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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的钥匙
作者：塔季雅娜·德·罗斯奈
内容简介
《莎拉的钥匙》是法国超级畅销书作家塔季雅娜在同时期击败《偷书贼》《刺猬的优雅》的千万级畅销书。1942年，巴黎。七月的一个深夜，十岁女孩莎拉一家突遭警察的紧急搜捕。为保护弟弟，莎拉把他锁在壁橱里，握着钥匙对他说：我保证，等下就会回来找你的。 2002年，巴黎。45岁记者茱莉娅受命调查60年前的一场搜捕，意外地发现了莎拉的故事，以及她与自己丈夫家族的联系一桩被守了60年的秘密。 寻找莎拉成了茱莉娅的神圣任务，驱散了笼罩她生命的哀愁。莎拉的故事、苦难与她一路同行，最终彻底改变了她及身边的人。
前言
书中角色皆为虚构，但所述事件绝非杜撰，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在巴黎中心地带发生的那起著名的“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
我无意将此书写成历史著作，而是为了向那些在拘捕事件中再也回不来的孩子以及那些活下来向世人讲述一切的孩子聊表心意。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黎
女孩是最先听到有人在猛烈地砸门的，她的房间就在公寓的门边。女孩睡眼惺忪地醒来，以为是躲在地窖里的爸爸到了楼上，起初因为没带钥匙，所以轻轻地敲门，结果无人应答，便逐渐失去了耐心，而拍打起门来。但随即传来的一连串粗暴的声响，划过这个寂静的夜晚，让女孩意识到门外绝不可能是爸爸。“警察！开门！快点！”
砸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更剧烈，在女孩的骨髓中激起一阵阵战栗。她弟弟就睡在床边，女孩一脸惊恐。“警察！开门！快开门！”几点了？她透过窗帘向外看去，外面仍是一片漆黑。
女孩很害怕。她忽然想起不久前她偷听到的一次父母的谈话，那时夜已深沉，她的父母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她蹑手蹑脚地靠近门，通过门的缝隙偷偷向里看。她能听到爸爸焦虑的声音，能看到妈妈忧愁的面容。他们在用母语交谈。女孩的母语说得没有他们那么流利，但大致可以听懂。爸爸悄声说，他们往后的日子恐怕会很艰难，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勇敢面对。他提及了一些女孩从未听过的词汇，诸如“集中营”“搜捕，大规模搜捕”“凌晨的逮捕”等，女孩有些好奇，不知道这些词汇是什么意思。她父亲接着低声说，只有男人才面临危险，女人和孩子们暂时安全。所以后来，他每晚都躲在地窖里。
第二天早上，爸爸向女孩解释他得在楼下睡一段时间，这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一直要持续到“情况安定下来”。“什么‘情况’？”女孩想，“什么算‘安全’？什么时候才又算‘安全’？”她很想问问“集中营”和“搜捕”是什么意思，但又怕间接承认了她偷听父母的谈话，便不敢再问了。
“开门！警察！”
“警察已经发现地窖里的爸爸了吗？”女孩问自己，“所以他们才会来这里。他们会把爸爸带到他曾在午夜提及的地方吗？那座远在千里之外的‘集中营’？”
女孩光着脚，飞快地跑到走廊尽头的妈妈的卧室里。她刚把手放到妈妈的肩膀上，妈妈就醒了。
“是警察，妈妈。”女孩悄声说，“他们在砸门。”
女孩的妈妈迅速从被子里起来，撩开眼前的发丝。女孩觉得此刻妈妈疲惫又苍老，完全不像是个只有三十岁的女人。
“他们会把爸爸带走吗？”女孩抓着妈妈的手问，“他们是冲着他来的吗？”
妈妈没有回答。门外走廊上的声响更大了。妈妈迅速披上睡袍，牵着女孩的手走向门口。妈妈的手心就跟孩子的手心一样，温热而潮湿。
“什么事？”妈妈怯生生地问，但并没有打开门。
外面是个男人的声音，叫出了妈妈的名字。
“是的，先生，我就是。”妈妈说，她的声音坚定有力。
“开门，快点！我们是警察！”
妈妈用手护着喉咙，女孩察觉到妈妈的脸很苍白，全身僵硬，难以动弹。妈妈的脸上浮现出女孩从未见过的惊恐。
门外的人又动手拍打起门来。妈妈颤抖着手笨拙地打开了门。女孩忽然向后退缩，她以为会看到穿着灰绿色制服的德国人。
门外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警察，披着深蓝色的及膝披肩，戴着一顶圆形的警帽；另一个套着米黄色的雨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他又一次说出了妈妈的名字，也说出了爸爸的名字。他操着一口纯正的法语，所以我们是安全的。女孩想。既然他们是法国人而非德国人，我们就不会有危险；既然他们是法国人，就不会伤害我们。
妈妈把女孩拉近了一些。她可以隔着睡袍感受到妈妈的心跳，她真想一把推开妈妈，让妈妈昂首挺胸地与那些男人对视。她不想妈妈这样畏畏缩缩、瑟瑟发抖，不想让妈妈的心跳快得像一只受惊的动物。她想让妈妈勇敢起来。
“我的丈夫……不在这里。”妈妈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穿着米黄色雨衣的男人一脚跨进了公寓。
“快点，女士，你只有十分钟了。把你的衣物打点好，够几天穿的就行。”
妈妈一动不动，盯着那个警察，而他只是站在门廊上，背靠着门，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妈妈伸手去拉他深蓝色的袖子。
“先生，求求你——”妈妈开口说。
警察转过身去，甩开妈妈的手。他的眼神坚硬而又冷漠。
“你听到了！你得跟我们一起走，你的女儿也一样。照做就是了。”
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
和往常一样，伯特兰又迟到了，我很想装作不在乎，但对此仍旧耿耿于怀。佐伊懒洋洋地背靠着墙，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她长得太像她爸爸了，以往想到这一点，我的嘴角都会泛起笑意，但今天，我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我仰起头，看向那栋高耸的古老建筑——伯特兰的祖母玛玫的故居所在的公寓大楼，而我们即将搬进那里。我们即将离开蒙帕纳斯那宽阔的大街，告别那里喧嚣的交通、在附近三家医院进出的救护车此起彼伏的鸣笛以及四处林立的餐厅和咖啡馆，搬进这套位于塞纳河右岸一条狭窄宁谧的街道上的公寓。
我对玛蕾区并不熟悉，却也沉醉于这里古老而陈旧的景致。至于我到底想不想搬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伯特兰也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其实我们也没花多少时间商讨此事，他只是依照自己一贯的品位和热情，一股脑儿地投入整个搬家事宜当中，而我不过是个局外人罢了。
“他来了。”佐伊说，“只迟到了半个小时。”
我们看见伯特兰迈着他那特有的趾高气扬的步伐出现在街角。这个法国男人身材颀长，古铜色皮肤，魅力四射。他又在讲电话了，身后跟着他的生意合伙人安东尼。安东尼脸颊绯红，满是胡须。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亚凯街上，在玛德莲大教堂的后面。我们结婚之前，伯特兰一直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五年前，他才和安东尼开始创业。
伯特兰朝我们挥了挥手，又指了指电话。他把眉头一皱，神色变得阴沉。
“看来他并不想撂对方的电话，”佐伊嘲弄地说，“显而易见嘛。”
佐伊不过十一岁而已，但她有时候就像个青少年。首先是她的身高（一听到这个，她就会气急败坏地补充一句：还有我的一双大脚）就高于所有同龄的女孩，还有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早熟也让我吃惊。每当我看到她用那双淡褐色的瞳孔凝眸审视、扬起下巴的时候，都觉得她就像个小大人。她从小就沉着稳重，这性格对于她的年龄来说太成熟了。
安东尼过来和我们打招呼，而伯特兰仍在讲电话，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到。他双手挥舞着，表情阴晴不定，还时不时地转头盯着我们，像是要看看我们是否都在听他讲话。
“他和另一个建筑师起争执了。”安东尼浅笑着解释。
“竞争对手吗？”佐伊问。
“是的，竞争对手。”安东尼回答说。
佐伊叹了口气：“就是说，我们得在这儿等大半天啰？”
我突然想到个主意：“安东尼，你不会刚好有泰泽克夫人公寓的钥匙吧？”
“我还真有，茱莉娅。”安东尼笑容灿烂地说。他总是用英文来回应我的法文，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借此表达友善，但我总觉得有些别扭。哪怕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法文还不算好。
安东尼献宝似的掏出钥匙，我们三个打算先行一步。佐伊灵巧地在大门上按下密码，我们穿过绿意盎然的庭院，来到了电梯口。
“我讨厌坐电梯。”佐伊说，“爸爸应该重修一下。”
“甜心，他只是要重修你曾祖母的公寓，”我说，“而不是整栋大楼。”
“好吧，那他也应该重修一下整栋大楼。”佐伊说。
在等电梯的时候，我的手机响起了达斯·维达(1)的出场音乐。我扫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约书亚，我的老板。
我接起电话：“什么事？”
约书亚说话像往常一样直奔主题：“三点前回来。七月刊就要定方案了。就这样。”
“哎哟。”我冒冒失失地叫出声来。挂断电话前，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残留的窃笑。约书亚好像挺喜欢我说“哎哟”的，也许这让他回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安东尼似乎也被我的老式美语给逗乐了。我在想，他会不会把这些词语收集起来再用法国腔念一遍，那会是什么滋味？
这是一座标准的巴黎式小电梯，配有手拉式的铁栅栏，内侧的双层木门可能随时会迎面撞过来。我夹在佐伊和安东尼的中间，狭窄的空间里弥漫着安东尼身上古龙香水的气息。电梯上升时，我偶然瞥到了镜子中自己的脸，看上去，我就和这个吱呀作响的电梯一般老，布满了岁月侵蚀的痕迹。那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年轻女孩去哪里了？此刻，镜子中同样也盯着我的女人已然年过四十五，即将跌进五十岁的人生低潮，褶皱爬上了她的脸颊，更年期正迫在眉睫。
“我也讨厌这座电梯。”我没好气地说。
佐伊笑了，捏了捏我的脸颊：“妈妈，就算是格温妮斯·帕特洛(2)也会被这面镜子照得像个鬼。”
我笑了，这就是典型的佐伊式的评论。
妈妈啜泣起来，接着放声大哭。女孩惊恐地盯着妈妈，泪水从她苍白褶皱的脸上滑落。在她十年的生命中，她还从未见妈妈哭泣过。她想让妈妈别再哭了，在这两个陌生男人面前看到妈妈落泪实在是太羞愧了。可那两个男人对妈妈的眼泪毫无表示，只是叫她快一点儿，没有时间浪费了。
卧室中，小男孩仍在沉睡。
“但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妈妈恳求着，“我的女儿是法国人，她出生在巴黎，为什么你们也要把她带走？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
男人们默不作声，他们逼向妈妈，恐吓着妈妈，妈妈吓得脸色煞白。妈妈走进自己的卧室，瘫倒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对着女孩。妈妈的声音宛若游丝，脸上如同戴着一副木然的面具。
“去把你弟弟叫起来，你们俩都穿好衣服，再给你和他带上几件。快点，快点！就现在！”
女孩的弟弟噤若寒蝉地通过门缝看着两个男人，也看着一身凌乱的妈妈啜泣着打点行李。他用尽了他四岁的男孩身体里的所有力量，任女孩如何连哄带骗，他也岿然不动。他什么也不听，一动不动，小小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
女孩脱掉睡衣，抓起一件棉质衬衫和裙子，把两只脚塞进鞋子里。她的弟弟一直盯着她，他们俩都能听到从妈妈卧室传来的抽噎。
“我要去我们的秘密基地。”他悄悄地说。
“不行！”她劝他，“你得跟我们在一起，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
她一把抓住他，但他身体一扭挣脱开来，滚进那间隐藏在他们卧室墙壁表面又长又深的壁橱里。他们俩常在这里玩躲猫猫，两人躲进来，再把门关上，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小天地。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藏在这里，但都假装毫不知情，他们故意扯着嗓子叫着他们的名字：“小毛头们都跑到哪里去啦？真奇怪，他们一分钟前还在这里呢！”姐弟俩便捧腹大笑，乐不可支。
壁橱里有一把手电筒、几张垫子、一些玩具、几本书，还有一瓶水，妈妈每天都会倒满。她弟弟还不识字，所以女孩就给他大声地念《可爱的小机灵鬼》(3)。他很喜欢听这个孤儿查尔斯的故事，为了报复刻薄的麦克米夫人，查尔斯不停地捉弄麦克米夫人。她一遍一遍地给他念这部小说。
女孩可以看到她弟弟小小的脸庞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他正抱着心爱的泰迪熊玩偶，恐惧已经烟消云散了。也许他在这儿是安全的，他有水，也有手电筒，还能翻一翻塞居尔夫人的书里他最喜欢的《查尔斯的华丽复仇》这一章的图画。也许她应该把他留在这里一会儿，那两个男人不会发现他的。等她和妈妈被允许回来后，她就能来接他了。至于仍旧躲在地窖里的爸爸，要是他上来的话，他也能知道男孩藏在哪儿。
“你在那里怕吗？”她轻轻地说。男人在外面催她们了。
“不怕。”他说，“我不怕。你把我锁起来吧，他们找不到我的。”
她在那张苍白的小脸前关上橱门并锁好，然后把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里。锁孔外面安装了一个像是点灯开关的滑盖，光是从外面看，外人是看不出里面还暗藏了一个橱柜的。没错，他在那里一定很安全，她保证。
女孩轻轻念着男孩的名字，将手掌贴在橱门上。
“我保证，等一下我就会回来找你的。”
我们来到公寓里，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却什么也没找到。安东尼打开几扇百叶窗，阳光便照射进来。房间里空荡荡的，遍布尘埃，也没有任何家具。金色的阳光穿过狭长而肮脏的窗口，斜斜地洒在褐色的地板上。
我盯着空无一物的书柜，还有墙上落下的深色的矩形印记，那里之前曾挂着精美的画作。我还记得，冬日里大理石壁炉中的火焰在燃烧，玛玫伸着她小巧玲珑的玉指迎着火光取暖。
我走到床边，低头看向那宁静葱绿的庭院。我庆幸玛玫在离开之前没有目睹这套空落落的公寓，不然，她会像此刻的我一样难过。
“还能闻到玛玫的味道，”佐伊说，“一千零一夜(4)的香味。”
“还有那只调皮捣蛋的咪咪的味道。”我抽了抽鼻子。咪咪是玛玫养的最后一只宠物暹罗猫。
安东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是只猫。”这回我换成英文解释。我当然知道法语中的“猫”应该怎么说，但这个词同时也有女性私处的意思。我不想因为这个语义暧昧的字眼让安东尼哄堂大笑。
安东尼开始用专业的眼光审视这个地方了。
“供电系统太老旧了，”他指着旧式的白瓷保险座说，“还有供暖系统。”
巨大的黑色暖气片上布满了灰尘，像只长满鳞片的爬虫。
“等你看了厨房和卫生间再说吧。”我说。
“脚架式的浴缸。”佐伊说，“我很怀念它们。”
安东尼检查着墙壁，敲了敲。
“我猜，你和伯特兰想要彻底整修这套公寓吧？”他看着我问。
我耸了耸肩：“我真的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搬到这里是他的主意，我倒没有那么热衷，只是想搬到一个更加实际的住处……比如一间新房。”
安东尼笑了：“但是等我们整修完了，这就是一间新房。”
“也许吧，但对我来说，这里永远是玛玫的公寓。”
尽管玛玫九个月前就搬到疗养院去了，但这里处处都残留着她的痕迹，毕竟我丈夫的祖母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我仍记得十六年前我们的初次会面，记得墙上挂着的古老的精美壁画，记得大理石壁炉上展示着的银制边框的家庭照，记得那些设计简单却十分考究的家具，记得书架上摆放着的汗牛充栋的藏书，还有披着红色奢华法兰绒的三角钢琴。卧室里阳光充沛，窗外是宁谧的庭院，对面的墙上爬满了浓密的常春藤。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看到玛玫的，我向她笨拙地伸出手：那时，我还不能自如地应对我妹妹夏拉所说的“法式亲吻”——哪怕是第一次见到一位法国女人，你也不能冒昧地与她握手，你应该在她的两颊上各亲吻一下。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
穿米黄色雨衣的男人又核对了一下名单。
“等一下，”他说，“还有个孩子不见了，一个男孩。”
他念出了男孩的名字。
女孩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妈妈盯向女孩，趁男人没注意，女孩将手指放在唇上。
“那个男孩在哪里？”男人质问道。
“我弟弟不在这里，先生。”她用一口标准的法语说，“这个月初他就离开了，跟几个朋友去了乡下。”
穿雨衣的男人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接着飞快地朝警察扬了扬下巴。
“进去搜一搜，快点！或许她的父亲也躲在里面。”
警察搜查着整个房间，笨手笨脚地打开门，检查了床底和壁橱。
当警察吵吵闹闹地搜查公寓时，另一个男人在房里来回踱步。当穿雨衣的男人背对着她们母女时，女孩向着妈妈迅速地露了一下钥匙，用唇语无声地说：“等一下爸爸就会上来，爸爸会把他弄出来的。”妈妈点点头，仿佛在说：“好的，我知道他在哪里了。”随后她又皱起眉，用手指比画着钥匙的模样：“你把钥匙放在哪儿爸爸才能知道？”男人忽然转过身来盯着她们，妈妈吓得浑身僵硬，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他盯着她们看了一会儿，接着忽然关上窗户。
“请别关上，”妈妈说，“屋里很热。”
男人微微一笑。女孩想，她从来没有看到比这更加丑陋的微笑了。
“我们要一直关着，夫人。”他说，“早晨的时候，一位女士从窗户把自己的孩子扔了出去，随后自己跳了下去。我们可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了。”
妈妈一言不发，呆在原地。女孩愤恨地盯着他，她恨他身上每一寸血肉，恨他泛红的脸、油亮的嘴，恨他目光中的冷酷无情，恨他站立的姿态。这男人叉开双腿，头上的毡帽向前斜着，背后背着肥硕的双手。
她恨透了这个男人，这份恨意在她生命中还不曾出现过，比起学校里那个令人讨厌的丹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男孩在学校里常常对她出言不逊，对她父母的口音指手画脚。
她听见警察还在笨手笨脚地搜查着。他找不到弟弟的，壁橱隐藏得太巧妙了，男孩会很安全的。他们永远找不到他，永远。
警察回来了，耸了耸肩，摇了摇头：“里面没人。”
穿着雨衣的男人把妈妈朝门一推，问她要公寓的钥匙，她一言不发地递给他。他们一行人向楼下走去，妈妈手上提着塞满衣物的袋子，步履缓慢。女孩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很多个念头：我怎么把钥匙给爸爸？我把钥匙放在哪儿？交给门房吗？这个点儿她醒了吗？
说也奇怪，门房居然是醒着的，站在门后等着他们，女孩察觉到她脸上泛着幸灾乐祸的古怪表情。她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他们，女孩想，为什么她不看妈妈，不看女孩自己，只是看着男人，就像她根本不想看见她们母女，她们如同隐形人一般。妈妈对这个女人一直很友善，偶尔还会耐心地帮助照看她的婴儿小苏珊娜。每当小苏珊娜肚子痛的时候，妈妈就给她哼家乡小曲，一遍又一遍，婴儿很喜欢，听着听着便会甜甜地睡去。
“你知道这家的父亲和儿子去哪里了吗？”警察一边问，一边把公寓的钥匙给了她。
门房耸了耸肩，她仍旧不去看她们母女。她把钥匙匆忙地放进口袋，女孩不喜欢她这么贪婪的举动。
“不知道。”她对警察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的丈夫了，可能他和儿子都藏起来了。你们可以去地窖或者楼顶的用人房里面看看。我可以带你们去。”
屋子里的婴儿开始呜咽起来，门房回头看着她。
“没时间了。”穿着雨衣的男人说，“我们得走了。不行的话我们再回来搜查。”
门房转身把哭泣的婴儿抱在怀里。她说她知道隔壁大楼里还有几户人家。她冷冰冰地念出他们的名字，仿佛在说什么不堪入耳的脏话一般，女孩心里想。
伯特兰终于挂断了电话，把注意力转向我，给了我一个魅惑的微笑。我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如此充满吸引力的男人？这个问题我无数次地想过。我初次见到他是在多年以前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高雪维尔滑雪场，那时他身材颀长，像个大男孩。现在他四十七岁了，仿佛是瓶越陈越醇的美酒，他比以前更强壮，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法国优雅男人。而我那些青春时光呢，却遗失在了故乡的查尔斯河和法国的塞纳河之间的某处。步入中年以后，我便已然凋零。如果说初生的华发和皱纹增添了伯特兰的魅力，对我而言却只意味着枯萎的容颜。
“怎么样？”他说。他用漫不经心、充满占有欲的手掌贴住了我的臀部，丝毫不在乎他的合伙人和我们女儿的目光。“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错？”
“很棒。”佐伊说，“安东尼刚才告诉我们需要彻底整修，也就是说我们起码要等上一年才能搬进来。”
伯特兰笑了，这笑声像是狼嚎和萨克斯风的混合，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这就是我丈夫的“症结”所在了：浑身都毫无保留地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总是想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他的父母爱德华和科莱特那里吗？他们学识渊博，教养有方，但也称不上多么迷人。是从他姐姐塞西尔和洛尔那里吗？她们举止文雅，从不失态，但也只会在非笑不可的场合才会展露笑靥。我猜他肯定是从玛玫那儿学来的，叛逆而又从不服输的玛玫。
“安东尼太悲观啦。”伯特兰笑着说，“我们很快就能搬进来。工程虽然浩大，但我们会安排最好的人手。”
我们跟在他身后，踩着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到了对着另一条街道的卧室。
“这面墙得拆掉。”伯特兰说，安东尼也附和着点头，“我们得把厨房安置得近一点，不然我们的嘉蒙德小姐会觉得这里‘不切实际’。”
他用英文说出“不切实际”这个词，调皮地眨着眼睛看着我，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引号。
“这套公寓真大！”安东尼说，“太奢华了！”
“现在是这样。不过以前，在我祖父母的那个年代这套很小，非常简陋。”伯特兰说，“我祖父一直到六十岁才发了财，然后他把隔壁的公寓买下，把两个公寓打通。”
“这么说，祖父从小就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吗？”佐伊说。
“是的。”伯特兰说，“就是这么一块小地方。另外那头是他父母的房间，他睡在这里。这里当时真的很小。”
安东尼若有所思地敲着墙壁。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伯特兰笑了，“你想把两个房间打通，对吧？”
“没错！”安东尼承认了。
“不算坏主意，但需要好好研究，这面墙不好处理，我等会儿让你看看。壁板很厚，里面还埋有线管，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瞟了一眼手表，两点半了。
“我得走了。”我说，“我和约书亚约好了。”
“那佐伊怎么办？”伯特兰问。
佐伊翻了个白眼：“我可以……坐公交车回蒙帕纳斯。”
“你不去学校了？”伯特兰问。
佐伊又翻了个白眼：“爸爸！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不上课的，你忘啦？”
伯特兰挠了挠头：“我那时候是……”
“你那时候是星期二，星期二不上课。”佐伊接着说。
“法国的教育体制太荒唐了，”我叹了口气，“星期六早上居然还要上课！”
安东尼也赞同我。他儿子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星期六早上不用上课。但伯特兰就跟他父母一样，对法国的公立学校怀有根深蒂固的信心。我本来打算让佐伊去双语学校的，在巴黎有几所这样的学校，所以她现在就读的学校是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蒙田公立中学。但是，泰泽克一家总是忘记佐伊的母亲是个美国人。幸好佐伊的英文很流利，我几乎不用法文与她交流，她还常常去波士顿探望我的父母。很多个夏天，她都与我的妹妹夏拉一家在长岛度过。
伯特兰转向我，眼眸里闪烁着让我不安的光芒，这表示接下来他要说要么风趣要么刻薄要么兼而有之的话。安东尼专心致志地打量着自己新式皮革乐福鞋上的流苏，显然他也明白这个眼神的含义。
“哦，是啊！我们当然知道嘉蒙德小姐对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永无休止的罢工、我们漫长的假期、我们的邮政服务、我们的电视节目、我们的政治、我们街道上的狗屎抱有看法。”伯特兰说着，向我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我们听了无数次了，不是吗？我真想去美国住啊，美国的什么都是干净的，每个人都会在美国的街道上捡狗屎！”
“爸爸，别说了！你太粗鲁了！”佐伊牵着我的手说。
女孩看见穿着睡衣的邻居从窗户探出身来。他是一位教授小提琴的音乐教师，为人和善。女孩很喜欢听他拉奏小提琴，他也常常在庭院的另一头为她和她弟弟拉奏古老的法国音乐，诸如《在亚维农的桥上》《梦之浮桥》。他也会拉奏来自她父母家乡的小调，惹得他们两人翩翩起舞，妈妈的拖鞋滑落到地板上，爸爸则领着妈妈旋转，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直到他们晕头转向了才停下来。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去？”他叫道。
他的声音掠过庭院，盖过了婴儿的哭喊声。穿雨衣的男人没有理他。
“你们不能这么做！”邻居喊道，“她们都是真诚善良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做！”
随着他叫喊声的扩散，一扇扇百叶窗打开了，窗帘后浮现出一张张脸庞。
但是女孩察觉到，他们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们只是冷眼旁观着。
抽泣着的妈妈停下了脚步，背脊颤抖个不停。男人推搡着妈妈。
邻居们沉默地观望着，就连那个音乐教师也沉默着。
忽然，妈妈转过身来，声嘶力竭地喊着爸爸的名字，喊了三次。
男人抓着妈妈的胳膊，野蛮地拉扯着她，手上行李和包袱掉了一地。女孩想阻止他，但他们把她推到了一边。
一个清瘦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上的衣服满是褶皱，脸上胡楂茂盛，红肿的双眼充满了疲倦。他朝着庭院走来，背脊挺得直直的。
等他走近了，他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他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浓重。
“把我和我的家人一块儿带走。”他说。
女孩向她爸爸伸出手。
她是安全的，她想。和妈妈在一起，和爸爸在一起，她是安全的。他们不会被带走多长时间。他们都是法国警察，并非德国人。他们不会伤害他们一家的。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公寓里的，妈妈会做一顿早餐，弟弟会从躲猫猫的壁橱里出来，爸爸会到街角的仓库继续当他的领班，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一切都会回到正轨的，很快。
此刻天刚蒙蒙亮，大楼外狭窄的街道上寂静无人。女孩转头看向他们的楼房，看向每扇窗户后的一张张沉默的脸庞，看向怀抱着小苏珊娜的门房。
音乐教师缓缓抬起手，向他们告别。
她也微笑着向他挥挥手。一切都会好转的，她会回来的，他们都会回来的。
但他看上去是那么悲痛欲绝，泪水从他脸上流淌下来。女孩不懂，为什么无言的眼泪会让他看上去如此无助和羞愧。
“粗鲁？你妈妈倒是很崇拜呢！”伯特兰眨着眼睛，还朝着安东尼窃笑，然后转向我，“是不是啊，我的爱人？是不是啊，亲爱的？”
他绕着卧室打转，手指敲打着《西城故事》(5)音乐的节拍。
在安东尼面前，我觉得自己又傻又蠢。吹毛求疵的法国人总爱批评美国人虚假偏见，伯特兰也爱这么取笑我，并且自得其乐。而我又为什么愣愣地站在那里供他取乐呢？过去某段时间，他的话听着还很有趣。在我们刚结婚的那几年，他的玩笑还算悦耳，都能让我们的美国和法国友人哄堂大笑。但也只是在那几年罢了。
我像往常一样淡然一笑，但今天的笑却很勉强。
“你最近看望过玛玫吗？”我问。
伯特兰正忙着测量一些东西：“你说什么？”
“玛玫。”我耐心地重复一遍，“我想她看到你会很高兴，你们可以谈一谈公寓的事。”
他的目光与我相遇了。
“最近没空，亲爱的。你去吗？”他露出恳求的眼神。
“伯特兰，我每周都去，你知道的。”
他松了口气。
“她是你的祖母。”我说。
“但她爱的是你，美国女孩。”他笑了，“我也是，宝贝。”
他走过来轻轻地吻我的唇。
美国女孩。
“所以你就是那个美国女孩。”多年以前，正是在这个房间里，玛玫用那双沉重的灰色瞳孔看着我说。美国女孩。那时，我穿着一身混搭风的衣服，脚上踩着帆布鞋，脸上挂着拘谨的微笑，让我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这位七十岁的法国女士挺拔的背脊、贵族式的鼻子、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以及锐利的眼眸都在宣示身上的精致。所以，初次会面我就喜欢上了玛玫，喜欢她不时让人惊诧的浅笑，喜欢她一本正经却又不失幽默。
即便如今，我也得坦承，比起伯特兰的父母我更加喜欢玛玫。哪怕我已经在巴黎生活了二十五年，哪怕我和他们的儿子结婚已有十五年，哪怕我生下了他们的孙女佐伊，伯特兰的父母仍旧让我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
下来的时候，我又一次站在了电梯里那面让我不悦的镜子面前。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忍受伯特兰的伤害太久太久了，而每一次，我都会回以一个淡然的耸肩。
但在今天，出于一些道不清的原因，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受够了。
女孩紧紧地跟着她的父母，沿着街道一直走下去。穿米黄色雨衣的男人不断地催促他们快点儿。他们要去哪儿？她不禁想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紧迫？他们按照指示进入一间大型车库。她认得这条路，他们家和爸爸工作的仓库离这里都不远。
车库里的工人们都弯着腰，脚下都是引擎，身上穿着的蓝色工作服沾满了油污，沉默地注视着他们，没有人说话。接着，女孩看到了一群人站在车库里，脚下是行李和篮子。她注意到大多数都是女人和孩子，有些她还认识，但他们都不敢乱动，也不敢打招呼。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一个个念着名字，爸爸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把手举了起来。
女孩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在学校里认识的男孩——里昂。他满脸的疲惫与惊恐。她朝他微笑，想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这样不会持续很久，很快他们就会被遣返。但里昂盯着她的样子就像她疯了一样。她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双颊涨得通红。也许她弄错了，她的心开始猛跳起来，也许事态的发展并不会如她所愿。她忽然觉得自己又傻又天真。
她的爸爸向她弯下腰来，没有剃胡须的下巴蹭得她耳朵痒痒的。爸爸唤着她的名字，问她弟弟在哪儿，她给爸爸看那把钥匙。“弟弟会在他的秘密橱柜里待得好好的，”她轻轻地说，觉得很自豪，“他在那儿很安全。”
爸爸瞪大了眼睛，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没事的，”她说，“他会好好的。橱柜很隐秘，有足够他呼吸的空气，有足够他喝的水，他还有手电筒。他没事儿的，爸爸。”
“你不懂，”爸爸说，“你不懂。”
女孩慌乱起来，她看到眼泪从爸爸的眼里滑落下来。她伸手给爸爸擦泪，她不忍看到爸爸哭泣。
“爸爸，”她说，“我们会回家的，对吗？等他们叫完我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回去的，对吗？”
爸爸擦干了眼泪，低头看着她，眼眸中充满了痛苦与悲伤，让女孩不忍与他对视。
“不，”他说，“我们回不去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
她如坠冰窖，一阵恐惧向她侵袭而来。忽然之间，她想起了她曾在午夜偷偷听到的父母的谈话，她从门后看到他们脸上的忧愁、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痛苦。
“什么意思啊，爸爸？我们要去哪儿？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告诉我，你告诉我呀！”女孩近乎呐喊地说出最后几个字。
爸爸只是低头注视着她，又一次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他的眼眶湿润了，睫毛上闪烁着泪花。他的手掌缓缓抚上女孩的后颈。
“勇敢一些，我的甜心。勇敢一些，拿出你最大的勇气。”
她哭不出来。恐惧像个怪兽一般的吸尘器，将她一口一口吞噬，吞没了她一切情感。
“但我答应过他我会回去的，爸爸！我答应过他！”
女孩看见爸爸的眼泪又滑落下来，爸爸沉溺在自己的恐惧与忧伤当中，听不到她在讲什么了。
他们一个一个被送出车库，街道上仍旧空荡荡，只有几辆巴士在路边停成一列。这种巴士很常见，车身漆着绿色和白色，尾部的台阶供乘客上下车。女孩曾和她的妈妈以及弟弟坐过这种车进城。
警察们命令他们上车，人们推来搡去的。她再次张望，但并没有看到那些身穿灰绿色制服的德国人。德国人粗暴、蛮横，说着含混不清的法语，只会叫女孩害怕。眼前的人都是警察，而且还是法国警察。
透过布满尘埃的车窗，女孩看见外面一个认识的警察，他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曾在女孩放学回家的途中护送她过马路。她敲了敲车窗，想吸引他的注意力。当他的目光与她相撞的刹那，他飞快地移开了。她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窘迫，是那种近乎恼怒的窘迫。当他们一个个被塞进车厢里时，一个男人提出了抗议，警察立马粗暴地推了他一把。一个警察叫嚣着，要是有人胆敢擅自离开，他就立马开枪，格杀勿论。
女孩无精打采地看着大楼和树木渐次后退。她的脑海中全是被遗留在家中的弟弟，他还躲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一直在想他，也只能想他。跨过大桥，她看到了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他们要去哪儿？爸爸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恐惧笼罩了全车的人。
一声雷鸣划过了天际，吓坏了所有人。大雨倾盆而下，雨势大得连车也不得不停下来。女孩听见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骤雨很快就停了，巴士重新起程，车轮轧过闪闪发亮的鹅卵石路面。太阳出来了。
车停了，人们走了下来，手上要么提着行李，要么抱着哭泣的婴儿。女孩不认得这条路，她从没来过这里。道路的一头竖立着地铁标志。
他们被带到一座浅色的宏伟建筑里，墙上写着巨大的黑字，但女孩看不懂。她看见整条街上乌泱泱的都是如他们一般的家庭，警察吆喝着其他几辆巴士的人下车。他们仍旧是法国警察。
她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被推进一个大型的室内运动场，场内和观众席的铁座椅上早已挤满了人。得有多少人呢？女孩不知道，起码有上百吧，但警察还在不断地命令其他人进来。女孩抬起头，阳光正穿过巨大的圆形蓝色天窗无情地照射进来。
爸爸给全家人找了个座位，让他们坐下来。女孩看着人潮仍旧在不断地涌进来，场馆里越来越拥挤了，周围越来越嘈杂了，人群的低语混杂着孩子们的哭泣和女人们的呜咽。烈日高升，燥热难耐，体育馆里更加拥堵了，人们摩肩接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爸爸，”女孩问，“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不知道，我的甜心。”
“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
她伸出手，按着缝在衬衫胸前的黄色星星。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她说，“每个人都有这个。”
她的爸爸苦笑中带着一丝哀戚。
“是的。”他说，“因为这个。”
“这不公平，爸爸！”女孩皱着眉头，嘶哑地说，“这不公平！”
他拥抱了她，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
“是的，我亲爱的女儿，你是对的，这不公平。”
她依偎着爸爸，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缝在夹克上的黄色星星。
约莫一个月前，妈妈在他们所有的衣服上都缝上了黄色的星星，除了她弟弟的衣服，其他人的衣服上都烙印上了这个标记。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上都加注了“犹太人”几个字。忽然之间，他们丧失了很多之前拥有的权利，他们不能进公园玩，不能骑自行车，电影院、剧院、餐厅、游泳馆统统成了雷池禁地，更别提在图书馆里借书了。
她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这样的标志牌：“禁止犹太人进入”。不过她爸爸工作的工厂门口却写着大大的“犹太人经营”几个字。妈妈必须在四点过后才能上街采购，但是根据政府的限额配给，那个时候商店早就抢购一空了。要是他们想搭乘地铁，只能上最后一节车厢，而且必须在宵禁前回家，直到早晨才能出门。还有什么是他们能做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她想。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呢？她忽然发现，并没有人可以告诉她答案。
约书亚已经在会议室了，啜饮着他迷恋的淡咖啡。我慌慌张张地进去，在摄影总监班贝尔和专栏编辑亚历山德拉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从这里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繁华的马尔伯夫街，这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并不喜欢这一带，巴黎的这个地区一年四季不论何时都是车水马龙，而又流于俗丽。然而，夹杂在人潮如织的观光客之间，踩着宽阔却又满是灰尘的人行道来这里上班，却又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为美国周刊《塞纳河风光》撰稿已经六年了，专门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采集可以吸引他们兴趣的“当地风采”的主题，从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展览、电影、餐厅、图书，到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我们不仅出版纸质杂志，同时也在线上发布电子版。
这份工作很艰辛，截稿日期总是非常紧迫。虽然我很仰慕约书亚，但他简直就是个独裁的暴君。他对员工的私生活、婚姻以及儿女都不甚尊重。要是有人怀孕了，他就立刻不再用；要是谁家里孩子病了，他也会横眉冷对。不过，他的眼光相当独到，编辑能力和对时事的把握高人一等，员工们都对他言听计从。虽然我们在背地里难免会抱怨他几句，但对他也是心服口服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在巴黎度过了十年的光景。他已经年近五十，一张长脸上的眉眼已然下垂，外表十分具有欺骗性。他一旦张口，便是在专断地发号施令，所有人只能唯他马首是瞻，无从反驳。
班贝尔出生于伦敦，年近三十，身高六英尺。他戴着一副紫色的眼镜，头发染成了橘色，喜欢在身上打孔。他身上的英伦式的幽默让我难以抗拒，但约书亚却颇不以为然。我对班贝尔从无怨言，他谨言慎行，效率很高。每逢约书亚拿我们出气的时候，他总能给予我们支持。他是我们珍贵的盟友。
至于亚历山德拉，她有一部分意大利血统。她皮肤丝滑，生了一头如绸缎般的黑色鬈发和让男人心醉神迷的丰满而水润的双唇。她不但有这般美貌，而且野心勃勃。年龄虽只有我的一半，但薪水已经和我差不多了，即使我在刊头上的署名比她高，我也说不准我是否真心喜欢这个女孩。
约书亚正在浏览下一期主题的图标，上面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是关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这是继让－玛丽·勒庞在第一轮投票获得高得票率之后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了。我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看到亚历山德拉被分配到这项任务时，不免暗自窃喜。
“茱莉娅，”约书亚抬起头，透过他的眼镜打量着我，“接下来是你拿手的主题了，‘冬赛馆事件’六十周年纪念。”
我清了清喉咙。他刚刚说什么来着？我听成了“展览事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亚历山德拉颇有优越感地向我瞥了一眼。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你没听说过？”她对我说。有时候我就讨厌她这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口气，比如今天。
约书亚接着说：“‘冬赛馆事件’，就是指‘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冬赛馆是座非常有名的室内自行车竞赛馆。上千个犹太家庭在生活条件极度恶劣的体育馆里被拘禁数天之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我对这件事有点儿印象，但很模糊。
“是的。”我看着约书亚，语气坚定地说，“好的，然后呢？”
他耸耸肩：“好的，你可以开始着手寻找‘冬赛馆事件’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然后调查清楚纪念会将由谁举办，确切的时间、地点。最重要的是，去挖掘真相，去探访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份相当棘手的工作，你也知道，法国人非常不情愿提起由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这不是他们什么光彩照人的历史。”
“有个人可以帮你。”亚历山德拉的语气稍微有些友善了，“弗兰克·李维。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他发起了最大的犹太人寻找家庭的社团。”
“我听说过。”我一边说，一边匆匆写下他的名字。我听说过，弗兰克·李维是个公众人物，他曾举办过很多场研讨会，也写下过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犹太人被侵占的财产以及被驱逐的恐怖经历的。
约书亚喝了一大口咖啡。
“不要空洞无物的文章，”他说，“也不要感情用事。我只要真相、证据，以及——”他盯着班贝尔说，“生动而有力的照片。去调查旧档案也行，不过可以找到的资料不多，也许这个叫李维的可以帮助你。”
“我会先去冬赛馆，”班贝尔说，“实地考察一下。”
约书亚冷笑了一下：“冬赛馆早就不在了，一九五九年就被拆掉了。”
“原址在哪儿？”我窃喜，原来我并非唯一摸不清楚状况的人。
回答的自然又是亚历山德拉：“乐拉敦街，在第十五区。”
“我们还是可以去一趟的。”我看着班贝尔说，“也许住在那条街上的人还能记得当年发生过什么。”
约书亚抬了抬肩。
“你可以去一趟。”他说，“但我觉得你不会找到什么人愿意和你谈论这个。我说过了，法国人天性敏感，何况这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别忘了，当初逮捕了那些犹太家庭的是法国警察，而不是德国纳粹。”
约书亚的话落到我耳朵里，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哪怕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也不曾了解过。自从我二十五年前来到巴黎，我也很少读到相关的著作。这就像个秘密，一个埋葬在历史深处的秘密，所有人都不愿提及。现在，我已经急于想到电脑前，在网上搜寻相关的资料了。
会议一结束，我就回到了我的办公桌前。从我的隔间里，可以俯瞰外面马尔伯夫街的繁华。隔间虽然狭窄，但我也习惯了，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家中，我没有地方写作，伯特兰答应过我在新的公寓会给我单独开辟一个房间，一个专门属于我的办公室，这简直美好到让我不可置信。恐怕我还得好些时间才能好好享受这般奢华。
我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接着就显示了大量的搜索结果，大部分是法文，其中不乏详尽的说明。
整个下午，我都在阅读、存储资料，搜寻着和占领期间以及拘捕事件有关的著作。我发现很多书早已绝版，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没有人想阅读有关“冬赛馆事件”的书吗？难道就没有人在乎了吗？我拨打了很多书店的电话，得知这些书都不好找。“尽量帮忙找找吧。”我请求道。
关上电脑后，我已是筋疲力尽，双眼酸涩。一想到下午没收集到资料，我的心情便有些低落。
那一年，有超过四千名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里。他们大多数是出生在法国的法国公民。
但他们没有一个活着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一天漫长得犹如没有尽头。女孩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周围的那些人逐渐失去理智。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燥热难耐，空气里弥漫着灰尘，让女孩的眼睛和喉咙很不舒服。
运动场的那扇大门已经关上了，每一面墙边都站着一个表情阴沉的警察，手里的枪支是无言的威胁。除了坐在此处等待，他们哪里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什么样的结局会降临在他们、她的家庭乃至这群人的身上？
她和爸爸一起来到体育场另一头寻找卫生间，一阵恶臭便扑面而来。厕所数量不多，供不应求，而且很快就出故障了。女孩只能蹲在墙边小解，她得双手捂住口鼻才能忍住恶心作呕的感觉。人们虽然羞耻，但也只能像挫败的动物一般随地蹲在地上排泄。一个端庄的老年女士蹲在她丈夫的外套后面，另一个女人被吓得喘着粗气，用手捂住口鼻，还不得不摇着头。
女孩跟着爸爸，挣扎着穿过密集的人群才回到妈妈身边。运动场的观众席上堆满了包裹、袋子、床垫，还有婴儿床，满眼都是黑压压的人潮。她不禁想着，这里到底挤了多少人？孩子们在走道上奔跑，身上衣衫脏乱不堪，吵着讨水喝。一个又热又渴的女人在放声嘶喊着，她要死了，她现在就要死了。一个老人忽然倒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扭曲痉挛的脸上开始泛蓝，但没有人肯扶他。
女孩在妈妈身旁坐下，妈妈沉默着，一言不发。女孩牵起妈妈的手，轻轻地揉捏着，妈妈却没有任何反应。爸爸站了起来，为了他的妻女向警察讨要一些水喝，警察却草率地说现在一滴水也没有。爸爸说此刻太糟心了，他们不能被当作禽兽对待。警察转身离开了。
女孩又看到了里昂，刚刚在车库里她看到过他。他穿梭在人群之中，盯着运动场的大门。她察觉到他并没有戴着黄色的星星，它们被摘掉了。她站起来跑向他。里昂的脸上很脏，左边脸颊和锁骨上都残留着瘀青。女孩不知道此刻自己是否也是狼狈而又疲倦的模样。
“我要离开这里。”里昂悄声说，“我爸妈叫我走，现在就走。”
“但你要怎么离开？”女孩说，“警察不会放你出去的。”
里昂盯着她。他们俩年纪相仿，不过十岁，但他看上去老成许多，脸上再没有一丝的童稚了。
“我总会找到办法出去的。”他说，“我爸妈叫我走的，他们摘掉了我的星星。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她心底一片冰凉。死路一条？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他盯着她看，目光中有一丝轻蔑。
“你不相信我，是吗？你应该和我一起走，摘掉身上的星星，现在就和我走。我们先藏起来，我会照顾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她想起了她的弟弟，他还藏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指尖触碰到了口袋里冰凉光滑的钥匙，她应该跟着这个聪慧敏捷的男孩的，这样她就能救她弟弟，救她自己。
但她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太脆弱了，肯定不能独自这么做，她太害怕了。至于她的父母：她的妈妈，她的爸爸……他们会怎么样？男孩说的是实情吗？她能信任他吗？
他伸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感受到了她的迟疑。
“和我一起走。”他催促着说。
“我不知道。”她嗫嚅着说。
他转身离开。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走了，再见。”
她目送着他向大门走去。警察们押送着更多的人进来：躺在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涕泪纵横的孩子，痛哭呜咽的女人。里昂混杂在人群之中，等待着逃跑的最佳时机。
忽然，一个警察扯着他的衣领把他往后拉，他却矫健地直起身体，向入口挣扎着，犹如一位逆流而上的泳者。女孩看着他，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可思议。
这时，一群愤怒的女人挤向入口，为孩子们讨要水喝。警察们顿时有些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她看见里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混乱的女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回到父母身边，夜色逐渐深沉，她绝望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押送到运动场里和她关在一起，成百上千的人犹如困兽一般。一阵一阵的绝望抑制不住地涌来，让她担惊受怕。
她想闭起双眼，遮住鼻子和耳朵，隔绝所有的味道、尘埃、燥热，她不想听见那些悲惨的号叫，不想看见哭喊的大人和呻吟的孩子们。但她做不到。
沉默中，她无可奈何地环视着周遭。忽然，坐在顶层的人群出现了骚动。先是一声揪心的悲痛嘶吼，几件衣服从看台上飘落下来，接着，她听到了重物跌落在地的撞击声。人群中传出了叹息。
“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爸爸叫她别看。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只是几件衣服掉下来了。”
但是她看到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和妈妈年纪相仿的年轻女人，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从高处的看台上纵身一跃。
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见女人支离破碎的身体，还有在如同熟透的番茄的血泊中，孩子那破碎的头骨。
女孩弯下腰，哭了起来。
小时候，我住在麻州布鲁克莱恩的希斯洛普街四十九号。那些年，我总以为自己会终生住在美国，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移居法国，还嫁给一个法国人。十一岁时，我爱上了邻居家的伊凡·弗罗斯特。他满脸雀斑，活像诺曼·洛克威尔(6)笔下的邻家男孩，只是多了副牙套罢了。伊凡家的小狗墨墨，总是喜欢跑到我爸爸美丽的花床上嬉戏。
我的爸爸肖恩·嘉蒙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顶着一头乱发，戴着一副像是猫头鹰一样的眼镜，犹如一个标准的疯子教授。他在学校很出名，学生们都很敬重他。我的妈妈海瑟·卡特·嘉蒙德拿过迈阿密网球赛冠军，她崇尚运动，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材纤瘦，迷恋瑜伽和健康食物，仿佛不会受到时光的摧残。
一到周日，爸爸就会和隔壁的弗罗斯特先生站在篱笆两旁，无休无止地相互辱骂，肇事者当然是那只捣毁了郁金香花床的小狗墨墨。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就在厨房里一边烘焙着麦麸蜂蜜杯子蛋糕，一边叹气，她不喜欢这样的冲突。我的妹妹夏拉对院子里的骂战向来视而不见，总是躲在房间里看她的《盖里甘的岛》(7)或者《极速赛车手》(8)，嘴里嚼着红色软糖。我和我的闺密凯蒂·露西则赖在楼上，透过我房间的窗帘往底下看，偷窥着英俊的伊凡和那只浑身漆黑的拉布拉多犬——捣毁我爸爸花床的罪魁祸首——玩耍。
在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里，我备受呵护，从不曾遭受任何波折或者历经戏剧化的场景。朗克尔中学就在街角，感恩节和圣诞节祥和而温馨，慵懒的夏日我则会在纳罕的海边度过。宁静的日子周而复始，唯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在我读五年级时，那披着一头蓬松乱发的西伯德女士朗诵着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多亏了她，我做了几年的噩梦。
步入青少年时期，我才开始向往起法国。那股心底潜藏着的迷恋与日俱增，日益强烈。为什么想去法国？为什么选择去巴黎？法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着迷，我觉得它比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都要柔软而娇媚。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兔八哥》里那只名叫“臭美公子”的法国臭鼬，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迷恋法国，这与地道的美国人所谓的浪漫、圆滑、性感毫不相干。我迷恋法国的远不止这些。
初到巴黎，我立即就被这座城市拥有的强烈对比所吸引了，这里庸俗简陋的小巷和富丽宏伟的高楼大厦并存，我探寻着这里的对照、潜藏着的秘密、无处不在的惊奇。我整整花了二十五年的岁月才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忍受那些耐心有限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终于掌握了在凯旋门附近行车自如的诀窍：哪怕周围有司机在高声怒骂，或者再惊奇点儿，一个开着黑得发亮的迷你车的优雅高调的金发美人冲着我口出污言，我都可以充耳不闻。对付那些傲慢的门房、自以为是的推销员、厌烦的电话接线员和自负的医生，我都有一套。我摸清了巴黎人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这世界上高人一等的公民，尤其是要比那些南起尼斯北至南锡的法国人还要高贵，这里面还包括住在巴黎郊区的法国人。我还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人都称呼巴黎人“人模狗样”，对他们全无好感。除了巴黎土著，没人真正热爱巴黎，没人会比他们更以这座城市而自豪。说到傲慢自负，没人能及巴黎人的一半。我不禁怀疑，为什么我偏偏如此迷恋巴黎？或者，是因为这座城市从未向我敞开心扉，于我，她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女孩。
像佐伊这么大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记者。从高中为校刊写作开始，我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刚满二十岁时，我从波士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来到巴黎定居。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某家时尚杂志担任初级助理，但不久我就辞职了。比起裙子长短或者春季流行色，我更渴望书写更加发人深省的文字。
接着，我接到了随之而来的一份工作：为美国电视新闻网络撰写新闻稿。待遇并不十分优渥，但足以能让我继续留在巴黎。我和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在第十八区合租了一套公寓，他们俩是一对同性恋人，我们的友谊也一直维持至今。
这个星期，我与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约好了晚餐，地点就在我遇到伯特兰之前居住的贝尔特街。伯特兰很少陪我来这里，我有时很好奇为什么他对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毫无兴致。“我的甜心哪，因为你亲爱的丈夫就跟大多数法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绅士一样，只喜欢女人，对男同性恋毫无兴趣！”我的朋友伊莎贝尔慵懒的声音犹在耳畔，还夹杂着浅浅的低笑。没错，她是对的，伯特兰只喜欢女人。用夏拉的话来说就是：“肯定不会错的！”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仍住在我们之前合租的公寓里，只是当年我的那间小卧室被改造成了更衣室。克里斯托弗是一位时尚达人，并且以此为傲。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晚宴，因为会有各种有趣的人出席，如名模、歌手、颇有争议的作家、可爱的同性恋邻居、美国或加拿大记者或者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赫尔夫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里担任律师，克里斯托弗则是一位瑜伽老师。
他们俩都是我的挚友。当然，我在巴黎还有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是美国移民，诸如霍莉、苏珊娜和简，她们都是我在美国念大学或者在杂志上刊登保姆寻求广告时结交的。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法国女性朋友，如伊莎贝尔，我是在佐伊在普莱耶音乐厅上芭蕾舞课时认识她的。可是，每当清晨醒来伯特兰乱发脾气时，我只会给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打电话；佐伊在滑板上摔下来弄伤脚踝时，也只有他们来探望过；他们从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听到什么美妙的唱片也会与我分享。与他们在家中共进高雅的烛光晚餐，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我预先带了一瓶冷藏过的香槟酒。赫尔夫开门和我打招呼，克里斯托弗正在沐浴。赫尔夫四十多岁了，但仍旧保持着纤瘦的身材，蓄着络腮胡，和蔼可亲。他抽烟很凶，我们劝过他很多次，叫他戒烟，但都是徒劳，便只好任他去了。
“外套很好看。”他称赞着，放下指间的烟头去开香槟酒。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总是会很在意我的穿着，还有我新用的香水、新的妆容以及发型。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从未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急切地要追上法国潮流的美国女孩。我很自在，无拘无束，所以我喜欢与他们在一起。
“蓝绿色很适合你，很能衬你的眼睛。在哪儿买的？”
“在雷恩街上的H&M。”
“你简直容光焕发。所以呢，你那套公寓处理得怎么样？”说着，他递给我一杯香槟，还有几片涂了红色鱼子酱的吐司面包。
“要做的太多了。”我叹了口气，“得花上几个月呢。”
“我猜，你那个设计师丈夫肯定对此兴奋得不得了吧？”
我干笑了一下：“可以说是不眠不休呢。”
“啊，”赫尔夫说，“他肯定给了你不少苦吃吧。”
“被你说中了。”我说着，抿了一小口香槟。
赫尔夫透过他那窄窄的无框眼镜端详着我。他有一双淡灰色的瞳孔，长长的睫毛。
“说吧，茱茱，”他说，“你还好吧？”
我浅浅一笑。
“是的，我很好。”
但我一点儿也不好。最近刚刚得知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的事情，唤醒了我内心当中那份深沉而又无法言说的脆弱，它常常纠缠着我，压迫着我。自从我开始着手调查“冬赛馆事件”的那一刻起，这纠缠与压迫便始终如影随形。
“你看起来不太对劲。”赫尔夫关切地说。他坐在我身边，把他那纤瘦而苍白的手放在我的膝头，“我认得这副表情，每当你悲伤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把周围如地狱般的场景隔绝开来的方式，就是把她的头埋在她那骨瘦如柴的双膝之间，再用双手捂住耳朵。她前后摇晃着身体，脸颊紧紧贴着双腿。她努力回想着过去那些美好而热爱的事情，那些独特而又神奇的瞬间，这样才能唤起她心底的快乐。她记得妈妈曾经带她去剪头发，周围的人都称赞她那一头浓密而又如蜜糖色的秀发。妈妈说过，你会为这样一头秀发而骄傲的！
她记得她爸爸在皮革厂里工作，她还记得他的双手是多么灵巧和有力，她多么佩服他的技艺啊。她还记得她十岁生日的礼物，那是一块用精美的蓝色盒子包装的手表，表带是她爸爸亲手用皮革做好的，那样浓烈馨香的皮革气息和轻微的嘀嗒嘀嗒声响让她心醉神迷不已。她为拥有这块表而自豪。可是，妈妈叫她不要戴着这块表去学校，她可能会弄坏它，或者弄丢它。只有她最好的朋友阿梅勒见过这块表，而且非常羡慕她。
不知道阿梅勒现在去哪儿了？她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同一所学校。但是，假期刚刚开始，阿梅勒就离开了巴黎，跟她的爸爸妈妈去了南方的某个地方。她来过一封信，而后便杳无音信了。娇小的阿梅勒古灵精怪的，还生了一头红发。她能把九九乘法表背得滚瓜烂熟，再难的语法她也能很快掌握。
阿梅勒从不会害怕任何事情，对此，女孩很是敬佩。哪怕是在课堂上空袭警报如狼嚎般响彻天空，把老师同学们吓了一跳，她也能临危不乱地拉着女孩的手来到学校满是霉味的地窖里。哪怕孩子们怕得低声窃语，哪怕连迪索老师都在哆嗦着发号施令，也只有阿梅勒依然泰然自若。在漆黑而潮湿的地窖里，她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肩并着肩，摇曳着的微弱烛光照射着她们苍白的小脸。飞机在她们头顶盘旋，在一片嗡嗡的低鸣声中，迪索老师念着让·德·拉·封丹(9)的寓言或者莫里哀的戏剧，手却在止不住地颤抖。阿梅勒看得咯咯直笑，说：“你看，她怕得连书都读不了了。”女孩盯着她，好奇地轻声说：“难道你就不害怕吗？一点儿都不害怕吗？”这个长了一头光泽的红色鬈发的女孩轻蔑地说：“不，不害怕，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偶尔，当有炮弹落在地上，轰炸声打断了迪索老师的朗读时，阿梅勒便会紧紧握住女孩的手。
女孩想念阿梅勒，渴望阿梅勒此刻也能在这里陪伴她，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不要害怕。她想念阿梅勒脸上的雀斑，她淘气的绿色眼眸，还有她不驯的大笑。想想那些你热爱的事情，那些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吧。
她不记得是去年夏天还是前年夏天，爸爸带着全家去了乡下的一条河边度假，她不记得那条河叫什么，但仍能回想起那河水流过肌肤的清滑与美妙。她爸爸想教她学会游泳，学了几天，她终于学会了狗刨式游泳，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女孩的弟弟在河边简直玩疯了，整天乐不可支。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小屁孩而已，刚刚学会走路，踩着河边的淤泥一直在滑倒，一直在尖叫，她便只好整天追在他的屁股后面。妈妈的头依靠在爸爸的肩上，一脸祥和地注视着他们，他们那么年轻，那么相爱。她还记得河畔有个小旅馆，全家就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的阴凉里享用着简单却可口的美餐。老板娘叫她到柜台后面帮忙，她端着咖啡，觉得自己长大了，很是骄傲。结果呢，她不小心把一杯咖啡洒到了客人的脚边，幸好老板娘也没怎么在意。
女孩抬起头，看见妈妈正在和伊娃讲话。伊娃是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年轻女人，她有四个孩子，女孩很不喜欢这群整天撒泼打闹的男孩。伊娃的脸色和妈妈一样憔悴而苍老。她不禁想，为什么这两个女人会在一夜之间就如此垂垂老矣？伊娃也是波兰人，法文和妈妈一样不甚流利，同样，伊娃的父母和亲戚都还住在波兰。女孩想起那可怕的一天，就在不久之前，伊娃收到了一封来自波兰的信，然后就来到女孩的家里，痛哭流涕地倒在女孩妈妈的怀里。妈妈虽然也很想安慰伊娃，但女孩也看得出妈妈同样也很害怕。她们都不愿意告诉女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两个女人夹杂着抽泣声的对话中，她听到了几句犹太语。原来，伊娃的波兰老家横遭大难，全家人惨遭杀害，房子也被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灰尘和废墟。女孩问爸爸她的祖父母是否还安好，家中卧室的大理石壁炉架子上还有一张她祖父母的黑白照片。爸爸说他也不知道。波兰每天传来的尽是坏消息，但爸爸仍旧不肯告诉女孩究竟是什么坏消息。
女孩看着伊娃和妈妈，忽然怀疑她的爸爸妈妈这样保护着她，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自战争开始以来，不肯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烦扰和噩耗，也不愿解释正在发生的风云变幻。伊娃的丈夫去年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就这么消失了，他去了哪儿？没有人告诉女孩，也没有人给她一个解释。她不喜欢自己仍旧像个孩子一样被对待，她不喜欢她一进门，房间里说话的人就突然压低嗓门。
要是他们都告诉她，让她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呢？
“我很好，就是有点累罢了。今晚还有谁会来？”
赫尔夫还没说话，克里斯托弗就走了进来。他一身的卡其色配乳白色，这是巴黎最时髦的颜色，散发着昂贵的男士古龙香水的香味。他比赫尔夫要年轻一些，仍旧保持着古铜色的肤色和精瘦的身材，把一头灰色的长发扎成一束厚厚的马尾，很有拉格斐(10)的风范。
门铃声也在同一时间响起来。
“啊哈，”克里斯托弗给了我一个飞吻，“一定是纪尧姆来了。”
他飞快地开门去了。
“哪个纪尧姆？”我低声问赫尔夫。
“我们的新朋友，从事广告业。他离婚了，是个很开朗的男孩，你会喜欢他的。他是我们今晚唯一的客人，其他人都出城度长假去了。”
一个高挑、黝黑的男人走了进来，年近四十。他还带着精美的熏香蜡烛和玫瑰花。
“这位是茱莉娅·嘉蒙德。”克里斯托弗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很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了，她是位记者。”
“那应该就是昨天的事了。”纪尧姆轻轻地说，展现了法国男人殷勤的风范。
我注意到赫尔夫询问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到我的身上，便保持着一副轻松的微笑。这一次实在太不同了，不然，换作以往，我肯定会向赫尔夫吐露心声的，我会向他倾诉过去一周我所经历的情感起伏，还有与伯特兰之间的种种。我已经受够了他挑衅和刻薄的幽默感。以前，这种幽默感不曾伤害和困扰我，如今却不一样了。我曾经仰慕他的睿智、他的幽默，这也让我曾经更加爱他。
伯特兰的玩笑会逗得人们大笑，但也会对他有所畏惧。在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当中，在他蓝灰色的眼眸和迷人的笑容背后，潜藏着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极其严苛、为所欲为的灵魂。我曾经之所以可以忍受他，是因为每次他意识到伤害到我之后，都会用慷慨的礼物以及热烈的缠绵来补偿我。床上是我和伯特兰唯一能互诉衷肠的地方，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平起平坐的地方。有一次，伯特兰在尖酸刻薄地挖苦我后，夏拉问我：“这家伙对你温柔过吗？”看到我逐渐涨红的脸，她才说：“天啊，我懂了，只有床笫私语的时候才会对你温柔吧？千言万语都不如真枪实弹。”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但在今晚，为什么我对赫尔夫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是什么堵住了我的喉咙，让我望而却步了？
大家坐在一张八边形的大理石桌旁。纪尧姆问我目前正供职于哪一家报社，我告诉他了，他却一脸茫然。这是理所应当的，法国人哪里会看《塞纳河风光》呢？它的读者群只是在巴黎客居的美国人而已。我并不觉得不开心，毕竟我又不去追求什么名头，何况，即便是约书亚偶尔的专断独裁，这份工作仍旧可以给我优渥的薪水和相当程度的自由。
“那你目前正在写什么文章呢？”纪尧姆一边礼貌地问我，一边用叉子搅拌着豌豆意大利面。
“冬赛馆事件。”我说，“马上就是六十周年纪念了。”
“你是说发生在‘二战’时的那次拘捕事件？”克里斯托弗嚼着满嘴食物问我。
我刚要回答，却又猛地看见纪尧姆的叉子停在了盘子和嘴巴之间的半空中。
“是的，发生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大规模拘捕事件。”我说。
“这不是发生在巴黎郊区吗？”克里斯托弗吃得津津有味。
纪尧姆沉默地放下他的叉子，用目光紧紧锁住我的目光。他的眼眸漆黑深邃，双唇细腻动人。
“我想又是纳粹干的吧。”赫尔夫说着，又倒了一杯夏敦埃葡萄酒。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纪尧姆苍白的脸色。“纳粹在占领期间专门逮捕犹太人。”
“其实，并不是德国人——”我说。
“是法国警察。”纪尧姆打断了我，“而且它就发生在巴黎的市中心，一座曾经举办过著名自行车赛的竞赛馆里。”
“真的吗？”赫尔夫问，“我还以为是纳粹在郊区干的呢。”
“我已经调研冬赛馆事件有一周了。”我说，“虽然是德国人下的命令，执行的却是法国警察。你在学校没有学过吗？”
“我不记得了，我应该没有学过。”克里斯托弗说。
纪尧姆又一次望着我，似乎是要透视我的心绪，试探我。我有些心神不宁。
“的确很难以置信。”纪尧姆嘲讽地笑着说，“有太多法国人仍不知道真相。美国人知道吗？你知道吗，茱莉娅？”
我并没有移开目光。
“不，我不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的学校也没有教过。但现在，我了解得比较深入，这些沉痛的真相几乎淹没了我。”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沉默着，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开口的还是纪尧姆。
“一九九五年七月，雅克·希拉克总统首次提到了占领期间法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他也提到了那次拘捕事件。这件事还上了新闻头条，你们还记得吗？”
这几天收集资料时，我读到过希拉克的这次演讲。他的确是在铤而走险。但我不记得我是否在六年前就读到过这篇演讲。两个大男孩——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这么称呼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显然没有读到过，或者他们也忘了希拉克的演讲，便只好尴尬地看着纪尧姆。赫尔夫不停地抽烟，克里斯托弗咬着指甲，每当他感到紧张不安时总是克制不了这种恶习。
一片罕见的沉默笼罩着我们。这里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聚会，客人们在说不完的笑话和沸反盈天的音乐里高声谈笑。哪怕是火冒三丈的邻居拿着扫帚拍打着墙壁，大家也自顾自地在深夜里嬉戏、狂舞，说着生日祝词。
然而此刻，凝重的沉默让我们有些感伤。纪尧姆又开口说话了，这一次，他的嗓音变了，神情也变了。他脸色苍白，不忍再直视着我们，而是低头看着盘子里一口未动的意大利面。
“逮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祖母只有十五岁。人们说，她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是因为他们只抓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所以，她被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带走了其他人，她的弟弟、妹妹、妈妈、爸爸、婶婶、叔叔、祖父。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个也没有。”
漫漫长夜让女孩的目光变得呆滞起来。这一晚，一名孕妇诞下了一个早产的死婴，撕心裂肺的惨号和漫天盖地的泪水朝着女孩一阵一阵涌来。她看到女人双腿之间的婴儿还有他头上的斑斑血迹。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看，但是剧烈的惊骇又让她无法移开视线。苍白的死婴如同一个萎缩的洋娃娃一般。旁人用肮脏的床单裹好婴儿，女人止不住地悲伤哭吟。
天一亮，爸爸伸手到女孩的口袋里摸出壁橱的钥匙，然后去找警察了。他挥舞着手上的钥匙，向警察说明情况。女孩看得出来，爸爸在假装镇定，实际上已在崩溃边缘了。他告诉警察，自己得马上回家去找自己四岁大的儿子，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回到竞赛馆里来。他不过是去接孩子罢了，他肯定会很快回来的。当着爸爸的面，警察讥笑着说：“可怜的男人，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言吗？”爸爸恳求警察和他一块儿去，可以监视他，毕竟他不过是去接孩子，接完就会回来的。警察叫他走开，爸爸只好垂头丧气，哭泣着回到了座位上。
女孩从爸爸颤抖着的手掌中拿回了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她想，不知道弟弟还能撑多久呢？他肯定还在等着姐姐回去，他相信她，毫不怀疑地相信她。
“弟弟还在黑暗当中等她”的念头在苦苦折磨着女孩，他肯定又渴又饿，水肯定都喝完了，手电筒里的电池肯定也没电了。但肯定也比在这里受苦强，她想。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这里臭气熏天，燥热难耐，满是尘埃。人们在尖叫，人们在死去。
她又看向蜷缩着身体的妈妈，她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发一言了。而爸爸，此刻双眼空洞，憔悴得不成人形了。她环顾四周，看见伊娃仍在抚慰着几个筋疲力尽的可怜男孩，还有其他几个家庭，这些陌生人和她一样，胸前缝着黄色的星星。竞赛馆里现在有上千个饥渴难耐的孩子，他们四处撒野狂奔，他们年纪还太小，不知道正面临着什么大难，以为这不过是场怪诞的游戏罢了。但这场游戏持续得太久了，他们现在只想回家，回到他们的床上，抱着他们的泰迪娃娃。
她把头靠在纤瘦的膝盖上，想要休息一下。但太阳已然升起，四周重新变得闷热不堪。她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忍耐这新的一天了，她很疲惫虚弱，喉咙干渴，没有进食的胃开始有些隐隐作痛了。
不一会儿，她打起瞌睡来，梦到自己回到了家里，待在后面的小房间中。窗外就是街道，阳光洒在卧室里，透过窗户照在烛台上波兰祖母的照片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绿意盎然的庭院对面，小提琴老师还在拉奏着小曲儿：“在亚维农的桥上，我们翩翩起舞。在亚维农的桥上，我们围成一圈，快乐起舞。”(11)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准备着晚餐，一边跟着哼唱着：“俊俏的先生们先这么跳，然后再那么跳。”弟弟在长长的走廊上玩着他的红色小火车，在深色的地板上一滑，火车就轰隆轰隆自己开动了。“娇美的女士们先这么舞，然后再那么转。”温馨舒适的气息弥漫在家中，那是一种混合着蜡烛的熏香和调味料的芬芳，夹杂着厨房中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味道。她听到爸爸在为妈妈朗诵着，祝祷全家人平安喜乐。
忽然，一只冰冷的手贴在了她的额头上。她抬起头，看见一名戴着绣有十字记号帽子的年轻女人。
年轻的女人微笑着递给她一杯清水，她很快就一饮而尽。接着护士又给了她一片薄薄的饼干以及一些罐头小鱼。
“你一定要勇敢起来。”年轻的护士低声说。
但是，女孩看见泪水在护士的眼中打转，和她爸爸一样。
“我想离开这里。”女孩悄悄说。她想回到刚才那个梦里，去感受那温存着的宁静与祥和。
护士点点头，她浅浅地笑着，那是个勉强的笑容。
“我懂，可是我很抱歉，我也无能为力。”
护士站了起来，走向其他家庭。女孩拦住了她，拉住了她的衣袖。
“请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女孩问她。
护士摇了摇头，轻轻抚摩着女孩的脸颊，接着走向了其他家庭。
女孩觉得自己要疯了，她想大声尖叫，想大吵大闹。她只想离开这个糟心的地方，只想回家，回到那段在黄色星星出现之前的美好时光里，回到警察来敲他们家门之前的日子里。
她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呢？难不成是她爸爸妈妈做了什么坏事？身为犹太人就如此不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犹太人？
她还记得自己刚刚缝上黄色的星星时，一进教室，所有的视线就都集中在了黄色的星星上面。女孩胸前的这颗星星，有她爸爸手掌那么大。班上还有其他的女孩也戴着这样的星星，如阿梅勒，这让她好受了一些。
下课后，几个戴着星星的女孩聚集在了一起，其他人对她们指指点点，而这些人曾经跟她们是那么要好。迪索老师说，戴不戴星星，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别，所有学生都应该和以前一样友好相处。
但迪索老师的话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从那一天开始，很多女孩就不再跟戴着星星的女孩讲话了，更糟的是，看她们的眼神当中也充满了轻蔑，她难以忍受那种轻蔑。还有那个男孩丹尼尔，他曾经就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冲着她和阿梅勒口出狂言，扭曲着的嘴唇说着残忍的话：“你爸爸妈妈就是肮脏的犹太人，你也是肮脏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是肮脏的？身为犹太人就肮脏了吗？她又羞又愧，忍不住地哭出来。阿梅勒什么也没说，却差点儿要把嘴唇咬出血来。那是她头一回看见阿梅勒浮现出恐惧的神色。
女孩想摘掉星星，告诉爸妈她再也不想戴着星星去上学了。但她妈妈却说不行，她应该为此而骄傲，把胸口的星星当作荣耀。弟弟反而哭闹了一场，说他想要这颗星星。妈妈耐心地告诉他，他还不满六岁，再等个几年就能戴了，结果弟弟一整个下午都在哭闹。
她又想起待在漆黑壁橱里的弟弟，她想用双手抱住他小小的、温暖的身体，亲吻他金色的鬈发和肉乎乎的脖子。女孩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握住了手里的钥匙。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到他的身边。一定可以的。”
用过餐后，赫尔夫给我们各自斟了一杯柠檬酒，这是一种用冰镇过的意大利酒放入柠檬酿就的，液体呈现的黄色很是亮丽。纪尧姆慢慢地啜饮着，享用晚餐的时候，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我也受不了再听到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只言片语了，只是他忽而又和我说了起来，其他人默默地听着。
“我的祖母年事已高，”他说，“也不愿再提到关于那件事的一切。但是她告诉了我所有，关于那一天的一切。我觉得对她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孤苦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两个大男孩也沉默着。
“战争过后，我的祖母每天都去拉斯帕斯街上的卢泰西亚旅馆。”纪尧姆接着说，“所有人都得去，因为那里会张贴从集中营回来的人的名单，除了名单，还有各种救助组织。她每天都去，苦苦守候着。但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再去了，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集中营，明白了她的亲人们已经全部离世，不会再回来了。之前，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但随着幸存下来的人陆续还乡，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他们才明白过来。”
众人仍是沉默着。
“你知道关于冬赛馆事件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纪尧姆说，“是它的代号。”
“春风行动。”我轻声说。
“谁能想到，一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却用来指代如此恐怖的事情？”他说，“盖世太保命令法国警察‘交出’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年龄要在十六岁到五十岁。结果警察们为了力求良好的表现，竟然决定提高人数，一并连出生在法国的儿童也逮捕起来。他们可是法国的孩子啊！”
“盖世太保没有要求抓捕儿童？”我问。
“没有。”他说，“一开始并没有。逮捕儿童会立刻拆穿他们的阴谋，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他们逮捕犹太人并非是要去服劳役，而是要送到集中营里面处死。”
“那为什么后来又逮捕孩子呢？”我问。
纪尧姆抿了一口他的柠檬酒。
“警察们也许觉得，哪怕他们都出生在法国，也仍旧改变不了他们犹太人的血统。最后，法国一共交出了近八千名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后来，不到一千人回来，但孩子统统没有存活下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始终无法忘怀纪尧姆那深邃而又忧伤的凝眸。他给我看了他祖母和家人的照片，我也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答应我会再给我打电话的。
进门时，伯特兰正在看电视。他用手撑着头，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怎么样，”他盯着电视屏幕，甚至没有看我一眼，“那些大男孩怎么样？是不是还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高贵风格？”
我脱下凉鞋，靠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盯着他英俊优雅的脸庞。
“一顿完美的晚餐，而且还来了个很有趣的男人，名叫纪尧姆。”
“啊，”伯特兰说，玩味地扭头看我，“又是个基佬？”
“不，我觉得不是，不过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这个叫纪尧姆的家伙哪里有趣了？”
“他给我们讲了他祖母的故事，她从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冬赛馆拘捕事件当中幸存了下来。”
“哦。”他这么回答我，用遥控器换了个台。
“伯特兰，”我说，“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教过你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历史吗？”
“不清楚啊，亲爱的。”
“我现在正在为杂志撰写相关的文章，六十周年纪念很快就要到了。”
伯特兰抬起我的一只脚，用温暖而有力的手指给我按摩起来。
“你觉得你们的读者会对冬赛馆事件很有兴趣吗？”他问，“都过去了，很多人对这件事都不会在意的。”
“你是说，法国人对此都很羞愧，是吗？”我说，“所以就要和法国人一样埋葬过去，继续朝前看，对吗？”
他从膝头放下了我的脚，眼底有一抹光闪过。我环抱住了自己。
“亲爱的，”他邪恶地一笑，“又逮到机会能告诉你的美国同胞，说我们这群阴暗的法国佬勾结纳粹，把那群无辜的家庭送到集中营里处死了吧？我们这位小纳罕小姐揭露了真相！亲爱的，你打算要怎么做呢？再一次揭开我们的伤疤吗？没有人会在乎的，没有人会记得的。写点别的吧！比如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写！告诉约书亚，做冬赛馆事件的专题就是个错误！没有人会读的，读者们只会打个哈欠，然后翻到下一个专栏！”
我愤怒地站了起来。
“我觉得你错了。”我激动地说，“我觉得人们反而知道得不够多！克里斯托弗是法国人，而他都不是很清楚！”
伯特兰哼了一声。
“哦，克里斯托弗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他就认识Gucci和Prada！”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到浴室里打开沐浴喷头。我刚才怎么没叫他去死？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他？就因为我对他的迷恋吗？打从第一天见到他起，我就知道他跋扈、粗鲁、自私，可是，他也精明、英俊、有趣，是个体贴的情人。无穷无尽的回忆闯入我的脑海，那些充满着亲吻和温存的缠绵夜晚，褶皱的床单，他健美的身躯，温暖的嘴唇和淘气的笑脸，这些画面萦绕着我，挥之不去。我那魅力四射、难以抗拒的伯特兰啊，他为什么又是如此难以靠近？这就是我能再三忍受着他的原因，是不是？但这种迷恋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忽然想起伊莎贝尔不久前对我说过的话，她说，茱莉娅，你之所以这么忍受着伯特兰，是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那时，我们坐在普莱耶音乐厅旁的一小间咖啡屋里，我们的女儿在音乐厅里上芭蕾舞课。伊莎贝尔不知道在抽着第几支香烟，她看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一样。不，我说，我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就是爱他这个样子。她吹了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口哨说，那么，算他走运了。但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要是他太得寸进尺了，你就要告诉他，让他知道。
躺在浴缸中，我想起了初次邂逅伯特兰的场景。那是在高雪维尔滑雪场里，在一间光怪陆离的迪斯科舞厅，他们一群人在耍酒疯。那时，我正和我的男朋友亨利在一起。几个月前，我在工作的电视网络台里认识了他。我们的关系很是随意，没有哪一方为彼此付出过什么深刻的感情，毕竟只是两个浪迹他乡的美国人相濡以沫、寻求安慰而已。
伯特兰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坐在一起，但他毫不在意，仍旧邀请我跳一支舞。可我很在意，于是拒绝了他，他却很坚持：“小姐，只是一支舞罢了。我向你承诺，绝对是一支美妙的舞。”我看着亨利，亨利耸耸肩：“去吧。”他眨了眨眼。于是我站了起来，和这位冒昧、鲁莽的法国男人共舞了一曲。
二十七岁的我正是风姿绰约的时候，十年前，我还当选过“纳罕小姐”，水晶桂冠都还在，佐伊小时候挺喜欢玩它的，只是现在不知道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我从不卖弄自己的姿色，但我发现在巴黎，美貌的确比在大西洋的彼岸更加有用。而且我还发现，法国男人在打情骂俏的时候要更加开放和大胆一些。虽然我身材高挑，金发耀眼，牙齿洁白整齐，与典型的法国情致迥然不同，但我这种新英格兰的魅力恰好符合那时候的风尚。初到巴黎一个月，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法国男女们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打量彼此，毫不畏惧，品味着他们的容貌、着装，连配饰也不放过。在巴黎的第一个春天，我和两个女孩——来自俄勒冈的苏珊娜和来自弗吉尼亚的珍——走在圣米歇尔街上，我们三人并没有盛装打扮，只是穿着短袖、牛仔裤，脚上踩着夹脚拖鞋，我们高挑健壮的身材和一头金发都在散发着美国人的气息。不断有男人走向我们殷勤地打招呼：“小姐，你好，你们是美国人吗？”他们不分老少，不分学生还是商人，都在问我们要电话，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小酌一杯。他们有的言辞恳切，有的是逞口舌之快，有的魅力焕发，有的举止猥琐。在我们家乡，这种事从不会发生，美国男人可不会在大街上跟在女孩屁股后面倾诉衷肠。我、珍，还有苏珊娜都忍俊不禁，简直受宠若惊。
伯特兰说他在高雪维尔的迪斯科舞厅里和我第一次共舞时就爱上了我，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我不相信，我以为他是后来才爱上我的，时间是第二天他带我去滑雪的那个清晨。“妈的，法国女孩可不会这样滑雪。”他喘着粗气盯着我说，脸上的钦佩袒露无遗。“法国女孩怎么滑雪？”我问。“她们可不会这么快。”他哈哈大笑，忽然又热情地吻了我一下。而我呢，我早已经深陷在了对伯特兰的爱意里，早在昨晚我依偎在伯特兰的怀抱里离开迪斯科舞厅时，陶醉得都忘了向可怜的亨利投去一个离别的目光。
很快，伯特兰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了，可我并没有想这么远。能成为他的女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但他很坚持，何况他又如此风流倜傥，我便同意嫁给他了。那时，他一定会觉得我将会是个完美无缺的妻子和母亲，我本来就很机灵，又饱读诗书（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优等生）、举止得体（“就美国人而言”，我知道他这么想的）。起码，我身体强健，烟酒不沾，更不碰毒品，而且我还信仰上帝。于是，一回到巴黎，我们就去拜访了泰泽克一家。那一天，我简直惴惴不安。在大学街上他们那装潢得十分传统的精美公寓里，爱德华用他那湛蓝色的眼睛冷冷地审视着我，嘴角扬着漠然的微笑；科莱特待我还是很亲切的，她妆容姣好，衣服华美，会用她优雅精致的玉指端起咖啡和糖递给我。伯特兰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洛尔，一头金发，瘦削而苍白；另一个叫塞西尔，生得却双颊红润，身姿丰腴。洛尔的未婚夫蒂埃尔也在那里，不过没怎么跟我说过话，姐妹俩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估计是不明白明明整个巴黎都臣服在脚下，她们那拈花惹草的哥哥怎么会挑了我这么个粗枝大叶的美国人。
我当然知道，伯特兰和他的家人都巴不得我能快些生下三四个孩子，但在婚后，出现了一些我们难以预料的变故，几次流产过后，我变得有些心烦意乱起来。
结婚第六年，我们经历过很多波折，才终于有了佐伊。伯特兰一直都在盼望着第二个孩子，我也一样，但我们很少提及这件事。
接着，艾米莉出现了。
但今晚，我一点儿也不想让艾米莉来打搅我的思绪，过去，她给我的困扰已经够多了。
浴缸里的热水逐渐变凉，我起身出来，打了个寒战。伯特兰仍旧在外面看电视，换作以前，我会回到他的身边，他也会拥抱着我，柔情低语，轻轻吻我。我也会像个小女孩一样嗲声嗲气地说他刚才太粗鲁了。几个亲吻过后，他就会带我到卧室里做爱。
但今晚，我不会再走近他了。我滑进被窝里，继续读着关于冬赛馆事件中一些孩子的故事。
关灯前的最后一刹那，纪尧姆诉说着他祖母的面孔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们被拘禁在这儿多久了？女孩记不清了，她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无知无觉，分不清此刻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一度觉得不适，连胆汁都呕了出来。在痛苦的呻吟中，她能感受到爸爸手掌传递的抚慰。但现在，她脑海里只有她的弟弟，她无法阻止自己想念他。女孩把钥匙从口袋里拿了出来，狂乱地亲吻着它，仿佛她正在亲吻着她弟弟胖乎乎的小脸、卷曲的头发。
过去这几天，女孩目睹了不断有人死去。在闷热而恶臭的空气中，男男女女都魔怔了一般，有人遭到了殴打，有人又被担架抬了出去，还有的人高烧不退、心脏病复发，乃至自杀的也有，尸体就那样在她眼前被抬了出去，她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她的妈妈像只温驯的受惊动物，一言不发，只默默哭泣着祈祷。
一个清晨，一段简短的命令从喇叭里传来，要他们打点好自己的行李，在入口处集合。在一片静默中，她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无力的双腿难以支撑虚脱的身体。她又帮着爸爸扶起妈妈，接着拿起他们的行李，跟着人群拖着双脚向大门走去。所有人的步伐都如此缓慢而沉重，即便是孩子也像老人一般佝偻着腰蹒跚前行。女孩实在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她想问她爸爸，但看到他凄清愁苦的面容，她又知道她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难道，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吗？现在，拘禁已经结束了吗？现在，她能回到家里，把她弟弟放出来了吗？
警察指挥着他们沿着狭长的街道前行着。女孩看见，不论是窗后、阳台上，还是门边、巷子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漠然地、沉默地打量他们。这群人一点儿也不在意他们，女孩想。这群人不在乎他们的遭遇，也不在乎他们将被带到何方。一个男人指着他们忽然笑了起来，他手上抱着的孩子也笑了起来。为什么？女孩想，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衣衫褴褛，所以就很可笑吗？难道这很有趣吗？这群人怎么可以如此残酷地嘲笑他们？她真想朝着这群人吐口痰，朝这群人嘶声呐喊。
忽然，一个中年女人横穿街道，飞快地在女孩手里塞了什么东西——那是块小小的软面包。女人的做法迅速引来警察的大声呵斥。女孩目送着女人到了街道的另一头，临了，女孩听见她说：“可怜的女孩，愿上天垂怜。”可老天爷做了什么呢？女孩讷讷地想。老天爷放弃了他们吗？老天爷会因为她不知道的缘故惩罚他们吗？她知道父母是有信仰的，但并没有那么虔诚，也没有用特别传统的宗教方式抚育她。阿梅勒的父母就十分刻板，事事都要遵从宗教习惯。女孩想，会不会这就是他们遭受惩罚的缘故呢？因为他们没有严格地遵照宗教的仪式？
她把面包递给爸爸，他叫她自己吃掉。她狼吞虎咽了下去，差点噎到。
他们乘坐相同的巴士来到了河边的火车站。她并不知道有过这个站台，之前也没来过，毕竟在她十岁的生涯里，她从未离开过巴黎。一看到火车，一阵恐慌就立刻袭来。不，她不能离开，她必须留在这里，因为她弟弟，她承诺过她会回去救他的。她扯住爸爸的袖子，低声唤着她弟弟的名字。她爸爸低头看着她。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爸爸如同看透了一切，“什么也做不了。”
她想起了那个曾经机灵地逃走的男孩，怒火在心中迸发，为什么爸爸这么软弱无能？难道他就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儿子了吗？怎么他就不能有勇气溜走呢？他就站在这里，任凭自己像只听话的羔羊一般等着被带上火车。怎么他就不能鼓起勇气溜回自己的公寓，把儿子救出来，然后寻求自由的生活？怎么他就不能带着钥匙跑掉呢？！
女孩沐浴在爸爸的目光之中，忽然之间她明白了，其实爸爸已经看透了她所有的心思。他波澜不惊地告诉她，如今他们已经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不知道他们会被带到哪儿，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他知道，一旦他想逃跑，那么他就必死无疑，在妻女面前，他会被立刻枪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她们母女俩将无依无靠，所以，他只能和她们在一起，保她们周全。
女孩静静地听着。她从未听过爸爸用这样的语气和她讲话，她只在那一晚焦虑的秘密谈话中听见爸爸用过这样的语气。她想弄懂爸爸话里的含意，不想让脸上流露出焦虑的神色，可是她弟弟……这都是她的错！是她叫弟弟躲进壁橱里的，这全是她的错，要不然，弟弟现在就会和他们待在一起。弟弟若是在这儿，他便会牵着她的手。
她哭了，炽热的泪水灼伤了她的眼眶和脸颊。
“我不知道！”女孩啜泣着，“爸爸，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们会回去的，我以为我们很安全。”她仰起脸，看着爸爸，嗓音中满是愤怒与痛苦。她握紧小小的拳头，使劲捶打着胸口：“你从来就没告诉过我，爸爸！你也没有跟我解释过，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们正身陷危难之中，从来没有！为什么？你以为我小，所以我就什么都不懂吗？是吗？所以你就想保护我吗？这就是你想要做的吗？”
爸爸的眼底一片绝望与哀愁，她再也不忍看着爸爸的脸了。泪水中，爸爸的面容逐渐变得模糊，她伸手捂住脸庞，恍若身在无边的孤独之中，爸爸也没有伸手抚慰她。在那孤立无援的几分钟里，女孩全然明白了，她再也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十岁女孩了；就在那一瞬间，她便已然老去。对她而言，对她家人、对她弟弟而言，往昔的岁月将不复存在。
当这个念头袭来时，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狂乱地拉扯着爸爸的手臂。
“他会死的！他会死的啊！”
“我们都身陷危难之中。”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和我，还有你的妈妈，你的弟弟，伊娃和她的儿子，所有这些人，所有站在这里的人，都在危难之中。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们，我们和你的弟弟都在一起，我们为他祈祷，他就在我们的心里。”
没等女孩说话，他们就被推上了火车。这列火车并没有座位，就像是辆加了张顶篷的货车。不仅如此，这里还恶臭难闻，肮脏不堪。女孩站在门边，看着外面灰尘铺天盖地的火车站。
不远的站台上，一对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等待着另一辆火车。那位妈妈很漂亮，头发绾成一个时髦的发髻。他们应该是要去度假的，那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孩穿着一条光鲜的淡紫色裙子。她的一头秀发很清爽，她的鞋在闪闪发亮。
隔着站台，两个女孩就这么对视着，那个绾着时髦发髻的妈妈也看了过来。火车里的女孩正泪眼婆娑，她知道此刻自己蓬头垢面的，但她并没有因为羞愧而垂下头去。她直挺挺地站着，下巴昂立。她抹去了眼泪。
当火车门关闭时，车厢猛地一震，车轮嘎吱作响地开动起来。通过金属板的缝隙，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站台上的小女孩，直到那抹浅紫色的身影完全消失不见。
我对巴黎第十五区的好感本来就所剩无几，这可能是因为塞纳河畔那些紧挨着埃菲尔铁塔的高耸丑陋的现代建筑吧。哪怕它们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建造的，早在我定居巴黎之前它们就坐落在那里了，但我仍然觉得它们如同卡在喉咙里的鱼刺般让人难受。当我和班贝尔踏上乐拉敦街，也就是冬赛馆的原址时，残留的一点儿好感瞬间就消失了。
“真是面目可憎的街道啊。”说着，班贝尔拍了几张照片。
阳光很难照到这里，所以此刻的乐拉敦街一片阴沉和静默。十九世纪末期资本家们居住的建筑耸立在街道一旁，另一旁就是冬赛馆的旧址了，如今却坐落着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风格的褐色建筑，不论色彩还是样式都很刺眼。旋转玻璃门上的文字标志着这里是“内政部”大楼。
“把政府大楼建在这里也真够奇怪的。”班贝尔说，“你觉得呢？”
班贝尔之前已经找到了几张尚存但为数不多的冬赛馆的照片，此刻其中的一张便在我的手中。照片上，褪色的大门上几个黑色的大字“冬赛馆”格外刺眼，一列巴士泊在路边，街道上人头攒动。这张照片应该是在逮捕的清晨拍摄的，一个人在街角的窗边按下了快门。
我们四处寻找着纪念牌，它应当提及当年这里发生过什么，但一无所获。
“我简直难以相信，竟然什么都没有。”我说。
终于，我们在拐角处的格勒纳勒林荫街上找到了它。那是一块小小的标识牌，简直微不足道，我怀疑是否有人会注意到它。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巴黎城区以及市郊被捕，随后被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遭到杀害。此处原址为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维希政府曾在纳粹政府的命令下，以非人道的方式在此关押了一千一百二十九名男人、两千九百一十六名妇女以及四千一百一十五名儿童。我们谨此向所有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并嘱后人永世不忘。
“有点儿意思。”班贝尔陷入了沉思，“为什么儿童和妇女人数这么多，男人却这么少？”
“当时逮捕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我向他解释，“在那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起逮捕事件了，尤其是一九四一年的八月。但在冬赛馆事件以前，遭到逮捕的都是男性，但规模不大，也没有那么密集，所以说那起逮捕事件才会遭到众人唾弃。七月十六日晚上，大多数男人躲了起来，他们以为妇女和儿童总是很安全的，但他们却大错特错了。”
“这次逮捕事件谋划多久了？”
“有几个月了。”我说，“早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法国政府就着手安排这次逮捕事件了，并且指派了超过六千名法国警察。一开始，他们计划在七月十四日下手，但那天偏偏是法国国庆日，所以又稍稍延后了几天。”
我们朝着地铁站走去。这是一条凄清的大街，悲伤在这里萦绕着，余韵未绝。
“然后呢？”班贝尔问，“这些人被带到哪里去了？”
“他们在冬赛馆里被关押了好几天。一群医护人员被准许进去探视，他们说，里面充斥着混乱和绝望。随后，他们被押送到奥斯特里茨车站，分派到巴黎周边的集中营，最后全部送往波兰。”
班贝尔把眉头一皱。
“集中营？你是说在法国还有集中营？”
“犹太人在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在法国会被关押在一些集中营里。离巴黎最近的是德朗西集中营，此外还有皮蒂维耶集中营、博恩拉罗朗德集中营。”
“不知道这些地方现在是什么模样了。”班贝尔说，“我们应该去那里看一看的。”
“我们会去的。”我说。
我们在乐拉敦街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喝了杯咖啡。我看了看手表，今天是我要去探望玛玫的日子，但我知道今天去不了了，只能明天弥补。于我而言，探望玛玫并不是例行的苦差事。我的祖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还从未好好孝敬她，所以，在玛玫身上我能弥补这种遗憾。我很希望伯特兰能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她，毕竟她是最疼爱这个孙子的。
班贝尔的话又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冬赛馆事件。
“还好，我不是法国人。”他说。
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
“哦，抱歉，你现在是法国人了，对吧？”
“是的。”我说，“和法国人结了婚，所以我有双重国籍。”
“我刚才不是有意那么说的。”他咳嗽了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
“别担心。”我笑了，“你知道吗，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婆家人还是会叫我‘美国女人’。”
班贝尔也笑了。
“难道你不介意吗？”
我耸了耸肩。
“偶尔吧。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真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归属。”
“你结婚多少年了？”
“很快就十六周年了，不过，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
“当年举办的是那种法式浪漫婚礼吗？”
我笑了。
“不，我们在勃艮第举办了一场很简单的婚礼，我的公婆在那儿有栋房子，离桑斯不远。”
我忽然回想起婚礼的当天，我的爸妈和伯特兰的爸妈之间并无多少交流，那边的亲戚似乎也不太会说英文，但我实在是快乐得忘乎所以了。那天，阳光明媚，乡村的教堂玲珑而宁谧，我穿着一袭婆婆很欣赏的乳白色长裙，伯特兰穿着一套灰色的晨间礼服。他们在泰泽克家中享用了一顿精美的晚宴，香槟、蜡烛和玫瑰花瓣环绕着他们。夏拉操着一口别扭的法语发表一通演讲，结果只惹得我一个人放纵大笑，洛尔和塞西尔却皮笑肉不笑的。我的妈妈穿着一袭浅红色礼裙，凑在我的耳畔悄悄地说：“我的天使，真希望你会一直这样快乐下去。”至于我爸爸，跟着全身僵硬的科莱特在共舞华尔兹……真是一场遥远的回忆。
“你想念美国吗？”班贝尔问我。
“我很想念我的妹妹，倒不怎么想念美国。”
一个年轻的侍者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他扫了一眼班贝尔一头如火般的红发，露出一个傻笑。接着，他就看到了长枪短炮般的相机和镜头。
“你们是旅客吗？”他问，“想来拍一些巴黎漂亮的照片吗？”
“不是，我们只是来拍一下冬赛馆遗址的漂亮照片。”班贝尔用一口带着英国腔的法语说。
侍者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人会问关于冬赛馆的事情，”他说，“问埃菲尔铁塔什么的倒是大有人在。”
“我们是记者。”我说，“在一家美国杂志社工作。”
“那场在河畔发表的周年纪念演讲以后，”年轻的侍者回想着，“偶尔会有一些犹太家庭造访此处。”
我忽然灵光一闪。
“你知道这街上有没有人，比方说什么邻居知道那次逮捕事件，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的？”我问。我们已经和几位幸存者有过对谈，他们大部分都曾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出版，但我们仍然缺少目击者，缺少目睹整场事件发生的巴黎人。
但随后，我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毕竟这个年轻的孩子不过二十岁。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还没出生呢。
“有，我找得到。”他说，这倒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们沿着街道往回走，左手边会看到一家卖报纸的商店，老板叫泽维尔，他会和你聊一聊的。他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在那儿住了一辈子。”
离开的时候，我们给他留了一笔丰厚的小费。
从灰尘漫天的小车站里出发，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小镇，前方的路仿佛无休无止，沿途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双脚酸痛，他们要去哪儿？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离巴黎有多远了？火车行驶得很快，起码也有几个小时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的弟弟，火车向前行驶，她的心在往下沉。她要怎样才能回家呢？一想到弟弟会以为自己会忘掉他，她就越发难受。在一片黢黑封闭的壁橱里，她是他唯一的信仰了，可过了如此之久，他一定以为她要抛弃他了，她不再爱他了。壁橱里的水喝光了，手电筒没电了，黑暗让他害怕。她一定让他失望了。
这是哪儿？还没来得及看他们驶进的站台叫什么，他们就被拉下了车。她和所有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别无二致，都注意到这里是苍翠繁茂的田园乡村，绿油油的草地，金闪闪的麦田，夏日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一群蜜蜂在耳旁嗡嗡嗡地叫。天空有鸟儿飞过，有云朵飘过。经历了多日充斥着恶臭与燥热的拘禁后，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也许，接下来的日子没有那么糟。
她跟着爸爸妈妈穿过一道带着棘铁丝的大门，两边的守卫持枪而立。接着，她看到了一排排阴森的营房，方才的兴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挨得离妈妈更近了一些。警察们开始大声命令女人与儿童去右边的那排营房，男人去左边的那排。女孩无助地拉着妈妈，看见她爸爸被推进一群男人中间。身边没了爸爸，她更害怕了，可又无力反抗，一排排的枪口正对着他们。她的妈妈一动不动，眼神变得涣散，了无生气。她脸色苍白而又虚弱。
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警察们推搡着她们进了营房。里头光秃秃的，只在稻草上铺着木板，又脏又臭。厕所就在外面，但所谓厕所不过就是一排开了个洞的木板而已。警察命令他们上厕所必须在这里，即便是小便也必须当着众人的面，像牲口一般。这让她很羞耻，觉得自己根本就解不出来，她肯定做不到的。她眼看着妈妈坐在洞口上了，不禁在羞愧中低下了头。最后，轮到她了，她流泪了，但愿没有人会看她。
透过棘铁丝网，女孩可以看到远处的小镇，教堂的黑色尖顶、水塔、屋顶、烟囱和树梢。她想，在离他们不远的房子里，人们可以睡在铺着床单的床上，盖着毯子，有食物吃，有水喝，穿着干净清爽的衣服。没有人冲着他们吼叫，也没有人会待他们如牲口一般。那些人与他们的营房之间，不过一道栅栏之隔。她听到了小镇上教堂的敲钟声。
她想，有些孩子是会来这里度假的，他们会来野餐、玩躲猫猫的游戏。即便现在是战时，相较于以往食物有些短缺，或者他们的爸爸还会到前线作战，这些孩子仍旧会有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仍旧会有人视他们为掌上明珠。她实在不懂，为什么她和那些孩子之间会有这般云泥之别？为什么那些人会视营房里的人如草芥一般？是谁决定了这一切？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能喝到一些温热的卷心菜汤，但菜叶寥寥，全是渣滓，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女孩看到一排被剥得精光的赤裸女人站在锈迹斑斑的铁盆底下，用涓涓细水冲刷着自己肮脏的身体。这些女人丑陋而怪诞，不论胖瘦老少，这些女人她统统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看到她们的裸体。女孩不想看到她们，她难以忍受眼前的画面。
女孩蜷缩在妈妈温暖的身旁，尽力不去想她的弟弟。她身上有点痒，头皮也在痒，她想洗个澡，和弟弟吃顿晚餐，再回到床上。她难以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会比过去几天的遭遇更加糟糕，她想念她的朋友们，那些在学校同样也戴着小星星的女孩，多米尼克、索菲，还有艾格尼丝。不知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有逃离吗？是否此刻正安全地躲在某处？阿梅勒是不是和她的亲人躲起来了？她会和阿梅勒、和朋友们重逢吗？她还能在九月重回学校念书吗？
她一夜无眠，她需要爸爸抚慰的触碰。她的肚子随着疼痛一阵一阵发紧，但她知道，若是没有允许，他们晚上是禁止离开营房的。她双手环着腹部，咬紧了牙关，但疼痛越来越剧烈了。她慢慢地起身，蹑手蹑脚地走过一排排熟睡的女人和孩子，来到了外面的公共厕所。
刺眼的探照灯扫过营区。女孩在木板上缩紧了身子，她朝着洞里看去，粪坑里满是蠕动的蛆虫。她怕瞭望塔上的警察看到她下身，便拉低了衣服遮住她的臀部。完事以后，她飞快地跑回营房。
营房里头的空气黏稠闷热，一些孩子在睡梦中发出抽噎声，她还听见一个女人正在呜咽。她转向妈妈，那张脸瘦削而苍白。
那个快乐幸福的女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妈妈不会再揽她入怀，轻轻呼唤着自己的犹太小名。从前，妈妈的头发是光泽的蜜糖色，脸颊丰润饱满，所有的邻居和商铺老板都会叫她的名字和她打招呼。妈妈身上有温暖和令人舒适的母亲气息，那是一种混合着食物、香皂和安静衣物的芬芳。妈妈的笑容那么有感染力，她曾说过，哪怕是战争，他们也会安然度过，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凝聚着难以摧毁的爱。
那个女人正在妈妈身上一点一滴地消逝，她已经枯萎了，褪色了，脸上再也没有笑容浮现，浑身都是痛苦的臭味。那一头秀发，早已白发横生，干枯而脆弱了。
女孩觉得，她的妈妈已经死了。
那位老妇人用她那双水汪汪的混浊眼睛盯着我和班贝尔。我猜，她怕是得有一百岁了。笑的时候，嘴里一颗牙齿都没了，像初生的婴孩一般。和她相比，玛玫简直就是青春期的少女。她儿子在乐拉敦路上开了一间报刊亭，她就住在楼上狭窄的公寓里，到处是遍布灰尘的家具、虫蛀的碎布以及枯萎的植物。我们走进去自我介绍时，那位年迈的老妇人就坐在窗边的手扶椅里。看到我们这样冒昧的访客，她看上去很高兴。
“所以，你们是美国记者啰？”她颤巍巍地开口问我们。
“一个美国记者和一个英国记者。”班贝尔纠正道。
“你们对冬赛馆事件很感兴趣？”她问。
我拿出一支笔和一沓纸来，摊放在我的膝头。
“夫人，您对那场逮捕事件还有什么印象吗？”我问，“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哪怕是细枝末节的东西。”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年轻的小姐，你以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是吧？你以为我都忘了吧？”
“好吧。”我说，“那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你多大了？”她赤裸裸地这样问我。
我的脸有些涨红起来，班贝尔在他的镜头后悄悄地翘起了嘴角。
“四十五岁了。”我说。
“我快要九十五岁了。”她说着，露出光秃秃的牙床来，“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我三十五岁了，比现在的你要小十岁。我记得，我记得那天的一切。”
她停了下来，暗淡的眼眸看向窗外的街道。
“我记得，那天很早我就被窗外巴士的轰鸣声给吵醒了。我朝窗外看去，一辆辆巴士驶了过来。那都是我们城区的公交车，白绿相间，好多好多辆，曾经我每天都会坐。我很奇怪，为什么它们会开到这里来。接着，很多人下了车，几乎全都是孩子，好多好多孩子。你也知道，要忘掉那些孩子绝非易事。”
我写了下来，班贝尔缓缓按动着快门。
“过了一会儿，我穿好衣服跟我的孩子们下楼，那时他们还很小。邻居们和门房都跑了下来，我们都对他们很好奇，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些黄色的小星星，刹那间，我们就明白了。犹太人，他们开始抓捕犹太人了。”
“你当时知不知道这些人会有什么遭遇？”我问。
她耸了耸她已然腐朽的肩膀。
“不。”她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等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了一切。我们以为他们不过是被派遣到某地去劳动罢了，并没想到他们会横遭如此厄运。我还记得有人说，‘他们是法国警察，是不会伤害这些人的’。所以我们也没怎么担心。到了第二天，报纸上也只字未提，电台也没有播报，好像巴黎的市中心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乎，于是我们也没在乎。直到我看到了那些孩子。”
她停住了。
“孩子？”我重复了一句。
“几天后，那些巴士又带来了一些犹太人。”她继续说，“那时，我站在人行道上，看见那些脏兮兮的孩子从赛车场里出来，他们一脸害怕，哭个不停。我忽然想到，他们在赛车场里没怎么饮食。那一刻，我既无助，又愤怒。我想给他们扔一点儿面包和水果，但警察们不许。”
她又停了下来，那是一段很漫长的沉默。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很疲倦。班贝尔默不作声地放下照相机，接着，我们一动不动，等待着。我在想她还会不会继续讲下去。
“经过了这么些年，”她还是开口了，但悄声细语，“你知道吗，经过了这么些年，我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孩子。看见他们爬上巴士，然后绝尘而去。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我冥冥中有一种很可怕的预感。我周围的许多人对此都置之不理，他们已经对犹太人被带走这件事习以为常了。”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会置之不理？”我问。
她笑了：“这么多年，我们法国人就一直被灌输着‘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敌人’理念。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举行了一场展览会，就在意大利街上的伯利兹宫举行了一次展览，名叫‘犹太人和法国人’。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展览持续了数月。若要按巴黎的人口数量来算，那场展览真是规模空前。但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次让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展览。”
她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裙摆。
“我还记得那些警察，你知道的，我们那些英武的巴黎警察，我们那些忠诚的巴黎警察，他们将孩子们推到巴士里面，挥舞着他们的警棍，咆哮着，嘶吼着。”
她深深地低垂着头，呢喃着一些我没听清的话，好像是在说：“羞耻啊，我们竟没有上前阻止。”
“毕竟你那时一无所知。”我被她温润的双眼触动了，轻轻地说，“你又能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没有人会记得冬赛馆的孩子们，没有人会感兴趣的。”
“也许就在今年，他们会感兴趣的。”我说，“也许就在今年，一切都会不一样。”
她噘了噘枯萎的双唇：“不会的，你就等着瞧吧，什么都不会改变，也不会有人记得的。他们凭什么记得？那毕竟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岁月啊。”
女孩想知道她爸爸在哪里。她知道他和她们在同一个集中营里，就在其中某间营房，但她只见过他一两次。不知不觉间，时间倏忽而逝，她唯一牵挂的是她的弟弟。午夜梦醒时分，一想到她的弟弟还在壁橱里，她就止不住地战栗。她把钥匙掏出来，呆呆地凝视着它，心里又痛又惧。也许，她的弟弟已经在饥渴中死去了。自从那个暗无天日的星期四，也就是那两个男人来逮捕他们之后，已经过去多少天了？她一遍一遍算着，一个星期？十天？她不知道。她糊涂了，脑子里一片茫然。恐惧、饥饿和死亡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打转。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集中营里死去了，他们小小的身躯在眼泪和哭号声中被拖走了。
一个清晨，她看到一些女人聚在一起争论着什么，慌张而又焦虑。她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但妈妈说她也不知道，她只好跑去问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儿子，跟她的弟弟差不多年纪，过去几天他们母子俩一直睡在她们旁边。女人的脸涨得通红，好像发烧一般。她说现在营区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父母们将要被带到东边去劳动，他们先过去做好准备，孩子们在随后几天再过去。女孩听了，简直难以置信，又和她的妈妈复述了一遍。妈妈的眼睛猛地睁大了，她剧烈地摇着头，说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这么做的，他们不可能把孩子和父母分开。
若是换作以前，女孩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温馨而又安逸，她一定会对妈妈的话深信不疑的，从前她是那么信任她的妈妈。但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女孩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甚至比她妈妈还要成熟。女孩知道，那些女人说的应该都是事实，她知道那些流言并非空穴来风。她不知道要怎么向妈妈解释了，妈妈现在更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
当那些男人来到营房里时，女孩已经全然不怕了。她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四周仿佛筑起了一堵厚厚的墙来。她握着妈妈的手，紧紧地握着，希望她妈妈也能变得勇敢而坚强。男人们勒令她们到外面去，接着排成一小队，进入另一间营房。女孩耐心地和她妈妈站在队伍中，环顾四周，想在人群中找到她的爸爸，但丝毫无获。
轮到她们进入营房了。她看见一群警察坐在一张桌子后，两个穿着寻常衣服的女人站在男人的旁边。女人是从村子里来的，用一副冷峻而漠然的脸孔盯着她们。女孩听见她们命令那些排着队的老女人交出她们的钱和首饰，老女人们战战兢兢地摸出她们的婚戒和手表给了这两个女人。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站在女孩的身旁，警察指着小女孩耳朵上戴着的一对小小的金耳环，她满脸写着恐惧，哆嗦着想要取下来，却怎么也取不下来，她的祖母只好弯着腰去帮她摘。警察恼怒地叹了一声，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他们怕是整晚都得耗在这儿了。
那其中一个村妇走向小女孩，飞快地伸出手扯下了她耳朵上的耳环，顿时，小女孩的耳垂被撕裂开来。她哭号着，双手捂住血淋淋的耳朵。她的祖母也哭了起来，警察便给了她的祖母一记耳光，拉扯着她们到了营房外面。队伍里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警察们端起了枪，人们便又安静下来。
除了妈妈的一枚婚戒，她们两人并没有什么可上交的。那个脸色绯红的村妇解开了妈妈的衣服，从锁骨到肚脐，妈妈那苍白的皮肤和褪了色的内衣被一览无余。村妇摸索着妈妈的裙子和内衣，还有身上所有可藏匿的地方。妈妈闪躲着，但什么也没有说。看着这样的情形，女孩潜藏着的恐惧又冒了出来。她恨那些警察看妈妈身体的眼神，恨那村妇摸索妈妈身体的模样，如同在扒拉一块肉一般。他们也会这样搜查自己的身体吗？女孩想，也要解开她的衣服吗？也许，他们会把她的钥匙拿走。她紧紧地把口袋里的钥匙攥在手心里。不行，不能让他们把钥匙拿走，那是她秘密橱柜的钥匙。她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绝不会！
幸好，警察对她口袋里的东西并没有兴趣。跟着妈妈离开之前，女孩朝桌子上看了一眼，上面的东西越堆越多，项链、手镯、戒指、胸针，还有钱。他们准备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女孩想，把它们卖掉吗？或者拿回去自己用？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些东西呢？
出了营房，警察又勒令他们排队站好。骄阳似火，空气中灰尘肆虐。女孩口干舌燥，仿佛喉咙里长了刺一般。他们在警察沉默的注视中站了很久，到底怎么了啊？妈妈在哪儿？他们为什么非得站在这里不可？女孩可以听到她身后的人在不停地相互低声询问，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回答。女孩能隐隐感受到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所以，当后来的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也没有出乎她的意料。
警察们像一群浩荡的黑色鸟群扑向他们，把女人们带到一边的营房，把孩子们带到另一边的营房，即便是年龄最小的孩子也被迫和他们的妈妈分开。女孩看着这一切，恍若身在另一个世界中。尖叫声，哭号声，女人们扑倒在地上，死死地抓住她们孩子的衣服和头发，不肯放开。警察们举起手里的警棍，捶打着她们的脑袋。女孩看见一个女人瘫倒在地上，脸上血肉模糊。
她的妈妈正呆若木鸡地站在女孩的身旁，呼吸短促而剧烈。女孩牵起妈妈冰冷的手，而警察却粗暴地要将她们的手掰开。妈妈嘶声尖叫，发了疯一样地向她扑过来，撕扯中，衣服敞开着，头发乱糟糟的。她的嘴巴扭曲地张开，叫着她女儿的名字。女孩拼命想要去抓妈妈的手，但那些男人却把她推到一边。女孩跪在了地上。妈妈如困兽一般与警察厮打着，有那么一会儿甚至还占据了上风。就在那一刻，女孩看到了她真正的妈妈，她一直怀念的、敬爱的那个坚强而又热情的女人。女孩回到了妈妈的怀里，妈妈的臂膀环绕着她，妈妈浓密的头发摩挲着她的脸庞。忽然，一阵冰冷的水从天而降，泼在了她们身上。她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也无法呼吸，等再睁开眼，妈妈已经被男人们抓着湿漉漉的衣领拖走了。
整个过程仿佛经历了几个小时，六神无主的孩子们泪眼汪汪，一桶一桶的水泼向他们。女人们拼命地挣扎着，警棍抽打在她们身上。女孩知道，这一切就发生在眨眼之间。
寂静。都结束了。最后，孩子们站在一边，女人们站在另一边，站在他们中间的，是一群强壮的警察。他们不停地重复着，女人和超过十二岁的孩子将先行出发，其余的孩子下个星期再出发，去和他们会合。他们说男人们已经离开了，每个人都必须配合他们，听从命令。
女孩看见她的妈妈和另一群女人站在一起，妈妈露出一丝勇敢的微笑回头看着女儿，仿佛在说：“亲爱的，你看到了，我们会没事的，警察们都这么说了。几天之后你就会和我们相聚的。别怕，我的宝贝。”
女孩环顾四周，都是孩子，不计其数。那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满脸泪水，悲伤而又害怕。她还看见了那个耳垂还在流血的小女孩，向她的祖母伸着手。他们这群孩子会怎么样？她会怎么样？她想，他们的爸爸妈妈会被带到哪儿？
女人们被带出了营地的大门。她看见妈妈走在队伍的前面，走向那条穿过村庄、最终到达车站的公路。妈妈最后一次回头望向她。
然后，妈妈走了。
“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泰泽克夫人。”刚一踏进充满阳光的白色疗养房间，维罗妮卡便笑容洋溢地跟我说。她是这家整洁而友好的疗养院护理玛玫的职工之一。疗养院位于第十七区，距离蒙梭公园不远。
“不要叫她泰泽克夫人，”伯特兰的祖母吼她，“她讨厌别人这么称呼她，叫她嘉蒙德女士。”
我忍俊不禁。维罗妮卡似乎有些懊恼。
“而且，不管怎么说，只有我才是泰泽克夫人。”这位傲骨犹存的老妇人说。她对于其他的泰泽克夫人都颇为不屑，比如她的儿媳妇，也就是伯特兰的母亲科莱特。我想，这就是玛玫的作风，即便一把年纪了也如此争强好胜。她叫玛塞尔，但她讨厌这个名字，所以也没有人这么叫她。
“我很抱歉。”维罗妮卡谦逊地说。
我抚了抚她的手臂。“不要担心这个。”我说，“我没有冠以夫姓。”
“那是美国的做派。”玛玫说，“嘉蒙德女士是个美国人。”
“是的，我注意到了。”维罗妮卡说，她的兴致好了一些。
注意到了什么呢？我很想问，我的口音？着装？还是我穿的鞋子？
“您呢，您有度过美好的一天吗，玛玫？”我坐在她的身旁，握着她的双手。
和当初住在乐拉敦街的老妇人相比，如今的玛玫气色更好了一些，她的脸上几乎找不到一处皱纹，灰色的眼眸熠熠生辉。虽说那个住在乐拉敦街的老妇人更加老态龙钟，但她的脑子更清楚一些，这是因为，如今八十五岁的玛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12)。
察觉到玛玫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伯特兰的父母决定带着玛玫去疗养院生活，不然的话，她能开着煤气烧一整天，要么就常常把自己锁在公寓外头，然后被人们发现她正穿着她的睡袍在圣东日街上游荡。当然，她也抵抗过，她一点儿也不想来疗养院，不过她也算是被照料得很好，只是偶尔还会发点儿脾气。
“我这一天过得很‘美好’。”维罗妮卡离开后，她笑着说。
“哦，我明白了。”我说，“和往常一样，所有地方都逛遍了？”
“和往常一样。”她说，接着她转向我，怜爱的灰色眼眸在我脸上驻足，“你那一无是处的丈夫呢？你知道的，他一次都没来过，你可别找什么‘他很忙’之类的借口。”
我叹气。
“好吧，至少你还在这儿。”她生硬地说，“你看上去很累，一切都还好吧？”
“还好。”我说。
我知道我一脸倦容，但实在没什么办法。去度假吧，我想，但在夏天之前并无这样的安排。
“公寓怎么样了？”
来疗养院之前，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施工的进度。那里忙得热火朝天，一如往常，伯特兰精力充沛地亲自监工，安东尼却筋疲力尽。
“完工之后，”我说，“那里肯定很漂亮。”
“我好想念它，”玛玫说，“怀念住在那里的时候。”
“我懂的。”我说。
她耸了耸肩。
“你知道的，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让你有依恋感，我想，就像人一样。我不知道安德烈是不是也会怀念那个地方。”
安德烈是她的亡夫。伯特兰十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一无所知。每当玛玫提起他的时候，总像是他还在一样，对此我已经习惯，也从不纠正她，告诉她他已经在多年前死于肺癌。在我刚见到祖母的那段时间里，她还没有失忆，每逢我去圣东日街看望她的时候，她很喜欢提及他，总要把相簿拿出来给我看。我感到我仿佛认识安德烈·泰泽克，爱德华继承了他的灰蓝色的瞳孔，但爱德华的鼻子更圆润，笑容更温暖一些。可能吧。
玛玫不厌其详地跟我说起他们的邂逅，他们的相爱，还有在战争中的艰难困苦。泰泽克一家来自勃艮第，但自从安德烈从他父亲手上继承了家族酒庄的事业之后，始终入不敷出，于是他北上巴黎，在孚日广场附近的蒂雷纳街上开了一间小小的古董店，渐渐地，他开始声名鹊起，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爱德华在父亲去世以后接手管理，将店面搬到了第七区的巴克街上，巴黎很多高级的古董店都聚集在此。古董店现在由伯特兰的妹妹塞西尔在经营，生意蒸蒸日上。
祖母的主治医生罗氏生性悲观，但效率过人，他有一次告诉我，和玛玫谈论过去对病情很有帮助。这么说的话，她可能对三十年前的事情比对今天早上的事更加清楚一些。
这就像一个小游戏，每次我来探望，总会故作漫不经心地问她一些问题。她很清楚我想引导她回答，但却假装不知道。
挖掘伯特兰的童年往事还挺有意思的，玛玫能回想起很多他的趣闻，他青少年时还很愚钝，不喜欢读书，不是他父母口中的那个优等生，更不是我所听闻的风云人物。十四岁时，伯特兰还为隔壁一个私生活混乱、吸食大麻的金发女孩跟他父亲大吵了一架。
然而，有时候探寻玛玫混乱的记忆也并非一件趣事。她经常什么也不记得，于是只剩无情的沉默充斥其间。遇到糟糕的日子，她更是一言不发，扬着下巴，瞪着眼看着电视。
有一个早晨，她不记得佐伊是谁了，她不断地问：“那个孩子是谁？她来这里做什么？”佐伊像个大人一样坦然应对，但在那个夜晚，我却听到了她在床上哭泣。我轻柔地问她怎么了，她只好坦承她忍受不了看着她的曾祖母这样老去。
“玛玫，”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和安德烈搬进圣东日街上的公寓的？”
我原以为她会皱起眉头，像一只睿智的老猴子一样，然后说“哦，我完全不记得了……”
然而，她的回答却很干脆。
“一九四二年七月。”
我坐直了，注视着她。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重复着。
“是的。”她说。
“你们是怎么找到那间公寓的？那时还在打仗，找一间公寓肯定特别艰难，对吧？”
“一点儿也不难啊。”她愉快地说，“那间房子突然就空出来了，我们是从门房罗耶夫人那里听来的，她和我们之前住处的门房很熟。我们原本住在蒂雷纳街上，就在安德烈店铺的上面，但那破房子又小又旧，而且只有一间卧室，于是我们就搬过来了，那时爱德华才十岁或者十二岁。我还记得，搬到一间大房子，我们都很激动，而且租金又便宜。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可远没有现在这么时髦。”
我小心翼翼地盯着她，清了清喉咙。
“玛玫，你还记得是七月初呢，还是七月末？”
她微笑着，对于自己的记忆力很是高兴。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七月末。”
“那你还记得为什么那个地方突然就空出来了吗？”
又是一个愉悦的微笑。
“当然啦，因为那时有一场大规模的逮捕。人们都被抓起来了，你知道的，所以就有很多地方都空出来了。”
我盯着她，她也凝眸注视着我。可当她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眼底浮现出了阴霾。
“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你们是怎么搬进去的？”
她抚弄着她的衣袖，嘴唇颤抖着。
“罗耶夫人告诉我们的门房，说有一间圣东日街上的三居室的公寓空出来了。我们就是这么知道的，就这样。”
沉默。她把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但是，玛玫，”我轻声说，“你难道没有想过，那些人有一天可能会回来吗？”
她神色变得肃穆起来，双唇紧绷。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最终她说，“什么都不知道。”
她低头看向她的双手，不再说一个字。
女孩想，那是最难熬的一个夜晚。对所有的孩子，包括对她来说，都是最难熬的一个夜晚。营房已经被洗劫一空，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衣服，没有毛毯，一无所有。鸭绒被被撕扯开来，白色的羽毛覆盖在地上，仿佛伪造的雪地一般。
孩子们在恐慌中哭泣、尖叫、哽咽。一群年纪尚幼的孩子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啼哭着要妈妈，泪水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他们在地上滚来滚去，在绝望中惊叫。至于像女孩那般年纪的孩子们，他们呆呆地坐在肮脏的地上，头埋在他们的胳膊里。
没有人探视他们，没有人安抚他们，更没有人照料他们，也不分发食物。他们太饿了，只好啃一点儿干草和稻草充饥。女孩不禁怀疑，那些警察……难道他们就没有家人吗？难道他们就没有孩子吗？难道他们家中就没有等待团聚的子女吗？他们怎么能这样虐待孩子们？是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的，还是说这是出于他们的本性？他们究竟是机器还是人？她紧盯着那群警察，这些人的确是血肉之躯，是真的人。可她仍旧不明白。
第二天，女孩注意到有一群人透过棘铁丝网看着他们。那是群女人，带着包裹和食物，她们似乎是想把食物都推到栅栏这边来，但警察们都命令她们离开。于是没人再来探视他们了。
女孩恍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冷酷、粗鲁而狂野的孩子。她偶尔会跟一些大一点儿的孩子打架，因为他们想霸占她找到的一点儿变馊的老面包。她恶语相向，跟他们厮打。她觉得这个世界危险而又野蛮。
最初，她并没有正眼去看那些更小的孩子，他们总是让她想起自己的弟弟。可现在，她却觉得应该帮助这些弱小而脆弱、可怜而肮脏的孩子。不少孩子开始拉肚子了，粪便沾在衣裤上凝结成块，可并没有人给他们清洗，也没有人给他们喂食。
渐渐地，她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年纪，也有些孩子年纪太小了，没法告诉她。她温暖的话语、笑靥和亲吻都让孩子们十分感激，他们成天跟在她的身后，在营区里打转。这十多个孩子就像是一群羽翼破烂的麻雀一般。
她会给他们讲故事，这些故事每次弟弟上床睡觉前她也会给他讲。晚上，他们躺在虱子遍布的稻草堆上，在老鼠此起彼伏的喧扰中，她会给他们讲那些故事，还会把故事讲得再长一些。那些大一点儿的孩子也会围过来，有些孩子假装自己并没有在听，但她知道他们正竖着耳朵，沉浸在故事当中。
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叫瑞秋，身材高挑，一头黑发，看她的目光总带有一丝轻蔑。但一个一个夜晚过去，瑞秋渐渐靠近她，这样瑞秋就不会错过故事的每一个字了。一次，趁着其他小孩子都睡觉了，瑞秋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告诉她：
“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应该逃跑。”
女孩摇了摇头。
“没有出路的，警察们都有枪，我们逃不掉的。”
瑞秋耸了耸她瘦骨嶙峋的肩膀。
“我准备逃跑了。”
“那你妈妈怎么办？她还在另一个营地里等你呢，就像我妈妈一样。”
瑞秋微微一笑。
“你还真信？真信他们说的鬼话？”
女孩讨厌她那像是无所不知的微笑。
“不信，”女孩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他们，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我也一样。”瑞秋说，“我看见他们干了什么，他们甚至连小孩子的名字都不记得。他们把写着名字的名牌系在孩子们身上，只要名牌一取下，他们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我们的妈妈。”
瑞秋伸出胳膊，握住了她的手，这让女孩有点儿诧异。瑞秋用力地握着她，就像阿梅勒曾经握住她的那样。接着她站起身来，走开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早早醒来。警察们来到营房里，拿着警棍推搡着他们。那些睡眼蒙眬的小孩子开始叫喊，女孩想安抚那些靠她最近的孩子，可只是徒劳。他们把孩子们赶到一个小屋子里，女孩牵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去了。她看见一个警察手里拿着形状很奇怪的器械，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两个孩子喘着气，害怕地往后退。可警察拳打脚踢地把他们拖到那个拿着奇怪器械的男人那里。女孩惊恐地在一旁看着，随后她就明白了——他们的头发要被剪掉了，所有孩子都要被剃成光头。
她看见瑞秋那头浓密的黑发掉落在地上，光秃秃的白色后脑勺露了出来，像个尖尖的鸡蛋。瑞秋瞪着男人们的目光里盛满了怨恨和不屑，她朝他们的鞋子吐口水，一个宪兵野蛮地把她推到了一边。
小孩子们都吓得发狂了，得用两三个男人才能制服他们。轮到女孩时，她一点儿也没有挣扎，她低下头，感受到器械冰冷的触碰。她闭上眼睛，她不想看到她那一头长长的金发掉落在脚边。她的秀发，她一头惹人赞叹的秀发。她感到一阵呜咽要从喉咙里挣脱出来了，可她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她不想哭，不想在这群人面前哭，永远也不要哭。只是头发罢了，还会长回来的。
终于要结束了，她睁开眼睛，看到按住她的那双红润的大手。一个男人用剃刀刮掉了最后一点儿头发，这时，她抬起了头。
眼前这个友善的红发警察是她的邻居，女孩的妈妈之前还和他交谈过。女孩去上学的时候，他还朝她眨眼睛。搜捕的那天，她还向他挥过手，结果他却扭过头去。现在，他就近在眼前，没法再移开目光。
她迎着他的目光，直视着他，不再闪躲。他的眼睛是一种奇怪的黄色，像金子一样。他的脸庞因为尴尬而涨得通红，女孩能感到他在颤抖。她不发一言，只是盯着他，用她能做出的最轻蔑的姿态。
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女孩微笑，可对于十岁的孩子来说，这笑太过于苦涩。接着，她挥开了他的大手。
我茫然地离开了疗养院。我应该去办公室的，班贝尔还在那里等我，但我却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朝着圣东日街走去。我的脑袋里有好多问题在缠绕着：玛玫说的是真的吗，还是说疾病让她弄混了，分不清虚幻和现实？真的曾有一家犹太人从这里离开了吗？根据玛玫的说法，泰泽克一家怎么会毫不知情地搬进去呢？
我慢慢地穿过庭院，呆呆地想，门房的住处就在这里，多年过去，它被改造成了一间小公寓。走廊上固定着一排铁质的信箱，再也没有门房会挨家挨户地去送信了。玛玫提到过的，门房的名字是罗耶夫人。我在书里读到过，在那场搜捕中，门房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很多人都是迫于警察的淫威，但有些人做得更加绝情，向警察们揭发那些藏匿起来的犹太家庭。一些人霸占了那些空下来的公寓，逮捕一结束就把公寓里的物品据为己有。在我读到的资料中，极少数一批人在全力保护那些犹太家庭。我不禁想，罗耶夫人在这里扮演的是哪种角色？我不禁想到了我那蒙帕纳斯林荫街上的门房，她跟我同龄，来自葡萄牙，没有经历过战乱。
我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到了四楼。现在还是午餐时间，工人们都去吃饭了，大楼里静默无声。当我打开前门，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和空虚吞噬了我。我向着公寓里更老旧的区域走去，也是伯特兰之前给我们展示的一片区域。一切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在那个炎热的七月，黎明将至，男人们来敲门带走了他们。
恍惚间，所有我在过去几周里读到的一切，所有我知道的关于冬赛馆的一切都纷至沓来，就在我即将入住的地方一幕幕重演。通过所有我收集的证据、阅读的资料、采访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我仿佛能亲眼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实在是难以置信，仿佛只要一伸手，我就能触碰到当时发生在这墙内的事情了。
几天前我开始动笔写的文章快要收尾了，截稿日期也已经逼近，不过我还得去参观巴黎城外的鲁瓦雷集中营的德朗西集中营，而且，我和弗兰克·李维约好了时间见面，他所属的协会正在组织逮捕事件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很快，我的调查即将结束，我可以开始写其他文章了。
可是现在，当我知道了这里发生过什么，它距离我如此之近，和我的生活紧密相关，我意识到我必须挖掘更多才行。我的调查还没有了结，我必须摸清所有的细节：住在此处的犹太一家发生过什么？他们叫什么名字？有孩子卷入其中吗？有人从那些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吗？所有的人都死了吗？
我在空空如也的公寓里徘徊着。在一个房间里，一堵墙已经倒塌了，在一片瓦砾中，我察觉到一条长长的、深深的通道巧妙地藏在一块隔板后面，如今显露出一部分来。这是一个绝佳的躲藏之处。要是这些墙会说话就好了……但我不需要它们说话了，我已经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我能看到它。幸存者们已经告诉了我那个燥热而宁谧的夜晚、划破天际的敲门声、果断强制的命令以及穿过巴黎的巴士。他们还告诉了我那个臭气熏天的冬季自行车竞赛馆里如同炼狱般的场景。告诉我的那些人，扯下了他们的星星逃脱了那里，成为幸存下来的人。
我拿出手机，给伯特兰打了个电话。看到是我的号码，他低声轻语：“在开会。”这是我们的密语，意思是说“他很忙”。
“很急。”我说。
我听见他在窃窃私语些什么，接着他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怎么啦，爱人？”他说，“有话快说，还有人在等我。”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伯特兰，”我说，“你知道你的祖父母是怎么住到圣东日街上的公寓的吗？”
“不知道。”他说，“怎么了？”
“我刚刚去探视了玛玫，她告诉我说他们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搬进来的，她说这个地方是空的，因为一个犹太家庭在冬赛馆事件里被逮捕了。”
一阵沉默。
“所以呢？”终于，伯特兰问。
我的脸涨红了，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回响着。
“你们一家人知道这家犹太人被捕了，却还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搬进来吗？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些？”
不用猜我都知道他又以标准的法国佬姿态耸肩，把嘴一撇，把眉一挑。
“没有。我很心安理得啊！我不知道，他们也没告诉我，可我还是很心安理得。我敢确信，一九四二年七月，在逮捕事件结束后，有很多巴黎人住进了空下来的公寓里。所以我们一家也不至于是通敌卖国的，是不是？”
他的笑声刺伤了我的耳朵。
“我从没这么说，伯特兰。”
“你对这件事情太热衷了，茱莉娅。”他换了一副温柔的腔调，“你知道的，这件事发生在六十年前，那时正在打仗，对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我叹了口气。
“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经过，我只是不明白。”
“很容易理解啊，我的天使。我的祖父母在战争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古董店生意惨淡，所以他们才想搬进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地方啊，毕竟他们也有孩子了。他们还年轻，所以很高兴能找到一处头上还有屋顶的地方。他们不会纠结于什么犹太家庭的。”
“哦，伯特兰，”我轻轻说，“他们怎么能不纠结那个家庭呢？他们怎么能不纠结呢？”
他透过电话给了我一个飞吻。
“我猜，他们并不知情。我得走了，爱人，今晚见。”
接着，他挂了。
我在公寓里逗留了一小会儿，我沿着走廊走着，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伸手抚摩那光滑的大理石壁炉。我想弄清楚，我不想让我的情绪冲垮我。
她下定决心和瑞秋一起逃跑，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否则她们只有死路一条。她很清楚，要是她跟其他的孩子继续待在这里，一切终将结束。很多孩子已经病了，还有六七个孩子不治而亡。之前她还看到过一个护士，就像在运动场看到的一样，那个女人戴着蓝色的面纱。可是这里有那么多生病的孩子、挨饿的孩子，一个护士也束手无策。
逃跑是她们俩之间的秘密，她们没有告诉过其他孩子，其他孩子恐怕也猜不到。她们已经注意到白天的大多数时候，警察们都不管孩子们，于是她们准备就这么光天化日地逃出去，她们应该能轻而易举地逃出去，但手脚要快。在小屋的后面往水塔的方向，也就是村里的女人想通过棘铁丝网传递食物的地方，她们发现铁丝网上有一个小洞。洞虽然小，但足够两个孩子爬出去了。
一些孩子已经在警察的押送下陆陆续续离开营地了，女孩看着他们瘦弱的身躯远去，他们的后脑勺光秃秃的，穿的衣服破破烂烂。他们要被带到哪儿去？远吗？会见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吗？她不相信，瑞秋也不相信。如果他们和父母要被带到同一个地方，那一开始何必要强行分开他们一家人呢？女孩想，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的痛苦与折磨？“因为他们憎恨我们。”瑞秋用她那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告诉女孩，“他们憎恨犹太人。”哪里来的仇恨？女孩想，有多憎恨呢？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未憎恨过任何人，也许她的老师除外，因为她没有熟记课文，所以老师严厉地处罚了她。她不禁想，她曾希望过那个女人去死吗？是的，她有过。也许就是这样吧，这就是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你太憎恨一个人了，所以巴不得杀了他。因为他们戴着黄色的星星，所以你就憎恨他们。这让她战栗不已，她觉得这世上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怨恨都聚集在此，笼罩着她。那些邪恶和怨恨就潜藏在那些警察绝情的脸上，潜藏在他们的冷漠和蔑视中。在集中营的外头，所有人也憎恨犹太人吗？她这一辈子都要在仇恨中度过？
女孩还记得，六月的时候，有一次她放学回家上楼梯时，无意间听到了邻居的对话，那是几个女人在窃窃私语，于是她停下脚步，耳朵像小狗一样竖了起来。“你知道吗，他的外套一翻，里面竟然有星星。我从没想过他居然是犹太人。”她听见另一个女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是犹太人！他是个多么正派的绅士呀！这太让人吃惊了。”
女孩问过妈妈，为什么有些邻居不喜欢犹太人？妈妈耸了耸肩，叹了口气，低下头继续熨衣服去了。妈妈没有回答女孩的问题，于是她跑去问爸爸，当一个犹太人有什么错？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讨厌犹太人呢？爸爸挠了挠头，低头看她，露出古怪的一笑。他犹豫地说：“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们不同，所以他们害怕我们。”但他们哪儿不同呢？女孩想，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她好想她的妈妈，她的爸爸，还有她的弟弟，以至于思念成疾。她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只有逃出去她才能找到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许她的父母成功逃跑了呢？也许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呢？也许……也许……
她想到她那个空无一人的公寓，那张凌乱的床，还有在厨房里慢慢馊掉的食物。在一片如坟墓一般的寂静中，她的弟弟在等着她。
瑞秋碰了碰她的胳膊，把她吓了一大跳。
“就现在，”瑞秋低声说，“我们现在就跑。”
集中营里鸦雀无声，犹如一片荒地。她们察觉到自从大人们统统被带走以后，警察也被调离了大部分，剩下的也对孩子置之不理，放任他们自生自灭。
酷暑笼罩着整片营地，让人燥热难耐。营房里面，生病的孩子们气息奄奄地躺在草堆上。女孩们可以听到远处男人们的交谈和笑声，他们可能在另一个营房里躲太阳。
她们只看到一个警察坐在阴凉地里休息，来复枪就放在他的脚边，他的头靠在墙上，嘴巴张着，仿佛在闭目养神。她们朝着铁丝栏蹑手蹑脚地走去，像两只迅捷的小动物一般。她们能看到眼前一片辽阔的绿色草地和牧场。
此刻万籁俱寂，烈日炎炎，有人看到她们了吗？她们蜷缩在草地里，心扑通扑通直跳。她们回头看去，没有动静，也没有声响。真是简单，女孩想。不，没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事是简单的。
瑞秋抱着几件衣服，她催促女孩赶紧穿上，她说多穿几层衣服能让她们在爬行时不被倒刺划伤。女孩奋力穿上一件肮脏而褴褛的毛衣，还有一条紧绷而破烂的裤子。她一阵一阵地发抖，不禁想，这些衣服之前都是谁的？也许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可怜孩子的，她的妈妈被迫离开，留下她孤苦伶仃地死去。
她们蹲着往前跑，就快要到铁丝网底下的小洞了，不远处站着一个警察。她们看不清他的脸，只能依稀辨认出高高的圆形帽子的轮廓。瑞秋指了指铁丝网的出口，她们得迅速地钻出去，一刻也不能耽误。她们趴在地上，朝着小洞爬去。女孩想，那个小洞真小，虽说她们又穿了几件衣服，但穿过去的时候，铁丝上的倒刺难免不会割伤她们。她们之前怎么会以为能轻而易举地穿过去呢？以为没有人看到她们呢？以为她们能逃掉呢？她们真是疯了，她想，疯了。
芬芳的草地弄得她鼻子痒痒的，她真想把头埋在绿油油的草丛间，在扑鼻的香气里畅快地呼吸。她看见瑞秋已经到了洞口，把头小心翼翼地探了出去。
忽然间，女孩听到了草地里传来砰的一声重响，她的心骤然停了下来。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她，她抬起头——是那个警察。他一把抓起她破旧的衬衫领口，把她提了起来摇晃着。女孩吓得浑身都瘫软了。
“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他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
瑞秋已经半个身子都在洞外了，那个男人一手抓着女孩的衣领，一边探下身去抓住瑞秋的脚踝。瑞秋挣扎着，又打又踢，但他实在太强壮了，把她从棘铁丝网外又拉了回来。她脸上和手上鲜血直流。
她们站在他的面前，瑞秋啜泣着，女孩仰着下巴笔直地站着，心里却直战栗，可她不想把她的害怕显露给他，至少她要装得很坦然。
她喘着气看着他。
是那个红头发的警察，他也随即认出了她。她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感到她衣领上粗大的手在颤抖。
“你们不能逃跑。”他粗暴地说，“你们必须待在这里，明白吗？”
他还年轻，二十出头的模样，身材魁梧，皮肤红润。女孩注意到他厚厚的黑色制服底下汗流浃背，额头和上嘴唇的汗水亮晶晶的。他眨巴着眼睛，两只脚动来动去。
她发觉自己并不害怕他，反而对他有一种莫名的怜悯，这让她很困惑。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他低头看着，满脸的诧异与尴尬。她说：“您还记得我，是不是！”
她没在问他，而是在陈述这个事实。
他点点头，擦掉鼻子上的汗水。她从口袋里拿出那把钥匙给他看，小手丝毫没有颤抖。
“您还记得我弟弟吗？”她说，“那个金色的鬈发小男孩？”
他又点了点头。
“您必须放我走，先生。我的弟弟，先生，他一个人还留在巴黎。我把他锁在了壁橱里，因为我以为……”她的声音嘶哑了，“我以为他在那里会很安全！我必须回去，让我穿过那个洞吧，您可以假装没有看到我们，先生。”
男人回过头，朝营房那边看去，像是怕有什么人过来，看到了他们或听到了什么似的。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又回头看着女孩。他皱着脸，摇了摇头。
“我不能这么做，”他说，声音低了下去，“我得奉命行事。”
她把手放在他的胸膛上。
“求求您了，先生。”她轻轻地说。
旁边瑞秋擤了擤鼻涕，脸上的血液和眼泪凝结在了一起。男人又回头望了望，似乎很慌乱。她察觉到他脸上又浮现出奇怪的表情，就像在搜捕的那一天一样，混杂着怜悯、羞耻和愤怒。
短短的几分钟对女孩来说异常沉重，仿佛永无止境。她惊恐地呜咽着，泪水在眼里飞快地涨潮。要是他把她和瑞秋遣送回营地里，她该怎么办？她还能逃出来吗？怎么逃？她会再试着逃跑的，她坚定地想，是的，她会一次又一次地逃跑，决不罢休。
忽然，他念出了她的名字，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掌湿润而温热。
“走吧，”他咬着牙说，汗水从他苍白的脸上滑落下来，“走，就现在！快点！”
她有些茫然地看着他金色的瞳孔，他把她推向小洞，让她趴下来。他一把抓起棘铁丝，粗暴地把她推了出去。铁丝刺痛了她的额头，可一切都结束了，她挣脱出双腿，站在营地的另一头。她自由了。
瑞秋呆呆地看着他们。
“我也想走。”瑞秋说。
警察伸出手抓住她的后脖颈。
“不行，你得留在这儿。”他说。
瑞秋恸哭着。
“这不公平！凭什么她可以我就不行？凭什么？”
他捂住她的嘴巴想让她安静下来。铁丝网的另一头，女孩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瑞秋不能跟她一起呢？为什么瑞秋就得留下来呢？
“让她过来吧，”女孩说，“求求您了，先生。”
她的声音沉着冷静，仿佛出自一个年轻的女人之口。
男人看上去很是局促不安，但他并没有犹豫许久。
“快走，”说着，他把瑞秋一推，“快点！”
他把铁丝网往上拉，好让瑞秋钻过去。瑞秋终于来到了女孩身边，上气不接下气。
男人在口袋里摸索着，然后拿出了什么，穿过铁丝网递给了女孩。
“拿着。”他命令道。
女孩看着手里一团厚厚的钱。她放在口袋里，和钥匙放在一起。
男人皱起眉头，又朝着营房的方向看了看。
“老天保佑，快跑吧！你们俩现在就跑，快点。如果他们看见你们了……就把你们的星星扯下来，然后去找人帮忙。你们要小心点，祝你们好运！”
她想谢谢他的帮助，谢谢他给的钱。她想伸手握住他，但瑞秋抓住了她的胳膊，朝着那片金色的麦田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她们手忙脚乱，肺像是要爆炸了一般。她们只想远离营地，离得远远的。
回到家里，我才发觉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有些反胃，由于专心研读冬季竞赛馆的事情，加上上周在玛玫的公寓里有了新的发现，我一直都没有理会，但乳房的胀痛让我开始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症状。我算了一下自己的生理期，是的，来晚了，但过去的几年里也不是没发生过。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下楼，到街上的药店里买一根验孕棒。
上面出现了一条蓝色的线，我怀孕了，怀孕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在接连两次流产以后，上一次怀孕还是在五年前，但那简直如同一场噩梦。起先是疼痛和出血，接着又被发现是宫外孕，受精卵在输卵管内着床。不但手术相当复杂，恢复期也是一团糟，让我身心俱疲，过了好久才走出阴霾。医生摘除了我的一个卵巢，还说他觉得我以后可能不能再怀孕了，再说，那时我都已经四十岁了。伯特兰的失望溢于言表，虽然他从未说过，但我能感受得到。他闭口不说自己的感受，让事情变得更糟，那些深埋在心里的话在我们俩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这件事，我只对我的心理医生还有密友倾诉过。
几个星期前，我们邀请伊莎贝尔一家去勃艮第一起共度周末，她的女儿马蒂尔德和佐伊同龄，另外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儿子马修。伯特兰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他，逗他玩，让他骑在自己的肩头，跟他笑哈哈，但眼底却有一抹深沉的忧伤，这让我实在很难受。所有人都在外面享用他们的法式蛋挞时，伊莎贝尔发现我独自在厨房里偷偷垂泪，她抱紧我，给我倒了一大杯酒，打开音乐，用戴安娜·罗丝(13)的歌喉安抚我。“这不是你的错，心肝宝贝，要记住，错不在你。”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很无用。泰泽克一家一直都很好心不提此事，然而我仍感到自己没有满足伯特兰最大的愿望：给他再生个孩子，最重要的，是生个儿子。伯特兰只有两个妹妹，没有兄弟，算是后继无人了。一开始，我并没有了解到泰泽克一家对于这个传统的重视。
我很明确地表示过，虽然我成了伯特兰的妻子，但仍要以“茱莉娅·嘉蒙德”称呼我，说完，四周一片震惊的沉默。我的婆婆科莱特带着生硬的微笑向我解释，在法国，这种做法还十分新潮，或者说太新潮了。女性的观点在这里还没有被全盘接受。法国女人对外最好还是要冠以夫姓比较好，我的余生应该好好当一位“伯特兰·泰泽克夫人”。我还记得我对着她微微一笑，告诉她我还是要保留“嘉蒙德”这个姓氏。她没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她和我的公公爱德华总是以“伯特兰的妻子”来介绍我。
我低头看着那条蓝色的线。孩子，一个孩子！无尽的喜悦淹没了我，我要生一个宝宝了。我环顾四周，看着熟悉的厨房，站在窗户边看着底下幽暗的庭院。男孩女孩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但我知道伯特兰想要个儿子，不过要是一个女儿他也会很爱她的。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第二个孩子，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连佐伊都不再吵着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玛玫也不再过问此事。
我要怎么告诉伯特兰呢？我不能就在电话里跟他说，得找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私密的地方。然后我们要小心翼翼地，在怀孕三个月之前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好想打电话给赫尔夫、克里斯托弗、伊莎贝尔、我的妹妹以及父母，但我忍住了；我的丈夫必须是第一个知道的，然后是我的女儿。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拿出手机，给保姆艾尔莎打了个电话，问她是否今晚有空照顾一下佐伊，她说好的。接着我在我们最爱的一家餐厅里预订了个位置，那是一家位于圣·多米尼克的啤酒屋，自打结婚后我们常去。最后，我给伯特兰打了个电话，结果转到了他的语音信箱，我告诉他晚上九点，准时在图米厄餐厅见面。
前门传来了佐伊拿钥匙开门的声音，她关上门，来到厨房，手里拿着她沉甸甸的背包。
“嘿，妈妈，”她说，“今天过得好吗？”
我笑了，每次我看到佐伊漂亮的脸蛋、高挑的身材还有清澈的淡褐色眼睛，我都会莫名感动。
“你过来。”我说，紧紧地把她拥入怀中。
她抽开身子，盯着我。
“今天过得很好，对吗？”她问，“我能在你的怀抱里感受到。”
“是的。”我说，我真想告诉她，“今天过得很好。”
她看着我。
“我很高兴。你最近很奇怪，我还以为跟那些孩子有关。”
“哪些孩子？”我说着，拂开她脸上的发丝。
“你知道啊，那些孩子。”她说，“冬赛馆里的孩子，他们再也不能回家了。”
“是的，”我说，“这让我很难过，现在也一样。”
佐伊握住我的手，转动着我的结婚戒指，一圈又一圈。从小她就喜欢这么玩。
“上周我听见你在电话里讲的那些话了。”她说，可她没有看我。
“是吗？”
“你以为我睡着了。”
“哦。”我说。
“我没睡着。那天很晚了，我以为你在给赫尔夫打电话。你告诉了他玛玫说的那些事。”
“关于公寓的吗？”我问。
“是的。”她说，最后，她还是看向我，“那儿之前住了一家人，但横遭厄运，接着玛玫一家住进了那里，像是毫不在乎一样。”
“你都听到了？”我说。
她点点头。
“你知道关于那个家庭的事吗，妈妈？你知道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不，亲爱的，我不知道。”
“玛玫真的毫不在乎吗？”
我得小心回答。
“甜心，我敢肯定玛玫很关心，但我认为她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
佐伊又开始扭动戒指了，这一次扭得更快。
“妈妈，你会去挖掘其中的故事吗？”
我握住她正在玩弄戒指的紧张手指。
“是的，佐伊，我的确要这么做。”我说。
“可是爸爸不喜欢。”她说，“我听见爸爸跟你说不要再想这些事了，不要再操心了。他真是疯了。”
我把她拉了过来，下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想到了我美妙的秘密，想到了今晚就在图米厄餐厅里，伯特兰那张难以置信却又欣喜若狂的脸庞。
“亲爱的，”我说，“爸爸不会介意的，我保证。”
精疲力竭的孩子们终于跑不动了，躲进一片灌木丛中，她们喘着粗气，口干舌燥。女孩觉得腰侧很疼，要是能喝点水，休息一下，恢复一下体力就好了。但她知道她不能在这里停留，她得继续跑，无论如何都得回到巴黎。
“把星星扯下来。”男人说过的。她们把衣裤都脱了下来，它们都被倒刺挂得破破烂烂的。女孩低头看着胸膛，在她的衣服上有一颗星星，缝得很是紧密。瑞秋也低头看了一眼，但随即她就用指甲把星星抠了下来。女孩扯不下来，她只好把衬衫脱了下来端详着。她发现那缝纫的细小针脚相当工整，这让她想起她妈妈是怎么低着头做女红，耐心地在一件件衣服上缝星星的。记忆唤起了她的泪水，她把头埋在双手里哭泣，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瑞秋用沾着血迹的双手紧紧环抱住她。她说：“你弟弟的事是真的吗？他还在壁橱里吗？”女孩点点头，瑞秋把她抱得更紧了，笨拙地安抚着她。女孩想，爸妈在哪儿？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吗？是不是很安全？如果爸妈现在能看到她……如果他们能看到她浑身脏兮兮的，又饿又慌，躲在灌木丛后恸哭……
她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努力朝着瑞秋一笑，眼角还带着泪花。是的，她又脏又饿，又慌又乱，可她并不害怕。她用脏脏的手指擦掉泪花。是的，她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个只会害怕的小孩子了，她的爸妈肯定会很骄傲。因为她逃离了营地，回到巴黎救下了她的弟弟，她不再害怕，她的爸妈肯定会以此为荣。
她咬着缝上去的星星，用牙啃着细密的针脚。终于，她把星星从衣服上拽了下来，她盯着它看，上面写着几个黑色大字“犹太人”。她把它卷起来握在掌心里。
“突然间它变得好小。”她跟瑞秋说。
“你准备拿它们怎么办？”瑞秋问，“如果一直放在口袋里，万一被搜身的话我们就完了。”
她们俩决定把逃跑时用的衣物和星星一起藏在这一片灌木丛下。瑞秋在柔软而干燥的土壤上挖了个洞，将星星和衣物放在里面，然后又用棕色的泥土覆盖好。
“这里，”她欢欣雀跃地说，“我把星星埋好了。它们已经熄灭了，这里就是它们永远的坟墓。”
女孩和瑞秋一起笑了，随后她觉得有些羞愧。她妈妈曾说，他们因为这颗星星而骄傲，因为身为犹太人而骄傲。
不过她现在并不想想这些了，世道已经变了。她们想找点儿水、食物以及藏身的地方，她还得回家。现在吗？她不知道，她甚至都不知道她们在哪儿。不过她有钱，那个男人给她的钱。那个警察，他毕竟也没有那么坏，或许这也意味着这个世上还是有愿意帮助她们的人，还是有不憎恨她们的人，还是有觉得她们并非“不一样”的人。
她们看见灌木丛后还有一块路标，说明她们距离村庄并不远。
“博恩拉罗朗德。”瑞秋大声念了出来。
她们的直觉告诉她们最好不要去村子里，她们找不到援手的。村民们知道集中营的存在，除了那些女人，没有人去过那里帮助她们。何况，村庄离集中营太近了，说不定她们还会被遣送回去。她们朝着博恩拉罗朗德相反的地方走去，路两旁都是高高的草地。要是能喝点东西就好了，女孩想。她又渴又饿，两眼昏花。
她们走了好久好久，一听到偶尔经过的汽车或者牧牛回家的农夫的声音，她们就赶紧躲起来。她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吗？是朝着巴黎前进吗？女孩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们离集中营已经越来越远了。她看了看自己的鞋，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这还是她一双不错的鞋子，是去年妈妈带她到共和广场附近买来的，只有在生日或者走亲访友的特殊时刻才会拿出来穿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恍如隔世一般，如今鞋子已经太小了，脚指头抵住了鞋尖。
傍晚时分，她们俩离开了道路，来到了一片树林里。郁郁葱葱的树荫底下凉爽舒适，还有一阵清新而潮湿的气息。她们想找到草莓或者树莓充饥，没多久她们就找到了一棵果树。瑞秋喜极而泣，两人坐下来狼吞虎咽了一阵。这让女孩想起了很久以前她和家人在河边共度的美好假期，爸爸也曾带着她摘果子吃。
太久没吃这么多东西了，女孩有点反胃，捂着肚子呕吐，把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果子全部吐了出来，满嘴的酸臭味。她跟瑞秋说，得喝点水，于是强打起精神走进树林深处。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这里仿佛一片秘密的世界。忽然间，她看见一头鹿越过一片蕨菜，她屏住呼吸，敬畏地看着这一切。她是个城市里的孩子，大自然对她而言还很陌生。
她们在树林深处找到了一片清澈的水塘，水塘里的水如琼浆一般，女孩喝了好久，漱着口，把嘴里蓝莓的酸味都冲刷干净了。她把双腿没入平静的水面，自打上次在河边度假之后，她再也没有游过泳，也不敢到这片水塘里。瑞秋知道了，便告诉女孩下水后自己会扶着她。女孩抓着瑞秋的肩膀进入水里，瑞秋像父亲以前那样，扶着她的腹部和下巴。水碰到她皮肤的那一刻，她感到十分舒适，仿佛被柔顺的丝绒包裹着一般。水弄湿了她被剃光的脑袋，后脑勺上金色的发根根根竖立，像她爸爸以前的下巴那样扎人。
忽然间，女孩似乎有点浑身虚脱，她好想躺在柔软的青苔上小睡一下，只是小憩一会儿就好。瑞秋同意了，她们的确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个地方很安全。
两个女孩靠在一起，开心地躺在清新的青苔上，这里和营房里恶臭的草席真是有天壤之别。
女孩立刻就沉沉地进入了睡眠。这是许久以来，她第一次睡得这么香甜。
一进酒馆，走过老式的吧台和彩色玻璃，右边角落里有一把红色丝绒的椅子，那里就是我们常坐的位置。我坐了下来，看着周围穿着白色长裙的服务生忙碌着。一个服务生给我端了一杯欢乐香槟。今晚的客人很多。伯特兰和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带我来的这里，多年来，这里一直都没怎么变过，低矮的天花板，乳白色的墙壁，发着微光的灯，还有上过浆的餐巾。餐厅的招牌菜是科雷兹和加斯科涅的菜系，也是伯特兰的最爱。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住在马拉街附近一栋雅致的顶层小公寓里，那里的夏天酷热难耐，毕竟我是从小就在美国吹着冷气长大的人，实在不懂伯特兰怎么能容忍得了那里的暑气。那时，我还跟那两个男孩住在贝尔特街上，在巴黎的炎炎夏日里，我那阴凉的房间里宛如避暑的乐土。伯特兰和他的妹妹们在巴黎最为风流雅致的第七区里长大，他的父母就在又长又曲折的大学街上生活了很多年，家里经营红火的古董店也位于巴克街上。
正是在那个我们常坐的位置上，伯特兰向我求婚，在那儿我告诉他我怀上了佐伊，也是在那儿我告诉他我发现了艾米莉。
艾米莉。
不，现在不要想了，艾米莉已经过去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得承认，其实我并不确定。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也不想追究。我们将要迎接一个新生命，连艾米莉也无法抗衡。我闭上眼睛，略带苦涩地笑了。对丈夫的风流韵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正是法国人的典型态度吗？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视而不见。
十年前，我第一次发现了伯特兰的不忠，为此和他大吵大闹。那时，我就坐在这里，沉思良久后，我决定当面告诉他。他并没有否认，可仍旧镇定自若，只是双手托着下巴听着我说。信用卡泄露了他的秘密，坎内街上的珍珠旅馆、德朗布尔街的莱诺克斯旅馆、克丽丝汀街的克丽丝汀旅社。旅馆的账单一张接着一张。
他并没有刻意掩人耳目，不管是账单，还是他身上、头发上沾染的她的香水味。他那辆奥迪旅行车上的乘客安全带是最先出现的线索，我还记得，那上面散发着浓烈的娇兰香水“蓝色时光”的芬芳。要找到她并不难，而且，我早就认识她。我们刚结婚不久，他就介绍她给我们认识了。
她是个四十多岁的离异女人，有三个孩子，有一头银棕色的秀发，身材娇小，妆容精致，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手上永远拿着适宜的包，脚上永远踩着适宜的鞋，是个典型的法国女人的形象。她有一份得体的工作，住的公寓可以眺望特罗卡迪罗广场。还有她那个“艾米莉”这个法国古老的名字，听起来宛如一瓶法国佳酿。
艾米莉是伯特兰多年前在维克多·杜卢伊大学念书时的女朋友，即便后来各自结婚、生子，也仍旧藕断丝连。“我们现在是朋友。”他曾允诺说，“只是好朋友罢了。”
用过餐后，我们去了车上，我成了个张牙舞爪的泼妇。我猜他对此很是得意。他还发誓赌咒，只有我，永远只会有我一个女人，她无关紧要，只是个过客。这么久过后，我相信了他。
然而最近，我又开始疑神疑鬼起来，但还不确定。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只是怀疑罢了。可我还应该相信他吗？
“你疯了吗，还相信他？”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都这么说过。“或许你应该开诚布公地问他。”伊莎贝尔说。“你是失去理智了吗，还相信他？”夏拉说，妈妈说，霍莉、苏珊娜和简都这么说。
今晚别提艾米莉了，我定定地想，今晚只有伯特兰和我，还有那个美妙的消息。我抿了一口酒，服务生朝着我微笑，这感觉很美好。去他妈的艾米莉，伯特兰是我的丈夫，我要再给他生个孩子。
餐厅里的顾客渐渐多了起来，我环顾四周，只见一对老夫妻肩并肩坐着，两人面前有一杯酒，他们正埋头享用着晚餐；几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难以自持地笑成一团；不远，一个肃穆的女人独自坐着，皱着眉头；穿着灰色西装的商人们点着雪茄；美国观光客们研究着菜单；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孩子……这里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但这一点儿也没让我烦躁，对此我早已习惯。
像往常一样，伯特兰还会迟到的，不过没关系，正是这样我才有时间梳妆打扮。我穿上伯特兰最爱的棕色宽松长裤，搭配着素雅的浅褐色紧身上衣，戴着从阿加莎商店里买来的珍珠耳环和爱马仕的腕表。我朝左边的镜子看了看，我的双眼比平常要更大更蓝一些，皮肤也更容光焕发一些。我想，作为一个中年孕妇，我还算风韵犹存、明媚动人。从服务生向我投来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想法应该和我一样。
我从包里拿出我的日程表来，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我的妇科医生，得先尽快预约好，做个检查。羊膜穿刺是必要的，毕竟我不再是个年轻的妈妈了，佐伊的出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忽然之间，一阵恐惧席卷而来。在十一年之后，我还能承受这一切吗？怀孕、出生、无眠的夜晚、奶瓶、哭闹、尿布？我自嘲地笑了，我当然能了。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期待着怀孕，我当然准备好了，伯特兰也是如此。
可等着等着，我却越来越忧虑起来，随即我试着去忽略它。我打开笔记本，阅读自己前阵子写的关于冬赛馆事件的资料，很快，我就沉浸在工作中，忘记自己身处在喧嚣的餐厅里，人们的笑声、来来去去的服务生、拖拉椅子的摩擦声渐渐隐去。
一抬头，我看见丈夫正坐在我面前，凝视着我。
“嘿，你坐那里多久了？”我问。
他微笑着用他的手覆盖住我的手。
“很久了。你看上去真美。”
他穿着深蓝色的灯芯绒夹克，里面是一件笔挺的雪白衬衫。
“你看上去很英俊。”我说。
我差点儿就把那句话脱口而出了，但还不行，太快了，我艰难地把话咽了下去。服务生给伯特兰拿来了一瓶欢乐香槟。
“说吧，”他说，“我们今晚为什么要来这儿，宝贝？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吗？”
“是的，”我端起我的酒杯说，“一个非常特别的惊喜，干杯！为了这份惊喜！”
我们的玻璃杯相撞，清脆作响。
“我能猜猜是什么吗？”他问。
我像一个搞恶作剧的小女孩。
“你肯定猜不到的，肯定！”
他欢快地笑了。
“你还真像佐伊！她知道今天这个特别的惊喜吗？”
我摇了摇头，觉得越来越兴奋了。
“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除了……我。”
我抽出手，握住他光滑而黝黑的手。
“伯特兰……”我说。
服务生来到了桌边，我们准备点餐了。过程很快，我点了一份法式油封鸭，伯特兰点了一份豆焖肉，我们都点了芦笋当前菜。
我看着服务生回到厨房的背影，然后迅速地说了这句话：
“我怀孕了，马上就要再有一个宝宝了。”
我端详着他的脸庞，等着他的嘴角上扬，等着他的眼睛因为喜悦而睁大，可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不为所动，仿佛一张面具一般。他眼神闪烁地看着我。
“宝宝？”他重复了一遍。
我按了按他的手。
“这很美妙，不是吗？伯特兰，这难道不美妙吗？”
他什么也没说，我不懂。
“怀孕几个月了？”最终他问。
“我也是刚刚发现。”我轻声说，他的冷淡让我有些忧虑。
伯特兰揉了揉眼睛，这是他有些疲惫或者焦虑时才有的小动作。他一言不发，我也是。
沉默如同一阵浓雾在我们之间弥漫开来，我甚至触手可及。
服务生端来了我们的前菜，但我们谁也没碰。
“怎么了？”我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揉了揉眼睛。
“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很激动……”我说着，眼泪打转。
他用手托住下巴，盯着我。
“茱莉娅，我早就放弃了。”
“我也是，我早就完全放弃了！”
他眼神暗淡，我不喜欢他眼里的决绝。
“你什么意思？”我说，“就因为你已经放弃了，所以你不能……”
“茱莉娅，还有不到三年我就五十岁了。”
“那又怎么样？”我说，双颊绯红。
“我不想当一个老父亲。”他沉静地说。
“天哪。”我说。
沉默。
“我们不能要这个孩子，茱莉娅。”他温和地说，“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佐伊马上是个青少年了，你也四十五岁了，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孩子不会适应我们的生活的。”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的脸上流淌，滴到了食物里。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哽咽着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得去堕胎？”
隔壁桌子的一家人瞪着我们，我全然不在乎了。
通常遇到重大时刻，我都会用母语说，这种时候，我法语都说不利索了。
“在三次流产之后，我要去堕胎？”我颤抖着说。
他神色哀伤。我真想给他一巴掌，踹他一脚。
但我不能，我只能捧着餐巾任由泪水流淌。他抚弄着我的头发，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他爱我。
但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她们醒来时已是暮色四合，树林不再是她们下午游荡时的那般宁谧，它变得荒凉而黑暗，充满着奇奇怪怪的骚动声。她们手牵着手，缓缓穿过蕨菜丛，一听到任何声响就停下脚步。走着走着，她们觉得夜晚变得越来越漆黑，树林越来越幽暗。女孩觉得她已经精疲力竭，快要倒下，但瑞秋温暖的手鼓舞着她。
最终，她们来到了一条穿过草地的街上，把树林抛在了身后。她们抬起头，天空漆黑一片，找不到月亮的踪迹。
“你看，”瑞秋指着前面说，“有辆车。”
在黑夜中她们看见一道灯光。那车灯上抹着一团黑漆，只露出一小束光来。她们听见引擎声越来越近。
“怎么办？”瑞秋说，“我们要拦下它吗？”
女孩又看见了另一对涂着黑漆的车灯，随后又是一辆。一长列车正直逼而来。
“趴下！”她拉着瑞秋的裙子低声说，“快点！”
旁边并没有灌木丛可以藏身，她们只好趴在地上，脸颊贴在尘土上。
“为什么？你在做什么？”瑞秋问。
随后她明白了。
是士兵，一群德国士兵，他们在夜间巡逻。
瑞秋在女孩身边趴了下来。
车队越来越近，引擎声轰然作响。在刻意隐蔽的车灯下，女孩能看见士兵头顶上闪闪发亮的钢盔。“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女孩想，“我们无处可藏，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第一辆吉普车过去了，接着又是一辆。白色的尘土飞扬，吹进了女孩们的眼睛里。她们忍着不敢咳嗽，一动不动，脸埋在泥土里，手捂着耳朵。车队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士兵们会不会看到路边她们黑色的身影呢？她都已经准备好了即将出现的吼叫，停下的车队，猛然打开的门，急速的脚步声，接着一只拎起她们衣领的大手。
最后一辆车也开过去了，隐没在黑夜中，四周又恢复一片寂静。她们抬起头，泥路上空空如也，只留下滚滚扬尘。她们等了一会儿，才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树林间一道诱人的白色灯光透了出来，她们沿着路，朝着灯光走去。她们打开栅栏门，轻手轻脚地走向房子。这里应该是个农场，女孩想。透过敞开的窗户，她们能看见一个女人正在火炉旁阅读，旁边有个男人在吸烟斗。她们闻到一股浓郁的食物香气。
瑞秋毫不犹豫地敲了敲门，棉门帘拉开了，一个脸形瘦长的女人正透过玻璃门往外看。她盯着她们，随后又放下门帘，没有开门。瑞秋又敲了敲门。
“夫人，您能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吗……”
门帘纹丝不动，她们只好来到了窗边，抽烟的男人站了起来。
“走开，”他说，低沉的声音里透着隐隐的威胁，“滚出去。”
在他身后，那个瘦骨嶙峋的女人定定地看着，没有说话。
“求您了，给我们一点儿水……”女孩说。
他猛地关上窗户。
女孩想哭，为什么这些农场主这么残忍？她看见桌上有一些面包，还有一壶水。瑞秋拉着她回到了尘土飞扬的路上，去另外一些农场里乞讨，但每一次都一样，他们叫她们离开，她们也只好离开。
已经是深夜了，她们又累又饿，路都走不动了。离土路不远有一根高耸的街灯，一间大大的老房子被笼罩在灯光下，房子外面覆盖着常春藤。她们来到房子边，不敢敲门。她们看见房子前面有一座空着的狗舍，便爬了进去，里头很干净，也很温暖，弥漫着一股令人舒适的狗毛味。狗舍里有一碗水和一根老骨头，她们把水一饮而尽。女孩悄悄告诉瑞秋，她害怕一会儿狗会回来咬她们，可瑞秋已经睡着了，蜷缩着如同一只幼崽。女孩盯着她，她疲惫的面庞、枯瘦的脸颊、深陷的眼窝——瑞秋已然像个老去的女人了。
睡意朝着女孩阵阵袭来，她靠着瑞秋睡着了，做了一个奇怪而恐怖的梦，她梦见了弟弟在橱柜里死去，梦见爸妈遭到警察的毒打。她在梦中哭泣着。
剧烈的狗吠把她给吵醒了，她用力推醒了瑞秋。她们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朝着她们越来越近，他正踩着碎石子走了过来，现在要逃出去已经太晚了。绝望中，她们俩紧紧抱着彼此。我们要死了，女孩想，我们都要被杀了。
狗被它的主人拉到后边去了，她感到一只手摸索进来，抓住她和瑞秋的胳膊。她们爬了出来。
那是一个枯瘦的小老头，光秃秃的头顶，留着白色的胡须。
“瞧瞧这里面是谁？”他就着灯光看着她们，低声问。
女孩感觉到瑞秋浑身僵硬，她以为瑞秋会像只迅猛的兔子一般逃走。
“你们迷路了吗？”老人问，话语里似乎透露着关切。
孩子们吓了一跳，本以为他又会威胁她们、驱赶她们，却没想到待她们如此友善。
“求求您了，先生，我们很饿。”瑞秋说。
男人点点头。
“我能看得出来。”
他弯下腰，让吠叫的狗安静下来。接着说：
“来吧，孩子们，跟我来。”
她们一动不动，她们能相信这个老人吗？
“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们。”他说。
她们还是害怕地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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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露出一个友善而温和的微笑。
“珍妮薇！”他回头朝着屋子里大叫。
一个穿着蓝色睡袍的年迈女人出现在大门口。
“朱尔斯，你那只笨狗大半夜的鬼叫什么？”她恼怒地问，接着她就看到了孩子们，双手捂着脸。
“老天爷啊。”她喃喃地说。
女人走了过来，她有一张温和的圆脸，扎着一根白色的辫子。她同情又惶恐地盯着孩子们看。
女孩的心狂跳起来。这位老妇人看起来很像她照片里的波兰祖母，她们瞳孔的颜色一样，苍白的头发，还有圆滚滚的身材。
“朱尔斯，”老妇人低声问，“她们是不是……”
老人点点头。
“嗯，我想应该是的。”
老妇人坚定地说：
“那她们必须进来，我们得立刻把她们藏起来。”
她蹒跚地走到土路上来，四下张望。
“快点，孩子们，快来。”她握住她们的手说，“你们在这里很安全，跟我们在一起会很安全。”
那一晚格外漫长，我一夜无眠，醒来时脸都肿了。我很庆幸佐伊已经去学校了，我不想让她见到我此刻的模样。善良而温和的伯特兰告诉我等晚上佐伊睡着了我们再谈谈此事，他无比冷静而温柔地说了那些话，可我敢说，他肯定已经下了决心，没有任何人或事能使他软下心肠让我留下这个孩子。
我还不能向我的朋友和妹妹倾诉这件事，伯特兰的决定让我心绪不宁，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守口如瓶。
那个早晨，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仿佛一举一动都是在服劳役。昨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他说的话犹在耳畔。除了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我毫无办法。下午，我还要在弗兰克·李维的办公室里与他见面。忽然之间，冬赛馆的事恍如隔世，而我也在一夜之间老去。除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以及我丈夫不想要这个孩子之外，什么都不重要了。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是纪尧姆打来的，在他祖母住处的一堆书中，他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关于冬赛馆事件的书籍，他可以把那些书借给我。他问这天稍晚的时候我可以见他吗，或者晚上，一起喝一杯。他的声音欢快而友善。我立刻说好的。我们约好六点钟在蒙帕纳斯街上的名流咖啡馆见面，那里离我家只有两分钟的路程。说完再见，我的电话又响了。
我很惊讶，是我公公打来的，毕竟爱德华几乎不给我打电话的。我们一向保持着法式的礼貌距离，彼此客客气气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自在，我总觉得他好像有所保留，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都隐藏着他的情绪。
大家一向听从他的话，仰望他，我实在很难想象他能露出喜怒哀乐或者壮志凌云的神情来。我们去勃艮第度过周末，他坐在花园的橡树底下阅读卢梭的作品，哪怕那样悠闲的时刻我都没见过他穿牛仔裤。印象中，我应该没见过他不系领带的时候。从我初次见到他，再到之后的整整十七年，他的外貌和穿着几乎就没怎么变过，永远都是庄严的姿态，银灰的头发，肃穆的眼神。我的公公倒是很喜欢下厨，还经常把科莱特赶出厨房，无论是简单的蔬菜炖牛肉锅、洋葱汤、开胃杂烩还是松露煎蛋卷，都能被他做成佳肴。他只让佐伊进他的厨房，虽然塞西尔和洛尔都生了儿子——阿诺德和路易斯，但他最疼的还是佐伊。我不知道他们的烹饪课都教些什么，但在那扇关闭的门后，我能听见佐伊咯咯的笑声，还有切菜声、流水声、锅碗瓢盆的乒乒乓乓声，以及爱德华偶尔的哄然大笑声。
爱德华问我佐伊在做什么，公寓的装修进展得怎么样了，然后他才说了重点：他昨天去探望玛玫，那简直是“糟糕”的一天，他说，玛玫生着闷气，他本来想留她一个人看电视，但忽然间，她提到了我。
“她说我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爱德华清了清喉咙。
“我的母亲说你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都是关于圣东日街上公寓的。”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好吧，是的，我问了。”我承认道，但我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沉默。
“茱莉娅，我希望你别再问玛玫任何关于圣东日街的事了。”
他忽而改口用英语说，好像是能更精确地表达，好确保我能明白。
我心里一阵刺痛，用法语回答。
“我很抱歉，爱德华，由于杂志的缘故，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着手调查冬赛馆事件，对于这桩巧合，我也感到很惊讶。”
又是一阵沉默。
“巧合？”他用法语重复道。
“对，是的，”我说，“是关于你们搬进去之前住在那儿的一家犹太人，他们后来在大搜捕中被抓起来了。我觉着玛玫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焦虑，所以就没再问了。”
“谢谢你，茱莉娅，”他顿了顿，又说，“这的确会让玛玫很焦虑，别再在她面前提这件事了，拜托了。”
我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
“好的，我不会提的。”我说，“但我并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一家是怎么搬进那间公寓的，还有玛玫是否知道关于那个犹太家庭的零星半点。你呢，爱德华？你知道什么事吗？”
“抱歉，我没听清。”他不着痕迹地回答，“我得走了，再见，茱莉娅。”
电话挂断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让我很困惑，甚至都忘了昨晚和伯特兰的种种。玛玫真的向爱德华抱怨我问她问题了？我还记得那天她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还有直到我离开，她都不愿张开嘴巴说一个字。为什么玛玫会这么焦虑呢？为什么我问到公寓时，玛玫和爱德华都一致保持缄默呢？他们不想让我知道什么？
我又想起伯特兰和我腹中的胎儿了，他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膀上。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无法走进办公室了，亚历山德拉肯定又会假装善意地问东问西，班贝尔和约书亚肯定会看到我浮肿的脸，班贝尔一向很绅士，不会多说一个字，最多就轻抚我的肩膀以示宽慰。至于约书亚，他就更不会放过我了：“好吧，甜心，怎么啦？又和你那法国丈夫吵架啦？”我几乎能想象到他端着咖啡，一脸讥讽的模样。反正，今天早上我是不想去办公室的。
我回头朝着凯旋门走去，穿过一大群走走停停驻足拍照的观光客，我的步伐匆忙而矫捷。我拿出我的地址簿，给弗兰克·李维打了个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将下午的会面改到今天早上。他欣然同意了，很好，他的办公室也不远，就在霍赫街上，只要花十分钟就能到那儿了。此刻的香榭丽舍大道上熙熙攘攘，而从星形广场延伸出去的街上却空空荡荡。
弗兰克·李维约莫六十五岁了，脸上的神情深邃而尊贵，但也透露着一丝疲惫。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高高的天花板下，办公室里遍布着书、文件、电脑以及照片。我的目光被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牢牢吸引住了，上面都是婴儿和幼童，这些孩子无一例外都戴着星星。
“他们很多都是冬赛馆事件里的孩子，”看到我的目光，他说，“但也有其他的，但他们都是来自从法国被送往集中营的一万一千个孩子。”
我们在桌边坐下。这次会面之前，我曾在邮件中询问过他很多问题。
“你想知道关于卢瓦雷的集中营的情况？”他问。
“是的，”我说，“有关博恩拉罗朗德以及皮蒂维耶集中营。其实关于巴黎附近的德朗西集中营的资料很多，但关于这两个的很少。”
弗兰克·李维叹了口气。
“是的，和德朗西集中营相比，卢瓦雷的集中营的资料少得可怜。你也看到了，就算你去了那里，可供佐证的事物少之又少，当地人也不愿回想起这些，不想多谈。何况，本来也没多少幸存者了。”
我又看向那些照片，那一排排小小的、脆弱的脸庞。
“那些集中营一开始是干什么的？”我问。
“那些标准化的军营建造于一九三九年，最初是用来拘禁德国士兵的。但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从一九四一年开始，陆续将犹太人送往那里。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从博恩和皮蒂维耶开出了第一列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
“为什么冬赛馆事件中的家庭没有被遣送到德朗西集中营呢？那明明就在巴黎郊区啊。”
弗兰克·李维露出一个凄凉的笑容。
“大搜捕后，没有孩子的犹太人被遣送到离巴黎最近的德朗西集中营，而去其他几个位于卢瓦雷乡村的集中营起码要几个小时。法国警察在那里才能肆无忌惮地把孩子和他们父母分开，在巴黎他们是不敢这么轻易下手的。我想，你应该读到过他们残忍的手法吧？”
“可以读到的资料很少。”
凄凉的笑容渐渐隐去。
“是的，可以读到的资料很少。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都发生过，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几本书读读。他们挥舞着木棍、泼着冷水，把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分开。”
我的目光又落在了那些照片中的小小脸庞上。我想到了佐伊，要是她被迫跟我和伯特兰分开，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又饿又渴……我打了个寒战。
“冬赛馆的那四千个孩子让法国当局很是头痛，”弗兰克·李维说，“纳粹让他们立即遣送成人，不要孩子，火车的行程安排又不容变动，因此才会在八月初发生这种将孩子与母亲强行分离的残暴行径。”
“然后呢，那些孩子又发生了什么？”我问。
“他们的父母从卢瓦雷被直接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孩子们被留在了卫生条件极其糟糕的营区里。八月中，柏林那边传来命令，孩子们也被要求送往那里。然而，为了掩人耳目，孩子们先是被送往德朗西，混杂在他们不认识的成年人中间一起被送往波兰。这样，公众就会以为那些孩子不是单独被遣送到犹太人劳役区，而是和他们的家人一起。”
弗兰克·李维停了下来，和我一起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照片。
“当那些孩子被送往奥斯维辛，他们没有经过‘分类’，没有以性别来排队，也没有检查身体看谁适合劳役。他们统统被直接送往毒气室里。”
“执行的是法国政府，他们坐的是法国的公交车、法国的火车。”我加了一句。
也许是因为我怀孕了，也许是因为荷尔蒙紊乱，也许是因为昨晚没睡好，我忽然觉得心力交瘁。
我不能自已地看着照片。
弗兰克·李维沉默地看着我，然后他站了起来，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
女孩狼吞虎咽，发出她妈妈最讨厌的呼噜声。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天堂，她从来就没有喝到过这么可口的热汤、吃到过这么酥松的面包，以及香浓的乳酪和多汁的水蜜桃。瑞秋吃得很慢，女孩看着瑞秋，发觉她脸色苍白，双手颤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老夫妇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给女孩们加汤添水。她听见他们低声问了几个问题，但没有力气回答。稍晚时候，珍妮薇带着她和瑞秋上楼洗澡时，她才开口说话，告诉老妇人他们全被拘禁在一座偌大的体育场里，关了几天后，他们搭火车到乡下的营区里，接着警察们又用残暴的方式将母亲和孩子们分开。最终，她们决定逃亡。
老妇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熟练地为神色呆滞的瑞秋脱去衣服。女孩发现瑞秋骨瘦如柴的身体上长满了很多鲜红的水疱。老妇人担心地摇了摇头。
“他们究竟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她低声说。
瑞秋轻轻眨着眼睛。老妇人扶着她躺在温暖的水中，女孩的妈妈也是这样给弟弟洗澡的。
接着，老妇人用大浴巾裹住瑞秋，将她带到一边的床上。
“轮到你了哦，”珍妮薇换了一桶干净的洗澡水，“小宝贝，你叫什么名字？你还没告诉我呢。”
“西尔卡。”女孩回答道。
“好可爱的名字。”珍妮薇把干净的海绵和香皂递给她。她注意到女孩十分羞涩，不想在她面前脱衣服，于是转过身去，让女孩自己脱掉衣服浸入水中。女孩小心翼翼地清洗着自己裸露的身体，接着灵敏地跳出浴缸，拿起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松软的毛巾围住自己。
这时，珍妮薇正忙着清洗大瓷盆里的脏衣服，女孩盯着看了一会儿，接着害羞地伸出手搭着老妇人圆润的手臂。
“夫人，您能帮忙，让我回到巴黎吗？”
老妇人吃惊地转过头看着她。
“小宝贝，你想回巴黎？”
她浑身打战。老妇人关切地看着她，放下正在清洗的衣服，用毛巾擦干净双手。
“怎么啦，西尔卡？”
她双唇颤抖。
“我弟弟，迈克尔，他还在巴黎的公寓里，被反锁在我们玩躲猫猫的秘密橱柜里。从警察来抓我们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待在里面。我还以为他在里面会很安全，还答应过他要回去救他。”
珍妮薇担心地看着女孩，把双手放在她瘦小的肩膀上，想要安慰她。
“西尔卡，你弟弟在橱柜里待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女孩含糊其词地说，“我不记得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暗藏在心底的希望顿时破灭了，她在老妇人的眼里读出了自己的恐惧——迈克尔死了，死在了壁橱里。她知道，一切都太迟了，她拖延了太久太久，他撑不过去的，没办法活下来。迈克尔一个人孤单地死在了黑暗之中，没有食物，也没有谁，身边只有玩具熊和故事书。弟弟全心全意地相信她，孤苦伶仃地等着她，他可能还高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呼喊：“西尔卡，西尔卡，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弟弟死了，迈克尔死了，他才四岁啊！这全是她的错。如果那天，她没有把他锁在橱柜里，弟弟此时此刻就还在这里，她可以帮他洗澡。她应该要照顾好弟弟的，平平安安地把他带到这里来。这全是她的错！
她瘫倒在地，伤心欲绝，一阵阵绝望席卷而来。年幼的女孩从未经历过如此深沉的痛楚。珍妮薇环抱住她，梳弄着她刚刚才冒出来的短发，低声安慰着她。女孩不再矜持，完全沉浸在老妇人慈祥的怀抱当中，接着，她感觉到柔软的床垫和干净的床单包裹着身体，渐渐沉入不安的睡眠当中。
清晨，她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在营区里待了那么多个夜晚之后，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的感觉十分奇特。女孩走到窗边，透过半开着的窗户，她看见外面有一大片芳香沉醉的花园，淘气的小狗追逐着草坪上的母鸡玩耍，椅子上卧了一只正在舔脚掌的胖黄猫。她听见小鸟在歌唱，公鸡在打鸣，附近还有母牛不时发出哞哞的声音。此刻正晴空万里，清爽舒适，这里真是她见过最可爱的地方了，战争、仇恨，一切都消亡不再。过去几周她所目睹到的邪恶与丑陋，也不能遮蔽这眼前的花草树木和小动物的天然之美。
她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白色睡袍，衣服有点儿太长了，不知道这衣服原来的主人是谁。也许这对老夫妇有过孩子或者孙子，她看着宽敞的房间，布置很简单，但很舒适，门旁还有一个书柜。她走上前去，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书，有儒勒·凡尔纳和塞居尔夫人的书，扉页上还有稚嫩的笔迹：尼古拉·杜佛。女孩不禁想，这会是谁呢？
她踩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下楼，循着低声交谈的声音来到了厨房。这栋老房子很是幽静，虽说有些破旧，但有一种古朴温暖的感觉。女孩的双脚踩过酒红色的方块瓷砖，走过光线充裕的卧室，闻到了蜜蜡和薰衣草的气息，看到了落地的摆钟来回嘀嗒地摆动着。
她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厨房，在门边偷看。老夫妇坐在长桌边，用圆形的蓝色大碗喝着东西，神情都很肃穆专注。
“我担心瑞秋，她高烧不退，还起了疹子，情况不大好，或者说很不好。”珍妮薇说，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孩子们的状况，唉！朱尔斯，有个孩子的睫毛上甚至还长了虱子！”
女孩迟疑地走进厨房。
“我在想……”她开口说话了。
老夫妇笑着看着她。
“嗯，”老先生脸上带着微笑，“你今天早上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小姑娘，脸颊上总算有点儿血色。”
“我衣服口袋里还有点儿东西。”女孩说。
珍妮薇站了起来，指了指柜子。
“一把钥匙，一些钱，都在那里了。”
女孩上前，把那些东西拿了起来。
“钥匙是用来打开壁橱的，”女孩低声说，“关着迈克尔的壁橱，那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朱尔斯和珍妮薇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
“我知道你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女孩吞吞吐吐地说，“但是，我要回去，我得确定，也许有人救了他也说不定，就像你们也帮助了我那样！也许他还在等我，所以我必须弄清楚，我可以用警察叔叔给我的钱回去。”
“但是你要怎么去巴黎呢，小姑娘？”朱尔斯问。
“我可以搭火车，巴黎离这儿应该不远吧？”
老夫妇又对视了一眼。
“西尔卡，我们现在在奥尔良的东南边，你和瑞秋走了一段很远的路，但却离巴黎越来越远了。”
女孩努力挺直身子，她一定得回到巴黎，回到迈克尔的身边。不管弟弟是否还在等她，她都得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我必须离开，”女孩坚定地说，“从奥尔良一定有火车可以到巴黎，我今天就走。”
珍妮薇来到她身边，握住她小小的手。
“西尔卡，你在这里很安全，你可以跟我们先住一阵子。这里是农场，我们有牛奶、肉，还有鸡蛋，不需要等待配给。你可以好好休息，吃饱喝足，把身子养好。”
“谢谢你们，”她说，“但我已经够好了。我得回到巴黎，我能自己回去，你们不用陪我，只用告诉我怎么去车站就可以了。”
老妇人还没回答，他们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哭喊声。是瑞秋。他们跑到楼上，只见瑞秋在床上痛苦不堪地扭动着，床单上还沾着深色的污渍。
“我就怕这个，”珍妮薇低声说，“是痢疾！她得赶紧就医。”
朱尔斯赶忙下楼。
“我去看看镇上的戴维南在不在。”他回头喊道。
一个小时后，女孩在厨房的窗口看见他骑了辆自行车回来。
“医生不在，”他告诉妻子，“家里没人，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我只好一路赶到奥尔良，找到一个年轻人请他出诊，可他跟我摆架子，非说先把手头的急事处理好了再来！”
珍妮薇咬住嘴唇。
“我希望他能赶紧来。”
直到傍晚医生才来，在这之前，女孩也没再提巴黎的事，她知道瑞秋病情严重，朱尔斯和珍妮薇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她身上，无暇顾及其他。
小狗在吠叫，宣告着医生的到来。珍妮薇叫女孩赶紧躲起来，躲到地窖里头去。她匆匆解释，说他们不熟悉这个医生，所以要谨慎一些。
女孩打开地窖的门躲了进去，黑暗中，上面每句对话她都听得很真切，她虽然看不见医生的脸是什么样，但却不喜欢他说话时刺耳的声音。他不停地问瑞秋是在哪儿出现的，老夫妇又是在哪儿发现她的。这个医生坚持需要知道答案，但朱尔斯的声音很是镇定，说瑞秋是邻居家的女儿，邻居去了巴黎几天，所以才将女儿托付给他们。
但从医生的口气里，女孩明显听出他不相信他们。他的笑声很阴险，不停地说什么法律和秩序，说什么贝当元帅给法国带来了改天换地的新面貌，要是德国将军看到这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之后，不知做何感想。
最终，女孩听到了前门猛然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接着，她听到朱尔斯惊骇地说：“珍妮薇，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好事？”
“李维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件事。不过，这和我的文章没有什么关系。”
他看着我，然后走回座椅边坐下。
“没问题，请说。”
我将身子靠向他的办公桌。
“如果我能提供一个正确地址，您能不能帮我追踪一个家庭的下落？这家人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遭到拘捕。”
“冬赛馆事件的受难家庭。”他说。
“是的，”我说，“这很重要。”
他端详着我疲倦的面容和浮肿的双眼，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读到最近才出现在我心底的哀伤，也明白我知道公寓的故事。那个清晨，他似乎能够摸透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女人的内心。
“嘉蒙德小姐，过去四十年间，我一直在追踪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国家遣送的所有犹太人。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很有必要。可以的，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家庭的姓氏。只要把资料都输入办公室里的这台电脑中，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找出来。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原因吗？为什么你想知道这个特定家庭的资料？是出于记者的天性呢，还是有其他缘故？”
我的脸颊绯红。
“是私人因素，”我说，“而且不容易解释。”
“说说看。”他说。
我犹豫了一下，才说出圣东日街上的公寓，以及祖母和爱德华告诉我的话。最后我说，我满脑子只想着这户犹太人家，他们究竟是谁，到底遭遇了什么事。他专心聆听，不时点点头。
接着他说：“嘉蒙德小姐，有时候，揭开历史的疮疤并非易事。有些未知的故事并不讨人欢喜，面对真相比保持无知还要艰难。”
我点头。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必须知道那户人家的资料。”
他看着我，眼神平稳。
“请把地址告诉我。”
我照做了。
他的手指头飞快地敲着键盘，电脑传来运转的低鸣。我的心狂跳着，看着打印机窸窸窣窣地打印，然后弗兰克·李维默默将纸张递给我。上面印着：
圣东日街二十六号，巴黎第三区
史塔辛斯基
弗拉帝斯洛·史塔辛斯基，一九一〇年生于华沙，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遭到拘捕。布列塔尼街车库，冬季竞赛馆，博恩拉罗朗德。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十五号列车。
瑞娃卡·史塔辛斯基，一九一二年生于奥库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遭到拘捕。布列塔尼街车库，冬季竞赛馆，博恩拉罗朗德。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十五号列车。
莎拉·史塔辛斯基，一九三二年生于巴黎第十二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遭到拘捕。布列塔尼街车库，冬季竞赛馆，博恩拉罗朗德。
打印机又开始打印了。
“是照片。”弗兰克·李维先看了一眼，然后才递给我。
照片上是一名十岁的女孩。脚注标示着一九四二年六月，摄影地点在布朗蒙托街上的学校，正好与圣东日街相邻。
女孩有双浅色的细长眼眸，亦绿亦蓝。浅色垂肩长发上的蝴蝶结戴得歪歪斜斜的，心形的脸庞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坐在学校课桌后方，面前放了本摊开的书，胸前佩戴星星标志。
莎拉·史塔辛斯基，比佐伊小一岁。
我阅读着纸张上的名单。不必问弗兰克·李维，我也知道十五号车队离开博恩拉罗朗德后前往何处——奥斯维辛集中营。
“布列塔尼街的车库是什么地方？”我问。
“住在第三区的犹太人先到这个车库集合，然后再送往乐拉敦街的冬季竞赛馆。”
我注意到，在莎拉的名字后面并没有提到被遣送的信息，我把这个发现向弗兰克·李维指了出来。
“意思是说，据我们所知，她并没有搭乘任何一辆火车前往波兰。”
“她有没有可能逃脱呢？”
“很难说。从博恩拉罗朗德成功逃脱，并得到附近法国农家救助的孩子极少，屈指可数。其他一些年纪比莎拉小的孩子在被遣送时，也没有留下详细的身份资料，只注明‘男，来自皮蒂维耶’诸如此类的记录。嘉蒙德小姐，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莎拉·史塔辛斯基的遭遇。我只知道，她显然没有和其他来自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的孩子一起抵达德朗西，因为莎拉并没有被列入德朗西的记录当中。”
我低头看着莎拉无辜的美丽脸庞。
“她会遭遇什么呢？”我低声说。
“有关莎拉的最后一条资料来自博恩，所以有可能是附近农家救了她，在战争期间用假名藏匿。”
“这种状况经常发生吗？”
“是的，这得感谢法国善良的家庭以及宗教团体组织的协助，很多犹太人存活了下来。”
我盯着他。
“您认为莎拉·史塔辛斯基获救，并且活了下来？”
他看着照片上面露笑容的甜美女孩。
“希望如此。现在，你知道原来是谁住在你们家的公寓里了。”
“是的，”我说，“谢谢您。但我还是不懂，我丈夫一家怎么可能在史塔辛斯基一家遭拘捕后，还能住进公寓里。我实在无法理解。”
“无须太过严苛，”弗兰克·李维向我提出忠告，“的确，当时有许多巴黎人漠不关心，但是别忘了，当时的巴黎仍在德军的占领下，人们会担忧自身性命安全，整个大环境毕竟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我离开李维的办公室，情绪忽然崩溃，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这漫长的一天太耗人心神了，我的小世界正分崩离析，一寸一寸地瓦解。首先便是伯特兰和宝宝的事，而我必须做出抉择，直面今晚和丈夫的讨论。
接着，是圣东日街上的公寓的难解之谜。泰泽克一家在史塔辛斯基全家遭到拘捕之后居然立即入住，而祖母和爱德华却丝毫不想提起这件事。原因何在？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想隐瞒什么？
我走向马尔伯夫街，陷入无法自拔的复杂情绪当中。
那天傍晚，我和纪尧姆在名流咖啡馆碰面。他坐在馆内的吧台边，远离嘈杂的露天咖啡座区。他带来一些我早就想参考，却苦于无法获得的图书，尤其是其中一本有关卢瓦雷的集中营的参考资料。我十分高兴，诚挚地向他道谢。
我本来不打算提起当天发现的事，但还是向他娓娓道来。纪尧姆仔细聆听之后告诉我，他的祖母曾经说过，有些犹太人居住的公寓在主人遭拘捕后被侵吞或抢夺的事。警察在部分公寓的门上贴了封条，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封条脱落了，而主人一直没有回来。根据纪尧姆祖母的说法，在警察和公寓门房的密切合作下，后来这些房子很快就找到了新住户。泰泽克一家很有可能就是这么找到房子的。
“茱莉娅，这件事为什么会对你这么重要？”纪尧姆最后这么问我。
“我想知道那个女孩的遭遇。”
他用深邃的眼眸端详着我。
“我懂了。但是，向你丈夫家人提问题时，千万要谨言慎行一些。”
“我知道他们没有向我说出一切，我想知道他们隐瞒了什么。”
“小心点儿，茱莉娅。”纪尧姆又说了一次。他虽然面带微笑，目光却十分肃穆，“你手上拿着潘多拉的盒子，有时候还是不要打开的好，你不必事事明白。”
那个早晨，弗兰克·李维也说过同样的话。
朱尔斯和珍妮薇惊慌失措，两个人默不作声，背着双手苦恼地在屋里焦急踱步。老夫妇想将瑞秋移到楼下，但是她身子太虚弱了，无法配合，于是他们只好让她留在床上。朱尔斯拼命安抚珍妮薇，却没有用，老妇人时不时地哭倒在身边的椅子上。
女孩慌慌张张地跟在老夫妇身后问了什么，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她只注意到朱尔斯不停瞥向窗外的栅门和门口。
夜幕低垂，朱尔斯和珍妮薇依着火炉相视而坐，两人似乎都恢复了镇定，但是女孩发现珍妮薇的双手仍在颤抖。老夫妇脸色苍白，一直看着大摆钟。
这时，朱尔斯转身低声交代女孩，要她再回到地窖里去。地窖里有好几大袋土豆，她得爬进袋子里，想办法躲好，明白吗？这很重要，要是有人进了地窖，绝不能让别人找到她。
女孩愣住了，说：“是德国人要来了吗？”
朱尔斯和珍妮薇还未来得及回答，外面就传来狗吠声，三人都跳起身来。朱尔斯对女孩比画手势，指了指地窖的门。随着他的指示，女孩立即躲进阴暗潮湿的地窖中，尽管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她仍摸索到深处一袋袋堆起来的土豆。女孩迅速拉开布袋，想躲到后面，不料却撕破了其中一个袋子，土豆滚落一地，发出一连串的滚动声，她又连忙将土豆堆在自己身边。
接着，沉重而有节奏的脚步声出现。女孩听过这种脚步声，通常在巴黎夜晚宵禁之后才会出现。女孩知道脚步声代表的意义。她曾经在窗口偷看，在昏暗的光线下，她看见戴着圆形钢盔的军士整齐划一地在街上行进。
行进的军士朝老屋走过来。从脚步声分辨，起码来了十个人。女孩听到了男人的声音，虽然有段距离，但是还算清楚。这个男人操着一口德语。
德国人来了，来这里抓她和瑞秋，她吓得尿裤子了。
忽然，脚步来到她的头顶，女孩听不清楚低声交谈的内容。接着她听到朱尔斯的声音：“是的，长官，里面有个生病的孩子。”
“生病的是亚利安(14)孩子吗，先生？”外国腔里还带着喉音。
“是个生病的孩子，少尉。”
“孩子在哪里？”
“楼上。”朱尔斯的声音有些疲惫。
沉重的脚步一路踏上阶梯，接着她听到楼上的瑞秋虚弱的喊叫声。德国人将她拉下床，瑞秋根本无力反抗。
她用手捂住耳朵不想听，也不忍听，这突然出现的寂静似乎足以守护着她。
她躺在土豆堆下方，看到黑暗中出现光束。有人拉开地窖的门，走下楼梯。女孩拿开捂住耳朵的双手。
“里面没人，”她听到朱尔斯说，“那个女孩就单独一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狗屋里。”
她听到珍妮薇擤了擤鼻子，随后是带着泪水的虚弱说话声。
“请你们别带走那个孩子，她病得很严重。”
说话带着喉音的外国人，回答的声音很讥讽。
“女士，那是个犹太小孩，可能是从附近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她不能留在你们家里。”
女孩看见眼前橘色的手电筒光束在地窖墙上游移，然后越来越靠近她了。接着，她看到一个魁梧硕大的士兵身影，简直就像从图片中剪下来的黑影一样，她吓坏了。他来了，马上就会抓到她，她努力蜷缩着身子，闭气不敢呼吸，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不行，不能让他找到她！如果让他找到，那就太不公平了。他们已经抓了可怜的瑞秋，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他们要把瑞秋带到哪里去？她是不是被士兵抓进卡车里了？瑞秋醒了吗？他们会不会把她带到医院？还是要直接回营区？这些毫无人性的怪物，魔鬼！女孩恨他们，希望他们全都去死，浑蛋。她知道自己用了脏话，母亲一向严厉禁止她说这种话。去他们的浑蛋玩意。她在心里激声怒骂，紧闭双眼不去看越逼越近、上下检视的光线。他不会找到她的，绝对不会。浑蛋，混账东西！
朱尔斯又说话了。
“少尉，下面没人。就刚刚那个女孩而已，她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只好照顾她。”
德国少尉的声音在女孩头顶嗡嗡作响：“我们只是例行检查，看看你的地窖里有什么。等一下你得和我们回司令部去。”
手电筒的光线照到女孩的手，她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跟你们回去？”朱尔斯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惊吓，“为什么？”
突兀的笑声传来：“你家里藏了个犹太人，居然还问我为什么？”
接着是珍妮薇，她出乎意料地镇定，似乎已经止住哭泣。
“你们也看到了，少尉，我们没有把她藏起来，只是想让她恢复健康。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啊，她没办法说话。”
“是啊，”朱尔斯接上珍妮薇的话，“我们甚至还去找医生，一点儿也没有藏匿那个女孩的打算。”
好一阵子，大家都没说话。女孩听到少尉咳嗽。
“这倒是，盖敏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个优秀的医生没说你们藏匿女孩。”
女孩头顶的土豆开始滚动，她仍然不敢呼吸，静止不动，但她的鼻子发痒，想打喷嚏。
她再次听到珍妮薇镇定清亮，甚至还称得上严厉的声音。她没听过这个妇人这样说话。
“各位想要喝点儿酒吗？”
女孩身边的土豆不再滚动。
少尉在楼上粗声大笑：“酒？好极了！”
“配点儿肉冻好吗？”珍妮薇的声音轻快起来。
脚步声上楼了，地窖门关上了。女孩松了口气，几乎晕倒，接着她环起双手，泪水直流。他们在楼上举杯喝酒，脚步声来来去去，高谈阔论，这段时间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她觉得少尉的吼声越来越快活，酒足饭饱后还响亮地打嗝。她倒是没听见朱尔斯和珍妮薇在说话，他们也在吗？状况究竟如何？她真想知道。但是她必须等到朱尔斯和珍妮薇来带她出去。女孩觉得四肢僵硬，仍然不敢动弹。
终于，屋里恢复宁静。小狗吠了一声后也停下来。她屏息聆听，德国人是不是把朱尔斯和珍妮薇也带走了？屋里是不是只剩下她一个人？接着，她听到压抑的啜泣声，朱尔斯拉开嘎吱作响的地窖门，传来了呼声。
“西尔卡！西尔卡！”
女孩上楼时双腿疼痛，灰尘让她的双眼红肿，脸颊肮脏。珍妮薇双手捂住脸，放声痛哭，朱尔斯在一旁想要安慰她，女孩却只能无助旁观。老妇人抬起头，一瞬间，她似乎苍老了许多。她害怕极了。
“那个孩子，”珍妮薇低声说，“会被带去处死。我不知道他们会把她带到哪里去，用什么方式处死她，我只知道她会死。那些人根本不肯听，我们想灌醉他们，但是却没有成功。他们虽然放过了我们，但带走了瑞秋。”
珍妮薇的眼泪滑落在饱经风霜的脸庞上。她绝望地摇着头，紧紧地握住朱尔斯的手。
“天哪，我们的国家究竟怎么了？”
珍妮薇招手要女孩到身边来，然后用一双枯朽的手握住她。女孩只想到：他们救了我，他们救了我这条命，也许也会有人救了迈克尔，还有爸爸妈妈。也许还有希望。
“小西尔卡！”珍妮薇紧握她的手，“你刚才好勇敢。”
她笑了，美丽勇敢的笑容触动了老夫妇的肺腑。
“请你们别再喊我西尔卡了，”她说，“那是我的乳名。”
“那么我们该怎么叫你呢？”朱尔斯问她。
女孩挺直肩膀抬起下巴。
“我叫莎拉·史塔辛斯基。”
我和安东尼一起检视施工进度，然后走出公寓，在布列塔尼街上停了下来。车库依旧坐落在那里，另外还有一面告示牌，上面写着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巴黎第三区遭到拘捕的犹太人先送到此地聚集，接着被带往冬季竞赛馆，最后被遣送到死亡集中营。莎拉就是在这里踏上她的漫漫长路，而这条长路究竟通向哪里呢？
我无视于四周往来的车水马龙，就这么站着，我似乎看见警察带着莎拉和她的父母，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清晨从圣东日街上走了过来。没错，我全都看见了，看到他们被推搡着走进这个车库，就是我此刻的驻足之地。莎拉·史塔辛斯基心形的甜美脸庞上写着不解与恐惧，她的长发束在脑后，睁着一双细长的蓝绿眼眸。她是否还活着呢？若是的话，她今年也该有七十岁了。不，她不可能活下来的，她和冬季竞赛馆的其他孩子全都消逝了。她不可能走出奥斯维辛的，她早已化作尘土。
我离开布列塔尼街，走回我的车边。我一直没办法驾驶手动挡的车，我的美式作风和这辆日本车都饱受伯特兰的嘲弄。我很少在巴黎市区开车，公交车和地铁够完善了，根本不需要自己驾驶。伯特兰对我这个想法同样嗤之以鼻。
那天下午，班贝尔和我一同前往博恩拉罗朗德，那里距离巴黎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同一天早上，纪尧姆陪我去了德朗西。德朗西距离巴黎很近，这片破败而陈旧的郊区，就在博比尼和庞坦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这个法国铁路系统的中心前往波兰的火车，足足超过了六十辆。当我们经过纪念此地的现代雕刻作品前方时，我突然发现营区现在竟然还有人在居住。女人推着婴儿车，遛着狗，四处奔跑的孩子大声吼叫，微风吹拂着窗帘，挨家挨户的窗台上种植着花木。我十分震惊，怎么可能有人住在这个地方？我问纪尧姆是否早已知情，他点点头。从他的表情中，我看得出他百感交集。纪尧姆的家人就是在此地遭到遣送的，要他重回伤心旧地，绝非易事，但是他依然坚持陪我过来。
解说员梅聂斯基在德朗西纪念博物馆门外等着我们，他是个神色疲惫的中年人。想要参观这个小型博物馆，必须事先电话预约。我们参观了简单的小展览室，仔细观看照片、文物、地图，以及收藏在玻璃展示柜里的一些黄色星星。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那些真正的黄色星星，虽然印象深刻，却也十分不舒服。
在过去六十年间，集中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处巨大的“U”字形混凝土建筑建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本来是为了住宅改革计划而兴建的，到了一九四一年，维希政府出资买下，作为拘禁犹太人之用。一九四七年，这里改为可供四百个家庭居住的小型公寓，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德朗西是这一带最廉价的出租公寓。
我询问梅聂斯基，这座“沉默之城”——这处集合住宅的古怪名称——的住户是否知道自己住在何处。梅聂斯基摇摇头，说住在此地的多半是年轻人，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接着问他来此纪念的访客人数多寡。他说，学校会带孩子们来，偶尔也有些观光客。我们翻阅着访客名单：“献给我的母亲波莱特，于一九四四年从此地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爱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每年来此纪念的丹妮尔。”这让我几乎落泪。
梅聂斯基接着带我们来到博物馆外面的草坪，上面停放着一节载运牲口的列车。车厢上了锁，但是解说员带着钥匙。纪尧姆帮我登上车，我们站进光秃秃的狭小空间内。我试想着车厢挤满人的场景，孩子、老人、中年的父母、青少年们全挤得无法动弹，就这么向死亡前进。纪尧姆脸色发白，稍后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列车，在这之前他根本做不到。我问他是否还好，他点头表示没问题，但是我仍然看得出他心神不宁。
最后，我们带着梅聂斯基提供的一叠书本和简介离开德朗西。我扪心自问对德朗西有多少认识，是战争期间惨无人道的恐怖行径，还是将犹太人直接遣送波兰的无数列车？
我想到那些让人读来心痛的史料，一九四二年夏末，四千名来自冬季竞赛馆、浑身脏臭的饥饿病童被送来此地，没有任何亲人陪在身边。莎拉最后是不是也到了这里？是不是又惊又怕，和陌生人一起被塞进载运牲口的车厢里，然后直接运往奥斯维辛？
班贝尔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他把摄影器材放进后车厢，然后弯起长手长脚挤进乘客座。他看向我，十分担心，温柔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茱莉娅，你还好吧？”
这么说，墨镜还是没能发挥作用，脸色早已泄露我昨晚的彻夜难眠。伯特兰和我从昨晚谈到凌晨，我们越讨论，他就越坚定。是的，他不想留下这个孩子。何况对他而言，在这个阶段的宝宝甚至还称不上孩子。他无法面对这整件事，太过沉重了。我不懂他的语调为何如此慌乱，那张脸孔显得如此苍老憔悴。我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特立独行的丈夫去哪儿了？我很讶异。他沙哑地说，如果我选择不尊重他的决定，执意留下孩子，那么一切只能就此结束。我惊骇地瞪着他，结束什么？伯特兰说，我们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我从来没听过他这种吓人的语气。多年的婚姻会就此结束？我们分别坐在餐桌两边，相顾无言。我问，为什么生下宝宝会让他如此惊慌失措？他转开头，叹了一口气，揉揉眼睛。他表示自己越来越老，就快五十岁了，光是老去这件事就够让他害怕的了。在工作上，他每天都必须和积极的后起之秀们竞争。此外，他还得目睹自己日渐苍老的脸，镜子里的倒影让他难以接受。我未曾想过伯特兰和我之间会有这种交谈，更没料到他会如此在意韶华逝去。“我不想在年近七十岁的时候，还有个二十岁的孩子，”他喃喃自语，“我没办法，也不愿意。茱莉娅，你得想清楚。你留下孩子无异于毁了我。听到了吗？这会害死我。”
我深吸一口气。我能对班贝尔说什么呢？从哪里开始？他这么年轻，不可能明白的。对于他的同情和关切，我只能表示感激。我挺直了肩膀。
“嗯，我恐怕没办法告诉你，班贝尔，”我紧握方向盘，无法正视他，“昨晚真是糟糕透顶。”
“因为你先生吗？”他试探地问。
“正是我先生。”我讽刺地说。
他点点头，然后朝我转过来。
“茱莉娅，如果你想找人说话，我就在你身边。”强硬而严肃的语气像极了丘吉尔的那句“我们决不投降”！
我笑了出来。
“谢谢，班贝尔，你真好。”
他笑了。
“早上的德朗西之行如何？”
我忍不住呻吟起来。
“天哪，太可怕了，再也没有比德朗西更让人难过的地方了。你能相信吗，现在竟然还有人住在那栋建筑里。有个朋友陪我去，他全家人都是从德朗西被遣送到波兰的。我敢打赌，去那里拍照绝对不会好玩，那里比乐拉敦街还要糟。”
我们取道六号高速公路离开巴黎，还好，这个时间的车流量不大。我们一路没有交谈。我知道自己迟早得找个人将宝宝的事和盘托出，不能埋在心里。现在打电话给夏拉的时间不对，纽约还不到早晨六点，尽管这个成功的律师估计已经起床了，但我仍旧嫌早。夏拉的两个孩子简直就是她前夫本的翻版。她的现任丈夫巴里从事计算机业，但是我和他还不熟。
我希望听到夏拉的声音，知道是我来电，她总会轻柔温暖地说：“嘿！”夏拉和伯特兰一向处不来，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容忍。我知道伯特兰觉得她是个“漂亮聪明又傲慢的美国女性主义者”。而夏拉对伯特兰的看法则是帅气十足的“大男子主义的傲慢法国佬”。我想念夏拉，想念她的勇气、笑声和正直的个性。多年前，当我离开波士顿来到巴黎时，她才十多岁。一开始，我并不太想她，那时的夏拉只是个小妹妹。而现在，我对她的思念简直难以言喻。
“呃，”班贝尔轻声说，“刚才那个是不是出口？”
的确没错。
“真是的！”我说。
“没关系，”班贝尔翻开地图，“下一个出口也可以。”
“对不起，”我含糊地说，“我有点儿累。”
他没说话，只露出同情的微笑。班贝尔这一点最讨人喜欢。
博恩拉罗朗德就在眼前了，这个沉闷的小镇位于一大片麦田之中。我们在市中心的教堂和市政厅前方停好车，然后步行参观。班贝尔时不时取景拍照。我发现这里的人并不多，空空荡荡的小镇显得很哀伤。
我从资料中得知原来的集中营位于小镇的东北角，原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建了一所技术学院。这个地方离西南侧火车站有好几里路，也就是说，遭到遣送的犹太家庭必须步行穿过小镇中心。我告诉班贝尔，这里一定还有人记得看到一群步履蹒跚的人从自家的窗前或门口走过。
火车站早已报废，改为一所日间托儿中心。我透过窗口，看见墙上五彩缤纷的图画以及毛绒玩偶，觉得这实在讽刺。建筑物右侧围篱内的空地上，有一群玩耍嬉戏的孩子。
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表明自己是记者，想收集有关四十年代，当这里还是拘留营时的资料。女人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一带有任何营区存在。我指着挂在托儿中心大门上的告示：
缅怀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经过这个车站以及博恩拉罗朗德拘留营的数千名犹太人士及儿童，他们随后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
她耸耸肩，抱歉地对我微笑。她还真不知道，毕竟她很年轻，这是在她出生之前的事了。我问她是否有人来过车站观看这面告示。她表示自己在去年才来这里上班，从来没注意是否有人过来。
我绕着这座现在变作他用的白色建筑走，班贝尔开始拍照。我看到车站广告牌两面以黑色字体蚀刻出小镇名称，然后我又望着篱笆的另一边。
老旧铁道杂草丛生，但是过去的枕木和生锈的铁轨仍在原处。当年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就行驶在如今荒废的铁道上。我望着枕木，心头一阵纠结。突然间，呼吸变成了一桩难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第十五号列车载着莎拉·史塔辛斯基的父母，直接驶向了死亡。
莎拉一夜没睡好，瑞秋的尖叫声一遍一遍在耳畔回荡。瑞秋在哪里？她还好吗？会不会有人照顾她，帮她养好身子？那些人到底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到哪里？爸爸妈妈呢？那些还留在博恩拉罗朗德的孩子呢？
她躺在床上，聆听着老屋里的宁静。问题这么多，却得不到答案。以往爸爸总是有问必答。天为什么是蓝色的，云是什么做的，孩子是怎么来到世上的，海面为什么有波浪，花朵怎么绽放，人为什么会谈恋爱……爸爸总是用最浅显的话搭配手势耐心回答，从来不会拿忙碌当借口。他爱她永无尽止的问题，还称赞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小女孩。
那段时间，父亲回答问题的方式变得不同了。莎拉问他黄色星星的故事，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剧院，为什么要宵禁，还有那些痛恨犹太人——这个名称让她浑身不舒服——的德国人。爸爸要么含糊其词，要么保持沉默，不愿告诉她答案。在德国人上门逮捕的那个黑色星期四之前，莎拉第二次——或是第三次——问父亲，大家绝不是因为犹太人“不同”而心怀惧怕，那么犹太人究竟做了什么，让大家这么讨厌。他扭开头，假装没听到。但是她知道爸爸听见了。
莎拉不愿想起父亲，她无法承受，她甚至记不得上次看到爸爸是在什么时候了，是在营里吧？但那是多久以前了？她不知道。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呢？在随着其他哭泣的女人踏上黄沙漫漫的长路前往火车站之前，母亲曾经转头看着她。莎拉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就像镌刻在脑海中的照片一样。母亲脸色苍白，满眼惊恐，勉强挤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但是她并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眼，没有足以依附或召唤的影像。莎拉只好努力回忆，回想爸爸消瘦暗沉的脸颊、暗淡的双眼以及雪白的牙齿。大家总是说她和迈克尔都长得像妈妈，继承了妈妈白皙的肤色，脸颊宽，眼睛细长。而父亲老是抱怨孩子没一个长得像他。莎拉抹开脑海中爸爸的笑脸。这太痛苦，太沉重了。
明天她得想办法到巴黎去，她得回家。她必须知道迈克尔的遭遇。也许他还活着，就像她一样。也许某个好心人想办法撬开壁橱，把他放了出来。她不知道会有谁这么做。谁会去救他？她一向不信任脸上老挂着狡猾笑容的门房罗耶夫人——不，这个女人不会去救迈克尔的。那么，那个好邻居，也就是在黑色星期四早晨大喊“你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他们都是真诚善良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做！”的小提琴老师呢？有可能，也许他有办法救迈克尔，弟弟或许安安全全地待在这位好邻居的家中聆听老师用小提琴拉奏波兰小调。在她的想象当中，迈克尔双颊粉嫩，放声大笑，拍手绕圈起舞。迈克尔应该在等着她，每天早上都会问小提琴老师：“西尔卡今天会来吗？姐姐什么时候才会来？她答应会回来带我，她说的！”
凌晨，公鸡高啼，莎拉醒来时发现枕头上一片泪痕。她迅速穿上珍妮薇帮她拿出来的衣服。这些过时的男孩衣裳干净耐穿，不知道原来的主人是谁。可能是那个煞费苦心在书本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尼古拉·杜佛吧。莎拉把钥匙和钱放进口袋里。
楼下凉爽的大厨房里空无一人。时间还早，连猫咪都还蜷在椅子下睡觉。女孩拿了些松软的面包吃，喝了牛奶。她不停摸自己的口袋，以确认钱和钥匙都还在里面。
早晨十分炎热，但是天色阴沉，她知道晚上会有一场暴风雨。以前她和迈克尔最怕的就是暴风雨。她思考应当如何前往车站。奥尔良很远吗？她一点儿概念也没有。要怎么办？怎么找路？她自言自语，都到这个节骨眼了，绝对不能放弃，一定得弄清楚怎么走，要想出个办法。还有，她必须先向朱尔斯和珍妮薇道别，才能离开。她一边在门边等待，一边丢面包屑喂食鸡群。
半小时之后，珍妮薇下楼来，昨夜的惊吓在她的脸上残留着痕迹。过了几分钟，朱尔斯也跟着出现了，亲吻着莎拉的小平头。女孩看着老夫妇缓慢却细心地准备早餐，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他们了。她要怎么说出自己今天就要离开呢？他们一定会很伤心。但是她别无选择，一定得回巴黎。
等他们吃完早餐，开始整理厨房时，她终于说出口。
“你不能这么做，”老妇人倒抽一口气，手上擦的杯子几乎掉下来，“路上随时有人巡逻，火车上也有人监看，何况你连身份证件都没有。你会被拦下来，然后被送回营区里。”
“我有钱。”莎拉说。
“但是德国人不会因此就不抓——”
朱尔斯举手打断妻子的话，想说服莎拉再多留一阵子。朱尔斯缓和却坚定的语气让她想起父亲。女孩心不在焉地点头听着，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向老夫妇说明她为何必须回到巴黎。她该怎么说，才能像朱尔斯这样镇静坚定呢？
结果，女孩急忙说出口的话仍然没有条理，她受够了，不想强装成大人，这让她气恼地跺脚。
“如果你们想阻止我，”她阴郁地说，“如果你们拦我，我会偷跑。”
她起身就朝门口走去。老夫妇无动于衷，只是惊讶地看着她。
“等等，”朱尔斯终于说话，“等个一分钟。”
“不，我不等，我要去车站。”莎拉握住门把。
“你连车站在哪里都不知道。”朱尔斯说。
“我会找到的。”
她拉开门闩。
“再见了，”她对老夫妇说，“还有，谢谢你们。”
她转身走向栅门。这一点儿都不难，实在太容易了。她穿过栅门，弯身拍抚小狗的头，这才突然了解自己做了什么决定。现在，她只能靠自己了，没有别人在她身边。她想起瑞秋凄厉的尖叫、军人行进的脚步，还有少尉令人心寒的笑声。她的勇气逐渐消失了。她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向老屋。
朱尔斯和珍妮薇仍然没动，从窗口往外看着她。突然间，两个人同时动了起来。朱尔斯伸手拿帽子，珍妮薇则一把抓起皮包。两人匆匆来到屋外，锁上前门。老夫妇走到莎拉身边，朱尔斯伸手搭着她的肩膀。
“请你们不要阻止我。”莎拉红着脸喃喃低语，但看到老夫妇跟上来，她又高兴，又备感困扰。
“阻止你？”朱尔斯笑了，“我们可不想阻止你，固执的傻孩子。我们要陪你去。”
顶着似火的骄阳来到墓地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于是停下脚步稳住呼吸。班贝尔有些担心，我要他别紧张，我只是睡眠不足罢了。他仍然有些怀疑，但是没有说话。
墓地很小，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却没找到什么资料。就在几乎放弃时，班贝尔发现一座坟前排了堆小圆石，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走近查看，发现白色的扁碑上刻着：
一群劫后余生的犹太难民在遭到拘捕的十年后来此立碑，永怀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五月间希特勒暴行下牺牲的受难者。
“希特勒暴行！”班贝尔语气冰冷，“这语气，就好像法国人与整件事无关似的。”
石碑侧面刻有名单与年代，我弯腰靠上前去仔细查看，发现名单上列有许多孩子的名字，其中有些只有两三岁大。他们全都来自冬季竞赛馆，在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死在营里。
我读了许多有关拘捕事件的资料，并且坚信史料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个春天的烈焰下，我站在石碑前方，饱受震撼。事实在我的眼前摊开。
我知道，除非找到莎拉·史塔辛斯基，挖掘出泰泽克一家人对我隐藏的秘密，否则，我的生活将永无安宁。
回镇中心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名拖着脚步的老人，他手上拎着一篮蔬菜。老人家大约八十岁，红润的圆脸上蓄着一把白胡子。我问他是否知道以前集中营的位置。他怀疑地看着我们。
“集中营？”他问，“你们想知道营区在哪里？”
我们点头。
“没有人会问起集中营的事，”他咕哝着，挑拣篮子里的韭菜小葱，不愿直视我们。
“你知道原址在哪里吗？”我又问。
老人咳嗽。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当然知道。小时候，我们不了解‘集中营’的意思，也没有人特别提起这些事，当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知道和犹太人有关，但是没有细问。大家都太害怕了，只知道顾好自己的事。”
“你对集中营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我问。
“我当时大概十五岁，”他说，“一九四二年夏天，好几批犹太人从车站出来，穿过这条路。就是这里。”老人弯曲的指头指着我们脚下的街道，“一群群犹太人走在这条站前街上。有一天，大家都听到了可怕的吵闹声。我父母的住处离集中营有段距离，但我们还是听见传遍全城的哭喊声。我的父母和邻居在议论纷纷，他们说，集中营里的警察硬是将母亲从孩子们身边拉开。这是做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一群犹太女人走到车站。不，其实不能说走，她们根本是在警察的押解下哭哭啼啼地踉跄前进。”
老人双眼下垂，陷入回忆中。随后，他轻哼一声，拿起篮子。
“有一天，”他说，“整个集中营全空了。那些犹太人大概走光了，既然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也就不再多想。我们全都一样，没人想提起这件事，也不想记得。他们不过是一群路过小镇的陌生人罢了。”
老人转身离开。我草草记下老人的话，又感到一阵反胃。但是这次，我不确定究竟是怀孕带来的不适，还是因为我在老人的眼神中读出了漠然与轻蔑。
我们开车从市集广场出发，沿着罗朗德路来到学校前方才停下车。班贝尔手指向前方的街名：遣送者之路。还好，没称之为共和国街，否则我绝对无法忍受。
技术学校的新建筑十分丑陋，里面还有座高高在上的老旧水塔。学校建筑物和铺了厚水泥的停车场的确很难令人联想到集中营。现在正是午餐时间，几个学生站在校门口抽烟。校门口一片杂乱无章的草地上有几座奇特的雕像，上面还刻了字。其中一座雕像上刻着“秉持博爱的精神，团结合作，为彼此而行动”。此外，没有别的说明。班贝尔和我互望一眼，满头雾水。
我询问一名学生，想知道雕像是否和集中营有关。他的回答是：“什么集中营？”身边同学一阵窃笑。听我说明集中营性质之后，这名学生才似乎稍微明白了一些。接着另一名女学生告诉我们，顺着路朝小镇的方向走，会看到一座碑。我问她那是不是纪念碑，她表示应该没错。
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的金色文字早已褪色，立碑人是一九六五年的博恩拉罗朗德镇长。碑顶有一颗鲜明的大卫之星(15)，碑上刻了一长串的名字。我找到让我痛苦万分的熟悉名字：弗拉帝斯洛·史塔辛斯基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
大理石碑底部有个方形小瓮：“奥斯维辛毒气室受难者的骨灰长存于此。”稍远一点儿，就在名单下方还有另一句碑文：“缅怀三千五百名孩童，他们被迫与父母分离，被拘禁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处决。”接着，班贝尔以优雅的英国腔大声朗读：“纳粹受害者，安葬于博恩拉罗朗德墓园。”这行文字下方出现的名单和墓园里的纪念碑相同。
“又是纳粹受害者，”班贝尔低声咕哝，“依我看，这简直就是健忘症。”
班贝尔和我继续看，都没说话。他拍了些照片后，把相机收回袋子里。碑文中完全没提到当初是法国警察负责拘捕犹太人、管理集中营，并且该对棘铁丝网内的种种行径负责。
我回头看着小镇，教堂的灰暗尖塔就在我的左手边。
莎拉·史塔辛斯基曾经蹒跚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她经过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然后左转走进营区。几天之后，她的双亲将走出集中营，被带到火车站，踏上死亡之路。无人照料的孩子们在营区里滞留了好几个星期被移送德朗西，长途旅程之后，他们抵达波兰，孤零零地死去。
莎拉的遭遇呢？她同样命丧奥斯维辛吗？她的名字没有在墓园出现，也不在纪念碑上。她是否成功逃脱了呢？我站在小镇边界望向铁塔后面的北方。她是否尚在人世？
手机响起，班贝尔和我都吓了一跳。我的妹妹夏拉打来电话。
“你好吗？”她的声音出乎意料地清晰，仿佛人就站在我身边，而不是远在大西洋另一头的数千英里之外，“我有种感觉，似乎应该打个电话给你。”
我脑中的莎拉·史塔辛斯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腹中的胎儿，以及伯特兰昨晚所说的“结束我们的婚姻”。
再一次，我发觉自己被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包围了。
奥尔良车站嘈杂拥挤，很多穿着灰制服的人来来往往。莎拉紧紧依在老夫妇身边，不想露出恐惧的神情。她想，如果她能够一路闯过这道关卡，那就一定还有希望。只要到巴黎，就还有希望。她必须勇敢坚强起来。
“要是有人问起来，”他们排着队准备购买前往巴黎的车票，朱尔斯低声对莎拉说，“你是我们的孙女，叫作史蒂芬妮·迪福尔，你在学校的时候头发染上了虱子，所以才把头发剃掉。”
珍妮薇帮莎拉整理着领口。
“瞧瞧，”她带着微笑说，“又可爱又干净，而且很漂亮，和我们的孙女一样！”
“你们真的有孙女吗？”莎拉问道，“这是她的衣服吗？”
珍妮薇忍俊不禁。
“我们只有两个古灵精怪的孙子——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他们的爸爸叫作阿伦，已经四十岁了，他和太太昂丽叶住在奥尔良。你身上穿的是尼古拉斯的衣服，他比你大一些，那孩子太调皮了！”
莎拉十分佩服老夫妇，他们摆出轻松自在的样子，对她微笑，仿佛今天与往常并无不同，这趟巴黎之行同样也是再平凡不过了。但是，莎拉也发现老夫妇不时四处张望，保持警惕，并且不断挪动着位置。她还看到士兵检查所有乘车旅客，于是更紧张了。她伸长脖子观察这些士兵，他们是德国人吗？不，是法国士兵。莎拉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除了钥匙和钱以外，她一无所有。她一言不发，偷偷将一沓厚厚的钞票交给朱尔斯。他低头看女孩，很是诧异。接着莎拉抬抬下巴，指向守在登车入口处的士兵。
“莎拉，你把这东西交给我做什么？”朱尔斯很困惑。
“他们会要你拿出我的身份证件的，但是我没有，也许这帮得上忙。”
朱尔斯盯着站在列车前方的士兵，开始慌张。珍妮薇用手肘戳了戳他。
“朱尔斯！”她责备丈夫，“也许有用，我们总得试试吧，没别的选择了。”
老人打起精神，对妻子点点头，恢复了镇定。买了车票之后，他们朝列车走去。
乘客从四面八方涌向拥挤的站台，母亲带着啼哭不已的孩子，许多板着脸的男人，另外还有西装革履、神情不耐的商人。莎拉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她想起在竞赛馆的那个男孩了，他趁乱成功逃脱。眼下，她就得如法炮制，利用推挤争吵的人群和忙着咆哮呵斥的士兵，趁乱上车。
于是她放开朱尔斯的手，低下身子。她心想，这就像潜入水中一样，只是现在放眼望去尽是裙子、长裤、鞋子和脚踝。她手脚并用往前推挤，接着，列车出现在她的面前。
莎拉继续往前挤，这时突然有只手伸来抓住她的肩膀。她立刻摆出镇定的脸色，露出小女孩天真灿烂的笑容，她不过是个要乘车前往巴黎的普通女孩罢了。虽然那似乎是许久之前的事了，那天，他们被带往集中营，莎拉曾经看到一名穿着紫色礼服的小女孩站在站台上，现在这个平凡的小莎拉就和紫衣女孩别无二致。
“我是和祖母一起来的。”莎拉露出无辜的笑脸，指向车厢内侧。士兵点个头，就让她上了车。她上气不接下气，心脏狂跳，一路挤进车厢，从窗口往外看。人群中，朱尔斯和珍妮薇满脸诧异地看着她。莎拉以骄傲胜利的姿势向他们挥手。她靠自己登上火车，一路畅行无阻。
看到德国士兵上车之后，莎拉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们粗鲁地穿过拥挤的走道，一边呵斥着。乘客纷纷避开视线低下脸，生怕引起他们注意。
莎拉站在车厢角落，朱尔斯和珍妮薇遮住她半个身子，莎拉从两人的肩头探出一张脸。德国士兵越走越近，盯着他们三人。朱尔斯低声要莎拉别开头去，可她就是无法挪开视线。
几个德国军人中有个男人特别令她厌恶，这个男人身材瘦高，嶙峋的脸庞苍白，眼皮浮肿，淡蓝色的眼眸近乎透明。这群军人走过他们身边时，高瘦男人伸出裹着灰袖的长手，捏住莎拉的耳朵，让她痛得发颤。
“你好啊，小男孩，”军官咯咯发笑，“别怕啊，有一天你也要当军人的，对吧？”
朱尔斯和珍妮薇的脸上挂着假笑，状似轻松地拉着莎拉，但是两双手都在发抖。
“你们的孙子真俊俏，”军官狞笑着，大手揉弄莎拉的平头，“金发碧眼，和老家的孩子一样，不是吗？”
男人浮肿的浅色眼睛看了莎拉一眼，接着又回到队伍当中。莎拉心想，他以为我是男孩，却根本没想到我是犹太人。难道人们有办法立刻分辨出犹太人吗？她并不确定。她曾经这么问过她的好友阿梅勒，阿梅勒也说，莎拉的金发碧眼，实在让人看不出她的血统。莎拉接着想，这么说，满头金发和一双碧眼在今天救了我一命。
接下来的旅程中，莎拉多半依在老夫妇温暖的怀中。没有人和他们交谈，也没有人问什么。她盯着窗外，想到自己离巴黎越来越近，这代表离迈克尔也不远了。渐渐地，黑云压城，豆大的雨珠拍击车窗，随后仿佛涓流滴落在风中。
列车靠向奥斯特利兹车站。在那个灰尘弥漫的暑天里，莎拉在同一地点和父母一起离开巴黎。现在，她跟着老夫妇下车，朝着地铁站走去。
突然，朱尔斯的脚步顿了一下，三人抬头看到前方站了一排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正在排查乘客，要求大家出示证件。珍妮薇什么话也没说，推着大伙儿往前走，她自己镇定自若地走着，圆润的下巴高高抬起。朱尔斯牵着莎拉的手，走在珍妮薇的身后。
莎拉排在队伍当中，不停打量着警察的脸。这个警察约莫四十岁，手上戴了一枚沉甸甸的结婚金戒。他看似倦怠，但却来回检视证件与持有人是否相符，工作相当认真。
莎拉不愿多想，也不打算猜测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情况。她还不够坚强，不敢想太远，只好放松思绪，想想家中从前养的小猫，猫咪老是害她打喷嚏。它叫什么名字？她忘了，好像是类似糖糖还是果果之类的蠢名字。因为她不但打喷嚏，还会双眼红肿，爸妈后来只得把猫咪送走，害她难过了好久，迈克尔甚至还哭了一整天。弟弟说，都是她的错。
警察懒懒地伸出手，朱尔斯将放在信封袋里的证件交给他。警察翻看后，望着朱尔斯和珍妮薇开口问：
“孩子的呢？”
朱尔斯指着证件。
“孩子的证件在里面，全放在一起了，先生。”
警察用拇指将信封开口掀开了些，一大捆折起的钞票放在信封袋袋底，他依然面无表情。
警察又低头看了看钞票，接着又抬头看着莎拉的脸。莎拉毫不胆怯，迎向他的目光，就这么看着他。
这一刻似乎永无止境，莎拉仿佛又在重温几天前另一名警察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放她走出集中营的时刻。
终于，警察点了点头，先将证件交还给朱尔斯，再一个利落的动作，信封就落进了他的口袋。接着，他往旁边一站，让三人走过去。
“谢谢你，先生。”他说，“下一位。”
夏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
“茱莉娅，你在开玩笑吗？他怎么能说这种话？他不能要你做出这种决定，他没这个权利。”
她说话的语调完全展现出曼哈顿那个无所畏惧、咄咄逼人的强悍律师个性。
“他没这么说，”我无精打采地回答，“他只是说：那么我们两人的关系只好结束。还说，如果我留下孩子，他就会离开我。他觉得自己很老，没办法面对这件事，也无法当个老爸爸。”
好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
“这和他那个外遇对象有没有关系？”夏拉问，“我不记得她的名字。”
“没有，伯特兰完全没提起她。”
“茱莉娅，别任由他逼你做决定。这也是你的孩子。好姐姐，千万别忘了这一点好吗？”
这一整天，夏拉的这番话不停出现在我脑中。“这也是你的孩子。”我也早和医生谈过此事，伯特兰的决定丝毫没让她惊讶，她表示伯特兰也许真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要他再养育另一个孩子，这份责任怕是实在太过沉重了。他其实很脆弱，许多年近五十的男人都会如此。
伯特兰真的是面临着中年危机吗？如果真是如此，还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怎么可能？我只觉得他自私，满脑子只有自己罢了，这和过去没有两样。那天我们谈话时，我就是这么告诉他的，另外，我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在几次痛苦的流产之后，希望破灭，如今他怎么还能要我去堕胎？他还爱我吗？我绝望地问，他是真的爱我吗？他直视着我，点头表示他当然爱我。我怎么会笨到看不出来？接着他用心碎的语气说，他爱我。这个口气与当初他坦承自己害怕老去的语气相同。中年危机，也许医生的说法没错。我之所以没发现，有可能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对他疏于关注。但是，此时我不知该如何处理，无法面对伯特兰以及他的焦虑。
医生表示我没多少时间可以耽误。我已经有六周的身孕，如果决定堕胎，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进行手术。除了应做的检验之外，我还得找到医院。她建议伯特兰和我一起去找婚姻咨询顾问讨论，我们得彻底谈开。“如果你不顾自己的想法而堕胎，”我的医生说，“将来你绝对无法原谅他。如果你不拿掉孩子，而他也已经表示无法忍受这个状况，那么你们得找出解决之道，而且不能拖。”
她的确没错，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尽快解决。每过一分钟，我就与腹中的胎儿多相处六十秒。我已经爱上这个孩子。尽管孩子只有一丁点儿大，但我对他的感情，已经不亚于对佐伊的爱。
我去伊莎贝尔的家，她住在托比亚克路上的一栋小巧而多彩的复式楼里。我觉得自己没法从办公室回家，等着自己的丈夫归来。我真的没办法面对。于是我打电话给保姆艾莎，要她帮我看家。伊莎贝尔帮我准备了烤羊奶酪搭配面包，还端出一大盘新鲜沙拉。她的丈夫不在，出差去了。“好啦，宝贝，”她坐在我对面，歪着头吞云吐雾，“试想想看，没有伯特兰的日子会如何。先想象一下，离婚，律师，还有事情结束后那段难熬的时间。佐伊会受到什么影响，你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分居两地，没有共同的生活，佐伊在你们两人之间来来回回。你们不会再像一家人，大家不同桌吃早餐，不共度圣诞节，也不一起度假。你办得到吗？你能够想象吗？”
我瞪着伊莎贝尔。这一切似乎难以想象，不可能的。然而，这种情况却如此平常，就像佐伊班上，几乎只有她的双亲维持了十五年婚姻。我对伊莎贝尔说，我实在无法继续谈这件事。于是她拿出巧克力慕斯，我们两人就一边吃着甜点，一边看起了老片《柳媚花娇》(16)。我回到家时，伯特兰刚好在洗澡，佐伊已经睡了，我就躲进被窝里。他洗完澡后，直接到客厅看电视，而等他上床时，我早已呼呼入睡了。
今天是我固定探访祖母的日子，但我几乎想打电话取消，以前我从未产生过这样的念头。我筋疲力尽，只想留在床上睡懒觉，但是我知道她一定会期待我出现。祖母会穿上最体面的紫灰色礼服，涂着深红色口红，还细心喷些“一千零一夜”香水。我不能让她失望。最后，我还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去了那里，但是在看到公公银色的奔驰轿车停在疗养院的前院时，我的心情猛地一沉。
他绝对是冲着我才来疗养院的，因为他从不会在我来探访祖母的时候出现，家人各有自己探访的时间：洛尔和塞西尔在周末，科莱特在周一下午，爱德华则固定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我通常在周三午后带着佐伊一起来，或是在星期四中午左右自己单独过来。我们都恪守自己安排的时间。
果不其然，爱德华正挺直腰杆坐着听他母亲说话。祖母刚吃完午餐，这里的午餐时间早得离谱。突然间，我像个满怀罪恶感的女学生一样开始紧张。他找我有什么事？如果他真想见我，难道不能拿起电话直接拨打？为什么偏要在这里等？
我极力隐藏心中的不满与焦虑，挂上笑脸亲吻他的脸颊，然后坐在祖母身边，一如往常地握着她的手。我期待爱德华起身离开，但是他偏偏留在原地，温和地看着祖母和我。这实在令人不舒服。我感到隐私受到了侵犯，我和祖母之间的交谈都在他的旁听下受到评断。
半个钟头后，爱德华站起身子，他看看时间，然后对我投来一抹诡异的笑容。
“麻烦你，茱莉娅，我得和你谈谈。”他压低声音，不想让祖母听到。我发现他突然紧张起来，坐立难安，还带着不耐烦的神色。于是我亲吻祖母的脸颊向她道别，跟着爱德华走到他的车边。他要我上车，然后坐在我身旁，把玩手中的钥匙，没有发动引擎。我就这么等着。他指尖紧张的动作让我有些惊讶，持续的静默也带来了莫大的压力。我看向前院，护士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人来来去去。
最后，他终于开口。
“你好吗？”他脸上的笑容依然僵硬。
“还好，”我回答，“你呢？”
“我很好，科莱特也一样。”
又是一阵沉默。
“你昨晚出门时，我和佐伊通过电话。”他没有直视我。
我看着他的侧面轮廓，鼻梁高挺，下巴紧绷。
“是吗？”我十分谨慎。
“她告诉我，你在搜寻一些资料……”
他停下来，手中钥匙叮当作响。
“和圣东日街上的公寓有关的资料。”他终于转头看我。
我点点头。
“对，我找到你们搬进去之前的户主身份了，佐伊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他叹了口气，下巴突然垮了下来，脖子上的皱纹浮在领际。
“茱莉娅，我警告过你了，记得吗？”
我心跳加快。
“你希望我不要再问祖母问题，”我坦率地说，“所以我没有多问。”
“你为什么要揭开伤疤？”他的脸色泛白，呼吸困难，似乎这一切让他感到不适。
终于摊开来了，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说话。
“我找出从前户主的身份了，”我激动地说，“不过就是这样而已，除了房客的身份之外，其他我一概不知。我不知道你们一家和整件事有什么关系——”
“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几近大吼地打断我的话，“那户人家遭到了拘捕，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瞪着他看，没有说话。爱德华在发抖，但是我不明白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他们遭到拘捕，和我们无关，”他用力重复自己的话，“他们的确在冬赛馆事件中遭到拘捕，但不是因为我们去举报，你懂了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
“爱德华，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从来没有过！”
他力图镇定下来，紧张地用指头舒缓眉头。
“茱莉娅，你问个不停，四处探究。那我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你，听好：当初圣东日街公寓的门房罗耶夫人和我们在蒂朗街的公寓的门房很熟。罗耶太太很喜欢祖母，祖母也对她不错。罗耶太太就告诉我父母，说圣东日街上有间公寓空下来了，房租合理，地方也比较大。我们就是这样才搬过去的。就这么简单！”
我依然盯着爱德华看，他还是不停地发抖。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慌乱失措，于是我试着拉了拉他的袖子。
“你还好吗，爱德华？”我问。我发现他在颤抖，担心他是否不舒服。
“没事。”他的声音沙哑。我无法了解他为何如此激动。
“祖母不知道这件事，”他继续说，声音小了些，“没有人知道，你懂吗？她不知道，从来就不知道。”
我很困惑。
“不知道什么？”我问，“爱德华，你在说什么？”
“茱莉娅，”他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那家人的身份，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不懂。”我低声回答。
“你找到他们的名字了，对吗？”他的吼声让我吓了一跳，“你知道他们的遭遇，不是吗？”
我满脸茫然，因为他随即叹了一口气，将脸埋入双手之间。
我安静坐着。他究竟在说些什么？究竟有什么事，是其他人所不知道的？
“那个女孩，”他终于抬起头说话，声音低到我几乎听不见，“你发现了那个女孩的什么事？”
“这是什么意思？”我目瞪口呆。
他的语气和眼神让我有点儿害怕。
“那个女孩，”他再说一次，声音模糊怪异，“她回来了。我们入住几个星期之后，她回到圣东日街，那时，我只有十二岁。我忘不了，我从来没忘掉过莎拉·史塔辛斯基。”
他面孔扭曲，吓到了我。接着，他潸然泪下，这让我哑口无言，只能等待，准备听他说下去。眼前的这个人，恍若不再是我那曾经心高气傲的公公。
六十年来，这个人的心底一直守着一桩秘密。
搭乘地铁到圣东日街又方便又快，只需要在公交车的终点站换乘一次。当列车转进布列塔尼街时，莎拉的心开始狂跳。她就要回家了。再过几分钟，她就会回到家了。也许在她离家的这段时间，父母早已想办法回到公寓里，也许他们正和迈克尔一起等待她回去呢。这么想是不是疯了？难不成她失去理智了？谁说不能抱着希望？她才十岁啊，就是想要满怀希望，不顾一切地想要相信，这比生命还重要。
她拉着朱尔斯的手冲到街上，心中的企盼越来越强烈，仿佛脱缰的烈马，完全无法控制。她的耳边有个安静低沉的声音说着，莎拉，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别去相信，先做好心理准备，想象没有人在家等待你的画面：爸妈不在，肮脏的公寓布满灰尘，而迈克尔……迈克尔……
二十六号就在眼前，这条街道完全没有改变，依旧狭窄安静，和莎拉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她不懂，她的生命历经了如此剧烈的转折波动，几乎被完全摧毁，街道和建筑怎么可能依然如昨。
朱尔斯推开沉重的大门。庭院里绿色植栽依旧，尘埃闷霉的气味也没变。一行人穿过庭院时，罗耶夫人推开门房小屋的门往外看。莎拉放开朱尔斯的手，直接冲上楼梯。快点，动作快点，她终于到家了，分秒必争。
罗耶夫人开口问：“你们找谁？”这时莎拉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二楼。
她一路往上跑，听到朱尔斯答话：“我们找史塔辛斯基一家人。”然后是罗耶夫人刺耳的笑声：“这位先生，那家人早就走了！消失了！我可以保证，他们绝对不在这里。”
莎拉在三楼的拐角处停了下来，探头看向庭院。罗耶夫人站在院子里，身上穿着脏兮兮的围裙，小苏珊娜就趴在她的肩头。走了……消失……门房太太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消失？什么时候消失？
不能再耽搁了，也没时间多想了，再爬上两段阶梯就会到家。门房尖锐的话声随着她上楼：“先生，警察把他们带走了，这一带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抓走了，全搭上一辆大巴士离开了。这里空房不少，先生，你们要租房子吗？史塔辛斯基原来住的公寓已经租出去了，假如你有兴趣，我可以帮忙，三楼还有几个不错的选择。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莎拉气喘吁吁地来到四楼，她靠在墙边站稳脚步，小拳头压着疼痛的侧腰。
她着急地拍打父母公寓的大门，没有人来应门，于是她用拳头使劲捶。
门后传来脚步声。门打开了。
来开门的是个小男孩，有十二三岁。
“有什么事吗？”他问。
他是谁？为什么会在她的家里？
“我来找我弟弟。”莎拉的口气结结巴巴，“你是谁？迈克尔在哪里？”
“你的弟弟？”男孩有些迟疑，“这里没有什么迈克尔。”
她一把推开男孩，态度粗鲁，完全没注意到门廊的墙壁已经被重新粉刷，还摆放着她从没见过的书架，铺着红色地毯。男孩惊喊起来，但是莎拉非但没有停下脚步，还继续往前冲进熟悉的走廊，然后向左转进她的房间里。房里贴着新的壁纸，放着新床，另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她的东西，但是莎拉全都视若无睹。
男孩大声叫着自己的父亲，隔壁房间随即传出慌乱的脚步声。
这时，莎拉掏出口袋里的钥匙，压下隐藏住开关的设计，那道锁立刻出现了。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然后是朱尔斯、珍妮薇和陌生男人紧张地低声交谈。
“快点，手脚麻利点儿，”她口中不停咕哝着，“迈克尔，迈克尔，是我，是西尔卡。”钥匙从她颤抖的指间滑落到地上。
男孩跟在她身后跑进房里，喘个不停。
“你在做什么？”男孩边喘边问，“你在我房里做什么？”
她没有理会男孩，捡起钥匙继续开锁。她既紧张又耐不住性子，花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打开锁，拉开壁橱的门。
一股腐烂的臭气扑鼻而来，女孩往后退开，她身边的男孩也紧张地向后退缩。忽然之间，莎拉跪倒在地。
一名头发灰黑的高大男人冲进房内，朱尔斯和珍妮薇紧跟在他后面。
莎拉全身打战，完全说不出话，小手遮住双眼，挡住气味。
朱尔斯靠过来把手放在莎拉肩膀上，探头看向壁橱。女孩只感觉到朱尔斯用双手环住她，带她离开。
朱尔斯在她的耳边低声说：“来，莎拉，跟我来。”
但莎拉又踢又咬，奋力反抗，转身朝着打开的壁橱门跑去。
壁橱深处有一团一动不动的小小身躯，蜷缩着，她看到了她那宝贝弟弟无法辨认的发黑脸孔。
她再次跪倒，痛彻心扉地尖叫，喊爸爸，喊妈妈，喊迈克尔。
爱德华·泰泽克双手紧握方向盘，我紧盯他泛白的指节，无法抽开视线。
“我仿佛还听得见她的尖叫，”他低声说，“永远也忘不掉。”
我十分震惊。莎拉·史塔辛斯基成功逃离博恩拉罗朗德，并且回到了圣东日街，发现了惨不忍睹的事实。
我说不出话，只能呆呆地望着我公公。他继续用低沉沙哑的音调叙述。
“我父亲去检查壁橱，那一刻太恐怖了。我也想看，但是他把我推开了。我完全无法了解当时的状况，那股味道……腐坏的恶臭。接着，我父亲慢慢拖出一具小男孩的尸体，那个孩子恐怕只有三四岁。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尸体，场景让人心碎。金发男孩身躯蜷曲，头埋在双手之间，已经变绿了，十分僵硬。”
他停顿了一下，努力试着说出心中的话。他看起来十分不舒服，于是我碰了碰他的手肘，表达我的同情和感受。一向高傲的公公现在成了难过落泪的老人，而我竟然试图安抚他，这简直难以相信。接着，他用颤抖的指尖拭去泪水，继续说话。
“我们全都呆站在原地，而女孩却昏了过去，倒在地上。我父亲将她抱起来，放到我的床上。她恢复意识后，一看到我父亲的脸，便尖叫着往后退。我听了父亲和老夫妇的交谈，才了解事情的始末。原来死去的男孩是她的弟弟，我们的新公寓是她原来的家。七月十六日冬季竞赛馆拘捕行动的那天，小男孩就躲在壁橱里。女孩以为她很快就可以回家把弟弟放出来，但却没想到她被关进了郊外的集中营里。”
爱德华沉默不语。对我而言，短短的一瞬间像是永恒。
“接下来呢？发生了什么事？”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说出话来。
“那对老夫妇来自奥尔良。女孩从附近的集中营逃脱，躲到他们的农场里。他们决定帮助她，带她回到巴黎老家。我父亲告诉他们，我们在七月底搬了进来，他完全不知道我房间里还有个壁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之前的确闻到了异味，但父亲以为是排水系统的问题，还安排了水电工人下周来检查。”
“你父亲怎么处理……那个小男孩？”
“我不知道，只记得他表示愿意处理整件事。他也受到很大的惊吓，十分沮丧。应该是老夫妇带走了尸体吧，我不确定，忘了。”
“然后呢？”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讥讽地看着我。
“然后呢？然后呢！”他的笑声很是苦涩，“茱莉娅，你能不能设身处地，想想我们在女孩离开后的感受？那个女孩简直把我们当成了最卑劣的罪犯，因为我们搬进她家，还放任她的弟弟死去。她的眼神里充满恨意和绝望，一个十岁女孩，眼睛里怎么会出现那种成熟女人的眼神啊。”
我试着想象那个场景，不禁打了个寒战。
爱德华叹口气，伸手搓揉自己疲惫憔悴的脸。
“他们离开后，我父亲瘫坐许久。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落泪，那也是最后一次。父亲是个坚强严厉的人，曾经告诫过我泰泽克家的男孩是不可以哭的，也不能流露感情。那时他说，他一辈子都会记得整件丑陋的事。接着，他告诉我一些他从来没说出口的话，我不小了，应该要知道。他说，在搬进新家之前，他曾经问过罗耶夫人前任户主的身份。他知道那是一户犹太家庭，在拘捕行动中被带走，但是他没放在心上。在那个悲哀的一九四二年，他和其他多数巴黎人一样，对于拘捕事件没有追究，也没有多管。他目睹那些人被巴士运走，下落不明，却无动于衷。他甚至没去追究当时公寓里为什么会空无一物，原来那户人家的东西怎么都没了。所有的巴黎人都只有一个念头：搬到大一点儿、好一点儿的公寓去住。于是，大家全都视而不见。结果现在发生这种事，女孩回到家，男孩死了。虽然在我们搬进去之前，孩子可能早就已经死了，但我父亲说，他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茱莉娅，他说得没错，整个事件一直与我们同在。过去六十年来，同样紧抓着我没放。”
他停了一下，依然垂着头。我想设身处地去体会他长期守着秘密的感受。
“祖母呢？”我决心要爱德华道出整个故事。
他缓缓摇头。
“那天下午她不在家，我父亲也不想告诉她。他满心愧疚，觉得错在自己，当然了，这不能归咎于他。只是他不忍让她知道，何况，她可能会以此来评断他。父亲表示我的年纪已经大到足以保守秘密，绝对不能让她发现这件事。看到父亲绝望又悲伤的神情，我答应保守这个秘密。”
“祖母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低声问。
他再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确定，茱莉娅。她和大家一样，都知道巴黎的拘捕事件。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时，父亲和我都不太自在，她应该感觉到了状况不对。从那天开始，我接连好几个晚上都梦到那死去的男孩，直到二十岁左右，梦魇才停止。搬离公寓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我想，母亲应该知道，也许她明白父亲这一路来内心的煎熬；也有可能，父亲到最后还是承受不了压力，全盘说了出来。但母亲从未对我提起过。”
“那么伯特兰呢？你的两个女儿和科莱特呢？”
“他们一概不知。”
“为什么？”我问。
他伸手拉住我的手腕，一阵冰凉渗入我的皮肤。
“因为我在父亲临终之前答应过他，决不会将这件事告诉我的子女和妻子。他心怀歉疚地度过了后半辈子，无法与任何人分担这个感受，也不愿意提起。我尊重他的选择，你懂吗？”
我点头。
“当然。”
我停了一下，又开口问他。
“爱德华，后来怎么样了呢？”
“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父亲临终，他一直没有提起过莎拉。莎拉成了不能说的秘密，却纠缠着我的思绪。父亲不可能知道我从未忘记莎拉，他的沉默成了我的苦难。我想知道莎拉的下落。每次开口要问，他便阻止。我没办法接受他毫不在乎的态度，无法相信他竟然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丝毫不受影响。父亲似乎想埋藏这整件事。”
“你因此而恨他？”
他点头。
“是的，我憎恶他，我对他的那份敬仰被永远地玷污了。但是我没办法，也没有对他说出口。”
我们就这么静静坐了好一会儿，护士们可能已经开始猜测，泰泽克先生为什么会和儿媳妇在车里坐了这么久的时间。
“爱德华，你难道不想知道莎拉·史塔辛斯基的遭遇？”
他终于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我不知道从何开始。”他说。
我也笑了。
“那是我的工作啊，我可以帮得上忙。”
他的脸上有了血色，双眼变得明亮，燃起了希望。
“茱莉娅，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在三十年前去世时，他的律师曾经告诉过我，保险箱里保存了一些机密文件。”
“你看过这些文件吗？”我心跳加速。
他低下头。
“父亲死后，我只简单翻过而已。”
“然后呢？”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只有一些古董店的文件，有关家具、银器等的资料。”
“只有这些？”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这让他觉得好笑。
“应该是。”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了解。
“我一直没再仔细查看。我当初没看到与莎拉有关的资料，气愤之下只是草草翻阅，心里对父亲的厌恶又更深了些。”
我咬着嘴唇。
“这么说，你并不确定保险箱里是否有关于莎拉的资料。”
“没错，而且也没有再仔细检查。”
“为什么？”
他抿着嘴。
“因为我不想确认里头没有我要找的东西。”
“然后更憎恨你的父亲？”
“是的。”他承认。
“所以你也不确定保险箱里有些什么，三十年来一直如此。”
“我的确不知道。”他说。
我们的眼神交会了短短的几秒。
他发动汽车，朝他的银行疾驶而去。我从没见过爱德华把车开得这么快，惹来了周围的司机挥拳抗议，把行人吓得往路边闪躲。车一路疾行，我们没有交谈，但是沉默中却充满暖意和希望。我们分享这个感受，第一次有了交流，两个人不时地相视而笑。
我们到达柏斯凯街后停妥了车，急急冲向银行，却发现正值午休时间。这个法国惯例在今天特别让人盛怒。我难掩失望之情。
爱德华亲吻我的脸颊，轻轻将我推开。
“茱莉娅，你先走。两点钟开门后我再过来。如果有任何发现，我会打电话给你。”
我顺着柏斯凯街走，搭乘九十二路公交车，直接前往位于塞纳河畔的办公室。
巴士往前开动，我回头看到爱德华等在银行前方，穿着深绿色外套的身影孤单又笔挺。
如果保险箱内没有任何有关莎拉的资料，只有一些大师画作和瓷器的文件，他会有什么感受？
我真想陪在他身边。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嘉蒙德小姐？”医生抬起眼睛，从窄窄的老花镜上方看着我。
“我不确定，”我老实回答，“但是我得先预约时间。”
她正在阅读我的就诊记录。
“我乐于为你预约，但是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决定还存有疑虑。”
我想起昨晚。伯特兰的表现格外体贴，整晚环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诉说他对我的爱意，他需要我，但是却无法想象老年得子的生活。他觉得我们的感情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紧密，在佐伊渐渐独立之后，我们可以四处旅行。他以共度二次蜜月的心情，来期待我俩迈入五十岁的阶段。
我在黑暗中聆听，泪水浸湿脸颊。真是讽刺，他现在的倾诉正是我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温情、承诺、宽宏无一缺失，然而唯一的障碍，竟然是我腹中的孩子。这是我再为人母的最后机会。夏拉说过：“这也是你的孩子。”这句话萦绕在我的耳畔。
这些年来，我一直期望能为伯特兰再生个孩子，好证明自我，并且成为泰泽克家族认可的完美妻子。但是现在我才明白，我是为了自己而想要这个孩子。我最后的一个孩子。我渴望用双臂担负孩子的重量，嗅尽奶娃的乳香。孩子是我的宝贝。伯特兰虽是父亲，但孩子是我的骨肉。我想要生下孩子，感受自己带着泪，将生命带入人世的那种精纯又无法错认的折难。这正是我衷心所盼的，我不愿为了无法孕育生命的子宫而痛苦落泪。
我离开诊所后，便前往圣哲尔曼区，我和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约好在花神咖啡馆见面。我原来不打算多说，但是两人一看到我的脸色，便开始担心。于是，我道出了一切。这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彼此意见永远相左。赫尔夫认为我应该堕胎，婚姻是最重要的考虑；克里斯托弗则坚持孩子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绝对不能堕胎，如果我这么做，一定会后悔终生。
两人越来越激动，竟然无视我的存在而吵起架来。我按捺不住，握起了拳头重捶桌面，震得桌上的杯盘砰砰响。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惊讶地看着我，因为这实在不像我的作风。最后，我只好以自己太累、无法继续讨论作为托词，便匆匆离开了。他们两个瞠目结舌地瞪着我，十分无奈的样子。我心想，没关系的，改天再弥补自己的失态吧，这两个老朋友会体谅我的。
我穿过卢森堡公园一路走回家。爱德华昨天没有与我联系，这是否表示他父亲的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关于莎拉的资料？我可以想象憎恨、苦涩，以及失望之情重返他的心头。我觉得十分歉疚，如此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可以说是我的过错。
我避开人群，慢步穿过蜿蜒的花道小径。卢森堡公园永远这么热闹，爱好运动的人们来这里慢跑、打太极拳、玩滚球游戏，老老少少在公园里阅读、做日光浴，母亲们推着婴儿车散步，当然也少不了园丁、观光客，以及热恋中的情侣。只要看到婴儿，我就无可避免地想起自己腹中的孩子。
当天稍早，在我还没到医师诊所之前，我和伊莎贝尔先谈过这件事。一如往常，她总是支持我的决定。她告诉我，不管我和多少心理医师或朋友谈过，不论我站在哪个角度或参考任何意见，决定权都在于我。的确，选择权在我，然而这正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
我只知道不管如何都不能让佐伊知道。再过几天她就要去长岛，和夏拉的两个儿子库柏和亚列克共度暑假，接着还要前往纳罕与外公外婆相会。就某方面来说，我无疑是松了一口气，就是说，假如我最后真的决定堕胎，那么在手术时，佐伊也不在家。
回到家，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个米色的大信封。佐伊正在她房里和朋友讲电话，她大声说门房刚刚才把信封拿上来的。
信封上没有地址，只用蓝墨水写了我的姓名缩写。我打开信封，里面有个褪色的红色档案夹。
档案上标注的“莎拉”立即跃入我的眼帘。
我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档案。我激动并兴奋地自言自语：“谢谢你，爱德华，谢谢，谢谢！”
档案里有十来封信，日期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薄薄的蓝色信纸上有书写端正的笔迹。我仔细阅读。这些信件全来自奥尔良的朱尔斯·迪福尔，简短的信件里提到莎拉的进展，学校的课业，健康状况。简短有礼的文字写着：“莎拉适应得很好，今年安排拉丁文课程。春天感染了水痘。”“莎拉和我的孙子在这个夏天一同前往布列塔尼，游览了圣米歇尔山。”
我推测朱尔斯·迪福尔应该就是在莎拉从博恩拉罗朗德逃跑成功之后藏匿她，带她回巴黎，却发现壁橱惨剧的那位老先生。但是朱尔斯·迪福尔为什么要写信给安德烈·泰泽克，事无巨细地告诉他莎拉的状况？我不懂。难道是安德烈的要求？
随后我找到答案——银行收据。安德烈·泰泽克按月从银行汇款给迪福尔一家，作为莎拉的费用，并且款项不小。汇款持续十年之久。
十年间，爱德华的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着莎拉。爱德华看到这些锁在保险箱内的文件之后，绝对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我想象他详阅每封信件，挖掘出所有的事实的样子。这是他父亲最后的救赎。
朱尔斯·迪福尔的信件并不是寄到圣东日街，信封上的地址是安德烈位于杜雷恩街的古董店。我推测其中的原因应该就是祖母。安德烈不想让她知道，同时也不想让莎拉知道定期汇钱给她的是什么人。朱尔斯·迪福尔整齐的字迹写着：“如您所愿，我们从未让莎拉知道有这么一笔捐款存在。”
档案最后有个黄色的厚信封袋，我在里面找到几张照片。女孩有同样的细长眼睛和淡金色头发，然而与一九四二年六月在学校拍的照片相较，却有莫大的改变。莎拉看起来十分悲伤，原有的欢乐荡然无存。她不再是个小女孩，而是年近二十的苗条女子。尽管面带微笑，她的眼神依然忧伤。莎拉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同坐在长椅上。我翻到照片背面，朱尔斯工整地写着：“莎拉、加斯帕德与尼古拉斯·迪福尔，一九五〇年摄于图维尔。”
我回想她的经历——冬季竞赛馆，博恩拉罗朗德，接着是她的双亲、弟弟。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的确是难以想象的重担。
我满脑子只想到莎拉，一直到佐伊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才注意到她来到我身边。
“妈妈，那个女孩是谁？”
我急忙用信封盖住照片，咕哝说着交稿期限将至。
“嗯，那是谁？”她问。
“宝贝，你不认识。”我含糊其词，假装忙着整理书桌。
她叹口气，然后用清亮成熟的语调说：“妈妈，你这段时间很奇怪。你以为我不知道，看不出来。但是我心如明镜。”
她转身走开。我满心愧疚，站起身，跟在后面走进她的卧室。
“你说得对，佐伊，我最近的确有些奇怪。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我在她床边坐下，无法直视她聪敏镇定的眼神。
“妈妈，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把问题告诉我。”
我开始头痛，而且还痛得不轻。
“你觉得我只有十一岁，不可能懂，对吧？”
我点头。
她耸耸肩。
“你就是不能信任我，是吗？”
“我当然信任你。但是有些事太悲哀太艰深，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已经够让我沮丧了，我不想让你也受到伤害。”
她轻柔地抚摩我的脸颊，双眼泛着泪光。
“我的确不想受到伤害，你没错，别告诉我。如果我知道，晚上可能会睡不着觉。但是，你得答应我，要赶快好起来。”
我紧紧抱住佐伊。能够有这么美丽又勇敢的女儿，真是幸福。尽管头痛难忍，我还是想着肚子里的宝宝——佐伊的手足。对于我目前的处境，佐伊一无所知。我咬紧嘴唇，强忍泪水。一会儿之后，她轻轻抽身，抬头看着我。
“告诉我那个女孩是谁。你刚刚藏起来，故意不让我看的那些黑白照片里的女孩。”
“好，”我说，“但是你要保密，好吗？不可以说出去，好吗？”
她点头。
“我答应，还可以发誓。”
“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我找到了在祖母搬进圣东日街之前，公寓前任住户的身份？”
她再次点头。
“你说是个波兰家庭，他们有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
“她的名字是莎拉·史塔辛斯基。照片里就是她。”
佐伊眯着眼睛看我。
“为什么要保密？我不懂。”
“这是家族秘密。过去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你的祖父不想再提，而你爸爸毫不知情。”
“莎拉是不是有什么可怕的遭遇？”她十分谨慎地问。
“对，”我静静地回答，“一段悲惨的故事。”
“你是不是要把她找出来？”我的语气让她跟着严肃起来。
“是。”
“为什么？”
“我想要让她知道我们家族和她所想象的不同，想把事情解释清楚。我认为她并不知道你的曾祖父对她有长达十年的付出。”
“他怎么帮她？”
“每个月汇款，但是又不让她知道。”
佐伊安静下来。
“你要怎么找她？”
我叹了口气。
“宝贝，我也不知道，只是抱着希望。档案里关于她的数据到一九五二年为止。接下来没有任何信件、照片，也没有地址。”
佐伊背对着我，坐在我的腿上，我轻闻着她亮丽丰厚的发丝，那甜美的气味总是会让我想起她小时候。我伸手顺了顺她几绺乱发。
我又想起莎拉·史塔辛斯基，当她在佐伊这个年纪的时候，灾难便出现在她的生命之中。
我闭上了双眼，却依稀可见当初发生在博恩拉罗朗德，警察将孩子们拉离母亲身边的那一幕。
我拥抱着佐伊，紧到她猛喘气。
世事难料，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是冬赛馆事件的纪念日，而我的堕胎手术正好安排在同一天进行。虽然祖母住的疗养院离这里不远，但我从未来过这个位于第十七区的诊所。对我而言，七月十六日这个日子充满复杂的意义，因此我曾经请医师重新安排，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改期。
这一天，佐伊的学校刚放假，准备和她的教母艾莉森前往纽约，随后再前往长岛。艾莉森是我在波士顿的老朋友，经常往来于曼哈顿和巴黎两地。我准备在二十七日前往美国，和女儿及夏拉一家相聚，伯特兰则是一直到八月才能放假。我们通常会到泰泽克家族在勃艮第的老家共度几周假期，但是我从未真正享受过那段时光。我的公公婆婆依然保持严谨的作息，准时开饭，低声谈话，在场的孩子也不得嬉闹。我实在很难了解伯特兰为何坚持留在勃艮第，而不愿一家三口放个真正的假。幸好，佐伊和洛尔以及塞西尔的儿子相处得很好，伯特兰也可以和两个妹夫整天打网球。至于我呢，则是和往常相同，扮演局外人的角色。洛尔和塞西尔一向与我保持适当距离，数十年如一日。这对姐妹会邀请几个离了婚的女友一同到游泳池畔做日光浴，把胸晒成健美的古铜色。我虽然加入这个家族十五年了，到现在也仍然无法适应，没办法在大家面前袒胸露乳。我总觉得她们会在背后取笑我是个“美国老古板”。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陪着佐伊在树林中散步，在早已了如指掌的路径上奋力骑乘自行车，要不然就是在那些绝不下水的女士身穿轻薄短小的泳衣晒太阳、懒洋洋地吞云吐雾时，一跃入池展现无懈可击的蝶泳技术。
“她们不过是一群爱吃醋的法国胖女人罢了，你只要一穿上比基尼，就会吸引众人的目光。”只要我一抱怨难熬的暑假，克里斯托弗就会出言嘲笑，“等到你身上长满了橘子皮和静脉曲张时，她们才会和你说话。”他总能让我开怀大笑，但是却无法百分之百让我相信他的话。尽管如此，勃艮第老宅的美景永远令人心旷神怡，即使是酷暑，宁静的屋里依然凉爽，花园里老橡树枝繁叶茂，约讷河就在眼前蜿蜒流动。佐伊和我最爱到树林中漫步，她在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上啁啾飞鸟、姿态各异的枝丫，以及水光闪烁的湿地。
根据伯特兰和安东尼的说法，圣东日街的公寓装潢工程在九月初就能告竣，到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施工团队杰出的表现。但是我仍不打算搬进去住，更何况现在我知道公寓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虽然壁橱的墙面已经拆除，但是我仍然记得深埋其中的秘密：迈克尔在壁橱里苦苦等候，终究没能等到姐姐回家。
我的脑海里尽是无情的真相，说实在的，我并不期待搬家。我担心在那里过夜，害怕那段被唤醒的过去，而且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平心静气来看待一切。
然而，要我忍着不对伯特兰说出来，实在很困难。我需要他务实的看法，希望听他亲口说出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能找出克服的方法。伯特兰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他的妹妹呢？我想揣摩他们和祖母的看法，但却完全摸不着边际。法国人十分含蓄，不愿表露情感或多言，事事就是得风平浪静，维持一贯传统。这让我越来越难忍受。
佐伊去了美国之后，整个家空荡荡的，我留在办公室的时间也比平常更久，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法国作家和巴黎文艺界的诙谐趣闻，打算在九月号刊登。这个工作很有趣，也很花时间。到了傍晚，一想到要面对空无一人的家，我更是不想离开办公室。我绕远路回家，享受巴黎在日落时分的艳丽光彩，行进的路线正是佐伊口中那条“妈妈回家最远的捷径”。七月中了，此时巴黎开始出现美丽的半空城景象。商店拉下铁门，挂上“度假店休，九月一日开张”的告示牌。要找到营业中的药房、杂货店、面包店或洗衣店，都得走上一大段路。巴黎人离家度假，把整个城市留给精力永远旺盛的游客。在这个宜人的七月傍晚，我顺着香榭丽舍大道一路走回蒙帕纳斯，没有巴黎人的巴黎，终于毫无保留地属于我一个人。
是的，我爱巴黎，一直没有改变。我在暮色中慢步穿越亚历山大三世桥，望着荣军院闪烁璀璨的金色拱顶，对美国的强烈思念却撕扯我的心。我想家。尽管我在巴黎住了大半辈子，仍然想念心中的家乡。我想念随性和自由、空阔和自在感，想念我的语言，简简单单用“你”就可以称呼所有人，而不必刻意区分何时该用“您”，我到现在还无法完全掌控这项称谓的艺术。不可否认，我想念妹妹、父母，对美国更是前所未有地思念。
我离住处越来越近了，巴黎人最痛恨的蒙帕纳斯大楼像是在向我招手。我倒是不讨厌这栋巨大的建筑，因为它能指引我回家的方向。突然间，我好想知道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军占领期间是什么模样；想知道莎拉那个时代的巴黎，身穿灰绿色制服、头戴圆钢盔的德军，没有通融余地的宵禁和身份盘查，以德文书写的广告牌，宏伟的建筑物上悬挂着纳粹党徽是什么模样。
还有，佩戴黄色星星的孩子们。
诊所宽敞舒适，接待人员态度和蔼，护士脸上堆满了笑容，还精心摆设了花朵。我约定的手术时间是早上七点，但是诊所人员要求我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先住进来。而伯特兰，因为刚好要谈一桩重要生意，所以要到布鲁塞尔出差。我并不坚持要他陪我，他不在身边，我反而觉得好过些。病房的墙壁漆着宜人的米白色，我虽然独自一人，却觉得比较舒服。换成别的时候，我可能无法了解伯特兰的在场为何会显得多余，他毕竟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眼前我正面对生命中最严重的危机，他的缺席倒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动作呆滞，毫无意识地折叠衣物，将牙刷摆到洗脸盆上方的架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安静街道对面的住宅门面。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内心有个声音不停出现，但我假装听不见。你疯了吗，当真打算打掉孩子？我没将这个最后决定告诉任何人。除了伯特兰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当我把决定告诉伯特兰时，他开心极了，热切地亲吻我的头顶——但是，我真想忘了这回事。
我坐在窄床上，从皮包里拿出莎拉的档案。除了莎拉之外，我现在脑子里容不下其他人。寻找莎拉俨然成为一项神圣的任务，让我能够抬头挺胸，驱散掉笼罩生命的哀愁。但我要如何找到她呢？电话簿里找不到莎拉·史塔辛斯基，也没有莎拉·迪福尔，如果真能找到，那未免也太容易了。朱尔斯·迪福尔的发信地址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我决定寻找他的儿孙，也就是摄于图维尔那张照片中的两个年轻人——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他们现在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不过不巧，迪福尔这个姓氏太寻常了，光是奥尔良一带就有上百人，我得逐一电话联络。上个星期我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在网络上寻来各类电话册，拼命打电话，却一无所获。
就在住院的这天早晨，我和一位住在巴黎的娜塔莉·迪福尔通了电话，年轻女孩的声音甜美悦耳。我开始重述对陌生人说了无数次的句子：“我叫茱莉娅·嘉蒙德，是个记者，想寻找一位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莎拉·迪福尔，另外相关的人名还有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
她打断我的话。加斯帕德·迪福尔是她的祖父，住在阿谢尔勒马谢，就在奥尔良郊外。他的电话号码没有登录。我紧握话筒，几乎喘不过气来。我问她是否还记得莎拉·迪福尔，结果年轻的娜塔莉笑了出来。笑声中并无恶意，她表示自己出生于一九八二年，对祖父的童年所知不多。没有，她从来没听说过莎拉·迪福尔，也没有特殊印象。但如果我想知道，她可以打电话询问她的祖父。他是个严肃的老古板，一点儿也不喜欢电话，但是她愿意为我与他联络，再将消息回报给我。她向我要了电话号码，接着说：“你是美国人吗？说法文的腔调很好听。”
我等了一整天，却没接到她的电话。什么都没有。我不断检查自己的手机，查看电池是否充了电，有没有开机。等了许久仍然没有消息。也许加斯帕德·迪福尔不想和记者谈论莎拉，也许我的说服力不够好，又或者，我根本就不该说自己是个记者，而该自称是家族友人——这也不行，我不能造假，也不想撒谎。
我在地图上找到阿谢尔勒马谢，这个小村庄就位于奥尔良和皮蒂维耶之间，离博恩拉罗朗德集中营也不算远。朱尔斯和珍妮薇老家的地址并不在这里，所以应该也不是莎拉度过十年岁月的地点。
最后，我失去耐心了，不停地想，是否该再拨个电话给娜塔莉·迪福尔呢？就在这时候，手机响了。我匆匆抓起电话。“你还好吗？”是伯特兰从布鲁塞尔打来的电话。我感到十分失望。
我发现自己丝毫不想与伯特兰说话。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一晚时光飞逝，我一夜难眠。天一亮，态度稳重的护士带着纸制的蓝色手术袍出现，微笑表示我在“手术时”需要穿上，另外还得穿戴纸制的蓝色手术帽和便鞋，她半个钟头后会回来，将我推进手术室。她带着同样诚恳的笑容叮嘱我不可进食或饮水，因为我得接受麻醉。然后她轻轻关上门离开。真不知道她今早得带着笑脸唤醒多少和我一样打算把胎儿弄出子宫的怀孕妇女。
我顺从指示，穿上手术袍。纸衣蹭得我皮肤痒痒的。此时除了等待之外，我无事可做，只好打开电视，切换到持续播送的新闻台。但我始终心不在焉，脑袋一片空白。再过一个小时左右，一切就结束了。我准备好了吗？真的可以面对这件事？我够不够坚强？我没有答案，只能穿纸衣戴纸帽，躺着等候，等待护士来推我进手术房，然后麻醉，让医师为我堕胎。我不想细究医师会如何为我进行手术，我急忙抛开这个念头，将注意力转回屏幕，看着苗条的金发女郎用修饰得宜的双手在小太阳图案上解说气象。我想起上星期进行最后一次的心理咨询，伯特兰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不，我们不打算生下这个孩子，两个人也都同意了。”当时我一句话也没说，心理医师一直看着我。我忘了自己是否有点头，只记得精神恍惚。接下来伯特兰在车上对我说：“这是正确的决定，宝贝，你会了解的。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他还热情地亲吻我。
屏幕上的金发女郎消失了，主播随着节目片头音乐出现。“今天，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是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的六十周年，在当年的事件中，法国警察逮捕了上千个犹太家庭，法国进入了历史上沉重的黑色时期。”
我立刻转响音量。镜头一晃到了乐拉敦街，我就想到了莎拉。无论她身在何处，绝对会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不需要旁人提醒。对她或是对失去挚爱的家庭而言，七月十六日是个无法忘怀的日子，这个早上，他们会痛苦地睁开双眼。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仍然想要对她、对这些人高声说：我记得，我永远忘不了。
数名幸存者——其中有几人曾经接受过我的访问——现身在冬季竞赛馆的告示牌前方。今天是这一期《塞纳河风光》的出版日，我还没读到自己撰写的文章。我在班贝尔的手机里留言，请他派人送一本到诊所来。我的手机保持开机状态，眼睛直盯着电视。弗兰克·李维严肃的脸孔出现在镜头前，谈论纪念活动。他表示今年的活动将比以往盛大。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有新的留言。伯特兰昨天深夜打过电话，告诉我他爱我。
第二通留言来自娜塔莉·迪福尔。她先为自己这么晚才来电致歉，接着就捎来好消息，她的祖父打算与我见面，愿意告诉我莎拉·迪福尔的故事。他的兴奋使得娜塔莉大感好奇，热切的留言盖过弗兰克·李维平淡的致辞，“如果你想去，明天，也就是星期二，我可以开车带你去阿谢尔勒马谢。我真想听祖父要说些什么。请打电话给我，约个地点碰面”。
我的心跳加速，快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主播重回屏幕，开始播报下一条新闻。现在打电话给娜塔莉还太早，得再等个几小时，但我穿着纸便鞋的双脚禁不住期待，舞动了起来。我开始想象：“……请告诉我莎拉·迪福尔的故事。”加斯帕德·迪福尔会怎么说？我会听到什么？
敲门声吓了我一跳，语笑盈盈的护士突然将我带回现实。
“女士，时间到了。”她说话轻快，露出一排皓齿。
门外，轮床的橡胶小轮嘎吱作响。
一切顿时清晰了，既明朗又轻松。
我起身面对她。
“很抱歉，”我飞快地说，“我改变心意了。”
我脱掉纸帽。她睁大眼睛瞪着我。
“但是，女士——”她开口说话。
我拉掉手术袍，护士立刻避开眼，没敢看向我突然赤裸的身子。
“医生在等着。”她说。
“没关系，”我口气坚定，“我不堕胎了，我决定留下孩子。”
或许是因为气恼的关系，她的嘴唇开始颤抖。
“我请医生立刻过来。”
她转身走开，满心不悦，鞋跟猛敲地毯。我套上自己的衣服，穿上自己的鞋子，抓起皮包就走出病房，仓促走向楼梯。经过一名端着托盘的惊讶护士身边时，我才突然想起自己把牙刷、毛巾、洗发水、香皂，还有化妆品等物品都留在了浴室里。不管了，我冲出整齐划一的接待处，一边想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全都不重要了！
街上空无一人，一大早，巴黎人行道十分清爽。我拦了出租车回家。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
宝宝安全待在我的腹中，我想笑又想哭，也的确开始又笑又哭。出租车司机几次透过后视镜瞥向我，但是我不在乎。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粗略估算，来到塞纳河畔以及比尔阿肯桥上的至少有两千人，其中包括幸存者、受难者亲属、犹太教祭司，弗兰克·李维、市长、总理以及国防部部长一同出席，旁边还有一群政客、记者和摄影师。会场有成千的花朵，巨大的白色篷幕下搭起白色的讲台，人群声势浩大。纪尧姆站在我身边，面色肃穆，垂着双眼。
我突然想起乐拉敦街的老妇人。她当时怎么说的？“没有人记得。何必呢？那段日子，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时期。”
我真希望她也能在场，一起看着我身边安静的人群和激动的脸庞。一名美丽的红发中年妇女站在讲台上高歌，清澈的声音胜过喧嚣的车声。总理接着致辞(17)。
“六十年前，巴黎以及法国境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走向恐惧之路的速度越来越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无辜人群笼罩在大屠杀浩劫的阴影之下。和往年相同，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地，谨记这个事件。让我们切记，许多法国犹太人曾经遭到迫害、拘捕，走完破碎的人生。”
我身边一名老人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无声低泣。我的心情随之起伏。他为何哭泣？他失去了什么亲人？总理继续致辞，我环顾周遭的人群。这里有没有人认识莎拉·史塔辛斯基，并且还记得她？此时此刻，莎拉有没有可能也在这里？她身边会不会有丈夫或子孙陪同？也许她在我身后，也可能就在我的前方。我仔细观察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在皱纹横生的肃敬面容中寻找一双细长的绿眼睛。然而审视这些哀悼中的陌生人并不礼貌，于是我低下眼睛。总理的声音似乎越来越有力而清澈，传到了众人耳中。
“是的，冬季竞赛馆、德朗西，那些临时集中营，死亡前的最后一站，都是在法国人的管理看管之下。的确，大屠杀的前奏就在此地展开，在法国政府的同谋下发生。”
周遭人群表情凝重，聆听总理致辞。总理以强而有力的语气发言，然而却无法抹灭人们哀伤的面容。群众对这番致辞报以热烈掌声，有人哭泣，也有人互拥。
纪尧姆陪着我上前去找弗兰克·李维，他手臂下夹了一份当期的《塞纳风光》。他向我致意，态度热切，介绍我们认识其他几名记者。李维没有停留太久便离开了会场。我告诉纪尧姆，我已经找出了泰泽克家公寓原住户的身份，我的公公守了六十年的秘密，这个发现让我们的感情紧密起来。我还打算找出这个当初从博恩拉罗朗德逃脱的莎拉。
再过半小时，我就要和娜塔莉·迪福尔在地铁的巴斯德站前见面。她要开车载我前去与她的祖父见面。纪尧姆亲吻我的脸颊道别，温馨地拥着我，祝我此行顺利。
我穿过车流繁忙的马路，手掌轻抚着小腹。如果我早上没有离开诊所，那么这会儿应该在米白色的病房内醒来，身边有个笑容满面的护士照顾。早餐托盘上会摆着香酥的羊角面包、果酱，加上一杯咖啡牛奶。然后我会在下午离开，脚步略显蹒跚，腿间垫着棉垫，小腹隐隐作痛，内心和思绪则是一片空白。
伯特兰没有与我联络，难道诊所已经将我放弃手术的消息告诉了他？这我就不清楚了。他还在布鲁塞尔，应该在今晚返家。
我不知道要如何启齿，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沿着佐拉街往前走，不想迟到，伯特兰的想法和感觉对我已经不再重要了。然而，这个令人不安的念头让我害怕。
我从奥尔良回到巴黎闷热的公寓里时，才刚入夜。我打开窗户探出身子，感受着外面蒙帕纳斯街上人车喧闹的气氛。实在很难想象，再过不久，我们一家人即将搬到安静的圣东日街。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二个年头，从佐伊一出世就没搬过家，这个夏天，将是我们在这个公寓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季。然而，我对这个公寓的喜爱却与日俱增：午后，阳光会落在宽敞的白色卧室内；顺着瓦万街就可以走进卢森堡公园；待在这个巴黎最迷人的区域里，能让人切身感受到整个城市的律动和令人愉悦的节奏。
我踢掉脚上的凉鞋，躺在柔软的米色沙发上。这一整天过得忙碌又扎实。但是我才刚闭上眼睛，电话铃声便将我唤回现实生活。我的妹妹来电，她正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可以想象到她坐在庞大的办公桌后方，鼻头上架着眼镜。
我简短说了自己并没有接受堕胎手术。
“噢，老天爷，”夏拉倒抽了一口气，“你没打掉孩子。”
“没办法，”我说，“我做不到。”
她忍不住笑了，我透过电话听到她的笑声。
“真是勇敢的好女孩，”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宝贝。”
“伯特兰还不知道，”我说，“他晚一点儿才会回家，他可能以为我已经打掉孩子了。”
我们分处在大西洋两端，没人出声。
“你会告诉他吧？”
“当然，一定得找机会解释。”
和夏拉说完话，我用双手护住小腹，在沙发上躺了好一会儿，终于感觉到生命力渐渐恢复。
我想起莎拉·史塔辛斯基，以及我在下午得到的数据。我根本不需要录下加斯帕德·迪福尔的叙述，也不必做笔记，一切就刻在我的脑海里。
整齐的小屋位于奥尔良市郊，除了一丝不苟的花园外，还有一只视力衰退的温驯老狗。我走进屋里，站在流理台边切青菜的老妇人对我点头致意。
加斯帕德的老手青筋毕露，他一边拍抚老狗干瘪的脑袋，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说出故事。
“我和弟弟都知道战争期间家里有些麻烦，但是当时年纪小，所以也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事。祖父母过世后，我才从父亲口中知道莎拉·迪福尔的真实姓氏是史塔辛斯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祖父母藏匿她好多年。莎拉从来就不是活泼外向的女孩，总是有点忧伤，很难摸透她心里的想法。大人只说，莎拉的双亲在战争期间去世，才会由祖父母收养。我们虽然只知道这些，但也看得出来她的不同。我们一起上教堂的时候，她从来不会跟着说‘天父’，从不祈祷，也不领圣餐，冷冷瞪着前方的模样总会让我害怕。遇到这种时候，祖父母会对我们露出坚定的微笑，叫我们别去打扰她。我的父母也从不过问。后来莎拉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俨然是我们的小妹妹。长大后，她越来越漂亮，但是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与肃穆。战后我们偶尔会随父母到巴黎，但是莎拉从不同行。她只说，她恨巴黎，不愿再回到那座伤心之城。”
“她有没有提过她的弟弟或者父母？”我问。
加斯帕德摇了摇头。
“从来没有。四十年前，我才从父亲口中听说她有个弟弟，以及这个弟弟的遭遇。当初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可是完全不知道。”
娜塔莉·迪福尔开口说话了。
“她的弟弟怎么了？”她问。
娜塔莉听到入迷，加斯帕德·迪福尔看了她一眼，却闭口不言。接着他望向一直没说话的慈祥的妻子。
“我再找时间告诉你，小娜，这个故事太悲伤了。”
大家都没说话。
“迪福尔先生，”我说，“我必须查出莎拉·史塔辛斯基的下落，这就是我来看您的原因。您可以帮忙吗？”
加斯帕德·迪福尔搔搔头，向我投来犹疑的目光。
“嘉蒙德小姐，我得知道，”他咧嘴微笑，“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
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是佐伊从长岛打来的。她说她玩得很尽兴，天气很好，她晒黑了些，有了一辆新自行车，库珀表哥“酷毙了”，但是她还是想我。我表示自己也一样想她，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去和她会合。接着她压低声音问我寻访莎拉·史塔辛斯基的事情是否有进展，严肃的语气逗得我发笑。我告诉她，的确是有进展，很快就可以把这些收获告诉她。
“噢，妈妈，有什么进展吗？”她气急败坏，“现在就说啦，马上说！”
“好吧，”她的热切让我竖起白旗，“今天我去拜访一位老先生，他年轻时和莎拉很熟。他告诉我，莎拉在一九五二年离开法国，去了纽约，在一户美国家庭当保姆。”
佐伊激动得大喊。
“你是说，她人在美国？”
“应该是。”我回答。
她沉默了一下。
“你要怎么在美国找她，妈妈？”她的声音低沉了些，“美国比法国大多了。”
“天知道，宝贝。”我叹了口气。挂电话之前，我向她送上飞吻和爱意。
“嘉蒙德小姐，我得知道，这对你有什么重要性。”我当下决定在加斯帕德·迪福尔面前道出一切，说明莎拉·史塔辛斯基如何影响我的生命，解释我如何发现这个秘密，以及莎拉与我夫家的关联。我很清楚一九四二年的事件（包括众所周知的冬赛馆事件，博恩拉罗朗德集中营，另外还晓得小迈克尔·史塔辛斯基死于泰泽克家住处），我的目标是找出莎拉，我会全力以赴。
我的执着让加斯帕德·迪福尔十分惊讶。他摇摇灰白的头，问我为什么要找到莎拉，理由何在。我说，为了让她知道我们在乎，我们未曾忘怀。“我们，”他笑了，“‘我们’代表谁，是你的夫家，还是法国人？”他的取笑让我有些恼怒，于是开口反驳：“不，我，只有我。”我想表达遗憾，让她知道我绝对不会忘记拘捕事件、集中营、迈克尔如何过世，以及将他父母带往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他回敬我：“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你是个美国人，难道不是你的同胞在一九四四年解放了法国？你何必难过。”他大笑。
我直视他的双眼。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遗憾。我活了四十五年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让我打心底感到难过。”
一九五二年底，莎拉离开法国前往美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我问。
“她说，她必须离开，到一个不像法国，没受到大屠杀直接影响的地方。我们全都无法接受，尤其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没有女儿，一直把莎拉视为己出。但是莎拉毫不动摇，坚持离开。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算她曾经回来，我也不知道。”
“她后来有什么发展？”我的语气和娜塔莉早些时候一样急切。
加斯帕德·迪福尔耸耸肩，叹了一口气。他站起身子，半盲的老狗跟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又在为我准备浓咖啡，孙女没有说话，只是蜷坐在安乐椅上，安静又惹人怜爱的双眼来来回回看着加斯帕德和我。我知道，她会记得这一切，永远清楚地记住。
加斯帕德将咖啡递给我，咕哝着坐回椅子上。他环顾小小的厅堂，看着墙上的老照片、四周的旧家具。他搔头，叹息，我和娜塔莉则安静等待。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
一九五五年之后，莎拉失去音信。
“她写过几封信给我的祖父母。一年后，她寄来一张卡片，说她即将结婚。我记得父亲说，莎拉要嫁给美国人。”加斯帕德笑了，“我们都为她高兴。但是后来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或写信回来，从此音信全无。祖父母尽了全力去找莎拉，除了打电话到纽约之外，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想找到她的丈夫。结果一无所获，莎拉就此消失，这对祖父母的打击很大。多年来他们等了又等，哪怕是通电话、一张卡片，却毫无消息。祖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过世，几年后，祖母也撒手人寰。我想，他们都走得很伤心。”
“你的祖父母应该被追授‘国际正义典范’的荣誉称号。”我说。
“那是什么？”他很困惑。
“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赠勋章给曾经在大战期间拯救犹太人性命的非犹太人士，可以在死后追授。”
加斯帕德清清喉咙，移开视线。
“找到她就好。嘉蒙德小姐，请你去找她。告诉她，我和弟弟尼古拉斯都很想念她，让她知道我们爱她。”
在我离开之前，加斯帕德交了一封信到我手上。
“战后，我的祖母写了这封信给我父亲，也许你会想读。读完请交还给娜塔莉。”
那晚，我独自在家中阅读以老式花体字书写的信件，泪水夺眶而出。但我强自镇定，抹去泪水，擤了擤鼻子。
我拨电话给爱德华，将信件内容大声念给他听。他似乎也在哭泣，只是努力不让我听出来。最后，他压抑情绪向我道谢，然后挂掉电话。
我亲爱的儿子阿伦：
莎拉与你们夫妇共度暑假，上星期回到家时，不但脸色红润，而且面带笑容。朱尔斯和我既讶异又兴奋。她会自己写信向你们道谢，但是我想先感谢你们夫妇俩的帮助和招待。你也清楚，这四年来，我们过得很艰难，躲躲藏藏，充满恐惧和失落。不光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如此。我们在这四年间的付出难以形容，尤其是莎拉。我认为她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在四二年夏天带她回巴黎玛黑区老家时目睹的一切。那天在她的心中烙下了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
面对这一切并不容易，你们的支持弥足珍贵。从多年前的那个夏日开始，我们在敌人眼前藏匿莎拉，保护她的安全，一直到战争结束，这段经历令人心惊。但是，莎拉终究有个家，我们就是她的家人。你们的儿子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是她的兄弟，她和我们一家人一样，都姓迪福尔。
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忘怀。粉嫩的脸颊和笑容遮不掉她冷硬的内心，她永远不会是个平凡的十四岁孩子，莎拉像个满心仇恨的女人。有时候，她似乎比我还老成，虽然她绝口不提家人和弟弟，但是我知道他们永远在她心中。她每个星期都会到墓园去看她的弟弟，有时候一周还不止一次。她要求单独前去，拒绝让任何人陪同。我偶尔会偷偷跟着去，只想确定她没事。她独自在小小的碑前静坐好几个小时，紧握那把从不离身的黄铜钥匙。那把钥匙，锁住了她弟弟藏身的壁橱。她回家时总是一脸冷漠，不肯和我交谈。我全心全意宠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她从未提起博恩拉罗朗德，如果我们开车经过那一带，她会脸色苍白地转开头，闭上眼睛。世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真相，集中营里的种种也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世，而成为埋藏在混沌历史中的黑暗秘密。
战后，朱尔斯经常会到巴黎的鲁特西亚旅馆，探听有哪些幸存者从集中营回到家乡，莎拉偶尔也会跟着去。我们抱着希望，全心期盼着。但直到如今，我们终于知道她的双亲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早在那个可怕的一九四二年夏天就死在了奥斯维辛。
有时候我会想，究竟有多少孩子像莎拉一样逃过劫难存活下来，失去亲人独自活在世上，承受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莎拉被迫放弃家庭、姓氏、宗教信仰。我们从来不提这些，我知道这种空虚有多深沉，这份失落更是刻骨铭心。莎拉说过，想离开这个国家，抛下过去的经历，重新展开新的人生。她现在还小，不够坚强，无法离开农庄。但是，那一天若是来到，朱尔斯和我也得放手。
没错，盼了许久，战争终于结束，但是无论对你父亲还是对我而言，一切不再相同，绝对不会相同的。和平的滋味苦涩，未来路途艰辛。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让世界完全改观。而法国呢，要从黑暗年代重新站起来，同样长路漫漫。我甚至不确定法国是不是能够恢复。这个国家不再是我小时候的祖国，而是个陌生的国度。我年岁已大，来日无多，但是莎拉、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还年轻，他们将要在这个新法国继续生活。我为他们难过，为他们所要面对的一切忧心忡忡。
亲爱的孩子，我原来没打算写封哀伤的信，但没想到落笔仍旧如此沉重，真抱歉。花园没有整理，鸡还得喂食，我就写到这里了。我要再次感谢你们对莎拉的慷慨付出，以及你们坚定的信念。愿上帝保佑孩子们。
爱你的母亲
珍妮薇
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
铃声又响了，这回是我的手机。我早该想到要关机的。是约书亚打来的，这让我不免有些惊讶，他通常不会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刚在新闻里看到你，甜心。”他拖长了音调，“像画中美女一样漂亮，虽然有点苍白，但还是很有魅力。”
“新闻？”我急忙问，“什么新闻？”
“我转到第一台的八点新闻，结果就看到我的茱莉娅站在总理的讲台下。”
“哦，”我说，“你是指冬季竞赛馆纪念会。”
“演讲还不错，你说呢？”
“相当好。”
停顿中，我听到打火机响起，他抽的是美国才卖的银色外包装万宝路淡烟。我颇为好奇，不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这个人一向直言不讳，甚至过于直接。
“怎么了，约书亚？”我小心翼翼。
“没什么，只是打个电话恭喜你表现优异，你这篇冬季竞赛馆的文章引起不小反响。就这样，班贝尔的照片也相当不错，很成功。”
“嗯，”我说，“谢谢。”
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
“还有什么事吗？”我谨慎提问。
“我觉得有一点儿不妥。”
“请说。”我说。
“文章不完整。你采访了幸存者、目击者，还有博恩拉罗朗德的居民，这很好，的确是不错。但还是有遗漏。警察，法国警察。”
“怎么说？”我有些恼火，“法国警察怎么样？”
“如果能找出负责拘捕的法国警察，听听他们的说法，那就太完美了。他们现在岁数应该很大了。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子孙的？他们的家人是否知情？”
的确没错，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做。我心底的气恼消失，反而感到沮丧。
“嘿，茱莉娅，没关系，”约书亚轻笑，“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再说，那些警察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开口。你在数据里应该读到警察的事了，是吧？”
“没有，”我说，“现在回头想想，我找到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警察。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是啊，奉命行事。”约书亚重复我的话，“我却想要知道他们这些年来如何面对这个命令。说到这里，那些负责从德朗西驾驶火车直达奥斯维辛的司机呢？他们知不知道车上载着什么人？难不成真以为自己载运的是牲口？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要将这些人运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还有，巴士驾驶员呢？难道也全不清楚？”
他又说对了。我还是没说话，出色的记者的确会去探究这些禁忌的话题——法国警察、法国交通系统。
然而我只注意到冬季竞赛馆的孩子们，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你还好吗，茱莉娅？”他的声音传过来。
“好得很。”我没说实话。
“你需要休息了，”他宣布，“你该坐飞机回家了。”
“我正打算这么做。”
当天晚上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来自欣喜若狂的娜塔莉·迪福尔的。我可以想见她兴奋的表情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眸。
“茱莉娅！我重新看过爷爷留下的东西，找到莎拉的卡片了！”
“莎拉的卡片？”我没听懂她的话。
“就是她宣布要结婚的那张卡片，上面有她丈夫的名字！”
我抓起笔，忙乱中却找不到纸张，于是用圆珠笔直接写在手背上。
“什么名字？”
“卡片上写，她要和理查德·杰·雷斯福德结婚。”接着她告诉我名字怎么写，“卡片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就这样了，没有地址，也没有其他信息。”
“理查德·杰·雷斯福德。”我重复着这个名字，清晰地写在手背上。
我向她道谢，承诺会把进展告诉她，然后打电话到曼哈顿找夏拉，接电话的是她的助理蒂娜，等了一会儿，才听到夏拉的声音。
“又是你，甜心？”
我直接说出重点。
“在美国要怎么找到一个人？”
“电话簿。”她回答。
“就这样？”
“是还有其他办法。”她的回答有些含糊。
“如果我想找一个在一九五五年消失的人呢？”
“有没有社会保险号、汽车牌照，或是地址呢？”
“什么都没有。”
她吹了声口哨。
“那就难度很高了，可能找不到，但还是可以试试看。我有些朋友可能有办法。把名字给我。”
就在这时候，前门开了又关，接着传来钥匙落到桌上的声音。
我丈夫从布鲁塞尔回家了。
“我回头再拨回去。”我低声对妹妹说完话，挂掉电话。
伯特兰走进房里，脸色苍白阴沉。他走到我身边，双手环住我，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
我得赶紧说出来。
“我没有打掉孩子。”我说。
他没有动。
“我知道。”他回答，“医生给我打电话了。”
我抽开身子。
“伯特兰，我没办法这么做。”
他微笑，绝望的笑容十分生疏。他走到窗边，拿起托盘上的烈酒，倒进杯中，然后仰头一饮而尽。这个可憎的姿态让我很不舒服。
“现在怎么办？”他放下杯子，“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摆出微笑，但是心里知道这个笑脸十分虚假。伯特兰坐在沙发上，松开领带，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
接着他开口说：“我不能再要个孩子，也没办法接受这个想法。茱莉娅，我一直这么告诉你，但是你不愿意听我说。”
伯特兰的语调不同于以往，我仔细观察，发现他表情脆弱。我突然想起爱德华·泰泽克在车里告诉我莎拉返回巴黎老家时，也曾经有着这样的脸色。
“我无法阻止你生下孩子，但是我得让你知道我同样无法妥协。这个孩子来到世上，绝对会毁了我。”
他看起来迷惘无助，让我觉得自己应该要同情他，但是没想到，取而代之的却是一股厌恶之情。
“毁了你？”我重复他的话。
伯特兰起身，倒了第二杯酒。他一口饮下，我却移开目光。
“宝贝，你没听过中年危机吗？你们美国佬不是最喜欢这个措辞吗？你一心只有工作、朋友、女儿，根本没注意我的感受。老实说，我看你也不在乎，不是吗？”
我瞪着他看，十分诧异。
他缓缓靠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我从来没见过他表现出如此缓慢谨慎的肢体语言。他的脸上出现皱纹，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丈夫已经老了；年轻气盛、趾高气扬、精力充沛的伯特兰早已不见踪影，我眼前的丈夫仿佛是另一个人。这些改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发觉？伯特兰开怀的笑语和冲劲化作乌有。即使在晚宴上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伯特兰仍然充满魅力，成为大伙儿的焦点，以独特的闪烁目光和魅惑笑容掳获众人。
今晚，伯特兰精练尽失，整个人松懈下来，垂头丧气地坐着，眼神哀伤，嘴角下垂。
“你一直没发现、没注意到我的心情，对吧？”
他的语调平缓，毫无起伏。我坐在他身边，轻抚他的手。我怎能承认自己一直没发现？要如何出言道明自己的罪恶感？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伯特兰？”
他的嘴角更下垂了些。
“我试过，结果还是没办法。”
“为什么？”
他脸色一沉，笑声冷冽。
“茱莉娅，你从来不听我的话。”
我心知肚明，他说得没错。那个不堪的夜里，他沙哑着说出心中的恐惧，担心自己老去。我发现他其实并不坚强，比我想象中要脆弱许多。当时我视而不见，因为这让我心烦意乱，产生反感。当时，他发现了我的感受，于是不敢说出自己受伤的心情。
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这个结果真是出乎意料，我的丈夫意志消沉，婚姻岌岌可危，而我怀有身孕。
“我们去吃点东西好吗？到名流咖啡馆或是圆顶咖啡馆？”我语气温和，“好好谈谈。”
他用力站起身子。
“下回吧，我累了。”
我这才意识到，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很累。累到没力气看电影，不想去卢森堡公园慢跑，周日午后也不愿带佐伊到凡尔赛宫走走，更没兴致做爱。上次，已经是好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他步伐沉重，穿过房间。我同样也没注意到他胖了些，而伯特兰一向重视外貌。你一心只有工作、朋友、女儿，根本没注意……茱莉娅，你从来不听我说话。我开始感到羞愧。我的确该勇敢面对事实。过去几周以来，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共享一张床，但是我不曾真正在乎过伯特兰。我没有对他提起莎拉·史塔辛斯基，也没说到我和爱德华的关系改变了。难道我没有将伯特兰排除在外？我将他与我的生命划开，然而讽刺的是，我还怀着他的孩子。
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拉开冰箱，窸窸窣窣打开锡箔纸。他来到卧室，一手拿着鸡腿，另一手抓着锡箔纸。
“茱莉娅，我还有件事要说。”
“你说。”我回答。
“我当初说不想再生个孩子并不是玩笑话。你已经做出选择，那好，我现在也要告诉你我的决定。我需要一些时间沉淀心情。暑假过后，你和佐伊搬进圣东日街，我会在附近另外找个地方。之后就看事情怎么发展。也许到时候，我有办法调整心态，来面对你怀孕这件事。如果行不通，我们就得离婚。”
我毫不惊讶，早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起身，抚平身上的衣服，平和地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佐伊。不管如何，你和我，我们两人都得和她谈谈，帮她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必须妥善处理。”
他用锡箔纸包起鸡腿。
“茱莉娅，你为什么总要这么强硬？”他的语气丝毫没有讽刺，只有苦涩，“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你妹妹。”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向房间。我到浴室里打开水龙头，突然顿悟自己早就做出选择：保住孩子，放弃伯特兰。他的想法和恐惧并没有软化我的立场，就算他打算离开几个月甚至一辈子，我也毫不担心。伯特兰不可能就此消失。他仍然是我女儿以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他不可能完全走出我们的生命。
我望着镜中自己的影像，水蒸气弥漫整个浴室，抹去了我的思绪。一切已经彻底改观。我依然爱伯特兰吗？我是否还需要他？我怎么会留下孩子却放他走？
我想哭，却流不出泪水。
他走进浴室时，我还躺在浴缸里。他手上拿着我放在皮包里那份红色的莎拉档案数据。
“这是什么？”他挥动档案夹。
我吓了一跳，匆匆移动身子，浴缸里的水左右波动。他的脸色泛红，表情困惑，拉下了马桶盖坐下。换成其他时候，这个滑稽的举动绝对会让我当场大笑。
“我来解释——”我打算开口说话。
他却扬起手。
“你就是忍不住，是吧？就是没办法放掉过去。”
他翻着档案，阅读朱尔斯·迪福尔写给安德烈·泰泽克的信件，检视莎拉的照片。
“这些是什么东西？谁给你的？”
“你父亲。”我平静地回答。
他瞪着我看。
“我父亲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我踏出浴缸，抓了条毛巾，背过身子擦拭。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的身子。
“说来话长，伯特兰。”
“你为什么要挖疮疤？那是六十年前的历史了！大家早就忘了。”
我转身面对他。
“不，六十年前，你的家族遭遇了一件事，你和你的妹妹并不知情，祖母也不知道。”
他张开嘴巴，似乎受到了惊吓。
“是什么事？告诉我！”他要求我说出来。
我一把从他手中抽回档案，紧握在身边。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要翻我的皮包。”
我们活像两个在下课时间争吵的孩子。他翻了个白眼。
“我看到你皮包里有档案，不过是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罢了。”
“我一向把档案放在皮包里，你从来没去翻过。”
“这不是重点。你现在就告诉我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摇头。
“伯特兰，打电话给你父亲。告诉他你翻到了这个档案，你让他自己告诉你。”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他沉下脸，我突然一阵难过。虽然难以相信，但是他似乎受到了伤害。
“你父亲要我不能告诉你。”我轻声细语。
伯特兰神情疲惫地站起身来，伸手去拉门把。他看起来筋疲力尽。
然后，他回头触摸我的脸颊，温暖的手指贴着我的皮肤。
“茱莉娅，我们究竟怎么了？过去的一切哪里去了？”
接着，他离开浴室。
泪水终于决堤涌向我的脸颊。他听到我啜泣，却没有回头。
二〇〇二年盛夏，我得知莎拉·史塔辛斯基于五十年前离开巴黎前往纽约，大西洋对岸顿时成了无比诱惑的磁铁，呼唤着我回家。我迫不及待想搭机离开巴黎，恨不得立刻见到佐伊，然后，在人海中搜寻理查德·杰·雷斯福德。
我不知道伯特兰是否与爱德华通过电话，查清多年前尘封在圣东日街的往事，伯特兰也没有提起过。他彬彬有礼，但却保持距离。我觉得他也同样期待我早日离开巴黎。是为了思考，还是打算与艾米莉相会？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告诉自己：我不在乎。
飞往纽约的几个小时之前，我打电话向公公告别。他也没有提起是否与伯特兰谈过话，我也没有过问。
“莎拉为什么不再写信给迪福尔一家？”爱德华问，“茱莉娅，依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知道，爱德华。但是我会尽力调查清楚的。”
这些疑问日夜缠绕着我。不久后，我登上飞机，脑子里想的还是同一件事。
莎拉·史塔辛斯基是否还在人世？
我的妹妹夏拉有一头浅棕色的秀发，双眸湛蓝，酒窝甜美，还有遗传自母亲运动员般的体格。我们两姐妹站在泰泽克家族的女性成员之间，身高尤为突出，她们总是艳羡又不解：你们这些“美国女人”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饮食、维生素，还是荷尔蒙不同？夏拉甚至比我还高，几次生产也没有影响到她强健苗条的体形。
夏拉在机场一看到我，立刻就知道我心里有事，并且无关乎我是否有孕在身，或正面临婚姻危机。开车进城途中，她的手机一路没停，不是她的助理，就是老板、委托人、孩子、保姆，甚至还有她住在长岛的前夫本，以及在亚特兰大出差的现任丈夫巴里。我见到她就满心欢喜，就算手机响个不停，我也毫不在意。只要能和她并肩而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回到她坐落在东八十一街的小豪宅，走进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厨房中，她给自己倒了杯白葡萄酒，顾虑到孕妇不宜饮酒，于是为我准备了一杯苹果汁。接下来，我立刻说出了整个故事。夏拉对法国所知不多，她的法文不好，唯一能流利应对的外文是西班牙文。对她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她静坐聆听我细细解释何谓拘捕、集中营、前往波兰的火车，以及一九四二年七月巴黎的状况。我娓娓道出圣东日街公寓、莎拉和迈克尔的故事。
震惊之下，夏拉美丽的脸孔泛白，完全没碰白葡萄酒。她的手指紧压着嘴唇，不停摇头。我一路说到故事的尾声，说到莎拉在一九五五年由纽约寄出的卡片。
“天啊，”夏拉终于说话了，她飞快地啜了一口葡萄酒，“你是为了找她才回来的，没错吧？”
我点头。
“你要怎么开始？”
“记得吗，我在电话里告诉你一个名字：理查德·杰·雷斯福德。这是她丈夫的名字。”
“雷斯福德的几个字怎么写？”
我告诉她。
夏拉利落起身，拿起无线电话。
“你这是做什么？”我说。
她打个手势，要我安静。
“接线员吗？我要找纽约州的一个人，名字是理查德·杰·雷斯福德。是的，雷——斯——福——德。没有吗？好的，那么麻烦查查新泽西州好吗？……也没有……康涅狄格州呢？……好极了。好的，谢谢。请稍等。”
她在纸条上书写，然后献宝似的递给我。
“找到了。”她得意扬扬。
怎么可能！我看着纸条上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理查德·杰·雷斯福德先生、夫人，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镇雪宝路二二九九号。
“不可能，”我喃喃自语，“太简单了吧。”
“罗克斯伯里镇，”夏拉若有所思地说，“不就在利奇菲尔德郡吗？你离开家后，我有个男朋友就是那里人，格雷格·坦纳，人挺可爱的，老爸是医生。罗克斯伯里镇是个不错的地方，离曼哈顿大约一百英里。”
我傻愣愣地坐在高脚凳上，无法相信寻找莎拉竟然会如此易如反掌。我才刚下飞机，还没和自己的女儿说话，就已经先找到了莎拉。她还活着，真是梦幻啊。
“但是，”我说，“我们怎么确定那是不是她？”
夏拉在桌边坐下，接上手提电脑的电源线，接着伸手到皮包中掏出眼镜架到鼻端。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我站到她身边，夏拉的手指头飞快地敲打键盘。
“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我十分惊讶。
“镇定点，”她继续噼啪敲打键盘。从她身后望去，我看到她已经连接上网络。
屏幕上出现：“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欢迎各位！通过以下链接，您可一窥本地的活动、盛事、人物、房地产信息。”
“好极了，正是我所要找的。”夏拉仔细研究屏幕，接着随手取走我夹在指尖的纸条，再次拿起电话，直接拨号。
这个进展未免太快，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夏拉！等等！你究竟打算怎么说，天哪！”
她用手盖住话筒，一双蓝色眼睛露出坚定的眼神，从镜框后方瞪着我看。
“你信任我吧？”
她展现出律师的语气，坚定又自制。我只能点头，无计可施，开始慌张，起身在厨房里踱步，整理厨具设备和桌巾。
再等我一回头，只见她咧嘴一笑。
“也许你刚刚还是该喝点酒，别紧张啦，对方不会知道我的电话。”她突然竖起食指，指向电话，“晚安，嗯，请问是雷斯福德太太吗？”
她讲话带着浓浓的鼻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变音是夏拉的拿手绝活。
“噢，对不起……她出门了是吗？”
雷斯福德太太不在家。这么说，对方家中真的有个雷斯福德太太。我继续听，仍然无法相信。
“是的，我是南街儿童纪念图书馆的莎伦·伯斯塔尔，想知道府上是否有兴趣来参加夏季第一次聚会，时间是八月二日……噢，我懂了。天哪，真遗憾。好的，女士。这个变化真令人遗憾。谢谢你，这位女士，再见。”
她挂掉电话，对我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
“如何？”我几乎说不出话。
“接电话的是理查德·雷斯福德的护士。雷斯福德老先生久病在床，需要特别照料，因此她每天下午都会过去。”
“那么，雷斯福德太太呢？”我失去耐性。
“马上会回家。”
我茫然地看着夏拉。
“所以呢？”我说，“我就这么直接过去吗？”
妹妹大笑。
“要不然呢？”
雪宝路二二九九号就在眼前，我熄掉引擎，坐在车里没动，湿冷的手掌放在膝头。
我坐在驾驶座上，就看到了栅门灰石柱头后方殖民地式建筑的房子。老屋的建筑年代应该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比起我沿路看到的百万豪宅来说稍显逊色，但却充满品位以及和谐之美。
稍早顺着六十七号公路前进时，我完全陶醉在利奇菲尔德郡那未经破坏的乡村景致之间，尽管正逢盛夏，沿途依然层峰翠峦，植被茂密，水面波光粼粼。我忘了新英格兰有多热，即使将冷气开到最大，我还是热到喘不过气，喉咙干得难过，早知道就该随身带瓶水。
夏拉曾经说，利奇菲尔德郡住的尽是有钱人，罗克斯伯里镇更是特殊又时髦，老式艺术建筑让人百看不厌，显然这一带住了不少艺术家、作家，以及电影明星。我暗自猜测理查德·雷斯福德会从事什么行业。他是世代住在此地，还是和莎拉在退休后才搬过来？他们有几个孩子？挡风玻璃外就是房子的木质外墙，我开始数窗户。除非屋子的背面比我想象中来得宽广，否则屋里应该有两三间卧室。如果他们有孩子，应该与我的岁数相当。这对夫妇是否安享含饴弄孙之乐？我伸长脖子，想要看看屋前停了几辆车，却只看到紧闭的车库门。
时间刚过下午两点。夏拉把她的豪车交给我用，从纽约市开车过来，不过才花了几小时。夏拉的车就和她的厨房一样一丝不苟。突然间，我好希望她能陪着我，但是她有几个无法取消的会议。“好姐姐，你没问题的。”她把汽车钥匙丢给我，“保持联络哦。”
我坐在车里，焦虑和热气上升的速度难分伯仲。我究竟要和莎拉·史塔辛斯基说什么呢？我不能这么喊她，也不能称呼她莎拉·迪福尔。她现在是雷斯福德太太，这个身份陪她走过五十个年头。我简直没有勇气下车去掀下正门右侧的黄铜门铃说：“雷斯福德太太你好，我们初次见面。我是茱莉娅·嘉蒙德，想要和你谈谈当初圣东日街的事件，以及泰泽克一家，另外……”
这些话薄弱又矫情。我在这里做什么，何必大老远跑这一趟？我应该先写信，等她回复再做打算。这样来访太荒唐，太冒昧。我期待什么？难道她会敞开双臂拥我入怀，接着招待我喝咖啡，轻柔说道：“我当然会原谅泰泽克一家。”这真是疯狂之举。我不会有收获的，应该转身就走才对。
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你要找人吗？”
我人还坐在汗湿的椅垫上，回头就看到一名女子，她有三十多岁，一身肌肤晒成古铜色。
“我想找一位雷斯福德太太，但不确定是否找对了地方。”
女人对我微笑。
“是没找错，但是我母亲正好外出买东西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就会回家。我是奥尔妮拉·哈里斯，就住在隔壁。”
眼前的女子，就是莎拉·史塔辛斯基的女儿。
我力图镇定，摆出礼貌的笑容。
“我叫茱莉娅·嘉蒙德。”
“你好，”她说，“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绞尽脑汁找话说。
“呃，我想见你母亲，其实应该先打电话的，但是，我正巧经过罗克斯伯里，于是想顺道过来打招呼。”
“你是我母亲的朋友吗？”她问。
“也不算。我最近和她的一个表兄见过面，他告诉我你母亲住在这里。”
奥尔妮拉脸色一亮。
“哦，这么说你见到了洛伦佐！他在欧洲是吗？”
我不想露出疑惑的表情，但是，这个洛伦佐是谁？
“的确是，在巴黎。”
奥尔妮拉笑了。
“那就对了，洛伦佐舅舅真是不同凡响，妈妈最爱他了。他不常来美国看我们，倒是常打电话。”
她下巴一扬。
“你要不要进来喝杯冰茶或饮料，一边等妈妈回来？外面热透了。她车开进来，我们会听见的。”
“我不想打扰……”
“我的孩子都跟着他们爸爸去立林诺纳湖划船了，别客气！”
我越来越紧张，下了车跟着奥尔妮拉走进隔壁屋子的露台，两栋建筑的风格十分相似。草地上散落着许多塑料玩具、飞盘、少了头的芭比娃娃，还有乐高玩具。我坐在凉处，不禁想到莎拉是否常来这里看孙子嬉戏。既然就住隔壁，也许天天都来。
奥尔妮拉递给我一大杯冰茶，让我感激万分。我们两人静静啜饮起来。
“你住在附近吗？”她终于说话。
“不，我住在法国巴黎，我嫁了个法国人。”
“哇，巴黎，”她相当惊讶，“很美的地方吧？”
“是啊，但是回家真好。我妹妹住曼哈顿，双亲住在波士顿，我回来和他们共度暑假。”
电话铃响，奥尔妮拉起身接听。她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露台。
“米尔德里德打来的。”她告诉我。
“米尔德里德？”我的问题直截了当。
“爸爸的护士。”
她昨天和夏拉讲过电话，提起老雷斯福德先生卧病在床。
“你父亲……好些了吗？”我试探。
她摇摇头。
“没有，癌症扩散的速度太快，他撑不过的。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也没有意识。”
“很遗憾。”我低声嗫嚅。
“还好，妈妈很坚强，一路扶持我走过来，成了我这个做女儿的靠山。她太了不起了。我丈夫艾瑞克也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点头。接着我们听到车轮轧上碎石铺道的声音。
“是妈妈！”奥尔妮拉说。
车门关上，接着是踩着小石头的脚步声。接着篱笆另一头传来柔美的声音：“妮拉！妮拉！”
语调中带着抑扬顿挫的外国口音。
“来了，妈妈。”
我一手压在胸口，企图遏制过度狂跳的心脏。奥尔妮拉摆动臀部穿越草地，我紧跟在她身后，激动不安的心情让我头晕目眩。
我马上就要与莎拉·史塔辛斯基面对面了，天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奥尔妮拉人在我身边，但是她的声音却仿佛来自九霄云外。
“妈妈，这位是茱莉娅·嘉蒙德，洛伦佐舅舅的朋友，她从巴黎回来，刚好经过罗克斯伯里。”
妇人面带微笑向我走来，身上的裙子长及足踝。她年近六十，和女儿一样拥有健壮的体格，双肩圆润，臀部丰满，双臂结实，以及晒成古铜色的健康肌肤。她的灰黑色长发绾成发髻，双眸漆黑，犹如子夜。
漆黑的眼睛。
至少我知道一件事：她不是莎拉·史塔辛斯基。
“原来是洛伦佐的朋友！你好！”
她带着浓浓的意大利腔调，毋庸置疑，她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意大利人。
我倒退一步，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奥尔妮拉和她的母亲瞪着我，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我要找的不是这位雷斯福德太太。”
“不是这位雷斯福德太太？”奥尔妮拉重复我的话。
“我要找的是莎拉·雷斯福德，”我说，“我弄错了。”
奥尔妮拉的母亲叹了口气，拍拍我的手臂。
“没关系的，这种事常有。”
“我现在就走，”我脸孔发烫，低声嗫嚅，“对不起，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我转身朝自己的车走去，困窘又失望，还一边发抖。
“等等！”雷斯福德太太的声音很清晰，“小姐，等一下！”
我停下脚步。她走过来，用丰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
“小姐，你没有弄错。”
我皱着眉头，不了解她的意思。
“什么意思？”
“那位法国女人莎拉是我丈夫的第一任妻子。”
我瞪着她看。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我喘不过气。
妇人再次用厚实的手掌拍拍我，黑眼睛里流露出悲伤之情。
“亲爱的，她死了，一九七二年就死了。真遗憾。”
过了许久，我才听懂她的话。我开始感到头昏脑涨，也许是热气吧，太阳直直地照射着我。
“妮拉！倒水来！”
雷斯福德太太扶着我的手臂，带我回到露台，要我坐在一张铺了软垫的木椅上。我喝下她递来的水，牙齿碰撞杯缘，咯咯作响。喝完水，我把杯子交还给她。
“很抱歉，把她的死讯告诉你。”
“她是怎么过世的？”我的声音依然沙哑。
“车祸。理查德和莎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住到罗克斯伯里来了，这里冬天的道路状况很不好。车祸发生时，道路正好结冰，莎拉的车打滑撞上一棵树，当场过世。”
我说不出话，深感震惊。
“害你难过了，可怜的女孩。”她低声说话，用母亲般坚强的手轻抚我的脸颊。
我摇摇头，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筋疲力尽，整个人仿佛成了行尸走肉。想到还得一路开车回纽约，我真想放声尖叫。接下来……我要怎么告诉爱德华和加斯帕德？我怎么说得出口？她就这么死了，我们无法弥补？
她死了。过世时年仅四十岁，从此香消玉殒。
莎拉已经不在人世，我没有机会和她说话，无法让她知道爱德华的歉意、泰泽克一家人的关怀，以及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对她的无限思念。太晚了，晚了整整三十年。
“我从来没见过她，”雷斯福德太太还在继续说话，“车祸的几年后，我才认识理查德。那时候他还很哀伤，他的小男孩……”
我抬起头，全神贯注。
“小男孩？”
“嗯，威廉。你认识威廉吗？”
“是莎拉的儿子？”
“是啊，莎拉的小男孩。”
“我的哥哥。”奥尔妮拉说。
我的心底再次燃起希望。
“不，我不认识他。请告诉我他的状况。”
“可怜的孩子，母亲死的时候只有十二岁，那孩子真是心都碎了。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带大，给他意大利式的热情关怀。后来，他娶了一个意大利女孩，还来自我家乡呢。”
她的笑容中带着骄傲。
“他也住在罗克斯伯里吗？”我问。
她笑了，又拍拍我的脸颊。
“老天啊，当然不是，威廉住在意大利。他在一九八〇年，也就是他二十岁那年离开罗克斯伯里，一九八五年和弗朗西斯卡结婚，有两个人见人爱的女儿。他偶尔会回来探望他父亲，看看我和妮拉，但不常回来。他讨厌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会让他想起死去的母亲。”
我顿时安心了些，天气似乎也稍微凉爽有风了，让我呼吸顺畅了些。
“雷斯福德太太……”我开口说话。
“请叫我玛拉。”她说。
“玛拉，”我恭敬不如从命，“我必须和威廉谈谈，得和他见个面。这件事很重要，你可以把他在意大利的地址给我吗？”
信号不好，约书亚的声音断断续续。
“你要预支？”他说，“暑期当中？”
“对！”他惊讶的语气让我有些畏缩。
“要多少？”
我说出数目。
“到底怎么了，茱莉娅？是你那滑头丈夫突然吝啬起来，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叹气，开始不耐烦。
“约书亚，到底能不能预支？这件事很重要。”
“当然可以，”他大声说，“这么多年来，你第一次开口借钱，我只希望你不要碰到什么麻烦。”
“没事的，我只是得尽快出国一趟。”
“这样啊，”我听出他语气中的好奇，“你打算去哪里？”
“我要带女儿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以后找机会再向你解释。”
我的语气坚定，表明不愿再谈。他大概知道不可能打探出任何消息，无声的恼怒一路从巴黎传到大西洋的这一头。他简明扼要表示，预支款项在今天下午就会汇入我的账户。我道谢后便挂断电话。
我托着下巴开始思考，如果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伯特兰，绝对会引发争吵，他会将整件事复杂化。我不想面对这种状况。或许我可以告诉爱德华……不，还言之过早，我得先和威廉·雷斯福德谈谈。我现在有他的地址，找到他不难，与他谈话才是重点。
另外，我还要考虑到佐伊。她在长岛的快乐假期即将中断，而且将不会前往纳罕的外祖父母家，她会怎么想？一开始，我有点担心。随后想想，她应该不会介意才对。佐伊从来没去过意大利，而且我还可以与她分享秘密，告诉她实情，让她知道我们要去拜访莎拉·史塔辛斯基的儿子。
接下来就是我的父母。要怎么说呢？从何开始？他们也期待我结束长岛假期之后回纳罕老家相聚。我该怎么说？
“的确啊，”听完我的解释之后，夏拉慢条斯理地说，“没错，带着佐伊飞到托斯卡纳找这个男人，就为了在六十年后说一声抱歉。”
她的讽刺让我有些退缩。
“有何不可？”我问。
夏拉叹了口气。她将住处二楼的前面房间当作工作室，我们就坐在里面。她的丈夫今晚会回家。我们之前已经将准备好的晚餐放在厨房里。夏拉和佐伊一样，特别喜欢明快的色彩。这个房间融合了浅绿、深红，以及艳丽的橘色。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工作室时就开始头痛，但习惯之后，反而觉得色彩的安排颇具异国风情。我自己偏好温和的自然色彩，比方说棕色、米色、白色、灰色，连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夏拉和佐伊则不然，大胆穿戴鲜丽色彩，却又搭配得宜，这让我既羡慕又嫉妒。
“别再扮演发号施令的大姐角色好吗，别再问了，想想自己有孕在身吧。我认为你不该在这个时候跑这一趟。”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夏拉的话很有道理。她起身播放女歌手卡莉·西蒙的专辑《你真自负》，歌曲中，有英国歌手米克·贾格尔的低声伴唱。
她转身看着我。
“你当真得找出这个人，而且一定得是现在？难道不能等？”
她每次开口都能说出重点。
我迎向她的眼光。
“夏拉，事情没这么简单。而且，没错，不能等，我就是无法解释。这件事意义重大，是我现阶段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当然，要排在我肚子里的宝宝之后。”
她又叹气了。
“每次听到卡莉·西蒙这首歌，我总会想起你那个丈夫：‘你真自负，我敢说，你一定以为这首歌的主角正是你……’”
我无奈地笑了。
“你要怎么告诉爸妈？”她问，“怎么解释你不去纳罕，怎么解释孩子的事？”
“天知道。”
“那就仔细想想吧。”
“我正在想，也考虑过了。”
她绕到我身后按摩我的肩膀。
“这是不是说，你已经都计划好了？”
“被你说中了。”
“动作真快。”
她的双手按摩我的肩颈，舒适的感觉使我昏昏欲睡。我环顾夏拉饶富生趣的工作室，书桌上堆放着许多书籍和资料，浅红色的窗帘随风轻荡。此时，夏拉的孩子不在，屋里十分清静。
“这家伙住在哪里？”她问道。
“他的名字叫作威廉·雷斯福德，住在卢卡。”
“那是什么地方？”
“是佛罗伦萨和比萨之间的小镇。”
“他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不过，他的继母已经告诉过我了。他是个美食评论家，他的妻子是雕塑家，有两个孩子。”
“这个威廉·雷斯福德多大年纪？”
“你真像警察在盘问犯人。他生于一九五九年。”
“你就打算姿态轻盈地步入他的生命当中，然后再搅得天翻地覆？”
我十分恼怒，推开她的手。
“怎么会！我只是想让他了解我们这方面的说法，让他明白每个人都记得过去发生的事件。”
她笑中带刺。
“他可能也记得，毕竟他的母亲一辈子都背负着这些记忆。说不定他根本不想回忆。”
楼下前门开了又关。
“有人在家吗？美丽的女主人和来自花都的姐姐在吗？”
楼梯上，脚步声咚咚作响。
我的妹夫巴里回家了，夏拉露出飞扬的神采，真是恩爱。我为她高兴。历经一段痛苦的离婚过程，夏拉现在终于重展笑靥。
看着他们两人亲吻，我想起了伯特兰。我自己这桩婚姻会如何发展？有可能继续下去吗？我抛开这些念头，随着夏拉和巴里下楼。
当天晚上就寝时，我再次想起夏拉对威廉·雷斯福德的评语：“说不定他根本不想回忆。”我整晚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隔天早上我告诉自己，我很快就会知道威廉·雷斯福德对自己母亲和她的过去的看法。我要当面见他，和他谈话。两天之后，佐伊会和我一同搭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然后再从巴黎转机前往佛罗伦萨。
玛拉说过，威廉·雷斯福德一向在卢卡度暑假。她把威廉的地址给我之后，打了电话通知威廉，让他知道我会到访。
威廉·雷斯福德只知道有个茱莉娅·嘉蒙德会去找他。
托斯卡纳和新英格兰的暑意简直是天壤之别，这里的气候极其干燥，完全没有湿气。我和佐伊一走出佛罗伦萨机场，就觉得自己会立即脱水成干。我把问题归咎于怀孕，企图安慰自己，通常我不会有这种脱水的感觉。长途旅行的不适使我状况更糟，尽管我戴上了太阳镜和大草帽，阳光依然刺痛我的皮肤。
我租了一辆平实的菲亚特的汽车，得走到暴晒在艳阳下的停车场取车。车内的冷气简直不管用，我一边倒车，一边怀疑自己是否撑得住这四十分钟的车程，安全抵达卢卡。此时，我只想躲到阴凉的房间里，躺在柔软的被单上做个好梦。佐伊源源不绝的精力成了我前进的力量，她全程说个不停，要我看湛蓝无云的天空、高速公路两侧的青柏、零散排列的橄榄树，以及远处山头突现的小屋。“蒙特卡蒂尼就在那里，”她沿途嘁嘁喳喳，指着导游书念，“豪华的温泉度假胜地，同时也是著名酒乡。”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佐伊读对卢卡的介绍。只有少数的托斯卡纳城镇保留了旧城区和围绕在外的中世纪古城墙，并且限制车辆出入，卢卡正是其一。佐伊继续念，镇上的观光景点众多，包括大教堂、圣米歇尔星期堂、高塔、普契尼博物馆、曼西宫殿等。看到她如此兴致勃勃，我忍不住笑出来。她回头看我。
“我猜，我们不会有多少时间观光。”她咧嘴笑，“我们有工作，对吧，妈妈？”
“没错。”我表示同意。
佐伊在卢卡地图上找出了威廉·雷斯福德家的位置，就在城镇的主干道路费伦苟街的附近，我们已经在这条行人街上订好一处小旅社——乔凡娜之家。
驶上卢卡的外环道路时，我发现自己开得十分专心，周围的驾驶人行进方式飘忽诡异，不是突然切向外侧车道，就是猛然停车，要不就是随意变换车道却不打方向灯。这绝对比巴黎人还糟，我开始心浮气躁。此外，我的小腹也不太舒服，像是经期的闷痛。是吃坏了肚子，还是更糟？我不禁担心起来。
夏拉没错，我怀孕还不到三个月，在这种状况下长途旅行实在不理智。我的确应该过一阵子再出发。哪怕威廉·雷斯福德再等我六个月又何妨。
而佐伊，美丽的脸上尽是兴奋和喜悦的表情，完全不知道伯特兰和我决定分居，她对这些全然不知。这个夏天对她来说，是个难忘的假期。
我将车停到古城墙脚下的停车位，我心里很清楚，要尽力让佐伊享受精彩的时光。
我告诉佐伊，我得抬抬脚休息一会儿，于是她到楼下大厅，去找说起话来表情十足、身材丰满诱人的乔凡娜聊天。我冲了个澡后躺下来，小腹的疼痛逐渐褪去。
我们订的这间古旧建筑楼上的两间相连客房，地方虽小，倒也十分舒适。我在夏拉家中打电话给母亲，解释我们暂时不到纳罕，要先带佐伊回欧洲一趟，我一直忘不掉她说话的语气。她一时无言以对，接着清了清喉咙，我知道她放不下心。最后，她才问我是否一切无恙。我用开朗的语气对她说：“我们母女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去佛罗伦萨，之后会再回美国探视爸妈。”“但是你才刚到！为什么只在夏拉家住这么几天就要走？”她表示反对，“何必打断佐伊在美国的假期？我真不懂，而且你还说自己想念美国，这太仓促了。”
我感到满心歉意。但是，我怎么可能在电话上向爸妈解释整个故事？再找个时间吧，但现在不行。我躺在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粉红色床单上，愧疚的感觉没有消失。我甚至没对母亲说出自己已经怀孕，佐伊同样也不知情。我真想和她们分享这个秘密，当然，也包括爸爸，然而某种迷思和前所未有的忧虑让我无法开口。过去几个月以来，我的生命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变。
这是否与莎拉、圣东日街有关？还是说，迟归迟，但我也终究到了人生的转折点？这实在难以分辨。我只觉得自己走出长久以来备受呵护的庇荫。现在，我的感受更敏锐，没有被身边的迷雾遮蔽，眼睛看得更清楚了。我必须找出莎拉的儿子，让他明白泰泽克和迪福尔两家人绝对没有忘记她。
我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他就住在这个城镇里，此时此刻，也许正在费伦苟街上漫步。我躺在狭小的房间里，街上的笑语透过敞开的窗户传到耳边，其中偶尔夹杂着摩托车的声响和自行车尖锐的铃声，我无法解释，但是，我从来没像此刻般如此接近莎拉，因为，我即将见到她的儿子，她的骨肉和血脉。这是我距离那名佩戴黄色星星的小女孩最近的一刻。
一点儿都不难，只要伸手拿起电话，拨打他的号码就成了。然而我就是无法动弹，只能无助、绝望又气恼地望着老旧的黑色电话机。我重新躺下，觉得自己呆呆的，几乎感到难为情。莎拉的儿子占据我全盘思绪，我丝毫没注意到卢卡这个小镇的迷人美景。我一路跟在佐伊身后，仿佛步履蹒跚的梦游者，佐伊反而像个本地人，利落地穿过错综复杂的古老街道。我完全没有去观赏卢卡景致的兴致，心里只有威廉·雷斯福德。结果，我还是没办法打电话给他。
佐伊回到房里，在床沿坐下。
“你还好吗？”她问道。
“总算好好休息了。”我回答。
她用淡褐色的眼眸上下仔细打量我。
“我觉得你还得多休息，妈妈。”
我皱起眉头。
“我看起来很累吗？”
她点点头。
“休息一下，妈妈。乔凡娜为我准备了食物，你不必担心我，会没事的。”
看到她如此严肃，我不由得笑了。她走到房门边，临出门时突然转身。
“妈……”
“什么事，宝贝？”
“爸爸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我没有把我们母女的行程告诉伯特兰。如果他发现我们到卢卡来，绝对会大发脾气。
“他不知道，宝贝。”
她玩弄门把。
“你和爸爸是不是吵架了？”
对这个头脑清晰的孩子说谎，于事无补。
“是的，宝贝。爸爸不赞成我挖掘莎拉的故事。如果他知道我们来卢卡，一定会不高兴。”
“爷爷知道。”
我坐起身子，十分惊讶。
“你把这件事告诉爷爷了？”
她点头。
“对。你也知道他打心底里关心莎拉。我从长岛打电话给他，让他知道你要带我来找莎拉的儿子。我知道你有机会就会告诉他，但是我太兴奋了，没办法不说出来。”
“他怎么说？”女儿的这个直觉反应让我大感惊奇。
“他说，我们跑这一趟是正确的决定。如果爸爸发脾气，他也会这样告诉爸爸。他还说，你很善良。”
“爱德华这么说？”
“是的。”
我摇摇头，既困惑又感动。
“爷爷还说，要你放轻松一点儿，不要太累了。”
这么说，爱德华知道了。他知道我怀孕。伯特兰一定和他有场父子长谈。然而伯特兰对于一九四二年在圣东日街发生的事，依然还不清楚。
佐伊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妈妈，你为何不直接打电话给威廉，和他约个时间？”
我起身端坐在床上。
“你说得对，宝贝。”
我拿出玛拉手写的纸条，用老旧的电话机拨打威廉的电话号码。我的心跳加速，这简直太不真实了，我竟然坐在这里打电话给莎拉的儿子。
电话那头传来几声不规律的铃声，接着录音机启动，播放一名女子事先录的意大利文。我立刻挂掉电话，自觉愚蠢。
“真蠢，”佐伊毫不留情地直说了，“你自己对我说过千百次了：碰到录音机，千万别挂电话。”
她早熟的批评逗得我笑了。我重新拨号，但这一次，一直等到哔声响起，我开口说话了，整个流畅的程度仿佛经过好几天的演练。
“午安，我是茱莉娅·嘉蒙德，玛拉·雷斯福德太太让我拨电话来。我和女儿正在卢卡，会在费伦苟街的乔凡娜之家停留几天，希望能联络上你们。谢谢，再见。”
我将话筒放回黑色的电话机上，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有些失望。
“很好，”佐伊说，“现在你好好休息，我晚点回来看你。”
她在我前额印上一个吻，然后离开房间。
我们在一间精致的小餐厅吃晚饭，餐厅就在偌大的半圆形古剧场后方，几个世纪以前，此地就是举办中古世纪竞技活动的场所。稍微休息之后，我恢复了精力，兴致勃勃地欣赏来来去去的观光客、当地民众、街头小贩，以及孩童和鸽群。我还发现意大利人钟爱孩童，不管是侍者还是店老板，都会满心欢喜地对佐伊微笑，或是拉她的耳朵、拧拧鼻子，或是拍拍她的脸颊。一开始我还颇感紧张，但是佐伊却乐在其中，用她生疏的意大利文热情回应：“我是美法混血，叫佐伊。”热气丝毫没有减退，旅馆的小客房里一定十分闷热。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一样不爱使用冷气机，今晚一定无法享受到清凉的室温。
这一整天，我们都饱受时差之苦，开始感觉恍惚，回到乔凡娜之家时，发现门房上钉了张纸条：“请打电话给威廉·雷斯福德。”
震惊之下，我站定不动。佐伊则高声欢呼。
“现在打？”我说。
“才九点十五分。”佐伊说。
“好吧。”我回答，打开房门，手指颤抖。我拿起黑色话筒，拨打今天的第三通电话。我无声地对佐伊说：“又是录音机。”她也无声地回答：“说话啊。”哔声过后，我含糊地报上名字后开始犹豫，正打算挂掉电话时，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了：“你好。”
美国口音，正是他本人。
“你好，”我说，“我是茱莉娅·嘉蒙德。”
“你好，”他说，“我正在用餐。”
“哦，对不起……”
“没关系。要不要明天早上碰个面呢？”
“当然好。”我说。
“城墙上有家不错的咖啡馆，就在曼西宫附近，约在中午见面好吗？”
“好的，”我说，“呃……但是我们要怎么相认？”
他笑了。
“别担心，卢卡是个小地方，我会认出你来的。”
停了一下。
“再见。”他说完便挂断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的小腹又开始隐隐作痛。虽然不很严重，却一直没有停歇，这让我很担心。我决定暂时不去理会。如果到午后疼痛依然继续，我会请乔凡娜介绍个医生。我们走向咖啡馆，我暗自苦恼要如何向威廉开口。我一直拖延，不愿细想，到这个节骨眼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不理智。我将勾起一段悲哀痛苦的回忆，也许，他根本不愿提起他的母亲，或者已经将一切埋藏在心底。他远离罗克斯伯里镇和圣东日街，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过着平静美好的乡居岁月，而我却打算唤醒痛苦的记忆和死者。
佐伊和我发现围绕小城的古城墙竟然可以供人行走：高高的城墙极宽，上方的道路两侧还种植着浓密的栗子树。除了在我们身边穿梭的慢跑者之外，路上还有许多人散步、骑车、溜滑轮，母亲带着孩子，老人欢快交谈，青少年骑乘摩托车，当然也少不了观光客。
我们继续走了一小段路，才看到林荫下的咖啡馆。我带着佐伊越走越近，感觉头昏眼花。露天座椅上只有一对享用冰激凌的中年夫妇，以及摊开地图研究的德国观光客。我压低帽子遮住双眼，伸手整理裙摆。
正当我为佐伊念菜单时，他叫出我的名字。
“茱莉娅·嘉蒙德。”
我抬头一看，眼前的男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壮。他在我和佐伊对面坐了下来。
“你好。”佐伊说。
我发现自己完全说不出话来，只能盯着他看。他的头发是暗金色的，夹杂几丝白发，发际线后退，下巴方正，鼻梁高挺。
“你好啊，”他对佐伊说，“试试看提拉米苏，你绝对会喜欢的。”
接着他把太阳镜推到头上。他遗传了他母亲湛蓝细长的眼睛。他笑了。
“我在网络上查过资料，你是记者，住在巴黎？”
我干咳，把玩腕际的手表，十分紧张。
“我也查了你的资料，你最新出版的《托斯卡纳飨宴》真是杰作。”
威廉·雷斯福德笑着拍拍自己的肚皮。
“唉，为了那本书，我增加了好几磅甩不掉的负担呢。”
我不禁笑了起来。要将眼前愉快的对话导入另一个方向，绝非易事。一旁的佐伊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
“谢谢你来这里和我们碰面……真的很感激……”
我这句话有气无力。
“不要客气。”他咧嘴一笑，做个手势招来侍者。
我们为佐伊点了提拉米苏和可乐，另外点了两杯卡布奇诺咖啡。
“这是你们第一次来卢卡吗？”
我点头。侍者在我们身边忙来忙去，威廉·雷斯福德用流利的意大利文与他交谈，两人都笑了。
“我常来这个咖啡馆。”他解释，“我喜欢来这里消磨时间，天气再热也挡不住。”
佐伊开始品尝提拉米苏，小汤匙敲响玻璃碟子。突然间，我们三人都没说话。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他说话轻快，“听玛拉说，与我母亲有关。”
我暗自赞美玛拉的古道热肠，这使得整件事容易了些。
“我不知道你的母亲已经过世，”我说，“我很遗憾。”
“没关系。”他耸耸肩，丢了一块方糖到咖啡里，“很久了，我那时候还小。你认识她吗？你似乎还太年轻。”
我摇头。
“不，我从来没见过你的母亲。我即将搬进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住过的公寓，在巴黎的圣东日街，而且我认识几个和她很亲近的人。这是我来这里拜访你的原因。”
他放下咖啡杯，静静看着我。清澈的双眼若有所思，却依然镇定。
佐伊暗暗在桌下把黏糊糊的手放在我的腿上，几个自行车骑士经过我们前方，热气笼罩着我们。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说，”我结结巴巴，“我只知道，要你再次回想一切一定不容易。但是，我必须说出来。我的夫家——泰泽克家族在一九四二年时，在圣东日街见到了你的母亲。”
我以为他听说过泰泽克这个姓氏，但是他完全没有动静。圣东日街对他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
“在这些事情之后，我是指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悲剧事件，以及你舅舅的过世，我只想让你知道，泰泽克家一直没有忘记你的母亲。尤其是我的公公，仍然十分挂念。”
威廉·雷斯福德还是没说话，但却眯起了眼睛。
“很抱歉，”我很快地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痛苦，我真的很抱歉。”
他终于开口说话，声音十分奇特，像是充满压抑。
“你所谓的悲剧事件是什么？”
“这……冬赛馆事件，”我还是结结巴巴，“犹太家庭……一九四二年在巴黎遭到拘捕……”
“说下去。”他说。
“还有，集中营……这些家庭从德朗西被送到奥斯维辛……”
威廉·雷斯福德摊开双手，摇头表示不解。
“抱歉，但是我不知道这和我母亲有什么关系。”
佐伊和我困窘地互看了一眼。
这个状况持续了好一会儿，我十分尴尬。
“你提到我有个过世的舅舅？”他终于开口。
“是的……迈克尔，是你母亲的弟弟，就在圣东日街。”
又是一阵安静。
“迈克尔？”他有些困惑，“母亲从来没说过有个弟弟叫迈克尔，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圣东日街。我觉得，你可能认错对象了。”
“但是你母亲的名字是莎拉，对吧？”我低声说，也感到困惑。
他点头。
“没错，莎拉·迪福尔。”
“那就对了，莎拉·迪福尔，”我满心热切，“应该说是莎拉·史塔辛斯基。”
我原以为这会让他双眼发亮。
“我没听清楚。”他的眉毛上扬，“莎拉，姓什么？”
“史塔辛斯基，这是你母亲娘家的姓氏。”
威廉·雷斯福德瞪着我看，抬起下巴。
“我母亲的娘家姓氏是迪福尔。”
我脑袋里似乎有个警铃大作，事情不对劲，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还不迟，在敲碎他平静的生活之前，我还来得及离开。
于是，我扮出无辜的笑脸，喃喃说是自己弄错了，然后把椅子往后推，轻声催促佐伊放下甜点。我说：“我不想继续耽误他的时间，真的很抱歉。”我起身，他也跟着站起来。
“我们说的应该不是同一个莎拉，”他带着微笑说，“没关系的。希望你们在卢卡玩得尽兴，很高兴能认识你们。”
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佐伊便伸手到我的皮包里拿出个东西交给威廉。
威廉·雷斯福德低头看照片上佩戴黄色星星的小女孩。
“她是你的母亲吗？”佐伊怯生生地开口。
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路上没有任何噪声，鸟儿忘了鸣叫，只剩下暑气，还有静默。
“老天啊。”他说。
接着，他重重坐下。
照片就摊在我们三人之间的桌上，威廉·雷斯福德来回看着照片和我。他几次阅读相片背面的文字叙述，表情惊愕，无法置信。
“我母亲小时候一定就是这副模样，”他终于开口，“这个我无法否认。”
佐伊和我都没有说话。
“怎么会这样，我不懂，这是不可能的。”
他交叉着双手，神情紧张。他的手指细长，我还看到他佩戴的婚戒。
“这个星星符号……”他不停摇头，“她胸前的黄色星星……”
莫非眼前的男人对自己母亲的过去和宗教一无所知？难不成莎拉从来没对雷斯福德说明真相？
威廉的脸色困惑又焦虑，我明白了。没有，莎拉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没有说出自己的童年、血统和宗教信仰，她把自己与悲惨的过去完全切割了。
我真想消失。离开这个城镇、这个国家，远离这个男人的困惑。我怎么会如此盲目？竟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没料到莎拉想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她的经历对任何人而言都过于沉重，她因此不再写信给迪福尔一家人，也从来未曾道出自己的身份，而在美国重新开始另一个人生。
我不过是个陌生人，却笨拙地给眼前的男人带来如此难堪的信息。
威廉·雷斯福德将照片推回给我，双唇紧闭。
“你为什么来这里？”他低声问。
我口干舌燥，说不出话，他却接着说了。
“来告诉我，我的母亲另外还有个真名？说她曾经经历悲剧？是这样吗？”
我的双腿在桌下颤抖。这和我预期的不同。我以为自己会面对他的痛苦和悲伤，完全没准备承受他的怒意。
“我以为你知情，”我孤注一掷说了，“我会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家人没有忘记她在一九四二年的经历，这就是原因。”
他再次摇头，难忍激动，用手指拨弄着头发，太阳镜咔嗒一声落到桌上。
“不，”他边喘边说，“不，不是这样的，这简直疯了。我的母亲是法国人，叫莎拉·迪福尔，出生于奥尔良，在战时失去父母。她没有兄弟、没有家人，从来不曾在巴黎的什么圣东日街住过。这个犹太小女孩不可能是我的母亲，你全弄错了。”
“请你，”我语气轻柔，“让我解释，让我把整个故事告诉你——”
他向我伸出抗拒的手掌，似乎想推开我。
“我不要知道，你干脆把故事留给自己。”
我的小腹传来熟悉的疼痛，子宫一阵拉扯。
“拜托，”我十分无力，“请听我说。”
威廉·雷斯福德站起身子，高壮的身材动作敏捷。他低头看我，脸色阴沉。
“让我把话说清楚，我不要再见到你，不想谈这件事。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接着他立刻离开。
佐伊和我只能瞪着他的背影看。辛苦了许久，却只是竹篮打水。这趟旅程和所有的努力，全成了泡影。我无法相信莎拉的故事就此结束，而且竟然这么快。我整个人似乎也随之枯竭了。
我们静静坐了好一会儿，大热天里，我依然打着冷战。我付了账，佐伊什么话也没说，仿佛还深陷在震惊的情绪当中。
我站起身子，每个动作都让我更加疲惫。现在怎么办？要去哪里？回巴黎，还是回夏拉家？
我拖着仿佛绑了铅块般的脚，佐伊在喊我，而我却不想回头，只想快快回到旅馆去思考，去继续下一步，去打电话给妹妹，给爱德华，还有加斯帕德。
佐伊焦急的声音越来越响，她要做什么？为什么语气呜咽？我发现路人瞪着我看。我转身要女儿快点跟上来。
她冲到我身边，脸色苍白，一把抓住我的手。
“妈……”声音微弱，越来越单薄。
“什么？什么事？”我打断她的话。
她指向我的双腿之间，接着，她像个孩子般开始啜泣。
我低头往下看着染上血渍的白色裙子，接着看向座椅，同样有鲜红的血印。浓稠的血流从我双腿间淌下。
“你受伤了吗，妈妈？”佐伊几乎说不出话。
我护住小腹。
“宝宝。”我吓呆了。
佐伊瞪着我看。
“宝宝？”她尖声问话，手指紧紧掐住我的手臂，“妈妈，什么宝宝？你到底在说什么？”
她的脸孔越来越模糊。我两腿一屈，下巴撞上又烫又干的道路。
无声的黑暗向我涌来。
我一睁开双眼就看到面前的佐伊，周遭弥漫着不可能错认的医院气味。我在一个绿色的小房间里，挂着点滴，有个女人正在填写表格记录。
“妈妈……”佐伊握着我的手，轻声细语，“妈，没事了，别担心。”
年轻女人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还拍拍佐伊的头顶。
“小姐，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她的英文好得令人诧异，“你大量失血，但是现在没事了。”
我的声音像极了呻吟。
“宝宝呢？”
“宝宝很好，我们扫描过了。胎位有点不正，你得多休息，暂时不要起身。”
她离开病房，轻轻带上门。
“你把我吓坏了，”佐伊说，“我甚至还说了粗话，不过，你应该不会骂我吧。”
我把她拉到身边，无视手上还插着点滴的针头，紧紧拥住她。
“妈，你为什么不把宝宝的事告诉我？”
“我正打算要说，亲爱的。”
她盯着我看。
“你是不是为了宝宝才和爸爸闹得不愉快？”
“对。”
“你想要宝宝，爸爸不想，对吧？”
“大概吧。”
她轻拍我的手。
“爸在路上，马上就会到了。”
“天哪。”我说。
伯特兰要来这里，还带着满腔怒火。
“我打了电话给他，”佐伊说，“他几个小时后就会到了。”
我的泪水涌上眼眶，无法遏制地往下流淌。
“妈，别哭，”佐伊哀求，用手抹去我的泪水，“没事，现在都没事了。”
我疲倦地微笑，想点头安慰她。然而，我的世界却成了一片空白。我一直想到转身就走的威廉·雷斯福德。我想到他说的话“我不要再见到你，不想谈这件事。请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以及他驼背的身影和紧抿的双唇。
来日方长，但却冷酷又灰暗。我从未感觉如此沮丧失措，内心似乎被一点一滴地掏空了。我还有什么？即将分手的丈夫不要我腹中的孩子，我只能独自抚养。我的女儿很快就要进入青春期，不再甜美贴心。我不知应该如何期待未来。
伯特兰来到卢卡，表现出充满效率、镇静又温柔的一面。我把自己交付给他，听他与医师讨论，看着他不时温暖关怀地望着佐伊。伯特兰接手处理所有细节。我会在这里静养，直到不再出血为止。接着，我要回到巴黎，到秋天，也就是怀胎五个月之后，才能正常活动。伯特兰不但没提起莎拉，也没有发问，而我缩进了舒适的宁静氛围里，同样也不愿谈论莎拉。
我开始有种感觉，自己宛如人们四处安置的老妇人，就像奶奶一样，躲在称为“家”的熟悉环境中，接受旁人宁静的笑容，以及一成不变的照料。任他人操控自己的生活并不难，更何况，除了腹中的胎儿之外，我已经失去目标了。
是的，伯特兰绝口不谈孩子。
几周之后，我们飞抵巴黎。短短的几个星期，我度日如年。我还是很疲惫，仍旧哀伤，威廉·雷斯福德日夜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有好几次想伸手打电话或是提笔写信，意图对他解释，表达我的歉意，但我一直鼓不起勇气。
日子就这么流逝，转眼已是秋季。我躺在床上读书，用笔记本电脑撰稿，透过电话联络约书亚、班贝尔、亚历山德拉，以及所有亲友。卧房成了我的工作室。起初似乎十分复杂，但是一切终于渐渐步入正轨。伊莎贝尔、霍莉、苏姗娜这些好姐妹轮流来为我准备午餐，我的小姑每周也会陪着佐伊到附近的超市采购日常所需。身材丰腴的塞西尔，会做出她最拿手的薄饼，为我在上面抹上厚厚的奶油；而身材苗条的洛尔，也会为我做出口味美妙又带着异国风味的低卡健康沙拉。我的婆婆虽然不常出现，但会派遣她家中精力旺盛却带点狐臭的勒克莱太太前来打扫，这位清洁妇震撼人心的干劲老是造成我的子宫剧烈收缩。在这期间，我的双亲来住了几个星期，落脚在德朗布尔街上他们心爱的小旅馆里，一想到又要当祖父母，这两老欣喜万分。
爱德华每周五都会带玫瑰花来看我。他习惯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不厌其烦地要我详述和威廉在卢卡的对话。听完，他总是忍不住摇头叹息，再三说他早该预料到威廉的反应，表示他和我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威廉从头到尾就不晓得这件事，莎拉竟然隐瞒了一切。
“我们能不能打电话给他？”他的双眼充满希望，“我能不能在电话上向他解释？”接着，他会看着我低声说：“我当然不可以打电话，真傻。我太可笑了。”
我想在家里举办个小聚会，于是询问了妇产科医师的意见，并且答应我会安分躺在卧室的沙发上。医生同意了，但要求我不能提重物，并且还得保持横躺的姿势。终于在夏末的一个傍晚，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前来巴黎与爱德华相见，年轻的娜塔莉也在场，同时，我还邀请了纪尧姆。三名长者的记忆中有个共同的小女孩，他们专心翻阅莎拉的照片和信件。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问起威廉，在旁聆听的娜塔莉则帮着佐伊递送饮料和食物招呼客人。
尼古拉斯比加斯帕德年轻些，两人十分神似，有着同样的圆脸，但华发稀疏。他说起自己和莎拉间有种特别的情感，莎拉的沉默让他难以忍受，因此老爱去逗弄她，就算莎拉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出言反击，或是踢他一脚，仍然让他欢欣鼓舞，因为这代表莎拉总算暂时挣脱了心里的秘密和孤离的情绪。尼古拉斯还说起一九五〇年初期，莎拉第一次到特鲁维尔的海边游泳。她先是满脸惊异，接着便伸展双臂，欢乐高呼，迈开细瘦的双腿冲向湛蓝沁凉的大海，在浪花间兴奋尖叫。两兄弟也跟着欢乎着奔向海面，他们从来没见过犹如新生的莎拉。
“她很漂亮，”尼古拉斯还记得，“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十八岁女孩，那天，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心中还有快乐，未来仍有希望。”
我算了算，两年后，莎拉就离开了迪福尔家的生活，带着秘密前往美国，再也没有回头。二十年后，她过世。这二十年当中，她在美国过着怎样的生活？她结婚生子后，在罗克斯伯里的日子愉快吗？只有威廉知道答案，只有他能告诉我们。我与爱德华对望，看得出他的想法与我相同。
这时，门上传来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伯特兰回家了。我英俊的丈夫有一身古铜色肤色，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脸上带着轻松的微笑，和每个人握手招呼。我不由得再次回想起让夏拉想起伯特兰的曲子，卡莉·西蒙唱道：“你现身晚宴，宛如登上游艇。”
顾及我怀孕的特殊状况，伯特兰决定将搬进圣东日街的日期往后延。我还没能习惯自己奇特的新生活，在这当中，伯特兰扮演着一个实质存在、友善又极有帮助的角色，然而精神方面却并非如此。他的出差行程比以往频繁，就算人在巴黎，也是早出晚归。我们依然共享一张大床，只是不再有夫妻之实，两人之间的鸿沟犹如柏林围墙。
佐伊以自己的步调接受着一切，经常谈起宝宝，表示自己有多么重视即将出世的手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父母在巴黎停留期间，祖孙三人经常相携到大学街上昂贵的顶极婴儿用品店大肆采购。
我身边大多数人的反应和佐伊、我父母和妹妹、婆家相同，对于孕育中的小生命十分期待。约书亚一向对孩童和病假嗤之以鼻，因而恶名昭彰，但是连他似乎都对这个小生命大感兴趣。当然，从他口中别指望听到好话：“我居然还不知道老蚌也能怀孕。”没有人提到我的婚姻危机，大家似乎都没注意到这点。难道他们暗自以为孩子一旦出世，伯特兰就会恢复理智？会敞开双手欢迎宝宝到来？
我清楚知道伯特兰和我将彼此锁进一个麻木的状况，我们不交谈也不倾诉，都在等待孩子的诞生。接下来呢，一切必须继续，我们得做出决定。
某个早晨，宝宝首次在我腹中踢动，刚开始，我还当成自己胀气。我希望宝宝赶快落地，让我用双手环抱。这种恼人的、无声的、昏昏沉沉的等待，让我觉得自己犹如困兽，只想直接跳到冬季，到明年，到预产期。
夏季尾声实在不讨人喜欢，热气和灰尘缓缓褪逝，黏糊糊的懒散心情随着分秒悄悄变换。我讨厌法国人口中的“开工”，九月初暑假结束后，孩子们回到学校，公司重新运作，不管在收音机、电视，还是报纸上，这个字眼一再出现。每当有人问起孩子要怎么命名，也会惹我心烦。羊膜穿刺早已道出孩子的性别，然而我不愿提早知道。我的宝宝还没有名字，但这并不代表我尚未准备妥当。
我每天都在日历上做记号，画完九月，进入了十月。怀孕状况良好，肚子日益圆润。我终于可以起床，回到办公室，去接佐伊下课，和伊莎贝尔看场电影，或是约纪尧姆到名流咖啡馆共进午餐。
尽管日子越来越忙碌充实，我心中的空虚和痛楚却不减分毫。
威廉·雷斯福德。不只是他的面孔和双眼，还有当他看到照片上佩戴星星的女孩时，脸上的表情和脱口而出的“老天啊”。
他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是否转身离开佐伊和我之后，就抹掉了一切？会不会一进家门，就把整件事抛在脑后？
也许，情况并非如此。我的一番告白，可能让他终日沉思，进而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的母亲成了陌生人，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女人。
他是否对妻女说出了一切？某个带孩子来卢卡的美国女人硬要说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在战时遭拘捕，历经沧桑，并在那期间失去了他从未听说过的舅舅和外祖父母。
我真想知道威廉有没有试着搜寻冬赛馆事件的相关资料，或去阅读有关一九四二年发生在巴黎市中心这场事件的文章和书籍。
他是否也躺在床上，神志清醒，想着自己的母亲和她的过去，以及一桩永远埋藏在黑暗当中的秘密？
圣东日街公寓的装潢几近完工，伯特兰准备让佐伊和我在宝宝出生后，也就是二月，随即迁入。老公寓完全改观，十分精致美丽，伯特兰的一群员工的确值得夸奖。公寓里不再处处出现玛玫留下的生活痕迹，我可以想象得到，与莎拉当时的居所相比更是迥异。
我在公寓空荡荡的房间里来来去去，走进崭新的厨房和特地为我设计的书房，心里却自问是否真的有办法住下来。这里是莎拉弟弟过世的地方。秘密的壁橱在当初打通两个相连的房间时，早已拆除。但是对我而言，一切都没有改观。
在十一月一个阴霾的早晨，我到公寓去研究如何安排窗帘、壁纸和地毯。在这段时间里，伊莎贝尔提供给我许多帮助，陪着我四处逛店面和百货公司。我决定放弃一贯的和谐色调，改采大胆缤纷的色彩，这让佐伊十分高兴。至于伯特兰，他挥挥手，毫不在乎：“你和佐伊决定就好，反正，那是你们的家。”佐伊选择绿色和浅紫色来布置自己的卧室。这让我笑着想起夏拉的品位。
有人把好几本目录放在光滑的地板上。我正埋首专心研究时，手机响了。我认出来电显示的号码，那是玛玫的疗养院。玛玫最近状况并不好，疲倦、易怒，有时让照顾她的人十分难以忍受。想逗她开心谈何容易，连佐伊都碰过钉子。她对任何人都摆出不耐烦的态度，这些日子以来，去探访玛玫几乎成了苦差事。
“嘉蒙德小姐吗？我是疗养院的维罗妮卡。恐怕有个坏消息得告诉你，泰泽克夫人中风了。”
我坐直身子，十分惊讶。
“中风？”
“她现在恢复了些，罗氏医生在她身边，但是你得来一趟。我们已经联络上你的公公，但是找不到你的先生。”
我激动不安，慌忙挂掉电话。外头的雨水滴滴答答落在窗台上。伯特兰人在哪里？我拨打他的手机，转接到语音信箱。打到玛德莲教堂附近的办公室，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处，就连安东尼都不晓得。我告诉安东尼，我人在圣东日街，麻烦他请伯特兰尽快打电话与我联络，并告诉他事情紧急。
“天哪，是宝宝吗？”他开始口吃。
“不，安东尼，不是宝宝，是玛玫。”我说完就挂掉电话。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仿佛一片银灰色的窗帘。我绝对会淋得一身湿，的确不妙，但是这不重要。我亲爱的祖母——不，祖母不可能在这时候离开，太快了，我完全没有准备。但是，无论如何，面对死亡都不可能有准备妥当的一刻。我环顾四周，看着卧室，我第一次见到祖母就是在这里。公寓里发生过的所有事件再次涌来，我的心情更加哀痛难抑。
我决定打电话给塞西尔和洛尔，确定她们都接到通知，并且正在前往疗养院的路上。洛尔告诉我她已经在路上，语气简明扼要，像在谈公事。塞西尔则情绪激动，哭得梨花带雨。
“哦，茱莉娅，我无法想到祖母……你知道的……太可怕了……”
我告诉她我联络不上伯特兰，她似乎有些惊讶。
“可是，我才刚和他通过电话。”她说。
“你拨的他手机吗？”
“不是。”回答中听得出迟疑。
“那是在办公室啰？”
“他马上会过来接我，带我去疗养院。”
“但是我联络不到他。”
“哦？”她的语气小心谨慎，“这样啊。”
瞬间，我懂了。一股怒意油然而起。
“他在艾米莉家是吗？”
“艾米莉家？”她轻柔地问。
我跺脚，失去了耐性。
“够了，塞西尔。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电铃响了，是伯特兰。”她喘着气。
她挂断电话。我站在空无一物的公寓里，紧握手机，仿佛这是我唯一的武器。我把额头靠向冰冷的窗框，只想痛揍伯特兰。问题不在于伯特兰与艾米莉之间没完没了的风流韵事，而是她的妹妹竟然有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以便在紧急状况时联络。我完全不知道艾米莉的联络方式。即使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伯特兰仍然没有勇气坦承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毫无意外，我好比喜剧里犯错的妻子，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人。
我就这么静静地站了许久，腹中的宝宝踢个不停。我不知该笑还是该哭。
是不是因为我还在乎伯特兰，所以才感觉受到伤害？或者这一切只是自尊心作祟？艾米莉，她是巴黎时尚的完美化身，站在新潮的公寓里，特罗卡带罗广场的美景尽收眼前，几个孩子教养得宜，彬彬有礼，浓烈的香水一路钻进伯特兰的发领之间。如果他爱的是她而不是我，何不直说？担心伤害我和佐伊？他何必害怕？他什么时候才会明白，让我真正难以忍受的并不是不忠，而是他懦弱胆怯的逃避。
我口干舌燥，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直接喝水，笨重的腹部直接靠在水槽边。我再次望向窗外，雨势似乎稍有缓和，于是我套上雨衣，抓起皮包，朝门口走去。
三记敲门声传来，有人在外面。
我满心厌恶，来的一定是伯特兰。可能是安东尼或塞西尔要他直接过来。
我心想，塞西尔可能在楼下，困窘万分，坐在车里等候。我只要一坐进奥迪轿车，就得面对难堪又紧张的气氛。
我决定好好表现，大声说出来，绝对不怯懦，更不扮演法国贤妻的角色。我要伯特兰从此不再隐瞒。
我大力开门。
但等在门外的男人并不是伯特兰。
我立刻认出这个人的身高和宽阔的肩膀。雨水打湿他的金发，服贴在后脑的发色更显暗沉。
威廉·雷斯福德。
我惊讶地往后退。
“时机不对吗？”他说。
“不是。”我勉强开口。
他为何而来？他想要什么？
我们彼此盯着。自从上次见面之后，他的面容有些转变，憔悴了些，也若有所思。那个肤色健康的随和男子已经不见踪影。
“我得找你谈谈，”他说，“急事。很抱歉，我没能找到你的电话，所以直接过来了。昨天晚上你不在，所以我现在又来了。”
“你怎么会有地址？”我很困惑，“网上的信息还没更新，我们根本还没搬进来。”
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个信封。
“地址在这里，你在卢卡提过圣东日街。”
我摇头。
“我不懂。”
他把信封递给我。这个信封相当老旧，边角都磨损了，上面没有任何字。
“打开看。”他说。
我抽出一本破旧的小笔记本，一张褪色的图片，接着一把黄铜长钥匙从信封里“铛”的一声落到地上。他弯腰捡起钥匙，放在手掌心上让我看。
“这是什么？”我小心翼翼地说。
“你离开卢卡后，我仍然十分震惊，忘不了那张照片，无法不去想。”
“嗯。”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搭机前往罗克斯伯里去看我父亲。他病得很严重，你也知道他已经是癌症晚期，没办法开口说话。我到处找，在他书桌抽屉里找到这个信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扔掉，却从来没拿给我看。”
“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低声说。
他的双眼流露出痛苦又害怕的神情。
“我需要你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必须知道母亲小时候究竟有什么经历。只有你才帮得了我。”
我低头看他手上的钥匙，然后看向相片，拙劣的笔触画出一个满头鬈发的小男孩。孩子似乎是坐在一个小壁橱里，膝上摊了本书，身边还有个玩具熊。照片背后有一行褪色的笔迹，写着“迈克尔，圣东日街二十六号”。我接着翻阅笔记簿，上面没有日期，潦草地写着法文短句，好像是诗，但字迹不容易辨识。我读出几个字：“集中营”“钥匙”“勿忘”“死亡”。
“你读过了吗？”
“我试过，但是我的法文很糟，只看得懂一小部分。”
我口袋里的电话响起，我们两人都吓了一跳。我翻找出手机，是爱德华来电。
“茱莉娅，你在哪里？”他柔声问道，“她不是很好，想要见你。”
“我马上就到。”我回答。
威廉·雷斯福德低头看我。
“你得离开？”
“是的，家里有急事，我丈夫的祖母中风。”
“我很遗憾。”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你什么时候可以和我谈谈？”
我拉开前门，回头看着我肩上的大手。他就站在这个公寓的门口，我的心中涌生出一股奇特的感动。这个地方带给他母亲无尽的痛苦和悲伤，而他还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发生在他的家人、祖父母、舅舅身上的事件。
“跟我一起来，”我说，“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玛玫疲惫又憔悴，仿佛在沉睡。我开口对她说话，无法确定她是否听得到，随后，她的手指头圈住我的手腕，使劲握紧。她知道我来了。
泰泽克一家人站在我身后，围在床边。伯特兰伴着他的母亲科莱特，爱德华、洛尔和塞西尔全都到了。威廉·雷斯福德则站在后方的走廊，态度踌躇。伯特兰瞥了他一眼，有些疑惑。他可能以为威廉是我的男朋友。换个时间和地点，我绝对会捧腹大笑。爱德华也数度好奇地望向他，眼神在威廉和我之间来去。
罗氏医生表示玛玫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但是仍然很虚弱，接下来的发展无须多言，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家人得互相支持，因为这可能就是祖母的生命尽头。稍晚，一行人离开病房，我挽住公公的手臂。
“我好难过，爱德华。”我低声说。
他拍拍我的脸颊。
“茱莉娅，我母亲很疼你，真的。”
伯特兰沉着脸走过来。我看到他的时候突然想起艾米莉，本打算说些讽刺伤害他的话，但随即放下这个念头。毕竟未来的时间还很长，没必要在当下提起这件事。现在，祖母才是重点，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人，则是站在走廊等候的高大男人。
“茱莉娅，”爱德华边说话边回头看，“这个人是谁？”
“他是莎拉的儿子。”
爱德华十分讶异，盯着威廉看了许久。
“是你打电话给他的吗？”
“不，他最近发现了他父亲藏起来的一些文件，是莎拉写的一些东西。他想了解真相，所以才来巴黎。他今天才来找我。”
“我想和他说话。”爱德华说。
我向威廉表示我的公公想和他说话，于是他随我上前，高大的身影使得伯特兰、爱德华、科莱特和我的两个小姑子更显矮小。
爱德华·泰泽克抬头看威廉，脸色虽然镇定自持，但是眼眶却泛着泪光。
他向威廉伸出手，威廉迎上前。这一刻虽然沉默，却让人相当震撼。大家都没说话。
“莎拉·史塔辛斯基的儿子。”爱德华喃喃地说。
科莱特、塞西尔和洛尔礼貌地在一旁看着，既好奇又不解。她们不可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伯特兰清楚整个故事。伯特兰在那个晚上发现写着“莎拉”的档案资料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甚至几个月前在家中与迪福尔一家见过面之后，也同样只字不提。
两个男人的双手仍然紧握，爱德华清清喉咙，用带着浓重法国口音的英文说话。
“我是爱德华·泰泽克，在这个时候见面实在很尴尬，我的母亲病危。”
“的确，我很遗憾。”威廉说。
“茱莉娅会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你的母亲莎拉——”
爱德华声音沙哑，只得停下来。他的妻女惊讶地看着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科莱特十分关切地低声说，“莎拉是什么人？”
“这是发生在六十年前的事了。”爱德华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
我用手臂环住爱德华的肩，几经克制，才没有拥住老人。爱德华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恢复血色。他抬头对威廉腼腆微笑，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
“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母亲，永远不会。”
爱德华面孔扭曲，笑容消失，我只看到让他再次喘不过气来的痛苦和哀伤，这个表情，与他向我道出一切的那天相同。
沉默越来越浓烈，让人难以忍受，泰泽克家的女性成员在旁观望，仍然不解。
“这么多年后，在今天见到了你，我总算得到解脱了。”
威廉·雷斯福德点头。
“谢谢你，泰泽克先生。”他的声音低沉，脸色苍白，“我知道的不多，来这里就是为了挖掘真相。我相信，我的母亲一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岁月，我必须找出原因。”
“我可以向你保证，”爱德华说，“我们一直尽心尽力帮助她。茱莉娅会再向你解释，她会把你母亲的故事，以及我父亲对她的协助告诉你。再见了。”
他往后退，瞬间变得苍老疲倦。伯特兰看着他的父亲，虽然好奇，态度却是超然。他也许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如此感情用事。不知道这对他究竟有什么影响和意义。
爱德华离开时，妻女跟在身后不断提问。伯特兰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紧跟在后。爱德华会不会向家人说出实情？应该会吧。我可以想见众人的惊讶。
威廉·雷斯福德和我站在疗养院的走廊上。外面就是库尔瑟莱街，天仍然下着雨。
“一起去喝个咖啡好吗？”他说。
他的笑容很迷人。
我们顶着毛毛细雨，走向附近的咖啡馆，坐下后，点了两杯意式浓缩咖啡。两人静静坐了好一会儿。
他先问：“你和那位老太太很亲吗？”
“对，”我回答，“非常亲近。”
“你怀孕了？”
我轻抚圆滚滚的肚皮：“预产期在二月。”
终于，他说出口：“请把我母亲的故事告诉我。”
“你听了一定会很难过，这不是快乐的故事。”我说。
“我懂，但我还是得听。茱莉娅，请你告诉我。”
我压低声调，缓缓开始叙述，偶尔才抬头看他。我边说，边想到爱德华可能正在大学街家中，坐在优雅的粉橘色卧室里，对妻子儿女娓娓道出相同的情节，从大型拘捕说到冬赛馆事件，接着是集中营和逃亡。小女孩回到巴黎，发现壁橱中的弟弟早已断气。死亡、秘密和痛苦让两个家庭有了共同点。一方面我希望这个男人可以知道所有的细节，另一方面却又想保护他，不至于因为残酷的事实，以及当时的小女孩和她的惨痛经历而受到太大的伤害。过去，她经历了痛苦和失落，在当下，他同样感同身受。我继续说着，道出细节，回答问题，却觉得自己的话语犹如无情的利刃正在切割他。
说完整个故事，我抬起头看着威廉。他脸色惨白，一言不发，掏出信封内的笔记本递给我。黄铜钥匙就放在我俩之间的桌子上。
我望着他，双手拿起笔记本，他的眼神带着鼓励。
我打开小本子，默念前面几个段落，接着，我直接将法文翻译成威廉和我的母语，大声念了出来。纤细的字迹相当潦草，阅读起来并不容易。
你在哪里，迈克尔？亲爱的迈克尔。
此时，你在哪里？
记得我吗？
迈克尔，
我是你的姐姐莎拉，
那个将你锁入壁橱，没有回头，以为你安全无虑的人。
迈克尔。
时间没有停留，我仍然留着秘密壁橱的钥匙。
我抚摩着钥匙想念着你，
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起，我一直没有放下。
这里没有人知晓钥匙和你的故事，
也不知道，
壁橱里的迈克尔，
母亲和父亲，
集中营，
一九四二年的夏日，
以及我究竟是谁。
迈克尔。
你永远在我的心底，
圣东日街二十六号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
从孩提开始，
你的死成了我终生都无法放下的重担。
曾经，我想丢下这世间的一切离去。
你和父母的离开，
一样让我无法承受。
火车搭载他们驶向冥途，
三十年来，辘辘车声依然清晰可闻。
这段经历太沉重了，
然而，我抛不开壁橱钥匙，
除了坟茔之外，只剩钥匙可以联系你我。
迈克尔。
我要如何假扮他人，
以外表的假象说服众人？
不，我无法忘怀，
竞赛馆，
集中营，
火车，
朱尔斯与珍妮薇，
阿伦和昂丽叶，
尼古拉斯以及加斯帕德。
尽管有了心爱的儿子，但是骨肉无法取代一切，
丈夫无从得知我的内心和经历，
然而，我也无力放弃。
我铸下了大错，离乡背井来到异地，
原以为可以就此改变，可以抛下过去。
爸妈命丧奥斯维辛，
你倒卧在壁橱里，
而我，犹如一具空壳。
我错了，我以为自己的生命依然有意义，
但是，孩子和丈夫始终无法充实我的内心，
他们对我一无所知，
也永远无法得知。
迈克尔。
你来到梦境里，牵起我的手，引领我离开，
至此，这一生的苦难已经足够，
我看着手中的钥匙，只想与你在一起，回到过去的时光，
重拾战前欢乐的光景。
这道伤疤永远无法痊愈了，
只愿我的儿子能够原谅他的母亲。
即使他永远不会知道，
旁人也永远无法了解。
切记，勿忘。(18)
切记，勿忘。
我和威廉坐在原本应该热闹嘈杂的咖啡馆里，然而，似乎有个无形的罩子，将我们两人隔离于无声世界中。
我放下笔记本，里面写下的故事让我几乎虚脱。
“是自杀，”威廉的语气毫无起伏，“不是意外，而是她开车去撞树的。”
我没开口，说不出任何话，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想握住他，却没有伸手。我深吸一口气，依然无话可说。
咖啡桌上的黄铜钥匙见证了历史以及迈克尔的死亡。我可以感受到威廉再次自我封闭，他的态度和上次在卢卡见面时，他握起手掌仿佛想推开我的样子相同。他没有移动，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想要伸手握紧他的冲动又涌了上来，我努力抗拒。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和威廉之间存在这么多可以分享的感受？对我而言，他不再是个陌生人，而更奇怪的应该说是，我也不再是他眼中的陌生人。两人之间的羁绊来自何处？出自我对真相的努力探究，以及对他母亲的满心同情吗？他对我一无所知，不知道我的婚姻即将破碎、我在卢卡几乎流产，更不清楚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对他和他的妻女、事业又有什么认识？然而他和莎拉的故事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宛如黑暗小径上的火炬一样鲜明。我渴望让这个男人明白我真心在乎，他母亲的遭遇改变了我的一生。
“谢谢，”他终于说话，“谢谢你告诉我一切。”他的口气怪异，十分隐忍。我知道，我希望他崩溃、哭泣，流露真情。为什么呢？无疑是因为我自己需要解脱，需要泪水洗净痛苦、悲伤和空虚，让威廉以发自内心的独特沟通方式，来分担我的感受。
他收拾桌上的钥匙和笔记本，起身准备离开。他竟然这么快就要走，我实在难以接受。如果他现在走出这扇门，我将来一定再也见不到他。威廉不会愿意与我见面或谈话，我和莎拉之间的联结也将会消失。尽管动机不明，威廉·雷斯福德确实是我在此时此刻唯一希望能够相伴的人。
他的脚步略有迟疑，逗留在咖啡桌边，仿佛读懂了我的想法。
“我要到那些地方，”他说，“博恩拉罗朗德和乐拉敦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
他直视着我。我再度感受到他的复杂情绪，也同时触动了他憎恶与感谢两种极端的情绪。
“不，我希望自己去。但是请你把迪福尔兄弟的地址给我，我也想见他们。”
“没问题。”我找出记事本里的地址，抄写在便条纸上交给他。
突然间，他猛然坐下。
“我好像需要喝点酒。”他说。
“当然没问题，”我招来服务生，帮威廉点了葡萄酒，我自己则选择果汁。
两人静静喝着饮料，和他相处时，我十分自在。两个美国人安静共饮，完全不必以言语来沟通，也毫不尴尬。但是我心里知道，喝完这一杯酒，他就会离去。
终于，这个时刻来了。
“谢谢，茱莉娅，谢谢你所有的努力。”
他并没有说“保持联络，偶尔传个电子邮件或打电话问好”。没有，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能够了解他清晰可辨的言外之意：别再打电话给我，请不要与我联络。我得想办法厘清我的生活，我需要时间，需要沉默和宁静。我必须找到我自己。
他在我眼前走入雨中，高大的身影消失在忙碌的街头。
我用双手覆住腹部，让孤独缓缓融入自己的体内。
傍晚回到家，我发现伯特兰和佐伊陪着泰泽克一家人在卧室里等着我，气氛相当凝重。
一群人仿佛分成两组，爱德华、佐伊和塞西尔立场与我相同，认可我的努力；然而科莱特和洛尔则持反对态度。
伯特兰什么也没说，异乎寻常地保持缄默。他脸色沉重，嘴角下撇，完全没有看我。
率先发难的人是科莱特。她指摘我不该草率行事，追踪那家人的下落，还去联络那个男人，结果瞎忙了一场之后才发现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母亲的过去。
“可怜的人，”小姑洛尔的声音发颤，“想想看，现在他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份，母亲是犹太人，整个母系家族全死在波兰的集中营，舅舅在壁橱里活活饿死。茱莉娅不该惹是生非。”
爱德华突然起身，挥舞双手。
“天哪！”他大吼，“我们家究竟是怎么了！”佐伊躲到我的怀里。“茱莉娅做得不但好，而且很厚道，”他十分愤怒，语气发抖，“她是希望小女孩的家人明白我们很在乎，而且我的父亲更希望莎拉·史塔辛斯基能在收养她的家庭中，得到关怀与妥善的照顾。”
“拜托，爸，”洛尔打断父亲的话，“茱莉娅的做法糟透了。挖掘过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事件。没有人愿意回想，也不想要别人重提。”
虽然她没有看着我，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火力全开的怒气。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些美国佬就是这样，毫不尊重历史，不懂何谓家族秘密，没教养、迟钝、粗鲁无知又不懂思考。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塞西尔的声音尖锐刺耳，“爸，你把这个恐怖的故事告诉我们是正确的，小男孩死在公寓里，小女孩回家才发现。茱莉娅也应该联络那家人。毕竟，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无愧于心。”
“也许是这样没错！”科莱特嘟着嘴说，“但是，如果茱莉娅不去多管闲事，爱德华也不会提起，对吧？”
爱德华转身面对妻子，表情和声调一样冷漠。
“科莱特，我答应过父亲，不把事情经过说出来。我尊重他的愿望，但是这六十年来我却很痛苦。现在我很高兴让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尽管你们当中似乎有人觉得不舒服，但是我终于能够开诚布公了。”
“还好祖母什么都不知道。”科莱特叹口气，整理她的金发。
“曾祖母知道了。”佐伊出声了。
佐伊满脸通红，但仍勇敢面对众人。
“她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但是没说出小男孩的故事，曾祖母大概不想把这个细节说出来。但是，曾祖母全告诉我了。”
佐伊继续说。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了，门房太太告诉她小女孩回到公寓来了，另外加上爷爷噩梦不断，梦到死在房间里的小男孩。曾祖母说，自己明明知道这件事，却不能和丈夫、儿子、其他的家人谈起，实在很难受。她说，曾祖父在事情发生后仿佛变了个人，心里藏着不能说的秘密，连对曾祖母都不愿意说。”
我望着公公，后者一脸惊讶瞪着佐伊。
“佐伊，她知道？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知道？”
佐伊点头。
“曾祖母说，背负这个可怕的秘密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忘不掉那个小女孩，能把事情说给我听让她很欣慰。她认为我们早就该谈开来，早就该实践妈妈的做法，把小女孩的家人找出来，不该等这么久。藏起秘密而不讨论，是大错特错。曾祖母在中风前告诉过我这些话。”
我们久久都没说话，气氛凝重。
佐伊站起来，环视在场的科莱特、爱德华、两个姑姑，以及伯特兰和我。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大家。”佐伊故意用英文取代法文，还特别强调自己的美国腔，“你们当中有些人的想法可能与我不同，认为妈妈的做法愚蠢又不对，但是我不在乎这种想法。妈妈的做法让我十分骄傲。你们无法想象她费了多少心力找出威廉，把真相告诉他，这对妈妈、对我，甚至对威廉来说，都意义非凡。你们知道吗，等我长大，我想要和妈妈一样，当个让孩子引以为傲的母亲。晚安。”
她夸张地鞠躬，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一群人久久不语。科莱特脸色铁青，洛尔拿出小镜子补妆，塞西尔则是目瞪口呆。
伯特兰依然没说话。他双手背在身后，面对窗户，完全没看我，也没看任何人。
爱德华起身了，充满父爱地温柔地轻拍我的头，浅蓝色的眼眸闪闪发亮，然后在我耳边用法文轻声低语。
“做得好，好极了。”
当晚我孤零零躺在床上，读不下书，无法思考，除了直盯着天花板，别无他事可做。
我想到威廉，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是不是想要将刚得知的一切拼凑到生命当中？
而泰泽克一家呢？他们终于放弃矜持，首次有机会沟通，把悲伤黑暗的秘密摊在阳光下。然而伯特兰却是背对着我。
做得好，好极了。爱德华这么说。
我不知道爱德华说得对不对。我到现在还在怀疑。
这时，佐伊拉开房门，钻进被窝里蜷在我身边，像只超大的狗宝宝。她拉起我的手亲吻，脑袋抵在我的肩上。
蒙帕纳斯街上的车声传入耳际，很晚了，伯特兰无疑是留宿在了艾米莉的住处。我们形同陌生人，几乎完全不认识对方了。
今天，我将两个家庭带到一起。此后，他们的日子不会相同了。
我做对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或该相信什么。
佐伊在我身边沉沉入睡，平缓的气息轻搔着我的脸颊。我想到即将出世的宝宝，这个宁静的感觉暂时抚慰了我的内心。
然而，疼痛与哀伤却挥之不去。
(1) 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重要反派角色。
(2) 美国著名女演员。
(3) 法国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塞居尔夫人的作品。
(4) 法国品牌娇兰的一款经典香水。
(5) 改编自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美国音乐剧。
(6) 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画家。
(7)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播出的情景喜剧。
(8) 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播出的动画片。
(9) 法国著名诗人、寓言作家。
(10) 德国著名服装设计师，被称为“时装界的恺撒大帝”或“老佛爷”。
(11) 法国著名童谣《在亚维农的桥上》中的歌词。
(12) 阿尔茨海默症，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俗称老年痴呆。
(13) 美国著名歌手、演员。
(14) 原属高加索人种，二十世纪时，纳粹分子改变其原意，用此词指“高尚的纯种”，认为德国人是亚利安人的典范。
(15) 犹太人标记，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星星。
(16) 法国一九六七年上映的一部歌舞文艺电影。
(17) 此段摘录自法国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任职于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五年）于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冬赛馆事件”六十周年纪念会发表的演说。
(18) 原文为犹太文。
纽约，二〇〇五年
“佐伊！”我拉高嗓门，“拜托，牵好妹妹的手，她这一摔，会把脖子给摔断的！”
我的长腿女儿拉下脸。
“老妈，你紧张过度啦。”
佐伊抓住宝宝胖嘟嘟的手臂，一把将她放回小三轮车里，她短短的小腿奋力踩踏，佐伊跟在后头追赶。宝宝咯咯大笑，回头观望我是否看着她，这个两岁娃实在太享受他人的眼光了。
初春的脚步踩入中央公园，我伸直双腿，仰头享受着阳光。
身边的男人轻抚我的脸颊。
我的男友尼尔年龄略长我一些，是个离婚的律师，带着儿子住在引领时尚的熨斗区。我们通过夏拉的介绍认识。我喜欢他，虽然称不上爱情，但总是互相为伴。尼尔头脑灵活，涵养甚佳。还好，他并不打算娶我为妻，偶尔还愿意容忍我的两个女儿。
搬来纽约后，我前前后后交了几个男朋友，互不拘束，也没有认真许下承诺。佐伊称他们是我的追求者，夏拉则偏好小说中的戏剧性说法，认为这些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在尼尔之前，我的前任追求者是开画廊的彼得，他深受秃顶所苦，拥有一户下曼哈顿特里贝克区的豪华顶楼住家。他们全都是值得信任的中年美国男人，唯一的缺点是稍显无趣。这些男士彬彬有礼，一丝不苟，热心友善，拥有好工作，高学历，教养良好，通常还都离了婚。他们到府接送，除了伸手扶持还负责撑伞。我们会外出用餐，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去听歌剧，看芭蕾舞，在百老汇欣赏歌舞剧，偶尔还上床。我并未乐在其中，性生活成了一项交差了事的单调活动，没有感情成分，令人兴奋的情欲也已经消失了。
仿佛有人——也许就是我自己——将我这辈子的生活往前快转，新生活中的快乐人物就此粉墨登场，我宛若默片时代的僵硬角色，挂上呆板的笑容，别无选择，只会笨拙地表演。
夏拉偶尔会瞥着我，问道：“老姐，你还好吗？”
她会轻碰我一下，我则喃喃回答：“哦，好啊，当然没事。”我虽然没能说服她，但是她会暂且放过我。
我的母亲也会仔细检视我，忧心忡忡地问：“宝贝，一切都好吗？”
我端上无忧无虑的笑容，耸耸肩抖掉她的焦虑。
纽约的早晨清新宜人，与巴黎截然不同。空气新鲜，天空晴朗，高过树梢的天际线环抱居住在此的众人。我遥望着列侬(1)故居白色的建筑外观，微风送来热狗和脆饼的香气。
我伸手轻拍尼尔的膝盖，闭眼迎向越来越温暖的阳光。尽管夏季酷热难当，下雪的冬天又冰寒彻骨，我却爱上了纽约的极端气候，以及银光闪烁、普照整个城市的耀眼光线。
我睁开双眼，看向蹦蹦跳跳的一双女儿。佐伊似乎在转瞬之间成了修长敏捷、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个子甚至比我还高。她身上有夏拉和伯特兰的影子，继承了嘉蒙德和泰泽克两家人引人注目的外表和魅力，活跃出色。
宝宝就不同，柔和，圆润，比姐姐精致许多。她需要我的爱抚亲吻和关怀照料，比小时候的佐伊更甚。是因为父亲不在身边吗？还是因为在宝宝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带着两个女儿离开法国来到纽约？我无从得知，也不想深究。
离开长年生活的巴黎搬回美国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感到疏离。这里不像我的家，我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完全融入。但是，就算当初这个抉择困难，过程也不容易，如今一切都已步入正轨。
我的情绪起伏波动过大加上身体不适，圣诞节刚过，宝宝就提早两个月来到人世。我在保罗圣文森医院的急诊室中经历了一场艰辛的剖腹生产。伯特兰陪伴着我，尽管他另有想法，但是当时依然紧张激动。看到体形娇小的女娃，不知他是否感到失望？我则不然。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经过好一番挣扎和争取才得来，她代表着胜利。
产后不久，在我们尚未搬进圣东日街之前，伯特兰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表示他深爱艾米莉，打算与她同居，搬进她位于特罗卡代罗的公寓里。他无法继续欺骗我或佐伊，我们必须快速办理离婚。我看着他垂头丧气，背着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陈述冗长复杂的告白，这时，我打算搬回美国的念头忽然闪现。我让伯特兰说完他的话。他虽然筋疲力尽，神情憔悴，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很明白。他终于诚实地面对我和他自己。我直视我英俊的丈夫，向他道谢，他似乎颇为惊讶，原以为我会有强烈或刻薄的反应，如叫嚣、侮辱，或是哭天喊地。然而，当时只有我怀里的宝宝吱吱呜呜，挥动小手发表意见。
“我们不要争吵，”我说，“不互相叫嚣，不出言相辱，好吗？”
“好的。”说完，他低头亲吻我和宝宝。
他觉得自己早已离开我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只要起身哺乳，就会想到美国。回波士顿好吗？不，我不想回到过去，回到自己度过童年的城市。
随后，我有个想法。
纽约。我可以带着佐伊和宝宝回到纽约。夏拉在那里，我的父母也不远。何不就去纽约呢？我对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熟悉。除每年去看妹妹之外，从未曾长住。
纽约也许是唯一可与巴黎媲美的都市，应有尽有，却又全然不同。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没有向朋友提起，因为我知道赫尔夫、克里斯托弗、纪尧姆、苏姗娜、霍莉、珍，还有伊莎贝尔都不会乐于见到我离开。但是我知道他们终将接受，也可以理解。
随后，祖母过世。自从十一月中风之后，她的身体状况便时好时坏，虽然无法说话，却也恢复了神志。家人将她移入寇兴医院的加护病房。我知道她终究会走，也准备面对事实，但仍旧无法平静接受她的过世。
葬礼在勃艮第举行，仪式过后，佐伊在小墓园里对我说：“妈，我们一定得住进圣东日街吗？”
“你爸爸是这么想的。”
“你呢？你想要住在那里吗？”她问。
“不想，”我老实说出看法，“自从我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之后，就一点儿也不想了。”
“我也不想搬进去。”接着她说，“妈，那我们要搬去哪里？”
我半开玩笑，用轻快的语气说：“嗯，纽约怎么样？”我原以为她会嗤之以鼻，大表反对。
佐伊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我的提议。伯特兰却对这个决定不太满意，觉得女儿离他太远了。但是佐伊相当坚持，她表示自己每隔几个月便会回法国一次，而且伯特兰也可以到美国探望她和宝宝。我告诉伯特兰，一切并非定案，就算搬回美国，也只是短期计划，好让佐伊在这几年之内好好发挥她体内的美国血统，也可以让我重拾前进的力量，开始新生活。伯特兰和艾米莉已经公开地成双入对，艾米莉的孩子即将成年，也已经离家和他们的父亲同住。伯特兰是否期待展开新生活——没有子女负担，不管是自己的还是艾米莉的孩子，不必面对日复一日的责任？也许吧。于是，他终于松口同意，我也开始策划搬迁。
我先在夏拉家住了一阵子，接着她协助我在阿姆斯特丹街和哥伦布街之间的西八十六街找到一处小公寓，我的新家有两间卧房，景观优美，还有门房服务。原来的房客是夏拉的朋友，打算搬到洛杉矶，所以出让公寓。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小家庭或单亲家庭，四处可见婴儿、幼童、推车、脚踏车和摩托车，虽然舒适，但似乎有所欠缺。至于少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在约书亚的大力帮忙下，我也找到了工作，担任热门法国网站的纽约特派员。我在家工作，偶尔需要巴黎的照片，仍然会找班贝尔合作。
佐伊就读的三一中学离家不远，就在几条街之外。“妈，我真没办法和大家打成一片，他们都喊我法国妞。”她的抱怨总是逗我发笑。
纽约客令人着迷，脚步果断，戏谑人生，友善又亲切。邻居搭乘电梯会互道早安，我们刚搬进来时，还有人带着花朵糖果来拜访，门房也是个轻松和善的好人。我早已忘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太习惯巴黎人的冷漠，邻人相遇最多不过点个头。
我现在的生活虽然充满刺激，可是我却想念巴黎，这实在讽刺。我想念傍晚每个小时都会闪亮耀眼光芒的埃菲尔铁塔，想念它穿金戴银般地施展魅力。我想念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中午施放的演习警报，想念艾德加坚尼街每周六的露天市集，卖蔬菜的小贩总是称呼我“小女士”，不顾我是否是个子最高的女性顾客。我和佐伊有同感，虽然身为美国人，此时却觉得自己是个法国人。
离开巴黎比我想象的来得困难。纽约是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建筑、桥梁林立，交通永远拥挤，路旁孔盖不时冒出白色蒸气，然而这里还没成为我的家。虽然我在纽约结识了新朋友，但是仍然思念巴黎的友人以及越来越亲近的爱德华，他每个月都会写信给我。过去霍莉总会批评法国男人大胆“裸视”女人，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在曼哈顿，只有兴高采烈的公交车司机偶尔出声喊佐伊“哟，瘦女孩！”或叫我“喂，金发美女！”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隐形人，益发想念法国男人的目光。我的生命为何如此空虚？仿佛飓风扫过，深陷无底洞一般。
说起夜晚——
即使有尼尔陪伴，夜晚依然十分凄凉，躺在床上聆听城市的脉动，过去的影像却悄悄爬回了心底，仿佛涌上沙滩的浪头。
莎拉。
她从未离弃我。莎拉彻底改变了我，她的故事、苦难一路随行。我常常觉得自己认识她，打从她的童年、少女时期，一直到她四十岁驾着车，在结冰的新英格兰路上冲向路树。她的面孔清晰可见，细长的绿眼睛、扬首的角度、姿态、双手，以及甚少出现的笑容。我认识她。如果我当时能在路上阻拦，她可能还在人世。
佐伊十分精明，发现了我的举动。
我正在网络上搜寻威廉·雷斯福德的资料。
那个冬日午后，我没发现佐伊已经下了课回到家里。她蹑手蹑脚地溜进家门。
“你这样搜寻他的信息已经有多久了？”她的语气像是逮到青少年子女偷吸大麻的家长。
我满脸通红，承认在过去一年当中，一直在定期追踪。
“然后呢？”她环起双手，皱起眉头瞪着我看。
“呃，他好像离开了卢卡。”我坦白说出来。
“嗯。他现在在哪里？”
“回美国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再也无法承受她的目光，于是起身站到窗边，看着阿姆斯特丹街上的车水马龙。
“妈，他在纽约吗？”她的语气稍有和缓。
她走到我后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点点头。我实在没办法告诉她，当我发现威廉人在纽约时，内心有多么激动。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想到他如今也在这个城市里，我既高兴又讶异。我记得他的父亲是纽约本地人，也许他小时候在纽约居住过。
电话簿上查得到他的名字，他住在西村，距离我的住处只有十五分钟的地铁车程。几个星期以来，我心烦不已，不停自问是否该拨电话给他。上次在巴黎见面以后，他一直没有与我联络，杳无音信。
过了一阵子，兴奋之情逐渐消退了，我也没有勇气打电话，但是我依然天天想到他，一个人暗自、静静地想。也许哪一天，我会在公园、百货公司，或是餐厅、酒吧里遇见他。他的妻女是否也来了纽约？他为何和我一样，也回到美国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他联系上了吗？”佐伊问。
“没有。”
“你打算和他联系吗？”
“我不知道，佐伊。”
“哦，妈，拜托。”她叹气。
我愤怒地擦掉泪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妈，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威廉搜寻“我”的动向，查看“我”的地址。难道佐伊说得没错？他是否知道我也在纽约，就住在上西区？他会不会想起我？如果会，他心里又是什么感觉？
“妈，你得放手，抛开过去。打个电话给尼尔，多和他出去走走，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转身面对佐伊，语气有些刺耳。
“我没办法，佐伊。我必须弄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对他有所帮助。我一定得知道。难道这个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不能有个答案呢？”
正在隔壁房间里午睡的宝宝开始哭闹，我把她吵醒了。佐伊过去将胖嘟嘟的妹妹抱了过来。
佐伊一边抱着宝宝，一边轻抚我的头发。
“妈，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认为他不会说出来，也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你让他的生活天翻地覆，完全改观，记得吗。他可能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一把抱起佐伊怀中的宝宝，用力贴向自己，汲取宝宝的温暖。佐伊没错。我必须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
至于怎么做，则是另一回事了。
我一直忙碌着，一刻也不得闲，忙着陪佐伊和宝宝，以及尼尔、我的父母、外甥，忙着工作，还忙着夏拉和妹夫巴里邀我参加的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聚会。这两年我在纽约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人数远胜于过去十多年在巴黎结交的友人，纽约是个大熔炉，我乐在其中。
的确，我离开了巴黎，但每次出差或回去探望爱德华和朋友时，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玛黑区。我透过全新的观点，流连忘返于蔷薇街、塞西尔里国王街、艾古夫街、圣东日街、布列塔尼街。一九四二年我还没出世，但是现在我全盘了解事件的始末。
我很想知道现在是谁在圣东日街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庭院，抚触着滑顺的大理石壁炉。不晓得新房客与当初在这个地方过世的小男孩，以及那个命运在弹指间改变的小女孩有没有关联。
在梦中，我同样会回到玛黑区。我未曾见证的恐怖事件出现在梦里，使我不得不打开电灯，驱散梦魇。
偶尔，贪杯、交际带来空虚无眠的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时，熟悉的伤痛会再次出现，纠缠不清。
我回想起自己大声读出莎拉留下的信时，威廉的眼神和面容。忽然，我睡意不再，记忆钻进了心底。
佐伊的声音引我回到春日的中央公园，尼尔的手放在我的腰际。
“妈，小怪物要吃棒冰。”
“绝对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吃棒冰。”
宝宝扑向草地，大声痛哭。
“真是个不简单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尼尔若有所思。
二〇〇五年一月，我对莎拉和威廉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被唤起，因为“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解放六十周年纪念”跃登全球的头条新闻，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这场浩劫。
每次一听到人们说起“大屠杀”，我便不由得想起他和莎拉，这让我很痛苦。我看到电视转播奥斯维辛纪念仪式，心里不禁猜想，如果威廉听到“大屠杀”，看着屏幕上播放过去拍摄的黑白影像，看到骨瘦如柴的尸体堆栈如山、焚化炉、骨灰，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情景，是否也会想起我。
他的外祖父母就葬身在那个骇人听闻的集中营，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一切。佐伊和夏拉坐在我身边，屏幕上，雪花落向集中营、铁丝网、瞭望台、群众、致辞者、虔诚的悼念者，以及蜡烛。俄国士兵踩着独特的步伐，走在纷飞的雪花当中。
夜幕落下，点燃的烛光沿着铁轨一字排开，火光与悲苦伴着怀念，一同冲向漆黑的夜空，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五月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坐在书桌前，全身心投入，想征服我的计算机时，电话响了。这吓了我一跳。我接起电话，唐突的应答方式连自己都觉得刺耳。
“你好吗？我是威廉·雷斯福德。”
立刻，我坐直了身子，尽管心脏狂跳，仍然力图镇定。
威廉·雷斯福德。
震惊之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紧抓着话筒贴向耳朵。
“茱莉娅，你在听吗？”
我咽下口水。
“在，在，我的电脑刚好有点问题。你好吗，威廉？”
“很好。”他说。
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但是气氛中却闻不出一丝紧张。
“好一阵子了。”我有一搭没一搭说起话来。
“是啊，的确。”他说。
又是沉默。
“你现在也成了纽约客了，”他终于说话了，“我查到了你的联络方式。”
佐伊果然没说错。
“找个时间聚聚如何？”他问。
“今天吗？”我说。
“假如你有空。”
我想到隔壁房里熟睡的宝宝，她早上一直待在托儿所里，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带她一起赴约。只是，午睡被打断，她可能会大肆抗议。
“没问题。”
“那好。我乘车到你家附近去。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碰面？”
“你知道莫扎特咖啡馆吗？就在西七十街和百老汇交叉口。”
“好的，我知道，那么半小时后见。”
我挂断电话，激烈的心跳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叫醒宝宝，没有理会她的抗议，为她穿戴妥当之后，把她放入推车，便立刻上路了。
他比我早到咖啡馆。我先是看到他的背影，强壮的肩膀和浓密的头发，原来金色的发丝已经褪去色彩。他正在读报纸，就在我接近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仿佛察觉到我的眼光。他起身相迎，这一刻既尴尬又好笑，因为我们不知该握手还是和在欧洲时一样亲吻脸颊。两人都笑了出来，他终于决定紧紧拥抱我，把我的下巴靠向他的锁骨，然后拍拍我的后腰，接着他弯身称赞我的小女儿。
“真是漂亮的小姑娘。”他轻声赞美。
她将最钟爱的橡胶长颈鹿递给威廉，态度严肃慎重。
“你叫什么名字呢？”他问。
“露西。”宝宝口齿不清。
“那是长颈鹿的名字——”我还没说完，但是威廉已经玩起了长颈鹿，响亮的声响盖过我的声音，逗得宝宝大乐，兴奋地尖叫起来。
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宝宝则妥当地坐在推车里。他浏览菜单。
“尝过他们的阿玛迪斯奶起司蛋糕吗？”他扬眉问。
“尝过，”我回答，“好吃得可怕。”
他咧嘴一笑。
“茱莉娅，你容光焕发，纽约很适合你。”
我像个少女一样涨红了脸，如果佐伊看到，绝对会翻白眼，大感不屑。
接着他的手机响起，从他接听的态度，我猜出对方应该是个女人。会是谁呢？他的妻子还是女儿？他继续说话，有些慌乱。我弯下腰，拿长颈鹿逗弄女儿。
“对不起，”他收起电话，“是我的女朋友。”
“哦。”
我一定是表现出困惑的样子，他笑了出来。
“我离婚了，茱莉娅。”
他面容严肃直视着我。
“自从你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之后，一切都改观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他即将说出我所需要知道的结果。
我不太确定自己该说些什么，担心任何一句话都会让他哑口无言。于是我别过头去忙着照顾女儿，递水给她喝，翻找纸巾，注意别让她噎到或吐得到处都是。
侍者来点餐了，我们要了两份阿玛迪斯起司蛋糕和两杯咖啡，还帮宝宝点了烤松饼。
威廉说：“那一年真悲惨，我的生活分崩离析，仿佛置身地狱。”
好几分钟过去，我们什么也没说，只看着四周咖啡桌边的动静。咖啡馆生意很好，窗明几净，隐藏式喇叭播放着古典音乐。宝宝自顾自地叽咕作声，对着我和威廉露出笑脸，挥舞手上的玩具。侍者为我们端来糕点。
“你现在好些了吗？”我的试探意味十足。
“好多了，”他的反应很快，“我很好。之前，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新的自己，去了解并接受我母亲的故事，承受所有的痛苦。这一切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努力面对。同时，我也做了几件必须做的事。”
“比方说呢？”我一边问，一边喂女儿小口吃下黏糊糊的松饼。
“我了解自己无法继续单独承受一切，觉得孤独又沮丧。我的妻子没办法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又没办法开口解释，两人之间根本没有沟通。去年，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六十周年的前夕，我带两个女儿去了奥斯维辛。我必须让她们知道自己曾祖父母的遭遇。这并不容易，但我只能这么做，让她们亲眼看到。那趟旅程充满泪水，令人感动，最后，我终于感受到平静。我想，女儿也都能够理解。”
他的脸色沉重哀伤。我没有打断他的话。我擦擦宝宝的脸，再拿些水给她喝。
“一月，我回到巴黎，这是最后一件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玛黑区成立了新的大屠杀纪念馆。”我点头，我不但听说过，还打算下次到巴黎时去造访。“席哈克总统一月底揭幕，纪念馆入口处有一面纪念墙。巨大的灰石墙面上镌刻了七万六千个人名，代表每一个从法国被遣送出去的犹太人。”
他的手指触碰咖啡杯缘，我没办法抬起眼睛看他的脸。
“我外祖父母的名字——弗拉帝斯洛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就在墙上。当时，我感受到早前在奥斯维辛时的平静与痛苦。我心怀感激，因为他们并没有被遗忘，法国人记得他们，以这种方式作为纪念。茱莉娅，有些人就在纪念墙前哭泣，老老少少，也有和我年纪相近的人，落泪抚摩墙面。”
他停顿了一下，张口吸气。我的眼睛仍然盯着杯子和他的手指头。宝宝捏着长颈鹿，但是我听不到她尖锐的声响。
“当然了，我听不懂席哈克的演说，后来才在网络上读到译文。演说很精彩，要求大众谨记法国在冬季竞赛馆以及后续事件中应当担负的责任。席哈克说出我母亲信件上最后的希伯来文——Zakhor，AlTichkah，切记，勿忘。”
他弯下腰，从脚边的背包里拿出一只黄色的信封，然后递给我。
“这是她的照片，我想让你看看。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我知道她的长相，认得她的笑容，对她的内心世界却完全陌生。”
我抹净手指头上的枫糖浆，接下照片。莎拉的结婚照，她高瘦苗条，带着浅浅的笑容，眼神难解。莎拉怀中抱着婴儿威廉，接着是牵着学走路的小威廉。莎拉三十岁了，穿着祖母绿色的小礼服。最后一张照片是过世前不久的莎拉，在这张彩色大头照上，她的发丝渐灰，和儿子一样华发早生。
“我记得她高瘦苗条，个性安静，”我看着照片，情绪澎湃，威廉继续说话，“她不太爱笑，个性热切，是个慈爱的母亲。但在她死后，从来没人提起自杀，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爸爸可能从来没读过笔记本，大家都以为是单纯的意外。茱莉娅，没有人真正认识我的母亲，包括我在内。这是我难以接受事实的原因。她为什么会在那个下雪的日子里走向死亡？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没告诉我父亲，为何要独自承受所有的折磨与痛苦。”
“这些照片真美，”我终于找到话说，“谢谢你带过来给我看。”
我停了一下。
“有些事，我一定得问。”我整理着照片，鼓起勇气望着他。
“请说。”
“你对我没有怨恨吗？”我虽然对他微笑，却发现这不具说服力。我又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毁了你的生命。”
他笑了。
“没有怨恨，茱莉娅。我只是需要时间思考，沉淀，拼凑出完整的生活。这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与你联系。”
我感觉到解脱。
“但是我一直知道你在哪里。”他笑了，“我花了不少时间追踪你的行踪。”我想起了佐伊说过的话：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你什么时候搬来纽约的？”他问。
“二〇〇三年春天，就在宝宝出生后没多久。”
“为什么要离开巴黎？这样问好像有些冒昧……”
我的笑容中仍有悔恨。
“婚姻触礁。我才刚生下宝宝，不想住进圣东日街，然后每天晚上想到公寓里曾经发生过的事。而且，我想搬回美国。”
“一切从头开始应该不容易吧？”
“我们先住在我妹妹位于上东区的家里，然后她帮我找到这个朋友转租的公寓。我的前任老板也帮我找到一个好工作。你呢？”
“说来话长。我在卢卡的生活完全变调，我们夫妇……”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手指动了动，比画出道别的手势，“小时候，在搬到罗克斯伯里镇之前，我曾经在纽约住过一阵子，于是我有了这个念头，也终于实践了这个想法。刚开始，我住在布鲁克林的老朋友家中，接着就在西村找到住处。工作还是一样，美食评论。”
威廉的电话又响了，还是女朋友。我转身避开，尽量留给他私人空间。他终于挂断电话。
“她的占有欲有点强，”他有点不好意思，“我看，我还是先关机好了。”
他关掉电话。
“你们交往多久了？”
“几个月。”他看着我，“你呢？有没有交往的对象？”
“有，”我想到尼尔和煦的笑容，体贴的举动，例行的性生活。我几乎要说出这不算什么认真的关系，不过是孤寂的两人互相为伴，因为这两年半以来，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到他——威廉，以及他的母亲，但是我没说出口。“他是个好人，律师，离了婚。”
威廉点了壶热咖啡。他为我倒咖啡，我再次注意到他修长的手指头。
“我们上次见面的半年后，”他说，“我回到圣东日街。我必须见你，和你谈谈，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络，没你的电话号码，不记得你丈夫的名字，所以也没办法去查电话簿。我以为你还会住在圣东日街，没想到你搬了家。”
他停了一下，手指梳过浓密的灰发。
“我读了所有关于冬赛馆事件的文章，去过博恩拉罗朗德和冬赛馆的原址，也去拜访了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他们带我去了奥尔良墓园看我舅舅的坟墓。他们真的很好，但是整个过程十分痛苦。我真希望当初能让你陪我，那样我就不必独自一人去面对。当时实在不应该拒绝。”
“也许我也该坚持。”我说。
“我早该接受你的建议，独自承担一切的确太沉重。后来我回到圣东日街，看到陌生人来开门时，心里想，你让我失望了。”
他垂下双眼。我放下咖啡杯，心情难以平复。这么久以来，在我为他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和痛苦，忍受一切空虚后，他怎能如此想？
他一定读出了我的表情，立刻将手放在我的袖子上。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他低声说。
“我从来没有放弃你，威廉。”
我的声音变得很严肃。
“我知道，茱莉娅，对不起。”
他低沉的声音颤抖。
我放松自己，努力摆出微笑。我们静静喝着咖啡，桌下的膝盖偶尔相触。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自在，我们就像是认识多年的好友，不觉得两人在今天才第三次见面。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前夫没有意见吗？”他问。
我耸耸肩，低头看着推车里熟睡的宝宝。
“这本来并不容易。但是他爱上别的女人，已经好一阵子了，所以事情就简单多了。他和孩子们并不常见面，偶尔会来纽约，佐伊也会到法国度假。”
“我的前妻也是，离婚后她生了个小男孩。我常去卢卡看女儿，她们并不常来美国，再说，孩子们也都大了。”
“几岁？”
“史蒂芬尼雅二十一岁，吉思缇娜十九岁。”
我吹了声口哨。
“你结婚很早。”
“也许太早了。”
“不知道，”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带小孩有点笨手笨脚，希望自己当初早点生。她和佐伊的年龄差太多了。”
“她真可爱。”他大口吃下起司蛋糕。
“是啊，妈妈的心肝宝贝。”
我们都笑出来。
“你会想要个男孩吗？”他问。
“不会，你呢？”
“也不会，我喜欢女孩，反正她们可能也会为我生孙子的。她叫露西，是吗？”
我先看向他，然后望着宝宝。
“不是，露西是长颈鹿的名字。”我说。
两人都安静了一会儿。
“她叫莎拉。”我静静地说。
他停止咀嚼，放下叉子，眼神变了。他看着我和沉睡的宝宝，什么话也没有说。
接着，他将脸埋入掌心，停了好几分钟。我不知所措，伸手拍他的肩膀。
还是沉默。
愧疚再次出现，我觉得自己不可原谅。但是当我知道出世的是个女孩的时候，我就明白孩子的名字必须叫作莎拉。她的名字早已是定数。
我的女儿不可能会有其他的名字，她是莎拉，我的莎拉，呼应另一个佩戴黄色星星，改变了我一生的小女孩。
终于，他抬起头了，我看到一张激动美丽的面孔。他的眼神透露出清晰的哀伤，情绪激动，但是他不打算避开我的视线。他让泪水落下，似乎是要我目睹他生命当中的美丽与哀愁，要我感受他的谢意和痛苦。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无法继续直视他，于是我闭上双眼，拿起他的手贴向自己的脸颊，和他一起流泪。我知道泪水打湿了他的手指头，但是我不愿放手。
我们久久地坐着，直到四周的人群渐渐离去，直到太阳西下，天色向晚，直到我们不再泪眼蒙眬。
(1) 约翰·列侬，摇滚音乐家、诗人，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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