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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作者：普里莫·莱维
内容简介
 本书是意大利最具知识分子良心的天才作家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作品。莱维以生命完成了对纳粹暴行的见证，他的简明易懂的作品是对生活奇妙的赞颂，证明了人类的精神无法被战胜，以及人类通过富有意义的作品、道德和艺术击败死亡的能力。 人们一定记得，当时距离奥斯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 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而它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那些绞死尤尔提姆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徐贲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0年。1984年此书出版时，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今天中国的“反右”和“文革”一样），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1970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0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讲话。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238）莱维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纳粹造成的灾难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过去，他记录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样的传说历史，而是与今天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道灾难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
<h2>一、灰色地带中的人性</h2>
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之前，莱维的许多著作已经使他赢得了大屠杀幸存者记忆代言人的声誉，但是，他对记忆和知识，对他自己作为一个见证者的正当性都抱有怀疑。他说，集中营的历史几乎没有例外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书写的，我们并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底的都没有能够回来。（9）这种沉痛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感觉是莱维见证和回忆的主调，它直接包含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个题目之中，这个题目也是莱维《活在奥斯维辛》（也以《如果这是一个人》为题，1947年）第九章的标题。原来的书题是<em>I sommersi e i salvati</em>。“i sommersi”一语来自但丁《炼狱》第20章第3节，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死去，因此沉沦到地狱底部的芸芸众生。莱维用这个说法来指那些去到另一个世界，而终于没有再能回来向人世间报告的人们，这里又有《圣经·旧约·约伯书》里的意思。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便是莱维在集中营中的难友，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作见证，“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83）
不仅如此，消失于灾难的杀戮，再也回不来的人们，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来的，少数是因为幸运，而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82）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15万底层囚犯存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活下来的主要是医生、裁缝、鞋匠、乐师、厨子、年轻英俊的同性恋者、集中营主管们的朋友和随从。莱维也是一个幸存者，至于他自己，他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82）
莱维通过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来观察集中营的灰色世界，见证给他带来令他困惑、痛苦、始终无法释怀的感觉，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以便对后人有所帮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记忆和需要分析的现象和现实太复杂、太暧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黑白两分“成见”，丢失那种本是“灰色”的真实。因此，“理解”成为见证似乎难以达到的目标，而“交流”既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加深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莱维，一个莱维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读者充分理解，而另一个莱维则在坚持与他们交流，他在本书《交流》一章中说，“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但是他又说，“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91）《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无法交流而又必须交流的特殊经验。传递任何过去的其他人道或极权灾难的特殊经验，也都是这样。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书中罕见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诗歌里才有所表达的激情，但基调仍然是一种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都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就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在本书《罪之记忆》、《灰色地带》、《无用的暴力》、《德国人的来信》和《结语》中，莱维都不断让读者看到，除了少数例外，纳粹冲锋队员并不都是魔鬼，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他们由于受到纳粹教育和宣传的洗脑，心灵和思维被彻底扭曲，成为在极权组织化体制中作恶的螺丝钉。如果施害者不是妖魔鬼怪，那么受害者也不是圣人般的殉道者。受害者也是平平常常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近乎殉道者的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施害者一样被极权统治侵蚀和扭曲，也是丧失了灵魂的可怜虫。
在人性扭曲的灰色世界里，囚犯对囚犯的侵犯甚至会超过德国人所做的，“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我们相互之间……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的群体中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22）莱维让我们看到的是极权统治下几乎所有人的集体灵魂崩溃，集中营成为这种地狱式统治的最极端的缩影，“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24）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只是施刑人，受害人同样也被极权之恶所挟裹。
这样看待受害者的阴暗人性，有着犀利的剖析力量，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让敌人（加害者和他们的辩护者）高兴，而让朋友（受害者和同情者）痛苦。莱维不是不理解这个，但他同时知道，如果我们要认识人类，要知道如何保卫我们的灵魂，就必须面对人性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他引述19世纪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话说：“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29）权力腐蚀施害人，同样也腐蚀受害人，使他们变成另一些受害人的施害人。但是，加害人和受害人毕竟是有区别的。莱维反对“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的说法。他坚持认为，“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35—36）
<h2>二、羞耻和良心责备</h2>
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有一种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这是一种实用的、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本能，不是自由、理性的选择结果。压抑羞耻和罪恶感便是这样一种本能机制。羞耻心的消失对囚犯能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变得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完全不同，也不再受文明社会伦理的约束。在另一个世界中也许会令他们羞愧不已的行为，在集中营世界却成为一种规范。在极端的处境下，人们平时所说的伦理和道德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是基本生存的有害障碍。
伦理学者们会仔细分辨“羞耻”（shame）和罪恶感（guilt）的区别，但莱维是将它们混用的，统称羞耻。人会因为不断受到惩罚而羞耻感消失，也会因为专注于生存需要而无暇去感受或思考羞耻。这种反常的心理机制集中地反映在莱维关注的“自杀”问题上。
莱维发现，脱离了集中营后的自杀人数反而超过了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这样自杀身亡的）。他认为，只有当人活得比较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考虑到自杀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中，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74）只有在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切都结束”时，羞耻和罪恶感才开始咬噬人的良心，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那个吃人的体制。这是一种理性与良心的无胜负的交战，“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75）
早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莱维就曾记叙他自己在内心所感受到的那种良心痛苦，那是他在集中营时就有所体会的。他在集中营的“医院”（ka-be）时，有了喘息的机会，但不仅没有觉得解脱，反而感受到一种久已麻痹了的痛苦。他记叙道：“谁要是内心里还留有良心的种籽，就会感觉到良心的苏醒。在那些漫长空洞的日子里，一个人会想起饥饿和劳动之外的事情，想起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多少东西，让我们过着这样的人生。在这个叫‘医院’的相对平静的地方，我们发觉自己的人格甚至比处在危险中的生命更加脆弱……那些年老的智者……为什么不告诫我们这个。”后来，当莱维在集中营化学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又再次感受到良心的痛苦，又想到“我那些平静的时刻，想到‘医院’，想到休息的星期天——那种记忆的刺痛，那种因为又觉得自己是个人而感觉到的可怕内疚，当我的良心走出阴影时，让我痛苦不堪”。
莱维被从集中营解放出来以后，并没有感受到心灵的纾解和良心的解脱，他在本书《羞耻》一章中这样解释道，“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66—67）曾经被压抑的悲伤伴随着苏醒了的罪恶感涌上心头。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罪恶感呢？莱维认为，“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72）
幸存者的特殊羞耻感和罪恶感让莱维首先感觉到的是那种因“缺乏人类团结精神”而产生的自责，他在集中营里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了考虑自己的存活，极少与他人分享这些经验。有一次他在干渴时偶然找到了一点水，只告诉了一个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79）走出集中营后，莱维为这件事感到羞耻，他自问：“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这是他永远记住的“忽略伙伴的罪恶”。（79—80）
另有一种罪恶感，它来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而“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发现自己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这种内疚“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80—81）
还有一种罪恶感，是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许多幸存者感到自责，“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86—87）
对莱维来说，极权灾难的羞耻、罪恶感和自责是在受害人脱离了集中营世界，重新成为人以后，得以恢复的人性显示。尽管受害人的人性曾被侵蚀、扭曲，甚至泯灭，但对极权灾难他们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与加害人不同的。他们对过去也会有与加害人不同的记忆或遗忘方式，他们的见证和羞耻感应该对全人类都有教育作用，其中包括以自己的羞耻感去打动别人的羞耻感和以自己的责任心去激发别人的责任心。“文革“后，不少有识之士不仅自己忏悔反省，而且也呼吁中国人集体反思和忏悔，他们同样也是期待灾难见证和羞耻感能对全社会起到一些积极的教育作用。
<h2>三、羞耻教育与记忆更改</h2>
莱维的见证中有冷静的人性剖析，还有一种属于弱者的道德哲学力量。冷静的剖析和平凡低调的道德哲学会对读者产生理性教育的作用。不仅如此，莱维见证的羞耻心也能起到教育作用，但与理性教育不同，它更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更发自良心的感受而不是哲学的思考。羞愧的情感教育对一般读者比较有效，他们虽然未必有成熟的认知或深入的思想，但却不缺乏卢梭所说的那种人类基本的同情心（compassion）。有思想认识和哲学思考未必就能有所行动（想得越多甚至可能越没有行动），对于促使思想者从思考转向行动，情感教育是非常可贵的。然而，莱维清楚地知道，对没有罪恶感的人谈罪恶感是徒劳的，羞耻的情感教育对他们也难以发生作用。反倒是那些没有作过恶、没有犯过罪的，在大屠杀过后会更加因为羞耻和罪恶感而灵魂不得安宁。
在运用羞耻心的教育时，莱维非常小心而有节制，因为他知道，过度使用羞耻教育，效果会适得其反。然而，即使不过度，诉诸羞耻心仍可能造成强烈反弹，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充当过加害者的人们。羞耻心是接受了伦理教育的结果，如果不是从小接受正常的伦理教育，一个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就有羞耻心，更不会对自己的坏行为有罪恶感。因此，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羞耻心对最需要接受羞耻教育的那些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莱维对此指出，“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86）
对这样的加害者，批评他没有罪恶感，他就会进行反击，反诬这是批评者在不公正地进行“集体罪恶”指责。典型的强辩之词就是，德国人或党卫军并不个个都是坏人（类似的辩词还有“红卫兵或造反派里也有好人）。为了避免与这类强辩之词纠缠，莱维从来不用“某某人，你为什么不忏悔”这样的语气讨论羞耻心和罪恶感的问题，也经常用“德国人”而不是“纳粹”来称呼集中营的管理者。这种低调和理性反倒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使不少曾经与德国人合作的人们多少感觉到自己对一些事件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们的这种感受是来自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否定，而不是由于莱维对他们作了什么道德指责。
莱维避免用罪恶感来进行道德责备，因为这种责备的效力有限，乃至完全无效。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弄错了对象，这样的责备还可能根本就是无的放矢。莱维自己就常受到别人的道德责备，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集中营里的他，还有其他犹太人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躲避被捕？这样的问题在暗示，受害者至少应当为他们的命运担负部分的责任，他们的羞耻感是咎由自取。莱维并不回避犹太人的软弱，但他也耐心地解释，受害人事实上不应该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担负罪过。在《成见》一章中他说，逃跑也许确实可以“洗刷被监禁的耻辱”，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176）在集中营的极端处境下，人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
对那些生活在集中营世界里的犹太人，“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在纳粹统治的天罗地网里，“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177—178）
比起受害者们，那些加害者和施刑人才是更应该受到羞耻心责备的，但是，他们却常常用逃避和更改记忆的方式回避这种本该来自羞耻心的责备，“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7）
对于那些逃避有罪记忆（memory of the guilty act）的人们来说，“被洗脑”反而成为他们自我开脱的方便理由。莱维以耶路撒冷审判的艾克曼和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鲁道夫·霍斯为例指出，几乎所有的纳粹军人都以相同的理由来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9）在对有罪行为的记忆中，“诚实”（good faith）和“自我欺骗”（bad faith）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那些被带上法庭的罪犯常常会说“我不知道”和“我不记得”，有的是故意撒谎，有的则是因为决意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来逃避罪责，“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12）
在受害者中也有不愿记忆的，但与加害者的情况不同。在受害者那里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任何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或伤害的人，不必精心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种看似矛盾的机制……他也许会为此深深感到羞耻。但这并不能否认受害者也会出现记忆更改这一事实”。（14）羞愧对人的记忆起着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的多重细微影响，莱维的剖析也许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莱维引述说，党卫军喜欢这样嘲笑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莱维拒绝在这样的魔咒下度过他作为幸存者的一生，他要用自己的见证证明，只要坚持记忆，这样的魔咒是可以破除的。
<h2>四、作见证和当知识分子</h2>
灾难见证具有普遍的教育作用，对于灾难见证，莱维一直意识到大屠杀幸存者维塞尔（Elie Wiesel）所说的那种“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困难。莱维对大屠杀的冷静观察、平和叙述和低调语气使得他的灾难记忆被看成是见证作品中“最不惊扰、最不伤害，也最不追究责任的”。大屠杀幸存者让·埃默里（Jean Amery）就曾经批评过莱维作品中的这种冷静和不愤怒，指责他是一个对纳粹罪行的“宽恕者”。其实，读过莱维诗歌的人都能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缺乏激情的人，更不是一个被打了左脸又把右脸送上去的宽恕者。在写作《元素周期表》（1975）的时候，莱维就已经反驳了对他的这种误解。莱维提到了一个叫穆勒（Muller）的德国人，穆勒曾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化学师，战后又与莱维有化学业务的往来，莱维说，穆勒“在我的书里看到一种对犹太教（愤怒）的克服，一种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教诲，那是不对的”。
莱维散文作品中那种低调和理性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宽恕了大屠杀的加害者，这一点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一章中，莱维反驳了埃默里对他是“宽恕者”的指责。他写道，“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类的行为能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154—155）莱维这种非英雄主义但并不妥协的反抗伦理，与他考虑到犹太人无法逃跑，不责备他们不逃跑是一致的。
虽然莱维不宽恕施害者，但他并不愿意像埃默里和其他“愤恨者”那样生活，他认为，正是愤恨和仇恨造就了集中营世界的那种邪恶结构——我们与他们、自己人与敌人、人与非人，而要打破这样的邪恶世界结构，首先应该从自己先跳出仇恨做起。他承认自己不如埃默里那么勇于反抗，但他有自己的理由，“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153—154）
也正是因为莱维的见证不是“拳来拳往”，它才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性和思考力量。它要传播的是充分了解极权罪恶的知识而不是对它的简单控诉。作见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光有一些直接的受难经验是不够的，“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序8—9）
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作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作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作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序10）
“证词”和“见证”的这种吊诡和困局使得证词的认识和伦理价值都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莱维有比许多其他幸存者更细致深入的思考，这使得《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成为一本不同寻常的思想和伦理文集。莱维认为，他自己属于那些极少数的集中营最好的历史学家，“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序10）
莱维称赞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政治犯拥有比犹太人和其他罪犯高得多的文化背景，他们有能力“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而且，“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序10）他们中许多是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埃默里本人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是，莱维并不同意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7）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莱维说，虽然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化学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无知、冷漠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他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148）同样，许多一般的知识人也都是因为有了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并由此产生了迫切的思考需要，才在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很难在集中营或极权世界中立刻显现出来，他们在那里常会成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在一个只能关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环境中，从上到下都是反智的。一个人越是受过好的教育，就越是会处于双重劣势：首先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给他们带来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并“失去尊严”。他们更是常常会受到来自狱友的伤害，“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151）
但是，莱维坚持教育和文化对于人自我优化的意义，“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快乐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156）莱维对大屠杀的见证便是这样一种既令他振奋又给他带来痛苦的文化行为。见证者的付出和期待往往与他从读者那里得到的理解和体会并不一致，莱维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直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作为“幸存者”，也作为“人”来作见证的权利和责任。
 
莱维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他的大屠杀记忆，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大屠杀作家”。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不需要“大屠杀”、“意大利”、“犹太”这类附带词的作家。除了大屠杀记忆之外，他还创作了诗歌、散文、科技小说和一部关于二战中犹太人战士的小说。他虽然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调行事，但还是接受过数百次的采访。他的大屠杀证词不只是“作见证”，而且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这是一种对后人富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它虽然受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却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极权主义的统治后，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及其可经受考验的程度，应该有新的认识。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在莱维那里看到一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致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是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但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在这个伦理价值中，平凡美德不是要抛弃诸如英雄主义、勇气、力量这样的传统“英雄”美德，而是要赋予它们在极权处境下或后极权时代的特殊含义。这与波比欧（Norberto Bobbio）所说的“弱势美德”颇为相似。与弱势美德相对的是“强势美德”，强势美德常与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则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弱势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但这不是弱势美德的错，弱势美德本身就是极端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2012年10月5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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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括号内的数字为本书出处页码，全文同此。——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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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imo Levi, <em>Survival in Auschwitz</e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93,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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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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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ie Wiesel,“Art and Holocaust”.<em>New York Times</em> (11 June, 1989),pp.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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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ynthia Ozick,“Primo Levi’s Suicide Note”,in Cynthia Ozick, <em>Metaphor and Memory: Essays</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t, 1989,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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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imo Levi, <em>The Periodic Table</em>.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5, 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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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S. Gordon, <em>Primo Levi’s Ordinary Virtue: From Testimony to Ethics</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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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by Stanislao G. Pugliese,“Trauma/Transgression/Testimony”,in Stanislao G. Pugliese, ed.,<em>The Legacy of Primo Levi</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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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1942年这个关键的年头，关于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消息开始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消息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场大规模屠杀的轮廓。面对着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如此错综复杂的动机，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这些罪犯早已料到了公众们的质疑：许多幸存者，如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em>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em>）结尾处回忆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非常奇怪，出于绝望，同样的想法（“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会以梦魇的形式出现在囚犯们的脑海中。几乎所有的囚犯，在他们的口述或回忆录中，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常做的一个梦。梦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回到家，带着热情和宽慰，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对方不相信，甚至不倾听他们的讲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残酷）的梦中，对方会默默转身离开。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话题。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受害者，还是迫害者，都怎样深刻地意识到集中营所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像受害者所担心的（也是纳粹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弱点。而希特勒的德国，尤其在崩溃前的几个月中，远远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物证被销毁，或者多多少少巧妙地尝试去销毁证据：在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z）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但废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纳粹的追随者们如何歪曲事实，他们都难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设为它们提出合理的用途。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在1943年春天那场著名的起义后被夷为平地。但多亏众多战士（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非凡努力，证据被保留下来——在瓦砾堆中，常常在数米之下，或被偷运出高墙之外。使其他历史学家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证据，从而了解隔离区内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受害者的人数是四百万、六百万，还是八百万——但仍以百万为单位。在纳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前，无数遇难者的尸体，被蓄意杀害的，在苦难和疾病中殉难的，可能成为大屠杀证据的，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让人难以启齿，是把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草草地堆积埋葬在巨大的万人坑中。这样的措施得以实施，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在德军侵略苏联的途中。这是一种野兽般漫不经心的临时措施。那时德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获胜，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再决定怎么办——毕竟，胜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连历史真相都可以随意书写。无论如何，可以为万人坑诡辩，可以让它们消失，也可以把黑锅扣到苏联人头上（在这方面，苏联人在卡廷惨案中证明并不比德国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好马上销毁所有证据。集中营的囚犯们被迫挖出那些可怜的遗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烧成灰烬，似乎人们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些反常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难以有其他解释）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随着囚犯被转移，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也得以篡改：麦达内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囚犯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的女犯们到什未林（Schwerin）。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Gebeimnistr?ger”，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恶毒地希望如《出埃及记》般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一些囚犯靠着运气和体力活了下来，成为大屠杀的证人。
鲜为人知（也少有人研究）的事实是，在德国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着大屠杀的秘密，尽管多数人了解得不多，但个别人却深谙一切。永远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出，在纳粹机构中，有多少人会不了解纳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却装作毫不知情；还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却更谨慎地选择闭目塞听（更是缄口不言）。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不能假设大多数德国人轻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杀，但可以肯定的是，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又一项重大集体犯罪，并极为显然地证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这种怯懦，已经成为德国人行为习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让丈夫无法向妻子讲述真相，无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没有这份怯懦，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欧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特拉夫尼基”，他们见证了斯坦格尔（Stangl）以及其他刽子手的罪行。但在纳粹镇压了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动并拆除了这个灭绝营之后，他们却被谴送到了最危险的游击区之一。
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们，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同样保持缄默。尤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集中营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广泛地渗透到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们所说的“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代理商和军工厂借助集中营提供的免费劳力渔利。一些企业无情地压榨囚犯的劳动价值，接受党卫军冷酷（而愚蠢）的原则——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的价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个囚犯，马上就会有另一个囚犯替换上去。少数企业小心翼翼地尝试减轻囚犯们遭受的折磨。另一些企业（也可能是同一些企业）通过供应集中营而获利——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条纹囚服、做汤用的脱水蔬菜，等等。一家德国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设计、建造、组装和测试了集中营使用的焚尸炉（这家企业在1975年仍在营业，生产民用焚尸炉，仍未考虑过改名的可行性）。很难相信这些企业的员工们从未意识到党卫军指挥机关订购的这些机械设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重大意义。同样的质疑也适应用于奥斯维辛使用的毒气：氢氰酸。这项产品多年来在船舶养护中一直用于寄生虫的防治。但从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订量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曾引发人们的猜疑，但恐惧、对效益的渴望、我们提到的盲目和装糊涂，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很少）对纳粹的疯狂服从，压制了人们的质疑。
显而易见，在了解集中营的事实时，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囚犯们，特别是那些听不懂德语的囚犯，坐在闷罐车厢里，经过一场充满折磨的致命旅程之后，可能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集中营位于欧洲的什么位置。他们不知道其他集中营的存在，哪怕仅在几公里之外；不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也不知道生活条件的突然改变或大规模转移的重大含义。被死亡环绕着，这些被放逐者根本无法了解眼前这场屠杀的规模。今天还在身边工作的伙伴，明天就消失了，也许在隔壁的棚屋里，也许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无从知晓。总之，囚犯感到被一种巨大的暴力和威胁体系所淹没，而自身却无法对其作出表达或刻画，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眼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这个缺陷制约了“普通”囚犯的证词，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代表着集中营的核心。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才让他们逃脱了死亡的命运。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却是幸存者中的极少数——在幸存者中，在集中营里享有某种特权的人数要多得多。多年之后，今天的人们可以更明确地肯定：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低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低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
另一方面，“特权阶级”的见证者本身无疑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只因为他们站得更高，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但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关于特权（不仅在集中营里）的讨论是微妙的，但我仍会在本书中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儿，我只要提出一个事实，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权阶级”，也就是说，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所以，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出自极少数人之中——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罪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至少，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许他们记录和保存笔记，这对于犹太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而罪犯们则可能毫无兴趣。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集中营的真相走过漫长的道路，穿过狭窄的门廊，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在“集中营世界”中，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寻。现在距离集中营的解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这巨大的时间跨度，产生了复杂矛盾的影响，我将尝试列举如下：
首先，历史的过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仅仅几十年的岁月，便让历史事件的明暗透视渐渐分明。在二战结束时，人们还没有获得关于纳粹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分布在各个集中营和其他地方。人们不易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细节。而仅仅几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纳粹的屠杀是一场可怕的“惩诫”。而且，如果将来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么这场大屠杀将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一场浩劫，被人们铭记。
相对地，岁月流逝也产生了负面的历史效应。大部分证人，控方的和辩方的，都日渐凋零。留下来的证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伤痛），仍然同意作证的人们——他们的记忆也趋于模糊和模式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记忆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同样，今天听到许多德国人说“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的确（或本应该）令我们震惊。
而另一种（更严重）的模式化则归咎于我们自身，我们这些幸存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中有些人决心用最草率简单、最无足轻重的方式来实践我们作为幸存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利用仪式、庆典、纪念碑和旗帜以示哀悼。适当剂量的浮华辞藻可能对记忆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强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点燃灵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迹，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迹的记忆，不仅存在于福斯克洛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今世界。但人们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哀悼每个死者，也应该同情和帮助每个幸存者，但并非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作为榜样。集中营内部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等级分明的小天地。在本书中，我会对“灰色地带”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囚犯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勾结集中营当局——这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导致了一种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至关重要的现象。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本书旨在说明集中营现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面，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尝试回答最紧迫的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读者的问题——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
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即全面地考察对象。我几乎将自己仅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因为我只有这方面的直接体验。阅读书籍，倾听他人的叙述，以及与我前两本书的读者讨论，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间接素材。此外，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desaparecidos），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在其规模上，还是其性质上。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没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陆上实施的屠杀暴行。这场屠杀贯穿整个16世纪，导致了大约6000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但这是他们的自主行为，并非遵循或违背他们政府的指示。而且他们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稀释”了他们的罪行。无意中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也帮了他们大忙。归根结底，难道我们不也曾靠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来打发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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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因靠近波兰小镇奥斯维辛而得名。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其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供认，此集中营内共杀害了超过三百万犹太人。——译注（文中注释如无特殊标注，均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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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廷惨案：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批准下，于1940年春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约2.2万名波兰军人和公民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被集体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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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均为纳粹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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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beimnistr?ger:德语，意指掌握秘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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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圣经·旧约》中《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卷名源于旧约希腊文七十士译本。解释了犹太民族沦为奴隶，替法老用泥和草造砖建城；又介绍了他们怎样出埃及，去往迦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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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拉夫尼基（Trawniki）：原指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一个村庄。纳粹在这里训练从被俘红军和乌克兰人中挑选出来的“志愿人员”，用于协助纳粹大屠杀以及管理集中营，因此“特拉夫尼基”成为纳粹帮凶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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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弗兰茨·保罗·斯坦格尔（Franz Paul Stangl, 1908.3.26—1971.6.28）：生于奥地利，党卫军军官，曾担任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1967年在巴西被捕，1970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71年死于心脏病。他一生杀害了约9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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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乌戈·福斯克洛（Ugo Foscolo, 1778.2.6—1827.9.10）：意大利诗人、革命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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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拉格（Gulags）：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直属于前苏联内务部。前苏联最多曾建立了476座古拉格集中营，监禁超过1700万名苏联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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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aparecidos：西班牙语，意指失踪。此处指阿根廷独裁政府对反政府人士的秘密逮捕和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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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The Memory of the Offense 罪之记忆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法官们非常了解这一点：几乎从没有同一件事的两个目击证人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同样的证言，即使这事儿刚刚发生，即使证人中没有人蓄意歪曲真相。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地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具备了能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伤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在这儿，结合其他现象，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看似荒谬的类比——受害者与迫害者。我们迫切需要说明的是：两者都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但是，正是迫害者，他准备并实施了相应的伤害，要是他因此遭受煎熬，应该说他罪有应得。如果说受害者应该遭受同样的折磨，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确饱受折磨，甚至几十年的时光都难以抚平他的伤口。可悲的是，这一切再次成为必然遵循的规律：记忆的伤口无法愈合，它在时光中延续。复仇女神——我们被迫相信她们的存在——她们不仅拷打施暴者（如果她们真的拷打他，运用或不运用人间的刑罚），也让施暴者的暴行趋于永远——因为她们让受害者无法归于平静。当我们读到简·埃默里（Jean Améry）留给我们的文字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因参加比利时抵抗运动而遭受盖世太保的折磨。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埃默里，于1978年自杀（我会在第六章再次提到他）。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或者纵容。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他们需要庇护，需要保护，需要本能地搜寻，并非全部，是大部分——而且需要经常如此，直到他们的一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有些来自采访，有些仍然包括在书籍和回忆录中。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Speer）；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Eichman）；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Stangl）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H?ss）；愚钝的畜生，像博格（Boger）和卡度克（Kaduk），酷刑的发明者。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带着多多少少的傲慢，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糟；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糟。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在此，任何对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奸诈和诚信的区别（“对比”，语言学家会说）带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意味。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纳粹党人，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线更趋于模糊。我们可以假设，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即使这极少数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让他们不安或紧张，便会很快失去这份清醒。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扭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他的故事讲述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或他的妻子和儿女。
事情过去得越久，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我相信只有这种精神机制才有可能解释，比如，路易斯·达奎尔·德·佩莱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维希政府犹太人事务委员会委员，在 1978年对《快报》（<em>L’ Express</em>）的陈述。尽管他对驱逐大约7万名犹太人负有责任，但他否认一切——成堆尸体的照片是画面剪辑而成；成百万的死者人数是犹太人编造的，目的是贪婪地窃取公众的关注、同情和赔款；可能驱逐过一些犹太人（他发现这点难以否认，他的大名出现在太多驱逐令的下方，包括对儿童的驱逐令），但他并不清楚这些犹太人的目的地和遭遇；的确，奥斯维辛有毒气室，但那是为了杀死虱子，而且无论如何（注意他说话的条理性），这些毒气室是为了拍照在战后修建的。我并不想为这个懦弱、愚蠢的家伙辩护。而且，战后他在西班牙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这件事也令我愤怒。但我认为，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一种从习惯当众说谎到最后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为自己构建一个心安理得的事实，从而平静地生活下去。保持真伪之间界线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们怎么能期待像达奎尔这样的人会付出这样的努力呢？
读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陈述，还有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在他的自传中的话语，你能发现他们精心编造的过去，比达奎尔更狡猾。本质上，这两个人都采用纳粹军人（更准确地说，所有军人）的典型方式为自己进行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在这样的事实下，你们怎么还能期待我们，还有所有和我们一样的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我们是勤勉的执行者。正因为我们的勤勉，我们得到表扬和晋升。那些决定并不是我们做出的，因为在这个国家不允许自主决定——他人已为我们做出决定，而那是唯一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
即使比尔克瑙集中营（Birkenau）焚尸炉的烟囱历历在目，这些辩解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厚颜无耻的结果。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然而，这并不能让人们承认这种压力是无法抗拒的，尤其是在第三帝国短短的十二年统治中。犯下深重罪行的人，如艾希曼和霍斯，在答辩和开脱自己的罪行时，夸大其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记忆的操纵，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之前，两人早已出生并长大成人。而他们加入纳粹的原因，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投机，而不是党徒的狂热。直到战后，他们缓慢而（很可能）无意识地，再造他们的历史。问一个人这样自欺欺人是出于奸诈还是诚信。这真是个天真的问题。他们面对别人的痛苦时，显得那么坚强；而当命运把他们送到法官面前，等待着罪有应得的死刑下场时，只好为自己营造一个方便的虚假记忆，并最终笃信这份记忆的真实性。特别是霍斯，他并非一个城府很深的精明人，就像在他自传里的形象，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倾向于自制和内省的人，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发誓和竭力否认，反而证明了他粗野的反犹太主义罪行，更没有意识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优秀的公职官员、父亲和丈夫显得多么虚伪。
对于这些再造的虚假记忆（但不仅是这些，而是所有的记忆），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事实的扭曲往往会受到事实本身客观性的限制，如第三方证言、文件、罪行实证（corpora delicti）、公认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人们难以否认他们做过的特定事实或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相反，人们非常容易歪曲导致事实的动机或我们内在的、由事实引发的情感。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度善变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会导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时在想什么”之类的问题时，并不存在可靠的回答，因为精神状态的性质是反复无常的，而记忆本身甚至更不稳定。
犯罪记忆的极度扭曲往往发生在记忆的抑制状态。这里，同样，真与伪之间的界线会趋于模糊。人们经常会在法庭上听到“我不知道”或“我记不住了”，有时罪犯的确故意说谎，但有时却是一种僵化自欺的谎言，形成了化石般的固化模式。回忆者决定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而取得成功——他已经排出有害的记忆，就像人们排出排泄物或寄生虫。辩方律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常常建议他们的客户，把记忆断层转化为遗忘，把推定的事实当作真正的事实。我们不需要深入精神病理学的领域，就可以找到一些人物案例——他们的陈述让我们迷惑不解，虽然我们肯定他们的言语是虚假的，但我们无法确定主体是否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荒唐地假设一下，如果说谎者在一瞬间变得诚实起来，他自己也会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试图行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土耳其人阿里·阿贾（Ali Agca）在法庭上的行为。
要想抵御难以忍受的记忆侵扰，最佳手段就是延长“免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阻止它们进入头脑。阻止一份记忆要比忘记一份记忆容易得多。实际上，当士兵们受命去做“脏活”时——即使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也无法接受的工作——为了保护这些士兵的良心，确保他们能奉命行事，纳粹指挥官们为此费尽了心思。在苏德战线之后的特别行动队，强迫平民挖掘巨大的公共墓坑，然后便在刚刚挖好的万人坑边用机枪屠杀平民。每当这时，纳粹就应行动队员所需，为他们提供各种烈酒，通过酒醉来模糊屠杀的记忆。那些众所周知的委婉辞藻（“最终方案”、“特殊疗法”，还有特别行动队的字面解释：“快速反应部队”，都是为了掩盖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用于欺骗受害者，防止他们采取自卫行为，也是为了在可能的限度内，向公众以及其他未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部队，隐瞒第三帝国占领的全部土地上究竟发生着什么。
总而言之，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希特勒的所有传记，尽管在解释这个难以归类的人的一生时颇有争议，但都同意他的晚年生活已经脱离现实，尤其从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冬天开始。他禁止和否定他的部下以任何形式接触事实，毒害他们的道德和记忆。但是，在地下掩蔽所里，他越来越偏执，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妄想狂，使自己也隔绝在现实之外。像所有的赌徒一样，他在自己周围树立着由迷信般的谎言组成的舞台背景，正因为他那疯狂的信仰，如他要求全部德国人所深信的信仰，使他最终迎来了失败和自杀的命运。希特勒的倒台，不仅使全人类得以拯救，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显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任何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或伤害的人，不必精心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种看似矛盾的机制（我们将在后章中进行探讨），他也许会为此深深感到羞耻。但这并不能否认受害者也会出现记忆更改这一事实。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断。他们不愿意从记忆仓库中唤醒这些痛苦的记忆。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在但丁的《神曲》中，乌哥里诺伯爵在向但丁描述他那可怕的死亡时变得讳莫如深，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信的。他同意这样做，并非因为对但丁的顺从，而是为了在死后向死亡——他永远的仇敌复仇。当我们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时，这定论过于鲁莽，尽管“那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它不会在我们的灵魂里或生活中留下重要的伤痕或永远的空虚——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都乐于忘记已经痊愈的一场重病（或成功的外科手术）的细节。
出于自我保护，现实的扭曲不仅存在于记忆中，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有一个兄弟般的挚友，叫做阿尔贝托·D.（Alberto D.）。他是一个结实勇敢、聪颖过人的小伙子，因此对许多编织幻想的人不以为然。这些人编造各种各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再相互传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谣言：“两周内战争就要结束了”、“不会再进行筛选了”、“英国人已经在希腊登陆了”、“波兰游击队就要解放这个集中营了”，等等。但在现实面前，所有的谣言都不堪一击。阿尔贝托和他45岁的父亲一起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4年10月那次大规模筛选前夕，我和阿尔贝托曾一起带着恐惧、无奈、愤怒、听天由命和抗拒的心理来讨论这件事，但没有在虚假的现实中寻求庇护。在大筛选中，阿尔贝托的“老”父亲被选中送进毒气室。短短几个小时内，阿尔贝托改变了。他开始听信那些对他来说似乎值得相信的传言——俄国人逼近了，德国人不敢像以前那样屠杀犹太人，所以这次筛选和以往不同，并不是把选中的人送进毒气室，而是选择那些虚弱但还有利用价值的囚犯，事实上，正像他的父亲，非常疲倦但没有患病。他甚至知道这些选中的人要被送到哪里——贾瓦诺（Jaworzno），离集中营不远，一个只适合康复期犯人的轻体力劳动的特殊集中营。
当然，人们再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而阿尔贝托也在1945年1月集中营转移时的行军中失踪了。奇怪的是，尽管并不了解阿尔贝托的行踪，但他的亲属们（他们仍躲藏在意大利，躲过了德国人的追捕）却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方式——拒绝难以接受的现实，而为自己编造出另一个事实。我被遣返回国后，立刻感到自己有义务赶到阿尔贝托的家乡，向他的家人讲述我所了解的一切。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只要我开始讲述阿尔贝托的故事，他的妈妈就会立刻恳求我停下来：她已经知道一切了，至少所有关于阿尔贝托的事；我唠叨那些常常听到的可怕故事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知道她的儿子，孤身一人，从大队中偷偷溜走，躲开了党卫军的射击，藏进森林，现在正安全地在俄国人那边。尽管他还没有任何消息，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信儿的，她肯定。那么现在，她请我换个话题，说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年后，我有机会路过那个镇子。我再次拜访了阿尔贝托的家人。“事实”有了一点调整：阿尔贝托在苏联人的医院里；他很好，只是失去了记忆；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他正在康复，而且很快就会回来了。她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到这些消息。
阿尔贝托没有回来。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勇气将我那痛苦的事实与他们自我安慰的“真相”对立起来——阿尔贝特的家人们互相帮助着为自己构建出的“真相”。
 
接下来是一则道歉。本书是记忆的结集，而且，年代久远的记忆。因此，本书信息来源难免有可疑之处，必须声明以预防疏漏错误。故声明：本书笔墨重于思辨，而非记忆；流连于事实状态（如当今之反思），而非编年史般的追溯记叙。此外，本书资料，或来自围绕大屠杀遇难者（或幸存者）主题而形成的重要文献，或来自大屠杀罪犯的合作，无论自愿或非自愿的，所以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本书文献具有充分的一致性，稍有矛盾冲突之处，可忽略不计。至于我个人的记忆，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轶事，有些我已经提到过，有些将在后面提到。所有事例都经过我的认真核对：尽管时间的流逝让这些记忆有些模糊，但它们都与历史背景非常吻合，而且看起来，我所说的记忆迁移并没有影响到我自己。
    <hr/><ol>  <li>
[1] 阿尔伯特·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 1905. 3. 19—1981.9.1）：原为德国著名建筑师，1942年任纳粹军备部长，大力发挥德国军备生产的巨大潜力，为德国战争机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战后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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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Otto Eichmann, 1906.3.19—1962.5.31）：党卫军军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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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道夫·霍斯（Rudolf Franz Ferdinand H?ss, 1900.10.25—1947.4.16）：1922年加入纳粹，1934年加入党卫军。1940年至1943年期间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1947年在华沙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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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尔汉·博格（Wilhelm Friedrich Boger, 1906.12.19—1977.4.3）：德国警察委员，集中营督察，因惊人的罪行而被称为“奥斯维辛之虎”，1965年被判处终生监禁，1977年死于德国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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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奥斯维德·卡度克（Oswald Kaduk, 1906.8.26—1997.5.31）：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突击队长，被称为“奥斯维辛党卫军中最残忍、最蛮横的混蛋”，1954年被判处终生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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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希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成立的傀儡政府。德国侵占巴黎后，法国政府于1940年7月1日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Vichy），故名。正式国号为法兰西国。统治大约五分之三的法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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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快报》（<em>L’ Express</em>）：法国著名的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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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尔克瑙集中营：也叫比克瑙集中营，建于1940年，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被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拥有著名的毒气室，是纳粹最大的杀人工厂。
</li>  <li>
[9] 阿里·阿贾（Ali Agca, 1958.1.9—）：土耳其杀手，1981年5月13日执枪射伤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直到2010年1月18日出狱，共服刑29年。他一直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雇佣杀手，但众所周知，他是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灰狼”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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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出生在印度的英国小说家、散文作家埃里克·亚瑟·布莱尔的笔名，著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此处指“第三帝国”如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通过宣传手段，伪造事实，欺骗公众。
</li>  <li>
[11] 乌哥里诺伯爵（Count Ugolino, 1220—1289）：中世纪意大利贵族，海军司令。他多次在保皇党和教皇党之间摇摆，后连同全家人一起被投入监狱，监狱的钥匙被扔进河里，全家人在狱中被活活饿死。但丁在《神曲》中描写乌哥里诺伯爵因背叛而被投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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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
我们（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敌／友二分性，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为如此，观赏运动才实现如此成功的流行，如足球、棒球和拳击：两队运动员（或两名选手）进行对抗，服装鲜明，易于辨认。而等到比赛结束时，总会有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要是比赛结果是平局，观众就会有上当和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中，观众们或多或少希望有胜者和输者，从而相应地分出好人和坏人，因为好人必将胜利，否则这世界就要被颠覆了。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期待正像刚刚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无论青年还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外，都期待发现一个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们自人类远祖时便内化于心的简单模型——“我们”在内，敌人在外，有着一条明确定义的地理战线。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相反，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在进入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突兀的新发现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毫无准备下的打击是难以防卫的。
这种侵犯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别忘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同时，纳粹主义势力恰好在德国开始抬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新来的囚犯被视为敌人，不管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标签，必须马上打倒以免成为组织抵抗的榜样和源头。在这件事上，党卫军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必然可以解释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恶仪式”，尽管每个集中营的做法大同小异：马上遭到拳打脚踢，往往是在脸上；伴着真正（或伪装的）的狂怒，吼出一连串命令；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剃光头发；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难说所有这些细节是由专家设计，还是根据经验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们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随意为之——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演出，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套“进入仪式”以及由它所导致的道德崩溃，多多少少是由集中营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权囚犯——所煽动的。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彻底转变是非常快的！）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德语称为“Zugang”，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德语中，这是一个抽象的管理名词，意味着“进入”、“进来”），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这是一种荒唐的嫉妒，因为事实上，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所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营里，随着岁月流逝，囚犯不仅适应了环境，也积累了经验，从而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庇护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就像所有团体对待“新人”或“菜鸟”一样，或像原始人类加入部落所举行的仪式——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实际上，就像其他所有形式的心胸狭窄，对于新来者的敌意很可能有其目的，即以“他们”为代价来加强“我们”的无意识尝试。简而言之，去建立被压迫者中的团结。因为被压迫者之间缺乏团结正是其额外遭受痛苦的根源，尽管囚犯们并没有广泛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地位的竞争，这是我们文明中一个无法抑制的需要：饱受羞辱的老资格们，习惯于将新来者作为目标，以发泄他们所遭受的羞辱，用他的痛苦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补偿，并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位更低的形象，从而将他们从地位更高者处遭受的痛苦负担转嫁给新来者。
至于特权囚犯，情况愈加复杂，也愈加重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尤其当他们是空虚的、可以利用的，并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时候。从众多方面看来，是时候去探索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不仅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空间了。与以往的尝试相比，比如，许多电影，我们要更加小心翼翼，运用更清醒的头脑去探索这一空间。只有过分简化的浮华辞藻才会宣布这个空间里是一片空白——它从未如此，这其中充满了下流而可悲的形象（有时他们同时具有这两种品质）。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甚至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一个巨大的产业工厂里到底发生着什么，那么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特权囚犯是集中营里的少数，然而他们代表着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的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在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死于因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只有额外的食物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获取额外的营养需要一份特权——或大，或小，或被赋予，或依靠征服，或凭借精明的头脑，或来自暴力的抢掠，合乎或不合乎规定——任何特权，只要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普通囚犯之上。
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大多数幸存者的记忆，口头的或书面的，都始于与集中营现实的碰撞，还有，同时，兼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一批新的、奇怪的敌人那无法预知、无法理解的侵扰。他们不会握住你的手，安慰你，教导你在集中营生活的诀窍，而是冲向你，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向你狂吼，痛打你的脸。他想驯服你，熄灭他早已失去但你却可能仍保有的尊严的火花。但如果这份尊严让你有所反抗，那么你必然惹了大麻烦。集中营里有着不成文的铁律，“zurüchschlagen”：敢于以牙还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尤其对于“新来的”，这种念头只能放在脑子里。对任何犯了这项罪过的人必须杀一儆百。其他兼职囚犯蜂拥而至，扑灭对秩序的威胁。他们会暴怒而巧妙地殴打“罪犯”，直到他驯服或死亡。特权，当然，捍卫和保护特权。
我现在还记得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把特权说成“protekcja”，发音为“普罗泰克斯亚”，显然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有人曾告诉我一个意大利“新来者”的故事，一名游击队员，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投入劳动营。那时他还精力充沛。在分汤时，他就挨了打，而他居然胆敢推搡负责分汤的囚犯。后者的同事们立刻赶过来帮忙。“罪犯”被当作杀一儆百的例子，脑袋按进了汤桶里，活活淹死。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里，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正义的人有责任通过战争去消灭所有不应存在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了，这样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让我们回到集中营这个话题。集中营（甚至苏联的集中营）可以看作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室”：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的混杂阶级组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是灰色地带，简单地定义为“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灰色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
勾结纳粹、享受特权的灰色地带诞生于多个根源。首先，权力范围越受到限制，就越需要外部辅助。在二战最后的年头里，纳粹为了对抗盟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流尽了鲜血，如果没有外部的辅助力量，他们就无法维护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为前线提供新生力量和给养。当德国本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被占领国不仅要提供劳动力，还要提供维持纳粹统治的军事力量——德国权力的代言人和管理人。在这个名单里，尽管程度不一，包括挪威的吉斯林，法国的维希政府，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意大利的萨罗共和国，负责最肮脏勾当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雇佣兵（从未参加战斗），以及囚犯特遣队（德语：Sonderkommandos）。对于后者，我们还将进行更多介绍。
但合作者来自敌人的阵营，以前的敌人，显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背叛过一次，就能背叛第二次。让他们只从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不够；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黑手党就一直采取这种方法，这样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
第二，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任何形式的权力，即使荒唐地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动机，都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
然而，在讨论迫使某些囚犯在一定程度与集中营当局合作的动机前，我们必须声明——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当然，极权政体的结构、体制应该有最大的责任，而个人作为或大或小的合作者所承担的罪行则是难以估量的。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我们并不排除受害者也会犯罪，有时客观的罪行还很严重，但据我所知，人类的审判团并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罪行。
如果是我，如果被迫让我做出判决，我会很高兴地无罪释放所有在最极端的高压环境中，只在最小程度上与纳粹合作的那些人。在我们这些普通囚犯的周围，充满了一些低等级的兼职囚犯，一个别致的生态群落：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德国人固执地要求床铺必须平整、被褥叠成方形，他们则充分利用了这微不足道的优势）、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一般来说，他们是像我们一样可怜的家伙，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艰苦的劳动，只是为了多获得半升汤，而情愿担负这些以及其他“三级”职能：无害，有时甚至有用，都是整个工作分出的一些零碎杂务。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习惯于发展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并积极地防备“上面”或“下面”的人攫取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特权，不管怎么说，必然要增加额外的工作和困难，而得到的实惠不多，也不能让他们免于每人必须面对的痛苦和纪律。而他们对于生命的希望，本质上与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并没有区别。尽管他们粗鲁并盛气凌人，但并不被囚犯们视为敌人。
对于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来说，判断就变得更加多变，难以确定：劳动队长（“卡波”：德语叫做“kapo”，直接来自意大利语中的“capo”，但读音更短，由法国犯人率先使用，几年后，因邦特克沃的同名电影而流行起来，因为它与“capo”的含义不同，而被意大利人乐于使用）、宿舍舍长、办事职员，等等。而在办事职员的圈子里（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囚犯们担任着形形色色的技能职务，常常是集中营行政职能中最专业的职务，如政治处（实际上是盖世太保的一个部门）、劳动服务部，甚至刑罚室。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技能和运气，接触到各个集中营里最秘密的信息，像奥斯维辛的赫尔曼·朗本（Herman Langbein），布痕瓦尔德的尤金·科根（Eugen Kogan），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汉斯·马萨利克（Hans Marsalek，后来书写了该集中营的历史）。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还是他们的机智，通过有意识地研究他们所接触的党卫军军官，了解哪些人可以买通，哪些人可以劝阻，以避免更残酷的压迫，哪些人可以勒索，哪些人可以欺骗，哪些人可以用“大清算”（redde rationem）的前景来恐吓，从而让他们能以许多具体的方式帮助狱友。他们中有一些人，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人，又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鉴于他们既是“抵抗成员”又是秘密的掌握者，所以他们凭借职位所换取的权力与他们所承受的极端危险是相互抵消的。
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兼职囚犯，他们根本不是，或仅仅表面上是纳粹的合作者，实际上却是伪装的对手。但绝大多数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并非如此，在这些专业人员中，既有普通平凡的人，也有邪恶透顶的恶棍。与其说权力让人身心俱疲，不如说权力腐蚀人格。而鉴于这些囚犯手握权力的特殊性，所受到的腐蚀便更加严重。
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或被权威所赋予，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或依靠功勋、集体的团结、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为群体动物，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但是，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些兼职囚犯来说，即使只是个小头目，像劳动队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但没有上限。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需要惩罚其他囚犯，有时是因为一些过错，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他们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在1943年年底之前，一个“卡波”将囚犯殴打致死，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处罚是常见的事情。只是后来，当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时，德军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允许“卡波”虐待囚犯，但不能永久性地伤害他们的工作能力。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行为已经形成习惯，而这个规定并不总被“卡波”所遵守。
因此，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几乎”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未存在真正“极权”的政体。从未缺少过一些形式的抵抗，对于暴政的纠正，即使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在这两个国家里，公众的意见、法律、外国的压力、宗教、对于公正和人性的追求，都让只有十几、二十几年历史的暴政难以立足，并或多或少地充当刹车的作用。只有在集中营里，下层阶级对权力的约束不复存在，使这些小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贪婪地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样巨大的权力拥有压倒性的吸引力，即使对于那些对权力并不过分热心的人来说，也会被职务带来的许多物质好处所诱惑，之后则不可避免地迷陷于这任由他们摆布的巨大权力之中。
哪些人可以成为“卡波”？这是另一个必须要澄清的问题。首先，集中营指挥官及其代表（往往是优秀的心理医生）会从监狱中挑选普通罪犯，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合作者。对这些罪犯来说，作为施刑者的生涯要比牢狱生活好得多。其次，是在五到十年的痛苦折磨中信仰崩溃，或者无论如何，具备脆弱的道德观的政治犯。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把集中营当局提供的职务看作是逃脱“最终方案”唯一可能的途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像我们所说的，同时也是权力狂、虐待狂。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但非常可怕，因为对他们而言，在获得特权职位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向下层囚犯施加折磨和羞辱的机会。那些遭受挫折的人也寻求权力，这也是集中营这个微观世界从极权社会的宏观环境中所复制的一个特征——在这两个环境中，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借此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最后，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
这种模仿、认同感或仿效，或者说，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变换，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真实的和虚构的，令人不安的和平庸的，激进的和愚蠢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都被表达过——这不是一片处女地，恰恰相反，这片土地已经被深深地耕犁过，被践踏，被撕裂。电影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在被要求就她的一部美丽而虚伪的电影简短发表看法时说道：“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只有萨德（Sad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真正了解这件事。”她还表示相信“在每个环境中，在每段人际关系里，都存在着受害者与施刑人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地被明确表现出来，并往往存在于潜意识层面中”。
我不是一个潜意识和思想深度的专家，但我的确知道很少有人在这个学术范围内能够成为专家，而这极少数人都是最小心谨慎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不仅在德国，而且仍然存在，有些已经金盆洗手，有些仍然活跃着，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而首先，这是向否认事实者（有意或无意）贡献的一份珍贵的服务。我知道，在集中营里，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人类的舞台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单一的事例难以证明什么。尽管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并重申：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对此，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压迫者，在他们犯罪的同时，或者（更多的时候）犯罪之后，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可能体验到怀疑和不安，甚至受到惩罚。但这种痛苦不足以让他们归于受害者的行列。出于同样的原因，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把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看管们。集中营里的囚犯成千上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几乎来自欧洲的每个国家，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平均的、未经选择的抽样。即使不考虑他们骤然坠入的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人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正像那些虚华辞藻所维护的）达到圣徒或禁欲哲人般的行为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预先规定的。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到只能单纯地生存下去，在一个毫无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的环境中，每天在饥饿、寒冷、疲劳和殴打中挣扎。在这些人里，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而他们的幸存，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总之，他们是靠着运气活了下来。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代表了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对于他们来说，人们难以提到“特权”——他们的特权仅限于（但多么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这肯定不会招致其他囚犯的嫉妒。这个非常含糊的字眼，“特遣队”，党卫军指的是那些值得信赖，去操作焚尸炉的囚犯们。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到的、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中维持轶序；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犯的头发，整理和归类衣服、鞋子和行李箱里的东西；把尸体送进焚尸炉，并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奥斯维辛的特遣队，视时间不同，人数从700人到1000人不等。
特遣队并不能逃脱其他每个人的命运。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在奥斯维辛，前后共有12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然后即被屠杀。每次德军都采用不同的诡计来避免他们进行可能的抵抗。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在1944年10月，最后一个特遣队进行了暴动，炸毁了其中一个焚尸炉，随后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被镇压（我稍后会介绍这场战斗）。所以，特遣队的幸存者极少，只有个别人因为命运一时不可预见的异想天开才侥幸存活。在解放后，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述说他们可怕的生活境遇。我们关于特遣队的信息，来自于幸存者贫乏的证词；来自于他们的“教唆者”在各个法庭上的供述；来自于偶然接触过特遣队的德国或波兰“平民”的证词，还有最后的，某些特遣队员，为了未来的记忆而狂热书写的日记。这日记被极端小心地埋藏在奥斯维辛焚尸炉附近。所有这些信息相互一致，但我们仍然发现难以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完整的画卷，去了解他们每天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接受他们的生活境遇。
最开始时，党卫军从已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特遣队员。人们已经证明，党卫军在挑选时不仅看重囚犯的体力，也根据对面容的深刻研究。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选拔被当作一种惩罚措施。后来，党卫军更喜欢在铁路站台上，直接从每班到达的囚犯中挑选候选人——那些新来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筋疲力尽，失去抵抗能力，在踏出火车的关键一刻，每个人都真正感到站在神秘、可怕而黑暗的门槛前，他们绝望，迷失了方向。党卫军的“心理医生”发现，在他们中抽调人选要容易得多。
特遣队基本是由犹太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集中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灭绝犹太人，而且，从1943年起，奥斯维辛人员的90%—95%都是犹太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巨大的背叛和仇恨让人震惊——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卫军都乐于把大屠杀当作每天的工作；他们把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最肮脏的工作）委派给受害人来完成，从而宽慰（而且很可能的确有效）某些人的破碎的良心。
显然，把这样的逆来顺受都归咎于特定的犹太民族特征是不公正的——特遣队的成员中也包括非犹太人，德国和波兰囚犯，尽管他们常常担任着“更体面”的“卡波”职务。还有苏联战俘，纳粹认为他们只不过比犹太人稍微高级一点。他们的人数很少，因为苏联人在奥斯维辛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战俘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被屠杀了，被俘之后立刻被机枪杀害在巨大的万人坑边）：但他们的行为与犹太人并没什么区别。
因为特遣队的成员们了解大屠杀的可怕秘密，纳粹把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部世界严格地隔离开来。然而，正像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所了解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信息，可能是不完整或扭曲的，有着巨大的渗透力量，而其中的一些总能渗透过严密的壁垒。我们关在集中营的时候，这些关于特遣队的含糊不清、支离破碎的传言就已经在我们中流传，后来被上面提到的渠道所证实。这种人类境遇所固有的可怕本质决定了所有相关的证词证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也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景，去了解这些特遣队员被迫连续数月从事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证实，党卫军提供大量酒类供这些不幸的队员随意取用。而且，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完全道德崩溃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他们中，有人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而另一个人说：“当然，我原本可能会自杀，或者被党卫军杀掉，但我想活下去，为我自己报仇，也为了作证。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只是更不开心得多。”
显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他们的言语，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已经无法获知的无数言语。但对于这些身处极端绝境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话可以具备法律证言般的意义，但这些话语立刻成为一种悲叹、一种诅咒、一份救赎，试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与其说是对可怕现实的控述，不如说是感情的释放。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事实上，特遣队的存在有着一种含意，一个信息：“我们，优等民族，是你们的毁灭者，但你们并不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不仅可以毁灭你们的身体，也可以毁灭你们的灵魂，正像我们毁灭自己的灵魂一样。”
一名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Miklos Nyiszli），是奥斯维辛最后一批特遣队中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验尸专家，比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的主任医师，接受门格勒（Mengele）的领导。门格勒（在几年前去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给予他特殊对待，几乎把他视为一位同事。尼兹利所接受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双胞胎——事实上，比尔克瑙正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研究被同时杀死的双胞胎的地方。应该顺便说一句，对于他的任务，尼兹利似乎也没有格外反对。尼兹利还是特遣队的现场医生，因此与特遣队员有密切接触。而他回忆起一件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的，党卫军从集中营或新到的囚犯中仔细挑选特遣队员的候选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当场消灭任何拒绝或看起来不适合其职责的囚犯。党卫军对待新囚犯，正像他们在所有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面前一贯的表现——蔑视和冷漠。他们早已被灌输的理念：这些人是卑鄙的生物，德国的敌人，因此并不配拥有生命，最好应该强迫他们劳动，直至劳累而死。但他们并不这样对待特遣队的新队员——在一定程度上，党卫军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现在，和他们一样是非人的禽畜，在强加的同谋中，依靠罪行的纽带，绑在同一条船上。因此，尼兹利讲述了在工作间隙，他参加了党卫军和特遣队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一队球员代表守卫焚尸炉的党卫军，而另一队球员代表特遣队。其他党卫军士兵和特遣队员观看着这场比赛，支持着自己的球队，打赌，鼓掌，为球员加油，似乎这场比赛不是发生在地狱的大门口，而是平常的庄院中。
对于其他囚犯，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但对于他们，对于这些“焚尸炉乌鸦”，党卫军却能与他们在球场上平起平坐，或者说，几乎如此。在这个“停战协定”的背后，人们能听到魔鬼的笑声——这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成功了，你们不再是异族，对立种族，“千年帝国”的宿敌；不再是拒绝崇拜偶像的人们。我们降服了你们，腐蚀了你们，把你们拉到底层，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同我们一样，你们这些骄傲的人民——身上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就像我们，就像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来吧，我们可以一起玩。
尼兹利还讲述了另一件值得深思的往事。一批刚刚到达集中营的囚犯被杀害了，毒气室里堆满了尸体。特遣队正完成他们可怕的日常工作，整理纠缠在一起的尸体，用水龙冲洗它们，再把它们送到焚尸炉中。但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年轻姑娘。这是个意外，绝无仅有；可能人们的尸体在她周围形成了一圈壁垒，为她隔离出一些可以呼吸的空气。人们都不知所措。死亡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死亡是他们的习惯，因为，准确地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但这个姑娘还活着。他们把她藏起来，让她暖和起来，带给她牛肉汤，询问她的经历：这个姑娘只有16岁，她迷失了时间和空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经历了闷罐车厢的押运，残酷的初选，被剥光衣服，再走进从未有人生还的毒气室，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些经历。尽管她不能理解，但她见证了一切，所以她必须死。特遣队员们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必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杀害。但这些在酒精和每天的屠杀中堕落的奴隶们已经被改变，他们的面前，不再是不知姓名的乌合之众，不再是一群惊弓之鸟，不再是从闷罐车厢中走出的被吓呆的人群——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们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em>The Betrothed</em>）中，当孩子塞西莉亚（Cecilia）死于瘟疫，而她的母亲拒绝把遗体扔上堆满尸体的大车时，“恶臭的莫纳托”（foul Monatto）的犹豫和“出奇的尊敬”呢？像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应该与自身相和谐、一致而统一。但我们并不应该为此而惊讶，因为人并非如此。尽管违背了所有的逻辑性，但怜悯和残酷能在同一个时刻共存于同一个人。而且，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要远多于无数遭遇了同样痛苦的人，只不过后者的形象湮灭在历史的阴影中。也许这是世间的必然。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而对于运尸人，对于特遣队的成员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好还是把我们零星的同情放在个人、邻居和伙伴身上——那些站在我们面前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在我们天生有限的感官范围内的人。
特遣队员们叫来了医生。他为姑娘打了一针，使她恢复活力。没错，毒气并没有发挥作用，她会活下去，可她能去哪？又怎么活下去呢？就在这时，焚尸场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Mushfeld）来了。医生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穆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然后做出决定——不，这个姑娘必须死。要是她的年纪再大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会更聪明些，也许可以相信她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但她只有16岁，不能被信任。然而，他并没有亲手杀死她。他叫来一名下属，命令他通过脑后的一记重击杀死了她。然而，穆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了每天例行的屠杀他还独断专行、变化无常，尤其热衷于发明和“改良”各种酷刑。他在1947年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Krakow）被绞死。这很好，但即使他也不能算作铁板一块。如果生活在其他环境和年代，他的行为可能和普通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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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拉马佐夫兄弟》（<em>The Brother Karamazov</em>）中，格鲁申卡（Grushenka）讲述一个小洋葱的寓言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女人死了，坠入地狱。但她的守护天使检查她的记忆，发现她曾经有一次，仅有一次，把她从花园中挖出来的一个小洋葱施舍给了一名乞丐。于是他取出那个小洋葱，递给她。那个老女人抓住小洋葱，飞出了地狱的火焰。这个寓言总是让我反感：什么样的衣冠禽兽会在一生中不曾送出一个小洋葱这样的礼物？即使不送给其他人，也会给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狗？一份稍纵即逝的同情当然不能赦免穆斯菲尔德的罪行。但是，它足以让他置身于灰色地带——建筑于恐怖和顺从上的政体所滋生的模糊区域——尽管极为靠近它的边缘。
审判穆斯菲尔德并不困难，我不相信特别法庭在判决他的罪行时有任何的迟疑。在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特遣队员时，我们审判的能力和需要就变得畏步不前。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答案，以便能够对人性重拾信心：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死？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允许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些人反抗了，明知他们会死。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无疑的：来自科孚（Corfu）的400名犹太人，在1944年7月被招募进入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这份工作，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我们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个人反抗事例，都立刻被纳粹残暴地处死。特遣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同伴被党卫军活活地推进焚尸炉烧死。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自杀事件，一些发生在被招募的时候，而另一些则发生在被招募之后。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在1944年10月，特遣队在奥斯维辛的历史上尝试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
我们得到的关于这次反抗的信息并不完整，同时充满矛盾。我们得知，起义者（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五座焚尸炉其中两座的操作人员）极为缺少武器装备，也未与波兰游击队或集中营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他们炸毁了三号焚尸炉并与党卫军展开战斗。那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很多起义者设法割开铁丝网，逃出集中营，但很快被纳粹捉住。他们没有人活下来。党卫军立刻处决了大约450人。而在党卫军中，有3人阵亡，12人受伤。
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焚尸场上那些可悲的苦力们，是那些从一次筛选到另一次，情愿多活几个星期而不是立刻死去的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诱惑自己，或者被诱惑，亲手去屠杀的人。我重申：我相信没有人有权力去审判他们——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们没有权力，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没有权力。我愿意邀请任何敢于亲身作出判断的人，诚心诚意地，进行一个概念化的实验：让他想象（如果他可以），长年累月生活在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遭受着慢性饥饿、疲劳、混乱和羞辱的折磨；他已经见证到身边的死亡，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与世界隔离，无法接收或发出信息；终于有一天，他被塞进火车，80到100人挤在一个闷罐车厢里；在无眠的日日夜夜，他被押送到未知的目的地；而最终，他被投进高墙中的一个无法理解的人间地狱。对于我来说，这真是“Befehlnotstand”（德语：“被迫服从命令”），并不是纳粹们在受审时有计划地、厚颜无耻地引用的借口（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家的战犯所引用）。前者是刻板的，要么服从，要么马上被杀；而后者则是权力中心的一种内部现实，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得以缓解（实际上，往往得到缓解），职务晋升的推迟，温和的惩罚，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反对者调往前线。
我所建议的实验并不让人愉快。韦科尔在他的小说《黑夜的武器》中尝试描写了这种情景，他称之为“灵魂之死”。即使在今天重读这本小说，我仍无法忍受其中唯美主义的文学辞藻。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即使不考虑特遣队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要求我们以同情而严谨的态度思考“焚尸炉乌鸦”的故事，但要暂缓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面对查伊姆·兰科斯基（Chaim Rumkowski）的故事时，我们会因同样的“无法判决”（impotentia judicandi）而束手无策。准确地说，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尽管它的结尾归于集中营。它是一个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虽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这个基本主题，所以我必须承认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讨论。从奥斯维辛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衣袋里发现了一枚由轻合金制成的奇特硬币。我为了这一天而一直保留着它。它的表面布满了划痕和蚀缺，在它的一面上，有一个希伯来星（大卫之盾），1943年的日期，以及“getto”（隔离区）的铭文。在它的另一面上，铭刻着：“QUITTUNG üBER 10 MARK”和“?LTESTE DER JUDEN IN LITZMANNSTADT”，分别意为“收讫10马克”和“利茨曼恩市犹太元老会”。总之，这是一个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使用的硬币。多年以来，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后来，大约在1974年，我才能再次组织起这个迷人而邪恶的故事。
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General Litzmann），纳粹将罗兹（Lodz）改名为“利茨曼恩市”（Litzmannstadt）。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1939年，罗兹拥有75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比耶拉（Biella），城市中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即使在那时，大部分工厂也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Counter-Reformation）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1940年2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16万犹太人，一直到1944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功于两个原因：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年在罗兹定居。在1940年时，他差不多已经60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800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条件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2000卡路里的热量。
从他的这些饥肠辘辘的民众身上，兰科斯基不仅热衷于获得顺从和尊敬，还有爱戴——正是在这方面，现代的独裁区别于古代的独裁。只要他稍稍表示可以换得一条面包的四分之一，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表现出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他常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穿过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车两旁挤满了乞丐和神职申请人。他有一件堂皇的披风，并让自己围绕在一群谄谀之辈和心腹亲信之中。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颂歌，歌颂“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以及他在隔离区的领导带来的和平和秩序。他要求邪恶学校里的孩子们写歌颂“我们敬爱和天佑的主席”的作文，尽管这些孩子每天都受到瘟疫、营养不良和德国人的袭击摧残。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表面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强行贯彻他制定的方针政策——600名手持棍棒的警卫，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他进行过许多演讲，我们仍旧保留着其中的一些片断。而他的演讲风格确定无疑——采取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的演讲技术，煽动性的口号，与群众虚伪的对话，靠镇压和喝彩来营造人们的承认。他的这种模仿可能是故意为之，也可能是对当时主宰欧洲的“必然英雄”——正如邓南遮（D’ Annunzio）所歌颂的——对这些“榜样”的下意识的认同。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态度来自于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但他的形象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兰科斯基不仅是一个叛徒和同谋者，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其他人信服外，他应该也曾逐步说服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他的人民的救星。至少有时，他必定也曾希望为他的人民谋求幸福。欲求善名，必先善事，哪怕对于一个腐朽的总督来说，感到自己的善也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矛盾的是，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因为，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人是一种混合生物。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越受到压力的影响，就会变得越复杂——在这点上，他逃脱了我们的审判，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会乱转一样。
尽管他不断受到德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但兰科斯基很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主子，而不是奴才。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当盖世太保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抓走他的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不惜让自己遭受德国人的嘲讽和侮辱——他知道如何体面地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另一些时候，当德国人不断从罗兹压榨出越来越多的布料，并从他的手里带走越来越多没有价值的人口（孩子、老人和病人，送去特雷布林卡，后来改为奥斯维辛）时，他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而对于他的子民，他则急于通过极端严酷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苗头（就像其他犹太人隔离区一样，在罗兹隔离区里存在着政治抵抗的英勇的核心力量，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纳粹派或共产党人），但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德国人的奴颜婢膝，而是将这些反抗者视为叛逆，由于“皇室人员”所遭受的暴力反抗而发泄怒气。
1944年9月，随着苏联前线的日渐逼近，纳粹开始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anus mundi”，德国世界的排泄系统。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早已被榨光，所以几乎立刻被全部屠杀了。大约有1000人留在隔离区内，负责拆除工厂设施并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很快被苏联红军解放。多亏他们才让我们拥有了记录在本书中的这些信息。
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最终下场有两种说法，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根据第一种说法，在纳粹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过程中，他试图阻止将他的兄弟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不想与兄弟分离。据说，一个德国军官建议他应该和他的兄弟一起自愿离开，而他则接受了这个建议。另一种说法则相反，汉斯·比博（Hans Biebow），另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曾尝试营救兰科斯基。这个声誉不佳的德国实业家是负责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隔离区唯一的承包商。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罗兹的纺织工厂是为军方服务的。比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对他而言，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要施加惩罚和痛苦，这样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他的合同赚钱，而这些合同是否合法则无关紧要。隔离区内的折磨触动了他，但仅仅是间接的。他想让这些奴工去工作，所以他不想他们因饥饿而死——但他的道德到此为止。事实上，他是隔离区真正的主人，而他和兰科斯基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这往往也会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友谊。比博，这只玩世不恭的小走狗不会认真对待种族魔鬼学，他只希望永远取消拆除隔离区的计划，因为隔离区对他来说是一项好生意，而他还要依赖兰科斯基的同谋关系，所以需要避免他被投入集中营。在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要比一个理论家客观得多。但党卫军的理论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更强大。他们是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摆脱隔离区，也要摆脱兰科斯基。
无计可施的比博通过他优秀的关系网，给兰科斯基要去的集中营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兰科斯基，并保证这封信能保护他，确保他受到特殊对待。据说，兰科斯基向比博要求，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应享有符合其身份的庄重待遇，并获得了批准。也就是说，一节特别车厢，挂在一列押运毫无特权的囚犯的货运列车的车尾。然而，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只有一种命运，无论他们是懦夫或英雄，谦逊或骄傲。无论是那封信，还是特殊车厢，都无法拯救查伊姆·兰科斯基——犹太人的国王——走进毒气室。
像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故事。它蕴含着重大的含义，它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回答的问题，它本身总结了灰色地带的整个主题，并让人想要追问。它呐喊着需要被理解，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人们观察到了一种象征，就像在梦中看到天堂。
兰科斯基是什么样的人？他既不是残酷无情的恶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正像他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前所屡屡遭受的失败，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失败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从他的故事中，人们会发现，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群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的那部分小小的权力。这种愚蠢的景象时常重演——我们会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里，在希特勒的宫廷，在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内阁中，所存在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灰色的人，首先是出于盲目，然后变成罪犯，在他们中疯狂地分割着邪恶而垂死的职权。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也许是一种偶然（就像兰科斯基），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自诞生一刻起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全能的幼稚梦想。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在于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些更著名的榜样，由于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起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诌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这些都无法免除兰科斯基的责任。在罗兹的苦难中，一个兰科斯基应运而生，这是让人痛苦和苦恼的。如果他在自己的悲剧中得以幸存，而他毒害隔离区的悲剧，并将自己的历史形象叠加于其上，没有任何特殊法庭会赦免他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赦免他。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这样的恶魔主义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一个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以及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然而，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今天的欧洲人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呢？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兰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悲伤、不安的故事。同样，还有“卡波”们的故事；集中营的小职员们的故事；那些服务于某个政体，却有意漠视其罪行的小小掌权者们；那些批准所有事情，因为一个签字并不值多少钱的下级官员们；那些大摇其头却默许罪行发生的人们；还有那些说“就算我不去做，其他人也会做得比我更坏”的人们的故事。
兰科斯基，一个简明而典型的形象，必然被置于这个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难以判断他的良心程度——只有他站在我们面前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是说谎，就像他可能一直在说谎，也在欺骗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人帮助他的法官，即使他并不想，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们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所散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许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粘土和灵魂混杂而成。他的狂热正同我们一样，我们对“在锣鼓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更可悲地点缀着我们社会权势扭曲的象征形象。他的愚蠢在于他的自以为是，正像《一报还一报》（<em>Measure for Measure</em>）中依莎贝拉所描述的世人：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就像兰科斯基，权力和权势让我们眼花缭乱，忘记了自己易碎的本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与权力达成了妥协，却忘记了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hr/><ol>  <li>
[1]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7.18—1945.10.24）：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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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萨罗共和国（Salo republic）：正式名称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因其政府所在地位于萨罗，俗称萨罗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贝尼托·墨索里尼于意大利北部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正式成立于1943年9月23日，灭亡于194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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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Francesco Tommaso Manzoni, 1785.3.7—1873.5.22）：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其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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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洛·邦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 1919.11.19—2006.10.12）：犹太人，电影制片人及导演，在1960年拍摄电影《零点地带》（<em>Ka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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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生于1937年1月12日，意大利女导演，代表作品有《午夜守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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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Sade, 1740.6.2—1814.12.2）：法国贵族，作家，因施虐和放荡行为遭多次监禁，因而中断了他的骑兵军官的生涯；在监狱中他写了许多色情作品，包括《塞多姆的120天》和《朱斯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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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1.11—1881.2.9）：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1846年，他出版第一部作品《穷人》后即轰动文坛。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以及代表作《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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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3.16—1979.2.7）：医科博士，人类学博士，1943年5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并积极参与毒气室的工作。战后被定为一级战犯，后在家人的帮助下潜逃至南美，1979年2月因心脏病发而溺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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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本书第29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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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发生瘟疫时受雇埋葬尸体的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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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妮·弗兰克（Anneliese Marie Anne Frank, 1929.6.12—1945.3）：德国犹太少女，15岁时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安妮日记》成为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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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城市，距华沙250公里，人口约74万，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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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后被拍为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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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孚：希腊岛屿，伊奥尼亚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之一，位于希腊大陆西海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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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韦科尔（Jean Marcel Bruller, 1902.2.26—1991.6.10）：法国小说家让·布吕莱的笔名。代表作品有《沉思》、《黑夜的武器》、《时间的沙粒》、《眼睛和光明》和《变性的动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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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黑夜的武器》（<em>Les Armes de la nuit</em>），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公司，1953年。——原注
</li>  <li>
[17] 莫迪凯·查伊姆·兰科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 1877.2.27—1944.8.28）：波兰犹太人。二战中被纳粹任命为罗兹（波兰第二大城市）犹太人隔离区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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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缓刑时刻》（<em>Moments of Reprieve</em>），《纽约书评》，1986年。——原注
</li>  <li>
[19] 大卫之盾：犹太教标志，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
</li>  <li>
[20] 利茨曼恩将军（Karl Litzmann, 1850.1.22—1936.5.28）：德国步兵将军，在罗兹战役中战胜俄国军队，被人称为“布札希尼之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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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在18和19世纪发展成为英国棉纺工业中心。
</li>  <li>
[22] 比耶拉：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比耶拉省的一个镇。
</li>  <li>
[23] 反宗教改革：也称为“天主教改革”或“天主教复兴”，指1500年至1648年期间，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对应运动。
</li>  <li>
[24]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3.12—1938.3.1）：亦译为丹农雪乌，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初春》、《新歌》、《阿尔奇奥内》、《玫瑰三部曲》等。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是墨索里尼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li>  <li>
[25] 弥赛亚：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li>  <li>
[26]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6.6—1955.8.1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魔山》、《马里奥与魔术师》，1929年以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li>  <li>
[27] 汉斯·比博（Hans Biebow, 1902.12.18—1947.4.24）：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主席。
</li>  <li>
[28] 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的喜剧，又名《恶有恶报》（梁实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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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摘自《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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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原文为“过份”，疑为“过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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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Shame 羞耻
一种相当刻板的形象被人们无数次地传颂，被小说和诗歌尊奉，也被电影青睐——“暴风雨后的宁静”，而所有的心灵为之欣喜。“从苦痛中解脱／使我们快乐”，大病痊愈，恢复健康。把我们救出樊篱，“我们的小伙子们”——解放者们，及时赶到，高举着烈烈旗帜；士兵归隐田园，再次找到他的家庭与和平。
根据许多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记忆来判断，莱奥帕尔迪（Leopardi）在这种场景中夸大了现实；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乐观者。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几乎总要伴随一段时间深深的痛苦。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在灵魂中如此之深处，只有专家——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自然，我不敢坚称之前所提到的电影剧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伪的。许多解放带给人们全然的、真正的欢乐——首先是对于战士，无论军事的或政治的，在那一刻看到他们的军事理想和人生抱负得以实现；其次是对于那些遭受更少痛苦或经历时间更短的人们，或者仅仅他们自己遭受了痛苦和压迫，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朋友或爱人。此外，幸运的是，人类并不都是相同的：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拥有萃取幸福时光的美德和特权，并充分地享受它们，就像从废料中提取纯金。而最终，在证词中，手写的或口述的，流行着一种无意识的模式化，侵害着真实的记忆，“任何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都感到高兴，我也被解放了，所以我也感到高兴。在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里，就像在《费黛里奥》（<em>Fidelio</em>）里，打碎铁链是庄严或热烈欢呼的时刻，而我也是这样。”这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记忆迁移的一种特殊情况。随着岁月流逝，以及他人经历（真实或推测的）的积累，这种记忆迁移便日益突出。但是，任何回避浮华词藻的人，无论出于本意，还是道听途说，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相对而言，菲利普·穆勒的经历要比我可怕得多，他在回忆录《见证奥斯维辛：毒气室里的三年》（<em>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em>）的结尾处这样描述他的解放：
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
我现在从我自己的书《再度觉醒》（<em>The Reawakening</em>）中重读下面的段落。这本书仅1963年在意大利出版过一次，但我早在1947年便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第一个俄军士兵目睹我们充满尸体和垂死囚犯的集中营时的描写：
他们既不欢迎我们，也不微笑；他们看起来沮丧，不仅出于同情，还有困惑让他们缄口不语。我们非常了解这相同的羞耻感，在筛选之后，在每次我们见证或承受某种暴行时，这种羞耻感便淹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感，只有遭遇过他人的某种罪行的正直之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羞耻。而因为它的存在，让他感到悔恨，因为它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带进这个现存的世界。而他的意志，则被证明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并没有能力提供良好的防卫。
我不认为这段文字需要任何删改，但我必须补充一点。许多人（包括我）体验到“羞耻”，也就是说，关押在集中营以及其后的时间中所感到的一种罪恶感——这是被众多证言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它可能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它是事实。我自己会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并对其他人的解释作出评论。
而我在本章开头处提到的，在解放时所感到的朦胧不适感并不完全是羞耻，但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存在各种可能的解释。
我要排除一种例外情况：那些有力量和机会在集中营里保护和造福同伴的囚犯（几乎全是政治犯）。我们，几乎绝大多数普通囚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存在，而逻辑上也的确如此——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以及对秘密警察的防范（奥斯维辛的政治处就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他们被迫秘密行动，不仅要提防德国人，也要提防每个人。在奥斯维辛，当我经历的时期，整个集中营帝国95%的人口是犹太人，这个政治网络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仅仅见证了一件事，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感觉，使我不至于被每天的艰苦劳动所压垮。
大约在1944年5月，我们几乎无害的“卡波”被替换了，新来的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所有的“卡波”都打人，这显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他们或多或少被接受的语言。毕竟，在那永恒的通天塔里，这是唯一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有细微的区别——激励工作、警告或惩罚，而在集中营所遭受的折磨中，挨打还算是较轻的。但是，新“卡波”打人的方法完全不同，以一种痉挛般的、恶意而任性的方式——打鼻子、踢小腿和生殖器。他打人是为了造成伤害，引起痛苦和羞辱。甚至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显然是故意施加痛苦，并非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根据他的主观好恶。他很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我们今天认为对这类病人应有所宽容，但显然这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不合时宜。我对一位同事，一个克罗地亚犹太共产党员说：“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怎样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他对我奇怪地笑了笑，只是说：“你看着吧，他的日子长不了。”事实上，那个打人的家伙在一周内就失踪了。但几年后，在幸存者的一次集会上，我发现为集中营“劳动办公室”工作的一些政治犯拥有可怕的权力，可以改动准备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名单中的身份号码。拥有这种能力并愿意利用这种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反抗集中营这台杀人机器的人，超越了“羞耻”——至少，我所说的羞耻，因为他们所感受的也许是另一种感觉。
塞瓦迪安（Sivadjan），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定也被同样保护过。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em>Survival in Auschwitz</em>）的“尤利西斯之章”中提到过他。同样在那个聚会上，我发现他曾把炸药带进集中营，试图激起一场可能的起义。
在我看来，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而与之相对比的，所有研究集中营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它们相互之间亦无冲突。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Svevo）在小说《齐诺的自白》（<em>Confessions of Zeno</em>）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对于集中营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某些集中营里失败的抵抗，已经有太多、太肤浅的说法，甚至来自于那些要为完全不同的罪行负责的人们。任何曾尝试抵抗的人都了解，在某些情况下，集体或个人的、积极的抵抗是可能的；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中，抵抗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尤其在1941年，上百万苏军将士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年轻，一般身强力壮，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常常由士官、见习军官和军官组成有机的集体。他们仇恨侵略他们国家的德国人，但他们很少抵抗。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和其他身体疾病，迅速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间，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也就是说，正如大量集中营囚犯所经历的，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便经历了地狱般的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
所以，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尤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力量去抵抗的鲜明例证。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的“最终之章”中描述了纳粹在一群惊恐而冷漠的囚犯面前当众绞死一个抵抗者。在这一瞬间，一个想法虽只是轻轻地掠过我们的脑海，但在“后来”却重新浮现——你也可以，你当然也应该去抵抗。这是一种审判，而幸存者相信，对于那些听到他的故事并用肤浅的事后之明来判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可能感到无情的反感的人们——从他们的眼中能看到这种审判。有意或无意间，他感到受到指控和审判，因而迫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感。那些做了这些恶事的人（“卡波”，但不仅是他们）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永远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我曾经鼓励一个刚刚来到集中营，在第一天便陷入无底绝望中的十八岁意大利小伙子恢复勇气（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有些勇气）。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便感到无比慰藉。我忘了跟他说了什么，肯定是些希望的话语，也许凭借我二十五岁的年纪和三个月的“老资格”，编了几句“新来者”可以接受的谎话，无论如何，我赠予他短暂的关心。但我也不安地记得，在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其他请求耸耸肩膀。这时，我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也深深吸收了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则，并时刻遵守着它——首先要照顾好自己。我从未发现谁能比埃拉·林根斯－雷娜在《恐惧的囚徒》（<em>Prisoners of Fear</em>）一书中将这一原则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尽管这位女医生如此表述，但事实仍证明她勇敢而慷慨，拯救了许多生命）：“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1944年8月，奥斯维辛酷热难当。炎热的热带季风从空袭中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刮起阵阵尘埃。干燥的风吹干了我们皮肤上的汗珠，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我们的劳动小队被派到一个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块。我们都渴得难受——一种新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与原有的饥饿感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干渴的程度。集中营里没有可饮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没有水喝；在那些日子里，就连洗脸槽里也往往没有水——那些水虽然不能喝，但足以洗去身上的灰尘，让我们感到清爽。按照规定，傍晚的汤和大约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足以解决我们的饮用问题，但现在它们不足以压制干渴带给我们的痛苦。口渴比饥饿更急迫：饥饿服从大脑，给予缓刑，可以通过某种情绪、某种痛苦、某种恐惧得以暂时的缓解（我们在从意大利来这的火车车厢中意识到这一点），但口渴并非如此，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秩序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让一个地方变得理性而确实）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
“卡波”安排我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干活。我的任务是清理一个大房间中的瓦砾。这房间装满了尚未安装完成就被炸坏的化学器材。沿着墙壁有一条两英寸粗的垂直管道。管道尾端有一个稍高于地板的水龙头。一条水管？我冒险试着打开它。这只有我一个人，没人看见我。龙头堵住了，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我用手指接住这水滴，它们看起来的确是水。我没有容器，而那些液体正慢慢地流出来，没有压力：这根管道一定只有半满，也许更少。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
不到两米长的两英寸管道能容纳多少水？一升，甚至没那么多。我可以马上喝光所有的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要么省一点明天喝；要么分一半给阿尔佩托（Alberto）；要么向整个劳动小队公布这个秘密。我选择了第三种方法，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我们小口地、贪婪地喝光了所有的水，不断交换着在水龙头下的位置。只有我们两人，偷偷摸摸地。但是，当我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达尼埃尔（Daniele）。他身上沾满了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责，与阿尔佩托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达尼埃尔看到了我们在墙边鬼鬼祟祟地仰卧在瓦砾堆中，已经有所怀疑，而现在更猜到了什么。几年过去了，解放后，在白俄罗斯，他简短地问我，“为什么是你们俩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而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我，去衡量那个虐待狂“卡波”的死——默默之中，只要橡皮轻轻涂改便判决生效，无须上诉便被处以极刑——如果用同样“平民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无疑令人恐怖。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达尼埃尔已经去世了，在作为幸存者的聚会中，我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爱，但那次忽略伙伴的罪恶，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横亘在我们之间。显而易见，虽然未被说明，却仍可被察觉并且“代价高昂”。
转化道德标准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所有的持异端者、叛教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然而，当“他人”中有人感到有权将我们视为“叛教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视为离经叛道之人，我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恰当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温和而坚定，是人格宗教的耕耘者，但在我看来，他总是过于严肃而认真。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而且基本上安然无恙，也许更成熟和坚强了，当然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这不可能知道，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作证。事实上，难道我不是早在1946年就写作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么？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裸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钱恩（Chaim）死了，来自克拉科夫的一个制表匠，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不顾语言的困难，尝试理解和被理解，并向我，一个外国人，解释在至关重要的被俘第一天如何幸存的重要法则；萨博（Szabo）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罗伯特（Robert），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向周围播撒勇气和信任，能说五种语言，因凭借他那惊人的记忆记录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尽，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巴鲁克（Baruch）死了，来自里窝那（Livorno）的一名港口工人，死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联手杀害了他。这些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
我的宗教朋友还告诉我，神让我幸存，从而让我作证。我的确尽全力这样去做，但我也可能不去作证。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会这样去做。然而，一想到作证这件事本身让我获得了生存的特权，并让我几乎一帆风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在这特权及其结果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比例关系。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通过阅读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或者多年前自己撰写的作品，我一点点地意识到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pridurki），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在其他集中营世界的语言中，“普里杜尔基”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赢得特权地位的囚犯们，我们称之为“大人物”。
我们这些被命运眷顾的人，凭借多多少少的明智，不仅讲述我们自己，也讲述其他人——确切地说，那些被吞没者的命运。然而，这是一种打折的“代表第三方”——我们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并非亲身的经历。导致终结的毁灭，被清算的工作，无法被任何人所讲述，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即使他们有笔，有纸，被吞没者也不会作证，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则成为他们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说不清，我们是出于对这些沉默者的某种道德责任，还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释放对他们的记忆，从而在过去，在现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我们的确因为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冲动去这样做。我不相信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带着专业的贪婪扑向我们纠结的心理）能够解释这种冲动。他们的知识是在“外界”积累和测试的，在那个（出于简化的需要）被我们称为“平民”的世界中，精神分析学家们描绘其中的现象学，并尝试提出合理的解释，研究它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离，并试图纠正它们。他们的解释，即使像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之流的解释，在我来看也似是而非、过于简单，就像一个人希望用平面几何的原理去解决球面三角的难题。最下层囚犯（H?ftlinge）的心理机制与我们不同；有趣的是，他们的生理与病理表现也与我们不同。在集中营里，感冒和流感并不多见，但人们却常常猝死。医生们永远没有机会研究导致他们死亡的疾病。胃溃疡和精神疾病得以治愈（或消失临床症状），但每个人都被一种无时无刻、无以名状、影响睡眠的不适所折磨着。把这概括为“神经官能症”是草率而荒唐的。也许引用《创世记》第2章在听众心中所激起的原始痛苦更为合适：在上帝之灵镇压的空旷而荒芜的宇宙中，每个人心中铭刻的深深痛苦，而在这“空虚混沌”（tohu-bohu）之中，还没有人的灵魂（还未出现或已被灭绝）。
还有另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对此，约翰·邓恩（John Donne）早已有了令人难忘的说法。这一说法被人们无数次中肯或不中肯地引用——“无人是孤岛”，以及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然而，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但我们被剥夺了视而不见的庇护，T.S. 艾略特（T.S. Eliot）所说的“部分保护”——我们无法不去正视历史。痛苦的海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环绕着我们，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几乎要吞没我们。闭上眼睛或转过身去毫无用处，因为它就在我们周围，四面八方。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孤岛”；在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责、羞耻和痛苦。与其他人类团体相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少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人们经常问我们，奥斯维辛会不会再次出现，仿佛我们的经历能够赋予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会不会发生另一场大屠杀，单方面，系统化，体械化，有意为之，通过政府层面，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并借助蔑视他人的教条给予合法化的大屠杀。很幸运，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我们仍能说些什么：一个类似的悲剧，大约于1975年发生在亚洲，几乎被世界所忽视。而德国大屠杀是由于奴役其他民族的愿望、灵魂的贫乏，并归于多种因素的共存（战争状态，德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求全思想，希特勒的意愿和颠倒黑白的领袖能力，德国缺乏坚实的民主根基）。这些因素并不是很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每个单独的因素都不足以引发这场屠杀。这些因素能够重新出现并已经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现。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谈及更远的未来毫无意义），这些因素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日本和苏联，一场大规模屠杀是尤其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集中营的历史仍旧是许多人记忆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政府层面，而某种免疫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与我所说的羞耻一起，足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
至于世界的其他角落会发生什么，或者在几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暂缓进行判断是明智的。而核末日，特别是双边核战争，很可能是短时间而决定性的。这是一种更巨大的、截然不同的恐怖，古怪而崭新，但不在我所选择的主题之列。
    <hr/><ol>  <li>
[1]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6.29—1837.6.14）：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作品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代表作有《致月亮》、《致席尔维娅》、《暴风雨后的宁静》等。
</li>  <li>
[2] 费黛里奥：贝多芬所创作的唯一歌剧。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利奥诺拉的女性化装成监狱看守，从政治监狱中营救出自己被诬陷的丈夫的故事。
</li>  <li>
[3] 通天塔：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指人类不同的语言和种族。
</li>  <li>
[4] 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 Aron Ettore Schmitz, 1861.12.19—1928.9.13）：阿龙·斯密茨的笔名，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泽诺的意识》等。
</li>  <li>
[5] 埃拉·林根斯－雷娜（Ella Lingens-Reiner, 1908.11.18—2002.12.30）：奥地利医生、律师，二战中因帮助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li>  <li>
[6] 集中营暗语，意指濒临死亡的囚犯。
</li>  <li>
[7] 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l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12.11—2008.8.3）：苏联作家，1945年因批评斯大林被判刑8年，后被送入劳改营，1957年恢复名誉，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古拉格群岛》等．
</li>  <li>
[8]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 1903.8.28—1990.3.13）：奥地利裔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作家。
</li>  <li>
[9]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24—1631.3.31）：英国诗人、讽刺作家、律师和神父，被认为是玄学诗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歌与十四行诗》、《挽歌》、《一周年与二周年》等。
</li>  <li>
[10] 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9.26—1965.1.4）：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荒原》、《教堂的谋杀》等。
</li></ol>

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
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incommunicability）这个词。它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我不喜欢它，首先是因为它是语言学的灾难，其次有着更多的个人原因。
对于当今这个正常的世界，出于惯例或对比，我们时常称其为“文明世界”或“自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几乎从来不会遇到一个全然的语言障碍，换句话说，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人，你必须与对方建立完全的沟通，否则就会死亡，然后却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个著名但不完整的例子是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红沙漠》。电影中，主人公在某晚遇到了一个土耳其水手。尽管这水手只会说土耳其语，但主人公仍徒劳地想让对方理解他的想法。说这个例子不完整是因为双方，包括水手，都存在着交流的意愿，或者，至少不存在拒绝沟通的意愿。
根据在那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理论（尽管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是轻浮而令人不快的），“无法沟通”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在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是人类生活中内在的无期徒刑：我们都是“单胞体”，无法相互交换信息，只能截削信息，错误地发出信息，误会地接收信息。人们的交谈是虚假的、单纯的噪音，用描绘的面纱掩盖存在的沉默；我们是孤独的，即使（或者尤其）两个人同居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悲观的理论起源于思想的懒惰；特别是，它通过一种危险而恶毒的怪圈，鼓励思想的惰性。除非由于病理原因导致残疾，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交流，并借此以一种有益而轻松的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宁静，因为沉默、讯息的缺乏，本身也传递着一种讯息，但这种讯息是含糊不清的，而含糊不清导致不安和怀疑。说人们不可能沟通是错误的，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在生理和社会角度上，我们都预先倾向于交流，尤其在于其高度进化和高尚的形式——语言。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有着语言能力，只有动物之间才不存在语言。
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听到别人（我们的孩子！）说冷、饿或累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令人厌恶地进行干预：你知道什么？你该体验一下我们的经历。一般来说，出于高尚品味和睦邻友好的原因，我们试图抗拒这些“自吹自擂”的诱惑。然而，我发现，如果我听到人们谈论沟通的失败或不可能时，总会忍不住插嘴。“你应该试试我们的经历。”哪怕在最困难的沟通环境中，比如，在日本或芬兰的旅行者会发现，即使对方不明白他的语言，也会（同时）具有职业性的礼貌或善意，并努力地理解和帮助他。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谁又不能说几句英语呢？无论如何，旅游者的问题并不多，总是那几个相同的问题，因此无法沟通是罕见的，而相互理解几乎会变得像一场游戏一样有趣。
当然，百年之前，意大利、土耳其或摩洛哥移民在美国，或者当今巴基斯坦移民在德国或瑞典所遭遇的情景可能更富有戏剧性。对于他们，不再有旅行社精心设计的路线，或者被剥夺所有意外的小小探险。他们可能是目标明确的迁移，从事如今看来相当原始的工作。在这种境遇中，书面或口头的交流是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与邻居、下属、同事、上级，在工作中，在街道上，在咖啡馆，与那些习俗不同并通常带着敌意的外国人打交道。但在他们的环境并不缺乏矫正物。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具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其社会自身的利益与“外来劳工”的劳动力——因而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是统一的。他被允许带来他的家人，也就是说，他故乡的一部分；为他找一个或好或坏的住所；他可以（常常必须）参加语言学校。这些移民在走下火车时又聋又哑，但社会给予他们帮助，也许没有爱，但并不缺乏效率，而他很快重新获得交流的能力。
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中见证了“无法沟通”的现象。我所说的，是在众多波兰和德裔囚犯，以及一些阿尔萨斯人（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德语）中，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还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匈牙利人以及法国人（沟通困难较小），会遭遇特别的沟通困难。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语言障碍的碰撞早已发生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在意大利，1944年4月，随着党卫军接管了位于摩德纳（Modena）附近的福希利（Fossili）加工营，意大利警察们，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将我们移交给党卫军。与那些态度傲慢的黑衣人打交道的第一刻起，我们就立刻意识到，能不能说德语是一个分水岭。那些能听懂德语，并能用流利的德语回答问题的人能够建立一种表面上的人际关系，而对于那些听不懂德语的人，党卫军的反应让我们吃惊和恐惧——用平静的口吻发布一个命令，仿佛知道这个命令会被服从，再大声而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命令，然后是用尽全身力气地高声尖叫，仿佛他在命令一个聋子或一只牲畜。人们更多地是对命令的语调做出反应，而不是命令的内容。
要是有人犹豫（每个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而且被吓坏了），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显然它们表达了相同的语言——使用语言去表达思想，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而充分的机制，已经归于废弃。这是一个信号：在党卫军眼中，我们已经不再是人。对我们，就像对耕牛或骡马，一声斥骂和一记重拳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让一匹马去跑去停，转身，拉车或停止拉车，不需要与它沟通，或给它详细地解释，十几个形式各异但意义明确的信号就足够了，无论是听觉、触觉还是视觉的——拉缰绳、戳马刺、大声喊、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都一样可行。和它说话，就像自言自语，是傻里傻气的行为，或荒唐地伤感——无论如何，那匹马又能听懂什么呢？马萨莱克（Marsalek）在他的书《毛特豪森》（<em>Mauthausen</em>）中告诉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甚至拥有比奥斯维辛更多的语种，而囚犯们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把橡皮警棍称为“der Dolmetcher”，即“翻译”——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它的语言。
事实上，一个没教养的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尤其是党卫军，极其没有教养，他们要么没受过“教养”，要么被错误地“教养”）分不清哪些人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哪些人听不懂简单的叱令。这些年轻纳粹的头脑里早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而对于所有其他的文化，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它们中包含一些德国文化元素，才被视为可以接受。因此，那些不会说或听不懂德语的人一定是野蛮人；要是他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事实上，那可算不上语言），那就必须把他打到闭嘴，滚回他的窝里，推、拉、扛，因为他不是“Mensch”（德语：人），不是人类。我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新“卡波”带领着一个主要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劳动小队。他意识到一名最可怕的党卫军监工正从背后向他走来，突然转过身，立正，用德语报告规定的“Meldung”（德语：讯息）：“第83突击队，42人。”但在慌乱之中，他说的是“Zweiundvierzig Mann”（42人）。那个党卫军用父亲般严厉的口吻纠正他：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说“Zweiundvierzig H?ftlinge”（42名囚犯）。他是一个年轻的“卡波”，所以可以原谅，但他必须学会规矩、社交习惯、等级距离。
这种“不要对他说话”有着快速而毁灭性的效果。那些人要么不对你说话，要么高声叫嚷着你听不懂的话语。而你不敢同他们讲话。如果你的运气够好，你会找到一个与你语言相通的同伴，你们可以交换看法，寻求咨询，发泄怒气，信赖对方；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你的舌头会在几天内干涸，而你的思想也会随之枯萎。
此外，在更紧迫的层面上，你听不懂命令和禁令，看不懂标志和告示。尽管有些是荒唐或无用的，但也有些传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总之，你发现自己茫然无措，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你才明白沟通产生信息，而没有信息，你就无法生存。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到15天内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与更富有经验的狱友进行交流，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不犯下致命错误的前提下，首先学会如何获得衣服、鞋子、额外的食物，如何避免更残酷的劳动，如何避免与党卫军的、通常是致命的遭遇，如何处理无法避免的疾病。我不是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死亡，但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有更大的机会回到他们失去的土地。
对于我们所有的幸存者（当然并未掌握多国语言），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像一部虚焦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中，然而，在这噪音之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言语，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在我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里，我注意到在这种茫然无措和对沟通的需要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效果。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我们仍然记得，在单纯的听觉范畴中，那些各种听不懂（后来也没学习过）的语言说出的词句。以我为例，是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波兰语说出，不是我的身份号码，而是营房花名册上我前面囚犯的号码：一串声音和谐地结束，就像孩子口齿不清地背诵计算口诀，像什么“stergishi steri”（现在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44”）。事实上，在那个棚屋里，分汤员和大部分囚犯都是波兰人，因此“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叫到你的时候，你必须在那准备好，拿好你的碗，以免错过你的那份汤，或者被弄个措手不及。听到分汤员叫到你前面那个囚犯的号码时就立刻跳起来是个好办法。事实上，“stergishi steri”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对于巴甫洛夫（Pavlov）的狗的条件反射——立刻刺激唾液的分泌。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然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向能听懂它们的人背诵这些声音时，它们的确有了意义，脆弱而平常：它们是咒骂、诅咒，或日常的只言片语，往往是重复的句子，如“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它们是从难以分辨的语言中撕裂的碎片，徒劳而潜意识地在毫无意义的声音中挖掘意义或含意的成果。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当身体需要营养时，会驱使我们到厨房寻找土豆皮——聊胜于无。我们缺乏营养的大脑遭受着独特的饥饿。或者说，这种徒劳而自相矛盾的记忆可能有着另一种意义和目的：它是潜意识中对“以后”的准备，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幸存。到那时，集中营经历的任何碎片都会成为巨大马赛克镶嵌图案中的一个纪念品。
在《再度觉醒》一书的开篇，我描述了必要而失败的沟通的一个极端案例：三岁的赫比纳克（Hurbinek），也许秘密生于集中营，没有人教他说话，但有着说话的强烈愿望，用他整个可怜的身体去表达思想。从这点来看，集中营甚至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室，在集中营里，人们能够目睹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行为和事件。
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学习过一些德语词汇，只是单纯地为了理解化学和物理课本，而不是为了主动表达我的想法，或听懂别人的语言。那是法西斯制定种族法案的年头，而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者到德国旅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投入集中营后，尽管我一开始也很困惑（事实上，也许正由于这困惑），却很快发现我极度贫乏的“Wortschatz”成了性命攸关的重要因素。“Wortschatz”意为“词藻的遗产”，但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词汇的财富”，从来没有一个词比这更恰当了。会说德语意味着活下去：我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这一点。我的意大利同胞们并不懂德语，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德里雅斯特（Trieste）的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一个接一个被无法理解的风暴所吞没——他们听不懂命令的意思，他们被拳打脚踢却不明所以。集中营的基本道德规定了，一次殴打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出合理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建立犯罪－惩罚－悔改的抛物曲线。所以，“卡波”和他的帮凶们在打人时常常咕哝着，“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接着是总结式的“罪行的沟通”。但对于新来的“聋哑人”，这个仪式失去了作用。他们本能地寻求角落的庇护，从而保护他们的背部；而挑衅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用困惑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就像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而实际上他们的境遇的确如此。
对于许多意大利囚犯来说，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狱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而与德语相比，他们更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奥斯维辛没有西班牙人，但有很多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流放者），在1944年大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一些人来自阿尔萨斯、德国或波兰，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法国避难的犹太人。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他们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说德语或犹太德语（意第绪语）。其他法国人，大城市的法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我在集中营活下去。我恳求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阿尔萨斯人，对我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补课。这些简短的课程常常发生在宵禁之时，我们放弃睡眠，喃喃低语。我用面包来支付学费，因为那时并没有其他可用的钞票。他接受了，而我相信面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用处。他向我解释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用哥特式字母写在营房衍架上的那些愚蠢或讽刺的格言，我们胸前身份号码上方所佩带的颜色标志的含义。于是，我意识到，集中营里的德语——词汇贫乏、高声嗥叫、充满污言秽语和恶毒咒骂——与我化学课本上那准确、朴实的语言，与克莱拉（Clara），我的一位同学，向我背诵的海涅（Heine）诗歌中那精致、流畅的语言，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集中营内的德语是一个语言分支：用德语来表达，确切地说就是“Orts-und zeitgebunden”，即“时空之局限”。它是一种变异的、特别原始的，正如德裔犹太语言学家克莱普勒（Klemperer）所说的“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而它的缩略语LTI讽刺地对应着当时德语所珍爱的上百个其他缩略语（NSDAP、SS、SA、SD、KZ、RKPA、WVHA、 RSHA、BDM等等）。
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以及它的意大利兄弟，已经被语言学者们大书特书。显然，人们会发现，在对人类施加暴力之处，也可以对语言施加摧残。在意大利，我们不会忘记法西斯愚蠢地反对方言，反对“原始主义”，反对瓦尔多斯坦（Valdostan）、瓦尔苏桑（Valsusan）和南蒂罗尔（Altoastesin）的地名，反对“以‘您’相称，因为这是奴态而媚外的”。在德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几个世纪来，德语一直自发地排斥外来语，所以德国科学家们急着把“bronchitis”改为“Luftr?hrenentzündung”（支气管炎），把“duodenum”改为“zw?lffingerdarm”（十二指肠），把“pyruvic acid”改为“Brenztraubens?ure”（丙酮酸）。所以，从这件事来看，想要纯化一切的纳粹主义，在语言上并没有多少可以纯化的工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与歌德时期德语的主要区别在于某些词汇的滥用和词义的篡改。比如，形容词“v?lkisch”（国家的）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而且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自大；形容词“fanatisch”（狂热的）的含义已经从贬义变成褒义。但在德国集中营群岛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分支语言，一种术语，“集中营黑话”，其中每个集中营又继续形成特有的黑话系统，而这种语言与普鲁士军营里的老式德语和党卫军的新式德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黑话与苏联劳改营里的黑话相互对应。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几个词汇——“集中营黑话”中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词汇。用德语翻译《古拉格群岛》（<em>The Gulag Archipelago</em>）一定不会太困难；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发生在这些集中营的专业术语上。
有一个词汇是所有集中营通用的，“Muselmann”，即“穆斯林”，指无可救药、耗尽精力、濒临死亡的囚犯。这个词的由来有两种解释，但都不太让人信服：宿命论，以及头上的绷带就像穆斯林的长头巾。它正对应着——包括它辛辣的讽刺意味——俄语中的“dokodjaga”，意为“快死了”、“完蛋了”。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唯一只收容女犯的集中营），正如莉蒂娅·罗尔菲（Lydia Rolfi）告诉我的，同样的概念通过两个特别的名词“schmutzstück”和“schmuckstück”得以表达，分别意为“垃圾”和“宝石”，两个词汇的读音几乎相同，一个滑稽地模仿另一个。意大利女犯们不能理解它们可怕的含义，把两个单词都读成了“smistig”。同样，“Prominent”也是所有集中营通用的行话。“Prominent”是集中营世界里地位较高的囚犯，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的结尾处提到过。作为集中营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存在于苏联的劳动营中，被称为“普里杜尔基”（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说的）。
在奥斯维辛，“吃”被说成“fressen”，在正式德语仅用于牲畜的一个动词。而“走开”则说成“hau’ ab”——动词“abhauen”的祈使形态，在正式德语意为“切，砍断”，但在集中营行话中，它等于“见鬼去，滚开”。战后不久，一次商业会议结束时，我诚心诚意地向贝尔公司（Bayer）彬彬有礼的职员们告别，碰巧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Jetzt hauen wir ab）。那就像是在说：“现在让我们都从这滚出去吧。”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那些字词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议题格格不入，仿佛属于另一种语言，并且当然不会在任何“外语课程”中教授。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德语不是在学校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叫做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这导致气氛特别尴尬，但由于我是买方，所以他们仍殷勤周到地招待我。后来，我也意识到我的言语过于粗鲁，但我故意不让它变得文雅；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去掉左臂上的刺青。
集中营黑话，自然受到集中营内部和周边的其他语言的强烈影响：波兰语、意第绪语、西里西亚方言，以及后来的匈牙利语。从我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起，在人们的嘈杂声中，马上就能分辨出四到五种非德语的表达方式，而且在之后的集中营生活里，总能听到这些声音。我想，它们一定代表着某些基本物品或活动，如工作、水和面包。出于之前我所描述的有趣现象，这些声音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多年之后，一个波兰朋友不情愿地告诉我，它们的意思只是“霍乱”、“狗血”、“雷”、“婊子养的”、“完蛋”，其中前三个词用于表示惊叹。
意第绪语（犹太德语）其实是奥斯维辛的第二语言（后来匈牙利语成为第二语言）。我不仅听不懂这种语言，甚至对它的存在都半信半疑，只从曾在匈牙利工作过的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些意第绪语格言或笑话。波兰、苏联和匈牙利犹太人惊讶地发现我们意大利犹太人不说意第绪语——我们是可疑的犹太人，不值得信赖，此外，自然而然地，在党卫军眼里，我们都是“巴多格里奥”（Badoglio），而在法国人、希腊人和政治犯眼里，我们就成了“墨索里尼”（Mussolinis）。同样，即使不考虑交流障碍，作为一名意大利犹太人也不是惬意的事。到现在为止，由于辛格兄弟的著作以及其他意第绪语文学作品所获得的理所当然的成功，意第绪语已经众所周知，它实际上是一种古德语方言，在文法和发音上与现代德语截然不同。与波兰语相比，它带给我更大的痛苦，因为我完全听不懂意第绪语，但我本应该能听懂它。听到意第绪语让我神经紧张：我往往难以弄清对我说的（或者在我身边听到的）一个句子是德语，还是意第绪语，还是两者的结合。一些好心的波兰犹太人尽量让他们的意第绪语接近现代德语，从而让我能听懂他们的交谈。
在我所听到的所有意第绪语中，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找到了一处记录。在“卡罗斯”（Kraus）一章中，我记录了一次对话：一个有着波兰血统的法国犹太人戈南（Gounan），对匈牙利人卡罗斯说：“Langsam, du bl?der Einer, langsam, verstanden?”逐词翻译为：“慢点，你个傻瓜，慢点，明白吗？”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的确认为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份记忆并不久远，我在1946年写作的那本书），而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记录下来。本书的德语翻译非常怀疑这段记述：我要么是听错了，要么是记错了。经过长期书信的讨论，他建议这段表达应予以修改，他似乎无法接受那段对话。事实上，那本书被翻译成德语并出版后，那段对话改为：“Langsam, du bl?der Heini……”，其中Heini是海因里希（Heinrich）的昵称亨利（Henry）。但最近，我读到了一本关于意第绪语历史和语法的好书，J·盖佩尔的《卢森妈妈》（<em>Mama Loshen</em>）。在这本书里，我发现“Khamoyer du einer!”（你个蠢货！）这种句型是意第绪语的典型结构。机械记忆正确地发挥了作用。
并非所有人为沟通失败或交流受到限制而感到相同的痛苦。并不为此感到痛苦，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有些人，要么天性孤僻，要么在“平民”生活时，就习惯于边缘化的生活。他们并不表现出为缺乏沟通而痛苦。但熬过了进入集中营至关重要的最初阶段的大多数囚犯试图保护自己，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乞求只言片语的信息，有的盲目散播胜利或灾难的消息，无论真的，假的，还是编造的；有的张大眼睛，支起耳朵，试图抓住并解释人们、大地和天空所发出的一切征兆。然而，与外部世界有限的交流成为对集中营内部世界有限交流的补充。有些集中营完全与世隔绝，从这点上，可以说我所在的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Monowitz-Auschwitz）拥有一定的优势。几乎每周，都会有来自欧洲占领区中各个国家的“新”犯人。他们会带来新的消息，往往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消息。尽管被明令禁止，我们仍然冒着被人向盖世太保告发的风险，在巨大的工地上与波兰和德国工人交谈，有时甚至和英国战俘交谈；在垃圾箱里，我们会找到几天前的报纸并渴切地阅读它们。我有一个很有魄力的工作伙伴，因为他是阿尔萨斯人，而且是个职业记者，所以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他甚至自夸订阅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em>V?lkischer Beobachter</em>），当时最权威的德语日报——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呢？他恳求一个值得信赖的德国工人订阅了这份报纸，再用一颗金牙占有了这份订阅。每天早晨，在等待点名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聚拢到一起，准确地向我们报道当天的新闻。
1944年6月7日，我们看到英国战俘在去工作的路上。而他们似乎有些特别：他们的队伍很整齐，胸膛挺得高高的，微笑着，仍然像军人一样。他们的步伐如此有力，以至于看守他们的德军哨兵，一个上了岁数的志愿兵，难以跟上他们的队伍。他们用V字的手势向我们打招呼。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通过一个地下电台得知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自由似乎指日可待。但在大多数集中营里，情况要糟得多。新来的囚犯来自其他集中营和犹太人隔离区，同样与世隔绝，只能带来集中营内部的可怕消息。工作条件也不像我们，能接触到来自十到十二个不同国家的自由工人，而是在农场、小作坊、采石或采沙场，甚至矿山。矿山集中营的沟通条件极差。正是这样的沟通条件导致了罗马帝国战争奴隶的死亡和美洲土著在西班牙人面前的降伏——这种与世隔绝如此致命，没有人能从中幸存，来讲述它们的可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所得到的“来自世界”的新闻是零星而模糊的。我们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忘，就像负罪的人被扔在中世纪的“oubliettes”（地牢）中等死。
犹太人，被定义的敌人，不洁之人，淫秽的播撒者，世界的毁灭者，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沟通权利，被禁止联系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任何遭受过流放的人，无论许多形式中的哪一种，都知道一个人要遭受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割离的痛苦。这导致一种致命的、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印象和不公正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那些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然后，我们便能深深地明白，在自由的大陆上，沟通的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健康，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著名的例子是苏联的李森科（Lysenko）疯狂的基因学观点（他的反对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缺乏学术讨论，损害了苏联二十年的农业丰收。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每周，我们的政治犯狱友都能收到家信，每当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刻——我们感到被冷淡、被疏远，与家乡（事实上，与整个人类）的隔离感的全部分量。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左臂的文身如伤口般炙烤着我们。而确信无人能够生还的绝望，更像泥石流一样吞没了我们。无论如何，即使德军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又能写给谁呢？在欧洲大地上，犹太人的家庭早已被吞没、被驱散、被摧毁。
罕见的幸运眷顾着我（我在《缓刑时刻》中提到过），让我能与我的家人书信来往。在这件事上，我需要感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年迈的、几乎不识字的砖匠和一个充满勇气的年轻姑娘，比安卡·盖黛特·莎拉（Bianca Guidetta Serra），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我知道这是让我能活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个幸存者在许多方面都与普通囚犯不同。而我们自身，为了驱避过去的可怕往事，更愿意选择遗忘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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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9.29—2007.7.30）: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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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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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斯·马萨莱克（Hans Marsalek, 1914.7.19—2011.12.9）：奥地利印刷工人，政治活动家。战后主持毛特豪森集中营历史的编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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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9.26—1936.2.27）：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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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粹于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在德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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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侧、的里雅斯特湾的顶端，西距威尼斯113公里，历史上是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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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2.13—1856.2.17）：德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歌《西西里亚织工》，论文《论浪漫派》等。
</li>  <li>
[8]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 1881.10.9—1960.2.11）：曾做过商业学徒、记者和文学教授。他的日记详细记叙了德国政体的变迁，成为一份珍贵的史料，出版于1995年 ， 
</li>  <li>
[9] 皮耶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 1871.9.28—1956.11.1）：意大利元帅，以侵略阿比西尼亚和推翻墨索里尼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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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辛格兄弟：指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2.11.21—1991.7.24）和以色列·乔舒亚·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 1893.11.30—1944.2.10），兄弟两人都是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其中弟弟艾萨克·辛格于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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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民观察家报》（<em>V?lkischer Beobachter</em>）纳粹党报。该报创于1920年，最初以每周一期，从1923年2月8日起变为日报。此后25年，该报代表了纳粹党的官方形象。
</li>  <li>
[12] 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 1898.9.17—1976.11.20）：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提出了与基因学说相对立的遗传学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通过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对手，垄断苏联生物科学界达20年之久，造成苏联失去了两代优秀的生物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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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
本章的题目似乎有些让人不安，甚至有些唐突：这世上存在“有用的暴力”吗？不幸的是，没错。死亡，即使不是人为造成的，即使在最仁慈的状态，也是一种暴力。可悲的是，它有其存在的意义——不朽的世界（斯威夫特的“斯特鲁布鲁格”）既无法想象，也无法居住，而且比现在的世界更加暴力——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暴力的世界。一般来说，谋杀也并非毫无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杀死了老放债人，为自己树立了目标，尽管这目标是有罪的；就像普林西普（Princip）在萨拉热窝（Sarajevo），或者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绑架者在法尼大街（Via Fani）的所作所为。除了嗜杀成性的疯子，任何杀人者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为了钱，为了清除一个真正或假想的敌人，为了报复一次侮辱。战争令人憎恶，在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它们是非常恶劣的手段。但我们不能称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有着目的，尽管其目的可能是邪恶或荒谬的。它们不是毫无理由的，它们的目的不是去施加痛苦；人们的确遭受痛苦，集体性的、巨大的、不公正的痛苦，但这痛苦只是副产品，额外的产物。而我相信，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中，德意志帝国所体现的暴力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历史时空，但纳粹德国的暴力具有独特的一面，那就是无意义暴力的滥用，它将施加痛苦本身作为其单纯的目的，即使偶尔有其他目的，也无法与它造成的巨大而毫无意义的痛苦相比。
带着事后之明的智慧，再次审视被战火摧残的欧洲，以及最后，德国本土上的那些岁月，人们会感到被两种观点所撕裂：我们是见证了一个灭绝人性的计划的理性实施，还是集体性疯狂的表现（在历史是独特的，而且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理性地追求邪恶，还是缺乏理性？正如在人类行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这两种现象是共存的。毫无疑问，纳粹主义的基本宗旨有其理性的一面：向东扩张的需要（德国人古老的梦想）；镇压工人运动；统治欧洲大陆；清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希特勒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同一件事；与英国、美国分享世界的权力；对精神病人和无用人口进行“斯巴达式”清除，从而净化日耳曼民族。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一致，且都可以从《我的奋斗》（<em>Mein Kampf</em>）难以否认地清楚阐述的几点假设中推绎出来——自大和激进主义，狂妄和“<em>Cründlichkeit</em>”（彻底）；蛮横的逻辑，但并不疯狂。
仇恨但并不疯狂也可以让我们预见到以下目标的实现：发动军事侵略或残酷的战争；支持内部《种族法案》；转移或清除整个人口，实行降伏、净化或灭绝政策。无论是尼采（Nietzsche），还是希特勒或罗森堡（Rosenberg），他们宣扬“超人”的神话，这“超人”因其教义和天生的优越性而无所不能。他们自己以及追随者们无不陶醉于这神话之中。然而，这时候，他们并不疯狂。但是，值得让我们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导师还是门徒，都会渐渐脱离现实，正如他们的道德观渐渐脱离所有文明在整个历史中所共有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所有人类最终必须接收和承认的。
理性凋萎了，而对于毫无意义的暴力的实践，信徒们更充分地超越（和背叛！）他们的导师。我极度厌恶尼采的学说——很难在其中找到一条不与我的看法相反的言论。他玄妙隐晦的风格也让我厌烦，然而，在我看来，在尼采的学说中，并不能找到向他人施加痛苦的期望。冷漠，没错，几乎在他每页著作上，但从未有“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即因邻居的不幸而喜悦，或更糟，故意施加痛苦而取乐。民众的痛苦，“Ungestalen”（畸形者）的痛苦，天生低贱者的痛苦，是迎来“超人”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较轻的罪恶，但仍是一种罪恶；其自身也并非所期望的目的。但希特勒的主义和实践则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许多毫无意义的纳粹暴力归属于历史的定论：只要想想发生在阿迪泰岩洞（Ardeatine Caves）、奥雷德（Oradour）、利戴斯（Lidice）、博弗思（Boves）、马扎博托（Marzabotto），以及其他太多的地点，“不成比例的”大屠杀。尽管在本质上，报复已是不人道的。在这些大屠杀中，纳粹已经大大超越了报复行为的极限。但是，还有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的暴力，就像一幅巨大画卷的细节，无法磨灭地铭刻在我们每个幸存者的记忆中。
几乎毫无例外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先想到一列列车，标志着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不仅是因为时间顺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毫无必要的残忍，便存在于这些出于非常目的，用于押送犯人的（原本无害的）普通货运车厢之中。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幸存者之中，没有一个故事或日记不提到这些列车，这些闷罐车厢是由商用货运车厢改造而成，成为流动的监狱，甚至死神的工具。车厢总是挤得满满的，但每个车厢的人数，在不同的情况下，似乎根据粗略的计算——从50人到 120人，取决于旅程的长度以及纳粹系统负责转运的“人体物资”的级别。从意大利起程的列车往往“只”装50到60人（犹太人、政治犯、游击队员、在街上被抓的倒霉蛋、1943年9月8日的崩溃中被俘的军事人员）——纳粹可能考虑到较远的旅程，甚至这些列车沿途可能造成的印象。而在东欧的押运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是更廉价的货物，事实上，毫无价值；不管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集中营里，他们终归要死。运送波兰犹太人的车厢，从隔离区到集中营，或者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每个车厢被塞进120人。他们的旅程是短暂的……就算车厢里只有50人，也是极不舒适的；他们可以同时躺下休息，但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果人数超过100人，哪怕几个小时的旅程也像地狱一样可怕：人们必须轮流蹲站，而在这些人里，往往有老人、孩子、病人、哺乳期妇女、疯子和在旅途中（或因为这旅途）发疯的人。
纳粹的铁路运输程序既死板又灵活。我们不知道这些程序是不是基于某种规定，或者负责人员手中有没有灵活的职权。死板不变的是那伪善的建议（或命令）——尽可能带上你的东西，尤其是金子、珠宝、硬通货、裘皮，在一些特殊情况中（来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载运犹太农民的专列）甚至带上小家畜。“每样东西都会用得着，”押运队员撇着嘴说道，带着同谋的神气。事实上，这是自我掠夺，通过一个简单而狡猾的诡计，让人们自己把东西送到帝国的手中，而且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避免了官僚体系的混乱，不需要专门运输，也不用害怕沿途被盗——相当肯定，在抵达集中营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纳粹篡取。死板不变的还有完全光秃秃的车厢。德国当局，对于可能为期两周的旅程——比如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押运犹太人的专列——名义上不提供任何物品，他们不会费心惊动地方政府或集中营官员以某种方式来提供这些物品，没有食物，没有水，木头地板上没有席子，没有稻草，不提供任何容器用于生理需要。一则告示并没有任何成本：这种体制性的忽略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蓄意制造痛苦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有些时候，要被遣送的囚犯能从经验中学到些东西：他们已经目睹了之前离开的人们，并从这些人的代价中认识到自己必须尽其所能准备好这些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不违背德国人强加的限制条件。典型的事例是从荷兰威斯特伯克（Westerbork）集中营出发的列车。这是一个容纳上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型集中营，而柏林希望当地指挥官能够每周发出一列火车，押送大约1000名囚犯。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共发出了93列列车，开往奥斯维辛、索比堡（Sobibor）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幸存者大约500人，而他们中没有人乘坐第一列列车。乘坐第一列火车的囚犯们盲目地启程了，他们毫无理由地希望德国当局会在三四天的旅程中满足他们那些最基本的需要。结果，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押运途中遇难，也不知道这样可怕的旅程如何周而复始，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它的可怕。但是，几周后，在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医务室工作的一个眼光敏锐的小职员发现，来往于威斯特伯克和终点集中营的闷罐列车总是相同那几列列车。因此，被送走的囚犯可以通过空车返回的车厢隐藏一些信件，从而传递消息，从那时起，人们至少有可能为乘车离开的囚犯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个桶用于排泄。
1944年2月我被押送上第一列离开福索里（Fossoli）集中营的列车。（之前，其他人已经从罗马和米兰出发，但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在出发前，党卫军从意大利警察手中接管了我们，并含糊其辞地介绍了这趟旅程；他们只让我们知道路程很长，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提出有趣而讽刺的建议（“带上金子和珠宝，还有首先是羊毛衣物和裘皮，因为你们将在非常冷的环境里工作。”）集中营的头子，他本身也是一个被流放者，明智地要求食物的合理供应，并获得了批准。但他没有提到水——水又不值什么钱，不是吗？德国人没有分发任何物品，但他们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也没有想到为每个车厢准备一个容器作为厕所，而事后证明，与干渴与寒冷相比，这个疏忽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我的车厢里，有几位老人，有男有女，都来自威尼斯犹太养老院。对于每个人来说，当众排便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而对于他们尤其如此，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文明并未为我们准备的创伤，在人类尊严上的深深伤口，一种下流而不祥的挑衅，同时也是蓄意而不必要的凶残的体现。我们有着出人意料的好运（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以使用这样的字眼），在我们的车厢中，有两个年轻母亲带着她们几个月大的孩子，而其中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尿盆——只有一个，供50个人使用。出发两天后，我们在木头地板的夹缝里找到一些钉子，我们在角落钉了两个钉子，挂上绳子，披上一块毯子作为屏风。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象征：我们还不是禽兽，只要我们尝试抵抗，我们就不会变成禽兽。
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设施，在其他车厢又发生了什么是难以想象的。这趟列车在旷野中停过两三次车。德国人打开车厢大门，允许我们下车，但不许我们离开铁轨或自由行动。有一次，大门打开了，列车却停在了一个车站。看到男人和女人们，蹲在他们能蹲的任何地方，在站台上，甚至在铁轨中间，押送我们的德军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味。而德国旅客公开表达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活该遭受噩运，只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些不是“Menschen”，不是人类，而是牲口——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清楚。
实际上，这只是序幕。而接下来的日子，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短暂而必要的时间里，适应那巨大的公共厕所是一件相当困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等着上厕所的人们，就站在你面前，不耐烦地，时时催促你，甚至恃强凌弱，每10秒就问一句：“Hast du gemacht?”（你还没完吗？）尽管如此，在几周之内，那种不适开始减弱，直至消失；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并不是所有人），这只是宽厚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被一步步转变成禽畜。我不相信在纳粹各级党政机关里，在文件档案里，在任何“劳动会议”上，会如此详细地计划或规划这种转变。这是纳粹体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灭绝人性的政体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扩展和延伸其非人的罪恶，特别是向下；除非遭遇抵抗或格外坚定的性格，否则它同样会腐蚀它的受害者和对手。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们告诉我，得到一个珍贵的搪瓷大碗后，她们如何将它一物三用：盛汤的碗；夜间的尿盆（夜间禁止上厕所）；洗脸盆（如果水槽里有水的话）。在各个集中营，犯人每天的食物中有一升汤；而在我们的集中营，由于我们工作的化工厂的许可，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得两升汤。所以，我们不得不排出大量的水。这迫使我们频繁地请求上厕所，或在工地的角落解决问题。有些囚犯无法控制自己，由于虚弱的膀胱、恐惧、神经官能症，他们无法克制小便的紧迫需要，常常把自己尿湿，并为此遭受惩罚和嘲笑。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意大利人，睡在三层铺的最上层。有天晚上，他又尿湿了床铺，殃及了睡在第二层的囚犯。睡在下层的囚犯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管理营房的“卡波”。“卡波”突击检查了那个意大利人。但是他面对各种证据，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卡波”命令他当场小便，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自然无法成功，结果挨了一顿痛打。但是“卡波”拒绝了他合理的要求，没有让他换到更下层的床铺。这是一种行政行为，会为营房的书记员带来太多的麻烦。
与排便的强制政策类似的是裸体的强制政策。人们必须赤身裸体地进入集中营，事实上比裸体更进一步，不仅要剥光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被德军没收），还要剃光头发和其他毛发。毫无疑问，在参军之后，人们或许也要经历同样的程序，但在集中营里，每周都要彻底剃光全身的毛发，而公共的、集体性的裸体是一种周期性的活动，典型并充满意义。这种暴力也具有一些必要的原因（显然，人们必须脱光衣服才能淋浴或进行医学检查），但讨厌的是它毫无意义的重复。在集中营的一天里充满了无数次被剥光衣服的经历——检查虱子、检查人们的衣服、检查疥疮，还有晨洗。同样，还有周期性的筛选，这是一种“授权的”检查，以决定哪些人还适合工作，而哪些人，恰恰相反，应该被一笔勾销。光着身子和脚板的男人，感到全身的神经和筋腱都紧张起来——他只能无助地祈祷。衣服，哪怕发下来的脏衣服，他们原始的木底鞋，都是纤薄脆弱却必不可少的遮羞之物。任何缺少这些遮羞物的人不再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仿佛是一只蠕虫——裸体、缓慢、卑贱地爬行在地面上。他自知随时都会被整个体制压得粉碎。
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勺子的缺乏，也会激发同样无可奈何的极度赤贫的无力感。对于从童年起习惯于哪怕最贫穷的厨房也会拥有充足的餐具的人们，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这并非微不足道。没有勺子，就没有办法喝到每天供应的汤，除非像狗一样去舔。只有在许多天的“学徒期”之后（从这我们能看到，立刻理解集中营内的语言和环境，并让自己被他人理解是多么的重要），人们会发现集中营里也有勺子，但只有在黑市使用面包或汤才能换到。一个勺子常常价值半份面包或一升汤，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新囚犯，常常需要拿更多的食物才能换得一把勺子。然而，当奥斯维辛被解放后，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上千把崭新的透明塑料勺子，此外，还有囚犯行李中带来的成千上万把铝勺子、钢勺子，甚至银勺子。所以，这并非是因为节约物资，而是出于刻意的羞辱。这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5节的情节。犹太勇士基甸（Gideon）通过观察手下武士在河边喝水的姿势来选择最出色的武士——他拒绝了所有“像狗一样”舔着喝水或跪着喝水的武士，而接受了唯一一名站着把水举到嘴边的武士。
另一种被所有集中营回忆录作者不断重复和描述的困扰和暴力，而我却不愿意将它定义为毫无意义的暴力。这就是发生在每个集中营里，每天一到两次，众所周知的点名。它必然不是普通的点名，因为，面对成千上万名囚犯，普通的点名是不可能的。它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点名，因为他们从不叫囚犯的名字，而是借助五或六位数的身份号码。它叫做“Z?hlappell”，一种复杂而困难的点名方式，因为点名时不得不考虑当天转移到其他集中营或医务室的犯人，考虑夜间死去的犯人，也因为当前的人数必须与前一天的人数完全相符，还必须像以小队为单位外出工作时那样以五人为单位点名并上报人数。尤金·科根告诉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人和垂死的人也要在晚间点名时出现。只是这些无法站立的人被放在地上，排成五人一行，以便于记数。
一年四季都要进行这样的点名（在室外，当然），至少持续一个小时，如果人数不符，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而要是怀疑有人逃跑，甚至持续24小时。如果是雨天或雪天，或者严寒时分，点名就成了一种折磨，甚至比日间的劳动更令人痛苦，因为它在傍晚时加重了人们一天的疲劳。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没有实际价值、例行公事般的仪式，但很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点名并非没有意义，正如饥饿和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都不是无用的，甚至在毒气中成人和孩子的死亡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请原谅我的愤世嫉俗——我正在试图通过纳粹的逻辑来进行说理）。所有这些痛苦都来源于一个主题，即假设优等民族有权征服和灭绝劣等民族；点名也是同样，在我们“后来”的梦里，它已经成为集中营的象征，它本身集聚了囚犯们遭受的所有疲劳、寒冷、饥饿和沮丧。它所导致的痛苦，以及在冬天里每天导致的囚犯崩溃和死亡，都符合整个纳粹体制，符合军事化操练（起源于英国）的传统，符合作为一种普鲁士文化遗产的残忍的军事化管理，正如毕希纳（Büchner）在《沃伊采克》（<em>Wozzeck</em>）中描述的永恒不朽。
此外，在我来看，显然在许多痛苦而荒唐的方面，集中营世界只是德国军队的一个缩影。集中营里的囚犯大军不得不成为德国军队可耻的拷贝，更准确地说，一张夸张的漫画。一个军队有制服——士兵的制服整洁、光荣，带有肩章、领章等标志，而“h?ftling”（囚犯们），他们的制服是肮脏的、灰色的、单调的——但两者都要有五个钮扣，否则就会有麻烦。军队的行军迈着军人的步伐，纪律严明，整齐一致，踏着军乐队的节奏；所以在集中营里也必须有一个军乐队，而分列式必须按分列式的规矩来办，要配合军乐队的音乐，路过检阅台前要“向左看齐”。这个仪式是如此必要，如此明显，以至于竟然超越了第三帝国的反犹法案：利用偏执的诡辩术，这部法案禁止犹太管弦乐队和音乐家演奏雅利安人谱写的乐曲，以免犹太人污染雅利安民族的纯洁。但在满是犹太人的集中营里没有雅利安人的音乐家，在这方面，也缺乏犹太音乐家所谱写的军乐曲，于是，将保证民族纯洁的法案搁置一边，奥斯维辛成了德军占领的土地上，犹太音乐家唯一能够，事实上，被迫演奏雅利安音乐的地方——必要性决定规则。
集中营从兵营继承的另一份遗产是“整理床铺”的规矩。当然，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在上下三层床铺中，每个铺位有一个塞满木屑的薄垫子，两条毯子，一个稻草枕头，以及两人睡一个铺位的规定。在起床号后要马上整理床铺，整个营房同时进行，因此下层床铺的人必须竭尽全力设法在上铺囚犯的双腿之间固定自己的垫子和毯子，而上铺的囚犯则必须摇摇晃晃地站在床框上，全心全意地做着同样的工作。所有的床铺必须在一两分钟内全部整理好，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分发面包。那是一个疯狂的时刻：空气在那时会因灰尘而变得模糊，精神紧张，充满各种语言的咒骂，因为按照铁的纪律，“整理床铺”（技术术语为“Bettenbauen”）是必须完成的一项神圣的任务。我们不得不拍松那些布满了霉斑和可疑污点的恶臭床垫。为此，在床垫的衬里上有两个狭长的口子，以便我们能把手伸进去。两个毯子中的一条应折叠放在床垫的下面，而另一条则盖住枕头，这样形成一个简洁而棱角分明的阶梯形状。在这项工作完成时，整套被褥应该看起来是一个边角顺直的六面立方体，上面的枕头则是另一个更小的六面立方体。
对于集中营内的党卫军，“整理床铺”具有难以理解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所有营房的负责人也是如此：也许它是一种秩序和纪律的象征。如果没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或忘记去整理床铺，就要当众接受残酷的惩罚。而且，在每个营房里，都有两名“Bettnachzieher”（“床铺整理员”，我相信在正式德语中并不存在这个词，而歌德肯定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每个床铺，并负责横向对齐所有的被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装备了一根达到整个营房长度的绳子。他们把绳子拉过所有整理好的床铺，一丝不苟地纠正任何偏离绳子的被褥。与其说这种规定是为了施加痛苦，不如说这种疯狂的秩序是荒唐的——事实上，花费如此精力平整的床铺完全没有任何坚实度，晚上，在身体的压迫下，床垫立刻紧紧贴在支撑它的床板上。人其实是睡在木头上的。
在更广泛的限度内，人们会发现在希特勒所统治的整个德国，军营法典和礼仪已经替代了那些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社交礼仪。“军事操练”那枯燥乏味的暴力从1943年起便侵入教育领域，开始针对德国人民自身。这些时期的报纸保留了相当的自由去报告和批评在基础教育框架内，强加在青少年身心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每天长达50公里的行军，背着背包。落伍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任何敢于反对的家长和医生都会遭到政治上的威胁。
还有不能不说的刺青，奥斯维辛土生土长的创造，完全是另一回事。从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以及其管制下的其他集中营（到1944年，大约有40座集中营）的囚犯号码不再仅仅绘制在囚服上，而是纹在左前臂上。只有非犹太裔的德国囚犯例外。新的囚犯，无论以前是自由之身，还是来自其他集中营或犹太人隔离区，在入营登记时都要由专业化的“书记员”有条不紊而迅速地进行刺青。归功于典型德国人出色的分门别类的才能，一个真实而端正的编号很快形成——男人在小臂外侧，女人在小臂内侧。“Zigeuner”（吉普赛人）的编号，开头字母必须是“Z”。而犹太人的编号，从1944年5月起（从那时起，大量的匈牙利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开头字母必须是“A”，但很快被字母“B”取代。在1944年9月前，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孩子；他们都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毒气室。而在华沙起义之后，在街上随意逮捕的整个波兰家庭开始被送进集中营，他们所有人都要刺青，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刺青并不十分痛苦，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但它仍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每个人都清楚它的含意：这是一个无法抹掉的标志，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这是奴隶身上的烙印，牛羊被送到屠宰场才打上的标记，它标志着你们的身份。你们不再有名字，这就是你们的新名字。刺青的暴力是毫无理由的，本身就是目的，单纯地施加痛苦——把三个帆布号码缝在衣服、裤子和大衣上还不够吗？不，这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一个言语之外的信息，从而让无辜者感到他的判决烙刻在他的肉体之上。这也是原始主义的回归，越发让正统的犹太教徒感到烦恼：事实上，为了区分犹太人和原始人，在摩西律法中，刺青是被禁止的（《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28节）。
四十年已经过去，我的刺青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并不为它感到光荣，但也不为它感到耻辱；我既不展示它，也不把它隐藏起来。我并不情愿把它暴露在单纯好奇者的目光中；然而，如果有人质疑纳粹的罪行，我会毫无迟疑地、愤怒地展示这刺青。年轻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除去这刺青，而这让我颇感惊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证据。
我们有必要对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从而引导自己去讲述最悲惨无助之人的命运。我再次尝次去揣摩纳粹的逻辑。作为一个正统的纳粹，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一定是显然、明确而清楚的——这是一种教义，一种假定。同样要杀死孩子，当然；同样而且尤其要杀死孕妇，从而避免未来敌人的出生。但是，为什么，在帝国无垠的国土上，在每个村庄和城市里所发生的狂暴围捕中，为什么要侵犯垂死之人的房屋？为什么费尽力气把他们拉上纳粹的火车，让他们远离家园，经过一场毫无意义的旅行，最后死在波兰毒气室的门槛上？在我被押送到集中营的途中，车上有两位九十高龄的老者——德国人把他们从福索里集中营的医务室抬出来，扔上火车。其中一位老人，尽管他的女儿徒劳地护理，仍在途中去世了。就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死去，或者把他们杀死在病床上，而不是把他们的痛苦强加到成千上万被押送的犹太人的集体痛苦中，这难道不是更简单，更“合算”吗？人们的确会由此想到的：在第三帝国，最好的选择，由统治阶层所强加的选择，是实施最大的折磨，最大的浪费，最大的肉体和道德上的痛苦。帝国的“敌人”不仅要死，而且要痛苦地死去。
关于集中营里的工作，已经有过很多报道和文章，我本人过去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工作并没有报酬，也就是说，奴隶的工作，集中营体制的三大目标之一。其他两个目标是清除政治对手和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让我们顺便说一句，苏联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没有第三个目标，以及第一个目标的盛行。随着希特勒的掌权，早期的集中营几乎同时出现。而在这时的集中营，工作只是纯粹的迫害，尤其是那些不能产生任何生产价值的工作——仅仅为了恐怖迫害的目的，让营养不良的犯人去挖土或切割石材。无论如何，对于纳粹和法西斯的冠冕堂皇的言辞，是资产阶级花言巧语的继承者，“工作使人高贵”，因此，帝国当局不高贵的对手们不配在“工作”一词公认的范畴内工作。他们的工作必须是折磨，必须不能为专业能力留下空间，必须只能是牲口的工作——拉、推、扛，把他们的腰压弯，让他们的脸俯向大地。这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暴力，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打破现有的抵抗或惩罚过去的抵抗。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犯讲述她们在检疫期那没完没了的日子（在被编入工厂劳动小队之前）都用来在沙堆铲沙子：在七月的烈日下，她们站成一圈，每个被流放者不得不把自己沙堆中的沙子铲到右边人的沙堆上——一个毫无意义、永无终止的“旋转木马”，因为这些沙子最后还会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有人提出，这些对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如但丁《神曲》中所描写的炼狱，是为了防止自我防御和积极抵抗核心的形成。但这种说法颇为可疑——集中营的党卫军是愚钝的禽兽，却不是狡猾的魔鬼。他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这些折磨，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最平常的事情。从他们的脸孔、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羞辱他人、让“敌人”痛苦，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并不会为此提出合理的理由，也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并不是说他们是由错误材料制成的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中也有虐待狂和心理变态，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很简单，他们在道德观完全颠倒的学校里接受多年的教育。为纳粹的极权政府服务的教育、宣传和信息媒体都毫无阻碍——它们享有无限的权力。而对于生长在多元政府下的任何人，这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我常常注意到一些狱友（有时甚至我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哪怕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自己的阵营有害，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坏”。对纳粹工作的暗中破坏，不仅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必须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的抗拒心理。来自福萨诺（Fossano）的老泥瓦匠曾经救过我一命，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两本书中都提到他的故事。他厌恶德国、厌恶德国人、厌恶他们的食物和语言，也厌恶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要求他去建一道保护性的墙壁以防止航空炸弹的破坏时，他为他们建了一道笔直而坚固的墙——墙砖之间交错的位置恰到好处，灰泥的量符合规定要求，这不是对于德军命令的服从，而出于职业的尊严。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em>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em>）中描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书中的主人公伊凡，被无辜判处十年强制劳动，但他仍按照最高标准去建造一道墙，从而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建造了一道接近完美的笔直的墙：伊凡“有一个傻瓜般的习惯，而8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促使他改变习惯——他看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和每项任务，不会轻易让它们受到损害”。看过著名电影《桂河大桥》（<em>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em>）的人都会记得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官那可笑的工作热情，努力为日本人在桂河上建造一座壮观的木制大桥，而后却震惊地发现英国工兵正准备炸毁这座桥。所以，你们看，对“好好工作”的热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能够让人为善，也能够让人作恶。因为这种“美德”，让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坚持工作；也让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勤奋的纳粹走狗，恼怒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在我职权内所有工作，我都尽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鲁道夫·豪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在描述自己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正是这些劳动让他发明了毒气室）的时候，也吹嘘同样的“美德”。
最后，作为愚蠢和典型暴力的一个极端事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尸体不道德的利用——以人类的尸体（一种无名的，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为对象，通过任意专横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纳粹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地点进行的医疗实验已经有过很多报道，而其中的一些责任人（并非都是医生，但常常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也受到了惩罚（但不包括最重要并且罪行最大的约瑟夫·门格勒）。这些实验的范围从一直利用毫不知情的囚犯进行药物测试，到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用途的科学手段的折磨。比如在达豪集中营，根据希姆莱（Himmler）的命令，代表德国空军进行的人体实验。被选中的人，有时接受特别的护理，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理指标，再被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中，或被放进模拟2万米（当时的飞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高空气压的减压舱中，以了解人血在怎样的海拔高度才会开始沸腾——任何实验室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在不牺牲人命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数值，甚至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书桌上推导出来。对我来说，现在回忆这些令人憎恶的实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正在讨论应该在多大的限度内允许痛苦的动物实验。这种缺乏明显目的、高度象征性的残忍，正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延伸到对死者遗体的凌辱——从远古开始，尸体就被所有的文明所尊敬、崇拜甚至敬畏。而在集中营里，死者遗体所遭受的对待是为了宣布这些不是人的遗体，而是不值得同情的畜生般的尸体，最好的用途就是用于工业生产。几十年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所展出的，从被送进毒气室的女人头上剃下的头发，成吨的头发杂乱地堆积在那里，仍能激起人们的恐惧和厌恶——时间慢慢地侵蚀它们，夺去它们的色彩，但它们仍然默默地向参观者控诉着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来不及把它们送到目的地：许多德国纺织企业都购买这种独特的商品，用于生产被套和其他工业布料。那些应用这种材料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性质。这就像它的卖主，也就是集中营党卫军当局，不可能不从中获利一样，但践踏人性的动机高于获利的动机。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入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被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我并不幻想能对这个问题追究到底，或者论证这种无用的暴力只是第三帝国的专有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了解的欧洲以外发生的屠杀，便提出了其他解释。但它们离欧洲很远，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又如何能对它进行讨论呢？当然，无用的暴力是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仅存于集中营内。在我看来，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对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前指挥官斯坦格尔的长篇访问中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它最好的总结。（《走进黑暗》［<em>In quelle tenebre</em>］，阿德尔菲出版社，米兰，1975, p. 135）
“考虑到你原本就要把他们都杀掉……那么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残酷地虐待他们呢？”谢利尼问斯坦格尔，后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监狱，而他回答：“为那些任务的实际执行人创造条件。让他们有可能去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换句话说，在死亡之前，必须先损害受害者的人格，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这种解释并不违背逻辑，而它是对苍天的呐喊——这是无用的暴力唯一的有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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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指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1.30—1745.10.19）的《格列佛游记》（<em>Gulliver’s Travels</em>），在这本游记体讽刺小说中，有一些无法死去的人，称为斯特鲁布鲁格（Struldb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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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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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 1894.7.25—1918.4.28）：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兼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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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尔多·莫罗（Aldo Moro, 1916.9.23—1978.5.9）意大利政治家，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年3月16日，被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绑架，并于55天后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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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0.15—1900.8.25）：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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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1893.1.12—1946.10.16）：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曾担任纳粹刊物主编和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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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卡尔·格奥尔格·毕希纳（Karl Georg Büchner, 1813.10.17—1837.2.19）：德国作家，自然科学家，革命家。他所撰写的悲剧《丹东之死》（<em>Dantons Tod</em>）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块路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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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0.7—1945.5.23）：纳粹重要政治头目，曾为内政部长，亲卫队首领，对欧洲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被拘留期间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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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 1921.3.13— ）：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记者，出生于奥地利，结婚后移居英国，曾著有《德国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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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与死者争辩既令人尴尬，也不太忠实，而且缺席的那个人还是一位潜在的朋友，一位最珍贵的对话者，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要说说汉斯·梅耶（Hans Mayer），又名简·埃默里，我在前言中提到那名自杀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杀的理论学家。在他的两个名字之间，展开的是他那缺少宁静，也无处寻找宁静的人生。1912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家庭主要由犹太人组成，但已经融入奥匈帝国之中。虽然没有人正式转入基督教，但每逢圣诞节，全家人都会围着装饰着闪闪发亮的饰品的圣诞树庆祝节日；在小小的家庭事故中，他的母亲也会向耶稣、圣约瑟和圣母玛利亚祈祷。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而他父亲的纪念照所展示的并非是一个狡黠的大胡子犹太人，而是身穿提洛尔皇家部队（tyrolean kaiserj?ger）制服。直到19岁，汉斯都从未听说过意第绪语的存在。
他在维也纳获得了文学和哲学学位，但并非与初期的国家社会党（纳粹党）没有冲突：对他而言，作为一个犹太人并不重要，但对纳粹来说，他的想法和倾向并不重要，血统是唯一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他的不纯洁足以让他成为日耳曼精神的敌人。一个纳粹用拳头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但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为嘴里的缺口感到自豪，仿佛那是学生决斗留下的伤疤。随着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案》的通过，以及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他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年轻的汉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并没有自欺欺人。他具有足够的清醒（“Luzidit?t”是他最喜欢的词汇之一）及早认识到每个在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都是“待人宰割的行尸走肉。”
他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他不会说希伯来语，不了解希伯来文化，也不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在宗教上，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也不感到有能力为自己构建一个他并不具备的身份，那会是伪造、欺骗。未在犹太传统中出生的任何人都不算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并不能轻易成为一个犹太人：顾名思义，传统是在几百年的时间中，代代相传才得以形成的，它无法在事后捏造。然而，为了生存，一个身份——也就是说，自尊——是必要的。对他而言，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了一个，便会失去另一个，精神上的死亡；而因此他会失去抵抗的意志，从而导致肉体的死亡。现在，对于他，正如对于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相信德国文化的德国犹太人，失去了德国公民的身份：在纳粹的宣传中，在施特莱歇尔（Streicher）《先锋报》（<em>Stürmer</em>）令人憎恶的版面上，犹太人被描绘成长毛的寄生虫，肥胖臃肿，罗圈腿，鹰勾鼻子，招风耳，只会伤害他人。他不是德国人，出于自知之明，事实上，他的出现足以污染公共浴池甚至公园的长椅。
从这次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起——“Entwürdigung”（降格），人们无法再保护自己。整个世界无动于衷地坐视一切的发生。而德国犹太人本身，几乎所有人，都屈从于这个国家的虐政，在客观上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他逃脱的道路上充满了看似荒谬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逆来顺受，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却同时反抗强加的选择。对于年轻的汉斯，一个已经走出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成为犹太教徒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不可能的。他的矛盾心理，从此发源，并伴随他一生，直至他的死亡（事实上，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拥有躯体上的勇气，却不缺乏道德上的勇气：在1938年，他离开他“被吞并”的祖国，流亡到比利时。从这时起，他改名为简·埃默里，几乎是把原名的字母顺序重新组合。完全出于自尊，没有其他原因，他接受了犹太教，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长路漫浩浩，多病苦侵凌。病痛虽无甚，必以身亡终”。他，一个受过良好德语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和批评家，尝试成为一个法语作家，但一直没有成功。在比利时，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但实际上，这个抵抗组织的政治纲领毫无实现的希望。到这时，他在物质和精神双重领域付出巨大努力所培养的道德观，已然改变了——至少，在象征意义下，包括了“以牙还牙”的观念。
1940年，希特勒主义的大潮同样吞没了比利时。而简，尽管他做了选择，却仍然是一个独居而内向的知识分子。1943年，他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纳粹要他说出同志和上级的名字，否则就要遭受严刑拷打。他并不是个英雄；在他的书里，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要是他知道，他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不知道。他的手被绑在背后，通过绑在手腕的一组滑车被吊了起来。几秒钟后，他双臂脱臼，但仍然扭曲向上，垂直吊在他的背后。他的折磨者并未放弃，直至他失去知觉，但简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能通过叛变来寻求庇护。他的伤被治愈了，却被认定是犹太人，关进了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几个月后，我也将被送进同一个集中营。
虽然我们在解放后没有再见过面，但我们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通过各自的书认出对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了解对方。我们对“地狱”的回忆记录在事实细节上有着合理的一致性，但是在一个奇怪的事实上出现了分歧：我，尽管总是说奥斯维辛的记忆是完全难以磨灭的，却忘记了他的相貌；而他却声称记得我，尽管把我认错为卡洛·莱维（Carlo Levi），后者在当时的法国已经是著名的政治流亡者和画家。事实上，他说我们曾在同一个营房里共同生活了几周，而他没有忘记我，是因为意大利人数太少，以至于很少能够在奥斯维辛见到意大利人。而且，在奥斯维辛的最后两个月中，我基本上在从事我的专业，即化学工作，这就更罕见了。
我愿将本文作为他苦涩、朴实的文章的即时诠释、讨论、评价和总结。他的文章有两个标题，分别是《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em>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em>）和《灵魂的极限》（<em>At the Limits of the Spirit</em>）。它来自我多年来想翻译的一本书。这本书同样有两个标题：《超越罪恶和赎罪》（<em>Beyond Guilt and Expiation</em>）和《一个被吞没者的求胜尝试》（<em>An Attempt to Overcome by One Overwhelmed</em>）。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标题中看出，埃默里文章的主题有着精确的界定。埃默里经历过许多纳粹监狱，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他还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度过了一个较短的时期。然而，他的观察，根据充分的理由，仅限于奥斯维辛——灵魂的极限，那些难以想象的事实，都发生在这里。作为奥斯维辛中的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呢？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做出定义。埃默里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定义是典型而有待商榷的：
我当然并不是指所有从事所谓脑力劳动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都知道律师、医生、工程师，可能也包括语言学家，都必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甚至可能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但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如果有人和他谈起“社会”，那么他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而不是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产生短暂电流的物理现象并不会激起他的兴趣，但他了解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的一切——吟游世界的优雅诗人。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苛刻得近乎毫无道理。与其说这是一个定义，不如说是对简·埃默里本人的描述，而且考虑它从属的时代和环境背景，我不排除这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事实上，埃默里一定知道凡·罗伊恩塔，但知道凡·罗伊恩塔在奥斯维辛没有一点用处。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范畴中还应该包括，比如，数学家、自然学家或科学领域的哲学家；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吹毛求疵。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统一的欧洲，而即使我们所讨论的概念置于集中营的背景之中，埃默里的想法仍然具有其意义。我也不希望跟随埃默里的脚步，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为“知识分子”制定出另一个概念。（我也许算是当今的一个“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词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因为我精神上的幼稚、无知，以及冷漠；而如果我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不管选择哪一个概念，人们都会同意埃默里的结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受教育者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除了体力更差，他不熟悉劳动工具，也缺乏必要的锻炼，然而，他的工友（或者农民）具备这些劳动技能。比较之下，他就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Entwürdigung”，准确地说，就是“失去尊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布纳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天。甚至我们这批意大利人（几乎都是专业人员和商人）加入集中营花名册之前，他们临时派我们去加宽粘土地边的一条大渠。他们递给我一把铁锹，而它马上成了一场灾难。我想用铁锹把渠底的松土铲上来，再把土放到渠边。这条渠有两米多深。这工作看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如果不使劲（élan）把土扬上去，或者使用的劲头不对，那些松土不会留在铁锹上，而是经常落在经验不足的挖沟者的头上。
为我们指派的“平民”工头也是临时的。他是一个年过中旬的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个好人。他被我们的笨拙吓了一跳。我们试着向他解释——我们中几乎没人用过铁锹。他不耐烦地端了端肩膀：真该死，我们都是穿着条纹囚衣的犯人，而且还是犹太人。每个人必须工作，因为“工作使人自由”，这不是写在集中营的大门上吗？这不是笑话，事情就是这样。好吧，要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我们都是资本家，不是吗？这是我们罪有应得，今天轮到我了，明天就轮到你们。有些人拒绝劳动，当“卡波”检查时，他们就迎来集中营生涯里的第一次挨打；另一些人则变得情绪低落；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困惑地发现这里没有别的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如何使用镐头和铁锹。
尽管如此，不像埃默里和其他人，我并不因体力劳动而感到过分的羞耻；显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不呢？我有学位，货真价实，但我是靠着命运的眷顾（也许我不配享有这份幸运）；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钱送我上学。我的许多同龄人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我不是想要公平吗？好吧，我得到了。几天后，我的手脚就满是水泡和感染，我被迫改变了想法：不，你甚至不能充当一个蹩脚的挖土工。我不得不赶忙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那些不幸之人（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成了最幸运的人）从童年起就掌握的技能：抓握工具的正确姿势；手臂和躯体的正确动作；如何处理疲劳和忍受疼痛；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以免让自己精疲力竭，哪怕被“卡波”或法本公司（IG Farben）的德国“平民”拳打脚踢。拳头（我在其他书上说过）往往并不致命，但体力崩溃是致命的。一记技术熟练的重拳，本身便含有“麻醉剂”，同时作用于你的肉体和灵魂。
除了工作，集中营的营房生活更让受教育者感到痛苦。这是霍布斯（Hobbesian）式的生活，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一场不间断的战争。（我重申：这是奥斯维辛，1944年集中营世界的首都。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也许更好，也许更坏）党卫军当局的拳打脚踢是可以接受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force majeur”（不可抗力）。但在另一方面，来自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缺乏规则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而且，在体力劳动中，可以找回一些自尊，哪怕最繁重的劳动，人们也可以去调整，去适应，甚至把它看作是苦行主义的一种原始形式，或者，取决于不同的性格，把它视为康德拉（Conradian）式的“自我考验”，对于自我极限的认识。而要接受营房常规要困难得多：正如我在上一章（无用的暴力）中所描述的，要用一种完美主义的、白痴般的方式去整理床铺；用一块肮脏的湿布擦地板；一声令下，就穿上或脱掉衣服，在无数次的虱子检查、疥疮检查、个人清洁检查中，展示自己的裸体；拙劣地模仿军国主义的“密集队形”操练，在党卫军军士的猪猡肚子前，利索地执行“向左看齐”和“脱帽”。这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贫乏感，恶性地退化到初期的阴郁状态，缺乏教导和关爱。
埃默里－梅耶确认，他也遭受了我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语言上的巨大痛苦，但他的语言是德语。他所遭受的痛苦与我们不同。我们听不懂德语，回归到一种又聋又哑的状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而他所遭受的痛苦正因为他的语言是德语，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并热爱他的语言，就像雕塑家目睹自己的雕塑被污染或损害一样感到痛苦。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不同于未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对于后者，听不懂集中营里的德语这一事实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对于前者，这是他能听懂的一种原始的黑话，但在他试图说出这种语言时，他的口舌仿佛受到炙烤。后者是被流放者，而前者是自己祖国的陌生人。
关于狱友之间的拳脚冲突，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埃默里描述了一段重要的往事，他的语气不无兴致，而且在回想中颇感自豪。这应该包括在他那“以牙还牙”的道德观中。
一名普通罪犯，是个身材魁梧的波兰人，因为一件小事打了爱默里的脸；而他并非因为动物般的本能，而是出于对集中营这个错乱世界的合理反抗，竭尽全力进行还击。“我的自尊”，他说，“完全在击中他下巴的那一记拳头中；但最后，身体过于弱小的我，屈服在无情的打击下。但这并不重要。尽管浑身累累伤痕，但我对自己很满意。”在此，我必须承认我如此的低劣：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也许因为缺乏严肃的政治教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政治程序不允许反抗——哪怕最温和的、最排斥暴力的政治纲领，也不会禁止任何形式的积极抵抗。也许是缺乏身体上的勇气。当面对疾病和危险时，我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但我并不后悔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生涯如此简短、痛苦、愚蠢而悲惨：我扮演了一个并不属于我的角色。我钦佩埃默里内心的改变，他勇敢地决定走下象牙塔而走上战场，但这在过去以及现在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我钦佩他的行为，但我必须指出，他的选择延伸至他走出奥斯维辛之后的整个人生，让他归于一种艰苦而不妥协的生活，从而难以在生活（事实上，生存）中寻找乐趣。那些对整个世界“以牙还牙”的人，捍卫了他们的尊严，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必然会失败。埃默里自杀了，在1978年，萨尔茨堡（Salzburg）。就像其他自杀一样，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从事后来看，奋然反抗波兰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
几年前，在一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海蒂·S.（Hety S.,我将稍后介绍她）的信中，我发现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类的行为能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
我只尝试过一次。伊莱亚斯（Elias），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中提到的那个结实的矮子，一个从表面来看“在集中营里快活”的人。有一次，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他抓着我的手腕，破口大骂，把我推搡到墙边。就像埃默里，我突然感到自尊高涨，不由自主，超越了无数前辈留给我的远离暴力的祖训，尝试自卫，用我穿着木鞋的脚踢在他的小腿上。伊莱亚斯吼叫起来，并不是因为那狠狠的一脚，而是因为受伤的尊严。眨眼之间，他把我的双臂交叉按在我的胸前，把我推倒在地，把全身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扼住我的喉咙，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双眼睛，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死死地瞪着我，带着瓷器般的灰蓝色。他扼住我的喉咙，直到看到我开始失去意识才松开手，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在这次“成人仪式”之后，只要有可能，我更情愿把惩罚、报复和反击的权利留给我的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变。如果我曾经目睹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崩溃，如果我被判处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被严刑拷打而昏厥，失去意识（并超越意识），那么我也许会“以牙还牙”，像埃默里那些“愤恨者”们一样生活。为此，埃默里还专门写了一篇充满痛苦的长文。
以上论述了文化在奥斯维辛中显而易见的劣势。那么，文化真的毫无优势吗？如果我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那么我真是对我所接受的适度的（而且“过时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有些忘恩负义，埃默里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而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耸人听闻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H?lderlin）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em>Magic Mountain</em>）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学术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em>Fahrenheit 451</em>），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饿疯了？
我也不应该忽视我作为一个化学家从专业中所获得的帮助。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很可能至少在几次筛选中让我免于走进毒气室的命运。根据我后来读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J. 鲍肯（J. Borkin）所写的《法本公司的罪与罚》（<em>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em>），尽管莫诺维茨集中营处于奥斯维辛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属法本化工集团所有。也就是说，它是一家私营集中营。而德国工业家们，比纳粹指挥官们的目光要稍微远一些，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员（在我通过相应的考试后）并不易于找到替换者。但我所说的不是获得特权，或在法本公司的庇护下得到显然的好处，不用体力劳动，没有打人的“卡波”，我所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好处。我相信我能够反驳，“以个人的经历”，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排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而根据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只能来自于文学和哲学领域。那么自称“不善文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否也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呢？
进入集中营的时候，我不仅带来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概念，还有一份难以定义却有着更广泛用途的科学遗产，那就是从化学及其衍生范围内所获得的思维习惯。如果我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我手中的物质，或者我的对话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它（他或她）为什么会表现出（或中断、或改变）某种特定的行为？我能不能预测一分钟后（或明天，或一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可以，那么哪些现象是重要的，哪些现象又可以忽略呢？我能不能预知下一个拳头会来自哪个方向？怎么去招架或躲避？
但更重要而且更具体的是，由于我的专业，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它可以多方面判断和定义为人性或非人性的习惯，那就是在面对命运让我相逢的人的时候，我从不保持冷漠。他们是人类，也是“样本”，装在密封信封里，需要被定性、分析、称重的标本。那么，奥斯维辛这本打开在我面前的“标本集”是丰富多彩而新奇的，其中既有朋友，中立者，也有敌人，随时随地有满足我好奇心的食粮。而一些人，在当时，在后来，认为这种好奇心是应该被摒弃的。这些食粮必然构成了我生存的一部分，并在后来为我的思考和著书提供了素材。正如我所说，我不知道集中营的经历是否让我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也许在压力稍有宽容慈悲之时，我在瞬间完成了这一转变。即使我在后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集中营的经历也必然提供了帮助。我知道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仅仅（甚至必然）来自于化学，但在我的经历中，它的确由化学中产生。在另一方面，这似乎并不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对我，对莉蒂娅·罗尔菲，对其他许多“幸运”的幸存者，集中营就是一所大学。它教会我们去观察和衡量身边的人。
从这方面来说，我的伙伴和辩论对手埃默里拥有与我不同的世界观，而且我们的世界观互为补充。从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不同的兴趣：这兴趣属于在感染了整个欧洲，并威胁了（仍威胁着）世界的“瘟疫”中，走上战场的政治斗士；属于奥斯维辛中缺少的灵修哲人；属于被剥夺国籍和公民身份而被流放的学者。事实上，他的目光总是在高处，很少流连于集中营那粗鄙的囚犯，或者其中的典型形象，那些垂死的“穆斯林”，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因为他们的智力早已枯竭或趋于枯竭。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于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它能提高某个时刻的质量，建立与同伴稍纵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灵的活跃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在这方面，作为外国人的我和说德语的埃默里意见一致。在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地狱中”无聊与恐怖交织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们则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样。但我说的不是绝对的遗忘，对于这些事，对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遗忘。我所说的，是把这些记忆转移到记忆的“阁楼”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头碎脑都放在阁楼上一样。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他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的人，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超越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每个集中营，甚至每个时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奥斯维辛，俄国人已经打到了大门口，每天都有空袭，冰胀裂了水管，而纳粹这时却组建了一个“Buchhalter-Kommando”，一个会计小队。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罗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这个小队，尽管这不足以让他免于一死。显然，这是在第三帝国濒临崩溃之际的愚蠢行为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而我们可以理解，在一般情况下，裁缝、鞋匠、机械师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如此稀少，在莫诺维茨甚至成立了一个泥瓦匠培训学校（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专门招收18岁以下的囚犯。
哲学家，正如埃默里，也可以最终接受集中营的现实，但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尽管他所掌握的常识让他难以接受过于残酷的现实，但他也许能够打破这些障碍；最终，他能承认自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好人，也有恶人，不仅有笛卡尔式的逻辑，也存在着党卫军的逻辑：
<blockquote>
而根据他们更为强大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那些打算毁灭他的人是对的该怎么办？那么，知识分子必要的宽容精神和合理质疑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因素。没错，党卫军有能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天生的权力并不存在，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风气而改变。有一个德国要把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置于死地，因为它认为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样？希腊文明也是基于奴隶制，雅典的军队曾经在米洛斯岛（Melos）建立起营帐，就像党卫军在乌克兰一样。纵然历史的光芒能照亮过去的岁月，也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无论如何，人类素质的长期进步只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天真幻想。“齐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种仪式，正如许多仪式一样。人们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反抗这种恐怖：亚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两排奴隶拓宽的，而这些奴隶却被钉死在道路两边的十字架上。比尔克瑙集中营上空也飘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在集中营里，知识分子不再属于克拉苏（Crassus）的阵营，而是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奴隶阵营的一员：事情不过如此。
</blockquote>
降伏于历史所固有的恐怖，能够使学者实现智力上的放弃，同时用他毫无教养的伙伴们的防御武器来武装自己，“事情总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也许，我对历史的无知，让我免于这种变态；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幸运，也免于埃默里高度强调的更进一步的风险：由于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可以在他的观点中补充一点）的天性，使其愿意成为权力的帮凶，并因此赞成它的暴行。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Hegel）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化，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德国的历史中有许多能够证明这种倾向的事例——他们屈服于国家，并确认国家的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的导师；物理学家斯塔克（Stark），诺贝尔获得者；冯哈伯红衣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天主教在德国的最高权威，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
埃默里不仅观察到不可知论者这种潜在的倾向性，还注意到我们所有幸存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非不可知论者，无论任何信仰的信徒，都能更好地抗拒权力的诱惑，当然，只要他们不是纳粹主义的信仰者。（这个条件并非多余，在集中营里，仍然有些坚信纳粹主义的囚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是带着政治犯的红三角标志，因为持不同政见或个人原因而失宠。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总体来说，他们也经受了集中营的磨难，并且有着较高比例的幸存者。
像埃默里一样，我在进入集中营时是一个无神论者。解放后，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在集中营中对可怕罪行的见证，更坚定了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决心。它阻止我，并仍然阻止我构想任何形式的天意或者至高无上的正义：为什么把垂死之人塞进运送牛马的车厢？为什么把孩子们送进毒气室？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经历过（同样只有一次）屈服的诱惑，在祈祷中寻求庇护。这发生在1944年10月，一天早晨，我清楚地感到死亡的逼近。那时，赤身裸体的我挤在同样赤身裸体的同伴中，手里拿着我的身份卡片，排队等着通过“委任”——只要看我一眼，就能决定我是应该立刻走进毒气室，还是足够强壮可以继续工作。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需要请求神的帮助和庇护；然后，虽然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却开始镇静下来：一个人不能在比赛结束时改变比赛规则，尤其在你就要输掉比赛时。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祈祷不仅荒唐（我有什么权力要求神的庇护？又向谁去祈祷？），而且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憎恶的，充满了一个无信仰者能够实施的最大不敬。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了，要是我活了下来，那么我将不得不为此感到羞耻。
不仅在筛选或空袭的生死关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折磨中，信仰者都能更好地生存，埃默里和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或政治纲领并不重要。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各种正教的拉比、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天真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他们都共同相信他们信仰的拯救力量。他们的宇宙比我们的更广阔，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最重要的是更易于理解：他们有一把钥匙和一个支点，一个即将到来的“美满盛世”，从而他们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感觉。在天堂或地球上的某处，人们赢得了公平和同情（或者在遥远的未来必将赢得）：也许是莫斯科，也许是天堂或尘世间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饥饿与我们不同。那是神圣的惩罚或赎罪，或者奉神的斋祭，或者资本家堕落的结果。悲伤，无论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们周围，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不会让他们归于绝望。他们用怜悯（有时，蔑视）的眼神看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劳动的间歇，试图向我们传递他们的福音。但是，你作为一个非信仰者，怎么能为自己捏造或当场接受一个“适时的”信仰，只因为它正好在那？在刚刚解放的那骤然而至、极端复杂的几天里，在由垂死之人、死人、发臭的风和肮脏的雪组成的一幕可怜的场景中，俄国人把我送到理发师那里，让我在作为自由人的崭新人生中进行第一次理发。理发师是一名前政治活动家，为巴黎环路工作的一名法国工人。我们立刻感到像兄弟般亲热，而我对我们如此出乎意料的获救发表了几句乏味的评论：我们是判了死刑的人，却在断头台上获得了自由，不是吗？他张着嘴看着我，很不以为然地说：“Mais Joseph était là!”（但约瑟夫在那里！）约瑟夫？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斯大林。他没有，他从来没有绝望；斯大林是他的堡垒，赞美诗中歌颂的磐石。
在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分界。当然，并不完全符合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分界。事实上，它们呈直角交叉，形成了四个定义明确的象限——有信仰的受教育者、无信仰的受教育者、有信仰的未受教育者、无信仰的未受教育者，这四个象限，就像四个边缘参差不齐、色彩分明的小岛耸立在由“活死人”组成的没有边际的灰色海洋之中。这些“活死人”之前可能有信仰，也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们不再问自己任何问题，而且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都是毫无意义而残忍的。
埃默里指出，知识分子（而我要具体说明一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像被捕和被关押时期的我和他）从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乏味造作、书面上的死亡形象。作为一名德国语言学家，埃默里引用歌德病逝时的哀叹“更多光！”，以及《死于威尼斯》（<em>Death in Venice</em>）中奥森巴哈（Aschenbach）或《崔斯坦与伊索德》（<em>Tristan, und Isolde</em>）中崔斯坦（Tristan）的凄美死亡。在此，我更愿意将他的观察翻译成“意大利语”。对于我们意大利人，“爱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二项式；它是罗拉（Laura）的、埃芒加德（Ermengarda）的，以及克洛琳达（Clorinda）的脆弱而理想化的死亡；它是战场上士兵的牺牲（“为国家献身者生得伟大”）；它是“荣耀了众人生活的美丽凋亡”。这些诡辩的、魔术配方般的陈词滥调在奥斯维辛（而且，就此而言，在当今的任何一家医院里）是短命的——在奥斯维辛，死亡是琐碎的、官僚作风的日常事务。它无需说长道短，无需“眼泪的慰藉”。在死亡面前，在对死亡的麻木和习惯中，文人与白丁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埃默里指出，人们不再思考一个人是不是该死，死亡是已被接受的事实，而是考虑怎样去死，“人们讨论在毒气室里，毒气要用多长时间发挥作用。人们在思考苯酚注射那毫无痛苦的死亡。人们是希望死于狠狠一击打裂头骨，还是在医务室里油尽灯枯？”
在这件事上，我的经历和回忆与埃默里不同。也许因为我更年轻，也许因为我没有他的那份细心、敏锐和清醒，我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死亡。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忙——找到一小块面包、避免精疲力竭的工作、修补我的鞋子、偷一点豆料，或者分析和解释我周围的面孔和迹象。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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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 1885.2.12—1946.10.1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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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洛·莱维（Carlo Levi, 1902.11.29—1975.1.4）：意大利犹太画家、作家、活动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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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 1190—1236）：最著名的德国吟游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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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本公司（I. G. 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集团”。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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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4.5—1679.12.4）：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主张君主专制和性恶论。著有《论物体》、《利维坦》、《论人》、《论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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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约瑟·康德拉（Joseph Conrad, 1857.12.3—1924.8.3）：波兰裔英国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台风》、《青春》、《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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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3.30—1204.12.13）：迄今最有影响的一位犹太哲学家，著有《圣诫书》、《困惑者指南》等，并力图使《旧约圣经》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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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lderlin, 1770.3.20— 1843.3.7）：德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作有《自由颂》、《人类颂》、《为祖国而死》、《日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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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雷·道格拉斯·布莱伯利（Ray Douglas Bradbury, 1920.8.22— ）：美国科幻、奇幻、恐怖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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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6.29—1837.6.14）：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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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1克摩尔中的分子数。——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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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公元前115年—前53年）：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镇压斯巴达克斯奴隶的古罗马将军。他将斯巴达克斯起义中被俘的6000名奴隶钉死在亚壁古道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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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约公元前120年—约前70年）罗马角斗士奴隶，发起起义，多次战胜罗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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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8.27—1831.11.14），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他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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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9.26—1976.5.2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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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6.21—1980.4.15）：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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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 1874.4.15—1957.6.21）：德国物理学家，种族歧视者，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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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迈克尔·凡·冯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 1869.3.5—1952.6.12）：红衣主教，任慕尼黑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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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述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愿意倾述，并经常倾述，在各种不同的冲动的驱使下。他们倾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述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在费阿刻斯人的国王宫廷里，还没等桌上摆满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倾述，可能甚至夸大事实，就像“吹嘘的士兵”，述说恐惧、勇气、诡计、伤口、失败和一些胜利；通过这些倾述，他们让自己与“其他人”不同，通过让自己属于某个团体，从而加强自己的身份，并感到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但是他们倾述，事实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我并非沉默者中的一员），我们倾述，是因为人们希望我们倾述。多年前，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在书中写道：纳粹灭绝营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而其他人，听众、朋友、孩子、读者，甚至陌生人，在他们的气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理解我们的经历是独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去讲述，向我们提出问题，有时甚至令我们尴尬，回答某些“为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见证者。但是，无论如何，谁又能说人类的历史事件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和模式。人们不能断言，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着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书才适于简化；那些“为什么”数目繁多，即使不是无的放矢，也可能与其他问题或未知因素纠缠不清。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知识学家能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决定论的进程。
向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岁月更替，这个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带着越来越浓厚的谴责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消逝，提出这些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最初评价和解释过于乐观。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权利。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而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国外的、陌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环境被视为非法的、不正常的，总之，就像一种必须通过逃跑或反抗来治疗的疾病。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责任，逃跑的概念有着强大的根源；根据许多国家的军事操典，被俘的士兵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逃跑，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根据《海牙公约》，战俘试图逃跑不应受到惩罚。在一种普遍的共识中，逃跑洗刷了被监禁的耻辱。
让我们随便说一句：在斯大林的苏联，即使不是法律，其规定也完全不同而更富有戏剧性。被遣送回国的苏联战俘既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救济。即使他试图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战部队，他的被俘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污点——他本应该战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敌人之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就会自动承担通敌的嫌疑。许多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将士，在转移到占领区之后，设法逃跑并加入游击队，在意大利、法国，甚至苏联国内，积极地反击德军。然而，他们鲁莽地回家之后，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战争时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视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军人员遭受了日军极为残忍的对待。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因为他们投降，被视为胆小懦弱的敌人。
还有，浪漫主义（基督山伯爵！）和流行文学（别忘了《蝶舞》这本回忆录的巨大成功）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在遗忘中埋藏的上千部电影里，我们仍能记得《我是一个逃犯》（<em>I Am an Escaped Convict</em>）和《捍卫正义》（<em>Hurricane</em>）。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从最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汇（也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灭绝营，还有战俘营和拘押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地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囚犯。这些囚犯饱受奴役、艰辛劳动、受人歧视、营养不良、衣不遮体、缺医少药，并被切断了与他们祖国的所有联系。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恰恰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盟军战俘是个例外（美国和英联邦战俘），他们从红十字会接收食品和衣物，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及很强的团队精神，并且保留了一个足够团结的内部等级制度，从而免于我之前所说的“灰色地带”。而对于这些例外者，他们能够相互信任。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再次被俘，他们还会受到符合国际条约的对待，所以他们多次尝试逃跑，其中的一些尝试获得了成功。
对于其他人，纳粹世界的贱民（在他们中必然包括吉普赛人和苏联囚犯，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在人种上，德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高贵多少），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而数量极其庞大），也最为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为了保障“良民”的权益，他们的家已经被德国政府没收充公。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人，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他，或者怎么给他写信而不会让警察追踪到他的踪迹。戈培尔（Goebbels）和施特莱歇尔的反犹宣传结出了硕果：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除了极少数英雄般的例外者，其他人都出于对盖世太保的畏惧而放弃了向犹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敢于收容犹太人，或者简单地帮助一名犹太人，都要承担遭受恐怖惩罚的风险。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幸存下来。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都严格地谨慎处事。
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被视为所有执勤人员最严重的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集中营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危险。在纳粹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件：一个奴隶的逃跑，特别是一个属于“劣等生物价值”种族的奴隶，这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毁灭，因为每个囚犯都目睹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在点名时缺席，或者没有答到（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少见，往往只是因为报数时的小错误，或者一名囚犯因过于疲劳而昏倒），世界末日就来到了。整个集中营进入警戒状态。除了执勤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也会介入，搜察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紧急措施。逃亡者的同国籍囚犯、已知的朋友、上下铺的狱友都会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谋，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营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要求站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雪，或者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他被找到并活捉，那么他不可避免将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仪式。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暴，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意横行的时刻。
为了举例说明实施一次逃跑是多么令人绝望，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讲述玛拉·齐迈特博姆（Mala Zimetbaum）的英勇事迹。事实上，我很愿意这份记忆能够留存下去。好几个人向我讲述了玛拉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营越狱的事迹，其中的细节相互一致。玛拉是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姑娘，在比利时被捕，流利地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担任翻译和通讯员职务，并因此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她慷慨而勇敢，在集中营里帮助过许多狱友，广受人们的爱戴。1944年，她决定和一名叫爱德克（Edek）的波兰政治犯一起逃跑。她不仅想重新获得自由，还计划带走比尔克瑙集中营天天发生的大屠杀的有关文件。他们能够买通一名党卫军，设法拿到了两套制服。在伪装的掩护下，他们逃离了集中营，一直逃到了斯洛伐克边境。但在边境上，海关官员截住了他们，怀疑他们是逃兵，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警察立刻认出他们，把他们谴送回比尔克瑙。爱德克被立刻绞死。按照集中营严格的程序，党卫军要宣读他的判断书。但爱德克拒绝等到那个时候，他把头伸进绳圈，蹬开了脚下的凳子。
玛拉也决心迎接她的死亡。在她关在地下室里等待讯问的时候，一名狱友有机会靠近她，问：“你还好吗，玛拉？”她回答：“我总是挺好的。”她设法在身上藏了一枚剃刀刀片。在绞刑架下，她切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负责绞杀她的党卫军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刀片。而玛拉，在集中营所有女犯的眼前，用她沾满鲜血的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激怒的其他看守立刻跑过来。一个囚犯，一个犹太人，一个女人，居然胆敢蔑视他们！他们践踏她的身躯，直到她失去知觉。她很幸运，在载她驶向焚尸炉的大车上，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着它的作用：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技术；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在逃跑的准备阶段，往往就会被“灰色地带”或第三方告发。
我不禁微笑着回想起几年前在五年级教室里进行的一场“冒险”。我被邀请围绕我的书作一篇简短的报告，并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一个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的小男孩，显然是班级的班长，向我提出了那个必然的问题：“那你们怎么不逃跑？”我简单地向他解释我在这里写出的原因。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要求我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的平面图，并指出哨塔、大门、铁丝网和发电站的位置。在三十双热切的眼睛下，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画出了平面图。我的对话者对平面图研究了一会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制定好了逃跑的计划：晚上，在这儿，割断那名哨兵的喉咙；然后，穿上他的衣服；之后，马上跑到发电站，切断电源，这样探照灯就会熄灭而高压电网也会失去作用；然后，我就能毫无困难地逃出集中营。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如果你再被关进集中营，就像我告诉你的这么办。你会看到你能做到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件小事相当有力地说明了在集中营所发生的现实和似是而非的书籍、电影和神话故事所灌输的流行印象之间已经存在并逐年扩大的差距。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种致命而不幸的趋势——简化历史、刻板成见。然而，我同时想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对近代的历史性悲剧的认识；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特雷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建立历史断层的桥梁，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同样经常被问到，但有着更强烈指责意味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也是基于一种刻板的成见。我最好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说集中营里没有反抗并不正确。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比尔克瑙的反抗被人们传诵，具有大量的细节；在其他小型集中营里也发生了一些反抗运动。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最深刻的尊敬。但如果胜利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解放，这些反抗中没有一个取得胜利。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守备部队充分的武力条件足以在几分钟之内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反抗者。他们的反抗目标是损坏或摧毁用于屠杀的设施，并允许抵抗组织的少数核心力量能够逃出集中营。有时，一些抵抗活动（比如，在特雷布林卡，哪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规模越狱——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为行动蹒跚、身体虚弱的数千名囚犯，为那些不知道（在敌人的国土上）去何处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集中营里仍然组织过一些起义。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起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全体囚犯遭受纳粹的血腥报复。但这些起义仍然证明了“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们从来不试图抵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反抗的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自由世界注意到发生在集中营里可怕的大屠杀。事实上，极少数人的反抗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能够接触到新闻机构，说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几乎没有人倾听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坏消息总是难以传播。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同样多变而富有悲剧性。一些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更多却走向了失败，还有数不清的革命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镇压，过早夭折而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变量：革命者与被挑战的当局的人数、军事力量和理想主张的对比、双方的内部团结或分裂、一方或另一方获得的外部支持、领导者的能力、政治魅力和恶魔般的精力，以及运气。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或者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澄清一点，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而不是指政变或“宫廷革命”）。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
在集中营里，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特别是双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迟缓”的人——这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因此普遍情绪低落。他是一个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我之前提到的比尔克瑙的起义，是由负责焚尸炉的特遣队发起的，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是值得我们最真挚的钦佩的事业。它是欧洲人民第一次“反抗”纳粹的残暴，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而发动的起义。但它是政治精英们的杰作。为了储备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保留了许多基本权利。
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在边境被关闭之前？在笼子“啪”的一声关闭之前？在此，我同样必须指出，的确有很多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事先”离开了。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或者德意两国政府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的姓名，有些没有名气，有些德高望重，如陶里亚蒂（Togliatti）、奈尼（Nenni）、萨拉加特（Saragat）、萨维米尼（Salvemini）、费米（Fermi）、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é）、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布莱希特（Brecht），还有其他许多人。战后，他们并没有都回到欧洲。这是欧洲不可救药的一次大出血。他们的移民（去英国、美国、南美、苏联，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但几年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再一次落入纳粹的魔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是盲目的）并不是逃亡，而是自然地加入潜在的或真实的盟友，进入一个他们能够重新开展斗争或创造性活动的堡垒。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认大部分受到威胁的家庭（主要是犹太人）仍然留在意大利和德国。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下，仍然是一种历史成见以及历史概念的时代误植，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广泛的忽视和遗忘，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倾向也日益严重。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并非现在的欧洲。移民总是让人痛苦的，在当时移民也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并花费更多的费用。要想移民，一个人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还需要在目标国家有一个“桥头堡”，即愿意提供担保并且／或者提供住处的朋友或亲属。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农民，已经在二战发生前的几十年时间中进行了移民，但他们是被贫穷和饥饿所驱赶，并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桥头堡”。因为目的地缺少体力劳工，所以他们往往被邀请并受到接纳。尽管如此，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远离“祖国”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patria”（父母之邦）——我们要仔细审视这个词汇。它绝对不属于口头语言，除非说笑话，没有意大利人会说“我要乘火车回到父母之邦。”这个词汇出现于近代，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之外的语言中，它也没有一个含义完全相同的词汇；据我所知，它也没有出现在意大利的任何一种方言中（而这说明了它起源上的博学以及本质上的抽象）；即使在意大利，它的含义也并非总是固定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它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会不同，从一个人出生的、（从词源上）其padri（父辈）生活的，到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的整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它或多或少等于“壁炉边”或“故乡”。在法国（有时也在我们中），这个词汇立刻会让人联想起戏剧化的、辩论性的以及华丽的辞藻：当“patrie”（家园）受到威胁或践踏时就会演变成“patria”。对于要出门在外的人，“patria”的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同时又渐渐消失。诗人帕斯科里（pascoli）离开（并不很远）他的罗马涅（Romagna），他“甜美的家乡”，感叹道：“我的父母之邦，亲人生活的地方。”而对于露西娅·蒙迪拉（Lucia Mondella），《约婚夫妇》中的那个女人，“patria”显然等同于从科摩湖（Como）边拔地而起的群山那“峰峦起伏的座座山峰”。相对而言，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国家和时代，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人们不说“patria”，除非在政治－官僚术语中——对于那些时刻在迁移的人民来说，哪里是“壁炉边”，哪里又是“父母之邦”呢？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也并不关心这一点。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仍然有着广泛的农业生产，或永久性的城市化趋势。“出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主要对于中产阶级，不用应付更紧迫的日常需要，才有可能出国。面对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在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选择留在他们感到是“patria”的土地上，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尽管在各地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机制上的移民困难。当时国际关系颇为紧张：欧洲各国的边境现在几乎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封闭，而英美则大规模削减移民配额。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内部的心理天性。这是我的村庄、我的城镇、我的祖国、我的家园，我出生在这，我的祖先埋葬在这。我说着它的语言，接受它的风俗和文化，我甚至对这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缴纳它的赋税，遵守它的法律。我为它而战，甚至不关心这战争是否正义。为了保卫它的边境，我甘于拿生命冒险，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长眠在它的烈士陵园里。而我自己，遵从当前的官方言辞，已经宣布我愿意为这个父母之邦奉献我的生命。我不想也不能离开它：如果我死去，我要死在“父母之邦”；这才是我为家园而死的方式。
显然，如果欧洲犹太人能够预见未来，这种对于家园的迷恋而不是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会站得住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缺少先兆，从希特勒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次演讲，他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太人（并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必须像杀死害虫一样进行清除。但是，人们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安的推理，直到最后一刻之前，直到狂热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逐个房屋搜查和抓捕犹太人之前，人们都想尽办法否认各种预兆，忽视危险，编造那些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合宜的事实”。
这一现象在德国远比在意大利更严重。德国犹太人几乎都是资产阶级，而他们是德国人。正像他们的“雅利安”准同胞一样，他们热爱法律和秩序。他们不仅无法预见，甚至无法想象由德国政府指导的巨大恐怖，甚至在这种恐怖已经降临到他们身边时。一位古怪的巴伐利亚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虽然姓摩根斯坦，但并非是犹太人）的一句极为洗炼的诗句非常适合在这里引用，尽管它写于1910年，在J.K. 杰罗姆（J.K. Jerome）的《三个闲逛的人》（<em>Three men on the Bummel</em>）中所描写的清洁、正直而遵守法律的德国。这诗句如此“德国化”，如此意味隽永，以至于演化成一句谚语。除了干巴巴的释义，我无法把它译成意大利语：“Nicht sein kann, was nicht sein darf.”（未必之事，必不发生。）
这是一首象征性小诗的寓意。帕姆斯特伦（Palmstr?m）是一名非常遵纪守法的德国公民，在一个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上被车撞倒。他浑身伤痕地爬起来，并思考这件事。如果车辆禁止通行，车辆就不会通行，也就是说，没有车辆通行，那么他不可能被车撞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Unm?gliche Tatsache”（这正是这首诗的标题）。事实上，他一定只是做了一个梦，因为“在道义上不允许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存在”。
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更广泛地说，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那就是用当前、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了并非专家的我们，去理解《圣经》或荷马史诗，甚至希腊语或拉丁语的经典文章，是如此艰难。当时的许多欧洲人（不仅当时，也不仅欧洲人）的行为方式正像（并仍然像）帕姆斯特伦一样，否认不应该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曼佐尼精明地将敏锐意识（Good sense）同一般常识（Common sense）区分开来。而根据常识，人在受到威胁时会抵抗或逃跑。然而，当时犹太人受到的威胁，尽管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在当时却由于人们有意的不肯相信、精神阻滞、以讹传讹以及自我催化的安慰性“事实”而变得混淆不清。
在此，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反问：我们——即将迎来20世纪以及千禧年最后十年的人们，我们的生存有多安全？更具体地说，我们欧洲人有多安全？据我们所知，而且并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个所有人类生存的星球上，存储着大量核武器。如果把这些核武器分给每个人，那么每个人的核武器相当于三四吨TNT的量。哪怕仅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立刻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全人类（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损害。也许只有昆虫能幸存下来。此外，在最小的可能性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怕仅使用常规武器，哪怕仅是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也会蔓延到我们的土地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从北冰洋到地中海。这场威胁与20世纪30年代所面对的威胁是不同的——更遥远，更广泛。一些人认为，这种崭新的、无法破解的威胁与历史的魔鬼有关，而非人类的魔鬼。它针对着每一个人，所以是特别“无用的暴力”。
那么怎么办？与那时的恐惧相比，今天的恐惧是否更有依据呢？当这场大战成为现实之时，我们正像我们的父辈一样盲目。瑞士和瑞典有防核地下掩体，但是他们有一天回到地面上时会发现什么呢？还有波利尼西亚、新西兰、火地岛和南极洲，这些地方可能会保持无军事化。现在获得一份护照和签证要比战时容易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我们的故土？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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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 1909.10.18—2004.1.9）：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科学家。著有《共和的理念》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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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蝶舞》（<em>Papillon</em>）由法国囚犯亨利·查理（Henri Charrière）撰写的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作者从法属圭亚那的流放地逃跑的故事。本书1969年出版于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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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 1897.10.29—1945.5.1）：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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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lti, 1893.3.26—1964.8.21）：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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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皮埃特罗·桑德罗·奈尼（Pietro Sandro Nenni, 1891.2.9—1980.1.1）：政治家，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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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塞佩·萨拉加特（Giuseppe Saragat, 1898.9.19—1988.6.11）：政治家，意大利共和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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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盖塔诺·萨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 1873.11.8—1957.9.6）：意大利法反西斯政治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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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1901.9.29—1954.11.28）：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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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 1905.2.1—1989.4.22）：物理学家，1959年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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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 1878.11.7—1968.10.27）：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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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 1908.9.5—1987.9.1）：意大利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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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 1871.5.27—1950.5.11）：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著有《在一个家庭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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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1.10—1968.11.26）：德国作家，著有《格里沙中士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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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1.28—1942.2.22）:奥地利作家，著有《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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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2.10—1956.8.14）：德国戏剧家、诗人，代表作《勇气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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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乔瓦尼·帕斯科里（Giovanni Pascoli, 1855.12.31—1912.4.6）：意大利诗人，有诗集《圣柳集》、《最初的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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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 1871.5.6—1914.3.31）：德国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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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Jerome K. Jerome, 1859.5.2—1927.6.14）：英国幽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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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原文为“落后”，疑为“落入”——@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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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文为“Lcia Mondela”，疑为“Lucia Mondella”——@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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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
《活在奥斯维辛》是一本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书，然而，就像一只流浪的动物，40年的时间里它在身后留下了漫长而复杂的痕迹。它最初出版于1947年，印刷了2500册，颇受好评，却并不畅销：600本没有售出的书存放在佛罗伦萨（Florence）一间书库中，在 1969年秋季的一场洪水中被冲毁。经过十年“蛰伏”之后，这本书又焕发了新生。埃诺迪（Einaudi）出版公司在1957年决定接受这本书。我经常徒劳地自问，如果一开始这本书就成为畅销书，现在又会怎样？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很可能我会继续作为一名化学家艰苦钻研，只在星期天（甚至不是每个星期天）从事写作。另一方面，也许我会被莫明其妙的运气弄得眼花缭乱，高擎起专业作家的旗帜。正像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对过去的假设和重构，“如果……会怎么样”，就像预测未来一样不可相信。
尽管开始并不顺利，但这本书仍然取得了成功。它已经被翻译成八到九种语言，被搬上了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电台和舞台，在无数校园中被讨论。而它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它被翻译成德语，并在西德出版。大约在1959年，我听说一个德国出版商，费舍尔·布齐雷（Fischer Bücherei）已经获得了翻译权。仿佛赢得了一场战斗，一种剧烈而崭新的情感淹没了我。事实上，我写那本书时，头脑中并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对我来说，那些是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说出来的事情：告诉他们，事实上，是从高处向他们喊叫。但是，在高处的人似乎在对每一个人喊叫，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他仿佛是在荒野中大声疾呼。当我听说这份合同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突然有了明确的目标：没错，我用意大利语撰写这本书，为意大利人，为我的孩子们，为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不想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还未出生的人，为那些，情愿或不情愿，赞同那罪行的人；但是，它真正的读者对象，就像一把枪瞄准敌人一样，是德国人。现在，这支枪已经上膛了。
人们一定记得，当时距离奥斯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我对复仇并不感兴趣。我个人对纽伦堡审判中那象征性的、不完整的、不公正的现代道德观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认为那些非常公正的绞刑应该由更专业的人士来执行。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曾经懦弱胆小。在此，我回忆起一段往事，就像一丝清新的空气，也证明了对于德国人的整体评判，我是多么“另类”：它是一个特例，但它的确发生了。
1944年11月，在奥斯维辛。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在另一本书中我提到过这个实验室）。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轰炸机：有几百架，这次空袭一定非常可怕。在集中营里有几个大型掩体，但只有德国人才能进去，我们被限制在外。我们只能隐蔽在围栏里被积雪覆盖的休耕地中。我们所有人，囚犯和非军职人员，向着各自的目的地跑下楼梯。但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一名德国技术人员，把我们这些“囚犯”化学家叫了回来，“你们跟我走。”惊讶的我们跟着他跑向一个掩体。但在掩体的入口站着一名配带万字饰袖标的警卫。他说：“你可以进去，但其他人不行。”实验室的负责人回答：“他们是跟我一起的，要么大家都进去，要么一个也不进。”并试图强制穿过警卫的阻拦，他们拳来拳往，动起手来。那个警卫是个强壮的家伙，当然占了上风。但幸运的是，警报解除了，那场空袭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轰炸机继续向北飞去。如果——另一个如果！但如何抗拒分叉路口的诱惑呢？——如果“例外”的德国人，能够拥有这些最基本勇气的德国人，数量能够再多一些，当时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国家地理分布就会不同了。
我并不信任我的德国出版商。我给他写了一封近乎侮慢无礼的信，警告他不要删减或修改我书上的哪怕一个字，我还坚持让他随着翻译工作的逐步进行，一章接着一章，分批发给我翻译的手稿。我不仅要检查其中的词汇，也要检查翻译对原作者的忠诚度。在第一章中，我发现译者对这两点都做得很好。我收到了译者以完美的意大利语写的一封信。出版商已经给他看了我的信，我并不需要担心，既不用担心出版商，甚至更不用担心他。他自我介绍：他和我岁数相仿，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除了作为一名翻译，他还是一名意大利语专家，一名专门研究哥尔多尼（Goldoni）的学者。他也是一位“例外”的德国人。他曾应征入伍。但他发现纳粹主义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厌恶，因此在1941年托病被送入医院，并设法利用他所谓的“恢复期”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研究意大利文学。之后他获得了缓役，留在了帕多瓦，并和康西托·马尔凯希（Concetto Marchesi）、梅内盖蒂（Meneghetti）、皮金（Pighin）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接触。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停火之后，德军在两天内军事占领了意大利北部。我的翻译“自然”加入了“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帕多瓦游击队，在科里尤加内（Colli Euganei）抗击萨罗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和他的同胞。他毫不迟疑，感到自己更是一名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一名游击队员而非纳粹党徒，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艰苦的生活、危险、猜疑，以及苦恼。如果被德军抓住（而他事实上已经知道党卫军在抓捕他），德军必然会残忍地杀死他。而且，在他的祖国，他被视为一个逃亡者，甚至一个叛徒。
战争结束后，他定居在柏林。那时的柏林还没有被一道墙分成两半，而是由当时的“四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组织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共管政府来管理。在意大利的游击队经历之后，他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语，没有一点外国口音。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对哥尔多尼的热爱，所以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接着是安吉洛·贝奥科（埃尔·鲁赞特，Agnelo Beolco Il Ruzante）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将贝奥科的作品引入德国。接着是意大利现代作家，如柯罗迪（Collodi）、加达（Gadda）、达瑞格（D’ Arrigo）、皮兰德娄（Pirandello）。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收入并不丰厚，更准确地说，他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从而让他每天本该得到更公平收入的工作进度过于缓慢。尽管如此，他从未下决心在某个出版公司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有两个原因：他热爱他的独立，此外，更微妙的原因是，在间接上，他的政治经历耽误了他的前程。并没有人告诉他，一个逃亡者，即使在极为民主的波恩德国（即西德），即使在四方共管的柏林，也是“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翻译《活在奥斯维辛》一书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本书与他有一种亲和力，它通过它的内容证实了他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翻译它让他能够继续通过他那沉默而勇敢的方式与他误入歧途的祖国进行斗争。当时，我们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亲自看望对方，所以我们之间不断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我们俩都是完美主义者，他通过他的职业，而我，尽管找到了一个盟友，一个珍贵的盟友，但我担心我的文字失去色彩、失去内涵。当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看到自己的思想被搬动、被折射；当一个人煞费苦心地检查词汇是否被误解、被删改，或者，甚至由主语言中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化——所有这一些，那永不休止的苦恼、毫不轻松的冒险生平第一次抓住了我。
从第一批寄来的翻译手稿中，我可以看出实际上我的“政治”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的搭档像我一样是纳粹的敌人，有着一样的对纳粹的愤慨。然而，剩下的，是我对语言方面的担心。正如我在“交流”一章中提到的，我的译本所需要的德语，首先是对话和引文，要比他的德语粗俗得多。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事实上的确了解军营中的德语（毕竟，他曾经服过几个月的兵役），但是在部队的他并不了解集中营里下流的、常常极其邪恶的、反语式的黑话。我们的每封信都包含了大量针锋相对的提议，常常围绕一个词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我在本书107页提到的例子。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根据我之前提到的“听觉记忆”；我向他提出一个论点；而他向我提出一个反论点，“这不是正统的德语；现在的读者无法读懂它的意思”；我反驳，“在‘那下面’，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最后，我们达到一个综合论点，也就是说，一种折衷的方案。经验已经告诉我，翻译和折衷是一回事，但当时的我被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顾虑所驱使着；我想在那本书中，尤其在德译本中，不要丧失它的严肃性以及语言中所蕴涵的暴力。为了这一点，我使用我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语，竭尽全力去重构那份残酷的暴力感和严肃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翻译，而是修复。他是，或者他想——恢复原状，将语言复原到它们属于的地点、时间和事件中。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盘录音带。
译者很快并且深刻地理解了我的感受，而最终完成的译本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优秀的。我自己可以判断出他对于原作的忠实，而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风格分明的天分。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个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成为书的附属——也就是说，去证明——向德国人民直接倾诉，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工作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认为起草一份序言不会改变那本书的性质，而我向他提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案：在正文之前，与其放上一段序言，不如引用1960年5月，在我们完成勤勉的合作之后，我写给译者的一封感谢其工作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将它抄录如下：
故此我们完成了，我很高兴，对结果感到满意，并感激你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一丝小小的悲哀。你明白，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德语，我感到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离开家庭的时候，而不能再照顾他。
但它不仅如此。也许你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并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成熟，并给予我生活的理由。可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但就在今天，我，囚犯编号174517，在你的帮助下，能向德国人民倾述，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并对他们说：“我活着，而我愿意去理解你们，从而对你们做出评判。”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那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那些绞死尤尔提姆（Ultimo，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讲述了他的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
出版商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我的译者也欣然同意。所以这篇文字就成了所有德语版《活在奥斯维辛》的前言：事实上，它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读者接受。正因为我在最后几行所指的“回声的本质”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回声具体表现在德国读者从1961年到1964年之间给我写的40封信，也就是说，在导致修建柏林墙的那场危机期间。这堵墙直到今天仍把柏林一分为二，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国际摩擦最紧张的地点之一，除了美苏两国直接互相面对的白令海峡。所有这些信都反映了对那本书的认真阅读，但对于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所隐含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在所有的信中，有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试图回答，而有的则否认答案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那本书重印时，我偶尔还会收到其他来信。但是随着这些信的日期变得越来越近，它们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信的作者不再是亲身经历二战的德国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再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他们表达了朦胧的团结观、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或超然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过去是真正的过去，道听途说。他们不是我所指的“德国人”。除了一些例外，他们的信与他们意大利的同龄人写的信差别不大，所以我不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讨论。
最早的那些信，那些有价值的信，几乎都来自于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年轻人，或者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但有一个例外，1962年来自汉堡的 T.H. 博士的一封信。而我首先谈到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摆脱它。我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尽管我的翻译并不高明：
  
亲爱的莱维博士：
您的书是我们阅读的第一本奥斯维辛幸存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既然您，在经历过所有的恐怖之后，再一次要求德国人民“去理解”、去“唤醒回声”，我大胆尝试做出一个回答。但这只是一个“回声”，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让我们感到恐惧：他没有限度，没有约束！《创世记》第8章第21节的话很适合他，“因为人心的智从年少时便是恶的”，而您当然也会知道，在当代，在潜意识领域中，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析法的可怕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恶魔被释放”的事件已经发生，没有约束，没有意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南美整个土著人口的灭绝，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的屠戮，纳尔西斯（Narses）统治意大利时对哥特人的屠杀，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发生的恐怖的迫害和大屠杀。谁又有能力去“理解”所有这些事件呢？
但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而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他对德国的统治？对于这些问题，您一定期待一个具体的回答。然而，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的确，但两害相权，必取其轻。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的溢美之辞中隐含的虚伪和背叛。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他的外交关系。而主教第一个和他签订协议。谁能怀疑我们正在推举一个罪犯，一个叛徒？而且，无论如何，被背叛者并没有任何罪过：只有叛徒是有罪的。
那么下面是更困难的问题，他对于犹太人毫无理性的仇恨。然而，这种仇恨从来在德国不是普遍存在的。德国名副其实算得上世界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从未有过，据我所知，以及在我阅读的文章中，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直到他倒台之前，从未有人曾经听说过，哪怕一例，德国人自发地针对某个犹太人的侵扰和暴行。只有并总是（非常冒险地）试图为他们提供帮助。
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反抗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无法帮助匈牙利人……而我们自己更无法去（反抗）。我们必须牢记，在各种抵抗运动之外，在1944年7月20日，仅在一天内，就有数千名德国军官被杀害。正像希特勒事后所说，这不是一个“小规模集团”的事情。
亲爱的莱维博士（我冒昧地这样称呼您，因为任何读过您的著作的人都不能不尊敬您），我没有借口，没有解释。那罪行沉重地压在我们可怜的、被背叛和被误导的德国人民身上。我也为您再次恢复正常的生活，为您的国家恢复和平感到欣慰。在我的书架上，但丁和薄伽丘（Boccaccio）也有着他们的位置。
  
您最忠实的，T.H.
在这封信中，也许不具备她丈夫的学识，H夫人补充了以下几段简短的文字。我根据字面意思，翻译如下：
当一个人过迟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为恶魔的俘虏，便会有一些灵魂的抉择接踵而至。
（1）人性中所有恶的一面都被唤醒了。结果就是在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肩头擦手的“潘维茨”们和“卡波”们。
（2）与这一结果相对应的，也存在着面对不公正的抗争。这种抗争以牺牲自我和家人为代价，却不会取得显然的成功。
（3）绝大多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持缄默，将他们的兄弟遗弃在危险之中。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我们将此视为我们的罪过。
我常常会想起这对奇怪的夫妇。在我来看，他是德国上流社会中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并不狂热却信奉机会主义的纳粹党徒。他在有机会忏悔时忏悔，愚蠢到以为能让我相信他那简化版的近代史，并胆敢引用纳尔西斯对哥特人倒行逆施的复仇。而他的妻子，在我的眼中，比她的丈夫少了一份伪善，却多了一份偏执。
我回复了一封长信，可能是我唯一在盛怒之下写的一封信。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于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他对于选举的说辞也许能够骗骗孩子。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全德国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纳粹，的确，在国会中得到了196席，共产党得到了100席，而显然不主张极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这个政党还遭到了斯大林的憎恨）得到了120席。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书架上，在但丁和薄伽丘旁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掌权前撰写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条理清楚的狂热分子。他的观点是极端明确的，他从未改变或隐藏这些观点。那些投他票的人显然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的奋斗》中什么都不缺：鲜血和土地，生存空间，将犹太人作为永远的敌人，体现了“地球上最高贵形态的人性”的德国人，公然将其他国家视为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工具。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也许希特勒还说了其他一些话，但他从未收回这些观点。
至于德国的抵抗者，所有人都应向他们致敬。但说到1944年7月20日的阴谋家们的真相，他们的自我觉醒有些太迟了。而最后，我写道：
你们最大胆的陈述是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并不普遍。它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神秘的本性；犹太人不能是“被上帝选择的人”，因为德国人才是。希特勒没有任何一次演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着迷般地重申对犹太人的仇恨。对于纳粹主义来说，反犹思想并不是边缘化的，它是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故此，当纳粹党人和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德国的第一敌人，并宣称他们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扼杀犹太水蛭”时，“对犹太人最友好的”人民又怎么会把选票投给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呢？
至于暴行和自发性的侵扰，你们的评判真是令人愤慨。在数百万人死于纳粹迫害这一事实面前，讨论这算不算自发性的迫害似乎有些多余，并让人作呕，而且无论如何，德国人并不十分倾向于“自发性”。但我可以提醒你们，并没有人强迫德国产业家们雇佣那些饥饿的奴隶，而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没有人强迫托普弗公司（现在仍在威斯巴登，而且生意不错）在集中营建设多座巨大的焚尸炉；也许党卫军的确接到了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但加入党卫军是自愿的；解放后，我本人在卡托维茨（Katowitz）发现了成堆的文件。这些文件授权德国家庭的家长们可以从奥斯维辛的仓库中领取成人和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就没有人质疑这么多童鞋来自何处吗？而你们从未听说过“水晶之夜”吗？或者你们认为在那个夜晚发生的每一桩罪行都是迫于法律的压力？
德国人的确试图帮助被压迫者，我知道。而我也知道这是危险的。同样，生活在意大利，我也了解“在一个极权国家中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我更知道有一千种方法，更安全，去表示一个人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而在意大利，其后在德国占领区经常涌现这样的事迹。但在德国这样的事迹就要少得多。
其他的信件非常不同，他们勾画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尽管怀着宽容德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我必须指出他们不能被视为当时德国人民的“代表性样本”。首先，我的书被印刷了大约数万册，因此在那个联邦共和国中，每千名公民中就有一个人读过我的书，一些人一定出于偶然才买下了这本书，而其他人则是事先经历过相应的事实，易于理解、并愿意理解书中的观点。正如之前所说的，在所有这些读者中，仅有大约40人决定给我写信。
在40年的笔耕中，到现在我已经熟悉了这些奇特的人物——给作者写信的读者。他可能属于两个阵营分明的群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群体令人欣喜，而另一个却令人厌恶，鲜有交集。前者给予我快乐和教导。他们认真地阅读那本书，常常不止一遍。他们热爱并理解它，有时甚至胜于作者自己；他们宣称它让他们充实；他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偶尔也表达他们的批评；他们感谢作者的工作；他们往往明确地免除作者写一封回信的义务。而后者令人烦恼，甚至浪费时间。他们展示自己，炫耀自己的优点，常常在抽屉里堆满了手稿，并让人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目的是借助那本书和作者的帮助，从而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像常春藤依附于树干向上生长。他们也可能是孩子或青少年，写信只是虚张声势，或者跟别人打赌，或者索要作者的照片。我的40位德国“通讯员”都属于前者，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以下文字献给他们（除T.H. 博士以外）。
L.I. 是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她承认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有一种想合上书的强烈诱惑，以“逃避书中所唤起的形象”，但立刻为这种自私而懦弱的冲动感到羞耻。她写道：
<blockquote>
在您的前言中，你表达了想理解我们德国人的愿望。你必须相信，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我们本身或我们曾经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罪的。我出生于1922年，在上西利西亚（Upper Silesia）长大，离奥斯维辛不远。但在当时，事实上，我对仅仅距离我们几公里之外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无所知（请不要把这当作随便的借口，而是一个事实）。然而，至少直到战争爆发前，我偶尔会在各处遇到配带大卫星标志的人。而我并不欢迎他们走进我的家门，也不会像款待其他人那样款待他们，更没有为他们挺身而出。这是我的罪过。只有靠基督的原谅，我才能宽容自己这可怕的疏忽、胆怯和自私。
</blockquote>
而且，她说她是“赎罪行动”（Aktion Sühnezeichen）的成员。“赎罪行动”是一个福音传教会，其成员大多是德国年轻留学生。他们利用自己的假期，参与重建在二战中遭受严重损坏的城市。而她所在的城市是英国考文垂（Coventry）。她并没有提到她的父母，而这是一个征兆：他们要么知道奥斯维辛的罪行却没有告诉她，要么就是不知道，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与“那下面”必然了解真相的人没有谈过话——负责运输的铁路员工、仓库工人、在工厂和矿山（在这些地方，无数奴工因劳累而死）的数千名德国工人，总之，所有没有用手遮住眼睛的人。我重申：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来自法兰克福（Frankfurt）的M.S. 并没有谈到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寻求区别和辩解的理由，这也是一种征兆。
您写道您想理解德国人……作为一名德国人，我敏感于这种恐怖和羞耻，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时刻意识到这种恐怖本身正是出自于我的同胞之手，我感到您的言辞的直接号召，希望给您写一封回信。
我也并不理解在他人肩头擦手的“卡波”，或者像他，像潘维茨，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执行这些不人道命令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能藏在其他人身后以躲避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在当时德国罪恶体制下有着如此众多的实际执行者，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正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纳粹的罪恶，而鉴于他们是德国人，并不会因此遭受折磨。
但是，他们便是您所指的“那些德国人”吗？而谁又能说“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呢？您提到了在您所不能理解的德国人中也存在着某些例外……我为您的这些言辞而感谢您，但我恳求您不要忘了无数德国人……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遭受痛苦或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全身心地希望我的众多同胞能阅读您的大作，从而让我们德国人不会陷于懒惰和冷漠，而是恰恰相反，让我们更真切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成为他的同胞的迫害者时会堕落到何等地步。如果他们都能读读您的书，那么您的书就为预防这一切再次发生做出了贡献。
我带着困惑给M.S. 回信，就此而言，我在回复所有这些彬彬有礼的来信者（他们正是迫害过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德国人民中的一员）时体验到了同样的困惑。而重要的是，尤其是，同样的尴尬。就像被神经学家研究的一只狗，根据一种条件反射去画圆，再根据另一种反射去画方，而当这个方形变得失去楞角，并开始像一个圆的时候，这只狗的神经就被阻滞，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在给他的回信中，我写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将“德国人”，或其他民族，视为一种单一而不可分化的整体，将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等量齐观，是错误而危险的。然而，我不认为我会否认各国人民都有着一种精神（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民），“Deutschtum”（德语：德意志精神）、“italianità”（意大利语：意大利精神）、“hispanidad”（西班牙语：西班牙精神）：它们是传统、习俗、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总和。任何人如果在自己的内心中感觉不到这种精神，这种不折不扣的国家精神，不仅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民族，也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认为“所有意大利人都很热情；你是意大利人；所以你很热情”这样的三段论毫无意义，但却相信在一定的限度内，期待全体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等等）表现出某种具体而集体性的行为，具有其合理性。当然，存在个体的特例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一种审慎而盖然论的预测是可能的……
……坦白地说：在45年的时间跨度下，还有多少德国人意识到欧洲在德国的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从众多审判那令人不安的结果来判断，我感到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很少了：在同情和悲伤的声音之外，我听到了其他的、不和谐的、刺耳的声音，过于为当今德国的权力和财富感到骄傲。
来自斯图加特（Stuttgart）的I.J. 是一名社工。她写道：
在您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们德国人无可挽救的仇恨，这真是一个奇迹，并足以让我们感到羞耻。而我想为此向你表达谢意。不幸的是，在我们中仍然有许多人拒绝相信德国人真的对犹太人实施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罪恶。自然地，这种否认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也许仅仅是因为小市民的智力拒绝接受我们“西方的天主教徒”可能存在这种广泛的邪恶。
您的书能在德国出版是一件好事，能够启发许多年轻人。一些更年长的人可能也会阅读这本书，然而要想这么做，在我们这个“沉睡的”德国，必须具备一定文明的勇气。
我回答她：
我并不仇恨德国人。这一点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而它不应该这样。事实上，我的确了解仇恨，但仅仅“ad personam”（针对个人）。如果我是一名法官，尽管压抑我所感到的仇恨，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今天仍平平安安地生活在德国土地上（或者在其他国家可疑的款待中）的许多人施加更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但是，哪怕只有一个无辜的人因他未犯的罪过而身受惩罚，我也会感到恐怖。
W.A. 是一名医生。他从符腾堡（Würtemberg）写信：
对于我们德国人，背负着我们过去和（天知道！）未来的沉重负担，您的书不仅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帮助、一种指引，而为此我应向您表达谢意。我无法为我们开脱罪责，也不能相信那种罪责（这种罪责！）能够轻易抹去……尽管我如此竭力尝试让自己脱离过去那邪恶的精神，但我仍然是德国人民的一分子。我热爱德国人民。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同等的尺度下，他们既催生了尊贵的和平事业，又投身于充满恶魔般危险的罪恶之中。当我们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在此时此刻汇聚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和罪恶。因此，我站在您的面前，感到自己就像那些对您的命运和您的人民的命运施加暴力的罪犯的一个同谋。
W.G. 于1935年出生于布雷默（Brema）。他是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激进分子：
战争结束时，我还是个孩子。德国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并不能由我来承担。然而，我为他们而羞耻；我憎恨那些让您和您的同胞遭受痛苦的罪犯。而且我也憎恶他们的同谋者。他们其中还有很多人仍然活着。您写道您不能理解德国人。如果您是指那些纳粹罪行的执行者和他们的帮凶，那么我也不能理解他们，但如果他们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希望我有力量与他们战斗。我说到“耻辱”，我是想表达这种感觉——当时由德国人之手所实施的罪行本来永远不应该发生，所有的德国人也不应该坐视这种罪行的实施。
而对于来自巴伐利亚的H.L.，一名学生，事情开始变得复杂。她在1962年第一次给我写信。她的信格外活泼，没有几乎所有其他人那种沉重的忧郁感，哪怕他们带有最真挚的善意。她以为我最希望收到的是一名重要的官方人士的“回声”，而不是一个小姑娘，但“她感到作为德国人的后代和同谋者，亲身感到了这本书的感召”。她满意自己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满意学校所教授的德国近代史，但她不能肯定“会不会有一天，德国人典型的缺乏尺度再度恶性膨胀，以一种不同的伪装，指向其他的目标。”她谴责她的同龄人将政治视为“一种肮脏的东西”，而远离政治话题。她以一种“粗鲁而暴力的方式”，反对一名诽谤犹太人的教士，以及她的俄语老师，因为这位俄国女士宣称犹太人应该为十月革命负责，而希特勒的大屠杀是他们应受的惩罚。在这些时候，她体验到一种“属于最野蛮的德国民族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羞耻”。“即使排除所有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她也坚信“我们德国人无法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逃脱惩罚。”她感到自己似乎有权力，事实上有义务，去宣称“我们，负罪一代的孩子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尝试去减轻昨天的恐怖和痛苦，以避免它们在明天再次发生。”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聪明、没有偏见而“崭新”的对话者，因此我给她写信，请她更准确地描述当时德国的形势（阿登纳时代）。至于她对于一种集体性的“公正的惩罚”的恐惧，我试着让她相信，一个惩罚，如果是集体性的，就不可能是公平的，相反亦然。作为回信，她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告诉我：我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我需要耐心，她会尽快给我答案。20天后，我收到了她的信，厚达23页，总之，一篇论文，近乎疯狂地收集和编辑了通过电话和信件进行的大量采访。所以这个好姑娘，尽管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有着“Masslosigkeit”（德语：过度）的倾向，正像她自己所指责的“缺乏尺度”，但她以一种诙谐的诚恳向我道歉，“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很多事情我原本可以说得更简短，而不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并不追求多多益善，所以我仅引用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作为对她的这封信的总结。
我爱这个我生长于斯的国家，我崇敬我的母亲，但尽管我付出努力，却仍无法青睐德国人这个特定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近代史上如此残酷的自我表现，让他们至今仍背负着太多罪恶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本质上与其他德国人的类似之处，并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憎恶自己。
对于我问的关于她的学校的问题，她回答（并附上文件）整个教育体制适时地实施了盟军所倡导的“反纳粹”纲领，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经验，困难重重，并遭受广泛的消极抵制。这原本就不会有另一种可能：整整一代人原本应该被唾弃。学校里在教授近代史，但人们很少谈论政治；纳粹主义，化作各种不同的声音，仍在各处飘荡，一些教授吹嘘纳粹主义，而另一些人将它藏在心底，很少有人宣称与它无关。一个年轻老师曾经对她说：
学生们并不对这个时期很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德国人的集体犯罪，他们就会马上跳到对立面。事实上许多学生称他们已经从媒体和老师那里听够了太多的“mea culpa”（承认错误）。
H.L. 评论道：
正是在年轻人对于“mea culpa”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于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德国人，第三帝国的问题仍然是怎样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不安的、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只有这种感情主义停止之后，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她自己的经历，H.L.（非常振振有词地）写道：
这些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报纸，论证了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年轻时，他们如何满怀热情而不加思考地参与新运动：青年集会、体育组织等等。我们学生激烈地攻击他们，我今天回想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指责他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预见未来，不能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好一些呢？而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能更好地揭露希特勒为了战争去蛊惑青年的恶魔般的手段吗？
我们应该注意，她所申辩的理由与汉堡的T.H.博士如出一辙。而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见证者能够否认希特勒具有真正魔鬼般的蛊惑能力；正是这份天才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我可以接收年轻人的辩解，可以理解，他们试图为他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脱罪的心理；然而，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他们的妥协和虚伪的赎罪，并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H.L. 后来又给我寄来很多信，激起了我内心矛盾的情感。她向我描绘她的父亲，一个羞涩、敏感而孜孜不倦的音乐家，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去世了。她是在我的文字寻找父爱的感觉吗？她在文字的严肃和孩子的天真中摇摆。她寄给我一个万花筒，并写道：
关于您，我已经为自己勾画出清晰的形象：您，逃脱了可怕的命运（原谅我的冒昧），游历我们的国家，仍然疏远于人群，就像在一场噩梦中。我想我应该为您缝一件衣服，就像传奇中的英雄们所穿的衣服，一件能够为您阻挡全世界危险的衣服。
我自己并不能认可这种形象，但我没有在信中这样告诉她。我回答说这样一件衣服不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别人，人们只能为自己缝制它们。H.L. 寄给我两本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不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我回寄给她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版的德国版《再度觉醒》。1964年12月，她搬到柏林之后，寄给我一对金袖扣，是由她的一位当金匠的女朋友打造的。我不忍心把它们寄回去，我感谢她并要求她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诚挚地希望我没有冒犯这个亲近而温柔的人，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心有防备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威斯巴登（Wiesbaden）的海蒂·S夫人，我的同龄人，我把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放在最后介绍，因为它代表了一段在数量和质量都与众不同的特例。从其本身来说，我与海蒂·S夫人的通信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德国人的来信”的总和。我们的通信长达16年，从1966年10月到1982年11月。其中除了大约 50封她的来信（常常4到5页）和我的回信，还有层层叠叠的许多信——她写给她的孩子、朋友、其他作家、出版商、当地企业、新闻杂志，只要她觉得足够重要，就要发一份复本给我，最后还有剪报和书评。她的一些信是“传阅性质”的：一半是影印的，给几个通信者的相同内容，而另一半空白的地方则手写着更个人化的讯息和问题。海蒂·S夫人用德语给我写信，而她并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我用法语给她回信，然后意识到她难以阅读法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用英语给他写信。后来，在她幽默的准许之下，我开始使用我那不可靠的德语给她写信，双份；在细心地检查和修改之后，她会回寄一份给我。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我匆忙的出差过程中，在她的房子里见过一面；另一次是在她的假期中，同样匆忙，我们在都灵（Turin）见了面。这些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她的第一封信同样是从“理解”的问题入手，但她的文笔风格有力而辛辣，使她的信件与众不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历史学家赫尔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把我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但这时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售罄。作为地区政府的文化顾问，她正试图要求马上将这本书付诸再印，并写信给我：
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结果，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像“德国”、“祖国”这样的字眼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对我们来说，“祖国”这一概念已经被抹去……绝对不允许的是遗忘。因此对于新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也许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作家能够含蓄地表达多少关于自己的观点——而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让你的每一章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你关于布纳实验室的故事让我感到惊愕：这才是当时你们囚犯看待我们自由人的方式！
接下来，她讲述了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这名囚犯在冬天为她的地下室送来了煤。和他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她把食物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衣袋，而他为了感谢她，喊道：“希特勒万岁！”在另一方面，纳粹却并不禁止她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志愿”工人说话（当时的德国有着多么复杂如迷宫般的等级制度以及区别对待的禁令！“德国人的来信”以及她的信中说到的情况远远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她可以开车到集中营去接她，把她带回家里，甚至带她去参加几场音乐会。在集中营里，那个女孩得不到正常的盥洗条件，身上有虱子。海蒂不敢告诉她，她为她的尴尬而感到羞耻和尴尬。
对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声，但实际上这些回声都来自于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于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从未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她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她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有一次，海蒂的父亲刚刚回家不久，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移民”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却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情况对我们是不同的，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们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邂逅，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简·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 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em>The Periodic Table</em>）中“钒”的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才气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决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出版于德国。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由它们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活在奥斯维辛》，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
我收到并阅读了这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头脑清晰、受过高等教育的灵魂留下的印记，以及一颗悔改的、似乎诚恳的心灵（但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去伪装）。在这些日记中，施佩尔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那雄心勃勃的角色，因野心过大而让自己陷于盲目和罪行，但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蛮汉、一个懦夫或一个自私的小人。我很高兴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因为审判一个人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一个并不简单的人，一个已经付出代价的罪犯。我带着一丝恼怒，给海蒂写信，“什么迫使你去见施佩尔？好奇？责任感？还一种‘使命’？”
她回答：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本书作为礼物的正确含意，你的问题也很正确。我想仔细观察他的脸，看看一个人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娼妇，并变成他的鹰犬。他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对他是一种伤痛，而我相信他的话。他沉溺于自己怎么能“不想去看，也不想了解”这个问题，总之，遮蔽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他试图强词夺理，他希望去理解同样对他也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而是忠诚地战斗着，用自己的过去来折磨自己。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把“钥匙”：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变形的德国人的象征。他带着巨大的痛苦阅读了朗本的书，而他还答应我去读你的书。我会随时告知你他的回音。
让我宽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回音”，如果我被迫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回信（作为文明人的传统），我会遇到一些困难。在1978年，她在我的信中察觉了一丝不以为然，由此她向我表达了歉意。海蒂第二次去拜访施佩尔，并失望而归。她发现他衰老、自我中心、自高自大，并为曾经作为“法老”的建筑师而感到愚蠢的骄傲。从那以后，我们信件的内容转移到更令人担忧的、更时事性的内容：莫罗事件、卡普勒（Kappler）的出逃、“红军派”（Baader-Meinhoff）恐怖分子组织成员在斯塔姆海姆监狱的突然死亡。她倾向于相信官方的自杀说法，而我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施佩尔死于1981年，而海蒂，出人意料地，在1983年去世。
我们的友谊，几乎完全以书信为载体，天长日久而硕果累累，常常为我们带来欢乐。如果考虑到我们之间在人文经历、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这份友谊是奇特的；但它又是如此的自然——如果认识到在我所有的德国读者中，她是唯一“资质确凿”的，并因此不纠结于罪恶感，而她的求知欲在过去和现在都与我相似，从而让她能思索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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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 1707.2.25—1793.2.6）：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曾多次在中国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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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吉洛·贝奥科（Angelo Beolco, 1502—1542）：又名埃尔·鲁赞特，威尼斯演员、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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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本名为Carlo Lorenzini, 1826.11.24—1890.10.26）意大利作家，《木偶奇遇记》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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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6.28—1936.12.10）：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凭作品《寻找自我》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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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尔西斯（478—573）：全名不详，东罗马帝国著名的军事统帅。在552年的塔吉奈战役中获胜，东哥特国王托提拉重伤而死。随后在554年的卡西里纽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征服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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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诗人，以故事集《十日谈》留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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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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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5—1967.4.1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9—1963），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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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 1907.9.23—1978.2.9）：二战期间，任纳粹驻罗马警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77年8月，在一次探监中，他的妻子将他装在一个手提箱（当时体重已不足105镑）中，逃出监狱，并流亡西德。1978年2月，卡普勒在自己的家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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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红军派（又称：赤軍旅，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1977年，由于其猖獗的活动，导致了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该组织解散于1998年4月22日。1977年10月18日，红军派劫持了汉莎公司一架载有78人的客机，但遭到失败。同一天，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多名该组织成员突然死亡，官方公布的死因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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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文为“多多宜善”，疑为“多多益善”——@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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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为“他”，疑为“她”——@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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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文为“天份”，疑为“天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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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青年，这些事件联系着他们的父辈：在家中，人们会谈论这些往事；他们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地保存着。而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这些只是他们爷爷的事情：遥远、模糊、“历史性的”。这些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国已经屈服于亚洲的人口压力和非洲国家对于独立的渴望。在新兴国家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不乏斗争和悲剧。德国，分裂成两半，虽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已经变得“可敬”，而事实上德国手中掌握着欧洲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催生的美苏两极政治，仍然持续。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的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有一种下流卑鄙的说法提出人类需要斗争，人类不能没有斗争。也有人说局部冲突，在街道、工厂、露天体育场所发生的暴力，等同于广义的战争，而保护我们免于真正的战争，就像癫痫患者的小发作，免于他遭受严重的发作。也有人观察到欧洲从未有过长达40年的和平，而这样长时间的欧洲和平据称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常。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而可疑的观点。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永无止境的拖延态势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情况，即超级力量带着热切或威胁的面孔相互对峙，却无法约束它们在它们“所保护”的国家中发动（或允许发动）血腥战争、提供尖端武器、间谍、雇佣军和军事顾问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Goering）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详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主义的例子证明了在工业时代，即使没有原子弹，一场战争也能对人类造成多么巨大的毁灭。在最近20年中，命运坎坷的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Falkland）冲突，两伊战争，柬埔寨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证明了（不幸的是，并非在数学家般严格的范畴中），至少有时，至少部分，历史的罪恶会受到惩罚：第三帝国当权者们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送上绞架；德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所有长子都被杀掉”，整整一代德国人被大大削弱，整个国家被分裂，德国人延续百年之久的自豪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开始时，如果纳粹主义本身没有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它的对手之间不会形成结盟，或者在战争结束前这一结盟就会被打破、消灭。纳粹和日本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所有这样的战争都应该叫人畏惧。
对于本书第七章“成见”，我最终要补充一点。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们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地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在根据希特勒以及同谋者意愿所建立起来的学校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而错误的教育中长大成人。然后，在党卫军的“军事操练”中彻底转变。许多人加入党卫军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威望，因为它的无所不能，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一些人，事实上人数很少，随着内心的改变，要求调上前线，或小心翼翼地帮助战俘和囚犯，或选择自杀。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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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oering, 1893.1.12—1946.10.15）：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执行绞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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