘可惜我没福’这五个字是怎样的字字千钧”、“我今天反复吟诵着你们江南诗人歌咏‘情尽桥’的名句：世间唯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如是等等，哪个做妻子的看了能不气得发抖？ 使张知行稍感意外的是，有些他认为并不十分严重的词句也激起了妻子非常强烈的反应。比如有一次潘娜问他想不想家，他回答说“既想家，也想你”——这不过是一般的打情骂俏，但妻子的反应却是用头撞墙：我不活了！我没法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跟你夫妻十年，我给你生儿育女，我是你什么人？她是你什么人？到头来你却把我和她——她算个什么东西——摆在一起！你，你干脆杀了我吧——求求你别让我活在世上丢人现眼了…… 张知行心灰意冷。 他知道妻子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很难在短期内回心转意，即使自己花了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耐心把她劝转回来，又可能再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匿名电话，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与其这样，不如暂时破罐破摔，当年叶群有句名言：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充其量能坏到哪里去？ 他采取的措施是尽量少回家，不是借口机关加班，就是外出帮单位办事，差不多天天都要耗到末班地铁才老大不情愿地回到家中。到了家先闷头干活，完后倒头便睡，妻子叫他他也不应，问他他也不语，死猪不怕开水烫，耳聋不怕惊雷响，最后妻子也只得随他去了。 与此同时，张知行加强了与杭州潘娜方面的联系，不断寻问那位顾放言科长有何最新动向。潘娜说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目前单位里的干部任命也没什么新的消息，她还曾经找顾的老婆套了套话，也没套出什么来，总之一切照旧。张知行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令她继续观察。 张知行也曾考虑过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比如先设法断了匿名电话的来路，完后再细细地给妻子做工作。他曾设想给顾放言写一封匿名信好好地规劝他一下，甚至严厉地恫吓他一番，总之信要写得巧妙，如果顾是作案人他一看就懂，如果此事与他无关他反正也看不明白，横竖自己不露痕迹——这封信后来所以没有寄出，是因为张知行判断顾放言的智商至少和自己不相上下，遇到这种强劲有力的对手，这样的小把戏是没多大作用的。 当妻子宣称接到第四个匿名电话时，张知行已经完全能够泰然处之了。 妻子又哭又闹，说这个电话所披露的内容又是她闻所未闻、又是骇她听闻的，她怨恨丈夫至今不肯对她说出全部实情，她希望丈夫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对方宣称今后还将不断地给她打电话披露信件，而且还将把全部的复印件一封一封地寄给她看——张知行！我从小就熟悉你的笔迹，我上小学时就接到过你的字条，如果我看到这样熟悉的笔迹竟是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我怎么能受得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话呀？ 张知行为什么要说话？他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妻子，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问题。他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可以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了。而一旦换上冷静的眼光，就会发现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张知行看着妻子，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在表演。 【十　三】 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张知行仍然无法弄清自己这突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莫非真是上帝的启示？而在当时，面对着不依不饶的妻子，他的确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他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他落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 首先，杭州那位顾放言科长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物的设计完全站不住脚——当然，现实中的顾科长本人可能存在，但他并不存在于这件事情当中，他根本与这件事情无关，他绝对不是作案人！ 只需要把自己放在顾放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切就都清楚了：倘若自己要和潘娜争夺一个副处长的职位，而自己又搞到了那些有损于潘娜名誉的材料，那么自己将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呢？毫无疑问，只能扩散给群众！至扩散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匿名信也好，小字报也好，假装无意中遗失在公共场合也好，随意泄露给某个爱传闲话者也好，总之办法多的是，而且都比往北京打长途来得简便快捷，何必非要舍近求远呢？ 就算顾放言第一次的选择是错误的，想通过张知行的妻子柯小玲来达到诋毁潘娜的目的，他又怎么有耐心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地慢慢打电话呢？又怎么有耐心一封信一封信地宣读而且把最重要的内容压到现在还不抛出呢？特别是他还宣称要把复印件一封一封地寄给柯小玲，这当然会给柯小玲本人造成很大痛苦，给张知行的家庭造成很大危害，但又能给顾放言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呢？距离他竞争副处长的初衷岂不是越来越远了吗？ 没有好处的事他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做呢？ 那么，假如张知行的家庭因此破裂，将给谁带来好处呢？ 有一个人：潘娜。 只有一个证据：她爱张知行。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她听说柯小玲已经发觉此事并且留下了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后，就编造出抽屉被撬、信件可能被同事翻看的谎言，完后再编造出一个什么顾科长来转移张知行的视线，接着她就可以每隔几天给柯小玲打个电话，一封一封地把信读给她听，反正那些信件都是她烂熟于胸的…… 但是，张知行仍然不相信是潘娜。 同样只有一个证据：她爱张知行。 她爱张知行，她不会这样伤害他。 她现在追求的只是爱情，还不是婚姻。 那么，张知行的大彻大悟究竟悟出了什么呢？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他忽略了一个人，一个过去始终被他认为是智商远远低于自己的人，一个在这次事情中表现出非凡才智的人——这就是他的妻子：柯小玲。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很久以前，在他返回北京的那个下午，柯小玲并没有真正发现潘娜的相片，她发现的不过是自己抄在《工作日记》上的那首爱情诗，她只是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丈夫在杭州经历了爱情，剩下的都是张知行自己主动交待的：相片、潘娜、单位、电话……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当柯小玲决定乘胜追击、搞清事情的全部真相时，自己恰好被潘娜抽屉被撬的巧合事件蒙住了双眼，轻而易举地举手投降了！柯小玲起初说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说有人给她打了电话，还提到了相片、信件或者其他——这恰恰说明她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因为自己沉不住气，才导致了后面的故事——所谓“匿名电话”云云，实在应该算是自己帮着柯小玲创造出来的杰作！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柯小玲开始的企图，只是想诱他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随着游戏的深入，他在她面前的狼狈不堪又使她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和心理的满足——越发使她欲罢不能了！只要她愿意，只要她高兴，她随时都可以自称接到了匿名电话，让他心惊胆战，让他无地自容，她则可以高高地坐在上面俯视着他，完全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张知行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妻子，浑身打了个冷战——女人，太可怕了！ 是的，她胜利了。 同时，她也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她侦破了爱情，她也就失去了爱情。 张知行很清楚：他们的日子到头了。 【十　四】 很久很久以后，已经到了秋天，张知行带女儿登上了香山。 女儿累了，娇嫩的脸蛋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嚷嚷着头晕，不舒服。张知行抱起她，安抚她，笑着指给她看满山的红叶。 张知行教她念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接着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他和一位杭州女孩初次相遇时的情景，想起了那件红颜色的短外套。 那是二月吗？也可能是三月吧？他想不起来了。 灭鼠记 【零　一】 鼠害不除，家无宁日，张三下决心在家里灭鼠。 张三在自家的老房子里从小长到大，从没见过老鼠的影子，这两天却不知怎的忽然闹了起来，而且越闹越紧。 先是在小厨房里偷吃了昨天的一盘剩馒头。老婆早上起来做早饭，说是张三夜里饿了当点心吃的，骂他“挺大个人，吃也没个吃相，东一口西一口的”……张三平白受了冤枉，躺在床上赌咒发誓。老婆把证据拿到床头，馒头上的牙印清晰可见，还有几颗耗子屎点缀其间。张三大叫：“这是耗子咬的呀！”老婆大惊，盘子摔得粉碎，馒头滚了一地。老婆是好人家女子，又比张三小着四五岁，平日未免娇惯些，这时竟不依起来，口口声声要搬回娘家去——“和你结婚那会儿，你也没说你们家有耗子呀！早知道这样儿，我倒要重新考虑考虑呢！”张三见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连忙打点精神劝慰老婆，说那不过是过路的耗子，偶尔饿了找口吃的，并不打算长住，更不会闯进屋里来云云。老婆将信将疑，擦干眼泪，委委屈屈地上班去了，早饭也没顾上吃。 当夜，老鼠就进了屋，里里外外发出各种声音。是时，张三正和老婆黑了灯在床上“幸福”（形容词用作动词）。张三正在得趣，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落到自己背上，毛乎乎软和和的也不知是什么，想要扑打，一看老婆娇喘吁吁的形势一片大好，决定管它娘，先把丈夫的责任尽完再说。刚要发动总攻，那东西却从自己的后背落到了老婆的前胸，老婆一声惨叫，险些昏死过去。张三气急败坏地开了灯下床来查看，四下踪影全无。有心上床继续“幸福”，老婆却抵死不干，非让他把那东西抓到不可。张三只好翻箱倒柜地折腾起来，扑打到半夜，连根耗子毛儿也没抓到，最后还是老婆心疼他明天要上班，饶他上了床，“幸福”的事儿也只得草草收兵了。 第二天，老鼠自己就现了真身。吃饭时，一只四五寸长的大耗子沿着墙根徐徐走过，慢悠悠地胜似闲庭信步。据张三事后说：那耗子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尖嘴猴腮，竟有着极肥硕、极体面的一副外表；皮毛也并不是黑的，而是浅灰得有些发蓝；不但并不凶狠，反而很有点儿温柔和顺的样子。这些自然都是后话，当时张三可是吃惊得动弹不得，老婆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好半天才扑进丈夫怀里大叫“救命”。 以后的几天里，老鼠真正做到了白天有影儿，夜里有声儿，最后居然钻进张三的鞋里做起窝来。张三早上起来穿鞋，急急忙忙刚伸进一只脚，就听“吱儿”的一声惨叫，一只拇指大的小老鼠飞也似的从鞋里跑了出来，一阵风消失在床底下，惊得张三出了一身冷汗。这事儿张三没敢声张，只是以后加了小心，每天早上都要把两只鞋细细地检查一番才敢穿上。对老婆的两只鞋他也一视同仁，唯恐老婆受了惊吓又闹着回娘家什么的。张三下决心灭鼠。 【零　二】 毛主席教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为了掌握灭鼠理论，张三从图书馆借来大量的有关书籍，每天一下班就躲在家里埋头攻读，有时还把重点段落记到一个小本本上，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老婆知道事关灭鼠大计，对他也格外照顾，饭菜烧得可口不说，还免去了他每天洗碗的任务。只是张三一心扑在灭鼠上，每天上了床还要埋头攻读一阵，并不像过去那样一上床就惦着“幸福”，老婆开头还乐得清闲，渐渐地竟有些打熬不住。好在老婆是明理人，看丈夫整天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样子，知道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即令勉强，终无意趣，只盼着灭鼠一举成功，天下赶快太平，自己也好恢复那幸福的生活。 张三经过学习，知道老鼠属于哺乳类动物，共有两千八百多个种类，好生了得。人类现在不过五十多亿，而老鼠早已超过了七十多亿，再不灭它们怎么得了——还反了它们了！ 张三对照检查，确认自家的老鼠属于“大家鼠”——身长五六寸，体重四五两，躯体粗大，尾毛稀少，鼻端圆钝，耳朵短厚，都和那天在厨房里发现的那只差不多。书上说大家鼠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危害最大，它行动快、听觉灵、能游泳、善掘洞，记忆力好、警惕性高、繁殖力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它，没人的地方也有它，人能吃的它就能吃，人不能吃的它也能吃——真他妈的不好对付！ 过了两天，张三越想越觉得这“大家鼠”实在难灭，自家的老鼠莫非属于“小家鼠”？小家鼠体型小，最大的不过两三寸，还爱随处做窝，那天自己鞋里藏的那只显属此类。小家鼠的本领比起大家鼠来差得远了，游泳掘洞均不擅长，不过这家伙奔跑迅速，善于攀登，机动灵活——也他妈不是省油的灯！ 老婆等了几日，迟迟不见张三动手，骂他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张三分辩道：“知己知彼嘛！灭鼠是大事，现在情况不清，敌情不明，怎么好随便下手？” 老婆开导他说：“你说老鼠有两千多种，现在咱家最多也就两种，不是大的，就是小的，还有什么不清的？不在屋里，就在屋外，要不就在厨房，还有什么不明的？俗话说‘打倒官僚，从大到小，铲除腐败，从里到外’——你甭管它是大是小，屋里屋外，一发灭了不就完了吗？再说小家鼠长大了不就是大家鼠吗？再不灭还成老家鼠呢！” 张三是学习过的人，知道大家鼠生下来就是大家鼠，小家鼠长大了仍是小家鼠，绝不能自己变来变去——本想把这动物学知识向老婆普及一下，想想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没经过学习，谅她也听不明白，万一引起新的冲突反为不美，算了，让她糊涂一辈子去吧！ 在老婆的不断催促下，张三终于准备动手了。 【零　三】 灭鼠的方法千头万绪，但经张三研究，认为大部分都不适合自家家情。 比如“天敌”灭鼠，最普通的就是用猫，左邻右舍都没有养猫，上哪儿找去？张三的同事家倒是有一只纯种的波斯猫，一听要借去灭鼠，主人马上把头摇得像宾努亲王一般，主妇的嘴噘得能拴住个驴，口口声声说我们家咪咪吃鱼只吃六块五一斤的带鱼中段，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耗子什么样儿，回头鼠没灭成再把猫吓死，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再说书上写得明白，无鼠户养猫可以防鼠，有鼠户养猫则很难驱鼠，自家无疑属于有鼠户，猫的作用恐怕也十分有限。至于别的“天敌”，确有好的，黄鼠狼一年捕鼠上千只，你说能干不能干？不过它既能捕鼠，想来比鼠更加机动灵活，张三连鼠都捕不到，还能捕到它吗？就算万一捕到，听说黄鼠狼最会放屁，弄到家来灭鼠，效果如何姑且不说，家里先搞得臭气熏天，还能住人吗？猫头鹰也是捕鼠能手，听说鸟市上就有出售，只是那玩意儿叫起来太不吉利，家里养个猫头鹰天天叫唤，成何体统？还有几种蛇类也是性喜食鼠的，如蝮蛇、赤练蛇之类，如果能抓一条养在家里，不仅能灭鼠，将来还有蛇肉吃，蛇胆拿来泡酒，蛇皮给老婆做钱包，四角俱全，一举八得，只是老婆娇气，老鼠都把她吓得半死，再弄出蛇来……如果晚上“幸福”的时候床上爬来一条蛇，冰凉滑腻，那恐怕就不仅是回娘家的问题了，趁早算了吧！ “病原微生物”灭鼠法张三也研究过了，让老鼠传染上肝炎、霍乱，断子绝孙，何等痛快！只是这“病原”不大好弄。张三在单位倒是常跑医务室的，和一帮小护士混得烂熟，传染病人用过的棉球纱布也可以讨来一些，那上面想必结结实实的都是“病原”，诱老鼠吃了，效果一定是好的。可是家里弄了一天一地的“病原”，万一把自己和老婆也传上了，今天肝炎，明天痢疾，出师未捷身先死，灭鼠大业岂不毁于一旦？再说“病原”中最厉害的就是鼠疫了，老鼠染上必死，人染上了也难活。古人云：“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说的就是鼠疫呀！听说当年欧洲鼠疫流行，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难怪如今不用搞计划生育。看来这“病原微生物”万万搞不得，出了差错不是好玩的。 至于以鼠灭鼠，张三连想都不去想它！抓个大公鼠回来，肛门里塞进一粒黄豆，用线缝死，放回窝去，公鼠被膨胀的黄豆憋着全身难受，暴跳如雷，见鼠就咬，一死一大片……好是好，哪儿抓大公鼠去？要能抓到，还用费这么大劲儿在这儿灭鼠吗？再说，就算凑巧抓到一只，谁知它是公是母？就算是只公的，把个大活耗子攥在手里，塞黄豆，缝肛门，谁有这个手艺？老婆的娘家二姨倒是外科医生，但人家能专门跑来帮你摆弄老鼠？拉倒吧！ 药物灭鼠张三也不赞成。鼠药虽多，光书上介绍的就有好几百种，但没有一种是原地毙命的，少则三五小时，多则一两个月，这期间中毒的老鼠满屋乱窜，最后死在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翻箱倒柜的你找去吧，不好不好。 电子灭鼠倒是新方法，也符合现代化的潮流，像什么超声波、电磁波之类，谅老鼠也不是对手。只是价钱昂贵，未免得不偿失，万一效果再不理想，一定要被老婆批评的，所以张三也决定暂且放弃。 挑来挑去，最后张三选中了“器械捕鼠法”。书上介绍的器械虽多，但大多构造复杂，非张三力所能及，所以他只选择了两种最简单的：一是大碗扣鼠法，一是抽屉压鼠法，当即就在家里实施起来。 【零　四】 张三把家里三个吃面的和一个喝汤的大碗都找了出来，又腾空了五个抽屉，里里外外布下了迷魂阵。碗和抽屉下面都有机关，连着诱饵，只要老鼠一动，扣将下来，没跑儿！诱饵都由老婆亲手制作，馒头拌香油，香喷喷，油汪汪，不愁老鼠不上钩。 苦苦等了两天，不知是老婆的手艺不对老鼠的胃口，还是张三家的老鼠比别处的格外精明，竟没有一只上钩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张三正在屋里洗脚，猛听得厨房一声巨响，连忙跑进去看，见老婆正在那里跳着脚乱骂。原来老婆去厨房烧水，不慎碰倒了支着抽屉的筷子，被抽屉重重地砸在脚面上，红肿起老高。老婆骂过抽屉又骂筷子，骂过筷子又骂张三，就是不骂自己不小心。张三连忙向她指出这一点，老婆大怒：七七八八布下这些迷魂阵，砸不到老鼠光砸人，还不快拆了它！张三想想恐怕这些器械也捕不到鼠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又讨了老婆的欢心，便连夜拆除起来，一边拆还一边骂：“看你们还砸人！看你们还砸人！”总算把老婆逗笑了。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张三认准了器械灭鼠的大方向并没有错，关键是自己的器械过于简易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于是他参照书上的草图，从家里找出木板，从单位顺来弹簧，几经周折，精工制作了两个平板捕鼠夹，用手指试了试，也还灵验。这次吸取教训，不再用老婆做的诱饵，只用新鲜的苹果片，想来老鼠天天吃香喝辣，换换口味也是高兴的。放夹子的位置也有选择，一个放在厨房的桌子下，一个放在屋里的大床下，就算老婆再不小心，也绝不会被她碰到的。 这次果然灵验，当夜就听到床下的夹子“啪”的一声，张三连忙翻身下床，只等抓活的了。找来手电往床下一照，张三不禁跌足长叹！原来这夹子百样都好，只是比例不大对头，夹起来时并没有打中老鼠的身子，只是夹住了它的尾巴，被它一点一点地往外挣脱——张三眼睁睁地看着它跑掉了！这只老鼠中等身材，张三看着它眼熟，估计就是早先在鞋里做窝的那只，半个月工夫竟长得这么大了！这时老婆还只在床上连问“夹着了吗”，一心等着张三报喜；张三哭丧着脸说明了情况，老婆气得大骂他昏庸无能，让他趁早把这倒霉的夹子丢开去，另想妥帖的办法来。 这以后张三又试验过其他几种器械灭鼠的方法，但都没有成功。有一次试验弹弓吊鼠法的时候，一不小心，一米来长的竹条还反弹在自己的大腿上，疼得张三嗷嗷乱叫。老婆在旁边说风凉话：“这回看你还怪谁？”张三想想，又不能怪自己手艺潮，又不能怪自己不小心，只好怪编书的人编得不明白，方法尺寸全没有介绍清，注意事项也没有交待好，害得自己出了事故。 【零　五】 最后，张三痛下决心：看来灭鼠工作光靠小打小闹是不行了，必须全面铺开——各种方法一起上！为了安全起见，他忍痛先把老婆送回娘家，独自一人孤军奋战，老子这回是破釜沉舟啦！ 他把家中所有的脸盆、大碗、抽屉全都找了出来，一一安置妥当。两只自制的鼠夹虽然效果差一点，夹不着也吓它一跳嘛，所以也被重新启用了。吊鼠的弹弓也修好了放在墙角，其他几种器械也都一一摆开，就连家里的两只水桶，也都装了半桶水，桶上糊了报纸，纸上拉开小口，只等老鼠误入水中淹死。 除此之外，张三还新添了捕鼠笼一只，是在自由市场买的旧货，据卖主说很好用，所以作为重点武器放在了厨房门口。 在药物灭鼠方面，张三也打破成见，找死耗子总比抓活耗子容易嘛！于是买来敌鼠钠盐和灭鼠灵两味好药，东一堆西一堆地撒下了。 张三还打听了电子捕鼠器的价格，不过二十四元一只，少抽条烟全有了，于是决定再不奏效就买它一只，来个灭鼠现代化。 这样紧锣密鼓地灭了一个星期，大大小小灭掉三只老鼠——两只小的是被毒死的，一只大的是误入鼠笼被自动关住的。因为没有看到那天逃脱的那只中的，张三还不大放心。晚上细心听，并没有老鼠的动静，加上又实在想老婆，便去丈母娘家接了老婆回来。他向老婆表功说：他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共消灭了十三只老鼠，已经都处理完了，只留下一只极大的供老婆观赏云云。 老婆回家一看，那只大老鼠正关在笼子里发呆，两眼无神，可怜巴巴的，比先前竟瘦了许多。因为张三曾说老婆做的诱饵不对老鼠的胃口，老婆就用馒头蘸了香油扔进去试它。一试它就吃了，吃完还用两只前爪擦擦嘴巴，样子怪好玩儿的。 从此，这只大老鼠就被张三家养了起来。有一次街道干部检查卫生发现了，问他家为什么要养老鼠，张三说这是“科研用鼠”，而他本人正是一位业余的灭鼠专家。查卫生的人当中正好有一位街道“灭鼠办”的副主任，和张三攀谈一阵，果然头头是道，于是赞扬他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灭鼠能手”。 张三为此得意了好多天，张三的老婆也觉得很光彩。 虎口遐想 “妈呀——” “哎哟——” 一声惨叫，一阵惊呼，我，我折下来啦！狗吃屎，嘴啃泥，大马趴，倒栽葱，借个词说吧，怎么估计也不过高，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整个儿一个惨！ 不高，才五米二。也不疼，正好折在烂泥塘里。可这是什么地方？动物园狮虎山！老虎在这儿关着，在这儿转悠，在这儿洗澡打滚儿晒太阳，这，这是人待的地方吗？……哎哟我的妈呀，不远三米正蹲着个大活老虎，黑一道儿，黄一道儿，红口白牙的，正眯着眼睛朝我这儿瞅哪！ 完了！全玩儿完了！我今儿算是喂了老虎啦！一米六五，百十多斤，我算是给动物园省下啦！ 招谁惹谁了！小工人，休礼拜，大热天儿的没地方去，动物园里遛个弯儿，狮虎山前解解闷儿，我这儿伸着脖子正逗老虎哪，后边儿人一拥，把我给挤下来了！这，这上哪儿说理去？ 瞧摔得这身泥！头也崴了，脖子也扭了，鞋也掉了，表也砸了，三米外还蹲着个大老虎，血盆虎口，虎视眈眈啊！ 完了，我这一辈子算是交待在这儿啦！ 断头今日意如何？革命何曾怕断头！ 革命先烈英勇就义，老山战士奋勇杀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孙悟空大战二郎神，咱年轻一代也得是好样儿的！共青团员，视死如归！工人阶级，所向无敌！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盖叫天的《武松打虎》再好那是戏，今儿哥们儿来个实打实的，也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慢着！如今时兴法制教育，连中央领导都听法制课哪，咱在厂子里头也没少跟着学习。说是有个什么《动物保护法》，老虎就受保护，谁打死它谁犯法，有理没理的先关进去判二年再说……合着它吃我白吃，我打它犯法，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拼！今儿拼了！打死它，我顶多落个失足青年，再来个主动自首，知罪悔罪，坦白从宽，估计也没多大罪过……好死不如赖活着，就算吊销户口发配新疆也认啦！再说也不至于，法律总是人定的，说到哪儿去，它也不能向着老虎啊！ 就是这腿不争气，站不起来哇！ “可了不得！可了不得啦！” “快救人！快救人啊！” “砖头！砖头！一人一块砖头！” “哥们儿，挺住！” “拐棍儿！老头儿，快把您的拐棍扔下去，打虎总得有个家伙呀！” “大伙儿全往下跳，把老虎吓回去！” “水果刀要吗？我有水果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水果刀不管事儿，对面儿卖西瓜的——快把西瓜刀拿来——” “扔盒烟！快给扔盒烟下去！让小伙子抽口提提精神，回头好打虎啊！” “共产党员跟我来！” “小伙子，你，你要留下什么话吗？” “刀，顺墙扔，别伤着人！” “叔叔，我有木头枪！” 瞧这份儿乱！看来什么事儿没有领导还是不成，哪怕你们成立个虎口救人临时小组哪，没人当组长，你们选我呀！光知道给我扔烟，我这会儿有心思抽吗？拐棍、水果刀扔了一地，干吗呀，让我指这玩意儿打老虎呀？这老虎蹲这儿懒洋洋的，回头我再把它那点儿精神劲儿给逗上来，全完！再一说，打虎，我倒有这份儿心，我，我也得有这份儿力呀！ 人的命，天注定。算命的说我二十三岁有场大难，前天过完生日我还寻思躲过去啦，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人家八成是按阴历给算的，阴错阳差，就应在今儿啦！唉！今儿要不出门儿就好啦！怪就怪咱这个头儿，一米六五，三级残废，二十三了还找不着对象……要不然，星期天她能让你闲得出来瞎逛？小孟子回回休礼拜都得上丈母娘家干活儿去，刷锅洗碗，登梯爬高，自打他和那女的对上象，他丈母娘家就不雇保姆啦！当然咱也不能找那样儿的，找对象嘛，都是为了幸福，谁也不为受罪。星期天，俩人关起门来说点子悄悄话儿，要不出去看场电影吃顿西餐什么的，任怎么的也没有生命危险呀。就是逛公园，也没听说搞对象逛动物园的，腥臊恶臭，多影响情绪啊！ 这老太太真损，问我想留下什么话……我还留什么话呢？家里，这么大一个活儿子，你说是因公牺牲，你说是因病死亡，就算是意外事故，汽车轧死，大火烧死，也都还说得过去——如今可好，生叫老虎给吃了，这不让街坊邻居笑掉大牙吗？得啦，爹妈多保重，弟妹别伤心吧……就可怜我姥姥，把我拉扯这么大了不容易，一旦让老虎给叼了去，可真够她老人家难过的，她怕是也活不长了。 厂子里呢？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我星期天出去玩儿，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这，这像话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我已然死了，还犯得上做检查吗？有什么要求呢？抚恤金，给多给少国家有规定，我这又不够“工伤”，顶多算是“自然死亡”，争那个没意思。追认党员？平日里事迹也不突出，再说又不是好死的，就别给领导添麻烦啦！过两天就民主选举了，车间主任那个老杂毛，我死了，可少了一张反对票，老小子准乐得蹦高！说不定，还猫哭耗子假慈悲地“承担责任”哪：都怪我平时教育不够，要求不严……车间里的几个哥们儿，小孟子，小明子，倒该留下几句话：继承我的遗志，和老杂毛斗到底！活着干，死了算！别学我，赶明儿没事少出门，千万别逛动物园！ 唉，追悼会的事儿我就不操心啦，依我说开不开的两可，关键是悼词没法儿写呀，“学习努力，工作认真，尊师爱徒，团结互助，不幸于某年某月被老虎叼走……” “哥们儿！挺住！”谁喊的？有本事你下来挺一个我看看？真是骑驴的不知道赶脚儿的苦，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我倒想挺住呢，这肝儿也颤，手也抖，腿也软，脚也飘，浑身上下不跟劲呀……大伙儿全跳下来？那敢情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打虎胜利有希望——再一说，就算你们让老虎吃了，也是奋不顾身，舍己救人，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是千古留名的事啊！将来，追认个党员宣传个事迹什么的，就不用提有多么光彩啦！就算上不了《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上也得给您来一条儿，大相片儿配个大黑框，家属看着心里也高兴——永垂史册啦！不像我，喂了老虎，也是无谓牺牲，轻于鸿毛，倒也兴许能在晚报上露露脸，“一青工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请游人注意安全”——合着我是反面教员！ 跳哇！怎么没人跳啊！ “别扔砖头啊！把老虎惹急了可了不得！” “先文后武，文攻武卫！” “喊！喊！大伙儿一块儿喊！把老虎吓回去！” “谁带肉了？扔肉，往里扔肉，别让老虎吃人啊！” “我喊一二三，大伙儿喊，喊打老虎……” “这老虎真老实，八成不饿哪……” “小伙子，沉住气，千万别动，老虎不吃死人！” “一二三！” “打老虎！” “一——二——三！” “打——老——虎！” 也是，这老虎怎么没动静啊？光在那儿蹲着，眯着眼睛跟个大老猫似的。都说老虎脑门顶上有个“王”字儿，平日里隔得远，也看不真着，今天机会难得，我细瞧瞧，死也死个明白……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废话！老虎能不吃人吗？它不吃人，我不就活下来了吗？ 活着就比死了强，我要能过了这关，我，我一定得好好活着！干“四化”？“八化”我也干呀！哪儿脏哪儿累我奔哪儿去，就跟人家争取入党的一样！老杂毛虽说不地道，好赖也是一级领导，我可再不敢顶撞他啦，他说东我不说西，他说萝卜我不说鸡，他说是灯我就添油，他说是庙我就磕头，这还不成吗？在家里我也孝顺父母，爱护弟妹，文明礼貌，五讲四美……每月开了工资，先打俩点心匣子给我姥姥送去，剩下的一分不留，全交我妈……我，我还要补习文化，学外语，我还要写诗，当一个诗人……上帝保佑！ 慢着，如今思想解放兴过了头，十七八的姑娘也戴起了十字架，来不来的就“阿门”两声——这么些人求上帝，他老人家又那么大岁数了，忙得过来吗？像我这半傻不俏、是人就不待见的主儿，他怕是连正眼也不瞧我一瞧——谁不喜欢漂亮姑娘呀！上帝，也就等于咱中国的玉皇大帝吧！他媳妇不是王母娘娘吗？电视剧《西游记》我看过两遍，那王母娘娘倒是有年纪了，可玉皇大帝还显得挺年轻的，他心里就没有点儿别的想法？放着那么些漂亮姑娘，他能有心思保佑我啊——回见吧！ 要不，咱改求菩萨吧……不对，不对，我姥姥就信佛教，佛经里的故事没少给我念叨，舍身饲虎什么的——我不正应了这段儿吗？ 咱老求人外国人干吗？上帝，不是英国的就是美国的。菩萨是哪儿的人？听说是印度的。那地方毒气外露，一家伙死了好几千人，听说前两年连总理都让人给杀了，瞧瞧，他连自个儿国里的事儿还保佑不好呢，还有心思管别的国吗？ 咱们中国也有神啊！白云观的老道，赵公元帅，张天师，都是中国的神。有一出老戏嘛，“赵公明把黑虎跨，全真道人骑梅花……”黑虎他都能降住，眼前这黄虎就更不在话下啦！得啦，咱就求这中国的神吧！ 保佑，保佑，整鸡整鸭，全猪全羊，到时候亏不了您哪！ “管理员呢？找管理员啊！” “消防队！打电话给消防队！人家有高压水枪，一打老虎准回去！” “公安局！叫警察来！” “消防队有云梯，把人救上来不结啦！是119，不是09啦！” “打一枪麻醉针就管事儿！西双版纳逮大象就这么逮的……” “急救站！给急救站打个电话！” “武警总队！” “园林局！动物园归园林局管！” “一二三——打老虎！” 打电话？找人？现在有那工夫吗？找那么些人来干吗？来向遗体告别呀？怪事儿，怎么没人想起给电视台打个电话啊？这要来个老虎吃人的实况录像，绝了！世界各国都得争相购买，我死了死了还给国家创下外汇了，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儿贡献吧！ 可不，这管理员上哪儿去了？老虎归他管理，他得拿个主意啊！听说国家有规定，凡属枪支弹药危险品，都得有专人保管，出了事儿就朝你说——我们厂里民兵训练使的那几杆破枪，撞八下都顶不着火的玩意儿，也有一副书记负责，保卫科长整天当个事儿似的“保管”着哪……哦，这老虎，吃人的主儿，没个专人成吗？有专人，有专人这会儿你干吗去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休礼拜？不能够。你休礼拜老虎不休礼拜呀！小子不定猫到哪儿“敲三家儿”去啦！好啊，你小子看得好老虎！这眼见要生吞活人，你倒躲清静去了！ 怪了，这老虎怎么一动不动呢？老虎不吃人？狗都改不了吃屎，虎能改得了吃人？好像什么杂志上登过一回，说是为了保持动物园老虎的野性，光喂肉不成，隔三岔五的还得扔进俩活鸡活兔什么的，训练它们捕捉活食——好，好，练好了本领好吃人！还说每逢星期天还得饿上它一天，保持野兽的凶猛……坏啦，今天就是星期天，老虎正饿着哪，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上哪儿说理去！老虎嘛，已然进了动物园，就归观赏动物，还保持得那家子“野性”？想看野的，您上西双版纳呀！再一说，老虎也是国家财产，凭什么一星期饿它一天？哦，省下饲料钱你们动物园惦着多发奖金哪，门儿也没有哇！老虎饿坏了算谁的？老虎饿了，它，它能不吃人吗？ 吃人？没那么便宜！老子大小也是条性命，就这么活活让老虎吃了，说得过去吗？人命关天，你们动物园得负责任！——深刻检查，下不为例？那这回呢？我这回就算了？——扣发当事人全月奖金？不行，没那么便宜！——让我说啊，出了这么大事故，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开除！我这身后之事，你们动物园得包啦！八宝山小礼堂，一屋子花圈给我摆满了算！我姥姥要急得瘫在炕上，你们得好吃好喝地养活她！她老人家笃信佛教，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六十四个老和尚念经超度，一个也不能少！我们那厂子是亏损企业，书记想钱都想红了眼啦，要听说我这业务骨干活活让你们的老虎给吃了——等着吧，不敲你们个三万两万的，不算完！ 管理员呢？管理员怎么还不来啊？ “一二三——打老虎！” “别打啦，救人要紧！” “绳子！快找绳子来！” “解皮带！大伙儿全把皮带解下来！” “接上，接上，多拧几股！” “姑娘，别害羞啦，救人要紧啊！” “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您还别说，现在这社会风气还真有好转，“五讲四美蔚然成风”，一说要绳子，大伙儿全解裤腰带，大热天的，一个个提溜着裤子跟这儿奋勇救人……哎哟，这姑娘把自个儿系裙子的带子也解下来啦！瞧人家姑娘怎么长的，就像什么书上说的，滑若凝脂，柔若无骨，那叫一个楚楚动人！瞧她挤在人堆里，一双黑眼睛还直往我这儿瞅哪——废话！谁让你小子折下来了，不瞅你还瞅谁啊？要不说你小子不地道哪，人家大姑娘为了救你连裤腰带都解下来了，你还转悠坏主意……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全怨我，死了死了连个媳妇都没说上，我能闭得上眼吗？活这么大了，连个后代都没留下，我这人生一世算是干什么来了？这且不言，子女的事儿咱先不去管他，可我活着的时候，连“那事儿”都没有过，这不白活吗？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不动口二不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还不成吗？我一个快死的人了，还较什么真儿啊！ 不！不能这么死！为了生命，为了爱情。尤其当着姑娘，咱得给人留下好印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跃红日，手下舞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心一横，我，我站起来啦！ 哟，这绳子盖啦！三十多根儿皮带拧的，够结实！漂亮姑娘那裙带在最下头，我一眼就给认出来啦！回头往上拽的时候咱得留神，可别给人家弄坏了，这是人家姑娘的贴身之物嘛。 舍命不舍财。老头儿的拐棍，卖西瓜的刀，小孩儿的木头枪，拾掇拾掇，全给带上去，一样儿也不能给老虎留下！ 拽住绳子，上！上！ 一米，二米，三米……妈呀！我上来啦！ 虎口余生啊！ 怀旧 【零　一】 我的一生都笼罩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情绪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窗外的阳光洒在一张棕色的三屉桌上。外婆一边在桌上包包子，一边给我讲故事。 “早先啊……”她说。外婆是河北保定人，因为长期在北京和重庆生活，口音怪怪的。她不说“从前”，也不说“过去”，总爱说“早先”。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早先有一个国王，早先有一座村庄，早先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狼，等等。“早先啊……”她说。我本来是听惯了她说“早先”的，可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情绪。让我想起了早晨、先前、红枣和仙女什么的。让我心旷神怡。让我怅然若失。山高路远。山回路转。山高水长。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如雨如烟。当然，没有人会去理会一个四岁男孩的情绪。外婆照旧讲她的故事。我也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把自己的情绪扔到了一边。但这情绪却从此不肯离开我，笼罩着我，缠绕着我，随我成长，伴我左右，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 我后来才知道这情绪就叫“怀旧”。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何“旧”可“怀”？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记事儿，拢共也没几年嘛。后来等我上了小学，才开始真正“怀旧”起幼儿园来。再后来又“怀旧”小学，“怀旧”中学，“怀旧”大学。一位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的小姐姐嘲笑我说：“你这厮好像总在回忆往事嘛！”这位小姐姐自打十岁那年读过《水浒》之后，从此就按照宋朝江湖好汉的路子说话了，有一次她同我下象棋，一边抽我的车还一边念念有词：“不杀匪车不足以平民愤——” 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怀旧的情绪依然笼罩着我。她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常常不请自来地拜访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于是有一个时期我很想去写历史剧，或者干脆去做历史学家。我甚至已经为研究历史做了一些准备，但刚要入门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实在太难了。 【零　二】 我觉得历史简直就像一座迷宫，你愈研究它便愈糊涂。 人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本人亲身亲历，二是旁人所见所闻，三是后人引申发挥——依我看都不大靠得住。思想家鲁迅曾举例说：若是武则天当政，谁敢说“男尊女卑”？ ——可见过去的历史也要为后来的服务。 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人们一边创造着当今的历史，一边也在丰富和延长着以往的历史，比如大禹治水，其实哪里有什么大禹？关于他的全部记载都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历史充满了后人的想象。 那么，后人说的靠不住，当时的人呢？ 比如历代的史官，他的职责就是实录历史，我国又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想来该是比较可靠的吧？然而我还是有些信他不过。先哲有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他若不是表现好，若不是政治可靠，若不是和统治者一心一德，天底下那么些人，怎么偏偏他就吃上了皇粮、当上了史官？俗话说，吃谁向谁，他每月拿着皇帝家的工资，又怎能不向着皇帝家说话呢？ 我曾翻阅过一份北平沦陷时期的日伪官方报纸，一版的大标题是《平市昨日第三次全城大搜查》，小标题是《北平全体市民一致称颂我军警宪特的果敢行动》，还配发有一张压题相片，相片上的日伪军警刚刚搜查过一家店铺，正在帮助店主把货品码放整齐，那店主也满脸堆笑，连连挥手，似乎是欢迎他们没事儿常来的意思——须知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这历史如何靠得住？ 我还翻阅过一张1947年3月的《中央日报》，对当时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报道是这样的： 陕省我军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国旗飘扬，延安军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爷高兴地说：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着胡司令长官宗南先生的手说：俺等了你们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爷大娘即或不是记者捏造，大约也只能代表个别被减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们的意见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么野史吧？ 也许是“二律背反”罢，野史虽然相对自由一些，不过囿于作者的学识经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难免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记载他把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了一横改作“传位于四子”，我从上中学起就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原来清代的诏书都要用满文的，可见这野史的作者竟连诏书的模样都没见过。再如光绪之死，怎么就那么凑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于是民间众说纷纭，都猜是老佛爷给他下了毒——好在大内中的脉案、药方至今尚存，据现在的医学家们的研究，他的确还是死于结核病的，外人的话哪里靠得住？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 时过境迁。不仅在史实时，甚至在语言上，也颇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从报纸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便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她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难兄难弟”在古代也是难得的赞语，说是兄弟两个都很难得。 不要说古文，就是现代的白话文，如果年代稍远，在人们的理解上也会出现隔膜。有一次我偶尔翻阅北洋史料，读到孙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电报，略谓他与段曾有一面之交，“伟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当时十分惊讶：中国的“国父”竟称“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为“伟人”？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知道当时所谓的“伟人”与现在的含意并不一样：现在的“伟人”几乎特指“伟大领袖”，后来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 罢了罢了，后人的引申发挥靠不住，旁人的所见所闻靠不住，就是本人的亲身亲历，也还要打上许多的折扣——那这历史还怎么研究呢？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剧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还当我的“喜剧作家”。 【零　三】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写喜剧一直写到凌晨，接着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脸、洗澡、更衣，穿插着烧水沏茶和整理房间，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条理不成作家。 一小时后，我穿着浴衣，捧着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舒适地坐到沙发上——接下来我按惯例打开睡前关闭的寻呼机，查看在我睡眠期间是否有人呼我。 寻呼信息只有一条，却让我吃了一惊： 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病逝于华东医院通知在京亲友速来上海 姑妈 我六岁半时曾被送往上海，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了两年，一年上幼儿园大班，一年上小学一年级。多年以后，当我回首童年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六岁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时是一种苍白的颜色，八岁半以后由上海返回北京时则变为一种血红的颜色，只有在上海的那两年，交织着许多许多灿烂明媚的颜色，这些颜色融到一起，飘然而来，随风而散，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湿润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气息，和一种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写的“通俗喜剧”中，一般像我这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这样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蒙蒙细雨中徘徊一阵，或者猛然打开窗户让窗外的凉风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应该在屋里来回走两圈儿才说得过去——而我现在却依然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唇边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想起年初，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著名老作家先我们而去，有人撰文悼念说是“惊悉”，我当时十分地不以为然：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怎么就“惊”着您啦？一个活了一百岁的人死了有什么好“惊”的？她要老不死才让人“惊”呢……如今我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也随她而去，可见这些神灵是有的不是？我现在要说我是“惊悉”吧也有点儿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不如就照老北京的风俗，也别悲痛了，就自欺欺人地说是“老喜丧”吧。 这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许多许多的颜色，是变幻多姿的颜色，是飘忽不定的颜色，如诗如画，如雨如烟，似有似无，时浓时淡……许多琐碎的、不连贯的童年往事一起涌向眼前，我几乎要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转圈儿了——转念一想，既然是“老喜丧”还有什么好悲痛的，就在沙发上踏实坐着吧。 我想起刚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保姆送我上学前，我总要想出各种理由走进爷爷奶奶的卧室，或拿铅笔，或找橡皮，或者忘带了课本，奶奶被我吵醒后总会迷迷糊糊地问我一句：“梁左，你要上学去啦？”我便心满意足地答应一声，这才肯去上学——多年以后，我看到一篇回忆鲁迅童年的文章，说他小时候每当经过祖母的房门时总要假装跌倒，祖母便大叫“阿宝当心衣服不要弄脏”，他便心满意足地走了——我想小孩子的心大概都是相通的吧？ 我想起奶奶当年每天下班后都会给我带回一样好吃的，或糖果，或点心，或者是橄榄蜜橘之类，永远不会重复，对这份礼物的期待和猜测便成为我从下午到傍晚一个人在房间里做作业时的精神支柱。 有一天，奶奶下班后从皮包里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她笑着说：“梁左，我今天实在想不出给你买什么来吃了，你牛肉干肯吃的吧？”奶奶的笑容很像一个做了没把握的事情等着大人来评判的小姑娘…… 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乳名爱称之类，奶奶就叫我“梁左”，一直到大。我不记得在上海的两年中奶奶曾抱过我、亲过我，也不记得奶奶曾训过我、骂过我，她就永远是那样和颜悦色的，那样从容镇静的，那样不悲不喜的——奶奶不到二十岁就做了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明朗的校园生活，严酷的对敌斗争，在她身上竟达到如此和谐如此完美的统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的那个暑假，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奶奶果断地决定让我——一个刚刚八岁半的男孩儿——一个人乘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奶奶的笑容中带着一丝惊恐和忧虑，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间…… 这时，我又产生了一种站起来在屋里转两圈的冲动，我点燃一支香烟，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心里暗笑——可见说了别人坏话的人总归要遭报应的！假如我当初不是那么不厚道地嘲笑别人因为老作家之死而表现出来的悲痛，那么如今从小把我带大的我自家的老祖母死了，我别说在没人的地方转两圈儿，我就是跑到人多的地方哭两声，又有什么不应该的？你们谁还能说我什么？ 镇定了一下情绪，我开始考虑对策：姑妈让我通知“在京亲友”，而所谓“在京亲友”其实也只有我们一家，其余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估计全部赶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葬礼最快也要拖到那个时候才能举行，所以我完全不必“速来上海”，三天以后再动身谅也不迟。 主意打定，我随手翻开记事本，一边在三天后的日程中记上了“赴上海奔丧”，一边查看自己这两天的日程安排。看着看着，我忽然发现，不光今天，未来几天的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安排得很满，但都很乏味—— 今天晚上是两场饭局，一是一家小报的总编，一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前者是想约我为一位刚刚走红的女影星写一篇捧场文章，后者是想商谈拍摄产品广告事宜，都是我不感兴趣而又不得不去应酬的——我原计划先赴总编的约，提前退席后再赴老板的约，估计饭后老板还会安排歌厅桑拿之类的活动，这样我将很轻松也很无聊地混过一个夜晚； 明天下午要和深圳一家什么娱乐公司的总裁商谈一个合作项目，由他们摄制发行、由我策划编剧一部百集的轻喜剧，我对这次合作压根儿不抱什么希望，我觉得那位总裁完全像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哪里配搞艺术？ ——晚上是一位朋友的生日聚会，饭后肯定又是牌局，无论是麻将牌还是北京最后流行的“锄大D”，都曾使我短暂地着迷过一阵儿，但我现在早就都没有兴趣了； 后天晚上是一次中学同学们的小型聚会，为着欢迎一位回国探亲的女同学——我当年对这位女同学倒是很有几分好感，私下里也常偷着叫“姐姐”的，二十多年不见，算来她现在也是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妇人了，岁月无情，不聚了也罢？况且我现在在中学同学中算是混得不错的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除非我插科打诨、赔笑服软、掏钱买单才能找回这种平衡——你们平衡了那我怎么办？我是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中还有一位女演员的婚礼，一座饭店的开业，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还有一位长期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老领导想约我去谈谈当前的影视创作问题——我大学刚毕业时就是分配在他手底下工作的，据说老领导参加革命前也是酷爱文学，现在离了休，想必天天在家靠电视打发日子，难怪能发现什么“影视创作问题”呢！ 我合上记事本，突然感到一阵厌倦和迷惘。 难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寻呼机。寻呼机静静的。朋友们大都知道我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所以通常要到下午甚至晚上才会有人呼我。现在只有姑妈留下的那条信息孤零零地显示在那里：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突然病逝……奶奶突然病逝……奶奶病逝…… 不用再犹豫了！我果断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我在那里挂名为“总监”的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通知司机立刻开车过来，送我去飞机场。 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感到一阵轻松。我于是开始整理行装，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工作——我有一张根据多年出差的经验反复修订过的“出差必备物品一览表”，只要按照表中的要求，把所列的物品一样一样地放进密码箱中就可以了。 收拾好行装，我看看还有几分钟时间，于是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房间，把办公桌上的物品码放整齐，把喝剩的茶水倒掉，把杯子洗干净——我希望远行归来后一进门就有一个清洁的环境来迎接自己。最后，我检查过煤气水电，关好门窗，穿一件银灰色的夹大衣，提着密码箱飘然走下楼去——正像我估计的那样，我下楼后不到一分钟，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在去机场的路上和起飞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用手机一连打了二十几个电话，首先以“奔丧”为理由取消了一周内的所有约会；接着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和自己的行踪通知了“在京亲友”即我的父母弟妹们；再下面的电话就都是打给上海的了：请上海电影厂的朋友派车来接站并帮忙代购一个花篮，请上海电视台的朋友帮助联系一家三星级以上的宾馆并最好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折扣，告诉姑妈自己当晚就到，通知上海的几位要好朋友自己将在上海滞留四五天，排出见面、吃饭、聊天、娱乐的时间表…… 赶到首都机场的时间是五点多一点儿，我到售票处查询了一下，最近的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是国航六点整的，还有一班是东方航空公司六点二十分的，但后者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我于是略加考虑，选择了后者。 我故意延误到五点四十五分才去办理登机手续，因为飞机起飞前半小时停止办理登机，这样我就肯定是机舱内最后一两排座位上的最后一两位乘客了。只要飞机不满员，我旁边的座位多半会空着，这样我就会坐得十分舒适——另外据我研究世界历次空难事故得出的结论，一旦飞机失事，坐在中部的旅客死亡率最高，前面和后面的旅客逃生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但前面是头等舱，票价几乎要贵一倍，所以坐在后面是最合算的，况且假如旁边的座位又空着，其舒适的程度比头等仓也差不到哪儿去，何乐而不为呢？ 直到飞机起飞后，我才算彻底踏实下来，拿出两本在候机室买来的软性杂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后来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几乎在睡着前的最后一秒钟，我按动了扶手旁的“请勿打扰”灯，这样乘务员小姐在送饮料和点心时就会绕过我，使我可以一直睡到飞机降落。 【零　四】 料理完奶奶的丧事从上海归来后，我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怀旧”情绪之中。而且这位老朋友这一次的来势十分凶猛，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来一两次，来了就不肯轻易离去。我被她折腾得不仅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也无法正常生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一觉睡醒，她又毫无先兆地来了。 似有似无，忽隐忽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这时我已经快到四十岁了，人生的历程也算走完了一半儿，若真要“怀旧”可有得怀呢，不比四岁的时候，一混就混过去了。而且我写的是喜剧，也不比那些写历史剧的，正好借着“怀旧”的情绪信马由缰。于是我只好向这位老朋友疏通：你今天来得不是时候，你今天来得毫无理由。我昨晚睡得很好，我连梦都没有做。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根本没必要怀旧。而且我很忙，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走吧，改日再来，恕不远送—— 我以为她同往常一样，只是临时性的拜访，于是起床后便自顾自地坐到电脑旁边，准备开始一天的写作——可是很奇怪，脑子里一点儿灵感都没有，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往事。我知道我的老朋友还没有走，她依然笼罩着我。她今天好像更为执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 我开始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我想象我站在蓝天白云之下，高山大海之间。登高一呼山和水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树大全凭根深，枝繁自然叶茂。一了方能百了，一通才会百通。心不再寂寞，人不再忧伤。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过尽千帆皆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终于，我失败了。她战胜了我。她使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过去的、琐碎的、不连贯的往事。她使我无法正常写作。她甚至使我无法一个人呆在家里。我翻开通讯录，开始给一些熟悉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星期天在做什么，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我请客，您说去哪儿咱去哪儿——没有响应。星期天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尽享天伦之乐，谁稀罕去蹭你一顿饭？ 一小时后，我独自出现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中。我别无选择，怀旧嘛，不去旧货市场还去哪儿呢？ 这个市场据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旧货集散地。举头望去，比四个足球场还要大的售货棚里摆满了各种旧货，从旧字画、旧家具、旧瓷器直到吴钩越戟、秦砖汉瓦，甚至当年小脚女人穿的绣花鞋，简直应有尽有。我原先一直怀疑这么些旧货怎么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当年“破四旧”的时候它们挨哪儿藏着来的？逛得次数多了，才知道所谓“旧货”其实大多是“新货”，不仅有仿古的，还有仿洪宪的，仿康德的，仿民国的，甚至连“文革”都有仿的——市场经济嘛，还能拦得住人家造假？偏偏在旧货市场里还不许说这“假”字，你要敢说“假”他敢跟你急：我这青花碗怎么就是假的？它是碗不是碗？能使不能使？所以只好以“新旧”来代替“真假”： “您这红木条案是新活儿还是老活儿？” “您看新就新，您看老就老。” “我看着可像新活儿——” “没有您不圣明的，昨儿刚请木匠打出来的——”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出售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旧相片呀，旧报纸呀，旧书旧笔记本呀，堆了一天一地。这倒绝不是假的，一看就是从收购的废品中挑拣出来的。我走过去，信手拿起其中的一个硬皮本儿来翻了翻，原来是一本破旧发黄的纪念册。时间是1946年，主人是北平小学的一个女学生，上面记着她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写给她的赠言。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了。那时的北平还有城墙。那时的街上还跑着人力车。那时活着的人现在大多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人那时大多还没有出生—— 老农索价十元，我没有还价，立刻买下了这本纪念册。心情也变得快乐起来——五十多年啊！就算一年一块钱的保管费，也值五十多块呀！倘若一年算十块钱的保管费，就值五百多块啊！我才花十块就买下了——是不是他们淘换古董的管这就叫“捡漏”呀？我于是也无意再逛市场，一心回家去研究纪念册，倒要看看五十年前的小学生们都写些什么。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觉得自己的快乐有点儿不健康：这好像不仅是“怀旧”的快乐，也不仅是捡了便宜的快乐，是不是还掺杂着一点儿偷窥别人隐私的快乐啊？而且还是女孩儿的隐私——尽管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女孩儿。 【零　五】 这个女孩叫淑英。 她念书的学校叫北方小学。 她毕业的时间是1946年夏天。 纪念册上的毕业赠言是她的同学们一张张写在活页纸上，完后再由她装订成册的。我翻了翻，敢情那年头的小学生们说出话来跟现在不大一样，可能是因为他们上学比现在晚，年龄比现在大，一个个都有点儿老气横秋的： 淑英同学留念 一技之长　终生事业 静贞　1946.5.28 以伟大之思想　养伟大之精神 淑英同学存念 生安　五.二十八 淑英学友惠念 志量如海水盛　文章似涌泉丰 世桂　涂于北方 淑英同学留念 慎勿言人之短　切勿矜己之长 同学　吴宏　书于古都 淑英留念 进步是青年的本分　努力是青年的职责 淑芳赠　1946.5.29 如此等等，都不是我们如今的小学生能写出来的。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一位男同学留下的，那思想那语言，别说小学生了，我估计连现在的中学生也写不出来。细细研究，这位男同学好像还话里有话—— 淑英！要知道，退缩、畏惧、偷安、苟逸是恶势力的毒菌！我们应该消灭它们！假如你为了贪恋一时的快乐而停止了奋斗，那么，不单无益于你自己，同时也使那些毒菌更加多了起来！淑英！记住吧！你的青春是可贵的，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应该再把它们随意摧残了！只要你意志坚强，终有一天你会跳出了这苦闷的漩涡，而踏上了幸福之途！淑英，珍重吧！ 淑英毕业留念 学兄　王义　胡抹于故都北小 我推测这位“学兄”的这番话总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这位“学妹”是如何“贪恋一时的快乐”，又是如何在“苦闷的漩涡”中“随意摧残”着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呢？那年头又不兴早恋，想来是她的父母早早地为她订下婚事，她因此而打算辍学了吧？至于这位学兄的劝告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暗恋学妹，这大概只能成为千古之谜了。 不知为什么，我猜想这位淑英的家庭是一户做生意的殷实人家，她爸爸就和老舍《茶馆》里的那位老掌柜王利发差不多，她妈妈自然是内掌柜，她是家里最大的女孩儿，她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大了才去念的小学，到毕业时已经有十六七岁了。 她一定是个高高大大的，朴实宽厚的，健康活泼的女孩儿。她的其他科目学习成绩一般，唯有体育一科非常优秀。 她的身体一定被操场上的阳光晒得黑红黑红的，她的脸上一定经常是汗涔涔的，她的呼吸一定总带着那种晨练之后的少女的温润的气息——这倒不全是我的推测，她的好几位同学在临别赠言中都提到她在体育方面的特长： 淑英学友 发挥体育天资　争取真正第一 愚友　锡芬赠　1946.5.27 淑英吾友 用你那刚健之身来提倡未来的女子体育！ 涂于故都北平天一　一九四六.五.二七 淑英学姐 你的体育非常好，希望你加倍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体育家！ 文丽　胡抹于古城北平 淑英同学 身体健康　体育发扬 燕然赠　五.二八　于旧都北平 什么“故都”“古城”“旧都”，今天读起来都让人挺伤感的。其中还有一个更伤感的女孩给淑英留下了一则更伤感的赠言： 亲爱的淑英姐留念 每个人的心中都应有一个很大的坟墓 用来埋藏朋友们的错误 妹　书琴　涂于家中　1948.7.9 不知道她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这位“妹书琴”是在毕业了两年之后才在家中给她“亲爱的淑英姐”留下这则赠言的——也许两年前她俩正在闹别扭闹得互相都不说话了？算来她们现在不过六十几岁的人，按年龄说都应该还在人世，真想有机会和她们聊聊。 这本纪念册保存得这样完好，想来这位淑英同学一定很珍惜它，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藏在身边，也许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悄悄拿出来看看，回味一下自己美好的少女时代——半个世纪以来她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恋爱，结婚，为人妻，为人母，乃至为人祖母；还有解放，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文化革命”，直到现在……可是现在这本纪念册怎么会流散到旧货市场中，被一个老农以区区十元钱的价格卖掉呢——我脑中不禁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这位淑英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相信她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会遗失这本纪念册的。一定是她过世之后，她的子女在清理遗物时一时大意，才使纪念册最终流落到我手里。淑英，愿你的在天之灵得到平安。 今天，我，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比你晚出生二十几年的人，就算你的晚辈吧，将替你保管好这本纪念册，从现在起，直到永远。 当天晚上，我终于熬走了这种怀旧的情绪，把淑英和她的纪念册都丢到一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我曾自谦为通俗喜剧作家，王朔、冯小刚等友人则戏称我是“庸俗喜剧作家”，说我的《我爱我家》等作品正是“大型庸俗喜剧”。我也懒得跟他们分辩，别管通俗庸俗，是喜剧不是？当天深夜，我用电脑写完了五千字的这种“庸俗喜剧”的剧本，百无挂碍，上床入睡。 若干天后，“怀旧”这位老朋友又照例来拜访我。我那天正好没事，坦然迎接。不料这次与往日不同，我脑中闪现的竟不是自己的往事，竟全都是半个世纪前淑英她们的往事。我愣了一下，忽然觉悟了！几年前上级领导就号召作家们“走出小我走向大我”，我当时思想不通，还在背后嘀咕：没有“小我”何来“大我”？失去了“小我”的作家还能算作家吗？现在想想还是领导英明，我自己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总怀个人之旧算什么名堂？怀人民之旧才是正路！我于是也“走出小我走向大我”——直奔潘家园旧货市场而去。 在以后的半年中，我搜集到不少淑英那个年代的东西：书信，日记，文稿当然也还有这类纪念册。这类东西现在还算不得文物，价格都很便宜，我搜集它们也仅仅是出于兴趣——但我相信再过半个世纪它们也会成为文物的。 【零　六】 前面提到，我原先也是打算研究历史的，后因对史料常常感到困惑，于是陷入到“不可知论”的泥潭，终于放弃了研究。 吾道不孤，有一位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是常常为史料所困惑的，但他却没有放弃研究，而是想出了办法，叫作“以诗证史”或曰“诗史互证”——遇到史料不详细或不可靠的时候，不妨从当时的诗歌中找找答案。 我印象中他曾从唐诗里考证出唐代士兵的军装颜色是灰白色的等等。但我又觉得，诗人说话就更不贴谱了，比如“金樽美酒斗十千”和“欲沽一斗酒，恰用三百钱”就出自同一位诗人的笔下，让人实在难以猜测唐代的酒到底卖多少钱一斗了。 当我搜集到一大堆过去的书信日记文稿之类以后，突然觉得“以诗证史”何必单单“以诗”，将来这些东西不是也可以用来“证史”的吗？我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沾沾自喜，从而加快了收集速度，并进而开始了研究。 我的研究结果是：这类东西若想用来“证史”，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他是在“创作”并且也不打算“传世”，比如宋元的话本；而一旦到了明代的拟话本，在“证史”的意义上就要大大地打上折扣了。 就说日记吧，这应当算是最个人的文体了，但我国却很早就有“创作”日记以备“传世”的风气。就以钱钟书的名著《围城》中的那位方老先生为例，他写日记就完全是为了给后人看的，他现在的一言一动，同时也就想着在日记里如何记法，朋友来了也常把日记给朋友看，可见其目的就是“传世”。最妙的是有一回，他在日记上写他儿子骂一位周太太“鄙吝势利”，又写他自己是如何教训了儿子，儿子又是怎样的“帖然无词”，其实儿子并没有骂人，是他自己对那位周太太不满意，所以故意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发泄一下的——您说，像这种日记能靠得住吗？ 再以我不大佩服的周作人先生为例，他当初的日记或许还是“实录”，但“文革”前由于生计关系，要将部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就大大地做了一番手脚。比如关于世人瞩目的“兄弟失和”问题，他自己就承认有若干字的内容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又如在60年代前后，他的日记中常有与日本老婆“不快”的记录，什么“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临老打架”“真恶魔也”等等，而他在1963年某日的日记背面竟特意加了一条说明，说什么他老婆“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这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呢？ 就如他与许广平的矛盾，按他的说法是“只因为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安夫人”，这就简直是拿我国众多的鲁迅研究者的常识在开玩笑了。 我怀疑他所谓“余弟兄皆多妻”云云，完全是绍兴师爷的笔法，既攻击了大哥三弟，又暗暗地给了许广平一击——他是至死都不承认她的“家嫂”的地位的。 60年代初，随着《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公布，在我国的青年男女中更加空前地兴起了一阵“创作”日记以备“伟世”的风气，以“文革”时期为最。这种日记因为是要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就难得有什么真情实感，甚至也难得有什么实话，其“史料价值”就不是“多少”而简直是“有无”的问题了。我在潘家园也收到不少这类日记，其中有一本是“文革”时期一个刚进工厂当徒工的十七岁女孩子写的，试摘录其中略有内容的几则如下—— 1971年3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又换了新的日记本了，我要努力纠正以前写日记的缺点，要丢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那些悲观、低沉的东西。在这部新的日记中，要有活力，有战斗性，使人看了信心十足，干劲倍增，受到鼓舞，受到启发，把这部日记变成红彤彤的革命史册。 1971年4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有一同志同我谈：说出师以后的打算，是不是搞一些基本建设，如买手表等。我觉得买表倒是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七亿中国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也是工作需要方便。可是对于自己来说，好像没有必要过早地戴表。重要的是思想，万不可去追求。刚走入社会，即使有的话，也不能大手大脚，应该树立艰苦朴素的思想…… 1971年6月1日　星期二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虽然我已经不是儿童，也不是少年，但对于儿童时代的生活还是比较留恋的，光阴似箭，如今我已成为一名青年。就是说，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要有个大人的样子。什么时候都不能再把自己看成小孩了…… 今天罗马尼亚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说明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牢不可破，万古长青！ 1971年6月14日　星期一 爸爸每个星期日回家休息，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体，东奔西跑为同志办事，因为我心痛爸爸的身体，岁数又大，所以与他进行了争论—— 我：您吃河水长大的？管那么宽？操那么多心？头发都白了！ 爸：为人民服务呀！ 我：那谁能体贴您？管起没完，也不顾自己身体，谁给您双份工资呀？ 爸：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哪能讲这些？ 我：为人民服务是好事，可是他们也得看看呀！您又病又老，万一出个好歹，谁痛苦呀？ 爸：为人民服务还分人呀？任何人也该帮到…… 对呀！爸爸说得多么正确！终于我被说服了。 1971年6月26日　星期六 六月二十五日中朝两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中朝两国人民如胶似漆的团结战斗友谊胜利万岁！ 1971年7月27日　星期二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今天是我十七岁生日，年龄十七不算小，要学铁梅斗志昂，成长全靠毛主席，进步全靠伟大的党！ 1971年9月9日　星期四 领导决定让我参加“十一”晚会，并去公司学集体舞，都比较简单，四个舞不到半天时间全部学会。但是回厂后要把刚学好的四个舞教给那些新手，由于他们没有基础，教起来很困难……事关二十大庆的问题，事关七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所以我一定要认真。 尽情地跳跃，放声地歌唱吧！ 1971年9月26日　星期日 由于工资转正，16元变成30元，工资变了，艰苦朴素、节约闹革命的标准应该更高。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就拿这个月来讲，光是穿的东西，就花了50元不止，这些又都不是迫切需要的。 注意啊，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又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不要忘记爸爸童年的悲惨生活，不要忘记台湾的受苦受难的同胞，不要忘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 1971年10月18日　星期日 想起一些事情真是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只是感到惊讶、气愤、害怕极了……气愤呀！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战士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天崩地裂，山平水尽……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永不变！永不变！无论任何情况，任何阶段，任何环境，哪怕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百年以后，也仍然是这样！ 1971年12月31日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难忘的1970年2月19日，创伤没有愈合，痛苦地折磨着我的心灵，如今悲惨的12月31日又进入我的脑海。 我没有经受过这些，我忍受着不能诉说的痛苦。我遭遇了我这般年纪难以承受的痛苦。回忆2月19，再看12月31，十七年度日多不平坦，颠簸不平，波折难度。 2月19我还执迷不悟，衷心的感谢，满腹的诚恳，知心的相信，谁想今天会这样！会这样眼泪流干，怨恨诉完，人生难得再少年，生活的长河煎熬于我…… 人啊，人啊，我为什么会这样？ 说实话，除了我摘录的这几则之外，她这整本的日记几乎全无内容，全部是标语口号式的大话空话。 即使是摘录的几则，也并非全有内容：如6月26日一则，我是因为她以“如胶似漆”来形容中朝友谊而觉得新颖别致；10月18日一则，我以为这是她刚刚听到林彪事件后的反映而觉得有代表性……可是到了这本日记的最后一页，这女孩居然一下子写出了那么令人吃惊的内容！ 可惜她的整本日记都属于“创作”以备“传世”的，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方面的记载，所以单凭这最后一页我竟也无法推测她遇到了什么事情，想来应当是和“爱情”有关的吧？ 从厂领导挑选她到公司去学集体舞来看，她当年一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算来她现在也不过才40多岁，可所谓“眼泪流干，怨恨诉完”又是什么意思呢？ 她会不会已经…… 让我们祝愿她平安和健康吧！ 【零　七】 以上文字，是我在怀旧情绪十分强烈以至无法正常工作时，陆陆续续写成的。写成之后我自己也很惶惑，觉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也不像小说，或者就算“实录”吧。 文中写到我的祖母，又写到一个论年龄我当喊她“阿姨”的40年代的女孩，还写到一个论年龄我可叫作“姐姐”的70年代的女孩…… 历史学家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却以极大的毅力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他在赠友人的诗作中有“著书唯剩颂红妆”一句，友人说他“有深意存焉”。 我原来一直不懂，现在倒觉得有点儿懂了——“著书唯剩颂红妆”。 庐结西郊 老了以后怎么办？ 1993年4月，英达为创作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北京西山联系了一家内部招待所，邀我同去，于是一同上了西山。 西山风景很美。二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新发现的曹雪芹故居就在这里，相传他的《红楼梦》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有他友人的诗句“不如著书黄叶树”“庐结西郊别样幽”为证。如今这里已被辟为曹雪芹纪念馆，离我们住的招待所只有几百米之遥，我们工作之余去参观了两回，结论是：写不写书两说着，这么清静的地方要养老还是不错。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老，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 说来也怪，我现在不过三十几岁，却常常有一种“老冉冉其将至”的感觉。虽说咱社会主义老有所养，不必为衣食操心，即便儿女不孝还有组织，但老年人毕竟不同于年轻人，总要有一种新的活法，所以也该早做安排。 记得有一次，姜昆和他的兵团战友们办了一个名为“难忘黑土地”的知青生活回顾展，邀我参观。我因为也曾赶上过插队落户的末班车，心中也隐隐地埋藏了一段“知青情结”，所以看得津津有味。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姜昆十二岁的女儿姜珊，她显然是被父母硬拉来受教育的，如今的小姑娘心中的偶像早都换成了港台歌星，看这种恍若隔世的展览自然味同嚼蜡——只是一个劲儿地催我们快走。看完以后姜昆问起观感，大家都连声说好，唯姜珊小声嘟哝：“一点都不好看，没意思！”说得姜昆和李静民——姜昆夫人，也是他的兵团战友——都火了，批评女儿是蜜罐里泡大的，不知道爹妈当年受的那份苦，身在福中不知福，等等，等等。 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老了，我们和年轻的一代之间已经产生了代沟，而且我们正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我们上一代人对我们的做法——当年我们的爹妈不也总爱喋喋不休地唠叨他们在旧社会受的那份苦、那份罪，也不管我们爱听不爱听，还美其名曰“忆苦思甜”吗？ 1993年春节，上海《文汇报》效仿前贤，搞了一次“我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和未来的个人生活”征文，说是三十年以后再来对照。王朔和我同时接到稿约，正好有一次朋友聚会，便一起探讨起来—— 关于未来的中国，我们一致认为肯定比现在要好，这是不必说的了。 关于未来的个人生活，王朔建议我们仍然当作家，我问，我们七老八十那会儿写不出东西来怎么办？王朔笑道。我们可以写些信春致马羚妹——当时马羚正在旁边看着我们笑——问她现服什么药、吃多少饭、摔伤的腿可好些了、家中养的花草长势如何、并说些我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前来探望遥祝吾妹新春快乐健康长寿等等闲话，你想九旬老作家致信八旬女演员多么难得，必有报刊愿意发表，这就算创作啦！我说这样未免过于无聊，王朔又出主意，那你可以写写“回忆《我爱我家》创作的前前后后”之类，我也可以写些“关于《爱你没商量》的二三事”什么的，到那时这些都是史料，你信不信？我说我信是信，但我不相信这种文章一定要等到老糊涂了以后再写。 我们老了以后，写的文章若超不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要再硬写了；教育年轻人时若人家嫌你烦，也就不要再自讨没趣了；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譬如西山——安安静静地养老，多好！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0 2. c o m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庐结西郊 死了以后什么样？ 鲁迅写过几篇文章，从头发说到牙齿，从牙齿说到胡须，有人嘲讽他：再这么说下去，就该说到屁股了。鲁迅感叹道，中国人在别的事情上想象力倒还有限，唯独一涉及人体，怎么就会那么浮想联翩地一直想下去！譬如人家洗了脸洗了胳膊洗了手，他就想到下面该洗屁股了；譬如外国妇女闹解放除去了面纱，他就想到再解放下去她们就该光着屁股上街了…… 要不说“国民性”难以根除呢，直到今天，我也未能免除这种“联想”的思维方式，在上篇文章中说到“老”，在这篇文章中就要来谈谈“死”了。 几年前，妻子不知从哪儿听说有一种“猝死症”，而且多于半夜两三点突发于青年男性身上，于是回家吓唬我说，你晚上要注意呀！可别睡得太死就睡过去啦！那时我们的女儿还小，妻子半夜醒来替她盖被，总要顺便把手伸到我嘴边试试还有气儿没有，弄得我哭笑不得。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也用不了一千遍，有个三遍五遍就差不多了。我被妻子吓了几回，就坚信自己是迟早要“猝死”的，于是早早做了安排——就为死后给妻子、给家人、给领导、给群众留个好印象。婚前曾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昔人已去，情书犹在，这时只得付之一炬，避免留下把柄；婚后也曾有些女孩对我表示过好感，个别胆大的还赠有玉照几帧，也只好一并烧了，免得留下后患；前几年断断续续还记过一些日记，对领导对上级对国家对时局颇多议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此时也一并销毁，恐有碍语焉。至于历年所得的奖状之类，当然都摆在最为明显的位置，便于整理遗物的人一眼看到，也好择其要者作为成就写入悼词……如是等等整理完毕，也就百无挂碍了。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可笑。古人云，“死后原知万事空”，人都死了，贾宝玉所谓“化灰化烟”了，还要考虑给别人留什么好印象！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不甘心。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祖国建设，沧海桑田。而“化灰化烟”之后，这一切竟都与我无关了，这怎么可以呢！ 后来我抽空读了点儿宗教方面的书，倒要看看他们为信教群众描绘的死后情景是怎样，若果然好，临终前也不妨入了教，信教不分先后嘛！研究下来，佛教吗，修行到最高境界也就是“不生不灭”，不解决什么问题；基督教好些，死后有天堂可入，但关于天堂中的情景却语焉不详；倒是伊斯兰教说得明白，死后可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 但这些毕竟都在天上，与人间了无干系。思来想去，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托生”（其实也是从佛教传来的，但不是最高境界）更有吸引力，再活一次谁不愿意呀！托生个什么呢？不能是植物，草木一秋，昙花一现，没多大意思；也不能是动物，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或饲养，或宰杀，或保护，或观赏，也没多大意思；要托生咱们就还得托生为人！ 托生成什么人呢？我想这倒关系不大，工农商学兵，干什么不是奉献呀！若托生为女孩儿，咱就美丽多情；若托生为男孩儿，咱就漂亮潇洒，这还不都好商量？ 托生为哪儿的人呢？美国，日本，西欧，加拿大……不不不，记得某前代部长——在其壮年时曾做新诗一首，假如我还不曾出生，假如一切都能重新选择，我挑来挑去，“是你，还是你啊，中国！”对这位前代部长的其他观点，我或许不敢苟同，但他的这一观点却深合吾意。我也是选择来选择去，“是你，还是你啊，中国！” 若问，为什么？答曰，习惯了。 庐结西郊 假如被敌人抓住 在60年代前后，出现过一大批文艺作品，专门描写革命者被敌人抓住后如何坚贞不屈，最突出的是小说《红岩》，许云峰、江姐任凭严刑拷打就是咬牙不招；还有一部朝鲜电影，写一个革命者为了不在睡梦中泄密，竟把自己的舌头咬掉。 差不多每个从60年代过来的孩子那时都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被敌人抓住怎么办？ 王朔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写了一位中年厨师，长大后也还念念不忘这段“情结”，竟花钱雇人照中美合作所那意思拷打了自己一回，然后沿着大街高呼口号慷慨就义，算是圆了一回自己童年时代的烈士梦。 我小时候很怯弱，不比这厨师，能铁了心做江姐。 我总担心自己受不住那般酷刑，比如用竹扦往指甲缝里扎，扎得十指鲜血淋淋。我曾经用一根缝被子的大针在自己手指上试过一次，结果很令人失望——刚扎出一点儿血就疼得我大叫起来，把针一扔由屋里蹿到院外。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郁郁寡欢，自己一生中若不被敌人抓住便罢，若被抓住肯定吃打不过。后来读《水浒》，见白日鼠白胜被捕后先还抵赖，只说“白胜不合与他担酒，其实并不认得他六个人”；后来吃打不过，只得招了；再后来越狱逃跑上了梁山，他的朋友们也没追究他的历史问题，仍安排他在山上当了头领——心中也就暗暗地感到了一线生机。再研究下去，原来李逵也曾被捕过一次，也是吃打不过，“胡乱招作妖人李二”，心中也就越发释然了——你能说白胜不算英雄，你能说李逵不算好汉吗？ 那时我们邻居有一位很爱我的小姐姐，我把我预备将来“吃打不过只得胡乱招了”的想法向她谈了，她表示同意。她说你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不住，那就不能怪你软弱、动摇，只能怪敌人凶狠、残暴，该受谴责的是敌人而不是你，我们该向敌人报仇而不是向你报仇，比如你把我招出来，我就绝不怪你……我听后心中十分感动，使劲儿地握了握她的手——那时的开放程度不比现在，男孩儿女孩儿悄悄握手差不多就等于以身相许了——同时也暗下决心：如果敌人让我招出她来，打死我也不招！ 从这天起我的观点有了很大变化，我相信爱的信念或许可以创造奇迹——打死不招！ 如今，随着科学的发展，敌人的招数也越来越先进，什么电刑老虎凳之类早已废弃不用，而代之以科学的方法——比如种种可以摧毁人的意志或使人产生幻觉的药物，这就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了。 而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写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被敌国抓去，于是该国政府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去营救他，并决定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营救不成就将他炸死在敌人的审讯室里——虽然该负责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但政府认为当他的生理忍受达到极限时他泄露情报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求他守口如瓶不仅不可能而且不人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积极的营救态度或者消极的灭口措施。 虽然如此，但我仍无意改变我童年时的观点，爱的信念——对亲人、对事业、对国家或主义的热烈执着的爱——或许可以创造奇迹！ 庐结西郊 假如生一场大病 鲁迅说，生一场小病，也算是一种福气，可以心安理得地丢开工作，躺在床上悠闲地看书，条件是要有钱养病不至于挨饿才行——那么，生一场大病如何呢？他没有说。不过我想，恐怕也应该算是一种福气，而且可能比一般小病的福气还要大些。 首先，小病往往查无实据，让人半信半疑。比如《红楼梦》中的宝黛等人就常常“推作身上不好”而拒绝参加某种活动，到底真病假病谁也闹不清。 其次，小病固然可以丢开工作，但这年头能不能完全静得下来也很难说。比如你是一位领导或一位经理或一位作家或一位演员，患了头疼脑热有医生证明在家休息，但下级要请示企业要运转报刊要索稿剧团要演出，你就忍心那么踏踏实实地在家躺着吗？大病则不然，命都顾不上还顾得了别的吗？于是心里首先就把诸事都看得淡了，你看淡了别人也就不好来麻烦你了。 最重要的是第三条，生了大病还可以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其无理的程度在平时（包括生小病的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 比如，吃。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吃”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平时吃什么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方便程度，但在大病中却可以全然不顾，想吃什么尽管说就是啦！电视剧《人到老年》中的一位北京退休老工人，在大病中点名儿要吃保定的烧鸡，其平日不孝的儿媳妇也就专门请了假去保定为他买，病人嘛！极而言之的情况是到了病危时，大夫常对家属说：“想吃点儿什么就给他做点儿什么吧！”也就等于宣告了病人的不治——可见连医生都这样重视吃的问题。 我现在早已想好了一样吃的东西——用地道的大鲍翅和金华火腿再配上一只老母鸡清炖二十四小时炖出来的汤，我还是两年前在香港吃过一次——只等生大病时就让家人弄来给我吃，至于他们上哪儿弄去就不干我的事啦！ 除去吃，大病中的人还有权提出一些更无理的要求。比如我大学时的一位男同学，一直暗恋着一位低年级女生，眼看要毕业分配了却没勇气对她表白。毕业聚会时该男喝了二两白酒，一出门儿恰恰昏倒在一家医院旁边，于是被抬往医院抢救，我们几个班干部轮流守候在侧。午夜时分病人终于苏醒，也不搭理我们，嘴里只是有气无力地呼唤着那女生的名字。医生问我们他喊谁，我们说是一位与他并无干系的女孩，医生厉声说：“让她来！病人叫她！”我们只好连夜回校砸门把那女孩儿砸了起来，女孩儿委屈地说：“我不认识他呀！凭什么我得去医院看他？”我们告她人命关天，请遵医嘱。女孩只得来了。一进医院，该男果然起死回生，一把拉住女生细诉衷肠。女生碍于医生在侧，我们在旁，也不好马上挣脱，只得含糊支应着，不明不白地在床头陪他坐了半宿，折腾到第二天早上才委委屈屈地回学校上课去了。极而言之的情况就更多啦，比如一位患重病不治的美国男童想当一天总统，里根总统果然就让了一天位给他，前提自然是这男孩儿重病而且不治，否则，总统也是随便当着玩儿的吗？ 我童年时的一位好友目前正处于大病之中，央我专门写些东西给她看。前面说过，病人的要求尽管无理也很难拒绝，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文字。文中把生场大病说得千好万好，也是劝慰她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句老话—— 有什么别有病！ 庐结西郊 闺秀诗与流行歌 很早以前曾读过一本清人选编的《闺秀诗》，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假的。比如“任是无情也动人”“未曾真个也销魂”“晚来弄水船头湿，脱下红裙裹鸭儿”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男性诗人，并非闺秀。 还有一些明显是真的。比如“有女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见只低头”的作者是袁枚的女弟子，这是选入《随园诗话》的。 再比如“世有痴情应似我，伤心岂独是小青”的作者冯小青也是一位很著名的青年女诗人，据说杭州至今还有小青墓，柳亚子先生曾有诗凭吊她。 至于收入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则真假难辨，“写闺秀”是一点儿不假，但是否“闺秀写”却要大大地打个折扣——而“写闺秀”和“闺秀写”正是闺秀诗的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这且不去管它，作品中描写的闺秀生活倒都栩栩如生，比如： 东风一夜潇潇雨，满径青苔绿到门。 读罢玄华倚窗坐，月光如水静我心。 刚算哥哥输一着，却言有意让我赢。 记得小时闲扑蝶，几回无力依栏杆。 如此等等。假如我们相信其作者都是封建社会的闺中少女，既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又缺少深入生活的机会，那么对于诗中的不合格律及生活贫乏之类或者都可以原谅一二。假如我们认为作者中有不少是男性冒充的，联想到当今中国男作者笔名女性化已成为文学界通病，那么对于封建社会觉悟不高的男作者冒名顶替招徕读者的行径或者也可以原谅一二。 剩下的问题是：这种诗是写给谁看的？ 我的看法是，在没有流行歌曲的封建社会里，这种诗主要是写给当时的纯情少年们看的。唯其如此，有些“闺秀”写的诗才不能算作“闺秀诗”。如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如秋瑾的“乾坤特重我头轻”——因为不属“纯情”类。唯其如此，有些男作者写的诗才可以冒充“闺秀诗”，因为特“纯情”，正合少年们的口味，也就不必深究作者的性别了。 我对当今的流行歌曲接触不多，1992年因为参加《海马歌舞厅》的创作，在歌厅里泡了几天体验生活，这才系统地听了一些。总的印象是除了爱情世界写年轻感觉写青春体验之外好像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和“闺秀诗”如出一辙（只是闺秀诗以写少女为主，而流行歌曲则少男少女兼收并蓄）。例子就不举了吧。本文的中老年读者倘有疑问，只需就近请教一下自己的弟妹子女，便知予言不谬啦！ 古有闺秀诗，今有流行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青春的宣泄。听说，当前有些同志对流行歌曲的内容颇有微词，并试图提高其思想性和教育性，我看这不仅很难，而且也大可不必。青春期与更年期一样，都是人生的一种不正常状态，直说了就是一种“病态”，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莫如干脆让他们宣泄一下，等这劲儿一过也就一切如常了。 予生也晚，没生在古代，没有闺秀诗可读；予生也早，没生在当代，没有流行歌可唱——我年轻那会儿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却是苦也。刘晓庆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在少女时代把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在一个没有爱情诗篇、没有流行歌曲、没有青春偶像的时代，少年男女们不就只有这一种选择了吗？ 生在今天的少男少女，我羡慕你们！ 我羡慕你们，但并不嫉妒你们，愿这羡慕伴着我的祝福—— 青春快乐！ 庐结西郊 谁能快乐而自由？ 文化人聚在一起，有一件很累的事，就是“对讲学问”——语出《红楼梦》，李纨批评宝钗和探春话，你们放着正经事不做，且在那里对讲学问！ 某日，英达和我“对讲学问”时提到俄罗斯诗歌，这对我们俩来说都不算“强项”，但两人又都不甘示弱，便都搜肠刮肚地想出些边边角角的诗歌来难对方——我于是提到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我知道这诗在中国解放后仅翻译过一次，且印数极少，估计英达未必读过。谁知英达立刻吟出诗的开头几句，“年代没有关系，地点不必提及，却说有一回在大路上，七个善良的农人相遇……”再一打听，敢情这诗正是他令尊英若诚先生当年与人合作由英译本转译的，撞到强项啦！ 后来我就顺势跟他借了这译本来重读一遍，我还是上中学时读的，内容早就忘了。 长诗写7位农人围绕“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发生争论，提出了神父、地主、大官、商人、御前大臣、沙皇本人等多种答案，完后就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长途旅行，上下求索，借以反映当时的俄罗斯社会风貌。 这都不去管它，“快乐而自由”的确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谁能快乐而自由”？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今中国或者当今世界，恐怕也会有好多好多种答案。 小时候我羡慕大人的快乐和自由。有一次，爸爸领了工资回来，我数了数竟有一百五十元之巨，差点儿吓呆了，那时的冰棍分为三分的和五分的两种，能买一毛一根的雪糕已是一种了不起的消费，我想每月有一百五十元收入的爸爸一定能够极为自由地买雪糕，极为快乐地吃雪糕，而可怜的我每天只有五分零用钱，岂不悲哉？ 长大了我羡慕孩子的快乐和自由。我觉得我的女儿真是太幸福了，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像我天天为名忙为利忙，劳心苦劳力苦，里里外外事事操心，活得太累！直到有一天女儿告诉我她羡慕我不必上学不必考试，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一直在互相羡慕，我们各有其苦，也各有其乐。 谁能快乐而自由？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干部和群众，城里人和乡下人……说不定都互相认为答案出在对方身上。这也符合辩证法，快乐和自由都是相对的。 鲁迅曾讲过一段类似的话，大意说在酷热的天气中，有钱人还要出去应酬，累得汗流浃背，而穷人却可以打着赤膊弄张破席躺在马路上乘凉，于是有钱人便生出感慨，还是他们自在！如果你要他换过来，他是一定不肯的。他们虽各有烦恼，但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炭大王也绝不知道北京捡煤核老婆子的辛酸！ ——后面还提出“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著名论断，也是说明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相互之间很难沟通。 人们各有烦恼和忧愁，亦当各有快乐和自由。 那么，有没有绝对的、人人都能享受的快乐和自由呢？我想一定有。美国一家杂志曾统计过世界上最幸福的十种人，排名第一的是“劳累了一天之后，正在给婴儿洗澡的母亲”，以下还有“在海滩上专心致志搭城堡的孩子”、“月光下第一次互诉衷肠的情人”等等，而这些幸福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的，或者说，每个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快乐而自由的。 所以我们不必自悲自艾，自怨自嗟。 所以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快乐和自由，因为这是我们同样也可能得到的！ 庐结西郊 梦想未来，也梦想过去 前面提到，上海《文汇报》效法前贤，搞了一次关于“未来中国和未来个人生活的梦想”的征文，承他们不弃，也找到了我。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梦想不等于预言。 预言不能实现就是失败，梦想不能实现仍不失为美丽的梦想。 所以，我敢于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她已经卸下了五千年来因袭的重担；她不再老念叨自己“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什么的；她的目光由依恋过去而变为展望未来；她的追求由虚无缥缈而变得明白实在；她如同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到那时，“祖国——母亲”的比喻将被代之以“祖国——情人”或“祖国——兄弟”，我们对她的爱也就成为平等的，自由的，同龄人之间的，没有负担的，谁也不欠谁的——因而也就是轻松愉快的爱了。 至于我所梦想的个人的未来生活，也就是成为这年轻的中国的一名年轻的公民。虽然，那时我已进入老年，但我希望自己仍然能像年轻人那样纯洁，聪明，潇洒，快活，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或许，我做不到，我也会变得对那时的年轻人特别看不惯，动不动就爱批评教育他们，爱吹自己当年如何辉煌，非让他们也按我的方式生活……不过那也不要紧，因为那时的中国已是年轻的中国了，我这样做将为社会所不容，逼我改过自新。 这是我对未来的梦想。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梦想：不是向往未来，而是向往过去。 相声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的艺术，我从事这项工作近十年，虽在相声界里也算“新派”人物，但比一般青年人来说怀旧的东西还是多一点。 比如我常梦想我们的生活节奏不要这样快，人们的业余时间可以比较多，于是北京的天桥、东安市场、隆福庙会这样的消闲场所得以真正恢复，相声能够重返剧场（目前主要靠电视传插），重新贴近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成为最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其他目前需要被抢救，被振兴的姐妹艺术也得以在此恢复青春。而且我们这儿也并不排斥新的东西，比如说书的说过一段儿《三国演义》，喝口茶，抹抹嘴，惊堂木一拍，接着再说《爱你没商量》…… 但怎么可能呢？ 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只能越来越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谁还能像当年的老北京那样去庙会一逛就是好几天呢？ 现代化的艺术形式只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好玩（比如卡拉OK这样的自娱形式），谁还能像当年的老北京那样袖手往场子外一站，顶着寒风听你说一天相声呢？ 但也有许多人和我有着相同的梦想。所以有关方面这几年也在着手恢复地坛庙会、天桥茶园这样的消闲场所，只是行家们都说还不够地道。其实，本身就是假古董，聊胜于无而已，骗骗外国人和小孩子的东西，还能多地道呢？ 那么，假如有一天，社会真回到我所梦想的时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谁要让历史的车轮倒转，我只好带头儿跟他拼啦！ 也曾纯情 一家专给女孩看的刊物向我组稿，说要放在“心灵的卡拉OK”栏目中。我猜他们大约看我写过几段相声，想为纯情杂志增添些幽默色彩。殊不知我十年前读大学时也是专攻纯情的：一是研究《红楼梦》，整日里跟宝哥哥林妹妹一道缠绵；二是写爱情小说，带着女孩泪痕的来信也收到不少。后来年岁渐长，又有了妻女，这才渐渐地把这些没要紧的事情都看得淡了——可他们没事儿也不该轻易往这上头勾我呀！知道我意志薄弱又有前科还这么不依不饶地考验我？又是心灵的无伴奏独唱，又是专门写给女孩儿们看的，这不逼着我浅吟低唱重操旧业吗？ 下面就是我为那家杂志写的一组稿子。饶放了毒，我心里还委屈得要命，觉得自己很像被土匪胁迫上山落草的良民。 也曾纯情 徐霞 我至今都认为她是我的第一个情人，那时我们都上小学四年级，同桌。 好像是罗曼·罗兰总结过一条规律，大部分寄宿学校的女生都会爱上学校中唯一的男性——自己的体育老师；这条规律——适应中国国情特别是“文革”中的中国国情就变成，大部分同桌的男女同学都会互相爱慕。 可惜我们那年头的风气是男女同学不说话，况且年龄尚幼，还没学会以目传情，所以同桌了几年，仍然如《红楼梦》所谓的“你只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 我有时趁没人注意，主动找话和她说，但话一出口，往往变得极不客气：“嗨，姓徐的（那时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都这样称呼）带橡皮了吗？借我用用！”或者，“把胳膊往那边挪挪，别占我的桌子！”每逢这时，她总是乖乖地照我的吆喝去做，毫无表情，更不搭话，惨兮兮的样子好可怜。 只有一次，因为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她居然主动跟我说话，发表了观感： “嗨，姓梁的，你这件衣服真漂亮！” “是吗？”我欣欣然有喜色。 “像女孩儿穿的！” “去你的！” 说完这几句话，我们俩的脸都红了，那时我们刚到“知慕少艾”的年龄。 当天晚上，我梦见了她。 二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情都忘记了，这几句话却一直铭记。 去年，小学同学回母校聚会，就在原来的教室，就坐原来的座位，于是徐霞又坐到了我的旁边，一切都和二十年前一样。她当然已经长大，可目光中仍然带着童年时代的清纯。其他同桌们都在热烈交谈，只有我们相对无言。好半天以后，她才微笑着说出了一句话： “嗨，姓梁的，你这件衣服真漂亮！” 我们俩都笑了。 以后，我们俩不来往。 也曾纯情 小晴 她是第一个被我“拥抱”过的女孩，我的表妹。 不过我们并非近亲，甚至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她是我爸爸的婶婶的娘家外甥的女儿。我上高中时第一次回老家，就住在她们家里。 我的老家如今在邓总设计师的设计下已成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当时却是一个颇为荒凉的小城（尤其在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中学生的眼里）。而我家偏偏又属于那种败落了的旧式家庭，老屋还在，阴森森空荡荡，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幸亏我这位如花似玉的小表妹正放暑假，天天陪着从北京来的表哥四处游逛，这才使我的心情重新变得明亮温暖起来。 有一次我们逛到一座公园。先看动物，只有几只极老的猴子和一头比狗还温顺的狼，让人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表妹说这里本来还关着一只老虎，后来因为养不起只好送给别的动物园了，全城的小孩都很难过。后来我们又去吃冷饮，只有一种硬得咬不动的棒冰和用糖精香精掺成的汽水，买来一尝就全扔掉了。表妹看我情绪不佳，就提议到河边走走，说完便带头先跑了，我只好在后面紧追，无形中两人扮演了一出几年后才在中国流行的“女跑男追”戏。 河边果然花红柳绿。表妹伸手摘一枝柳叶，怎么也够不到，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嫣然一笑。我会意，四顾无人，就小心翼翼地把她抱了起来。她够到了柳叶，下来了，又拉着我向前跑去。我这时很希望她再摘一些高高在上的植物，使我再有一些这样的机会，但她不，只低头摘一些花呀草呀什么的……她实在太小了！ 吃晚饭的时候，她把摘下的花草给她爸爸妈妈看，指着柳叶说：“那棵柳树好高哟，是梁左哥哥抱着我才够到的。” 那年，她十三岁，我十七岁。 后来读唐诗，每读到“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时，总会想到家乡，想到小晴，觉得这句诗像是专门为我写的。 小晴长大以后，在当地一家小厂当业务员。她常有机会跑北京，每次总由我妻子负责接待，我因为忙，很少陪她。 现在，她和我妻子是好朋友。 也曾纯情 欣然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低我两届，至今，我再没见过像她那样富有古典气质的女孩了——相貌清秀举止文雅自不必说，她还属于那种能把古典的东西“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类型，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暗含着丰富的底蕴，她后来没有成为古装戏演员实在让我为全国观众遗憾。 我们在大学相识以后，她始终称我为“梁左兄”，我本来想顺势叫她“欣然妹”以为日后关系发展打下伏笔，但每每见她凛然无犯的样子，话到嘴边也就只有变成“欣然兄”了。她好像很喜欢这一称呼，每次听到都笑微微的。 那时我正在刻苦研究《红楼梦》，“欣然兄”也有此好，所以常在一起交流。有一次谈到“钗黛合一”（即1954年被批判的俞平伯先生的著名论断）时我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一般女孩身上均有钗黛二重性，只是搭配比例不同而已，唯一例外的就是你了，只有宝钗的一面而无黛玉的一面，即如宝钗，也偶有“探病”“扑蝶”等流露出真情与天性的时刻，而我好像从未见你像同龄女孩一样的欢笑与忧愁，从而使我对你只可尊敬而不可亲近，真希望你什么时候也向黛玉方面转化转化，使我也可以生出些爱慕之心乃至非分之想…… 欣然听到这里，恼了，作色道：“取笑了！梁左兄！这话你应该讲给别的女孩儿听去！”我见她真生气了，连忙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她才算没与我绝交。 终于有一天，她流露了一回真情——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亲密的谈话。在火车上。我们是作为特邀的大学生代表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因而两人同行。夜间，在灯光昏暗的硬座车厢里，乘客稀少且都昏昏欲睡，这种气氛绝不适合对讲学问，睡又没法睡（还包含着谁也不想让自己的睡姿被对方看到的因素），于是只能闲聊。她第一次对我讲述了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在中学时如何喜欢自己的语文老师，以及她平时爱看什么电影，爱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零食等等。到了后半夜，两人几乎成为“知己”，临下车时，她笑着说： “真的，我觉得从今以后都没法儿叫你梁左兄了！” “那你叫我什么？” “像你们班同学一样叫你——小梁！” 我心里一震，忙说：“那我呢，我应该叫你……” 她拦住了我：“你还是叫我欣然兄，我喜欢听你这样叫。” 但后来她并未实现自己的诺言，这“小梁”只叫了几回就又改成“梁左兄”了。我知道这两个称呼在她来说是表示亲近和疏远的，至于为什么疏远，她没说，我也没问。好在我一直叫她“欣然兄”没有改口，这回也就省得再改回来了。 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半文半白，“盖钢宜为刀，则令其为刀；木宜为尺，则令其为尺——欣然只宜为弟，祈兄谅之。”记得当时我也给她回了一封信，用的是曹锟致吴佩孚的一封电报的后两句话：“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那封电报的前四句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其时直奉交恶，吴本欲用兵，碍于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一时犹豫不下，故曹有是言。这个典故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说是冷僻了一些，也不知她看懂了没有。 大学毕业后，我们很少联系，但我每年都能收到她寄来的贺年片，是寄到单位的。 去年年底，我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工作，报到没几天，就收到她的贺年片，而且连地址“前海西街17号”和邮编“100009”都写得准确无误。我调动工作还没来得及通知任何朋友，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我相信她没有忘记我。 也曾纯情 小珊 我一直都把她作为患难中的好朋友，直到现在。 我毕业于北大，她毕业于清华，我学中文，她学物理，本来各不相扰；但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同一家中央机关，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度过了三年，这就要算共过患难了。 把坐机关视为“患难”，似乎不妥，但对我和小珊来说的确如此——我们实在太不适合坐机关了！ 比如开会。领导说：“共产党就靠开会嘛！国民党才靠收税呢！1921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共产党啊！”言之者凿凿，闻之者惑惑，小珊悄悄对我说：“那1924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国民党啊！”偏偏机关里的会还特别多，而且机关开会不比学校，你带本闲书往旯旮一坐也没人管你——如今我们算是政府官员，开会你老拿本儿书看算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和小珊都视开会为畏途，每每托词逃会，实在逃不掉也要设法坐到一起，假装认真记录，实则用笔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小珊的几次开场（她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将本推到我眼前）： “梁，我想和你聊天。聊什么？随便。” “我昨天看了《波斯人信札》，很喜欢，你呢？” “你懂四维空间吗？要不要我讲给你听？” “又该老汪(1)发言了，我真听不懂他的福建普通话。” 再比如接待来访。须知来中央机关谈工作的都是“长”字号的，让我和小珊这样的年轻人听他们“汇报”，给他们“指示”，实在让我们一点儿找不着“感觉”。于是我们只好拼命装出少年老成的样子，我把我爸爸50年代的一套毛料中山装翻出来穿上，小珊也忍疼剪去了她的披肩秀发，竭力朝中年妇女的样子打扮。 至于日常的行政工作，我和小珊也很久不能适应，我说我一看公文就头疼，小珊说她一看报表就眼晕。经过领导的批评教育，我们总算弄明白了“我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和“我是革命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道理，明白了办公室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战斗岗位犹如工人的车间农民的田野战士的哨位，更明白了一纸公文重千斤万一出了差错将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也给个人带来重大影响，因而工作起来更不敢马虎。只是每逢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都要抓紧时间结伴儿出去散散步，作为缓解。小珊虽是学物理的，对中文却也有些造诣，每逢和我散步时常顺口吟些“痴儿了却公家事”“又得浮生半日闲”的颓唐之论，我也不去理她。终于有一天散步时，我告诉她我决定去大学教书，已蒙领导放行，这两天就要办手续了。小珊怔怔地听着，好半天才说道：“我当然应该祝贺你，可是……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是吗？”我连忙安慰她说反正都在北京，以后还会经常见面的。小珊摇摇头，说：“可是以后上班的时候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就剩下我一个孤鬼……”话没说完眼圈儿就红了。 接下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和小珊相约到西山八大处去散心——这是我们成为同事之后第一次结伴远足，算是告别吧。在一座香烟缠绕的小庙里，我让小珊许一个愿。她想了想，特庄重、特深沉地说： “希望我和梁左来生再成为同事。”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是开玩笑。 小珊许过愿，又恢复了往日活泼可爱的样子，挽了我的手，徐徐向前。 我调离机关两年以后，小珊也调到一个研究所工作。这期间我们分别都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也没断了联系。她现在对禅宗很有兴趣，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打坐”一番，心平气和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她先生和我也是好朋友，曾打电话对我说：“你劝劝我们家小珊吧，别走火入魔中了什么邪！” 我把这话对小珊转达了，她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她近来变得特别不爱说话。 我希望读者把这几篇小文当作小说而不要当作传记去读，因为不仅文中人物的姓名全是虚构的，而且事情也有增删，都是认真不得的。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至于现在，因为忙，早就没有这种闲情——但也不能就算六根清净了。记得介川龙之介（他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介川奖”为当今日本文学最高奖）有一句名言： “一个青年在二十五岁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庸俗到了何等程度啊！” 我自信我还不是一个庸俗的人。 就这几位大腕儿 我进入相声界算来已有十来年了，其间接触的奇闻逸事真是不少，早就想写出来给大家看个新鲜，但一是工作忙顾不上；二是如《红楼梦》所谓“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三是当事人都健在，写好写不好的备不住人家不乐意，何苦积德不成反招怨，所以几年来竟没有动手。 后来我友蒋力供职的《中国文化报》要出周末版了，蒋力主其事，让我无论如何写点儿可读性强的文字供读者周末消遣。 对这位老朋友我历来是言听计从的，而我所能写的可读性最强的文字也只有这种相声界的奇闻逸事了，于是决定不管别的，先写了再说。 首批先写了下面几位“大腕儿”，蒙蒋力不弃，竟在《中国文化报》破例用一个整版发了出来，据说还颇受读者欢迎，并有全国各地多家报刊转载。 后来因为忙，就没有再写下去，害得蒋力每次见了我都要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 再后来，蒋力自己也调离了《中国文化报》，见了我也就不再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了，我当然也就更懒得再往下写了，也就只有下面这几位“大腕儿”了。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三立的『文哏儿』 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无疑是健在者中辈分最大的了。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看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而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做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可乐：“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就连马三立先生本人，在1957年，不也是因为领导一不高兴，就被打成右派了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同意同意。” “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就是在大连会议期间，赶上马三立先生有一天高兴，专门为我说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一段传统柳活儿（以唱为主的相声），而马派的表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来贯穿包袱。 按马先生的分析，相声中的甲好吹，虽然也会几出戏，但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所以在台上硬挺着“钻锅”（不会唱蒙着唱）；而乙是一位票友，极想有机会票一出，所以才逼着甲跟自己一起唱—— 乙：那要不咱俩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甲：黄……黄什么楼？ 乙：《黄鹤楼》呀！ 甲：黄……（怀疑地看乙）这戏有你吗？ 乙：我当然有啦！您有没有？ 甲：我……你就甭管啦！ 乙：什么叫甭管啦，您倒是有没有呀？ 甲：我，我…… 这时观众自然能体会到甲的外强中干，发出会心的笑声。而有些演员不注意把握人物性格热衷于“鲁肃——打卤面”之类的“外插花包袱”（脱离人物、情节而设计的包袱），这样就容易把整个段子演得轻飘飘的。还有些演员把握不住乙的性格，把乙设计成为“醒攒儿”（即心里明白）而故意戏弄甲，这样也会大大影响这个段子的艺术效果。 马三立先生年龄虽大，辈分虽高，但并不保守。他近年来就根据西方幽默改编了不少新段子，而且非常成功。他对我近年来的相声创作（照一些相声前辈看来我的相声创作是离经叛道的）也非常关心，曾对我表示：“如果你给我写一段《虎口遐想》那样的段子，我也能说！”马三立先生年过七旬，对待艺术仍然这样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进取，令我非常敬佩。 近日，天津的相声前辈杨少华先生来京演出，行前，马三立先生特意关照，你的相声风格比较旧，到北京可以去看看梁左。通过与杨先生的几次交谈，我体会马先生并非仅仅是让杨先生来我这里增加些新的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从杨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传统相声手法与技巧，使我的相声创作更上一个台阶。 就这几位大腕儿 敌台里听到侯宝林 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相声集，是50年代出版的《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那是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一个初中生能得到这样一本书当然是爱不释手了。 这本书我前后读了大约二十遍，直到几乎能把所有的段子都背下来为止。不能说仅仅因为这本书便决定我后来选择了相声创作工作，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能感受到它对我的相声创作的巨大影响。 第一次听到侯宝林的相声是在插队的时候，说来荒唐，竟是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中听到的。那时“四人帮”尚未倒台，国内风云变幻，我们几个知青收工回来关严门窗，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偷听敌台”，本来想听到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没想到听到的居然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夜行记》！ 这对我们枯燥的业余文化生活来说真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热烈地议论这段相声，而且每次都能自己把自己逗笑。当然，一位后来的中国相声作家居然是在外国电台中第一次听到自己国家相声大师的作品，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第一次见到侯宝林先生是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他被聘为我们系的教授，来系里讲课。这次讲课不是安排在教室，而是在礼堂。结果几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受优待，每人一张票，其他系的学生只能十几个人摊一张票，很多没票的学生挤在门口，可谓盛况空前。 侯先生讲的题目我记得是相声史一类，但这样的题目除了对中文系文学专业而且还得是像我这样的学生才能产生兴趣外，一般学生根本没什么兴趣，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见见侯先生，听他说两段儿。但侯先生此时是我们系聘来讲课的教授，并非请来的演员，于是供需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好在侯先生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讲了几句之后即摸清了这是个什么样儿的“场子”，于是在讲演中穿插了大量作品介绍和“现挂包袱”（临时抓哏），于是皆大欢喜。 ——现在我有时也被高校请去讲相声创作之类，我吸取侯先生的经验，不管主办单位怎样要求，我始终坚持以介绍作品为主，把史、论之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几个大学生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对相声史和相声论感兴趣呢？ 我步入相声界之后，被侯先生所在的中国广播说唱团聘为特约创作员。其实侯先生早已退休，不大来团里，我在团里仅见过他一次，匆匆地聊过几句。侯家二公子耀华、三公子耀文和我都是极熟的朋友，侯府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但与子女的交往通常以不打扰长辈为宜，所以我与侯先生竟从未深谈过什么。 1991年在相声界的一次聚会上，侯先生做了一个发言，其中谈到相声目前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待遇不公：“人家费那么大劲儿写个段子，你给加俩馊包袱就算你的了？名也是你的，利也是你的，那人家谁还写相声啊？” 会后聚餐时相声作家廉春明与我相约给侯先生敬酒，侯先生笑问：“怎么样，我今天讲的对你们写相声的还算公道吧？” 我们忙说：“公道公道，就为这个敬您一杯！” “公道就好。”侯先生高兴地站了起来，与我们碰杯。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多喝，但他还是一饮而尽。 我想起我少年时读的那本书，为什么叫《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集》呢？加这“表演”二字，实际上是侯先生有意强调他仅仅是作为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表演作品——虽然收入集子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许多传统作品，都经过了他的加工和净化，而这种加工和净化现在看来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艰巨程度也并不比创作一段新作品轻松——但侯先生仍然认为这仅仅属于“二度创作”，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的分内之事。 后来，侯先生身体欠安，先在医院治疗后回家中养病，我曾去电话问候，是侯伯母接的：“梁左呀，昨儿我还念叨您哪！昨儿有人送来一只甲鱼给侯老补身体，我一下就想起您来啦，您要在这儿就好啦！”侯伯母记忆力真好，数年前有一次在侯府用饭，耀文说做一只甲鱼招待我，我说这我拿手呀，于是自己下厨房做了一道清蒸甲鱼，侯伯母尝过之后直夸味道好。听她在电话中提起此事，我忙问：“要不我现在到您府上给您露一手儿去？”就听耀文在电话旁边埋怨他妈：“人家都挺忙的，您提这事儿干吗呀！”然后他接过电话：“梁左呀，我们老爷子好多了，多谢你惦记着……你甭听我妈瞎说，那甲鱼我昨儿都给做得了，比你做的还强哪！”也不知是真是假。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侯先生还健在；当我编辑这本小书时，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他临终留下话，说他一辈子感谢观众，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季说，我要买我是孙子 马季是中国新相声的主要奠基人，尤其是他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批“歌颂型”相声，如《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友谊颂》等，虽然今天看来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但在当时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马季师承于侯宝林先生，同时也从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相声名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对传统相声手法和技巧的烂熟于胸，以及在创作中的运用自如，令相声界的许多同行叹为观止。 我近来的相声创作与姜昆合作，马季是姜昆的老师，且师生关系相当密切，照理我也应当常有机会向他请教的。可因为他近年来身体不好，医嘱闭门静养，所以我从未登过他家的门。平时在公共场合见了面，也不便深谈，只能客套寒暄两句：“马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还可以啊，最近写什么新段子啦？”如此而已。 直到去年五月，我和马季、姜昆等一起到香港访问，这才有了与马老师深谈的机会。我们虽然各住各的房间，但客厅是公用的，马老师的作息习惯是晚睡晚起，我也惯于熬夜，所以每晚看完电视之后，都要在客厅里聊上一两个小时，有几次聊得高兴，竟一直聊到了第二天凌晨——还是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催促他去休息的。 马老师与我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他的从艺经历，他对相声艺术的见解，以及相声界、曲艺界的一些奇闻逸事、历史掌故之类，的确使我获益匪浅。这些内容事后我都做了笔记，以后有机会当另为文叙述，这里只讲讲我们在香港的几件琐事。 在香港朝夕相处的一个月中，马老师好几次把我们逗乐了——并不是那种捧腹大笑，而是越琢磨越可乐。因为细想起来，他的“包袱”手法并不新奇，甚至都是传统相声中最常用的，但他用得好，用得巧，用得适宜，因而效果不同凡响——须知干相声这行的整天同“包袱”打交道，真想把我们逗乐也不容易呢！ 这里且举两例—— 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逛商店。马老师这两年有点儿发福，又打扮得西服革履，完全是大老板的派头。加上香港一般不看大陆电视，所以像马老师这样的著名笑星也不大有人认得，于是他一进门就被导购小姐认定了是位大款，忙前忙后一个劲儿向他推销。马老师刚向一套西装看了两眼，小姐就为他拿了过来： “先生好眼光，这套西服是最新式的啦！” “唔，好，好。” “做工很考究，颜色也很适宜先生穿的啦！” “嗯，不错，不错。” “很便宜的啦，打八折，两千九百元一套。” “您快收好吧——我要买它我是孙子！” 最后这句话是马老师回头小声对我们说的，把我们都逗乐了。后来在香港但凡遇到这类超出大陆人消费水准的商品，我们常说这句话。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朋友再三再四地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因为应酬多，没有答应。正好有一天在吃饭时间路过他开的一家商店，我提议进去看看，若他死留我们就把这顿饭吃了算了，省得拂了他的好意。马老师带我们进了商店，那位香港朋友很热情： “哎哟，是马先生呀，稀客稀客，你们几位吃过饭了吗？” 我想这下麻烦了。若说吃了吧，万一香港人实诚，必要另约时间；若说没吃吧，你吃饭时间上这儿来，这不明摆着让人家请你吗？还是马老师回答得体： “啊，我们不忙。”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传统相声中常见的“包袱”手法，但马老师用得特别贴切，就是与众不同。直到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时，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点儿忍俊不禁呢！ 姜昆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例子。他说有一次在马老师家做客，一位年轻客人自告奋勇到厨房为大家烧水，他粗手笨脚地进了厨房以后，就听里面锅碗瓢盆一阵乱响，也不知道碰翻了什么，于是马季在客厅里大声问他： “嘿，逮着了吗？” 这也属于那种越琢磨越可乐的包袱——烧水怎么弄出逮猫狗的动静来！ 就这几位大腕儿 姜昆遇险记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随中国广播说唱团外出，或体验生活，或创作节目，或听听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反映，几年来跑了不少地方。 我和姜昆是创作上的伙伴，每逢外出，接待单位通常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便于讨论节目什么的。说实话，这对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姜昆是名人，每到一地，必有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来探望、闲聊、合影、索字（姜昆写得一手好字），加上电话铃声不断，别说写东西，就连正常的休息也很难保证。 比如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县招待所，深更半夜闯进一个小伙子，姜昆本来已经躺下，这时也只好起来接待。小伙子大模大样地和姜昆握手：“姜老师到我们县，对我们全县人民鼓舞很大呀！”完全是一副领导的口吻，然后他也不用人让，就坐到床上东拉西扯，“县委张书记，是俺嫂子的亲舅！酒厂张厂长，和俺爹是拜把子兄弟！俺表大爷在北京七机部，张富贵，你们不认识？” 问他有什么事儿吧，也没事；请他早点回去休息吧，也不走，就那么坐着连吹带侃的让你不得安宁。后来姜昆实在烦了，硬把我往第一线上推：“小张啊，这是我们一块儿来的梁老师，你们多聊会儿，我出去办点儿事”——说完就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一直躺在床上看书，这时便装作刚刚从书堆中挑了一本最枯燥无味的《曲艺特征概论》递给了他。小伙子翻了几页，大概实在不得要领，又见我只顾自己埋头看书并不搭理他，这才怏怏地告辞了。 第二天，县委领导亲切接见演员，当介绍到县委张副书记时，姜昆小声问我：“这就是‘俺嫂子的亲舅’吧？”我点点头，想笑又不敢笑。 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到外地的一家大工厂去体验生活，厂里很热情，把我们安排在厂招待所最好的房间——据说是赵紫阳前总书记来厂视察时住过的。那房间的格局是一厅两室，厅是供会客用的，很大，可以摆下十几张沙发；厅的一侧通往首长休息室，里面沙发彩电办公桌一应俱全，还备有一张巨大的席梦思软床供首长享用；另一侧是工作人员休息室，里面只有两张小床，但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唐杰忠老师年纪大，占据了首长的房间。我和姜昆住在小间里，研究个节目什么的也很方便。尤其是有单独的客厅，遇到与我无关的客人我可以躲在房间里不受干扰，这种条件在我们平时外出时是不多见的。所以当厂领导一再表示“条件有限招待不周”时，我们真心实意地把这套房间大大夸奖了一番，说您这儿哪是招待所呀，完全是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呀，就冲这房子我们下回还得来！ 当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姜昆正在穿鞋，忽然看着窗台愣住了——一只半尺多长的大耗子沿着窗台徐徐走过，胜似闲庭信步。姜昆眼疾手快，“啪”的一声，手里的皮鞋飞了过去，砸在耗子身边，耗子吃了一惊，“蹭”地一下从窗台跳到地上，这时我也抄起一本硬皮书砸了过去，“虽不中亦不远矣”，吓得耗子“吱溜”一声钻进客厅。 唐老师起得早，此时正坐在客厅里悠悠品茶，只等聚齐了我们一道去用早餐。听到里面一阵乱响，正要问出了什么事，见一只大耗子跑了出来，也吓得一愣。他老人家到底是当过解放军，动作敏捷，一个健步冲上去，就把自己住的那间首长屋的门关上了，然后才转过身来，连声喊打。这时耗子在客厅里无处藏身，只能在沙发底下窜来窜去，窜到最后竟无影无踪了。 吃过早饭，想想耗子还在屋里，毕竟不大踏实。唐老师的首长间有一扇小门直通走廊，于是他干脆由小门进出，而把通向客厅的门锁死，省得耗子乘虚而入。我和姜昆无处可逃，只好求助于服务员小姐：您这屋可闹耗子呀，就这条件还接待赵紫阳哪——赶紧想法子吧！小姐有点儿不高兴，说我们这儿是卫生红旗单位，从来没见过耗子是什么样儿，想是你们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看花眼了？我们说一人看花眼倒也罢了，难道三个人都会看花眼吗？小姐想了想又说，这两天检修暖气管道，凿墙挖洞的，说不定是过路的野耗子钻进屋里来了，也只是随便转转，并不打算安家落户，你们只管放心。 我们想想有理，那耗子也确实是在窗台发现的，想必现在已经顺着原路返回了吧！ 在以后的几天里，那耗子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越发坚信了小姐的话，唐老师锁上的门也打开了，大家的警惕性也渐渐地松懈下来。后来又忙着体验生活，创作节目，慰问演出，更把耗子的事扔到脑后了。 到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姜昆下了几盘围棋（他跟陈祖德、聂卫平学过棋，据说已达到业余初段水平，可让我四子），收拾好行装，就早早入睡了。 入夜，我在蒙眬中猛然听到一声惨叫，条件反射般地开了灯，就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由姜昆的床上跳到我的床上，然后跃上窗台，眨眼就不见了。再看姜昆，光脚站在地上，用手捂着一只耳朵，龇牙咧嘴的。 “耗子，耗子咬了我的耳朵！” 他把手张开让我看，耳朵上果然有几个细小的牙印儿，还慢慢渗出血来。问他疼不疼，他大叫起来：“你这不气我吗？都流血了能不疼吗？把我都疼醒了！不成！明儿我得跟他们找地方说理去！这叫什么招待所，耗子都成精了！我活了三十多岁，也没挨过耗子咬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我忍不住笑了。 姜昆见我还笑，越发恼了，嘟嘟囔囔的：“你怎么还幸灾乐祸的，一点儿阶级感情都没有？按说这耗子由窗台过来，先经你床再到我床，应该咬你才是，我这完全是替你挨咬，你还不关心关心我——你有创可贴没有？给我找一块儿！” 我找了一块创可贴给他，又“关心”地问他挨咬的经过。 姜昆说他正在做梦，梦中干渴异常，买了瓶汽水正要喝，就觉得右耳如针扎一般，于是猛然惊醒…… “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喝汽水，是对嘴喝还是用吸管儿？” “好像是用吸管儿……你问这干吗？” “不是，你想这耗子半尺多长，它那嘴在咬你耳朵，它那尾巴该耷拉在哪儿啊？” “怎么，你说我嘬的是那……” “可不，你不嘬它它能咬你吗？” “胡说，我，我能嘬那玩意儿吗？” 姜昆知道我跟他开玩笑，不过他还是赶快跑到卫生间去狠命漱了漱口，然后跟我商量：这后半宿怎么办哪？谁知道那耗子还来不来呀？你还敢睡吗？ 最后我们决定索性不睡了，在客厅里“手谈”了几盘，混到天亮。 早晨，厂里几位领导都来送行，见了姜昆还一个劲儿客气：“姜老师昨天休息得怎么样啊？睡得好吧？” “好，好，就别提多好啦！”姜昆此时也想开了，反正今天就走，何必得罪人家呢？谁知人家还一个劲儿热情： “姜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啊？这房间我们可给你留着啦！” 就这几位大腕儿 侯耀文的『包袱』 侯耀文四十出头，说相声却已有三十年历史了。他告诉我他说的第一个段子是他令尊说过的《醉酒》，虽然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观众觉得并不可乐，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会“醉酒”——直到三十年后，侯耀文仍然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说相声必须得让观众觉得可信。 侯耀文出生于相声世家，一般人总以为他说相声得益于他的令尊侯宝林先生。当然，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也是有的，但侯先生一开始并不赞成耀文说相声，耀文十六岁时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也完全是“自做主张”，直到木已成舟才向家里打了声招呼。 直到现在，侯耀文也很少拿自己的作品向老爷子请教，倒不是因为侯大师教子严格，批评的多，表扬的少，若是点头不语，就算了不得的夸奖了——主要是因为忙，他也忙，他父亲也忙，爷俩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十天半个月不见面也是常有的事。侯耀文曾引用卓别林的话对我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艺术家的生命更为短暂，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根本就没有别人的八小时工作制，也难得享受常人的天伦之乐…… 侯耀文对相声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说、学、逗、唱样样拿得起来，而且活儿路子宽，差不多的传统段子都会说，这在新一代相声演员中并不多见。他的一些“包袱”就脱胎于传统相声，而且用得极“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义勇为》： 歹徒：“你起开！要不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英雄：“你还别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今儿你就是一刀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不能让你过去！” 在传统相声中有这样的包袱—— 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乙：扎出血了！ 甲：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乙：扎破胆了！ 甲：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 乙：扎……扎哪儿了？ 甲：扎屎包上了！白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乙：这是怎么回事儿？ 甲：什么也没扎着！ 这里把红、绿、黄、白四种颜色都说到了，后人再组织类似的包袱就很困难；而侯耀文在此基础上说出的“十二色”，则把这个包袱推向了极端，所谓“用绝了”。 《糖醋活鱼》也是侯耀文的代表作，其中写一个外国人学中国话（行话叫“倒口”，耀文倒的其实是唐山口，即用唐山方言模仿外国人）—— 甲：咱们打开窗帘说亮话…… 乙：不对，那叫打开窗户说亮话。 甲：打开窗户……那窗帘呢？ 乙：你就甭管窗帘啦！ 甲：好，咱们打开窗……中国怎么没有窗帘呢？ 乙：有窗帘，可这句话就得这么说！ 甲：行，咱们打开窗户帘……中国话不好说！ 这里借用了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三番四抖”的手法，但又有很大的创新。首先它不是到第四番才抖出包袱，而是每一番都能让观众觉得可乐；另外它也不是单纯地卖弄技巧，而是非常符合外国人的思维逻辑——我曾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六年，深知外国人在学汉语（尤其是学这种歇后语、俏皮话）时是如何地转不过弯来。 在相声界，一些年轻同行知道耀文的传统相声功底很深，遇到难题常向他请教，耀文总是热情相助，有问必答，有时甚至热情得让你不好意思，比如有一次我和姜昆在创作一段相声时对一个包袱怎么也不满意，于是双双登门去找耀文讨教，耀文除了极热情地为我们设计好了好几种方案，还非要请我们吃饭不可。 我们说既然到了“饭口”，若在你家随便吃点儿也罢了；若到外边去，还是该我们请你，本来就是我们来麻烦你嘛！耀文说你们来了就是客人，况且创作相声这么辛苦，怎么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去！只是今天家里没什么准备，就到附近的馆子随便吃点儿，哪儿有让客人做东的道理！最后还是他在附近的吐鲁番餐厅请了我们一顿，我们也没客气，放手点了几个高档的风味菜。 还有一次是在前年筹备春节晚会时，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没有通过，领导让他们另外准备个新段子，此时距离晚会只有一个星期，火烧眉毛。 吃晚饭时我们凑在一桌，只见他和石富宽都愁眉苦脸的。这时同桌的黄宏跟我谈起他们的《秧歌情》中的一个包袱—— 妻子：“你说，你跟国家主席你们俩人谁大？” 村长：“职务不分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当然从行政上来说他比我大四级，主席、省长、县长、我，中间的都不算……” 黄宏觉得这个包袱在设计上有毛病，但一时想不出毛病在哪儿。我说恐怕要把“中间的都不算”这句话删去，因为这是一句“挡包袱”（妨碍观众大笑）的话。耀文一听也立刻来了精神，他说还应该强调那个“大四级”，最后再加上一句“我们四个人是这么排的”之类的话，这样就更加可乐了。 他还请黄宏晚上一定到他房间来：“我帮你归置归置，咱非把这包袱给砸瓷实了！” 我说：“你自己那活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还帮人家归置活儿哪！” 耀文说：“不是，我看他们这包袱就差这么一点儿，我替他们着急呀！” 这时所有的人都说他：“你还是先替你自己着急吧！” 就这就为大腕儿 外一篇　王朔的活法 一位作家在他生前而不是死后，而他到现在也不过才三十出头，并且还是在中国文坛特别不景气的时候，能在文坛内外引起旷日持久的轰动，能让社会各界芸芸众生各色人等敬之爱之慕之忍之不知高低，这不仅为建国四十年来所未有，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罕见——曹雪芹也是在他死了以后才出的名儿。 作家名叫王朔，他说他是一不留神出的名儿。 于是让我们这些作家都感到万幸，幸亏他不留神，他要再留点儿神用点儿心那还有我们的活路吗？你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呀！ 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爱你没商量》中的方波有一句台词，把“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归入到“雅人看了嫌俗俗人看了嫌雅”的三流作品。 剧中人的台词未必代表编剧本人的意见。据我所知，王朔对我的相声历来评价不低，对他自己的小说更是很少这样谦虚，只有在被记者质问时——“听说你一不留神就能写出《红楼梦》来？”他才勉强谦虚说：“我那不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吗？” 但也的确是“雅人看了嫌俗”，所以就有人说王朔的作品是“痞子文学”，不把年轻人往正道上引。对此，王朔回答得也很坦然：“痞子”云云，从来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诬蔑。在小说《一点正经没有》中，主人公还教育女儿扣子说：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教你学好，好由着他们自己使坏！ 其实，王朔的作品可以分为好几类。 比如，从早期的《空中小姐》到近期的《过把瘾就死》，都是属于纯情挚情的，也是最讨女孩儿们喜欢的。我读了以后只觉得他把爱情写得太博大太严肃太正经太执着，倒让我们这些俗人想爱都不敢爱了——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的王朔。 比如，以“警官单立人系列”为代表的刑侦小说，故事性极强，好看，只是社会意义相对就显得弱一些。在这类小说中我最喜欢《各执一词》，全靠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推进情节，功力不凡——在这里，王朔又变成了一个很不错的侦探小说作家。 比如，《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还有王朔参与创作的《渴望》《海马歌舞厅》等，都属于商业性比较强的作品，大多是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或者一开头就写的是电视剧，然后再改回小说。这类作品受各方面的限制比较多，有时并不能代表作者的真实思想，像《渴望》中全力歌颂的刘慧芳，就绝不同于王朔笔下的其他女性——在这里，王朔真成了一个“写字儿的”，他自己谦之为“字匠”。 对以上三类作品，虽然间或也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但大多还不超出正常文艺批评的范围，只有对最后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即被称为“谐谑”类的王朔小说，才真是“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许多赞扬连王朔本人一起美化，许多批评也就变为人身攻击。 在这类小说中，王朔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活法”，一种在建国四十多年的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活法”，一种在中国历史上的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活法”，因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心灵上的震动。 这是一部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三T公司”、“三好公司”、“海马”编辑部、“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却又似曾相识，依稀可见。对这些全新的故事全新的人物全新的思想，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审美观念乃至道德标准似乎一下子都失灵了，我们简直束手无策了。 骂一声“痞子文学”扬长而去这种阿Q式的战法当然是最容易的了，但也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君不见前几年改组之后号称回到了真正的某某主义者手中的某权威文学刊物，发行量一减再减，与王朔小说发行量的直线上升，倒成了很好的对比。不是说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吗？到底谁服务得更好一些呢？ 写小说的王朔，在我看来，是继鲁迅之后，向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或称“民族劣根性”继续发动进攻的作家群中的一员。继承鲁迅的大有人在，但真能击中要害、打到痛处的并不多，王朔就是这“并不多”中的一位佼佼者。 鲁迅的讽刺是沉痛的，王朔的调侃是轻松的；鲁迅面对的是五千年的沉重历史，王朔面对的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有时追溯历史也只到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鲁迅以他的博大精深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其作品的知音，王朔以他的幽默洒脱为自己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普通劳动人民读者…… 我不敢说我懂鲁迅，但我敢说我懂王朔。 然而，那些骂王朔、贬王朔的朋友们，你们敢说你们懂王朔吗？ 请认真读一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爸》《你不是一个俗人》这些有代表性的王朔小说，你会感到轻松潇洒的外表背后有一种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太沉重了啊！ 王朔并不是真的在“玩”文学，他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肃的。 以他的工作成绩来说，几年来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国内国外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许将影响到整整一代人——这是随便一“玩”就能“玩”出来的吗？ 以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若是工人，他可以做劳动模范；若是女人，他可以做三八红旗手；若是民主人士，他可以做政协委员；然而他偏偏只是个“写字儿的”，不仅无功而且有过……唉！ 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文艺都容忍了——如今哪个少男少女不崇拜着港台的歌星影星？ 我们连封建主义的文艺都容忍了——从唐诗到宋词，从京剧到昆曲，不仅抢救还要振兴。 我们甚至连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文艺也都容忍了——偶然发现个什么还要当作宝贝。 我们为什么就单单容不下一个王朔？ 话说相声 年轻的相声 写这个题目，并不是要说相声这门古老的艺术如何焕发了青春。 我想说的是，相声本身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不是说先秦戏曲中就有相声的胚胎、战国幽默中就有相声的萌芽吗？ 相声不是我们民族的古老的传统的艺术吗？我们继承发展还来不及呢，她自己怎么倒一下子变年轻了？ 我们过去所以认为相声古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研究相声史的同志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他们当然也是出于好心，怕人家笑话我们相声根基浅，所以替我们拉来了许多阔祖宗（其实都是人家——譬如戏曲——的祖宗）。 如果我们探讨人的历史，一般应该以猴子变人作为上限。 当然，也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单细胞生物时期，不过那已经属于物种起源问题而不单纯是人的历史了，所以一般的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都不去进行这种“追溯”，而任凭生物学家们去占领这一领域。 同样，如果我们研究相声的历史，一般也应该以相声的产生作为上限。 当然，也可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但如果一直追溯到先秦戏曲、战国幽默，那就不单纯是相声史而是整个的艺术史了。 中国艺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千年以前。 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完整的艺术品，但从旧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中，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到我们的祖先对形体的性质和状态的把握。到了山顶洞人时期，已经出现了磨制光滑的、钻孔的乃至刻了纹的骨器，你能说它不是艺术？ 于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中国存在的一切艺术，包括相声艺术，除去受外来影响的成分之外，均发源于此。若细心考证，准能发现数不清的渊源关系。可是这种考证除了消遣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相声的历史，在我看来，最多不过二百年。 《红楼梦》成书于二百五十年之前（这也是极而言之，现存最早的版本“甲戌本”的底本成书于1754年，上面已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录，所以再上推十年至1744年，距今将近二百五十年），书中提到“像生儿”——这像生儿不是那相声，只是单纯的模拟仿效而已，在“说学逗唱”中最多只占了一个“学”字。因为薛蟠“左一个揖，右一个揖”的，故宝钗有是言：“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儿”！ 曹雪芹到底不愧是大文学家，请注意这个“做”字，原来这像生儿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啊！ 但这像生儿总算是相声的前身之一，曹雪芹也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相声史料，从中可以推断出几点： 一、当时的像生儿已经广泛流传，以至像薛宝钗这样的闺中少女也能略知一二并随口说出——当然宝钗在小姐群中算是见多识广的，比如书中提到的当票，湘云黛玉都不认识，她就认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像生儿已经广泛流传。 二、当时的像生儿已由“暗春”（幕后表演）转向“明春”（台前表演），所以“做”像生儿有时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三、当时的像生儿已经是滑稽逗乐的了，薛蟠昨晚得罪了妹妹，所以今天要逗她乐，宝钗亦知他的用意，所以让他不用做这些像生儿。 四、当时的像生儿恐怕还不像后来那样不登大雅之堂，妇女儿童也都看得，因为宝钗历来是非礼勿听的，黛玉行酒令时说错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她还不依不饶的，说人家“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不该知道这些，而她自己提到“像生儿”时却相当坦然，须知这时她的母亲就坐在旁边呀！ 那么，如果我们据此认定“像生儿”在二百多年以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恐怕不能算牵强附会吧？只是这“像生儿”不等于那相声，“像生儿”一词早在宋代就有了（一说是唐代，待考），而真正的相声的出现却是很晚以后的事。 《品花宝鉴》成书于一百五十年之前，书中也提到了相声： “……对面水阁上，却安放了一班十锦杂耍，便上起场来，说了好些笑话，作了一回相声，又说了一回《龙图公案》。” 这段描写层次分明： ——笑话靠“说”； ——《龙图公案》也靠“说”； ——而相声却靠“作”！ 请注意这个“作”字，可见这时的相声还处于萌芽状态，还不是以说为主的语言艺术，“作”相声和“说”笑话还是完全不同的。 大约就在这时，出现了目前发现的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艺人张三绿。不过按现在通行的标准，张三绿还不能算“专业”相声演员，因为他更精通的是单弦（八角鼓）和口技。话说回来，那时也没有什么专门的相声，单弦中也有类似相声段子的对唱节目，口技中的“暗春”也在向“明春”寻求出路，至于插科打诨、随机应变、当场抓哏，更是中国舞台艺术共同的传统，岂独相声？ 再往后，就出现了以朱绍文（艺名“穷不怕”）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相声演员。朱绍文生于1829年，有人说他是相声的创始人，那么相声的产生距离现在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当然一种艺术形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相声的产生过程尤为复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是我们仍然不妨以“穷不怕”等专业相声演员的出现，作为相声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标志。 在“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诗歌、舞蹈和音乐的萌芽，但由于歌、舞、乐不分，人们仍然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原始艺术乃至原始巫术，而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舞蹈和音乐已经由此而庄严问世了。 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可以有多种标志——比如电影艺术以《水浇园丁》《工厂大门》的出现为标志，电视艺术则以电视接收机的发明为标志——但所有的标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主题：这种艺术形式脱离其他艺术形式而独立存在了。正是鉴于这种理解，我们把相声的历史压缩在一百五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二百年。 这样看来，相声的历史很短，这是幸呢，还是不幸呢？ 恐龙的灭绝是生物学家们一直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无论把它归咎于地壳的运动、火山的爆发、气候的变化、新生代第三季的来临乃至是星外来客，都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唯有“物种的老化”这一原因是所有研究者们所公认存在的。 当某一物种趋于老化时，虽然在正常状态下还可以勉强维持着“自我复制、自我更新”的物种延续功能，但由于它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已经接近于零，一有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恐龙当年所面临的外界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绝对不可能比老鼠今天在灭鼠运动中所面临的环境变化更为巨大、更为迅猛了，而老鼠却可以很快适应这种人为制造的剧烈变化的环境，直至以灭鼠药为生，这正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年轻的物种，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与适应环境的能力。 与生物学对“老化”的认识相反，中国的传统思想则认为凡是老的必是好的越老越珍贵，越老越值钱。 于是有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伪书。 有了“代圣人立言”这样的八股。 有了“鼻子掉了，还说是祖传老病”这样的笑谈。 有了从孔夫子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其实呢，也正如先哲（先哲当然也是老的）所说，唯新生的才是有希望的，才是有将来的，才是有生命的。 所以老的四言诗要让位于新的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老的诗人让位于新的词、散曲、戏曲、话本小说，老的传统艺术要让位于新的电影、电视、游戏机和卡拉OK…… 在当今的文艺舞台上，相声这种传统的、民族的艺术形式还能够与喜剧小品、通俗歌曲相抗衡，或称三足鼎立，或称三大支柱，究其原因，唯其在“传统”中她相对年轻，在“民族”中她相对开放——相声中那种强烈的反差，荒诞的手法，夸张的变形，思想的大幅度跳跃，语言的自由组合程度，尤其是那种完全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表演形式，应当说是相当现代的乃至欧化的。 目前，人们正在像抢救大熊猫（一种被称为“活化石”的相当老化的物种）那样奋力抢救着京剧、昆曲等濒临灭绝的艺术形式。 当人们欢呼“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时候，他们期待着以个体生命的强壮来挽救整个物种的衰老！ 当人们今天整理国故、明天振兴国粹的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规律暂时失效！ 与这些需要被抢救的姐妹艺术相比，相声的优越性在于—— 她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被因袭的重担所紧紧束缚； 她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脱离通俗化、生活化、贫民化的生命轨迹； 她还没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踏上程式化、贵族化、宫廷化的衰亡之路…… 鲁迅说他宁可看梅兰芳博士的早期表演，看那活生生、泼辣辣的村姑形象，但却不愿意看他成熟时期的《贵妃醉酒》或《黛玉葬花》——而相声正属于这活生生、泼辣辣的青年时期，这是相声的大幸！ 我为我们年轻的相声而庆幸！ 话说相声 贫民艺术 相声的历史尽管年轻，但我们在探讨它时，仍然需要追溯到相当久远之前的一段时期。当然，这“相当久远”也未必需要奋起直追到八千年以前，但如果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北宋初期，也许还是很有必要的。 北宋初期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士兵归农、奖励垦荒、均定租税、宽刑宽商等等，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快发展，商业、手工业也空前繁荣。 商品经济的壮大，使商品交换的中心——城市和居住在城市的人民——市民的队伍也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欣赏要求一步步渗透到文学艺术中，从而形成了中国文艺在宋元之际的重大转折——市民文艺占据了主导地位。 市民阶层虽然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阶层，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它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不存在于新的生产关系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是依附于小农经济的。市民阶层与小农经济的两个对立的主体——地主和农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无法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挣脱。 同时，市民阶层本身的成分也很复杂，它不是以劳动和非劳动者来划分，也不是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区别，而是以是否居住在城市作为确认这一阶层的标志，只要居住在城市的，除去“官”之外，就都是“民”了。 就拿市民文艺的经典著作《水浒》来说，其中操刀的郑屠、开药铺的西门庆、做媒的王婆、唱小曲的阎婆惜、卖烧饼的武大郎，都是市民。 甚至许多久居城市的下层官吏和士兵，就其思想意识来说，也可以划入市民的范围，如鲁达、武松、杨志、林冲等等——这并非以思想划成分，过去一般认为，下层官吏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而士兵则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农民；但农民在城市住久了自然会变为市民，市民阶层的上层可以进入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下层自然也可以划入市民阶层，显现出一种交叉状态。 上述人物——从郑屠、王婆到鲁达、武松——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差别很大，生活目标、生活道路、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又都同属于市民阶层之中，就可见这个阶层五彩纷呈、青黄合一、鱼龙混杂、猫鼠同居的状况了。 但是，既然同属于一个阶层，他们身上就必然有着某些相同和相通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市民与农民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市民由于离开了土地的束缚，离开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生活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十分发达的城市，眼界要开阔得多，思想要活跃得多，农民身上那些落后、愚昧、狭隘、保守的东西在他们身上要少得多，这样就很自然地使他们要冲破中国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牢狱，这种“冲破”反映到文学艺术中，就使得中国文艺在宋元以后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和新的气象。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自我封闭型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节奏十分缓慢，常常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这个社会提倡的美德是勤劳朴实、安分守己、节制欲望等等。 而市民阶层由于离开了土地，居住在城市，从事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生活中的起伏变化也比地主和农民都要迅速猛烈得多——在一夜之间可以发财，也可能破产。更为重要的是，幸福生活的获得也不仅仅靠勤劳俭朴，也可以靠偶然、靠运气、靠投机取巧。 这就使得市民阶层对神的敬仰、对统治者的敬仰、对传统观念的敬仰大大削弱，而他们那种渴望发财的心理、对富贵者又忌恨又想取而代之的心态、对克勤克俭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轻视嘲笑态度，以及对现实享乐的追求、对个人欲望的放纵等等，颇有些接近于后来产生的资产阶级，而迥异于农民阶级乃至封建统治阶级。 市民阶层的这种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观念，并且一步步地反映到市民文艺之中。 市民文艺最初主要体现在词曲、戏曲、讲唱艺术和勾栏瓦舍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以后逐渐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文学艺术门类。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文学中的诗歌、散文这些领域就始终主要把持在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手中。 又比如艺术中的民歌、民间故事、民族舞蹈这些门类则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艺术。 即使在同样的市民文艺中，也往往存在着文野高下之分。 这种区分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不同层次的市民偏爱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在外表上则常常表现为由于形式的差异而导致了内容的差异： ——词曲、戏曲、说话艺术的脚本或唱词由于有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其档次就往往高一些； ——参与勾栏瓦舍的说唱杂耍艺术的主要是市民阶层的下层，其档次就往往低一些。 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也许要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市民艺术中的相声艺术恰恰属于后者。 我们虽然不必拘泥于某些零散的资料而认定相声发源于单弦或脱胎于口技，但相声与戏曲艺术中的对话艺术和丑角艺术的关系，与讲唱艺术中的说话艺术尤其是垫话艺术的关系，与杂耍艺术（即前面引用《品花宝鉴》中提到的“什锦杂耍”，后来又有人称之为“高尚杂耍”，也就是今天的“曲艺杂技”）中的其他姐妹艺术包括单弦和口技的关系，的确是不同寻常、耐人寻味的。 而这些孕育着相声艺术的艺术，或者其本身正处于市民文艺的下层——如各种杂耍；或者其影响到相声艺术的正是它们的“下层”部分——如戏曲讲唱既有文人创作的也有艺人自己创作的，既有登大雅之堂的也有撂地演出的，而被相声吸收的正是后者。 所以，相声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市民文艺中的贫民的艺术，虽然它偶尔也在富贵人家的堂会上出现（演出一些《大上寿》《吉祥话》之类的喜庆段子），但那只是“客串”或“玩票”而已，它的根始终扎在市民阶层的下层之中——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相声相对其他艺术形式而言是低档次的。 随着市民队伍的发展壮大，随着市民阶层的日趋成熟，市民文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这种成熟不仅体现为形式的出新——如各种拟话本直到长篇小说的出现，如各种地方戏曲包括京剧的出现，如各种曲艺形式乃至相声的出现，更主要地体现为思想和主题的深化。 在市民文艺的最初阶段，他们几乎随手抄起一件武器就朝封建主义杀去，比如，以江湖义气来反抗封建统治，以扰乱社会来反抗封建制度，以金钱来反抗封建伦理，以色情来反抗封建礼教等等；而随着自身的成熟，除了这种反抗越来越坚决以外，他们似乎还越来越注意“武器的批判”了。 我们只要把宋元的市民文艺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思想主题的深刻变化，就以爱情描写而言—— 宋元话本中美丽多情的周胜仙虽然由生而死，由死复生，九死未悔，百折不挠，但她所追求的其实不过是“色情”而已，所谓“原来色情都由不得你”。 而到了明代拟话本中的杜十娘，她的爱情追求中不仅包含着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且明显包含着追求人的权利、维护人格尊严的成分，她甚至不惜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理想和尊严，在这样光辉的女性形象面前，一切金钱和色情都黯然无光了。 元代戏曲中的张生和崔莺莺，虽然都有着强烈的追求爱情与幸福的愿望，但却都无力挣脱封建家长的束缚，最后只好靠作者替他们安排了一个“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结局，算是功德圆满。 而到了明代戏曲中的杜丽娘，虽然她只能在梦中实现自己美好的、合理的愿望（作者在这里突出了现实与理想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她的爱情追求中却带上了强烈的追求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色彩，她那句“我每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不仅是闺中少女的幽怨，也是对封建思想文化长期以来禁锢人的自由、压制人的欲望、否定人的价值、扭曲人的灵魂的反抗宣言！ 到了清人《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已经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叛逆出现的了。这种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道路的、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充实起来的坚贞的爱情，已经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也超出了市民文艺的范畴，展现出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曙光。 而我们的相声，作为与《红楼梦》同时或稍后产生的市民文艺的新的艺术形式，理应不让别人专美于前。但假如我们一定要从中寻找出相同题材（爱情）的作品来加以比较，就简直有点儿“于心何忍”或“居心何在”了！ 在浩如烟海的传统相声中，除去大量的色情段子外，只能勉强找出一篇单口相声《双槐树》，算是描写爱情的。 故事是老而又老但相当动人的：宋五爷家的银屏姑娘爱上了小伙子赵二，经过女仆周大妈穿针引线，两人偷期缱绻了几回，后来让宋五爷发现而强行拆散，姑娘被逼自尽，小伙子饮恨而亡，两人的坟地上分别长出两棵槐树，交相缠绕，结为夫妻。 就是这样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正面描写乃至赞美的对象居然不是银屏赵二而是封建家长宋五爷！甚至对宋五爷变相活埋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未置一词！（罪有应得？）而对于这对自由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尤其是赵二，则自始至终抱着嘲笑讥讽的态度！ 这就是说，当市民文艺的其他艺术形式在爱情领域里已经高举着自由的大旗、敲响了人道的警钟、树立起爱憎的丰碑的时候，刚刚诞生的相声艺术却在封建主义幽灵下孤独地徘徊着，一面格外严厉的反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一面又对色情的东西格外热心！ 当然，爱情描写并非相声的特长，相声的特长是讽刺。 的确，传统相声中有不少以讽刺见长的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 ——如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连升三级》《日遭三险》《属牛》《君臣斗》（这类作品大都是单口相声，与民间故事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如讽刺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行》《大审案》《哏政部》《关公战秦琼》； ——如讽刺不良社会风气和落后现象的《化蜡杄》《打牌论》《大相面》《巧嘴媒婆》； ——如讽刺吹牛皮、说大话等小市民心理和习气的《窝瓜镖》《开粥厂》《捉放曹》《扒马褂》等等。 这些作品与同类题材的优秀的市民文艺作品相比，虽然某些地方还稍有逊色，但也大致可以战个平手，这是值得我们为之庆幸的。 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这类作品在传统相声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十停中还占不到二三停，而更多的讽刺型作品则是带着一种小市民的“拿肉麻当有趣”的病态心理，在那里毫无目标、毫无内容地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或嘲弄别人，或嘲弄自己。 由于相声是一门“自指性”很强的艺术，这种嘲弄常常表现为演员之间的互相嘲弄——这当然也曲折地反映了过去艺人地位的低下；所以像《反七口》《醋点灯》《变兔子》《大出殡》这样的作品，在传统相声中竟占有相当的比例。 除此之外，传统相声中宣扬封建迷信，宣扬落后思想，宣扬低级趣味和宣扬其他不健康的东西的作品，也都不在少数。 可以这样说，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以历史的、整体的、全面的眼光来看，单就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来说，相声与市民文艺的其他门类相比，是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 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生活的进步，即使是传统相声中的优秀作品的教育意义也将越来越小——因为今天人民的思想水平早已大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相声工作者。 那么，除了极高的艺术价值之外，传统相声的价值还体现在哪里呢？ 我以为，还体现在它极高的认识价值上。 如同恩格斯把巴尔扎克当作整个的法国历史，列宁把托尔斯泰当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全部传统相声作品当作一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市民（主要是北方，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科全书。 举凡市民阶层的思想信仰、道德观念、心理状态、伦理关系、日常生活、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人情往来等等，在传统相声中无不有准确生动的描述。 而且，这种描述不像一般文人所著的风俗书那样，在那里居高临下写民俗；由于传统相声的作者和表演者本身就属于市民阶层之中，他们不仅以市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且以市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整个市民社会的风貌，而且可以从中了解到市民阶层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整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价值是其他文艺作品所无可替代的。 话说相声 旧艺术之革新 解放以后，传统相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传统相声的革新工作几乎是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同时开始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政府的倡导，另一方面也出于广大相声工作者的自发要求。 相声艺人们对解放是欢迎的，对新社会是向往的，但对自己将来的前途（生活前途和艺术前途）则普遍抱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 邓友梅曾生动地描述过马连良第一次来到文联机关时的情景—— ……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 我想，马先生的这种谦恭多少反映了他在社会巨变面前的一种困惑和迷惘，这与当时绝大多数旧艺人的心态是相同的。 据说当时有的京剧演员因为怕违反《婚姻法》，把旧戏中丫鬟小姐们的芳龄由“年方二八”一律提高为“年方二九”。 相声演员自然也不甘居人后，他们首先停演了一些色情的、庸俗的、低级的、不健康的老段子（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上演的老段子中则生硬地加进一些揭露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而在当时，他们的态度却是相当毕恭毕敬的—— 《贼说话》：“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 《借火儿》：“有一个人上吊自杀了。为什么呢？您想，解放前那个年头，是人吃人的社会，一团黑暗，倒真是鬼世界。” 《糊涂县官》：“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 《绕口令》：“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恶霸坏东西，欺压良善不讲理，共产主义我正学习，斗争恶霸斗到底。”（这是老舍先生改编的） 在传统相声段子中加进这些内容虽然显得生硬，也与主题无关，更不构成包袱，但演员们还是自觉地而非被迫地这样做了，这也表现了他们对旧社会的深切厌恶和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 当然，严格地说，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也算不得什么革新，最多只反映了老一代相声演员们的一种革新的愿望。 由于思想水平、自身素质、文化程度、政治气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当时采取了这种做法来实现这种愿望，这虽不说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相距甚远吧。 但无论如何，这种愿望本身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当作相声革新的前奏——遗憾的是，这前奏的尾音拖得很长，甚至一直到今天，在相声创作中生硬地贴标签、加主题的做法仍然时有出现，成为一项非革除不可的弊端。 相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工作，在50年代，主要是由以侯宝林、马三立为代表的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进行的，也得到了老舍、罗常培等专家学者们的大力帮助。 通过革新，使传统相声在内容上得到净化，在艺术上进一步完善，由过去的撂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例如《阴阳五行》，例如《改行》，例如《婚姻与迷信》，例如《关公战秦琼》，都是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经过改编而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认真剔除传统相声的糟粕，从而使它的精华部分大放异彩。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之花不败，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深受观众喜爱，并成为专业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专家学者们的帮助下，老艺术家们还创作上演了一批新编相声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买猴儿》《昨天》和《夜行记》。 《买猴儿》为当代文艺的典型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马大哈”已成为生活中人们称呼那种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丢三落四、不负责任的人的“共名”，尽管这个人物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性格也比较单一，但毕竟不失其典型意义，这篇作品为相声艺术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天》巧妙地运用了相声艺术的荒诞手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十年巨变浓缩于一天的所见所闻，尽管它的喜剧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它的创作意识却是相当超前的。 《夜行记》是一篇宣传交通法规的作品，主题平淡无奇，思想也未见特色，但它一反传统相声罗列事件、堆砌包袱的手法，始终紧紧抓住人物性格这一中心，通过事件写人物，围绕人物写事件，开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相声创作的先河。 这些作品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相声艺术将来的光明前景——正如鲁迅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青年相声工作者加入了相声革新的大军，马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马季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歌颂型”（这一提法是极不科学的，这里姑且用之，所谓“吾从众”）相声为主，代表作品有《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登山英雄赞》《画像》等。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相声的手法和技巧，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在当时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看来，这种“歌颂”虽然难免有点儿浅白直露，但联系到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候，我们对作者这种创作的热情、革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和艺术的实践，仍然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相声创作基本上陷入了绝境。 在“文革”后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像《友谊颂》《红梅赞》《线路畅通》这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或大体还说得过去的作品，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是大大倒退了，甚至出现了一些迎合错误的政治需要、在思想上有严重失误、在观众中有不良影响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诸如在相声中加进忆苦思甜内容的这样根本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的相声艺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不仅迅速由北方曲种扩展到全国，而且几乎迅速成为最受全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程度之深，不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是许多专业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这一时期的所有优秀作品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揭批“四人帮”和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两个主题，前者如《帽子工厂》《特殊生活》《舞台风雷》《如此照相》，后者如《假大空》《不正之风》《财迷丈人》《霸王别姬》，或揭发，或声讨，或讥讽，或批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作品喊出人民群众压抑多年的心声，演出时观众的反响极为热烈，剧场中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这种盛况在相声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还应当归功于相声自身的讽刺功能。 相声本来是一门以讽刺见长的幽默艺术，但这一长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中有多种原因，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找不到或找不准讽刺的对象。 前面提到，传统相声中的讽刺经常表现为演员间的自讽自嘲，这就很难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建国后的相声作品由于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讽刺起来难免缩手缩脚，虽有少数“对敌斗争”的段子，如《美蒋劳军记》，由于距离观众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也就很难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在不一样了，“四人帮”作恶多端，亿万人民都深受其害，再加上十年的文化专制，有话不敢说，积郁于胸——即如火山爆发！ 况且“四人帮”又属于“敌我矛盾”，怎么讽刺也不为过，甚至传统相声中的一些早已废弃不用的尖酸刻薄、侮辱谩骂的手法也都拿来用了，当然是痛快淋漓。 至于不正之风，也是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这类讽刺作品更贴近生活，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虽然在分寸上要适当把握，但还不至于捆住手脚。 如果说，建国后至“文革”前的相声革新，以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型”作品为主要成就，那么，当相声进入了“文革”后的黄金时期，“讽刺型”作品就明显地占据上风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相声艺术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表面上看，相声已从它的高峰时期跌落下来，又受到喜剧小品、流行歌曲和其他新鲜玩意儿的四面夹击，显现出一种不景气的状况；而实际上，相声正在从传统的束缚中艰难地挣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在进行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 在思想内容上，摆脱了建国后相声创作人为地分成“歌颂型”和“讽刺型”这样两种简单的类型，而转向以幽默的笔调来描绘人生百态、反映社会心理和揭示社会问题，这也是延续传统相声“市民生活风俗画卷”的优良传统，只是由自然主义的描摹变为现实主义的描绘，因而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具有表现力。 较早的一篇《威胁》，通过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如何进行子女教育、如何树立家长权威、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作品还残存着某些说教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生活气息较浓的一篇《纠纷》，通过一场起因很小、互不相让、愈演愈烈、最终又莫名其妙地和解的纠纷，呼唤着生活中宽容、谅解、谦让等美好品德，作品对当今社会上一般市民阶层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 反映生活面较广的一篇《虎口遐想》，撇开其象征意义不谈，作品通过一个青年人在危难关头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当今青年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生活追求和处世态度。 影响较大的一篇《特大新闻》，通过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自由市场”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反映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们那种兴奋、惊讶、惶恐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状态，作品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尺度的变化十分敏感，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从上到下都普遍关心、公认存在、并各自有一套前程规划。 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因而也就不可能简单地分为“歌颂型”或“讽刺型”——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大约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比较复杂而相声的内容比较单纯吧？一旦相声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不是就应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呢？ 在艺术上，最近几年的相声创作也有了新的突破。 这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的大胆革新，对其他兄弟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对国外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表现为对结构、环境、故事、人物，特别是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人物命运、人物冲突等等在传统相声中时常被忽略的东西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包袱，除了运用传统相声的技巧，还特别注意引入幽默的机制，注意结构的幽默、环境的幽默和人物性格的幽默，注意格调健康、趣味高尚和雅俗共赏，注意避免包袱的雷同和笑料的单一。 相声作为一门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喜剧艺术，语言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同老一辈相声艺术家都具备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一样，近年来一批优秀的相声作品也开始具备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语言风格，这是它们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另外，在电视相声、音乐相声、化装相声、男女相声、儿童相声、相声小品、相声剧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虽然对此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着他们的成功！ 话说相声 生命在于幽默和讽刺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的题材是很广泛的，其实不然。 比如去年（1992年）是电影的黄金年，出了一大批主旋律影片：《周恩来》《大决战》《烈火金刚》……大家都觉得不错，我也觉得不错，但你能把这种题材改编成相声吗？ 去年“禹王亭杯”相声征文就出过一篇“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 ——“朱德同志凝视着远方，似乎又回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遥远年代……” ——“哎，两把菜刀那是贺龙！” ——“那朱德是几把？” ——“四把……哎，朱德没用菜刀！” ——“哦，板斧？” ——“对，两把板斧……那是李逵！” 让您说说，这多少有点儿不够严肃吧？ 所以相声的题材是很受限制的，一般应是喜剧题材，至少要有喜剧因素，否则就会费力不讨好。可惜相声的这种特殊规律往往不被重视，一提“主旋律”就好像什么艺术都应该以歌颂为主，并不考虑有些艺术（如相声、漫画、讽刺诗）的生命就在于讽刺与幽默。 近年来我和姜昆的作品大部分都不能算是“歌颂型”的，以至有人在报上批评我们是在“抹黑”，说看了之后令人“气愤”——相声不让人开心，倒让人“气愤”，这我也是头回听说。其实我们并不反对“歌颂”，世界既有光明也有黑暗，人生既有欢乐也有烦恼，谁不热爱光明、向往欢乐，而愿意整天在那里揭露这个、讽刺那个呢？迎亚运，盼奥运，抗洪救灾，家庭和睦……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写过一些“主旋律”作品，只是都不大成功，是没找着规律，还是根本违背了规律？ 从历史上看，“歌颂型”的相声也不少，但成功的却不多。最典型的如《大上寿》《八大吉祥》之类，是专为在喜庆堂会上演出的，其思想性、艺术性与“讽刺型”的传统相声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反映重大题材的相声，比如三四十年代由进步文化人编写的宣传抗日的段子，因为一段也没能流传下来，我们无从看到，自然也就无从判明它们的好坏。解放后的情况特殊一些，“歌颂型”的相声似乎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其中的是非功过相当复杂，笔者拟另撰文，就不在这里论述了。 相声创作首先是选材。俗话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那么，不好的开始也就是失败的一半。现在有不少相声，选择的题材本就不是相声题材，写得再好观众也乐不起来，因为它刚刚开始就先失败了一半，所以也就不能指望大获成功了。 话说相声 人生无价值，题材有禁区 今年（1992年）的春节晚会不理想，尤其相声，简直溃不成军。 演员都是一流的：姜昆，唐杰忠，侯耀文，石富宽，牛群，冯巩，李金斗，陈涌泉……说句大话，都是往台上一站就能把观众逗乐的主儿。 今年怪了，乐的少，骂的多，看完一撇嘴：什么呀！ 就连耀文的二哥耀华（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余德利）也对我说：“兄弟，你们今年那相声不行，我们老三那也不行，那谁他们那个更甭提……也就建华他们那《论捧》，好歹还算整活儿。”敢情我们的相声连个完整的段子都算不上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问题出在哪儿了？ 创作。没有一流的节目，再好的演员也白搭。 要说春节晚会不重视创作，那的确是冤枉。我参加过六届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每次都是过了国庆就进入情况，过了元旦就进入剧组，一直修改到大年三十下午——开播前的最后一刻。在此期间各级领导关怀指导，剧组编导出谋划策，同行互相帮助，演员随排随改，还有热情的观众不时来信来电表达他们的鼓励与期待……就这么折腾三四个月，连个好相声都写不出来？那也实在说不过去了！ 这六年来，我和姜昆为春节晚会写了六段相声，自1987年开始依次是：《虎口遐想》《电梯奇遇》《捕风捉影》《学唱歌》《着急》和今年的《美丽畅想曲》。 从观众的反映来看，《虎口遐想》最受欢迎，其次是《学唱歌》（曾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晚会节目），《电梯奇遇》和《着急》也还不错，比较有非议的就是《捕风捉影》和《美丽畅想曲》了。 通过近年来在春节晚会上演出的相声作品，包括我和姜昆的作品在内，可以大致看出当前相声创作（特别是为电视台大型文艺晚会而进行的相声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相声今后的发展，关系到这一民族传统艺术能否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而不至于断送在我们手中，所以很有探讨的必要。 首先，我们是否对文艺作品赋予太重的责任？可以兴邦，可以安民，可以团结教育，可以打击消灭……我不否认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文艺作品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汤姆叔叔小屋》就推动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比如《撒旦的诗篇》就曾震动过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比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那毕竟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毕竟还不能算作普遍的艺术规律，若要求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偌大的作用，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文艺就是文艺，不能被别的东西所代替，也不能代替别的东西。说到曲艺、相声，受其篇幅、形式的限制，其作用比起其他文艺作品来可能还要更小一些。 一位相当级别的负责同志曾指出：“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假如我们老老实实地尊重相声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老老实实地把群众性、通俗性、娱乐性摆到应有的位置，那么春节晚会上的相声恐怕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如今，虽然没有人要求相声发挥偌大的好作用，但总有人担心相声发挥出偌大的坏作用。说实话，近年来反响最大的相声作品，或许就是我和姜昆创作的那段《特大新闻》（即天安门广场改农贸市场）了。其实这个段子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某种社会心态，其中提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从上到下公认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认为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已。这段在1989年元旦播出的相声和其他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可是往往有人不这样认为，总担心文艺作品（尤其是讽刺揭露型的，例如相声）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杞人忧天，提心吊胆，怎么能出好相声？ 这就涉及相声创作的题材问题。“题材无禁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是就文艺创作的整体而言，具体到某一艺术门类，往往是有禁区的。比如音乐、舞蹈就很难担负起讽刺批判的重任，这类题材就是它们的禁区。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人们要批判它只能写文章（包括写相声、写讽刺诗、画漫画），但绝不能另写一首歌来批判它，如果一定要写，只能写一首像去年春节晚会上播出的《跟着太阳走》，从歌颂入手，从倡导入手，从正面教育入手。这种题材的禁区并非人为划定，而是艺术规律使然。具体到相声创作的题材，禁区也很多，一切悲剧题材，一切正剧题材，都在禁区之内。相声的题材只能是喜剧题材，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是它所无力承担的——《古兰经》有云：“不要让我们承担我们所无力承担的担子吧！” 在历年的春节晚会上，相声都是最受观众欢迎，也是最难搞的艺术品种。春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晚会的基调一般都是团结、奋进、欢快、向上——虽然历年的提法略有出入，但大致如此。这种基调本身无可非议，而且对音乐舞蹈更为适宜，载歌载舞，喜迎新春嘛！相声就难了，虽然也可以沾个“欢快”的边儿，但毕竟是讽刺艺术，讽刺到你头上你还能“欢快”吗？ 就以1989年春节晚会为例，我准备了三段相声：姜昆唐杰忠的《特大新闻》，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笑林李国盛的《海岛遇难》。这三段作品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和排练试演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但最终一个也没有上去。其中《特大新闻》是我和姜昆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在春节晚会上播出的希望十分渺茫而主动给了元旦晚会，后来赶写《捕风捉影》则是仓促之作了。《小偷公司》在彩排时曾被认为是当年晚会上最好的相声，因为主题比较尖锐，几经反复，最后还是被拿下。《海岛遇难》的下马还有其他原因，但也与讽刺揭露有一定关系。 后来牛群冯巩演的是《生日祝辞》，拿老太太开心找乐；笑林李国盛演的是《别挤了》，连说带唱地宣传计划生育。主题倒都是健康向上，但恐怕没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一年后《小偷公司》在《综艺大观》栏目播出，观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同时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获得了该刊的优秀作品奖——这至少说明它在政治上没什么大问题吧？ 如此说来，相声创作还要不要体现“时代的主旋律”了？当然要。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每个时代的文艺也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不管作家本人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都只能是构成这个时代文艺旋律的音符，无数位作家，无数篇作品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艺的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自然形成的，而并非是由什么人登高一呼就立刻出现的。况且，除了主旋律之外还有副旋律，还有次旋律，还有别的五音六律，否则还叫什么音乐？就算文艺的主旋律主要是正面歌颂我们的时代，绝大多数相声作品由于其讽刺揭露的功能而无法划入这主旋律的音符之中，那它们也仍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正如前引那位负责同志所说：“揭露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可以起到和正面教育一样的作用。” 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我和姜昆也准备了好几段相声，其中有一篇《怪圈》是在去年全国相声大赛中经十几位专家无记名投票获得创作一等奖的，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质量也是不错的。但晚会有些同志出于好意提醒我们：你们连续五年的作品都是讽刺揭露型的，今年还一定要上这样的作品吗？应当承认这种提醒是有道理的，这几年社会上对我们的创作也有一些议论，我们又远没有达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那样的超凡境界，几经反复之后，在晚会直播前的一个星期，决定改上《美丽畅想曲》。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样仓促上阵，节目的质量当然是很难保证的。 有人问我：你们这段相声到底是写什么的？说真的，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原来是想说明人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不能失去真实、失去自我、失去本来面目，现在这层意思倒也还有，只是被大大地冲淡了。追求美总是正当的，应当正面提一提嘛！整容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恐怕不能成为讽刺对象吧？假如有些同志整容没有做好，留下了缺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用这段相声去刺激他们是否合适？ ——你能说这些提醒是不必要的吗？年初见到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谈起《编辑部的故事》，他说：有一集写了一个不好的小保姆，还要陪衬一个好的小保姆，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啊！他老先生不知道我们写相声的用心比这还要良苦得多，非把一段锋芒毕露的相声磨得八面玲珑不可。 当然，文责自负。我们的相声创作无论成功与否，主要责任都在我们自己，不能推给外界。这里，我还想为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领导同志都是文艺的内行，也是作者、演员的好朋友，只是春节晚会的担子太重了，观众的期望值太高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才行。上述使我们困惑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所困惑的，这些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在困惑中摸索着一起前进。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 什么时候，相声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 话说相声 一九八八之《特大新闻》 1988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难忘1988》元旦文艺晚会播出相声《特大新闻》。 作者：梁左、姜昆。 表演者：姜昆、唐杰忠。 相声说的是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 在此之前，报载—— 有关专家认为：天安门广场的绿化工作很差，广场周围的小气候十分恶劣； 天安门城楼开放参观，票价30元； 人民大会堂开放参观，票价2角； 天安门观礼台后开设了知青商店，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毛主席纪念堂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存包收费和出售纪念品的收入； 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票价与对过收费公厕的票价相同； 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新潮家具展销会（本文作者说明：此消息有误，据我后来了解，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虽在一处，但属于两家单位，举办展销会的是历史博物馆）； ……　…… 此后，《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章：在元旦晚会上听了姜昆、唐杰忠的一通“神侃”，联想到北京火车站广场应该增设些服务摊点，以方便候车旅客。 此后，《中国电视报》刊登读者来信：看了这段相声之后使我们十分“气愤”，“这简直是给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抹黑”！ 后来，著名曲艺理论家戴宏森先生在《文艺研究》撰文，称《特大新闻》虽然被许多人视为“谶语”，但他仍认为这是一段描写社会心态的成功作品。 1992年3月1日，本文作者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谈相声现状时提到这段相声—— “其实，这个段子充其量也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某些社会心态，其中提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从上到下公认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认为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已。这段在1989年元旦播出的相声和当年中国发生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一段相声何足道哉！” 1992年7月，文化部所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虎口遐想——姜昆梁左相声集》，全文照收了《特大新闻》，并恢复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被删节的部分。王蒙先生在序言中用较长篇幅谈到这段相声，结论是—— “……如果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的失了法度的心理，恐怕亦不能算牵强吧？这么说这段相声还相当超前地敏锐，相当有深度呢。” 1992年国庆节期间，报载—— 首都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铺满鲜花翠柏，充满节日气氛，并新设了灯光喷泉等游乐设施，吸引了数十万北京市民扶老携幼前往观看。 1992年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新闻—— 素以政治广场著称的上海人民广场如今面貌一新，修起了购物中心、停车场，用以方便群众生活；上海一位负责市政设计的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假如我们一事当前先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那么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93年4月，文化部所属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京召开“姜昆梁左相声作品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四十余位中外学者系统地讨论了姜昆梁左近年来的相声创作，一致认为《特大新闻》和《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着急》一样，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和最成功的作品。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曲艺》杂志等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报道了会议消息。 在此之后，各地报刊报道—— 人民大会堂开始经营各种标有“人民大会堂”字样的小商品，后来又扩展到日用百货，烟酒果茶，服装鞋帽……； 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外租借闲置厅堂（需省级单位介绍信）； 人民大会堂开始对外承办各种宴会，一桌最低标准三百元左右； 人民大会堂成立综合服务开发中心，该中心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项目有：面向社会招生的厨师培训部，与广东健力宝集团合资的“健力宝北京联富公司”，中外合资的“华堂食品快餐公司”，一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一个出租汽车公司，一座星级宾馆…… 话说相声 横竖是骗，为何不骗人笑？ 《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同志来北京采访我，亲不亲，故乡人。又听他说起家乡人民对我写的相声作品都很熟悉，心里觉得特别高兴。 我生在北京，老家在江苏省的南通市。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回老家，看着那深宅大院，那古旧潮湿的老屋，心里总有一种灰暗阴冷的感觉。幸亏那时我十三岁的小表妹（她现在刚刚做了母亲）总陪我到野外去玩，我们一起折下嫩绿的柳枝，在草地上奔跑嬉闹，这才觉得稍稍明亮温暖了一些。后来读唐诗，“今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乡情”，总觉得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即文化人所谓“勾起了悠悠乡情”之类。 如今涉足文艺界，虽不敢说家学渊源，但也事出有因。我家祖辈虽说是经商的——听说是又开钱庄又开当铺，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地盘剥劳动人民——但也出过几个文艺爱好者，在大院里办了个“小小剧社”，后来驰名中外的大艺术家赵丹、顾尔已当时都是这个剧社的成员。现在老家亲戚中搞文艺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的导演梁廷铎，南京的作家顾尔镡，都算是跟我爷爷一辈儿的，不提也罢。 还有写评论的顾小虎，拍电影的顾永菲，论辈分我也该叫声“叔叔”、“姑姑”什么的，好在小虎和我是好朋友，于是就改称“小虎兄”了（当着他爸爸可是不敢）。 我的事业也是在家乡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上，题目叫《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岁，正在北大读书。那篇小说与相声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高晓声曾撰文说它“别具一格”，能使人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当然是他那个年纪的人说的话，我们当时可确确实实地正在“美好”之中呢！小说发表后获得了首届“青春文学奖”，我还收到了好多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当年的“纯情少女”写的。算来她们现在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如果和丈夫、孩子一块儿读这篇文章，大约也只能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吧？ 后来《青春》又发过我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作品，可就有点“幽默”的意思了。我开始写相声以后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是在《青春》上发表的，题目叫作《大海边有一个小姑娘》，先别说内容，单看这题目，你就知道该有多么的“纯情”啦！ 我改行写相声是因为我喜欢相声的幽默。生活已很沉重，活着也不轻松，如果闲暇时欣赏的文艺作品还是那么沉甸甸的，岂不太累了？先不说那些感人肺腑、令人深思、发人猛醒的传世之作，就说“纯情”吧，大多也是要骗骗女孩的眼泪的。人家女孩活得也不容易，若长得稍差些，难免自怨自蹉，自暴自弃；若生得稍好些，又难免同班的男生、邻居的男孩，乃至电影院里偶遇的陌生男青年的苦苦追求，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说，平日里还要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来，你说难不难？横竖是骗她，你干吗非骗她哭，不骗她笑呢？ 不过，写相声本身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忘了是老舍还是哪位大作家说过，相声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难写的一种。难写是一方面，写完了，要想把它在舞台上演出来，在电视里播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不提也罢。 本来想随便聊几句的，没想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写就是好几千字，也不知道人家《扬子晚报》给不给登，也不知道是节前登还是节后登——若是节前，就算我给家乡的读者拜个早年；若是节后，就算拜个晚年吧！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春晚十年 1992年。 农历壬申年。 猴年。 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的第十年。 我国习俗，逢十大吉，所谓“十全十美”。 所以，西湖有“十景”，运动员有“十佳”，杰出青年有“十位”，就是犯罪也往往要列举出“十大罪状”，说明其“十恶不赦”，好像坏人做到第九恶时总不肯歇手，非要凑满十恶罪在不赦才肯罢休。 人们的生日也是如此：逢五小庆，逢十大庆，逢百（十的十倍）更要大大地庆祝一番。就连厂庆，校庆，家庆，国庆，也无一例外。 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迎来了自己的十年大庆。 可是，动静不大，差不多可以说是无声无息。 就算是中央台自己谦虚，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地开展庆祝活动，以春节晚会这样又有全国影响、又有中国特色、又为世人关心、又为万人注目的事儿，总该有点什么动静，或者有人出来说点儿什么。 况且，出来说话也未必就是赞美恭维，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改进工作也是好的呀！ 可怎么就没人说呢？ 1992年春节晚会剧组所在地——梅地亚中心。 距离晚会开播还有一个星期。 深夜，中央电视台洪民生副台长来到剧组，按响了506房间的门铃，向我和姜昆郑重传达部、台两级领导今天上午审看相声《美丽畅想曲》以后提出的修改意见。 洪台长对电视文艺十分内行，对作者和演员的苦衷也十分体谅，没费多大争执，双方就对这个段子的修改方案达成了共识。 “陈佩斯、侯耀文住哪个房间？我还要去找他们谈……”洪台长斜靠在沙发上，略带倦容，算来他也是快六十的人了。 姜昆不无同情地说：“洪台长，算上今年，您可是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啦！要说你们做这组织领导工作也真够费心的，深更半夜的还不能休息……” 洪台长叹了口气，没说话。 我提出建议：“您参加过十届春节晚会，今年又赶上十年大庆，听说您又快退休了，是不是抽空写点儿文章？把咱们春节晚会的酸甜苦辣、是非曲直、兴衰利弊都总结总结，怎么着也是笔宝贵财富呀！不但给咱们晚会增加了透明度，也好让我们局内人引以为戒，让他们局外人饱饱眼福——将来出了书准保畅销！” 洪台长感慨万千：“零零散散的文章我也写过一些，全面总结可是不行。不是我不写，有些事情实在也不好写。就像那年腊月二十七日还是二十八日，也是这么深更半夜的，一位领导同志打来电话，说沈小岑唱的《请到天涯海角来》属于通俗歌曲，不适宜在晚会打头，建议我立刻调整节目顺序。这件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跟你们也不能说……哎，我怎么给说出来了？算了，你们就不要外传啦！我还要去找陈佩斯朱时茂他们谈节目……” 1992年春节晚会过后。 姜昆照例和我在电话中互相拜年。 我也跟他谈起这个问题：“这么些演员，就你一人连续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十个大年三十都是在电视台过的，亲历亲为加上耳闻目睹，奇闻逸事什么的一定少不了，什么时候写写，让我们大伙儿也看个新鲜！” 姜昆答得痛快：“别忙呀，兄弟！这两天手头的事儿太多，再说这些人都在，写谁不写谁的备不住有人不乐意。干脆等我退了休，一百来岁，他们大伙儿也都不在了，我也不干别的，就指写这个吃饭啦——你就在家盼着吧！” 哎，我在家盼着……不对呀，姜昆平时又忙，工作又累，又有胃病，他能把别人都熬过去，自己一人活到一百来岁吗？就算他能，我能吗？就算我们俩都能，而且到了那岁数还耳不聋眼不花手不抖，我能看他能写，那他就一定肯写什么春节晚会给我看吗？ 好像是鲁迅说过，女人穿针引线本来是平常的事情，但假如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引线，就可以卖票参观了。那么，假如一百岁的老头儿还能写文章，大约不管写什么，也不管怎么写都会有人看的，他何必非要费力不讨好地写什么春节晚会呢？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自己，于是我想到了自己。 我参加过六届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了。作词作曲的我不了解，在相声小品的作者中，我大概是参加晚会次数最多的一个。再加上和历届晚会的导演都是熟人，和许多晚会的演员都是朋友，看到的和听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就与事实真相庶几近之了。虽然比起洪民生、姜昆他们的亲历亲为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一位戏剧家说，明天有只鸡，不如今天有个蛋。 中国一位思想家兼文学家也说，与其将来喝酒，不如马上喝水；与其二十一世纪大卸八块，不如现在就给他一个嘴巴。 都是要我们马上做的意思。 于是决定马上做，写下这篇《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这篇东西打算分成两部分，前面谈谈春节晚会的一般情况，后面重点谈谈晚会上的相声创作情况，因为涉及到相当多的人和事——并且人多是名人，事多为大事——如有不准确、不周到之处，还望当事人海涵。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晚会的门道 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节日晚会。 比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建国、元宵、元旦、教师节、植树节、老人节、护士节等等。 另外，还有某些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活动或重大纪念日，比如为纪念《讲话》发表多少周年而举办的文艺晚会，比如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多少周年而举行的文艺演出，比如“奥林匹克之夜”，比如“风雨同舟”，也可以归入此类。 可别小看这节日晚会，如今电视台的节日晚会已经成为一个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节日也分个大小，如果教师节没有一台歌颂教师的晚会，护士节没有一台歌颂护士的晚会，也许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五一节没有一台献给劳动人民的晚会，六一节没有一台献给祖国花朵的晚会，那就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了。 这类晚会通常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一般由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筹办，也有少数——比如“欢庆六一”“众盼奥运”“联合国世界人口日”之类——由青少部、体育部、专题部他们出面来办。因为这种晚会是最能代表电视台水平的，也是最能显示导演功力的，所以不管谁办，都会全力以赴，调动一切他所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包括强有力的创作力量、演出力量和技术力量，以争取最高的收视率和最大的轰动效应。 搞一台这样的晚会也很不容易，一般在节日来临之前的两三个月就要搭起剧组班子，班子搭起来后各路人马还要各显神通—— 首先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便宜而舒适的饭店，廉价而美味的伙食，埋头苦干而不计报酬的包车司机，光知道给钱而不提任何要求的赞助单位；然后是知名的撰稿、编剧、作词、作曲，著名的歌星、笑星、舞星、影星，还要能够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借来服装道具，不交租金或少交租金就使用外单位的录音录像设备，还要能够顺利通过各级领导的审查把关，争取在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频道中播出…… 节日晚会之外还有专题晚会。 比如：农业、商业、能源、交通、外贸、保险、环境、人口、产品质量、品种效益、老人健康、儿童教育等等。 当然，晚会的名字要起得好听。什么“保险晚会”“商业晚会”有谁看呀？因此保险晚会可以叫“吉祥鸟”，商业晚会可以叫“手拉手”，环境晚会可以叫“共有的地球”，交通晚会可以叫“这里通向世界”，诸如此类。 这类晚会通常由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部门与国家有关部委或者一些大公司、大企业联合举办，宣传工作嘛，责无旁贷。当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得分出厚薄亲疏，不然好几十个部委，好几百个部门，还不够一年轮一遍的。 这里也有“后门”，假如说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某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某领导是老朋友，老哥俩有事没事一见面人那边就开讲“基本国策”，直说得广电部这位领导“人口意识”越来越强，不仅批准合搞一台计划生育晚会，而且决定配备最为得力的编、导、演力量，并且指示在黄金时间连播三遍，结果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的开展，这种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了。 不过，大多数合作并没有我上述的假设这么尽如人意。因为晚会主要由对方出资，随着资金往往会附带着一大堆条件—— 与晚会主题有关的节目要占到什么比例，要请到什么笑星、什么歌星参加，要在什么时间、什么频道播出，本部门有什么首长要讲话，有什么领导要出镜头，有什么大好形势要格外宣传，有什么先进人物要特别表彰，等等。 电视台的编导们呢，则需要苦口婆心地反复说明：文艺晚会不是做报告，再好的宣传也要有人看才有效果，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有好几个频道，观众不爱看，一换频道，什么宣传都白搭！ 经过争论、协商、让步、妥协，最后弄出来的节目总有点儿“四不像”的味道，倒不是导演、作者、演员不卖力，实在是这种“命题作文”难度太大。 比如，有一年要搞一次石油化工晚会，把作词的、作曲的、写相声的、写小品的都弄到一块儿，由石化总公司的领导和专家介绍——他们自己谦虚地说是“汇报”——情况，然后每人发给一大叠材料，你看得懂看不懂人家可就不管了。我开了两天会，总算搞清楚石油跟石化敢情不是一码事儿，一个归能源部，一个归总公司。又回家看了两天材料，这才知道化纤、塑料、人造橡胶都是从石油里来的。于是开始闭门造车写相声，好也是它，坏也是它。相声写出来了，题目就叫《生活与石油》，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不过借了些传统相声的路数往上生搬硬套而已。然后把本子交给总公司领导审查通过，因为主题突出，人家自然不会提什么意见。 然后由电视台找来演员（记得当时找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现排现演，然后录像播出，大功告成。 当然，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专题晚会也常常能够起到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不过作为作者，除非特殊情况，一般是不愿意接这类晚会的，因为条条框框太多，往往费力不讨好。 可是这类晚会总要有人来写，而且主办单位大都希望比较有名气的人来写，所以总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说服作者。比如我所熟悉的被称为中央台“四大撰稿”之一的阎肃和“四小撰稿”之一的任卫新，就常常被人请去为这类晚会撰稿，两人叫苦不迭却又无法推托，看他们一年四季疲惫不堪的样子，的确令人同情。 时间一长，许多作者也感到整天陷于这类晚会之中实在不是个办法，而且长年累月这样干下去，不仅身体吃不消，节目质量也根本无法保证，最后必将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观众并不知道你有那么多苦衷啊！ 于是，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托理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也常被邀请为这类晚会写相声和小品——除了实在不好推托的（比如迎亚运、盼奥运、抗洪救灾等等，比如部里或台里领导点名请你完成的，比如和晚会的导演是“铁磁”的，比如和主办单位的同志很熟悉或主办单位许以作者优厚条件的，比如这台晚会的主题对作者确实有吸引力的——最后这种情况当然非常罕见），一般总要设法推托，而且要推托得巧妙，通常理由如下—— “我对交通安全（或节约用水、或人民保险、或安全生产、或妇幼保健等等）题材实在不熟悉呀，要是别的题材我肯定帮忙！” ——要是别的题材就再说别的吧！ “手里事儿太多，晚会什么时候开拍？六月？哎呀，要是七月就好了，我七月就能腾出手来，这回实在对不起了！” ——要是七月拍他八月才能腾出手来。 “我给你们推荐一位作者行不行？那谁谁谁就在北京呀，听说这两天正闲着没事儿呢，对对对，闲得直长毛儿，我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 ——再看那位作者怎么推吧！ “太不凑巧了，这两天我爱人（或我儿子、我妈妈、我三姑、我二舅以及一切三代以内直系旁系血亲均可）病得挺厉害（如系远亲一般则须说成已不幸去世），实在难以从命，过了这段儿再说吧……” ——时间一长就变成“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也没人信了。比如前年三月我外婆去世，去年六月我妻子住院，本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期间我以此为理由（外婆去世，心情不好；妻子住院，需要照料）推了几台专题晚会，听对方那似信非信的口吻，气得我真想把外婆的死亡证和妻子的住院证拿给他们看。 除了节日晚会和专题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其他文艺晚会一般都是中小型的了。 比如《综艺大观》，隔周一次，赶上节日或纪念日就叫“特别节目”，属于节日晚会，平时就属于这种一般晚会——不过是综合性的。但《综艺大观》最近也有向专题晚会发展的趋势，这期与某某城市合办，下期与某某部门合拍，有些是确实有此必要，有些恐怕也属于经济上的原因——总要有人赞助啊！ 再比如像《曲苑杂坛》这类栏目中播出的晚会，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声晚会、戏曲晚会、音乐晚会、舞蹈晚会等等都属此类，总之分门别类的居多，综合性的少而又少。 这类晚会不需要赶任务，也没有“主题先行”，艺术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如果你是某一艺术门类的特殊爱好者，我建议你看这类晚会。虽然不如别的晚会那么热闹红火，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类晚会多半能看出些门道来。 1991年有一台相声晚会——“禹王亭杯全国相声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播”——就属此类，其中有些优秀作品在其他节日晚会或专题晚会上是极难见到的（原因我后面再讲），令全国相声爱好者大饱眼福。可惜播出的时间非常不理想，一次在晚上十一点，一次在白天，使许多观众错过了机会。 这类晚会虽好，但一是小型，二是分类，只能照顾到一部分观众的口味，没有大型综合性晚会的那种全方位的影响力和多层次的轰动效应，所以往往不被重视。 在1983年以前，春节晚会并没有被列入节日晚会之中。那时的除夕之夜，可能播一部新电影，也可能安排一台晚会——相声晚会、音乐晚会、“拥军爱民”专题晚会等等，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一直到1983年。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没有『三翻』哪来『四抖』？ 划时代的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六百平方米演播室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 晚会是茶座式的，弄十几张圆桌儿，沏上茶，摆点儿饮料，再搁上点儿花生、糖果什么的，跟单位里的联欢会差不多。 晚会由赵忠祥主持，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留着小分头，若按今天的标准看，这身打扮可实在够“土”的。 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他们几个帮着“串场”，也都算是主持人。 晚会的节目虽不十分精彩但也透着新鲜、热闹—— 索宝利、牟玄甫的黄梅戏《天仙配》； 斯琴高娃、严顺开的小品《逛厂甸》； 王景愚的哑剧《吃鸡》； 袁世海的《坐塞盗马》； 郑绪岚的《太阳岛上》…… 这在当时都是极受观众欢迎的。 当时最“红”的歌星李谷一和笑星马季、姜昆几位，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对如今参加春节晚会的演员来说也许已经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了——在那次晚会上，马季、赵炎、姜昆、李文华，爷儿四个竟然说了七段相声！而李谷一呢，一个人就唱了七首歌，还不算她和姜昆一起唱的《刘三姐》！ 不堪回首啊！ 如今，春节晚会的时间可是越来越金贵了。 唱歌，港台歌星受照顾有时还让唱两首歌，大陆歌星铁定的就是一人一首。 而且能在春节晚会上唱这一首歌的不是“大腕儿”（即著名演员）也是极有希望的新星，一般歌星能让你在“歌曲联唱”中露露脸儿，冷不丁地喊上一两嗓子就算不错了。 跳舞，如今多半是在独唱中给人伴舞，伴来伴去，节目演完了，有时连个正脸儿镜头都没捞着。还有一种开头结尾表现民族团结的舞蹈，十来种民族舞“浓缩”到一块儿，每种也就几秒钟，如流星一闪而过。就连杨丽萍那样著名的舞蹈家，春节晚会也把她的三种舞蹈经过技术处理压缩为三分钟！ 相声、小品就更难了。 “有包袱就留，没包袱就去”，这是历届晚会导演常说的一句话。可是“包袱”得经过铺垫呀，没有“三翻”何来“四抖”？于是常听到这样争论： ——“某老师，您的相声给四分半钟啊！” ——“导演，五分钟不行吗？我们这包袱它……” ——“包袱留着，把那没用的都去喽！” ——“是呀，包袱也得有‘抖’的工夫呀！这四分半……” ——“超一秒都不行！超一秒我就把镜头切换到观众席，给你掐喽！” ——“那什么……干脆，我上台鞠仨躬就下来得啦！” 没法子，为了紧凑、火爆，春节晚会在四五个小时内得安排六七十个节目，每个节目可不也就三四分钟吗？ 不堪回首啊！ 如果说，1983年是春节晚会的一个良好开端，那么，1984年就是春节晚会大获成功的一年了，并从此奠定了春节晚会的崇高地位——成为中央电视台每年筹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阵容最强、水平最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收视率最高、观众最具期望值的大型综合性现场直播文艺晚会。 1984年晚会的许多节目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 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 郭颂的《串门》； 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奚秀兰的《阿里山姑娘》； 李谷一的《难忘今宵》； 还有姜昆李文华的相声，游本昌王景愚的哑剧，谭元寿方荣翔的京戏……的确有点儿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的意思。 晚会播出以后，全国上下一片赞扬。这里且引用一封观众来信—— “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三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晚会的节目。父亲是部队离休干部，他被演员精彩的表演逗出了眼泪。妹妹和我爱人被歌手们的歌声打动了，直后悔没用录音机把歌曲录下来。就连我刚出生十八天的儿子也有趣地睁着大眼睛，好像他也能听懂什么似的。我们全家，在这美好的时刻里陶醉了。” 观众陶醉了。 那么，举办春节晚会的人们呢，他们也陶醉了吗？ 在巨大的成功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如果说，1983年是创业，那么，1984年以后就是守成了。 创业难，守成更难。这么多高质量的节目把观众的胃口一下子就吊上去了，一上去可就再也下不来了。好比粗茶淡饭吃惯了，一旦吃到山珍海味，那滋味可就再也忘不了啦！日后莫说粗茶淡饭难以下咽，就是普通的鸡鸭鱼肉吃着也不那么顺口儿了，甚至就连同样的山珍海味吃起来也觉得不如第一次那么好吃了，难哪！ 既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刚刚办到第二届就攀上了自己的艺术高峰，那么，似乎是命里注定，从此以后，它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居高不下了。 可是，仅仅一年，它偏偏又从顶峰跌入了深渊。 简直太突然，太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太戏剧化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逢双大吉，逢单不利 难忘的1985年！ 对导演，对作者，对演员，对春节晚会剧组，对整个中央电视台，乃至对许多热心的观众来说，几乎都是一场噩梦！ 1985年新春刚过，首都各大报刊，全国各大报刊，新闻版，文艺版，专家撰文，读者来信，几乎万炮齐轰，都对准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当时，一个个批评电话，一封封批评信件，如波浪，似雪花，汹涌澎湃，纷纷扬扬，直奔中央电视台而来。 专线电话已经发烫。 批评信件整整装满了三个麻袋。 最后的结果也是史无前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人民深刻反省，许多人至今还记得播音员那沉痛的声音—— ……整个晚会拖沓、松散，追求形式，华而不实，某些节目格调不高，某些即席讲话很不得体，晚会广告过多，还发售了赞助纪念券。凡此种种，引起观众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我台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1985年的晚会，从导演到演员，从创作人员到工作人员，几乎都是1984年的原班人马。人还是昨天的人，枪还是昨天的枪，昨天打胜仗，今天打败仗，真是见了鬼了！ 问题出在哪儿了？ 公平地说，1985年的春节晚会，若从单个节目的质量看，并不比1984年低多少，有些节目还是相当出色的，像陈佩斯朱时茂《拍电影》，董文华柳培德的《十五的月亮》，还有汪明荃、奚秀兰、罗文等香港歌星的演唱——当时的开放程度不比现在，港台歌星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新鲜感，只是1985年用得过多过滥了一些。 若从1985年晚会的整体设计上看，虽然乱了一些，杂了一些，散了一些，拖了一些，比起1984年来是逊色不少，但比起1983年来也差不到哪儿去，有些地方（尤其是技术制作）甚至可以说还是有很大提高的。 而且，我们的电视观众历来十分宽容，中央电视台，各地电视台，每年不知道要搞多少台文艺晚会，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台晚会的质量之平庸已经完全达到了观众的忍耐极限——不仅是精神极限，甚至是生理极限——可他们还是坚强地忍住了，怎么这次就一触即发——即如火山爆发？ 恐怕是因为他们对春节晚会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期望值越高，幻灭感越强。 1991年夏，大连国际时装节。 中央电视台在这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属于专题文艺晚会一类），由黄一鹤任总导演，我应黄导邀请为晚会写相声。 白天都忙，谁也顾不上谁，只有到晚上吃夜宵时才能聚到一块儿，几杯啤酒下肚，大家就无话不谈了。 有一次不知怎么谈到1985年春节晚会的失利，作为当年晚会总导演的黄一鹤连连摇头，他谈到有些看似很小、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后来发挥的作用却大得惊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整个晚会的失控—— ……那年不知怎么搞的，真是一处不顺，处处不顺！晚会用的那头牛，彩排了多少次，走得挺好，到直播那天，可能人一多受了惊，死活就是不迈步！ ……王景愚演“悠绳”，彩排也就吊起二三米高，好歹是那么个意思就得了呗！到了现场直播，后台俩师傅一想，咱们也卖卖力气吧，“哗——”一家伙升到半空中，景愚那脸儿“刷”就白了！ ……女排队员投篮球，主意挺好，游戏规则是谁投不中不准下场。没想到那什么芳还是什么兰哪，越慌越投不中，不准下场啊，时间就越拖越长，我是干着急！ ……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国宝，首屈一指，他老人家的表演风格真是松弛自如，在剧场里是怎么听怎么好。拿到体育场一看，敢情咱这晚会经不起这么“松弛”呀！好容易老先生说完一段儿，大伙儿一鼓掌，他一想也得对得起观众呀，得，返场又来一段儿！两段相声半个钟头，把我在转播车上急的呀，寒冬腊月一身汗！ 黄一鹤导演讲这番话完全是熟人之间没事儿闲聊，并没有强调客观、推脱责任的意思。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届春节晚会中，黄一鹤担任了五届总导演，成败功过早有定评。现场直播节目是“遗憾的艺术”，无法补过，不能重来，只好永存遗憾了。 出乎许多观众意料，中央电视台在谴责、自悔声中艰难地熬过了1985年春节之后，1986年的春节晚会仍然决定由黄一鹤担任总导演，整个剧组的班子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中央台领导的决策依据是：黄一鹤执导了三届春节晚会，成绩为主，两胜一负，痛定思痛，哀兵必胜。 1986年的春节晚会果然大获全胜，不仅社会各界一致赞扬，连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也表态说：今年春节晚会是成功的，党中央是满意的。 ——从这年起，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开始过问每年春节晚会的筹备工作。 1986年晚会的成功首先当然要归功于节目的精彩—— 刘伟冯巩的相声《虎年谈虎》； 成方圆的独唱《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 李婉芬周国治的小品《送礼》； 苏小明的独唱《军港之夜》； 沈伐的谐剧《零点七》； 侯耀文石富宽的相声《戏迷》； 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羊肉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晚会的总体设计也很精彩：从体育场拉回到演播室，布景道具都弄得喜气洋洋，开首的歌曲联唱把气氛一下就推了上去，节目短小紧凑，前后衔接自然，主持人适当淡化，晚会在零点钟声以后适时结束，见好就收。 1986年晚会剧组的全体人员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齐心协力，雪耻伸冤。参加过八届春节晚会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至今仍对这届晚会剧组的气氛十分怀念：人心齐，人帮人，我们的《羊肉串》有多少人帮忙啊！“阿里巴巴”的包袱是姜昆加的，什么什么包袱是谁谁谁加的……最后已经可以说是集体创作了。 1986年晚会的成功还有一个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重要原因：1985年的失利把观众对春节晚会的期望值大大降低了！只要期望值低了一切都好办：正因为1983年质量一般1984年就容易一炮打响，正因为1984年一炮打响1985年就容易出现失利，正因为1985年出现失利1986年就容易彻底翻身……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 难道春节晚会也会像苹果树那样，大年之后必然是小年，小年之后才能有大年吗？ 假如真是逢双大吉，逢单不利，那么，1986年虽然成功了，1987年势必还要失利，以后还有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文化革命”尚且还要隔七八年才能再来一次，春节晚会却注定每隔一年就要大闹一场，长此以往，中央电视台受得了吗？ 这样，因为1986年的成功，1987年春节晚会所面临的形势反而更加严峻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年年难过年年过 1987年，春节晚会成功了！ 1988年，春节晚会又成功了！ 1989年，春节晚会同样也成功了！ 简而言之，从1987年开始，直到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像1985年那样的大的失误，可以说是年年成功；不过，也再没有出现过像1984年或者1986年那样的大的轰动，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年年都不那么成功，仅仅是没有失败而已。 用电视台一位领导的话，叫作—— “年年都及格，能过关，出不了大彩，也塌不了大台。” 若借一副对联来形容，正所谓—— “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 为什么年年成功？ ——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摸清了问题，找到了办法，熟悉了情况，掌握了规律，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为什么年年又都不那么成功？ ——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对春节晚会都习以为常了。 观众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每个大年三十都必定有一台热闹、红火的晚会，歌星、笑星济济一堂，不看节目，光看模样就够喜兴的，好歹是个节日气氛呗！电视机就那么开头，喝酒，吃饭，聊天，打牌，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喜欢的明星、爱看的节目也多少看几眼，两不耽误嘛！ 也曾有人在报上撰文建议取消春节晚会，遭到绝大多数观众的反对，倒不是大家对春节晚会有多么偏爱、有多么舍不得，只是因为吃年饭、放鞭炮、看晚会已经成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传统内容，有了它倒不觉得什么，猛不丁地去了它还真有点儿空荡荡的……唉，甭管怎么着，有总比没有强呗！ 前几年春节晚会一播出，没有人动员，不用谁号召，大量的观众来信就涌进了中央电视台，不管是表扬、是感谢、是建议、是批评，都体现了观众对晚会的热情关注，这种热情可是千金难买啊！ 这几年搞起了“我最喜爱的晚会节目”有奖评选，选票是现成的，在上边打个勾就行，也受不了多大累，而且还有奖——就这样每年收回的选票还越来越少，这反映了观众对晚会的一种冷漠，最可怕的就是冷漠啊！ 演员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上过多次晚会的明星们过了国庆就开始准备节目，过了元旦就开始集中排练，他们无须再通过晚会来“出名”，但必须通过晚会来“保名”，他们参加晚会已不再是“新闻”，但如果不参加晚会却会引发出无数“新闻”——陈佩斯有一年因为在外地赶拍电影没有参加春节晚会，竟接到观众的询问信件数百封，有关他的种种传言也不胫而走！ 明星们对参加晚会好像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演出的节目只要不“伤腕儿”（破坏名声）就谢天谢地了，很少看到过去那种为了一句台词跟导演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也很少听说谁再为了一个音符半夜三更地去敲作曲家的门了。 晚会一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急急忙忙找车回家，争取能跟家人团聚一会儿。孩子多半早睡了，妻子可能还伴着鞭炮声在家苦等，两人亲亲热热地商量着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初一有演出，初二探朋友，初三是先去你妈家还是先去我爸家，初四是先看你二舅还是先看我三姨……只是很少有人再像过去那样一到家就心急火燎地四处挂电话，再三再四地征询别人对自己当晚演出的意见了。 至于那些还没有上过晚会的新星们，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争取一次参加晚会的机会，打电话，递条子，求同行介绍，找导演自荐……不过他们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前几年那么高涨——前几年的晚会的确可以使许多新星一炮打响、一夜走红、一举成名，如今的晚会早已失去那种轰动效应了。 春节晚会的导演和剧组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整个晚会由谁来设计，谁来撰稿，谁来作词，谁来谱曲，谁写相声，谁编小品，大致都心中有数，甚至早已约定俗成：“撰稿找阎肃吧！要不韩伟……开头的歌曲联唱找温中甲，电话号码我这儿有……你让梁左后天来，谈姜昆的相声……石林的小品怎么样了，听说他今年弄的这块活儿还行……回头再给那谁打个电话……” 至于晚会该找哪些歌星，哪些笑星，哪些新星，哪些旧星，哪些中国星，哪些外国星，也都大致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这还真不能怪他们墨守成规，就以小品为例，假如不找陈佩斯朱时茂，不找黄宏宋丹丹，不找赵丽蓉，不找赵本山……那观众能答应吗？那整个晚会还不是自己找“砸”呢吗？ 还有晚会的开头结尾，节目顺序，前后衔接，中间过渡，何处高潮，何处起伏，何处出彩，何处动情，多年来也都摸出了规律，大致是错不了的。 晚会还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自应占多大比例，导演早已胸中有数了。 要是说到服装道具，灯光布景，音响摄像，舞美化妆，乃至如何组织，如何管理，衣食住行，送往迎来，晚会工作人员中不乏十年元老，早就烂熟于胸，不在话下了。 甚至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反正是习以为常了。 春节晚会已经列入日常工作计划，每年一进入夏季就开始物色导演和主创人员，一进入秋季就开始把剧组的班子搭起来，一进入冬季就开始一轮一轮地审看节目，一进入腊月，中央电视台的主管副台长（洪民生同志）和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同志）就开始一天几次往剧组跑，广播电视部的部长（艾知生同志）和主管副部长（王枫同志）也开始一周几次来剧组听汇报，看演出，讨论节目，处理问题…… 时间一长，我估计连领导们也总结出了经验：这审看晚会节目千万急不得恼不得，讲究先松后紧，先宽后严，开头儿节目多多益善，然后才有余地一个个把关筛选，修改提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不能小看晚会直播前的一两个星期，往往有好节目如同一匹黑马专在这时候冒出来，所以这时的领导们也往往对新出现的节目特别注意，从不借口时间紧迫而拒绝审看——哪怕到直播的前一天！ 艾知生部长有一句名言：“春节晚会要是砸了锅可比彩电中心着了火都让我着急！”其实他的这种担心也没太大必要，因为如今的春节晚会早已不可能出现大的失败，正如它也不可能出现大的成功一样。 因为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莫非，就不想改革、不想创新、不想突破、不想提高吗？ 当然想。观众，演员，导演，电视台，都想。朝思暮想。 可是——难哪！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出门不知行路难。 以我近年来参加春节晚会创作的亲身体验，深感这台晚会的改革之难，创新之难，突破之难，提高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都是小打小闹 自1987年起到现在，历届春节晚会的主创班子，没有一个不想改革创新、突破提高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又一套，点子想出了一个又一个，到头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比如，春节晚会的茶座式、剧场式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1985年把晚会拉到体育场虽然失败了，可并不等于只有在演播室才能成功呀！ 况且，体育场的失败只能证明春节晚会不宜放在体育场，放在别的地方行不行呢？ 于是，这几年出现了不少设置晚会分会场的方案：游泳馆分会场，中国大剧院分会场，广东分会场，黑龙江分会场…… 结果呢，这些方案或被否定，或被淡化，或被采用但效果不佳。 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真是最可怕的势力。 本来春节就讲究个团圆，家里边团团圆圆看电视，电视里团团圆圆开晚会，多少年都这么过来了，如今挺好的晚会要分成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这不没事找事吗？ 比如，春节晚会一定要中央电视台独家举办吗？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与地方电视台联合举办行不行？ 试了试，也不理想。 一是这种方法和设置分会场差不多，容易破坏晚会的整体性，也容易冲淡晚会的热闹气氛，弄不好还容易搞成一锅大杂烩。 二是地方台选送的节目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最受欢迎的相声小品节目一般不会被选送，送上来的大多是些他们认为最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节目，有特色当然好，不过那还能叫“春节晚会”吗？干脆改“地方歌舞”吧！ 三是春节是全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你选谁不选谁呀？若是今年选几个，明年选几个，零零散散的，仍然成不了气候。 比如，把体育明星、英雄模范、热点人物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请到晚会现场，是不是也能多少烘托点儿气氛？ 这种方法也是几乎每年都要试一试，各行各业的明星们也几乎都在晚会上露过面儿，或由主持人介绍事迹，或让他们自己随便说几句，顶不济也要给个把镜头，打上字幕，如“勇斗歹徒的某某某”“种粮状元某某某”等等。 春节晚会虽然非常讲究“欢快”，但也十分强调“动情点”，有几届晚会的“动情点”就是从这些热点人物身上找出来的—— 聂卫平姐姐一家善待小保姆，配上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 援藏献身的女大学生，配上天真烂漫的生前相片和悠远的音乐； 保持革命晚节的“活烈士”李玉安； 滞留大陆苦苦思乡的台湾籍老兵…… 1989年，还曾大胆设想在零点钟声以后请邓小平同志亲自向全国人民拜年，而且经过再三考虑，只为他设计了一句台词—— “我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给大家拜年！” 这个场面如果播出来，想必效果一定是不错的，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不过最后还是请到了邓颖超同志，当然是事先录的像。 1990年登峰造极，竟然真把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双双请来晚会现场，由他们讲了几句拜年话，博了个满堂彩。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种场合自然要表扬晚会节目精彩，感谢演员辛勤劳动，无形中也就变成中央领导对这年春节晚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你就是再想批评也有点儿不好意思开口了。 不过，这种方法（行话称为“借腕儿”，即借别人的名气为我所用）也只能偶尔一用，若是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用也就不新鲜了。 况且，说白了，这种方法就算用得再多再好也与文艺晚会本身关系不大，算不得什么突破和创新。 比如，春节晚会的串联方式能不能变一变？ 1989年的元旦晚会是由阎肃撰稿的，他设计了由陈佩斯朱时茂以竞争主持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晚会，令人耳目一新。这台晚会在中央电视台历届元旦晚会中属于相当出色的。当然，晚会的节目也十分精彩，有的节目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例如我和姜昆创作的《特大新闻》，例如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辅导》——但阎肃独具匠心的串联方式也无疑是晚会成功的重要原因。 1990年的春节晚会指定阎肃参加撰稿，大约也是想在形式上来点儿突破。在晚会的整体设计阶段还找了一群人帮着出谋划策，我也忝列其中。 当时，阎肃提出把晚会分割为歌舞、曲艺、戏剧（含戏曲和小品）三大块儿，在同一个演播室中搭三个台，给人感觉又像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晚会，又像三个小型的专题性晚会，虚实结合，明暗相间，运用多种方式将其串联为一个整体。 大家听了也都很感兴趣，纷纷献计献策：可以用字幕、主持人、歌星笑星、演员自报，尤其是“戏中戏”的方式来串场： ——不甘心当配角的陈佩斯挥舞着手枪到舞蹈场上去抓八路军…… ——姜昆唐杰忠误入歌唱阵地因而有了《学唱歌》…… ——相声这边儿正说着《亚运之最》，歌舞那边儿又唱起了《亚洲雄风》…… 不过，这种串联方式虽然有新意，但能否成功谁也不敢打包票；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小改小革，倘若失败却极有可能引发像1985年那样的轩然大波！ 思来想去，还是稳妥为好。 最后决定有限度地采纳这一方案—— 不搞三大块儿而搞成三个演员代表队，每个队还有正副队长什么的； 观众则分为三个啦啦队，分别穿上三色服装； 主持人以裁判的面目出现； 整个晚会以竞赛的形式串联。 若说没改革呢，也多少有点儿创新。 要说有提高吧，也没太大突破。 旧瓶装新酒？我们这瓶子也经过了改装呀！ 换汤不换药？我们这药里也算另加了两味嘛！ 得啦，白马非马，就这么着吧！ 晚会播出以后效果平平，没人说好，也没人说不好。不过，春节晚会办到这个地步，只要没人说不好也就算很不错了。 比如，春节晚会能不能多用些电视手段来扩大容量呢？ 1991年的“七一”晚会是由青年导演赵安执导的，他善于运用各种电视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节目进行中穿插大量画面和镜头，以丰富节目内容。 例如一般晚会的歌曲节目，镜头只是对着歌星，最多再来个剧场全景或观众画面，赵安却能够根据歌曲内容而自由驰骋——相当于当今流行的MTV。 在“七一”晚会的一首歌颂党的歌曲中，随着歌声，赵安在屏幕上先后展现出： ——南湖的船； ——井岗的竹； ——遵义的朝阳； ——陕北的黄土； ——白发苍苍的老战士； ——朝气蓬勃的新党员； ——洪涝灾害中抢救群众的解放军官兵； ——改革年代里冲锋在前的各级干部…… 这样，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听觉和视觉，从而无形中增大了节目的容量。 据说，江泽民总书记在看完这台晚会后，心潮起伏，当夜即打电话给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表扬晚会的思想性好，艺术性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总之，评价甚高。 1992年的春节晚会决定由赵安出任总导演，独挑大梁，恐怕也是希望他发挥特色，给春节晚会带来新意。 赵安不负众望，果然调动了不少电视手段，但由于晚会现场直播，节目中播不进镜头，只好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其他方法： ——大陆、香港、台湾歌星同唱一首歌； ——晚会中间穿插大量的场外镜头； ——图文并茂的民俗介绍； ——甚至，个别节目干脆搬到现场实地拍摄：哨兵在雪地上站岗，歌星就在旁边唱着歌颂他的歌曲，唱到兴头上，还伸手帮他拂去身上的雪花…… 晚会播出后也有人说好，也有人议论：哨兵站岗你唱歌分他的神还是小事，关键整个晚会被分成六块，其中有两块尽是场外画面，观众情绪接不上呀！ 说到底，上面这些改革不过是形式上的改革，是小打小闹、枝枝节节上的创新。 春节晚会的真正突破还必须是内容上的突破，是节目质量上的提高。 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只是——提高节目的质量又谈何容易呢？且不说提高，就是保证每年节目的质量不降低又谈何容易呢？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歌颂型』和『讽刺型』 说到春节晚会的节目，我最熟悉的是相声和小品。 相声和小品是每年春节晚会的重头戏。 这两个品种搞好了，歌舞戏曲总差不到哪儿去，整个晚会就算基本成功了。 反过来说，如果相声、小品砸了锅，就算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好，节目串联得再好，整体设计得再好，也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这几年春节晚会的不景气，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相声的不景气关系极大——小品前两年还行，这两年不知怎么也跟着相声一起往下走了。 究其原因，恐怕因为它们都属于“讽刺型”的艺术品种。 说实话，我至今都不明白，许多相声小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为什么要简单地分为“歌颂型”和“讽刺型”呢？——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小品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 ——《红楼梦》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红高粱》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茶馆》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离骚》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从来没人问。 就是有人问也准保没人理——有病呀！ 凭什么我们的相声小品就该在这“歌颂型”与“讽刺型”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四十多年还没绕出来，而且还准备一直绕下去呢？ 也许，因为别的艺术的内容都比较复杂，而相声小品内容都比较简单吧？ 那么，一旦当相声小品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否就应当自动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远远没有。 是的，远远没有。 至少，在春节晚会上，这种分类法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盛的。 一段相声如果被确认为是“歌颂型”的，简直可以一路绿灯，一帆风顺。姜昆李文华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姜昆唐杰忠的《照相》（不是《如此照相》，那属于“讽刺型”），刘伟冯巩的《虎年谈虎》，侯耀文石富宽的《戏迷》，李金斗陈涌泉的《送春联》，还有常宝华等人的《相声联说》，莫不如此。 倘若是“讽刺型”的嘛，当然啦，也不是不让你上春节晚会，还要看你“讽刺”的是什么。讽刺个吹牛皮啦，说大话啦，吃喝风啦，高消费啦，要赞助啦，乱收费啦，赌博耍钱，超生超育，小商小贩，缺斤短两……一句话，小打小闹的，注点意，也还行。若是涉及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世风日下，党风不正，以权谋私，认人唯亲，社会弊端，热门话题……对不起，要通过审查，可就难上加难了。 春节晚会上许多相声和小品的遭遇都是现成的例子： 《宇宙牌香烟推销员》——“我们国家的香烟现在刚刚有了少量出口，这样一搞，弄不好要影响创汇呀！” 《羊肉串》——“朱时茂作为工商执法人员，怎么能随便吃个体户的羊肉串呢？尽管是被迫的，也是违反纪律，容易让人对工商人员产生误解。” 《虎口遐想》——“小伙子临死以前说要把什么老虎吃人的录像卖给外国人去赚外汇，这好像不大合适吧？当前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就是有情绪……” 《主角与配角》——“两个演员一会儿是八路，一会儿是特务，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是叛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大严肃吧？” 我们再以1992年的春节晚会为例： ——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是“讽刺型”的，主要讽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什么的，在工厂为工人同志们演出很受欢迎。段子的基础相当不错。后来不知怎么，审查来审查去，毛病越挑越多，最终给“毙”了！比如一位领导说：“到长白山买猴？不可能！我在吉林工作多年，长白山根本不出猴嘛！”其实，“买猴”这一事件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夸张、变形、荒诞都是“讽刺”的常用手法，人家讽刺的是公款旅游，明明那儿不出猴你偏要去买猴，这就是公款旅游嘛！《买猴新篇》被枪毙以后，演员和作者又奉命赶写了一段“歌颂型”的《小站迎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回领导审查时还没看到一半儿就连连鼓掌，连连点头，一致通过，一次通过，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牛群冯巩的《电视批评》是给电视台提意见的“纪实性”相声，属于所谓“小骂大帮忙”一类。这个题材事先征得了晚会剧组和电视台领导的同意，他们和作者还走访了电视台的各个部门，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观众的各种意见。节目出来后，几位领导可就有点儿吃不准了：你给少儿节目、给体育节目、给动物世界你提什么意见都不要紧，给《新闻联播》怎么提意见？“新闻联播的主要缺点就是太短，半个钟头哪够呀，三个钟头才好呢！”这像话吗？“新闻联播不是接见就是会议……”你说谁呢？“新闻联播年年都有点儿雷同，一月开门红，二月迎新春，三月学雷锋，四月悼先烈，五一颂劳动，六一唱儿童……”你赶紧给我打住吧！趁早儿，别麻烦，换节目！新节目叫《办晚会》，虽然也是“讽刺型”，小打小闹的，问题不大！ ——维吾尔族歌唱演员克里木和回族相声演员常佩业合说的《民族乐》，也说不上是个什么“型”的，因为段子本身根本就没什么内容。后来也不知哪位眼尖，发现这个段子敢情是“歌颂”民族团结的，56个民族56朵花儿，回族维吾尔，一段相声占了俩，虽然水平差点儿，得啦，修改提高吧！后来领导审查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要按艺术水平说《民族乐》确实不够上春节晚会的，可一段相声涉及两个少数民族，难办哪！——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艺术水平不够，你就是涉及八个少数民族管什么呀？该删就删呗！ 唉！难哪！ 本来嘛，人家春节晚会就讲究个欢快向上，相声小品倒是越多越好，不过这“讽刺型”的嘛，也不能说绝对不要，可大过年的你讽刺谁呢？ 就说人家有点官僚主义、有点脱离群众，有点落后现象、有点封建思想，好歹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吧？都讽刺人家一年了，年根儿底下，还不该让人家松快松快？等过了年再接茬讽刺不行吗？ 要“讽刺”还有个规矩，对事不对人。工农商学兵，谁也不能提。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一出来，除了说他可能影响出口创汇，还有质问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推销员的形象吗？”不是呀，这是个别的，还有好的。“那你怎么不说那好的呀？” “讽刺”总得有人物，有人物总得有职业，说别人不行，就说演员自己吧！沈伐的《零点七》（四川谐剧，类似于单口相声），说的就是演员要高价，这回别人听着倒没意见，演员不干啦！参加晚会的一帮年轻演员一本正经地找到沈老师，“剧组让我们通知您，您的节目被‘枪毙’了，让您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天不准多待！”说是开玩笑，也能见真心。节目播出那天，你看那现场效果，观众个个笑开颜，演员个个板着脸——这两年社会上对咱们演员的议论就不少啦，您还跟这儿添油加醋的，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在春节晚会上搞“讽刺”，还得照顾到节日习俗，诸多禁忌，百事不宜。什么生啊死啊伤啊亡啊的都少提，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爱情也少写，人家家里大男小女老少三代团团圆圆坐一块儿看电视，你写这个，当老辈儿的脸上挂不住。外国的事儿说说行吗？跟谁也不挨着……别呀，中国节日你老提外国干吗？ 就这么难！ 从相声和小品创作的艰难可以看出整个春节晚会创作的艰难。 多年以来，春节晚会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多年以来，我们——春节晚会的创作者们——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郭沫若的一句诗： ——凤也飞倦了，凰也飞倦了，它们的死期将近了！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我们不干，谁干？ 当我写完这篇小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筹备第11届春节晚会——鸡年春节晚会了。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今年没有由上面指定导演，而是实行了当前最为流行的民主竞争：每个导演都必须先行提出自己的方案，谁的方案好，谁上。 这个小小的改革，能救活鸡年的春节晚会吗？ 结果反映平平。尤其令我伤心的是，我和姜昆全力创作的相声《大船》没有通过审查，也就没能与观众见面。后来拿出的《侯大明白》，实在不能算上乘之作。 后来的第12届春节晚会，仍然反映平平。那一年，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春节晚会的创作工作。 当我编辑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筹备第13届春节晚会了。赵安又出任总导演，来电话说：“哥们儿，今年怎么样？再干一次吧！” 我已经歇了一次，现在还有必要重新出山吗？ 这一年，我写了一部电视剧：《我爱我家》，感觉很舒服。 这一年，我和姜昆合作了一部相声剧：《明春曲》，感觉很顺利。 这一年，我还准备和王朔合作一部话剧：《北洋军阀》，正在找感觉。 告别春节晚会吧！ 不，也许还不到时候。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除了世界性的体育比赛之外，恐怕没有哪一种电视节目像中国的春节晚会拥有这么多的观众了——八亿至九亿。 用一句“文化革命”中的流行用语——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 (1)?老汪即当今著名诗人汪国真的父亲，时任我们副处长，极忠厚老实。 特大新闻 乙：这一场是我和××同志表演相声。 甲：（向幕后）哎，等会儿有晚间新闻的时候叫我一声儿！晚间新闻！我别的不看……你说。 乙：过去我们经常在电视里和大家见面…… 甲：对。……哎，是二频道！八频道可能不清楚，二频道！……没事儿，你说。 乙：大家对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次我们…… 甲：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回头你们上这儿找我！……来，你说。 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甲：等着看新闻哪！老×，国家马上要出大事儿了，您说让人心里头多高兴！嘿嘿，我就盼着国家出点事！ 乙：国家出什么事了？ 甲：国家出这么大事您愣不知道？ 乙：什么事？ 甲：国家还没说呢。 乙：国家没说我怎么知道。 甲：那我怎么知道了？ 乙：你什么不知道呀，满嘴跑舌头，到处传播小道消息。 甲：哎，老×同志！您这话可不对！什么叫满嘴跑舌头？舌头可不跟嘴里跑吗？在哪儿跑？搁脑门儿上跑？吧嗒，吧嗒……人家还以为你长仨耳朵呢？ 乙：我是说你爱传闲话！又是什么国家出大事了，国家大事，国家没说你先知道？ 甲：那当然了！我是干什么的！ 乙：你不就是普通工人吗？ 甲：普通工人，你小瞧？那叫领导阶级！别看你戴个眼镜，不就是知识分子吗？你也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一小块儿！那么一丁丁点儿！你敢说你不是？你站出来！你蹦着喊：“我不是工人阶级！”你说！你说呀！ 乙：嚯，这人什么毛病！ 甲：我是对你表示愤怒！都像你这样，不关心国家大事，那改革能搞好吗？ 乙：你让我怎么关心呀！ 甲：你打听呀！问呀！没事儿就琢磨呀！现在有多少大事呀！我问你，你知道吗？政治局开会，几点钟入场？ 乙：这我哪儿知道呀 甲：谅你也不知道！你来，我问你，中央领导最近——有什么变动？ 乙：不知道！ 甲：国务院秘书长坐的小车号码是多少？总参谋部的电话是多少局？ 乙：这你都知道啊？ 甲：不用大惊小怪，告诉你，老×，我快了。 乙：你快进去了！ 甲：我进哪儿去呀？ 乙：你快让人给抓进去了！ 甲：抓我干吗？ 乙：就你这鬼头鬼脑的，到处打听小道消息，跟特务似的。 甲：是我打听的吗？我赶上了！今儿晚上这国家大事，人家首长跟我透露出来了！ 乙：首长跟你透露了？在哪儿？ 甲：天安门，广场上！ 乙：哦，首长把你叫到那儿，跟你透露消息！ 甲：你瞧你这态度！国家大事，首长把我叫到广场上跟我透露？违反纪律呀！这事儿有明着说的吗？ 乙：偷着说的？ 甲：人家是首长，光明正大，有话能偷着说吗？ 乙：那是怎么说的？ 甲：人家首长，倒背着手，在天安门广场溜达，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漫不经心，自言自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吧嗒吧嗒吧嗒”，嘿，他就说出来了！ 乙：敢情他们家这首长嘴里往外飞小鸟！“吧嗒吧嗒”……我说这是哪国首长啊？ 甲：废话！中国的。首长有外国的吗？电冰箱是外国的好，首长可还必须是咱们自个儿国家的。挺好的中国，弄仨印度首长，像话吗？ 乙：那首长“吧嗒吧嗒”说什么哪？ 甲：首长“吧嗒吧嗒”说精神哪！上级精神！估计是刚开完会，上级布置了任务，完不成呀，他心里乱，到广场上找人说道说道，这心里头就痛快啦！ 乙：好嘛，这位首长心里头也搁不住事！ 甲：他也是人哪！七情六欲，婚丧嫁娶，有时候工资不够花他心里着急…… 乙：行了行了，你说说这精神是什么。 甲：这……没准等会儿电视里就播出来，大伙儿注意收看吧！ 乙：你先说说不行吗？ 甲：我也不知道上级规定传达到哪一级，也不知是先党员还是先群众，回头又有人说我散布小道消息，影响不好。当然我是领导阶级，我倒没什么，主要是你们这样儿的，到时候人家把你们找到一块儿，一个个地问你们…… 乙：行啦，你就快说说吧！ 甲：真要我说？那咱们可哪儿说哪儿了，听完就完了，可别记录。同志们，简短地说，最近上级决定，天安门广场……要改成农贸市场啦！ 乙：啊？！这是真的吗？ 甲：我亲耳听见的！不是真的大伙儿能这么乐吗？这叫发自内心地高兴！大伙儿早盼着这天哪！对不对？同志们，这一天终于来到啦！行了，大伙儿出去别乱说，我走啦！ 乙：别介，你回来，我听着可不大对劲儿，天安门改农贸市场，有这么改的吗？ 甲：这人还较真儿！改革嘛，怎么改的没有？别的地方人家都改啦！ 乙：哪儿改了？ 甲：哪儿……人家，比方，中南海人家就改了！ 乙：中南海改农贸市场了？ 甲：不像话！中南海是国家领导办公的地方，能改农贸市场吗？ 乙：那怎么改了？ 甲：反正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那里头你能随便进吗？还甭说进去，你没事儿往里头伸头探脑的就兴许有人来问你！如今怎么着，凭票参观！你进去转着圈儿走都没人管！ 乙：那是参观毛主席故居，跟你说的改农贸市场，挨不上！ 甲：那，那再说那个革命历史博物馆，知道吗？过去那里边搁的什么？珍贵文物！毛主席的油灯，周总理的怀表，朱德的扁担，如今也改啦！ 乙：改农贸市场了？ 甲：改新潮家具展销啦！组合柜，五斗橱，三屉桌，堆得哪哪都是，给钱还就让拉走，您说新鲜不新鲜！ 乙：那是呀！ 甲：您可听明白了，拉走是容易，使完了，用旧了，你惦着再送回去当文物展览，人家可不一定收，他说你级别不够！邪门儿啊！ 乙：那可不，大伙儿使完的破家具都往那儿送，像话吗？ 甲：还有哪，天安门城楼，过去那是国家领导检阅百万大军的地方，如今也改啦！ 乙：改什么了？ 甲：卖票参观！甭管你是不是领导，只要有钱，随便上！ 乙：开放城楼给大伙儿参观，好事儿呀！ 甲：是呀，我主要是讨厌有的人，有那不自觉的，上去你就老实在边上待着吧，过过瘾得啦，他不，上去他就真敢腆着肚子往当间儿走，直眉瞪眼地就朝下边招手，还喊“人民——万岁！”你说那话是该你喊的吗？ 乙：他爱喊让他喊去吧！ 甲：就冲咱们这改劲儿，您说，把天安门广场改成农贸市场，有什么新鲜的？行啦，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回见！ 乙：回来！你先回来！ 甲：你瞧，你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哪！人家大人有事儿，你老缠着！ 乙：嘿，我成孩子了！我是让你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甲：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多清楚呀！人家上级是棋高一着哇！我琢磨着，这，这也属于深化改革嘛！ 乙：哦，这叫深化改革？ 甲：对呀！它，它这叫配套措施嘛！先开放哪儿，后开放哪儿，人家一步一步来，先开放城楼，后开放广场，这您往城楼上一站，喝！心里头全明白了。 乙：明白什么了？ 甲：哪儿卖小吃，哪儿卖蔬菜，哪儿卖活鱼，哪儿卖海带，哪儿卖水桶，哪儿卖锅盖，哪儿是阴凉，哪儿太阳晒…… 乙：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呀！ 甲：乱？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刚开头您可能不习惯，锻炼锻炼就好啦，农贸市场，多清静呀！ 乙：就这还清静啊？ 甲：分跟哪儿比了！要比人家中东那边儿，咱这儿就算没多大动静，听不见什么！ 乙：反正这动静也不小。天安门广场，那是咱们国家的窗口，搁一农贸市场算怎么回事？ 甲：窗口？对，这就是窗口呀！你们国家怎么回事儿，人家外国人不知道呀，透过这窗口一看：哟，农贸市场！没错儿，他们这儿属于商品经济！再看看，嘿，东西还都挺便宜，成啦，知道啦，初级阶段！ 乙：这就知道啦？ 甲：窗口嘛，一看就明白。外国人到了中国，中国这几年搞得怎么样啊，来这窗口看看，嗬！真好！中国如今真是……什么都有啊！活鸡，活鱼，海螃蟹，扁豆……这外国人他就不着急啦！ 乙：怎么？ 甲：这回饿不着啦！ 乙：哪回也没饿着他们呀！ 甲：不是，他就放心啦！这么热闹，这么红火，咱们中国，像欠债不还的主儿吗？回头进人民大会堂里头谈判，一上台阶他就往外掏钱，投资呀，贷款呀，你提什么他答应什么，这叫改善投资环境！ 乙：这环境还好啊？人民大会堂门口堵一个农贸市场，乱乱哄哄，怎么开会？ 甲：好开啊！就为开会方便！开会，多累呀，不得找补点儿？“同志们，我的发言，主要谈三个问题……给我买一碗馄饨！第一个问题……少放酱油，我口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目前应该……哎，我要那大碗的！” 乙：这是开会吗？ 甲：这……是呀，开会，得联系实际不是？这儿守着农贸市场，多实际啊！说着说着没词儿了，外头一喊：“三斤四两，五块六毛七——”赶紧谈！ 乙：谈什么？ 甲：谈物价问题呀！三斤四两就卖五块六毛七，照这么涨还行吗？ 乙：嘿！ 甲：外边又喊：“老张同志，今儿早起都交过一回了，怎么还收啊！”赶紧谈！ 乙：谈什么？ 甲：谈税收问题呀！早上收了中午还收，这不是重复收税吗？ 乙：哦！ 甲：“二婶儿，等会儿，我这鞋后跟儿让人踩掉啦！”赶紧谈！ 乙：谈什么？ 甲：谈产品质量！早上买的鞋中午就掉跟儿，什么质量！那边随地吐痰一罚款，这儿就谈市容管理，外边自行车跟马车一撞上，这儿就谈交通安全…… 乙：敢情屋里这会儿跟着外边走！ 甲：怎么样，看出这农贸市场的重要性了吧！您说人家上级这主意……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活了三十多岁就愣没想出来！ 乙：你还没想出来啊？这不都是你想出来的吗？ 甲：我也是根据上级的精神琢磨！ 乙：那你琢磨琢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么庄严的地方，搭大篷，摆小摊，讨价还价，吆五喝六，合适吗？ 甲：合适呀！太合适啦！那地方宽敞，摆摊儿方便，吆喝起来也豁亮：“吃炸糕吆！大炸糕！纪念碑大炸糕！” 乙：非把牙崩下去！ 甲：“吃一块缅怀先烈，吃两块继承遗志，吃三块……您赶紧给钱吧！” 乙：这都不像话！ 甲：不像话？那是您没往深里想！这叫告慰先烈于九泉！中国人民站起来啦！富余起来啦！买点儿什么也都方便啦！先烈要是知道了，多高兴！ 乙：那就非得在这儿办自由市场？ 甲：人家革命先烈就是为自由献身！这自由市场，多自由呀！它富有诗意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市场……”这不对是吧？那咱们给改一改：“鸡蛋诚可贵，鸭蛋价更高，若买松花蛋，还得掏五毛！”怎么样？这诗怎么样？ 乙：不怎么样！ 甲：那就算了吧！我先走一步。同志们，抓紧吧！我先去看看在哪儿摆摊合适！ 乙：回来！ 甲：干什么？干什么？ 乙：你回来！我再问问你：天安门，那是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搁一个农贸市场，怎么看升旗呀？ 甲：看升旗？看升旗干吗？ 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呀？ 甲：升旗？几点钟？ 乙：国旗和太阳一起升起。 甲：还是的！要看升旗，太阳没出就得到，来得及吃早点吗？守着农贸市场，多方便！现成的豆腐脑儿，一边呼呼噜噜喝着，一边瞅着红旗呼呼噜噜往上升着，呼呼噜，呼呼噜，多带劲，多幸福！旧社会，你喝得着这么热乎的豆腐脑儿吗？你看得着这么鲜艳的红旗吗？那会儿红旗多稀罕呀！要看红旗你得自个儿绣！（唱）“针儿急，线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绣呀绣绣红旗……” 乙：行了行了，他还忆苦思甜呢！ 甲：解放军同志也来一碗豆腐脑儿！大早上起来升国旗多辛苦……给钱不给钱的没关系，军民鱼水情，粮票也免了吧！ 乙：人家解放军执行升旗任务，能随便喝豆腐脑儿吗？那是严肃场合！ 甲：什么叫严肃场合？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式，严肃不严肃？老百姓夹道欢迎！送茶的，送水的，送毛巾的，送鸡蛋的，许他送鸡蛋不许咱们送豆腐脑儿？再说这两样东西蛋白质含量也差不多嘛！ 乙：这人说话多矫情！ 甲：谁矫情啦？我给你们宣传宣传这伟大意义！要说你们这老同志思想就是跟不上形势，首长说的话你们都不信，你说你们还信什么？吃得这么胖，什么都不信！同志们，信仰危机呀！ 乙：你先别扣帽子！说了半天，首长到底是怎么说的？ 甲：当然首长没说我这么多，但是首长的指示很明确，首长说：“这么大个广场，要能摆个小摊儿该多好！”你瞧明确不明确！ 乙：这到底是哪位首长呀？ 甲：哪位首长？说出来你没准儿也认识，老从你们家门口过，你可能没留神，大高个儿，花白头发，肿眼泡儿…… 乙：哦！就那个厚嘴唇，俩招风耳朵？走道儿老腆着肚子…… 甲：一看级别就不低！他是局级还是部级？ 乙：他呀，着急！ 甲：着什么急？ 乙：他做生意找不着地方可不着急吗？ 甲：他还做生意吗？是个官倒儿？ 乙：不是。 甲：那他做什么生意？ 乙：进出口。 甲：外贸部门！ 乙：不，主要是内销。 甲：从哪儿进口从哪儿出口？ 乙：他弄一大炉子，从上边进口从下边出口。 甲：这是干什么的？ 乙：你们这首长他说得明白呀！“一块儿两毛五，找我王老虎，先吃后交钱啊——” 甲：这是卖什么的？ 乙：“红瓤烤白薯！” 甲：嗐！ 我爱我家 原则问题 [幕启。周末的下午。傅家客厅。 [志新、小凡在闲谈。圆圆在做功课。电话铃响。 圆圆：（心不在焉地拿起话筒）喂！找谁？贾敬贤……谁叫贾敬贤？你打错了吧？ 小凡：是爷爷！他原来叫贾敬贤。 圆圆：哦，对对，是我爷爷，他现在叫傅明——爷爷，电话！ 志新：我来我来。（接电话）您找哪位？对对，敬贤是我爸，他刚出去。我是他们家老二，我妈现在好不好？我哪儿知道啊！她过那边儿去都好几年啦！请问您贵姓……同学？什么时候的同学？您现在在哪儿？您留个电话，等我爸回来……喂！喂喂！（挂上电话） 圆圆：谁呀二叔？ 志新：快做你的功课吧没你事儿！ 圆圆：我知道是爷爷的女同学对不对？（学）“喂我找一下贾敬贤先生……” 小凡：怎么这味儿啊？港台女同胞？ 志新：听着像。叫什么……文仪。 圆圆：好温馨的名字哟。 志新：一边去！——我估计是咱爸年轻时候背着咱妈嗅上的小蜜，天地悠悠岁月匆匆…… 小凡：琼瑶笔下的故事要在咱家重演了？ 圆圆：聚散两依依，心有千千结。 [傅老拿着晚报兴冲冲地上。 傅老：好消息！志新小凡你们看，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快要修成啦，激动人心啊！ 志新：我这儿还有一个更激动人心的消息——您中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刚来过电话。 傅老：不要开玩笑！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可跟你们不一样，那是国难当头，危亡之秋，什么男同学女同学……中学没念完我就参加革命了嘛！（坐下看报） 志新：真的爸，好像叫什么文仪…… 傅老：（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什么？文仪？她，她在哪儿？ 志新：您蹦什么您慢点儿！你要咬我呀！您再吓着圆圆…… 圆圆：没事儿爷爷，您蹦您的，我一点都不害怕——而是由衷地为您感到高兴。 傅老：（激动地）快告诉我她在哪儿！她，她，她还活着吗？ 志新：估计得活着吧？我不相信死人能打电话而且听着声儿还那么清楚。 小凡：爸您坐下慢慢说……爸您怎么了？ [傅老捂着胸口跌倒在沙发上。 志新：爸您这是……您这不是乐极生悲吧？ 傅老：（虚弱地）不要紧，我很好……文仪……1943，1944……快半个世纪啦！ [当天晚上。傅家客厅。 [全家人在看电视。傅老焦躁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动着。 小凡：爸您别老在屋里晃悠成不成？我看着您眼晕！ 傅老：（掩饰地）我散散步。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饭后遛一遛，活到一百六…… 志新：爸！您踏实坐着您的，等电话铃响了您再站起来也不晚。 傅老：谁说我在等电话……（电话铃响，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志新：爸您慢点儿，没人跟您抢——回头再摔着。 傅老：（接电话）喂，哪一位……和平，找你的——长话短说啊，别老占着电话！ 和平：喂，谁？余大妈呀！赞助费……我们不是不交，主要是……余大妈干脆您明个儿再来电话吧，我公公这儿等长途哪！（挂断电话） 和平：这余大妈也是，修个破自行车棚子要多少回赞助了！（电话铃又响）喂！爸，找您的…… [傅老捂着胸口从沙发上站起，欲往前冲。 和平：您别激动——还是余大妈，她说要直接找您谈！ 傅老：（跌回沙发，摆手）不接！不接！ 和平：我爸不在！（挂上电话） 志国：爸！我看您今天的情绪也是反常。到底怎么回事？您是不是先跟我们透露一下……大家也好有个精神准备，万一那位文仪女士直接找上家来…… [门铃响。 志新：您瞧，说来还就来了。爸您千万别激动，您这岁数不比我们您可受不了这个…… [傅老颤巍巍地站起来，伸出双手向门口迎去。小张带余大妈。 大妈：老傅啊，我常来常往的就不要迎接啦。 [傅老一见是余大妈又跌坐到沙发上。 [当天深夜。傅家客厅。 [傅老执着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志新在沙发上一觉睡醒。 志新：爸您先回屋休息吧。有我在这儿盯着，电话来了我叫您。 傅老：（迷糊地）不，不，那会耽误事的……已经耽误了一次，就不要再耽误了…… 志新：您说什么呢爸！您和这位女士到底怎么回事儿呀？ 傅老：说来话长……（长叹）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啊！ 志新：您跟我说说，我不给您传去，反正您现在也是一个人，您要乐意再往前走走，我们绝不拦着——闹好了咱一家子都成港台同胞啦！ [翌日清晨。傅家餐厅。 [和平与志新共进早餐。 和平：爸呢？怎么没见他出来吃早饭？ 志新：还在电话机边上守着哪。昨儿守了多半宿，我死说活劝地才回屋睡了会儿，今儿早上不到五点又出来啦！ 和平：他老人家还真够执着的！ 志新：瞧见吧？平常还老说我是恋爱专家，今儿一个明儿一个，我这毛病哪儿来的？还不是打咱爸那儿遗传的——他跟那姓文的要没点儿什么我死了去。 和平：这么说是旧情重续？要续可得赶紧续，老这么抻着回头再抻回去一个。 [傅老光彩照人地上场。 傅老：（激动得语无伦次）来了，来了，来了。 和平：没人叫您呀您来就来吧，来了坐这儿吃……唔，爸您慢慢说，什么来了？来什么了？ 傅老：电话，文仪，她就在北京……她一会儿来……快快，你们把房间打扫好……和平，你跟小张准备中午饭，别怕花钱，什么好什么贵就买什么，啊？ 志新：爸！这到底是什么人哪——您连艰苦奋斗都不要啦？ 傅老：我艰苦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好容易有一回我换换样儿吧——我这位老同学可是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当年在学校吃饺子人家是光吃肚儿不吃皮儿…… 志新：那就算大家闺秀啊？撑死了，土财主。 傅老：当年我也这么说她……我说她可以，你说她不行！说不行就不行！ 志新：得，得，这后妈还没进门儿您就不待见我们前房儿女啦？ [当天上午。傅家客厅。 [傅老衣帽光鲜地等候文仪。志新在侧。门铃响。 志新：爸您千万别激动，拥抱的时候留神别闪了腰…… [傅老迎上前去。小张上。 小张：爷爷，余大妈…… 傅老：怎么又是余大妈呀！ 小张：余大妈说有位女同志到居委会找您，她给领这儿来了——进来吧！ [文仪——一位江南农妇打扮的老年妇女上。 志新：这还不如余大妈哪！——这位大妈您找谁？ 文仪：（两眼直直地盯着傅老）敬贤……认不出我了？ 傅老：（也是两眼直直地）你，你，你都老成这个样子了？ 志新：嗨！乌鸦落到猪身上，您光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您比人家也年轻不了多少——这位大妈您坐，我爸不会说话，您别跟他生气，您全瞧我啦！ 文仪：敬贤不会说话？他年轻时最是能说会道的。 [小张上茶。静场。 志新：得，你们聊着。小张，咱们撤。（与小张同下） 傅老：文仪。喝水。这几十年……过得好吧？ 文仪：一晃也就过来了……你也好？ 傅老：好好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文仪：一个人想找另一个人，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的。咱们分手有五十年了吧？我是没想找你，你以为你改名儿叫什么傅明我就找不到了吗？一找就找到了！ 傅老：您这话说的，让我都没法儿接……文仪啊，当初，我离开你，也是革命的需要……你又不肯跟我走，那我只好一个人儿先走了…… 文仪：这话五十年前你就跟我说过，我也说过我可以原谅你。 傅老：也谈不到什么原谅，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嘛。在革命和爱情之中我选择了革命嘛。当然，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要革命嘛。 文仪：我没敢拦着你革命呀。敬贤，你革命，你没错，难道我有错吗？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不想离开家庭不想离开学校难道有什么错吗？ 傅老：咱们都没错，咱们要把仇恨集中在四人帮……集中在国民党……集中在日本人身上！文仪啊，现在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说话，啊？ 文仪：你讲这个话好像我是来找你哭穷的……也罢，听说你原来在局里做领导工作，你给我搞个批文吧！ 傅老：批文？您一个妇道人家要什么批文？ 文仪：我的孩子在办公司……（与傅老耳语） 傅老：（大叫）不行！这可不行！这是国家统配物资……文仪啊，老同学张了口，要是别的事儿我都依你，唯有这件事是万万不能。 文仪：敬贤啊，你忘了我们俩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上学路上手拉手，放学路上一道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们两个恐怕不仅仅是同学关系吧？ 傅老：当然，还有点儿那个……意思。 文仪：什么意思？ 傅老：那个不好意思……那也不行！丧失原则的事我不能做！ 文仪：敬贤啊，当初我们两个可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呀！我也属于那种大胆冲破封建牢笼的新女性，我们俩恐怕也不仅仅是恋爱关系吧？ 傅老：那当然……那还能是什么关系？不管什么关系，就算你是我亲妈，这批文也不能给你！ 文仪：我倒不是你亲妈，只怕你是我们大孩子的亲爸爸。 傅老：你们大孩子……（大叫）什么？！你说什么？！你，你，你…… 文仪：敬贤啊，当年你是追求真理，愤世嫉俗，对黑暗社会不满，经常借酒浇愁……酒后的事你都记得那么清楚吗？ [傅老站起，紧张地向餐厅看看，将门关严。 傅老：文仪啊，咱们现在都是子孙满堂的人啦……你，你可不能乱说啊。确实有几回晚上我到女舍找你，向你宣传革命真理，动员你跟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因为你的思想总是不通，所以就谈得比较晚了一些……怕被学监发现，只好在地板上忍到天亮……这总不能算是那个……未婚同居吧？ 文仪：可是有一次我夜里翻身没翻好，从床上掉到地板上了。 傅老：摔着没有？ 文仪：我倒没摔着，正好砸在你身上。 傅老：你看你也不小心……（醒悟）天哪！这，这，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 文仪：不要紧，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傅老：可我不记得我犯过这错误呀！ 文仪：你那是喝了点儿酒，要不咱孩子到现在智商也不高呢，办个公司也办得这么不景气，还得让我来跟他爸爸要批文…… 傅老：（大叫）什么？这批文是他要？……那也不行！天哪，怎么好好的又出来个孩子嘛。 文仪：周岁四十九啦，属猴子的，要不过两天我带他来看看你，长得跟你那叫一模一样…… 傅老：（急得在屋里乱转，发出一连串单音节语气助词）……你千万不能这样啊文仪！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在家里，在社会上，在孩子们跟前，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像你说的那个样子，那让我以后可怎么见人哪！ 文仪：敬贤啊，你怎么就不想想当初我一个女孩子未婚先孕，我是怎么见人的？！ 傅老：我，我，我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件事……要不，是你记错了？ 文仪：我怎么会记错！这种事情有记错的吗？ 傅老：好吧，那就算有，就算我对不起你——你说怎么办吧？ 文仪：也没有什么，就是咱的孩子…… 傅老：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你的孩子！ 文仪：就是咱的孩子！咱的孩子想跟你要一个批文。 傅老：这，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文仪：你不会为难，现在的马局长是你一手提拔的，你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批文就可以搞到，今后我们这段事情就算一笔勾销，谁也不欠谁的。（拿起话筒） 傅老：（接过话筒，又将话筒挂上）……不行！丧失原则的事我不能做……我宁可让孩子们知道这事儿，宁可我今后没脸见人！……我这一辈子管钱管物一身清正，为党为国耿耿忠心，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这革命晚节就更得保持。我这就把孩子们叫过来，你爱说什么你就跟他们说什么，你说完了我再补充！ [紧接前场。傅家客厅。 [全家人聚齐。文仪冷冷地坐着。傅老来回走动着。 傅老：都来齐了吧？有件事跟大家宣布一下，你们听了以后不要吃惊…… 志新：爸，瞧您说的，我们吃什么惊呀，高兴还来不及哪，您说什么时候办我们就给您办。我早看出来啦，您二位那是两小无猜一块儿长起来的…… 傅老：你少说话行不行！——这位文仪同志跟我是老同学，她有些话要对你们说……文仪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文仪：（走到儿女们面前，一一寻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叫志国是吧？都四十二啦！……哦，你是大儿媳妇，挺秀气的……志新，你最像你爸年轻的时候……小妹真漂亮。你长得一定像你妈妈，不像你爸那么难看……哦你就是圆圆，圆圆喜欢爷爷吗？ 傅老：（临刑之前一闭眼）文仪你别再折磨我，你就快说吧！ 文仪：（转身对傅老）敬贤，你们一家人好好过吧，我回去了。 傅老：你回去了？你……不说了？ 文仪：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别当真。我走了。 傅老：走了……你什么时候再来？ 文仪：放心，我再也不会来了。再见。（下） 志新：嘿！谈得好好的怎么又吹了？拿我爸开涮是不是？闹着玩？看你也六十多岁的人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站住！你给我回来！（追下） [傅老长嘘了一口气，瘫倒在沙发上。 [众人忙围上前问长问短。 傅老：（突然坐起，手指门外）快，快，快…… 众人：快让那老太太回来？ 傅老：快让志新回来——追着个老太太满街跑，成何体统！ ——剧　终 我爱我家，他爱他家 姜昆 梁左走了，去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按说他应该是舍不得离开他所热爱的生活的。 他对它是那么地有感情。 在东直门小胡同的大杂院里，他和街坊二哥一起请我吃饭，地点是门洞里，那儿通风，我和梁左穿着大背心。二哥光脊梁，事情是为二哥二嫂吵嘴打架说和。梁左说：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着一个枕头，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农民，是李双双他们家。你们是知识分子，不一样，你们得分清哪是哪，找明原因，顺藤摸瓜，为什么中国老祖宗讲穷吵恶斗，这是根儿，是因为穷了才吵，咱就解决穷的问题。 第一，先把工作推了。 第二，把房找着，别在大杂院里住，住楼房单元。 第三，把房装修好喽，没钱不要紧，借钱，装修好了就得挣钱还钱，那时候，还吵吗？不吵了，没工夫了，还没还完钱哪，为吵嘴影响住单元房，不合算呀！因为吵嘴搬回大杂院儿，谁也担不起这责任，知识分子，分得出轻重呀！ 说得我哈哈大笑，二哥不好意思地笑。门洞里的小酒小菜吃得我们乐融融的。 事后，我重复他的话，说他讲得有意思，梁左说：“大杂院里吵嘴的事，特经琢磨，越琢磨越有味儿，在他们当中，我能写好些好些东西……”他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琢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词，但是那股为在最基层的生活中吸取营养的惬意劲儿，我能感受得出来。 我让他上说唱团来当创作干部，开始他答应了，可是他和我干了一年多以后，忽然提出不愿意在说唱团里干，希望能到一个研究单位，我帮助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了曲艺研究所的理论干部。 我问他为什么？他依然抽着烟眯着眼，咱们俩快两年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个说唱团的团长，就是一个大家长，你什么事都管，都护着、人家早上起得晚，你不高兴，觉得人家懒，脸上还挂相，人家晚上打会儿麻将，你耷拉脸告诉“干部不许参加！”弄得别人全看你的脸色上班儿。我是和你最好的朋友，你从来不管我，可我心中有愧，我喜欢和他们打麻将。现在我可以，因为我不是干部，万一你重用我，让我当班级的创作班长。我就成干部了，我瞎了，玩不成麻将不说，我缺了一个和大家伙不动脑子聊天的途径，所以，我先撤一步，为的是有个散漫自由的天地，为你排忧解难，为我铺平垫稳，何乐而不为呢？像他平常一样，把他心中酝酿很久的事宜，用惆怅式的，漫不经心地向你娓娓道来，让你乐颠颠地进入他的逻辑之中。不时地还以“啧”的感叹词表示赞许和同感，生米做成熟饭时，才后悔上当。 梁左没来说唱团，去了艺术研究所的曲研所，但是我了解到他希望无拘无束的创作，不愿意与最善良的老百姓接触，有障碍，愿意有个“不动脑子聊大天”氛围的追求，这是他心底的追求，他在以后的创作中也这样追求着。 在占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上，梁左善于构思，当然他的构思是从生活中完成。1985年，我参加了全国视听高考的考试，其中让我写公文格式的文章时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戏谑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遵照上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北京市经济开发委员会讨论决定，自即日起开放长安街以东地区，为自由贸易早市地段。 梁左听着，眯着眼睛赞道：“这是个好东西！”他对题材，对戏剧的因素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烟说：“姜昆，你说你要上电大，把这考试卷子夹在自行车后架子上，然后你在东四牌楼那儿走。车一颠，一阵风给你吹走了，你不知道走了。碰上个正要做买卖下海的人，嘿！他一看，二话没说把你这稿子拿回家去，七姑六姨的那么一通儿宣传，了不得了，长安街堵塞，自由市场摆上摊儿，那地方宽敞，一传十，十传百，先是近郊区的，接着就是远郊县的，然后警察就查谁造谣惑众，发动群众，层层深入，一对笔迹是姜昆的，然后设立专案组，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挖深搞透，你这说唱团长所有演出的账目翻个顶朝天，和海外的关系全部监听，所有和你谈过话的，找你签过字的女孩一个一个地审查，打听，追你组织群众在长安街上搞自由市场的动机……”他的一通发挥，乐得我前仰后合，他也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1988年底，这就是我们共同创作《特大新闻》的原始阶段。现在回忆起，他如潮的思绪，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构思，不尽的素材，哪一个不来自他丰富的底蕴和基础，哪一块儿不出自给予他不尽宝藏的生活源泉。 梁左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没有离开过他身边熟悉的人，没有离开过他所熟悉的环境，没有离开过家。 我爱我家，他爱他家，梁左爱生活这个“大家”。 梁左走了，但是我知道他没有离开他爱的大家，他就去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梁左、情景喜剧和我 英达 梁左是我的学长。 他1977年考入北大，长我两届。梁左在学校里并不活跃，不是那种张扬外向的大学生——比如我。初识他是因为我们剧社里有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女生，由于早早有了男朋友而令人扼腕噬指，我当时见过这位名叫“梁左”的男朋友，只觉他平凡得扎进食堂里就找不出来了，一点没瞧出哪里是个大才，更想不到此人身上紧紧系着我的未来。 梁左是我的搭档。 那是十年后，我听到了他的相声作品《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和《特大新闻》在街头巷尾众口争说。 此时一直做演员的我正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导演而努力，但这努力却屡遭失败，皆因没有一个好的剧本——更确切地说是因为缺少一位出色的、仅仅属于我的剧作家——就像曹禺于焦菊隐一样。所以当再次握住这位师哥双手时，我这回还真看出他有点儿与众不同啦。当我充满激情地给他讲述了我留学传奇和艺术抱负，绘声绘色地给他描画了我俩合作的美好明天，尤其是向他论证我的独门法宝——情景喜剧——将如何全面改变中国喜剧的未来之后，斜躺在沙发里的梁左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梁先生与人交谈时向来如此，先是坐，然后歪，说着说着就摆平了——开口道：“嗯——是这样的老英达（给你的名字前头加个“老”字算昵称），我最近呢正需要一大笔钱，所以你要是特别佩服我，使劲求我呢——我就受累给你帮这个忙……”话虽如此说，梁左第二天就跟我上了西山，开始封闭写作《我爱我家》。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由此诞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曹禺”。山里一待就是两三个月，憋得我梁师哥不光口中淡出鸟来，回家时脸趴在车窗上看也看不够，口中喃喃道：“还是城里好哇——它有人哪！……” 梁左是我的同行。 我和梁左早就发现，我们这两个背景相近经历相似趣味相投的北大同学，无论是在喜剧创作中还是在生活情趣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我俩常说，似乎各自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比如他学中文，我学心理，他写相声，我演喜戏等等等等，都是上苍刻意安排，为我俩合作情景喜剧做准备，当铺垫的。 天性幽默决定了梁左和我一样，一旦黏上了情景喜剧就终生不可能离开。拍过《我爱我家》以后梁左或写或导，兴致所至还在自己的戏里演一把，一直没有离开情景喜剧。 有几次放出话来说是打算玩个话剧或是改写小说，最后都不了了之，还是回到爱之恨之的情景喜剧。他经常是一边写剧本一边说：老英达你看这个情节怎么样？我原本是打算留给我的小说——直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要不是你们都一死儿地求我，能这么随便用到这破戏里吗？！梁左这话还真不能算大，我知道的某些诺贝尔得主，从戏剧结构到人物语言，水平真的不如梁左。 梁左是我的亲人。 他不光助推我的事业起飞，还给了我完整家庭。经他领进情景喜剧的妹妹梁欢后来不仅成为了我的写做主力，而且成为了我的妻子。《我爱我家》之后我和梁左又合作了《新七十二家房客》《一手托两家》等一系列喜剧，直到他含笑离开，为我写了一半的《闲人马大姐》手稿还在他的电脑上闪烁…… 我知道，纪念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朋友的最佳方式，就是将我们共同开拓的中国情景喜剧之路继续走下去。 他在天堂看着我 梁青儿 “爸爸，我想活到一百岁。”我边把用过的碗筷往水池子里放边说。 “嗯？那有什么好的？”爸爸微笑着，不紧不慢地反问。 “那多好呀，我也不用干活儿了，大家还都特尊敬我！”我卷起袖子，准备洗碗。 “哈哈……”他笑了几声，眯起眼睛吸了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活到一百岁多没意思呀，你想想这个道理啊猫猫，到时候你的同龄人都死了，你自己也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靠别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说，活到几岁合适呢？” 他犹豫了一下，“我说啊……我反正觉得自己活到70岁就够了。最多七十岁。七十岁呢，朋友大都还活着，大家有空凑在一起打打麻将，玩玩儿，聊聊天儿什么的。还凑合能养活自己。” “嗯。也是。那我以后也活到七十吧。”我点着头，把洗涤灵抹在碗上，准备冲干净。 爸爸猛吸了几口烟。他吐着烟，沉思着，眼睛又眯了起来，目光聚集在前方虚无的一点。我觉得爸爸在看未来，憧憬着他七十岁的时候，和朋友们围坐一圈，互相开玩笑地指骂着对方的晚辈；或是在天色渐暗的温暖的黄昏里，和老伴儿一起悠闲地散步；或是在春节，把晚辈们都招回家，被伺候着，满足地看着孙子孙女们渴望着红包的表情……反正再也不用夜起昼伏绞尽脑汁地写剧本了，也不用在死一样寂静的夜里体验凄凉的感觉了，更不会被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而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爸……”我刚要问他，如果你活到了七十岁还没死的话，怎么办？他站了起来，打了哈欠，缓缓地说：“我现在要睡个觉，你把碗洗完了，自己看看电视什么的。别吵我，等我起来带你出去玩儿啊。”他踱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头，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咽回了那个问题，听着他沉重的“踏踏”的拖鞋声，把剩下的筷子洗完了。 我从来没怀疑过爸爸能活到他所希望的七十岁。因为我想，大多数的爸爸们都可以嘛。直到我到美国上学以后的某一天早晨，被妈妈粗暴地摇醒，语无伦次地对我说：“回中国！快起来，现在就回中国！……”直到我和妈妈走出中国机场，看到来接我们的姑姑、姑父的满面愁容；直到我们四个坐进了车里，姑父躲避着我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告诉我“We have just lost your father”，我才明白了，爸爸真的没活到七十岁。 当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并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真正感到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是把头埋进胳膊里流泪。 我记得我三年级的时候骨折过一次，从单杠上头朝下栽下来。看到自己变形了的右手，只是觉得害怕，并没感到剧烈的疼痛，感觉到疼是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正骨的时候了。真正认识到爸爸去世的现实，并且感到了那种翻天覆地的痛，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我看到爸爸脸色苍白地躺在屋子中间的床上，周围摆着花圈。我看到放大了的爸爸的相片镶着黑框，挂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墙上。我是站在亲属行列里的第一个。人们走过来，或是面带悲伤，或是泪流不止。我机械地握着每一只伸向我的手，最后干脆就一直把手向外伸着让人家随便握了。 爸爸生前认识的人真不少。音乐响起来。可恶的音乐！“当相逢成为再见，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我的眼前模糊了。我尽量让目光避开灵床，可是无论我把眼睛看向哪里，它总是在我的余光里，隐隐约约地，我总是能看到它。我默默地向神祷告着，快点过去吧……我不想再多待一分钟了……可是似乎没有用。很久很久以后，追悼会终于完结在“亲属告别”的寂静中。我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眼泪，包括我认为的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我的姑父，也在鞠躬的时候抽泣了。走出告别室，我的身体几乎不受自己的控制了，如果不是姑姑半搀半抱地把我拖出去，我一定会像融化的冰一样瘫在地上。爸爸去世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我。 要说我和爸爸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到十年——也许还不如他的一些老朋友和他认识的时间长呢。但是他却永远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是他给了我生命，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成就给了我自信与骄傲；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都令我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幸运，即便他去世了，他也依然激励着我。有过这样一位爸爸，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而我呢，我也会让爸爸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而满足，而骄傲的。他在天堂里满怀期望地看着我呢，我相信。 2001年11月10日　于旧金山 大哥 梁欢 大哥大我十二岁，我们都是属鸡的。 童年的记忆中，大哥是模糊的。只知道有个名叫“大哥”的大人，在遥远的平谷插队。然后有一天，院儿里的大人纷纷到我家来祝贺，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听懂了——大哥考上大学了，而且是一所被称作“北大”的不在人间的学校，因为人们提到它时都唏嘘不已，那一年是第一次恢复高考的1977年。 接着又黑又瘦的大哥回来了。妈妈给他准备了全套崭新的行装，从里到外，包括毛巾和香皂。在那个还在用布票和工业券的年代，这无疑使我羡慕不已。我在一旁东摸西看，妈妈说，等你将来考上了，也给你一套。 也许因为当年巨大的物质刺激，抑或是来自大哥的榜样的力量，十一年后的又一个夏天，我也考上了“北大”，而且和大哥一样，同是中文系文学专业。我的老师中竟有他的同学。妈妈没有实现诺言给我准备全新的一套，因为时间已进入1988年，我的衣服几乎装不下衣柜。现在想来，那是否已预示着我的人生较大哥幸运？ 我在“北大”的那几年，大哥因与姜昆合作相声而小有名气。一次在课上，一位教授对从古至今文人涉艺的现象大发议论时举例道：“咱们北大不也出了一位毕业生，好像姓梁……叫梁什么？不务正业写相声——而且居然写得挺好……台下不禁一片嬉笑声。”教授机警道：你们笑什么？你们认识他？是不是你们谁的男朋友？……嘻笑声笑成了哄堂大笑。 课后，同学们都说你大哥了不起呀！竟能和李渔、汤显祖一起，被教授当做反面教材提及。 真正与大哥的接触还是从1994年我开始参与《我爱我家》的创作之后。 这之前我忙着上学、毕业、找工作；他忙着恋爱、结婚、生孩子。似乎我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里运行，并未有最终接轨的迹象。不过那只是时间问题，同为兄妹的我们，又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命运早有安排？让我一直追随着他，更让他一直引领着我，以至于在失去了他的今天，我也能比别人多一种纪念他的方式——继续完成他未完的作品。大哥，我现在还在写《闲人马大姐》呢！ 今天我终于明白，我比大哥幸运的正是我有一位他这样亦师亦友的兄长。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存在过多久甚至我们是否存在过，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存在的那一段是否快乐，是否给别人带来了快乐。 大哥，无疑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从《虎口遐想》到《电梯奇遇》，从《我爱我家》到《闲人马大姐》……渐渐远去的笑声记载了多少快乐的昔日时光。那么，大哥自己是快乐的吗？有人说，创作是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所谓“痛并快乐着”。我不知道。 不管当时怎样，大哥，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天堂里的你，回望人世间的一切，回望你曾经为之制作快乐的人们，你一定是快乐的。 最后，感谢上苍赋予我们兄妹写作的能力，它让大哥在有生之年得以施展才华，写下了他短暂但与众不同的一生；也使我可以继续大哥的事业；更令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在多年之后翻看这本书时，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也许这就是存在的意义吧！ 悲极而喜 梁天 梁左的突然辞世，惊动了很多人，也令我悲痛欲绝，因我父亲刚刚在他之前走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家里原来的三个男人只剩我一个了。我被推到第一排，没有了任何退路。 那段日子是难熬的，也是难忘的。我尽量用平静的表情面对所有的眼神和询问，有条不紊地处理好所有的细节和事务，而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一直支撑我到现在：必须挺住！ 仔细想想，小时候我和梁左从没吵过架，长大了也没红过脸，见面或通电话都是直呼其名，但从心里我很敬重他。愿意听他各方面的指教，他对我的帮助是手足之情，他对我的关照是心领神会。因我父母平时都忙，以至于我对“长子为父”这句话别有一番体会。 梁左去世后，从他朋友们那里知道了很多更加值得我敬佩的事，我会永远记住的。 在清理梁左遗物时，我被感动了，他真的是除了自己的笔记、作品和购买的书籍之外一无所有了…… 因为很长时间没去过他的住处，眼前的一切令我惊呆：房间里潮气很重，墙面上有很大一片渗水的痕迹，许多地方急需维修，家具和衣物也都过了时，除了他那间书房兼卧室还保有浓重的文人气息之外，其他地方用“脏乱差”来形容绝不为过，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喜剧大家的人其个人生活竟然是如此的一塌糊涂！我惊异于他那些曾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作品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的。 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悲到了极限才出喜”——那就是梁左！他所留下的一切正是他一生为人做事的写照。 为了纪念他，出版社出版了这本由王朔先生代为整理的《笑忘书》，这对于关心他的人来说是一种慰藉，我由衷地感谢华艺出版社，感谢王朔先生。 我还要感谢姜昆、英达、刘震云先生为梁左写的话。 其实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但我最该感谢的还是购买并看完这本书的朋友们，是你们还记着他！用梁左常说的一句话叫作“让您受累了！” 我现在住在梁左那里，他的很多东西我将永久保存下来，为了让想念他的人看也为了我自己看，我始终觉得梁左还在！我们还在合作，还在一起生活。 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本书并记住梁左。深深地谢谢大家！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02.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