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维庸之妻 作者：太宰治 内容简介 《维庸之妻》是太宰治的短篇小说集，书中的同名之作是太宰的名篇。《维庸之妻》，暗喻放荡男人的妻子。一个女人在自己丈夫酗酒，欠债，与女人私奔最后跳水自杀的情况下，一直维系着家庭，出门做女佣为丈夫还清债务。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由根岸吉太 郎导演、松高子和浅野忠信主演的同名电影《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亲友交欢 昭和[1]二十一年九月初，我接受了一个男士的来访。 这起事件几乎谈不上浪漫，也丝毫不是什么赶潮流，但在我心目中，也许到死都会残留着难以抹消的痕迹。这是一起奇妙的、不堪忍受的事件。 事件。 不过，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儿夸张。我和这个男士两人一起喝酒，也没有吵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是和和气气、好说好散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的重大事件。 总之，这个男人很伟大、很了不起。根本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 我去年遇到灾难，来到这津轻的老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诡秘地将自己关在里面的房间里，偶尔也有地方上的什么什么文化会的，什么什么同志会的邀请我去演讲或是让我出席什么座谈会的事儿，我总是推辞说：“总该还有很多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喝酒，睡大觉，就这样从早到晚过着假隐居一般的生活。在这之前十五年的东京生活中，我曾出入于最下等的居酒屋，饮最劣质的酒，和所谓最下流的人打交道，对于大多数的无赖汉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唯独对这个男人我却束手无策，总之是厌恶到了极点。 九月初，我吃了午饭，在正房的堂屋里，独自一人茫然地吸着烟，这时，一个身穿耕作服的老爷子呆呆地站在门口打招呼。 “哎。” 这人就是我说的那个“亲友”。 （我在这个手记里，描写一个农夫的形象，把他可憎的性格展示给世人。为了慎重起见，虽然有些无聊，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以此来支援阶级斗争中所谓的“反动势力”这样的意图，读者只要将手记读完，自然就会明白。这种声明或许令人扫兴，但是最近有一些脑筋迟钝、神经麻痹的人，不断叫嚣一些陈词滥调，妄下结论，对于这类大脑陈腐愚昧——不，或许反而是聪明的——人，我还是添油加醋地附上了少许说明。本来出现在这个手记里的他，虽然貌似农夫，但决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意识形态”的人所景仰的农夫。他实在是个复杂的人，总之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男人，可以说令人不可理解。我甚至预感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人种。我并不想尝试对此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审判，而是想将关于这种新型人种的预感提供给读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就满足了。） 他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姓平田。 “你忘了吗？”他露出白牙笑着说。我对这张脸似乎有些印象。 “知道，进来吧。”那天，我对他确实是个轻薄的社交家。 他脱掉草鞋，进了堂屋。 “久违啦。”他大声地说，“几年没见了呀？好几十年了吧？哦，二十几年没见了呀，我早就听说你来这里了，因为地里的活儿太忙，也没过来玩玩，听说你喝酒也成海量了，哇哈哈哈。” 我苦笑着给他倒茶。 “你忘了我俩吵架的事吗？我俩总吵架哩。” “是吗？” “什么‘是吗’？你看，我这手背上还有伤疤呢，这是被你抓伤的。” 我仔细看了看他伸出的手背，哪里有什么像样的伤疤。 “你左边的小腿上也应该有块疤，有吧？应该有的。那是我向你扔石头砸的，哎，没和你少吵过架啊！” 可是我左边的腿肚子和右边的腿肚子上没有一处他所说的那样的伤疤。我只是暧昧地微笑着，倾听他的话语。 “哎，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就是班级聚会，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好好喝它一通，招集十来个人，酒二斗，这个我来准备。” “这主意倒不坏，不过，二斗是不是多了点儿？” “不，不多。一个人没有二升不够意思。” “可二斗酒上哪儿凑去？” “可能凑不来这么多，不过我试试吧，别担心。可再怎么说是乡下，最近这酒也不便宜啊，这个还得靠你了。” 我心领神会地站起身，走到里间，拿出五张大纸币。 “给你，先把这些拿去。剩下的，再说。” “等等，”他把纸币塞还给我，“这不对，我今天不是来向你要钱的，是来商量事儿的，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反正得让你掏一千来块钱的。可今天是来找你商量，顺便看看你这个老朋友的。啊，行了，你只管听我的，把这些钱收回去吧。” “是这样。”我把纸币收进上衣口袋。 “有没有酒？”他突然问。 我禁不住又看了看他那张脸，他瞬时间现出难堪而又晃眼的神情，嚷嚷起来： “我听说你这儿总有两三升的，拿出来喝了吧，大嫂不在家吗？我想让大嫂给斟一杯。” “好吧，那，这边请。” 我站起来，心里没趣极了。 我把他带到里间的书斋。 “乱得很啊。” “不，没关系，文学家的屋子都这样。我在东京那阵儿，和很多文学家打过交道呢。” 可是对于这个，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真是间好房子，修建得不错嘛。院子也很漂亮，还有柊树呢，你知道柊树的由来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他开始得意起来，“这个由来说大了是世界级的，说小了是家庭范围的，这又能成为你们的写作材料了。” 简直文不对题，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词汇不够用。不过也并非如此，后来他还是显现出了老奸巨滑的一面。 “那个由来是什么呢？” 他诡秘地一笑，装模作样地说道： “下次告诉你柊树的由来。” 我从壁橱里拿出只剩下半瓶威士忌酒的四方形酒瓶。 “你也喝威士忌吗？” “喝呀，大嫂不在吗？让她给我斟酒。” 我在东京住过很久，接待过很多客人，可从未有客人这样对我说话。 “老婆不在。”我撒了个谎。 “别这么说，”他丝毫不理会我说的话，“把她叫到这里来，让她斟酒，我就是想喝一杯大嫂斟的酒才来的。” 如果他所期待的是大都市的女人，高雅而妩媚，那么对他对老婆都很可悲。老婆虽说是大都市的女人，但颇为土气，又不好看，并且待人一点儿都不热情，所以要把她叫出来，我心里很不痛快。 “算了吧，老婆斟酒，反倒不好喝了。这个威士忌……”，说着我把酒倒进桌子上的茶碗里，“这在以前的话，算是三流品，不过不是甲醇。” 他一口将酒喝干，咂了咂嘴，说： “像是蝮蛇酒。” 我又给他斟上一杯。 “喝得太猛，过会儿醉意一下上来，会很难受的。” “嗯？瞧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在东京喝干过两瓶三得利呢。这威士忌是六十度吧？很普通，没多大劲儿。”说着又将酒一饮而尽。实在太没情趣了。 接着他给我斟上酒，然后又把自己的碗斟满说： “没啦。” “啊，是嘛。”我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交家，心悦诚服地站起身，又从壁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开了栓。 他坦然地点点头，又喝了起来。 我心里有些厌恶起来，我从小就有浪费癖，爱惜东西的自觉性（绝不是自夸）比一般人淡薄。但这个威士忌可是我一直珍藏的，虽说以前是三流货，而现在的确是一流品。价钱固然很贵，可更重要的是，将它弄到手颇费了一番周折，不是花了钱就能买到的。这威士忌酒我在很久以前就收购了一打，并因此而破产，但我从未后悔过。每天享受品尝一点儿的快乐，为了让嗜酒的作家井伏[2]先生来访的时候也能品尝到，我一直倍加珍惜，可还是日渐减少，到了这个时候，壁橱里就只剩下两瓶半了。 他说要喝酒的时候，不巧没有日本清酒和其他别的酒，我只好拿出珍藏已久、如今所剩无几的威士忌来招待他，可没想到他这么能喝。这听起来像是吝啬鬼在发牢骚（不，我就直说吧，对这个威士忌我就是吝啬，就是觉得可惜。）被他如此这般理直气壮、不当一回事儿地暴饮，怎能不感到愤怒！ 他的一番话，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很有修养，而他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绝非如此。我甚至有过这样的经历，同完全没有教养的娼妇正儿八经谈论什么“人生的真实”；还被胸无点墨的老师傅逼得发表意见而流过眼泪。我进而怀疑起世人说的所谓“学问”，他的话惹得我一点儿也不痛快，原因确实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与其在这里三言两语加以断定，不如如实地活画出他每一天的种种言行，任读者判断。我以为这才是作者所谓健全的手段。 他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大谈什么“我的东京时代”，乘着醉意，越发滔滔不绝起来。 “你在东京也因女人失败过的。”他大声说着，又不由冷笑起来道： “其实在东京那阵儿，我也差点儿捅娄子，险些犯下和你一样的大失策，真的，其实已经到那份上了。不过我逃了，嗯，可真逃了。女人一旦看上了某个男人，是很难忘掉的。哈哈哈，至今还给我写信呢，嘿嘿，上次还给我送年糕来了呢。女人真是笨蛋，要想让她看上你，不是长相，也不是金钱，在于心情，就是一颗心。其实我在东京那阵儿，也不老实，想想看你那时候也应该在东京，或许跟哪个艺妓厮混，惹得人家掉眼泪。不可思议的是你一次也没碰到过我，你那时候到底都去什么地方游乐去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并且像他想象的，我在东京玩艺妓，以至于把艺妓惹哭的事也不曾有过。多半是在露天烤鸡肉串儿的小摊儿上，喝点儿泡盛[3]、烧酒，说一通醉话而已。我在东京，正如他说的那样，因女人而栽过跟斗，况且这也不止一两次，因屡遭失败，害得父母、兄弟姐妹脸上无光。不过我想至少可以这么说，“我绝非光仗着有钱，冒充美男子，玩弄艺妓，到头来还得意洋洋！”虽说是可怜的辩白，但因为他的这番话，我才明白就连这一点自己至今尚未得到他的信任。我开始感到腻烦了。 不过，这种不愉快，未必是因为这个男人才初次体味到的。东京文坛的评论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甚至已经成了友人的人也曾让我吃过苦头，因此，我可以充耳不闻、一笑置之。此外，我意识到这个农夫模样的男人，把这视为我的一大弱点，乘虚而入，我又感到他的这种用心是多么卑鄙，多么无聊。 可是那天我是个极其轻薄的社交家，没有一点果敢的表现。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战争受害者，带着妻儿，硬是挤进这个并不富足的小城市，命中注定只勉强可以维持朝不保夕的性命，所以对久居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轻薄的社交家。 我去正房拿些水果来招待他。 “你不吃吗？吃点水果醒醒酒，还能再多喝点儿呢。” 他借着这势头，大口大口地将威士忌喝下去的话，即使不酗酒斗殴，也会大醉，以致不省人事，弄得难以收拾。想到这儿，我为了让他平静下来，削了个梨给他吃。 可是，他好像不愿意从醉意中醒来，对水果看也不看一眼，一个劲儿地去抓盛有威士忌的茶碗。 “我讨厌政治，”话题突然转向政治，“我们老百姓最好不要懂什么政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谁做了对我们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利益，我们就跟从他，这样就行了。谁把东西拿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攥着，我们就跟他，这样不就行了嘛。我们老百姓是没有野心的啊，有多少恩就报多少恩，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诚实之处。什么进步党、社会党，管他呢！我们老百姓只知道种田、耕地，这就行了。” 我起初不明白他为什么突如其来地说出这样神秘的话来，可是他的下面这番话让我判明了真意，不禁苦笑起来。 “不过，上次选举，你也为你哥哥活动过吧？” “不，什么也没做，每天都在这个房间做自己的工作。” “撒谎，就算你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这可是人情啊，你一定为你哥哥做了很多。我虽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农民，但是我懂得人情。我讨厌政治，也没野心什么的，社会党也好，进步党也好，没什么可怕的。但是我讲人情，我和你哥哥虽不亲近，可至少你和我是同学，是亲友，对吧？这就是人情。尽管没有人让我这么做，我还是投了你哥哥一票，我们农民用不着懂得政治什么的，只要不忘记这人情，就可以了，你说呢？” 凭着这一票是否就可以获得大喝威士忌的权利呢？看得越透，我也就越发扫兴了。 可是他也绝非单纯的男人，忽然敏感地察觉到什么似的说： “我并不想成为你哥哥的家臣，你这样看不起我，让我很为难。就连你家，要是追查家谱也就是个卖油的，你知道吗？我从我家婆子那儿听说的，谁买一合[4]油，就奖给谁一块糖，这门生意算是做对了。还有河对岸的斋藤，现在是个耀武扬威的大地主，可三代以前无非就是靠拾河里漂流的柴草，削成扦子，再把河里捞来的小杂鱼串起来烤了之后，一文、两文地卖钱发的财。还有大池家，把马桶排在路边，让过往的人往里撒尿，等小便装满了马桶，就卖给农民，就这样发了家。阔佬们的发家史都是这样。而我家呢，可是这个地方最古老的家族，据说祖先还是京都人呢。”说到这儿，仿佛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嘻嘻地笑起来：“婆子的话，虽然指望不得，但都是有规规矩矩的家谱的。” “那可能就是公卿出身啦。” 我一本正经地应道，以此满足他的虚荣心。 “嗯，嗨，这些无法弄得很清楚了，大体就这么回事吧。只有我穿着这身脏衣服，每天下地干活儿。我的哥哥，你也知道吧，可是上过大学的啊！他不是大学棒球队的选手吗？名字还经常登报哩！弟弟现在也进了大学。我因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当了农民。可是不管哥哥也好，弟弟也好，如今在我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只因东京缺粮食，哥哥大学毕业后，在机关里当课长，总给我写信要我寄大米去。可是寄起来多不方便哪，哥哥要是自己来取，不管多少我都会让他背回去的。可东京衙门的课长，总不能老来背米啊。包括你，要是现在缺什么，只管上我家来。我嘛，是不会白喝你的酒的，农民就是老实，承蒙恩惠就一定会好好儿报答。不，我不再喝你斟的酒了，把嫂子叫来！不是嫂子斟的酒我不喝！”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心境，我根本就不想让他这样喝个没完，而他却说：“我不想喝了，把嫂子带来，你不带来，我去把她拽来，嫂子在哪儿？在卧室吗？睡觉的房间吗？我是这天下的农民，你们难道不知道平田家族吗？”他有些醉了，开始无理取闹，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我边笑边安抚他坐下。 “好吧，那我把她带来。是个很没意思的女人，能行吗？” 说着我走进老婆和孩子的房间，煞有介事地吩咐道： “喂，过去小学时代的亲友来玩了，你出来打声招呼吧。” 我还是不想让老婆看不起自己的客人。到自己这儿来的客人，不管是哪种类型，只要稍稍觉察到被自己家里人轻侮，我就会痛苦得受不了。 老婆抱着最小的孩子进书斋来了。 “这位平田君是我小学时代的亲友，上小学时两人总吵架，他右手还是左手手背上至今还留着我抓伤的痕迹呢，今天说是要来报仇呢。” “啊，太可怕了。”老婆笑着说，接着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请多多关照。” 对于我们夫妻这种极其轻薄的社交礼仪，他似乎满不在乎，喜形于色地开口道： “哎，别再说生硬的客套话了。夫人，来，靠近我，给我斟酒。”他也是个精明的社交家，背地里喊大嫂，见了面喊夫人。 他把老婆斟的酒，一饮而尽。 “夫人，我刚才也跟修治（我的幼名）说过了，如果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就上我家来。我家什么都有，芋薯、蔬菜、大米、鸡蛋，还有鸡。马肉怎么样？吃吗？我可是剥马皮的能手啊，想吃的话，就来拿，给你一只马腿让你背回去。还有野鸡怎么样？还是山里的鸟好吃吧，我还打猎呢。提起猎手平田，这一带没有不知道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打什么。野鸭怎么样？如果要野鸭，明天一早我上田里立刻给你打下十只来。我还在吃早饭前打落过五十八只呢，你要是不信，就到桥边上的铁匠铺笠井三郎那儿问问，我的事他什么都知道。说起猎手平田，这地方的年轻人是绝对服从的。对了，明天晚上，喂，文学家！和我一起去八幡宫的夜间庙会看看吧？我来叫你。可能会遇到一伙年轻人闹事，谁叫这时局不稳呢。这时候我就会跳进去说：慢着。就好像幡随院的长兵卫[5]。我已经不惜生命了，即使我死了，我还有财产，不会苦了大嫂和孩子的。喂，文学家，明晚务必一起去吧，让你看看我的伟大之处。每天闷在这里头的房间，懒懒散散出不了好文学，应该多体验体验，你究竟在写些什么呀？嘻嘻，艺妓小说吗？你没吃过苦不行，我已经换过三次老婆了，越到后来越可爱。你怎么样？你也两个了？三个了！夫人，怎么样？修治疼你吗？别看这样，我也是个在东京生活过的男人呢！” 事情越发糟糕起来，我吩咐老婆去正房要点儿下酒菜来，借故把她支使开了。 他悠然地从腰间拿出烟荷包，又从烟荷包附带的腰包里取出装有火绒的小盒和打火石，咔嚓咔嚓要往烟管里点火，可是总也点不着。 “香烟这儿有好多呢，你抽这个吧，烟管儿很费事吧。” 他见我这么说，望着我，抿嘴一笑，便把烟荷包收起来，不无自豪地说： “我们农民总装着这个呢，你们可能看不上这玩意儿，可方便着呢！即使在雨天里，只要咔嚓咔嚓用打火石打几下，就能出火，我想下次去东京的时候，在银座的正中央，拿着这个咔嚓咔嚓地摆弄一番。你马上也要回东京吧？我上你那儿玩去，你家在东京什么地方？” “受了灾，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呢。” “是吗，受了灾呀，我才知道。那一定拿到了各种特别配给吧？上次好像受灾者还分到了毛毯，把它给我吧。” 我茫然不知所措，苦于无法理解他的真意。可是他好像并非在开玩笑，继续执拗地说道： “给我吧，我拿它做夹克。这毛毯好像挺不错，给我吧，在哪儿？我回去的时候带走。这就是我的作风，想要的东西，我说我要，就收下来。不过，你来我这儿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我不在乎，带什么走都没关系，我就是这种作风的男人，讨厌礼节之类麻烦的事儿，行吗？我把毛毯拿走了啊。” 毛毯只有一条，老婆视为宝贝爱不释手。住在所谓“气派的”房子里，在他看来，我们是应有尽有吧。我们就像住在不相称的大贝壳里的寄居虫，从贝壳里脱落出来，成了赤身裸体的可怜虫，夫妻和两个孩子，就得抱着特别配给的毛毯和蚊帐，在屋外晕头转向地爬来爬去了。无家可归的凄惨，哪里是农家和有田有地的人能够明白的！因这次战争而失去家园的大多数人（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头脑里终究会浮现出一两回企图全家人同归于尽的念头吧。 “毛毯，就算了吧。” “你真小气。” 当他越发执拗纠缠的时候，老婆端上了饭菜。 “啊，夫人。”他矛头一转，“给你添麻烦了，吃的东西什么也不要，到这儿来给我斟酒。修治斟的酒，已经不想喝了。小气不好，揍你一顿好吗？夫人，我呀，在东京的时候，可会打架了，还练过点儿柔道呢，就是现在，像修治这样的，不费吹灰之力。不管任何时候，修治要是对你逞威风，你就告诉我，我替你狠狠揍他一顿。怎么样，夫人？不管以前在东京还是来这里以后，没有人像我这样对修治肆无忌惮地套近乎吧？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打不成交的老朋友了。修治对我也摆不起臭架子来。” 在此，当我得知他的口无遮拦分明是刻意的努力，我的思绪越发索然无味了。让人请客喝威士忌，结果闹得天翻地覆，莫非他是想把这些作为愚蠢的自我吹嘘的材料？ 我突然想起了木村重成和茶坊主的故事[6]，同时也想起了神崎与五郎和马子[7]的故事。 甚至想起韩信所受的胯下之辱。本来木村氏也好，神崎氏也好，韩信也罢，与其说我佩服他们的耐性，不如说想到他们对于那些无赖汉所持的缄默和深不可测的鄙视，反而只能感受到一种令人生厌的矫揉造作。时常在居酒屋的争吵中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人因悲愤而怒吼的时候，另一个人从容地奸笑着，对四周的人使眼色，像是说：“麻烦了，耍酒疯呢。”然后又对愤愤不平的那人说什么：“哎呀，真对不起，向你道歉了，向你鞠一躬。”这真令人作呕！卑鄙无耻！这种态度，怎能不使那个悲愤的男人愈发变得狂乱而上蹿下跳呢？无论是木村氏、神崎氏还是韩信，到底是不会对看客使眼色，表演“对不起，向你道歉”这样露骨的、哗众取宠的戏来的。而采取的无疑是一种堂堂正正、满含诚意，并且是很体面的道歉方式。尽管如此，这些美谈和我的道德基准终将发生抵触，我从中感觉不出耐性来。所谓忍耐，似乎不是一时的、戏剧性的。应该像阿特拉斯的忍耐和普罗米修斯的善于忍苦一样，是以相当长久的姿态体现出来的一种品德。加之上述的这三个伟人，那时都使人微微觉察出一种出奇强烈的优越感，反倒使我们对这些无赖汉产生了同情心，觉得难怪茶室的小和尚和马子等人想揍他们一顿，这也合乎情理。尤其是神崎氏的马子，还认真地开了张道歉证书。然而总也闷闷不乐，以后四五天终于自暴自弃，喝起闷酒来。我原本并不感佩于那些美谈里的伟人的胸怀，而是对那些无赖汉抱有强烈的同情和共鸣。可是，现在迎来眼前这位稀客，我不得不对以前的木村、神崎、韩信观进行重大的纠正。 管它什么卑怯，一切都无所谓。老虎屁股摸不得，道德观逐渐向这里倾斜。忍耐也罢，什么也罢，没工夫暗恋这些美德。我断言，木村、神崎、韩信确实比那些气急败坏的无赖之徒软弱，被他们所压倒，没有取胜的希望。耶稣基督处于时不我利的时候，不也是“尊敬的主啊，就这样逃离了”吗？ 除了逃离，别无选择。如果在此激怒了亲友，演出一场弄坏门窗隔扇的武斗剧来，因为这不是我的房子，将是一件极不稳妥的事。就连小孩子弄坏隔扇，扯坏窗帘或是在墙上胡乱涂画的时候，我都是提心吊胆的，这当儿务必不能触怒这位亲友。有关那三位伟人的传说，修身的课本里是以“忍耐”、“大勇和小勇”命题的，这就如此深深蒙骗了我们这些求道者。如果我将它编入修身的课本的话，一定命题为“孤独”二字吧。 我以为我现在体验了那三位伟人当时的孤独感。 在我倾听他嚣张的气焰，独自烦闷的时候，他突如其来地发出了凄厉的喊叫： “哇——！” 我吓了一跳，朝他望去，只见他叫唤着“醉意上来啦！”一边像是哼哈二将，又像是不动明王，紧闭着双眼，呜呜地吼叫着，两个胳膊撑在膝盖上，使出满身的力气，和醉意进行搏斗。 难怪喝醉了，他几乎一个人已经把新开的方瓶喝掉了一半，额头上闪着黏汗，那是一种足以适合形容成金刚力士或是阿修罗一样可怕的形象。我们夫妻见此情景，禁不住不安地对视了片刻。可是三十秒之后，他却若无其事地说道： “还是威士忌好，容易醉。夫人，来，给我斟酒，再靠近一点。我呀，再怎么醉，也不会失去理智的。今天我在你们这里吃喝，下次我一定请你们客，上我家来吧，可我家什么也没有，虽然养鸡，可那绝对不能宰杀，不是一般的鸡，叫斗鸡，就是让它们格斗的那种。今年十一月，有斗鸡的大型比赛，我想让它们都出场，现在正在训练呢，只有实在败得不成体统的才宰了吃。所以要等到十一月，不过，两三根萝卜我会给你的。”声音渐渐小起来，“酒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来你这儿喝了，到时候我会呈上一只野鸭。可是有个条件，这只野鸭要由我、修治和夫人三人来分着吃，那时候，你拿出威士忌。还有，要是说鸭肉不好吃，我可不饶你啊。你要说难吃之类的话，我绝不饶你，这可是我好容易苦心打下的野鸭，我希望你说好吃。就这样约定行吗？‘美味！好吃！’就这么说，啊哈哈哈，夫人，农民都这样，一旦被人奚落，就连一个绳头儿也不愿给，和农民交往，也得讲策略。听懂了吗？夫人，可不能摆架子，即使是夫人，也和我老婆一样，到了晚上……” “孩子在里面哭呢。” 老婆笑着说罢，随后逃走了。 “不成！”他怒骂着，站起身来，“你老婆不行，我老婆不像她那样，我去把她拽来。你别笑话，我的家庭是个好家庭，有六个孩子，夫妻美满。你不信，去桥边的铁匠三郎那儿去问问就知道了。嫂子的卧室在哪儿？让我看看，你们俩睡觉的房间。” 啊，让这等人喝那贵重的威士忌是多么无趣！ “算啦算啦”，我站起来，牵着他的手，哪还笑得出来，“别理睬那个女人，我们不是很久没见了吗？痛痛快快地喝酒吧。” 他“扑通”坐了下来。 “你们夫妻感情不好吧？我意料到了，奇怪啊，一定有什么事，我可是猜到了。” 没什么猜到猜不到的，其中“奇怪”的原因，就在于亲友此种放肆的醉酒方式。 “真没劲，弄只曲子唱唱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着实放下心来。 一来唱唱歌可以暂时消除尴尬的气氛；二来这也是我最终仅存的希望。我从中午到快天黑的五六个小时，陪着这个毫无交情的亲友，听他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其间没有一刻让我感到这个亲友值得去爱，或者说是个伟丈夫。就这么告别了的话，我永远就只能以恐怖和可憎之情追忆起这个男人。想到这儿，真觉得于他于我都是件扫兴的事。通过让他唱一曲，我胸中油然涌现出了一种愿望，那就是：哪怕只有一件也好，请你向我展示你那能激起我愉快而又难忘的回忆的言行来，请你用悲哀的声调唱响津轻的民谣，让我热泪盈眶！ “那太好了，你一定唱一曲。拜托了。” 这已不再是轻薄的社交辞令了，我从心底寄予期待。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期待也被无情地背叛了。 山川草木甚荒凉，十里血腥新战场。 他还说忘了后半段的歌词。 “哎，我要回去了。你老婆也逃了，你斟的酒也很难喝，我该回去了。” 我没有挽留。 他站起来，道貌岸然地开口道： “同窗会嘛，没法子，那就我来张罗吧，以后的事就拜托你了。一定是一次有趣的聚会。今天多谢酒食相待，威士忌我带走了。” 我是有精神准备的。我把他茶碗里喝剩的威士忌注入只剩下四分之一酒的方瓶里。 “喂，喂，用不着这样，别太小气了，还有一瓶新的在壁橱里吧？” “这你也知道！”我不寒而栗，接着索性痛快地大笑起来。只能说太有本事了，东京也好，哪儿也好，决没有这样的男人。 这样一来，无论是井伏来还是谁来，都没有共同享乐的东西了。我拿出壁橱里的最后一瓶酒，交给他，差点儿告诉他这酒的价钱。他听了会满不在乎呢，还是说：“真不好意思，不要了。”呢？我很想知道。可我还是忍住没说。请人吃喝，还说价钱，我无论如何做不到。 “香烟呢？”我试着问了句。 “嗯，那个也需要。我只有烟叶啊。” 提起小学时代的同学，我有五六个真正的亲友，可是，对于此人的记忆所剩无几。即便在他，对于我那时候的记忆，除了上面提到的打架以外，也几乎全无。尽管这样，我们尽情地“亲友交欢”了半天，我的脑海里甚至浮现出“强奸”这样的极端的字眼来。 不过，这还没有完。又附加了一点儿有始有终之美，真可谓既痛快又豪爽的男人！将他送至门口，即将告别的时候，他在我耳边狠狠地嘀咕了一句： “休想逞威风！” [1]　昭和天皇在位期间（1926—1989）史称昭和时代，公元1926年为昭和元年。 [2]　井伏鳟二（1898年—1993年），日本小说家。原名井伏满寿二。太宰治师友。代表作有《约翰万次郎漂流记》、《本日休诊》、《黑雨》等。 [3]　冲绳特产的一种蒸馏酒。最初以粟为原料，后来使用黑米和酒曲发酵而成。 [4]　容积单位，一合约180毫升。 [5]　江户初期游侠的首领，在与水野十郎左卫门的旗本游侠抗争中被杀。后来成为歌舞伎狂言的演出素材。 [6]　木村重成（？—1615），安土桃山至江户时代的武将，自幼侍奉大名丰臣秀赖。庆长19年（1614）以将领身份参与大坂冬之战，威震德川军，翌年战死于大坂夏之战。茶坊主，室町幕府和江户幕府时期武家从事茶道的职业名，负责接待来客的用茶等。据真田幸村《难波战记》记载，性格温厚的木村重成虽屡受茶坊主山添良宽之辱，却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7]　神崎与五郎（1666—1703），又名神崎则休，赤穗四十七勇士之一，本姓源氏。据《忠臣藏》记载，神崎奉大石内藏助之命，从京都通往江户。在东海道上，虽遭受马夫丑五郎百般刁难，却能在讨敌之前含垢忍辱，曲意相从。后来当丑五郎得知与五郎是为报旧主英勇杀敌的赤穗浪士之一时，对自己从前的行为悔恨不已，于是剃发来到其墓前深深忏悔。 叮当叮当 敬启 我现在有件为难的事，想请教您。 我今年二十六岁，出生在青森市的寺町。您或许知道吧，寺町的清华寺旁边有个叫友哉的小花店，我就是这家花店的二儿子。从青森的中学毕业以后，我进了横滨某家军需工厂当事务员，工作三年，后来又在部队生活了四年，无条件投降时，我回到了故乡。可是房子已经烧毁，于是我就和父亲、哥嫂三人在火灾后的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小屋，一同过日子。母亲在我上中学四年级时去世了。 我挤进这小小废墟上的住宅，毕竟对不住父亲和哥嫂，同父亲、哥哥商量后，便在一家名叫A的三等邮局上起班来。这家邮局位于青森市七八公里远的海岸边上的一个村落，是已故的母亲的娘家，局长就是母亲的哥哥。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感觉自己日益变得庸俗无聊起来，实在很苦恼。 我开始读您的小说，是在横滨的军需工厂当事务员的时候。读了您在《文体》杂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说以后，搜罗您的小说就成了我的习惯。当我读了很多，得知您是我中学时代的前辈，并且还知道您在上中学时，来过青森寺町丰田先生的家，我的心几乎破碎了。经营和服店的丰田先生和我家住一条街，我很熟悉。上一代主人太左卫门先生很胖，正适合他这个名字，现在的太左卫门先生虽然瘦削但很潇洒，都想称呼他为羽左卫门[1]先生呢。不过好像大家都是好人呢。因为这次空袭，丰田家全烧了，好像就连仓房也被烧毁了，真让人同情。当我得知您在那个丰田家待过，就很想请现在的太左卫门先生写封介绍信，去拜访您，可因为我是个胆小鬼，只会空想，没有勇气落实到行动上。 后来我当了兵，被派去守卫千叶县的海岸，天天被迫去挖洞，直到战争结束。即便如此，我也偶尔能有半天休假，去城里找您的作品来看。于是就想给您写信，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提笔给您写信了。可是，写了“敬启”之后，就不知道写什么好了。一来没什么事，二来我对于您来说，完全是个毫无关系的人，所以就只能握着笔一个人发呆。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也回到了故乡，开始在A邮局工作。上次去青森的时候，顺便去青森的一家书店看了看，当我找到您的作品，并且从您的作品中了解到您也因为罹灾，回到了出生地金木町的时候，我的心又一次为之欲碎。尽管这样，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冒昧登门拜访您的老家。想来想去，就决定先给您写封信。这回我也不会只写完敬启二字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因为这封信里有事要说，并且是十万火急的事情。 我想求教一件事，我真的很犯难，并且这不光是我个人的事情，似乎还有其他人也因类似的思绪而烦恼，所以请您为我们这些人做一番指点。无论是在横滨的工厂，还是在军队的时候，我一直想给您写信，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可没想到，最初的这封信的内容竟是这样缺乏乐趣！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正午，我们在兵营前的广场上列队，聆听天皇陛下的现场广播，可是收音机被杂音干扰，几乎什么都无法听清。接着，一个年轻中尉毫无顾忌地跑上讲台，说道： “听见了吗？明白了吗？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投降了。可是这是政治上的决定，我们军人要战斗到底，最后无一例外地选择自尽，以此表达对天皇的歉意。我本人是这么想的，希望你们也能做好精神准备。听懂了吗？好，解散。” 说完，那个年轻中尉走下讲台，摘下眼镜，边走边流眼泪。严肃一词是否就是说的这种场合呢？我呆立着，只见周围已朦朦胧胧暗淡下来，不知从哪儿吹来了凉风，我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像是沉到了地底下。 我想到了死，相信真的会死。前方的森林寂静得让人生厌，眼前漆黑一片，一群小鸟像一把撒向空中的芝麻，从树林顶端静悄悄地飞走了。 就在这时，从背后的兵营里，幽幽地传来了什么人用锤子钉钉子的声音。“豁然开朗”这个词儿或许应该用在这里。一听到这声音，悲壮和严肃顿时烟消雾散，我像是从附体的恶魔中挣脱出来，身轻如燕，呆呆地眺望着夏日的沙原，竟涌现不出一丝感慨来。 就这样，我往背包里塞满了东西，恍恍惚惚回到了故乡。 那个从远处传来的微弱的铁锤声，奇妙地剥去我军国主义的幻影，使我不再醉心于既悲壮又严肃的噩梦。可是我疑心那微弱的声音是否真的穿透了我脑髓的金靶子，让我至今沦落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颇为异样的男人。 虽然如此，但绝不会狂妄地发作。正相反，如果有感于某事物，力求振作起来，就会听到那叮当叮当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幽幽的铁锤声。倏忽之间，我飘然若举，眼前的风景全然变了样，仿佛放映中的镜头突然中断，而眼睛仍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只剩下一片纯白的银幕，此时的心情多么虚幻，多么愚钝！ 最初我来到这个邮局的时候，心想今后可以自由地学点东西，打算先写一部小说，然后寄给您，请您看看。于是我就利用邮局工作闲下来的工夫，写下了对军队生活的追忆。花了很大力气，写了将近一百页，在即将完稿的某个秋日的傍晚，做完邮局的工作，去公共浴池，边泡澡边琢磨着今晚将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是像奥涅金[2]的末尾那样，以辉煌的悲哀结尾呢，还是以果戈里的“吵架的故事”[3]式的绝望终结呢，我越想越兴奋。当抬头看到从澡堂高高的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电灯泡的光亮时，远处传来了那叮当叮当的铁锤声，霎时水退了下去，我随即变成了一个在昏暗的洗澡池一角，吧嗒吧嗒扑腾着洗澡水的裸体男人。 我觉得实在太无趣，于是从洗澡池爬上来，洗掉脚心的污垢，倾听着澡堂的客人们谈论配给的话题。普希金和果戈里都仿佛成了洋人生产的牙刷的名称，让人觉得乏味。从澡堂出来，过了桥回到家，默默地吃了饭，返回自己的房间，哗啦哗啦地翻看着桌子上将近一百页的稿纸，竟觉得无聊到让人腻烦的地步，连撕毁的力气也没有了，日后都被我擤了鼻涕。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没写出一行像样的小说。幸好舅舅那儿有几本仅有的藏书，有时我就借一些杰作，诸如明治大正时期的小说集来看，有的让人赞叹，有的却不然。我读书的态度极不端正，暴风雪的夜晚就早早上床睡觉，过着“精神”枯竭的生活。看了世界美术全集，久而久之，对自己以前那样钟情的法国浪漫派的画也失去了兴致，而现在更醉心于日本元禄时代[4]的尾形光琳[5]和尾形乾山[6]两人的造诣，感觉光琳的杜鹃花比塞尚[7]、莫奈[8]、高更[9]乃至比任何人的都好。就这样，渐渐地我的所谓精神生活像是重新复苏过来，可毕竟自己不敢狂妄地想当光琳、乾山那样的名家。哎，也就是一个乡下的业余爱好者，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坐在邮局的窗口，数着他人的钞票，仅此而已。即便是这样的生活，对于像我这样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能力的人来说，绝非是一种堕落。或许真有谦虚这顶王冠，只有兢兢业业做好日常平凡的工作，才称得上是高尚的精神生活。我逐渐开始对自己每天的生活产生了自豪感。那时正值日元的转换时期，就连这个偏僻乡村的三等邮局，不不，可能正因为规模小，人手不足，才会忙得不可开交。那阵子，我们每天从一早起，就为存款申报的受理、旧货币验讫的张贴，忙得筋疲力尽，得不到休息。尤其觉得自己是舅舅家的食客，而此时正是报恩的好机会，便拼命地干活，以至于两手沉重得像戴着铁手套，丝毫感觉不出是自己的手来。 我就这样干着活儿，然后像死一般地沉睡，第二天早晨随着枕边闹钟的鸣响爬起身，立刻去邮局打扫卫生。这本来是女职员的工作，自从日元转换闹得沸沸扬扬以来，我干得愈发起劲，不管什么都一心想插手，以今天胜过昨天、明天又胜过今天的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近乎疯狂般的顽强拼搏，终于迎来了闹货币转换的最后一天。这天，我依然在黎明前起身去邮局，如火如荼地搞卫生，直到全部搞完才在自己的窗口前坐下。这时，朝阳直射到我的脸上，我眯起困顿的双眼，依然以一种颇为惬意的心情，回想起诸如劳动是神圣的这样的字眼。就在舒心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好像又听到远处那幽幽的叮当叮当声。此后，所有的一切在瞬间陡然变得索然无味。我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蒙着被子睡觉，有人来叫我吃饭，我也只是粗鲁地回答：今天身体不舒服，起不来床。其实那天是局里最忙的一天，大家都为我这个最出色的劳动力躺倒了而发愁呢。我一整天迷迷糊糊地睡着，还说向舅舅报恩呢，都怪我太任性，反而适得其反。我完全失去了拼命干活的劲头，第二天睡了个大懒觉之后恍惚地坐在我的窗口前，一个劲儿打哈欠，把大部分工作推给身旁的女职员。后来的几天，我又变成了一个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坐在邮局那个窗口的普通职员。 “你还是哪儿不舒服吗？” 听到舅舅这么问，我微微一笑，答道： “哪儿都好，可能是神经衰弱吧。” “是啊，是啊，”舅舅不无得意地说：“我也看出来了，你脑子笨，还看这么难的书，当然会这样。我不像你，脑袋不灵就不去想那些复杂的事才好呢。”说着笑起来，我也跟着苦笑了一声。 这个舅舅虽说是从专门学校毕业的，但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于是后来（我文章里的“于是后来”太多了是不是？这或许是笨脑筋人写文章的特点吧。我自己也注意到了，可还是自然就出来了，真叫人伤脑筋。），于是后来，我开始谈恋爱了。您别笑话，不，笑也无济于事。就像金鱼缸里的鳉鱼，浮在离缸底六公分左右的地方，一动不动，自然而然就有了身孕似的，我糊里糊涂过日子的时候，不知不觉也谈起了那叫人难为情的恋爱来了。 一旦谈起恋爱，音乐就能浸润全身，其实这是恋爱病最确实的征兆。 是单相思。可是我爱那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那人是这海岸村落里唯一一家小旅馆的女佣，好像不满二十岁。当邮局局长的舅舅爱喝酒，每次在旅馆的内厅举办某某村落的宴会时，他准去不误。舅舅和那个女佣交往亲密，她来存款、办保险等事情出现在邮局窗口的时候，舅舅总是说些生硬迂腐的玩笑嘲弄她。 “这些日子你看起来很风光，拼命存钱，真是佩服你啦。是不是找到好男人了？” “无聊。”那女人嘟囔了一声，显得很不耐烦。那不是凡·戴克[10]画中女人的表情，倒像是贵公子。她名字叫时田花江，存折上就这么写着的。以前好像在宫城县，存折的地址栏里，在过去的宫城县上画上了消去的红杠，旁边写着现在的新地址。据邮局的女职员说，她在宫城县遭受了战争灾害，就在无条件投降之前突然来到了这里的村落。还是那家旅馆老板娘的远亲，因为家境不好，尽管还是个孩子，就很精明强干了。疏散到这里来的，没有一个在当地是口碑好的人。至于什么精明强干之类的说法，我压根儿不相信，可是她的存款绝不在少数。对于这点，邮局的职员是不能说出去的，反正花江即使被邮局局长嘲弄，依旧每周来存上一次两百元、三百元的新票子，总额不断增多，我想不会是因为她找到了好丈夫吧？每当我在花江的存折上盖上两百元、三百元的印章时，心就会怦怦乱跳，脸直发红。 我渐渐苦闷起来，花江绝不属于精明强干的女人，可是，这个村落的人都盯上了花江，给她钱，以致毁了她。对，一定会这样，想着想着，我心里一惊，竟半夜里蓦地从被窝里坐起来。 可是，花江还是每周一次满不在乎地拿钱过来。我现在岂止是心发慌脸发红了，因为痛苦难耐，直觉得自己脸色苍白，额头冒油汗，一张一张地数着花江一本正经拿出的贴有验讫标签的污浊的十元钱纸币，不止一次地涌上一种冲动，真想一下子把所有的纸币都撕掉，然后对花江嚷嚷一句那个镜花[11]小说里有名的台词：“死也不要做人家的玩偶！”虽然听起来有些装腔作势，况且像我这样的乡巴佬，有谁能说得出口。可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极严肃地对她说一句：不要做人家的玩偶！物质算什么？金钱算什么？！ 你想她，她就会想你，真有这等事吗？那是五月刚过一半，花江和往常一样，一本正经地出现在邮局窗口，说了声“给，”就把钱和存折交给了我。我叹了口气接过来，悲哀地数着那一张张污浊的纸币，然后往存折上填入金额，再默默地把存折还给她。 “五点左右有时间吗？”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声音又低又快，仿佛春风在耳畔嬉戏。 “要是有空的话，到桥上来。” 她说完微微一笑，马上又回到先前一本正经的表情，便离开了。 我看了看手表，刚过两点。说出来真没出息，一直到后来五点，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一定是摆出一副庄重的表情，左右徘徊，忽又对旁边的女职员大喊：今天天气真好啊，尽管是阴天。看到女人吃惊的样子，便狠狠地瞪她一眼，站起身走进厕所。简直像个傻瓜蛋，对吧？五点差七八分时，我出了家门，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路上我发现自己两手的手指甲长长了，不知为何，这成了我的心事，甚至要哭出来。 花江站在桥边，裙子显得过短，我瞅了一眼她光着的长腿，垂下了眼睛。 “去海边吧。” 花江镇静地说。 我跟在花江五六步远的后面，慢慢地往海边走去。糟糕的是两人的步伐不知不觉竟一致起来。天阴沉沉的，有点儿风，海岸扬起沙尘。 “这里可好呢。” 花江走进停泊在岸上的两艘大渔船之间，然后坐在了沙地上。 “过来呀，坐着就不会被风吹着，很暖和呢。” 花江把双脚伸到前面坐着，我在离她两米开外的地方也坐了下来。 “叫你出来，真对不起，可是我有话要对你说。我存钱的事，你一定觉得奇怪吧？” 我心想时机已到，便用沙哑的声音应道： “是觉得奇怪。” “也难怪你会这么想，”花江说着，低着头将沙子捧起，撒在光着的脚上，“那些不是我的钱，我要是有钱，才不存银行呢，每次都得存，真麻烦。” 我心中释然，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得对吧？那存折是老板娘的。不过你一定得保密，绝不能对任何人说。至于老板娘为什么做那种事，我隐隐约约知道点儿，但是这件事太复杂了，我不想说，其实我也很为难，你相信我吗？” 花江微微一笑，眼睛里闪着亮光，我发现原来那是眼泪。 我多么想吻花江一下啊，心想，要是能和花江在一起，我什么苦都能吃。 “这里的人们都怎么了。我不想让你误会，想跟你解释清楚，所以今天就下决心……” 此时，从附近的小屋分明传来了叮当叮当钉铁钉的声音，此时的声音绝不是我的幻觉。在海岸边佐佐木的库房里，确实高扬着钉铁钉的声音，叮当叮当、叮叮当当，似乎干得热火朝天。我抖动着身子站了起来。 “知道了，我对谁都不说。”这时，我看见在靠近花江身后的地方，有很多狗粪，真想提醒她一下。 波浪慵懒地起伏着，帆船挂着污秽的帆，摇摇晃晃地贴着岸边驶过。 “那就失礼了。” 一切空空漠漠，存钱什么的，为何要告诉我？原本就是人家的事，管她做了谁的玩偶呢，这与自己毫不相干，真浑！肚子饿了。 打那之后，花江一如既往地一周或十天来存一次钱，现在已存到几千块了吧？不过，我对这丝毫不感兴趣。正像花江说的那样，这些无论是老板娘的钱，还是花江的钱，跟我毫无关系。 那么，要说这到底是哪一方失恋了的话，我总觉得还是说自己失恋了更妥当。只是尽管失恋了，也并不觉得伤心，所以可以说这是个非常奇妙的失恋状态。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迷迷糊糊的普通邮局职员。 进入六月以后，我有事去青森出差，偶然遇到了工人们游行。过去，与其说我对社会运动或是政治运动什么的不太感兴趣，不如说近乎绝望。谁干都一样，并且自己无论参加什么运动，最终都仅仅是领袖们追求名誉和权利的牺牲品。毫无疑虑地高谈阔论自己的信念，吹嘘什么只要跟从我，你们自身以及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村庄、你们的国家，不，全世界都能得到拯救，还扬言什么得不到拯救都是因为你们不听老子的话。一旦被名妓彻底甩掉，就破罐子破摔，高调主张废止公娼，愤然殴打起志同道合的美男子，胡闹一阵以后被人厌弃。有时也能偶然得到一枚勋章，便意气风发地冲进自己家门，打开装有勋章的小盒子向老婆炫耀，不料老婆却冷淡地说：哎呀，就值五等勋章啊？至少也应该是个二等什么的吧。弄得这个男人心灰意冷。我认定只有像这种半癫狂的男人才会醉心于什么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因此，今年四月的总选举，虽然叫嚷民主主义啦什么主义的，我向来不能信任这些人，自由党和进步党仍旧是些保守的人，完全不值一提。社会党、共产党又过于出风头，可以说这是乘战败之机沽名钓誉，如同无条件投降这个死尸上涌出的蛆虫，抹消不去肮脏的印象。四月十日投票这天，局长舅舅让我投自由党的加藤，我虽然答应了，却跑到海边散步之后径直回了家。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叫唤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烦恼还是得不到解决。不过，自从那天我在青森偶然遭遇工人游行以后，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全都是错误的。 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吧，这是何等快活的一个游行队伍啊！在我看来，没有一点忧郁的影子和卑微的局促感，只有不断伸展的活力。年轻的女人们也手持小旗，高唱工人之歌，我满腔激情地流出了眼泪。心想：啊，日本战败了真好。我觉得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如果这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孕育的孩子，人类就应该首先学习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 看着游行队伍，感觉自己终于像是正确地触到了一条自己应该走的光明之路而为之欣喜若狂，眼泪痛快地流过脸颊。好像潜入水底睁眼看到的那样，周围的景色泛着朦胧的绿色烟霭。荡漾着的薄明中，燃烧着鲜红的旗子。我低声哭泣着，心想死也忘不了这情景、这颜色。每当这时候，我就听到远处传来幽幽的叮当叮当声，接着又很快消失了。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似乎无法简单地归结为虚无，因为这幻听般的叮叮当当，就连虚无也能敲碎！ 到了夏天，这地方的青年之间就会骤然掀起体育热潮。我或许多少有些年长者的实利主义倾向，看到他们毫无意义地全裸着身子角力相扑，被摔得鼻青脸肿，忽而又换一副面孔比赛谁跑得最快，尽管是些一百米跑二十秒的半斤八两的人，真觉得可笑。我对青年们的那种体育运动，也从未有过参加的愿望。可是今年八月，县城举行了穿越海岸线各村落的长跑接力赛，这里的青年们都踊跃参加，A邮局也成了长跑的中转站。据说从青森出发的选手在这里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个选手。上午十时许，预计从青森出发的选手即将到达的时刻，局里的人都跑到外边观看，只剩下我和局长在邮局里整理简易保险的材料。不久便听到“来了，来了”的喊声。我站起来从窗口往外望去，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拼搏”吧，只见那选手张开如同青蛙似的手指，奋力划动两臂，如同划开空气往前跑，样子很奇妙。身上只穿一条短裤，自然是光着脚，高高挺起宽阔的胸脯，痛苦地左右晃动着脑袋，最后东倒西歪地跑到邮局前，“哼唧”一声便栽倒在了地上。 “好样的！尽了努力啦！”陪伴的人喊着，一把抱起他，带到我正观望着的窗户底下，舀着备好的水，往选手身上猛浇。那选手几乎面临半死不活的危险状态，脸色苍白，筋疲力竭地躺着。目睹这情景，不由涌起的一种异样的激动侵袭着我。 “真可怜！”二十六岁的我如果这么说，听起来似乎有些狂妄，或者可以说是招人怜悯吧。不管怎样，如此这般浪费力气，真可谓不同寻常。对于这些人谁得第一，谁得第二，世人大多漠不关心。即便如此，青年们也要豁出性命，做最后的一拼。原本不是企图通过长跑接力赛，实现所谓建设文化国家的理想，也绝非不抱任何理想，只是出于体面而高喊所谓理想跑跑步，以此博得世人的赞扬。甚至连有朝一日成为马拉松选手的野心也不曾有过，他们知道在乡下跑跑步，谈不上什么速度，回到家也不愿向家里人大谈自己的功绩，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反而会被老子训斥一通。即使这样，他们也要跑，拼命地跑，想尝试一番，并不想获得别人的夸奖，这种行为没有报酬。幼时冒险爬树，是为了摘取柿子吃，而眼前这种舍身忘死的马拉松，连这点欲望都不存在，多半是虚无的热情，这正符合了当时我的那颗空虚的心。 我开始和邮局的同事玩起了投球接球游戏，玩到精疲力尽，才有某种脱皮似的爽快感，当我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必定也能听到那叮当叮当声，那声音竟能打碎虚无的热情！ 这些日子，那叮当叮当的声音越发频繁，当我打开报纸，想一条一条地熟读新宪法的时候，叮当叮当；当舅舅邀我商量有关邮局的人事，获得最佳方案的时候，叮当叮当；正想读你的小说的时候，叮当叮当；日前这里的村落着火，正要起身赶往火灾现场的时候，叮当叮当；陪舅舅喝酒吃晚饭，想再稍微添一点的时候，叮当叮当；感觉自己几欲发疯的时候，也叮当叮当；想到自杀的时候，又叮当叮当…… “所谓人生，归结为一句话，应当怎么说呢？” 昨晚，我陪舅舅吃饭喝酒时，用开玩笑的口吻这么问了一句。 “人生，谁知道呢。不过，这世上只有色和欲”。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好答案。于是，我忽然想做起黑市生意了，可是当我想到做黑市交易赚得一万块钱的时候，立刻又响起了叮当叮当声。 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声音？还有，若想逃离这个声音，该怎么办？此时的我，已经被这种声音而弄得动弹不得，祈求您给我回信吧。 另外，最后请允许我再附上一句，我在写这封信还未写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听到了那剧烈的叮当叮当声。写这种信很无聊，尽管如此，我还是强忍着无聊，写了这么多。并且无聊至极，终于自暴自弃，写了满篇的胡话。根本没有什么叫花江的女人，也没见过什么游行队伍，至于其他也都是谎言。 可是，唯有叮当叮当似乎不是谎言。我不再从头看一遍，就这么给您寄去了。此致，敬礼。 可悲的是，接到这封稀奇古怪的信函的某作家，竟是个不学无术的男人，他回了这样一封信： 敬复，这个苦恼有些装腔作势吧，对你我并不表示同情。那种十手所指、十目所视、任何辩解都难以成立的丑态，你似乎还在回避。真正的思想与其说需要睿智，不如说需要勇气。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写道：“不要害怕杀身而杀不成灵魂的人，应该畏惧那些能够将身体和灵魂同时销毁于地狱的人。”这里的“畏惧”无疑是指“敬畏”，如果你感受到耶稣的话犹如晴天霹雳，那你的幻听将会停止。就此搁笔。 [1]　市村羽左卫门（1874-1945），本名市村禄太郎，大正至昭和前期歌舞伎名俳优。形貌昳丽。 [2]　《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俄罗斯著名文学家、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创作的长篇诗体小说，后由柴柯夫斯基（Пё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40—1893），改编成三幕歌剧。 [3]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1809—1852），俄罗斯作家、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也是“自然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钦差大臣》、《死魂灵》、《狂人日记》等。此处的《吵架的故事》可能是指果戈里183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里的《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 [4]　江户中期、以元禄年间（1688—1704）为中心的前后三十年。元禄，东山天皇在位时的年号。这个时期，德川纲吉幕府实施文治政治，农业、商业得到发展，町人开始抬头，学问、文化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5]　尾形光琳（1658—1716），京都人，江户中期画家，琳派创始人。初学狩野派画风，不久仰慕光悦、宗达的近世装饰画风。亦长于泥金、陶器等工艺画。代表作品有国宝《燕子花图屏风》、《红白梅图屏风》等。 [6]　尾形乾山（1663—1743），京都人，江户中期陶器制作家、画家，光琳胞弟。陶艺曾受野野村仁清的影响，画工师从其兄光琳。晩年于江户下谷村、下野佐野等地开窑制陶，故又名佐野乾山。 [7]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印象派著名画家，代表作品有《坐在红扶手椅里的塞尚夫人》、《浴女们》等。 [8]　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品有《印象·日出》、《卢昂大教堂》、《睡莲》系列等。 [9]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与塞尚、梵高合称后印象派三杰。代表作品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等。 [10]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弗拉芒族画家，曾师从鲁本斯后成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擅长肖像画，并创作了很多圣经故事和神话题材的作品。代表作品有《家族肖像》、《自画像》、《查理一世》、《爱神丘比特和普塞克》等。 [11]　泉镜花（1873—1939），小说家，出生于石川県金泽市。本名镜太郎。尾崎红叶门生。代表作有《夜行巡查》、《外科室》、《高野圣》、《妇系图》和《歌行灯》等。 父亲 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我在这里。——《创世纪》二十二之七 为道义牺牲自己的孩子，这在人类诞生伊始，就曾经发生过。被称为信仰之祖的亚伯拉罕，为了自己所信奉的道义而欲杀其子，这件事被载入《旧约·创世纪》而闻名于世。 耶和华想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回答说： 我在这里。 耶和华说： 请你带着儿子，就是你深爱的独生子以撒，到那座山顶上，把他献给燔祭[1]。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给驴备上鞍，载着心爱的独生子以撒，来到上帝指示他的山麓，然后将以撒从驴背上放下，让他背着燔祭用的柴，自己拿着火种和屠刀，两人一同开始登山。 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 亚伯拉罕回答道：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对父亲说： 火种和柴都有了，可是，献给燔祭的绵羊在哪里呢？ 阿拉伯罕说： 我儿，上帝自会预备燔祭的绵羊。 两人一同往前走，终于来到了山顶。 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坛，摆上柴，将儿子以撒绑起来，把他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伸手拿起屠刀，要杀儿子。 这时，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道：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回答说： 我在这里。 使者说： 你的手放开孩子， 一点也不要加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连独生的儿子也不惜让他为我牺牲。 云云。看来以撒最终免于被父亲杀害，可是，亚伯拉罕为了表示信仰的坚定，竟毫不踌躇地要杀掉自己的独生儿子。 无论东方还是西洋，也无论信仰什么，道义的世界总是悲哀的。 我看《佐仓宗吾郎一代记》[2]这部电影是在七八岁的时候。我至今难以忘记影片中宗吾郎的魂灵惩治恶吏的场面，还有那在雪天里和孩子分别的场面。 宗吾郎终于决意直接上诉，在一个雪天里启程了。孩子们从家里的格子窗探出脑袋，依依难舍地哭着、喊着同父亲告别。宗吾郎用斗笠遮住自己的脸，登上了渡船。漫天的雪花如同暴风雪一般。 七八岁的我，看着这部电影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同情那些哭喊的孩子，而是想到宗吾郎为了道义不惜舍弃自己孩子时的同痛楚，心里难以忍受。 从那以后，我再也忘不掉宗吾郎了。甚至有一种预感，自己在活下去的过程中，必定会三番两次涌现像宗吾郎和孩子离别时那样痛苦难耐的思绪。 在我迄今将近四十年的生涯里，幸福的预感多半不能实现，而不祥之念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同孩子别离的事岂止两三次，短短几年间里，几乎每隔一天就会有一次，颇为频繁。 只要我不存在，周围的人至少可以平平安安地活着。不是吗？我今年已经三十九岁了，至今依靠自己的文笔挣得的全部收入，都浪费在自己一个人的玩乐上了，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而且，这种玩乐很轻薄，对于自己来说，就像喝着地狱的苦酒，或者同既可憎又可怕的女鬼进行搏斗时的情形，丝毫没有一点快乐可言。那些和我一道玩乐，享受过我的宴请的相知也胆战心惊，完全快乐不起来。到头来，我尽管花掉了全部收入，也无法让任何人欢喜。就连老婆要买一个炭炉，也会责备说“这个多少钱？太浪费了”之类的话，我就是这么一个随心所欲的丈夫。尽管自己十分清楚这样做不好，可是就是改不掉这个坏毛病。战前就这样，战时也是这样，战争结束了还是这样。我从出生到现在，或许得过一场久治不愈的大病。刚一出生，就住进了类似疗养院的地方，一直过着充分的疗养生活，所需费用相当于至今为止花掉的烟酒钱的一成，可谓是个花钱没有边际的重病患者。我们家族因为出了我这号病人，亲属们都无一例外地日渐消瘦，仿佛在一点点缩短寿命。死了才好。写些无聊的东西，还说是佳作啦什么的，轻薄得就想受人吹捧，以至消磨亲人们的寿命，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让人深恶痛绝的大恶人吗？干脆去死吧！ 都说没有父母孩子照样长大。而我家呢，正因为有父母孩子才长不大。我这个做父亲的很悲惨，连孩子的存钱也花得精光。 炉边的幸福。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实在有些无地自容。炉边让我觉得害怕。 下午三四点钟，工作告一段落，我起身从桌子抽屉里拿出钱包，大致查看了一下，就揣进腰包，默默地披上外套出了门。外面孩子们在玩耍，我的孩子也在其中。孩子忘记了玩耍，正面对着我，仰头看着我的脸。我也朝下看着孩子，两人都默默无语。我偶或从袖兜里拿出手帕，使劲儿给孩子擦一擦鼻涕，然后便迅速地迈步朝前走去。孩子的零食、孩子的玩具、孩子的衣服、孩子的鞋，这些都需要花钱去买，而我却朝着将这钱一夜之间变成纸屑的地方快步如飞。这就是我别离孩子的情形，一旦外出，有时两三天也不回家。父亲不知在何处为着道义在游乐，想着地狱在游乐，豁出性命在游乐。母亲死了心，背着最小的孩子，手里牵着大孩子，把书拿到旧书店去卖。因为父亲不给母亲留下什么钱。 就这样，说是今年四月份孩子又将诞生，本来就很少的衣服大半毁于战火，即将出生的孩子的襁褓、被褥、尿布全无着落。母亲呆呆地只顾叹气，而父亲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匆匆外出了。 就在刚才，我写下了“为着道义”游乐，道义？还在说蠢话。你不就是个连生存资格都不该有的重度放荡癖患者吗？还说道义呢，所谓做了坏事反而盛气凌人，莫非就指这个吧。 这好比盗贼也有三分理，可是我心底的白绸子上仿佛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这是些怎样的文字，我也读不懂。比如，十只蚂蚁从墨汁的海洋中爬上来，然后在白绸子上发出细微的响声爬动着，像是在散布着细密的、琐碎的墨汁的脚印，正如一种幽幽的、发痒的文字。如果我能全部读懂这些文字，我就能向大家解释清楚我在这种场合的所谓“道义”的含义，但这实在太烦琐、太困难。 我绝非想用这种比喻含糊其词。具体向大家说明这些文字，不但困难而且危险。稍有差错，听起来就像令人作呕的虚荣的咏叹，或是变成让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诡辩，抑或堕入淫词邪教的笔端以及那些吹牛行骗的人们救国政论的陷阱。 我确信这些肮脏的虱子的本质，和在我心底的白绸子上写下的好似蚂蚁脚印的文字截然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说明，而且如今我也不想说明什么。虽然听起来道貌岸然，但我还是觉得，不到花开的时候，是无法弄清楚的。 今年正月十日前后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老婆对我说： “今天待在家里行吗？” “为什么？” “可能有配给大米呢。” “我去领吗？” “不。” 老婆两三天前感冒，咳嗽得厉害，这我是知道的。我虽然觉得让这位半个病人去背配给的大米，到底有些太无情了，但是让我自己置身于那领配给米的队列中，也实在麻烦。 “你行吗？” 我问。 “我去领大米，可带着孩子去不好办，你留在家里看孩子。光是米就很重。” 老婆眼里闪着泪光。 她肚子里怀着孩子，背上背一个，手里又牵一个，加上患感冒，要背负将近一斗的米，这种困难，即使没看到她的眼泪，我心里也明白。 “行，那就待在家里好了。” 接着约莫过了三十分钟。 “有人吗？” 大门口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我出去一看，是三鹰的卖关东煮[3]小吃店的女招待。 “前田小姐来了。” “啊，是吗。” 我已经把手伸到房间门口墙壁上挂着的和服外套上了。 事情来得突然，我想不起适当的谎言，对隔壁房间的老婆什么也没说，披上外套，乱翻一通桌子抽屉，没找到多少钱，就把今早杂志社刚寄来的三张邮政小额汇兑，连同信封一起揣进了外衣口袋，出了门。 外面站着大女儿，孩子一脸尴尬的表情。 “是前田小姐？她一个人吗？” 我故意无视孩子的存在，问了一句关东煮小吃店的女招待。 “嗯，说是想见您，只一会儿也行。” “是嘛。” 我们撇下孩子，快速走开。 前田是个年过四十的女人，据说曾经长期在有乐町的一家报社工作，至于现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大约两周前，年底的时候，她到关东煮店来吃饭，那时我正同两个年轻朋友喝得烂醉，忽然向那女人打招呼，让她加入到我们的座席中来。于是我和她握了一下手，我们仅仅只有这样的往来。 “玩玩吧，今后一起玩玩吧，好好地玩玩吧。” 当我这么对她说时，她竟用普通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不会玩儿的人，偏偏这么起劲儿，平时小里小气光知道干活了吧？” 我吓了一跳，说： “好，那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让你见识见识我玩得有多么彻底。” 心想这婆娘真讨厌。虽说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有些滑稽，我依然觉得这种人才应该称之为真正不健康的人。我憎恶没有苦闷的游乐，好好儿学习，好好儿游乐，这种游乐即使可以肯定，但没有比只顾游乐的人种更让我焦躁不安了。 我认为她很愚蠢，其实我也不聪明，但我不想输给她。尽管话说得漂亮，但她毕竟很庸俗。下面我就打算推推搡搡拉着她转悠一番之后，扯下她的厚脸皮。 我随时可以陪你，所以高兴起来，你就来关东煮的店里，然后让女招待把我叫出来，我这么说着和她握手告别。我虽然喝得醉醺醺的，这些也还是记得清楚的。 这么写来，显得唯独我一个人很高洁、很正经。不过，或许只能怪那烂醉之后的低级污秽的色情，进而言之，是一幅臭味相投的妖魔鬼怪图罢了。 我向那个不健康的恶魔身边匆匆赶去。 “恭喜恭喜，新年好。” 我这样向前田打着招呼，像是在掩饰羞愧。 前田小姐以前穿西式服装，这回穿的却是和服。坐在店里土间的椅子上，抽着烟。瘦高个儿，苍白的细长脸上，似乎没有涂白粉和口红，薄薄的嘴唇显得干燥而没有血色，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眉宇间刻着深深的皱纹。总之是属于我最不喜欢的那种容貌和姿色。几天前晚上的醉眼还让人略感魅力，而眼前滴酒未进的样子，着实令人腻味。 我一味胡乱地喝着大杯子里的酒，有意拉着店里的老板娘和女招待说话。前田小姐几乎不发一语，也不喝什么酒。 “今天显得出奇的神秘啊。” 我心灰意冷地试探着说道。 可是，前田小姐埋着头，只扑哧笑了一声。 “我们不是说好要尽情地游乐的吗？”我继续说道，“喝点儿酒吧，那天晚上你不是喝了很多吗？” “白天不行。” “白天黑夜不都一样嘛，你是游乐的能手呀。” “酒在游乐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话说得有些狂妄起来。 我终于扫兴地说： “那你要干嘛？接吻吗？” 色婆！我可是演出了一场别离孩子的戏，来陪你游兴的。 “我该回去了。” 女人拉过桌上的手提包，说：“失陪了，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叫你出来的……”，只见她说到这儿，几乎要哭出来。 那实在是张难看的脸，难看得近乎悲哀。 “啊，对不起。一起走吧。” 女人微微点点头，站起来，擤了擤鼻涕。 一起来到外边后，我说： “我是野蛮人，不懂得游乐什么的。你说不喝酒，真不好办。” 我为何不马上和她道别呢？ 女人来到外边突然有了精神。 “真让我丢脸，那家关东煮小吃店，我很早就知道。今天我请求老板娘把你叫来，可她极不情愿，一脸奇怪的表情。我已经算不上什么女人了，她还那样。你呢？你怎么样？算得上男人吗？” 她开始装腔作势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说再见。 “那就玩玩儿吧，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我一边踢着脚下的石子，一边说着违心的话。 “你到我公寓来，好吗？今天从一开始我就这么打算的。寓所里有很多有趣的朋友呢。” 我感到郁闷，提不起兴致来。 “去公寓的话，可以玩有趣的游戏吗？” 我嘿嘿一笑问道。 “什么也没有呢，没想到作家也很现实啊。” “这个嘛……” 我把刚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看见了，他们在这儿！半个病人的老婆，戴着白色的纱布口罩，背着年纪小的男孩，冒着凛冽的寒风，排在领配给米的队列里。老婆佯装没有注意到我，而站在身旁的大女儿却对视着我。女儿学着母亲，也带着小小的白纱布口罩。这时，女儿仿佛想要跑到父亲身边，那个父亲大白天和一个奇怪的女人一起走着路，喝得醉醺醺的。父亲感到喘不出气，唯独母亲若无其事地将自己的袄袖遮住孩子的脸。 “是您闺女吧？” “开什么玩笑。” 我想笑，不过只撇了撇嘴。 “可是，感觉有点……” “别取笑我。” 我们从配给所前面走了过去。 “公寓呢？远吗？” “不，就在前边，你真的来吗？朋友会很高兴的。” 我没给老婆留什么钱，他们不要紧吗？我流着油汗。 “走吧，中途说不定有哪家店会分给我们一点威士忌。” “酒，我准备好了。” “有多少？” “你真现实啊。” 前田小姐寓所的房间里，果然有两个早已过了三十岁的女人来玩，看上去两人都不正经，也没有一点儿女人味儿，不，应该说因畏惧美色而几欲发疯吧。她们用一副比男人还粗暴的态度向我发话，虽说是女人，却相互迂腐不堪地争论着哲学啦、文学啦，美学啦之类不攻自破的话题。地狱，这真是地狱，我内心嘀咕着，然而依旧喝酒敷衍着她们，一边搅着火锅里的牛肉，吃着煮年糕，或是钻到被炉底下睡觉，就是不提回家的事。 道义。 道义是什么？ 我无法阐明这一点，可是亚伯拉罕依然要杀自己独生的儿子，宗吾郎依然要演出别子的一出戏，我也依然执着地想要堕入地狱。这道义，这道义就像男人那优柔寡断的可悲的弱点一样。 [1]　希伯来语为olah，英语为burnt offering，犹太教最古老、最重要的仪式。在祭坛上将祭牲完全火烧后供神。文中指《旧约·创世纪》里所记载亚伯拉罕欲以年老后得到的唯一儿子以撒献给燔祭。 [2]　记录佐仓宗吾郎一生事迹的电影。佐仓宗吾郎，本名木内宗吾，又称佐仓惣五郎、佐仓宗五郎，生卒年不详。下总国佐仓藩印旛郡公津村村长，江户时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为拯救农民摆脱重税的压迫，上诉将军德川家纲，后与妻子同被处于磔刑。江户以后成为歌舞伎、浄瑠璃、电影、说唱故事文学的题材。剧本由“渡口”、“别子”、“上诉”三幕构成，其中“别子”一出戏的雪中哀叹场景最为有名。 [3]　日语作“御田”（oden），将鸡蛋、萝卜、蒟蒻、油炸豆腐等放在海带、鲣鱼汤里煮成的一种小吃。 母亲 昭和二十年八月以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我在本州北端津轻的老家，过着所谓的疏散生活。其间，我几乎天天在家，从未有过一次像样的旅行。唯有一次去了津轻半岛日本海一侧的某个港口城市，那里离我疏散的城市坐火车最多三四个小时，这是一次称“外出”更为恰当的小小旅行。 可是，就在下榻这座港口城市的某家旅馆的一宿之间，我却碰到了一起悲剧般的、奇妙的事件。我在此将它记录下来。 我刚疏散到津轻的时候，既没有探访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人来看过我。不过时常会有一些复员的青年，说是要请教有关小说的事情，才到我这里来。 “人们常常使用地方文化这个词，老师，您认为这指的是什么？” “嗯，我也不清楚。比如现在这个地方，时兴生产浊酒，反正同是造酒，要造就造好喝的，喝多少第二天都不会上头的上等酒来。不光是浊酒，草莓酒也好，桑果酒也好，野葡萄酒也好，苹果酒也好，好好动动脑筋，造出使人醉意酣然的上等酒来。吃的也一样，在本地收获的农产品上多下功夫，尽量生产出有地方特色的美味来。然后大家一起愉快地分享，是不是就指的这些呢？” “老师，您喝浊酒吗？” “喝是喝，就是不觉得多么好喝。醉倒了也不痛快。” “可是也有好酒啊，和清酒没什么两样，这样的酒现在也能造了。” “是吗？这可能就是所谓地方文化的进步吧。” “下次，我带给您怎样？您喝吗？” “那是要喝的，为了研究地方文化嘛。” 几天后，那青年把酒盛在水壶里带来了。 我尝了尝，说：“好喝。” 清澈得如同清酒，却呈现着比清酒更浓的琥珀色，度数似乎也很高。 “出类拔萃，对吧？” “嗯，出类拔萃，地方文化不可轻侮。” “还有，老师您看这是什么？” 青年将带来的饭盒的盒盖打开，放到桌上。 我看了一眼，说： “是蛇。” “说得对，是蝮蛇的烧烤，这也是地方文化之一。正因为在地方物产的味道和特色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才收获了这样的成果。为了研究地方文化，您尝尝吧。” 我不抱希望地尝了尝。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嗯。” “会使人更有精力的，这个一次吃五寸以上，就会流鼻血。老师您刚才吃了两寸，还不要紧，要不你再吃两寸，吃四寸正好有利于身体。” “那就再吃两寸吧。” 我出于无奈，又吃了点儿。 “怎么样？身体感觉不到发热吗？” “嗯，好像热呼起来了。” 青年突然高声笑了起来。 “对不起老师，那是青蛇，酒也不是什么浊酒，我在一级酒里掺了威士忌。” 可是从那以后，我和青年成了好朋友。因为我觉得能这么欺骗我的人，一定非同一般。 “老师，下次能来我家玩儿吗？” “那倒是应该去的。” “地方文化可丰富啦，有清酒、啤酒、威士忌、鱼、肉等等。” 我知道这个青年名叫小川新太郎，是面临日本海某港口城市的一家旅馆的独生子。 “你想把它作为召开座谈会的诱饵，是吧？” 我不擅长参加文化讲演会、座谈会，向人们大谈民主的意义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是把自己变成狐狸精骗人，实在不堪忍受。 “一定没有什么人来听您的讲演吧？” “那也未必，你不是屡屡来这儿聆听我的言论吗？” “不对，我是来玩儿的，来研究怎么玩儿的，这不也是文化运动的一环吗？” “就是所谓既要学得好，也要玩儿得好，是吗？这种想法并不坏。” “你要是真这么想，就来我家玩儿吧，尽管不为什么。家里虽然很脏，但保证有刚从河滨捕捞上来的新鲜的鱼吃呢。” 我决定走一趟。 我从被疏散的城市坐了三四个小时的火车，便来到了某港口的车站，一下车就看见小川新太郎君穿着笔挺的西装，前来迎接。 “你有这么好的西装，为什么来我家的时候，总穿一件邋遢的军装似的衣服？” “我是故意打扮成那个样子的。水户黄门[1]也好，最明寺入道[2]也好，出游的时候都故意穿脏衣服，这样一来，旅行反会更有乐趣。懂得玩儿的人，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寒伧。”时值旧历新年，港湾的雪道，人们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虽然是阴天，但气候和暖，雪道上冒着腾腾的热气。 右边能看见海，冬日的日本海显得黑黝黝的，翻卷着沉郁而混浊的波浪。 我们沿着海边的雪道散步。我穿着长筒胶鞋，小川君则穿着咯吱咯吱作响的红色短胶鞋。 “我在部队的时候，总挨打。” “那是啊，就连我都想打你一顿。” “可能我这个人看上去有些狂妄吧。可是部队真的很糟糕，我这次从部队回来，打开鸥外[3]全集，看着鸥外身穿军装的照片，心里生厌，就把全集全部贱卖了。我开始讨厌鸥外，心想死也不读他的书了，就因为他穿的是军装啊。” “你那么讨厌，为何还穿在身上外出呢？简直不成样子。” “越是讨厌我越想穿着走。老师可能不理解，旅行大多伴随着屈辱，军装对于这些屈辱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也就是说，您可能不明白，走访作家本身就是一种屈辱的事情，对，这屈辱差点儿到了顶点了。” “你说话这么狂妄，难怪挨打啊。” “是吗？真浑，如果不是疯子是干不出打人这样的事来的，我呢，在部队总被人打，就想装疯卖傻给以回击，于是别出心裁，甚至将两个眉毛剃得光光的，站在上官的面前。” “哎呀，你可真是一不做，二不休啊，上官也惊呆了吧？” “惊呆了。” “这下就不会有人再打你了吧？” “不，反而打得更厉害了。” 到了小川家。这是一家依山傍水，很洁净的旅馆。 小川的书斋在后面的二层，屋子收拾得有点过于整洁，可谓窗明几净。笔墨纸砚也很精致，甚至使人有一种错觉：小川君根本没在这间屋子里学习过。壁龛的柱子上挂着银色的镜框，里面是写乐[4]的版画。那是一幅荒诞的演员肖像画，仿佛神气活现的妖怪天狗竟一败涂地。 “画得像吧？和老师您一模一样。今天您要来，我特意把它挂在这儿的。” 我心里有些不自在。 我们围着桌旁的炉子坐了下来。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似乎让人觉得他直到刚才还在读这本书，但翻开的书放得很规矩，反而又使人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失礼的疑念，那本书莫非他连一页也没看过。 我扫了一眼桌子上边，不由地撇了撇嘴，他迅速地觉察到，以一种可以形容是“愤然”的态势，抓起桌上的书，说： “这本小说写得挺不错的。” “不好的小说我是不会推荐给你的。” 那本小说是他问我读什么书好的时候，我极力推荐给他的一部短篇集。 “作者太伟大了，我从前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作家。和这位作家比起来，老师您就是个乞丐。” 至于那部短篇集的作者是否是万世一系的作家，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使然，我暂且不追究，但对于相比之下我像乞丐这种论断我是不会答应的，和年轻人太亲密往往会吃这样的苦头。 我甚至想再从旅馆的正门进来一回，这次作为一个陌生的游客下榻，无论如何付清房钱，然后豁出去塞给他大把小费，就同这个小子不告而辞。 “到底是我的老师，眼界就是高。这太有意思啦。” 小川君说得倒是很用心。 我转念一想，是不是我自己过于怪癖了呢？ “少爷。” 一个女人从隔扇那边喊新太郎君。 “什么事？” 他一边答应着一边站起来，打开隔扇走到走廊上，说： “嗯，是是，对。棉袄？当然啦，赶紧的。” 然后，从屋外朝着我说： “老师，进浴池洗个澡吧。请您换上棉袄，我也这就去换。” “可以进来吗？欢迎您。” 一个四十上下，细长脸儿，化着淡妆的女招待，拿着棉袄进来，帮助我换上衣服。 比起容貌和服装，我属于更在乎人的声音的那类人。声音难听的人在旁边，我就会出奇地感到焦躁不安，喝酒也醉得不快活。这个四十上下的女人，容貌暂且不提，声音倒不坏。从刚才隔着隔扇喊少爷的时候我就发觉了这一点。 “你是当地人吗？” “不是。” 她把我领到浴池，这是一间用白色瓷砖砌成的很时尚的浴池。 我和小川君两人泡在清澈的洗澡水里，我甚至想对他说：你家有的不光是旅馆，难道不是吗？当然这样说，是想显示我的感觉不容轻侮，以此回报刚才的乞丐云云之仇，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没说。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偶尔有过这种感受罢了。如果有什么闪失，冒然提出一些有失礼仪的问题，将会弄得连道歉的余地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们尽情谈论了所谓地方文化的精髓。 那个有着一副好嗓子的上了年岁的女招待，到了晚上描着浓妆，涂着鲜艳的口红，给我们房间端来了酒和菜肴。不知是老爷的吩咐还是少爷的命令，她把那些东西放在门口，行了个礼，就默默退下了。 “你觉得我好色吗？” “挺好色的。” “其实真是那样的。” 我想让女招待斟酒，就故意绕弯儿给他一些暗示。可他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以一种全然不知晓的神情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个港口城市的兴衰史，令我很尴尬。 “啊，喝醉了。睡觉吧。” 我说。 于是我独自一人被安排在了一间有二十张铺席宽的大房间的正中央睡下了。它位于正面的二楼，大概是这家旅馆最好的房间吧。我醉得有些难受，自言自语嘟囔着地方文化不可轻，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之类不着边际的胡话，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突然我醒了过来，虽说醒了却没有睁开眼睛，也就是说虽然脑袋清醒，眼睛却是闭着的。这时，首先传入耳际的是那波涛声，我这才意识到这里是港湾城市的小川君家。想起昨晚自己惹起的麻烦，便开始后悔，这身子也觉得无助，心里忐忑不安。脑里忽又鲜明地浮现出二十年前自己犯下的那个奇妙的、近乎装腔作势的行径，尽管没有什么来龙去脉。突然忍不住想叫唤，嘴里一边低声说着：“不行！”“无聊！”，一边在被褥中辗转反侧。醉酒而眠，夜里必定会醒来，接受上天赋予的这种残酷的两三个小时的刑法，这已成了我此前的习惯。 “不睡会儿觉不行啊。” 毫无疑问是那个女招待的声音。可这不是对我说的，是从正对着我的被褥下摆的隔壁房间低低透过的声音。 “嗯，我怎么也睡不着。” 像是年轻人的，不，几乎是少年一般悦耳的回答。 “稍微睡会儿吧。几点了？”女人问道。 “三点十三，不，十四分。” “是吗？这手表在这么漆黑的夜里也能看得见哪？” “看得见。这叫萤光板。看，喏，像萤火虫发的光吧？” “真的，一定很贵吧？” 我闭着眼睛翻了个身，心想：原来如此，果然是这样。作家的直观不可小看，不，应该说好色鬼的直观不可小看吧。小川君说我是乞丐，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看吧，这家的女招待不也和客人睡觉吗？明早我就把这事告诉他，逗他一下，也算一乐。 隔壁仍旧传来两人低低的说话声。 根据他们的对话，我了解到男的是复员的航空兵飞行员，昨晚刚刚复员就来到了这个港口。因为他的家乡是个贫穷的村落，离这儿还要走十多公里，所以就决定先在这儿歇歇脚，等天亮了立刻启程回故乡的老家。两人昨晚初次相遇，并非旧知，彼此之间似乎多少有些谦让。 “日本的旅馆真好。” “为什么？” “安静。” “不过，波涛声很吵吧？” “我习惯波涛的声音。我出生的村子，能听见更响的波涛声。” “你的父亲、母亲在等着你吧。” “我没有父亲，他死了。” “只有母亲？” “对。” “你母亲多大了？”声音很轻。 “三十八。” 我在黑暗中猛然睁开了眼睛。如果那男人二十上下的话，他的母亲也该是这个年龄，不足为奇，我虽然这么想，但三十八岁这个年龄，对于隔壁的我，还是颇受冲击。 “……” 也许我得如此打上省略号。女人果然沉默了，像是惊得屏住了呼吸，我感觉这时的气氛透过暗夜正好和隔壁的我的呼吸重合在一起。倒也合乎情理，那女人大约三十八九吧。 听到三十八这个数字，吓得不敢吭声的就只有女招待和邻室的这位好色鬼了。至于年轻的复员军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什么。 “你刚才说你的手指烫伤了，怎样了，还疼吗？”问得有点儿漫不经心。 “不疼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那是个有气无力的孱弱的声音。 “我有治疗烫伤的特效药，在那个双肩背包里，我给你涂上点儿吧。” 女人什么也不回答。 “可以开灯吗？” 男人似乎起身要从背包里拿出了烫伤药。 “不用了，好冷啊。睡吧，不睡觉不行呢。” “一个晚上不睡觉，我不在乎。” “我不愿意你开灯！” 语气很尖锐。 隔壁的“老师”独自点着头。不能开灯，不要把圣母暴露在亮光之下！ 男人似乎又钻进了被窝，然后，两人沉默了许久。不久男人低声吹起了口哨，好像是战争期间流行的少年航空兵的歌曲。 女人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 “明天可得直接回家啊。” “嗳，我是这么打算的。” “不要绕到别处去了。” “我不会绕道的。” 我开始昏昏欲睡起来。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隔壁的年轻房客已经出发了。 当我在被褥里磨磨蹭蹭的当儿，小川君一只手拿着五六盒日冕牌香烟来到我的房间。 “老师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 “嗯，睡得可香啦。” 我放弃了把隔壁那件事告诉小川君而使他狼狈不堪的企图，这么应道。 “日本的旅馆真不错。” “为什么？” “哎，安静啊。” [1]　水户黄门，常陆国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字德亮、观之、子龙，号日新斋、常山人、率然子、梅里、西山等，谥号义公，德川家康孙。曾任黄门官，人称水户黄门。他出游体察民情，大力推进公共事业，并致力于《大日本史》的编纂。以其为主人公的历史剧《水户黄门》在日本家喻户晓。 [2]　最明寺入道，北条时赖（1227—1263）号。镰仓中期第五代“执权”（辅佐将军的最高执政官）。后辞官出家，称最明寺殿。从南宋招禅僧兰溪道隆，建建长寺。 [3]　森鸥外（1862—1922），明治、大正时期的小说家、翻译家、军医。本名森林太郎。曾留学德国。代表作有小说《舞姫》、《青年》、《雁》、《阿部一族》、《高濑舟》，史传《涩江抽斋》，翻译《於母影》、《即兴诗人》等。 [4]　写乐，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详。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擅长画人物肖像。一说是阿波蜂须贺家的能役者斋藤十郎兵卫。宽政六年（1794）至七年（1795）所作肖像画、武者画、历史画及木版草稿画近一五〇幅留存后世。 维庸之妻

一

一阵慌里慌张的开门声将我吵醒，一定又是那喝得烂醉的丈夫深更半夜回家来了，我没有作声，继续躺着。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电灯，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翻弄着桌子和书柜的抽屉，不一会儿扑通坐在榻榻米上，随后就只能听见急促的喘息声了。我心里纳闷儿，躺着问丈夫： “回来啦，吃饭了吗？碗橱里有饭团呢。” “唔，谢谢。”丈夫的回答从未这么温柔过，又问道：“儿子怎样了？还发烧吗？” 说来这也是稀奇事儿，不知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因为丈夫的嗜酒，或是别的什么病毒原因造成的，明年满四岁的儿子，比人家两岁的孩子还显瘦小，就连走路也摇摇晃晃不稳当，说起话来也至多发出“好吃好吃”、“不要不要”这样的只言片语，真让人担心是否脑子出了问题。我带儿子去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抱起他那光着的身子，因为瘦得很难看，心里一阵凄凉，不由地在众人面前哭了起来。而且这孩子还经常不是闹肚子就是发烧，丈夫又几乎没有安安生生在家里待过，真不知他心里还有没有孩子。即便我提起孩子发烧的事，他也只会说：“啊，是吗，带他去看医生就行了”，便匆匆披上外套出门去了。我虽然想带儿子去医院，可手头没有一文钱，所以就只有睡在儿子身边，默默抚摸他的头。 可是这天夜里不知为什么，丈夫出奇的温存，竟问起孩子的烧退了没有这样的话来，我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预感到一种恐惧，竟不寒而栗起来。我不知如何作答是好，只好沉默着。之后好一阵儿，就只听得见丈夫急剧的咳嗽声了。 “有人吗？” 这时门口传来了女人纤细的声音。我像是浑身被泼了冷水似的，心里一惊。 “在家吗？大谷先生。” 这下她的语气更尖锐了，同时听到了开门声。 “大谷先生，你在家吧？” 声音显然带着怒气。 丈夫仿佛这时才走到门口，畏畏缩缩而又笨头笨脑地答道：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女人压低声音，“你有这么像样的房子，还当窃贼。怎么回事？别再捉弄人了，把那个还给我。不然我这就去报警了。” “你说什么呢，不要无理取闹。这里哪是你们来的地方，回去！否则我可要先控告你们了。” 这时，响起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先生，好大的胆量。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说得好极了！吓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这事不比别的，窃取人家的钱财，我说啊，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迄今为止，我们夫妻俩，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这你不是不知道。可你竟干出像今晚那样没心没肺的事来，先生，我可真是看错人了啊。” “简直是欺诈勒索。”丈夫盛气凌人地叫道，声音在颤抖，“你们在恐吓我，给我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多亏你还说得出口，先生你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了，看来只能求助警察大人了。” 这句话激起我满腔的憎恨，我浑身涌起了鸡皮疙瘩。 “随你的便吧！”丈夫大声尖叫起来，那声音让人感到很无助。 我起身在睡衣上披上外褂，来到门口跟两位客人打招呼： “你们来了。” “哎呀，是大谷夫人吗？” 男人身穿一件长短到膝盖的短外套，岁数五十开外，圆圆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地向我微微点头示意。 那女人则四十岁左右，瘦小身材，穿戴得很整洁得体。 “这么晚了还打搅您。” 女人依旧不带笑容地摘下披肩，向我行了个礼。 就在这时，丈夫忽然穿上木屐想要逃脱。 “怎么，你还想逃？” 男人抓住丈夫的一只胳膊，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放开！不然我捅了你。” 丈夫右手挥起亮闪闪的大折刀，这是丈夫的心爱之物，或许丈夫料到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将它放在抽屉里。看来刚才丈夫一回到家就在抽屉里翻找出这把刀，揣在怀里了。 趁男人退缩的工夫，丈夫像只大乌鸦，挥动着和服外套的衣袖，跳到外边去了。 “捉贼啊！” 男人大声嚷嚷着，正要追出门外，我光着脚，下到土间，一把抱住了他。 “住手！谁都不能伤着哪儿，过后让我来收拾这场面。” 听到这儿，四十岁女人从旁插嘴道： “说得是啊，孩子他爹。疯子加刀子，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畜生！一定要报警，哪能容得了这等事。” 男人茫然地望着外面的夜幕，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是他已经全身无力了。 “对不住了。请到家里聊聊吧。” 我说着踏上门内的台阶，蹲了下来。 “说不定我能解决这事儿呢，请进来吧，请。就是家里脏了点儿。” 两位客人互相对视以后，微微点头表示同意。然后，那男人转而向我说道： “无论您怎么说，我们主意已定。只是觉得应该向您说明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嗯，请进屋说吧，请多待会儿。” “不不，哪里。待不了多长时间。” 说着，男人就要脱外套。 “别脱了，就这么穿着说吧，很冷的，就这么好。家里可是一点取暖的都没有。”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吧，那位夫人也请就那样进来吧。” 女人跟着走在前面的男人，进了丈夫六铺席的房间，陈旧的榻榻米，破败的格子窗，剥落的墙壁，露出骨架的纸糊隔门，一边的角落里是桌子和空荡荡的书架，目睹屋里这般荒凉的景象，两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让他们两口子坐在破得露出了棉絮的座垫上。 “榻榻米很脏，就将就着，坐这个吧。” 我再次向两人寒暄起来： “初次和二位见面。我家先生以前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今晚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干出那种荒唐的事情来，真不知该如何道歉才好。总之，他就是那么个脾气古怪的人。” 我说着说着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夫人，能冒昧地问一下年龄吗？” 男人毫无顾忌地盘腿坐在破旧的座垫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握紧的手支着下颚，向前倾着上半身问道。 “您是问我的年龄吗？” “嗯，您先生好像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就是二十……六啦，这太不公平了，才这个年纪啊？倒也是啊，丈夫三十的话，是这个年龄啊，真叫人不敢相信。” “我刚才就一直打心里佩服。”女人从男人的背后探出脸说，“有这么好的夫人，大谷先生还干那样儿的事，也真是！” “是病，一种病呀。以前还好，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男人说着，深深叹了口气，转而郑重其事地说道： “说实话，夫人，我们夫妻俩在中野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餐馆，我和她都出生在上州[1]，以前算是个正经做买卖的吧，可以说是贪图享乐吧，不愿跟乡下人做那点儿抠门儿生意，二十年前就带着老婆到东京来了。我们夫妻在浅草的一家饭馆当寄宿雇佣，和大多数人一样吃了不少苦。好歹有了点儿积蓄，就在现在的中野车站附近，那是昭和十一年吧，租了一处六铺席大小另带一个小土间的房子开了家餐馆。地方又脏又小，顾客又净是些一次最多只花一两块钱的人，心里很没有把握。尽管这样，我们夫妻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地干活，幸而买进了好些烧酒呀、杜松子酒什么的，所以在后来缺酒的年头，我们也不至于像其他饮食店那样被迫改行，凑合可以维持买卖。这样一来，偏爱我们店的顾客更加真心地支援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疏通渠道，渐渐运来一些所谓军官们喜欢吃的下酒菜。后来和英美打仗，空袭渐渐多起来，我们因为没有缠手的孩子，也不想去乡下避难，心想只要房子不被火烧掉，就要把这生意做到底。幸好我们平安无事地挨到战争结束，于是又公开做起了倒买倒卖黑市酒的生意。长话短说，总之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只是光这样草草说一遍，你可能以为我们没吃过什么大苦头，属于运气好的那类人。偏偏人的一生就是地狱，所谓善少邪多是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怕一天或是半天能无忧无虑地过着就是幸福的。您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吧，那时候和英美打仗，没有人想过吃败仗，可能也有人意识到了吧。反正我们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和事情真相什么的，只是以为再坚持两三年，就可以对等的资格同英美媾和了。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好像穿着一件久留米碎白点花纹[2]的上衫和和服式外套，不过这种装束不光是大谷先生，那年头即便是在东京也很少看到穿防空服的人，大家都穿随意的便服外出，所以我们倒也不觉得那时候的大谷先生衣衫不整。其实，大谷先生已不是单身了，在夫人面前不太好说，不，我还是别隐瞒什么都说出来吧。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带着您先生从店的厨房门偷偷进来，当然我们店每到那个时间就已关上了正面的门，按那时的说法叫作闭门营业，只有少数的老主顾才悄悄地从厨房门进来，他们也不会坐在店里土间的椅子上喝酒，而是在里面六铺席大的屋子里将电灯开得很暗，安安静静地喝，直到喝醉。那个稍稍上了年纪的女人以前是在新宿一家酒吧做女招待，那期间她把素质不错的客人带到我们店喝酒，这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熟客，这也叫一行知一行吧。那女人的公寓离得很近，新宿的酒吧关闭以后，她也经常带些熟悉的男人来。后来我们店的酒渐渐地少了，再好的客人，喝酒的人多了，对我们来说不但不如以前那么稀罕，反倒有些累赘。不过那之前的四五年里，她带来了许多花钱大手大脚的客人，出于情面，只要是她介绍来的客人，我们都会和颜悦色地递上酒水。所以您先生跟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是叫阿秋吧，一起从后面的厨房门悄悄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奇怪，照例让他们进到里间，送上了烧酒。大谷先生那天晚上静静地喝着酒，让那女人付了钱，两人便一起从后门出去，奇妙的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喝酒的样子，出奇的安静和儒雅。魔鬼首次出现在人家里的时候，是否都显得静谧而纯真，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店就被大谷先生盯上了。约莫过了十天，这回是大谷先生一个人从后门进来，忽然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那时的一百元可是大钱，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元甚至更多。他把钱硬塞进我的手心，怯懦地笑着说：请一定收下。那时他已经喝了不少。夫人，这您也不是不知道，没人像他那么能喝酒，你以为他喝醉了，他却突然说起有条有理的话来，喝多少，我们也从未见他走路打晃过。人到三十前后所谓血气方刚，喝起酒来也壮实，可他那样的真少见。那晚他看上去已经在别处喝了很多，可是来我家后，又接连不断喝了十杯烧酒，我们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一言不发，只是腼腆地笑着，还一边‘嗯、嗯’地暧昧地点着头，忽又问起时间来，随即站起身，我要给他找钱，他却说：‘不、不’，我加重语气说：‘那会很为难的’，只见他苦笑着，丢下一句：‘请暂为保管吧’，就回去了。夫人，我们从他那儿拿到钱，这可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啊，那以后，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三年不付我们一分钱，我们的酒都叫他一个人喝得精光，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可笑，连忙捂住嘴，再看一眼那老板娘，只见她也笑得低下头去。而他的丈夫，更是无可奈何地苦笑说： “本来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因为太离谱了，也真想笑。说来他那么有能耐，要是用在正道儿上，不管是当大臣也好，做博士也好，都没得说。不光是我们夫妻，被他看上后到头来一个子儿不留，喝西北风的还大有人在。其实那个阿秋也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原来的靠山也走了，身无分文，如今在大杂院的一间肮脏的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说实话那个阿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对他可痴情了，一个劲儿向我们吹嘘，说什么大谷先生身份显贵，是四国某大名[3]的旁支、大谷男爵的二儿子，现在因为品行不好被逐出了家门，但只要男爵一死，他就可以和长子两人分家产了。据说脑子特聪明，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书，比那个叫石川啄木[4]的大天才写得还好，随后写了十多本书，年纪轻轻便堪称日本头号诗人。还说是什么大学者呐，从学习院[5]到一高[6]，进而到帝大[7]，什么德语啦法语啦……哎呀，太可怕了，让阿秋说得可神了，不过这些并非全是谎言，就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这一点来说，从别人那里也得到过证实。就连我们家上了年纪的婆子也说什么出身好的人就是不一样，和那个阿秋一样被弄得神魂颠倒，一心盼望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真受不了。如今华族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可是直到战争结束前，要想勾引女人，就可以装成被赶出家门的华族子弟，这办法最有效了，女人准上钩，你说怪不怪？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奴性吧。我等之辈，虽说是男人中那种没羞没臊的，可他也不过是个华族而已。哎呀，在夫人面前说这些，真是对不住了，他不过是四国大名的旁支，再加上又是个老二，这样的人跟我们身份有什么两样？怎么会低三下四地稳不住自己呢！不过，那先生对我来说也真是不好对付，我曾经下定决心，不管他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给他酒喝了，可是每当看到他像个被追赶的人，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忽然出现在店里，并且来到这里，他好像才安下心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动摇了，还是拿酒给他喝。即使醉了，他也不会闹事儿，要是能老老实实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对于自己的身份，他既不自吹自擂，也不说自己是个天才那样的傻话。而当阿秋从一旁对我们吹嘘他有多伟大的时候，他就会说些‘我需要钱，我要付这里的帐’之类毫不相干的话，使大家都感觉冷了场。那人至今没付过我们的酒钱，倒是阿秋时不时替他支付。除了阿秋以外，还有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女人，这人好像是谁家的夫人，有时也和大谷先生一起来，总是替他多垫付一些。我们也是商人，要是没有人帮着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也好，皇家贵族也好，我们也不能永远让他白喝呀！可是即使有人有时候付一点，也远远不足他喝的那份，所以我们就净吃亏了。听说先生家在小金井，并且有一位通情达理的夫人，就想登门商量一下酒钱的事儿，我们也问过大谷先生家在哪儿，可他立即察觉到我们的用意，说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何必那么斤斤计较，闹翻了是要吃亏的这类令人生气的话。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设法找到先生的家，于是尾随过两三次，可最终还是让他溜了。后来，东京接连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空袭，大谷先生竟戴着战斗帽闯进店里，擅自从壁橱里拿出白兰地酒瓶，咕嘟咕嘟地站着喝，随后一阵风走了，也不付钱。后来挨到战争结束，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地进一些黑市的酒菜，店头挂上新布帘儿，再穷也得撑着啊，为了招徕客人，还雇了个可爱的姑娘，可没想到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这回不是和女人同来，而是必定带着两三个报社和杂志社记者一起来。记者们谈论些什么军人没落了，往后的世界将是以前过穷日子的诗人受追捧的世界了之类的话题，这时候大谷先生就会跟他们说一些外国人的名字，或是英语啦、哲学啦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就站起身出去了，再没有回来。这时记者们又会一脸扫兴地问：‘他上哪儿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着便收拾起东西来。我连忙劝道：‘请留步，先生总使这样的花招溜掉，钱必须由你们来付’。于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凑钱付了款才回去。但也有人怒气冲冲地嚷嚷：‘让大谷付钱！我们只靠五百元过着日子啊！’有人冲我发怒，我也只能说：‘别这样，你们知道大谷先生至今赊了多少账吗？无论金额大小，如果你们能从大谷先生那里帮我讨回来，我宁可分你们一半’。听了这话，记者们现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说：‘啊？真没想到大谷先生是这种混账男人！今后再也不会和他一起喝酒了。可是今晚我们身上的钱不足一百元，明天一定给您送来，先把这个押在您这儿吧。’说着就急忙要脱外套。世人都说记者品性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要正经爽快多了，要说大谷先生是男爵的老二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老大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见长，面相也变得可怕起来，还开一些以前不曾开过的极其下流的玩笑。还有，不是冷不防和带来的记者扭打起来，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勾搭我们店雇的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这实在想不到，我们也很犯难。可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忍了，再三叮嘱那姑娘不要有什么非分的想法，就悄悄把她送回了老家。我对大谷先生说：‘别的不想多说什么，就想求您别再来了。’可他却以小人之心威胁说：‘你们通过卖黑酒赚大钱，还说人模人样的话，我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啊。’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来到店里。可能因为我们从打仗那时候起就卖黑酒，老天才会派这么个怪物来惩罚我们吧。可今晚他居然做出这等恶行，还谈得上什么诗人先生的，分明就是个小偷，谁让他偷走了我们五千元钱呢！现在我们进货要花钱，家里最多放上五百到一千元的现金。不，说真的，挣的钱马上又都用在进的货上了，今晚我们家里之所以有五千元，都是因为快过年了，是我挨家挨户到老主顾那里好容易索要来的，这不，今晚要是不用它来进货的话，明年正月开始就维持不了生意了。我老婆在里间六铺席宽的房间里把这笔钱清点好之后放在了橱柜的抽屉里，那人独自坐在土间椅子上喝酒时看见了，就忽地起身冲进里间，一声不吭地推开我老婆，拉开抽屉，一把抓起五千元纸币塞进外套口袋，趁我们发愣的当儿，迅速地下到土间逃走了。我大喊着和老婆跟在后面追，本想事到如今只当他是个小偷，让过路人一起把他绑起来，可又一想大谷先生毕竟是我们的相知，也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不顾一切地跟在后面紧追不舍，生怕他跑了，等到摸清他的归宿，好好谈谈，让他把钱还给我们。唉，我们也是做小本生意的，我们夫妻齐心协力，终于在今晚找到了他这个家，按捺住忍无可忍的怒火，好言好语劝说他还钱，天知道他竟拿出刀子，说什么要捅了我们，唉！真是岂有此理。” 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劲儿又涌了上来，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老板娘也红着脸笑了一下。我止不住地笑，虽对不住老板，但还是觉得出奇的可笑，以至于不停地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丈夫诗中吟诵的“文明之果是大笑”，就是指现在的这种心情吧。

二

不过这并非大笑一番就能解决的事儿，我考虑之后，当晚对着他们两人说：我会想办法处理这件事的，报警的事儿就再缓一天吧，明天我去府上拜访。于是，打听好中野的店铺的详细地址之后，硬是请求两位暂且打道回府了。后来，我坐在冰冷的里间中央独自牵挂起来，可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起身脱下外套，钻进正睡着的孩子的被窝里，轻抚着他的头，心想要是黎明永远地、永远地不要来到就好了。 我父亲原先在浅草公园的瓢箪池边摆摊卖关东煮，母亲死得早，我与父亲两人住在大杂院里，小吃摊也是我们父女俩一起经营的。那时候，现在的丈夫时不时光顾小吃摊，我逐渐瞒着父亲开始和他约会，随后有了孩子，折腾了一阵子之后，我姑且成了他的妻子，因为没有登记结婚，儿子就成了私生子。丈夫一出门三四个晚上，不，有时甚至是一个月都不回家，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了些什么，每次回来时都喝得酩酊大醉，脸色苍白，艰难地喘着气，默默地看着我，扑簌簌地掉眼泪，忽而钻进我的被窝，紧紧地抱住我说： “啊，我不行了，可怕、真可怕。我好害怕呀！救救我吧！” 他边说边瑟瑟发抖，睡着了也哼哼唧唧说梦话，第二天早上就像丢了魂似的恍恍惚惚，不知不觉猝然不见了，一走就是三四天。有两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丈夫的旧知，因为担心我和孩子的生活，时常送些钱过来，我们这才活到今天，没有饿死。 我渐渐犯起困来，猛然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朝阳透过遮雨窗的缝隙射了进来。我起身穿戴好之后背起孩子，出了家门，只觉得再也无法默默地在家里待下去了。 漫无目的地走到车站，在站前的小摊儿上买了块糖让孩子含着，忽然想起什么，就买了张去吉祥寺的车票。坐上电车，一边抓着吊环，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车顶挂着的海报，发现上面有丈夫的名字。丈夫像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8]的长篇论文。我看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和丈夫的名字，不由心里一阵酸楚，涌出了眼泪，海报也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了。 在吉祥寺下了车后，便去井头公园走了走，真不知隔了多少年又来到这里了，池边的杉树被砍得精光，好像要进行新的施工，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心寒。总之这里的光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我把背上的孩子放下，两人并排坐在池边破旧的长凳上，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红薯喂给孩子吃。 “儿子，你看多么美的池塘！以前哪，这池子里有好多鲤鱼和金鱼呢，好多好多，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没意思啊。” 儿子不知在想些什么，嘴里塞满了红薯，莫名其妙地咯咯笑着。尽管是自己的儿子，我还是觉得他傻得出奇。 心想在池边的凳子上一直坐下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我又背起儿子，溜达着折回吉祥寺车站。在热闹的露天商店街逛了一圈之后，便买了张去中野的车票，心里既没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任何计划，仿佛陷入了可怕的魔法似的深渊。我坐上电车来到中野，按照店主昨天告诉我的路径，终于找到了那对夫妇经营的小餐馆。 大门紧闭着，我就绕到后面的厨房门进入了店里。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打扫屋子，一见到老板娘，我就随口撒起谎来，那种流利的语调，连我自己都不曾想到。 “喂！阿姨，钱我全部能还清了。不在今晚就在明天，反正是有希望的，请别再担心了。” “啊？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了。” 老板娘面带喜色地说着，可还是流露出困惑不安的神色。 “阿姨，我说的是真话，一定会有人送钱来的，在那之前，我就作为人质一直留在这儿，这样您就放心了吧？在钱送来之前，您就让我在店里帮忙干活吧。” 我把背上的儿子放下，让他独自去六铺席宽的里间玩儿，便手脚不停地干起活来。儿子本来就习惯了一个人玩儿，一点儿都不闹。可能因为脑子不好，也不认生，冲着老板娘直笑。我替老板娘去领配给物资外出的时候，他就拿着老板娘给的美国罐头的空罐儿当玩具，又敲又打，乖乖地在里间的旯旮角玩儿。 中午时分，老板进了些鱼和蔬菜回来，我一见到老板，便忙不迭地重复起和对老板娘撒的同样的谎言。 老板显出怅然若失的神色，说道： “哦？不过我说夫人，钱这玩意儿，不到自己亲手攥着的时候是不好说的。” 口气出乎意外的冷静，像是在教训人。 “不，这的确是真的，所以你就相信我吧，等过了今天您再去报警好吗？那之前我都会在店里帮忙干活的。” “只要钱能回来，什么都好说。”老板像是在自言自语，“反正今年也只剩下五六天了。” “是呀，所以，所以我……哎呀，来客人了。欢迎光临。”我朝着进了店的三个手艺人模样的客人微笑着，然后小声说道，“阿姨，不好意思，借我围裙用一下。” “哟，雇了个美人，好家伙。” 一位客人这么说道。 “别勾引人家啊。”老板并不像是在开玩笑，“这身子可是要花钱的。” “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名马吗？” 另一位客人说着低俗的打趣话。 “再有名的马，母的也就值一半的钱。” 我温着酒，不甘示弱地用同样低俗的话回答。 “别那么谦虚，往后的日本，不管是马也好，狗也好，都要男女同权了”，最年轻的客人像是在骂骂咧咧，“这位大姐我喜欢，一见钟情啊，不过，你是不是已经有孩子了？” “不。”老板娘抱着儿子从里边出来，“这是我们从亲戚那儿领来的孩子，这回，我们到底后继有人了。” “钱也到手了。” 其中一个客人嘲弄道。听到这儿，老板马上严肃起来，嘟囔说：“又是美色，又是借款。”然后突然语气一转，问客人道：“来点儿什么？给你们做个什锦火锅吧？” 我这时才明白过来，心里暗自有了主意，但还是不露声色地把酒壶端给了客人。 那时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客人络绎不绝。我从早上开始几乎是滴水未进，满心装着心事儿，老板娘让我吃点儿东西，我也推托说很饱，只是一个劲儿地干活，像身着羽衣，翩翩起舞那样自如，也许说得很自负，那天店里热闹非凡，不止两三个客人争相询问我的名字，要和我握手。 可是，这样一来又会怎样呢？我心里丝毫没底儿，只是一味地笑着，附和着客人的玩笑，甚至应酬着更低俗的玩笑话儿，在客人之间来回斟酒。渐渐地，只觉着自己的身子骨要是能像冰淇淋一样融化消失就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奇迹偶尔也会出现。 大概刚过九点吧，头戴圣诞节三角帽，像罗宾[9]那样用黑色面具遮着上半边脸的男人和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瘦削、漂亮的夫人出现了。男的背对着我们，坐在外间角落的椅子上。那男人刚进店门的时候，我立刻就认出他是谁了，他就是我那当了小偷的丈夫。 他们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我，我也装作没发现他们，照样和客人们打闹、嬉笑。不一会儿，那夫人和丈夫面对面坐下，喊道： “小姐，过来一下。” “哎，这就来。” 我应声答道，于是来到两人的桌子跟前， “欢迎光临，来点儿酒吗？” 说到这儿，丈夫从面具底下看了我一眼，果然惊讶不已。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说： “圣诞节是说：‘恭喜圣诞’？还是该怎么说？您还能再喝下一升酒吧？” 那位夫人没有接我的话茬儿，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位小姐，不好意思，我们想跟店老板谈点儿私事儿，您能不能把他叫过来？” 我走到正在里面炸东西的老板跟前，说： “大谷来了，您去见见他吧，不过，不要对那个一起来的女人提起我的事，免得大谷觉得丢人现眼。” “他终于来了啊。” 老板对我的那个谎言虽然半信半疑，但似乎还是很信赖我，仿佛觉得丈夫的到来和我的斡旋有着某种关系。 “可不要提我的事呀。” 我再次提醒道。 “你觉得这样好的话，就这么办吧。” 老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朝外间走去。 他在环视了外间的客人之后，便径直走到丈夫的餐桌前，和那个漂亮的夫人三言两语交谈了几句之后，三人便一起走出了店门。 不知为何，我相信这下可好了，万事可以解决了，心里到底高兴。猛然用劲抓住一位身穿藏青色碎白点花纹衣服、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客人的手腕，说道： “喝吧，来，一起喝吧，现在可是圣诞节呀！”

三

仅仅过了三十分钟，不，好像更早一些，店老板独自一人回来了，快得让人纳闷儿。老板走近我，说： “夫人，谢谢了。钱全部还给我了。” “是吗？太好了。全还了？” 店老板笑得有些不自然。 “嗯，就还了昨天的那部分。” “到今天为止，一共有多少？说个大概吧，您尽量少算点儿。” “两万元。” “就这些吗？” “我少算了很多。” “我来还您。大叔，从明天开始，就让我在这儿干活吧，行吗？求您了，让我干活还债吧。” “哎？夫人，好一个‘阿轻’[10]啊！” 我们一齐笑出声来。 当晚十点多钟，我告辞了中野的店铺，背着儿子，回到了小金井的家中。不出所料，丈夫还是没回家，可我却觉得无所谓，明天去那家店，或许又能见到丈夫。我以前为什么没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呢？到昨天为止，我吃的这许多苦，都是因为脑子笨，没想到有这么个好主意。我从前在浅草父亲的小摊儿上帮忙的时候，接客绝不笨拙，今后在中野的店里也一定能干得很出色，光是今天晚上，我就挣得了将近五百元的小费呢。 据店老板说，丈夫昨晚去了某个熟人家住了一宿，今天一早，就对那个漂亮夫人经营的京桥的酒吧发起了攻势。从一早儿就喝起了威士忌，还说是什么圣诞节礼物，给了店里干活的五个女孩子很多钱。到了中午，叫了一辆出租车不知去了哪里，不久拿来了圣诞节三角帽、面具、彩色蛋糕和火鸡什么的，又让人打电话招集来很多熟人，开起了宴会。因为平时他总说身无分文，酒吧的老板娘便起了疑心，追问了一下，于是丈夫毫不介意地把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那个老板娘以前就和大谷关系很好，说是要是这事闹到警察局就不好办了，好心劝说这钱一定得还，就让丈夫领路，来到中野的店里，替丈夫还了钱。中野的店老板对我说： “我猜大致也会这样，不过，我说夫人，多亏你想出这么个主意，你是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吗？” 那口气仿佛是说，我早已料到会是这样，便抢先一步在店里等着的。于是我笑着答道： “哎，那是啊。” 自第二天开始，我的生活焕然一新，心中充满快乐。我去理发店修整了头发，还买了一些化妆品，重新改作了和服，又从老板娘那里得到两双新布袜。仿佛此前心中的苦闷都被拭去得一干二净。 早晨起来和儿子两人吃了早饭，做好便当，背着儿子，就去中野上班。除夕和新年是店里最繁忙的季节，“椿屋的阿幸”，是我在店里的名字，这个阿幸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丈夫每两天就来店里喝一次酒，总让我付钱，随即倏忽不见了踪影，夜深时分，又来店里张望着悄悄对我说： “回家吧。” 我点点头，开始收拾东西，然后就欢欢喜喜地结伴回家，这已成了常有的事。 “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这样呢？我好幸福呢。” “女人没有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是这样。那男人怎样呢？” “男人只有不幸，时刻在与恐怖做斗争。” “我不明白。可我希望就这么活下去，椿屋的大叔、阿姨都是好人。” “傻瓜，那些都是乡下人。别看他们，很贪心呢，让我喝酒，最后就是想赚我的钱。” “人家也是做生意嘛，理所当然啦。不过，也不止这个吧？你勾搭过那个老板娘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怎么？老板发觉了？” “他好像都知道呢，还曾叹着气说，你又会搞女人，又会欠人钱呢。” “我呀，看起来装模作样的，其实特别想死。从我出生时候起，就净想着死，为了大家，还是死了好，这一定没有错。可又总死不了，有一个奇怪又可怕的神灵似的东西硬是阻止我去死。” “因为你有工作要做。” “工作算不得什么，也没有什么杰作和拙作之分。人说好就会好，人说不好，就怎么都不好。就好像呼出的气和吸进的气一样。可怕的是，这世上确有神灵存在。真的是有神灵存在吧？” “哦？” “有吧？” “我可不知道。” “是嘛。” 我在椿屋干了十天二十天后，发现来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全都是罪犯。丈夫还算是好的呢。并且不光是店里的客人，感觉就连走路的人，背后也一定隐藏着见不得人的罪孽。有一位穿戴很华贵、年纪五十上下的夫人，来店的厨房门口售酒。她说得很清楚，一升三百元，这和现在的市价比起来要便宜，于是，老板娘当即就买下了，谁知是掺了水的假酒。如此这般高雅的夫人，居然也动这样的坏脑筋，看来在这样的世道生存下去，一点儿不昧良心是不可能的。就好比玩扑克牌，聚集所有负数而变成了正数，这种情况难道就不会发生在这个社会的道德之中吗？ 如果真有神灵存在，就请你出来吧！将要过完新年的某一天，我被这店里的客人玷污了。 那天夜里，下着雨。丈夫没有来店里，倒是丈夫以前认识的出版社的，就是那个偶尔给我们送些生活费的矢岛先生和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四十左右的同事，一起来到店里。两人边喝酒，边大声地、半开玩笑似的谈论起什么大谷的老婆适不适合在这样的地方干活之类的话。我笑着问： “那位夫人现在在哪儿？” 矢岛先生回答说： “不知道在哪儿，至少她比椿屋的阿幸漂亮、有气质吧。” “真让人嫉妒，像大谷先生那样的人，哪怕只一个晚上，我也想和他共度。我就喜欢像他那样狡猾的人。 “你瞧瞧。” 矢岛先生把脸转向同来的人，撇了撇嘴。 那时候，我是诗人大谷的老婆这件事，和丈夫同来的记者都知道。并且听了他们的传闻，特意前来戏弄我的好事者也不乏人在，这样一来，店里越来越热闹，老板的兴致也越来越好了。 那天晚上，矢岛先生等人商谈了一些关于纸张的黑市交易，回去时已经十点多了，我也因为外面下着雨，心想丈夫不会来店里了，虽然店里还有一个顾客，我还是收拾起东西，将睡在里间墙角的儿子抱起来背在背上，向老板娘小声说道： “又要借用一下您的伞了。” “我也有伞，送你一程吧。” 这时唯一留在店里的那位顾客起身认真地说道。这人二十五六岁，瘦小个儿，像个工人，我是头一回在店里见到他。 “多谢您了，可我习惯一个人走路。” “不，我知道你家很远，我也住在小金井附近，让我送你吧。大妈，结账。” 他在店里只喝了三瓶，看上去不像喝得很醉的样子。 我们一起乘上电车，在小金井下了车，然后合打一把伞，在飘着雨的漆黑的路上并排走着。那个年轻人起初几乎默默无语，渐渐开始发话了： “我认识你们。我是大谷先生的诗迷，我啊，也在写诗，还想什么时候请大谷先生指教一下呢。可总是很怕大谷先生。” 到家了。 “谢谢您了。有机会店里见吧。” “啊，再见。” 年轻人冒着雨回去了。 深夜，我被嘎啦嘎啦的开大门的声音吵醒，我以为又是丈夫喝醉酒回来了，便默不作声地继续睡着，这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开门啊，大谷夫人，请开开门。” 我起身打开电灯，来到大门一看，原来是刚才的那个年轻人，他摇摇晃晃，几乎站不稳脚。 “夫人，对不起。回去时又在摊儿上喝了点儿，其实我家在立川，去车站时已经没车了，夫人，求您了，留我住一宿吧，被子什么的都不要，这大门口的地板台阶就行，您就让我在这儿打个盹儿吧，我准备明天一早赶头班车回去。要不是下雨，我就睡在屋檐下了，可这么大的雨，实在没法子，求您了。” “我丈夫不在家，要是这门口的地板也行的话，就请便吧。” 我说着，将两个破旧的座垫拿到门口，递给了他。 “对不起，啊，真是喝醉了。” 他痛苦地小声说着，便立刻在门口的地板上躺下了。当我回到寝室的时候，已经能听到他响亮的鼾声了。 就这样，第二天凌晨，我轻而易举地落入了那个男人的手中。 那天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照样背着孩子去那家店干活。 中野的店里，丈夫将盛有酒的杯子放在桌上，独自看着报。中午的阳光射在杯子上，甚是好看。 “其他人都不在？” 丈夫回过头来，看着我说： “嗯，老板进货去了，还没回来，老板娘刚才好像还在厨房呢，没在吗？” “你昨晚没来啊？” “来了啊，这阵儿见不到椿屋的阿幸就睡不着觉呢，于是十点多钟过来看了看，说你刚刚走呐。” “后来呢？” “就在这儿住了一宿。雨又下得特别大。” “从今以后，我也一直住在店里吧。” “那倒也好。” “那就这么定了，一直租着那个房子也毫无意义。” 丈夫沉默着又将视线投向报纸。 “哎呀，又在说我的坏话，说我是享乐主义的假贵族，可这家伙没说对，应该说是畏惧神灵的享乐主义就对了。阿幸你看，这里说我是人面兽心，不对吧，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去年年底，我从这里拿走了五千元钱，那是因为我要让阿幸和儿子用这五千元钱好好儿地过一个新年。正因为不是人面兽心，我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回应道： “即使人面兽心又能怎样呢？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1]　上野国的别称，今群马县一带。 [2]　福冈県久留米地方的织布，棉布厚实，多染成藏青色，花纹以白点碎花为特色。江户时代后期，井上传所创。 [3]　诸侯。江户时代指领有一万石以上的幕府直属武士。根据和将军家的亲疎关系分为亲藩、谱代、外样等。 [4]　石川啄木（1886—1912），明治末期的浪漫派歌人、诗人。岩手县人。代表作有歌集《一握沙》、《可悲的玩具》等。 [5]　最早源于1847年由仁孝天皇在京都御所内以朝廷贵族为对象设立的教育机关“学习所”。明治维新以后，“学习所”成为华族学校，并于1877年改名为“学习院”。“二战”前为宫内省管辖，包括初等科、中等科、高等科。“二战”后，日本废除华族制度，学习院变为私立法人。现皇族子弟大多就读于此。 [6]　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略称“一高”，为东京大学前身，1949年成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一部分。也是最早设立的公立旧制高等学校，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升学率为全国第一。 [7]　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 [8]　弗朗索瓦·维庸（Fran?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末期诗人，近代诗的先驱。一生多次经历逃亡、入狱、流浪，诗歌充满悔恨、嘲笑、愤怒与祈愿等感情色彩。代表诗集有《遗言书》等。 [9]　亚森·罗宾（Arsène Lupin），法国作家莫理斯·卢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笔下的怪盗。他头脑敏锐、风流倜傥。常常乔装打扮，盗窃富人财产以救济穷人，因此有“侠盗”、“怪盗”之称。 [10]　阿轻，以元禄赤穗事件为题材的人形净琉璃及歌舞伎剧目《假名手本忠臣藏》里的人物。与市兵卫女，早野勘平妻。为丈夫筹钱而卖身祇园妓楼，后因偷看由良之助的密信，为兄平右卫门所杀。 阿珊

一

丈夫像丢了魂似的，轻手轻脚地迈出了大门。晚饭后，我正在厨房收拾碗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顿觉脊梁骨凉飕飕的，心里一阵难过，几乎打坏了盘子。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稍稍直起身子，从厨房的格子窗往外看。只见丈夫身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白和服，腰间缠着多重细腰带，沿着弯曲的爬满南瓜蔓子的篱笆，漂浮般地走在夏天的暮色中，那背影就像一个并非活在现世上的幽灵，既冷漠又无情。 “爸爸呢？”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七岁的大女儿，用厨房门口的水桶一边洗着脚，一边天真地问我。这孩子比起母亲来，更仰慕父亲，每天晚上都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和父亲并排铺着被褥，睡在一顶蚊帐里。 “去寺庙了。” 我随口敷衍了一句，可是说出口以后，才发觉是一句颇不吉利的话，身子直发冷。 “去寺庙做什么呀？” “盂兰盆节啊，所以爸爸上寺庙拜佛去了。” 谎言出乎意料地流畅。不过，那天正是盂兰盆节中的十三日。人家孩子都穿着漂亮的和服，来到家门口，得意洋洋地翩翩舞动着长长的衣袖玩耍，而我们家的孩子们，因为像样点儿的和服都在战争中烧毁了，所以即使是盂兰盆节，也只能穿着和平时一样的粗劣的洋服了。 “是吗？会不会早点儿回来呢？” “是呀，不知道呢。雅子要是乖的话，也许能早点儿回来呢。” 我虽然这么说，可看他那样子，今晚一定又在外面过夜了。 雅子进了厨房，然后走到三张铺席房间的窗户边坐下了，寂寞地望着外面嘟囔道： “妈妈，雅子的豆儿开花了。” 听到这儿，我心里觉得可怜，含着泪应道： “让我看看，啊，真的！马上就要结很多豆儿呢。” 大门旁边有一块三十多平方米的田地，以前我在那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就顾不上地里的活儿了。加上过去丈夫还帮我干点儿农活儿，可近来完全不管家里的事。隔壁邻居的地里，人家丈夫打理得规规整整，长出了各种喜人的蔬菜，而相比之下，我们家地里只生长杂草，实在觉得难为情。雅子把配给的一粒豆儿埋在土里，浇上水，豆儿冒出了芽，这对于没有玩具的雅子来说是唯一可以自豪的财产了。去隔壁邻居家玩儿的时候，她也总是“我家的豆儿，我家的豆儿”，炫耀个没完，不觉得难为情。 落魄。萧条。不，这在当今的日本，已经不仅限于我们了。尤其住在这东京的人们，处处萎靡不振，失去了活力，疲惫不堪地缓缓转悠着。我们的家产也全部烧毁了，每每感到身世的凄凉。可是，作为人妻现在感到最痛苦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世上还有比这更为紧迫的，比什么都痛苦的事情。 我丈夫在神田一家有名的杂志社工作了将近十年，八年之前和我经过平凡的相亲后结婚了。从那时候起，东京的租借房就已经很少了，我们最终租到了中央线沿线、位于郊外农田里的这幢狭小的独门独院的房子，我们住在这儿直到大战结束。 丈夫因身体孱弱，免于应征入伍，每天平安无事地到杂志社上班。战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居住的这座郊外的小城，由于有飞机制造厂，离家很近的地方，频频飞来炸弹。终于有一天夜里，炸弹落在屋后的竹丛里，于是厨房、厕所和小房间都被炸得稀烂，全家四口人（那时候，除了雅子，长子义太郎也出世了。）无法在破房子里住下去了，于是我和两个孩子疏散到我的故乡青森，丈夫继续住在几乎坍塌的房屋里，依旧到杂志社上班。 我们疏散到青森市不到四个月，青森市也因遭到空袭而全被烧毁，千辛万苦搬到青森市的所有行李也都烧光了。我们只穿着仅有的随身衣服，带着一副悲惨的样子，跑到青森市没有被烧毁的亲友家里，每天茫然不知所措，像是活在地狱之中。就这样，在人家里住了十天左右，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我怀念起丈夫所在的东京，带着两个孩子，像个乞丐似的回到了东京，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就托木匠把破烂的房子大致修整了一下，重新过上了先前一家四口团聚的日子。可是就在稍稍松口气的当儿，丈夫却发生了变化。 杂志社遭到破坏，加上社里的董事之间因资金问题闹纠纷，杂志社宣告解散，丈夫突然间成了失业者。幸亏丈夫在杂志社工作时间长，有很多熟人，于是就和其中有实力的人共同出资，新开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三种书。可是因纸张购入方法不当，亏损甚多，丈夫也因此欠了多额债务，为了收拾这堆烂摊子，每天早出晚归，弄得疲惫不堪。他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从那以后，越发缄默无言了。后来，出版社的亏损终于有了填补的眉目，而丈夫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劲头。不过，他也不是整天待在屋子里，有时又像在思考什么，呆呆地站在走廊上一边抽烟，一边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啊，又来啦！每到这时，我总是提心吊胆。而丈夫却像突然想起什么，深深地叹息，将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向院子，然后从抽屉里取出钱包揣进怀里，便像那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样，蹑手蹑脚，偷偷溜出大门，当晚大体上是不回家的。 丈夫是个好丈夫，脾气也好。要说喝酒，日本酒最多能喝一合，啤酒也不超过一瓶，虽然也抽烟，但那只是配给的香烟过过瘾罢了。结婚快十年了，这期间丈夫从未打过我，也没用脏话骂过我。唯独有一次，有客人来找丈夫的时候，雅子那时刚三岁，爬到客人那里，把客人的茶杯打翻了，丈夫当时叫我，我在厨房啪嗒啪嗒扇炉子没有听见，丈夫见没有回音，就紧绷着脸，抱着雅子来到厨房，将雅子放到地板上，用一种杀气腾腾的眼光瞪着我，伫立良久，一句话都不说。接着，一下子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走向房间，猛地把隔扇门拉上，那声音特别大，甚至震动了我的骨髓，我开始感受到男人的可怕。不过记忆里，丈夫向我发怒只有这么一回。战争期间，我也吃过很多常人吃的苦，即便如此，想想丈夫的温情，我还是要说这八年我是幸福的。 （他不久变成了怪人。那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疏散的青森回来，相隔四个月后和丈夫见面时，丈夫的笑容显得很卑屈，神色惴惴不安，像是在回避我的视线。我只觉得那是因为一个人生活多有不便，所以才变得如此憔悴，心里不免有些心疼。或许在这四个月里，啊，不能再想了，越想越会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沼。） 明知丈夫不回来，但我还是把他的被褥和雅子的铺在一起，然后支起蚊帐。心里很伤感，很痛苦。

二

第二天不到中午光景，我在大门旁的井边，给今年春天刚出生的二女儿淑子洗尿布，丈夫一副小偷怕人见到似的神情，鬼鬼祟祟地走来，看到我默默低下头，跌跌撞撞地进了大门。作为妻子，发现丈夫见到自己还要低头，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必丈夫也很苦吧，想着想着，再也不能继续洗衣服了，于是起身尾随丈夫进了家。 “很热吧？把衣服脱了怎么样？今天早上有盂兰盆特别照顾商品的配给，发给了我们两瓶啤酒，我把它冰上了，你喝吗？” “好家伙，真厉害。” 丈夫声音沙哑，接着说： “和妈妈一人喝一瓶吧。” 他笨拙地说了些献殷勤的话。 “我陪你喝。” 我死去的父亲是海量，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甚至比丈夫还能喝。刚结婚的时候，和丈夫俩走在新宿，看到关东煮的店便走了进去。喝酒的时候，丈夫顿时满脸通红，不省人事，而我一点儿没事，不知为什么，只稍稍感觉耳鸣。 小房间里，孩子们吃着饭，丈夫光着身子，肩上搭着一块湿毛巾，喝着啤酒，我陪他喝了一杯，觉得有点可惜就止住了，抱起二女儿淑子，给她喂奶。表面上是一幅和平的家族团圆图，可还是疙疙瘩瘩，丈夫依旧回避我的视线，而我呢，为了尽量不触到丈夫的痛处，细心地挑着话茬儿，即便这样也总谈不到一起去。女儿雅子和长男义太郎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父母此时的心境，乖乖地吃着代用食品甘素红茶泡馒头。 “白天的酒，容易醉人啊。” “啊，真的，满身通红呢。” 这时我瞥了一眼丈夫，只见他的下巴底下粘着一个紫色的飞蛾，不，那不是飞蛾，因为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也曾发现过。当我一眼瞥到那形状像飞蛾的青斑时，不禁一惊，几乎同时，丈夫也发现我注意到了，惊慌失措，连忙笨拙地用搭在肩上的湿毛巾的一角遮住了被咬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那湿毛巾从一开始就是为遮掩“飞蛾”预先搭在肩膀上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佯装不知，努力开着玩笑： “雅子和爸爸在一起，馒头也变好吃了呀。” 这话听起来仿佛在嘲笑丈夫，反倒冷了场，就在我的痛苦达到极点的时候，突然从隔壁传来了收音机里播放的法国国歌，丈夫侧耳倾听了片刻之后，自言自语道： “啊，对了，今天是巴黎祭典呐。” 他说着微微一笑，然后像是一半在说给我，一半在说给雅子听似的： “七月十四号，这一天哪，革命……” 刚开了个头，话就说不下去了，只见丈夫扭曲着嘴，眼里闪着泪光，强忍着不哭出来。接着，声音哽噎地说： “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民众从四面八方响应革命，从此，法国“春日高楼花之宴”[1]就永远地、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必须加以破坏，尽管明白永远无法重建新秩序、新道德，但还是应该进行破坏。听说孙文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便溘然长逝。的确革命可能永远成功不了，但是仍要掀起革命，革命的本质就是如此悲壮、美好。你问这么做到底为着什么，就是为了悲壮、美好、还有爱……” 法国国歌还在继续响着，丈夫边说边哭，然后害羞地勉强笑道： “哎呀，爸爸好像是个醉后爱哭的人呢。” 说着把脸扭过去，站起身，到厨房洗了把脸，说： “实在不成，喝多了。为法国革命落起泪来，我睡会儿去啊。” 接着丈夫走进大房间，其后便悄然无声，那一定是在因忧心而黯然哭泣吧。 丈夫不是为革命哭泣，不过或许法国革命非常类似于家庭的恋爱，为了对悲哀和美的追求，必须打倒法国罗曼王朝和和平的家庭，这种痛苦，也就是丈夫的痛苦，我虽然很能理解，可我也是在恋着丈夫啊，虽然不是昔日那个纸治[2]的阿珊，发出什么： 妻子的怀里住着鬼呢，啊啊，还是住着蛇？ 之类的悲叹，带着一副和革命思想以及破坏思想毫不相干的表情听之任之。于是妻子一个人被撇下，永远待在相同的地方，以相同的姿势寂寞地叹息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把命运寄托给上天，难道为了祈祷丈夫的情感风向有朝一日转向自己，就得一味隐忍吗？我有三个孩子啊，为了孩子，当下也不能和丈夫分手啊。 丈夫连续两晚夜不归家，就会回来住一宿。吃了晚饭，丈夫和孩子们在廊道里玩儿，竟也对孩子们说些卑屈的恭维话，粗笨地抱起刚出生的最小的女儿夸奖道： “好胖哇，长得好漂亮啊。” “可爱吧？看见孩子，难道不想长寿吗？” 当我无意中说出这话时，丈夫突然变得神情微妙，痛苦地回答： “嗯。” 我听了直冒冷汗。 在家过夜的时候，丈夫一般八点就在大房间铺上自己和雅子的被褥，吊起蚊帐，即使孩子还想再和爸爸玩上一会儿，他也会强迫孩子脱去衣服，换上睡衣睡觉，自己关上电灯，静躺下来。 我在隔壁房间张罗儿子和小女儿就寝以后，做起针线活直到十一点，然后支起蚊帐，夹在孩子们中间构成“小”字形而非“川”字形的姿势睡去。 我久久难以成眠，隔壁的丈夫好像也没睡着，听得见他在叹息。我不由得叹着气，同时想起了那充满哀怨的诗歌： 妻子的怀里住着鬼呢，啊啊，还是住着蛇？ 这时丈夫起身来到我的房间，对着僵硬着身体的我说： “哎，有没有催眠药？” “有是有，可我昨晚吃了，一点不起作用。” “吃多了反而不起作用，吃六颗正好。” 那声音似乎有些不高兴。

三

暑气一连持续了很多天，我因为炎热和忧心，吃不下饭，颧骨日渐突起，喂孩子的奶也枯竭了。丈夫也茶饭不进，眼窝深凹，放射着可怕的光，有时突然哼哼地像是在自我嘲弄地说： “干脆发一阵疯，或许好受点儿。” “我也一样。” “掌握真理的人是不会痛苦的。我从心底佩服的是为什么你们那么老实、守本分。生在这世上的人，有的为了出色地活完一生，有的不是这样，这两种人是否从一开始就分得很清楚呢？” “不，我们这样的人很迟钝，只是……” “只是？” 丈夫用俨然疯子一般的怪异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我支支吾吾，心想：啊，不能说，具体的事情太可怕了，怎能说得出口？ “只是，要是你痛苦的话，我也很痛苦。” “原来是这样，真没意思。” 丈夫像是放心似的舒了口气，微笑着说道。 此时，我忽然尝到了一种清凉的幸福感，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了。（对呀，让丈夫舒心我才能舒心呀。道德啦什么啦都不存在，只要心情舒畅就心满意足了。） 那天夜里，我钻进丈夫的蚊帐，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什么都不想。” 当我躺倒在床上的时候，丈夫用沙哑的声音，佯装开玩笑地说了声： “Excuse me.” 说着起身盘腿坐在地铺上，连连说道： “Don't mind. Don't mind.” 那是个满月的夏天的夜晚，月光透过遮雨窗的缝隙，变成四五条细细的银线，射进蚊帐，洒在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上。 “你可瘦多了呀。” 我也半开玩笑地笑着说，在铺上坐起了身子。 “你也瘦了啊，担心过度，就会这样。” “不对，不是说了嘛，我什么都不想，没事儿，我很乖。只是，你要疼我呀。” 我说着笑起来，丈夫也笑起来。露出了沐浴着月光的洁白牙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的故乡的祖父母，经常吵架，每当这时，祖母就会对祖父说：“要疼我呀。”还是孩子的我，直觉得好笑，结婚以后，我和丈夫说起这事，两人还放声大笑过呢。 那时我这么说的时候，丈夫到底还是笑了，但马上一本正经地说： “我自己觉得很疼你，不愿让你经风浪，我自认为很疼你，因为你真是个好人。所以不要在意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保持自己的自尊，沉着冷静地对待。我无论何时都只想着你，就这点来说，你不管有多自信，这自信都不会过剩的。” 说得那么郑重其事，甚至有些败兴，我深感难堪地低头小声说： “不过，你是变了。” （你索性不要想我，你厌恶我、恨我，这样我反而轻松愉快，我会因此而得救。你如果真的如此想着我，那你抱着别人的样子就会把我打入地狱。 男人误以为自己时常惦记着妻子就是符合道德的，不是吗？男人总是确信自己纵然有了新欢也不忘妻子，这是善事，是有良心的，而应该不断坚持下去，不是吗？于是，当他另有所爱的时候，就在妻子面前郁闷地哀声叹气，开始陷入道德的烦恼，到头来妻子也被这阴郁所感染，跟着一起叹起气来。要是丈夫您快活得无忧无虑的话，我这做妻子的，就不会尽想着地狱里的事。要是爱上了别人，那就干脆忘掉妻子，坦诚地一心一意地去爱好啦！） 丈夫笑得有气无力，然后语无伦次地说道： “变得了吗？变不了的。只是最近太热了，热得受不了。夏天就Excuse me了。” 我也微笑着说： “你这人真讨厌。” 我装出要打丈夫一拳的样子，然后哧溜从蚊帐里出来，钻进自己房里的蚊帐，在儿子和小女儿之间摆出“小”字形睡下了。 仅此而已，可我还是因为能向丈夫撒撒娇，一起畅谈，一起开心地笑而感到满足。心里的疙瘩似乎渐渐消失，近来一直彻夜难眠的我，那天夜里，竟也睡得香极了。 今后凡事就这样稍稍向丈夫撒撒娇，开开玩笑，甚至哄骗一下也无妨，态度不端正也无伤大雅。所谓道德无关紧要，只求能舒心地生活，哪怕只是稍许的、片刻的。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觉得这种快活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也行，我开始用手掐起丈夫来，于是家里屡屡响起欢快的笑声。正值这时，有一天早晨，丈夫突然说想去洗温泉。 “头很疼呢，可能是热的缘故吧，信州[3]的那家温泉，附近也有我认识的人，那人总说：‘你随时来吧，不用担心带大米来的事’。我想去静养两三个星期，再这样下去，我要疯了，反正我想逃离东京。” 我开始琢磨起丈夫是不是想逃脱那人才去旅行的。 “你不在家的时候，要是强盗端着枪闯进来，怎么办？” 我笑着说道。（啊，悲哀的人们总爱笑。） “你就跟强盗说：‘我的丈夫是个疯子。’即便是强盗也会拿疯子没辙吧。” 别无反对旅行的理由了，我想从壁橱里找出丈夫出门穿的麻布夏装，可是到处找，也没找到。 我心里开始发慌了，说： “没有啊，是怎么回事呢？家里没人时进了小偷吗？” “我拿去卖了。” 丈夫带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说道。 我发蒙了，极力装出平静的样子说： “啊，手真快。” “这就是我超过持枪强盗的地方。” 我心里想，一定又是为了那个女人偷偷把钱花了。 “那你穿什么去？” “有一件开领衬衣就行了。” 早上刚提起，中午就要出发。丈夫看样子立刻就想离开家。 持续炎热的东京唯独那天下了骤雨，丈夫背起背包，穿上鞋，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心情焦躁地皱着眉，等着雨停下来。忽而嘟囔了一句： “紫薇花是隔年才开一次吗？” 大门口前的紫薇，今年没有开出花来。 “可不是吗？” 我茫然地答道。 这就是我和丈夫之间展开的最后一次，算得上夫妻的亲密的对话。 雨停了，丈夫像是逃跑似的匆匆忙忙出了家门。三天之后，报纸上便登载了一则诹访湖情死的简短消息。 后来，我收到了丈夫从诹访的旅店寄出的信。 “我和这个女人去死不是因为恋爱。我是记者，记者总是一边鼓动人们去革命去破坏，一边却揩着汗而溜之大吉。其实记者是个颇奇怪的动物，当今的恶魔。我自己不堪忍受对自己的厌恶，决心亲自登上革命的十字架。记者的丑闻，这难道不是史无前例的吗？如果我的死，能让现代的恶魔感到哪怕是一丁点的羞愧和反省，我也将很高兴。” 等等。信里写着这些着实无聊而愚蠢的内容。男人是否到死都要装模作样，拘泥于所谓意义云云，或是虚荣得要撒出弥天大谎来。 听丈夫的朋友说，那个女人是丈夫以前工作过的神田的杂志社的女记者，二十八岁，我疏散到青森的时候，他来家里住过，并且怀了孕。哎，就这点事情还嚷嚷革命啦什么的，然后竟然去寻死，我越发感到丈夫是个很庸俗的人。 革命是为了人们活得更好，光有悲壮表情的革命家我是信不过的。丈夫为何不能更堂堂正正地去爱那个女人，爱得以致让我这个做妻子的也感到快活呢？如同地狱般的恋爱，当事人固然非常痛苦，进而也给留下的人带来麻烦。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才是真正的革命，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任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领着三个孩子，为了给丈夫料理后事，乘上去诹访的火车。想到丈夫既对自己的妻子矢志不渝，又害怕被钉上革命的十字架时，油然而生的与其说是悲哀和愤怒，不如说是因无端的荒谬而发出的颤抖。 [1]　歌曲《荒城之月》里的开头部分的歌词。土井晚翠作词、滝廉太郎作曲。明治三十四年（1901）编入东京音乐学校《中学唱歌》而刊行。第一段歌词为：“春日高楼花之宴，觥筹交错欢笑声，千代松枝浮月影，昔日光彩何处寻。”诗情优美哀婉，吊古伤今，表达了作者对往昔的追念。 [2]　纸治，人形净琉璃《心中天网岛》里的主人公纸屋治兵卫的略称。作品描写经营造纸的治兵卫在经历了和贞节的妻子阿珊、游女小春之间的情感纠葛后，遂于网岛的大长寺与小春情死的故事。 [3]　现在的长野县。明治以前称信浓（国）。 家庭的幸福 “官僚可恶”这种说法和所谓“清正、开明、爽快”之类的说法同样是极其愚蠢、陈腐、甚至是无聊的。对于我来说，“官僚”一类人的真面目以及如何不好，是缺乏种种实感的。等闲视之或是漠不关心都接近我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当官的都很霸道，仅此而已。可是，即便是民众，狡猾、肮脏、贪心、背叛之徒也不乏人在，所以这种情形应该称之为一胜一负，不相上下吧。而官僚中的大部分人反倒幼时勤奋好学，长大了立志出乡，死记硬背《六法全书》，勤俭节约，对于友人的吹毛求疵也只是充耳不闻，敬爱祖先之念深厚，在亡父的祭日里前去扫墓，还将大学毕业证书放在金色的镜框里，挂在母亲寝室的墙壁上。真可谓孝敬父母，而不友爱兄弟，不信任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但求自身没有大过，不憎不爱任何人，不苟言笑，力求公平，绅士的榜样、出众、出色，稍稍逞威风也无妨。所以我对世上的所谓官僚甚至是同情的。 然而有一天，我身体稍有不适，一整天在床上恍恍惚惚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在这之前的十多年里，我从未在家中设置过这类电器，只觉得它张扬且不风雅，什么技能、机智、勇气也没有，厚颜无耻，一味嘈嘈杂杂，喧嚣无比。空袭那阵子，我从窗户探出脑袋，听着邻居广播里的一架飞机怎么了，另一架飞机又怎么了之类的报告，对家里人说：肯定不要紧。收音机仅派上了这点用场。 不，事实上收音机这东西比较贵，如果有人相赠，拿来用用也行，对于我这个除了酒、香烟和美味的副食以外都非常节俭吝啬的人来说，购买收音机什么的是一种极端的浪费。尽管如此，去年秋天，我照常在别处连续喝了两三夜的酒，傍晚惦记起家人，心里战战兢兢、忐忑不安起来。我艰难地迈着步子，好容易来到了家门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哗啦一声打开了大门。 “我回来了。” 清新明快地报告回家的消息，声音却总是沙哑得厉害。 “哇，爸爸回来了。” 七岁的长女叫道。 “啊，是爸爸呀，到底上哪儿去了啊？” 妈妈抱着小婴儿走了出来。 瞬间想不出合适的谎言，便搪塞道： “这里那里，到处走走。” “大家，都吃饭了没有？” 一边拼命地胡乱应付着，一边脱去外套，走进家中。这时，衣柜上传来了广播声。 “你买了这个？” 我因夜不归宿，无法强硬起来。 “这是雅子的。” 七岁的长女得意洋洋地说： “是和妈妈一起去吉祥寺买的。” “那好啊。” 父亲对孩子说得很亲切，然后转向母亲小声地说： “很贵吧？多少钱？” 母亲回答说一千块钱左右。 “太贵了，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为了酒、烟和美味的副食，手头总是很拮据，于是向各家出版社借很多钱，家境自然贫寒，母亲的钱包里，最多也只有三四张百元纸币，这种状况是没有半点虚假的。 “连爸爸一个晚上的酒钱都不够，还说这么多钱呢。” 母亲到底愣住了，笑着这样辩解道：爸爸不在家的这些日子，杂志社的人给我们送来了稿费，于是就去吉祥寺，狠狠心把它买了下来，这个收音机是最便宜的。雅子也怪可怜的，明年就上小学了，有收音机，也能教她点儿音乐。还有我，晚上等着你回来直到很晚，缝缝补补的时候，听听广播，解解闷儿，心情是多么的轻松啊。 “吃饭吧。” 就这样我们家也有了收音机，可我依然在外面东奔西走，从收音机里获取的信息少之又少。偶尔也播放我的作品，即便这样，有时我也会一不留神错过去了。 总之一句话，我对收音机不抱什么希望。 几天前，我因生病卧床，把收音机里的所谓广播节目，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听着听着，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多亏美国人的指点，战前战时的那种俗气少了一些，竟变得欢快起来。不是突然响起教会的钟声，就是传来古筝的音色，或是绵绵不断的外国古典名曲的唱片声，着实富于匠心，出于不让听众腻味的殷勤，没有一刻幕间的间歇。听着听着到了中午，进而又到了晚上，竟连一页书也没能读成。这样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奇妙的内容。 这是一个街头录音。趣旨是所谓政府要人和所谓民众在街头互相发表各自的主张。 所谓民众以一种近乎愤怒的语气，激烈顶撞一个官僚。于是那个当官的就一边神秘地笑着，一边极幼稚地重复着例如研究当中诚然应该如何如何，我们是力求日本重建，官民协力的。在民主主义的社会里，根本不会做出那种极端的事情，所以，政府期待着大家的协助云云之类的话。也就是说，那个官老爷等于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所谓的民众就越发愤怒起来，唇枪舌剑，咄咄逼人。当官的也就越发盛气凌人，发出先前怪异的笑声，过分认真地反复着那既厚颜无耻又愚不可及的一般理论。民众中的一个人，终于声泪俱下地威逼起那个官僚来。 我在被窝里听到这些，终于按捺不住了。如果我在现场，并且主持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定会这么呐喊： “我不打算缴纳税金，我靠借债生活，我喝酒，也抽烟，这些都收取很高的税金，所以我付的债也有增无减。我还四处借钱，没有能力还清债务。加上我体弱多病，也为了副食啦、针剂啦、药品什么的借钱。我现在从事着艰苦的工作，至少这工作比你辛苦，我满脑子净想着工作的事，以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疯了。如果说烟酒和美味的食品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太奢侈，应该放弃的话，日本将连一个好的艺术家都不存在，这一点我是可以断定的。我并非在威胁，你从刚才就一直煞有介事地叫嚷什么政府啦、国家啦，可是引诱我们自杀的政府和国家迅速消失才好，谁也不稀罕，为难的只有你们自己吧，因为你们将被解雇，几十年的工龄将化为泡影。还有你们的老婆孩子也会哭。可是我们已经为了工作，从很早以前就一直让老婆孩子掉眼泪了。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因为忙于工作顾不上这些。而你们呢，暗地里笑着，说什么你们就包涵着点儿吧，简直岂有此理。你让我们上吊吗？喂，笑得有失体面啊，不许窃笑！滚开！有失体统。我既不是社会党的右派、左派，也不是共产党员，我是艺术家。记着，我最痛恨肮脏的欺骗了。你根本就在轻视我们，你以为说些不疼不痒、不负责任的话就能安慰所谓民众，让他们心悦诚服了吗？只要说出一句你实际的立场是什么就行，把你真正的立场……” 如此这般粗俗的当众辱骂之词，接连不断地涌上心头，尽管自己明白这样有失文雅，可还是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终于独自越发兴奋起来，以致最后流出了眼泪。 总归是在家的英雄、在外的狗熊。我对经济学完全不明白，可以说税金什么的几乎不懂。而我正逢街头录音的场合，诚惶诚恐地发问而已，于是被当官的教训一顿之后说： “是吗？对不起。”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悲惨结局。不过我就是讨厌官老爷的那种奸笑，是对自己的发言缺乏自信的体现，是欺骗的体现，是不负责任的体现。如果那种奸笑般的一问一答就是官僚本来面目的话，官僚就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太瞧不起人了，过于轻视这个世界了。我听着广播，感到极大愤怒，真想放火烧掉那个官老爷的宅子。 “哎，把收音机关掉。” 我再也无法忍受听那官老爷奸笑了，我不缴纳税金，只要那官老爷还在奸笑我就不纳税，坐牢也无妨，只要他还在诓骗我，我就不纳税。我先是愤激地发作，然后便懊悔地流出了眼泪。 可是我还是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不仅自己的性格不相符合，而且我也不能因此得到拯救。我对政治运动只感到厌烦，我的视线总是投向人们的“家庭”。 当晚我服用了前一天医生开的镇静剂，稍稍安定了情绪，不再思考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等问题，而是一门心思反复思考起上次那个官老爷的生活形态来。 那人的奸笑并不是轻视所谓民众的奸笑，绝没有这种性质。是捍卫自己身份和立场的一种笑，防御的笑，回避敌人锐利的刀锋的笑。也就是一种欺骗的笑。 就这样我一边躺着，一边展开了如下的空想。 他结束了在那个街头的讨论，舒了一口气，擦了擦汗，然后突然绷起脸，回到了他的官署。 “怎么样？” 听到部下这么问自己，他苦笑了一声，回答说： “不，别提了，糟糕透了。” 而同在讨论现场的另一个部下则奉承道： “不不，为什么？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啊。” “快刀应该写成怪刀吧？” 说着他依然苦笑了一下，内心却不以为然。 “不是玩笑，和那个提问者的大脑构造根本不一样。总之，我们是千军万马的……” 部下意识到自己有点过于献殷勤，于是马上转了话题。 “今天的录音，什么时候播放？” “不知道。” 虽然知道，但说不知道显得这个人物既文雅又大方。他露出已将今天发生的事全部忘却的神情，缓缓开始工作起来。 “不管什么时候播放，都让人抱有期待啊。” 部下依然在小声说着奉承话。可是这个部下丝毫不抱什么希望，而就在播放的当天夜里，他去了一家奇怪的摊子上，喝了奇妙的劣等烧酒。播放街头讨论的时候，正是因醉酒吐得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根本谈不上期待云云。 那人感兴趣的是那个官老爷和他的家属。 终于到了今晚广播的时间，官老爷这天比往常提前一小时回到了家。然后在播放街头录音三十分钟前和家人一起紧张地守候在收音机旁。 “马上就能从这个盒子中听到爸爸的声音了。” 夫人抱着最小的女儿，这样说道。 中学一年级的男孩规规矩矩坐着，将两手端放在膝盖上，彬彬有礼地等待着广播的开始。这孩子长得俊，成绩也好，并且打心眼里敬佩爸爸。 广播开始了。 父亲泰然地吸着香烟，可是火立刻熄灭了。父亲没有察觉到，又吸了一口，于是手指夹着香烟，倾听着自己的答辩。录音里的答辩比自己预想的要顺畅得多。就这样很好，没有大错。官署的评价也还好吧，算是成功了。并且这正在日本全国播放呢。他依次看着自己家人，大家的脸上都闪耀着骄傲与满足的光辉。 家庭的幸福，家庭的和平。 人生最高的荣誉。 这并非讥讽，正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不过，请稍等。 我的空想，此时突然中断，一种奇怪的想法顿时掠过脑海。家庭的幸福，有谁不在向往呢？我不是在说笑话，家庭的幸福或许是人生最高的目标，最大的荣耀，乃至最后的胜利。 可是，为了得到这个，他让我悔恨地痛哭流涕。 我躺在被窝里的空想陡然一变。 倏忽之间，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浮现出来，这篇小说里不再出现那个官老爷，不用说那个官老爷的身世完全是我病卧中的空想的产物，不是实在的见闻。同样，下面这篇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也只不过是我幻想中的人物罢了。 ……那是一个颇幸福、和平的家庭。主人公的名字就叫津岛修治吧，这是我的户口簿上的名字。弄不好使用假名会偶然和实在的人名相似，给人家造成麻烦，也苦了自己，所以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就将我的户口簿上的名字提供给大家。 津岛的工作单位是哪儿都无妨，只要是所谓的政府机关就行。刚才提到了户口簿，就把他的工作视为町政府机关的户籍科吧，什么都可以。主题已经有了，剩下的只要按照津岛的工作性质，补充一些故事情节就可以了。 津岛修治在东京都管辖的一个町政府机关工作，是户籍科。年龄三十岁，总是面带微笑。虽说不是什么美男子，血色还好，长着一副所谓有阳刚之气的脸。配给科的老妪曾说，和津岛说话可以忘记辛苦。二十四岁成婚，长女六岁，下面一个男孩三岁。一家由这两个孩子、妻子、自己的老母亲和他自己五口人组成，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在官署至今没有犯过错误，是一个模范的户籍科官员。并且对妻子来说是模范丈夫，对老母亲来说是模范孝子，对孩子们来说是个模范爸爸。他烟酒不沾，不是在克制，是不需要。妻子将这些全部卖给了黑市，换来了老母亲和孩子喜欢的东西。不是吝啬，丈夫妻子为有一个愉快的家庭竭尽全力。本来这个家族的本籍在北多摩郡，亡父作为中学校和女子学校的校长东奔西走，家族也随之辗转各地。后来，亡父在当了仙台某中学的校长不满三年的时候病故，津岛体谅到老母亲的心情，就把亡父遗产的大部分一股脑儿抛掉，在现在的这个武藏野的一角，新购了一座分别有八张、六张、四张半、三张铺席大小的富有文化气息的住宅。而自己就在亲戚的介绍下，在三鹰町的衙门做起了工作。幸好没有遇到灾难，两个孩子养得胖乎乎的，老母亲和妻子相处得也融洽。他日出而起，在井边洗把脸，神清气爽，不禁朝着太阳击掌礼拜。只要想起老母亲和妻子的笑颜，采购回来的六贯红薯也不觉得重了。干地里的活儿、汲水、劈柴、朗读小人书、给孩子当马骑、和孩子一起玩积木、教孩子学走路，虽然过得朴素，但家庭春意常驻。宽广的院子，虽然都开垦成了田地，这家主人和只会让人扫兴的实利主义者不同，他让田地四周的草木一年四季开放出优雅的花朵，每当院子一角的鸡窝里的白来亨鸡产下鸡蛋的时候，家里就会充满欢笑声。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总之是个幸福的家庭。不久前，在同事们的强迫下无奈收下的两张彩票中，一张中了一千块的奖，因为生性沉着冷静，不慌不忙，既没告诉家里人也没告诉同事，而是在几天后的上班路上，到银行把它换成了现金。为了家庭的幸福，不仅不小气，而且大方得不惜花掉重金。就拿家里的收音机来说吧，破损得连收音机店的人看了都说“无法修缮”，这两三年就成了茶柜上的装饰品，想到老母亲和妻子对这个废品时常发牢骚，从银行出来就径直去了收音机店，毫不犹豫地随意买了台新的，并告知家庭地址，让他们送来，然后带着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去官署上班。 可是，我心里依然很高兴，别说老母亲和妻子又惊又喜，长女自从懂事以后，当听到自己家的收音机第一次响起歌声的时候，她是多么兴奋、多么得意啊！还有儿子那眨巴着眼睛的不解的表情，一家的欢笑，这些我都记忆犹新。正当这时候，自己回到家，开始说出“彩票”的秘密之后，又是一阵欢笑。啊，回家时间快点到来吧，我要沐浴和平家庭的阳光。可今天一天偏偏很漫长。 太好了，回家时间终于到了。他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文件材料。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非常寒酸的女人手拿一份分娩报告书，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的窗口。 “请您受理。” “今天已经不行了。” 津岛脸上露出往日那种“让人忘却辛苦的”微笑回答着，一边收拾干净桌上的东西，然后拿着空饭盒站了起来。 “请您受理。” “你看看表，都几点了。” 津岛兴致很高地说着，把分娩报告书从窗口退了回来。 “拜托您了。” “明天再来，好吧？明天。” 津岛的语气很和气。 “必须今天做完，否则我很为难。” 此时津岛已经从眼前消失了。 ……有关那位寒酸女人的分娩悲剧，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吧。至于那个女人为何去死，我（太宰）也不清楚。反正那女人深夜跳进了玉川上水，这消息登在了报纸首都版的一个小角落里。身份不明。津岛没有任何罪过，在该回家的时间回了家。津岛根本不记得那个女人的事了，就这样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为家庭的幸福鞠躬尽瘁。 我在病中彻夜难眠时想出的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情节的短篇小说，仔细想想，这个主人公津岛修治，好像没必要当官老爷，可以当银行职员或是医生什么的。可是，让我想起写这部小说的是那个官老爷的奸笑。那种奸笑源于什么呢？所谓“官僚的恶”的基地是什么呢？所谓“官僚主义”风气的风洞又在哪里呢？我顺藤摸瓜，撞在了可以称为家庭利己主义的这个阴郁的观念上，于是，我终于得出了以下可怕的结论： 所谓家庭的幸福乃是各种罪恶的本源。 樱桃 我面对着山，抬起了眼。——《诗篇》第一百二十一 我认为父母比孩子更重要。有些人为了孩子正经琢磨起古式道学家的事情，其实，往往父母比孩子更荏弱。至少在我家是这样，我从未有过等自己老了以后，求助于孩子，让孩子照顾自己等此类自私自利的用心。我这个做父母的，在家里总是讨好孩子。说是孩子，我家的孩子们都还颇为年幼，长女七岁，长男四岁，小女儿一岁，却已经有压倒父母之势了，而父母俨然像孩子们的男佣女仆一样。 夏天，一家人全部集中在三铺席的房间里，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吃晚饭，父亲拼命用毛巾揩拭着脸上的汗，独自念念有词地发着牢骚： “柳多留[1]里说吃饭淌大汗是很难堪卑俗的事情，可是这么多孩子吵吵闹闹，再文雅的父亲也会淌汗的。” 母亲让一岁的小女儿含着奶头，伺候父亲和长女、儿子吃饭，一会儿把孩子们吃撒的饭粒儿擦掉或是捡起，一会儿帮助孩子擤鼻涕，像是有三头六臂，忙得不可开交。 “爸爸鼻子最爱出汗了，总是不停地擦鼻子。” 于是，父亲苦笑着问： “那么你是哪儿呢？大腿内侧吗？” “好一个文雅的爸爸啊。” “不，不是很有医学根据吗？没什么文雅不文雅的。” “我嘛……” 母亲稍稍认真起来，说： “这个奶头和这个奶头之间是……泪之谷……” 泪之谷。 父亲沉默了，继续吃着饭。 在我的家庭里总少不了开玩笑。可能正因为“心里烦恼”的事多，所以“表面上要装得快活”。不，不光是在家里，我和人接触的时候，无论心里多么难受，身体无论多么痛苦，大多场合我都会拼命努力创造出快乐的气氛来。以至于和客人分别后，我疲惫得东倒西歪，于是就会想些金钱、道德、自杀的事情。不，不光是和人接触，即便写小说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我在伤心的时候，反而会努力创作出轻松愉快的故事。我自认为这是最好的服务，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轻蔑地说什么太宰治那个作家，最近很浮躁，光靠有趣的情节引诱读者，丝毫没有价值。 一个人为别人服务难道是坏事吗？装腔作势、不苟言笑难道是好事吗？ 总之，对于过分正经、以致令人扫兴、不爽的事儿，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在家里也不停地开玩笑，如履薄冰似的开玩笑，却和一些读者和评论家的想象背道而驰，我房间的铺席翻了新，桌子上也变整洁了，夫妻相敬相爱，别说丈夫打妻子的事没有，就连“滚出去”、“滚就滚”这样粗暴的争吵也从未有过，父母争相疼爱孩子，孩子们也快活地跟随着父母。 可是那只是表面上的。母亲袒露的胸是“泪之谷”，父亲夜里冒的虚汗也越来越厉害，夫妻虽然彼此知道对方有多痛苦，但极力不去触碰，父亲开玩笑的时候，母亲也跟着笑。 此时，当母亲说出“泪之谷”的时候，父亲沉默了，想开玩笑转个话题，然而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措辞，继续保持沉默。这样一来，内心就越发窘迫，最后连“行家”的父亲也终于满脸严肃地说： “雇个人吧，也只好这样了。” 父亲为了不伤害母亲的情绪，胆战心惊地嘟囔着，像是在自言自语。 三个孩子。父亲对家务事全然无能为力，连自己的被子也不收拾，只知道开些无聊的玩笑。配给啦、登记啦、这样的事也不知道，像是住酒店的客人，只管享受服务。有时候带着便当去工作室，一走就是一个星期也不归家。虽然口口声声工作工作，可是一天最多写上两三张稿纸。再就是酒，喝多了的时候，面容急剧憔悴，昏睡不起。并且还在外面到处结交年轻的女朋友。 再说孩子吧，……七岁的长女和今年春天刚出生的二女儿体质稍稍容易患感冒，但仍属正常。可是，四岁的长男骨瘦如柴，还不会站立，也不会说一个词儿，只会发出“啊、哒”的声音来，更听不懂人家说的什么，在地上爬来爬去，大小便时也不会说。尽管这样，倒是很能吃饭，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很瘦小，头发也稀，身个儿一点儿也不见长。 父母尽量回避深谈这个长男的事，如果两人之间即便说出一个“白痴”或是“哑巴”之类的词，并且互相加以肯定的话，那将是一件极悲惨的事。母亲有时候紧紧抱着这孩子，父亲则经常发作性地想抱着这孩子一起投河自尽。 “哑巴次子遭斩杀。×日正午许×区×町×番地×商，某某（五十三岁）于自宅六铺席的房间以劈刀袭击其次子某某（十八岁）头部，将其杀害，并以剪刀刺穿自己喉管，未死。送至附近医院治疗，情况危笃。该家族最近收养二女某某（二十二岁）女婿做养子，此乃出于为哑巴且弱智的次子所苦而疼爱女儿的缘故吧？” 这则报纸的信息，又让我喝起了闷酒。 唉！要是这孩子单单是发育晚了些该有多好！或是猛长个儿，就好像在愤恨和嘲笑父母的担心该有多好！父母亲没有告诉亲戚朋友及其他任何人，只是默默在心里惦记着，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照旧嘻嘻哈哈逗着儿子发笑。 母亲拼出性命过日子，父亲也在努力工作。原本不是多产的小说家，是个极端的胆小鬼，被揪到公众面前，张惶失措地写着小说。写不下去了，就求救于酒。他把这种酒叫作“自暴自弃酒”，是在不能伸张自己的想法而感到焦虑、悔恨时喝的酒。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明确发表自己主张的人是不会喝闷酒的。（女人很少喝酒，就是这个原因。） 我在辩论中从来没有赢过，必定会输。总是被对方坚强的确信、惊人的自我肯定所压倒。于是，我开始沉默了。但是越想越觉得是对方的为所欲为，断定并非只是自己不好。尽管如此，既然已经输了，还执意要重新开战，未免有些不太正大光明，加之对于我，争吵和打群架一样，不满和憎恨永远无法消失，于是尽管因愤怒而颤抖，我还是时而笑着，时而沉默着，左思右想了很多很多以后，又喝起闷酒来。 我就直说吧，拐弯抹角写了很多，其实这部小说就是夫妻吵架的小说。 “泪之谷。” 这就是导火索。这对夫妻前面已经提到，别说蛮横的举止，就连脏话也没互相骂过，是一对颇老实的夫妻。然而正因为这一点，有时就会害怕一触即发。双方都不说话，就像是要找出对方作恶的证据。摸出一张牌看一下，盖上，再摸出一张，看一下，又盖上，冷不防有一天突然说“和”了，就将所有的牌亮在你的眼前。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加深了夫妻之间的疏离感。妻子姑且不论，丈夫是个越拍打越落灰的男人。 “泪之谷。” 听到这里丈夫心里不自在了，可是又怕引起争吵，所以就沉默不语了。你可能是心里委屈才这么挖苦我，可哭泣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啊，我也想着孩子呢，这一点不比你差。我觉得自己的家庭很重要，孩子半夜稍稍咳嗽一声我就会醒来，担心得要命。我应该让你们搬进更舒适一点的家，让你和孩子们高兴，可是，我怎么也照顾不到这一点。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并非残暴的恶魔，没有那种对妻子见死不救的胆量，我也不是不知道配给和登记的事，是没有工夫知道这些。……父亲在心里嘀咕着，终于没有勇气说出来。并且要是说出来遭到母亲反击，说不定会无言以对，于是就自言自语般地仅道出了一点主张： “雇个人吧。” 母亲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对说出的话，总抱着冷彻的自信。（不仅母亲，女人大体都这样。） “可是哪儿会有人肯来呀？” “找找看，一定能找到。不是没有人来，就怕人家待不住。” “你是说我不会使唤人，是吗？” “你又说到哪儿去了……” 父亲又沉默了。心里确实这样想，但还是不开口。 啊，若能雇上一个人就好了。母亲背着最小的孩子，有事出门的时候，父亲就得照顾其余的两个孩子。并且，每天准有十来个客人上家里来。 “我想去工作室。” “现在吗？” “是，有东西今晚无论如何得写完。” 这不是谎言，但同时也想从家里阴郁的气氛中逃脱出来。 “今晚，我想上妹妹那儿去。” 我也知道小姨子病危，可是，妻子要是去探望，我就得看孩子。 “所以我说雇个人……” 刚说出口，我便止住了。对于妻子家里的人，即使稍稍介入，也会将两人的心情弄得复杂起来。 活着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到处缠着锁链，稍微一动，就会血如泉涌。 我默默地站起身，从六铺席房间的抽屉里，取出装有稿费的信封，塞进袖兜，然后把稿纸和辞典包在黑包袱里，像是失去了重量，轻飘飘地来到了外面。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工作，满脑子想的都是自杀的事。就这样径直走向酒馆。 “欢迎光临。” “喝上一杯吧，今天又穿得这么花里胡哨的……” “不难看吧？我想到是你喜欢的那种条纹。” “今天和老婆吵架，心里憋得慌，喝吧。今晚就住这儿了，坚决住这儿了。” 我想说父母比孩子重要，因为父母比孩子更脆弱。 樱桃上了桌。 在我家，不给孩子吃什么山珍海味，孩子可能连樱桃什么的都没见过。给他们吃，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是父亲带回家的，当然高兴了。将枝蔓用线穿起来，挂在脖子上，樱桃看上去宛如珊瑚项链一般好看。 可是父亲颇乏味地吃着盛在大盘子里的樱桃，吃了一个吐出核儿，又吃了一个，又吐出核儿，一边在心里虚妄地嘟囔着：父母比孩子更重要。 [1]　“诽风柳多留”的略称，江户中期至后期每年发行的川柳选集。与俳句一样，按照5、7、5的顺序排列，由17个音节组成。以口语为主，不受季语、终助词等限制，形式较为自由，多用于表达心情或讽刺时政等。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