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针尖上的天使 作者：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内容简介 《针尖上的天使》创作于1969至1976年，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1960年代苏联的重大事件为时代背景。 在莫斯科，某机关报的总编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门外心脏病发作，调查推测是因为他收到一份地下刊物的原稿。没人知道是谁放到他桌上的，可是里面的内容令官方很敏感，要是泄露出去小说通过总编的司机、报社同事，总编的妻子、儿子等许多普通苏联人的经历和生活，生动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揭示了那个时代报界内幕、领导层的种种情状，还有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爱情与背叛的问题 天使的回归 ——一位我们不知道的闻名世界的作家 暮晨 上个世纪末俄罗斯一批又一批作家回归到俄罗斯文学的进程中来，最有名的当数扎米亚京、多贝钦、普拉东诺夫等。每次回归浪潮的到来都会引起对他们作品的重新解读和认识，比如说普拉东诺夫，他被“发现”过两次或者三次：上世纪60年代初和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些值得尊敬的作家行列中，德鲁日尼科夫便是令人瞩目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从未被介绍到中国，很多人对他没有什么了解，但是他在俄罗斯和欧美国家早已名声大噪。他的《针尖上的天使》每次被“发现”，读者都能从中挖掘出更深的层面。 尤里·伊里奇·德鲁日尼科夫，俄罗斯作家，散文家和文史学家。1933年4月17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在创作型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成长并成熟，这个圈子里的一部分人在极左的大清洗时代便消失了。中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对斯大林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评价不足”而失去了银质奖章，因此莫斯科没有一所高校愿意录取他（1951年）。他在拉脱维亚大学学习了两年，在那里对舞台产生了兴趣，有段时间在里加的俄罗斯剧院当演员。1953年秋天返回莫斯科。在大学时代他为了给自己挣面包吃而搞过摄影，做过记者，然后又到档案馆见习，在那里他的职责是，为那些从劳改营释放并被恢复名誉和权利的人领取退休金而查找有关其工龄的证明文件。1955年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毕业。接下来的两年在哈萨克斯坦教授俄罗斯文学，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务主任。后又回到莫斯科做图书编辑、流动记者站记者，并在《莫斯科共青团员》（1964-1971）报做栏目编辑。197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 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由若干短篇构成的中篇小说《怎么就这么不走运》（1971），讲述的是一个一直不如意和失败的人的故事，与当时大部分人的乐观情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该书收尾的那个短篇的最后一句以逗号结尾，而不是句号。这是因为该书在最后付印的时刻，极左的停滞时期的检查部门将“逗号”后面的那个部分给删除了，因为它描写了乌云翻滚的自然景观。读者从这部书所描写的失败者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者自传的成分。 德鲁日尼科夫在1974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儿童培养问题的特写集《禁止烦闷！》和《请问吧，小孩》，但是他的小说却遭到大型杂志社和出版社的拒绝。《最后一课》和《2月30日》这两部短长篇刚开始时主编特瓦尔朵夫斯基决定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用，但是很快他就又给作者发了退稿通知：“杂志按比例可容纳敏感作品的空间已被索尔仁尼琴占用了，再没有地方了。”上世纪90年代，德鲁日尼科夫从美国飞赴克拉科夫参加斯拉夫学家国际代表大会并发了言，记者洛拉·兹沃纳列娃在会议期间与他进行了交谈，当问及“在老一辈的作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时，他调侃道：“影响最大的？那有两位，列夫·卡西尔和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这第一位读完我的短长篇后，在青年作家讨论会上惊恐地叫道：‘不，不！您是——成人作家！’于是，这么说吧，我被从儿童文学领域赶了出来。然而他把我的这部作品转给了《新世界》的特瓦尔朵夫斯基。而这第二位，读完我的短长篇后，向我宣布：‘杂志按比例可容纳敏感作品的空间已被索尔仁尼琴占用了，再没有地方了。’” 德鲁日尼科夫的短长篇《圆钱》的片段在《女工》杂志上发表时也被大量删节，即使这样，还是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 德鲁日尼科夫的创作探索不能做到与苏联时期的极左文学潮流亦步亦趋，1976年他发表了在苏联的最后一部长篇《请等到十六时》（准确地说是一部长篇的一半，另外一半被砍掉了，作者当时起的书名“这些鸟中有一只要作牺牲”也被替换了，因为这是出自《圣经》的句子）。他写的喜剧《老师恋爱了》被从舞台上撤了下来，而另一部喜剧《一小时父亲》，刚刚获得通过，就被禁止排练了。1977年德鲁日尼科夫因为从事地下出版物活动而被开除出了作协。 在后来的十五年时间里，也就是一直到1991年年底，他的名字从苏联出版界消失了，关于这个情况，作家在自己用英文写作的回忆录《作家第8552号被开除》（Cаncellation of WriterNo8552，发表在1979年的《华盛顿邮报》上）里做了说明。这时德鲁日尼科夫的写作状况基本上都是“写进抽屉里”了，其作品只有与他趣味相投的人在传阅，稿子要保存在隐秘的地方，出版和发表就只能在西方世界了。在被屡次传讯和经过与检查部门的多次较量后，1987年作家被迫移民国外。 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在维也纳，然后，于1988年迁居美国，在得克萨斯大学（位于奥斯汀）教授写作技巧，又为纽约的“自由之声”电台工作，过了一年他迁居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参加拍摄了美国电影《时间之俘》，在其中扮演一个悲剧角色——一个名叫达尼埃尔的俄罗斯作家。 给德鲁日尼科夫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是《告密者001号，或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飞升》，这是作者在1980年至1984之间在莫斯科秘密写就的。该作品后来成了地下出版物中的代表作品和宝贵财富，它是第一部对“世纪凶杀案”进行独立调查的纪实报告。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一位少年英雄，这个名字，中国人不大知晓。但在苏联国内，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父亲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里人缘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开证明信给富农，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 结果三天后特罗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被“苏维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他的名字被收入光荣册，列为001号，成为全体苏维埃人的道德楷模。有上百种书、歌曲、戏剧、油画对他进行了歌颂。德鲁日尼科夫经过近十五年的仔细调查，到三十座城市走访了很多仍活着的见证人——莫罗佐夫的母亲、哥哥、同学、同村人、老师、契卡工作人员、记者等等，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了英雄少年的照片都是伪造的，他告发自己的父亲并非为了揭露“阶级敌人”，而是因为他父亲跟另一个女人跑了，母亲为了报复父亲，便派儿子去告发了他。而且莫罗佐夫是个智力迟钝的顽皮少年，不可能被吸收进少先队，况且当时那个偏远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少先队组织。这一事件揭开了1937年大清洗、大恐怖之前告密之风盛行的序幕，开了恶风之先。 这部作品1987年在伦敦出版之际，索尔仁尼琴写道：“祝贺尤里·德鲁日尼科夫写出了这样一部最出色的和非常为大家需要的书，这样，渐渐地——虽然不是所有的，总归是很多的浮夸就将被揭穿。”此书在极左时期的苏联是被禁的，直到1995年才出现莫斯科的版本。在国外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且据其拍摄了两部电影。 德鲁日尼科夫的代表作《针尖上的天使》是一部具有多层复杂结构的记录体小说，1969-1976写于莫斯科。“天使”在三十多年前由一位勇敢的美国人从莫斯科带到美国，当时把手稿拍成缩微胶卷，包在万宝路香烟盒带出苏联国境。这是第一部对苏联的停滞时期作出严肃的艺术分析的作品。 优雅的书名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公式的讽刺性运用：针尖上可容纳的天使数量等于2的平方根。这里的天使，其实就是一定数量的、身上多少散发出人性之光的人的纵向聚合体。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布拉格之春刚刚被苏联的坦克解构，苏联正在从一个停滞时期向更加停滞的时期过渡。故事的中心地点是中央报《劳动真理报》报社。作家对莫斯科的这家报纸编辑部的生活进行了文献式的忠实记录：前后六十七天——从1969年的2月23日到4月30日——从身为中央委员和报社总编的马卡尔采夫患心肌梗塞（因为有人偷偷地将一份敏感的地下出版物稿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到他被撤职并在五一节前夕死亡。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法国外交家与旅行家德·库斯汀神秘地出现在心理矛盾重重的马卡尔采夫面前。库斯汀公爵写的一本书《1839年的俄国》，在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都是禁书，赫尔岑称之为——“无疑是外国人写俄国的最出色和最聪明的书”。偷偷放到总编办公桌上的就是这部书的手稿。 除了德·库斯汀，参与推动小说情节的人物各式各样：从女打字员到记者、新闻检查官员、过去的劳改犯、契卡人员，还有很容易猜到的克格勃头目克格尔巴诺夫以及“长着浓眉的人”、他们的家庭成员。荒诞剧的“壮丽收场”是对最高领导的私人医生——泌尿科专家的讽刺性描写，萨加伊达克过去是个劳改犯，现在则是全国的阳痿病总专家，他操纵着患老年病的国家上层。书中的主人公们就生活在停滞时期这样充满绝望情绪和厚颜无耻、玩世不恭氛围的泥淖中，似乎永远不能摆脱，当然这里也隐含着对思维活跃的“天使们”的温暖的、渐渐升腾的希望，虽然他们因为传阅禁书手稿而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作者1992年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天使”喻指了少数和风细雨地呼吁对停滞的苏联社会进行改革的和善之人。 这部小说的杰出之处也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创新上，有外部形式的创新，还有语言内涵的创新。在外部形式的创新方面，作家合理有机地使用了那个时代大量官僚文牍：履历、评语、证件、表格、秘密会议记录等等。作者每次在引入一个新的主人公之前都会像一个人事干部那样将其个人档案资料展示出来，然后再进行文学描写和叙述，并显示出档案记载中的这个人和实际之间的落差，作者这样独具匠心的细节安排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特点与停滞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作品语言内涵的创新则表现在，随处可见的大量精巧编织的俏皮的双关语不断地在钻极左时期官方语言的空子，在优雅言语的内部常常包含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心理谕指，这一切交织成语言的如梦如幻的境界；还有时不时像从水下冒出的潜台词，不经意间就将读者从严酷的现实引向卡夫卡式的荒诞。 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例如斯维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国内外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错误地将《针尖上的天使》看做讽刺小说，其实笔者在其中只看到讽刺小说的一个元素——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作品中没有刻意地表达出假定性的东西，也未将现实场景引入荒诞（精妙语言引发的荒诞联想除外），没有荒诞，没有什么特殊的讽刺属性，或者说，不比巴尔扎克小说的讽刺特性更多。小说表现出来的刚刚过去的那些极左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诞滑稽，而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因为司空见惯。该小说是第一部对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进行如实描写，第一部不带回避和不带寓言性而进行严肃的艺术思考的作品。小说本身不带讽刺性，而是被描写的对象太过荒诞。 无论如何，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仅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作家多年之后在美国碰到的一件趣事： “我当时正在我任教的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忽然我的女秘书进来通报，说有个人想见我，他讲的不是英语，但是带着一本我写的长篇小说，并指给她看。紧接着出现了一名男子，他手上拿着一本莫斯科出版的《针尖上的天使》，还向我宣布，他就是书里描写的那位上级任命的大干部的儿子。他也是弃学离开了学院，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爱上了克格勃一名将军的女儿，酒后驾车导致两名工人死亡，那两人当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为此坐了牢，但是时间不长，因为他爸爸找到了渠道，通过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将儿子放了出来。这位客人还告诉我，他听说我似乎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而得到了二十五万，而我在作品里采用了属于他的生活的故事，何况他是凭伪造的邀请函来美国的，这里没有人给他见面礼。他的简历确实同小说里描写的类似，只是在我小说里的那位父亲——是一家大报社的总编，而他的父亲——是一名部长。可是……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实际生活中的这个儿子才刚刚在桌子下面学走路呢。来客听了这话，于是委屈地离开了。” 《针尖上的天使》被波兰华沙大学列入20世纪十大最佳俄语小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译本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代世界文学最佳翻译作品”名录，而波兰文译本获得了波兰作协颁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奖”。波兰政府和作协在本世纪初曾推选他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德鲁日尼科夫在文学领域涉猎颇广。评论家们认为他是“短长篇”这种体裁的首创者，他从70年代末开始发表短长篇体裁的作品，1991年在纽约出版了他的一本名字就叫“短长篇”的书。从《沙皇费多尔之死》到《曾祖母的蜜月》，这些短长篇无论从情节性还是本事的丰富性来讲都比短篇小说深广得多，虽然还能找到短篇小说的一些特征。但是将这些袖珍的长篇称为中篇小说是不准确的。别林斯基认为中篇小说是“一个长篇分裂成几个部分”，而短长篇则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长篇，只不过在体裁上已经被压缩了，具体而微。它更适应飞速变化的现实。 德鲁日尼科夫坚持特尼亚诺夫与西尼亚夫斯基的传统，在辩论性文艺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著名作品有《俄罗斯囚徒》和《俄罗斯神话》等。他的回忆性随笔集《我在排队的时候出生》曾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几十家报刊上同事连载。 德鲁日尼科夫发扬纳博科夫的传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斯拉夫学者之一。长期担任“被驱逐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副主席。 2008年5月14日，这位天才作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城自己的家中逝世，一个月前他刚刚跨过七十岁的界线。据说国际上对他作品的真正研究才刚刚开始。 2009年12月17日 1.正门跟前 他在两名警卫中间停下来并出示了深红色的证件。一人在辨认照片并与他本人核对时，另一人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马卡尔采夫一番。第二名警卫向第一名警卫点了下头，后者归还了证件。 “请吧……” 马卡尔采夫机械地把证件放进衣兜里，开始向出口走去。以前他会说“再见”，可是现在他庄重地、默默地走过去。边走边用围巾裹住脖子并扣好大衣的扣子。他拉开里面的门，感到了木格栅下透出的暖气的柔和压力。推开外面的门，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人行道上。 散发着霉味的空气使鼻孔发痒，充满了肺部。眼前展现出综合技术博物馆，为普列夫那之战中牺牲的掷弹兵们而竖立的底座滚圆的纪念碑，还有老广场，如果不算交警局特别分队的几位交警的话，老广场显得荒凉，密密麻麻的一排轿车把广场围住了。车辆朝右沿着斜坡向中国胡同急驶，竞相超车。马卡尔采夫已经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想法，这条胡同的名称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明显的疏忽。早就应该给这条街道改名了。真是愚蠢：通向国家头号大楼的竟是中国胡同！ 马卡尔采夫出现在没有行人的人行道上，引起了交警和几个穿便服的“7局”1的人的注意，他们站在不显眼的位置。此外，司机们张望所有走出来的人，他们一边等待领导，一边不时加热冷却的发动机。天开始黑了，飘着小雪花，可路灯还没有亮起来，所以司机们注意看着，以免错过自己的领导。 尖鼻子的廖沙2·德沃叶尼诺夫为人机灵，他用眼睛不时扫视一下各个出入口。尽管马卡尔采夫往往会走正门，但是凭自己的通行证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大门出来。远远看到头儿之后，阿列克谢会立刻启动发动机并打开暖风机，却不急着为马卡尔采夫打开车门，免得车内给冻透了。头儿未必会很快出现。他总是说很快就来，可在那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甚至是四个小时。 马卡尔采夫横穿过人行道并已步入广场，但是突然，他把头向后一甩，停了下来，感到心脏一阵刺痛。心脏有时会犯点毛病，于是他站了一秒钟，决定不用力吸气。他小心地又迈了一步，这时整个胸部和后背、肩胛骨之间感到了剧痛。他仿佛被电流击中了肩部，疼痛感瞬间向下移动，到了胃部。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呻吟起来，发出的却是呼哧声。他一只手抓住了胸部，尽力想解开纽扣。眼前泛起了金星，综合技术博物馆大楼向一边倾斜了，汽车开动了，向马卡尔采夫驶来，于是他猜到了，他正在失去知觉。双腿一下子变得无力，膝盖也发软。为了不让头部撞上柏油马路，他把双手垫在臀部下坐了下来。他还有知觉。 他在地面附近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尿味。裹挟着雪花的风从综合技术博物馆的拐角处吹来，送来了公共厕所的气息。跟前没有任何可以伸手救援或呼救的人。还有疼痛，让人窒息的疼痛。得救的唯一机会是尽快回到他刚刚走出来的那扇门前。 疼痛变得难以忍受，手臂开始隐隐作痛。身体抽搐，开始不听使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仰面倒了下来。他把牙咬得格格作响，开始慢慢地向一边翻身并跪了起来。现在需要爬到人行道上。可是雪在融化，双手打滑。 一瞬间，他感到了自己姿势的尴尬：以他的职务爬着进中央委员会。人们会看到，会传出去，威信会下降。没准儿还会有人汇报给领导。但是疼痛迫使他无法顾及这一切。主要的是要到医生那里。他们会救我的！门很沉重，是推不开的。只要能够着门把手就好了！他爬着向门前挪动，尽管很慢。 廖沙提前看到离开人行道走向汽车的马卡尔采夫后，刚要打开发动机和暖风机并俯身把散热口开得更大些：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喜欢让双脚保持温暖。挡板卡住了。当阿列克谢猛地一下把挡板拉出来并再次向前看去时，领导不在了。莫非廖沙看错人了？这时他看到，昏暗中有个人像狗那样向门前爬去，门楣上用烫金的字母写着：“苏联……中央委员会”。又过去了一会儿，阿列克谢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最后使劲抓破了门的边缘，哀号起来并扑通一声栽倒在潮湿的、又硬又扎人的、人们擦鞋底用的垫子上。几个捷尔任斯基师的卫兵3把马卡尔采夫扶了起来。其中的一个摁了一下按钮。接下来的事情在马卡尔采夫的脑海里是空白：他失去了知觉。 “是我们的人。”一个警卫看了看他变黑了的脸后说道。 但是另一个警卫麻利地解开了马卡尔采夫大衣的扣子并从他的衣兜里取出了证件。他取证件的动作迅速而利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证件放进去似的。他按照规定，把照片与躺着的人核对后批准地对医生们说： “可以抬进去。” 人们抓住马卡尔采夫的双手、双脚把他放到了担架上。他呻吟起来。一分四十秒后人们把他从担架移到了复苏诊室的台子上，这间诊室装备有新式的美国设备。 躺着的马卡尔采夫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西服很干净，但是已经穿旧了，十来年前就已经过时了。黑色的矮帮鞋经过仔细的擦拭，但是鞋跟稍微有些磨损。这套在中央委员会服务部缝制的制服是专供他去“大楼”4时穿的。 在那里，既不能靠颜色鲜艳的领带，也不能靠过分精心熨烫的裤子出风头，所以，了解这一点的妻子会垫一块干布来熨中央委员会西服中的裤子。给病人盖上了一条被单，卫生部第四总局的两位复苏医务人员俯下身来看着他，他们在这里二十四小时值班。 德沃叶尼诺夫钻到了外室里，他只看到了头儿像个死人被放上担架抬往某处。 “我要了解……我是司机，是司机……” “司机？那就到车里去。” “哪怕告诉我他怎么了！” “等到可以的时候，会通知的。” 阿列克谢回到车里关上了发动机，双手抱住方向盘，趴在了上面。去编辑部告诉大家主编发病了吗？还是先去他家里一趟通知他夫人？那样就得带她来这里，也许还得去什么地方……要是他躺一躺出来后，可是车却不在了！那就是廖沙搅得整个莫斯科不得安宁。最好还是坐一会儿，打一会儿盹…… 德沃叶尼诺夫来得及睡足一觉（他上班早，因此在等候时会趴在方向盘上睡足觉），他第六次启动发动机好取暖。停在旁边的汽车开走了，别的车辆开过来占据它们的位置。他抽完了最后一支香烟，尽管从前年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参加政府别墅招待会返回时起，他通常总是会留下最后一支烟。马卡尔采夫当时喝醉了，他在衣兜里找了一阵烟，然后向他要烟抽，可廖沙的烟也抽完了。 “要是你不给我留着香烟，你算什么司机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慈父般地揪了揪德沃叶尼诺夫的耳朵。 伏尔加轿车瞬间在交警旁边停了下来，乌斯宾斯基公路上的交警比森林中的蘑菇还要多。廖沙瞥了一下领导，朝交警要起了烟。上了年纪的臃肿中尉（在政府线路上他们的警衔比肩章上指明的要高）瞥了一眼这辆带有МОС5字母和以两个零打头的牌照的轿车。这样的零号牌照车辆是无权拦截的，而廖沙的驾照中附加了一张卡，允许在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反交通规则。交警敬了个礼，默默地掏出一盒烟，廖沙眨了眨眼，拿了两支烟。从那天起德沃叶尼诺夫总是会留下最后一支烟。但是马卡尔采夫后来一次也没有要过，相反，自己送他美国香烟抽，有时是一包，有时一下子两包。廖沙终于抽到了烟屁股，于是他决定去编辑部，如果需要，再回来。 由于伏尔加车中是司机一个人，交警没有马上为他把信号变成绿灯。 阿列克谢不急不忙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开去，尽管他已经习惯在莫斯科开飞车，以至于时速表的红色指针超过了一百。在无轨电车站，一个长得结实的人向他招手，他提着一只小箱子，看样子是出差的。 “到库尔斯克车站，我付钱，要误火车了……” 德沃叶尼诺夫不做声地送他去了库尔斯克车站。快到花园环线拐弯时廖沙请求说： “您提前给我钱吧，不然火车站有人盯着，不让挣外快……” 乘客表示理解并掏出了三个卢布——给廖沙的午饭钱。阿列克谢不花工资，而是攒起来准备在父母的房子旁添盖一间。不是因为要住在乡下，而是为了让妻子和孩子夏天有个小别墅。他希望活得不比别人差。挣外快用去了大约十分钟，最多十分钟。阿列克谢用一个手指晃动着钥匙扣，坐电梯上了四层，主编的办公室在这里。等他走进接待室已经开口要说事先准备好的话时，安娜·谢苗诺芙娜小声地冲他发起火来。 “你到哪儿去了，德沃叶尼诺夫？！刚才急着要送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去伊戈尔·伊万内奇那里。在整个大楼和车库找你好久了。我派亚古博夫的车去了，可是斯捷潘·特洛菲梅奇自己急着要去市委……” “我送他去。”廖沙说道。“他怎么了？” “谁？” “伊戈尔·伊万内奇6呀？” “你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心肌梗塞，是深度的。是心脏后壁，还伤着了什么地方……他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中心医院，住在病室里，我忘了，叫什么病室……可你去哪儿了？又干私活捞外快了吧？啊呀，廖哈7……” 她消失在了副主编亚古博夫的办公室中。 “心——肌——梗——塞。”廖哈逐字地说了出来，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个词。 接待室里空荡荡的。他看了看女秘书的桌子。台历上今天的日期——星期三，1969年2月26日——用黑框圈着。为了记住，安涅奇卡8给主编生病的日子做了记号。回来后她通知说，十分钟以后需要开车送亚古博夫。阿列克谢开始讲述他在中央委员会附近等候的情况。安娜·谢苗诺芙娜理应完全了解所有的事情，所以她仔细地听着，记住新的细节。 “可我责备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 “他就是这样像狗一样爬到了门前。”阿列克谢没有回答，结束了讲述。 “所以他做得明智！”安娜夸奖道。“要是伊戈尔·伊万内奇在广场上躺着的话，市里的急救车会拉走他的。可等你呼叫到车来的时候就晚了！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再说然后还得用半个小时在市医院找床位，还会给安排在走廊里。要是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颠簸得厉害……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告诉了我关于医生的看法。他们说，要是他爬不到门口，就无法让他苏醒过来了！” “嘿！” “真是这样！” “怎么会心肌梗塞呢？他一直挺快活的……” 她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追问。送走副主编后他要顺便去谢洛夫胡同的饺子馆一趟，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廖沙略微闭上了眼睛，他懒洋洋地想道，他，普通司机德沃叶尼诺夫，比马卡尔采夫幸福多了。后者忙碌，要承担职责，而且操心的事多得数不过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车送去、送回来后就为自己活着了。不，他才不会想占主编的位子呢！莫斯科最差劲的司机也不会笨到挣不到十卢布就回到车库。 不过，廖沙有自己的追求。而且和其他人的一样重要。 2.德沃叶尼诺夫·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 人事登记表资料 工作单位与职务：特殊用途车库——苏共中央车队，一级司机。 1946年2月8日生于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区阿诺西诺村。 俄罗斯族。父亲为俄罗斯族，母亲为俄罗斯族。父母之父母均为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农民。 党籍：苏共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证编号：271374。未受过党内处分。以前不是苏共党员。 中等技术教育学历。毕业于军事飞行学校。 未受到过法院起诉。未到过国外。海外没有亲戚。卫国战争期间本人和近亲均未曾被俘或被扣押。 近亲：母亲，父亲，妻子，儿子（一岁）。 未曾在中央、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区、区的党、苏维埃及其他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任职。没有得过政府奖励。 兵役义务情况：预备役中尉。军人证号码：ПМ2427183。 社会工作：伏尔加行车队第二车间团委书记。 身份证号码：V CK No.876 922。发证机关：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区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2年2月15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莫斯科市，普留希赫大街19号楼，3号房间。电话：无。 廖哈·德沃叶尼诺夫的腾飞与坠落 在总算回来的为数不多的同村人中，尼康诺尔·德沃叶尼诺夫是第一个从战场回到了村子里的人。这是在胜利日的前夕。全村的人拥到了街道上，看着他迈步顺着上坡路走向自己住的街区，他把勋章碰得丁当响，不时抚摩着受伤的大腿。他离开的时候是个孩子，可现在变成了秃子，虽说他在战争中没受什么大伤。他在医院中躺了没多久，负了点轻伤，对生命没危险。也许秃顶是由于经常的恐惧，也许头发在那顶他三年不曾摘下来的棉帽子下面霉烂掉了。 一整天，直到很晚的时候，邻村帕迪科沃的人们过来摸摸他这个活着的人，尼康诺尔在这个村有半条街的亲戚。人们让他把伤口给他们看看。尼康诺尔退下了马裤，只穿着满是汗味的蓝色短裤。突然邻居克拉芙卡9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她抱住了尼康诺尔的腿，开始一个劲儿地亲吻横着一道伤痕的大腿。大家勉强拽开了克拉芙卡，强迫她喝了些冰冷的泉水。 但克拉芙卡到底在当晚让尼康诺尔娶了自己，自己的高兴劲儿、所有人的殷勤和家酿烧酒让他昏了头。酒宴时她机灵地想法坐到了他身边，此后便寸步不离。克拉芙迪娅不时好像是无意地碰一下他的大腿。她泪眼汪汪地忠贞地看着他，只要他说一句话，她便大笑不止。克拉芙卡早就成熟了，所以碰到机会时，她就跟偶然来的陌生人在林子里鬼混。可是由于阿诺西诺村完全没有男人，最近一个时期她长时间处于完全节制的状态，所以十分主动。 盼到儿子回来的年迈的双亲高兴得在三个月间相继死去，给新人们留下了一间破烂的茅草屋。尼康诺尔和克拉芙迪娅自己翻修了木墙架。而整整九个月之后，克拉芙迪娅一天不差地生下了儿子。他们是怎么把一个苍白而且患佝偻病的孩子抚养大的，只有上帝晓得。集体农庄既不偿付钱，也不偿付土豆，强迫他们为家里的用电苦干。如果不拿着镰刀到地里出工，就会割断电线杆上的电线，你就在黑暗中待着吧。 克拉芙卡从两俄里外的修道院泉水那里挑来圣水，用它给廖申卡洗澡。而女修道院本身给用做了集体农庄的车库，里面有两辆上面长满了杂草的一吨半载重量的汽车，由于到了报废期而未被征做战争使用。修道院里的圣像陆续给偷光了。克拉芙卡的母亲阿加菲娅把一块打碎了的圣像壁藏在了自己家里，在修道院被破坏前她算是其中的高级行乞修女。 “上帝早就不存在了。”尼康诺尔向她们解释说。“应该看报纸！” 克拉芙迪娅只相信自己的愿望并且从来不听男人的话。她用得着上帝是为了救儿子，因此她开始经常到母亲的木屋中去，在她身边跪着祈祷。 在修道院的大门之上，离德沃叶尼诺夫的房子不远，在圣母门上圣像的上面用马掌钉钉着一幅退色的最高统帅的肖像，用上坟的纸花做框。阿诺西诺村的老人们保证说，这是为了保密，然后继续在门前祈祷。克拉芙卡也是，如果尼康诺尔没看见，她就对自己画十字，求上帝不要忘记了她的阿廖申卡。 阿廖哈长大了，虽说有点虚弱，但几乎是健康快乐的。与饥饿和贫困背道而驰，似乎阿诺西诺村的人生活得像俱乐部（原修道院旅馆）中放的那些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父母和外婆阿加菲娅为他费尽了心血：他终究成了他们的独苗。尼康诺尔确实还想制造出几个孩子：菜园子有土豆收获，能养活的。他讲述说，在德国，所有父母无一例外地都生三个孩子。但是克拉芙卡得了一种妇科病，所以巴甫洛夫村镇医院的医生告诉尼康诺尔说，一般来说她不可能有孩子的。她如何巧妙地生出了第一个孩子，这对医学来说仍是一个神秘的现象。尼康诺尔没弄明白，医生在克拉芙迪娅身上到底发现了什么，只是她的确再也没有怀过孕，看来她第一次怀孕时已竭尽了全力。 等服兵役的年龄到了，并且兵役委员会把她的廖申卡征召当兵后，克拉芙迪娅悲痛万分，在管乐队欢快地奏进行曲时哭泣着，似乎她预感到了什么。 由于战时出生率低，64年军队的征兵不足，而且所有应征服兵役人的身体因战后的饥荒都很虚弱。但是，就像尼康诺尔所解释的，由于紧急发展喷气航空兵和核动力潜艇舰队以抵御美帝国主义需要常备人员，体检委员会临时降低了要求。因此阿列克谢就成了身体超级健壮的人，十分的合格，并进入了驾驶超音速米格飞机的飞行员航空学校。 廖沙·德沃叶尼诺夫服兵役赶上了已经不再把人当成螺丝钉的时期。于是他们无意中成了世界上最进步的和最有觉悟的苏维埃人。他们的腾飞与坠落，行为与过失，胜利与失败，他们的直线、抛物线和椭圆，也即他们生活的全部几何意义，都取决于祖国，祖国勾勒出廖沙的曲线和所有其他廖沙们的轨迹。把加加林送上了轨道，在轨道上吸收他加入了苏共，于是他飞回来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但是本可以不吸收也不欢迎他，或者什么也不报道，或者不让他成为英雄，决定一切的是祖国。对于祖国，按照一首歌中所唱的，所有的廖沙们都永远负有义务。 德沃叶尼诺夫没有思考过这一点并把命运当成了现实。尽管学校的纪律严得像绷紧的绳子，他甚至喜欢别人为他的所有决定负责。你的生活不属于你，而属于苏维埃祖国。廖沙为此感到自豪。他喜欢飞行，但是他看到的只有军用机场上刷白的燃料桶和带刺铁丝网后的炸弹仓库，而其他的东西被云层遮住了。他想象的苏维埃国家是这样的：起降跑道，炸弹仓库，还有阿诺西诺村以及世界上最清澈的伊斯特拉河附近山冈上德沃叶尼诺夫家的木结构平房。然而，要么是飞机的设计师米高扬和古列维奇有什么考虑不周，要么是邮政信箱为4134的飞机厂的工人们做事敷衍马虎，只是在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服役后不久，德沃叶尼诺夫中尉发生了事故。飞行中发动机的转速突然急剧下降。阿列克谢根据条例立即把此事向指挥调度塔台报告。 “确切方位。”指挥调度塔台要求道。 德沃叶尼诺夫在瑞典的厄兰岛附近做了个盘旋并向波兰沿岸飞去，以便随后拐向加里宁格勒。传来了飞行指挥员的命令： “查清原因，你他妈的！” “无法查清，”德沃叶尼诺夫报告说，“无法……” “我们马上询问指挥部……”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双方严格按照条例操作，但甚至这样也没有效果。发动机熄火了，无声无息。 “指挥员取消执行作战任务，”德沃叶尼诺夫在头盔耳机里听到，“抛掉座舱盖和副油箱。” 根据两架外国航空公司一闪而过的飞机判断阿列克谢明白了，他进入了民用航线区域。他在继续失去高度。 廖沙感到发冷不是因为迫近的死亡，是因为死一般的寂静。最好死在轰隆声中，死在金属的咯吱声中，这时自己听不到自己喉咙里最后的喊声。遗憾的是，假期没有好好玩，没有去一趟阿诺西诺村看母亲和父亲，村里没人见过他穿着军官制服。要是仔细想想，生命也不是那么宝贵。可惜的是假期。嗯，还有就是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义务——廖沙意识到了这个。既然教导了，那么就是应该。他有义务保护好党和政府委托给他的飞机。可是当飞机已经不再听话时，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弹射出来！”他听到了命令。 他在训练器上弹射过两次。两次都成功了，如果不算轻微脑震荡引起的呕吐和头晕的话，这必须精心地瞒过上司。这一次他感到了强劲的向上的推动力——他和座椅一同被抛了出去。抛了出去，没有让他残废（他不该骂米高扬、古列维奇和4134邮箱的工人们的娘）。因血液从头部倒流引起的短暂的昏迷可以忽略不计。德沃叶尼诺夫悬在了潮湿的云幕中，它贴住了密封头盔的玻璃。根据高度计判断，他在弹射前看了它一眼，离地面，更准确地说，离水面几乎没剩多高了。廖哈的米格-21消失了，融化在云层中，就像根本没有过一样。 “可我活着！”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在欢快的胡话中喊了起来。“活着！”乌云刚刚让中尉穿过了自己，他就看到了密实的灰色水幕，其他什么也没看到。廖沙在吊绳上开始摇晃、颤抖起来。这时下着大斜雨。更准确地说，不是下着，而是与德沃叶尼诺夫一起下落。灰色的水幕从下面冲了上来，把他吸了进去。浪头笼罩住了他，开始把他往下拽，但是又把他从旋涡中顶了出来。中尉摁了一下压缩空气瓶的阀门，橙色的小舟打开了，迅速充满了气并垂直立了起来。他把它放倒并直挺挺地躺了下去，分开双腿保持平衡。 “我活着！”阿列克谢再次重复了一遍，检查着自己的情况。 小舟时而爬上浪尖，时而扑通向下栽去。他能推测到的只是，他处在厄兰岛与波兰海岸之间距离的三分之二处，并且凭着无意识的感觉他能知道，他不是被冲向南方，就是被冲向西南方。两个方向都好：在波兰是自己人，在东德也是我们的人。只需等待。 德沃叶尼诺夫从头上摘下了密封头盔，戴着它觉得沉，可不戴它觉得冷。开始时他在船中用一只手按住头盔，后来他累了，头盔就被水冲走了。也许，自己人已经在找他了。廖沙取出信号枪，准备好发出信号，可是周围没有人，开枪没有用。他仔细听了听声音，除了哗啦哗啦的浪声，什么也听不到。他给摇晃得很厉害，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他吞下了一份应急备用口粮并喝着雨水，他把脸转向天空，用手掌把雨水从脸颊和额头归拢到嘴里。半睡中廖沙听到了马达的轰隆声。他也没有失望过，会找到他的。第一次发射没有成功，信号枪没发火。他想到是受潮了。而第二次他听到了咝咝声，扇形的红色火焰在海上散了开来。 发现他了。在暮色中阿列克谢看清了渔船的船舷。 “Пантоне？10”被喇叭放大了声音问道。“先生是谁？” “我是俄罗斯人！”廖沙喊道。“我出事故了！……帮帮忙！” 我们的人——他们向全世界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地球上的任何人会自豪地欢迎我们的人，这可是一定的！ “俄罗斯人？”小围网渔轮上的人再问了一遍。“苏联人？” “是苏联人，苏联人！”德沃叶尼诺夫嘟囔着并在小舟中跪了起来，好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他，苏联人。 “苏联人应该回去。回到布尔什维克那里去。让他们帮助你好了。请吧，先生！” 渔轮上的人放下了喇叭，回到了舱室中。 “喂，”什么也没弄明白的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喊道，“你们等等！我在这里晃荡了九个多小时了……” 马达的声音越来越响，盖住了德沃叶尼诺夫说的话。小渔轮消失了。“这就是法西斯分子，”阿列克谢嘟哝道，“要知道是我们解放了他们！……”他瑟瑟发抖。咬紧牙关，微微抖动胳膊和腿以保持体温，但是没有力气动弹了。黑夜降临了。阿列克谢陷入了昏迷中，可关节里的疼痛让他清醒了过来。他呻吟起来，睁开了眼睛。电影被往回倒着放。德沃叶尼诺夫重新悬在了带着白色浪花的灰色水幕上面，风把他吹来吹去。无边无际的灰色水幕远离而去。降落伞的吊绳缠住了腿，于是廖沙试图把腿挣脱出来。可这时谵妄结束了。蜷缩成一团的他被拉进了直升机的舱门。在医院里他苏醒了过来。德沃叶尼诺夫在波涛中漂荡了三十六个小时。他的情况被通报给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后者报告给了在莫斯科的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格列奇科元帅。莫斯科给东德的海岸军事基地发了密电。直升机就是从那里派出来的。 德沃叶尼诺夫被确诊为幻觉谵妄精神病，他被送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巴甫什诺的国防部精神疾病军官医院。廖哈有失眠症，甚至在吃饭后他也感到饿，他感到经常性的头痛和害怕。害怕掉下去，害怕从窗户里往下看，害怕一个人留在病房中。夜里他会喊叫，较健康的同室病友便摇晃他的肩膀。医生们利用休眠、消除恐惧感的化学药剂治疗他。还没有通知他父母任何事情。父母深信不疑，儿子在服役。廖哈在这之前也很少写信。而他住院的地方几乎挨着家：从阿诺西诺村到巴甫什诺可以骑自行车去。 出院后就让德沃叶尼诺夫病退了。他顺应的现实是，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安排生活，他甚至还对此感到高兴。克拉芙迪娅号啕大哭了一通，唉声叹气了一阵，但是不幸已经过去了，那就谢天谢地了！ 阿列克谢没有指挥官了，不得不自己思考了。在地方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了婚。是马上，像父亲一样，不假思索。他娶的是柳芭，在汽车运输联合企业当钳工的中学朋友的女友。朋友厌烦了柳芭。她自己感到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便邀请复员的廖沙到文化公园跳舞。柳芭和父母住在莫斯科普留希赫大街的一幢旧楼中，是几家合住的住宅，自己房间的面积十六平方米。她立刻解释说，如果再把一个人的户口登记到他们家的话，就会把他们列入等候分新房的排队名单中了。当廖沙触碰柳芭时，他感到了极度的快乐，于是他同意了。但是克拉芙迪娅一个人坚决反对。 “她哄骗了他，他没有经验！”她向邻居们抱怨道。“哎哟，她蒙人！” “可是他得到的是莫斯科户口！”邻居们反驳她说。 “户口？随便谁都会让他落户的，他是军官！他本来可以交往一阵子的，挑个一等的！可他碰上什么就是什么，第一个！他们过得又怎么样？什么时候才会给房子呀？可现在他们和父母睡在一起，床挨着床。都活动不开！丢人！” 廖哈的朋友不仅把柳芭让给了他，还让出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车间主任问了阿列克谢的履历： “这个，这么说来，你好像是英雄？” 德沃叶尼诺夫耸了耸肩： “什么英雄呀？英雄——这是自己……可我呢？搞成了……” “不！其他人可能会落到敌人手里或者淹死了，而你……你没能保住飞机，可你保住了充气艇。那可不是自己的船，是国家的！” 廖沙不明白，主任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但是这让他感到愉快。阿列克谢完全走上了正轨，当了一阵子钳工，上完了汽车司机训练班。他的照片被挂在“车库优秀司机”榜上。不久，三名最优秀的司机被招到了区党委，建议他们调到特别车库。那里的工资更高，而工作更少。 廖沙被分配给《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开车，那个人对他也满意。阿列克谢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周围的人都在争取更高的工资、新的住房，都买好家具。而他和柳芭（她在财政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班学习）什么也没有。现在，当儿子出生后，就更加困难了。所有人都利用关系争取福利，可廖沙却不会。他明白了：装出一副你更愚蠢的样子更加有利。那样对你的要求更低，活得也更轻松。但是在看报纸等候主编时，他越发频繁地回忆起自己英勇的行为并思考该如何把它恰当地用到档案上。 一次在明斯克公路上，一位重型冷藏车司机叫德沃叶尼诺夫停下来。廖哈刚刚送马卡尔采夫去了别墅，不急着赶路，他把火花塞扳子给了司机。抽烟当中他们聊了起来。冷藏车是从匈牙利开来的。 “每次都带回点东西来。和用苏联货币买的不一样！当然，最好是去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开始能去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错。” “怎么才能到你们那儿工作？” “你要入党。没这条连谈话都不会。嗯，还要找靠山……” 廖沙迫不及待地想调到苏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了，但是进那里工作原来比司机介绍的还要复杂。党籍归党籍，但要的是有资历，只要成了家的并且只要一级司机。廖沙专门上了一级司机训练班，并完成了学业。在车库他成了积极的共青团员，很快被选为书记。这是成为预备党员的一步，于是阿列克谢被当做是有着英雄的过去和认真负责的人。阿列克谢寄希望于履历，但是他记得，需要靠山。一次，当马卡尔采夫的心情很好时，他厚着脸皮提出了请求。 “不喜欢给我开车？” “哪里，伊戈尔·伊万内奇！给您开车是好事，可我也需要成长，是这样吧？” “我开玩笑。你入党的情况怎么样？” “正常！预备期就要结束了。” “你看，我和你都是预备。你是预备党员，我是候补中央委员……好吧！我给对外贸易部打个电话。你准备吧。” 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准备好了。但是梦想的实现推迟了。 3.典型的心肌梗塞 马卡尔采夫睁开了眼睛，白光刺得它们眯缝起来。太阳照在窗户上，过了一个冬天他已经不习惯它了。他昏迷了多长时间，不可能搞清楚。他仰面躺着，想抬起手看一眼表，但是手被绑在了床上，他还感觉到，那上面没有表。床的旁边是点滴瓶，带有一根小管的细针扎入了他手上的静脉中。呼吸良好，耳朵里隐隐听到从另一根管子里出来的氧气的咝咝声。 他把目光从点滴瓶移到了满是光斑的天花板上，弄明白了，这些光斑是小玻璃桌上摆放的玻璃器皿和角落里电视机荧屏反射出来的。眼睛看得累了，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疼吗？”响起了有些沙哑的女人的声音。 这么说，他不是一个人。他重新费力地抬起了眼皮，看到了一位厚嘴唇的姑娘，身穿白大褂，戴着帽子。 “几号了？”他问道。 “27号。您需要什么吗？” “电话。” “啊，看您说的！”护士举起丰满的双手轻轻拍了一下，给他整了整氧气管子。“电话不行！夜里又送您去复苏科了。科室主任说了，让您躺着，想想什么愉快的事情……” “痛。” 舌头转动困难，不得不简短地说。 “哪里痛？” “肩膀。肚子。背。” “这是您的错觉。由于心脏。” “心脏不痛。” “那就好！您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现在我给您打止痛针……” 她重复了一遍医生们的话。护士掀开了被子的一角，露出了他的臀部。 “哎哟！”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像小孩一样说道，他感到了针疼。“喝水！” 她端给他一个椭圆形嘴儿的茶杯，水在双唇间流开，从脸颊流到了枕头上，但也流到了嘴里。 “您妻子来过了。”护士想了起来。“她说，家里一切都好，单位上也是。明天她会再来的。您休息吧。我们这里大家都休息……我走了。如果有需要，摁一下按钮……” 马卡尔采夫躺着，留心听着心脏，头脑昏沉沉的。“我在这里干什么？”意识在旋转。“是否得长时间这样愚蠢而无益地躺着？妻子在哪里？难道她不能进到这里来？我甚至不知道，把我送进了病房……” 护士说得一针见血。许多他这种地位的共产党员在他之前在这间病房住过，像他们一样，他既不会生病，也不会休息。没有休过假。妻子起初和儿子一起去疗养院，而当儿子长大拒绝和她一起去后，她一个人待在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中。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永远在活动。 在表层上这意味着：参与上级决策的准备，了解这些决策，致力于执行决策，关注执行情况并汇报所做的工作。紧张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阶段。中间所做的事情，即出版报纸，是第一阶段的派生功能并且是为最后阶段所做的。低一级的人们要理解机关合理的严格性和明确性实际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评价了：为此本人需要处在一定的海拔高度上。 表层所赖以生存的里层布满了私人关系，会面，宴会，出行。每个阶段中约定好不报道的内容，经常（出于重要的考虑）确定与文件中的内容相反的内容。这一事务层面与第一个同样重大，不亚于它，但也不高于它。那些认为私人关系更加重要的人通常过早地耗尽了精力。马卡尔采夫的天平上放着同样的砝码。 两个活动层面中存在自己的行为形式，自己对每项任务以及你的正式和个人指示的责任。换句话说，也容易犯错误。马卡尔采夫级别的党务活动家永远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你犯了错误，会有什么后果，并且如何绕过危险的路段。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人无法站起来。尽管我们的制度十分人道，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过。不过马卡尔采夫坚信，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思想自己沿着数十年领导工作形成的圈子奔跑。少年时期放上的唱片在播放，唱针仍然尖利，准确地滑动在纹轨上，旋律非常熟悉。但是每一次，当它一走到特定的位置，就会出偏差，接着就是无休止的重复性组合：梗塞——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在计划中，像某种力量，从正常的，也即唯物主义世界观看，它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于马卡尔采夫来说，最可怕的，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永远是在对情况的具体主观见解中不正确地猜测总路线。这不，结果是他活着，什么错误也没犯，但还是被撂在一旁。心肌梗塞既没有和自己，也没有和中央委员会协商自己的行为。昨天一晚上和今天整个上午马卡尔采夫没有把住组织的生活的脉搏。大家都在那里，而他却不在。那里在酝酿成熟，决策，贯彻执行——没有他参与。要是那里暂时也停下来该多好——偏偏没有，在进行！心肌梗塞——只有他有。他是人链中一个必需的环节，掉了下来，链条就合上了——没有他了！手臂什么时候会重新松开接纳他呢？ 他听到过好多其他人心肌梗塞的事，他相信自己有免疫力。就是现在他还不想承认他错了。不，没有他他们应付不了。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还能够做同样多的事情。没有他在链条里手臂交叉住了，他们很快会感到缺少了一个人的力量。尽管他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在二十三大上让他成为候补组成人员，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需要马卡尔采夫的头脑。 应该让医生尽快把他治好。教授们在哪里？专门医生呢？他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学会迅速治疗心肌梗塞，哪怕只是在遇到重要情况时治疗？难道他们不明白，他需要快点恢复健康，从这里开始领导。哪怕让他们开通电话！ “请你，吉娜，”妻子刚被放进来看他一分钟，毫无生气的他就用呆板不听使唤的双唇对她含混不清地嘟囔道，“少谈论我心肌梗塞的事，最好说，是怀疑，并且没有确定。” “当然，加里克，我怎么，是傻瓜吗？人家会相信吗？” 她没有告诉他，医院立即通知了中央委员会，那里通知了编辑部、记者协会，到处都通知了。 “不会相信？这是他们个人的事。可从我们这里就让他们听到我们需要的内容！” “当然了，加里克，别担心……” 她安静地出去了。 他怎么会发心肌梗塞？而且还是典型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大概是好事。应该认为，典型的他们已经学会治了！可是发作的原因呢，他们知道吗？他的心脏从来都是健康的，不年轻了，但是也并不老啊！需要原因。本来总的来说一切都正常。如果情况哪怕稍微不同的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就不会得到指示，根据部长会议的决议准备履历表和其他文件以领取外交护照。 凭着特别证明，他在此前也一个人就是代表团，走的是专门通道，他的行李不受检查。如今专车将能够直接在舷梯旁边等候他。但是健康允许出行吗？不，他需要原因。趁着医生们在分析研究，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决定自己分析自己的事情并查明这个原因，以便知道，同什么样的敌人斗争并如何战胜他。 4.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赴资本主义国家填写的证明（即“履历证明”）中的材料 所担任的职务：《劳动真理报》主编。 1912年7月24日生于圣彼得堡（现列宁格勒）。 是否曾改变姓、名字、父称？改变的时间及原因：根据现行法律，名字由汉斯改为伊戈尔（莫斯科市户籍登记局1941年4月26日第80714号证明）。改变原因：纠正父母的错误。 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职员。 1933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0008242。未受过党内处分。 高等教育学历，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 专业：记者，编辑，党务工作者。 外语知识：通过翻译工作。 是否到过国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芬兰，比利时，日本，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智利，阿根廷，联邦德国，冰岛，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出差，在一系列国家是作为党与政府代表团成员）。 军衔：预备役上校，政工人员，特别登记人员。 在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的任职情况：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记者协会书记，苏日友协副主席，《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党组成员。 政府奖励：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各种奖章。 家庭状况：已婚，有一子，十八岁。 身份证号码：VI CM No.621394。发证机关：莫斯科第63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2年10月7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林荫路，18号楼，84号房间。住宅电话：258-71-44. 证明的补充资料：身高177厘米，眼睛为褐色，头发颜色为灰色。 证明的附件：自述履历，由区党委书记签字证明的鉴定，卫生部第四总局第一专门门诊部出具的健康状况证明，六张照片。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腾飞与坠落 马卡尔采夫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他有权期望得到更多。在他履历的每一个阶段，当他展翅要飞到更靠近顶端的树枝上时，翅膀就会碰着什么东西。因此，腾飞不像设想的那么高。并且每一次都有折断翅膀的危险。 圣彼得堡中学（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德语教师伊万·伊万诺维奇给儿子起名叫汉斯，以此表达自己对德国文化的尊敬。他还不如教会他德语呢。要是小马卡尔采夫晚生两年，那时彼得堡被改名为彼得格勒，就不会给他起名叫汉斯了，也就会使他以后的振翅高飞变得轻松一些了。汉斯·伊万诺维奇的父母死于国内战争时期，亲戚们收留了十岁的孩子。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原来是中等阶层的叔叔和姨姨们把他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尽可能给他增加些营养。 童子军大队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兴奋地穿上粗亚麻布缝制的带有浅蓝色领巾的蓝色制服，每做完一件善事后他都在领巾上打一个结。大家就像一个人——这是集体生活特殊的乐趣所在。后来出现了少年通讯员，少年共青团员，而童子军大队被禁止了。他怀着自豪加入了共青团。在共青团支部，大家喜爱加里克·马卡尔采夫性格直爽开朗、精力充沛，所以总是选他当领导者。 在30年代，当取奇怪的外国人名的时尚兴起时，汉斯·马卡尔采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疑惑。他当了共青团委员会书记（他考上了大学，在“社会出身”一栏写的是“孤儿”：不然高校不会让中学教师的儿子入学的）。 当基洛夫被杀害时，他正大学毕业并积极地在共青团工作。幸运的是，马卡尔采夫没有参与关于列宁格勒共青团历史的讨论。基洛夫死后，这次讨论的参加者，共青团中央委员科洛特诺夫和鲁缅采夫被捕，因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也出席了这次讨论。科洛特诺夫被指控领导“列宁格勒中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曾是该中心的成员，他和尼古拉耶夫一起被枪决。马卡尔采夫和科洛特诺夫非常熟，但是科洛特诺夫在审讯中没有说出马卡尔采夫的名字。已经入党的马卡尔采夫被提议担任摆脱了人民公敌的列宁格勒共青团报《接班人》编辑的职务。他也喜欢写作——他最得心应手的是写国际题材的高调文章。文章的内容从《真理报》中汲取，但是他添加上鲜明的表现手法，在资本压迫下劳动者痛苦生活的例子，用自己的想象力深化主题。《共青团真理报》几次转载了他的文章，于是他被提议调到莫斯科去。他开始在《共青团真理报》，而后在《消息报》担任国际部主任。 现在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给他提供文章主题，他把写好的东西送到那里。有些内容被删除了，有些内容建议他加上。报刊处出人意料地建议他在一篇文章中署名不要只用一个字母Г11，还要用全名：汉斯·马卡尔采夫。新闻局把文章播发到了国外。这是在1939年8月16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后的不久。当莫洛托夫签署条约时，马卡尔采夫站在一群记者中间。汉斯·马卡尔采夫亲耳听到了斯大林说的祝酒辞：“我知道，人民如何爱戴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马卡尔采夫写了几篇文章，在其中解释了德国和苏联如何需要这个条约，但是他自己什么也不明白。 童年和少年时别人教育他，到后来他教育别人，用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可现在呢？表面上似乎一切照旧，可里面已经不同了。他感到，如果领悟到斯大林同志总政策关于今天的部分，他将是胜利者。他今后的全部道路，他最大限度奉献的机会现在都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执行国家乃至全世界领袖的显然在胆略上是天才的意图。要知道斯大林并非偶然地宣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就是说，现在需要与法西斯分子携手工作。 当莫洛托夫取代了里特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后，马卡尔采夫感到，他捕捉到了时代的精神。头号敌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汉斯·马卡尔采夫是如此喜欢“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响亮的说法，以至于他在文章中两次使用了这个表达。马卡尔采夫出人意料地被列入了陪同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人员名单。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时说道： “你的名字对出访很合适……” 但是原因不仅在于名字。莫洛托夫喜欢上了他在马卡尔采夫的文章中看到的“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说法，并用在了报告中。后来斯大林几次使用了这个说法。内务人民委员会核实了年轻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的底细，于是他进入了卡片库，但由于是根据个人指示提拔起来的，他免去了通常的考验，这些考验在出国时会应用到这类人员身上的。 战争的开始对马卡尔采夫是一个打击，尽管他本可以预见到它。我们帮助过希特勒，可他到头来忘恩负义！马卡尔采夫过分绝对地相信了他在自己文章中写的东西。他迅速改变了观点并再也没有那样真诚地迷失过。然而他养成的高度嗅觉，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写东西，仍然没有让他吃亏。在第二次失意后，1953年，马卡尔采夫变得更聪明了。 但那是以后的事，可眼前，在战争开始时，尽管他并不相信这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但他听说了有德国姓氏和名字的人被捕和遭流放的事。以防万一，他向户籍登记处写了一份申请：“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使我有义务纠正父母所犯下的错误。”他请求把名字汉斯改成伊戈尔。此后他在兵役委员会要求上前线。没有派他去：他是中央任命的干部。马卡尔采夫不知道，他留在自由中是多亏了经常看《消息报》的莫洛托夫。 “那个跟着我们去见骗子希特勒的马卡尔采夫，”莫洛托夫说道，“正确地理解了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宣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会了我区分我们的记者和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记者。这个马卡尔采夫有嗅觉。把他列入名单。” 马卡尔采夫就这样进入了战时第一批获嘉奖的人当中。战争末期，在以前被德国人占领的州中开始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报纸出版时，他被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纸处担任指导员。 当他过了三十八岁后，突然开始近乎病态地认真考虑他是单身这件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朋友和休息时的女友。在这方面马卡尔采夫不是伪君子，他参加他的圈子里举行的所有活动。不这样他就不会在那里被当成自己人。但是他周围的人家里舒适，有孩子，可他这个喀山的弃儿却没有尝到这份喜悦。再磨蹭一点就晚了。还因为在战争中失去了两千多万有生力量的国家急于繁衍（而马卡尔采夫是自己国家的儿子），还因为时候到了，他决定结婚。 他在中央委员会巴尔维哈疗养院池塘附近小小的长椅上认识的吉娜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凭她的美貌和头脑这不令人奇怪。他有分寸，也没有详细询问她第一任丈夫的情况。相识的地点完全合适，他们去了两次大剧院，去了一次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一心想结婚的他爱上了吉娜。 按照那个年代的习惯，伊戈尔都是深夜回到家里。他每次都长久地站在小床边，喜悦地倾听小孩均匀的呼吸声。他的工作太多，以至于连和长大的儿子玩一玩的时间都没有。 1953年2月中旬，领导干部处请他填写新的履历表。仔细看完履历表后，同事问道： “您妻子出嫁前姓什么？” “热福尼亚科娃。” “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什么？”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同第一任丈夫分手后，吉娜改回了自己出嫁前的姓）。但是他不能说他不知道，他慌了起来。 “难道这有意义吗？” “我只是执行者。”指导员回答道。“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福列伊特曼……” “可她是俄罗斯人！”他试着抵御，同时感到恐惧使脸部泛出一层葡萄酒般的绯红色。 由于职务的关系，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秉承时代精神为州报挑选干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自己没感到需要这样，甚至相反，每一次他都充满了不愉快的负罪感。他本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地方性残余、是清洗后充斥了党内的缺少文化修养的干部们的问题。斯大林对此当然不知情。 “她是纯血统的热福尼亚科娃！”他重复道。 “问题不在这里。您认识她的前夫吗？” “不认识！没见过，也没问过……出什么事了？” “您是知道的，开始审理医生们的案件了，他们企图不正确地治疗领导人员。而前教授福列伊特曼曾在医院治疗过沃伏西并给科甘咨询过。” “但是我妻子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完全确切地知道。” “现在完全确切的一点是：关于医生案件留明接到了新的指示。”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留明是贝利亚的副手兼重大案件侦查处处长。 “我可以给留明打个电话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轻声问道。 为报纸准备打击人民敌人的材料时，他多次与留明见过面。 “您不愿意明白：已经接到了指示，”指导员把嗓音压在了最后一个词上，“甚至拉甫列恩季·巴雷奇也无能为力。” 马卡尔采夫坐着发呆。他思绪慌乱地沿着一个四周扎满了刺的简易的圈子奔跑着。毁灭无从反抗。他已经想象到，妻子从他身边被带走，也许，他们会建议他和她离婚。他想到给莫洛托夫的顾问打电话，但是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他通报说，他的妻子热姆丘日娜是人民的敌人。 “我该和谁结束问题呢？” “你和谁结束，”指导员反问道，“什么时候有指示了？” “谁的指示？” “您不明白？”指导员抬起眼望向天空，然后同情地看了看马卡尔采夫。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想象到他争取到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接见他的场景。波斯克列贝舍夫弯着腰，边走向他边骂娘。没有人可以“结束”问题。所以他采取了荒谬的行动——大概是出于绝望。他请求去休假，到疗养院去，因为他五年没有休假了，而且自我感觉不大好。那里的人们笑了笑：在疗养院逮捕被认为比在单位更方便。 拿到了去高加索的疗养证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动身了。在库尔斯克伊戈尔抓起了箱子，把莫名其妙的吉娜推下了火车，向女列车员解释说，他需要返回莫斯科。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坐在了闷热的普通车厢里，在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中间，季娜伊达12用睁得大大的眼睛看着丈夫。他明白：无论在哪里他们早晚都会找到他，他只是不希望是现在。他们从沃罗涅日到了唐波夫。在满是衣衫破烂的人们的市场上遇到了一个老护林员，他是来城里买猪仔的。马卡尔采夫用另一个姓介绍了自己并抱怨道，医生们说，生病的孩子需要呼吸森林的空气。他会付很多钱的。 护林员的小屋里散发着酸牛奶和鸡粪的味道：冬天人们在屋里养鸡。每天夜里马卡尔采夫都在等待。但是没人打听他们。他们不讲究地住着，吃的是面包和脂油，睡的是木板通铺。伊戈尔因无所事事而心烦。护林员收不到报纸，而无线电收音机在播放的是国家的巨大的成就和规模正在扩大的劳动竞赛以及其他国家的罢工，这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宣传进行得单调，缺少灵活性，马卡尔采夫边听边想道。他怀着内心的恐惧驱赶着休假临近结束的心思。当主人凌晨叫醒他并低声说，已经播报了，似乎斯大林死了，马卡尔采夫更加害怕了。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他对妻子说。 “你道德真纯正，加里克！我才不管斯大林呢，对我宝贵的是你！” “住嘴，吉娜！”他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但她推开了他，从铺上站了起来。 “难道你不明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 马卡尔采夫请老头送他进了城。他从那里给主任打了电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那人惊讶地问道。“都在找你……” “我儿子在路上生病了。” “你赶快回来，需要你……那个案件搞错了……” 在回林业区的路上他从老头手里夺过缰绳，自己吆喝着，用鞭子抽马。 “医生案件撤销了！”一进门他就对吉娜喊道。 “我说什么来着！” 马卡尔采夫一家回来了。中央委员会里表面平静，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在二十大的筹备过程中马卡尔采夫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他工作热情高涨，精力充沛，并且重新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了。当许多人由于崇拜时期沾染了严重污点的过去被从中央委员会调到别的单位时，没有碰他。 他所服从的那些人没有引起他的好感。世界颠倒了过来，于是他们从底部站了起来。当斯大林中风躺在地板上并哭泣的时候，他们曾站在说不出话的他的周围。现在宝座空着了。彼此提防的他们开始说起集体领导来了。谁也不想输，马卡尔采夫也完全受他们支配。过去的事情片刻间可能成为罪状，但也可能把你推到前面。贝利亚企图利用时机独揽大权，但是他丧了命。打发卡冈诺维奇退了休。莫洛托夫被赶到蒙古去当大使。马卡尔采夫努力不去回忆和他的交往。朱可夫用坦克支持了赫鲁晓夫。伊万·谢洛夫，亲自消灭了声名卓著的元帅们的枪决班班长，在贝利亚被杀死后领导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以马卡尔采夫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看到他。他知道，谢洛夫是赫鲁晓夫的亲戚。生活在改变，但仍然是那种生活。不过没有人要求忏悔。评价的根据不是昨天的，而是今天的行为：你现在所倾向的人。 幸运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他是大拉套中的使役马，政治局交给这个拉套的是工作，留给自己的只有一样东西——权力。他和顾问小组一起写了整章整章的赫鲁晓夫发言。当他们偶然得知马卡尔采夫躲在林业区的事后，正是赫鲁晓夫笑了很长时间。在赫鲁晓夫的一次出国访问之后——其间马卡尔采夫负责给新闻界提供正确的消息——他向马卡尔采夫推荐了《劳动真理报》。前任编辑什雷科夫，中央委员，此前不久在小圈子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报刊是否过分频繁地在小事情上提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并因此损害了第一书记的伟大和他个人的谦虚品德。什雷科夫被打发退了休。 成了主编后，马卡尔采夫越来越频繁地思考，斯大林的惩罚对于忠诚于事业的党员来说并非像人们有时对此谈论的那样可怕。但是在思考斯大林本人时，他逐渐使自己相信，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斯大林。一个鞋匠的儿子，马卡尔采夫思索道，做梦也不会梦见成为整个俄罗斯的统治者，为高加索所受的压迫而报复她。但是在站稳脚跟并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后，他越来越经常地想，要让他，斯大林，成为所有国家劳动者的真正领袖。而希特勒认为这个位置是自己的。两个人下象棋——我们是卒子。我也是！ 搞懂了斯大林后，马卡尔采夫松了口气并在实际上忘记了斯大林。他为赫鲁晓夫工作并忘我地这样做着，他对自己说，我在为事业工作。1962年赫鲁晓夫在马卡尔采夫五十周岁时亲自把列宁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他夸奖说：“马卡尔采夫编辑——是我们的人！” 早在年轻时马卡尔采夫就以善于在一个人身上区分出主要特征而出名，他也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个外号是如何缠住了主人。正是伊戈尔把赫鲁晓夫未来的接班人称为长着浓密眉毛的人，于是这个特征后来开始流传，在更高层产生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小胡子的笑话。伊戈尔作为“长着浓眉的人”的随员参加了国事访问。 伊戈尔本人则猜想，他自我感觉稳固不是因为在中央委员会有老关系，也不是因为曾帮助过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现在长着浓眉的人。马卡尔采夫的力量在于，早在斯大林时期他就奇怪地被允许去见政治局永远的委员。不是去见那个从来没有过实权的第二十七位巴库政治委员，也不是去见那个在1956年，按赫鲁晓夫的说法，被魔鬼迷住了的首席元帅，而是去见那个永远不引人注意的人。 马卡尔采夫明白，机关的元老，那位他私下称为瘦削的同志的人，在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衬托下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的风格是守旧。他本人认为自己是列宁的近卫军，尽管跟后者没有关系。他曾是一个忠诚的斯大林派，但是暗地里认为，大规模的迫害不合理，不依靠这个也可以控制住大家，结果他是对的。伊戈尔觉着，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仍然有所信仰的人，其他人都是厚颜无耻之徒。现在他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脉络，并且这种不引人注目的地位给了他特殊的满足。 马卡尔采夫只能猜想，他，一个普通的指导员，因为什么引起了此人对自己的注意。但是有一次邀请他到别墅去见瘦削的同志。那个人在花园迎接了伊戈尔。瘦削的同志穿着一件中国华达呢长风衣，打着伞并穿着套鞋，尽管是晴朗的6月。橡胶套鞋早就停止生产了，但是红色三角橡胶厂专门为他生产，厂长有一次秘密地告诉了他这件事。 他们在户外的椴树下喝茶。马卡尔采夫努力表现出，他不愚蠢，他谦虚，并猜测，为什么能用得上他。主人讲述，他是如何在医生的坚持下戒了烟。伊戈尔马上掐灭了香烟。瘦削的同志笑了笑，然后提出了助手的职务。 “我需要一位会写作并且明白为什么写作的工作人员。” 这就更加出乎意料了：一般认为，瘦削的同志是唯一一个亲自写自己报告的人。伊戈尔当然同意了：拒绝可能成为他履历的终结。然而未来的领导突然被斯大林任命为《真理报》编辑。他再次邀请了马卡尔采夫，他们又好好谈了一次。从那时起伊戈尔开始定期来喝茶（主人不喝任何更烈的东西）。一年又一年，喝茶的次数变得少了，但习惯保持了下来。 这种关系既不是友谊，也非下属与上司那样的必需关系，更多是互利的共生现象。喝茶时马卡尔采夫揣测出上面即将兴起的风气，而更愿意不引人注意的同志则了解到下面的风吹草动。马卡尔采夫对于他来说是他不会再向下俯就的那个级别的党员。这里也有言犹未尽的地方，但是这让两个人都满意。马卡尔采夫甚至对季娜伊达隐瞒了这种关系。他觉着，椴树下的喝茶对他是某种侮辱，而是什么，他不想给自己解释。 领导《劳动真理报》的不仅是主管部门，还有喝茶的瘦削同志，尽管没人谈到过这一点。正是他把马卡尔采夫列入了长着浓眉的人的最重要发言的起草小组。而后来，在二十三大上把他列入了候补委员名单。 然而，没有周折的时间越长，就越摆脱不掉它们很快会出现的念头。腾飞增加了坠落的风险。马卡尔采夫五十岁了，所以他有顾虑。他不太看重物质待遇，但是地位仍旧让他焦虑。只有在向上的前进中他才能感到稳定，但是最近这种前进慢了下来。要知道一旦停下来，你就会往下滑落。身体不像以前了。每天，尽管他尽量不去想这个，但都有什么地方在痛：不是背（像医生们说的盐分沉着），就是肝。他喜欢吃东西，而且吃得过量，喜欢喝酒。至于女人，在男人聚会中谈起她们时，他会笑着说，到老了他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她们所有人的构造是一样的。就像唐波夫近郊的老护林员所说的，无论找多久，那里是横着长的女人你是找不到的。 当然，马卡尔采夫明白，他占据的职位不是极限，但是某种淡漠以及他不清楚的一些外部原因使他不能够更加积极。“我的正派会坏我的事的。”他夸奖自己，因为不像有些人踩着对手的脚向前走。 无论如何，马卡尔采夫相信信仰的胜利。相信的不是手段，而是结果，是总有一天应该到来的幸福。不是对他，是对其他人来说。 在过去的68年捷克事件的日子里马卡尔采夫以为：我们不会走极端，我们不会派兵进入的。就是在斯大林时我们也没能那样对待南斯拉夫。要是我在上面的话，我是不会允许的。他对杜布切克有好感，但那是在内心深处，深得以至于没有对自己坦白过。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赞成当前领导人的沾沾自喜。宽容让他们害怕。他肯定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更文雅一些。不过还不知道，马卡尔采夫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出现，如果他走过剩下的四级台阶的话：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中强者集团成员。不，不！他的最高纲领还有一级台阶。 表面上这种思考没有任何表现。他甚至害怕自己内心的排斥，更不要说是外面了。与其说是惯性，不如说是健全的理性变得比他本人更强，它操控他的行为、行动方针。别人不敢说，马卡尔采夫可不能不遇到潜流。 有两次曾向他调查，《劳动真理报》中有多少犹太族人。他明白：在捷克事件后，意识形态的肌肉开始绷紧了。他安慰自己道，这是必须的，他会保持分寸的。然而68年12月中旬马卡尔采夫不得不紧张了一阵。 岳母从顿河罗斯托夫来到他家里做客待了两周。她去逛了博物馆，去了国营百货商店和中央百货商店，对长长的排队现象感到赞叹。 “我的女婿负的责任很大，聊天都不行。”她开玩笑地嘟囔道。“不过，我自己也是跑来跑去的……” “您不要排队了！您写个单子，我派司机去……” “不行，加里克！别再给您添麻烦了……” 岳母比他大五岁并且她一直强调这一点。一次他回家早了，他在记者之家的全苏记者思想工作会议上担任主席，他累了，想马上躺下。除了岳母外，房间里还坐着一位留着船长式短胡子的陌生人，像现在的学者。小岳母竟然连情夫也养起来了！ 客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仔细看了看他后，用有些刺耳的声音说道： “亚历山大。” “伊戈尔。”马卡尔采夫立即回答道，尽管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正式地和人认识了。 “纳斯佳姐姐和他在一个班学习过。”岳母解释说。“他们是好朋友，一起玩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战前在罗斯托夫。萨尼亚正好大学要毕业了。这不找到了。要在大街上我就认不出来了……加里克，您饿了吗？” 岳母出去到厨房去了。 “您是什么系毕业的？”伊戈尔问萨尼亚。他问不是因为感兴趣，而是为了谈话。“是物理系吗？” “是数理系。”客人说道。 马卡尔采夫甚至没有夸奖自己的洞察力。别的不敢说，人他很快能弄清楚。岳母把盘子放在了他面前：一条冷鸡腿和两只西红柿，这是他喜欢的。 “您吃晚饭吗？” “谢谢。”客人嘟哝道。 他不是很健谈。 “他不想吃。”岳母解释说。“他说他饱了。而我晚上要保持身材。就像法国人说的，一分钟在舌头上，一辈子落在大腿上。” “您是《劳动真理报》的编辑？”亚历山大瞟了一眼红色的新鲜的12月的西红柿。 不清楚的是，他问这个是想请求办什么事（求报纸主编办的事是有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对此不感到惊讶，认为是应该的就尽可能帮忙），还是也纯粹出于礼貌才问的。 “对，我是记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稍加纠正并有腔有调地说。“三十岁时给自己配副眼镜，三十五岁时得上黏膜炎，四十岁时说，伙计们，‘再见’，四十五岁时会被杀害或者死去……” “这是谁的作品？” “民间的。年轻的记者们喝点酒后唱的。年长并且越过了界线的人是不会说的。” “您多大了？” “满五十六岁了。” “这么说来，并非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客人再次瞟了一眼鲜红的西红柿。 “可是我有神经根炎，肝有点毛病。”马卡尔采夫笑了笑。 “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临界点。水，水，突然在临界点后是冰，另一个质。我想，人的临界点是相对的。” “那你的身体怎么样，萨尼亚？”岳母问道。 “十年以前，我以为，我的临界点到了。医生们吓唬说：你死定了。可是我自己尽力帮助了自己。哦，我该走了。我晚上也工作……” “您在保密的研究所工作？”马卡尔采夫问道，他再次相信没有弄错，因为大多数研究机关都是邮政信箱代号。 “基本上是！”客人站了起来。“祝您健康！”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然后岳母去送自己姐姐的同班同学去了。走廊里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说话声、笑声。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把盘子挪开，倒了半杯博尔若米矿泉水，喝了下去，等了等打嗝，用嘴唇从万宝路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后美美地深吸了一口。岳母回来了。 “喜欢我的客人吗？” “总体上说……”马卡尔采夫有分寸地嘟哝了一句，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可他是个多谦虚的人呀！要知道全世界都在谈论和写他！” “全世界？”马卡尔采夫从嘴里拿出了香烟。“他是什么人？” “有时您让我吃惊，伊戈尔！索尔仁尼琴。” “索尔……”马卡尔采夫咳嗽了起来。 “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有，没什么……” 他站起来躲进了卧室。 当决定是否在《新世界》刊登《癌病房》的问题时，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把书稿交给马卡尔采夫看一看。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三天后把大样还了回来。 “怎么样？”那个人问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等候答复。” “我不知道。如果删除那些暗示，那么，也许，批准？” “我和你能正确地理解。可是群众呢？再说了，要是批准了，明天会请求批准更加尖锐的东西！索尔仁尼琴——不是我们的人。” 怨气首先发在了岳母身上。马卡尔采夫在卧室里踱了一阵，重新走了出来。岳母正在厨房洗餐具。 “请注意，您的萨尼亚，”他有意不想说出姓来，“很快会因为反苏言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会是个大错误！以前曾经骂过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可现在呢？” “您起码知道，他跟国外有联系并且有关部门在对他进行监视吧？” “可这是愚蠢的！他是个诚实的人，比我们所有人都诚实。不久前还想给他颁发列宁奖呢。” “是的，他和赫鲁晓夫拥抱过。” “可没有赫鲁晓夫，他就不是天才了吗？” “我不想争论他的天才。但是把他带到这里来，您把我置于什么境地呢？” “啊，原来您，加里克，指的是这个！” “就算是您不在乎我，”他没让她辩解，“可是您想过女儿和外孙了吗？他们的处境也取决于，顺便说一句，我！” “我认为，现在不是37年！” “您懂得真多！也许，我甚至对您的这位萨尼亚有好感。不能排除，他眼看就要成为列夫·托尔斯泰了。是不是这样，让后人们去辨明。您是文学教师，而我，正如常言所说，是党的负责人员，见鬼！所以决定我的好感和反感的不是您和您的同班同学！” “不是我的，是纳斯佳的！” “就算是纳斯佳！……” “我明白了，我们不要学习政治常识了……您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事了。我指的是，不会从我这里听到。” 岳母带着自尊走了出去。 “请原谅我的生硬。”他在她身后说了一句。 但是到第二天她还在生他的气。她当然跟吉娜和外孙说话了。她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他儿子因为父亲的胆怯而开始鄙视他。 那里是否知道，索尔仁尼琴到过他家里？应该保证自己免遭麻烦。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大脑在夜里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而当早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顺便去了中央委员会后，大脑给出了答案。走在走廊里，他对自己解释说，出于思想动机他有权向自己的知识分子看法进攻，并且记得椴树下的喝茶谈话，他顺便到了宁愿不引人注意的那个人的助手的办公室。 霍穆吉洛夫，新闻出版助理，身材瘦长，像自己的领导，他说话声音柔和，从容不迫。他们从30年代末就认识了。马卡尔采夫请求研究一下，领导能否就一件简短而重要的事接见他。 当天晚上就接见了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汇报说，编辑部收到劳动者谴责索尔仁尼琴的大量来信。至今各报保持着沉默，也许，现在是发表几篇评论的时候了？马卡尔采夫明白，当建议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路线时，这里可能会不喜欢，但一旦有什么事，他能保证自己不受对索尔仁尼琴有好感的指责。但是接见时瘦削的同志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是想要看看信。 在编辑部，马卡尔采夫找来了思想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并提出要紧急准备评论。一个半小时后标题为《我们痛斥！》的评论摆在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桌子上。文中讲到了评论索尔仁尼琴所需要的一切内容，马卡尔采夫画掉了标题并写道：“我们抗议！”他知道，任何运动都是逐渐地升温，所以需要留下煤油备用。 一天过后，霍穆吉洛夫给马卡尔采夫打电话，批准了安排见报。报纸出来了，于是他想道，岳母忍不住会向他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但是晚上季娜伊达说，她送母亲上了火车。母亲本想留下来过新年，可是今天突然改变了主意。 “哪怕打个电话告个别呀。”他说道，心里满意的是，她没有打电话。 “她让我吻吻你。” 就是说，岳母什么也没告诉季娜伊达。 “让她完全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也行……” “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加里克，你知道的！” 在《劳动真理报》发表文章之后，反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得到了所有报纸、塔斯社以及国外一些政党报刊的支持。马卡尔采夫在思想会议上因正确的路线受到了表扬。他差点再次碰上树枝，但是顺利地躲过去了。 在这些行动中有着特殊的乐趣：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按上面需要的方式做事，尽管你个人也可能不同意什么，甚至有不同的看法。是的，是有不同，因为你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成员。但当然是内心不同意，不表示出这一点来。你有义务按照要求行事。抽象的原则与不问政治的良心之间的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此。 年轻时马卡尔采夫痛苦过，他感到，他个人的尊严有时由于必须执行荒唐的命令而受到侮辱。因此他找到了出路：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是，如果他本人还在决议之前就能领悟，在此刻什么符合上面的精神，什么不符合。而不好的、智力有限的领导在等候指示。尽管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但由于预见意味着根据还没有传来的决议行事，根本性的区别毫无疑问，就像是“预料到”与“使满意”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马卡尔采夫没有假意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好的成员。 然而他在生活中的前进并不轻松，没有避免道义上的不适。他有过一个亲近的朋友，或者很要好的人，问题终归不在于名称。无论如何，不是外人，不像索尔仁尼琴，没有触犯任何私人的东西。同安德烈·福米切夫，《莫斯科晚报》的编辑，他有时见面次数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他们定期通电话。安娜·谢苗诺芙娜知道：无论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都要立即接通福米切夫。 他们是一起开始的。两人都热爱报纸事业，两人都精力充沛，两人都成功地避免了一定时期中的麻烦，尽管两人的地位以前都岌岌可危。也许，于事有补的还有他们彼此事先警告对方的失误。不管怎样，但他们平安无事，甚至还成长起来。马卡尔采夫走到了前面，而福米切夫在市晚报变老。 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永远有讨论的话题。他们讨论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在中央开会时他们在走廊找到对方并坐在一起。哦，至于业务上的请求——安排一篇应该安排的材料见报，但因为某种原因在自己报纸上不方便——这时肯定是开绿灯。他们彼此不是称呼名字，而只是姓氏——习惯这样了。他们的妻子也这样叫他们。福米切夫在赫鲁晓夫时彻底失败了，荒唐而且是在瞬间，连和马卡尔采夫商量也没有来得及。 塔斯社关于发送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报道在他的确安全着陆后很快传了过来。这时，新一期《晚报》福米切夫已经签字付印了。那时不像现在，在塔斯社的报道上有指示，所有报纸是否必须刊登，在哪一版，配发照片还是不配。福米切夫犹豫起来。把报道安排到报纸上就意味着延误报纸的出版。市委是不会赞成的。再说通过广播电台已经知道新闻了。当召他去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没有猜到原因呢。当看到面前的赫鲁晓夫以及政治局全体委员时，他完全慌了神。 “对了，同志们！”赫鲁晓夫说道，“昨天我在别墅翻开《晚报》看到，上面没有关于加加林的一个字！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就连资产阶级的也在内，都报道了这件事。只有两个人没有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米切夫同志。结果是什么呢？福米切夫比资产阶级的编辑们还差。” 一瞬间福米切夫的脸上布满了红斑，他像在课堂上那样惊慌地举起了手，他感到，趁还不晚的时候应该解释差错，他用哆嗦的声音说道： “请允许我说……问题在于，我作为编辑……” “您，福米切夫，”赫鲁晓夫风趣而中肯地反驳道，“已经不是编辑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被打蒙了的福米切夫晚上来到了马卡尔采夫家。他们喝了酒，趁着季娜伊达给他们做饭并让他们就着伊戈尔特别喜欢的烤饼喝加桂皮的浓茶时，他们全面讨论了局面。 如果是市委撤职的话，可以在中央想办法把撤职改为严厉申斥或者调到另一家报纸，尽管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嗯，可要是赫鲁晓夫亲自撤的职，福米切夫可以自豪的就只有，任命他的是市委，而解职的是政治局了。 福米切夫不知怎么立刻变得沮丧了，背驼了起来，他开始每天到马卡尔采夫那里去抱怨不公平，请求录用他担任一个小职务。嗯，比方说，当一个部的编辑。 “想都不要想！”对方激动地叫道。“你凭什么要这样的降级？众所周知，党的老马是识途的。” 实际上不同上面协商马卡尔采夫是不能录用他的，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协商。他早就意识到了不结交朋友的必要性。和他们一起永远要比和下属困难，他们要求真诚和内心的力量，可马卡尔采夫把这些力量彻底贡献给了上面。与福米切夫的友谊是个例外，但也开始变成累赘。 “随你怎么想，”听了丈夫的讲述后季娜伊达说道，“只不过这个友谊不会给你增添光彩。人家可都知道这个，而且大家都在说：‘福米切夫给撤了职，可马卡尔采夫和他合得来！’” “不，吉娜，我不能拒绝福米切夫！” 她看到，丈夫在受煎熬。 “你也不要拒绝！逐渐地疏远他，像大家做的那样……他是聪明人，会明白的。可要是你，但愿不要如此，落到了他的境地，他是不会客气的！”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妻子就去睡觉了。可早晨，当福米切夫打电话给他并告诉说，他第三次努力争取中央接见并且又失败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 “听我说，应该和你商量一下，诚实地，按党性原则。” “明白你的意思了，”对方立刻回答道，“我现在就赶来。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而建议嘛，我高兴……” “恰恰不需要赶过来……”马卡尔采夫在寻找合适的字眼，他甚至因为对自己生气挥了一下手。“你要知道……要不然，我们最好等等再说，你怎么想？这里说什么的都有……” “是谁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流言蜚语，你别在意。但是我过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如果现在不说我们是自己人的话……你听到吗？” “听到了。” “你怎么认为？” “我明白了，马卡尔采夫。” “你明白什么了呀？你恐怕是生气了，可却什么也没明白！我在说正事，可你却动了感情。我会接你的电话的。就是别惹人注目。我说得对吗？” “对不起，”福米切夫打断了他，“我没时间和你商量。这不老婆让我去市场：商店里什么也没有，可东西得吃呀！再见！” 从那时起他们一次也没有见过面、谈过话。马卡尔采夫想起来时把手伸向电话。号码他很熟悉并且从来不让安娜·谢苗诺芙娜给他接通。但是每次当他决定要打电话时，他都会被急事打断。 5.冰山 似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但是他的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心动扫描器在一旁轻轻地嗡嗡着，记录下主编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并且这嗡嗡声没有妨碍，甚至还帮助他思考。在氧气罩下呼吸得轻松些。 是星期四，2月27日。灾难在星期三突然降临。 马卡尔采夫从星期一开始回忆以前的几天，因为星期天在季娜伊达的坚决要求下，他们难得地去了趟一日疗养院，并在巴尔维哈的松林里散了散步。他们在公园里徘徊，参加了庆祝苏联军队节的节日午宴，然后在带电视机的两间一套的房间里休息。人们给马卡尔采夫做了按摩，建议他做瑜伽练习以缩小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游泳池给他安排了专人教练。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按老规矩鄙视所有他应该享受的服务待遇。在鄙视的同时，他在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给自己树了敌，但是换一种方式他做不到。 一天下来他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由于无所事事而筋疲力尽。星期天的后三分之一时间他还是坐了下来打电话，并且和需要的人谈过后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季娜伊达责备地看着好不容易才打上电话的他。 “你怎么了？”他问道。 “进棺材你也要随身带着电话吗？” 廖沙送他们回家后他们有些困乏无力，但还是得到了休息。马卡尔采夫夫妇躺下睡觉时还不到十二点。他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回忆，这是因为上个星期一切都平静，星期天着急只是因为无事可做，而因为这个，他相信，心肌梗塞是不会发作的。 这样一来，星期一，1969年2月24日，早晨差一刻十点，马卡尔采夫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劳动真理报》的工作日在十一点开始，大多数员工到十二点前来上班，只有打字室十点开始上班。洛科特科娃九点半出现在接待室，好有时间让吸烟吸得满是烟味的主编办公室通通风并挑出急件让他亲自签字并审看。此外，她把带有姓名的卡片插入写有“值班编辑”、“值班副责任秘书”和“清样通读者”字样的展示板的开口中，为的是让所有人看到，今天谁要交上通读材料，在谁那里取得“紧急见报”的签署证明以便优先在打字室打印，谁把文章排在新一期的版样中，标明字体和排版的宽度。 一劳永逸地串成一条线的这一串业务与马卡尔采夫无关。他可以在晚上看已经排好版的版面。但也可以不看。没有他报社里也有人可以排上、撤下、检查、补充并删减文字。只有原则性的重要的文章他才会亲自在排版前审看。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生活在30年代的传统中，他热爱报纸的幕后活动，他喜欢投入。 他亲自到各部去转转，询问谁在关心什么，甚至可以跟普通的员工交谈起来，他熟悉其中大多数人的面孔和名字。副手们是他的影子，他替他们工作，而他们在办公室里为自己拟定次要的事情。马卡尔采夫喜欢别人简要地向他阐述未来文章的实质，提一句他就能理解并催促道：“下面的！结尾是什么？结论呢？”当然，他首先关心的是战略，即长时间期期延伸的题材，还有另一些题材有计划地空缺，这也是他负责的报纸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意义和大目标不是在编委会上领悟到的。因此他星期一早晨打了电话，让其他人不要等他：他参加思想会议。他去了中央委员会，尽管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 在中央委员会的走廊里他遇到了老同志们。许多人都通过了论文答辩，但还是从早到晚地坐在桌子后面，服从坚定不移的纪律，准备铃响后一跃而起，因此他们得了许多神经方面的疾病。他要是也这样那么现在的职位不会比他们低的。不，他马卡尔采夫去报社是做对了：独立自主性更多，而工作有现实意义，人们也看得到。 开会前剩下的时间比会议更重要。在私人谈话、抽烟休息和走廊相遇中他弄清了一系列事情，讲台上是不会讲这些事情的，内部文件中也不会写。这是一些暗示，其他事情取决于它们，包括会议所做的决定以及所有报纸的战略。就像是冰山，几乎全在水下。但是还有某种与冰山相反的不能在大洋中存在的东西：上部向一个方向运动，而水下看不见的部分向一边或甚至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报纸是这样的分成两块的冰山。特别是，马卡尔采夫弄清楚了，会上的报告中将表扬《劳动真理报》，但是明天会因为缺点召他去见领导，这里也没有矛盾。要对一切都有准备，要弄清楚，为什么批评，正确地使自我保护与必须的承认错误相称，以此凸显领导层的智慧。 会议的报告人是莫斯科市委的一位书记，丰满而慢条斯理的莎波什尼科娃，马卡尔采夫所深深鄙视的人。她念得从容不迫，眼睛不离开稿子，所有人都做出一副在听的样子。马卡尔采夫不大喜欢市委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有点笨并且情愿在任何事情上搞得过头。透过念得无精打采的单调词语，他捕捉到了自己报纸的名字。《劳动真理报》，报告者指出，发起了新的重要倡议：“不要把宝贵的工业材料扔掉当废品利用！”仅在莫斯科这就有望带来可观的节约。倡议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愚蠢的女人。”马卡尔采夫想道。“我们有过更大一些的倡议，而且你报纸看得不仔细！可观的节约，那是多大呢？我们给出了数字，会有多大的节约！” 不过既然是表扬报纸，总还是愉快的。而更加愉快的是，当讲的不是《劳动真理报》，而是“马卡尔采夫的报纸”时，尽管在最后一版上印着冷冰冰的三个字“编委会”。他认为，报纸是他的，不都在说“图波列夫飞机”吗？马卡尔采夫爱自己的报纸，为错误而难过，并从来不认为，是他犯的错。当报告报纸的情况或者汇报时，他本人会说：不是《劳动真理报》，而是“我们的集体”。 他心情愉快地来到了编辑部。安涅奇卡把有点潮湿的版样分别摊开放在他的桌子上，仔细地把下面的纸边向上卷起来。他从上面开始看，因此袖口可能蹭上黑墨。他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浏览了版面，站了起来，捏住它们的边缘好不弄脏手。负责这一期的是责任秘书波利修克，于是马卡尔采夫拿着版样亲自去了他那里。他与秘书讨论了第一版的一系列重新安排，问清楚了第三版空白地方的内容将是什么，询问了卢日尼基体育场比赛的比分，为这场比赛留出了空白的一行，他吩咐给《美国：贫困与眼泪》这篇文章想出一个更新颖的标题来。 文章立刻被叫做了《美国：无权的苦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皱了下眉头，但挥了下手后就到各处检查去了。值班人员在工作，其他人准备回家，尽管工作日还没有结束。马卡尔采夫认为，新闻工作是创造性事业。不想或者不善于工作的人就是在最严格的制度下也不会工作的。他要求的是自觉的奉献，即贡献出创造的原料，而不是在编辑部从头到尾的磨洋工。此外，劳动纪律是编辑部主任卡申管的，而不是主编关心的事。 又过了半小时马卡尔采夫突然穿上衣服向电梯走去。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廖沙惊讶道，他穿过小街心花园把车开到了大道上。 “你认为我连私生活都不能有吗？” 德沃叶尼诺夫猛地减小了油门，把视线从道路上移开。 “那要送您去哪儿？” “回家，廖沙，回家……”领导笑了笑。“我的私生活，老弟，在家里……” 主编没有兴致胡说八道，所以廖沙没有做声。马卡尔采夫在想，今天总算要跟儿子谈谈了。妻子早就请求了，但是他和鲍里斯怎么也碰不上面。在父亲早一些回家的那些难得的日子里，儿子半夜后才回来睡觉。 现在他人也不在。马卡尔采夫一个人吃的晚饭。 吉娜仿效母亲，晚上不再吃东西了，为的是保持体形。她坐着看丈夫吃饭。马卡尔采夫在内心深处甚至高兴的是，鲍里斯又不在并且话谈不成了。他们闹别扭了，尽管父亲努力不表现出这一点来。 1939年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德国带回来一台“奥林匹亚-艾利塔”牌打字机，是专门为帝国各办公室小批量生产的。马卡尔采夫从不用打字机打东西，但是它永远放在家里的书桌旁边。战争初期他把它藏了起来，那时他改了名字。伊戈尔害怕，法西斯的打字机会成为罪证。而战后他找到了它并重新带回了家。不久前他突然想起——要把一份文件草案中的一行补打上去——但是没有找到。打字机在哪儿呢？原来是鲍里斯把打字机送去了寄卖商店。 “为什么？” “你要它有什么用？” “你的父亲是记者！” “它浑身都是油——你买了后就没打开过！” “你要钱的话我会给的。要知道这是我唯一宝贵的东西。” “别抱怨了。你什么宝贵的也没有！” 解释什么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话，他一会儿像对待孩子一样，一会儿发火，儿子也每次都溜开了。鲍里斯留了一头齐肩的长发，长到下巴的稀疏的小胡子，穿着不知是谁和怎么缝制的裤子，而他的举止是剑客和盗贼的杂烩。他回家总是带着一身酒气。在自己的房间无论什么时间，都把立体声根德录音机开到最大声，有时还把电吉他接到上面，乱弹并唱加里奇的歌曲，在维索茨基歌曲的伴奏下喊破嗓子。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已经满足于谈话不会进行的事实了，重新调整了思路。他准备打两三个必要的电话后就躺下。然后就是躺着看天花板。 这时鲍勃13出现了。没有打招呼他便推开了客厅的门，匆匆地瞥了一眼父亲，把印有SABENA字样的长背带的蓝色包扔在了走廊里的衣架下面，然后就去了自己的房间。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父亲在他身后嘟哝了一句。 儿子没有回答，没有停下脚步，消失了。马卡尔采夫没有受到过世上任何人，甚至是领导人这样蛮横无理的对待。但是他忍住了，没有叫喊，他站起来稍稍打开了儿子房间的门。轰鸣声把他震得耳朵发聋：鲍里斯已经放上磁带了。 “我和你很久没有谈过了，儿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他高喊着试图压倒甲壳虫乐队队员的声音，这些磁带是他本人自讨苦吃给他从伦敦带回来的。 “可跟你谈什么呢？” “随便什么吧……你过得怎么样，我想知道……” “我过得不定时，爸爸。” “耍嘴皮子！” “是你培养成这样的！……你烦什么？没事干了？哪儿来滚回哪儿去，在那儿领导吧！” “你没有正确地理解我。我不打算领导你。可我们毕竟是亲属……” “你有自己的门，我有自己的。从外面把门关上吧！” “这可不行，抱歉！谁付钱，谁就来点歌。所以你不要放肆！如果亲属关系对你来说是返祖现象的话，那么作为被抚养的人请不要忘记物质上的依赖关系。” “喔唷！又来可笑的那一套了……” “你关掉这个讨厌的根德！如果我不对，你来证明。” “我都说过了，马卡尔采夫，反正你不会明白的。你是正统分子。” “我？！可你是不晓得生活困难的狗崽子！要得到我和母亲美美地喂到你嘴里的那些享受你还得成长呢。其他的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 “用自己的享受纠缠上来了！” “纠缠上来了？” “你看，我都说过了：不会明白的！” 鲍里斯走到窗前，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昏暗的天空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回头看了一眼：季娜伊达把臂肘撑在走廊另一端的门框上并仔细地倾听着父子俩的谈话，因为甲壳虫乐队成员拼命的叫喊声而皱着眉头。 “我们还是建立外交关系吧。”父亲勉强地说道。“如果你没什么可说的，那就听完。不过要把声音弄小点！” 儿子看了看他，耸了耸肩，走到录音机前猛地拧了一下旋钮。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哆嗦了一下：本来就很响的声音变成了耳膜不堪忍受的伴有咝咝和唿哨声的咆哮。 “看来，你心情不好！”他不得不后退到走廊。“好吧，我们以后再谈……” 他的话淹没在了轰隆声中。季娜伊达消失了，为的是不让丈夫因为她看到了他的失败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走进了卧室，在舌头下放了一粒戊酸薄荷脑脂，没脱衣服就躺在了刚刚揭开的雪白的被褥上。无礼是应该预料到的，他安慰着自己。年龄原因！好像，我以前是这样的……而这一代人更复杂。我们当然有一定的责任！过分轻率地打到了权威。一个不公正产生了另一个不公正。的确，权威们在许多事情上有过错，但是我们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我们也真行！人也是冰山，大部分是看不到的。共产主义时人们彼此将彻底地开诚布公，那时他们就不会有缺点了。说到底孩子的本质是健康的，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一定要谈谈。 说服了自己后他把戊酸薄荷脑脂吐到了烟灰缸里。认为与儿子的争吵是心肌梗塞的原因是荒谬的。这样的吵架发生了不止一两次了。吵架还会发生的，直到，就像季娜伊达所说的，鲍连卡14成家为止，那时就会重新用得上我们了——照看孩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知不觉睡着了。他在夜里快一点时醒了过来，脱了衣服又躺下了。季娜伊达听到他脱衣服了，但是装出在睡觉的样子。 6.灰色的文件夹 星期二早晨刮起了风，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于是马卡尔采夫的冰山开始摇晃起来。在宣传部进行了他预料到的思想灌输，但却没有这样的转折。谁也没有想起宝贵的倡议。责备他降低了报纸的积极立场，提出了遮挡意识形态斗争基本路线的次要问题。而同时有一些错误，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它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现象复发的气息。主要的是，《劳动真理报》对劳动竞赛的反映薄弱。一系列工业部门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进度——这也是报刊的过失。必须紧急并附带具体的建议修改报纸的计划而重新提交给上级。 已经清楚了，政治局需要找到替罪羊。各部是转发环节，因此把宣传工作的不足归咎于报纸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主编大方地承认了疏漏，按照上面的精神。这不是他的具体错误，因此他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 马卡尔采夫来到编辑部时正在开碰头会。主持会议的是第一副主编亚古博夫。他在编辑部是新人，才任命了四个月。马卡尔采夫帮助他尽快熟悉业务，但是感到材料的抵触。他善意而警觉地观察了副手的情况后感到缺少沟通。亚古博夫办公室半开着的门后面的碰头会的总基调是平稳和务实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自己的办公室脱下了大衣，并从拿着文件夹准备朝他跑来的安涅奇卡的旁边扬长向亚古博夫走去。在墙上悬挂着用彩色水笔漂亮地涂上色的全部四个版面的版样，它们被钉在尖尖的小钉子上。这些水笔是马卡尔采夫为秘书处从日本带来的。看到主编出现在门口，亚古博夫一句话没说完就高兴地宣布： “看我们的主编来了，同志们。下面您亲自主持吗？不过我们三言两语要结束了……” 马卡尔采夫摆了摆手。 “那么给您重复一遍重要内容？”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我过来看看。” 他用目光寻找可以坐下来的空椅子。亚古博夫的办公室比他的办公室小三分之二左右，因此没有空位子了。编辑部主任卡申站起来让主编坐下，从接待室给自己搬了把椅子来。 当日常事务解决后，亚古博夫询问地看了一眼马卡尔采夫，看他是否想做补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请编委会委员和各部编辑留下来。 “其他人可以走了。”亚古博夫补充说。 “我想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各部的计划上。”当其他人出去后，主编说道。 “可是我们已经上交了呀！”多嘴多舌的卡奇卡廖娃气愤地说道，她活像一个穿着裙子的敦实汉子，她是文学艺术部的编辑，永远在小事上与所有人发生冲突。 “正确，是上交了。计划总的来说不错，但是报社的领导，”马卡尔采夫看了一眼亚古博夫，于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后者点了点头，“报社领导认为，有些方面需要深化。我指的是（这涉及到工业部）要更加重视五年计划的完成……” “难道我们登的文章少吗？”工业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惊讶地说道。 “很多，但是不够。”马卡尔采夫稍加坚定地对他说道。 “明白了！”不修边幅但像中学教师一样认真的阿列克谢耶夫生气的是，他本应写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却不得不再花三个小时去费力地改写这份没人需要的计划。 主编也明白，计划不会变得更好，但是他应该把得到的指示传达下去。 “现在谈谈意识形态。”他停顿了一下并打量了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的那些人。“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该如何，用什么材料突出而激昂地执行加强和平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题。这项工作主要涉及到思想教育部和文学部，你们是行家。洛科特科娃把旧的计划分别送到各部去。请大家明天开碰头会前把最后加工完成的计划交回来。” “您讲完了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亚古博夫礼貌地问道。 马卡尔采夫没有回答并第一个站了起来。人们开始纷纷向门口走去。副主编明白了，尽管没有说出这一点来，对计划的意见来自上面。他以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会留下并单独地再补充些什么，但是他没有提出问题。而对方并没有透露额外的细节，顺手拿起版样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主编进来后刚刚关上办公室的第二扇门（门斗使别人不可能听到他的谈话），桌子上的电话便响了起来。安涅奇卡给他接通了区党委书记卡瓦列洛夫。到底什么时候安排他的文章？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可是答应过的。这是一篇区委工作人员替书记写的普通文章，讲的是莫斯科的劳动者是如何学习理论的。马卡尔采夫没有看过文章，但知道里面一切都是正确的。何况他要感谢卡瓦列洛夫的帮忙，不是帮自己本人，而是帮《劳动真理报》。也许，现在准备要提拔卡瓦列洛夫了，所以作者想更加引人注意些。马卡尔采夫边说话边翻了翻版样——这一期没有卡瓦列洛夫的文章。他通过呼叫器叫来了值班副责任秘书，指示他把卡瓦列洛夫的文章排到这一期中，拿掉……他看了看版样后指了指另一位作者的同样没有用的文章。 “好了！”马卡尔采夫一分钟后通过话筒对卡瓦列洛夫说道。“你明天看报吧！” 同时他浏览了一遍版样，然后摁了下按钮，让安娜·谢苗诺芙娜把版样送到秘书处去。 “叫卡卡巴泽到我这儿来。”马卡尔采夫追着她喊了一声。“让他拿上照相机。” 碰头会后各部把精力从本期转到后天的下一期的时候到了。尽管秘书处和部分员工还在为明天的一期工作，编辑部安静了下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桌子的抽屉里抽出了两份履历表——一份旧的和一份新的，开始填写新的，为了避免不一致的地方，他从旧履历表上抄写。 “可以进来吗？”萨沙·卡卡巴泽，年轻的摄影记者，稍稍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要拍谁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拍我，萨沙。出国护照的照片。请原谅我剥削你……” “哪里话！我收集所有领导的照片。不，是真的。完整的收藏，但是没有您的那张。” 萨沙把手提箱放在了地毯上，从中取出了带肖像镜头的照相机，像豹子般灵活轻松地沿着地毯走了过去。 “您走到窗户前，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但是不要紧靠……稍微离开些。侧一下身子，会有淡淡的影子。紧紧领带，领带结松了……请看着我，头稍抬高些……” “遵命！” “见鬼，指挥上司真是愉快！”萨沙喀嚓了几次，把相机放进了包里，拿出了另一架。“现在为了保险我们换个姿势。身子转向这边。OK！” “谢谢，萨沙。你忙吗？” 主编搂住了他的肩，领他去了自己的小卖部，只有编委会成员才能到那里去。这里有特殊的食品、美国香烟、口香糖。 “谢谢，我不抽烟。”萨沙不好意思起来。 “买吧，买吧。请姑娘们抽……” 萨沙买了盒骆驼烟，马卡尔采夫给自己买了万宝路。卡卡巴泽甩了摆黑色的鬈发，拖走了自己的箱子。 主编的后半天花在了琐碎的并且全无创造性的工作上。他签署了2月份上半月的稿酬表，领取员工工资的文件，修版人员和美工们的付款凭据，连数字都没有看。负责任的是会计室，主编的签字是形式的需要。然后就是报废的印刷纸张的注销文书。就编辑部破坏付印工作计划一事接待完排字车间、铅版车间和转轮印刷车间的主任后，主编针对各车间的酗酒现象提出了意见。然后马卡尔采夫长时间地申斥了年长的校对室女主任和两个年轻的女校对员，打印错误在报纸就要签字付印前被挑了出来（“校对员的工资是每月六十五卢布，”女主任抱怨说，“是紧张的脏活儿，哪里找得到熟练的工作人员！”）。 他开始看专门给他留下的信件，亲自把它们分配到各处，附上如下批示：“请处理。伊·马”，“应该帮助——请找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伊·马”，“请核实，是否有违犯法律的现象？！伊·马”，“用格式纸15打印并上版面！伊·马”。 他本人尊重普通的读者，也要求全体员工同样尊重：我和你们是为读者生活并工作的！他特别注意看“反映信”16。他亲自签署最重要的发函。此外，在个人问题上他毫无例外地接待所有级别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负责印刷出版的哈比布林的妻子，她来告丈夫的状（“他停止带钱回家了，我给党委写了信，可是杳无音信！还有为什么怎么也不给房子，只会许愿吗？俄罗斯人马上会得到，而鞑靼人就等着吧！”）。 做这些工作时主编焦躁吗？不，一切他都习以为常了。 他通常在家里吃晚饭，然后再来到编辑部看新一期报纸。于是那时，在星期二，他走出来到了接待室，舒展开累得弯了下去的双肩。 “再喝点茶吧，伊戈尔·伊万内奇。”安涅奇卡迅速地把糖纸从桌子上挥手拿走。 “走吧，廖沙！” 在椅子上打盹的德沃叶尼诺夫一跃而起，从领导身边跑过，像平常一样赶在前面走了，把小坠子上的钥匙像螺旋桨一样不时轻轻摇着。他没有问就把领导往家的方向送去，去的是迪纳摩体育场后面的新楼房，一个五间一套的住宅，带两个里阳台，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从上面可以舒服地看足球和草地曲棍球。 伏尔加轿车停在了红色信号灯前，在中心电报局附近，这时马卡尔采夫突然改变了主意。坐在车上时他在大脑里回放了一遍和季娜伊达的对话。又是关于儿子——你什么时候谈谈啊？我们五年没去过剧院了，如果不算在大剧院看的《天鹅湖》的话——这是接待外国贵宾期间带妻子必须参加的参观活动。我都不在街上露面。以前起码可以去供应商店的，可现在是送到家里。母亲断然拒绝来，你怎么得罪她了？哎呀呀…… “廖沙，那边楼上写着什么？不戴眼镜我看不清楚。” “这里早就是‘莫斯科’咖啡馆了……” “那就正好！把车开过去！” 这时绿灯正好亮了，于是廖沙猛地向上坡路开去，毫不吝惜发动机。他在右面的车辆前斜着穿了过去，停在了人行道旁边。站在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横巷拐角处的交警本来要把哨子放到嘴边，但是看到牌号后把身子转了过去。 马卡尔采夫在罗马、东京、巴黎、马赛、开罗、伦敦、圣地亚哥、哈瓦那、纽约、雷克雅未克时去过咖啡馆，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关于莫斯科的公共饮食企业他是在自己的报纸中看到的：它们的工作如何在改善，菜的品种在增加，座位的数量也年年在增加。 大厅里光线暗淡，一半的座位空着。几个客人坐在不同的角落里，有一股臭白茶的味道。女服务员不在，从厨房里传出了叫骂声。然后出现了一位肥胖的穿着邋遢的妇女。她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旁边看着窗户。不知是真的没看到，还是装做没看到。他高兴的是，没有人走到他面前来，他在休息。他把头撑在双手上，闭上了双眼，忘记了他坐在人们中间：因为他们不想要他干什么并且根本不认识他。谁也不需要他，这是少有的情形。他永远必须考虑的是，上面、下面、女秘书、妻子……会如何评价你的行为。女服务员走了过来，默默地掏出了便条本。 “我想吃顿晚饭。”他声音中带着善意说道。 “什么？” “有什么菜？” “这是菜单……” 她从另一张小桌子上拿了菜单，放在了马卡尔采夫桌子的另一边上，而自己却走开了。他把眼镜忘在了办公室。 “请等等，”他请求道，“我已经点好了……” “什么？”她从远处问道。 “煎荷包蛋，”他快速地说道，“还有咖啡……” “您要喝东西吗？” 他犹豫起来，要不要来点白兰地，但是他拿定了主意，那样疲倦会更快地到来。 “好像不用了……如果可以，来瓶矿泉……” “水没有。” 什么也没记录，她耸了下肩，把便条本塞进了围裙的口袋中就离开了。马卡尔采夫已经感到一个人不那么好了。他想吃东西，于是他后悔没有回家去。他的荷包蛋煎的时间很长。就是没有吉娜他也能更快地煎好的。他开始焦急起来，版面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他来不及考虑并下指示重新排版，他得匆忙地看完，免得打乱他本人批准的本期工作计划。 盛着煎蛋的铝制煎锅总算咕咚一声放在了他面前。油点溅到了西服上。他用眼睛找了找纸质餐巾后用手指擦去了油点，用手绢擦干净了手指。煎蛋没有煎出眼睛一样的蛋黄，是凉的，没有放盐而且煎老了。马卡尔采夫用嘴唇抿了抿煎蛋的边缘，难为情地推开了煎锅。他掰下一小块又干又硬的面包，抹上已经干了的芥末，开始咀嚼起来。饥饿感减轻了些，剩下等咖啡了。我们还存在缺陷，存在。日常生活是我们的痛处。他想起了福米切夫。当福米切夫从供应商店里被除名后，他的妻子直接在商店里买了根香肠。他们全家都中毒了，病了一星期。然后习惯了。最好不要被除名，那样个别的缺陷忍受起来要容易些。 “我想要咖啡，”他向女服务员哀求道，“我有急事。” “大家都有急事。”她看着窗户说道。“还没好呢。” “给我结账吧……” 撇了撇涂得浓浓的嘴唇，她耸了下肩，到厨房去了。为什么她穿着家常便鞋？也许，她的腿痛？可她不老啊……很快女服务员回来了，两个手指拿着一杯咖啡和装在小纸袋中的糖，和在火车上送的方式一样。 “来根小勺可以吗？” “我不瞎。马上拿来。” 她说这些话时没有生气，很平静，但是忘记把勺子拿来了。他喜欢不加糖的咖啡，马上就喝了一口。 咖啡和煎蛋一样是凉的，没有味道，也不香。马卡尔采夫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把它推开了，用目光找了找再次消失了的女上菜员。那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卢布，犹豫了一下，又放了一卢布，然后迅速地走开了。难道煮一杯普通的咖啡就那么难？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的话，肯定不敢服务得这么差！ 一次在碰头会上谈起了咖啡。杂文部编辑讲述了他有一次立志要煮和食堂里供应的一样的咖啡。他在一口熬过汤没有刷的大锅里烧热了水，把喝过的咖啡残渣倒进了那里，添上了一些旧茶卤。他没有凝乳，把盛醋渍西红柿的罐子涮了涮后也倒到了锅里。当他尝过后，还是觉着咖啡要比公共饮食店中的好喝。食堂的配方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 当然，一个事例不能反映典型的情况。但是应该在报纸上提出提高服务修养的问题，因为莫斯科应该成为典范的城市。这事应该做得扎实，有前瞻性，让贸易部长、专家们发表看法。不过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走向轿车时，他的思想转移到了即将对准备好的版面进行审读上。总的来说他善于忘记次要的东西，这有助于他记住主要的东西。 “走吧，廖沙，去编辑部，要快点。” 下着漫天的细细的湿雪。汽车在身后留下黑色的车辙。雨刷有节奏地颤动着，似乎在报时，玻璃也重新被糊住了。走进办公室时他叫上了女秘书并让她走在前面。 “没人给我来电话？” 洛科特科娃拉上了窗帘，给他打开了台灯。 “很多人来过电话，但没什么重要的事，我都做完了。版面在桌子上……要茶吗？” “嗯！”他高兴起来。“要浓点的。” “您不担心浓点的？心脏呢？” “我的心脏是铁做的。”说完后他抚摸了一下洛科特科娃的肩头。 他把大衣挂到衣架上放进了衣柜里，从衣领上抖落掉融化了的雪花的水珠。等到安涅奇卡走出去后，他解开了上衣，松开了皮带，提了提裤子，把一天时间就已经揉皱了的白衬衣塞了进去。肚子，肚子——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他的巴掌把头发向后拢时，双腿已经奔向桌子，而他什么还没有看到的眼睛已经在环视版面了。他坐了下来，用手掌拍了拍桌子上应该放着眼镜的地方。眼镜就放在那里。条理能拓宽思路——这是他喜爱的格言。遗憾的是，因为忙乱没能够遵守这个道理。 眼镜放在了什么东西上面，在突出物上。马卡尔采夫想把这个东西推开好开始阅读。那是个文件夹，一个厚厚的灰色文件夹，带黑色的布边，用绿色的带子紧紧地系着。可是他今天已经签署了会计室的所有文件了。还有一份什么年度报告？这些丢三落四的人永远不会一下办好！他把文件夹推到了一边（见鬼！很沉！），戴上了眼镜，开始看第一版。他浏览了一下大字通栏标题——“……是全人类光明的未来！”他想了想，删掉了“全”这个字。草草看了一遍文章，甚至还有小文章的标题，发现了已经在版面上的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的稿子。一切都正常。马卡尔采夫在呼叫器上摁下了副编辑、责任秘书、负责本期报纸的他的副手和印刷出版负责人的按钮。排字车间里莱诺排字机的嗡嗡声传进了办公室，车间与排版工人的桌子隔着一道玻璃挡板。主编通过话筒同时对四个人说道： “情况怎么样？你们报告一下……” 从一片喏喏声中他明白了，排版按照计划进度进行，没有偏差。 “但是会有的。”波利修克突然警惕地说道。“塔斯社刚刚预告的。昨天我们排完了总书记，可今天，讲话后，有修改……” “改动大吗？” “是小改动。但是很多，总共大概一百五十处。而且还在改……又是那些我们已经改正的地方，他们按以前的说法改了回来……第一和第二版我们会耽误一小时，最少一小时……” “明白了。”马卡尔采夫忍住了叹气。“对了，说到第一版……通栏标题是谁的主意？” “我的。”波利修克勉强地说道。 “很巧妙！但是要去掉‘全’字。干吗要用红颜色吓唬公牛？现在不是时候！我的其他意见在各版上。完毕！” 电话低沉地响了起来——安娜·谢苗诺芙娜让他妻子和他通话了。 “你为什么不回来吃晚饭？” “我忙得晕头转向了。自己吃了点……” “今天要很晚吗？” “我想不会……你干什么呢？” “像平时一样，看电视……” “鲍里斯在家吗？” “还没有……你和他把话说完，好吗？” “当然，我会说完的。就是你别喋喋不休的，吉娜……” “我没有喋喋不休，加里克，可是时间在流逝。知道吗，他白天回家时喝醉了，在睡觉……” “好吧，过后再说。我没时间……” 吉娜惯坏了儿子，可现在想让我改造好他。他抽起了烟，用一只手把版样归拢在一起后叫来了洛科特科娃。她把版样拿到秘书处去了。桌子立刻空了出来——条理拓宽了思路。但是目光又盯住了厚厚的灰色文件夹。他用双手把它翻了过来，于是看到了大大的黑色字母：“档案号No……” 电话再次响了起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摘下了话筒。 “什么鬼东西？”他生气地嘟哝了一句，把文件夹移得离自己更近些。 “是什么鬼东西呀？我是沃罗布耶夫。晚上好，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抱歉打扰了……” “请讲。”他对书刊检查员说道。 “我有对体育部的投诉。我跟他们说过一百次了：在写莫斯科州的文章中除了沃斯克列先斯克市以外不能提起‘化工工作者’体育协会。它来自国防工业企业。可今天在第四版上又有‘化工工作者’。我不想得处分！” “我会采取措施的……完了？” “没完……对刊登一些材料有新的限制……” “好的。我有空后，请您给我介绍……” 他通过呼叫器叫来了体育部值班员，训斥了后者一顿。 此刻他的双手解开了灰色文件夹的带子。终于打开了它并发现了一份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手稿。“1839年的俄国。”他念道，他把眼睛靠近后看到了“私自出版”的字样。下面是正文。 “胡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大声说道。 出于不得已而看很多东西的所有人的习惯，他首先看了一眼结尾。手稿有七百多页。马卡尔采夫在舌下放了一片薄荷脑脂。安娜·谢苗诺芙娜的突然出现倒是没有让他哆嗦，但是蜷缩了一下。她等着他移开视线并看她一眼，但是他把她的突然到来当成了企图侵犯他的业务机密的行为。 “我在忙着！” 他觉得，她在努力看清他桌子上放着的东西。 “对不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那边打字员尼丰托娃身体不舒服了。她怀孕了，可是所有的车都派出去了。可以用您的车把她送回家吗？” “要看是谁让她怀的孕……”要是好心情的话他会开玩笑地这么问，可这时他点了下头，补充道： “不过要吩咐廖沙，让他快点回来。”他犹豫起来，要不要问问。“我不在时没人进过办公室吗？” 他注意地看着她。 “没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害怕了。“版面是我自己拿来的……出什么事了？您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我找找行吗？我马上就……” 他平常是这样克制的一个人，现在勃然大怒了： “我多少次请求过，安娜·谢苗诺芙娜，要我的桌子上有条理！多少次了？！” “可是是您自己，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禁止收拾的。您说，过后您会找不到需要的东西。玛莎大婶早晨打扫时，是不会碰桌子的。我只是擦掉茶杯留下的痕迹还有把烟灰缸收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什么也没不见！但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也可能会不见东西的。来访者走进来，把材料留下，而不是去有关的部门。要是我管私人问题的话，那么……” “我明白，对不起……” 他把火发出来后平静了下来。 “您知道吗，”她想了起来并感到难为情，“那时您不在，我去了趟小卖部，那里抛出了熏香肠。去了五分钟，最多了。但是廖沙这个时间在我的位子上坐着……我现在就问清楚……” 她跑了出去，没有关上门。 “廖什17！”她的声音传到了他这里。“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进过办公室吗？” “没有，没人。” “那你去亲口说这话去。还要送尼丰诺娃回去。但是快点回来，明白了？” 廖沙从来没进过办公室。他咳嗽了一声，然后敲了敲主编办公室的门。 “您找我，伊戈尔·伊万内奇？” “我都已经听到了，听到了！” 安涅奇卡回到了办公室，好彻底消除冲突。她脸红了，因为紧张呼吸得更加急促。她站在他身边，她个子不高，身材匀称，稍微有点胖，但这甚至对她合适。 7.洛科特科娃·安娜·谢苗诺芙娜 人事登记表资料 职务：《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技术秘书。 未改变过姓。 1926年12月16日生于莫斯科。 俄罗斯族。 党籍：无党派人士。以前不是苏共党员，未受过党内处分。 未完成的高等教育学历（七年级，打字训练班，夜校十年级，经济统计学院两个学年，图书馆学院一个学年，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个半学年）。1965年毕业于苏共莫斯科市委马克思列宁主义业余大学。 家庭成员：未婚，没有孩子。 义务兵役人员，列兵。军人证号码：No.ДЯ5532843。 毕业于护士训练班。每年参加防空训练活动。 社会工作：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组织部与互助会。 身份证号码：IV CH No.422341。发证机关：莫斯科第96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5年10月12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焦普雷斯坦，8a小区，13号楼，16号房间。电话：无。 安娜·谢苗诺芙娜的悲与喜 编辑部的所有人，甚至从新闻系来实习的女大学生，都管安娜·谢苗诺芙娜叫安涅奇卡。例外的是马卡尔采夫，现在还有他新的副手亚古博夫，他们不允许自己对她过于随便。可总的来说安涅奇卡更适合她：她是个没有年龄的女人（看样子肯定不会是四十三岁！），保养得很精心，穿戴不昂贵，但是有品位，化妆品用得恰到好处，与其说她有点胖，不如说有点结实，就像一只可口的小圆面包——真想尝一口，所以不熟悉的人以为，要得到小圆面包会很容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安涅奇卡善于捍卫她女性的尊严，看来，甚至是过分生硬，过头了，所以在生活中她不止一次地自己委屈自己，但是她不能换一种方式处事。 大家都觉得她是乐天派（“安涅奇卡，她会怎么样？没有任何操心事，没有任何伤心事！”），因此没有人知道，安涅奇卡有永远的荒唐而不可消除的女人不幸的情结。 当然，在工作上她很勤勉，否则她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马卡尔采夫器重她，她也珍惜自己很重要的位置，真诚地（而且是正确地）相信，在某些事情上她能够比主编本人做得更多。她好奇心的表现程度与他需要的正好相等，默默忍受了他容易动怒的性格，不忘记他交给的任何事情。不过，马卡尔采夫看错了：尽管安娜·谢苗诺芙娜一点举动也没有暴露出这一点来，但她对他的私生活有更大的好奇心。 安涅奇卡的父亲曾是“红色无产者”工厂的高级钳工。由于经常喝酒降级成了杂工，在拿着半公升容量的酒瓶从商店出来急着去找酒友时，死在了调度列车下。安涅奇卡的母亲在中学当清扫工，在那里他们有一间房子。母亲的钱够一个月的头四天半用，所以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安涅奇卡就去挣钱了。 从那时起，无论安涅奇卡出现在什么地方，害了她的都是朴实（可她认为，这是女人的自尊），直到现在都四十三岁了她也没有摆脱掉。在新的地方她很快开始了交往，对她来说是紧张而痛苦的，而且她相信，是真正的交往，直到死。她自己倒是没有爱上别人，她陷入了别人的钟情——至少她是这样让自己相信的。其实她永远爱一个人，以不同的面孔来找她的、她未来孩子的父亲。为了夜里梦见的孩子——一小团东西，她向死乞白赖的请求让步，只幻想一件事——尽快怀上孕，那时她就不需要男人陛下了，她会平静地分手并且甚至不会说她怀孕了。 但是由于真诚，安涅奇卡在新结识朋友时过早地开始说，她喜欢孩子，说她永远不会去堕胎——这是罪孽，要知道那已经是活的一小团东西。 “那你喜欢孩子吗，科斯佳（谢尔盖、阿迪克、别佳、叶戈鲁什卡——这是在夜校和三个学院；科里亚，也就是卡里木拉、菲奥德、伊格纳吉·赛瓦斯提扬诺维奇、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普里布拉同志、高级工程师爱德华·康斯坦丁诺维奇）？”她问走过并跨过她的十个男人中的每一个。 于是每一个开始都说，当然了，但是总之这个最好不要着急，干吗现在想这个，只顾恋爱吧。于是她爱别人，别人也爱她，但是很快冷淡来了，于是关系恶化了。当安涅奇卡开始大声地“思考”用什么姿势能更牢靠地怀上孕后，关系尤其恶化了。于是她为了安慰自己，开始希望，看来科斯佳（谢尔盖、阿迪克、别佳等）的经验少，但是和下一个的约会一定会成功的，当然，前提是约会是认真的。不是和随便什么人，不（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和这样一个——他将是合适的父亲，他的外貌、身体、头脑都要合格。不合格的人都碰了钉子。 洛科特科娃每次做的就是：在爱情失败后她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一定去另一个地方！这里所有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所以另一段爱情事先注定将是短暂的。因此一切又可能是落得没有结果。她来到另一个工作地点，照例还是当秘书——身材好，苗条，乳房向上翘着（胸罩只会让它变形）。她亲手给自己做衣服，并且为了穿着理想，不惜十次拆开修改。鞋子她尽管买的是穿过的，但一定是进口的，为它们付出四分之三的工资。而剩下的钱她用来保持体形。 于是在她短时间的选择后新的爱情来到了，一定会到来的。尽管战争夺走了安涅奇卡的一些同龄人，但是似乎没有波及到她的爱慕者。无论是年长些的，还是年轻些的，男人都向她表示亲热——要知道她是没有年龄的！一句话——小圆面包，猜错个十岁也不难。她爱着，躺在床上休息时会许愿并突然说出真相让人难堪。她有什么可隐瞒的——她又不要求出嫁。她只想要孩子，一个小肉团！ 不知为什么孩子总是要不成。在区门诊所洛科特科娃坐在排队的人中，吹洗她的输卵管时她忍受着剧痛。一连四年她凭着工会疗养证去基斯洛沃茨克做泥疗：两次是免费的，两次享受50%的优惠。所有人都反复地对她说输卵管阻塞。一个老头，私人行医的教授——别人通过硬后门给她挂上了他的号——收了二十五卢布后许诺，也许会成功的，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希望，要更加努力怀上孕。 她竭尽全力地努力了，但是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了。当安涅奇卡来到《劳动真理报》，填补了因耳聋而退休了的马卡尔采夫的女秘书的空缺后，她立刻对自己说道：“伊戈尔·伊万内奇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好。他就是最后一个！” 为此她马上努力成为了对他不可替代的人。没有她他不能迈出一步。要是她哪怕一次因为着凉生了病，她相信，报纸在那一天就不会出版了。洛科特科娃在工作中热情主动，不吝惜自己。他刚要把手指放到按钮上，她就已经打开门并做好一切准备地看着。她准确无误地猜到他什么时候饿了，或者是想喝水，或者是头痛，马上便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矿泉水或三盒止痛药，用自己微薄的钱买来一切。他没有领会——他没时间考虑小事。 他的妻子丝毫不让安涅奇卡感到难为情。相反，她高兴的是，他在她不在的时候也有人照顾，吃得饱饱的而且衬衣每天都换。当然，她会把衣领熨得更好并且不会忘记上衣的衣襟，还会把新的花边缝到裤子上（旧的有些磨破了，可以看得见左边裤腿上的线）。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给她接通丈夫前她小声说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午饭后感到肋刺痛，我给了他利胆剂以防万一。您晚上别给他吃太多油腻的东西！” 洛科特科娃把接力棒传给了马卡尔采夫的妻子，为的是早晨重新把他抓在握得紧紧的小手中。 “您是哪一年生的？请原谅我的冒昧。”当她决心把分房申请给他带来时，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问道（早就应该了，别人都拿来了，没有感到难为情）。 “我和您妻子几乎是同龄人，”她回答道，脸稍微有点红；为了让他注意到“几乎”这个词，她忍不住补充道，“她是3月份的，我是第二年12月份的……” 可事实上安涅奇卡相信，无论是内心，还是身体，她都要年轻得多，并且她的性格更和善，她也更体贴。 当马卡尔采夫坐得过久时，洛科特科娃会留下来到很晚，并且一得到暗示就会跑进办公室，紧紧地关上两扇门。她上班如同去看戏一样，穿着开得大大的袒胸露背的领口，而当时尚兴起后——便穿着最短的超短裙。如果他问起什么，她会走到桌前，似乎是无意地俯下身，把从他香烟上落下的烟灰从桌子上吹走。并且她的声音颤动得使声带收紧在了痉挛中，她感到，他把视线转了过来，瞥着她的脖子和下面的地方。她在等待，他的手就要碰到她的腰，那时她就会浑身发颤地说道： “啊，您干什么，伊戈尔·伊万内奇！我害怕……在这里……” 但是她听到： “请您跑一趟排字车间，让他们再压印一份条样出来！” 于是她跑去了排字车间，由于不解而惘然若失，并且由于没有哪怕一丝希望而痛苦不堪。 她想在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认识上接近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经马卡尔采夫的赞同洛科特科娃开始晚上到市政治教育之家去，并老实地坐在课堂上，此时其他人签到后都溜到商店去了。当她在政治学院熬完了两年后，他甚至都没有夸奖她。 这样的事在她的生活中是头一次，而且这是认真的，所以她深感悲伤。安涅奇卡甚至暗地里为自己的悲伤感到自豪。毕竟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更不要说去换了。她再也不能看任何人了。可是要知道她在变老，难道她白白在疗养院治疗了四次？要知道就连检验一下吹洗和泥疗是否有效也不能了！ 这样持续了七年，没有任何进展。前年一个来访者坚决地走进了会客室，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并想直接闯入主编的办公室。安涅奇卡一跃而起并毅然用身体挡住了门。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时间。您有什么问题，年轻人？” “不正派行为的问题。请让开！” “什么叫让开？这里我做主。在您不说为什么要见他之前我不能汇报，而我不能汇报前，他不会接待的……什么单位来的？” “我是文学家。”他喊道。“您明白这是什么吗？汇报给您的主编：我想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 “您告诉我，我转告他……” 他冲着她的脸大笑起来，唾沫星子乱飞。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安涅奇卡明白了，他喜欢上了她。 “好吧，”他平静了下来，“只是出于尊敬，您是……” “这与工作无关。”她垂下了眼睫毛。 “说不定……要是我结婚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娶的是您呀！” “您听着，”她说道，“看我们这里有多少年轻姑娘。她们都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 “我不喜欢年轻的，”他说道，“她们只是索取，但是作为交换却不能给予任何东西……” “那您想索取什么呢？” “灵魂。” “您是谁，魔鬼？” “你们的主编才是魔鬼！” “哎，不要说这话！” “确实，是魔鬼！你们征订了文章，开始是表扬，后来强迫三次修改。所有我想说的话你们都删去了，把我不想说的加了进去，可现在用‘明天’哄骗人：明天，明天……” “主编不知道。要是他知道的话，会采取措施的。” “您为什么为他辩护？”他那样地看着，安涅奇卡的脸都红了。“让人以为，有您一份！可他配不上您！” “那……谁配得上我呢？” “我！” 在那一天指路的线索断了。安娜·谢苗诺芙娜突然明白了，她和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一直有些不明不白的。可是要知道，说实在的，什么也没有！她的确配不上他。他不是搭关系的那类人。这再清楚不过了，她以前怎么就没明白呢？明白之后，她一整天和一整夜都在想：现在该怎么办呢？离开，就像她从前做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呀！况且离开这样一个有声誉的单位后，凭着没有完成的高等教育学历她能去哪儿呢？除非是到下面的单位。而且这样不好——要知道不久前编辑部给了她一间在焦普雷斯坦的房子，她和母亲从学校的小屋搬到了那里。当然，非常远，但要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给莫斯科市苏维埃打电话的话，这间房也不会给她的。他还会后悔的，这七年里没有从她这里得到快乐。会后悔的，可是已经晚了。于是她留下了。 第二天固执的年轻人（不走运的是，他原来比安涅奇卡小整整十六岁）打来电话提出要见面。由于她对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爱情昨天结束了，洛科特科娃同意了。他们去了烤羊肉馆。那里没有烤羊肉串，他们吃了烤羊肉饼，喝了一瓶加木扎葡萄酒。然后肖马18（不幸的巧合，他竟然叫谢苗，和安涅奇卡的父亲一样）建议到他的寒舍去喝杯茶。 她跟着他走上了基洛夫大街一栋旧楼房的第四层，走进了有一条摆满了柜子的走廊的几家合住的房子。他刚刚关上门，没有开灯就把安涅奇卡拉近自己并开始用疯狂的双手检查她有没有这样或那样东西。 “我一切都合乎要求，”她自豪地说道，不断推开他固执的双手，“可是不能这样！这样我就走。马上就来——这不好，因为不严肃。您会认为，恐怕我是个轻率的人。” “我绝对不会认为！”他说道，把自己的手从她的手中挣脱并重新开始自己的放肆无礼。“再说了，我昨天就明白了，这是认真的……” “那你喜欢孩子吗？”她低声问道，她已经在发抖并失去冷静的盘算，对诚实的答复不抱任何希望。 毕竟是七年的节制，而夜里梦见的是这样的狂欢场面，里面她是一个人，而在她周围是五个男人，并且都流露出意图，她也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白天回忆起来自己都害怕。 “怎么不说话？我在问，你喜欢孩子吗？” “喜欢。但是更喜欢的是狗……” “你等一等，别撕破上衣，我还是自己脱下来……” 安涅奇卡搬到他那里去住了，并且很快搞清楚了，治疗又没有效果。肖马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并对它十分依恋。小狗在能到的所有地方拉屎，还吃了安涅奇卡昂贵的长袜。她开始早一点回来并整个晚上收拾房间，因为肖马没有时间。他忙着照顾牧羊犬，而在休息时便在打字机上敲哪里也不采用的电影剧本。他穿着在寄售商店买的带金银边饰和金色纽扣的西式睡衣。他抽烟斗并一天煮十次咖啡，为了喝新鲜的他每天都去附近的茶店去买。并且他娶安涅奇卡，正如他向她解释的，是因为她符合巴尔扎克的标准。 洛科特科娃因为这种符合感到了幸福。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仍然保持工作关系，但是她做许多事情已经没了那份热情。现在她说服了自己，她一辈子就是想像所有人一样出嫁，而孩子——这没什么，是无意识的。她有可以关心的人，她有丈夫，而丈夫有狗。只有一样让她委屈：为什么谢苗不向她提出去登记呢？当然，她会说，不需要，都一样，只要有爱情就行了，但说到底为什么呢？可从另一方面说，这里也自有安慰。登记之后洛科特科娃将不得不马上开始支付6%的无子女税，凭她的工资这是十分愚蠢的。 8.夜间的阅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着实累了，尽管他习惯了从早到晚在人们中间，几乎同时作出几个决定，参观几个地方。他惘然若失地站在办公室中间，不知道该干什么。犹豫了一会儿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了钥匙，打开了保险柜，里面保存着机密文件。在保险柜小门的内侧贴着一张用红色字体印出来的带有“C”字样的纸——保密，工作机密：“机关决议的使用规定。得到机关记录摘抄的人不得向与执行该决议无直接关系的人介绍其内容。记录摘抄应保存在铁制柜子（保险柜）中。禁止将记录摘抄归入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公文处理，禁止复制（摘自苏共中央机密文件处理条例）。” 他把沉重的灰色文件夹放进了保险柜上面的架子上，放得远点。他的这层架子上放着供中央机关报主编阅读的塔斯社内参、А类和АБ类纪要。给编委会委员的白色塔斯社内参他只是浏览一下，他看的是纪要。他没有资格看红色的塔斯社内参，这并不让他感到委屈。这就是纪律。他只是想到，积累了许多看过的该上交了的文件。锁上保险柜后他给家里打了电话。 “加里克，要给你煎肉吗？”季娜伊达问道。 “煎吧。还是不要了，让它见鬼去！煮咖啡吧。” “过后你睡不着的……” “煮吧！然后你躺下睡觉，吉努莉亚19。我得在家工作一会儿。” “会凉的——你要喝凉的吗？” “喝凉的。” 扔下话筒后他再次打开了保险柜。既然文件夹在他这里，至少应该知道里面装的东西。也许，读过之后会更清楚，为什么它到了这里。马卡尔采夫从来不拿公文包，所以他把文件夹包在了旧一期的《消息报》中。穿上大衣后，他喊了一声廖沙。 “您不再来了？”安涅奇卡问道。 “不再来了。有事的话，让他们往家里打电话……” “帽子呢，伊戈尔·伊万内奇？您忘了帽子了……在下雪，是湿的……” 洛科特科娃消失在了办公室中，然后给他拿出来鹿羔皮帽子。在走廊里女通信员叫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从车间带来了刚刚压印出来的版面，以为主编会想哪怕是边走边再看一眼。 “交给亚古博夫吧。”他一反寻常地吩咐道。 在车里他机械地把纸包放在了后座上，但马上又把它拿在了手里。他不止一次地听说，如何彼此转交私自出版物并且这是如何危险。他总是嘲笑这种活动。廖沙瞟了一眼领导，没有做声。 季娜伊达没有迎接丈夫，就是说，她在睡觉。最近她经常早早地躺下：她说她感到累，但是她有什么特别可累的？鲍里斯也在家，这次音乐显得天籁般低微。他没走出来，马卡尔采夫也没有去看他：孩子平静下来了，谢天谢地。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厨房里把没洗的盘子推到一边，从灶台上拿起变冷了的咖啡壶并想给自己倒咖啡。壶嘴里冒出了少许咖啡渣。儿子赶在前面喝光了咖啡。马卡尔采夫骂了句娘，与其说是动真格的，不如说是顺口，他拿起纸包去了自己的书房。从小柜子里拿出了一瓶出口的库班牌伏特加酒，倒了一高脚杯。旁边是一小瓶药店里见不到的血管舒张药。这么说，季娜伊达特意去了一趟专门门诊部买的。他往伏特加里滴了二十滴血管舒张药，皱了下眉头，喝了下去，打开了小灯并在沙发上躺下。 他不想立刻开始看。出于职务关系，马卡尔采夫多年来逐行地过目东西。在给自己报纸的文章和给中央的材料中他事先知道会看到什么，因此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偏向”的内容上。 他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报纸当做与内容无关的对象加以喜爱。他相信，即便是其中必备的材料也比其他报纸更有吸引力，影响更强。马卡尔采夫有些鄙视那些慷慨签名赠书给他的著名苏联作家。他把图书分配处给他单独放起来的稀缺的外国小说带回来给妻子。严格地说，他向来不读书，但是履行义务。他可以用重量或长度米衡量所读的东西。就像一个戴着镣铐的奴隶，他必须把这些石头推走。每次他都克制自己，尽量匆匆地一扫而过，减轻负担，尽快看看结尾，只求确信正确然后签字。 这样的书他就更不喜欢看了。它们会使人脱离常轨。他发觉自己已经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哪怕自己和自己争论了。几十年来他坚信：一切进行得很好并且换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读到似乎有些事情不正确时他会生气。听到说一切都不正确时他简直怒不可遏。说到底，难道这不是自由的权利——拥有那些他早就有的信念？为了提神，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并一饮而尽，没有就着东西，只是皱了皱眉。他伸直身子趴下，把小灯转了过去，好不让灯光刺着眼睛，然后开始了阅读。 9.阿斯托尔夫·德·库斯汀男爵 1839年的俄国。私自出版，1969年。 （灰色文件夹手稿中引起伊·伊·马卡尔采夫特别注意的片段） 私自出版者的序言 我们建议渴望读懂本书的人回顾过去。读完德·库斯汀男爵的书后，尼古拉皇帝把它扔到了地板上并喊道： “是我的过失！我为什么和这个坏蛋谈话了？” 而事实上他和库斯汀谈话时，在极力地美化自己和俄罗斯。 这位到过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的法国旅行者的札记曾多次以欧洲所有语言出版。在我们的祖国它被立即禁止了，并且在随后的一百三十年里终未能完整出版，尽管曾两次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1910年出版了由В.涅恰耶夫所做的本书的简要复述，书名为《尼古拉的俄罗斯》，书中仔细地删去了批评内容并加上了对沙皇宫廷的阿谀奉承。1930年全苏政治苦役犯及移民流放犯（很快被重新监禁）协会出版社以同样的名字出版了本书，发行量为四千册，译者为Я.格森和Л.多姆戈尔，他们把作者称为阿道夫。遗憾的是，删除了“不总是与正题有关的历史插笔”和哲学思考，而在批评的地方在“俄罗斯”一词前把形容词“沙皇的”加入了正文。注解说服书刊检查机关，该书已经变成了十足的“历史文件”。这些辩解没有挽救出版社免于被取缔。这样，3处20把接力棒交给了国家联合政治管理局：无缘看到库斯汀男爵的作品，赫尔岑称之为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无疑是最出色和最聪慧的书。 考虑到条件和能力，我们对德·库斯汀男爵《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par LeMarquis de Custine）一书的翻译工作进行得缓慢，但是我们急于传播第一个草稿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比在我国被禁的М.德吉拉斯、R.康奎斯特、J.奥威尔、А.И.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更深刻，因为它审视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层次，我们最近半个世纪一直在呼吸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气息，它审视的是我国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库斯汀的部分思想成了应验的预言，另一部分证明，在我们的祖国，从约翰·巴克莱（1582—1621）时期起什么也没有得到改善，他曾写道：“这（莫斯科维亚人21）是天生当奴隶并残暴对待自由的任何表现的民族；如果受到压迫，他们温顺，并且不拒绝桎梏。” 然而我们不会强加自己的观点，以免与我们的某些同胞同流合污。我们让库斯汀本人发言。 这里马卡尔采夫打了个哈欠。他看得很肤浅，没有特别深入理解文本，从一段跳到另一段并习惯性地把抽出的句子分成“可以”和“不行”。他对“不行”有着特别的敏感。到序言结尾时马卡尔采夫皱起了眉头：这个小老头能说什么呢，他坐着马车走过的是早已不存在的俄罗斯！ “存在！”响起了声音。“遗憾的是，甚至变得更糟了。” “谁在这里？”马卡尔采夫问道，由于害怕，他的喉咙也憋得透不过气来。 他转过头去：面前站着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穿着奇怪。他身穿敞开的蓝色燕尾服以及裤脚到膝盖的裤子，浅蓝色细条纹的西装背心，黑色的长袜以及带扣子和靴刺的带后跟的靴子。脖子上浅蓝色的大蝴蝶结点缀着带有很多花边和钻石袖扣的雪白衬衣。侧面垂着一把佩剑。马卡尔采夫吸进了使人昏迷的浓烈香水的气味。 “请原谅我没有受邀请就闯进您这里来。”德·库斯汀男爵说道。“但是您作为一个聪明的男人并且在政府任职让我很感兴趣。因此我决定和您一起阅读我的书。” “可您是外国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愤慨道。“我明天就应该汇报，您到过我的住宅，否则的话……” “啊，您别担心，马卡尔采夫先生，”库斯汀安慰他说，“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痛苦的经验让我得到了教训，这次我是通过大气层中的臭氧空洞潜入了贵国。那里既没有边境密探，也没有海关骗子。如果您允许，我坐下来，您看吧。不要害怕，您看吧……我对您的反应感兴趣，仅此而已。”库斯汀在椅子中坐了下来，用双手做出类似于让马卡尔采夫平静下来的诱导动作，眯起了眼睑，似乎打起了盹。而马卡尔采夫听话地开始继续读手稿。 看到俄国宫廷显贵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某种极端的竭力奉承和顺从。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种奴隶。有这样的印象，在沙皇继承人的随从中主宰着谄媚逢迎的习气，奴隶式的思维，同时又不失老爷式的傲慢。这种妄自菲薄与傲慢的混合让我觉得过于没有吸引力，而且对我已经准备要访问的国家不利。 第二天我的马车和全部行李到了“尼古拉一世”号上，俄国的轮船，“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俄国达官贵人，系出留利克后代的公爵K直呼其名地找到了我，阐明了他对自己祖国的人们和制度的本质的看法。 笼罩在我们这里的无情统治产生时，全欧洲的其他地方已经消灭了农奴制。从蒙古入侵时期开始，曾是世界上最自由民族的斯拉夫人成了先是自己的征服者，而后是自己的大公的奴隶。农奴制如此损害人的言论，以至于后者变成了圈套。在俄国，政府靠谎言生存，因为无论是暴君，还是奴隶，都惧怕真理。我们的君主在某个时候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了暴政的力量。他们通过自身的奴隶地位很好地研究了统治的力量，为自己所受的屈辱发泄仇恨并报复无辜的人。当您到了这个亚洲民族中间时，要考虑每一个举动…… 宗教偏执是俄国政治的主要推动力。在欧洲，只有中世纪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俄国发生在当代。俄国全面落后了西方四百年。 外国人被滞留在甲板上一个多小时，没有帆布篷，正好位于太阳地儿。然后我们要出庭，法院在乘客休息室开庭。 “您到底希望在俄罗斯做什么？” “了解这个国家。” “但这不是旅行的理由！” “然而我没有其他理由。” “您在彼得堡打算和谁见面？” “和所有允许我和他们认识的人。” “您想在俄罗斯逗留多长时间？” “不知道。” “可是大概呢？” “几个月。” “也许，您负有什么外交任务？” “没有。” “也许，是秘密的？” “没有。” “有什么学术目的吗？” “没有。” “您是否受贵国政府派遣来研究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不是。” “您有没有什么贸易任务？” “没有。” “这么说，您旅行纯粹是出于求知欲？” “是的。” “可为什么您为此偏偏来到了俄罗斯？” “不知道……” “您有给什么人的推荐信吗？” 事先已经有人警告我最好不要过分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俄国警察局的密探有着特殊的嗅觉，并且他们根据每个旅客的不同身份严格地研究他们的护照。走在我前面的一个意大利商人被无情地搜查。他要打开自己的钱包，把他所有的衣服里里外外仔细翻了一边，连内衣都关照到了。他们开始在我的东西，特别是书中翻来翻去。我所有的书几乎都被拿走了。 俄国是一个讲究全无用处的手续的国度。 这时马卡尔采夫把视线从手稿上移开并叹了口气。 “嗯，怎么样？”德·库斯汀男爵马上问道。 他优雅地坐在椅子中，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观察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当然了，你们法国人很多事情不理解。”马卡尔采夫立刻开始向他解释。“我们俄罗斯人为什么应该适应你们的传统？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条件！不过还是不能排除，我们走极端，我们不善于尊敬地对待外国人。不过对我们你们接待得很好。” 库斯汀的黑色眼睛中闪过了类似赞许的神情，但他突然问道： “那对自己人呢？” “什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明白。 “我想说：不需要对自己人尊敬吗？” 马卡尔采夫不知怎样回答，他嘟哝了一句好像是“嗯，您要知道……”的话后继续看了下去。他没有发现，他对阅读的冷淡如何被好奇所取代，并且他在争辩时如何毫不困难地从19世纪跃到20世纪。不过，当然是男爵在帮助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知不觉地习惯了他的在场并且现在自愿地阅读，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他可以放在一边的——内容已经清楚了！——可他在看。心脏不痛，头也不痛，没有睡意。他饶有兴趣地读着，而他内心存在已久的怀疑态度只是强化了这种兴趣。 “且慢，”马卡尔采夫突然打断了自己，他踌躇起来，看了库斯汀一眼，“您没有蒙骗我吧？” “什么骗？”男爵问道。 “我是说：这只不过是骗局！谁会相信您，您是在一百年前写的这个？！” “是一百三十年。”库斯汀纠正道。 “就算是一百三十年，随您的便！可这是明显的反苏宣传！” “可是对不起，马卡尔采夫先生！我写下这个是在斯大林的一百年前！这可是历史事实……”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于是他默默地专心看起手稿来。 这里完全没有他习惯读到、说到、听到的东西。而那些有害的、被一劳永逸地谴责了的、妨碍我们前进的，那些他善于高明地回避并筛出的，不善于听到的东西，冒了出来。马卡尔采夫读得越来越愤慨，因此越来越积极。他倒回去读，急不可待地往前看。推理的逻辑联系他不感兴趣。他相信，他能够抽出主要的东西，比作者得以对它的阐述更快。 而库斯汀男爵本人此时安静地坐在椅子中，观察着自己的读者。 任何一个抵达俄国边境的外国人提前被看做是罪犯。在这里一定要经沙皇的允许或命令才可以移动，可以呼吸。一切都阴暗，压抑，并且死一般的沉默能杀死任何生命。似乎，死亡的阴影笼罩了地球的这一部分。 无论如何精心地遮掩，贫乏毕竟会产生令人沮丧的无聊。听命令是不能消遣的。现实生活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剧——剧场中是清一色的不会让任何人惧怕的轻松喜剧。无聊的娱乐是唯一的，非禁止的。在这里，“和平”、“幸福”这样的词像“天堂”这个词一样模糊。酣睡不醒的懒惰，令人忧虑的无所事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有人都尽量向外国人掩盖俄国生活的任何丑陋方面。没人真诚地满足他合法的好奇心，所有人都情愿准备用假材料欺骗他。所有居住在俄国的人似乎都发了誓，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某个部长倒台之日，他的朋友们一定要成为哑巴和瞎子。一个人一旦失宠，他立刻被当做是被埋葬了的人。 俄国人对一切都有名称，但是在现实中却什么也没有。俄国是一个讲究门面的国度。您读一读标签——他们有文明、社会、文学、剧院、艺术、科学，可实际上甚至没有医生：只要一生病，您就可以把自己当死人了！ 俄国宫廷像个剧院，其中演员只忙于总排练。没有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并且戏剧上演之日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剧院经理对自己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演员和经理徒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准备、修改并完善无尽的社会喜剧。在俄国，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使命直到竭尽全力。 “剧院经理是谁呢？”马卡尔采夫不由自主地出声问道。 “难道您没有明白？”库斯汀反问道并笑了起来。 “你们批评家们出主意容易。”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滑稽戏。”库斯汀忧郁地说道，他没有明白这个词。“而且总之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我只是作家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我所理解的真相，仅此而已。” 马卡尔采夫生气了并因此更加专注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本深奥的书，因为里面没有毫无价值的指责。这里受到责难的不是他个人，马卡尔采夫，一个代表，因此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负有责任。 “可其实我，要是您想知道的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总是尽量缓和，做得文明些，做到更公正些，更人道些，就是说做一个真正的成员。” “我看到了，先生。”库斯汀把眼睛稍微眯起来。“所以我才来找您。” “如果我有更大的权力，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 “可是我没有责备您。”库斯汀叹了口气。“您接着看吧……” 俄国没有出色的人，因为没有独立的性格，少数才能卓越的人物除外，他们的数量太少，不足以对周围人产生影响。一个最卑微的人，如果他能够博得国君的喜欢，明天就可以成为权势人物。超越盲目和奴仆性的服从的每个行为对君主来说都是不愉快的和可疑的。这些例外的事例令人想起某些人的追求，对权力的追求，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梦想权力的臣民已经是暴动者。 到俄国来吧，您可以亲眼见证欧洲的精神和知识与亚洲的天才可怕混合的结果。这种混合让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是，它能够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虚荣心和恐惧——这两种在其他国家经常危害人们的激情，迫使他们说过多的话，在这里产生的只是死一般的沉默。 一条宽广的大街逐渐变得越来越渺无人迹，不美观并且凄凉，它通到城市的最边缘并渐渐地消失在亚洲野蛮的波涛中，这波涛从四面八方淹没彼得堡并通过几条驿道分别向四面八方涌去，驿道的修筑在这个未开化的国家刚刚开始。城市周围是一团极其混乱的简陋小屋，一群用途不明的形状不规则的小房屋，无名的空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废料——本性无序而肮脏的居民一百年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令人厌恶的垃圾。 俄国人从外面引进了科学和艺术。他们不乏天生的智慧，但是他们的智慧是模仿性的。所有的东正教堂彼此相像。绘画一贯是拜占庭风格，即不自然，呆板，因此单调。我不喜欢俄国的艺术。大量平庸的油画尤其有损埃尔米塔日的收藏品。在为埃尔米塔日美术馆收集作品时，追求的是鼎鼎的大名，但是大师们的真迹不多，仿制品要多得多。 这个国家的氛围本身敌视艺术。一切在其他国家完全自然地产生并发展的东西，在这里只有在温室里才能成功。 我觉得，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的鄙视是俄国民族性格的主导特点。他们迅速而藐视的目光掠过人类天才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在世上高于一切，因为他们鄙视一切。他们的赞扬听起来像是侮辱。俄国人不但不努力理解，反而宁愿嘲笑。暴发户的嘲讽可以成为整个民族的必然归宿。鞑靼人影响比被推翻了的桎梏长久。难道你们赶走他们是为了模仿他们吗？如果你们辱骂一切你们不明白的东西的话，你们前进不了多少。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停了下来。他摘下了眼镜并用两个指头压了压眼睑，好让眼睛得到休息。似乎在椅子中打盹的库斯汀默默地看了看他。 马卡尔采夫没有冲着他但大声地说道：“这是现在还是在1839年写的，难道有什么区别吗？通过仔细观察这可以看出来！” “您这么认为？”男爵满意地说道。 “是的，见鬼！如果对您开诚布公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丑恶行为我们都有！这一切早就该改变了！我们害怕什么？为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想听？” “的确，为什么？”库斯汀问道，并哈哈大笑起来。 “我没看到任何好笑的事情。”马卡尔采夫冷淡地反应道并继续阅读。 人民在默默的酗酒中浇灭自己的忧愁，上等阶层则是在喧嚣的狂欢作乐中。这个民族缺少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灵品质——爱的能力。旅行者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区分两个彼此争斗的民族：其中的一个民族是实际上如此的俄罗斯，另一个是希望把她展示给欧洲的那个样子的俄罗斯。享有最佳声誉的是那些比其他旅行者更容易受欺骗的旅行者。无论什么地方我都能感觉到被掩饰的虚伪的残忍，它比鞑靼桎梏时期的还要糟糕：当代的俄国远比希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更接近于这种桎梏。到处都说着18世纪启蒙哲学的语言，而我到处看到最不可思议的压迫。他们对我说道：“当然，我们希望不依靠专横，那样我们会更富裕和强大。但是，很遗憾，我们是在和亚洲民族打交道。”而同时说话人在想：“当然，要是可以避免必须谈论的自由主义和慈善事业就好了，我们会更幸福和强大，但是，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和欧洲打交道。” 这里一切都归结为一种唯一的情感——恐惧。 这个称为民族的人群是什么呢？不要徒然地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奴隶。在俄国，一个人既不懂得文化生活的高尚享受，也不懂得野蛮人完全而粗犷的自由，也不懂得蛮夷的独立和不负责任。自从我生活在俄国起就没有离开我的沉重情感加剧的原因是，一切都告诉我这个被压迫民族有着天生的禀赋。如果它是自由的话，它该会有多大的作为！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狂怒。 如果浏览一下清一色的标题——会觉得一切好极了。但是要当心看章节名称下面的内容。请翻开一本书，您会信服，里面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章都已标出，但是还需要写完它们。有多少森林是找不到一捆干树枝的沼泽地。在边远地区有多少找不出一个士兵来的团！有多少城市和道路存在于设计图中！而且整个民族实质上不是别的，正是一张在被外交假象欺骗了的欧洲贴满了的海报。 政治迷信是这个社会的本质。从政治角度看完全不负责任的君主为一切负责。此前我认为，真理就像空气，像太阳，人需要它。在俄国的旅行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在这里，撒谎意味着保护，说真话意味着动摇基础。 “您要当心，别说漏了嘴！”——这是俄国人或者适应了新环境的外国人挂在嘴边的叮嘱。 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哑巴民族。俄国人一辈子遭到殴打的次数不比鞠躬少。作为专门教养人民的方法，两者在这里得到同等的使用。他们害怕得把恐惧掩盖在压迫者喜爱而对被压迫者方便的平静的面具下。当周围都在微笑时，君主喜欢。由于悬在所有人头上的恐怖，奴隶式的服从成为不可动摇的行为准则。受害者与刽子手同样地坚信盲目服从的必要性。 “太夸大其词了！”俄国人会激动地大喊。“借小事如此地夸夸其谈！” 我知道你们把什么叫做小事，我责备你们的就是这个！你们对这种惨祸的习以为常说明你们对它冷漠的态度，但绝不说明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你们对当着你们的面用来捆绑人的绳索的关注不比对你们的狗的脖套的关注更多。抑制你们的热望，只要你们放弃在你们国家随处主宰、歪曲一切、毒化一切的谎言，你们为人类的幸福做得就足够多了。 光天化日之下，在众多过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不经审理判决毒打一个人——这好像很自然。在文明国家，整个团体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代理人专横的欺压；在这里，官员的专横要防备的是被欺侮者正义的抗议。 一个没有公正裁判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律师的。构成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从何而来呢？没有这个阶层，人民会变成被经过良好训练的警犬看管着的乌合之众。 无论这个半野蛮部落有多么自命不凡，俄国人的习性仍然十分残忍并且长时期内仍将是残忍的。因此在欧洲式优雅的表面风度之下，这些文明暴发户中的大多数保留了熊皮——他们在里面给它套上了毛。但是只要稍微挠一挠他们，您就会看到，兽毛会暴露出来并直立起来。俄国人与其说是想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不如说是他们努力要显得是这样的人。在根本上他们仍然是蛮夷。不幸的是，这些蛮夷熟悉火器。这是个组建成团和营的民族，是个军事制度，它运用于整个社会，甚至运用于与军事毫无共同之处的各等级。 从这种社会组织中发源出如此狂热的妒忌，如此紧张的功名心，以至于俄罗斯民族现在除了征服世界外一无所能。我的思想不断地返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不能用任何其他目的来解释一个国家以及社会的个别成员所贡献的无法计量的祭品。显然，民族为了胜利牺牲了自由。 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世界霸权的梦想是否注定只是一个梦想，它还能长期地充实半野蛮民族的想象力，还是有朝一日它能够得到实现？我只说一点：自从我在俄罗斯起，我认为欧洲的未来是一团漆黑。 人们向我保证，俄国的命运是征服东方并随后解体成几部分。俄国人没有科学精神。他们没有创造力，智力方面天生是懒惰和流于表面的。如果他们着手什么事情，那只是出于恐惧。一个不能教会他准备征服的那些民族任何东西的民族是短暂的最强者。一个生来没有领略到自由的国家，一个所有严重政治危机都是由外国影响引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前途。 我站在巨人的附近，而且我不相信，天意创造了他只是为了战胜亚洲的野蛮。我觉着，他注定要用来自东方的新的入侵来惩罚堕落的欧洲文明。永远的亚洲桎梏威胁着我们，它对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漫无节制和恶习注定使我们遭此惩罚的话。 这个可爱国家的特点是，在没有政府人员直接帮助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没有不便，甚至是没有危险地在国内旅行的。您会决定宁愿不看很多地方，也不无休止地请准许可——这是制度的第一个好处。您会始终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您能够保持的只是与各种领导的正式接触，并且提供给您的只有一种自由——在合法当局面前表达自己赞叹的自由。这样一来，礼貌变成了监视您的方式。这里所有人从事窥探是出于对艺术的喜爱，更多的时候不指望酬金。 我做笔记并精心地把它们藏起来。或许，林子中有埋伏在等着我：会向我扑来，夺走我一刻也不离身的公文包，并像对一条狗一样杀死我。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在俄国看呢，我决不打算在这里过冬。我收集起我写下的所有札记，把整个包严严地封住并交给可靠的人（这样的人不那么容易找得到）保存。如果您听不到我的消息了，您该知道，我是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彼得堡的滨河街属于欧洲最漂亮的建筑物。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这一工程中。不要紧！但是我们会拥有欧洲首都以及伟大民族的荣誉。在为修建这一建筑物付出的灭绝人性的残忍感到悲伤的同时，我还是对它的美丽感到赞叹。 “总算有了！”马卡尔采夫感叹地说道。 “究竟是什么？”库斯汀男爵打听道。 “您总算找到夸奖的东西了！要知道我生在彼得堡并且爱这座城市。” “我很愉快能让您高兴，”男爵冷笑道，“但恐怕这不会长久。我可以补充：很遗憾。” 在俄国存在的只有距离。在每一个区间我的车夫们经过小教堂时都要在胸前画二十来次十字。这些有经验的，敬神的滑头一贯会偷走我们点东西。每次我们都找不出少了的东西：要么是个皮口袋，要么是皮带，要么是箱子的套子，要么还有蜡烛、钉子或者螺丝钉。一句话，车夫永远不会空着手回家。 政治信仰在这里要比宗教信仰更稳固和强烈。当禁言封条从人们的嘴上被扯下来的那一天到来时，惊讶的世界会觉得，第二次巴比伦式的混乱到来了。俄国总有一天会由于宗教分歧发生社会革命，并且这个革命的更加可怕之处是，它是为了宗教而发生的。双方所表现出的凶残告诉我们，结局将是什么样的。也许，它不会很快到来：受这些方法统治的人民的激情在爆发前会汹涌。危险每时在靠近，但是危机姗姗来迟，灾难显得没有尽头。 不幸的国家，在这里，每个外国人都让被压迫的人群觉得是救星，因为对于失去了真理、公开性和自由的人民来说，他是所有这些享受的化身。这个可怕的社会充满反差：许多人之间谈话的自由程度就像他们生活在法国一样。暗藏的自由宽慰着他们公开的奴隶地位，这是他们祖国的耻辱和不幸。 为看克里姆林宫值得去莫斯科一游！它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界限。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统治时期，亚洲最后一次扑向了欧洲；离开时，其脚掌踢到了地面，由此就出现了克里姆林宫。住在克里姆林宫意味着不是居住，而是防御。伊凡雷帝是暴君的典范。克里姆林宫对暴君是宫廷的典范。它简直就是幽灵的住所。对死者的崇拜是民间消遣的借口。出自奴役地位的荣誉，这就是这一撒旦式建筑纪念物所表达的寓意。 在莫斯科有两座城市比邻共存：刽子手的城市与前者的牺牲品的城市。由于没有更好的城市，莫斯科变成了一个商业和工业城市。它以其工厂的增加而自豪。 可以说，这里的社会始于舞弊行为。为了控制人们，一次采取欺骗之后，很难在光滑的途中停下来。新的运动就是新的谎言。国家机器也继续运转。 在这里，一切事情中都是完全的形式划一占优势，它把与秩序思想不可分割的墨守成规冻结起来，因此您开始痛恨实际上应得到的喜欢的东西。俄国，这个孩提民族，她不是别的，而是一所巨大的中学。里面一切进行得像在军事学校一样，仅有的区别是，学生直到死也不会毕业。 我认为，总的来说俄国人不喜欢宽宏大量。他们工作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剥夺他们诸如个人利益、对惩罚的恐惧以及虚荣这样的动机，您就使他们失去行动的任何能力。在艺术王国他们同样是在宫殿服务的奴隶。 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您。他们所有人都轻率，只顾眼前并且今天忘记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并死去，不注意人类存在的重要方面。 统治方式的统一以及教育的统一的影响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国显示出如此的力量。这里所有人都穿制服。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只有血统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在俄国，把堕落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只有用独裁统治的极端性可以解释笼罩在这里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没有合法自由的地方，永远有违法现象的自由。排斥法制的同时，您引起违法行为，而拒绝公正的同时，您在为犯罪打开大门。发生的是与海关同样的事情，后者只是协助输入有害的著作，因为没人愿意为无害的书籍而冒险。在其他国家，甚至强盗也信守诺言，他们也有自己的荣誉准则。恶占上风的时候恰恰是它暗藏的时候，而被揭露的恶已经被消灭了一半。 受人奴役的平等在这里是规则，不平等是例外，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例外成为规则。在帝国居民被分成的阶层之间笼罩着仇恨，所以我徒劳地寻找对他们大谈特谈的被吹捧的平等。 为了正确地估计俄国政治形势中的困难，应该记住，人民的报复将更加可怕，因为他们无知并且特别有耐性。无所顾忌且不知廉耻的政府更多的是其外表可怕，而不是实际上坚固。在人民中是令人忧郁的不安感，而在军队里是不可思议的暴行，在政府中是恐怖，它甚至蔓延到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恐怖手段的人身上，在教会是卑躬屈膝与沙文主义，在贵族中是虚伪和伪善，在下等阶层中是无知与极端的贫困。并且西伯利亚是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准备的。 这个刚刚从亚洲深处走出来的巨人，竟凭着如此衰弱的身体力图把其全部重量压在欧洲政治的平衡上并控制西方国家的会议，无视欧洲外交最近三十年来的成就。我们的外交是真诚的，但是这里只看重其他国家的诚意。 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离奇，全俄专制君主常常指出，他绝对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无限的权威，并且带着他自己害怕对自己承认的惊讶看到，他的权力是有限度的。给他放置这个限度的是官僚，这是一股处处显得可怕的力量，因为它的滥用权力叫做对秩序的爱戴，但在俄国尤其可怕。 俄国人的样子是如此的忧愁和沮丧，以至于他们无论对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死，大概都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人的生命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生存的周围有如此的限制，以至于每个人，我觉着，都怀着内心的梦想离开，离开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这个梦想注定不能实现。不发给贵族们护照，农民没有钱，于是所有人留在原地，他们怀着耐心和绝望的勇气坐在自己的角落里。 这里问题不涉及政治自由，而是涉及个人的独立，涉及迁移的可能性，甚至涉及自发地表达自然的人类情感。安静，要么是鞭子——这是每个人非此即彼的抉择。 这算什么国家！农村里灰色的，仿佛扎入土里的破旧小房子，还有每隔三十至四十英里便出现的死气沉沉的、好像被居民遗弃的城市，同样被按在地上，同样是灰色凄凉的，这里的大街像兵营，建成它们只是为了演习。您看，第一百次了，这就是俄国，它真实的样子。 您感到诧异，冬天和死亡不停地飘荡在这个国家的上空。北方的太阳和气候赋予周围的一切坟墓般的色调。几个月过后旅行者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他是否真的被活活埋葬了，他似乎觉得如此；于是他想撕碎裹着他的白布，头也不回地逃离这成片的，看不到尽头的墓地。 “这是什么队伍？”我问信使。 “哥萨克，”他答道，“押解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 人们戴着镣铐。我们乘车靠被流放的人群以及押送他们的人员越近，信使对我的观察就越留心。他一再地让我相信，这些流放犯是普通的刑事犯，并且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政治犯。 一切都被奉为未来的祭物。在这座坟墓般的堡垒中，死人好像比活人更自由。在沉默的拱门下呼吸困难。所有东西上都有一层沮丧和某种对明天没有信心的痕迹。宽容既得不到社会舆论，也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它是一个人赐予的恩惠，这个人明天可能剥夺他今天给予的东西。 如果罪犯不够，会制造他们出来。专横的牺牲品没有坟墓。苦役犯的孩子本人就是苦役犯。整个俄国就是那座监狱并且更加可怕，因为它巨大，要达到并越过它的边界太难了。 “国家罪犯……”如果这些受难人现在从地底下出来的话，他们会像复仇的幽灵那样站起来并让暴君本人目瞪口呆，而统治的大厦会被动摇根基。一切都可以用漂亮的词藻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辩解。但是，无论说什么，一个需要靠这种手段维持的制度是一个十足的不道德的制度。任何一个不竭尽全力抗议这个使此类事实成为可能的制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参与者和同谋者。 如果成功地利用俄国人们的力量组织起真正的反抗的话，屠杀会像军队的体罚一样有规律。村庄会变成兵营，并且有组织的杀人会全副武装地走出农舍，排成整齐满员的队列开始进攻；一句话，俄国人会从斯摩棱斯克到伊尔库茨克进行屠杀。 “哎，老兄，”马卡尔采夫微微一笑，“可这里您简直是幼稚！” “我很想知道，在什么方面？”男爵问道。 “您不明白我们意识的坚固和不可动摇性。尽管二十大的震动是强烈的，但这是上面的力量，而不是从集中营出来被恢复名誉的人们的力量！所有这一切从一边建议容易，说毫无价值的嘲弄话容易。您自己试试领导我们巨大的国家！” “绝对不行！”库斯汀害怕了。“我只是推测会是这样的，可现在我说：我看到的东西让我感到精神压抑。您接着看吧，先生！” 俄国当代的政治形势可以用几句话定义：这是一个政府说话随心所欲的国家，因为只有政府有说话的权利。例如，政府说，“这是给你们的法律——服从吧”，但是有关方面的默契使它的一些条款变得毫无意义，这些条款一旦运用会是天大的不公。这样一来，臣民的灵活机智纠正着政府不能容忍的残忍错误。 通常的俄国式狡诈：法律颁布了，于是服从它……在空文上。有这点政府就够了。根据这欺诈的典型您可以判断，这里对诚实的评价如何之低，并且如何不能相信关于义务和爱国情感的过分华丽的词藻。要在俄国生活，隐藏自己的思想是不够的，需要善于假装。首先，有好处，其次是必须。 在俄国，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不比对誓言神圣性的尊重更多。这里，一块石头的真实性与口头或书面诺言的可信性同样不可能确定。在伪造时代运转的本领方面，俄国人没有对手。就像没有过去的暴发户一样，他们用虚幻的装饰代替本质上能唤起长久存在思想的东西。检阅、列队行进和演习的癖好在俄国是一种通病。 国家的安定总体上没有遭到破坏，没有严重的动荡，并且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有。我已经说过，国家的辽阔以及政府掌握了的隐瞒的政策有利于平静。此外再加上军队的盲目服从：士兵的“可靠”主要基于农民大众的绝对无知上。然而，这种无知同样是许多侵蚀帝国的祸根的原因。您可以想象，为有罪的人准备下了什么样的惩治！然而，不可能把整个俄国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如果可以把人们整村地流放，那么不能把整个整个的省放逐。 俄国人满足于装着乐观报告的鼓鼓的文件夹，并很少担心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财富逐渐变得贫乏。他们的森林无边无际地……在各部的司局中。难道这不够吗？可以预见，有朝一日他们将不得不用办公室里积累下来的一堆堆文件生炉子。这个财富，谢天谢地，日复一日地在增加。看到森林以何等的速度在消失，你迫不得已地问自己一个令人惊慌的问题：后代们将靠什么取暖？ 当公开性的太阳最终升起在俄国上空时，它会照射出如此多的不公正行为，如此多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全世界都会为之颤抖。然而，它不会强烈地颤抖，因为地球上真相的必然归宿就是这样。当人民需要知道真相时，他们不知道它，而当真相终于传到他们那里时，已经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因为被推翻制度的专横唤起的是对自己冷漠的态度。我与巨大数量的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们受到如此不堪忍受的压迫并与其余的世界隔离，这个念头让我日夜不得安宁。 我永远不会忘记渡过涅曼河时我体验到的感情。我可以随便说什么，随便写什么！ “我自由了！”我自言自语的感叹道。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从俄国脱身后体验到这种感情，我有很多前辈。试问，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喜悦？我钦佩俄国政府对人们社会意识的支配，尽管我并不明白，这种支配的基础是什么。但事实就是事实：俄国政府强迫沉默的不仅是自己的臣民——这丝毫不令人惊讶，还有免受其严酷纪律影响的外国人。 需要生活在这片没有安宁的沙漠中，在这个叫做俄罗斯的不得休息的监狱中，才能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全部自由，无论那里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如果您的子女想要抱怨法国，我请您，利用我的处方，请对他们说：你们去俄国吧！这样的旅行对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是有益的。每一个切身了解了俄国的人将会高兴生活在随便什么国家。知道下面一点是永远有益的，世上存在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幸福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本性来说人没有自由是不可能幸福的。 “喂，现在您怎么想？”库斯汀男爵狡猾地眯起眼问道。“您是否觉得……” “您喝伏特加吗？”马卡尔采夫打断了他。 “不喝！”客人害怕了。“我更喜欢勃艮第红酒。但是我，很遗憾，总之该，就像你们常说的，悄悄溜掉。我明白了您对我书的看法。要是不喜欢，您就不会看到早晨了。” 此时马卡尔采夫哼哧着从沙发中站了起来，朝冰箱走去，并拿出了一瓶酒，给自己倒了放在桌子上的茶杯的三分之一。他因为气味皱了下眉头，然后一口气喝干了。当他放下茶杯并决心回答库斯汀的问题时，发现椅子是空的。男爵就像现身时一样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大概是经过臭氧空洞。 10.临近早晨的时候 “这样……”马卡尔采夫嘟哝了一句。 他似乎想了起来，他是谁，并且应该看什么。作为候补委员，他开始以国家的立场思考起来。作者的弱点在于他无党派的非阶级立场。放弃我们自己在1917年接受了的东西吗？不明智。没有原则。他再没有感到任何犹豫不决。他对读到的思想没有剩下任何的好感了。他似乎是避开了一分钟前还对之有好感的作者。主编在他身上又觉醒了。他又按原则思考了，这是应该的。 在把文件夹的带子系上时，他充满了自觉的愤怒。这个人怎么可以诋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批评。整个这部手稿与我们格格不入。它妨碍前进。根据法律这应该……对了，按法律应该怎样呢？ 他从架子上拿了一本小册子并找到了第七十条：“为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鼓动或宣传……为同样目的而传播诋毁苏维埃国家及社会制度的诽谤，以及为同样目的而传播或制作或保存同样内容的书籍处以……七年以下徒刑以及五年以下流放……” 突然他注意到了“保存”这个词。我的情况也是保存？但是要知道我是为了事业才保留手稿的！不，这不应该涉及到我！因新发现而紧张起来的马卡尔采夫看了下表：快早晨四点了。 他拿起手稿走出去到了厨房。为了不拿盘子，他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报纸。他发现，铺开的是《劳动真理报》，于是换上了一张《工业报》。他切下了一片黑面包，打开了冰箱并看到了一个盛着醋渍西红柿的罐子。他把罐子倾斜下去，但洒到地板上一点盐汁，拨出一个西红柿来。他把西红柿吞了下去，酸得他紧皱眉头，然后摇摇晃晃地向卧室走去。他把文件夹堆到了床头小柜里，却把眼镜放在了文件夹下，为的是早晨找眼镜时也别忘了文件夹。季娜伊达感到他在旁边后，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靠近脖子的地方。他用长出了胡楂子的下巴蹭了蹭她的手，碰了下她的乳房。季娜伊达把他的手拿开并转过了身去。 “睡吧，加里克，你现在什么也别想……” 他长出了口气，没有坚持，躺了一会儿，看着天花板，努力驱散各种念头。没有睡意。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摸索着打开了小柜子，拿出了一片总能帮助他入睡的进口安眠药。药有点苦，他用舌头把它滚来滚去，直到它溶解开。很快他睡着了，并且睡了四个多小时。早晨，他披上长袍，没有系上扣，在房间里走起来。电台播送的是中央机关报摘要。提到了《劳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鲍里斯已经不在了，吉娜在厨房里忙碌。 “你有什么事了……” 她说这话的口气不是提问，是肯定。她未必能出主意，可是听过后，就会觉得轻松些。但是马卡尔采夫早就不习惯告诉她自己的麻烦事了。他只告诉好事，认为因此他在她眼里的威信会提高。他明白，这是愚蠢的，但是他这样习惯了。 “忙得不可开交。”他说道。“从来都这样，忙得不可开交……” 他站到了莲蓬头下，冲热淋浴，他尽可能冲得时间长些，好让头不再痛了。妻子给他提示了他不想说出来的事情：要知道确实发生了。嘿，我的这些员工！好在忘在了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现在我就把一切撕成小碎片并倒到垃圾道里去，就像没有过一样。 现在，他光着身子站在喷头下，水从他身上流下，绕过他稍微凹陷的胸脯和圆圆的肚子，这时，马卡尔采夫理解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为什么偶然地被忘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不是，而是我马虎大意，到头发白了还保持着幼稚。当然了，是怀着完全不容置疑的阴谋偷偷塞进来的！我是知道的，没有外人时各部门都在闲扯什么。所有人都在刀尖上走。洗印室复制了索尔仁尼琴的肖像，我发了火，要了底片并当着他们的面烧掉了！甚至在碰头会上他们都会说上一两句。当我好心时，我是自由派，可稍微有点不合意，马上就是斯大林分子了。正是开导我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考虑时机。可要知道这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毫无缘由地对我做出卑鄙行为。说到底，我不只是主编，而且是其中很多人的老同事。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对一些不该置之不顾的事情装做看不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等等！可有谁会为了开导我这个人物而这样冒险呢？要知道手稿也可能到不了我这里。而败坏名声——愿意干这事的人有。 思绪围绕着这个方案转了起来。放东西的是受托办这事的人。委托这事的是专门从事这种事的人。难道一切恢复了原状——重新监视忠诚的干部？或者只是小小的考察——警惕性、干练、原则性——仅此而已。可如果是这样，销毁文件夹不合适，不会相信我烧掉了。相反，他们会认为，我藏了起来或者给了什么人看，就是说传播。要知道自己没有报告！ 然而如果机关打算考察，他们必须协商此事。不过，怎么就不会不协商呢？有人直接下了指示。如果是这样，他，马卡尔采夫，能够应付。他们玩起了让他们吃亏的游戏。乳臭未干的孩子们！他会在比他们想的更高的层次上教训他们。他会告诉瘦削的同志本人的！让他好好地惩罚那些搞得过火了的人。他办的是在世界一百零二个国家有读者的报纸。他们搞错了动手的对象！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穿衣服的时候，他已经坚决地拿定了主意，到编辑部后，首先要立即通过直线专用电话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副主席打电话。 马卡尔采夫振作起来，惊慌失措过去了。系领带时他已经在吹口哨了。 11.向谁征询意见 编辑部的早晨是以和亚古博夫的争吵开始的。安娜·谢苗诺芙娜通风后关上小窗刚一走出去，马卡尔采夫就把灰色文件夹藏进了保险柜。他决定，现在定下谈话的口气并通过政府专线电话给他决定打电话的地方打过去。但这时女秘书给他接通了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的电话。 “伊戈尔·伊万内奇，我已经吩咐下去买十份报纸了，可是不见文章……” “天晓得怎么回事！你等等……” 草草浏览了一下自己的报纸后，马卡尔采夫通过通话器与亚古博夫接通了。他现在会让他搞清，谁是报纸的主编。 “我昨天安排到报纸上的卡瓦列洛夫的文章哪儿去了？” “对不起，伊戈尔·伊万内奇。我不知道这是您安排的，所以就吩咐撤了下来。我觉得，当时有更重要的材料……是您本人需要发它吗？” “什么叫‘本人’？”副手的洞察力让马卡尔采夫感到讨厌了。“显然，我安排它见报的原因是有的。而且我们说好吧，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主编的决定是所有两百四十三名员工必须执行的，其中也包括您……” “当然了！只是我当时认为，我在报社也有表决权……” “您是有。但是既然中央还没有取消一长制，劳驾吩咐下去，今天就把卡瓦列洛夫的文章安排到新一期上去！” “一定执行！对了，今天您本人值班。” 马卡尔采夫关闭了通话器并对卡瓦列洛夫说道： “抱歉，是误解……” “我可听到亚古博夫的声音了！” “小小的擅自做主。” “是吗？我在想，不是他自己……” “没事！你明天早晨看报！” 放下话筒后，主编生气地皱了皱眉头。他忧郁地想，编辑部里累赘的比例年年增加。应该辞退两百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负责收党费，出墙报以及审看新影片，但是不为版面直接做任何事情，倒是该给那些辛苦地承担全部工作的人增加工资。 你看亚古博夫，很遗憾，也是个无用的负担，而且还有性格！他上面是谁？但是不管他是谁的人，捣鬼我是不会允许的。现在我不会把事闹大。但是慢慢地我会让他知道自量，他还不会说个不字！糟糕的是，一天开头就脱离了正轨，一开始就扫兴，原因是被刺伤了的自尊心。马卡尔采夫压抑住了心中的怒火：因为下属的错误而不愉快是愚蠢的。况且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已经亲自纠正了它。他摁下了按钮。 “安娜·谢苗诺芙娜，车在哪里？” “廖沙还没有从克格勃回来。” 洛科特科娃桌子的玻璃板下放着一张正方形的纸，上面写着：“А.С.科吉茨基同志收，库兹涅茨克桥，24号，克格勃。”每天早晨她都从一沓报纸中拿出一份新一期的《劳动真理报》，塞进信封，在上面写下这个地址，并且等廖沙送来马卡尔采夫后，把信封发走。当然，像任何其他机关一样，这个机关本可以订阅《劳动真理报》的，那样邮差早晨就会把报纸送到。但这是习惯了的事。要不要让廖沙送去灰色文件夹？但是他马上改变了注意。因为已经决定打电话了。 他把手放在了政府通讯线路电话的话筒上，但是文具上一沓洗好的照片引开了他的注意力。卡卡巴泽早晨给安涅奇卡送来的，她把照片放在了显眼的地方。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用手掌把照片归拢到桌子的中间，并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洗了二十张供选择的相片。打开桌子中间的抽屉，他把照片扫了进去免得碍事。顾不上它们了。 这样，谈话的过程如下：尽管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但是我不能对这个对我来说次要的问题置之不理。一份有一定内容的手稿被暗中放进了我的办公室。如果您愿意，请责成查清楚。说到底，就是为此才付给你们的棒小伙们工资的。不，我不会扔掉它。我有更重要的国家事务。 旁边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红色的有代号的电话簿。马卡尔采夫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四位数的号码并摘下了政府通讯线路的电话话筒。但是又把它放回了支架上。打过电话后他们会立刻赶来。那还用说：来电话的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会讨厌地和他谈话，会硬充侦探，会打断工作半天。然后他们会开始追查来源。为此出现在编辑部的将有财务稽查员、处理劳动者来信的监督委员会、钳工和地板打蜡工。会开始排查他本人录用进入编制的所有人。会请求临时利用他们的人员担任记者。电话会被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入监听。而编辑部里胡说八道什么的都会有！而且如果在员工的桌子里什么也找不到（可要知道会找到的！），他们反正会努力证明他们没有白干，会向上面报告，不断提到他的名字。得啦，给他们打电话——免了吧！说自己报纸的坏话，无论其中发生了什么，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别的不敢说，他的正派是无可指责的！ 那么，不打电话……哦，可要是手稿是作为诱饵特意放进来的并且他们自己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的呢？要是他们对他员工的了解比他更多该怎么办呢？区分局的别斯帕克巴耶夫明天会顺便来见他：“对了，您没找到一个灰色的文件夹吗？根据我们的消息，当时一个有反苏维埃倾向的读者企图闯进来见您……”或者他干脆会打电话，询问一下…… 一切都太愚蠢了！他用拳头打了一下里面放着文件夹的保险柜的小门。打击的声音低沉。保险柜没有摇晃，没有震得响起来，没有任何反应。可是要知道他们的确可能打电话来！回答什么呢？当然，语气应该是平静的，有自信——这是首要的。 电话响了起来。真是这样。 “加里克！……对不起，我早起就打断你……” 这是妻子的声音。她要求派辆车。如果现在他不需要，让廖沙送她一趟去探望生了病的女友。 “行，当然了，”他松了一口气，“我派车去……” 他叫来了女秘书。 “安娜·谢苗诺芙娜，您让廖沙到我家里去。不要再给我接通任何人，中央除外，不要放任何人进来见我，我自己叫来的人除外。我要准备全会。” “新一期报纸的问题呢？” “我晚上一起解决。” 他看着她的眼睛。不会是委托她放的吧？太简单了。也许，是让廖沙？这个合适，但是职位也太低。晚上许可坐在我办公室里的是清样通读人，坐在通话器前。但是是在我完全离开之前偷偷放进来的，就是说，是给我的！因此，也许他们已经发现我把它拿回家了？糟糕透了！脑子想的都是什么荒唐事！ 剩下马卡尔采夫了一个人，他揉搓着脸颊紧张地思考着：向谁征询意见？ 亚古博夫是没有经过共同工作考验的人，而在今天的事之后，是个讨厌的人。他说不定会努力利用这个消息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是现在，那就是以后，因此他不行。波利修克？他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可凭着共青团员的激情他能出什么主意呢？这里应该找到简单的一着。简单的，但准确的，就像球落进球袋一样。否则就是不信任。而有什么比不信任更可怕的呢！ 但是完全不一定非要在编辑部征询意见。思想开始沿着更宽的螺旋线旋转起来。他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福米切夫。他听完后，抽支烟，也许会说出正事。但是福米切夫不在。就是说总之他存在，但是首先要克服疏远的情绪，可这需要时间。还有谁呢？ 不久前中学同学们找到了马卡尔采夫，于是他拿出当年的劲头去列宁格勒参加了在莫斯科宾馆组织的聚会。一个班的三分之一多聚集到了一起，其他人消失在了监狱和战争中。他们大喝了一通，开始在已过中年的同学面前炫耀，说谁都干成了什么。他们成了活动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有的是上校，有的是厂长，许多人有汽车。一个人甚至当上了阴间的领导，他安排了列宁格勒负责人员的葬礼。但是，当然没有人比马卡尔采夫跳得更高。因此他说话比所有人都谦虚。走遍了所有大陆，见识了异国风情。这不大家都劝说他写本小书，可是没时间。同学们羡慕起来。他们不知道，皇冠有多沉重。那时吃完了晚饭，于是有人轻轻地唱了起来： 朋友们不断地离去，离去，离去 一些人不知去了何处，另一些人出人头地。 于是大家微笑着不时看看他。可找到唱这歌的地方了。他们能怎么样？可是马卡尔采夫掌握着意识形态。同班同学中只有瓦洛加·别兹鲁科夫一事无成，他穿着件旧上衣，一言不发地坐着。可是要知道他们在一张课桌后坐了六年！别兹鲁科夫曾显示出非凡的博学，和马卡尔采夫同时在大学上学，因修正主义两次坐过牢，被判处过枪决，从劳改营出来后在工厂当过车工，现在过着叔本华式的生活：内在的幸福，外在的幸福是对浅薄虚荣心的迎合。马卡尔采夫曾邀请别兹鲁科夫到莫斯科去，答应帮忙。对方断然拒绝了……过叔本华式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喝醉了的同学们说好了要定期聚会，但随后就忘记了此事。他们能有什么建议？ 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有大量的同志。他和所有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为他们做过事，他们也为他做过事。但是在关系中永远遵循伦理准则：职务更低的人首先打电话。职务更高的人回答说“我考虑一下”，职务更低的人回答“保证完成”。只要你还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转而谈个人问题是不得体的。你决定了要征询意见，说明你的情况不妙。 他毫无缘由地遗憾起来，他没有一位女友，一个聪明的女人，真正的、温顺的、忠实的、可以同情自己的女人。季娜伊达觉得他的焦急不值一提，她是个理性的人。他没有秘密情人。当愿望沸腾并刺激行动时，他没有时间或者害怕声张出去。可现在有点晚了。思想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但是没有白白旋转一圈。现在他得出了结论：最好的办法是小心地摸清编辑部里都知道些什么。他看了看保险柜，似乎想确信，文件夹在可靠的地方。安娜·谢苗诺芙娜那里的蜂鸣器响了起来，她很快站起来并走进了主编办公室。 “卡申在班上吗？叫他来见我！” 12.卡申·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 特别人事登记表资料 《劳动真理报》编辑部主任，主编助理。 1932年12月11日生于莫斯科。 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工人。 1952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4465742。以前不是党员。党内处分：警告并记入登记卡（1964年）。警告撤销（1966年）。 专门中等教育学历：1962年毕业于克格勃专门学校。 实际上不掌握外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已忘记）。 出国情况：1962年至1963年在古巴岛（业务出差）。 家庭状况：两次结婚，两次离婚，没有子女。 非义务兵役人员（临时）。1964年经医务委员会鉴定病退。 身份证号：ⅢЕИNo.392068。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39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4年11月18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111250，莫斯科，红色学员胡同，16号，21号房间。电话：267-02-44。 补充资料：身高171厘米，眼睛绿色，头发颜色淡黄色，有白发。 社会工作：墙报《劳动真理报工作者》编委会成员；全苏集邮者协会理事会成员。 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的抛物线 卡申总是用左手打招呼，编辑部的所有人对此都习惯了，也不觉得受辱。他对迎面走来的人亲切地微笑，乐于满足请求，说着不拘礼节的俏皮玩笑，轻松得来得及办所有事情。 最初大家以为，他的右手不正常（他的右腿可是有点瘸）。然而，原来右手中攥着一串钥匙。每分钟都需要钥匙，电传室的、仓库的、保险柜的。哪把钥匙会用得着，不知道，但肯定是急需，所以没时间放到兜里。幸运的是，瓦连京是左撇子，所以用左手在文件上签字。他说，假造更难。为了用右手打招呼，他只为马卡尔采夫和亚古博夫把钥匙改放到左手，就这也不是为了阿谀奉承，而是出于对领导的尊敬。 按定员编制表，马卡尔采夫应有五位助理：第一、第三和第四助理是副责任秘书，他们轮流值班监督报纸的出版，第五助理是编辑部主任，而事实上是总务主任，最后还有卡申，第二助理——人事部部长。但是传统上第二助理同时履行第五助理的职责并称为编辑部主任，尽管他首先当然是人事干部。而根据区财政局的许可，第五助手的工资分别发给编委会委员在别列杰尔基诺的一日度假冬季别墅经理（50%）和两位老布尔什维克（各25%），他们似乎是属于位于莫斯科郊区“曙光”农场编制内的无偿工作人员，因此报纸可以不让员工为了田间劳动而中断工作，但总是为其他单位做出榜样。这是马卡尔采夫的花招，对此进行监督的也是卡申。 他熟悉编辑部里的每个角落，甚至是女厕所，出于职责感那里他也必须定期去看看：不是为了检查镜子挂得是否正确，就是为了抽水马桶的（直义上的）漏水维修立字据。 如果编辑部主任没有坐在自己小小的办公室（桌子、保险柜、柜子以及刚好够一位来访者待的地方）里处理文件，没有稍稍瘸着右腿在编辑部里跑来跑去，不时把钥匙弄得丁当响，也没有和廖沙开着编辑部的伏尔加轿车按非现金结算方式去购买《劳动真理报》环克里姆林宫自行车锦标赛获胜者奖杯，那就是说，他坐在打字室并已经多少次地向富于同情心的女打字员们诉说家庭生活的挫折。结束倾诉的总是一句话： “这之后没法相信女人了！” 女打字员们同意，但是她们表示，在个别情况下也不能相信男人。但是在他这种情况下，当然都是娘儿们的不是。把这样的人抛弃了：他既不喝酒，而且过日子精打细算。和女人他一直不走运，而在其他方面他不抱怨自己的生活，甚至有幽默感地对待它，尽管他没有人可以分享这种幽默。 中学时他最喜欢在院子里玩冰球。七年级毕业后父亲把瓦连京带到了自己的工厂。工厂是军事性质的，通过审查后瓦连京成了一个无线电安装工的学徒。他拆开美国的无线电收音机，把零件焊开并按性能分类，以便用在苏联的产品中。他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已经是八级安装工时入了党。人们建议要他当工长，但是他拒绝了：挣的钱会更少，可麻烦事得忙到夜里，还要为被偷走的零件负责。 突然他被叫到了特别处。那里坐着两个中年的陌生人。他们和他谈了谈生活上的打算，然后彼此对视了一眼，建议他到特别学校学习并随后到国外工作。 “我们需要懂得规矩的成熟的人。您对无线电技术也熟悉。您的鉴定书很好。妻子不会反对吧？” “正如常言所说，党命令了，共青团回答‘是’。” “您还是商量一下吧……” 他当时第一次娶的是设计局的洗印员卓娅，但是他们过得不和睦。卓娅三天两头无缘无故地生气。所以到特别学校这件事甚至让瓦连京感到高兴：不得不分别了。他和父亲商量时，父亲说道： “他们工资给得高，分房也优先，这是主要的。他们不会第二次提出来的，可在工厂你要是像我一样就完了。” 学校为苏联驻国外的合法机构培养技术工作干部。伙食很好，在会话中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训练，密码业务掌握得很轻松。几乎学习到了最后，他突然荒唐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在漆黑的环境中根据声音进行射击的训练期间，一颗子弹碰到钢板上反弹后击中了他的膝盖，击碎了膝盖骨。他住了院，做了两次手术；尽管成了瘸子，却没有从服役登记中撤销。根据法律，所有残疾人，包括胳膊或腿的数量少于标准的，应定期接受区兵役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的重新鉴定，为的是检查，他们是否长出了新的肢体。 瓦连京当时应被除名，并凭刑事责任具结不泄露他所学到的知识。搭救他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后者这时正好决定，他的临时革命政府将叫做常设的。由于我国军事专家在古巴数量的增加以及计划修建瞄准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急需干部赴苏联使馆负责特种通讯。国家安全少尉卡申作为例外被派往哈瓦那去干坐着做的工作。 他幸福的时光不长。很少放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城里去看看漂亮的古巴女人，只能集体去并且在配枪的克格勃分子的保卫下。钱给得很少。工作也几乎没有。译电员们坐在没有窗户的潮湿闷热的房间里。为了使特种通讯保持时刻准备状态，译电员们进行训练，他们把肖洛霍夫和其他苏联优秀作家的作品片断译成密码。而中心的译电组副组长维诺格拉多夫中校在莫斯科把译出的密码与原文核对，一个错误也不能原谅。 一次，在因为小小的错误（是肖洛霍夫不好，他极力用过于艺术化的语言表达）受到斥责后，卡申一气之下在密码文件登记簿的旁边甚至用很小的字体写道：“维诺格拉多夫是‘卡杜姆’。”一天后瓦连京忘了这件事，但是维诺格拉多夫中校不久后飞到了古巴进行巡视检查。倒着念了一遍后，不靠译电员他也能够分析清楚“卡杜姆”22这个词的含义。 卡申少尉被送中校的航班带到了莫斯科。维诺格拉多夫提出了让瓦·阿·卡申离开情报机关并开除出党的问题。受害的还有卡申的莫斯科搭档译电员武杰林，在对质中查明，卡申发给了他对中校未加密的评语，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情报机关可能截获这份评语。卡申和武杰林被剥夺了军衔、在国外工作的资格。考虑到两人诚心实意的悔过，在党的方面仅限于严重警告并调到7局（第7行动总局）10处外部监视部门。 然而卡申在这个部门没有干完一天。当他的新上司看到，瓦连京是如何走到桌前的，他毫不掩饰怒火地说道： “我这儿就差瘸腿的跟踪人了。” 机关里没有比跟踪人员更低的职务，于是他被派到《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做文职的人事工作。他惋惜的是让他离开了机关：那里一年工龄算两年，但工作不劳累。聊以安慰的只是他已经得到了一居室的住宅，而微薄的工资补贴定期地继续发放。情况改变后，他就会回到那里。 当卡申还在特别学校时，卓娅就离开了他，嫁给了一个工程师。因此，卡申从古巴回到莫斯科后娶了自己的邻居。丽吉雅比他大很多，所以起初对一切都满意，但是后来开始抱怨，她既看不到他有挣高工资的可能（有的只是把钱花在邮票和鱼缸上），也看不到他在口头交谈中暗示给她的那些快乐。别不是他在古巴把力气用完了吧？都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那里允许自由做爱。如果说在那里把做爱得来的钱上交国家的话，那至少把快感留给了自己。这些观点与瓦连京的信念背道而驰。不管白给还是不白给，但是丽吉雅开始毫无顾忌地对他不忠，于是他宁愿选择分手，因为他们对幸福的看法不同，更不消说床笫生活了。 瓦连京从古巴带回来一小套漂亮邮票的收藏品，于是又开始过单身生活了，他以双倍的精力开始集邮。在集邮者协会，人们尊重他是报刊工作者，因此把他选入了理事会。此外，他还从古巴带回来一个装着条纹热带鱼的鱼缸。他喂鱼，让它们养成习惯，在鱼缸底部搭石洞。当在杂志上读到看鱼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他在单位添置了养鱼缸。他爱好讲鱼的性情、习性和繁殖，让大家看鱼是如何养成了赶着去吃鱼食的习惯的。瓦连京从小袋里撒金鱼虫时，甚至短暂地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好腾出第二只手来。 报社里爱说闲话的人说，对编辑部主任来说，鱼比人更重要。要知道鱼是动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关爱并保护，而人只不过是干部。但这话说得不对。卡申对编辑部员工不比对鱼差。 13.各司其职 “您找我，伊戈尔·伊万内奇？” 卡申把微笑的善良的圆脸伸到了微微敞开的门里。 “坐下吧，瓦利亚23。” 主编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趁卡申坐下时，马卡尔采夫仔细地看着他，似乎是第一次认识一样，他在考虑，怎么进行谈话最好。瓦连京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裤子和从古巴带回来的而且已经有点穿坏了的美国方格夹克。他身上永远是同一件带红色领扣的芬兰尼龙衬衣，但是很干净。他每天晚上洗它并在浴室挂在衣架上晾干。打着死结的领带在后面的衣领下扣在小钩上。领结稍微偏到了一边，于是瓦连京坐下后把它正了正，注意地等待主编会问什么。他的脸朴实而坦诚，让人愿意完全地直言不讳。这样的人简直不会耍花招，即便是他想这么做。 “打字室的情况怎么样？”马卡尔采夫问道，他没想出好办法来。 “您指的是关于字体的命令？”卡申把头发捋平，清了清嗓子，准备汇报。“真是麻烦事！等我检查完所有文件后，出了一身汗。全部完成了。不然我不等就送走了，但是需要您的签字……就在这里……” 瓦连京打开了活页文件夹，把一沓纸放在了主编面前。 “怎么这么多？” “每台打字机单独一份。我想是为了做鉴定。好有个制度……” “留下吧，我晚点签字……是这样……”他审视地看着瓦连京。“你没忘了我们的协议吧？” 马卡尔采夫相信，卡申在编辑部收集信息，他早就请他不太紧地监视员工们的行为：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表现如何，谁过多地喝酒。要知道我们引人注目，是机关报，所以我们内部要一切有秩序。这是任务，但是只有你和我知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原则上坚决否定这种方法，但这是外交手腕。除了主编希望之外，编辑部主任反正有义务做这件事。何况马卡尔采夫至少可以把握动态，以便有什么意外时及时介入，防止过火。不能直接要求卡申把在那边报告的内容向他主编通报。但是请人事干部熟悉员工的个人情况，即协助加强劳动纪律，这只不过是一个好领导的职责。要知道，卡申原则上也希望与主编保持相互理解。 “您指的是氛围方面的？”他更确切地问道。“这么说，是这样。在工作时间有个别的喝酒现象发生。我找来过，警告过。没有您的同意我没采取措施。确实，他们不声不响地喝，而借口总是找得到：不是生日，就是别的什么事。当然，尤其是各车间的年轻人——排字工人，排版工人。但这些人有自己的领导，每次出事我都事先通知他们。可在编辑部也有……现在说说不道德行为，怎么说好呢……献殷勤，当然了！可就是议论！” “议论？” “总是存在，伊戈尔·伊万内奇。现在好像安静些了。或者都已经说出来了……说实话，我掌握的消息是，流传着一些与索尔仁尼琴有关的材料。《癌病房》，好像是，还说出一些小的短篇。还有诉讼程序的速记记录……这种东西在搜查时没收到很多。但我们这里我没看到……都在讲笑话，但是关于女人的更多，您对这不感兴趣……” “不，这从何谈起？” “要不我就讲了，可是我没有讲笑话的天赋。但是正好有一个关于领袖的新政治笑话……一个老朋友到共产主义教育部找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长着这么一头浓密的长发，他姓萨加伊达克，他给全部的人讲了个故事。他说，美国人准备在什么日子前把自己的‘阿波罗’号发射到月球上……” “什么日子呢？” “在领袖在母体中成胎一百周年前。” “难道是九个月吗？” “是的！我亲自核实过日历了！” “是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我和你在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水平上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你怎么看？” 回答没有随之而来，但无论如何这是正确的一步：让编辑部主任不仅成为行政机关的代理人，还要成为堵疏漏的共同参与者，让他感到不仅为听笑话，还要为讲笑话负责任。马卡尔采夫似乎在这个责任上让卡申与自己平等了。 “这么说，编辑部里没人看用打字机打出的书籍？”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没人。不然我一定会知道的！这是现在最……我想说，对机关来说。” “瓦利亚，你明白这点很好。已经答应我报刊节授奖了，所以需要提前决定，把奖给谁。候选人是要不折不扣的。你准备好名单。” “保证完成，伊戈尔·伊万内奇。” “至于你本人的奖项，就不用担心了。” “哪里的话，伊戈尔·伊万内奇！” “我把你和负责人员一起列入名单。对了，”马卡尔采夫换了话题并再次巧妙地带着第二个用意说，“我的新副手业务胜任得怎么样？他和员工们找到共同语言了吗？如果需要，应该帮助，提醒。我们报社有自己的传统，让他习惯一下，免得出乱子……” 重要的是让一些事情经过卡申传到亚古博夫那里，似乎是绕过主编。 “亚古博夫是我们的人，”瓦连京安慰马卡尔采夫道，“他处事可靠。他在熟悉情况。看了半天的个人档案。他说，应该知道和谁在打交道……” 如今大家都说“我们的人”，并且都注入自己的含义。 “这是正确的。”马卡尔采夫大声说道。“应该了解每个人的职责和能力。我没问题了！” 瓦连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点了点头，不出声地出去了，尽量不拖着那条腿走。马卡尔采夫等着门关上后，从保险柜里取出了灰色的文件夹并翻开了手稿前几页中的一页，他决定把卡申收集的编辑部打字机字体与德·库斯汀男爵的文本进行核对。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自己想出了办法：找出每一台打字机的毛病——残缺的或者是蹦跳起来的字母，并把这个字母照着同一份手稿校对。卡申仔细填写的表格提示了最好用哪些字母校对。 主编逐页查看了所有纸页，在上面的小框子里要求敲出固定的字母组合，但是他没有挑出适合的字体。这么说，手稿不是在他的打字室重打的。这已经让他轻松些了。把文件夹藏进保险柜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标有“企业（机关）领导人签字”的地方签署了这些纸张并叫来了安娜·谢苗诺芙娜，让她把它们拿给卡申。马卡尔采夫明白了，他不该放下心来。既然卡申不知道手稿的事（他未必会隐瞒），那么投放手稿的可能不是克格勃莫斯科总局，而是中心总局，这要糟糕得多。编辑部里肯定还有几个独立向机构提供情报并执行自己任务的人，但是无论马卡尔采夫如何试图查清究竟是谁，他都不能够确切知道。 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带有亮闪闪钟摆的大落地钟敲响了正午。再过一会儿，这个鬼文件夹放在他这里的时间就有一昼夜了，可他到底没有想出来采取什么措施。而那边会认为，他把它给别人看了，或者是害怕了，要么是慌了手脚。如果他们问起来，需要哪怕准备好一个拿得出来的回答。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该信任谁呢？并且要立即做这件事，趁着还不晚。主编拿定了主意，切实可行的建议他只能从一个人那里得到，并且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己的编辑部里，从拉伯波尔特那里。 要不要亲自去部里找他？把他叫到走廊里谈一谈。但是这样的接触会引起不良的注意。这里最好的是一般的业务谈话。随后马卡尔采夫已经多次想到，他的办公室会不会在被窃听。然而，未必会这么随随便便地窃听忠于党的自己人的。暂时这不可能重演的。主编犹豫了一阵，是通过安娜·谢苗诺芙娜找来拉伯波尔特还是通过通话器接通，之后他拿起了外线电话的听筒。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带着没能掩饰住的尴尬（不高明，当然了！）说道，“你能不能上来到我这里？” 14.拉伯波尔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24 不同时期填写的履历表资料 职务：《劳动真理报》劳动者共产主义教育部代理编辑。 文学笔名：Я.塔甫洛夫。 1917年1月13日（公历26日）生于柏季切夫市。 民族：印杰伊犹太人。 社会出身：职员。 党籍：1958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61537813。 以前是否为苏共党员：1934—1938年及1944—1951年曾为苏共党员。未曾加入其他党。执行党的路线中没有动摇过。 1917年前未曾遭受迫害。未曾在白色政府军队服役。 1917年后曾于1938—1941年及1944—1951年遭受迫害。已完全恢复名誉。 卫国战争期间曾被俘或被扣押。 未出过国。在国外没有亲戚。外语知识：德语（有阅读以及表达能力）。 政府奖励：“对德国胜利”奖章，“对日本胜利”奖章。 义务兵役人员，尉官，少尉。适合非战斗部门勤务。在第一次动员的第二天应到纳罗-福明斯克区兵役委员会报到，如该委员会撤销，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市中学报到（雅·马·拉伯波尔特军人证粘贴页）。军人证号码：No.ТК1683774。 党务及社会工作：《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党委会委员，编辑部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群众文化部）。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拉比诺维奇·阿霞·伊萨阿科芙娜。儿子康斯坦丁，1947年生。 身份证号：ⅢНМNo.844283。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104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56年6月18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第3公园大街，59号，3号楼，94号房间。电话：269-13-44。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无止境的坠落 您也许不会相信，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对足足上百张，或许更多的他曾不得不填写的履历表中的问题的所有回答都记得滚瓜烂熟。这非常重要，为的是避免在某项中偶然写错。不知为什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总是把“写错”这个词的重音放在开头，尽管他的意思仅仅是词的“流淌”25。他坚决认为，每个苏联人在去世后也要记住这些回答，因为不清楚没有履历表是否会接收俄罗斯人，更不要说犹太人了，不接收就要下地狱，至于上天堂，那这完全可以肯定——不会的。 他不得不好好记住自己在履历表中的记录的原因还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能够对任何一个问题，甚至是完全简单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在每个“否”里面毕竟有一点儿“是”，而在每个“是”中有一定比例的“否”。他认为最真实的是在前一份履历表中写的东西，而其他的他只能猜测，某些单位比他本人更了解或更不了解其他事情。他只能有把握地说出自己现在的笔名，尽管这里当然也各有百分之一的“是”与“否”。 他的妈妈萨拉·拉伯波尔特出生在乌克兰，出生在真正的犹太人居住区。她向儿子讲述，年轻时，当警察局开始监视她——一个流放后非法居住在彼得堡的女布尔什维克后，她离开那里去了柏林，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共产党员。也许，他也是犹太人，但也许不是。萨拉·拉伯波尔特回忆道，1917年1月13日，在柏林的犹太教堂，在她父母（萨拉的父亲有一所钟表作坊）的坚持下，拉比是如何给她的男孩行割礼并在书中用扬克尔的名字在这天记录下他的出生的。 “就是从那时起，拉比开了个头，”拉伯波尔特抱怨说，“谁愿意都可以给我行割礼。” 1933年在莫斯科领身份证时，他登记的名字是雅科夫。萨拉管自己的前夫叫马克，同志们叫他梅耶尔。从来没有用过他的真名。在犹太教堂是用父亲的姓扬克尔登记的，但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家里没有提起过父亲；他留在了德国，而萨拉在革命后回到了俄罗斯，她害怕儿子无意中说出去！她推测，既然他父亲不写信，就说明他在地下。因此她给儿子写上了自己的姓。 一次一个外国人来找他们。母亲这时在人民委员会当打字员。那人俄语讲得还行，转达了问候和包裹。他说服母亲离开此地去找父亲，原来父亲早就移居到了美国，并且在那里有自己的一摊子小生意。 “或许他忘了他是共产党员！”变得很激动的萨拉向客人喊道。“不过请转告他，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也无需改变，”美国人说服她道，“您在我们美国将仍是共产党员。你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我们那里很少。再说了……他毕竟是您孩子的父亲……他爱您！” “如果他爱，那就让他到这里来建设共产主义！” 雅科夫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为了避免误解就没有打听过他，在履历表中写的也是在国外没有亲戚。在领身份证时，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为了代替柏林，他说出了另一个好城市的名字——柏季切夫，因为它也是“柏”打头的。并且，正如他后来自己所确信的，他做得非常有远见。从文件中他能向民警局出示什么呢？只有萨拉的旧护照，她革命前凭着它往返于国内外。并且当你出示什么证件后，立刻就乱了。护照上记录的是：“伊乌杰伊人26的宗教信仰。” “你母亲到底是什么人呀？”民警局长问道。 “犹太人。” “请问，这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 “伊乌杰伊人就是犹太人。” “你没撒谎？”局长怀疑地看着。 “凭共青团员的信誉说话！” “难道说‘伊乌杰伊人’比‘犹太人’更坏？” “总的来说不，不更坏。” “那为了准确我们就写‘伊乌杰伊人’。” 女身份证登记员用漂亮的字体抄写这个词时，把“伊乌杰伊人”写成了“印杰伊人”。而当他表示了惊讶后，她安慰说： “难道不都一样吗，孩子？我们这里所有民族都平等。” 这样一来，您可以想象，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拉伯波尔特既不是雅科夫，也不是马尔科维奇，也不是拉伯波尔特。他出生的日期不确定并且出生地绝对不是柏季切夫。他没有加入现有的任何一个民族，因此他只有成为苏联一个新民族的始祖和代表——印杰伊人。 当1935年斯大林同志研究基洛夫同志被杀后提交给他的机关有责任及责任不很大的人员名单时，他把一些人打上勾儿，在萨拉·拉伯波尔特的旁边用蓝铅笔画了个点，踌躇起来，甚至还吸了几口烟斗。他很熟悉萨拉。革命前他们经常见面。他把她当成了格鲁吉亚人并且略微向她献过殷勤。那时她几乎是个小姑娘，像葡萄藤一样纤细，留着黑色的辫子，而分娩后她在1919年回到俄罗斯时变得更漂亮了，除了稍稍有点发胖之外。斯大林在中央遇见了她，同志式地把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并建议到他的工农监察委员会工作。 “好干部很难遇得到。”他说道。 萨拉·拉伯波尔特成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拉姆·阿瓦涅索夫的打字员，他与捷尔任斯基在业务上有密切的接触。然而斯大林不喜欢自己的副手，因为他总是有反对意见，他怎么也不能不提出这些意见。传说，这里还掺杂了格鲁吉亚人向来不喜欢亚美尼亚人的因素，但这不是实情。把萨拉安插在阿瓦涅索夫身边后，斯大林开始邀请她到自己在巴尔维哈的别墅去，与她在林中散步。有一次在小道上，当斯大林似乎是偶然地把手放在了萨拉的腰部以下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迎面碰见了他们。他停了下来，并以他特有的直率和顽皮用一个手指威吓道： “我认为，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与阿瓦涅索夫的女秘书之间有小资产阶级关系，啊？应该让工农监察委员会反对他们！” 明白就这么着是不会得手之后，斯大林向她求了婚，答应一旦她同意，他就和妻子离婚。但是萨拉不知为什么拒绝了他。斯大林再也没有邀请过她去郊游。 “这应该考虑一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后来寻思。“要知道斯大林本来可能收我做儿子的！我也会叫他‘爸爸同志’了。” 用蓝铅笔画了个点后，斯大林首先回忆起，萨拉年轻时皮肤很美。但随后想起的是让他遭受的委屈。他还想起了此时已经死了的阿瓦涅索夫。阿瓦涅索夫是个非常自私的人。当1918年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马里科夫来找他并问如何处理打伤列宁的芬妮·卡普兰时，阿瓦涅索夫自己下令枪毙她，甚至都没有交换意见。他准是想得到列宁的赏识，而对他，斯大林，不予理睬。顺便说一句，卡普兰是犹太人。而且似乎萨拉说过，革命前和她认识。斯大林同志又考虑了一小会儿，在名单中拉伯波尔特姓的旁边打上了勾儿并斜着附上：“是否与谋杀列宁未遂案有牵连？” 雅沙的妈妈被捕了。她从卢比扬卡监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慨的信：“科巴！我要求你立即把我释放。要知道这是卑鄙的——向一个女人报私仇！”因为“卑鄙”和“我要求”这些话拉伯波尔特被枪决了。 这时雅沙·拉伯波尔特在自顾自地学习当雕刻家。他梦想成为一名雕刻雕塑家。他的毕业作品叫做“列宁与斯大林在戈尔基村”。斯大林来了，他们坐在长凳上，于是列宁充满激情地讲述未来，而斯大林充满灵感地发展列宁的原理。这里存在一个微小的历史牵强之处：在拉伯波尔特为永恒而定格的时期，列宁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从某种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正确的。 在学院雅科夫得以隐瞒他的母亲被关起来的情况，一切也都顺利地结束了。遗憾的只是，他，革命者和革命女性的儿子，不能写这个，最初因为是外国父亲的儿子，然后因为是被镇压母亲的儿子，而后来是为了免于被指责他以前隐瞒了真相。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领会得不比别人差，履历表就是告发自己，因此他不急于写入细节。但是他不再着急时，已经是在吃了亏之后。 他从学院被派遣去为苏维埃宫的屋顶雕刻一尊一百米高的列宁雕像。宫殿建在莫斯科河的岸边，在被炸毁的耶稣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工农出身的雕刻家们开始和印杰伊人拉伯波尔特开起小玩笑来，结果，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身上的民族感在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澎湃起来。于是他向民警局递交了改变自己民族的申请，要求在身份证里写上“犹太人”，但是如果这不行，那么他同意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只要这样的民族存在。 “什么叫改成任何其他的？”民警分局局长问道。“实际上你是什么人？” “犹太人，犹太佬……” “真的是犹太人？” “您倒是仔细看看我。” 答应了他调查清楚并给了张新表格填写。夜里来人抓他了。在审讯中他得知，他为印杰伊共和国从事间谍活动，甚至都没有打他。让他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休息了两天，然后给他吃了鲱鱼。又过了两天，在思念水时他想了起来，他的确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印杰伊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站长。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害怕的只是，会强迫他在地图上指出印杰伊来。但是没有迫使他这么做。 “你不是情报站长，”侦查员纠正他道，“而是被情报站长们策反了，明白了？” 毕竟这要好些。正如侦讯中所调查清楚的，来自工作室的其他雕塑家特意雕了一个沉重的雕像。宫殿建在沼泽地上，因此列宁雕像会倒塌在对面的政府大楼上。所以雅科夫·拉伯波尔特总算幸免了。他被特别会议不经公审判决，他得到了因背叛祖国应得的十年，这个刑期因反对苏联各民族友谊的言论（他叫自己是犹太佬）而加倍，于是他从卢比扬卡监狱被送到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转押站，从那里被送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第二契卡解送犯集中营。 在集中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立刻而且是长久地给吓唬住了。第一天，在他排队领定量的口粮时，有人把个重东西压在他身上。拉伯波尔特没有站稳摔倒了，而后面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倒在他身上的是一个在严寒中冻硬了的人，两个刑事犯从后面扶着他，但是没有扶住。拉伯波尔特站了起来并把死人一直搀扶到了分发的小窗口，干轻活的犯人没看清就从窗口里发给了死人一份口粮，口粮被刑事犯们麻利地接住了。 死人领了两天的份粮，而夜里刑事犯们把他藏起来。拉伯波尔特开始觉得死囚犯的面孔熟悉。他毫不怀疑，这是个犹太人。猜测在第三天得到了证实，这天警卫发现了尸体并根据牌号查出了姓氏。这是囚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传说，是刑事犯在上级的好意下杀死他的。对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与这个曼德尔施塔姆没有立即合成一个整体。拉伯波尔特只是有点遗憾，他们相识得有点晚了。 关于他和曼德尔施塔姆一起坐过监狱，是雅科夫·拉伯波尔特自己讲述的，但是，也许没有这回事，或者不完全是这样，或者是另一个曼德尔施塔姆，和俄罗斯伟大诗人同姓。因为天才的演员拉伯波尔特总是在自己本人的生活中演戏并且演得有点过头。 当然，他想活着留下来，因此根据现实的可能性在集中营寻求最佳的途径。他办墙报《支持突击劳动》，为墙报写短文，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内容是讲劳动是如何打击囚犯的。此外，他用黏土塑成了集中营营长的半身塑像，但是黏土干裂了，于是“营长”身上爆出了裂纹。 一次犯人们在澡堂洗澡。拉伯波尔特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全身是肥皂沫。这时放妇女进入了澡堂。拯救了拉伯波尔特的只是一个情形，他慌了手脚。他下意识地轻轻划动双手，好像在洗澡的样子，整个人坐在肥皂沫中，这时人们从门外喊道，战争开始了。要不是肥皂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可能就会“妻妾成群”了。并且可能英勇地牺牲在里面，如果饥渴的妇女们发现他的话。 当时利用集中营的盗窃犯补足惩戒营的编制到前线去。作为政治犯，拉伯波尔特没能赢得这种信任，但是年轻的盗窃犯没有补充够定额。并且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司令部的个人代表知道，挂满了燃烧瓶的惩戒营士兵将被投入到德国人的坦克底下，他更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奔跑的能力。把政治犯们排成了横队并下达了命令：“跑步走！”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在自己的横队中第三个跑到了终点，要的可是每队三个人，于是他到了前线。 列兵雅科夫·拉伯波尔特领到了一百克酒精（内服）以及装在两个瓶子里的一升煤油（拿在手里），在坦克附近躺下并等待着。但是向他轧过来的坦克在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坦克的燃料用得比拉伯波尔特的稍微快了一点儿。雅科夫站了起来并想走向自己人，但是被我们的冲锋枪手击中，枪手们走在横队的后面以鼓舞惩戒营的士兵。 拉伯波尔特再一次地走运了：他只有两处轻伤，所以甚至没有把他从野战医院送到后方。外科医生也是个犹太人，所以吩咐他在医院出版报纸《为了归队！》。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副官看到了这份报纸，他在这里打针治疗意外得上的性病。当时要求副官为《真理报》准备一篇文章。一日三餐有保证的拉伯波尔特躺在床上用一天写完了这篇文章，而一星期后就已经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这篇署名罗科索夫斯基的文章。 本该让雅科夫返回前线，但是政治部主任的副官心里盘算了一下，说不定上级还会需要写别的文章。弄清楚列兵拉伯波尔特懂德语后，他带上他去了方面军司令部。旧罪被一笔勾销。拉伯波尔特被派去归方面军政治部7处（负责对敌方军队及居民工作）指挥。 在播音室中，广播员的位子挨着司机。配备喇叭的汽车开得尽量靠近前沿，在树林边上伪装起来并呼吁德国人投降，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无论如何都已输掉了。前囚犯，印杰伊资产阶级共和国反间谍机关走狗的声音在我们的部队中听得很清楚，并且顺风时甚至传到了敌人那里。但是履历表中的外语知识填写得不准确：瓦解敌方军队之教导员雅科夫·拉伯波尔特说德语带点口音。所以战壕里的德国人把他的号召当做幽默节目，这提高了德国军队的士气。 拉伯波尔特到底还是到了敌占区，但也是偶然的，尽管他在履历表中没有写这件事。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后撤以拉平战线，而大功率广播装置由于下雨，夜间陷在了黏土路中。透过像漏斗一样的小窗户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看到，他被一个排的德国士兵包围了。幸运的是，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拉伯波尔特把扩音器开到了最大声： “Kameraden！Achtung！”27他用激昂的嗓音说道，说话尽量不带口音。“Wir sind von der PK.Sonderauftrag des Oberkommandos.Eingehender darf ich nicht sagen.Wir mussen noch heute im Rucken der Iwans sein……Doch diese verdammten Landstrassen！Los！Greift alle zu！Feste！Der deut-sche Soldat muss mit dem russischen Strassendreck fertig werden.Hei-Ruck！.”28 发动机咆哮了起来，士兵们开始高喊来彼此鼓舞。轮子陷入了褐色的泥浆里，但是离鹅卵石路面不远了。感到轮胎下坚实的地面后，拉伯波尔特再次拿起了麦克风： “谢谢，同志们！”他喊道。“胜利！” “万岁！”士兵们把手向前举起喊道。 他们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里。谁也没有发现他们不在，而他们自己对此没有声张。反正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而且不然雅科夫会因为再次背叛祖国而再次被判十年。 说实在的，编辑部的许多人觉得这段历史不足为信，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是这样讲述的，如果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呢？在伟大胜利的前一年作为奖励恢复了他的党籍。 整个战争期间他和同年级同学阿霞·拉比诺维奇通信，他和她从来没有过什么，但是他被捕后她给他送来过转交的东西。阿霞被疏散到了阿尔泰，因此她住在比斯克，成了中学的美术教师。对德战争结束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所在的部队被调往日本战线。他们被送到那里也是在这场战争结束的前夕，而不久就让他们复员了。从远东他当然去了比斯克，但是在途中，在巴尔瑙尔，他遇到了同年级同学瓦夏·库普佐夫，后者当了那里话剧院的总导演。他帮助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进了边疆区报纸《阿尔泰真理报》工作。阿霞搬到了巴尔瑙尔，然后他们可以说结婚了。 前线战士拉伯波尔特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上衣并在报社迅速当上了文学与艺术部主任，这时开始了对忘本的世界主义者的斗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甘愿写关于这些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人的文章。 “要想不被当成反犹太主义者，你就把犹太佬叫做世界主义者。”在家里他向阿霞解释党在这个领域中的总路线。 在报社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负责“而吃的是俄罗斯脂油”栏目，名称他取自当时一则著名的寓言，并且用来自阿尔泰边疆区世界主义者生活的真实事例加以充实。阿尔泰没有脂油，但是栏目听起来好听。无论如何，拉伯波尔特仍然幼稚并且没有料到，文章、诗歌，甚至包括口头言论，这些和履历表一样，也是告发的材料。而且已经不单是对自己告发的材料。 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扎洛夫在一个穿便服的艺术理论家的陪同下，从莫斯科赶来对阿尔泰忘本的世界主义者进行斗争。根据计划，阿尔泰边疆区属于某个民族的所有文化和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划为世界主义者。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别利亚耶夫和两位客人一起审阅准备出来的名单。当轮到拉伯波尔特时，区委书记轻轻挠了挠面颊并把他勾掉了。 “不可能！”扎洛夫反对道。“这个肯定也是世界主义者。我心里有感觉！” “我想，同志们，我们更清楚，谁在我们边疆区是世界主义者！”别利亚耶夫斩钉截铁地说。 拉伯波尔特给书记写他所有的发言和演讲。 “可数量问题该怎么办？”扎洛夫问道。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尽管他是俄罗斯人。他就是话剧院的导演库普佐夫。我们就把他补到空缺上……” 别利亚耶夫的女儿一年前就从戏剧学校毕业了，可是库普佐夫固执地不让她演主要角色。 很快世界主义者们被送去修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原来，它在那时已经建设了）。但是现在所有的熟人都开始认为，既然放过了拉伯波尔特，那么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于是开始提防他。 “你们不要害怕，”他辩解说，“很快会把我关起来的！” “叫你舌上长疮！”阿霞大声说道。“宁愿让他们有不好的想法。” 麻烦拖后了不到一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同志”一词源自突厥语。他在哪里看到这个的，自己也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在词源词典中。可主要的是，他干吗看到了？鬼迷心窍了，硬要搞这些语文学新花样！通过传票传讯了他。年轻可爱的侦查员的桌子上放着这篇文章以及已经立案的反“同志”一词言论案的案卷。顺便说一句，文章里说道，俄语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有力、最真实和最自由的语言，但是侦查员恰恰对这个不感兴趣。这次没有接受转交的东西，而是十分粗鲁地把阿霞推搡了出来。由于这时边疆区委书记别利亚耶夫也被逮捕了，顺便翻起了旧账，忘本的世界主义者拉伯波尔特以前曾企图逃避应得的惩罚。而来自编辑部的情报员补充报告说，被告是这样朗诵一首著名歌曲的领唱部的： 我们的火车头，向前飞奔！ 操他妈该多好啊。 “我们什么东西也不会遗漏，一切都要归档。”侦查员也用一句诗开了个玩笑。 搜查时找到了一个装着德国勋章的小盒子，它是雅科夫从前线带回来的。小盒子被拿走了，于是案卷中出现了所有等级的铁十字勋章清单，这些勋章是被告人，原少尉拉伯波尔特因间谍活动而受到的嘉奖，这次是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累犯当然再次招认了一切，而侦查员问道； “你知道笑话吗！说一个……” 他最害怕的就是笑话。他干什么还要惹这个麻烦？ “真是笨蛋！”侦查员说道。“谁知道好玩的笑话，我给十年，而谁不知道，我给二十五年。你呀，还世界主义者呢！……” 吃到了自己的二十五年后，拉伯波尔特到了卡拉干达，德国战俘在这里服刑。自然，委托他在战俘中用德语进行宣传，好让他们永远留在哈萨克斯坦并在这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此外，他又办起了墙报，这次叫做《争取提前释放！》。政治犯没有被提前释放过，但是从教育新人的角度看写这个是有必要的，不过，这次他只坐了四年牢。1955年他被释放，先是凭黑籍证定居，这个证件对他是宝贵的纪念： 证明 公民拉伯波尔特·雅·马，1917年生，柏季切夫市生人，印杰伊族。他的工作资格为德语，作为特别移民允许他仅限在卡拉干达及卡拉干达铁路马伊库杜克站范围内居住。拉伯波尔特·雅·马的户口登记住址为：马伊库杜克站，18号简易宿舍。未被剥夺政治权利。 特此证明。有效期至1956年12月31日。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侦缉处助理什库洛夫 苏联内务部134警备司令部 1955年1月4日 雅科夫头一件事就是去了图书馆并在那里查明，突厥语词“同志”源自“托瓦尔”与“依斯”，即“牲畜”与“朋友”。既然是这样，这就彻底改变了问题。这么说，同志就是那些像牲畜一样行事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首先了解你的一切然后才报告的那个人。” 阿霞来到了他这里，于是他们一起等到了平反。 “这印杰伊到底是什么民族呀？”民警局的人们又问他道，把集中营的文件看来看去。 “是印杰伊犹太人。”他愁眉苦脸地解释道。 平反后就这样登记了下来。 拉伯波尔特一家从头开始了生活。他们得以在莫斯科报上了户口并慢慢地分到了一个单间住宅。阿霞胖得走了形，老得很厉害，她去幼儿园当了教育专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给自己想出了个笔名，开始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他没有回忆旧事，只是当他坐下来写东西时，首先把一个长形白面包切成片，在每片上放上香肠和奶酪并把它们按国际象棋的次序在桌子上摆上。他写了几行，然后说：“将军！”随后走一步棋：把带香肠的面包片放进自己嘴里。在集中营他曾不得不用铲子从泔水池里掏出马铃薯皮，放在铲子上再在篝火上烤。多年后甚至在吃过丰盛的午餐后，饥饿的感觉也不曾离开过他。 “我是塔甫洛夫——我身上有烙印！29”他说道。 到处都很愿意刊登他的文章，到处都允许他填写履历表，但是甚至蹩脚的企业内部报纸也不录用他为编制内人员。刚刚被任命为主编的马卡尔采夫那时比现在还更果断和有魄力，向他提出担任文学编辑职务的建议。这是个小得可怜，但固定的饭碗，所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立即同意了。这时他在徒劳地争取恢复党籍。 让事情复杂化的是，他曾两次坐牢，因此党委会一直拖延对他的问题作出决定。又是马卡尔采夫帮了忙，但是有了新党员证，以前的全部党龄都消失了。这才是最令人委屈的：拉伯波尔特梦想等到成为老布尔什维克并得到个人特定退休金的日子。 报界对他很熟悉，因此他不久后开始代理政治教育部编辑这件事，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在这一时期，决定在所有报纸成立这样的部。这是必要的，塔甫洛夫认为。要知道借赫鲁晓夫郑重地预告，这一代苏联印杰伊人就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部的任务是使老人们对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会很困难的。 记者塔甫洛夫事实上早就是该部的编辑了。一年年在过去，可是没有批准他。要是俄罗斯人在他的位置早就生气走人了。但拉伯波尔特尽管是印杰伊族的，可毕竟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他不能轻易抛弃位置。 “让你一直当代理对马卡尔采夫有好处！”同事们愤慨地说道。 “他认为，临时性能激励我。”拉伯波尔特苦笑道。“我的朋友米沙·斯威特洛夫说过，他喜爱的词是‘金额大写’……” 他对马卡尔采夫很好，他念着他的好处，所以干着苦差事。但是他讨厌出差。 “在那里看到的一切我写不出来，”他解释说，“可是我在这里也可以编造。”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最喜欢的是反响。啊，他是个制造反响的高手！每个事件之后，当上面下达命令在报纸中表达全民情感时，他坐在电话边并迅速找到厂长和油漆工、演员、院士、出租车司机中的合适人选。他通过电话连珠炮似的向他们宣读他们应该说的内容，并说道： “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文明的。你们是明白的，没有任何伪造的东西！” 然后给自己开出报酬——每个看法五卢布。 “反响——我告诉你们！就是人民的声音。”他对新闻系的女实习生们解释道。“请回答我，我们优秀的苏联作家在写什么？长篇反响小说，中篇反响小说。诗歌——不言而喻！这些你们喜爱的苏联诗人——是职业应声筒。当然了，我能写得更好的，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好让同志们多挣点……并且让人愉快的是：代表人民发言，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替别人写——需要有内在的真正艺术。每个傻瓜都会为自己写。可这里得进入角色。不，反响——同学们，这是前程远大的文学。你们看！” 于是他讲解艺术方法。“我们一致赞成（谴责、抗议、痛斥、要求）。”关于我国卫星发射，原子破冰船下水，要有合适的发言人和合适的地点…… 有时他神秘地从编辑部消失。只有马卡尔采夫知道，拉伯波尔特待在区委或是中央。如果需要替基层的人写，会对他说：“需要帮助他写。”如果是中层的，那么会说：“去吧，他会帮助你写的。”也就是说，那个人会下指示，写成他自己能够写成的那个样子。而要是为上层写的话，那么塔甫洛夫就像是为中层在写，东西在那里经过阉割后又向上面传递。 有一次，早晨把他叫到了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宫并责成为“雅罗斯拉夫尔的小伙子”集体写几句顺口溜，赫鲁晓夫喜欢上了这个集体。雅罗斯拉夫尔的小伙子们晚上就演出了。让拉伯波尔特伤心的是，他写得最好的四句给删除了： 火箭专家有看法， 要坐火箭上月球。 想看我今朝成就， 只有通过望远镜。 他表达过先进工人与政治工作人员，女挤奶员和女养猪员，工厂厂长与商店经理，党务与工会工作人员，部队首长与英雄，获奖者和代表，作家和作曲家，以及向青年致敬的老前辈与受委托向老前辈致敬的少先队员们的思想。他也可以替印杰伊共和国总统写，如果这样的人现身的话。发言人本人拿报酬并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应得的。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有时得到的只是握手。 在报纸上看自己代写的文章时，他斜穿着浏览熟悉的纵栏，如果有什么地方被改过了，他哼一声，然后把报纸扔到垃圾篓里。 “都看到了吧？”他抱怨道。“他们自己这是在想什么？给改写了。他们认为比我更有坚定性！” 他用儿童积木搭小房子。“两段是女养猪员的，两段是女挤奶员的——这就是给你们的节日礼物。”他哼唱道。在例行会议、会见、会谈、协商、集会、论坛、研讨会、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大会甚至是代表大会前夕他用剪刀工作。他制造出报告、演讲、发言、致词、集体信、决议、各类贺词、对后代的训示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一而足。如果有人认为，不用完全按照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写的方案进行大会、积极分子会议及全会，这样的同志就是反犹太主义者。除非是主持人在末尾脱离讲稿时又问又答道：“谁赞成？一致通过。”但是他随后又看了一眼经批准的思想指南：“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你们热烈感谢我们亲爱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本人。” “我这样对你们说吧，小猫们，”拉伯波尔特对编辑部的年轻人说道，“如果地球上有塔甫洛夫不曾替他们写东西的人，那你们就要知道，他们和我们不志同道合！就算是的话，那也长不了！” 像所有特别伟大的人一样，他有时用第三人称说自己。通常，当需要他紧急参与时，会满足他，创造条件。并且如果允许他在内部小卖部买东西，那就是他起草的发言迅速并且完全符合要求。而什么时候要求什么，他永远比那些下指示的人更清楚。但如果是试着打电话请他带来写好的报告的话，他会答复说，当然他会尽量写好，但在编辑部这里完全没有做如此责任重大的工作的条件。你们是理解的——报纸！喧哗，吵嚷，闹哄哄的……于是他拖到最后一刻，直到给他开出出入证。在里面他首先去小卖部给阿霞买一小罐螃蟹，一小块白鱼，一根熏肠，冬天他会买新鲜的西红柿和香蕉。把紧俏品塞满公文包后，他会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意克拉。意克拉就是拉伯波尔特的意识形态结构模型，这是一套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词、句子、引文和整个段落，并按主题排列在盛红色莫斯科牌香水的纸盒子里。 得到起草文章或报告的任务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开始折腾拉伯波尔特的意识结构模型，即从盒子里取出所需主题的思想，更新代表大会的届次，并且如果迫不得已，很不情愿地加入一个通过电话取自生活的例子。雅·马·拉伯波尔特的著作权没有注册，允许所有人不注明出处地利用他的方法和材料。 有一次派了车来接他。在圆柱厅的青年思想工作会议快开始了，可是却建议紧急替换部分报告。他还是首先找到了小卖部。而整个大厅的人在坐等着。但是小卖部已经关门了。塔甫洛夫走进了主席团休息室，把公文包放在靠自己近点儿的地方（以防万一给别人偷走），拿出了盛着自己意克拉的盒子，问清楚会议主题后，开始向女打字员口授主席的开幕词。塔甫洛夫口授完后，主席开始讲。接下来进行得很顺利：他口授完了谁的稿子，那个发言人就要求发言并爬上讲台。 会议结束时贵宾加加林赶来了。他此前不得不在其他两个集会上发言，所以耽搁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比加加林轻松，但是趁着整个大厅起立鼓掌欢迎上半身挂满了各国勋章的朝气蓬勃的航天员时，拉伯波尔特赶着口授完了第一页：“我谨代表我的飞行员航天员同志们以及我本人……我对我的第一次宇宙飞行记忆犹新……雏鹰在学习飞翔……”戴着红色袖标的值班员把这一页给加加林送去，趁着他在讲台上念这一页时，拉伯波尔特口授第二页，但是没来得及。加加林提前说完后看了看主席团。大厅里开始鼓掌。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加热利尼科夫亲自出来到休息室，问是怎么回事。他在对着女打字员嘟哝着什么的拉伯波尔特身边停了下来，并很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个过程。 “忙不过来了吧？”加热利尼科夫问道。 “别影响我，”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他赶走了，“您去主席团吧。” “好的，好的！”对方难为情起来，然后回去了。 大厅里继续鼓掌，直到值班员给加加林拿来了第二页。“现在，当我们全体苏联人民……”大厅里的听众，可以说，屏住了呼吸。拉伯波尔特这时忙乱地口授第三页。“也许，诸位今天听到了很多有趣和有益的内容，但是你们累了。所以请允许我说得简短些……祝你们……” 会议后，他边低声嘟囔着骂人话，边把口授的发言副本收到公文包里（它们对意克拉会有用的）。他恼火是有原因的。根据上级指示，有紧俏品的小卖部和售货亭开会期间关闭，因为谁也不想坐在大厅里，所有人都想挤到柜台前。开始给与会者发紧俏品票，以便在集会结束后领取商品。塔甫洛夫不是与会者，所以他没资格领票。 加加林从他旁边走了过去，停了下来，折返过来。 “是你给我写的发言？” “嗯，是我。” “主要的是，写得简短的地方好。一两句说完就鼓掌了。” “小卖部狗屁没有时当然会简短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想着自己的事情。 “是吗？！跟我走吧！” 加加林领着拉伯波尔特，让他坐在宴会桌旁自己的身边，亲自给他倒了第一杯酒。周围坐着主席团全体成员。按职务高低举杯祝酒。拉伯波尔特和所有人碰杯，大家站起来时，他也站起来，但是自己没有喝。他的胃在集中营时彻底搞坏了。如果不是阿霞每天早晨给他用燕麦熬汁汤并且夜里熬稀羹的话，就凭他的游走性胃溃疡，胆囊炎，经常性便秘和做梦都但愿不要梦见的严重的痔疮，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就得一直待在医院了。 “可要想在我们这里治病，”他说道，“需要有一副铁打的身体。” 如今许多人引用这句名言，但他们不知道，它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塔甫洛夫本人。幸运的是，坐在摆满了丰盛美食的长桌子后面的人都喝得很多，并且谁也没有注意当代最伟大的滴酒不沾的人。他尽可能地不吃辣的东西，但是可以尽情地吃没有送到小卖部的紧缺食品。但是经过了专门选拔和飞行前培训的航天员的观察能力比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估计的要敏锐。 “你怎么不喝酒呀？”加加林搂住他的肩膀问道。“你现在就干一杯。上级的指示，明白了？”他站了起来，意外地打了个嗝儿，挥手让说话的人们安静，然后说道： “同志们！请允许我提议为坐在我们宴席上最谦虚的人干杯。我们不认识他，可他认识我们：他为我们大家写了发言稿。这就是……你叫什么？” “塔甫洛夫。”拉伯波尔特含糊地说道。 “为我们的塔甫洛夫同志！乌拉！” “你没稿子也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讶地问道。 “你以为呢？也许，我是在装样子。来，喝吧，咱们说好了的，干杯！……” 那天晚上，多亏了加加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感到轻松愉快。人们喝酒，他们做得太对了！不然等活到了满头白发，这份福气也就从身边飞逝而去了。大家开始散去。只有塔甫洛夫没有个人专车等候。加加林把他扶到了大街上。出租司机们马上认出了他。出租车蜂拥向前，车没停稳门就打开了。加加林对第一个司机说： “听我说，朋友！把这位航天员送回家。他有点喝多了。给你拿着这个！……” 加加林递给司机一张揉皱了的五卢布钞票。他自己也处在飞行后状态。 “哎，塔甫洛夫，塔甫洛夫！……”他充满幻想地说道，亲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三次，“应该派你到我的家乡克鲁什诺村去，格扎茨克区，就是现在的加加林区。” “为什么？” “你会成为一个好集体农庄主席：你不会喝酒，可你会强迫人们喝。” “好在你不是赫鲁晓夫，尤拉齐卡，不然就会派我去了！” “好，再见，塔甫洛夫！”加加林再次拥抱并亲了亲拉伯波尔特。“你尊敬我吗？给你，朋友，留做纪念！” 他从胸前拽下来一样东西放在了拉伯波尔特的手心里，并亲自把他的手指攥起来。昏暗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手掌举到眼前。 “这可是列宁勋章呀？”他害怕了，因为已经由于勋章坐过一次牢了。“你发疯了！” “拿着！拿着！我的盒子里这种破烂每样都有一百个。你不信？你到星星城来，我来办通行证，我给你看……只要我到一个地方，人群就拥抱，高兴。过后我一看——勋章少了……所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做了很多假的。要是被扯掉了——我妻子瓦丽卡用粉笔把新的擦亮然后别上。” “那外国的呢？” “外国的也做了很多——铜的和玻璃的。那你以为呢？钻石的？……好了，保重！” 此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舍得把自己真正的奖章送给加加林。但是拉伯波尔特没有他在履历表中写明的那些政府奖励：两枚奖章在第二次被捕时与法西斯十字勋章一起被收走了。 阿霞·伊萨阿科芙娜听到了奇怪的沙沙声。她丈夫胸前戴着列宁勋章坐在梯阶上并用指甲挠着墙壁。浑身是病的阿霞把他背到了床边。十分聪明，不十分漂亮，肥胖而善良的阿霞是地球上唯一忠于雅科夫的人。因为乳腺癌，她在一年半中丧了命。做晚了的手术（阿霞害怕说她有肿瘤）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快了死亡。 她死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自己不知不觉地变得邋遢起来。他洗衬衣的次数越来越少，而裤子根本就不熨。打字室的女人们给他缝扣子，而袜子穿破后他才脱下来，再买双新的，上班时在桌子底下换上。但是有一次他在商店里问有没有皮帽子。旧帽子缩水了，他的大脑袋戴不上，可是戴鸭舌帽嫌冷。商店里当然没有帽子，但是滞销的大号进口英国礼帽到货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排队买了一顶，因为大家都买了。他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劳动真理报》广泛讨论了塔甫洛夫的新礼帽。人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摸一摸，要求戴上并走一走。带黑色带子的灰色礼帽在英国是丧葬场合戴的，但是在莫斯科大家都异常兴奋。 由于新的礼帽，拉伯波尔特其余穿戴中的缺点开始惹人注目。人们建议他买一套新西服（现在有不贵的波兰西服），衬衣（常有东德来的）。提出和他一起去商店，借给他钱。结果是，他通过走后门又给自己买了件灰色的南斯拉夫大衣。而打字室的女人们一人凑两卢布送给他一条韩国的绿色格子围巾作为生日礼物。还差两卢布，于是从寿星那里征收了上来。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现在您想去哪儿都可以。出国也行，结婚也行。” “是不会放我出国的，姑娘们。而我自己不会放自己结婚的。总而言之，我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买所有这些东西，以便在埋葬我时有穿的……只要来得及还清欠债就好了！我干吗碰上了这顶帽子？现在我得想着衣服。可什么时间工作呢？” 但是由于严寒帽子边很快翘了起来，大衣在地铁里磨破了，西服磨得发亮了，半高豄皮鞋穿歪了，而东德来的衬衣让塔甫洛夫剪下了硬领子，当做内衣穿了起来，在外面套上一件不会弄脏的深灰色绒线衫。于是一切走上了正轨。 拉伯波尔特安葬妻子后已经三年了，可他还是没能平静下来。怎么会这样？他继续地爱着她并固执地在履历表中填写她的名字，就像她还活着。人们一次也没有向他指出这一点，这个事实说明，我们这里是相信人们的。然而就是在涉及儿子这方面，他的表格资料也是假的。 科斯佳实际上是阿霞和雅沙的同年级同学，舞台美工万尼亚·杰多夫与他的妻子丽塔，一个长得像圣母的女演员的儿子，他们在拉伯波尔特之前被捕。本应立刻把孩子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儿童收容所的，却把“祖国叛徒家庭小成员”一个人忘在了房间里。拉伯波尔特夫妇决定做他的监护人，而不是收为义子，为的是但愿别毁了他的前途，万一出什么事呢！ 现在科斯佳已经二十一岁了。他和父亲不在一块儿住，但是经常来看他。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为科斯佳租的房间付钱。准确地说，是为单间住宅中的厨房付钱：房主离开去北极地区三年，东西锁在了房间里，把单独的厨房连同卧式沙发和煤气灶以每月三十五卢布的价钱出租了。又有麻烦在等着拉伯波尔特了。从学院筑坝员专业快毕业时，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杰多夫突然急剧改变了自己年轻生活的倾向。他的伙伴们有时出现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家里。他们绝不是您所认为的流氓。都来自好人家。他们彼此抄写练习，学习现代希伯来语。前不久科斯佳顺便来看父亲，一进门就问道： “爸，你能给四百卢布吗？收齐钱后我们就还。同学们弄到了一本犹太百科全书……” “儿子，我哪儿来这些钱？你是知道的，妈妈生病时，我们把钱都花在给医生送礼上了。明天不会晚吧？到时我借债。可是你要百科全书干什么？等普弭节到了，我本来就会告诉你的……” “你是个怪人，爸！难道你到现在还幼稚地以为，从4月1日起会下令取消反犹太主义？就算会是这样，那也是愚人节的笑话……” “我完全不这样认为，我的孩子。但关你什么事？你的父亲和母亲，很幸运，都是俄罗斯人。” “好像我已经解释过了，父亲，他们不是我父母。他们只是肖像，其他什么也不是！” “就算是这样！可你是共青团员，未来的工程师。毕竟这比意识形态要干净。嗯，你会入党的，当然前提是还没在犹太教堂附近拍下你的照片。还是你不知道，希伯来语教科书的责任追究起来和反苏材料一样？还是你想落入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圈套中？” “你要知道，爸，这很难解释……妈妈说过，犹太丈夫的俄罗斯妻子觉得自己是犹太女人。” “你准备要出嫁了，儿子。” “问题不在这里！我感到耻辱的是，我是俄罗斯人。你收我当义子就最好了！” “不最好！你要相信，在这个国家最好只当俄罗斯人。” “可要是我不想在这个国家呢？我的朋友们至少有希望出去。你和妈妈把我登记成了俄罗斯人，连希望也剥夺了！” “对不起，孩子……难道是我的错吗？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小心。如果你一刻忘记危险，就会走上我的路。瞧，你看吧！”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猛地撩起衬衣并转身让背朝向科斯佳，让他看歪曲的红色疤痕。 “这是文化教育处处长用带铁扣的皮带稍微抽了抽我，因为在墙报上列举我国所有和睦民族时，我在其他民族中提到了——犹太人……” “你的这些疤痕我都见过一百次了，”科斯佳拍了拍父亲的背并把衬衣拉了下来，“可是现在你自己不也……” “是的，我胡说八道并且不在乎他们，儿子，因为我没什么可顾忌的。我年过五十了，可我是个年老体衰的人。我连小写的人都不是。要是仔细鉴别，那么我甚至不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好吧，就算是犹太人！我在哪儿死——是在集中营铁丝网的里面还是外面——我无所谓。警戒塔朝两面都开枪。可是你……” “现在不会立刻就关起来！” “他知道！就算关押得不那么多。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由中稍稍变得更像监狱了，仅此而已。所以，听我说：你最好还是待着并且……” “待着并且不要唧唧喳喳？嗯，谢谢！” “难道我是在劝阻你吗，科斯佳？我只是在恳求……毕竟坐牢和自由完全是两码事！” “好了！别害怕，我亲爱的犹太人！……” 拉伯波尔特断言，如果按照《劳动真理报》的平均标准向他支付他写的履历表、生平自述以及他为自己杜撰的鉴定书的稿酬的话，那么用这些钱他可以买栋别墅。然而尽管非常不喜欢履历表，他很高兴回答某些问题。例如，他毫不犹豫地写道，1917年前没有遭受过诉讼并且没有在白色政府军队中服役过，因为大致在那时候他刚刚出生。 “我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相识时他自我介绍说。“我宣告了新纪元的开始。您呢？在之前还是过后才？……” 并且他不是其他党的党员。他感到很惋惜的是，最近履历表中的一个栏目消失了：“在执行总路线中是否有过动摇？”因为共产党员拉伯波尔特可以自豪并完全坚定地在昼夜的任何时间，在任何历史时期回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如果说他动摇过，那么正所谓，只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填不完的表格的其他栏目到底还是让他苦恼，迫使他和谎言为伍。让他苦恼的不是谎言。只不过因为他写的所有其他谎言只会夸奖他。而因为履历表中的谎言可能会收拾他。有一次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出错了——在“党籍”一栏中他写的是：“没有”。他一夜没睡，早晨没刮脸就跑入编辑部主任卡申的办公室，赶紧改了过来，过后一整天都捂着心口。 “当回好人吧，拉波30！”别人求他办事时说道。 “我首先是共产党员，”他说道，“然后才是人！” “你凭良心说，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凭什么样的良心？”拉伯波尔特瞬间反应道。“我有两个良心：一个是党的，另一个是自己的。” “凭自己的说！” “我说，但请注意：我自己的也属于党。” 他总是努力避免行动，拖到最后一刻，直到已经不需要决定了。至于建议别人该怎么做，没有人比他更擅长。但他随即会补充道： “别告诉任何人是我出的主意！” 这就是雅科夫（扬克尔）·马尔科维奇（梅耶尔维奇）·拉伯波尔特，笔名为《劳动真理报》读者所熟悉的“塔甫洛夫”。 15.遵守规则的游戏 “抱歉，打断了你的工作，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马卡尔采夫略微欠身握了握伸过来的无力的手。 用脚踹开门并厌恶地看着前面，拉伯波尔特笨重地走进了办公室，同时一言不发。他向来不礼貌并且阴沉，而从某时起在与上级来往中尤其突出这一点。他这样做是与本人的怯懦作斗争。 “抽烟吗？”马卡尔采夫递了过去，他走过去把敞着的门虚掩上。 “需要替谁写东西？” 马卡尔采夫点着了烟，笑了笑。拉伯波尔特从兜里掏出一块“小松鼠”糖，剥开糖，把糖纸扔在了圈椅下，把整块糖塞进嘴里，然后开始慢慢地吮吸。 编辑部里大家都以“你”称呼。有几个人是例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出于老的党内习惯称呼许多人“你”，但是别人对他说“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是《劳动真理报》唯一一个称呼主编为“你”的工作人员。 “你别太客气。”拉伯波尔特咀嚼着说道。“只有你认为我用脑子写这些发言。可我那里是茧子。又多一个败类上讲台？那又怎么样？讲台是橡木的，经得住。它听多识广！……可要是给一个正派人写报告我可能会拒绝的……” “为什么？”马卡尔采夫忠厚地感起了兴趣。 “因为正派人可以自己说他想的事情。可这样的人没有了。” 从其他什么人嘴里听到这种话马卡尔采夫或许会有反应，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是在冷漠地指出无可争议的事实。发火比不表示意见更愚蠢。所以主编把对方所说的话当成是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只是挥了下手。 “需要谈谈……”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如果等待时间长了，拉伯波尔特会很紧张，所以他急于知道结局。他还在喘息：走楼梯上来后气喘吁吁的。在中间楼层永远等不到电梯。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用自己那双被厚厚的眼镜片放大了的、视力几乎为零的凸出的眼睛绕过马卡尔采夫，呆呆地看着墙壁，他明白，反正不会有好事，而坏事也躲不过去。 马卡尔采夫仔细地看着拉伯波尔特，好像很久没看见一样。他脸皮松弛，皮肤上布满了皱纹，甚至不该有的地方也是。眼睛下面是眼袋，长长的鼻子好像耷拉在嘴上，刮得不干净的两腮上的以及一大片秃顶周围剩下的灰色头发，妻子死后一次也没有理过。拉伯波尔特受不了理发馆。阿霞有时候让他坐在厨房的凳子上给他理平顶。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有点儿驼背。中间颜色的上衣的肩上和背上落满了头屑，他从来不系它的扣子，因此前下摆耷拉了下来，遮住了肥大的裤子。当身体移动时，下摆吹得飘起来，挡住了双手。他身上有一种萎靡不振的并且是生病了的雄鹰的气质，这只雄鹰折断了翅膀，已经不能飞了，因此在动物园里被放出来自由地散步。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本想马上从文件夹开始，但他先是说起了其他事情，目的是不让塔甫洛夫明白，问题对马卡尔采夫非常重要。 “卡图科夫的事怎么样了？顺利解决了？” 谈话对方耸了耸肩。苏军建军节前不久一位军官迈着正步走进了拉伯波尔特的房间，敬了个礼，然后问道： “您是政治教育部主任？” “您有什么事？” “这是装甲兵元帅卡图科夫的回忆录。请在2月23日刊登。” 副官把手稿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敬了个礼就走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里的战争回忆录堆积如山。所有的元帅、将军，甚至还有下级军官都想名垂青史。所有的回忆录都千篇一律。拉伯波尔特看也没看就把卡图科夫元帅的回忆录也扔到了上面。可当发现没有庆祝建军节的合适文章时，塔甫洛夫从一摞稿件中拿出了放在上面的一份，做完部分切除术后，即删减了五分之四后，送去排版了。但是责任秘书波利修克惊讶道： “卡图科夫的？您怎么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新闻检查不会准许的。他出车祸后精神不正常。您知道吗，给他想出了什么职务？国防部总监察员小组军事监察员兼顾问。一帮快活的老年痴呆元帅。” 拉伯波尔特不得不准备其他人的回忆录。然而2月23日早晨，门打开了，军官出现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面前。他脚跟一碰敬了个礼，然后大声说道： “现在装甲兵元帅卡图科夫要进来见您。” 接着他立正姿势站好，向走进门来的元帅敬礼。 “他是拉伯波尔特？”元帅向自己的副官了解道。 “是的。”军官报告说。 “拉伯波尔特同志！”卡图科夫把挂满勋章的庞大胸部压在桌子上。“为什么没有刊登我的文章？” 只要元帅拔出手枪来射击，晚上就没人喂那些不耐烦地等候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回来的小猫们了。 “您看，”他开始寻找出路，“您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付印了，这是条样，可是……” “可是什么？”元帅的手伸向了枪套，或者这是教育部主任的错觉。 “可是……报纸领导决定……回忆录太有意思了，决定……把它留到胜利日，5月9日。这可更加光荣啊！” “好吧。不过您小心：如果5月9日没有文章的话，我把坦克开到这里来！” 元帅右转弯转过身去，然后迈着正步在副官的陪同下走了出去…… “你怎么看，塔甫洛夫，他会告状吗？”马卡尔采夫现在问道，他没有得到答复。 “5月9日前不会的。我可是答应过了。” “这就对了。到时候再说……”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再次沉默下来并想道，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会把这个沉默解释为符合官僚主义的习惯。下属感到屈辱，他在等待，你是会狠狠批评一顿还是下达任务，这种任务连下达都觉得厌恶，而完成起来——简直恶心。所以主编决定夸奖一番，说些令人高兴的事。 “你没注意到吗，我们编辑部里不守信现象蔓延开了？我们说‘我会办到’，随即就忘了。指示被压下来，任务得不到完成，期限被耽搁，这可都是事实。简直是失常！唯一一个有责任感、干事认真、善于高效工作的人就是塔甫洛夫。” 拉伯波尔特慢慢地把目光从墙上移到了主编身上。 “你怎么，打算免我的职？” “你凭什么这么说？” “那就是你个人有麻烦。不然你怎么亲自给我打电话还道歉说打断了我的工作？” “你是心灵感应大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我不过是种族隔离分子……” “怎么说？” “党内犹太人。” “遗憾，我只懂俄语……” “小事一桩！难道我们用俄文出版报纸吗？” “那用什么文呢？” “用八股文。说正事吧，别拖了……”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又犹豫起来。为什么他这样鄙视我，要知道我对他做的都是好事！他变化很大。曾是个一流的记者，善于生动地描写任何枯燥的，但是对领导重要的题材。和他谈话很有意思，马卡尔采夫至今还记得集中营的故事，遗憾的是，拉伯波尔特曾不得不在那里待着。但是他的幽默渐渐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而记者的才华堕落到了毫不掩饰的粗制滥造。塔甫洛夫腐化了编辑部的所有年轻人。自己什么也不相信并且还取笑态度和他不一样的人们。拉伯波尔特顺便说出的一些话不止一次让主编感到害怕。当然，这是表面现象，是过去经历的余音，而在内心，塔甫洛夫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毕竟应该考虑你在说什么！随便对什么人他都讲令人心惊肉跳的笑话。并且最令人恼火的是——他自己嘲笑自己的文章。他还对马卡尔采夫多次引用过当今领导人以前的言论，这些言论现在听起来让人不堪回忆。 马卡尔采夫想到过：要不要摆脱掉塔甫洛夫，免得惹麻烦？但是夸奖他精明能干时，主编没有昧着良心说话。马卡尔采夫知道：当编委会上提出什么问题时，塔甫洛夫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主编的方针，与那些对辞职根本无所谓的记者不同。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厚颜无耻，他才有求必应。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剩下了，这就是正派，体现在具体的主观见解中，因此伊戈尔才决定得到拉伯波尔特的建议。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想征求一下意见，你要以党员的承诺保证，就我们两人知道……” 拉伯波尔特眉毛也没动一动。他继续从一旁看着墙上的某一个点。马卡尔采夫也朝那里看了一眼，但什么也没有看见。 “怎么不说话？你能保证吗？” 塔甫洛夫的肩膀稍微向上抬了一下随后又放下了。 “为什么？可保证后我就不能也出卖你？你决定了就说，改变主意了我就走。” “不，你还是许下共产党员的诺言吧！” “好吧，”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吧嗒了下嘴，“拿去吧。” 退缩已经晚了，于是马卡尔采夫详细向他讲述了灰色文件夹的事以及自己的怀疑。 “这就完了？” 又出现了怪诞的停顿。 “怎么，你认为这不严重？” 拉伯波尔特喘息了片刻。 “我哪里知道，”他最后勉强地说道，“这严重还是不严重！你问那边？还是你害怕？” “那边，那边！要是偷偷给你放上了呢？” “给我？要看是什么？给我看看。”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犹豫了一下后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文件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它放在膝盖上打开，瞥了一眼标题，用大拇指折起第一页，念出了德吉拉斯、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的名字。马卡尔采夫看着他并耐心地等着。拉伯波尔特的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又翻阅了五十来页，然后又埋头看起文本。他发出了喘息声，鼻子哼了一声。 “看到什么了？” “嗯……”塔甫洛夫呜噜了一阵，突然大声念道，“有谁告诉我，一个没有人的尊严根基的社会能够走到什么地步？” “看到了？”马卡尔采夫激动地叫道。“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合上了文件夹，小心地系上带子并递了回去。 “你也拿到过它？” “没有！”塔甫洛夫断然否定道。“因‘拿到过’这个可以解释为‘保存’的词，会判七年以下徒刑。” “我知道！” “而因为‘也’这个词会给你我加上重刑——团伙作案。然后还有五年的黑身份。” “黑身份是什么意思？” “你无权选举马卡尔采夫代表进入最高苏维埃……我倒是无所谓！哼，重回大狱，丢掉两百块的工资，反正用这些钱什么也买不来！可你……” “好的，塔甫洛夫，假设我的确更有顾惜……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我是你？”拉伯波尔特哈哈大笑起来。“可你反正不会这样做的！” “我会的，你说！” “你有朋友吗？嗯，什么小报的主编？” “有，还不止一个……” “那就这样……你去找他，随便谈谈，而离开时顺便把文件夹忘在桌子上。” “你开玩笑！”马卡尔采夫生气了。“可我是认真的。原来你蹲了监狱也没学聪明。” “我倒要看看，像我那样蹲过后你能学会什么！” “我？”马卡尔采夫的眼睛里充满了恶意。 “好吧！”拉伯波尔特软了下来。“一切都简单：把文件夹给我。” “给你？” “当然了！一旦有什么事，我就承认，不经许可在办公室拿走看了看。而你从来没有看见过！” 马卡尔采夫探究地看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企图弄明白这次说的话有多认真。 “你就不害怕？” “也许不会让我第三次蹲监狱的……” “胡说八道！”主编说道，他明白，他的同意很合适，但不能接受。“这不可能！” “看来你是对的。”拉伯波尔特同意道。“无论如何这是经过你的办公室传播反苏书籍，还是犯了第七十四条……而你，马卡尔采夫，比我想的要好……” “真的吗？”对方满足地笑了笑。 “是真的！要知道我很少夸谁。只是你总是害怕万一别人想到，你真的比表面要好。你的处境是一个著名谜语中狗的处境。” “什么谜语？” “如何迫使狗吃芥末？要是给的话，它不会吃的。可要是把芥末抹到它的臀部，它会一点不剩地舔光。你舔吧！” “要是这样，”马卡尔采夫垂头丧气地说，“那么把这些抹芥末的人关起来就做对了。” “瞧你态度变得真快！这说的是狗。可人喜欢舔芥末。是你决定他们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吗？而谁想吃芥末，那就把他关起来！现在他们受拘束。不过等着瞧！马上就要开始新崇拜了，到那时……” “你等等！为什么要开始了？” “因为我们这里的崇拜永远都是在血泊中开始的。对某些领导人的崇拜是在国内战争后，对斯大林是在消灭了富农阶级后，而第二个周期是在战后。对玉米种植专家31是在用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之后。对现在的……” “你认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后？” “不言而喻！” “那么你可以认为，崇拜开始了，”马卡尔采夫皱起了眉，“他们已经建议放大照片的尺寸并更加频繁地见报。” “明白了！我一直在想：你马卡尔采夫成为真正的霸王龙还缺少什么呢？你不喜欢血？小事一桩，需要时你会喜欢的……他们都是从乡巴佬变成了世界主宰，而你是知识分子，彼得堡人？不，比你还高贵的人都不要脸了！你不是排犹者吧？非排犹者分成两个范畴。一些人不注意，是不是犹太人，另一些人在等待大屠杀，好帮助犹太人。没办法把你归入其中任何一个范畴，因为你是负责人员。如果上面命令的话，你也会成为排犹者的。” “我？！可我没有开除过一个犹太人！” “你别激动。可你录用了多少？……你认为自己百分之九十是诚实的？可这就说明，你百分之百是虚伪的！” “你认为，我缺少什么呢，塔甫洛夫？” “要是我猜到了，马上告诉你。你来得及：霸王龙一百万年才绝种的。” “好了，不说这个了。”马卡尔采夫苦笑着打断了他。“我想，中央毕竟比下面更清楚。那里看许多事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并且一切也不那么简单。咱们还是考虑生活的具体问题吧。” “具体问题？游戏！” “但是是大游戏，塔甫洛夫！而且只要是这样的游戏规则存在，我们就按这样的规则进行游戏。规则改变后，我们换一种方式玩。” “你认为，谁应该改变规则呢？” “你要知道，说到我，那么我不瞒你说，愿意进行任何民主化并且走多远都可以。但是让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是可以的。别再说这个了……你最好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他以前也有感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鄙视他。让他感到安慰的只是，拉伯波尔特鄙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 “听我说，塔甫洛夫！要是我就装做没有发现文件夹怎么样？” “他们不会相信的。” “你自己知道被吊着的滋味儿。你确实是必须善于处理这种情况！” “你没完没了啦，真是的！那好吧，我说，好让你放我走。不然工作多着呢。不要耍花招，要做得简单。那就这么办……” 拉伯波尔特几句话就向主编解释清楚了，他该怎么做。 “这还真是着好棋！”马卡尔采夫高兴起来。“我自己也该想到的。好一个塔甫洛夫！” 主编开心起来，紧张消除了。拉伯波尔特双手抓住椅子的扶手好帮助自己孱弱的身躯站起来。马卡尔采夫用手势阻止了他。 “你再等一下。总是没时间问你个人的情况。我活得就像马戏场中的马。你的生活怎么样？怎么一个人过呀？可以结婚的……你再要个孩子也还不晚呢……住房我会帮忙的……” “作为出主意的补偿？算了吧，我就是在我的老窝里和我的斯皮多拉收音机过到底了，除了无线电干扰，什么也不妨碍我收听。至于孩子嘛，晚了。” “你装什么老头啊，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比你大，我都觉着自己年轻呢！” “可我觉着自己老了。犹太人向来老得早。你是俄罗斯人，你运气好！” “哼……老婆啊，孩子的，不说了。那你，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有梦想吗？” “什么？……”拉伯波尔特又问了一遍并盯着马卡尔采夫，就好像对方真的成了马戏场上的马。 “我问的是梦想。”马卡尔采夫向后靠在了椅子背上，摘下了眼镜，从容地把它扔到了桌子上并孩子般地眨了眨眼睛。“而我最近在梦想。而且只想一件事……” “有意思，想什么？……” “我梦想住在湖边，在远远的地方……没有路通到那里。让小船停在草丛中。还有雾……而在台阶上是牛奶罐。有人每天早晨把它送来。是谁，不知道。也许，是个年轻腼腆的女人。送来后马上就离开，追不上。而且我也不追。主要的是，湖，没有道路……” “还有雾？”塔甫洛夫核实道。 “对，一定要有雾……你怎么看，是实际的梦想吗？” “不是。对你来说不实际。” “不实际，”马卡尔采夫同意道，“可你知道吗，梦想有多愉快！……难道你什么也不梦想吗？” “只想一件事。不用写也不用看狗屎材料。” “喂！这可是完全不实际的梦想！” “完全不实际的……” 塔甫洛夫猛地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显得年轻了，他看也不看主编就出去了，让里面的门敞着。马卡尔采夫伸了个懒腰，伸展开身体发麻了的部位，然后摁下了按钮。洛科特科娃跑了进来。 “请给我拿一个结实的大信封来。在信函部找一个最大的来。” 她跑了出去。他搓了搓双手，把文件夹移到自己面前，解开了它，看了看，翻了翻。他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一个段落上，以前，在夜里，这个段落让他觉着是对他的国家名誉的侮辱。现在他又看了它一遍。可要知道，如果说实话，这的确是真相。但这是不需要的真相——问题就在这里！ 安涅奇卡又出现了，她把一个上面写有“《劳动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大字样的雪白信封放到了桌子上。 “碰头会在您这里开吗？” 她把他已经批准的新一期报纸的计划放到了桌子上。他看了下表——离碰头会开始剩十分钟。 “信封要马上发走吗，伊戈尔·伊万内奇？” “谢谢，不需要。您可以走了……” 信封鼓了起来，封不上，但是文件夹装进去了。马卡尔采夫拿起笔来用不太大的字在信封上写道：“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就采取措施征求意见。”他把写好了的信封轻轻向上抛起，用手掂了掂分量。沉重的负担，但想出了轻松的解决办法！如果有什么事——我曾准备表现出主动性。的确，工作打断了——有更重要的国家工作……如果是自己人放的文件夹，就让它搁一搁。他马卡尔采夫不打算告发。他打开桌子中间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旧报纸，把沉甸甸的信封放进了抽屉，并用报纸盖在上面。似乎是他在忙碌中忘记了报告灰色文件夹的事。 马卡尔采夫靠在沙发椅的靠背上，吸入尽可能多的空气，然后闭上了双眼开始慢慢地把它呼出来。他在什么上看到，说这是平静下来的最好方式。 “我想称赞您。决定是正确的！”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哆嗦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库斯汀男爵正向他走近。他像以前一样文雅并散发着昂贵香水的气味。 “又是您？”主编惊讶而恐惧地问道。 库斯汀的佩剑碰到了镶木地板，当的一响，于是男爵用手指轻轻握住了它，而在椅子上坐下后，把它立在了膝盖间并把胳膊撑在了剑把上。 马卡尔采夫想，现在女秘书走进来，看到奇怪的来访者后，关于他的消息就会传遍编辑部。库斯汀似乎猜出了他的心思。 “我担心起来，先生，您可能会有麻烦。请您原谅我……” “不，是您要原谅我！”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提高了嗓门，在主编办公室他感觉比上次夜里在家中自信多了。“男爵，您凭什么总是跟着我？您想干什么？” “也许，您想到了，”库斯汀问道，“是我偷偷给您放的文件夹？” “您？！” “我是肯定不会搞这样的阴谋的，先生！那时我感受到了您个人，因为您把我当做当代作者并开始看我的书。这是我的荣幸，但很遗憾，我一百二十年前就死了。引以为豪的只有，我的思想还活着。” “所以您决定让我倾向您的信仰？让我相信，您是对的？”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好像准备打架似的。 “绝对不是！”库斯汀安慰他道。“我对我在1839年写的东西口头上没有任何要补充的：从那时起的一百多年间我已经彻底忘记了我的旅行细节。我无力和像您这样权威的人争论。” 男爵抓住手柄把剑拔了出来，随后又啪嗒一声放了回去。 “那您为什么，就像常说的，找到了我？”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解地问道。 库斯汀笑了笑。 “我以为，您会需要我道义上的支持。自从您看了在你们这里被禁止的我的书后，我和您，这么说吧，被一条链子锁住了，即使您不赞同我的思想。上次我本想对您说，要是您把这个文件夹扔给国家的某个执政者的话，我会不胜感激的，要知道您可以自由出入那里的。” “您真是发疯了！要是您有这样的能力，您自己扔吧……” “准是这样！我也没有期待另一种答复。”库斯汀笑道。“忘了这个荒唐的想法吧。现在我看到，您以最好的方式处理了这个神秘的文件夹。如果和警察局密探打交道，施展招数是极为必要的。因为您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我不希望成为您的麻烦的起因。衷心祝您顺利！” 佩剑碰在地板上响了一下，库斯汀男爵站了起来，向马卡尔采夫行了个鞠躬礼，朝门口方向走了几步，然后没有打开门就消失了。 马卡尔采夫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张皇失措地看着法国的不速之客消失处的那个点。 16.碰头会 到十二点三十分时，主编宽敞的办公室开始挤满各部的编辑、编委会委员、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们或一个人或两个人走进来。刚见面的人打招呼，小声地交谈几句，分别坐在自己喜欢的位子上。马卡尔采夫浏览着明天一期的计划，在边上标出必须改正的要点。他的情绪提高了，张皇失措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完后他把计划放到了一边，愉快地看着工作人员们，等待大家都到齐。 副主编亚古博夫出现了。他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把修改过的给中央的报纸综合计划放到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面前，然后坐在了离主编不远的地方。瘦高个、长着一脸粉刺的插图部编辑伊库年科拿着一堆照片跑了进来，他把照片扔在了自己椅子附近的地板上。编辑部主任卡申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走了进来，手里掂着钥匙串。政治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喘息着最后一个闯了进来，他迟到了一小会儿，上衣的前下摆飘了起来，双手交叉起来放在后面。他样子阴沉地盯住了一个角落，似乎在等待例行的斥责。在他之后，确信所有应该在办公室的人都已经坐在那里并且不需要再给什么人打电话后，安娜·谢苗诺芙娜拿着记事本和笔悄悄走了进来。她紧紧关上了门斗的两扇门并坐在了主编身边摆着电话机的低矮的小桌子后面。各部的编辑们等着马卡尔采夫打着打火机，点上烟抽起来。这是谈话开始的信号。碰头会上只允许主编一人吸烟。 “都到齐了？” 说话声停止了。瘦高得像根竹竿的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站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拿起红色的吸水笔作为指示棒，然后指向了四张版样纸中的第一张，这些版样纸漂亮地画上了细线并钉在墙上专用板尖尖的钉子上。 “星期四，2月27日这一期，”叶吉科夫清了清嗓子，“第一版——大字通栏标题，在《劳动真理报》的图案之上，我们用木活字体排版：‘伟大……的思想永远胜利！’下面……”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仔细听。所说的一切都司空见惯，一成不变。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自发地改变。报纸所登的内容只根据指示改变。因此这给了对行动正确性的信心。个别的疏漏、缺点，甚至错误是可能的，但永远有所依靠。因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害怕在碰头会上说些不该说的话，特别是为什么需要（或者不需要）刊登某些东西。不仅如此，主编认为，真实的事件可以帮助报纸正确地回避尖锐的角度。马卡尔采夫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说真相。他把真相分成大范围的、小范围的和绝对的。 出访美国三周回来后，主编说自己生病了，一周没有来上班。他在考虑把真相按栏目分类。而一切深思熟虑后，他出现了，在编辑部永远是乐观和权威的，在中央——稳重而办事认真。 为编辑部普通员工集体举行了介绍美国之行和会晤的座谈会。马卡尔采夫在每个片段前都会说：“美国是个病态的社会。严重的病态，同志们。它被各种矛盾所腐蚀。你们自己来判断……”然后举出犯罪和贫困的黑暗例子。“尽管商店里有商品，但是远非所有的居民都有购买力。”马卡尔采夫的文章（他早已经不写了，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同样充满了大范围的真相，但是没有最后一句引语中的前半句。 小范围真相的层级要多得多。编委会委员和各部的编辑听到了他更为具体的汇报。（“汽车、公路——这他们在全世界确实是最好的，我们离这个差得远。”“毒品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祸根。”“很遗憾，他们的党员很少，尤其是年轻的。”）编辑部一小群受信任的人听到了对上句话的补充：“听说，他们的党员中有51%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总之呢，他们不害怕说任何事情，绝对不害怕任何事情。公开地，在地铁里骂本国的总统。报纸制造着政治。”马卡尔采夫的小范围真相是多面孔的：对外国共产党人的、对记者同仁的、对党员同事的、对中央指导员的、对中央书记处的、对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的、对妻子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来不会搞混，把什么样的小范围真相透露给谁，不透露给谁，多少大声说出来，多少避而不谈。这成了他职业的一部分——不全部说完，明白，什么时候说的跟你知道的完全不同，几乎完全不同，不完全相同或者已经几乎完全相同，但还是不彻底。作为奖励，可以告诉下属稍微多一点，而作为惩罚——不告诉他。小范围的真相是外币。 绝对的真相马卡尔采夫认为是给自己本人的知识，是不可告诉任何人的思想。它们涉及到私生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妻子不理解他的一些行为，儿子的不服管教。但这是次要的绝对真相。更为重要的真相归结为对真相的思考，需要重新审视时这些真相偶尔会在他的意识中得到解答。这是一些马卡尔采夫在以前的生活中曾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价值。 他时而希望用另一些范畴进行思考，但他禁止自己这样做。他说服自己说，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实践家，是党的工作人员，重新审视信仰已经晚了。你承担起来了，现在就不要摆脱了。况且已经取得了这么多，失去是愚蠢的。让这样的绝对真相见它的鬼去吧，也许明天它会是另一种样子了。也许，它总之在世上不存在？就算存在的话，那它也每次都如此紧密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连他，马卡尔采夫都不能区别开来。还是让一切如故吧…… “第一版的内容完了？”他让喜欢说话的叶吉科夫停了下来。“这么说，在工业方面，除了在音乐下运转的传送带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在哪里，彼得·菲奥德雷奇，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在哪里？” 工业与运输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惭愧地叹了口气并准备回答，但是他闭上了浮肿的眼睛，等着领导说完。 “为什么我们不引导让人民都参加的创举？”主编继续说道。“新的我们就不说了。可我们多少次决定过了，应该一期期地把创举引导下去，不能忘记？！” “是我们的责任，伊戈尔·伊万内奇。” “你们的忏悔没让我感到轻松。说的可是报纸的威信！可你们刚刚开始——马上就是完全的失败：看到的只有你们的先进工作者。读者会怎么想？他们已经不是先进工作者了……” “马卡尔采夫教导说，报纸的心脏应时快时慢地跳动。”叶吉科夫郑重地说道，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除了主编外。 “指的是要有有意思的材料，‘有分量的东西’……创举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加丽娜·阿列芙耶娃在哪儿？活着吗？” “出嫁了，”阿列克谢耶夫闷闷不乐地说道，他的脸红了，似乎这是他的责任，“把姓氏换成了丈夫的……” “竟然这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仅仅说出了半句。“怎么就马虎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阿列克谢耶夫靠自己的几篇文章把装配工加丽娜·阿列芙耶娃发动了起来。她和她的女工友保证额外生产出没有废品的电子仪表。想出了这一创举的阿列克谢耶夫不清楚实践中怎么做到这一点，但是上面喜欢上了这个创举。为五年计划的物质基础做出了应有贡献的加丽娜·阿列芙耶娃被拍了很多照片，登在该报上。在《劳动真理报》的文章后，选举阿列芙耶娃当了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关于她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其他报纸的版面上。已经在报道发扬电灯厂创举的数以千计的女年轻爱国工人了。可以说，阿列克谢耶夫是骑着阿列芙耶娃从普通员工跨入了编辑办公室。可突然间——阿列芙耶娃没有了，却有个什么基里洛娃！ “或许，把姓氏改回去？”副主编亚古博夫问道。“还不都一样？” “我们劝过她，”阿列克谢耶夫摆了下手，“怎么也不肯！她说，我爱丈夫！” “她怎么着——没有虚荣心？” “这样吧，”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办法，“放弃创举不好，但是现在叫她基里洛娃——人们不会理解。暂时用过去时写她的情况吧，在这期里干脆叫她加丽娜。” “这怎么写？”老油条阿列克谢耶夫惊讶道。 “就这样！你们写：‘阿列芙耶娃所开始的创举’、‘阿列芙耶娃的班组’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我们主要的是——不是往深处闯，是向前。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已经在全国推广的创举，是这样吗？” “是倒是这样，”彼得·菲奥德洛维奇32哼唧起来，“但是毕竟……” “我们靠创举修补经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嘟哝了一句，但是声音小得谁也没听清。 碰头会上不允许开任何玩笑。用的是纯政治的语汇。考虑到碰头会上一定会有告密者在场，最好暂时别说风凉话，保持呆板的表情。 “决定了，”马卡尔采夫断然说道，“我们也不要磨洋工了。说吧，叶吉科夫，第二版是什么内容？” 副秘书转动着仙鹤般细长的脖子说出了题目，在每个标题之后稍作停顿，以备马卡尔采夫想要弄清楚或者表示反对意见。当叶吉科夫说出了文章《指针摇摆》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 “谁发来的材料？内容是什么？” “商业部。售货员给买主少称分量。”叶吉科夫一下子回答了两个问题。“作者是人民监督员。” “在什么商店少称分量的，指出来了吗？” “我记不准了。” “那商店经理的姓名有吗？核实一下。如果没有——加进去。不然读者不会知道，谁对缺斤少两负责任，并且可能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责任。顺便说一句，当我们批评时，需要永远注意具体过错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还有一点，叶吉科夫：不要把两篇批评性文章安排在一起——关于房管处工作不佳的和对顾客短斤少两的。这可能产生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第二版结束了？说说第三版。” “外闻。”叶吉科夫说道。 为了简便起见，报社把世界各大通讯社提供并经塔斯社为苏联读者筛选出来的全部外国新闻叫做外闻。此外，像《劳动真理报》这样的大报在大国也拥有自己的特派记者。 “这版的中间是通过电话接收的我们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的国际小品文：《在用大棒威胁》。西德的军国主义化在继续：联邦德国发行了带有希特勒飞机图案的邮票。” “不多。”马卡尔采夫说道。“他写得不经常，而且肤浅。接着说吧。”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出的关于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的小范围真相是只给现在出席碰头会的那些人听的。《劳动真理报》驻国外的大部分特派记者一般来说一次也没有来过编辑部，并且什么东西也不写。不过，有时信使在信封里带来他们签名的文章。记者站部门主任知道的只是几个驻外特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驻波恩的奥夫恰连科夫属于他们之列，而且的确寄来材料。但是编辑部的惯例是不批评驻外特派记者的工作。只有马卡尔采夫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他的这类真相的程度是这样的： 对报纸的读者，驻波恩的特派记者揭露西德帝国主义（大范围的真相）。对编委会和各部主任（正如马卡尔采夫所指出的），奥夫恰连科夫写得肤浅，应该更深刻些。对奥夫恰连科夫在克格勃的上司：“《劳动真理报》的特派记者写得不好而且少，这是否让西方感到可疑？请给他下指示不要忘了报纸。比如说，我们很需要一篇揭露西方政客伎俩的文章。”（小范围的真相）。对中央：“报纸在驻外特派记者身上的花费有点大，他们消耗掉了拨给编辑部的全部外汇。能否略微增加拨款额？”对自己的同行朋友：“你老婆要去联邦德国？我给我们的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打个电话，他会接她的，领着她参观，免得她和跟她的旅游团一伙人奔波。”对妻子：“这个奥夫恰连科夫是个懒汉。他从德国报纸上抄的东西在我这里的国际部可以翻译。我付给他一份工资，机关的第二份工资自动给他存到存折上，可他什么也不干，寄生虫！” 而对自己，马卡尔采夫对自己特派记者的职责有大体的认识：向国外的进步党和一些组织提供资金，秘密宣传并以关于我国国内事件的报道引导报刊和外交官，与“鼹鼠”（我们在各国进步党、其他党和报纸及出版社编辑部中的间谍）联络，与政治活动专家联系，还有中心的特别任务。全部这个绝对真相是国家大政的需要，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明白，因此没有更深入地思考。就让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伤脑筋吧。 这时，叶吉科夫汇报了体育、文学，其他事项，然后就不做声了。 “有什么建议？”马卡尔采夫问道。“有什么问题？” 他提醒了在一版上只安排一张照片的指示，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报纸的版面进行宣传。叶吉科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马卡尔采夫又提了几个概括性的意见，特别是，越来越认真地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辰一百周年的筹备情况现在有多重要，同时，不能重复，要找到新的调子。 “我们来考虑一下，同志们！办这样一个栏目行不行：‘距一百周年还有多少多少天’？报道的集中程度将稳步地、有所指地并逐渐地增强。我说完了！” 第一个离开的是拉伯波尔特，他一言不发，像囚犯那样把双手交叉放在后面。在他后面，其他人边走边交谈着一个接一个离开了。洛科特科娃最后一个站了起来。 “安娜·谢苗诺芙娜，”马卡尔采夫问道，“我还有什么日常事务？不然我很快要去中央了……” 她拿来了文件夹，里面有等待签字的文件：两份出差证明，给区委的体育部主任斯科布佐夫赴瑞典报道世界冰球锦标赛的鉴定书。斯科布佐夫政治上符合要求，思想坚定，道德有抵抗力并且喝酒不比别人多。何况斯科布佐夫已经去过国外了。马卡尔采夫签了字。亚古博夫拿来了文章的条样，他想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 “以后再说，”主编把条样放在了一边，“我要去中央。” 廖沙跑去预热发动机了，然后马卡尔采夫坐车离开了。他在中央食堂里吃了午饭，来得及和需要的人谈一谈，然后带着报纸的计划去了报刊部。心脏没有痛。无论是在碰头会期间，还是之后，他一次也没想起灰色文件夹。而现在，在医院里，他产生了怀疑，都怪这个该死的文件夹。如果不是它，还能是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个？”马卡尔采夫微微动了动双唇，尽管病房里没有人。“如果对于你们来说我不好，谁更好呢？” 他立刻想了起来，他需要有积极的情绪。可是没有。挤满了病房的医生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考。他们紧挨着站在了床的周围。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开始回答会诊的问题，勉强转动着舌头，但是思想没有离开文件夹。以前他从没有这样多疑过。他做得是对的，把这个该死的手稿塞进了信封。似乎是小事，但却是唯一得救的办法，尤其是现在，当他躺在这里，而它放在那里时。 但不知是他不能忘记德·库斯汀男爵，还是库斯汀没有忘记他，对看过的东西的思考深深印入了脑海，并周期性地加在马卡尔采夫本人的经验以及他周围的生活事实之上。因此这让他精神感到压抑。他让自己相信，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感觉到，在读过《1839年的俄国》这本书后，他已经不能只像以前那样思考了。冰层中的裂缝开了，已融化的水面变宽了。自相矛盾激怒了他，他没有准备好跳进冰窟窿里，他的恐惧没有过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环视了一眼房间，因为他觉得有人出现了。他猜测，谁可能出现，但立刻想到，警卫是不会让闲人进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 的确，德·库斯汀男爵没有出现。可马卡尔采夫在等他。 17.拉伯波尔特热 《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门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通行证。但进入印刷大楼的通道沃赫洛维茨要求出示证件。而在编辑部入口处，一位年长的女值班守卫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在电梯附近的旧书桌后面打盹。叫醒她的是偶然的来访者、作者、申诉人，他们是问去某个部门怎么走，给她留下写有员工姓氏的信封。女值班守卫员擅自把进来的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前者她打发去编辑部各部，打发后者去社会接待室咨询。 在马卡尔采夫办公室的碰头会一点五十分结束，于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感到急需吃点东西。他在桌子底下放着一个电炉，用它烧水壶。拉伯波尔特往杯子里放了一撮茶叶并倒上了开水，然后把茶水倒到另一只杯子里，好让茶卤留在第一个里面。他咬下来一小块奶酪，仔细地用假牙嚼烂（坏血病吃掉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些在集中营里没被打掉的牙齿），把一块糖吮吸了一阵，然后就着茶吃了下去，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他高声喊道。 门慢慢地开了个缝，来访者把细窄的刮光了的头伸了进来。 “您这是什么令人讨厌的习惯——敲门？”拉伯波尔特嘟囔了一句。“您怎么着——是到卧室来找我？这是机关，工作时间。有什么事？” 来访者愧疚地站在门口，腋下夹着一个空公文包。 “您是共产主义教育部编辑塔甫洛夫同志吗？我没弄错吧？”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继续咀嚼奶酪和糖，吃下去后，他大声呵叱道： “坐到椅子上！” “您看，”进来的人说道，他听话地坐了下来，并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 “暂时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想提交一篇文章，主题极为重要，我甚至可以说，极富有现实意义。” “谁——您？” “我是沙腾。叶甫盖尼·叶甫盖尼耶维奇·沙腾。不是黑头发的，是深褐色头发的33！这样您更容易记住……”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 “也许您听说过，我发明了一种电子乐器，当您靠近时，它就会响起来。我有发明证书……您看……” 拉伯波尔特没有看放在他面前的带着国徽的证明。 “您想象一下，”来访者想入非非地说道，“人们可以在我的乐器周围跳芭蕾舞，而它会随着他们的动作发出声响。我的乐器叫‘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 “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很独特！” “当然了！是全新的艺术……尽管暂时没有人需要这个……” “所以您认为，《劳动真理报》需要跳芭蕾？” “不！我写的是别的内容。我去了工业部，但是他们打发我来找您。我来说一说……” 喝完了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放着奶酪皮的纸卷起来扔到了篓子里。胃不再因饥饿而疼痛了，心情也好转了。 “我自己看，不用说，”拉伯波尔特舔完了嘴唇，“我震伤的耳朵听力不好。” “不，还是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实质。我是个孤独的人，没有孩子。儿子牺牲在了前线，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两年前我安葬了妻子，而今年我母亲去世了。您不会相信的，她九十四岁了。我觉着，完全一个人留下来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于是在床头上面做了个壁龛。在里面装了盏日光灯，好看上去漂亮，放进去两个骨灰盒：装着母亲和妻子的骨灰。现在她们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您认为这样更方便？”拉伯波尔特留心地看着谈话对方的眼睛。 “当然了！如果您，但愿不要，有谁去世了，您把骨灰盒放进房间就会相信了！当我心情伤感时，我就走近‘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用手做诱导动作，音乐就会响起来。妈妈和妻子和我一起听音乐。或许，我在前线被打死的儿子也会飞到我们身边。我指的是他的灵魂。” “您最好还是去……附近的中学，去找年轻的技术人员吧。教会他们设计您的乐器！” “我去过了！结果呢？您以为孩子们理解我的音乐吗？不！他们都嘲笑！可妈妈和妻子理解！最近我完善了系统：壁龛中的灯光在有音乐时才会亮起来。并且音乐声越强，盛着妻子和妈妈骨灰的盒子就被照得越亮……也许，您同意看一看？的确，我住在公寓里，有六位邻居，但是不远。” “现在不行！……这么说，您的文章写的是妻子和母亲的骨灰对音乐的感受？” 他已经打算好把来访者打发到文学与艺术部去。 “不完全是，亲爱的塔甫洛夫同志！这就过于暧昧了。您看，我想在报纸上提出全部墓地存在的不合理性的问题。它们占地很多，劳动者在丧葬上的花费很高。最好不埋葬！” “完全不？”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问道。“那怎么办呢？” “亲属应保留骨灰。那样，除了火葬场外，国家不需要有任何操心事。无论是墓地，还是墓穴，还是骨灰堂。我已经说服我的邻居了。他和妻子在家中的餐具橱里分出了一个架子并且已经买了盒子。” “给谁？” “给自己，当然了。塔甫洛夫同志！我知道，您总是在报纸上提出有价值的创举。它们得到全国的响应。我和您开始一个新的创举‘支持不在墓地占用位置’，难道不行吗？” “《劳动真理报》带着占一个版面的大字通栏标题《请把死者保存在家里》出版？您怎么，需要我的骨灰？” “绝不是！为什么是死者？只是骨灰……您看看：在我国范围内，我大概算了一下，将节省二十五亿卢布。而主要的是，从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角度看，实现的就是您所写的东西——忠于英雄父辈们的遗嘱。” “可要知道那是英雄的遗嘱！” “对不起，塔甫洛夫同志，这里我承认自己不同意您的看法。在我们这里，任何人都能成为英雄！” “把文章给我吧！”拉伯波尔特尖声说道。 他一行行飞快地浏览着，感到作者如何细心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如果建议把文章最后加工一下，他还会再来的。如果夸奖一番并收下，而过后拖延，他会一直纠缠到自己变成骨灰为止。不，这里需要快刀斩乱麻。于是，他把文章放到一边，说道： “这样吧，沙腾！其他原则性差一些的人会跟您绕弯子的，我就开诚布公地说了。我们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切都是狗屎。您所写的东西也是。但这不是我们刊登的那种狗屎！” “对不起？” “不行！您要想开始创举，我个人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您得在其他方面动手。我们只写英勇的现在与光明的未来。不要任何死者！” 受了委屈的作者从桌上拿起了文章，把它塞进了公文包，然后没有告别就走了。来访者让塔甫洛夫不能休息一下。桌子周围已经坐着三个圆脸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每个动作。两个人穿着黑色的西服，打着领带，第三个穿着红色条纹的灰色西服，也打着领带。拉伯波尔特蜷缩了一阵。 “有什么事吗，年轻人？” “贵报，”那个穿着灰色西服的小伙子开门见山地说道，“应该报道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这样做？” “你们本人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共青团中央的……” “同行们，可是你们有自己的报纸呀？它也需要年轻的作者！” “我们已经吸收我们的报纸参加了，”穿灰色西服的年轻人说道，“如果需要，我们会施加一点压力。” “不需要施压，我不是臭虫。到底是什么问题？” “您当然知道，登山运动是勇敢者的运动。” “那还用说！我在电视上看过。” “但是攀登是在没有崇高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更正确地说，只是抱着征服高峰的目标。” “正确！”拉伯波尔特同意道。“所以你们？……” “我们组织纪念领袖诞辰一百周年的攀登。以运动健将斯杰帕诺夫为首的共青团员小组将把领袖的半身塑像搬上共产主义峰并放置在那里。是永久的。我是小组的政治指导员。我们希望贵报能定期地向读者报道这一空前远征的筹备情况。” “半身像很沉吗？” “斯杰帕诺夫，你来说！”政治指导员命令道。 “24. 74公斤……” “那您，指导员，也要搬你们的半身像？” “不，根据计划，我将从营地协调登顶。” “明白了！谁来搬呢？” “斯杰帕诺夫！” “那其他人呢？” “我们是攀登的负责组织的人员，”政治指导员解释说，“我们负责活动的宣传。要知道这是最高难度的远征！嗯，至于政治意义……” “我都明白了！”拉伯波尔特鼻子里发出了喘息声。“我欢迎你们的创举，年轻人！只是，孩子们，我们这样说定吧。我已经完全站在你们这边了。可万一你们搬不上去半身像呢？你们干嘛要陷进去？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们搬上去后，我们立刻报道……我以苏联报纸工作者的名义保证！” 不等到三人想出反驳的办法，他站起来并开始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摇晃。 “祝你们成功！共青团想出了件好事！真了不起：24.74公斤，啊？……” 拍打着登山者们的肩膀，他把他们推到了门外。 “听说了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工业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跑过去时问道。“马卡尔采夫心肌梗塞发作了！” “你开玩笑！” “他从中央出来时摔倒了。但是爬着返了回去。毅志真坚强！就是这样，活得好好的，也不知道在哪儿会突然碰上……” 关于主编的消息以电波的速度传遍了编辑部。员工从各部里拥到走廊中打听详情。每个人都有了消息、推测、对未来的担心。不过，恰恰是消息不足。有人已经听到了什么，通过多次的转述得知了细节。 “负责任要以健康为代价，”阿列克谢耶夫富有哲理地说道，“国家是不会白给钱的。” “这和责任有什么关系？恐怕，是因为《香杰克勒的女王》34狠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受不了了。”摄影记者萨沙·卡卡巴泽说道。“还记得电话吗？我们发表了批评性评论，可瘦削的同志喜欢上了这部电影……难道主编能预料到这个？” “到底喜欢上什么了？” “里面女主人公的乳房大，符合他的口味。” “符合他过去的口味。”秘书处的特约通讯员伊弗列夫冷冷地补充道。 “小声点，斯拉维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制止了他并回头看了一下，“喜欢的不是乳房，而是导演是西班牙的共产党员。” “可我觉着，”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说道，“马卡尔采夫自己有责任。他总是缓和：两面讨好。车厢间的缓冲器经常坏——它们承受的负荷大……” 拉伯波尔特在听着。他向来不喜欢对着如此众多的耳目说话。他打量着站着的人们。谁会偷偷放进文件夹呢？谁把一个好人弄到了心肌梗塞发作？ “你说，是他自己的错？”拉伯波尔特靠近了叶吉科夫。“那你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心肠软？” “我没有指责他！”叶吉科夫退缩了。“什么心肠软啊？可笑！” “你感到可笑，”女打字员斯威特罗泽尔斯卡雅插嘴道，“你心肠不软，永远也不会软。可马卡尔采夫是个好男人！没有成功不是他的责任。” “什么没有成功？”叶吉科夫追问道。 “没什么！你们记得食堂的事吗？” “当然记得！”卡卡巴泽说道。“我自己参加了共青团委的突击检查。” 有一次马卡尔采夫在碰头会上问道，为什么阿列克谢耶夫不在。“他中毒了，”人们回答他说，“他在编辑部食堂吃了什么东西。”白天马卡尔采夫亲自下到了食堂。他拿着托盘排了会儿队，在小桌子后面坐了下来，闻了闻汤，把它推到了一边，用叉子戳了戳肉饼。他差点吐了出来，可要知道他为了事业必须爱护自己。他叫来了卡申。 “真是天晓得！为什么那么难吃？” “看来是在偷窃。”卡申猜测道。 “为什么我们不说话？还是记者呢！我们自己这里都搞不好，还要求别人什么呢？” “您是主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可以试试。” “我连试也不会！我就是说做就做！” 主编给反盗窃国家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局长打了电话。当天，《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出口处出现了一位穿着朴素，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礼貌地问每一个拎着沉重的手提包从楼梯走下来的妇女： “对不起，您在食堂工作吗？” 她没有否认，于是他请她到旁边的房间去。那里有两个民警和人民监督代表守在秤旁边。他们从包里拿出偷盗的食品，称重量并开具证明。第二天，食堂的全体员工，从女洗碗工到经理，全部被撤换，之后编辑部人员两次或三次地去吃午饭，一切是那样的干净和可口。一天过后，汤变得不那么好吃了，两天过后，第二道菜也是。一周过后一切变得照旧。马卡尔采夫去的是中央的食堂，因此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的事是鸡毛蒜皮，”伊弗列夫说道，“喔喔叫完了，哪怕天不亮也没关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责任。”安涅奇卡生气了。 “当然了！”拉伯波尔特安慰他说。“为什么要怪罪一个人说他有美好的热情呢？其他人连热情也没有。” “争论什么呢，同志们？” 卡申出现在了走廊中。 “是这样，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叶吉科夫说道，“我们在想，没有领导该怎么工作。” “领导也在为此操心。”卡申环视了一下所有人。“我给医院打过电话。两个月内指望不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了，也许是三个月。至于临时代替的人，那么中央已经同意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房间的门一直半开着，里面的电话响了起来。 “塔甫洛夫同志，我是区委的卡瓦列洛夫。已经向我报告说，你们的主编出了点麻烦……但是是您负责我的文章……现在怎么样了？” “这不取决于我。马卡尔采夫答应什么了？” “他答应了！可他不在。谁代替主编了？亚古博夫？……哼……” 听到短促的忙音后，拉伯波尔特耸了耸肩并小心地把听筒放到了电话机上。 18.亚古博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35 领导人员登记表资料 担任的职务：《劳动真理报》第一副主编。 1920年9月1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那古茨卡亚镇。 俄罗斯族。父亲俄罗斯族，母亲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农民。 1939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177864。未受过处分。 高等学历，毕业于高级党校，以及专门学历（毕业文凭副本附在表格中）。 专业：党务工作人员。 所有在世与去世亲属的名单，他们的居住地及安葬地在本表格的附录中。 外语知识：英语、德语、匈牙利语，掌握程度足够流利。 出国情况：（工作出差清单附上）。 军衔：预备役中校，特别登记。 在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的任职情况：苏共莫斯科市委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记者协会会员，新闻社管理委员会委员，苏匈友好协会副主席，编辑部党委委员。 政府奖励：红星勋章，奖章。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亚古波娃（托皮林娜）·尼娜·菲奥德洛芙娜，国家级网球教练。女儿瓦连京娜，十六岁，儿子特罗菲姆，十三岁。 身份证号码XXXI CA No 510408，发证机关：莫斯科第123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6年1月12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别列日科夫斯卡亚滨河街，4号，186号房间。 住宅电话：240-22-31。（电话手册中无地址及电话号码，且居民地址查询处不予提供） 亚古博夫的上升与降落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尽管身材不高，但是看起来像从事运动的人，并且看上去要远比他的四十八岁年轻。他注意自己，早晚（早晨是为自己，晚上是为妻子）仔细而愉快地刮脸，做操，每周两次，甚至值班后也会去列宁格勒大街的陆军中央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游泳。那里给国防部的将领们留出了时间，于是亚古博夫找到了渠道，和他们一起游泳。他从来不生病，也没有着过凉。秋季在中央的里加海滨休养时，他不在游泳池，而是在冰冷的海里游泳——一点事也没有，没有神经根炎，连伤风也没有。别人当着他抱怨头痛时，他体贴地，并且是真诚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他那没有一根白发的精心修剪过的黑色浓发的头，生平一次也没有痛过。需要的时候，他喝的酒和其他人正好一样多，既免得让别人以为，他在装样子；似乎他又不喝酒，也免得让人认为他喝得过量。马卡尔采夫有时开玩笑说： “您急着要当正人君子，斯捷潘·特洛菲梅奇？” 亚古博夫礼貌地微笑着，同时努力不瞟向主编的大肚子。 他的父亲特罗菲姆·亚古博夫不知道自己的父称。他在富裕的哥萨克村镇那古茨卡亚没有亲戚，算是外来人，但是他对有一块土地和房子感到满足。他是个冷漠寡言的人，拄着拐杖走路：一条腿被大车的轮子压断了，并且骨头接得不正确。亚古博夫一家过得不错。最初有三个孩子，后来在流行病期间掩埋了两个。特罗菲姆·亚古博夫不想他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被没收。他报名加入了集体农庄，入了党并开始在集体化事业中帮忙，集体农庄组织起来后，邻居们害怕特罗菲姆·亚古博夫并远远地就向他致敬。一家人在挨饿。斯捷潘长大后事事帮助父亲。有机会时他喜欢不无自豪感地讲述，他已经年老的父亲如何重复说： “组织下了命令——特罗菲姆回答：‘是！’” 但是对亚古博夫上升到目前的高度来说，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他优秀的出身，甚至也不是在他身上培养的哥萨克精神，而是身材。 斯捷潘从少年时苦恼的就是，他的身高只有一百四十九厘米。尽管他对挖苦一贯用一句俗语“我个头小，但是鸡巴大”来回答，但还是痛苦地忍受着同志们的讥笑，他穿着自己钉上厚鞋跟的皮鞋，但是这于事无补。 十年制学校毕业后，头脑机灵又精明的斯捷潘弄到了一份证明并离开了集体农庄。在莫斯科他进入了航空学院。但是一年级结束后他被开除了：他只学会了区别数学与材料力学并且一门功课也没能考及格，党史除外，他父亲曾经每晚大声读给自己听这段历史。出人头地了的父亲的弟弟安排斯捷潘当了岗警。如果不是叔叔施加了压力以及他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不会录用这样一个矮个子的人的。亚古博夫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 执勤站岗时，斯捷潘不再感到自己有缺陷。相反，他产生了对那些他可以吩咐的人的优越感。他们只是公民，而他是苏维埃政权。只要他想，就可以叫住，检查证件，他想，就可以带走到民警局。除了上司，所有人都必须尊敬他，而且上司也是，因为他尊敬上司。他具备成长的一切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也做好了成长的准备。 斯捷潘没有想到，他的身高（就是一百四十九厘米）记录在了专门的卡片库中。作为政治培训的优等生，在经过长期考察后，亚古博夫被派往莫斯科附近的学校。这里教授学员用手枪向人的移动侧影射击并说英语和德语。此外，亚古博夫完成了近六十次的跳伞，和自己那些飞机刚开始爬高就脸色苍白的同学们开点小玩笑。不久后斯捷潘得知，训练班隶属同一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另一个部门——国家安全总局。然而，一起训练他们，而不是在秘密房间单个培训这一点预示：根本不是亚古博夫梦想的那样在培养他当情报员。 学员们没有感受到战争。生活进行得有规律，只是在进行实习时才中断。这样的实习就是派遣学员保卫特别目标或者是清除或迁移有敌视倾向的少数民族。例如，亚古博夫和同学们曾把德国人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强行迁走，他从幼年起就不喜欢这些人。学员们用冲锋枪催促带着嚎哭的孩子的女人和老人们，让他们挤满带篷的汽车，给真正的苏联人腾出房子来。 在宿舍里，斯捷潘床铺边的小柜上永远摆放着斯大林的肖像镜框。一次，拉响警报集合了全校学员并拉到了机场。场地上有两架飞机，据说，它们的发动机昼夜转动。消息传开了，说斯大林本人要飞向东部撤离。让学员们在警戒线上站了了将近三小时，然后集合起来拉走了。据说，斯大林从另一个机场飞走了。但是后来得知：领袖留在了莫斯科。斯捷潘希望，11月7日或者5月1日全校会被带到阅兵式上。他会立刻看到斯大林同志。有史以来各民族最伟大的领袖将比站在列宁墓上的所有人都高。并且这个想象符合实际情况。在列宁墓上，为身高一百六十厘米的斯大林垫上了一个盖着多层地毯的台座，两边有两道不高的小栏杆防止踩空。斯大林比亚古博夫更担心身高，因为他是斯大林。根据不成文的指示，报纸上全世界无产者的领袖与比他高的人站在一起的照片在塔斯社被剪成几块，然后把各部分拼到一起，使斯大林显得稍稍高一些。接缝处经过精心的修描。斯大林不能忍受仆人的身材比他高。因此，从斯大林个人卫队队长拉脱维亚人萨尔彼得（早在1938年就被关押起来）时期开始，保留了一套选拔制度：保镖、秘书、厨师、服务员、澡堂服务员、园丁、司机以及所有其他人员的身高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该怎么处理比自己身材更高的战友们，斯大林自己决定。 此时，亚古博夫的老师中出现了一位永远微笑且穿着无可挑剔的人，他留着尖细的，沿表面修刮过的小胡子，打着蝴蝶领结。 “假定，你们管我叫库德烈瓦特赫……” 学员们笑了起来：库德烈瓦特赫是秃顶36。他们听说了，他是我们情报部门驻柏林的前站长。他曾在餐厅当服务员，帝国官员经常去那里，他暴露了，但成功地把他送了回来。库德烈瓦特赫讲授关于良好的举止，教如何摆“三个水晶器皿”和“七个水晶器皿”的饭桌。顺便还演示，如何侧身站着并装出独特的不感兴趣的表情，更方便地听客人们在说什么。学员们只能猜测，要培训他们去哪里，干什么。 突然宣读了提升他们为少尉的命令并发了新的制服：黑色的坎肩与黑色的裤子，雪白的胸襟和蝴蝶领结。当学员们换了衣服并重新列队时，向他们介绍了新任务：在政府招待会上服务外国人。应该微笑并做出什么也不明白的样子。遇到困难叫领班来帮忙，他翻译后就再度离开。任务包括听外国人之间在谈什么，不放过细节，然后走到厨房里，迅速并准确地转述给领班——中校，服务员小组的领导人。应该按号码称呼客人。 车窗上挂着禁止拉开的窗帘的大客车开进了莫斯科。当大客车刹车而窗帘随之摇晃时，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房子的玻璃上糊着一层十字形的纸，可以看见橱窗前的沙袋以及高射炮连队。客车开到了大门前，于是窗帘晃动了一下。斯捷潘一瞬间明白了，是在送他们去克里姆林宫。学员们的心脏兴奋地剧烈跳动起来：你看你高飞到哪儿了，亚古博夫！镇子里的姑娘们现在看见你该多好。斯捷潘斜视了旁边的人们一眼。那些人表情严肃地坐着，并按队列条令规定的那样直视前面。亚古博夫也开始向前看。 招待会开始了。斯捷潘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站在一个胖英国人的后面，他是14号，新任的新闻专员，更像亚古博夫小时候在马戏剧院见过的手技演员。英国人和一旁的美国人闲扯着关于女人的各种废话，并不急于透露国家机密。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于是所有人站了起来。没有预先告诉亚古博夫，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行事，于是他悄悄地问服务15号美国人的同学： “别佳，为什么都站起来了？” “笨蛋！你没看见，是斯大林？！” 那个人在战友们的陪同下走着，把右手插进扣子之间并把大拇指竖起来。他的左手不时舒展开新制服胸前的勋章，金色的肩章发出光芒。斯捷潘只在相片上见过斯大林，所以让他惊讶的是，真实的他穿的是裤子，而不是马裤和靴子。的确，斯大林从幼年起就一直穿靴子，从不穿其他鞋子。因此，靴子占了国家所有鞋厂计划产鞋量的很大百分比。领袖的双脚习惯了被奴役并且多年忍耐了过来。可后来突然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生来就长在一起的左脚的第二根和第三根指头尤其疼痛。医生们长时间讨论了疼痛的原因并且为了避免血栓静脉炎，谨慎地建议穿更轻的鞋，以便肢端能够透气。 用从斯瓦涅季亚运来的皮子给斯大林缝制了特殊的半高豄皮鞋。皮鞋是在靴子的楦头上缝制的，照常带高鞋跟，只有鞋面是皮鞋形状，没有鞋带，两边是可拉长的松紧带。斯大林要求拍一部他的纪录片，为的是看到，他穿裤子和皮鞋的样子如何。电影得到了喜欢，然后命令销毁了胶片。1943年1月17日发布了军队实行新制服的命令——制服和裤子。 今天是斯大林第一次穿着皮鞋在招待会上露面。他觉着，不穿皮靴他失去了对每一步伐绝对正确性的信心。他明白，只有自己感觉到这点；战友们猜想不到他内心的创伤。他们以为，领袖只不过是率先做出表率。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巧妙地颠倒因果的位置。 从这一天开始，塔斯社在全世界传播的数以百万计的照片和肖像上，斯大林将穿着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裤子站立。自然，民警、铁路工作者、检察官、飞行员、矿工都将把皮靴和马裤换成皮鞋和裤子。全国都向领袖的外表看齐。这一切都发生在以后，而今天斯大林在祷告上帝，不要让世界上的任何人猜到皮靴换成皮鞋的原因。敌人们等的就是他有什么地方痛起来。他不能允许自己放松。他想的是需要拯救的人民。他需要从西方得到食品、军事装备，说服他们开辟第二战场，吓唬一下，一旦胜利我们会占领欧洲。 斯大林如此近地走了过去，以至于斯捷潘可以用手触摸一下。他发现，他的躯干短小，狭窄，而胳膊过分长。牙齿不齐，也不好。斯大林害怕牙痛，所以没有治疗它们。战争前他的肚子变大了——他吃得多，但活动少。头发开始稀疏，面颊松弛，这是夜间坐办公室造成的克里姆林宫面色。亚古博夫欣喜若狂。原来，斯大林比他高得不多！伟大领袖坐在了亚古博夫负责的14号新闻专员的斜对面。一个不认识的服务员站在斯大林椅子的后面。斯大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酒杯，于是酒杯瞬间盛满了干葡萄酒。 “Cold water, please.”14号英国人说道。 亚古博夫站着，对斯大林入了迷。 “水！倒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领班小声说道。 这时亚古博夫才明白过来。他抓起一瓶博尔若米矿泉水，用白色餐巾裹住它并给英国人倒了半杯。那个人一口气喝干了。 “您注意到了吗，朋友？”14号英国人对15号美国人悄悄说道，“看到斯大林时，俄国人都变成哑巴了！他靠自己染过的小胡子让他们入迷。您看看这个笨蛋服务员！” “真是坏蛋，该死的帝国主义者，”斯捷潘生气地想道，“他以为我不懂英语。等着瞧，混蛋！” 斯大林清了清嗓子，略微弯下腰（由于不幸的事故左手和肩膀从童年起就不听使唤），手里端着酒杯站了起来。亚古博夫以立正姿势挺直了身子。但是领班碰了碰他的胳膊肘并吩咐跟着到厨房去。 “说，什么内容？”他途中问道。 亚古博夫决定稍微夸大一点，以报复英帝国主义者。 “14号批判性地评论了斯大林同志……” “这些情报不需要，”领班看着一边，冷淡地反应道。“他没有说数字和事实吗？” “暂时没有，”亚古博夫回答说，感到自己疏忽了，于是为了改正，他问道，“有什么新指示？” “把盛热菜的盘子放到托盘上！” 他回到了大厅，这时人们在鼓掌。斯大林平静地听着外国人说话，不时抽一口自己的登喜路烟斗。突然他用锐利的小眼睛看了看英国新闻专员并问道： “先生，您喝什么呢？” “博尔若米，”14号英国人用俄语回答道。“可现在，我大概要尝尝白兰地了……” “白兰地？……”斯大林想了想。“是亚美尼亚的还是格鲁吉亚的？” 然后他又专注地看了一眼英国人，洞察他的心思。对方不知道回答什么，所以抱歉地笑了笑。 “尽管我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说道，“亚美尼亚的白兰地更好。您看，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民族特权。例如，我们所有苏联人都喜欢在克里米亚装瓶的苏联香槟酒。” 新闻专员想道，他太相信英国报纸了。现实中斯大林要民主得多，并且他的脸绝不像西方报道的那样被麻子弄得很难看。应该要告诉记者们这一点。 而斯大林此时继续说道： “我们认为，最好的香槟酒来自克里米亚的酒窖，是上世纪末希腊酿酒师为俄罗斯贵族装瓶的那种。现在我们这里喝它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您也喝吧，不要拘谨！……” 斯大林用目光示意酒瓶并弹了一下手指。斯捷潘和其他两个服务员急忙开始执行指示。亚古博夫更麻利，他第一个抓起了酒瓶并已经想要给斯大林同志的杯子倒酒。但是斯大林指了指英国人的酒杯。当斯捷潘倒完酒后再转过身时，斯大林的服务员手里已经拿着另一只同样的酒瓶了，他从里面往一只小高脚杯里倒了一口，尝了尝，然后给斯大林倒上了。 香槟酒让英国人的鼻孔微微感到发痒，酒不太甜，并且很淡。他没有把杯子放回桌子上，而是看也不看就递给了亚古博夫，让他再倒一点。斯捷潘像教他的那样侧身站着，以便更好地听到酒席上的谈话。醒悟过来后，他拿住了杯子，但不知是他拿得不紧，还是英国人过早松开了手指。酒杯掉到了地毯上。 亚古博夫瞥了一眼坐着的人们，看是否有人发现了他的疏忽，然后用鞋尖把杯子踢到了桌子底下。他迅速从托盘上拿了一只干净的酒杯并倒上了香槟。英国人喝了点，然后转向了斯大林，夸奖了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以及苏联人民的口味，夸奖他们懂得喝什么。 “我说过的！”斯大林满意地指出并用大拇指捋了捋小胡子。 当第二天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外交官之间的谈话内容时，对方在自己的便条本上画着什么。贝利亚伸长了脖子才看到，斯大林在画足球。他突然用格鲁吉亚语打断了贝利亚： “对了，拉弗连季，那个足球运动员姓什么？” “哪个队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没有人按名字和父称称呼斯大林。他不能忍受这个。所有人跟他说话时都称呼“斯大林同志”。他只对贝利亚例外。 “别转过脸去，看着我的眼睛。是你的球队的足球运动员，拉弗连季！” “迪纳摩？” “为什么是迪纳摩？你最近变得心不在焉……”斯大林从桌上拿起了烟斗，用手指拨了拨烟灰，划着了火柴，吱吱地抽起来。“那个把酒杯传到桌子底下的足球运动员姓什么？……” 原来，谁也没有发现。而斯大林喜欢显示自己的观察力来让人惊讶。稍后贝利亚通过电话报告了姓氏。 “我应该指出，这个亚古博夫是个不中用的服务员，”斯大林说道，“有点像神经质……也许，对这项工作来说他的才能过剩了，啊？” “我们清除他。” “真让我意外！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们会除掉的。早就让我担忧的是，你们如何轻易地除掉人们……人们——这是我们的干部。” 贝利亚听到，斯大林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 “这样办，”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建议道，“根据这个足球运动员的专长交给他工作。” 拉弗连季·帕夫洛维奇皱了一阵眉，他想起了残暴的矮子叶若夫，斯大林亲自在外省找到并提拔了他。他向来喜欢按“让小人物一步得势”这句俗语行动。这么说，这个亚古博夫现在让他感兴趣不是偶然的。因此对这个小子要小心。拉弗连季·帕夫洛维奇办公室主任切尔诺夫将军得到了指示，于是让斯捷潘当了内务人民委员会迪纳摩体育场经理。第二天他已经接收了工作，于是老经理站在坐在椅子中的亚古博夫面前向他介绍，斯捷潘将要干什么。老经理被派往了前线。新经理的工作不多。体育场主席台下的体育馆和更衣室被占用了。那里安置的是派往敌人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人员的培训学校。指挥学校的是其他人。 斯大林再也没有想起自己的这个玩笑，尽管他一向喜欢时不时检查结果。地下隧道工程转移了领袖的注意力，沿着这条隧道他可以乘车从孔策沃的家来到克里姆林宫。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结束了隧道的开掘。斯大林视察了道路，但是他觉着，如果偶然或蓄意发生崩塌，隧道里可以憋死人。他又稍加考虑后下达了让地铁通过隧道的指示。报纸开始报道伟大领袖对人民福利的新关怀。 亚古博夫到底永远也没得知，是谁稍微支配了一下他的命运。安排他就业的其他所有人后来都被枪决了，当然不是因为亚古博夫。在体育场经理的职务上斯捷潘感到了对不仅是让别人服从的兴趣。他成了上级任命的干部。很快他认识了尼娜，中央某部部长托皮林的女儿。尼娜来到迪纳摩体育场打网球。她比斯捷潘稍高一点。亚古博夫给她创造了特殊的条件，安排了最好的个人教练。他亲自来观察尼娜的训练情况，并且在观察过程中喜欢上了尼娜·托皮林娜。一段时间后他成功地把尼娜搞到手，这减少了结婚的困难。 在解决了贝利亚和中央宣传部的问题后，岳父有了能力，把此时已经从高级党校毕业的斯捷潘从体育场经理调到《苏维埃体育报》加强工作。这样亚古博夫成了记者。现在他得到了机会向广大群众解释，体育是革命事业，是政治工作，是培养苏联爱国主义的强大手段。体育同样从思想上锻炼千百万体育爱好者大军。亚古博夫的岳父被打发退了休。他试图给亚古博夫出主意，在上面或对下属该如何表现自己，但是亚古博夫打断了他，带着微笑拍打着他的肩头。 “你们的老办法，老爷子，不中用。需要的不是善于不多嘴的人，而是善于工作的人。您看看，你们犯了多少错误，现在就别吱声了！” 但是斯捷潘本人也岌岌可危。在以防万一被打发离莫斯科远些的其他人中，亚古博夫受贝利亚的派遣到了匈牙利工作。贝利亚利用这个决定一举两得。他安排斯大林时期受到赏识的人退居次要地位，目的是表明，他本人反对斯大林。但是安排的方式是，只要局面发生有利于他的变化，可以迅速让这些老干部回来。 三十四岁的健壮的小个子亚古博夫抵达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并以使馆二秘的身份出现在大使克格尔巴诺夫的眼前。妻子和父母留在了莫斯科。 “我和您是老乡，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亚古博夫赶忙让克格尔巴诺夫高兴。 克格尔巴诺夫已经熟悉了新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他不能不肯定地评价二秘的精明能干和他善于执行的能力。亚古博夫监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出差的苏联公民：工程师、运动员、演员、党和共青团工作人员。在这方面他有小小的经验：他善于侧着身子听。克格尔巴诺夫大使对亚古博夫极为和蔼可亲，原因不是他们出生在一个镇子里。他知道：同乡也在监视他，而且同乡能够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斯捷潘明白这一点，他努力用行动向大使证明，恰恰相反，他善于珍惜对自己的关怀并且不会出卖自己人。 当贝利亚被枪决后，斯捷潘已经感到自己是克格尔巴诺夫的干部了。他也没有看错：在因内行地领导镇压1956年布达佩斯革命而秘密受到勋章嘉奖的国家安全人员名单中，克格尔巴诺夫排在第一位，而亚古博夫是最后一名。很快不得不把克格尔巴诺夫大使从匈牙利调走，关于他西方报纸报道说，他双手沾满了鲜血。亚古博夫负责的是较小的事并且是在夜里。他指挥清理街道上的尸体。西方报纸没有报道他。他留下来在使馆工作，但是也向往回到莫斯科。 亚古博夫退休的岳父尽管也在别墅散步，但是这幢别墅离赫鲁晓夫的别墅不太远，所以他们一直是朋友。他告诉赫鲁晓夫说，他的女儿因丈夫不在感到寂寞。而此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非常需要的对党的干部的清洗进行得很不顺利。需要有自己的人。赫鲁晓夫打电话给克格尔巴诺夫查问亚古博夫是什么人，姓似乎熟悉。克格尔巴诺夫这时已经在中央的一个部当了部长，于是他提醒了匈牙利事件受嘉奖人员名单。 “我记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道，“这个人怎么样？” “在工作中经受了考验。是我们的人！”克格尔巴诺夫作出了结论，他也需要有自己的人。 三天后，亚古博夫“因调任另一项工作”被召回并在莫斯科着陆。这里，组建了新闻社取代新闻局。赫鲁晓夫安排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伊进入了管理委员会，顺便捎带上了托皮林的女婿亚古博夫。在新闻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以表现出自己组织者的经验。新闻社出版社开始无偿地把宣传书籍分别寄到所有国家。在苏联大使馆的领导下，在当地设立了新闻社站点，干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前往并且从当地的共产党员中选拔。 在国外的居住经历，尽管只是在匈牙利而已，以及领导工作，不可能不改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外貌和视野。些许的傻头傻脑气质消失了。对生活的理解变得更意味深长了。他穿戴朴素又好看，是个令人愉快的谈话者，有幽默感，一切都讲分寸。他从来不会搞错，给谁要亲自打电话，而给谁要通过女秘书，并且用什么口气说话。他成了一个人物，在其中，对自己的看法与实际的成就尽管没有完全相等，但是接近了。他明白，他进一步的成长间接地取决于宣传的成果，直接地取决于和领导的相互关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有了忠于他的下属。孩子们成长得健康、听话并且学习好。妻子从体育学院毕业后工作得很少，但是很愿意和孩子们打网球。他喜欢孩子们，晚上和他们玩，夏天送他们和妻子到库班去看老人，好让他们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总之，亚古博夫完全有理由可以认为，他生活中的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唯一让他伤心的就是匆忙性，这大概源于他矮小的身材。他说话和走路太快了。匆忙有损稳重。他不得不让自己停下来，停顿一下，然后慢一些说话和移动，不慌不忙，与他现在的地位相称。并且他越来越频繁地思考到，该是他完成新的跳跃的时候了。是不是忘记他了？ 当捷克斯洛伐克露出苗头后，最合适的是紧急派克格尔巴诺夫去那里当大使，他有在匈牙利类似局面下丰富的工作经验。但这会引起不良的反应。政治局任命克格尔巴诺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随后在他的指挥下开始从莫斯科组织在布拉格的预防性措施。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需要额外的干部。匈牙利事件获勋章嘉奖人员的名单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克格尔巴诺夫考虑的不仅是在匈牙利的工作经验，还有同志们以后的工作——要知道过去了十二年了。 克格尔巴诺夫的助手沙马耶夫给亚古博夫打了电话，他和他在匈牙利以“你”相称，并通知说，可能用得上他。 “时刻准备着！”亚古博夫稍微地欠起身，用少先队式的敬礼干脆、甚至是高兴地回答道。 “您准备去休假吗？” “这将取决于指示。” “不得不暂时推迟休假了。” “遵命。”他回答道，猜不出来需要他干什么。 事态在发展，可卢比扬卡没有用他，而是在应付。其实，亚古博夫不喜欢“卢比扬卡”这个词。他通常说“机关”——持重并且切合工作。8月21日早晨，亚古博夫从广播里听到了塔斯社关于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供紧急帮助的报道。 沙马耶夫又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让他乘车到诺金广场，停在中国城城墙附近。亚古博夫乘车刚刚到了跟前，一个人走到他跟前并请他坐到另一辆带窗帘的车中。五分钟后车子钻进了“机关”的主楼，开进了食品商店对面的大门。他们默默地坐电梯上到了第三层并沿着两面是浅绿色墙壁的长长的空旷走廊走去。角落里站着警卫。亚古博夫什么也没有问。当他们走进门里时，他看到了“主席”的牌子。 在巨大的外间一位身穿少校制服的上了年纪的秘书坐在一张摆着不同颜色电话的巨大桌子后面。陪同亚古博夫的人消失了。控制台上的红色信号灯亮了起来。秘书默默地站起来打开了门。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四面是红木墙，墙上是贝利亚时就挂上的东方挂毯，亚古博夫远远地看到桌子后面一张戴着细金丝边眼镜的熟悉面孔。办公室的主人整了整袖口。克格尔巴诺夫头发变白了。头发紧贴着头皮，眼镜遮不住眼睛下的眼袋。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站了起来，不露声色地打了个招呼，问了问自我感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如前所述，永远是健康的。亚古博夫闪过了一个念头，会派他去捷克斯洛伐克做预防性工作，在匈牙利他成功地胜任了这项工作。但随即想到：既然把他直接带到了机关，就不会派去国外的。 “我推荐了你，亚古博夫同志，”克格尔巴诺夫看着他的眼睛说道，“起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及国民会议请求帮助的呼吁书。你知道，昨天夜里我们已经提供了帮助。” “我了解。”亚古博夫回答道，尽管他不完全了解。“什么时候开始着手？” “现在。” 克格尔巴诺夫摁了摁按钮，当上了年纪的少校出现在门口并挺直身子立正站好时，他又补充道： “把材料给他……” “有一个小困难，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等到少校出去后，亚古博夫愧疚地说了出来。“可是我不懂捷克语……” “我知道。”亚古博夫仿佛觉着克格尔巴诺夫的声音中含着讥讽。“翻译嘛，我认为，我们会找到的。坐下工作吧。” 主席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暗门后离开了。斯捷潘来回转了转，不敢坐在有六部电话的主席的桌子后面。他在旁边长长的铺着绿色呢子的会议桌后凑合着坐了下来。捷尔任斯基从肖像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亚古博夫。太阳刺眼，透过巨大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矩形，所以迫使人眯缝起眼来。 处在兴奋中的亚古博夫没有失去判断的能力。他想的不是，在如此重要的任务中为什么选择偏偏落在了他身上。他不怀疑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他善于干练地工作。那时在布达佩斯，他不让士兵们睡觉，把卡车开了过来，因此在黎明前所有的尸体都装车、运走并埋到了坑里。连街道都来得及清洗。亚古博夫自己也没睡觉——开着嘎斯牌吉普车在布达和佩斯之间往返奔驰，尽管还没有人从窗口射击。不，原因不仅在于干练，这里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记者。可是难道克格尔巴诺夫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干部不够吗？这里重要的还有，他，亚古博夫是局外人。是自己人同时又不是自己人。可靠，但不是来自机关。偏偏使用他不仅是有逻辑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他没有怀疑症，亚古博夫！但优点就在这里：让自己相信后，他更加坚定地完成工作。 少校拿来了1968年当年7月和8月上半月的《真理报》合订本。亚古博夫把一小沓白纸挪到跟前。让任务困难的是，如果不算中学的听写的话，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甚至都没有尝试过。所有他需要的东西是别人按照他的指示替他写的。他有能力干更大的事，而不是简单写个东西：他知道，应该写好什么并且为什么。他可以同时创作众多的文章，用正文填满整张整张的报纸，出版数十本书。自己写就像打扫自己的办公室一样荒唐。要写东西有奴仆。 亚古博夫叹了口气，开始翻阅《真理报》。7月份，捷克斯洛伐克从报纸的版面上消失了。他们担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一直在说服。客气地请杜布切克到莫斯科去，但是他们不得不动身到蒂萨河上的切尔内去。他杜布切克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他心存疑虑的话。捷克人在谈到有人道特点的社会主义时，他们在暗示什么？他们堕落到了开放边境并且可以自由出入境的地步！共产党员，可他们的行为像孩子！而这里就是亚古博夫现在需要的东西：布拉格汽车厂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们的来信——九十九人签名的真迹复制。他的信下面不会有真迹复制。在这里——这很重要：“所有共产党员的神圣义务”——理论性文章。是捷克人向我们提出自己恳切请求的根据。 亚古博夫本来就都记得，但他一直翻阅到了《真理报》的最近一期，直到塔斯社声明。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声明说道，向苏联和其他联盟国家提出了请求……已经都提出来了，可正文没准备好——这是多大的疏漏啊！现在主要的是起头。脑海里突然自动浮现出一句号召：“兄弟姐妹们！” 这样的开头让他喜欢上了。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就是这样号召人民的。后来，当亚古博夫翻开《真理报》时，他看到，他的号召被修改了，写道：“男人女人们！”但他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的和他的写得更好。 而现在他感到：不应该紧抓政治，应该紧抓捷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好客气地，不使用暴力进行说服，以便让他们似乎是自主决定的。再说，军队已经派入，所以可以不用担心。“尊敬的公民们，我们向你们呼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接下来写道。对现成的说法他采取了创造性的方法。“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慨”，“疯狂的爪牙”，“挑拨者”，“复仇主义者”，“反动派的嚣张”——所有这些他都丢掉了，选择了更为温和的字眼，只保留了党的坚定立场。在一开始痛苦的探索过后，写变得容易些了，笔锋开始迅速轻巧地游走。写完后，亚古博夫叫来少校并说道，他需要一个女打字员。 “要内行的！”他补充说。 少校离开了，一分钟后他手里抱着打字机返了回来。他打字果然像机枪哒哒，于是文本很快放在了桌子上。在上面写着：“不得带出办公室传播。”还是那个陪同的人开车把亚古博夫送到了大门外。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改坐进等候他的伏尔加车中后，司机只是耸了耸肩。 “大概累了吧？”亚古博夫问道。“没关系！人是有耐力的生物。” 亚古博夫的心情像过节一样。用报纸的语言表达，他参与拯救了一个国家免遭退出共同体阵营的耻辱。以后捷克人自己也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亚古博夫将名垂他们的青史，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整个进步人类总有一天会知道这个的，暂时连妻子都不知道。 第二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派上了用场。他被任命为捷克爱国者发行的《劳动报》编辑，报纸在德累斯顿出版并在被苏联军队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免费散发。捷克爱国者的报纸是在莫斯科编的，在亚古博夫的本职工作地新闻社内。发行的报纸用军用直升机从德累斯顿运出。记者卡尔·涅颇穆尼亚希坐的直升机坠毁了——他被成捆的报纸压死了。把他安葬在了莫斯科，隐瞒了死因。亚古博夫日夜工作，亲自检查并商讨每一行字。他变得面色苍白，瘦了下去。捷克人不想看这份报纸。 当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正常化后，不再需要捷克爱国者的这份业务机关报了。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亚古博夫相信，他理应得到嘉奖。但是行动的保密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能直接奖励他。他得出了结论，可以等待高升了。等待的时间不长。10月份允许了他去休假。他带着新的任命和妻子出发去了机场：休假结束后着手《劳动真理报》第一副主编的工作。 亚古博夫在履历表中没有说明，他曾当过岗警。他写的是：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系统任职。所有真正的契卡人员内心对民警都暗含蔑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明白，他在生活中走运，但认为，这个运气是合理的并且是他本身素质的结果。因此，他把每一个工作职位看成是临时性的，是一个台阶，从上面可以登上高一层的台阶。他渴望做责任更大的工作，希望比别人更高，并且如果让他领导所有人的话，他会比现在的那些领导人做得更聪明和更正确。亚古博夫也不否认有虚荣心。他可以接受显赫的头衔，看见自己的肖像，开玩笑地想过，人们如何把那古茨卡亚镇改名为亚古博夫市并为他立纪念碑。然而他的心思对未来的兴趣要比对现在的小得多。 具体的方案是，去当政治局一个委员或中央一个书记的助手，最好是当国际事务负责人的助手，这方面他亚古博夫已经经过了考验。但是担任这种职务不是任命的，而是挑选的。参与选择的是一个选择人。录用助手的用意是，有助手的领导会再添上一根脑筋。亚古博夫有脑筋。妨碍迅速成长的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出色的健康。政治局委员们不喜欢样子过于健康的人，所以，为了进入上面，亚古博夫还得要生生病并老一老。 但目前到《劳动真理报》的任命也是重要的升迁。此前在中央工作过的人才会被任命为主编或者其副手。考虑到亚古博夫的功劳，对他破了例。他也看到了危险：马卡尔采夫以前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由此可见，他在那里有关系。亚古博夫可能变成任人宰割的孩子。然而他曾经跳伞好并且能及时地拉开伞环。 但是年长者也免不了出差错。在调到《劳动真理报》后不久，亚古博夫接到中央来的电话后在记者协会接待了客人——捷克事件后《红色权利报》的新任副主编。他们大致是同龄人，捷克人比他高四分之一米。旅行的线路是去中亚。撒马尔罕的名胜他们是三个人参观的——带着翻译玛丽娜，涂脂抹粉的金发女郎，身材很好并且穿的都是进口货。他们在国际旅行社撒马尔罕宾馆吃的晚饭。对苍蝇皱眉头的捷克人说，他很喜欢这里。他们各喝了两杯酒。玛丽娜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喝完了一瓶伏特加酒。当他们在走廊分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发现：女翻译走进了捷克人的房间，兴奋地和他说了几句话后，走了出来。 《红色权利报》副主编来到苏联秉承的是自己的信仰，并且他很害怕把这些信仰表现得不够。根据全部情形判断，他谢绝了玛丽娜的进一步服务并祝她晚安。玛丽娜没有料到受到这样的侮辱，于是她走进亚古博夫的房间要了支烟，问道： “你想看看吗？” “什么？”他没弄明白。 她脱了衣服并站了一会儿，给他时间深入理解事情的本质。 “怎么样？” 亚古博夫想把她推到走廊去，但是她笑着躲闪着，他也没能够迫使她穿上衣服。何况她长得很不错，而他不是大理石做的。原来，高个的女人（他从来都害怕她们）表现得好极了。亚古博夫喜欢干这事，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个半小时，他醒悟了过来，开始劝说玛丽娜离开。 “你让我喜欢。”她反驳道并枕在他的胳膊上睡着了。 早晨他向走廊里看了一眼并放她走了出去，然后松了一口气。在莫斯科玛丽娜给亚古博夫单位打了电话。他的责任如此重大，甚至于想不起来一些熟人。可她有新的合作社单间住宅的钥匙，并且她邀请亚古博夫看房子。他冷淡地和她说话并礼貌地谢绝了看房子，理由是工作繁重。这时玛丽娜的桌子上放着关于《红色权利报》副主编中亚之行的汇报。放下听筒后，玛丽娜稍微想了想并最终在对捷克共产党员进行简短的正面评价后补写道：“斯·特·亚古博夫同志在行程中政治上坚定不移，但道德上有动摇。” 要是知道这个，亚古博夫肯定会去看新房子的。政治上他可的确是无可指摘地坚定不移。当瑞典记者拜访《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时，由于马卡尔采夫生病，接待他们的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安娜·谢苗诺芙娜去了一趟内部供应小卖部，拿来了咖啡、甜点心。瑞典记者很关心几个问题。 “请问，亚古博夫先生，为什么苏联的报纸定期地中伤个别作家？” 他马上回答说： “我们不能禁止报纸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有新闻自由，先生们！” “您说，您曾是普通的农民，亚古博夫先生。您是如何成就仕途的？” “在我们国家不可能成就仕途，只可以成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耐心地纠正道。“在我们国家，所有忠于我们理想的人都迅速地成长。” 随后亚古博夫用自己迷人的微笑笑了起来——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普通的、坦率的俄罗斯人。 “您的父母——他们是什么人？”另一个瑞典人问道。 “我都说过了，是农民，”亚古博夫笑了起来，“按我们的说法，是集体农庄庄员。我很爱他们。每年春天我都飞过去看他们一两天，带上很多食物，翻松菜园，修补屋顶，老人们干这个困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去不成，如果我5月节日期间值班的话……工作是第一位的，先生们！” 19.我们找到正事了 亚古博夫随和地，但讲究礼节地开始了代行主编的职务。在与下属的相互关系中，他决定推行礼貌而事务性的西方风格。如果他忘了并转而以“你”相称，那么他想起来后就会恢复常规。他把记者分成两个等级：不用负责任的，他们写报道，和负责任的，他们签字。亚古博夫负责签字。现在，在主编不在的情况下，责任的担子完全落在了他身上。 “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亚古博夫在他主持的没有马卡尔采夫参加的碰头会上称，“订报人应读到的是，我们国家一切正常。” 作为编辑部里的新人，他明白：所有带动工作的环节都集中在马卡尔采夫身上。需要弄清楚，该依靠谁，以便把个别环节临时集中并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某些环节以后要永远留住。放在他面前的是编辑部的定员编制表，上面注明了职务、工作年限和工资。视线顺着姓名移动着。他想起，曾听说过某个工作人员并且他本人开始形成某些看法。浏览完后，副主编用圆点在两个姓氏上做了标记：卡申和拉伯波尔特。标出这两人出于相互矛盾的意图。 马卡尔采夫显然不大喜欢编辑部主任卡申，尽管不是公开地。相反，他表扬他善于执行，性格稳健。但是根据微微露出的讥讽的腔调亚古博夫推断出，马卡尔采夫蔑视他。想必是，他自我感觉稳如磐石，以至于他不需要依靠卡申。他把他当成总务主任并且忘了，责成卡申在编辑部负责人事的不是他，而是机关。感到有依靠，人们通常会努力工作得更好，所以亚古博夫决定给予卡申这种支持。 至于拉伯波尔特，则在这里的动机要复杂些。他本人对穿着不整洁、脸刮得不仔细并且总是满腹牢骚的政治教育部代理编辑没有好感。并且这种反感看来是相互的。无疑，他所不喜欢的拉伯波尔特爱提出反对意见，拖延执行指示的一贯做法的原因是，他身上缺少一个记者的主要素质——内在的原则性。如果亚古博夫是主编的话，那他早就会安排一个思想更加坚定，不消说履历更有吸引力的人到政治教育部去了。 但是马卡尔采夫多次向亚古博夫大加称赞拉伯波尔特：有头脑，很职业，从不推辞完成微妙的任务。不能排除的是，拉伯波尔特也有自己的关系。通过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亚古博夫就能够得知临时缺席主编的弱点。拉伯波尔特有威信。这特别涉及到自诩为知识分子并且议论得过头的那部分员工。亚古博夫与犹太人建立沟通这一点，将对这部分人员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化解出现的谣言。他让先把卡申请到他这里来。 “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洛科特科娃停留了一瞬间，“难道您不搬到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办公室去？” 亚古博夫预料到了这个提议，但他惊讶地抬起了眉毛。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我，”洛科特科娃不好意思起来，“去那间办公室更近些。” “没关系，安娜·谢苗诺芙娜。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决定的。而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很快就会回来的。暂时您得走走路了……请叫卡申来！” 她跑了出去。亚古博夫想到，从那里领导报纸的工作的确更方便。那里更宽敞，况且政府通讯线路电话也在主编的办公室里。当需要打电话时，亚古博夫不得不去那里。但应是马卡尔采夫本人提出搬到他的办公室去。 “可以进来吗，斯捷潘·特洛菲梅奇？” 卡申迈着小步走了进来，尽量不明显地拖着腿，但瘸得反而更明显了。他腋下夹着一个红色的薄文件夹，带有烫金压印出来的字样“报告用”。 “请坐！”亚古博夫指了指椅子并灵巧地用舌头把香烟从一个嘴角移到另一个。 “您看有时就是这么巧。我都起身往您这里走了，这时安娜·谢苗诺芙娜叫我。心灵感应！”瓦连京笑了笑并关切地打量了一下副主编的办公室。“我已经吩咐把您办公室的窗帘换掉。不然有点暗……” 亚古博夫抽着烟，不急于问话。瓦连京感到，根据亚古博夫的履历，与他能够建立起比跟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更密切的关系。现在卡申有所期待地不时看看副主编，他在犹豫，是自己开始谈话还是等到相应的建议提出来后。 “您有什么问题？”亚古博夫在烟灰缸里掐灭了香烟后问道。 他不想束缚编辑部主任的主动性。 “斯捷潘·特洛菲梅奇，”卡申得到说话的许可后开口道，“根据新的规定我必须向您通报：编辑部中流传着一部手稿，非法出版物。” “您找到它了？” “我自己没有亲手拿过它。听说，它装在灰色文件夹里。都在讨论内容——但它是说什么的，我暂时没有听清楚……一句话，是反苏的。” 亚古博夫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然后说道： “其实，我为什么要问您是否找到了手稿。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所以说我了解……” 没有人报告过任何事情，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立刻暗示，他，亚古博夫，是称职的。 “那跟马卡尔采夫，”他等了等后问道，“您汇报过这事吗？” 他们之间以后的信任取决于这个答复。卡申明白了这点。 “我没来得及汇报。但是伊戈尔·伊万内奇认为这项工作是次要的。当然，他看得更清楚。可也许，是估计不足？……” 卡申就这样谨慎地，半带疑问地结束了陈述，把问题的解决移交给了新领导。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是纯粹的党务工作者。他认为，只要思想工作就足够了。可我和你，”他允许自己改称信任的“你”并用停顿强调了“我和你”，“了解问题的另一面。所以说，这部分责任将由我们承担。马卡尔采夫只会感谢我们的，如果我们在领导报纸中他时间不够的那个方面帮助他的话。” “我明白了。”瓦连京点了点头。 “但是，”亚古博夫又停顿了一下，强调下面思想的重要性，“当然了，不需要忙乱惊慌。我希望，编辑部的机体是健康的。而需要的话，我们要弄清楚个别同志的情况。你这样吧，瓦连京……你看看谁在干这个。我指的是阅读，嗯，还有常说的，私下的交谈……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了解人们，我和你算什么领导呢？” “这件事我明白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我会在这方面……”他犹豫起来，不知该不该说。但是他拿定了主意，信任已经建立并且需要加深。“马卡尔采夫给了我两项任务。一项涉及到报刊节的奖励。名单要交给您吗？” “留下吧，我看看。” “可第二项是微妙的事。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要过道德方面的资料。嗯，简单说，谁和谁住在一起。所以呢，我搞了份名单……不是所有人的，当然了……只是大家谈论的那些人的……”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要过？”亚古博夫重复道，没有表现出惊讶。“看来，他有过考虑……” “这里，喝酒的人标上了星号……” “我希望，你把副本归档了吧？” “没有。归到什么里面呢？” “好样的！” “没什么！” “好，我高兴的是我们完全相互理解。你可以指望我的支持。” “谢谢，斯捷潘·特洛菲梅奇！” “对了，还有……给我订做一个硬的椅子坐垫，我习惯那样了。” 亚古博夫一直盯着，卡申走后门是否关上了，他厌恶地拿起上面有卡申仔细成对抄写下来的姓名的单子，看也不看就愤怒地把它揉成一团并扔到了篓子里。他没有料到马卡尔采夫会干这样的事。不，他，亚古博夫，是不会干这样的事的！哼，一个人恋爱了，产生了私人关系，人之常情嘛！如果不妨碍工作，没有丑闻，就没有必要干涉。卡申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了。得了心肌梗塞的马卡尔采夫顾不上道德问题的。有意思，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为了什么好处？嫉妒谁了，所以想报复？也许，还有什么招数？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 这样决定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灵活地弯下腰从篓子里拿出了被揉成一团的纸片。他在玻璃板上把它弄平并开始看起来，没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直觉和观察力，编辑部里究竟是谁和谁住在一起。他用手掌遮住右面一栏，看着左面男人的姓并努力猜想，手掌下面可能是哪些女人的姓。从大约二十个列出的姓中他先确定了两个，然后又确定了两个，后两者的关系没有名单对大家也都是明摆着的。名单有缺陷。“住”是什么意思？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关系？是否有家庭？是否同时和什么人还有关系？在哪里约会？这些女人以及男人是否经常换男人和女人？瓦连京在着手工作前至少熟悉一下社会学也好啊！卡申是傻瓜，一个殷勤的傻瓜。应该考虑到这点并且不要高估他。看来，不仅是因为负伤和个别犯错把他从机关调到了地方。记住姓氏后，亚古博夫仔细地把纸条撕成小碎片并扔进了篓子里。他叫来了安娜·谢苗诺芙娜。名单上没有她。 “请把拉伯波尔特叫来。” 她急忙跑开，微微地摇摆了一下小小的臀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抽起了烟。他必须在很短的期限内提高自己在编辑部的威信。在社会学中被称为非正式领袖的拉伯波尔特这一类人对他最为危险。非正式领袖的威信，何况是这样一个讥讽式的犬儒主义者的威信将抗拒亚古博夫的威信，需要尝试把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引导到合乎需要的轨道上来。遗憾的是，他不在卡申的名单中。 “您好，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首先向走进来的塔甫洛夫问好。“请坐下来……” 对方在镶木地板上迈着沉重的大步，扑通一声笨重地坐在办公室远角处的沙发椅中。 “什么事？”他不满地嘟囔道，没有打招呼并且半看着亚古博夫，半看着亚古博夫上面的列宁像。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平静地忍受了这个，似乎就应该如此。 “报纸没有领导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可这里有我什么事？” “我和您是编辑部党组委员，”亚古博夫提醒道，“对于我们主要的是，要使报纸的水平在主编不在期间不下降。您同意吗？” 拉伯波尔特完全不看亚古博夫了，他仔细地看着窗户，尽管在还贴着过冬的一条条纸带的窗扇外面，除了浅灰色的天空什么也看不到。感到与谈话对方没有沟通，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更加紧张而不自然，但是他继续说着，没有提高声音。 “伊戈尔·伊万内奇认为您是报社中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而我是新人。我可以依靠您吗？” “依靠我？”塔甫洛夫抬起了眉毛。“我自己勉强能站着！” “那您认为，依靠谁呢？” “找个年轻点的吧……” “我不反对，”亚古博夫微微一笑，他明白了，不可能一下就把拉伯波尔特套上钩，“也可以吸收年轻人，但您是智囊！” 拉伯波尔特的嘴唇撇歪了，准备说出些讥讽的话来。但是内心的言论检查机关瞬间启动并禁止说出头脑里产生的东西。 “也许，我是在夸张，但我觉着：最近我们在做无谓的琐事。在一些小事上表态。为此上级骂我们并且，我们要有自我批评精神，骂得是对的。我们来想一想，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 “商量开始一场大运动。要搞一场让上级和基层都开始谈论《劳动真理报》的运动！我可是知道，是您建议马卡尔采夫开展共产主义劳动运动的。” 拉伯波尔特耸了耸肩。他又想回答什么，但是忍住了。他只是呼哧了一阵，就像想敲响时间的旧钟表一样，但是齿轮没有咬住，所以没有发出声响。 “您什么时候想开始您的运动？”塔甫洛夫立刻问道。“是在马卡尔采夫回来之后还是之前？” 亚古博夫委屈地忍受了“您的”这个词。但问题提的是事务性的。 “立即！”他回答说。“如果有想法，何必让它悬而不决，而我们等着，直到别的报纸抢先拿走？” 亚古博夫回答后明白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问题中有圈套。意识到圈套后，他急忙补充道： “当然了，您所有的创举都将经过马卡尔采夫并以他的名义，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拉伯波尔特说道。 亚古博夫生了自己的气，他不能拿下这个硬充成天晓得是谁的人。然而不能让关系更紧张。 “我对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尊敬不比您少，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令人愉快地笑了笑，“尽管我知道，您和他是老朋友关系了。” “我和马卡尔采夫没有任何关系！”拉伯波尔特以防万一而划清了界线。“作为技术执行者我只是想着更准确地了解，您的任务是否与主编的立场有分歧，免得我白白地苦干……” “什么意思？” “最近马卡尔采夫虽然也谈到最有分量的东西，但他认为，报纸不应该是名噪一时的。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换句话说，他尽量不出人头地。我们的报纸办得不比别的差，但也不比别的好。您提出要让别人谈论我们。可要是谈论的地点或方式不合适呢？” “我明白了！”本来要警惕起来的亚古博夫轻松地靠在了靠背上。“我们将要掀起的运动，按我的设想，不仅将得到精心的研究制定，还将仔细地与中央协商。这个我来负责。所以您不应该有担心的理由。” “我不是为自己担心，”塔甫洛夫响声地通过鼻孔呼出了空气，“是为您……” 亚古博夫没明白，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这个是认真的还是又在挖苦，但他决定最好当这个是认真的。 “这么说，我们说好了？”他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一旦有需要，我从其他部给您调人来，您说多少，就给多少。主要的是有想法！” “何必动用别人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也站了起来。“我还是尽量自己吧……”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摊开了双手，他说，任何方案他都满意，然后紧紧握了一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无力而粗糙的手。在门口拉伯波尔特碰上了奉召唤跑进来的洛科特科娃。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她小声说道，“您已经三个月没交工会费了……” 塔甫洛夫没有回答，溜走了。 “安娜·谢苗诺芙娜，”亚古博夫立刻问道，“您怎么看：我能去找马卡尔采夫征求意见吗？医生让进去吗？” “我想不会，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他爱人对我说，医生不让伊戈尔·伊万内奇说话，要绝对安静！您很急吗？那样，要不我再给他爱人打个电话问问？” “不必了。我自己去医院。要是编辑部的人问起我来，您就答复说，我在马卡尔采夫那里。已经排好版的版面，让他们给我印刷出来。我要带上。对了，从那里我顺便去一趟上级机关，所以我要耽搁了……” 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亚古博夫逗留了十来分钟。他写了张便条，说他来探望过，报社一切正常，全体员工期待他们的主编尽快康复。 他怀着尽了义务的感觉离开了，他不愉快地感到，世界上有医院存在。他相信这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他可怜马卡尔采夫。成为替补队员是危险的事情。受伤之后要进入主力阵容没那么简单。毫无疑问，马卡尔采夫是诚实的党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太敏感了。扮演的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不过是落后于时代。过度地为事业操劳，终于自己生了病。 亚古博夫发觉自己在用过去时看待主编，他忽然觉得这是不对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会康复的。 他去了中央委员会大楼协商计划。马卡尔采夫以前碰上的倒霉事现在要落到他身上了。但是他坚信，他会更容易地经受住，而汲取的好处会更多。只要干部不捅娄子就好了。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拉伯波尔特那样散漫。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无疑成功地把他也拉入了必要的轨道上。 从亚古博夫的办公室出来后，被拉入到必要轨道上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慢慢地顺着走廊嗒嗒地走着，敞开的上衣后襟蹭着迎面走来的人们。记者塔甫洛夫的大脑中枢已经筛去了谈话的表面东西，挑选出了主要内容并投入了工作，尽管拉伯波尔特表面看上去总是昏昏欲睡的样子，想的是无论与报纸，还是与他本人都没有关系的偶然的事情。最近几天他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看到一个词条，讲的是斐济岛。那里四季温暖，所以背不会因潮湿而疼痛。那儿的商店里什么都有。而主要的是，那里的人退休早。要是斐济再没有文字就好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想道。就这样他慢慢地走向自己的部门，边走边休息。他的胃有点发牢骚了，要求进食。正好在门口有人叫住了塔甫洛夫。他回头看了看。信函部的娜佳·希洛特金娜急忙向他走来。 “可以到您那里去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为什么不可以？进来吧，娜坚卡！” 他冲她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并首先走进了门。 20.希洛特金娜·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 个人档案自述资料 我，希洛特金娜·娜·瓦，1946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市。我母亲阿·彼·希洛特金娜，俄罗斯族，曾任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副馆长，1962年去世。父亲В.Г.希罗特金，俄罗斯族，少将。 本人1953年考入第110中学，1963年从该校毕业，获银质奖章。同时毕业于音乐学校钢琴班。 1960年加入共青团。中学毕业后到《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先为打字员，后为信函与群众工作部登记员。同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夜校部）。 从事的社会工作：中学曾任低年级少先队辅导员，在编辑部任墙报打字员。 1965年曾去国外旅游（波兰）。 我的住址：莫斯科，斯塔罗科纽舍内胡同，19号，41号房间，电话：249-41-14。 本人签字：希洛特金娜。 娜佳·希洛特金娜的平凡经历 当编辑部里出现了新女打字员后，男性员工都产生了立即口授火急文章的迫切需要。谁第一个能在秘书处得到“马上见报”的批准签字，他随后就成为新人的原始信息的拥有者。如果他弄错了或者女打字员不符合他的口味，反正他的看法会长时间地决定编辑部男性对新人的态度。 娜杰日达运气不好。当她来到编辑部时，尽管已经十八岁半了，她身上散发出的是十三岁般的稚气，就连笑的力气都没有。第一天，当希洛特金娜早晨出现在编辑部后，胖胖的女主任诺娜·阿贝列娃——全编辑部都叫她阿贝尔上校37，这很适合她——让她坐在桌子后并亲自摘下了大陆牌打字机上的罩子。 “哎哟，姑娘们，差点就没赶到！”娜佳对旁边赶路后正在整妆的姑娘们说道。“地铁里闷死了，很挤，都用胳膊肘往肚子上顶！可主要是，坐地铁丢人！” “这为什么丢人呢？” “大家看着都在想：可怜的女孩儿，她没钱坐出租车！” 编辑部女打字员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幸福的和有钱的。娜杰日达一句无心的话在求知心最强的男子得到“马上见报”的批准签字之前就传遍了编辑部。谁也不想和将军的女儿搞到一起去。 希洛特金娜身材不高，消瘦，甚至好像太瘦了。由于这种消瘦，她的乳房向两边展开，看上去比实际的要大，这使她的外表具有了某种性感。她的脸长得可爱，额头和鼻子笔直，面颊和嘴唇红润，和小孩的差不多。而长着长长手指的细长的手和修长的腿简直可以认为是漂亮的。在她身上可以感到轻松和天真。至于娜佳的思维方式，则像蒲公英。但是还没有人吹过。 娜佳的母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所以她教育女儿遵循的是计划，对此她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学——只当优等生，音乐——每天练四个小时并在星期天的音乐会上演出。为了修养——上音乐学院，为了健康——有别墅和饮食。如果看东西，要告诉看的是什么。如果有女朋友，要说是谁。母亲唯一一次放几乎成年的娜佳跟父亲去了莫斯科，而自己留下来在疗养院再住了一星期。她给女儿按天写好了日程，准备一星期后检查。但是母亲返回时乘坐的飞机的起落架发生了故障。娜佳的父亲动用了最优秀的医疗人员，但是阿列芙季娜·彼得罗芙娜去世了，没有醒过来。娜佳正上九年级。父亲一直拼命工作，而现在不再爱惜自己了。 按照应由娜杰日达来实现的母亲的愿望，她要考入音乐学院或戈涅辛姐妹音乐学校。她还是在用母亲的眼光看待同班同学们：他们在白白浪费时间，不追求目标。但是这些缺点渐渐对娜佳具有了诱惑力：没有目的的逛街要比经过句有意思一百倍。可她一天要敲四小时的钢琴。阿列芙季娜·彼得罗芙娜死后，其意志继续支配着娜佳，于是娜佳往音乐学院递交了报考材料，但是在创作考试中不及格。她在戈涅辛姐妹音乐学校碰了碰运气，但是没有成功。如果父亲利用关系本可以帮助她上另一所高校的。可那时他拒绝了。 娜杰日达起床很晚，整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厌烦了渴望进入什么高校。她生活在条件优越的世界中，在最先进的国家中，她可以明年再考任何一所高校。可现在是空虚。她是灰姑娘，丑小鸭，照镜子看自己是最让人讨厌的事。她让自己房间里衣柜的门开着，好使镜子冲着墙。 有一次早晨，娜佳在家里转来转去地找发出奇怪气味的地方，顺便到了父亲的房间。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瓶气味刺鼻的香水。旁边的沙发上放着一本彩色杂志。娜杰日达一眼就看清楚了封面上的裸体女人，她的姿势让人毫不怀疑她的心愿，还有两个男人，准备帮助她实现这个心愿。娜杰日达把杂志扔开了。她的头感到眩晕，如果不是马上坐在父亲的床上，她就会昏倒在地毯上了。稍微坐了一会儿，希洛特金娜再次把杂志拿到了手里，并且为了证实产生的怀疑，她立刻开始在父亲这里寻找同样的杂志。床头柜里有整整一摞。原来父亲拿这个消遣——他干这事怎么就不害臊！妈妈永远不会原谅这种事的！把一摞杂志拿到自己的房间后，娜佳又钻进了被窝。她的心突突地跳着，头还在眩晕，她在发抖，怎么也暖和不过来。突然她把自己想象成了这个被毛茸茸的手紧紧抱住的女人。她想要喊出来，但她却哭了起来。她十八岁了，可甚至还没有人亲过她的嘴唇，更不要说杂志这上面的那些亲吻了。被这样亲过唯一一次后娜佳就会死去，她不能够活下去。可万一她活下来呢？这还要糟糕。因为她将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活着了。 娜杰日达在某种催眠状态下一页页翻阅着。她睡着了，睡得时间不长，然后起床并在镜子里长时间地打量自己的每个部位，似乎是第一次自己和自己认识。她把杂志拿回到父亲的房间。头痛得似乎要裂了。娜佳吃了一片安乃近，然后煮了杯咖啡。渐渐地她平静下来了，但她还不是女人，而生命在流逝的想法现在刺激了她所有其他的念头。她怎么会在成年前还是孩子呢？要知道她在变老。娜佳在大街上漫无目标地逛着，打量着男人和女人们。她给中学的女同学们打了电话，但是她们在忙着。不过，一天后希洛特金娜遇到了其中的一个卡佳，她告诉了她自己的烦恼。她们来到了高尔基大街上的宇宙咖啡馆，各要了一份冰淇淋和一杯香槟酒。 “你怎么着，从月球上掉下来的？” 原来，卡佳早就都尝试过了，还不止一次。她们说起了工作。卡佳的母亲在《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当校对员。 “你去那儿吧。妈妈说，他们那里需要女打字员。那里的男人多，各式各样的。”卡佳哈哈大笑起来。 晚上娜杰日达告诉父亲，她准备去工作。 “你干嘛要工作，娜杰日达？” “我想当记者，爸爸！我都考虑好了。这是我的志向。” 父亲注意地看了看她。 “可你什么也不会呀！” “我能学会！我的手指经过了训练，而《劳动真理报》，我打听到了，需要打字员。陌生人是不会要的，可要是你……” “好吧，我试试……” 有人给编辑部主任卡申打了电话，请他录用一个没有经验的女打字员，但是有文化并且履历好。听着打字室女人们的谈话娜佳迅速长大成人了，但仍然是空谈家。对于她来说，轻率的关系只是在口头上才可能。实际上她希望依恋一个人，想着他，和他说话。有人向她献殷勤，尽管还是有点害怕她的天真。而她想，既然不是认真的，说明她还缺少什么。渐渐地人们不再叫她将军的女儿了，尽管父亲的司机有时会开车顺便送她上班。 在报纸的推荐下她上了新闻系夜校部。她本可以去上全日制部的，但她舍不得离开编辑部。调她当了信函登记员，于是她开始每月多挣十卢布。工资够买长袜的，她每天都要弄破一双。她把袜子扔掉，而别人则捡起来送去补补。 娜杰日达形成了观点。政治——她周围的人所写的和所谈论的东西——她不关心。她按蝴蝶的逻辑生活：度过一天！今天有什么高兴事？你喜欢上谁了？谁喜欢上你了？关心着这个的娜杰日达变得更漂亮了，开始更多地从父亲那里要好东西。她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愿望并期待着。但这样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娜佳甚至害怕对自己说出他的名字来。最愚蠢的是，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对她像朋友，但是没有任何献殷勤的特殊暗示。他建议她上新闻系，但后来连问都没问她考上了没有。娜佳知道，他结婚了，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他可以说着话和她徒步走遍半个莫斯科，可过后两个星期，在走廊里他都不会注意她。 现在她再也不翻开父亲床头柜里放着的杂志了。“只和他才能那样！”娜杰日达对自己说道。无论是腾飞，还是跌落，她早就准备好了。但是没有人邀请她做这两件事。 21.一个花招的窍门 希洛特金娜跟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走了进去，然后犹豫地在门旁边停了下来。 “什么事，娜坚卡？”拉伯波尔特在吱吱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是一封信……大家都觉着好笑，谁也不想拿。我想了想，要不登记在您名下？写文章用得上……” “是什么信，孩子？” “一个十年级女学生写的，她想当记者……” 塔甫洛夫把手掌伸向了娜佳，好像在请求施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眼镜，看了看娜佳记入登记卡的回信地址。 “哎呀，娜佳，娜秋莎，商人的女儿！小姐，我情愿摊上你们的操心事！” 拉伯波尔特亲热地顺嘴唠叨着，他的心思没有集中在信上。但他还是展开了练习本用纸并开始大声读起来： “亲爱的编辑部！请告诉我，如何成为真正的记者。是什么让我向往这个职业呢？我想看到生活，想爱人们，想为他们写作。每天都写人们需要的东西！许多人会说，这是少年时代的浪漫情调。可是我喜欢刚刚收到的报纸的墨香，喜欢它通晓一切的页面的沙沙声。所以我觉着，我能够从生活中得到真理并把看贵报时所能够吸收的东西馈赠给人们。瓦利雅·科兹洛娃。” “天真，是吗？”娜佳问道。 “怎么会呢？” 拉伯波尔特把信纸放在一旁，然后摘下了眼镜，仔细地打量着希洛特金娜：她那有点瘦的膝盖，尖得过头的肩膀，不相称的大乳房以及长着厚厚的披肩长发的可爱的小脑袋。 “可是您在笑，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不，真的真的，一点也没有！非常有道理的信。娜坚卡，难道我和您不想看到生活并爱人们吗？并且不想为他们写东西？应该告诉她，如果她成了记者，她的确很快会从生活中获得全部真理，而把能够吸收的东西馈赠。并且关于报纸的墨香这个瓦利雅·科兹洛娃是对的。有墨香，并且别提有多香了！……娜坚卡，您作为未来的记者完全可以自己答复她。” “我早就想问您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娜佳收起了递过来的信。“难道您不相信您写的那些东西？可您怎么写呢？”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您太可爱了！” “您一切都明白，可您怎么能做这个呢？” “是的，我一切都明白，我才懂得，要像所有人做得那样去做！我写的东西让您惊讶。可让我惊讶的是，人们排队买报纸并看我写的东西！您要保证，您不会把我现在要告诉您的话讲给您有职权的爸爸听。” “我从不告诉他任何事！”娜佳委屈地噘起了嘴。 “这才是聪明的孩子！是这样：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的，我曾是布尔什维克，却变成了贪财的人！” “怎么会这样？” “就这样。像您的这位瓦利雅·科兹洛娃一样，我喜欢沙沙声。只不过不是报纸的，而是钞票的。” “这是假话！您在诽谤自己。要不就是您把我当小傻瓜？” “可什么是报纸？新闻系里给您讲过吗？” “总的来说嘛……” “总的来说，‘报纸’这个词似乎在18世纪并且似乎是在意大利的意思是‘小额硬币’。而办报纸的人是造小额硬币的人。那谁给报纸写信呢？” “嗯，提意见的人……”娜佳开始列举起来。“还有不太聪明的人求教，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有文化水平低的退休人员，他们闲得没事，热烈支持并赞成……” “希洛特金娜，您差不多都是社会学家了！”拉伯波尔特夸奖道。“我低估您了！……那您怎么处理批评，哦，我们亲爱的苏维埃政权的信件呢？” “我不登记它们，然后上交给部编辑。” “那他呢？” “好像，他把它们给副主编拿去……” “好像？！您真可爱，娜佳！可您记得说我们的领袖该退休了的那封信吗？写信的人在哪里？在坐牢，娜佳。谁把他关起来的，您想过吗？……而那位写信给我们报纸建议把州委供应商店的食品供给幼儿园的雅罗斯拉夫尔学院的副教授呢？我们把信转寄给了州委，可州委却以诽谤州委的名义开除了可怜的副教授的党籍。大学生们到州委去解释，他们的老师是好人，他们被关在了房间里并叫来了克格勃值勤人员。他们再也不是大学生了，娜秋莎……可您还说，好像……” “我该怎么做呢？” “您？我不知道。您需要男人，娜佳。” “这是什么意思？”她的脸一下子变红了。 “就是这意思。一个像我这样的正常的厚颜无耻的男人。只是要年轻二十来岁。他会向您解释一切的。读者来信不利于您的成熟。的确，天真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占有您的人会收获无穷的享受……” “我是老处女。” “希洛特金娜，这个缺陷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克服，相信我！一个义务星期六就全有了。吻你的小脖子。” 目送娜佳到门口，他想道，不然自己也会关心这个纯洁无邪并且可爱的姑娘的。障碍不在于她年轻并且适合做他儿子的女朋友，而在于内心的无动于衷。老年不是岁数。老年是你会问：“我何必这样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美美地伸了个懒腰，把双手放在了脑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台历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日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趁马卡尔采夫卧床不起渴望冲到前面去。怎么能不帮助这个党内同志亚古博夫呢？ 由于完全没有新颖的想法，拉伯波尔特开始翻看台历。他停留在巴黎公社纪念日上。也许，号召苏联人民举行小型起义以示声援法国无产阶级？想法不错，但是由于以前睡集中营的木板床，背还没有完全恢复。或许，所有人在4月12日飞向宇宙以纪念我的朋友加加林的首次飞行？可如果这里没吃的，那里可就连呼吸的空气都没有！这是什么？1919年4月13至14日夜间，莫斯科编组站机务段的二十名共产党员夜里无偿地修理蒸汽机车。举行了第一个义务星期六。等一等！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了。对呀，要是……是娜佳，宝贝，开导的！在早晨的《劳动真理报》第一版的上边是一幅巨大的照片，上面苏联领导人拥抱抵达莫斯科的捷克新领袖。 “我的亲人们！”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亲热地对他们所有人说道，“我也要邀请你们在星期六劳动劳动。” 他从钱包里拿出十卢布，把它改放进了口袋。这是拉伯波尔特为好想法而立刻支付给自己的预付款。号召参加义务星期六的材料将优先在第一版刊出。应该和亚古博夫商量好，考虑到高效能，要按最高定价支付。义务星期六可是免费的，所以趁它还没开始，最好多挣些。 拉伯波尔特是开展创举的有经验的专家，他知道，创举的筹备由三个活动组成。第一个活动——想出新的创举并与机关协商。第二个活动要求暗中确定人选，先是那些提出口号的人，似乎这是他们自己的倡议，然后是那些以巨大的热情响应前者的爱国主义号召的人。然后到来的是第三个活动。报纸公开地表明态度，而机关公开地赞成群众的倡议。 记者塔甫洛夫不想被看成是这一事件的发明者。他决定给自己安排一个目击者的不起眼的角色。所以他在记事本中翻了一阵后找到了巴里亚金的电话，他是莫斯科铁路编组站党委书记。 “听我说！我们这里得知了你们的想法：为纪念义务星期六创建五十周年举行义务星期六活动。那么我想说：报纸支持你们。你要让我了解进展情况！” 党委书记巴里亚金没有这个想法。但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两年了，所以向往到区委去。他把《劳动真理报》的想法看成了行动的指南，随后开始选拔人员。一小时后他自己给塔甫洛夫打了电话。他们商定，党委起草活动计划并与市委协商。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派记者来。 “只是在哪个星期六呢？”巴里亚金问道。 拉伯波尔特翻了翻自己桌上的台历。 “那就，巴里亚金，在离周年最近的星期六——4月19日。准备原木吧！” “什么原木？” “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义务星期六上是亲自扛原木的。不排除有职务最高的同志们到你们那里去！” 拉伯波尔特用手指敲了一下叉簧并随即拨了另一个号码。 “扎卡莫尔内吗？……吵醒你了？……老人家，还好我这会儿逮着你了。你说过，需要钱？快过来吧，兄弟……” 22.扎卡莫尔内·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 在第一许可处按格式二38填写的履历表资料苏联科学院试验遗传学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未曾改变姓、名及父称。生于1928年9月13日。出生地：白令角。 民族：俄罗斯族。父亲：乌克兰人。母亲：爱斯基摩人。 党籍：无。 以前是否为苏共党员？1968年前曾是。因有损党员名誉的行为被开除。 学位：生物学副博士。 有学术著作。 掌握何种外语？英语、德语、法语——程度流利。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可以交谈。日语、波兰语、捷克语——不用词典阅读。拉丁语、古希腊语——借助词典阅读。 1950—1956年曾受法院审判。 未到过国外。国外亲戚情况不详。没有被俘过。 家庭状况：已婚（法律上），没有子女。 自述中指明的社会工作：鼓动员。 义务兵役人员。未曾服役。军人证号：No.PH 2716049。 身份证号：ХХХНИNo.864712。发证机关：沃尔库塔市第17民警分局。 临时（为期六个月）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小格鲁吉亚大街，14号，7号房间。电话：252—04—19。 本人签字（不清楚）。 证明 根据1967年7月17日П-РБ261107号指令，给予扎卡莫尔内·马·彼同志接触保密著作和文件的权利。 第一处处长日穆洛夫 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的椭圆轨迹 由于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1968年底没有通过自己实验室空缺职位的充任招聘，上面的履历表开始具有纯象征意义，与他为自己编造并给好友们看的那张小履历表的意义相仿。那张表中记载，他的主要职业是普及工作者。他的姓定期改变。他是扎·卡·莫尔内、扎科夫、莫林、罗莫夫、马克西莫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堪察加斯基等等。在“党籍”一项中那里写的是“反党的”。在“是否曾被俘？”一项中是“目前被俘”。而在“家庭状况”一项中注明的是“不稳定的”。扎卡莫尔内是个古怪的人。这从他童年起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父亲彼得·扎卡莫尔内从文尼察附近应征入伍，凭着头脑和精力熬到了国家联合政治总局边防军政委的头衔并被派往远东执行特殊任务。从国家最遥远的与阿拉斯加隔着一条狭窄的白令海峡的地点传来了情报，以捕鱼和狩猎为生的当地居民爱斯基摩人，不顾在红色帐篷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擅自横渡海峡到阿拉斯加去看他们的亲戚并随后返回。政委彼得·扎卡莫尔内要制止偷越应该是封锁着的苏联国界线的现象。 一次，政委在当地组织的边防警卫部队的摩托快艇开始追击载着爱斯基摩人的小船。那些人生气的是，外人干涉他们按祖先传统进行的个人生活，于是开始开枪，要击退他们。政委扎卡莫尔内受了重伤，但他是边防快艇上唯一活下来的人。爱斯基摩人做不到射击已倒下的目标。于是救起了因失血而昏迷的政委并带到了阿拉斯加。在那里把他护理好了，而等他康复后，把他带了回来。北极的夜晚降临了。天气暖和时就稀少的船只现在完全停止了航行。照顾彼得的是帐篷主人的女儿。她依恋上了他，对他寸步不离。不久后一个男孩——马克西姆——出生了。爱斯基摩人建议彼得留下来，但是义务召唤政委去国家联合政治总局。带着妻子和儿子用了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后，他带着全家去向领导汇报所经历的事。马克西姆那时快两岁了。 在卢比扬卡广场马克西姆拉了一下爸爸的手。父亲给他解开了裤子，让儿子站得离墙近一些，免得妨碍过路人，然后一条细流流到了人行道上。一个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鸭舌帽的人瞬间就出现在旁边。他说道： “你们在干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大楼吗？” “我知道，”扎卡莫尔内说道，“可是孩子憋不住了。” “知道还干？走一趟吧……” 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彼得·扎卡莫尔内不是胆小之辈。他要求给他引见领导。边防军领导人吃惊的是，扎卡莫尔内政委还活着。立即释放了他，但是当政委毫不隐瞒地讲出了真情后，天空阴沉了下来。原来，爱斯基摩人的国外旅行还在继续，并且不久前他们击落了海岸警备队的飞机。这么说，扎卡莫尔内政委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还和罪犯们跑到了国外。 国家联合政治总局政委扎卡莫尔内（顺便查清楚了，他是富农的儿子）被判处枪决，而他的妻子被判处十年监禁，后来又给加上了十年，再后来她死在了沃尔库塔的某地。在马克西姆被送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个小城的特别保育院中，他是三百个孤儿中最富有的一个：他有自己的姓和名字。父母还给他留下了良好的肉体和精神健康，这不仅帮助了他战胜饥饿和佝偻病，还帮助他克服了保育员们智力的贫乏。作为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马克西姆在证明文件中写道，他原来是流浪儿，受苏维埃政权的教导走上了诚实的生活道路。凭借这一点，他得以在战后考上基米利亚泽沃农业学院。 那时，在学院毕业前一年，他偶然参加了一个晚会，后来才知道，它是由国家安全部的同志们召集的，他们要破获一个大学生反苏组织。侦讯期间他得知，原来，当其他人跳舞时，他一边坐在桌后面喝酒，一边商谈谋害雷先科和先进的农业生物科学的其他代表的事。证据是确凿的：一伙人中大家都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而他没有。他的经历也暴露了出来。六个人被判了十年。扎卡莫尔内作为组织的领导人，此外还是魏斯曼学说的信奉者和摩尔根主义者，被判了二十年。在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仔细地看遇到的女人们的脸：他在寻找自己的母亲。 当大赦来临后，发给了他一个证件，他小心地保存着，尽管他粗枝大叶。证件内容如下： 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37号 No.Н-879/ос（本证明不可用做居留证） 证明 公民扎卡莫尔内·马·彼，1928年生，白令角生人，俄罗斯族人，被捕前系莫斯科农业学院四年级学生。他被国家安全部下属特别会议根据刑法第58条判处劳改二十五年，1955年1月4日在劳改营（Ж-175号信箱）部分服满刑期并从此时起在落户点流放。在工作中表现积极。 根据检察院、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的决议，扎卡莫尔内·马·彼一案终止，量刑减为五年劳改，因缺少犯罪构成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他在本案上没有前科。 扎卡莫尔内·马·彼免于流放落户。特此证明。 军事法庭庭长 司法少将М.哈尔切夫 从劳改营被放出来的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把健康留在了地下核试验井的工地上（证明中也有机密：在上面注明的Ж-175号信箱中囚犯们挖的是煤）。但是没来得及让他受到辐射，试验是晚一些时候开始的。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在沃尔库塔煤炭联合企业第40号矿井新村当了自由雇用工人露天跳舞场的经理。他从流放来的神父那里弄到了一本《圣经》并每晚在狐步舞和探戈舞的舞曲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读它，只是在换唱片时才中断。 每天十九点之前，露天舞场经理的时间更自由。因为无事可做，他开始在女房主儿子那里看英语课本并很快自己和自己说起了英语。马克西姆在房间里来回走，把写着单词的纸条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在以后的时间里学会了法语和德语。接下来进展得更快了——一种语言接着一种语言。他把象形文字写在手上。 马克西姆从报纸上得知，他父亲死后被平反了。他现在成了国内战争的英雄，把乌克兰从白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人。正如路加所言，“然而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克西姆·扎卡莫尔内，或者他自称的扎·卡·莫尔内，二十九岁时成了英雄的儿子。他决定从“荒凉之地”回到“神赐给的地方”，到莫斯科去，费力地考上了并轻易地从以前他被逮捕的学院毕业了。 露天跳舞场的前经理从沃尔库塔随身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嗜好。在那里他学会了成杯地喝沃尔库塔酒厂生产的低纯净度的莫斯科牌伏特加。他和魏斯曼学说信奉者摩尔根主义者喝这种酒。他们中活下来的那些人渐渐地活动起来，摆脱了雷先科的压迫。 在莫斯科，在实质上新的单位的幌子下，恢复了实验遗传学的旧实验室。马克西姆被那里录用了，但是他没有户口和房子。人们告诉他，如果他入了党，他答辩论文并得到户口会容易些。的确，他轻松通过了答辩，在布拉格餐厅办了个盛大的宴会。现在，当宴会被禁止后，遗传学家们怀着特殊的感伤回忆起这次宴会。扎卡莫尔内本人不记得这个：由于幸福和饥饿，他在庆祝开始时就喝醉了，摔倒在小便池附近，于是朋友们把他送回了家。 马克西姆的论文题目与他本人有关。根据扎卡莫尔内的观点，得出的经统计学和概率论证实的结论是，由于大规模地消灭国内优秀的文化、艺术、科学人士，以及最勤劳并且有着发达的目标反射作用的那部分人民——农民、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和军人，最适于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基因被消灭了。剩下的是最差的，并且他们开始繁殖同类来填补真空。列车被推下了轨道，于是它滑向悬崖。社会以加快的速度退化。 不过，这些内容当然没有进入论文。论文具有纯理论性质，枯燥地讲述小果蝇的繁殖和退化，如前言所述，这有利于完成不久前举行的代表大会向科学工作提出的任务。 此时，扎卡莫尔内留起了胡子并生活着，每半年靠行贿延长临时户口。他在离吉申诺市场不远的一个几家合住的住房中租了一个三角形的房间，窗户朝着一个狭窄的院子。因为没有长期户口，女房东多收十卢布并与片警平分。 《路加福音》说道，“在同一座城里有个寡妇”。介绍我们通晓多种语言的遗传学家认识她的是他本人的女实验员。瓦列利娅是扎卡莫尔内的新相识，她嫁人的时间不长，可以说几乎没嫁过人，她的丈夫在婚礼后不久醉酒淹死了。而瓦列利娅在库兹涅茨克桥的中心模特之家当服装模特并准备成为样品美工师。她腿长并且有点做作，这总体上说甚至与她相称，从远处并且稍微从下方看她最漂亮，似乎生下她就是专门为了让她去模特之家的T型台的。她叫马克西姆是伟大的科学家。 在离家不远的“锚”餐厅吃完饭后，马克西姆领她到了自己窄小的房间，在这里，瓦列利娅坐在床的边沿，死死地夹住双膝。生物学副博士刚一企图用双手在她身体上做诱导动作，瓦列利娅就闪开了。 “您会都搞砸的，马克斯！您最好说说自己吧……” 她感到他是丈夫的候选人。可他却诗兴大发。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跪了下来并为了不让女房东听见，低声地朗诵道： 我激动地向前看去， 你温柔的双唇在我眼前。 我腼腆地向后看去， 看到的是你迷人的臀部。 “好极了，”瓦列利娅响亮地笑着，“可就是‘臀部’这个词……难道可以把它插到诗里吗？” “瓦列利娅，您的可以！” 他躺在地板上从下面，从尤其适合她的角度欣赏她。他们去了户籍登记处，然后幸福的一对自费去了皮聪达度蜜月。第三天，瓦列利娅躺在海边的沙滩上，掏出了纸和笔并开始给女友写信。 “别打搅我，马克斯！”她转过身去。“你这么看着我时，我的思想不能集中。” “好，我不看，我不看。”他笑着说道，然后向海里游去。 晚上，沙滩上认识的人们邀请他们去餐厅。马克西姆说，他忘了擦皮鞋，于是回去了。他打开了瓦列利娅的包并抽出了信。“我们遇到了好天气，”其中他读道，“至于马克西姆，你是对的：他微不足道。我的小丈夫和加里克没法比，更别说想起爱迪克了——只有伤心的分……”酒席上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很高兴，朗诵了新诗，让可敬的大伙儿开心，而在最后他亲自给大家倒上酒并郑重地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请举起杯来。为我和瓦列利娅的离婚干杯！”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信，在手里拿了一会儿，他在瓦列利娅的眼神里看出了惊惶，于是没有大声念出来，而是撕碎了信并放进了烟灰缸里。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也使我们吃惊”，他忧郁地引用了《路加福音》的一句话，平静地走了出去，然后坐飞机回了莫斯科。 不再相信女人之后，扎卡莫尔内成了，按他的话说，“普及工作者”。他写了一本有趣的遗传学通俗小册子，为此获得了一等奖并在一个月中把它连同稿费一起喝酒花掉了。 被人类半边天委屈了的马克西姆做客时认识了舒拉，她是中央儿童剧院乔装男角的女演员——一根像男孩并且一碰就亮的火柴。当时他企图回避她，但她自己给他打了电话。“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说道。差点患上了缺陷情结的他在乔装男角的女演员的帮助下明白了，他绝不是被褫夺公民权者，而是男人。他们白天约会，在她排练和演出的间歇。和她一起他变得年轻了，肯定了自我并决定，他再也不结婚了，免得操心离婚的事。他制定了一条公式，据此，冬天他需要胖女人，而夏天需要瘦的。冬天为了保暖留胡子，而夏天可以刮掉。冬天喝四十度的伏特加，而夏天喝波尔特温酒也可以，因为希波克拉底就说过，夏天人们往水里加葡萄酒，而冬天往葡萄酒里加水。所有其他的宗旨取消，因为它们束缚自由的愿望。 此时，在支付高级研究员扎卡莫尔内实现他的某些愿望所必需的工资的实验室发生了变化。主任与雷先科主义者和解了，当选为院士并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一心想当通讯院士的党组织负责人开始主持实验室。他翻出了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的老课题并把它增补进了计划，他的表述是：“作为人类遗传型序列顶点的共产主义建设者苏维埃人的遗传学论证。” “遗传型是你的课题？”实验室新主任问马克西姆。 “课题嘛，好像是……可结论……” “结论用不着你操心。你来搞好基础研究！结论没有你也找得到人来做。我们把课题列入了第六项，就是要资产阶级学者不能利用你的发现来改善自己的遗传型。你填一下调查表，我们给你办理你课题的许可文件。” 众所周知，第六项是医学科学院研究工程计划的保密部分，它包括研制细菌战制剂，在外国传播流行病。在遗传学方面就是大规模改变遗传型的试验，并研制国际比赛期间在苏联运动员血液中不能发现的兴奋剂。经过四个月的考察后允许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使用他本人的材料，上面现在的字样是“CC”——绝密。国家机密。 但是他没有开始工作。那一天在实验室举行了一致赞成劳动者向捷克人提供兄弟般援助的集会。马克西姆坐在最后一排，还在为自己的遗传型的命运担心，所以没有发现所有科技人员开始一致举手表示赞成。 “有弃权的吗？”前组织负责人，现实验室主任这么问只是为了立即宣布，“一致通过！” 可马克西姆机械地举起了手，所以结果是，他一个人好像弃权了，就是说，好像不赞成。说实话，他自己也害怕了。但是负责人决定，只有思想更坚定的人才会更好地完成苏联人民遗传型的工作，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只会妨碍。上级知道了扎卡莫尔内弃权的事，此后他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工作以及被剥夺了生物学副博士的头衔。 他剩下了本人的正派。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得出的结论是，麻烦来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他甚至开始觉着，表决时他是特意弃权的并以此证明了，他马·彼·扎卡莫尔内身上的遗传型是合格的。而其他人是“在神殿里做买卖的人”。不必再到学术机关上班了，在他面前开辟了两条道路：彻底变成酒鬼或者专心致志搞神学。他决定两条路都走。着迷而后迅速冷静下来的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曾轮流是基督徒、佛教徒、瑜伽信徒、犹太复国主义者、尼采哲学信徒、基督复活安息日会信徒，他把叔本华、列昂齐耶夫、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混为一谈。他们的著作他非法地才能弄到，他便崇拜这些人。 “其实，我是信教的无神论者。”喝酒时他对朋友们解释说。“从根本上说上生活并不那么复杂：早晨起来喝醉了——一整天就自由了。” 扎卡莫尔内喜欢把时间浪费在完全没必要做的事情上。强制性劳动让他无精打采。他的兴趣摇摆不定。昨天他还要求为俄罗斯发动新的革命，可今天就带着给被揭露的斯大林立纪念碑的想法跑来跑去。 “你们想一想！要知道没有人像他那样促进过被贬低的思想！” 他担心忘记他产生的想法，急于马上把它告诉别人。他跟地铁里坐在旁边的人讨论问题，要不要写信建议实行新的奖章？在国家安全军官的肩章上缀上锁孔代替星状标志：少校——一个锁孔，上校——三个。 “很快就会把你抓起来的。”朋友们警告他。 可他紧接着喊道： “你们全都是胆小鬼！因为你们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结果，他的朋友变少了，后来是很少了，到最后就没有了。 在侮辱他的食堂、诊所和商店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传单并贴在墙上：“这里工作的是蛮不讲理的人。”这没有让他受到惩罚。但是有一次他刮掉了大胡子、小胡子以及头上左半边的头发，留下了右半边的头发，在他看来，这能够宣告本国特别的两面性新时尚。之后他走到了大街上。他被带到了民警局，剃完了剩下的头发，因情节轻微的无赖行为被送去拘留了十五天，还威胁要以不劳而食的罪名把他从莫斯科驱逐到101公里处的流放点。女房东拒绝租给他房间。他在女相好们那里过夜，提前一个月编好名单并通知女友们，他什么时候在谁那里睡觉。 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的钱用完了，于是他到《劳动真理报》来写点东西或者把什么从外语翻译成俄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用扎卡莫尔内众多的笔名之一或者根本不署名刊登这些东西。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放弃了遗传学，放弃了政治，他不相信时髦的行为理论。昨天晚上他在新情人肚子的肚脐眼以下用绿色的吸水笔整齐地写道：“不可能再好了。”她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感到幸福。 23.雄金丝雀学校 “没有外人吧？” 扎卡莫尔内把有点扁平的脑袋伸进了门缝。给人的感觉是，他夹住了脑袋，所以它被挤扁了。他进来后把臂肘撑在门框上。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摘下了眼镜并疲倦地揉了揉眼睛。他突然想到，偷偷放到马卡尔采夫那里的灰色文件夹完全可能是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干的。一切都对得上：天真，厚颜无耻，懂法语。也许，直接问问？但是马克西姆是个有怪癖的人，他不会回答的。要是想，他自己会说的……总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何必知道多余的事情呢？ “进来吧，老兄，”塔甫洛夫亲热地说道，“有挣钱的机会。” “清洁工向珠宝匠提出协作……” “你等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看了下表。“不中用的健康——这是我唯一还剩下来的东西。”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包着奶酪的纸包，往两个茶杯里各放了一点儿茶叶。倒上了开水，把一块奶酪切成了两半。 “有喝的吗？昨天喝醉后头痛得咯吱响。” “既然你能忍住，说明头是健康的。你再稍微忍一忍，老人家，等挣了钱再喝个够。” “喝个够？我本来就要戒酒了！说吧，钱在哪里？” “你帮忙组织义务星期六。” “义务星期六——这是无偿的。可我是认真问的。” “对其他人是无偿的。而对我和你是认真的。马克西姆，消防警备队的一个队长和我一起坐过集中营。有一次报纸给他打来电话说，市党委表扬了消防部门的良好工作并决定在报刊上报道。记者要来给消防队员拍在工作中的照片。消防队员对他们说：‘欢迎，你们来吧。但是我们没有火灾。’”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工作得好。” “好吧，”报纸那边回答说，“我们等等。等火着起来，马上叫我们来。” 一天后对方来电话说： “你们运气好：有火灾，我们这就出发了。” “你们尽管出发吧，”报纸那边说，“但是在我们到达之前不要扑灭。请记住：这是市委的指示！” 消防队员们笑了起来。记者来了，而房子的火已经扑灭了…… “到底为什么给队长判了刑？” “因为破坏市委的决定，还能因为什么？所以你去吧，趁热的时候煽动。” “要划拉多少？” “什么？”塔甫洛夫没听懂。 “是写的意思……” “你自己造出来的吧？我采用了……两百来行，不能再少了……我已经为你组织了集会。” “我以前不明白，”马克西姆说道，“不认识几个字的人怎么会在讲台上用现成的大段的话讲出期待他们说出的所有东西。索菲娅·弗拉西耶芙娜39怎么教会他们的？” “现在明白了？”拉伯波尔特得意地笑着问道。 “明白了。你知道怎么教刚生下来的雄金丝雀唱歌吗？把它们和有经验的、会唱歌的放在一个笼子里。于是小鸟开始跟着年长的重复。我们的记者是典型的雄金丝雀。听够了后就重复地说，不深入理解意思。而他们走下讲台后说：‘我们工作的工厂像蜂箱一样闹腾，可我要把小小的事都详细地讲。’但是我，雅沙，不是雄金丝雀！……‘没有人能……又侍奉主，又侍奉玛门。’” “这是以前，马克斯，可现在，现在我们能。对了，说到你的遗传型……你注意一下，让编组站上的犹太人少一些。在劳动运动这件事上他们已经给我惹了麻烦。” “一次革命他们还嫌少？”扎卡莫尔内哈哈大笑起来。“不，毕竟巴甫洛夫不该在狗身上研究反射作用。” “不然的话亚古博夫会压下所有的材料。” “难道他已经掌权了？” “可不是嘛！马卡尔采夫心肌梗塞发作躺下了。” “鬼都不像马留塔阁下40那样可怕。拉普41，你想过吗，负责人员是从哪里来的？” “大概又是生物学联想吧？” “以前是这样消灭船上的老鼠的。海员们首先把四只老鼠抓到笼子里，成对地把笼子移到一起并打开门。老鼠们扑向对方，更凶狠和强壮的那两只咬死了更虚弱的两只。那时就再抓两只并放进笼子里。然后再抓。把剩下的两只最凶残的和最富有攻击性的放到外面，用饥饿把它们折磨死。它们消失在洞里并啃完没有准备好搏斗的老鼠。” “你的生物学让人恶心！”拉伯波尔特埋怨道。 他又想起了灰色文件夹。唉，你把非法出版物保存在可靠的地方。干嘛要冒出来？要知道会盘问所有人的。 “马克斯，你听说我们这里有人看一部手稿了吗？” “没听说，”马克西姆斩钉截铁地说道，“要是你弄到了，给我看看。我要去你的义务星期六了。” “等等！你是怎么的说来着？” “划拉……” “对了！你来得及划拉完。可拍照的呢？没有照片表现不出来！我给卡卡巴泽打电话。” 24.卡卡巴泽·亚历山大·沙尔沃维奇 人事登记表资料 《劳动真理报》摄影记者。 1941年6月2日生于第比利斯。 民族：格鲁吉亚族。父亲：格鲁吉亚族。母亲：亚美尼亚族。 母语：俄语。 非党员。以前非苏共党员。1955年起为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员。团员证号：13484167。 学历：中等学历。 未曾受过司法诉讼。未出过国。 家庭状况：单身。扶养母亲卡卡巴泽·阿依达·提格拉诺芙娜。 社会工作：完成一次性委托。 义务兵役人员，列兵，士兵军衔。军人证号：No.НМ1493874。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少年列宁主义者大街，51号，2栋，3号房间。电话：无。 萨沙·卡卡巴泽的理论与实践 去年，卡卡巴泽是在高加索的加格拉度的假。当疗养季节结束时，他和母亲两人在海边租了一个小房间，萨沙清晨带着抛竿去码头。他穿着深红色的训练服站在防波堤上，直到天热起来。什么也没钓到，但是甩竿的动作令人惬意。有一次，一个穿着昂贵西服的大肚子格鲁吉亚人在萨沙旁边停了下来。他默默地站着并看着，不时用光亮的皮鞋轻轻地踢踏出某种节奏。站了将近一小时后，格鲁吉亚人忍不住了： “既然什么也钓不上来，干嘛还要钓啊？” “那干吗要站着看什么也钓不上来？” 那人微微一笑并用格鲁吉亚语回答了句什么。 “对不起，”萨沙说道，“我不懂格鲁吉亚语……” “你算什么格鲁吉亚人？徒有其表……” “我是不好的格鲁吉亚人，俄罗斯化了。” “可你说俄语带格鲁吉亚口音。”那人笑了起来。“很难办的情况，啊？我们认识一下吧。你一定是住在莫斯科，我根据个别特征能感觉到……” “您猜对了！我叫萨沙，亚历山大。” “漂亮的名字！我叫格奥尔基。听起来也还可以，是吗？我是萨姆托拉斯酿酒厂的总工艺师。明白吗？” “当然了！萨姆托拉斯酿酒厂——所有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瓶子上都写着。” “对，就是这样。我在这里休养，可没有人让我喜欢。今天我带你进山去，到餐厅去……” “可这里我不是一个人，我和妈妈一起。她是亚美尼亚人。并且我们租了一间包吃的房间。所以说谢谢啦！” “这跟亚美尼亚人妈妈有什么关系，这跟饮食有什么关系？！你明白我是谁吗？！你听着，你挣多少钱？” “一百一十。” “一天？” “不是，一个月。还有酬金，但是不超过工资的一半。不能再多了。要是再多了，你就得无偿地工作。嗯，还有偶然能挣点外快……” “你怎么过呢？我们打扫院子的人挣的都比你多！每个月到各家去一次，大家都给他十卢布。你的职业是什么？” “摄影记者。” “很有意思！你可以想登谁就在报纸上登谁吗？不想登谁你就可以不登谁？要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会让你的亚美尼亚妈妈在镀金的浴盆里洗澡！” 萨沙把卡普纶钓鱼线缠在线轴上后离开了。他不想和萨姆托拉斯酿酒厂的总工艺师去山里的餐厅娱乐。白天他和妈妈去了集市，于是卡卡巴泽小心地绕过了盛着葡萄酒的大圆桶，一个麻利的阿塞拜疆人在桶边卖酒。旁边拴着一头小驴。在来的当天萨沙走到这口大桶前想尝一杯真正的乡下葡萄酒。队列不紧不慢地往前移动。桶上贴着斯大林的肖像。每个得到葡萄酒的人首先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碰杯，用杯沿碰一下肖像的额头，然后才会喝下去。萨沙把杯子放到了嘴边。 “你为什么不和斯大林干杯？”卖主喊了起来。“你不尊敬格鲁吉亚人，是吗？” “我自己是格鲁吉亚人，”卡卡巴泽说道，“可你不是格鲁吉亚人。” “我是阿塞拜疆人，是的。这也是高加索。俄罗斯让你变坏了。住在高加索的人应该爱戴斯大林！” 萨沙耸了耸肩，用剩下的葡萄酒和肖像碰了杯并为他的灵魂安息喝了下去。但是因为父亲，他不想再这样做了。父亲沙尔瓦·卡卡巴泽是艺术学家。在30年代他首先建议把第比利斯美术馆中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没有反映列宁最忠实学生的形象的画家的油画清除出去。 由于幸运的巧合，美术馆所在的建筑物就是以前梯弗里斯宗教学校的所在地。美术馆里充满了描绘不同时期斯大林的油画。但是，这没有让沙尔瓦·卡卡巴泽逃脱被捕的命运。当父亲被关押起来时，萨沙快一岁了。 亲戚们帮助同样在美术馆工作的瘦弱的妻子阿依达在商业部门找到了工作。阿依达开始挣很多钱，但是她嫌少。她行动坚决：缺斤短两，倒卖来路不明的商品，学会了不给找头。萨沙的母亲积蓄了一大笔钱，然后——什么事不会有啊？——去了丈夫所在的集中营，并把他赎了出来。证明文件上记载的却是，在押犯卡卡巴泽·沙尔瓦在企图越狱时被打死。而沙尔瓦·卡卡巴泽凭着因欺诈罪服刑期满并被盗窃犯们打死的帕维尔·科尔基亚的身份证被释放了。在第比利斯，又花大价钱把这个身份证换成了有另一个出生地的证件。萨沙的母亲第二次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为了不遇见熟人，他们离开格鲁吉亚去了乌拉尔。而战后搬到了莫斯科，并且父亲甚至在中等戏剧学校讲授过苏联造型艺术史。当萨沙长大后，父亲离家并娶了自己的女学生。可萨沙不打算结婚，尽管阿依达·提格拉诺芙娜很希望他结婚。 “你看看，莫斯科有多少姑娘啊？”她说。“就连你父亲都没忍住，可你呢？既然我说服他离开了我，那你就更不用说是时候了！你父亲年轻时有好几个情妇，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因为我知道：他最爱的是我！要是你不能让姑娘着迷，你算什么卡卡巴泽？” “你放心，妈妈。”萨沙开导她说。“我能，可是没有时间。” 萨沙的时间奇怪地流逝了。这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文静的格鲁吉亚人突然在编辑部声称，他可以举起一百公斤重的杠铃。 “你们不信——我们打赌吧！” 三个人，甚至是四个人乐意和他打赌。条件是这样的：如果卡卡巴泽举不起来上述重量的杠铃，他付给每个人十卢布。大家坐上出租车去了举重馆。他们进去直接找到馆长，出示了编辑部工作证。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馆长笑了起来，并带他们去了场馆。身强力壮的运动员们给杠铃加上了必要的配重后散开了。瘦小的萨沙留在了举重台上单独面对杠铃。他勇敢地用尖细的双手抓住了它，一个猛劲抬了起来并竭力想把它放到胸前。试了三四次后，他满脸通红地默默从台子上走了下来。 “伙计们，发工资后我给钱……” 后来他诚实地给了大家每人十卢布。他没告诉母亲，免得她伤心，他准备额外地干点活好给她送钱去。而自己半饥半饱地挨到下一次领工资时。但是领工资后过了三天他发现，他能远距离猜出别人的想法。因为可怜他，人们不愿理他。他纠缠不休： “是真的，每两个想法中我能猜中一个。你们想打赌吗？……要是我输了，我欠每个人五卢布。” 萨沙是偶然成为摄影师的。十年制学校毕业后他被征召入伍，于是他随身带上了照相机。他有一个喜爱的玩笑：拍照时不把胶卷装进去。但是师长命令他给自己一家人照相，这时要是欺骗的话他就会进禁闭室了。他不得不把胶卷放了进去。让萨沙本人惊讶的是，照片照得真不错。从那时起找他的军官应接不暇。师里的报纸开始刊登他的照片。《劳动真理报》的记者到了这个报纸的编辑部。没有特别许可不允许他在部队内部拍照。而萨沙有已经通过军事新闻检查的照片。 现在，为庆祝军事节日，《劳动真理报》开始刊登列兵卡卡巴泽拍的照片了。复员后他被“以规定的报酬”录用到插图部。“以规定的报酬”的意思是，他的工作没有工资，而为被报刊选用的照片将得到酬劳。 他轻松地学会了拍摄所要求的东西。他出差带回来几公里长的底片：微笑地看着车床或从车床边转过脸来（第三种姿势是不可能有的）的先进工人、建筑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他成沓地洗印，毫不可惜被放弃的照片，他准备再次去任何地方。但是亚历山大刚一适应自己的职业，他就对此厌烦了。他愿意发表来自生活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他那里积累了很多。街头上的场景、乞丐、小城市里没什么东西的集市、喝醉了的工人们愚钝的表情，还有在给被推荐的先进标兵拍照时，他们笑哈哈地站在周围的场景。但是萨沙只能在外国杂志上看来自生活的照片。为了消遣，摄影记者卡卡巴泽开始收集他在各种大会、仪式上以及会见外国首脑时拍摄的党和政府负责人的面部照片。萨沙挑选的是最富有表现力的，应该立即销毁的照片。 “你要这些照片干什么？”人们问他。“难道看他们还没看烦？” “烦透了！”他高兴地回答。“但这是给后代的。一个人建议收集它们的。” “谁？” “这不重要……他说，万一后代想在莫斯科举行纽伦堡审判呢？如果他们想——这里就有，拿去吧。” 25.我是鱼 在走廊尽头远远看见娜佳·希洛特金娜后，萨沙把装着器材的沉重的大箱子放在了地板上，停下来并把干瘦的双臂张开撑在两边的墙上。他站在那里等着。由于长时间缺少日照而脸色有点苍白的娜杰日达似乎从什么地方都可以溜过去。但就是绕不过卡卡巴泽。因此她的脚步越来越轻，最后她停了下来。 “请让我过去，”她冷淡地请求道，“我有急事……” “娜佳！”萨沙责备地说道。 “什么事？”她疲惫地看了看他。 “娜佳！……今天已经是我喜欢你八个月零四天了。” “我也是。让我过去！” “又是让我过去，让你去哪里？总是一句‘让我过去’！请吧！没人留你！可是为什么？你多少岁了？” “二十三。” “我呢？” “好像是二十八。” “你看看！理想的年龄对比。” “那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们加入……” “什么？” “婚姻，还能有什么？” “然后呢？” “然后？……你在让我脸红，娜佳。然后所有人发生的是同样的事。” “你看看！可我不想有同样的事……” “那好吧，我同意！我们会恰恰相反。所有人是这样，而我们不是这样。我只求你一件事：让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有孩子。我需要两个。你呢？” “我也要两个。” “总共四个。我同意，娜佳！走吧！” “去哪里？” “又是去哪里！去户籍登记处。” “我不想去。” “好吧，那就不经过户籍登记处。我们就在墙上写上‘娜佳加上萨沙等于爱情’。嗯！” 卡卡巴泽向娜佳伸出了手。她推开了它。 “唉，萨沙，我受不了了。好吧，我们写下来，就是你不要纠缠！你太认真地看待……” “这怎么了？不好，是吗？” 他像孩子一样委屈地闭紧了双唇。他靠在了墙上，双手交叉放在了胸前，低下了头，长长的鬈发垂到了脸上。 “你过去吧。”他说道，看也不看娜佳。“我知道，你厌恶我。因为我是格鲁吉亚人，对吗？” 她笑了起来： “你像个孩子。你是格鲁吉亚人，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亚历山大不信任地看了看她。“顺便说一句，你知道吗，亚古博夫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不喜欢格鲁吉亚人。我把这事告诉了拉普，他回答说：‘反犹太主义者——这是个听起来让人感到自豪的字眼儿！’所以呢，如果你有疑虑，就直接说出来！” “什么呀，萨申卡！我自己也会向往成为格鲁吉亚人的！但是要想有什么关系表明我应该属于你。” “属于是什么意思？” “就是属于，就是这样。可现在，我不属于。我是鱼，明白吗？一条冷冻的鱼。鱼肉。你要我干什么？你虚构出了我，可我是里海拟鲤。你看，骨头都露出来了。她用手指摸了摸锁骨。” “鱼肉，里海拟鲤，鱼店！”萨沙踹了一脚沉重的箱子。“我爱你，娜佳。你也会爱上我的。” “不会，萨沙，不会！” “你就等着瞧吧！我们去第比利斯，办一个简朴的婚礼，只对最亲密的朋友，七百来人，不超过。” “又来了，萨沙！” “那好吧，好吧！我等了八个月零四天了，我就再等等……” 卡卡巴泽咬了咬牙拿起了塞满器材的沉重的箱子，其中的四分之三从来用不上，是为了气派才拿上的。他推开了门，闯进了部里去找拉伯波尔特。 “你，萨沙，”塔甫洛夫向他问了个好，“是编辑部里办事最认真的人。” “您总是夸奖我，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为什么？” 拉伯波尔特没有去解释。而是简要说明了拍摄的内容和地点。最好就拍摄准备进行义务星期六活动的那些地段上的工作。照片以后也会发的，就像它们是在义务星期六中拍的。最好在后面能看见必要内容的号召性的标语。 “顺便说一句，萨沙，编辑部里在流传一部手稿。你看到了吗？” “嘿，这话问的！直来直去，直截了当，像老头一样？要是我不了解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会以为，你是个头脑简单的告密者，没准儿甚至是情报员！” 他亲切地挥了挥手后离开了。希洛特金娜此时跑到了走廊的尽头。在那里她稍微回头看了一眼，是不是萨沙在身后看着她，然后在写着“特派记者”字样的门前停了下来。她喘了口气，整了整短上衣并犹豫不决地呆住了：是进去找伊弗列夫还是不进去？ 26.伊弗列夫·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人事登记表资料 《劳动真理报》秘书处属特派记者1935年1月7日生于莫斯科市。 俄罗斯族。 党籍：1956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6753844。以前非苏共党员并且未曾退党。党内处分：严重警告并记入登记卡。 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证号：No.p-364771。 未曾受法院审判。未出过国，海外无亲属。未被剥夺过选举权。 没有得到政府奖励。 义务兵役人员，预备役少尉。军人证号：No.HK 4117826。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А.Д.伊弗列娃，1939年生，儿子瓦吉姆，六岁。 身份证号码：VII KH No.1521462。发证机关：莫斯科市十月区第96民警分局。发证日期：1965年11月27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大街，4号，31号房间。电话：230-01-92。 伊弗列夫的行为与过失 “妈，你怎么看，要是你的同学说得不对，该怎么办？” “应该纠正他，孩子。” “可他发笑。然后重复说同样的东西！” “他重复说什么呀？” “嗯，明白吗，是可怕的事情，关于斯大林的，总之……” “真是可怕！不会是霍赫里亚科夫吧？当然了，根据法律应该报告，否则你也有罪。但是报告也让人害怕。这样的时代……会强迫讲出口供……可是就要考试了！” “怎么办呢，妈？” “要不，在集体中改造他？你们在团委会里谈一谈……从什么人那里听到后重复的……” “重复这样的话？！” 斯大林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死了， 极端困难的时刻来临了， 钢铁般的面容呆住了： 其他人什么时候会死去？ “住嘴！”母亲的脸变得苍白。“你还要以团员的信誉向我保证，永远不说，明白了吗？！一辈子也不重复！我连你父亲也不会转告的。” 1953年春天，老师们的宠儿和希望十年级快毕业了。优等生、团委支书、篮球队队长、最熟悉国际形势的学生，校长让他在课间长休时在校广播站念报纸。家庭条件好，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一句话，金质毕业奖章有保证了。只在一件事上有犹豫：上大学的历史系还是哲学系？维切斯拉夫掐住了霍赫里亚科夫的脖子。 “听着，是那首诗的事。你还给谁念过它吗？” “怎么了？” “你最好闭上嘴。总之，斯大林的去世对全人类是悲剧，可你呢？” “连说说都不行？知道吗，去你的吧！” “你想让人家在团委上提出这个问题？” “随你想在哪儿提。是你要为奖章而巴结人。” 维切斯拉夫在团委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出于原则性。母亲是对的：这可能对他自己不利。何况其他事情占据了团委支书伊弗列夫的注意力。在五一游行时，去买冰淇淋的十年级学生突然聚在了一位民警的周围，然后有人喊了一句： “苏联民警万岁！” 他们小心地把岗警向上抛去。他手抓着枪套飞了起来，然后同样轻盈地落了下来。 “你们干什么，同学们，我在站岗！” 学校校长科列斯托夫斯基看到了这一切。他跑了过来，让学生们回到队列中，而节日过后上课时把伊弗列夫叫来，并吩咐在团委提出把参加“向上抛”的学生开除出共青团的问题，这意味着无缘考大学以及征召入伍。在被开除的人中间有最好的同学。霍赫里亚科夫当然也陷了进去，科列斯托夫斯基称他是蓄意的主谋，伊弗列夫得到了把他从共青团开除的指示。 “就这样，妈，金质奖章到手了！” “我决定了：你上哲学系，孩子。政治——这是最可靠的。你要当理论家，我也就放心了。” 斯拉瓦习惯了服从母亲的权威。很难不服从她。父亲也总是听她的，以此给儿子做榜样。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稍微有些发胖。她精心地隐瞒了，她曾经是个狂热虔诚的祈祷者。她的家庭是贵族血统，而她穿着粗布衣服步行到谢尔吉耶夫的泉上教堂去取圣水。那时她十七岁，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年半，这时她决定完全投身到修道院去。她在修道院里没有住多长时间。在附近军队的协助下修道院被洗劫了。修女们被强奸了，修道院长被枪毙了。 不久后塔吉扬娜·萨维里耶芙娜成了同样狂热并信奉革命的共青团员。她积极宣传恋爱自由，宣言中记载的那种以及在未来将有的那种。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伊弗列夫娶她的时候她已经快三十岁了。她长得很漂亮，曾准备离开他，但是回心转意了。伊弗列夫的父亲是工程师，在某信箱号下的研究原子能的设计局工作，并且他从来没有说过在从事什么。他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家，工作，看《真理报》。斯拉瓦和父亲无话可谈。 应该留下维切斯拉夫念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已经搞出来了，但是，伊弗列夫一家人自己生活的准则没有改变。像母亲一样，伊弗列夫认为，吃商店中出现的外国食品危险：他们可能中毒。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几个远房亲戚此时从监禁地回来了。塔吉扬娜·萨维里耶芙娜保证说，上面知道该关押谁，可见，他们是有罪的。父亲同意她的说法，但是儿子突然开始争辩。 此前不久斯拉瓦遇见了霍赫里亚科夫。他们去了啤酒馆，各要了一杯啤酒。霍赫里亚科夫成功地隐瞒了被共青团开除的事情并考上了师范学院。他在英语专业学习，收听外国广播并把这事告诉了同年级同学，为此他被学院开除了。他漂了半年左右，之后在图书馆找到了工作。 “很快我就要借出你的著作了，革命的哲学家！可你好像已经不那么一本正经了……” 现在伊弗列夫看待他的方式变了。他们开始见面。和霍赫里亚科夫一起有意思。在一次见面中伊弗列夫说道： “霍赫里亚科夫，原谅我学校时干的蠢事。我明白了。对不起！” “原谅我做不到，”霍赫里亚科夫生硬地说，似乎事先准备好了回答，“再说你要原谅有什么用？可要是你明白了，就是好样的。以前我以为，像你这样的人向来不能够变得聪明。” 霍赫里亚科夫从外国杂志中选出有趣的文章，翻译出来并把它们给编辑部挨家送去，在图书馆微薄的糊口工资外再稍微挣点。他把伊弗列夫领到了拉伯波尔特那里。哲学系学生伊弗列夫被录用为《劳动真理报》的文学编辑。周围在晃动，游荡，伊弗列夫不能明白是什么。螺丝的螺纹渐渐磨损了，一圈接着一圈，直到螺丝帽脱落下来。促使螺丝帽脱落的还有特派记者的出差。苏军建军节前夕派他前去采访北方舰队的演习。 “斯拉维克42，你怎么了？”出差回来后他向打字员茵娜·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口授材料时，她第一个问道。“你的鬓角白了……” “我采访的是军事演习……” “可是采访的是演习，又不是战争！……” 送特派记者伊弗列夫到演习现场的驱逐舰收到了通报，假想敌处在射程之内。 “火箭弹准备——开火！” 但是炮声没有随之响起来。炮弹卡住了。除了用大锤把它们敲打出来，没有别的办法。 “有谁自愿去？”舰长问道。 没有愿意去的人。 他自己拿起了凿子和大锤。一瞬间全体船员趴在了甲板上。伊弗列夫也和所有人一起趴下了。 “你们怕什么，白痴？”舰长转过身来。“要是爆炸了，反正不会有人活下来！” 他开始小心地轻轻敲击，把卡在滑轨中的火箭弹敲打出来。 一切顺利解决了。到底也没有参加演习的驱逐舰返回了基地。在这里查清楚了，带的是装另一种口径火箭弹的箱子。 “是谁装的？审判！” “怎么会这样！”与舰长谈话时伊弗列夫表示了惊讶。“要是发生真正的战争呢？……” “您是个天真的人！可你去蔬菜店，那里有烂了的白菜吗？” “嗯，有的……” “为什么蔬菜基地可以乱七八糟，而军事基地不行呢？人可都是一样的！” 在伊弗列夫的特写《保卫我们的边疆》中一切都是按要求写的：驱逐舰彻底击败了假想敌后胜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海岸。强大的苏维埃火箭准备随时战胜任何敌人。斯拉瓦去了一趟克鲁泡特金大街的军事新闻审查机关并盖上了“许可刊登”的戳子。碰头会上大家表扬了文章。可特派记者伊弗列夫很长时间不能忘记驱逐舰的铁制甲板，他曾双手捂住头趴在上面。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开始嘲笑起斯拉瓦的困惑来。他给了伊弗列夫索尔仁尼琴的书。拉伯波尔特让他那被霍赫里亚科夫动摇了一下的状态达到了标准。斯拉瓦从母亲曾精心让他保持的对往事的催眠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摆脱了哲学系的影响。他满腔激情地说服朋友们，索尔仁尼琴才是真正的文学，所有其他的都毫无用处。得知1968年1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将满五十岁时，维切斯拉夫往梁赞发了一封电报：“祝贺您，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和骄傲。伊弗列夫。”他把这事告诉了拉伯波尔特。后者夸奖了他一番，但是有些无精打采。“我给克里姆·伏罗希洛夫写好了信，可后来想了想，就没有签名。”他有腔有调地说道。 “我签名了！”伊弗列夫反驳道。 “不该签的，朋友……” 三星期之后伊弗列夫收到了通知书，到捷尔任斯基大街16号莫斯科及莫斯科州国家安全总局去。这是座古老的独家住宅，墙上和天花板上有塑造装饰。领他进去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团员年纪的可爱的年轻人，他笑容可掬。问了斯拉瓦一些履历情况后，他询问道： “您知道索尔仁尼琴？” “知道……” “早就认识了？” “我不认识。” “那见过面吗？” “没有，没见过面。” “那您说出你们都认识的人来。” “我和他没有共同的熟人。” “假话！人们不会给不认识的人发贺电的。” “他是著名的苏联作家，所以……” “您看过什么作品？” “我看过……”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马上在心里悄悄去掉了他看过的手稿作品，“看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院子》……” “《癌病房》呢？” “没看过……” “但您是知道的，索尔仁尼琴正在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敌人的活动。这么说来，您支持他？” “也许，我表达得不清楚，”伊弗列夫说道，他努力暗中把手攥成拳头，以免发抖。“《新世界》刊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以为，能刊登的东西，就可以读，并且这可能让人喜欢或者不喜欢。” “您不想明白，”侦查员继续说道，“问题不在于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在于，您作为记者，作为思想战线的工作者，支持的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称赞的作家。您想过没有，敌人颂扬的是谁和为什么？我们有资料证明，您和他认识……” “我说过了：个人不认识，从没有见过。” “那肖像呢，是他送给您的？” “什么肖像？” “挂在您房间里的那幅。” 这张肖像是萨沙·卡卡巴泽从一张小照片上翻拍下来的，还作为礼物送给伊弗列夫和拉伯波尔特各一张。 “您怎么不说话了？说话呀！” “这张肖像是我买的……在高尔基剧院胡同门洞的旧书店附近买的。” “从谁那里买的？……描述一下外表。” “这样一个小个子的小伙子，留着胡子，像大学生……” “就算是吧……可您还是可以说出更多东西的。” 准许他离开了，预先通知说：还会再叫他来的。他被吓坏了。他没把谈话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决定不让妻子担心。但是第二天把他叫到了主编那里。他暗中心怦怦直跳地走进了马卡尔采夫的办公室。 “坐吧！”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立刻放下了工作。“喂，你都干了什么？说一说！” 伊弗列夫耸了耸肩，说了一遍。 “傻瓜！”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甚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小孩子！索尔仁尼琴需要你的祝贺？可你把我们大家都祝贺了，没说的！我不愿意，可看来不得不开除了。你去吧，我要征求意见。去吧，我说，别让我看见你！……” “难道不应该预料到这个吗，斯拉瓦？”拉伯波尔特看到伊弗列夫后说道。“他们自然是想消灭索尔仁尼琴了。只不过不是马上。先是要中伤他，刺痛他，诋毁他，直到他成为孤家寡人。那时会公开地迫害他，说他一个人反对全体人。您陷进去了！” “可是要知道……” “别吵，别吵，不要固执。您发了电报，认为这是勇敢。可索尔仁尼琴收到它了吗？就算是，收到了，不用您说他也知道，他是个人物。全世界都在不冒任何风险地支持他。他要您的祝贺有什么用？这只会迫使他认为，对他的监视会更多，既然他这样受欢迎。可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没有收到您的电报。它被钉在了机关的锥子上。对吗？” “就算是。又怎么样呢？” “您想象一下，我是被责成负责这件事的克格勃上校。我把电报分堆儿摆开。四十封是作家发的。明白了！作协里有他的同伙，我们要注意，不要刊登他们的作品并且不让他们发言。往文学家之家加派告密者。两百封电报来自知识分子。把他们撤职，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大学生发来了两百封。这些后生我们要公开开除，好让广大学生把这一切记在心里。” “我明白了！” “等等，老人家，我还没说完呢。我，克格勃上校，在想，这个索尔仁尼琴总之怎么会这么受欢迎呢？这么说，祝贺的人在看非法出版物。要深入调查这件事情！不行的话，就关起来……结果是，斯拉维克，您用您的电报帮助编出了一份嫌疑人名单，好更加容易地监视他们。所以，电报是挑拨离间，而您是挑拨者……” “看您说的！” “伊弗列夫，至于牵连到朋友我就不说了：同样会开始监视他们的。如果您是这样的英雄，采取其他方式行动吧。” “什么方式呢？” “跑到国外去或者悄悄地写非法出版物，就是别把同志们牵扯进去！” “大家都这样：都不说话，可过后却问，为什么周围都是卑鄙行为？……有时我觉得，索尔仁尼琴不存在。是人们的幻觉、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对抗机器呢？” 伊弗列夫停了下来并看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好吧，斯拉维克，我不争辩了。”他说完后把脸转向了窗口，装出一副接着谈下去他就没有兴趣的样子。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要是像您这样议论，我们永远不会有进展！” 塔甫洛夫转过脸来，仔细地看了看伊弗列夫。 “进展？您想用您的电报推动什么？我建议您承认错误并竭尽全力批判索尔仁尼琴。得救后要记住：这是信号。不要第二次再陷进去了！如果您不能沉默，您就说，但是要在小圈子里。而做出行动嘛，兄弟，这是某种残余影响。我觉着，您对政治的研究过分好了并且对革命性理解得过分直接了。” 马卡尔采夫就伊弗列夫的事情和卡瓦列洛夫见了面。去找他不符合级别，在中央观看新电影时他们在中立场合见了面。马卡尔采夫曾经帮助过卡瓦列洛夫，当时后者是汽车厂的党委书记。现在发福的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对马卡尔采夫的请求采取了警惕的态度。 “他还年轻！”马卡尔采夫说服道。“是个好共产党员，尽职的工作人员。唉，鬼迷了心窍！是个人才。我们需要有才能的人。” 区委书记听着没有说话，但是冷笑了一声： “人才！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明白我们希望他们干什么的人才。” “他明白，相信我！伊弗列夫为报纸做许多工作。说到底，现在谁决定：我们还是机关？” “我们一起决定。”卡瓦列洛夫立即明确道。“这不是儿戏，是捷克斯洛伐克现象的复发。他们那里自由放任了一阵子，你看搞成了什么样子。” “顺便说一句，”马卡尔采夫说道，“伊弗列夫写过关于你的工厂的好报道。” “正好，让他去工厂，开车床！” “如果我们不毁了他，他会是可靠的工作人员，会用得上。我们给他党内处分吧，以儆效尤，但是不要不留余地。我们怎么，不如机关了解自己的干部？如果需要，我和中央谈一谈……” 卡瓦列洛夫没有回答。出现了僵局。 “好吧，”他最后说道，把视线移到了一边，“出于对你的尊敬，马卡尔采夫……可你要自己给机关打电话。” 马卡尔采夫好像觉得，卡瓦列洛夫又流露出一丝冷笑。不过，当然只是错觉：区位书记用得着报纸主编的地方还多着呢！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回到了《劳动真理报》后，他又叫来了伊弗列夫。后者愁眉苦脸地走了进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是这样，”马卡尔采夫说道，“你就当你天生有福吧。集体维护了你。这两天我们开个会。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我明白！” “现在你当然明白了！可说到工作，这里就得靠行动了……你准备写一篇关于两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性的像样的文章。作者是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写得要有热情，白白教你学哲学了吗？” 伊弗列夫幸福地下楼来找拉伯波尔特。 “祝贺您！”拉伯波尔特振奋起来。“开会，这是为了走形式。说实话，我没想到您这么轻易地过了关。我当年……” “时代在变，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也许吧……” 这发生在1969年新年前夕。而在1月初，在会议之前，侦查员又给伊弗列夫打来电话并客气地请他再次到捷尔任斯基大街来。出入证预定好了。 “这么说，您思考后明白了，索尔仁尼琴不过是对软弱的人的诱惑？”他问道。“这就对了。您自己想想，您何必要搞砸自己的履历呢？我们也没有怀疑过，电报是个意外。但既然您犯了错误，您作为党员就得证明，您认识到错误了。您是记者，会写东西，这对您来说不困难……” “我应该做什么呢？” “事情不复杂，并且您自己会确信，索尔仁尼琴是个小人，为德国美元完全出卖了自己……” “是马克。”伊弗列夫纠正道。 “是的。”侦查员笑了笑。“要知道您写短篇小说。” “写得不好……我自己觉得它们不合格……” “这没关系。请您带上小说并到梁赞去找索尔仁尼琴。” “我？！” “您怎么害怕了？我们负担路费。您就说，您是刚起步的作家，求教来了……要是需要，也可以抨击一些现象。” “然后呢？” “没什么！结识一下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就像您在电报中所说的。回来以后，您给我打个电话。” 伊弗列夫没有说话，把头低了下去。不时小心地偷偷看侦查员一眼。他什么都料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他点了下头，免得惹恼侦查员，而自己慌乱地想道，现在不能拒绝。 “您同意吗？” “对不起，我没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和索尔仁尼琴认识？” “就把这当成交给您的任务吧……我们让您参加青年作家会议。” “您看，我有一个缺点：有时候，我会说出多余的话，说不该说的话。” “这没关系。” “我会说走嘴的……” “不能说出来是我们让您去的！” “问题是我会无意中……您知道吗，我不能承担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行！” “好吧！由此可见，您所有的悔过只是假象。而党的会议还没有召开呢……” 一滴汗珠从额头流到了鼻梁上并顺着脸颊流了下去。 “您对我的意思理解得不太妥当，”维切斯拉夫说，“要不我就同意了，可我会坏事的。” “嗯，这样吧。您签一份保证，泄露我们谈话的内容您将受到刑法第184条的处罚。暂时您可以走了！……” 正像万能的马卡尔采夫许诺的那样，会议宣布给伊弗列夫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登记卡，同时警告，一旦再次违反纪律他将被开除出党。至于他拒绝完成的那项任务，暂时他们还没有惊动他。也许，他们挑选了更加合格的人。 27.您害怕什么？ 娜佳站在写着“特派记者”字样的门前。她没有马上抓住门把手。她再次看了一眼手里拿着的信，逐封查看了一遍，整了整头发，然后下定了决心，打开了门。伊弗列夫坐在桌子后面算着什么，翻看着台历页。他甚至没有看希洛特金娜一眼。 “您忙吗，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43？”她小声地问道。“那我过后……” “是信吗？”他没有转过头来。“放下吧……” 娜佳不想简单地放下信，因为过后不会有借口再过来了。并且她又要数天数了。希洛特金娜踌躇着。他现在心情不好，她说服自己，走吧。你会都搞砸的，别死乞白赖的……我也没有死乞白赖。只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单无助。走到他跟前。把手放在他头上。或者哪怕是说些什么。喂，想出办法来！ “您事情很多吗？也许，我能帮忙？” 她自己对所说的话感到了害怕。现在他会笑起来，那样最好一辈子也别再让他碰见。 “怎么帮忙呢？” 他停止了翻台历，把一个手指夹在一页上，然后稍微挑起眉毛注意地看了看她，似乎是第一次看见。她太瘦小了。但还是有点什么，并且现在当他看出了点什么后，娜佳马上明白了，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娜佳平静地等着，直到他打量完她，并且不害怕被看。她今天在理发馆做了发型，因此上班迟到了。在盥洗间精心地用法国眼影墨染了睫毛。绒面革裙子很适合她，所有姑娘们都这么说。而透过带立领、胸前的圆领口以及领口周围的小眼的短上衣可以看到她整个纤细的长脖子，并且好奇心强的观众甚至可以看出比第一次应该看到的更多的东西来。他哼了一下，于是她明白了，让他喜欢了。总算喜欢了！ “请不要这样看着我！”她噘起嘴来说道，目的是根据他的回答确信自己胜利了。 她使劲浑身解数来卖弄风情。 “不可以吗？” “不可以！”她做出了判决，现在她可以允许自己矫揉造作一番并改变话题。“您这是算什么呢？” “年龄。”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我离变得聪明起来还剩五年。” “那您多大了？” “三十三。” “和耶稣基督同岁！这么年轻啊！您只比我大九岁。而我还以为……” “什么？” “您看上去大一些？” “十年中学加上五年大学灌输脑子，目的是让人放弃思考。而要忘记一切，还需要十五年。我剩下了五年。” “您为什么还要变聪明？只会更难的。” “可更容易让人感到无聊。” “我羡慕您！我新闻系要毕业了，我不会变得聪明：我一无是处。” 她看了看他，然后突然地，没有彻底意识到她在说什么，小声说了出来： “如果您不需要我，我就离开。” “为什么呢？” 娜杰日达脸红了，并转过身去背冲着他，为的是哪怕保留一点尊严。声音变得无力，难以控制。 “您想不想我给您带书来？不是我们国家的……父亲有很好的藏书。我可以做饭或者洗衣服……” “我有妻子干这个。” “看不出来。”她想道，但没说出来。娜佳不想冒犯他的妻子。 “可是她没时间，她有孩子。您儿子多大了？” “六岁。” “遗憾！要等很久，不然我就嫁给他了。请赶我走吧，我是白痴！” “看你说的！……” 她仍然背对着他站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且为了安慰她，把双手放在了她的肩上，感到了薄薄的上衣下炽热的皮肤，然后把双手向上，向脖子移去。伊弗列夫感觉到，他的手指下面有一团东西滑过，她咽了一下喉头并猛地转过身来，把鼻子埋到他的肩头里。 “可门呢！门，疯姑娘！”他说道，一边吻着她的脖子、耳朵、脸蛋。 “锁上！”她拿开了他的双手并站着，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只是漫不经心地，有点放肆地笑着。 他把钥匙在锁孔中转了一圈，晃了晃头，好平静下来。他何必要这样？干嘛要自找流言蜚语？她会死死纠缠，甩不掉，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就凭她这么天真，和她一起简直可怕。不行！只是这要做得不粗野，不要让她受委屈。 “娜佳。”他坚定地说了出来。 她摇晃地向前走了三步，好像从旋转木马上下来一样，然后用手掌捂住了他的耳朵。 “您就像在林子里喊叫。我可……” 她的呼吸让他的脖子感到热乎乎的。 “你要我有什么用？你看卡卡巴泽——单身，美男子，二十八岁，孩子肯定会漂亮极了！而我眼看就要秃顶了！” “请不要卖俏。”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严厉地说道。“我可以和您在一起，为的是迷住您，可您和我一起——不行。您害怕什么？我完全不爱您。我跟人亲近得很快，但我会觉得无聊。我不要您的爱情。只是需要您本人。而且是短期的。您也需要我，我感觉得到，需要！” “所以你在发抖？怎么办呢？” 希洛特金娜耸了耸肩。可是现在他前面所有的考虑乱成了一团，搅到了一起，作为不值得注意的东西消失了。维切斯拉夫猛地抓住她的胳膊肘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就好像他再晚一秒钟，她就会失去平衡摔倒一样。她弯成了弧形，竭尽全力用嘴唇贴住他的嘴唇，好像失去他的嘴唇她就会憋死。他推开了她，寻找她的乳房，而她没弄明白并紧贴着他，阻止他，害怕他会把她从身边推开。 “您亲我，就好像我光着身子一样。”当嘴唇终于分开后，她小声地说道。 “你想光着身子？” “想，”她笑了起来，“姑娘们唠叨得耳朵都生茧子了。终于……” “终于什么？” “我在等您要做点什么。” “跟所有人做的一样。” “那所有人做什么？” “听我说！我不适合启蒙者的角色。” “您适合！您适合所有角色！” “你真古怪！” “是呀。您呢？您脱衣服吗？” 她身上的衣服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这时有人敲起了门。 “伊弗列夫！您在这里吗？”听到了拉伯波尔特的声音。“让我进来……” 娜佳用手掌捂住了通红的脸颊。维切斯拉夫开始系上皮带扣环，它丁当响了一声。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又敲了一次，咳嗽了一声并阴沉地说道： “您忙完后来一趟……” 娜佳在桌子后面蹲了下来，免得让斯拉瓦看到她没穿好衣服的样子，并匆忙地把长筒袜拉起来。很难想象有比做这事更不方便的姿势了。 “我不看，别受罪了……” 他转过身去，站着，等着。电话响了起来，加剧了神经紧张，迫使他更快地思考并行动。伊弗列夫拿起了听筒。 “斯拉维克，为什么不开门？找您有事！” “我现在就来……” 他打开门向外看了一眼。娜佳从一边溜了出去，暗中用手指在他的脸颊上滑过，上面一天中已经长出了胡楂子。留下了勉强可以闻到的高级香皂的香味，伊弗列夫突然感到需要这种香味。 28.不朽之作 “您那里出什么事了，斯拉维克？” “我工作呢……” “我就是这么想的……”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大事。您家里一切都好吧？” “当然了！为什么您问这个？” “随便问问……要不，散散步去。不然头痛得要命。” 三分钟后他们穿上外套来到了编辑部对面的林荫道上。这里可以较为安全地谈谈话。春天般的阳光令人目眩，于是两人像从储藏室里爬出来的猫一样眯起了眼睛。 “斯拉瓦，您喜欢亚古博夫吗？”一走上干燥的小道拉伯波尔特马上问道。 “要明确地回答吗？”伊弗列夫问道，他挽住他的胳膊以便绕过一摊水。“慢慢看吧……怎么了？” “我早就搞了两本人物登记簿并把人们记载进去。一本记入好人，另一本记入坏蛋。我把亚古博夫记入哪一本呢？” “那您我把记入哪里了？” “记到了好人中。但这不等于是永远的。” “您自己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您把自己列入了哪一本中？” “我在两本中记载的都是第一个。我想，这不会是不谦虚，啊？” “看您说的，老师！您是知道我对您的态度的！尽管我也认为有可能，您也许有一些让您自责的过失。” “所有人都有过失，伊弗列夫。”拉伯波尔特没有去展开这个话题。“我记入的根据不是有或者没有罪过，而是生活立场。个性——是人或者是黏液。” “您无论如何是个人物！” “当然了，斯拉维克！如果本性中稍微多洒出一点理性的话，我就是报纸的主编了，而马卡尔采夫和亚古博夫就会听从我的使唤。” “这是仕途！可您只不过是人。并且之后是记者！千百万人读您写的东西！” 不知他是嘲弄，还是认真说的。拉伯波尔特从眼镜下面瞪了他一眼并皱起了眉头。 “我不知道，记者这是什么职业，斯拉维克。”他嘟哝道。“我个人的职业是说谎者。并且在我们这里没有碰到过别的如您的尊口所说的‘记者’，而其他国家难道他们放我去过吗？但是我不感到惭愧，我是说谎者，而且对此感到自豪。” “您感到自豪？” “怎么了？假定，我想写我看到和思考的东西。不行！我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情。我创造性地工作，怀着献身精神，创作不朽之作。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戈培尔博士断言，谎言一定要大，那时人们就会相信它。不完全是这样。问题不在于数量，伊弗列夫，而在于比较的可能性。如果总是没有理由进行对比，就是说，怀疑也不会有。就像一句印度的格言所说的，一个不明白看到的是蓝色的人也就看不到蓝色。报纸的哲学应该让傻瓜们能理解。根据上面的指示我杜撰出过去的事，虚构出当代的假英雄和类似于义务星期六的假任务，然后自己描写全民的欢腾。在这个伪造的基础上我许诺可靠的未来。不是这样吗？” “对了，义务星期六的事怎么样了？” “你们想听歌曲？我这里有。市里批准了莫斯科编组站的倡议。决定把我的义务星期六办成全莫斯科性的。教授们将在人行道上敲掉冰块。作家们在动物园打扫笼子。演员们在院子里清理垃圾坑。市里所有的头头都会出来无偿地工作。” “不是所有的，拉普。” “大多数！因为，斯拉瓦契卡44，受到宣传的感染，人们变得比自己的政府还要坏。劳动者写信要求把索尔仁尼琴关押起来，尽管他们没有看过他的一个字。我刚一提到，领个人特殊退休金的人就打来电话，说正是他们参加了第一次义务星期六劳动。我们让人们养成了习惯，他们是被宪法的阳光温暖的，丰收的庄稼在宪法条款灼热光线下成熟。并且他们认为，真正的太阳不如上面的。” “可是有时也会出组织纰漏。” “有时会。你看他们急躁了并解释说，斯大林有点弄错了。而您以为大家相信了？恰恰相反！他们指责赫鲁晓夫污蔑。为什么呢？因为真相妨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他们明白了，应该不断地撒谎，而不是时不时地。绝不能排遣出来！” “但是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明白您在撒谎吗？” “我是另一回事。我是职业说谎者。我把旧的谎言改变成新的并以这种方式把真理埋藏得更深。” “这么说，真理是存在的。当然，手段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可是我觉着，目标是美好的。只是向它的过渡……” “别说了！需要真理和目标的是我和您，专业人士，为的是明白，我们为什么撒谎。试图调解良心与身份冲突的——如您的尊口所说的——天真记者为了克服通向光明顶峰途中的不协调现象，将真诚地撒谎。那又怎么样？可这样他只会玷污顶峰和自己的名誉。” “您在夸大！”伊弗列夫反驳说。“现在就连那些十年前一听到笑话就喊叫要向有关部门报告的那些政治工作者都偷偷地，在厕所里躲开妻子，收听BBC。他们试图弄明白。” “不是弄明白，而是变得更加厚颜无耻了。要明白，孩子：崇拜和压制对上面和下面都有利。解除的是个人的责任。执行并且不要担心。” “但是没有道德社会不能生存。它会退化。哪里都没有进步！” “对了，老人家！” “这么说，我们所拥护的共同的忠诚把人变成了绵羊！” “有谁争辩呢？当然了，宣传是人类已知的最不道德的事业之一。它存在的本身只说明一点：领导者明白，人们不会自愿地跟着他们瞎走。是的，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很卑鄙。而我呢？要知道我强加给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观点。所以这就容易一些。我撒谎，不关心遵守礼节。我写的是拙劣可笑的仿制品，但是人们认真地对待。” “您有才能，拉普。您不惋惜自己吗？” “这样的才能我不惋惜。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他们走到了林荫道的尽头，到了有轨电车转车台，然后掉头向回走。伊弗列夫的眼睛里闪过了顽皮的神情。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您能写出一篇其中没有一点您的思想的文章吗？” “怪人！我所有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塔甫洛夫拉伯波尔特的基本定律是：没有一行字有思想。我制造谎言的海洋，让领导们沐浴在其中。他们吞下谎言，咀嚼掉并重新打嗝打出来。我理解他们，我同情他们。外面骂他们越多，他们就越强烈地希望听到里面在赞扬他们。就这样，读到他们的谎言是真理时，他们自己开始想，他们没有在撒谎。于是放心之后，他们更多地撒谎，完全脱离了现实。一个怪圈：上面的人以为，下面需要谎言，而下面以为上面需要。他们也需要我：他们自己撒谎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算是个好文字匠。” “就像尼基塔说的，帮手……” “帮手……这个词，斯拉瓦，贬低了我。使用我们不能像对妓女那样逼到大门里的墙边。好的说谎者属于上层人物，当然，如果他们不是犹太人的话。不过，我们的时代造就了原则上新型的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的犹太人？” “是呀！这样的人情愿陷害自己的同族……走开，这不是我。我只是说谎者。” “可您自己的信仰呢？” “信仰？！首先，我的信仰被用铁扣环打消掉了。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惋惜那些信仰。” “其他的呢？” “哼……老人家，干我们这行当的人就算有信仰的话，那么永远只会是其他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有一些人，他们唾沫四溅地证明，努力使别人相信自己的信仰。可自己却不相信。‘您为什么要让别人相信呢？我自己想让自己相信。’” “孩子！我想在这样一个服苦役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里休息，锻造自己的观点。我只剩下了一个信念：应该与领导协调一致地思考。斯拉瓦，就让像您这样的人奋斗吧。至于我，则我把原则都耗费在应付各种情况上了。安慰我的是一点：我们漠视真理，尽量消除它。但是谎言像泥潭一样让人陷进去。” “连您也是！您会陷进去的！也许，最好陷在真理中？” “什么？难道为自己写真相？可是对自己我本来就知道它。而为别人写——又会把我关起来的。” “可要是出现了缝隙呢？” “骂一声后好躲进去的缝隙？缝隙……还有真理——它在哪里？还有它是谁的？你的？我的？他们的？费希特万格向全世界解释，纳粹分子正在把德国变成一所疯人院。但是他来到了一个国家，这里做得巧妙，于是他开始处于困境……您是知道的，斯拉瓦，我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如何。是他，而不是另外什么人成了我们集中营时代的表达者。但是难道这是他的才能的功劳吗？不是，是偶然的事。我认识一位老作家，他有一部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似的中篇小说，只是完成得更早。并且从像您这样的热爱真理的人的观点看，它要更强和更黑暗得多。小说没有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更高层的手里。可就是到了，也不会刊登它的，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犹太人，并且他被残暴地杀死，而当尸体被运出集中营时，警卫为了检查，按照规定用刺刀扎透了他的心脏。乐观主义没有表现出来。亚历山大·伊萨伊奇钻进了缝隙中，那就谢天谢地。但是许多其他人留了下来，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问题有失分寸，孩子。” “对不起，”维切斯拉夫感到了难为情，“我的意思是，我也许知道作者。” “如果知道，您就猜猜吧。我们坐会儿吧，你看有条空长凳，我走累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劳动真理报》，把它铺开，呼哧着坐了下来。 “那好！”斯拉瓦在旁边坐下。“假定信仰没有，但是诚实——单纯的人的诚实还有吗？” “嘿！诚实……谁需要它？难道胆汁可以流遍全身并使它健康吗？不，我想和那些我把生命耗费在了他们身上的人一起陷在谎言的泥潭里。我日复一日地反复说着崇高理想，竭尽全力把他们拉入泥潭。诚实只会碍事。” “那良心呢？” “良心？……”拉伯波尔特不做声了，他的目光变得凶恶。他痛得皱起了眉，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糖，剥开了，嘬了两口。胃液集中向糖果涌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打了个响嗝，他感到轻松了些。“斯拉瓦，您没见过我的良心，我自己也没见过。就算它有的话，也早就给引导到必要的轨道上了。我母亲被沙皇流放是因为要让我自由。而我呢？他们命令我多说一些话，不然会把我妻子关起来。随后我从良心大学毕业了。可现在我听到儿子说，这是我的错，弄得我们的自由比监狱还糟，于是我把这个归罪于我的母亲。链条连上了。我干吗要受良心的煎熬？我要把剩余的精力用于证明，我们苏联的停滞状态是最进步的。” “喂，拉普，您是骗局设计者！” “我？是这样的时代。如果后代称呼我们的时代，那么不会是原子时代，不会是航天时代，而是伟大的造假时代。而我，时代的好男儿，不白白吃面包。我有用处。马卡尔采夫留着我，因为和我一起他放心。他自己是个渺小的人，尽管也硬充正派人。亚古博夫没有我也是条小爬虫！这部机器只有依靠像我这样的蠕虫状动物才能生存。有问题吗？” 伊弗列夫注意到了一个推着童车的年轻妇女，看了看她穿着半高豄皮鞋的长腿，说道： “当然这是胡扯，但我还是要问，如果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会怎么样呢？” “有意思！过多少年以后——五十年还是五百年以后？这片土地凭苦难和忍耐，老兄，也许比任何其他土地更应从上帝那里得到更正派的政府，和报刊……但是……” “您呢？” 拉伯波尔特用手掌遮住了眼睛，沉思起来。 “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小螺丝钉。既然我还没死，我能躲到哪里去？我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一回事，写的是第三回事。多么丰富的智力生活啊！不，我们报刊界的氛围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其中我能深呼吸。” “那时您会做什么呢？” 一个退休的小老头拄着拐杖走到了长凳前，咳嗽了几声后小心地坐在了边上。拉伯波尔特没有回答，站了起来，把报纸折叠起来放进了兜里。他们又沿着林荫道走去，这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才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个人要做什么？您这是认真在问？知道吗，要知道那时他们会开放边境。那时我大概会移民，当然，如果我活到那时的话。” “您？逃避自由？可是准备去哪儿呢？！” “怎么了？西方习惯认为，这种意识吸引的是贫穷的民族。实际上它吸引的只是追求功名者，本国的和外国的。这些家伙明白，落后的人容易欺骗。此外，世界上还有不少天真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厌倦了幸福的生活。” “难道我们的动物园什么也没教会他们？” “只有在里面才能感受到笼子的滋味。而他们的手对镣铐发痒。他们对挨鞭子之痒有愉悦的预感。你把灯熄灭，蟑螂就会从所有缝里爬出来。他们才不会强迫别人说服自己，会拿走一切放得不好的东西。而拿走后，第一件事会用带刺的铁丝网与世界隔绝并开始制造——什么？当然是《真理报》了。” “《劳动真理报》？” “我不反对！无论如何，会立刻需要职业的说谎者。” “可是您不懂其他语言！” “也不要懂。当迫使他们用俄语喔喔叫时，那时就用得上我了。我的职能是，愚弄大众，培养集群本能，嗾一些人去咬另一些人，因为人是另一个人的朋友、同志和狼。没有了谎言，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人们不知为什么就会忘记，世上有真理存在。可见，虽说我自己没有良心，但正是我临时代理进步人类良心的职责。就是这么回事，老人家。请您原谅我的坦率。总之，您少听我说话，要知道我不善于撒谎。我希望，一切你知我知……何况，有保持沉默的理由……” “理由？它永远是有的！”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转着圈摸了摸又隐隐痛起来的胃。 “侦查员恰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个非常招人喜欢的人。他说话亲热，体谅人。他说起过自己的孩子，他很爱他们。为了在密谈中更清楚地看到我，他把台灯对着我的脸——紧贴着我的眼睛。并把这盏台灯一开就是六个小时。这就像您现在可以看到十个太阳一样。如果我闭上眼睛，他就放下笔录，用笔尖扎我的脖子。你看这里，蓝色的斑点！……让我遗憾的不是一只眼睛的视力剩下了百分之五十，另一只剩下了百分之二十五。也不是给我订做眼镜时，没人愿意打磨镜片。遗憾的是，现在眼睛会提前痛。有人刚要走向开关去开灯，我就像受了电击一样难受。我毫无办法！我尽量自己开灯并用各种方式转移注意力。” “您这是暗示什么？” “我的意思是，对搜查我有同样的预感。手不由地向后伸去并且十指交叉并拢：现在就会带走我……编辑部流传着一部手稿，听说了吗？” “暂时没有。我希望，它不会绕过我。” “当心一点，斯拉维克，我不喜欢这事……” “看您说的！现在不是52年了。” “但也不是57年了！我觉着，是他们在忙活……顺便说一句，您为什么不去出趟差呢？” “您想把我藏起来？可是我没什么好怕的！” “没有这样的人……您怎么总是回头看女人，好像从来没见过她们似的！对了，我想对您说：交媾最好在家里，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 伊弗列夫挠了挠鼻子，嘟囔了一句： “在谁家里？” “在我家。需要的话，别客气，找我拿钥匙。” 29.收工 按照安娜·谢苗诺芙娜玻璃板底下的值班表晚上当“清样通读人”的每个人没有对版面吹毛求疵，而是在看灰色文件夹里的东西。并且每个人自己发现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好不要谈论此事：装着手稿的信封被特意放到主编的桌子上几乎肯定是为了让人上这个低级的当。如果马卡尔采夫本人原来就是私自传播人，他就不会把非法出版物保存在办公室里。其实，人们还有过其他的想法。要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想出了教育员工的新方式并指望提高自己的威信呢？也许，在上面听到了什么消息并且有希望得到宽容？只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抱任何幻想。他在主编的信任与必须通知朋友之间犹豫。 而《劳动真理报》的错误一下子多了起来，并且亚古博夫搞不懂原因何在。汽车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姓名的首字母给改变了。侮辱了苏联人民演员，称人家是功勋演员。搞混了在不同城市举行的两场冰球比赛的比分，于是不得不让体育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守在安涅奇卡的电话旁，他直到晚上十一点才离开。一些读者威胁，由于冰球比赛比分的错误他们不会再订阅《劳动真理报》了。这不危险：报纸的发行量由上级规定并且取决于在芬兰采购的纸张。订阅的减少会增加零售数量，仅此而已。然而不会因错误而得到夸奖的。在已经签字的一个版面上亚古博夫要求砍掉肖像的一部分，以便让它往远处看，而不是往下看。排版工人砍掉了锌板，但是割去了头像的一部分后脑勺，于是亚古博夫去了一趟中央进行解释。开除了排版工人，值班人员受到了处分。 卡申把亚古博夫签署的处分决定贴在了显眼的地方，然而每天还是冒出新的错误。当班的“清样通读人”读马卡尔采夫办公室中的手稿入了迷，马虎地浏览版面。还好，多亏上帝保佑，没有出现大的意识形态错误。虽然读者不会打来电话，可上面的电话对所有人都不会有好处。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费劲地搞着义务星期六方面的材料。每天都有文章、消息见报。亚古博夫要求报道的范围要广，并且最让塔甫洛夫恼火的是，要求有创造性的方法。所以，当安娜·谢苗诺芙娜走进拉伯波尔特的办公室时，他自己问道： “又要去见亚古博夫？您以为，他没让我感到烦？” “您的内线电话总是占线。可能是坏了吧？” “没有坏！”拉伯波尔特嘟囔了一句，站了起来。 实际上他把这部电话的一根线从插座里拔了下来，他猜测，亚古博夫或者其他什么人在听各部里发生的事。跟在洛科特科娃的后面，毫无礼貌地打量着她的腿以及以上的部位，塔甫洛夫慢慢向副主编的办公室走去。在楼梯上他忍不住轻轻摸了摸安娜·谢苗诺芙娜身体后面可爱的凸出部分。 “您这是干什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她严厉地问道。 “唉，安涅奇卡……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洛科特科娃嘿嘿笑了笑，但是为了规矩她用教训的口气说道： “您这样可不合适。” “面子不合适，面子不合适，”他紧接着同意道，“合适其他地方。” 亚古博夫满怀兴奋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看到塔甫洛夫在门口后，他高兴地笑了笑。 “请进，请进，拉伯波尔特，”他说道，一边搓着手，“我有消息给您。” 他不会骂人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瞬间就明白了。可他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上面就义务星期六的事来了电话？” “您已经知道了？您还知道是谁来的电话？” 拉伯波尔特当然也能猜得出这个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亚古博夫没有给他时间想一想。 “霍穆吉洛夫同志刚刚通过政府通讯线路打来电话。他要求转达，已经向他的领导汇报了我们的倡议，而后者汇报给了……您自己明白是谁，”亚古博夫肃然起敬地停顿了一下，“于是那里指示祝贺编辑部全体人员。很光荣！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政治局日内决定把义务星期六办成全苏性的。” “我为您高兴。”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出声地通过鼻子呼出了空气。 亚古博夫没有注意到他说的“您”这个词。 “这些都很光荣，但也要求我们做许多工作。报纸的发行量是九百万份，全国都在看我们的报纸！” “具体点儿！”塔甫洛夫打断了他。 “具体点儿？我们要努力工作，不辜负信任。” “我的义务星期六报道已经在进行。” “这就对了！”亚古博夫跟着说道。“这话您说得很好。一位政治局委员（暂时没有说是谁）就义务星期六活动将亲自在我们报纸上发表文章，而文章由您起草。” “这就已经具体些了。”塔甫洛夫夸奖说。 亚古博夫等了等，直到拉伯波尔特领会了自己的责任，走到桌前并拿起了条样。 “对了，免得忘记！关于巴黎公社纪念日……请您稍稍修改一下条样。不要提任何街垒，少说一些起义以及街头的人群。要知道这一切具有纯历史意义。还要加上强有力的新政权是必需的内容。明白了？” 拉伯波尔特默默地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手中拿走了文章，然后没有进自己的办公室就立刻去了图书资料室。伊弗列夫在那里坐着。 “上钩了？！”伊弗列夫大声说道，随后转而低语。“他们就是无事可做。他们的文化程度弄不明白政治或经济。而义务星期六——这里他们有事可做。可是后代……后代会因为这个行为鄙视我们的，塔甫洛夫。” “既然您更年轻并且您有机会和他们见面，请转告后代，在政治局委员的文章中我用的都是纳粹的术语：‘为我们的理想奋斗’，‘伟大的胜利’等等。小事一桩，可是让人愉快。” “原来他们在这里！”喊声响彻了整个阅览室。 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的大胡子醒目地出现在门口。 “小点声，马克斯，”塔甫洛夫开导他，“搞什么盛宴呀？” “暴饮的盛宴在后头。” “你已经知道了？” “‘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路加福音》。你应该请客……” “可是你不喝酒呀，你戒了。” “我戒掉了不喝酒。走吧！” 扎卡莫尔内、拉伯波尔特和伊弗列夫从图书室的门里鱼贯而出，并向思想教育部走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从里面转了一下钥匙，免得外人闯进来，随即桌子上出现了一瓶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从破大衣兜里取出来的伏特加酒。 “真是干练！”拉伯波尔特赞叹道。“这样，分配一下职责：我倒酒，你们喝酒。” 他把一只玻璃杯里剩余的茶叶倒到了桌子底下，从窗台上又拿了一只杯子并倒满了两只杯子。 “您给自己也倒一口吧，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维切斯拉夫劝道。 塔甫洛夫看了看表。 “就像我的朋友米沙·斯维特洛夫说的，差五分四点到四点之间我不喝酒。” 马克西姆端起了玻璃杯并用它蹭了蹭鼻尖。 “来，为了我们不顾一切干的事情干杯……” “还为了我们永远能在命名日上尽兴作乐，而我们的敌人拄着拐杖散步。”拉伯波尔特接着说道。 这同时是仪式、祈祷和对时代的顺应。伊弗列夫没有喝完，咳嗽了几声，杯底剩下了一点。他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桌子上撕下了一片干净的纸，嚼了嚼，然后吐到了角落里。扎卡莫尔内一大口喝干了，按照瑜伽套路紧紧并深深地开始吸气，用氧气下酒。 “怎么样？上发条的蛤蟆蹦起来了？”马克西姆问道。 “难道有其他的可能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讶地说。“根据拉伯波尔特定律，出版报纸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普遍的混乱不堪。第二阶段——痛打无罪的人。第三阶段——奖励无关的人。” “我们是无关的人吗？！”伊弗列夫气愤地说。“不是您把我们卷入了义务星期六的冒险中吗？” “我不把任何人卷入任何地方，斯拉瓦契卡。我随波逐流，绕过漩涡。在这个事情上我只不过是直言不讳。”拉伯波尔特用指头指了指电话并低声地说。“我坦率地说了，我们的劳动是奴隶式的，可他们不知为什么却喊‘乌拉’。” “怎么能这样！”伊弗列夫嘟囔道。“强迫两亿五千万人民无偿地苦干，而且还是在星期六，按所有的犹太法律这时工作是罪过！我们普通的苏联的拉伯波尔特竟然做了这个！” “《圣经》里说道，”马克西姆指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拉普纠正了《圣经》：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你们等着瞧，还会更厉害的！”塔甫洛夫闷闷不乐地说道。“每逢星期六会有义务星期六，每逢星期天会有义务星期天。我们会把节日算做休假，把休假算做退休。把退休耗在治疗上。” “人民怎么能容忍你，拉普！”扎卡莫尔内说道。 “人民？人民喜爱我。”他亲热地摸了摸电话。 “应该用这些人做钉子，会有更多的钉子出售的！”伊弗列夫有腔有调地说道。 “您在重复，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扎卡莫尔内指出。“我再倒点儿，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他把瓶子拿到眼前，估摸了一下有多少，然后猛地倾斜了两下瓶口，准确地把剩下的酒在伊弗列夫和自己之间平分了。 “义务星期六是世纪行动！”马克西姆做作地说道。“斯拉维克，为大胆的计划的作者干杯，这个计划很快会从人们的口袋里掏出几十个亿来。可惜，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仍将是一贫如洗。他甚至没办法交费。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塔甫洛夫，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干杯！” 他喝完了，在房间里徘徊起来，伊弗列夫喝了一口，抽起了烟。 “你不喝完吗？”马克西姆问伊弗列夫。“那我就……” 他喝干了伊弗列夫杯里剩下的酒。 “当酒鬼，这不适合你，马克斯，”拉伯波尔特指出，“你会堕落的……” “无关紧要！我做的事情和您一样，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我们酒鬼加快濒死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促进进步。” “打住，马克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请求道。“有人在非常固执地打电话。” 塔甫洛夫把身子探过桌子，然后做了个让所有人不做声的手势，摘下了听筒。 “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吗？”一个低沉洪亮的女人声音问道。 “那又怎么样？”他有点恼火地回答道。 “我是马卡尔采娃。” “谁？”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伊戈尔·伊万内奇的妻子……” “哎呀，对不起……我一下子有点没明白。我们这里在开一个小会……他感觉怎么样？……” 他差点没说出名字来，但是把话咽了下去。 “他好些了。已经允许他说话了。他请您去他那里一趟。他说，不要让编辑部的人知道……不知为什么他很需要见到您。今天把他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转到了卢布廖夫公路……” “明白了！我明天去。” “谢谢。出入证已经预定好了。您需要车吗？” “不用了，我自己想办法……” 拉伯波尔特站着深思了一会儿。 “马卡尔采夫的妻子？”伊弗列夫问道。 “您有什么根据？” “不难猜到……她有什么事？” “头儿想祝贺我。” “就这事？” “难道这还不够？上马，肃反人员们！用俄语说就是，收工！” “‘收工’是俄语词？”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惊讶道。“没有的事！这是个古犹太语词，意思是‘安息日’。” “可在词典中它是俄语词。并且向人民隐瞒这点。” “我们散伙吧，孩子们，趁着卡申没有当场捉住我们喝酒。” 扎卡莫尔内从桌子上拿起了空酒瓶并塞到了大衣里面的兜里。 30.冰凉的玻璃板 那天晚上希洛特金娜是“清样通读人”。值班负责新一期报纸对她来说是折磨。娜杰日达爱交际，可编辑部到晚上就没有人。不得不把消息积累在自己心里，把新闻留到第二天。所以她感到无聊。在亚古博夫把新一期报纸签字付印后，大家都走了，编辑部里剩下了娜佳一个人。 车间在已签字的版面上最后做些校正，然后拉走版面去拓印纸型。现在已经不需要的版面（如果不发生非常事件）被运回来并且在次日清晨，当它们已经不可能用得着时，被拆版。纸型送到铅版车间。脏兮兮的铸版工在金属中浇铸出半圆的模板，于是写在脆弱的纸上的脆弱的话变成了金属般的语言。传送装置的抓钩把铅版送到轮印机车间。那里把铅版放入轮印机，调整好，把纸张塞进辊子之间，试着开动机器。油墨分布不匀。把机器停下来，取出铅版，在油墨分布模糊地方的下面垫上报纸碎片，重新把铅版放到原位并再次开动机器。然后开始处理第二道红色油墨的一致问题，以这种颜色标出的是口号或者要闻四周的边框。本来应该做美梦或消遣作乐的宝贵的夜晚时间白白地过去了。 希洛特金娜在空虚的期待中坐着。连打电话倾吐心声的人都没有。所有人早就睡觉了。她坐在主编桌子后宽大的沙发椅中。民主派马卡尔采夫认为，对“清样通读人”的这种信任可以增加员工的责任感。通向马卡尔采夫个人办公室以及他有单独出口的休息室的门自然是锁着的。左面是没有生气的选择器操纵台：无论摁下哪个部的按钮，尽管那里现在就会响起刺耳的铃声，但是那里没有人。钟摆慢慢地来回晃动。娜杰日达在办公室里变老，但是谁也不关心这事。 她开始把抽屉从桌子里拉出来。里面放着中央、市委、莫斯科市苏维埃的电话手册，上面写着“工作使用”的字样，好像世上会有看它们是为了个人享受的人似的。那里搁着许多国家旅游公司的印刷品和广告介绍，主编去过这些国家，于是娜杰日达不是特别感兴趣地翻了翻它们。然后就是会计处报纸资金支出报表的副本，中间夹杂着给主编的新年和苏军建军节贺卡，安娜·谢苗诺芙娜还没有扔掉它们。娜杰日达把这些东西摞成整整一摞放在了一边。突然，她的视线落在了她从桌子里拿出来的一个厚厚的大信封上。她立刻决定，看看主编想和克格勃商量什么事情。她抽出了德·库斯汀男爵的手稿并随即开始读起它来，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她放下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一点了。离轮转印刷机开机还剩一点时间。娜佳的思绪回到了伊弗列夫身上。她脸红了，想起了白天她干出了多少蠢事，并坚决地对自己说，这再也不会重演了。 “你发誓！”她对自己说。 “我发誓！”她回答自己道。 这时，充当马卡尔采夫办公室挡风门斗的两扇门打开了，然后伊弗列夫出现了。第一瞬间娜佳的瞳孔放大了，并且她再次感觉到，她的脸在变红。似乎，现在就是耶稣基督现身，希洛特金娜也不会那么惊奇。但是今天伊弗列夫对她的意义超过了基督。基督对她来说是无形的，而她已经属于伊弗列夫了，虽说什么事也没有过。 当娜佳想出了应付的办法时，维切斯拉夫还抓着门把手。只有女人才有这种机智：把出乎意料的情形变成寻常的，甚至好像是她事先就清楚的情形。 “您找谁？”她沉着地问道，只有她的眼睛在台灯下顽皮地闪了闪。“我没有叫您来。您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来了，她终于有机会装出一副样子：她根本不需要他，她对他完全没有兴趣。真了不起！几个小时前，她应该既是女人，也是男人，战胜自己和他，害羞地争取……而现在他站着，仔细地看着她，甚至好像还紧张。 “我打搅您了吗？” 她没有回答。眨了眨眼睛，看看这是不是梦。 “您累了，想睡觉？” 原来他很愚蠢。她根本不是因此闭上眼睛的！ “唔！……”她伸了个懒腰呼噜了一声。“您来见我到底为了什么问题？” “为了个人问题，”他解释道，“可以吗？” 维切斯拉夫走到了她跟前，弯下了身子并把自己的手放在她搁在马卡尔采夫桌子冰凉的玻璃板上的手上。她感到了他手的压迫并瞬间变得顺从，就像白天在他的房间一样。所有此前的打算都消失了，心开始跳得更快了。她等待着。他放开她的一只手，用指头按了一下台灯的按钮。变得更暗了。窗外散射的光线照了进来，使娜佳的脸形在略微发黄的昏暗中显得不尖锐。他抓住手指把她拉向自己身边。希洛特金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轻盈地绕着桌子飘然而过，仿佛被无名的舞蹈引导着。 “是吗？”他问道。 这声“是”从远处传到了她这里，似乎沿着主编办公室经过了长时间的飞行。 “‘是’什么？”她又问了一遍，声音低哑，只动了动嘴唇。 “您没改变主意吧？” 她嘴角微微一笑，慢慢地摇了摇头，为这些怀疑责备他，然后低下了头，把半张开的嘴凑到他面前。维切斯拉夫吻了吻嘴角，仍在担心被禁止。而她害怕了，他可千万别把她的拘谨当做没有愿望，并且想起了他白天对她做的事，她双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背部，然后把它们转到了他的胸前，把领带拉到了一边，然后猛地站起来并开始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她小心地从身上脱掉每件衣服，把它递给伊弗列夫并在每交给他一件衣服后吻他。 “现在我爱你。”他说道。 她点了下头，意思可能是：不言而喻，现在你爱我。现在不能不爱我。但是她没有动，站在离被她的衣服折磨并拖累的他一步之遥的地方。他环顾了一下，寻找可以放她衣服的地方，把它们放在了各部编辑平时坐在后面准备开碰头会的狭窄的长桌子上。然后他抓住了娜佳的胳膊肘，略微一抬，让她坐在了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 “你光着脚会着凉的。”他解释说。 “你以为桌子上的玻璃板比地板暖和？”她蜷缩起身子问道。 他试图把手放在下面，好把她与她坐在上面的玻璃板分开。这样做毫无结果。于是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厚厚的灰色文件夹挪到跟前。坐在文件夹上娜佳立刻感到暖和些了。他粗鲁地摸索着希洛特金娜，她现在顺从地属于他，安静下来了，期待着，然后开始了行动。娜佳突然惊惶地抬起眼来： “哎哟，他在看着！我害怕。” 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方挂着略带微笑的列宁肖像，摄影师卡卡巴泽按照主编的专门请求把它放大了。 “你看着我，不要看他。”伊弗列夫建议道。 他从一团内衣里抓起娜佳的短裤，爬上桌子并把它戴到了领袖脸的上半部上。 “这样好吗？” “对，这样好点……” 他开始亲她的膝盖，肚子，脖子……她痛得蜷缩成一团，努力不呻吟出来，所以他没有成功。 “莫非你？……”他对此感到惊讶。 “从来没有过。”她解释说。“你鄙视我吗？就是别走，玻璃板已经烤热了。我暖和……” 他再次摸了摸娜杰日达，这时铃声响了起来。娜佳没有起身，勉强够到了电话。 “是我。我马上就到……” 她放下了话筒。 “如果这不能重演，那就遗憾了。”她说道。 “你痛吗？” “痛。可无论如何，遗憾的是……” “会重演的。”他笑了笑。“为什么不重演呢？” “就是别在今天。” “不在今天？”他生气了。“为什么不在今天？那在什么时候？” “在你想的任何时候……放开我！我冻僵了。再说了，我必须在新一期报纸上签字……” “别忘了短裤！” 希洛特金娜刹那间穿好了衣服，打开了台灯，拉出了中间的抽屉，把装着灰色文件夹的信封放好。 “这是什么？” 娜佳想了想，告不告诉伊弗列夫文件夹的事，并决定不把他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分散。 “因为无聊我在桌子里乱翻了一通。”她漫不经心地说道。“也许，你也穿上衣服？还是你决定调任阿波罗的职务？” 站在办公室中间，他仔细地观察着她。 “我还在爱着你！”他说道。 她跑到了他跟前，跪了下去并吻了吻。 “你知道吗，它小小的，甚至更可爱！像抽水马桶的拉手。” “那我呢？”他说道。“也亲亲我呀！” “这里没你什么事！”她顽皮地小声说道。 在电梯里她对着镜子看了一眼自己后急忙闪开了：短上衣的扣子开着，头发蓬乱，两腮上有红斑点，嘴唇由于亲吻肿了起来。在电梯把她送下印刷车间的那几秒钟内，她来得及扣上扣子，转了转裙子，好让拉链到正后面，拢了拢头发并用手指做了脸部按摩，至少让绯红的斑点与苍白色稍微均匀一点。 印刷车间里所有轮转印刷机已经开动了，轰鸣声传遍了各个角落，楼梯栏杆、门、窗户的窗扇在振动，双脚感到混凝土地板微微的颤动。娜佳立刻变聋了。旋转的辊子的轰鸣声扑面而来，压制了理智，使人发疯。在辊子之间，大量纸张以眼睛捕捉不到的速度从地板下面溢出来，流动着。突然并在一瞬间纸张被填满了正文和照片，被切割、折叠后向上面天花板的缝隙爬去，成为印好的新一期《劳动真理报》。1945年作为胜利报酬从德国运出来的八台德国轮转印刷机已经第二十四个年头在另一架宣传机器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以其制造者所特有的精确性这样做着。每小时每台机器三万印数，一百万印数用时四小时十分钟。按照工作计划，早晨四点四十分所有工作应该结束，并且最后一批邮政卡车在五点三十分离开印刷厂的院子。由印刷车间主任签字的工作计划完成报告书每天十点钟前放到主编女秘书的桌子上。如果按工作计划是夜间，安娜·谢苗诺芙娜只是把这份文件装订到文件夹中。如果工作计划被打断，洛科特科娃用红铅笔画出责任人并拿到主编的桌子上。 这一次一切按工作计划进行。希洛特金娜小心地绕过垃圾箱和灭火器，走到了车间工长的桌前。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的肥胖笨重的工长用在汽油里浸湿了的抹布擦了擦手，然后从传送带抓手下熟练地拉出一期报纸。娜杰日达用指尖翻开版面并把它们在桌子上铺开，小心地用小指头压住正文的边缘，以便检查油墨是否干了。她手指的皮肤上留下了字母的痕迹。娜佳开始看标题，尽量深入理解它们的意思并试图发现（在其他数十人整个白天并更加细心地这样做之后）错误、荒唐话、疏忽。她按规定检查了印版是否被倒了过来，照片下的文字是否与照片的内容相符，同时想着，她在这里磨蹭时，伊弗列夫会等着她，还是会离开。 工长站在娜杰日达的旁边并面带讥笑地看着她等着。他没有等完便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牛奶，用牙咬掉一个角并开始喝起来，把头仰得牛奶都滴到了报纸上。喝完后，他把盒子丢到了角落里。希洛特金娜问也不问就从他胸前的兜里拔出了钢笔，小小地写下“出版”，签了名，然后看了看工长，写上了时间：零点三十分，这是按工作计划的规定，尽管已经零点四十五分了。她把笔塞回到他的兜里并向电梯跑去。当两扇门砰的一声合上后，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安静，因为可以重新干自己的事。谢天谢地，受完折磨了！ 伊弗列夫不在。希洛特金娜锁上了办公室，把钥匙藏在安娜·谢苗诺芙娜的桌子里，顺着楼梯走了下去。特派记者的房间也关着。娜佳叹了口气，对自己说道，这正是她预料到的，她披上了短皮大衣，搽了粉并涂了点口红，她几乎从来没这样做过，尽管随身带着法国扑粉和口红。等着她的是外派车——编辑部送员工回家的末班车。钻进暖和的汽车坐在司机旁边后，希洛特金娜看到了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他坐在林荫道潮湿的长凳上，在一棵弯曲的老枫树下，被风吹得晃来晃去的昏暗的灯照亮了他。衣领竖着，姿势也是老太婆式的——把手塞进了袖子里。真可怜，他等得完全冻坏了。司机从方向盘上抬起了头，一只手伸向了钥匙，另一只手揉着眼睛。 “我不坐车了，”希洛特金娜突然说道，“我住得离这里不远，我散步走走。” 他掏出了行车报单递给她签字。 希洛特金娜迅速签了字，他自己砰的关上门开走了。她静悄悄地从后面走近了伊弗列夫，为他弄平了衣领，冲他耳朵吹了口气。他没有回身，一只手用力把她搂住了。 “我痛，痛！”她声音嘶哑地说道。“把头都要揪掉了！” “你住哪里？”斯拉维克问道，拉着她绕过长凳并让她站在自己的两膝之间。 “在老母马林荫道。” “对不起，这是在哪儿？” “父亲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一般地说是斯塔罗科纽舍内胡同……” “阿尔巴特？一小时我们能走到。” “我们能走到……可妻子呢？她会担心的……” “她习惯了……” 伊弗列夫挽起了娜佳的手，然后他们走上了昏暗的大街。为了省电，大部分路灯熄灭了。人行道附近是被烟熏得发黑的雪堆，周围是一大摊水洼。卡车轰轰响着开了过去——夜间在莫斯科市内运输建筑零件。民警巡逻车从一旁开了过去，停了下来。值勤人员怀疑地打量着伊弗列夫和娜佳，但是懒得下车检查证件。 “而我喜欢夜间的莫斯科。”她充满幻想地说道。“夜里没有拥挤，没有排队，没有蛮横无理。我特别喜欢下雪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纯洁。” “雪像洗衣粉……” “不！像洁白的床单！……”她转过身冲着他，倒退着走，亲了亲他的脸颊。“知道吗，我总是想，这会儿在双人床上，就像外国电影中一样。床单带碎碎的小花。而早晨你拉开窗帘——窗外是太阳和森林——都覆盖着雪！” “在主编桌子上更愉快。” “报社是妓院，你自己说过。” “你记住了？” “我记住你说的一切。我今天是这样的幸福！我到底争取到了你。我得到了！” 维切斯拉夫笑了笑，想说点什么，但是改变了主意。 “你知道吗，我甚至不敢相信……”她继续说。“你说，我现在是女人了吗？” “还不是。” “不是？可我还以为……那什么时候呢？” “什么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成为女人？” “我哪里知道？也许，当你不问我的时候。” “报社是妓院。”娜佳充满幻想地说道。“我们部里有两个社会学家在收集论文资料。昨天其中的一个，当房间里剩下我们两个时，走过来并把手放在我的腰上。‘娜坚卡，’他说，‘我对您有个请求……’‘请讲。’我说。我把他的手从腰上拿开并把一摞信放上去……‘我请求把反苏内容的信放在一边，这样我们就不必看全部邮件了。’” “那以前呢？” “以前我按照指示把这些信交给领导……我是不知道……可今天我明白了。” “为什么是今天？” “我在主编的桌子里找到了非法出版物；等你值班的时候，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你一定要看看灰色文件夹。就是对谁也别说！我告诉了你是因为……我谁也没有告诉。这就是我住的斯塔罗科纽舍内……那个单元里住着赫鲁晓夫。” “有人守卫它吗？” “我们楼里的所有单元都有守卫。进来吧，别害怕……” 他们在黑暗中站了一小会儿，等到电梯工回到大厅角落里自己的桌子前。电梯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透过栅栏伸出了纤细的手指。他开始吻它们，一个挨一个地吻。 “你可怜可怜我！”她小声说道。“不然我会因为没有实现的愿望死去的。” 31.克里姆林宫医院中的会面 危险过去了，程度好得以至于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转到了卢布廖夫公路上位于松林中的新住院大楼中。但他仍然仰卧着。起初，他由于定期在所有病房中响起来的刺耳的铃声而哆嗦。 “您别紧张。”可爱的护士亲切地安慰道。 “是怎么回事？” “铃声——只是警告医务人员。铃响的时候，不能出来到走廊上：政治局委员来治病了。铃声一过去——就又可以了……” 于是马卡尔采夫的确习惯了。当铃声响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愉快：就是在这里，在医院，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也在领导附近。昨天的例行会诊后米亚斯尼科夫教授答应，很快就要允许他向右侧翻身了。 “再过一个月，嗯，顶多一个半月，您就会健康了，尽管暂时还不是完全健康……” “我需要电话。”马卡尔采夫要求道。 “电话？不行！不能处理任何事情！您需要有益的情感……” 作为这样的情感允许他稍微看点东西。他说服了护士从图书室拿来了《劳动真理报》。他看自己的报纸，像所有人一样在早晨，而不是在前一天。他仔细地浏览了他不在期间出版的所有期号。 “不，真难以设想，吉娜！”当妻子刚刚在他身边坐下，他就愤怒地对她说。“版面上充斥的是什么内容？为小事瞎忙活，而我对他们重复了几百次：请提出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不要来回乱忙活！……我干吗同意了要亚古博夫？” “别激动，加里克，”她安慰他说，轻轻地从他手中拿走《劳动真理报》，“亚古博夫本来就不是你挑选的。当然，你会找一个自己人的……但是你很快要出院了，这个亚古博夫又会执行你的决定了。” 可以说，亚古博夫是带着职务一起来的。给报纸又配了一个副主编，别人不说，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可是明白，这是什么迹象。所有的副职都是双重服从关系——他和中央。毫无疑问，亚古博夫的用途是三重服从人物——还有克格勃。这种超级控制是什么意思？不信任，幕后的阴谋……本来已经结束了这种做法——你看又开始了。我有点不明白……我从来都是自己负责报纸，可以说，鼓舞人们。可现在平庸的工作人员代替我作决定并且认为我守旧，因为我晚上来审看版面。你们瞧瞧啊，这竟是返祖现象——深入具体的事务。但是列宁是正确的，他说：如果说什么会断送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官僚主义。现在你们会知道，没有我会怎样。 “你给塔甫洛夫打电话了吗？”他不耐烦地问妻子。“他在哪儿呢？” “当然打了！他说会来的……现在我给你擦擦背。我希望，我干这个比护士更仔细，尽管也许你更喜欢让她擦并同时跟她挤眉弄眼。” “别说蠢话，吉努莉亚。” 他闭上眼睛进入了半睡状态，而季娜伊达用蘸着防褥疮酒精的小块棉花擦拭了他的背，直到尾骨。她又坐了下来，翻开了《劳动真理报》并浏览着。有时她会这样做，但只是当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想的是，她多么成功地给病房女医生送了份昂贵的礼物。打听到女医生有个半大的儿子后，她用丈夫最近一次出国剩下的美元在外汇商店“小白桦”买了牛仔服和日本表。女医生十分高兴并马上告诉说，通过很好的私人关系别人已经答应给她弄到新型的瑞士成药，并且她会把它用到马卡尔采夫身上。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答应给她买到日本伞并顺便问了她鞋子的号码，之后她们道了别，彼此很满意。自然，没有任何必要告诉丈夫这事。 可爱的护士稍微打开了门并悄悄地说道： “有客人找您，伊戈尔·伊万内奇。可以让他进来吗？” “让他进来，让他进来。”他说道。 季娜伊达不久前送给了这个护士一瓶法国香水。护士刚刚问的这个问题让马卡尔采夫喜欢了，他的眼睛也开始闪烁。那些病情好转，重新成为负责人员的病人自己允许医务人员放客人进来看自己。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慢慢地，笨拙地走进了病房，他一只手在毛发比他头上还多的脖子附近按住白大褂。他摆了摆手，在原地跺起脚来，唾沫星四溅。 “马卡尔采夫，马卡尔采夫！你跟谁商量过你得病吗？按所有条件，躺进医院的本来应该是我……” “为什么是你？”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虚弱地笑了笑。 “我对进医院时刻有准备，就像少先队员一样。” “他不太像少先队员，对吗，吉娜？” 她礼貌地笑了笑。 “我曾在另一个阵营里出操列队，所以看上去精神不太好。我有一百种病，可你却拿了我的分红到自己身上！” “他要清账！很高兴见到你，老家伙。认识一下，这是我夫人。吉娜，这是塔甫洛夫，你听说过他。” “拉伯波尔特。”塔甫洛夫自我介绍道。 “我们已经认识了，”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伸出了手，“不是当面。” “不当面我只接受党的决议。而漂亮的女人，您知道吗，是这样的少，所以应该看看她们。” “丈夫不珍惜。”她摸了摸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头。 “吉努莉亚！”马卡尔采夫拍了拍她的手。“别在这里坐着了。鲍里卡会回家吃午饭，可你却不在。别为我担心。我这里要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稍微聊一聊报纸的事情，你对这个没兴趣……” 他抓住妻子的手把她拉近自己并亲了亲脸颊。季娜伊达朝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笑了笑。 “求你了，别太长。你要听我的。我这是作为医生跟你说。” “你不是医生，吉努莉亚，而是负责人员的妻子。” 她摆出受委屈的样子噘起了嘴并轻轻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那边的情形怎么样，你说说！”妻子刚一消失在门后，马卡尔采夫就贪婪地问起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来。“对了，我闲暇时读了你的文章《作家是意识形态斗士！》。很有道理，并且主要的是，有正确的概括。你笑什么？” “作家，”拉伯波尔特嘟囔道，“有两个类型：为自己写作的和为其他人写作的。” “但是要知道也有真正的作家的！” “我恐怕他们不是意识形态战线的斗士……” “那就不管他们了！”马卡尔采夫装出他对此有不同理解的样子。“我们的作家就够我们操心的了。我们就考虑他们……” “要是这样的话……” “这样吧，塔甫洛夫。你最好说说义务星期六的事。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计划？” “有什么好说的？……进步国家当然支持我们了。我们整个阵营都会拿着铁锹出动。哪儿还有下一步？” “是啊，有气势！你真行，找到了关键！我明白，这才是新闻工作！衷心地祝贺你！你等着瞧，等我出院后，就提出上报你获得记者协会奖的问题……” “不需要，不需要获奖。”拉伯波尔特摆了摆手。“你最好抑制一下亚古博夫……” “他阻挠？真是狗杂种！他不明白活动的重要性。我副手的眼界也真是的！” “不是说这个。他明白！……我知道，必须当反犹太主义者……” “胡说八道！” “可也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 “真是混蛋！别害怕，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只要我还是这份报纸的主编，谁也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的，你要知道！……这样吧……你准备一份报告给例行的会议，内容是新条件下思想工作的要求。” “我——在会上作自己的报告？” “是你，是你！我给亚古博夫下指示。这对你的威信很重要。会上将有区委、市委、中央的代表。” “没问题，我怎么——舍不得吗？” 谈话中出现了停顿，于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又开始想，马卡尔采夫到底为什么用得着他了。说到底，总不会是为了祝贺义务星期六周年纪念想法的产生！更不会是为了责成准备会议上的报告。难道他又担心起那个文件夹了？ “对了，免得忘记，塔甫洛夫，”马卡尔采夫打破了沉默，痛得皱了皱眉，“你记得那文件夹吗？” 在医院里马卡尔采夫的思绪不时回到文件夹上。德·库斯汀男爵让他不得安宁。当然，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那时做得对，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人们可能用得上他桌子里的东西，会寻找的。不能排除的是，卡申或者外人会开始这样做……而万一有人认为，马卡尔采夫在告发工作人员？想到这个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胸口痛了起来。 “就是说，文件夹，”他生着自己的气重复道，看了一眼门，“我有点心慌意乱的。职务要求我这样做，你自己明白！既然在我那里放着，就是说，我似乎与它有关。愚蠢，你这样看吗？” “我希望，你不会强迫我自愿地把它送到卢比扬卡广场去吧？” “你把我想得不好！只不过我生病期间，应该避免是非，把它藏起来，别让它扔在办公室里。什么事都有可能！” “明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晃了晃头。“我拿出去——没人会发现。” “它在桌子中间的抽屉里。” “在中间就在中间……我把它藏在编辑部之外，对吗？” “对的。”马卡尔采夫的眼睛闪烁起来。“它不存在——就完了。而对不存在的东西也就不能开庭了！” “法庭是存在的！但是何必留下多余的罪证呢？” “正是！这么说，你能办到？” “当然了！”塔甫洛夫向马卡尔采夫伸出了手。“你也不要再想这个文件夹的事了。马卡尔采夫，鼓起勇气来！我走了，而且我没来过这里。”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下来到了大理石前厅，把白大褂交给了存衣室女工作人员，然后哼哧着费力地穿上了大衣，这时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走到了他跟前。 “是您？”拉伯波尔特惊讶地问道。“难道您没有走？” “我在等您……请问，伊戈尔·伊万内奇求您做什么事？” “您凭什么说，他求我做事？如果是我求他呢？” “不是！他……没有人会带着请求到这里来找他的！我就不会允许的……” “那好吧。假定是他请求我，难道您对这个感兴趣？女人与这些问题格格不入。并且需要长时间地解释，从一开始……” “长时间？没关系！您知道吗，我可是感到了，他对我瞒着什么事……我问他，可他开玩笑敷衍……” “您丈夫太关心报纸的威信了，所以才着急……我们开始了一场在所有进步国家范围内的运动。” “义务星期六？” “就是它！并且有实际的危险——让马卡尔采夫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并且说实话，我认为，不无根据……” “危险？” “危险是，其他报纸或者机关，客气点说，会把倡议据为己有。” “这意味着什么？” “那样的话，得到肯定评价的就不是我们的工作了。” “那又怎么样？” “就会把另外一个人，而不是马卡尔采夫，从中央候补委员转为委员。您想问什么？” “您说，我是漂亮的女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您的意思是，我是蠢女人？” “哪里的话，怎么会呢？” “那伊戈尔·伊万内奇求您什么了？” “从明天起我们在所有的材料中都会强调，提出倡议的是《劳动真理报》。这不完全有分寸并且可能让中央不喜欢。但是等那边的人明白过来时，我们已经立起了锦标，而最终要从马卡尔采夫脚下撬走倡议就更难了……” 她没有相信，于是他开始稍微对她多尊敬了一点“您要去编辑部吗？”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冷淡地问道。“我送您去……” 他想象了一下，现在要去赶公共汽车，要在车站长时间地挨冻，然后要下到潮湿的“青年”地铁站里并在冰冷的漆布座位上坐半个小时，直到市中心，而在那里再换车……马卡尔采夫的伏尔加暖和又干净。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来医院时已经从它旁边绕过去了。 “您知道吗，我已经十年没到过森林里了，”拉伯波尔特说道，他用手指了指窗外，“我已经忘了它的气息，而现在，常言说，毕竟是春天。我去散散步，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随您吧。”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用力推开了玻璃门，高傲地走了出去。 32.马卡尔采娃·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 赴资本主义国家旅游所填履历表的附加生平自述 我，马卡尔采娃·季·安，未嫁前姓热福尼亚科娃，第一次婚姻时的姓为福列伊特曼，俄罗斯族，1925年2月3日生于顿河罗斯托夫职员家庭。父亲于1927年去世，母亲为中学教师。1940年加入共青团，非党人员。1943年考入塔什干医学院，1949年毕业，专业为儿科医生。被派往莫斯科市卫生局特别处第一儿童门诊部工作，为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及莫斯科市党委工作人员的孩子看病。因儿子出生辞去工作。为义务兵役人员，预备役上尉。我丈夫马卡尔采夫·伊·伊，中央候补委员，《劳动真理报》主编。 本人签名——吉·马卡尔采娃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的生存 自己的这份自述生平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是匆忙中写下的：丈夫烦人地让她写并催促快点。她刚签好名，他拿起来就去了中央，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晚上她才弄清楚，也许会放她同他一起出国。 事情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头几次对不同国家的访问是和布尔加宁一起去的，而西方领导人带着妻子出席这些会晤。在国家首脑事务会谈期间，妻子们另外聚会，于是布尔加宁被迫和首脑的妻子们到了一起。回到莫斯科后他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抱怨了自己的境遇。当然，他认识到，这是他的义务，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应该同情他的处境。赫鲁晓夫按照民主思潮的精神处理并在政治局提出了问题：带着妻子去还是不带？政治局委员们的表态很谨慎。这里面，他们说，有好处也有缺点。此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争论做了总结。他说了历史性的一句话： “生活在狼群里，就得学狼叫！” 于是他下一次出访没有带布尔加宁，而是带上了尼娜·彼得罗芙娜，人们给她紧急从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带回了几件裙子。同时，进步性决议送到了下级机关——由中央各部主任研究。看来，这件事上也不无妻子本人的压力。那时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在中央食堂吃饭，而是突然回到家里吃午饭并逼着季娜伊达迅速写好自述生平。但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夫人承担了问题的解决。 “我去是不得已。可其他人何必离开家人，并且花费公家的钱呢？” 只为外交部长葛罗米科的夫人破了例，而且为时不长。但是有些妻子后来开始到国外旅游。而季娜伊达没有特别想去哪儿。她的履历留在了丈夫的工作档案中。 尽管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从来没对任何人，甚至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过这事，她出生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热福尼亚科夫伯爵的家庭，后者在索邦和海德堡受过出色的教育并在俄罗斯南方拥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送给他祖先的可经营的土地。罗斯托夫年轻的律师和土地所有者在革命后失去了属于他的一切，他隐瞒了爵位并且当苏维埃政权需要律师时，去了法院工作。为别人辩护的同时，他也得以保护了自己，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谈恋爱娶了一位中学女教师，但是妻子不久后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女儿。 姐妹俩长成了美人，有着适中的南方黝黑皮肤，但是在她们的美貌中有某种冷漠的东西。母亲偷偷地叫她们伯爵小姐。她们在罗斯托夫过得艰难，忍饥挨饿。战争时期她们到了中亚。吉娜十年制学校毕业后考入了疏散到那里的医学院。给学生们上普通内科学课程的福列伊特曼教授立刻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而且是有文化修养的女学生。福列伊特曼的妻子在战争一开始就牺牲了。她是外科医生并自愿去了前线。福列伊特曼向吉娜求了婚，拒绝是愚蠢的。她学院毕业了，于是教授通过在卫生部第四总局工作的同行把她安排到了特别门诊所工作。 福列伊特曼教授突然向吉娜提出：他有一种预感，他们最好离婚。她什么也没明白并高傲地离开了他。已经是马卡尔采夫的妻子后季娜伊达得知，福列伊特曼被解除了所有职位，后来因医生案件被关押起来。福列伊特曼教授通过离婚救了她。他爱她。 马卡尔采夫与第一任丈夫一样精心地保护她免于麻烦。她早就放弃了工作并且再也没有重新工作过。她也不必为生活待遇担心：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生活，甚至马卡尔采夫的处境岌岌可危时也是。季娜伊达习惯了负责人员妻子困难的义务并勇敢地负担起这副重担。尽管她已经过了四十四岁，时光似乎没有触及到她：脸、体形、步态——全都完好无损。当她挽着儿子的胳膊走路时，当然能够感觉出年龄差距，但是不像实际那么大。伊戈尔老得要快很多，而本来完全可能反过来的。 他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妻子是这样的漂亮，并且很高兴，如果他们得以一起到什么地方。但这样的机会很少。她刚一开始说没有大自然她感到烦闷，他就送她去国家别墅；她刚一暗示她累了，他一小时后打电话给她说，已经给她预定了疗养证。她喜欢在格鲁吉亚，在利卡尼，在博尔若米附近的中央内部疗养院修养。美如仙境的森林中罗曼诺夫沙皇们的古老宫殿，人烟稀少，有益健康的水。家族的过去似乎浮现在她的黑眼睛前。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不接受疗养院的风气。让她愤怒的是，男人，尤其是女人不克制，轻浮地搞一夜情。这里有某种猫的习性，她厌恶地皱眉头，尽量不结识人，免得听到：“我们喝了点白兰地，然后就……”有时她试图可怜可怜这些女人，理解她们。但随即厌恶地想道：“要知道我和加里克也有不少困难，但是我和他都不会就像这样开始……” 她要治好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让他康复，尽一切努力让他健康。其他人经历过两三次心肌梗塞，可他们在工作，根本无所谓！脱离了她的生活逻辑的唯一一个人是儿子。要是丈夫帮助，更经常地介入，她就会少着急一些。可他在这个问题上指望妻子。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不止一次地请他认真地关心儿子，表现出男子汉的性格。马卡尔采夫答应了，长时间地准备，深思熟虑，试图做这件事，拖延。而现在，当他生病后，她想道：“这就好了，现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会有更多的时间想一想儿子，而孩子会变得对父亲忍让一些。一切就都好了。” 33.反正我要亲吻你 希洛特金娜深信不疑，现在，无论伊弗列夫自己是否希望这样，当他毕竟属于她并且哪怕间或她能获得对他的完全支配权时，她会得到满足。要知道她不需要他任何东西，而曾经需要的已经得到了。娜佳在一个地方读到，爱情带来的是不舒适的状态，直到它得到满足。可现在，既然一切已经都发生了，而任何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在她的计划内，对特约通讯员伊弗列夫的兴趣应减弱。她已经在伊弗列夫的“监狱”里服满了自己的刑期。但是对娜佳的赦免没有到来。 会过去的，她坚定地对自己说。看见他就足够了，哪怕是有时候，再也没有别的。嗯，还有听到他说什么，就算不是对她，对别人说也行。主要的是，转移到其他什么上来：要知道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某种新的力量现在支配着娜杰日达。如果说以前是在心里，在单位或者家里，半夜后躺到床上，她和他说话，听他说，他们在街上散步，并且这就足够了，那么现在嘴里发酸，想再次咬一口苹果。她感到羞愧，说服自己，长时间扮演现代主动女性的角色超过了她的能力。但这不是演戏。 阻止她的只是，这会完全吓跑他的。她不知所措。从晚上她就对自己说，明天走到他跟前并邀请他去看电影。她买了票，但是早晨在编辑部看到了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的他，当他们之间发生了那样的事后，她不明白这些目标的内容和深度或者觉得它们是次要的。他在走廊里和谁在争论，激烈地说着骂娘话，于是她急忙从一边走了过去，尽管没有任何反感地听着这些骇人的生动词语。他顾不上她。她跑到了厕所里，在那里把票撕碎，放水把碎片冲走，并哭着，然后长久地站着，看着窗外印刷车间的大楼，那里轮转印刷机在轰鸣，一直等到眼睛上的红肿消退。最后希洛特金娜下定了决心。 “听我说，”她高兴地唧喳了一句，就像是偶然在走廊叫住了维切斯拉夫。 “你好！” 伊弗列夫漫不经心地看着她并等着她接下来会说什么。而她喘不上气来了，前言不搭后语，她的轻松语气只够她说出一个词。 “你怎么了？”他惊讶地问道。 她紧握拳头。长长的指甲扎进了手掌里。在如此拖长的停顿后她终于想起了事先想好要说的话。娜杰日达勉强把话挤出来并强迫自己重新无忧无虑地微笑，小声地说道： “顺便说一句，我算过了：今天是我的周年纪念日。” “要我祝贺？什么日子？” “我的阑尾被割掉整整三年了。” “应该告诉拉普。让他写篇社论。” “不要。总之，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庆祝。嗯，比方说，我们去记者之家……我有钱。” “你要谅解……”他打断了话头。“我夜里坐飞机要走。” “去哪里？” “新西伯利亚。拉普让我赶出州委书记关于义务星期六的文章来。拉普自己不喜欢去西伯利亚——总应该帮帮老头。” “去多久？” “一星期。” “那晚上呢？” “晚上什么？” “没什么！” 娜佳的脸涨得通红，突然恨起他来。她想马上不客气地回敬或者打伊弗列夫一下，以便结束。但是她又笑了笑并离开了，走步尽量轻松自如。白天慢得让人心烦，就像电池不足的录音机中的磁带一样。而晚上希洛特金娜从打字室茵娜·斯维特洛吉尔斯卡娅那里拿了珍珠母色口红，在嘴唇上涂好，然后去了记者之家。是一个人。坚定地打算不顾体面地为悼念自己的阑尾喝一杯。 娜佳到底没有敢进入餐厅。她在柜台要了咖啡和一杯白兰地。希洛特金娜发现了靠墙的一张小空桌，上面满是糖果纸。她背朝着过道坐了下来，为的是谁也不看见她。喝过一口白兰地后觉得暖和了。伊弗列夫会改变主意并在起飞前来这里坐半小时。她又喝了一口，于是伊弗列夫变得更模糊了。娜杰日达掏出了香烟，指望这个混蛋的残余会和烟雾一起消失，（如果不算酒精）烟不知为什么是她的祖国唯一被许可的毒品。没有火柴，她环顾了一下。 “可以吗？” 穿着方格套领衫的瘦高小伙子把一个漂亮的外国打火机举到她面前，熟练地用手指把它翻开并擦了一下，照亮了她光滑的额头。希洛特金娜点燃了烟。 “为这个，”他问道，“您能给我一支烟吗？” “为这个我什么也不会给。要是无缘无故——请吧。” 不讲多余的客套他在她身边坐下并抽起了烟。男孩比娜杰日达小并且没有任何实用意义。应该立刻礼貌地告诉他，丈夫现在就会走到她这里来。但是伊弗列夫原来没有消失，于是她想报复他。希洛特金娜不适合致命的诱惑者角色，但是当别人说服她报复时，可以同意。 “我在这里已经不止一次见过您了。” 他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其他什么也没说。 “您的记性好。”娜佳说道。 “就连父母都承认这一点。” “为什么是‘就连’？” “因为我身上的一切都让他们生气。我能想象，母亲会怎么跳起来，要是她得知我想结婚的话。” “恭喜！”娜佳用伊弗列夫的口气说出了这话后自己生了自己的气。 “谢谢！……只是暂时还没有未婚妻……” “噢，这不是问题！” “是问题！我的要求很严格：体重四十五公斤，身高一百六十公分，胸部号码4。总之，像您。” “我的号码是3。”娜佳的舌头真想告诉他这点。 但是她决定，用低级趣味腐化孩子有失体统，没有她的支持他身上的这种习气就够多的了。于是她说道： “您简直就是东方的苏丹！” “我们喝一杯吧！” “一杯咖啡。” “还有一杯白兰地！” “您难道没喝？” “您呢？”他恰当地反问道。“我只喝了四杯——两百克，不会再多了。” “您能喝多少？” “我喝过七百五十克，”他谦虚地说道，“多了没试过。我们试试？” “爸爸妈妈不会生气吗？”她本来可以这样问。 但是她没有侮辱他。 “不，这太贵了。但是，喝一杯，小小的……” 他们喝了一杯。 “您喝过墨西哥伏特加吗？”他问道。“他们的瓶子上系着一小袋辣椒，而瓶子里面漂着酒精浸泡过的蠕虫。它发出特殊的香味，明白吗？人们在桌子上放一个多余的酒杯并在最后亲吻蠕虫……” 他们又各喝了三杯，于是娜佳想道，就凭她一个人，没有伊弗列夫，喝醉了这一点就已经是对他自私的很好报复。新认识的人不太熟练地帮助她穿上了皮大衣。同时他似乎是偶然碰到了她的脖子和头发，而她似乎是偶然躲闪开了。在大街上他挽起了她的胳膊并领到了米色的莫斯科人轿车前。冷却了的发动机长时间不想发动，并且看来总之是发动不起来了。娜杰日达坐在冰冷的汽车里，把鼻子藏在毛茸茸的皮领子里。马达打着了，但是她的新相识没有让发动机热起来就猛地开出去。没有热起来的发动机抽搐着，断断续续地打着喷嚏。尼基塔林荫道上的汽车、行人和民警很少；下着轻轻的、干燥的小雪，雪花从汽车边沿着柏油马路飘向四方。从隧道里冲出来后，莫斯科人轿车在十字路口刹住了：红灯亮着。 “有个想法。到森林去兜兜风？” “夜里？！” “我们怎么着——是孩子？溜达溜达。” “在这样的严寒中？” “我们把暖风打开。”他推开了开关。 风扇吱吱转了起来，把暖空气吹向脚底下。 “下一次，好吗？”希洛特金娜温柔地说道。“父亲在等着，他会生气的……我往这边走。” “我送你。” “不用，我自己走。” “我送你！”他固执地说道并跟着她进了大门。 电梯工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但是明白他是和娜佳一起的后，便什么也没说，只是他们沿着楼梯往上走时，他一直盯着他们。 “那亲吻呢？”当她向他伸出手后，他问道。 “吻谁？”她抬起了惊讶的目光。 “你。” “不太早吗？……” 他笨拙地把她拉近自己。娜佳扭过脸去并试图挣脱出来。 “请放开，先生。我不是墨西哥蠕虫。不行！” “为什么不行？”他突然糊涂起来。“可以！” “可我说——不行！” 她俯身从他的胳膊底下一闪身溜了出去并开始在包里找钥匙。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呢？”他问道，身子晃了一下。 娜杰日达耸了耸肩并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 “我们在这里再站一会儿吧。我不想回家……” “最好下一次吧。能记住电话吗？” 他在香烟盒上记下了号码。 “要不，我们兜兜风去？” 但是她已经打开门了。 “你在电话里不会把我和另一个鲍里斯弄混吧？你有没有另一个叫鲍里斯的熟人？我是马卡尔采夫。知道马卡尔采夫吗，我父亲？大家都知道他。” “马卡尔采夫？”她又问了一遍。“他是谁？” “你是怎么进到记者之家去的？你在哪儿学习？” “我工作，”她说道，“在服装店。当裁缝。是熟人领我进记者之家的……” “我很想亲亲你。” “可我说过了：不行！” 她慌忙地在身后关上了门。他把嘴贴到锁孔上并说道： “反正我要亲吻你，你等着瞧吧！是亲嘴唇！” 鲍里斯顺着楼梯一下子越过五级台阶蹦了下去，差点在拐弯处摔倒。最后一刻他一只手抓住了栏杆。 34.马卡尔采夫·鲍里斯·伊戈列维奇 高校考生履历表资料 1950年10月29日生于莫斯科。 俄罗斯族。非党人员。共青团员。 中等学历。毕业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区第109法语专科学校。毕业证号：9836457。 专业：无。 外语知识：法语（阅读，可以交流）。 自劳动活动起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在高等及中等专门教学机构中的学业，参加游击队的情况以及兼职工作）：未工作过。 近亲：父亲，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母亲，马卡尔采娃·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 应征年龄的义务兵役人员。在册证明号：741374K，莫斯科基米利亚泽沃区兵役委员会发放。 健康状况：实际健康。根据：莫斯科市卫生局特别诊所高校考生证明——第281号格式。 身份证号码：VIII MX No.381014，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63民警分局，发证日期：1966年11月11日。 居住地址：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林荫路，18号，84号房间。电话：258-71-44。 伴随并妨碍鲍勃的情形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毫不怀疑，像他这样地位的工作人员的所有孩子一样，他儿子将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并且在有可能在需要的地方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成绩平庸的毕业证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缺点。同时马卡尔采夫希望鲍勃奇卡也能成为记者，但是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追求。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只好希望孩子会变得聪明起来。要是他想上莫斯科大学新闻系，马卡尔采夫只要给系主任扎古尔斯基打个电话就够了，后者每次出国回来后《劳动真理报》都会刊登他的揭露性文章。一切都会自然地发展，只是要正确地占据出发点。而马卡尔采夫会把儿子安排到这个点上的，请相信！ 鲍勃奇卡中学快毕业时，父亲是这样想的。可是毕业后，他向父母声明，把毕业证送给他们做纪念，而他自己想休息一下。他绝不会去国际关系学院，因为在那里上学的都是讲究衣着的听妈妈话的好儿子，而他对衣服不感兴趣。 “你到底为什么学了法语？”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问道。 原来，鲍勃和他的朋友们掌握法语是为了打电话瞎扯，让父母们听不懂。 “这么说，你认为我的生活没有意思？”伊戈尔这时问。 “任何一个工头比你都要幸福一百倍！苦干完八小时，喝一杯伏特加，就万事大吉。而你每天夜里都害怕，晚上犯了错误没有，而早上会不会撤了你。” “难道你不想在国外生活？”父亲试图收买他。“有趣的消遣，我们国家不购买的那些电影你不想看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人们是为什么活着？让安东哈的父亲当了研究所所长。可因为什么？因为在英国进修时他在一家公司里偷了几瓶安瓿剂……” “这是迫不得已的情况！” “这是工业间谍活动。这是你的对外贸易……而新闻业呢？你自己刊登你在国外看到的东西吗？你抹黑一百次，然后才刊印。” “你把普通的游戏太放在心上了。” “才不是呢！我用它配得上的部位对待它。” “好吧，鲍利亚，你去工厂工作吧。” “不去！让干牲口活的去工作吧！” “这么说，去服役？” “我不去。你打个电话——他们记录我心脏有杂音就不打扰我了。” “我不会打电话的，鲍利亚。我发誓！” “母亲一施加压力你就会打的！” “我当着母亲说。你听到吗，吉娜？儿子是寄生虫！我不会允许这样！秋天我自己给国防部打电话。会来人带走你。你到舰队去——那里的服役时间多一年！但是还有一个方案。”马卡尔采夫犹豫了一下，但是决定尝试提出交易。“你上了学院，我就给你买汽车。我和母亲勒紧裤腰带，但是我买。你要注意！我说的话算数。” “你说的话在狗屎堆里！……” 但是一个月之后鲍利亚告诉母亲，就这样吧，他上学院。 “上哪一所，鲍勃奇卡？” “莫里斯·特雷莎外语学院。听说过吗？我要当传话的。” “什么什么？” “翻译，母亲。” “为什么偏偏上这所学院？父亲本来推荐了更有名的……” “有谍报人员报告，这个学院里的女孩儿有看头，明白了？但是如果父亲要使劲的话，我就离开，就这样跟他说！” “好的，好的，鲍勃奇卡！他连一个手指也不会动的……” 马卡尔采夫本想给校长打电话，但是妻子劝阻了他。千万别让鲍勃奇卡知道了，你会都搞砸的！父母的心情振奋起来了。鲍利亚疲劳过度了，他有神经衰弱，现在一切进入正常状态了。马卡尔采夫的儿子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很清楚！说到底，随他从任何学院毕业。等他不再胡闹之后，父亲永远会为他找到进入真正轨道的启动装置的。当鲍里斯成了大学生后，马卡尔采夫带回了香槟酒并说，他已经给厂长打了电话并且对方答应最优先地从自己的限额中拨出一辆汽车。一句话，满十八岁时会有许诺的莫斯科人牌轿车。 大学生把汽车当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对父母的态度，都没有改变。教材放在桌子上。他照旧夜里回家。如果母亲还没有躺下，她远远地能感到，他又喝酒了。有时候，早回来后，他会到厨房看一眼： “法西斯分子不在？” “不许叫父亲法西斯分子！” “抱歉，夫人，我忘了！我会叫他‘纳粹’……” 他穿着皮鞋躺到沙发床上并一个劲地给朋友们打电话。传到电话听筒里的是掺杂着法语的骂人话，听到这些话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就开始偏头痛。 很快聚集起了五六个人组成的一伙。是上次没见过的新小伙子们。鲍里斯从厨房拿走玻璃杯并关上了门。从传到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那里的谈话片段里，她除了骂人话外什么也弄不明白。他们谈论的不是姑娘，不是政治，不是自己学院的事情，不是冰球。她觉着，他们就是在吸烟喝酒。有时她给他们送去吃的。他们不要，但是都消灭光了，在地板上留下脏盘子。他们向往去哪里？什么对他们是神圣的？几个小时地听着愚蠢的音乐，并且他们彼此无话可说。 “鲍勃奇卡，爸爸住院快一个月了。难道你就没有时间看看他？” “不让进去看他，你自己说的……” “早就让进去了。应该鼓励父亲……” “什么时候让他出院？” “医生们说，现在想都不要想。也许，过一个月……” “那时我们就见面了。让他避开我休息休息。而我避开他。” “我撒谎都不耐烦了，说你有课堂讨论、讲课、专题讨论会……” “没关系，母亲！接着撒谎！他对假话习惯了。” 35.星期五，早晨六点钟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没有躺下。她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那里回来晚了，她看到给鲍勃奇卡留的晚饭没有动，于是明白了，他没有回过家。她看完了电视节目的结尾——体育和最新消息，披上了披肩，出来到了阳台上。有时候鲍勃和同伴们站在院子里的小亭子附近。但是那里没有人。 一点半时季娜伊达终于脱了衣服。她在卧室里的大镜子前站了一会儿，希望把注意力转移，集中精力在自己身上。她怀疑地摸了摸肚子和大腿上多余的部分，其实并不大。她仍然很漂亮并且不无自豪感地想道，世界上没有比女人的身体更和谐的东西了。季娜伊达现在吃得很少并且试遍了所有的饮食制，但是突然这不再见效了。还可以在非常时兴的尼古拉耶夫医生的医院试用饥饿疗法，听说，要见到他是不可能的。当然，伊戈尔一下子就会给她安排好的。但是她觉着饥饿疗法对自己本人是残忍的。要知道只有不穿衣服时才看得出来，而当她穿紧衣服时——绝对看不出来！ 她用手指稍稍托起了乳房，这是伊戈尔尤其引以为自豪的对象，但是现在只有在法国乳罩中才能保持形状。乳房变了形是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鲍勃奇卡，看来他总是不会回来过夜并且连电话也不会打。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穿上了满是花边的英国丝绸睡衣，在宽大的芬兰床的自己那一半上躺了下来。她又在《小说半月刊》上稍微看了会儿某篇胡说八道的小说，熄了灯，然后，指望听到鲍勃的脚步声，她打起盹来。 吵醒她的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那边床头柜上的电话。“到底来电话了！”她马上醒来后想道。“他身上有做儿子的义务。可现在到底几点了？”她喜爱的金表——母亲送的结婚礼物——上是六点十分。她拿起了听筒。 “请鲍里斯·马卡尔采夫的父亲接电话。”一个有些沙哑的男人声音说道。 “他不在。” “他在哪里？” “他在医院，难道您不知道？什么事？” “您是他什么人？” “妻子。” “您是鲍里斯·伊戈列维奇·马卡尔采夫的母亲？” “是的。他出什么事了吗？” “我是乌杰林大尉，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高级探员。您儿子马卡尔采夫·鲍里斯·伊戈列维奇夜间在库图佐夫大街上，醉酒状态下撞倒了两个行人。一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个人在医院死亡。” “鲍利亚呢？”她问道，不大明白她听到的话。“他怎么样？” “他倒是平安无事，在我们的预押室好好睡着呢。” “什么什么？” “在羁押室。” “谢谢您打来电话。我现在就来把他领走！”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已经完全醒过来了，好像她事先对这个事情有准备似的。 “领走？……不行……要进行侦查……” “侦查？请问……”她中断了话头，她明白，重要的是保持尊严，不要表现出你害怕了。说到底，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把你的孩子怎么样。但是她想尽快知道，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要与什么作斗争。所以她把话说完了。“请问，这事怎么样，严重吗？” “根据刑法第211条处十年以下剥夺自由，加上加重罪过的情节，再加上五年。但这由法庭决定。” “法庭？” “那您以为呢？您现在可以来看他吗？请带上身份证。记下我的姓了吗？乌——杰——林……” 没从床上起来，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环顾了一眼卧室，好像第一次到了这里一样。十五年以下？给鲍连卡？！什么胡说八道的！他还会对自己的话后悔的，这个乌杰林大尉，他会后悔威胁过我……伊戈尔，故意作对似的，在医院。要是他在，就会给需要的地方打电话并立刻解决好一切的。好吧，我自己去。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用手指捂住了嘴，试图集中精力，然后转过身来并翻了翻放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床头柜上的电话本。她给调度室打了电话，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回答她，冷漠地说道： “给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内奇的妻子派车？” “什么时候？” “现在。马上。” “好的。”声音回答道。 听到了停车声和短促的喇叭声。季娜伊达站起身来并开始迅速穿衣服，把抽屉里不合适的衣服扔到地板上。她梳好了头发，没有照镜子，走到了厨房里，犹豫了一阵，从冰箱里拿出了几罐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她留着这些东西是为了塞到女卫生员们的兜里。现在鱼子酱可能派得上用场。她想到，会用得上钱。但是家里的钱不多，而早晨七点之前储蓄所不开门。她穿上皮靴、毛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这顶帽子让她显得年轻并且很合适，然后把住宅的三把锁都锁上，她想叫电梯，但是电梯忙着。她神经质地敲着门，催促坐电梯的人。电梯在她那一层停了下来，廖沙·德沃叶尼诺夫从里面走了出来。 “您叫的车，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 “我叫的，廖沙。我们走吧，还得快点。” 他们坐进车里后，廖沙点上烟抽起来并默默地看了看马卡尔采娃，等候指示。季娜伊达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她去哪里，但是她决定说出来，反正也瞒不住。 “你知道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在哪儿吗？” “彼得罗夫卡，38号。谁不知道呀？去那儿？” “去那儿，廖沙……这个给你，趁我没忘记……” 她在包里翻了一阵后把一罐黑鱼子酱递给了德沃叶尼诺夫。 “谢谢。”他说道，他启动了发动机，开动了车并在行驶中敏捷地把小罐扔进了杂物箱里。“伊戈尔·伊万内奇自我感觉怎么样？该把他放出来了。他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念……” “别提了，廖沙！我自己都等不及了……”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机械地回答道。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乌杰林”的姓。廖哈想了想，要不要请她提醒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他答应过为他廖沙到苏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的事打电话。但是最好再稍微忍一忍，等他自己出院后，而不是经过第三者。德沃叶尼诺夫没有用自己平常东拉西扯的谈话打扰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并沿着空旷的大街全速向彼得罗夫卡开去。 36.乌杰林·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 特殊干部履历表资料 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高级探员，民警大尉。 1932年1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州兹那缅卡村。俄罗斯族。 1952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3453211。 专门及高等学历：1963年毕业于克格勃特种学校，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不掌握外语。未出过国。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乌杰林娜Н.П.，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科技处实验员。儿子，九岁。 义务兵役人员。内务部队预备役，特别登记。 身份证号码：IV HE No.651127。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114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7年7月14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维尔纳茨基大街，15/14号，26号房间。电话：130-92-81。 劳动活动、亲属的资料、健康状况证明在个人档案中。 乌杰林大尉的仕途 与译电员卡申一起从哈瓦那回来后，中心的译电组副组长维诺格拉多夫责成乌杰林少尉尝试译出“卡杜姆”这个词来，乌杰林不用任何译码表就做到了。同时乌杰林笑了笑，于是中校得出了结论，他知道侮辱的事。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乌杰林被降级后像卡申一样，被调到了第7局第10处——外部监视部门。话不多并且善于执行任务的他在这里得到了43—85的编号并适应了新环境。工作是灵活的，要求手法熟练，而弗拉基米尔天生就有这些素质。 监视人员被分成几个小组送到目标附近。组长分配监视点，分发照片，解释在尾随的情况下谁把目标转交给谁。目标主要是外国人和同他们见面的苏联公民。工作人员要记住，他们和谁说话，通过风衣胸部的孔式微型照相机拍下会面情况。弗拉基米尔在工作中没有犯过错误，很快被任命为行动组的组长。第二次失误发生又不是他的责任。 取消了所有日常任务，外部监视人员被召集到总局。给他们讲话的是一个穿着便服的白发上校，尽管很奇怪，但此前监视人员不认识他的面孔。 “同志们，我们的情报机关通报，有个吉格马林根先生，普通的德国商人，酷爱彩色写生画和交响乐，装做游客将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抵达谢列梅奇耶沃机场。实际上这个吉格马林根，他也叫迈尔，他也叫留特恒斯，是个西德大间谍。我们研究了他的档案（其中有三百多份文件）并向我们在联邦德国的部门函询了补充资料。遗憾的是，答复不能让我们放心。各个情报部门对这次旅行如此保密，我们只有保持警惕。通过了决定，不阻止吉格马林根入境，发放签证，不拒绝任何请求，哪怕这些请求超出给国际旅行社规定的旅游线路范围。不会正式地检查他的行李。我希望，你们明白，什么样的责任落在你们部门身上。仅在莫斯科我们将按一级战备集合四百五十六人并在行动期间让你们参加12处的行动。你们当中必要数量的人将被安排在吉格马林根旅行路线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们在宾馆、民航，他可能出现的公共场所的服务部门中的所有人已经得到了通知。进一步的指令会在他着陆后下达……现在说说你们……要求你们活儿要干得干净。要让吉格马林根先生心里也想不到有人在监视他。让他享受完全的自由。有情况的话，立即和我联系！” 克格勃第7行动总局12处负责特别监视行动。对乌杰林来说这是困难的两个星期。商人和交响乐鉴赏家吉格马林根先生，这是一位身材不高、头发花白、身穿廉价的灰色大衣的先生，当他面带真诚的微笑沿着舷梯跑下来并且在女翻译向他走去后，监视组组长从汽车里通过对讲机报告： “目标已接收。21—24号已开始。开始行动！” 而客人却若无其事地到莫斯科去听交响音乐会，在第比利斯散步，动身去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并且在两周内没有一次在街头停下来和过路人攀谈，一次也没有对化学发生兴趣，他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干什么来了？”苏联各级情报部门都在猜测。 “我希望把签证再延长两个星期，”他对女翻译说，“当然，如果这不困难的话……” “您没来得及做什么事吗？我能帮忙吗？” “是的，我没来得及参观埃尔米塔日和俄罗斯博物馆。” 签证延长了。乌杰林被叫去参加新的会议：这个讨厌的吉格马林根先生还要再折磨他们两星期！ “要加倍警惕！”上校警告说。“不能排除，他，作为老手，在布置疑阵，麻痹我们的警惕性，而最后搞出什么名堂来。很遗憾，对他箱子里东西的仔细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希望都落在你们身上了！” 从自己同事手里接管目标后，43—85号全神贯注地盯着。幸运的是，客人没有回头看的习惯，尽管走路时好奇地四处张望。有时候他挽着女翻译的胳膊跑着，所以乌杰林和他的同事们只有在汽车里才得以喘口气。 吉格马林根没有按计划离开，而是提前了一天，他突然把票换成了夜间的航班，所以把监视人员从床上惊动了起来。在舷梯边客人亲了亲21—14号女翻译的嘴唇并送给她一百美元做礼物，之后她凭收据把它上交给了国际旅行社会计室。 “现在都清楚了！”白发领导总结道。“吉格马林根老了并决定与犯罪生活决裂。他在我们国家休息。我们干得很好，同志们，我们尽力了！” 然而两周之后我们的情报部门从以色列转交回国一则消息的副本，说的是吉格马林根把一份有图片的报告分别寄给了与西德友好的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在研究苏联艺术时，客人拍下了大部分外部监视部门人员，以便让有关方面知道这些人。 一个月内乌杰林的同事们被重新分类并拆散。也把他叫去进行了面谈。 “您的发音吐字怎么样？”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问道。“在学校里背过诗歌吗？” “漫天的暴风雪遮住了天空，旋卷着雪旋风……”原来的43-85号朗诵道。 “对于开始来说还不错！其他方面我们帮助提高到位！” 乌杰林被调到了朗诵小组，他也立刻喜欢上了这里。在小组工作的人穿戴更好，总是穿着雪白的衬衣并打着领带，有几个人甚至在胸前的口袋里插着手帕。朗诵组组长向他们介绍了普罗夫·查尔斯基，苏联人民演员，小剧院党组织书记，委托给他了一项光荣的社会任务：培养工作的补充人员。查尔斯基演了一辈子的恰茨基，但是在其余的现实生活中赞同一切。他从发音吐字开始，强迫乌杰林二十次地重复绕口令“格列卡乘车过河”和“卡尔偷了克拉拉的珊瑚虫”。 上课之后乌杰林的演员技巧有了进步，但是老经验也没有丢失。在代表大会上，朗诵组成员被均匀地安排在大厅中，用意是，让每个工作人员负责特定的一组代表或代表团成员。弗拉基米尔观察着归他负责的观众的手的动作。他用胳膊肘可以悄悄地确定从一旁走过的人兜里的东西，用大腿挤一挤公文包，可以搞清楚放在其中的物体的硬度和重量。 为了朗诵事先会发给工作人员正文，用勾儿标出来，在报告的哪些话之后说什么样的祝词，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热烈地鼓掌，在哪一段后经久不息地鼓掌，什么时候站起来热烈欢呼。职责中还包括吸引周围的人鼓掌并高呼“乌拉！”。当应该响起掌声的那些话快到时，乌杰林把脸转向坐在自己左右的人，热情洋溢地笑着，说道： “说得真好，不是吗？真是绝妙！我们鼓鼓掌吧！……” 这时报告人正好停止了（他的稿子中也画着勾儿），于是乌杰林一瞬间开始鼓掌，用自己的榜样吸引坐在周围的人们加入。于是不可能确定，由于感情充沛，出于礼貌，出于工作职责而鼓掌的人们之间的差别。 安排领导发言的结束是最复杂和责任最重大的任务。需要有特殊的技巧，让整个数千人一致欣喜地站起来。要知道领导不会发出信号，什么时候掌声该突然转为热烈的欢呼并且在欢呼时会场全体什么时候起立。因此在专门的训练中，小组成员开始鼓掌后，在心里数二十秒钟（一秒钟拍两下）并转入热烈的掌声（一秒钟拍四下），同时吸引会场加入。然后他们再数整整二十秒，之后欢呼开始，其间发出似乎是偶然的，分散的“乌拉！”、“光荣！”的喊声。最后，再过二十秒钟（拍八十下）朗诵小组的所有工作人员从座位上站起来，继续热烈地鼓掌，同时他们用手势邀请旁边的人站起来并高呼事先背好的对领袖表示尊敬的祝词。这是壮丽的尾声，之后工作人员剩下的只是墨守成规的活动：监视坐在周围的人们。 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现在他晚上有了时间。他决定成为侦查员，并且在法律系二年级结束后被调到了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小组中的工作多种多样。小组成员节日期间在教堂附近执勤，并把试图进入教堂的年轻人带到一边殴打。在正门痛打的是希望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根据协作处的指示他们等候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掏出非法出版物并带上铁指环殴打他们。但是打得不致残废，因为这是纯教育性措施。 后来是在占位子人员小组中工作。占位子人员在公开的政治诉讼案中事先占据了所有位子。每个愿意的人原则上都可以进入开庭的大厅，但是没有位子。如果需要放什么人进去，占位子人员中的一个似乎是偶然地站起来并离开，正好腾出一个位子。乌杰林他们不得不占据大厅，当时对大学生发表演讲的是美国参议员和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他们可能说出不完全需要说的话；他曾占据外国文学图书馆的大厅，当时西德的一位社会学家在那里演讲。还占据外国写生画展览大厅，还曾拿着标语与朗诵小组一起占满了大使馆前的街头，如果需要打碎玻璃，就和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一起表达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慨。 这一天到了，他向领导汇报说，他大学毕业了，因此可以认为他有完成的高等学历。他从国家安全少尉被提升为民警大尉并被任命为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高级探员。 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现在从彼得罗夫卡回家时经常步行到地铁，在卢比扬卡广场附近放慢脚步。沿着大楼散步的监视人员装出一副他们只是过路人的样子。而过路人装出他们想不到是这样的样子。乌杰林慢慢地走着，向每一个自己过去的同事使眼色。 “事情怎么样，瓦洛佳？给多少工资？” “事在办，人在干。”乌杰林悄悄地回答，装出在细看捷尔任斯基铜像的样子。 “你还在干监视？” “你看，知道吗，怎么也不调我去朗诵组。” “明白了！好了，多保重！” 于是弗拉基米尔接着走下去。而监视人员拼命地揉搓着耳朵，为了暖和起来，扑向一个外省来的男孩，他拍下了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这里禁止拍照！”他严厉地申斥道，把相机夺走并把胶卷曝光。 37.需要寻找门路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通行证办理处等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时有人叫她到小窗口前并把身份证还给她，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思绪乱成了一团。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松弛下来并想着，如何把消息告诉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并且在他目前的状况下他能否听到这样的事情。 马卡尔采夫曾不止一次地责备她，说她生活无忧无虑。我死了，你怎么应付呢？她付之一笑并回答他说，需要的话，她会学会的，可她向来相信，凭他的精力他会活得比她长并且还会结婚的。当然，她不希望这样，但是这不在她控制之下：所有男人都一样。季娜伊达终于有了机会证明，她能够独立自主。只是最好不要有这个必要。上帝为什么发怒了？她机械地想起了上帝，因为突如其来的不幸。其他时候她不需要他。 有人告诉了她，找乌杰林高级探员怎么走。门是锁着的，于是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走廊里停了下来，靠在墙上。穿警服的人和文职人员从她身边一本正经地往来穿梭。她试着问了一个人，他像哑巴一样否定地摇了下头，于是她重新站着，等着。没有人保护她免遭怠慢，没人来帮助她。这里没有人需要她，但是她现在依赖他们所有人，所以这让她感到受辱。过了四十来分钟（也许都过了一小时），一个运动员样子的男人走到了门前，他的外表有点普通，戴着肩章。他从兜里掏出了一串钥匙，找到了合适的并打开了门。 “您是马卡尔采娃？”他没有抬起眼，带着有些嘶哑的嗓音问道。“进来吧。” 他第一个进了办公室，把钥匙弄得丁当响。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不习惯这样的态度并且委屈得就要大哭起来了。但是她要代替伊戈尔，当男人，所以她咬紧了牙关。 “坐吧。” 乌杰林到底没有看她一眼。他不急不忙地点着烟抽起来，熟练地把火柴扔到通风窗外并一言不发地埋头看起文件夹来。廉价香烟冒出的烟飘到了她那里，于是她咳嗽起来。 “马卡尔采夫·鲍里斯·伊戈列维奇，1950年生，俄罗斯族，团员，是您儿子？”他总算看了一眼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 “是我的，是我的，当然！”她紧张得就好像别人准备要夺走她儿子一样。 “这样……他喝醉过吗？” “没有，”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延迟了一下回答道，“他只喝果汁——他很喜欢番茄汁。” “喜欢番茄汁……这很好。” “哦，也许，过节时和父亲喝一小杯……” “和父亲？这是初审笔录：‘3月15日晚上我遇到了科特洛夫，我原来中学时的朋友……我们买了瓶伏特加并坐在他家里友好地交谈。后来又来了一个朋友，杰姆琴科。剩下的酒我们倒给了他。后来我去了记者之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姑娘，名字记不得了……’杰姆琴科是谁？” “科特洛夫是鲍利亚的同班同学。而杰姆琴科——我第一次听说……” “姑娘的名字您也不知道？” “不知道。”季娜伊达闭上眼睛轻声地回答道。 “这样……‘我请她喝了白兰地并提议开车到城外兜一圈。她拒绝了，因为她需要回家。那时我自己开车去了城外。正穿过库图佐夫大街的两个人我发现了，只是这时他们已经到了散热器跟前，因为当时很暗。我踩下了刹车并急剧向右拐去，但是他们也向右跑去，于是我撞倒了他们。我本来想刹住车，但是就在我考虑是不是停下来时，车已经开出了很远，于是那时我又加大了油门。开到了明斯克公路后，我醒悟过来，停了下来。然后自己走到了路上，迎着国家汽车检查局的人员……’” “他在诬陷自己，”季娜伊达说道，“他在夸耀！” “我们看看再说。”乌杰林翻着文件说道。“这是医学鉴定的结论……事故发生后一小时四十分钟……深度的饮酒至醉状态。” “他不可能喝多！” “两玻璃杯伏特加或者白兰地，最少是！” “但是他是怎么撞到人的，没有别人看到！是其他什么人，可您推到他身上！” 乌杰林第一次微微一笑。 “这是证人的证词：出租车司机马梅多夫，车号13—77 MMT。他以一百米远的距离跟在马卡尔采夫的‘莫斯科人’后面。他看到了发生的事，并从最近的公用电话亭给民警局打了电话。之后派出了巡逻车追缉。91—54 MOP号清扫车司机奥库恩在左面相对行驶……道路事故证明书……超速行驶，达九十五公里每小时。‘莫斯科人’的右侧挡泥板和发动机盖上有撞击痕迹、血。” “那两个人呢？”她一时语塞，不知怎么称呼他们以及怎么问。“他们……怎么样？” “我正好拿来了病理解剖学家的结论。解剖表明，两人血液中含酒精——中度。” “这么说，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不仅如此，他们不在规定的地方穿越街道。” “您看看，我就说嘛！自己就付出了代价……” “自己倒是自己，”乌杰林挠了挠后脑勺，“这减轻了您儿子的罪过。但是罪还有很多。醉酒驾车——这是其一。超速行驶——这是其二。两个受害人致死——这是第三。没有停车救助——第四……将由法庭决定……” “法庭？请等等，”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全部的坚强也崩溃了，“请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以避免开庭？” 乌杰林仔细地看着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问题，但是问题提出来本身说明，他的谈话对手有一定能力。 “我不能出这样的建议。您最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我应该和丈夫商量一下。可是他现在在住院。您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了解到这个不难。” “我也这样想……请问，我可以见到儿子吗？” “您请求探视？” “是的，是的！探视！” 乌杰林仔细地用鞋跟熄灭了香烟，把它扔到了纸篓里，慢慢地站了起来，把案卷放进了保险柜，锁上它后走了出去。季娜伊达来得及大哭一场，擦干眼泪并细心地把自己收拾好。她还从没有觉得自己这样老。 “考虑到您是马卡尔采夫的妻子，允许了探视，”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一进门就说道，“但是您儿子拒绝了。” “不可能！”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激动地喊道，这比所有之前的事更让她吃惊。“谎言！” “如果您希望的话，”乌杰林冷淡地说道，“我们可以把他带来。” “强行地？不要了！……我可以走了吗？” 她高傲地站了起来。 “我在您的通行证上做个标记。” 乌杰林看了看表，写上了时间并签了字。他在马卡尔采娃身后看了看。“最漂亮的女人领导给自己挑出来了。”他闪过了一个念头。但是这个念头中没有妒忌。 季娜伊达飞快地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停了下来，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该做什么，找谁帮忙。伊戈尔心肌梗塞发作后的第二个打击突然落在了她身上，但是她不会告诉丈夫的，她要自己斗争。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病了，但是人们不会不顾及他的地位。她没有权利垮下来，让不幸支配她的神经。她将像加里克通常做的那样作出判断，从主要的，而不是次要，问题开始，并且要这样行动，就好像这不是她的儿子，似乎这只是她的社会义务——拯救一个遇到了不幸的孩子。想出了社会义务这个词后，她毅然走到了汽车前。德沃叶尼诺夫安然地在方向盘后面打着盹。他把手笼进了袖子里，免得冻得冰凉，在把夜间从梦里没有拿完的东西补足。 “我不坐车了，廖申卡。我去附近。你可以走了……” “明白了。这里，在彼得罗夫卡出什么事了吗？” “社会事务。”她无忧无虑地笑了笑。“你去编辑部吧。” 这时是早晨，晴朗而快乐。工作日就要开始了，人们从她身边急忙走过，边走边交谈着。童车从门洞里被推了出来。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去哪里，干什么并且为什么。然而已经决定了要行动的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仍然在紧张地试图把想法引到一个轨道上。但是想法四处流散，而冒出来的是另一个，不需要的，绝望的想法：现在会怎么样呢？这个想法只是打乱、妨碍其他想法，在心里制造惊慌。 她需要一个有专门知识的谋士，而不是女友，这样的女友“啊”的一声之后就会给所有的熟人打电话：“听说了吗，马卡尔采夫家的儿子啊！……”法律专家，这是需要的人！应该立即找到科列尼。 萨穆伊尔·阿龙诺维奇·科列尼是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他曾是她第一任丈夫的老朋友。他们是同时被关押起来的。恢复名誉后他给季娜伊达打过几次电话，愿意保持以前的朋友关系，但是她不想回忆起第一任丈夫，况且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地位要求她考虑结交的层次。现在，找到几枚两戈比的硬币后，她没有特别费劲就打通了萨穆伊尔·阿龙诺维奇的电话。她觉得，科列尼真心地感到了高兴，开始询问起生活情况，但是得知她有事后，说道，他现在就等她来。 马卡尔采娃让出租车停在了一座老旧的单独院落前，没有脱大衣就走进了一个挤满了桌子和人的房间，并立刻找到了臃肿并有点驼背的科列尼。他站起来迎接她，拥抱了她并按旧习俗亲了亲两颊，之后让她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并请她稍等一下。萨穆伊尔·阿龙诺维奇变老了，头全秃了，透出红筋的青色面颊和松弛的下巴垂了下来，落满了头屑和烟灰的黑色西服不是穿在他身上，而是直晃荡。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想道，他的肾功能不好，而且心脏也很吃力。犹太人提前成熟也提前衰老。这不仅涉及到女人，而且，尽管很奇怪，也涉及到男人。她惊讶的是，她现在想到的不是鲍勃奇卡，但是思想就是这样漂浮起来，不听命于她。 “好了，现在我全听命于您，夫人！”萨穆伊尔·阿龙诺维奇把上衣上的烟灰抖掉，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希望，吉娜契卡，您丈夫不准备和您离婚吧？” 当年，应福列伊特曼的请求，科列尼迅速使法院核准了他和季娜伊达的离婚。她现在听不懂玩笑并回头看了看，是否有人听到。 “别担心，”他用粗糙的手指碰了碰她的肩膀，“这里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 “鲍勃奇卡撞倒了两个人，”她一口气马上说了出来，“撞死了……”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咬紧了嘴，好克制住自己，但是眼泪就像决口一样涌了出来。她掏出了手绢，是湿的。科列尼没有安慰她，稍微等了等。 “他是成年了吗？有驾照吗？开的是自己的车？清醒吗？速度？” 问题一个接一个问起来，她只是点头或摇头，表示同意或否定。 “他没有停车？……哦，这不是最可怕的错误！什么？他一个接一个采取了不正确的步骤，一个比一个更糟？在他的处境下这很自然……之前他到过哪里？和谁？干什么了？……怎么——您还什么都不知道？！好吧，这一切我们可以搞清楚。但是事实还在！……不能把一切推到他身上——他是孩子！要是大一些就会想明白了：既然这已经发生了，应该丢下汽车就跑。是的！给国家汽车检查局打电话并说，汽车被偷走了。还不知道，他们是否能证明……对了，丈夫干什么呢，吉娜契卡？” 她说明了情况。萨穆伊尔·阿龙诺维奇抱住了头。 “您为什么找我来了？假定，我找到最好的律师……没有任何机会。” “怎么办呢？”她以勉强听得到的声音问道。 “寻找门路，但是没有丈夫您不行。您试一试，当然，尽管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要灰心，做一切取决于您的事……” “什么取决于我？什么？” “无论如何，应该认识一下死者的家属。得好好地帮助一下，做他们希望的一切事。您的存款有多少钱？” “存折上有一千五左右，最多了。” “这么少？” “我们从来不攒钱，可是花销很多……” “得给这些家属添点东西。要知道妻子们会提供证词的！” “我怎么找到她们呢？” “案子还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吗？哪个探员负责它？我试试打听到。给我打电话吧……我连一句恭维的话都没对您说。生活成了这个样子——简直是疯人院。出了什么事时我们才见面，可是没事谁也不需要谁。请相信，我连亲戚都没剩下了。就是说，他们活着，可是当谁死了后我们才见面。也许，我们会在阴间聚会？好了，别灰心，吉娜契卡！” 出来后，她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了。她要是不及时出现在那里，伊戈尔会焦急不安起来。她找到了出租车并去了卢布廖夫公路，发誓要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微笑。还没上去到病房时，她从大厅给车库打了电话并叫了车。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感觉好了些，给他接上了电话，于是他振作了起来。她刨根问底地仔细询问了他的自我感觉，就电话的事埋怨了一阵，总之乐意谈不同的话题，只要他不开始询问鲍勃的情况就好。但他还是发觉了。 “你怎么了，吉娜？” “你纠缠什么，马卡尔采夫？女性日历……你总是想对我刨根问底！” 她夸张地抱怨，为的是打消他盘问的兴致。的确，她顺利地离开了。只是在家里季娜伊达才感觉到，她还一点东西也没吃，所以说服了自己吃点东西，好有精力。她一边味同嚼蜡地咀嚼着，一边考虑，给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朋友们打电话有没有意义，事情会不会因此变得更糟？但是无论如何是隐瞒不住的。如果不是他们，还有谁帮忙呢？要知道他自己也随时愿意来帮助他们。她知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很少向中央的工作人员提出请求，而是利用部委中的朋友。季娜伊达决定同样地行动。 她把电话拿到沙发上，并给杰留金一家打了电话。帕维尔·卢基亚诺维奇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马卡尔采夫一家和杰留金一家已经多年一起过节日，他们的别墅挨着，孩子们是一起长大的。娜塔莉娅·斯捷潘诺芙娜听到了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的声音后高兴了起来。 “怎么也听不到你们的消息了！”她大声地说道，像普通人一样，跟农村人差不多。“伊戈尔·伊万内奇那里怎么样？医生什么时候让他出院？” “快了。可是我们有倒霉事，娜塔莉娅·斯捷潘娜45。是鲍勃奇卡……” “怎么回事？” 马卡尔采娃开始讲述是怎么回事，把事情扭转成了似乎是民警局在等待指示并且如果这样的电话打来的话，就会释放鲍连卡…… “可杀人的事怎么办呢？”娜塔莉娅·斯捷潘诺芙娜小声说道。“再说了，您怎么打算的，谁来打电话呢？” “我想，是帕维尔·卢基亚内奇。要知道他可以通过政府通讯线路给谢罗科夫打个电话。不是施加压力，不是，只是暗示一下，说不在他们那里解决，而是上级……” “当然，我会转告帕维尔·卢基亚内奇46的，”娜塔莉娅·斯捷潘诺芙娜停顿之后决定，“但是他未必会同意，要知道这完全不是他的部门。”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有什么区别呢？我反正现在要给他打电话，提醒他喝点博尔若米矿泉水。他昨天夜里烧心了。如果他同意，我再打给您。嗯，要是不同意……您自己知道，他对待私人问题有多慎重！……可我同情您！” 季娜伊达把手指摁在叉簧上坐了一分钟，又拨了一个号码。是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席里戈·阿尔焦米耶维奇·巴达良的。季娜伊达赶巧碰上了他本人在家（真是顺利！）。里戈·阿尔焦米耶维奇真心地感到很难过。马卡尔采夫的儿子无异于他自己的儿子。他愿意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而能力他是有的。他本来会立即料理这个问题的，但是很遗憾，他一个半小时后有飞机。他要去印度并且过一个月才回莫斯科。那时就可以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考虑一下，最好求什么人。 “谢谢，里戈！这太晚了，但是谢谢。” 她又翻了翻电话本并找到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添上的沙普塔拉的电话。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沙普塔拉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以及哈萨克斯坦中央委员会与长着浓眉的人一起工作过，而现在是行政机关部副部长。他的电话可以改变许多事情。沙普塔拉一家到马卡尔采夫家做过客。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和沙普塔拉曾不止一次一起出国。沙普塔拉的妻子塔玛拉·博格达诺芙娜胖得像个圆面包，是个打扮得年轻些的老太婆，有着乐观愉快的乌克兰口音。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曾和她两次在疗养院休养并成了好朋友。 塔玛拉·博格达诺芙娜高兴地闲谈起来，说起了她早熟的孙子们，为他们她忙不过来。 “喂，你们怎么样？”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说明了情况。塔玛拉·博格达诺芙娜不做声了，然后突然问道： “伊戈尔·伊万内奇现在会怎么样呢？” “他不知道。我不想让他担心。” “我说的不是这个，亲爱的！这对他的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儿子——在监狱里！” “我不会让这种事出现的！”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激动地说道。“如果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能帮我，给谢罗科夫打个电话……” “可他怎么能够呢？要知道这会损害他的威信！” “塔玛拉·博格达诺芙娜，亲爱的，您问问他，求您了！” “我连问也不会的！处在他的地位难道可以这样做吗？要知道他请求的人，以后会第一个责备他。别求我，季娜伊达·安德烈芙娜。这可是违法行为……” “就算是违法行为！”马卡尔采娃绝望中激动地喊道。“可是是唯一的一次！就算是谎言，不诚实，随便什么！要知道是儿子！没有另一个了。” “我自己是母亲，孙子都有了。但是最好别把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卷进去，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亲爱的，你自己明白，一切顺利解决前最好别给我们打电话。万一有什么事呢？你为了丈夫也会与危险的友谊脱离关系的。” 马卡尔采娃向后仰靠在枕头上，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惊醒过来。不，她不会投降的！她不会在家里行动。她给科列尼打了电话。 “吉娜契卡，我查清楚了一些情况。这两个死者是杂工，长期的酒鬼。两人都登记在册，一人接受过强制治疗。第二个人家里的妻子似乎甚至高兴丈夫死了。她说，总算能喘口气了。这家有个六岁的孩子，另一家有两个，一个智力落后。或许，您把低能儿安排到儿童疗养院去？要讨好他们，许诺，亲爱的。总之，您记一下地址……” 38.新西伯利亚之夜 在旅馆伊弗列夫慢慢地顺着楼梯上到了自己的房间。西伯利亚还没有春天的气息。冒着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维切斯拉夫穿着绰号叫“七季大衣”的春秋两季大衣乘坐冰冷的公共汽车慢腾腾地走了几乎一个小时，车中挤满了人，连脚都动弹不得。这双脚上穿着橡胶鞋底的皮鞋，并且里面没有毛。伊弗列夫在城里走着，把帽子的护耳放下来，把带子系在下巴底下，因此与久经锻炼的当地人显得不同。 今天他赶完了拉伯波尔特需要的、州委负责鼓动宣传的书记达尼洛夫署名的文章。达尼洛夫在自己的文章中介绍，团结的新西伯利亚州的劳动者如何急不可待地等待着，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参加全苏义务星期六活动。书记的助手给了伊弗列夫几份旧报告，维切斯拉夫剪下了三块（当地的数字和事实）。补充上了其他内容。签署时，达尼洛夫看着文章，不满地噘起嘴唇。他有时皱眉，暗示，有些思想被曲解了，尽管他没有表述出这些思想，但是影射出来了。达尼洛夫在一处勾掉了一个段落：“这个不需要。”最后他签了字并把文章递给伊弗列夫，以认真的口气说道： “可以刊登。” 达尼洛夫没有让任何回忆浮现出来，但是他本来可以的。斯拉瓦知道，两年前《劳动真理报》与州委发生了冲突，并且马卡尔采夫遭受了失败。那时编辑部在新西伯利亚的本报通讯员是一位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的姓富有表现力——普列德巴伊洛。第一篇批评性文章在莫斯科刊登后，就请他去见了达尼洛夫。后者温和地数落道： “亲爱的，你干什么一下子让我们在全国出丑？我们不反对批评，甚至还喜欢它，但是需要的是深刻的批评，要了解情况。可这简直是恶意找茬儿。你是个新人，不了解所有情况，看不到所有情况。你该首先到州委来，谈谈自己的疑惑，我们会提示的，什么该怎么办……要知道你是有头脑的，你的确可以帮助州里的。可你匆忙写的，读起来让人害怕！” 第二篇批评文章出来后达尼洛夫又叫来了普列德巴伊洛。 “这么说，你想让家丑外扬？你说，这是你的职业？好吧！你不想帮助我们，一旦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支持你。对了，顺便说一句：传来了信息。昨天晚上你在鄂毕餐厅当着妇女们的面说了不堪入耳的话。人们看到你喝醉了……” “不可能！我没喝酒。也没骂人。” “你昨天没去过鄂毕餐厅？” “去过！是一个人去的并且没和任何人说话。吃完晚饭就离开了。” “你看看！可你不记得是在什么状态下离开的！而人们看见你了——你想打架……当心，你会给自己的报纸丢脸的！你是个好小伙，普列德巴伊洛，好像也不不笨。可是你缺少真实的感觉……” “感觉什么？” “空间和时间——就是这些！我个人甚至喜欢你。你的姓也漂亮。我们西伯利亚人是好客的人们。给了你房子、汽车，一切都好。但是民警那里，你自己知道，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现在，在第二次警告之后，普列德巴伊洛应该明白了，他在这里是待不住的。可本报通讯员由于年轻坚持了原则，并写了第三篇批评文章。当然，他没有得罪州委，但是州执委倒了霉。《劳动真理报》刊登了文章，因为莫斯科的报纸喜欢发现地方上的缺点。州内务总局已经接到了州委关照一下普列德巴伊洛的口头意见。凭着证明有前科的身份证，以后不仅永远不允许他哪怕是为房屋管理所的墙报写文章，就连只是居住在某些城市也不行。马卡尔采夫决定退却，撤掉了普列德巴伊洛。这就是为什么本报通讯员通常更多地颂扬地方机关的原因。当责成莫斯科的报纸对地方干部发表批评时，出发的是特派记者。 达尼洛夫的文章准备好了。出差的剩余时间属于斯拉维克47。以前在别的城市他喜欢的状态是躺在宾馆里，盖上暖和的被子，思考、写东西并睡觉。最近他变得更好奇了。这里，在新西伯利亚，维切斯拉夫走访了陌生的机构，掏出弄脏了的便条本和一截铅笔。他特意把铅笔切成短短的小截，削尖并把这些小截分别塞到所有衣兜里，为的是让它们随时在手边。他已经写满了第三个记事本，而晚上躺在房间里重新读笔记时，最有意思的是人们给他讲述之后要加上一句“这个不要记录”或者“这个不要刊登”。他理解地表示同意并随即问道：“那你们有什么成绩？要赞扬什么？”当人们开始介绍成绩时，他记录的是不该记录和不要刊登的内容。 伊弗列夫走到了自己的房间前并用冻僵了的手指开始在兜里摸着找钥匙。 “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48……”有人悄悄地喊了他一声。 在小休息厅里，在木桶里霉烂的棕榈下，娜佳坐在椅子上，把手套紧贴在胸前。 “你发疯了！”他勉强张开冻僵的嘴唇说道。 “啊哈。”希洛特金娜同意道，她幸福地笑着，但是下不了决心靠近他。 “进来。”他让她进了房间。“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这里了？” “我自己也惊讶。你是一个人吗？” “不，两人一起。但是同房间的人好像不在。值班的人看见你了吗？” “很遗憾……不得不送给了她英国长筒袜。你别害怕，我就待一会儿。现在就飞回去。有航班，是夜间的……” “听着，你真是那个了……”伊弗列夫的手指在太阳穴附近转了转。“五十四卢布到这里，回去也要这么多——竟然不接吻？” “休想！”她反驳说，然后把皮大衣一脱，扑向了他，搂住了他的腰。“你在这里发胖了。” “我这是穿上了所有的衣服……我是一块冰……” “我的能量不够融化冰。有淋浴吗？” “既然流着热水，就是有。” “那就马上到喷头下去，不然你会着凉的！” 她身上某种母性的东西苏醒了。他是她的儿子，成年并且不谙世事。 “快点，快点，”她催促着，把大衣、上衣、衬衫、裤子从他身上拽下来，“你别光着脚踩到凉瓷砖上……” 他瑟缩着钻到了哗哗响的水流下并眯缝上了眼睛。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跟着他走了进去。细碎的水珠溅到了她并落在头发上、衣服上。她仔细看着伊弗列夫，好像她要记住他各部分的比例并以后凭记忆在纸上再现出来。 喷头上冒出淡淡的水汽，笼罩了狭小的卫生间，站在喷头下的是个外人。只有像她这样的傻瓜才会飞行差不多六个小时从欧洲到亚洲，为的就是看他一眼，这个可怜的冻僵了的人。她现在正看着他——没有任何招人喜欢的地方，没有任何感情。可以飞回去了。不过，算了。既然她把他赶到了浴室里，就这样吧，她会彻底当他的母亲。 希洛特金娜从架子上拿了搓澡团，浸湿了并抹满了香皂。她把伊弗列夫从水流下稍微往外拉了拉。他服从了，没有睁开眼睛。她开始用搓澡团擦他的身子，从头部开始，不放过鼻子、嘴、耳朵。伊弗列夫比她高，于是她踮着脚站起来，让他转过身去，把背搓得通红，再让他转回身来并同样使劲地搓了肚子。只是在一个地方，害怕弄痛他，她把搓澡团放在了一边，在手上打上香皂并摸索着洗起来，同时看着他开始迅速兴奋起来的脸。她轻轻推他到喷头下冲掉泡沫并决定，现在她悄悄地走出去，穿上皮大衣并坐车返回机场。从城里到那儿要走一个多小时，所以她可能赶不上去莫斯科的最后一个航班。 娜佳转过身去要离开，但是维切斯拉夫抓住了她裙子的一角并拉向自己身边。 “快点，现在就放开，流氓！” 他继续固执地把她拉向自己身边。 “马上放开！就算你弄不湿我的裙子，那也肯定会撕坏的！可是没有备用的……” “我撕坏！”他说道。 “我有急事！总之，你配不上我。回头见！” “我配不上。”他同意道并用双手把她拉到了淋浴下。 她试图挣脱出来，先是打了他的手，后来是脸。但是已经晚了：她全身湿透了。甚至靴子都扑哧扑哧响。水在衣服下面顺着背流淌，头发散开了，挡住了一半脸。 “你干什么，在西伯利亚野性发作了？放开我，野猪！” 她咬了他肩膀一口，但是伊弗列夫甚至没有做出反应。他跪了下来，摸到了裙子上的拉链并拉开了它。变得沉重的湿裙子一下滑了下去。娜佳尝试用膝盖顶了他的颌骨，揪他的头发，但是他没感到痛。他的脸贴在了她身上。娜佳停止了搏斗并抓着他的头发。她的目光停了下来。她吞咽了一下唾液并感到，她自己的身体不再属于她了。他成了这个身体的主人，而不是她。为了不喊出声来，她咬着嘴唇。 “完了！”她突然嘶哑地说道，好像对解脱感到高兴。 她的身体重新成了独立的并且属于她一个人。并且为了彻底清醒过来，她关上了热水龙头。冰冷的水流了下来。伊弗列夫像被开水烫了一样冲向一边。娜佳费劲地把剩下的衣服扯下来，开始把它们搭在暖气片上。维切斯拉夫出去穿衣服又回来了。 “同房间的人来了，”他小声说道，“穿着衣服睡觉呢。好像喝醉了……” “怎么办？” “你别在意！” “把你的衬衣给我。我的全湿了。” 他们没有开灯，偷偷钻进了被窝里。娜佳不时看一眼对面角落里的床，上面的人在打呼噜。 “他是谁？” “他说，是工程师。小伙子好像还不错……” “你的一切都不错，我的特派记者！天哪！你真该知道，用背感觉你的身体有多幸福！我主要的器官是背部。当水从脖领后流下去时，我想，我会失去直觉——感觉真好。” “这么说，没我什么事？” 希洛特金娜朝他转过身来，用手掌捂住了嘴。 “知道吗，我以为，在马卡尔采夫办公室的事之后，一切都会过去，可我喜欢。我是女人吗，你说？” “已经差不多是了！” “当我成了真正的女人后会怎么样呢？我会幸福得发疯的！” “都是你的想象！” “当然了！”希洛特金娜乐意地同意道。“你说，为什么你对我不用脏话骂人？你是男人，这是你主要的语言。” 早晨同房间的人吵醒了他们。他一面洗脸，一面呼哧并吐痰。然后穿着内衣回来并开始穿衣服。 “抱歉，老兄！你看，这事弄得……”伊弗列夫打了个哈欠，说道。 “常有的事，没什么！” 娜佳选择了装出还在睡觉的样子。同房间的人把声音压低到了耳语。 “娘们儿怎么样啊？正常吗？” “你很明白什么是怎么回事。”伊弗列夫夸奖说。 娜佳在被子下小心地把手往下伸去，为“很明白”这个词狠狠地捏住了他，以至于伊弗列夫哎呀了一声。 “你怎么了？”小伙子问道。 “我咬着舌头了。”维切斯拉夫回答。 娜杰日达嘿嘿笑了一声。 “姑娘，您有女友吗？” “有，”娜佳从被子下稍微抬起头，乐意地回答道，“但是她有自己的信念。” “如果不是秘密，有什么信念？” “不是秘密，正相反：首先要去婚姻登记处。” “不合适。”小伙子说道。“好，我走了。晚上见！” “祝你工作顺利。”斯拉瓦冲他摆了摆手。 “你也是！” 娜佳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并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你说，你因为萨沙·卡卡巴泽吃我的醋吗？” “不！” “为什么？”她感到了委屈。“顺便说一句，我和他去过剧院……” “尽管去！” “你真奇怪！哪怕装出你在吃醋的样子也好啊……” 她走到了窗前，拉开了窗帘，打开了伊弗列夫的记事本并开始一页页地翻看。 “听着，为什么新西伯利亚这里的人这么凶啊？” “可莫斯科的更善良吗？” 她开始大声念记事本里的内容。 “‘对于我，记者是人的最高典范和最高尚的生物……不过，如果情况迫使我前往最遥远的地方并放弃新闻事业，那么这时也没什么好伤心的……’这是谁说的？” “是皮萨列夫。” “但是徒劳无益，斯拉维克！你的皮萨列夫一百年前斗争过，又有什么改变了？” “那你呢？你希望什么？” “我？我希望，我和你都好。以后会怎么样——还不都一样？” “对我不一样。” “天哪，孩子！……对明白的人你能够解释什么？可不明白的人，他反正都一样。拉普在影响你！” “是在影响！并且我感激他。” “我也是。但是你要小心……” 他一面看着她，一面机械地刮着胡子。 “我坐飞机离开，坐飞机离开，你别害怕！” 她把自己晾干了的，但是揉得皱巴巴的衣服收了起来，并且为了不以这副样子出现在伊弗列夫眼前，她把所有衣服套到身上后立即穿上了皮大衣。 “今天结束前我到不了编辑部了，算旷工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我飞过来本来是要为一件事商量一下。马卡尔采夫的儿子撞死了两个人。” “鉆！”伊弗列夫关掉了剃须刀，变得安静了。“要是不弄出来，以后可有他受的……” “可我呢？！我和他喝酒了……” 斯拉瓦盯住了她，像牛一样鼓起了眼睛。他还想问些什么，但是没有问，娜佳也明白了他的高尚气度。 “也许，这是我的错。” “蠢女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们已经知道了。在他身上找到了写在烟盒上的我的电话。我就说，是我灌醉了他。” “不许胡说八道！” 娜杰日达猛地转过身走去。在门口她回过头并指了指同屋人的床。 “夜里，当我们的被子掉下来时，他厚颜无耻地瞧着我，我看见了。你找他决斗吧！” “你身上有可以瞧的地方。” “是他这种水平的恭维话。再见！” 39.亚古博夫时刻 “可以叫卡申同志接电话吗？瓦连京，是你吗？是不是声音变了？” “谁呀？” “听不出自己人来了？我是乌杰林。” “瓦洛佳！久违了！” “瓦里亚49，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像跟朋友一样……” “对你——什么都行！……” “那你听我说。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你们有这个人吗？” “你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他妻子说：‘您知道我丈夫是谁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他们的儿子是我在审讯的人。你怎么不说话？所以冲着交情我这才给你打电话。一方面让你有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免得我自己陷进去。我何必要铤而走险？你有你的上司，我有我的。但是要知道还有共同的上司，对吗？可他会倾向哪边——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乌杰林。需要好好动动脑筋……我想，需要首先服从自己的上司。如果需要的话，上面会纠正你的领导的。那时你又服从他。你让我掌握情况，我也让你，对吗？” 放下电话后，卡申坐了一会儿，目光凝视着鱼缸。鲍利亚·马卡尔采夫他见过两次，那时他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出国前忘记签字的急件送到了他家里。就是个小伙子，没什么可疑的。现在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无论如何，正是需要他卡申应马上通知亚古博夫。 亚古博夫在翻着什么，不太注意地听着，但是听到“两人致死”的话时站了起来并踮起了脚，摇晃了一下。他的眉毛在鼻梁上拧在了一起。 “真是不幸，瓦连京！可以说，是悲剧……这得判多少年，你问了吗？” “十五年以下……” “这样……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悲剧……你告诉谁这件事了吗？” “谁也没有！朋友一从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打来电话，我就直接来找您了。” “我赞成！我们不要把事情张扬出去……” “明白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 剩下一个人后，亚古博夫挠了挠下巴并走到了窗前。他把脸贴近了玻璃，寒气从通风窗透了进来并帮助他静下心来。所发生的事是不可能预见到的。不走运！唉，伊戈尔·伊万内奇多不走运啊！无论是心肌梗塞，还是孩子！只有希望上面能这样理解这事。 可从另一方面说，要知道也会有不那么多愁善感的人，他们会认为，是可以预见的。中央候补委员本能够更严肃地对待儿子的教育问题。他早就不再听话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多次抱怨过。不幸归不幸，罪过归罪过。那样的话上面就会对情况另有看法了。 心肌梗塞？不想这么想，但是我们要客观：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生活方式不完美。他曾说，他一辈子都在准备做体操。可是后来有一次说过，等把他运到新圣女公墓后他再开始做：没有参观时，他会早点起来，并围着自己的坟墓跑步。在我们的条件下，考虑到工作的紧张性，没有强健的身体是个重大的缺点。替换掉这样的工作人员对事业有利。 上面会观察，马卡尔采夫的作风是否影响到了集体。并且不得不诚实地说：有懈怠现象，缺少干练性，纪律涣散。在这种条件下政治警惕性也麻痹了。而潮湿的地方就会发霉。今天这让他，亚古博夫，担心，明天——是市委，后天中央就会谈论起来。马卡尔采夫儿子的事例是令人不安的信号，如果我们不做出组织结论，就会犯错误。这也是为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本人。 40.谁也不想发牢骚，可是不得已 当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从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出入口走出来时，拉伯波尔特醒来了。他比平时早醒了两个小时，哼哼，喘息，呼哧了半天，直到起床。而起床后，没有穿好衣服就在房间和厨房徘徊了半小时，小声嘟囔着，这个环境就连在梦中也不让他安宁。尽管这样，他还是比平常提前一个半小时慢慢地来到了编辑部。 《劳动真理报》大楼建于30年代初，那时在莫斯科的建筑风格中还存在构成主义和柯比希埃50的影响。因此，三分之一世纪后这座大楼比战后斯大林的巴洛克式大楼看上去更有现代感。首先拉伯波尔特准备马上从楼下的女值班守卫员那里拿走主编接待室的钥匙。要拿走钥匙需要在登记簿上签名。当然，可以写上任何一个姓，但是值班员以后可能会回想起来——而这不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计划内。因此他只是看了一眼表，上楼到自己那里并开始等待。 “已经坐着了？我一看——没锁上。要打扫还是不要？” 玛莎，一个臃肿的婆娘，穿着黑大褂，稍微退下来的带松紧的长统袜以及男皮鞋，拿着桶和抹布站在门口，等待答复。编辑部的员工们相信，女清扫工与其说是在打扫，不如说是在弄脏，所以一准都叫她玛拉沙大妈。绰号的来源与术语“条状污迹”有关。 “要打扫，一定要打扫，玛拉沙大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我这里太脏了！” “兴许是又喝酒了吧？有瓶子吗？您等着，我告发您！” 卖收集的酒瓶得来的经常性收入是玛莎微薄工资的重要补充，所以她一边抱怨人们喝酒，一边希望他们喝得更多。 “也许会有，你找找。”拉伯波尔特迎合着说。“我走开，不妨碍你……” 电梯把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升到了主编接待室所在的走廊。接待室的门是开着的。女清扫工首先会拿着一串钥匙走遍所有走廊，打开编辑部所有的门（当然，贴封条的除外），倒空垃圾篓，把里面的东西倒入盛邮件的大纸口袋里，然后才会用绕在刷子上的湿抹布擦镶木地板。镶木地板因此成了肮脏的灰色，出现裂纹，但是玛莎觉得擦过比擦亮方便。贴封条的房间她白天打扫，有负责人员在场。 环顾之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走进了接待室。里面令人不习惯地安静。顺着墙摆开的为来访者准备的椅子和沙发椅空着，电话沉默着。黄色的挡风门斗难看地戳着，带着一扇包着深红色人造革的门，上面黑色的玻璃板条上写着：“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塔甫洛夫没有浪费时间，打开了洛科特科娃桌子里左面小柜不上锁的小门。小柜中的上几层抽屉塞满了成沓的纸张、表格、信封。底下的抽屉里放着安娜·谢苗诺芙娜在早晨会换上的鞋、肥皂盒、剪刀、螺丝刀、指甲油小瓶、护手霜、一小盒茶叶。在这些东西后面，在一本旧时装杂志《侧影》下面放着一个回形针盒子。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用一个手指抽出了盒子。里面没有回形针（凡是值过班的编辑部员工都知道这点），而是放着钥匙。玛莎打扫办公室时就已经是当着安娜·谢苗诺芙娜的面了。 马卡尔采夫办公室的窗帘是拉着的，所以显得昏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慢慢地从旁边绕过主编的大桌子并在沙发椅上坐下。他拉出了中间的抽屉，看了一眼里面，开始小心地抬起文件。灰色文件夹不在。塔甫洛夫把抽屉彻底拉了出来，放在膝盖上，开始更仔细翻寻一切。就在这间办公室，当着马卡尔采夫的面，他曾亲手拿着的文件夹，无论是装在信封里，还是没有信封，现在都不见了。 拉伯波尔特掀起了桌子上的文件，察看了同样没有锁着的两边抽屉里的东西。这里也没有文件夹。谁也不想发牢骚，可是不得已。有经验的囚犯感到，不能再留在办公室里了。他四下看了看，是否留下了痕迹，锁上了办公室，把钥匙放了回去，小心地往走廊里看了一眼，然后放松了下来，迈着无力的步伐向电梯走去。电梯忙着，升了上来，停在了这一层。为了不碰上走出来的人，塔甫洛夫顺着楼梯往上走了几个台阶。安娜·谢苗诺芙娜从电梯里走了出来并迈着碎步急忙向接待室走去。等到她消失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闯进了电梯并向自己的楼层下去。玛莎结束了打扫并在走廊里走着，拖着拖把并把门一道接一道地锁上。 “玛拉沙大妈，别锁上我的！”他喊了一声。 她默默地慢慢往前走了下去，大皮鞋发出咚咚的声音。 41.开始管得更紧了 中午时，安娜·谢苗诺芙娜一扇门一扇门地跑遍了编辑部。她递给每个迎面走来的和每个坐着的人笔和名单： “十六点整在亚古博夫那里开会。严格规定必须到场！请签字。”拿起名单后她接着跑下去。以前没有这样召集过任何人开会。并且问题完全不在于你是否是向上爬的人，一接到电话就跑过来，坐下并观察，谁迟到了，谁赶在了你前面，已经更靠近领导坐着并表现活跃。所有人都赶着来：要知道你在编辑部的地位取决于你掌握信息的程度。你对所发生的事了解越多，你的优势就越大。批评谁了？谁彻底完了？会夸奖谁？就像没有弥撒基督教的仪式不完整一样，没有会议就没有报纸。 “要签名保证？”人们问安涅奇卡。“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也许，马卡尔采夫出了什么事？” “不是，不然我肯定会知道的！” “也许，想宣布他儿子的事？” 马卡尔采夫儿子的消息一早就传遍了编辑部，并且得到了透彻的研究。签字的人们揣摩不准怎么回事，于是取消了约会，推迟了长途电话。那些准备溜掉的人在另做打算。洛科特科娃这时打开了下一扇门： “十六点整……请签字……” “为了您，安涅奇卡，”拉伯波尔特说，“我随便什么字都签。” “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您总是开玩笑！……” “一点也不！” 伊弗列夫飞回来了，并给拉伯波尔特打了电话，这时离开会还剩下半小时。 “给您的文章准备好了。” “我猜就是……您什么时候来？”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您曾经答应给我钥匙。” “明白暗示了。现在也行……” “那我就上出租车了。” “很好。只不过您要注意，这里快开会了……亚古博夫开始管得更紧了。所以说您，斯拉维克，应该要么出席，要么算还在出差。我出来到街上，您让出租车停在离大门二十来步的地方。” 当他给了钥匙回到编辑部时，人们已经向接待室走去。安涅奇卡跑来跑去，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办公室搬出椅子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聚集在门口。亚古博夫在桌后高坐在卡申临开会前拿来的人造革椅垫上。他姿势优美地抽着烟并不时用夹着香烟的两根手指和另一根手指点点可以挤挤坐下的空位子。 “为什么不在大厅，在这里？”有人小心地问道。“太挤了……” “是工作性质的，事务性会议。”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解释道，熟练地顺着嘴唇把香烟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挤点不算什么。我说得对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拉伯波尔特这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眼镜并用自己视力不好的眼睛寻找空位子。 “请坐到这里来！”亚古博夫指了指。“波利修克请求给他留着这个位子，但是既然我们的责任秘书不负责任地迟到了，我们取消给他保留的位子……” 坐着的人笑了起来。波利修克不得不谦虚地在门附近的椅子边上坐下。亚古博夫用铅笔敲了敲桌子。 “好吧，我们开始吗？”他问道，把停止了的喧哗声视为赞成，然后吩咐道。“安娜·谢苗诺芙娜，请把门关上，注意不要让门外有任何外人……这样，同志们！”他掐灭了香烟。“今天我们不高谈阔论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为崇高的目标活着。我们今天从业务上来谈一谈，什么在妨碍我们，什么阻碍着我们通向顶峰的道路，这个顶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眼前。” “又近在眼前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奇地想道。 同时他向亚古博夫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并喘息起来。 “我想，你们会赞成我的看法，”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继续说道，“我们报纸不仅应大胆地说好的现象，也应大胆地批评不足。当然，无论其中哪一件事都不能没有责任感地去做。我们不仅与危害我们的思想作战，还要与有害的事实作战，如果这些事实妨碍前进的话。要知道当报纸出版时，出版物也会成为历史事实！” “他和我志同道合。”拉伯波尔特想道。“可为什么我对他没好感呢？也许，是因为他过分严肃地讲这个？” “你们自己清楚，”亚古博夫说，“我们越是成为历史事实的创造者，光明的顶峰就越近。” “他是登山运动员！”塔甫洛夫又想道。“并且拉着我们，强迫大家攀登，没什么好说的。更准确地说，有好说的，但是是在顶峰上。”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又向副主编点了下头以示拥护他的进步思想。 “最近，”此时亚古博夫继续说道，“从各部送到秘书处的文章不得不退回去。难道各部自己不该理解新要求了吗？让我们辩证地、以国家的方式看问题。难道机关不了解缺点吗？了解！值得报道一时的困难吗，既然所有人都清楚，这些困难将被克服？总之值得报道缺点吗，既然这些缺点很快会成为遥远的过去？！” “缺点多得以至于看不到优点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自己这样想时否定地摇了摇头，同时赞成亚古博夫的看法，报道缺点没有任何意义。 “嗯，如果必须提出一个原则性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有发达的预见感：上级会说什么？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我和你们有两个主宰者：上级和读者。但是读者不会解除我们的工作！”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眨巴了下眼睛，摘下了眼镜，然后闭上眼睛，开始擦拭镜片。“副主编说得多有道理并且实在呀！我低估他了。莫非他比我还聪明？更狡猾，这是肯定的。要知道马卡尔采夫在时他俯首帖耳。现在终于容光焕发、趾高气扬了。我们国家的人成长得真快！” “我们要坦白，”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笑了笑，“有时我们想说一说这个或那个领域中的缺点，但是为了让文章更容易通过，我们从优点开始。在中央给我看了一个英国记者的文章。他写道，苏联报刊中的文章应该从遇到‘然而’这个词的地方开始看。我们不要迎合资产阶级媒体的口味。请不要使用‘然而’这个词。” “那‘但是’这个词可以用吗？”后面的人声音很小地问道。 亚古博夫听清楚了。 “可以用‘但是’。”他回答。“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样的玩笑不合时宜。今天就对戏剧评论的事领导给我来了电话。我们批评了这出戏，可是领导同志们看了它，并且喜欢上了这出剧。我找来了编辑：‘你们和谁商议了？’原来，和谁也没有。可是要知道总是有事先可以商议的地方和人。” “一切都要商议吗？”阿列克谢耶夫问道。 “如果您想工作不出错误，一切都要！” “和谁？” “您想一想，就总会找到和谁的。如果困难的话，我们一起商量。报刊只有在强有力的手中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假定，作者的立场您觉得不适宜，不用我来教您怎么做。首先您对他解释，文章有实际意义，但是需要把其中的结论去掉，聪明的读者不用提示也会理解这些结论。作者修改。然后您请他缓和标题和开头，免得过于直截了当。然后稍微改变一下中间，让文章不仅表达个人看法，还要表达报纸的看法。这样作者的立场就更加符合精神了。现在您责成有经验的校正人把文章拉长写完。于是我们可以放心了，作者也不会出现麻烦……动摇、暗示是危险的东西。捷克斯洛伐克新闻界的姑息现象导致了什么结果？我们大家当然都爱戴伊戈尔·伊万内奇，但是我觉着，他稍稍低估了不问政治的批评的危险性。何况局势在他不在期间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我们要少报道一些文学和艺术，少一些体育，多一些宣传材料。比方说，我们干吗要用填字游戏占据报纸的版面呢？” “这跟体育一样，是为了增加订阅量。”人们对亚古博夫说道。 “百分之五十的邮件是填字游戏的答案。”波利修克说道。 “对不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用指责者的语气表示了歉意，“我不能同意。体育是为了国防。可填字游戏呢？应该培养读者的兴趣，而不是受支配。可如果在填字游戏的位置上是一篇关于劳动竞赛的战斗性文章，当然，要写得热情洋溢，读者会对我们说谢谢的。” “正确！”塔甫洛夫大声说道，同时想道，“尽管‘然而’这个词被禁用了。然而，亚古博夫硬闯的不是地方。这是他的第一个失策。” 填字游戏每周六刊登，附带公布首先寄来上一个游戏答案的三名读者的姓名。填字游戏的内容思想上纯粹。准备组字游戏的是“好事好建议处”的三位老布尔什维克，这个处是报纸下属的义务性社会工作部门，他们从大量的读者邮件中挑选出游戏。这个游戏很受欢迎，特别是其中偶尔出现的错误说明了这一点。读者要求辟谣，威胁要报告中央。很难想象，如果有那么一个星期六填字游戏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失策证明，您不够了解报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拉伯波尔特想道，“似乎，我高估您了。您不明白，进行任何改革在我们这里办不到，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大沼泽的小水湾。由于没有经验并且急于表现出热心，你很快会遭到惨败的。” “我已经给秘书处下了指示，”亚古博夫继续说道，“不刊登填字游戏答案的获胜者。谁知道谁会是获胜者？！您记下了这点了吗，波利修克？” “记下了！”责任秘书应声回答道。 “这就好！”亚古博夫夸奖道。“现在我想转入组织问题和劳动纪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说的是生活和习惯中的原则性。我不想具体责备任何人，我认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有觉悟的人。但是大家都要动员起来。” 办公室里本来就安静，但是现在更寂静了，变得让人压抑。 “要跟中国打仗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想道。 “我们的任务是为报纸吸引突出的、兴趣广泛的作者。但是有时一些没有任何人推荐的不出名的人无组织地上门。其中的几个人甚至在第一版发表文章！比如，有个扎卡莫尔内在政治教育部活动。这是个被开除出党的失败的学者，而事实上是寄生虫，没有登记户口在莫斯科居住。我和您是否太富有同情心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是有一点点。”拉伯波尔特沮丧地微微一笑。 “但是要知道这种同情心会适得其反！……了解作者——请他们填写履历表并亲自核实，他在哪里工作，成绩如何——是我们的直接职责。有得到批准的制度，一个月内在我们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工人应占多少比例，应有多少集体农庄庄员，多少党务工作者。他们应该占稿酬的百分之六十。替他们写文章的编内工作人员为此拿稿酬不体面……” “喔唷，”塔甫洛夫呼哧起来，“这又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如果不再为捉刀人的工作付钱的话，谁会写这些臭狗屎呢？！唉，亚古博夫，亚古博夫！您又做过火了！” “对了，说到同情心，”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举起了一个手指，“我们正在准备‘好事好建议处’工作总结。我不隐瞒，我们打算摆脱掉这个编辑部的附庸。为了满足劳动者的申诉和声明，自有苏维埃和经济机构。报纸应该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 “又是失策！已经是第三个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安地想道，“但是现在你可骗不了我了。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在需要的地方得到了批准。” “至于‘好事处’，”亚古博夫继续说道，“我们已经在领导那里讨论过了。会支持我们的……为什么要让无关的，况且衣着不整洁的人进入编辑部场所呢？” “好事处”是马卡尔采夫的心血。在那里工作的是八位法律专家，都是有着可观党龄的退休人员。到这里来的有大量来访者，要求申诉并发表声明，请求帮助。法律专家们把这些分类整理好，为报纸发表意见找到题目，提高《劳动真理报》在地方政权机构中的威信。找法律专家的是不同的人们，包括很多被赦免，但是没有恢复名誉，因此不能找到工作的人，有不少为退休金或住房奔走的穿着破衣烂衫（亚古博夫是对的）的老太婆和老头。没有从‘好事处’央求到任何东西后，他们试图告法律专家们的状，通过洛科特科娃争取见到报纸的领导。马卡尔采夫接待这些人，详细询问，有时给予帮助。而亚古博夫给安娜·谢苗诺芙娜开了一份单位清单，打发这些来访者到那里去，他解释说，他没有权力为十位读者浪费时间而损害千百万其他读者。 “瓦连京·阿法纳西奇51，”亚古博夫把头转向了卡申，“您怎么在一边不说话了？现在您来发言！” 卡申站了起来，稍微有点难为情，用受过伤的并从那时起更加容易痉挛的一只脚在原地踏了踏步，双手扶在了放在前面的椅子背上。 “就是说，是这样，”他说道，惭愧地笑着，“纪律问题，当然，我们是存在的……工作人员允许自己比规定的时间晚来上班，提前离开，甚至根本没有证明文件就不来上班。可紧急需要时，到哪里找他们呢？有一起喝酒精饮料的现象发生……我说得对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不指出是谁，谁愿意，能猜出来……根据行政机关的决定，从明天起编辑部实行离开及到达登记制度。比方说，如果工作人员从早晨起执行任务，他应在前一天登记，去哪里并且谁派他去的，什么时候到达。其他人早晨上楼到洛科特科娃那里，在登记簿上签名。”亚古博夫的办公室里响起了轻轻的嗡嗡声，随后安静了下来。 “下面……”卡申又惭愧地笑了笑。“实行通行证制度，并且所有工作人员出入时必须向警卫人员出示工作证。其他人通过电话预定通行证。出来时部编辑在通行证上签字，注明时间。而洛科特科娃秘书亲自盖章，像其他单位的做法一样。还有一件事……建议工作人员整理好桌子里面，每月一次将检查里面东西的是三人组成的委员会……” “在编辑部主任卡申的领导下。”亚古博夫把话说完了。“同志们，这项措施也是必需的，因为有些人忘记了，他们那里有重要文件，应该把它们保存在保险柜中。” “你们出来的时候，还要随后锁上房间。”卡申最后说道。 “就像我们的主编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笑了笑，“秩序可以扩展思路。” “新秩序……”拉伯波尔特轻声说道，但是轻得没有人听到。 会议末尾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着急了，不时悄悄地看一眼表。伊弗列夫在家等着他并且不能离开。也许，他在那里不寂寞，但是成了家的人不可能不着忙的。 亚古博夫此时看了一眼众人，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讲这样微妙的小事，但是最终下定了决心： “还有一个请求，同志们。我们这儿不是在体育场，所以我请男的上班穿西服上衣并打领带，而女的穿比现在更朴素大方的衣服。我指的是，这样说吧，裙子的长度……我们要以上面为榜样。对了，顺便说一句，卡申。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到会人员名单。请核实一下，为什么有几个工作人员不在。在我们国家，你们知道，有民主，而这意味着，纪律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编辑部委员会委员，对玛莎大妈都是。结论是一个：加强警惕性——对自己和其他人。” “会加强的……”塔甫洛夫没有冲任何人地嘟囔道，并且这次声音很大也很勇敢。 终于让大家走了。他推开两位中年工作人员，挤到门前并下楼回自己办公室去了。拉伯波尔特瞥了一眼桌子，没有收拾任何东西，从柜子里拿出礼帽并低低地戴到额上，用磨出了洞的围巾围住脖子并伸手去拿大衣。挂衣架上没有大衣。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讶地打量了衣架，往下看了看（也许是掉了？），看了一眼柜子后面。他甚至没有骂一句，他太惊讶了。走廊里是散会后走开的人们。他们停下来好把话说完，然后消失在门后。 “同事们！”塔甫洛夫向经过的人们号叫起来。“你们看见谁进过我的房间吗？我的大衣，你们明白吗，丢了！” “是好大衣吗？” “与其说是好大衣，不如说是唯一的一件。” “要我是不会偷这样的大衣的。”阿列克谢耶夫说道。“可要是偷了我的，我只会高兴的。”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慌失措地眨着眼睛。 “今天算什么日子——从早到晚有新闻让人高兴！”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晃着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说道。“为什么你没有另一件？你在暗示，总是在削减稿酬？” “棉袄的确有，我穿着它从集中营回来的……” “穿着棉袄不会让你进中央的。” “没有大衣我怎么到外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有些沮丧。“要知道我的背痛！” “这是它在义务星期六前夕。”叶吉科夫不依不饶。“塔甫洛夫，你为义务星期六得到奖金，用它买件新大衣。” “他不会买的。”阿列克谢耶夫反对说。“奖金不超过五十卢布。可拉普应该和列宁平分它。两个人都想到了义务星期六！” “我自己也开玩笑，彼得·菲奥德雷奇。”拉伯波尔特说道。“可是大衣不见了！” “再没偷别的东西吗？”叶吉科夫想到了。“你快看看！他们三个人走进了房间。” “公文包！”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喊道。 “你看！可你大衣大衣的！你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通常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公文包里总是放着点不是给外人看的东西。他立刻想到了这点。但幸运的是，今天没有任何这样的东西。还好，他在马卡尔采夫的办公室没有找到文件夹！ “值钱的？也没什么……没什么……”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久前在报亭买了领袖们的最新讲话并准备为自己的结构模型剪下它们来。可后来决定留下这本书作为历史的宝贵遗物——对集体领导的最后回忆。他总是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着以防备，如果他把公文包忘在什么地方，好让它盖住其他没有经过审查的东西。这本书他在地铁里曾拿出来过，而在编辑部放在了桌子上，为的是让所有外人都能看见标题。现在书留在了桌子上，可公文包给偷走了。 “应该报告给卡申。”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让他报警。有这种事发生！我不记得这种事，虽说我从45年开始就在编辑部了。这不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来了！说到谁，谁就来了！” 卡申往房间里看了一眼，蜷起落在后面的一条腿，轻轻地随身掩上了门，笑了笑。 “您这里出什么事了？” “大衣和公文包。”塔甫洛夫摊开了双手，没有继续说下去。 “明白了！”卡申嘿嘿一笑。“请到我那里去……” 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拿出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公文包和里子朝外整齐叠好的大衣。 “这是哪一出戏，瓦连京？” “戏？您一贯不锁上本部的门。可我是物质方面的负责人。您为什么不想保护自己的财物呢？” “保护它防备谁？这是什么愚蠢的指示？” “不是我的指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要知道我是执行者。至于它是什么样的——不是我的事。您愿意就抱怨去吧。” “我真去！要是不去，人家会骑到你脖子上来的！”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毅然从卡申手中拿走了大衣和公文包并愤怒地直接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办公室走去。 安娜·谢苗诺芙娜看到塔甫洛夫后跑上去拦住了他。 “难道亚古博夫叫您了？” “他——叫我？！”拉伯波尔特没明白。 安涅奇卡压低了声音。 “亚古博夫命令只放那些他叫的人进去……” “他还会想出什么来？！” 拉伯波尔特推开了安娜·谢苗诺芙娜并断然地用力拉开亚古博夫办公室的门。 “看！”他一进门就喊道，让亚古博夫看大衣和公文包。 “出什么事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亚古博夫有准备地问道。 他站在窗前，一手拿着小碟，另一只手拿着茶杯。喝了一口后，把茶杯放到了小碟上。 “岂有此理！”拉伯波尔特宣称。“真是岂有此理！” “请息怒。”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把茶杯放到窗台上，从兜里掏出一尘不染的手帕，擦了擦嘴。“号召保持警惕是对编辑部的共同指示并且涉及所有工作人员，其中既包括我，也包括您。您要说声谢谢，干这事的是卡申，而不是外人。” “可他就不能简单说说？不能吗？”拉伯波尔特抱怨道。“他今天拿走东西，明天就会搜查口袋了！” “哦，我想不会，”亚古博夫笑了笑，“他大概没有往兜里看。不过……” “不过什么？” 亚古博夫犹豫起来。“不过，如果您不喜欢在《劳动真理报》工作，编委会和党委，我想，会满足您的……”不，这样的举动会激怒马卡尔采夫的，而且市委和中央都会有暂时还需要拉伯波尔特准备报告的人的。如果他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他就不会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了。听到“不过”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明白了亚古博夫想说什么。“他恨我，这很清楚。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我没什么可顾忌的！” “到底‘不过’什么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坚决地重复道，他把全部怒火都用在了这个问题上。 “不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经过一阵思考后说道，“卡申急躁了……谁都有自己的弱点。您看您也在发脾气。可是平白无故！” “平白无故？”拉伯波尔特的愤怒变成了诉苦。“当不把我作为一个人来尊敬时，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也许，有人不喜欢我的第5项52？我们编辑部里以前感觉不到这一点……” “难道现在有吗？”亚古博夫笑了起来。“或者您具体指的是我？您想想，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难道我们，党的工作者，可能是反犹太主义者吗？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信仰。我和您尽管民族不同，但是在一个阵营中，是这样吧？尽管您的某些同族人表现不好。” “可是谁进行的革命？” 亚古博夫没有回答。他心里想的是：“犹太人是参与了革命，但是为的什么？拉伯波尔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简直不了解上面的最新思潮。他们投身革命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开始在俄罗斯彻底地推行犹太复国主义。但是暂时没能把这个方针贯彻到底。对人类危险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犹太人。他们急于夺取政权，并且他们在美国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他们想统治世界。所以既然共产党员表达的是所有民族的利益，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拯救人类。所以总的来说，反犹太主义，如果从进步立场认识它的话，就是为了先进人类利益的人道政策。不瞒你说，马克思损害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实际上，现在不得不从列宁开始这段历史并且不去管中世纪复杂深奥的问题。” “进行革命的不仅是犹太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现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礼貌地笑了笑后指出。“我应该说，我个人不喜欢的只是那些在敌方阵营内作战的犹太人。但是我也不喜欢这样的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甚至是俄罗斯人。我想，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也不喜欢这样的人吧？” “当然了。”拉伯波尔特话说了半截就停住了。他总算明白了，需要住嘴了，因为亚古博夫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是正确的。并且总而言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累了，他的肚子也饿得痛了起来。“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到委屈只是因为，我从34年起就是党员了！” “我知道！”亚古博夫决定完全使自己摆脱嫌疑。“并且请您相信，我喜欢犹太人，我也有犹太人朋友。有的党员认为，犹太人更勤奋和顽强。他们更快地冒尖并占据所有的负责岗位。要知道30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现象了！如果管理俄罗斯的将是犹太人，难道这是正确的吗？支持这种观点的人问：要是在他们的以色列是俄罗斯人统治会怎么样？我再次重申：是有些人这样认为，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让我来帮您穿上衣服吧，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亚古博夫从拉伯波尔特的手里拿过大衣并敞开了它，拿着，一直等到塔甫洛夫忙乱地把手伸进袖子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要高出一头并且胖出许多，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运动员。 “顺便说一句，”亚古博夫想了起来，“我早就打算征求一下您的意见……高级党校那里建议我写篇论文。题目是：‘根据《劳动真理报》的材料论报刊在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这可是合乎您兴趣的题目。如果我要接触它，您不会反对吧？” “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明白了，为了不被辞退他将不得不给亚古博夫写论文。 “您不会拒绝帮忙挑选一些资料吧？这期间我免除您的工作。” “列宁说了：‘党就是互助’。”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引用道。 列宁的这句话是他自己刚刚想出来的。 “对了！”亚古博夫证实道。“这么说，我们说好了。”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继续站在办公室中间，他突然想到：拉伯波尔特是不是用谈话挑拨了他发表意见。不能排除，他在集中营里当过提供消息的人，并且有人在他身后控制。而现在，当报纸的领导权转交给他亚古博夫后，机关愿意了解一下情况。他回想了整个谈话并得出了结论，他什么多余的话也没说。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一边在走廊里走着，一边在想，伊弗列夫在狠狠地诅咒他并且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破费坐出租车了。 “对不起，您是塔甫洛夫吗？”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肥头大脸的年轻的格鲁吉亚人，他穿着方格大衣，戴着一顶大鸭舌帽并围着一条轻佻的带花点的丝绸围巾。 “是，”拉伯波尔特说道，“我非常急着赶路！” “是这样，”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带着严重的口音继续说道，“我叫祖拉布·马卡施维利。我需要对您说几句话。我们进房间去，亲爱的！” “这里不行吗？” “不，这里绝对不行！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 “什么事，施暴者？”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走进自己的部门后问道。 房间是开着的，他离开时又忘记锁上它了。 “您真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吗？” “我以已故母亲的名义发誓。接着说！” 祖拉布小心地关上了门，解开了大衣、上衣，掏出了被裤腰带勒在肚子上的灰色文件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马上认出了它，就是那个马卡尔采夫曾给他看过并且他今天早晨徒劳地在他办公室寻找的文件夹。塔甫洛夫的皱纹加深了，嘴唇紧紧闭上了。他试图装出没有认出文件夹的样子。 “这是什么簿记？” “您认不出来？” “陷进去了，完全愚蠢地，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陷进去了。暂时我会一概否认，直到最后一刻。只要不打脊柱就好。我第二次经受不了这个，我会招供，陷害所有人……” “我一点也不认识。”他低沉地说道。 “您别担心，我给您解释。”马卡施维利说。 “萨沙·卡卡巴泽是我的老朋友，四年级前我和他是同桌。昨天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从第比利斯坐飞机来了，出差一天来批准方案，所以他晚上到俄罗斯旅馆来找了我。我总是住在俄罗斯旅馆：往身份证里放二十五卢布——就不用操心了！萨沙来了，我们喝了点恰奇酒，然后他让我看了这个文件夹。他说，你们编辑部的所有人都很有兴趣地在看它。我请他留给我看一夜，但是早晨他没给我打电话。我要飞回第比利斯。我找了他一整天——他没在家里过夜。”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拉伯波尔特问道，他有些放下了心，但还是保持谨慎。 “您？他昨天给我讲了义务星期六的事——我感到很好笑。他让我看了照片：什么学院的教授在烤羊肉馆附近敲冰块。您是天才，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萨沙非常赞赏您。” “他还诽谤什么了？” “不要害怕我，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祖拉布·马卡施维利守口如瓶，明白了？我痛恨他们！请您说说，您怎么看待斯大林？” “您看，祖拉布，我应该尊重您格鲁吉亚人的感情……” “算了吧！斯大林是败类，法西斯分子。他杀了我们家四分之三的人，就是因为我爷爷知道一些事情。他们一起在宗教学校学习过。爷爷是共产党员，可他们叫朱加施维利是‘津托’。” “‘津托’是什么？” “‘津托’？是流浪汉，弃儿……我爷爷安葬了他母亲，她是在战前死的。‘津托’甚至没来给她送终。格鲁吉亚人不能这样做！所以不要害怕祖拉布·马卡施维利。萨什卡在哪儿呢？他秘密地说，它是从主编那里拿的这个文件夹……但愿别突然发现不在了……” “您是天真的外省人。”拉伯波尔特嘟囔道。“好吧，随您的便，给我吧！” 42.拉伯波尔特家中 当大家落座并且亚古博夫用铅笔敲了敲桌子开始开会时，伊弗列夫和希洛特金娜坐在出租车里。在此之前维切斯拉夫给拉伯波尔特打电话后马上给娜杰日达打了电话。 “我有钥匙，”他对她说，“你能溜出来吗？” “现在？” “当然了……” “可亚古博夫那里的会怎么办？” “或许，人们不会发现。要是发现了——你牙痛了。总之，我坐在出租车里——离编辑部二十步远。” 现在他们坐着车，娜佳也不问去哪里。他打了电话，所以她和他一起。出租司机开得很快，起步很急并且刹车很猛。转弯时娜佳抓住了伊弗列夫的膝盖，免得飞到一旁去，然后腼腆地把手拿开。但是刚一挪开，她就平静了下来，因为他根本没在意所有这些她觉得很重要的小事。 “伊兹马伊洛沃？”她看了一眼窗外惊讶地说道，似乎指望他带她去的是斐济岛。“可你吃午饭了吗？” “饥饿的淫棍。”他说道，嘲笑了她的推理。 “那样应该买些吃的东西。” “还有喝的……老兄！”他对司机说。“在食品店附近停一下！” 在商店里，娜佳排队买熟食，而伊弗列夫在酒类部前排队。他们在出口碰了面。希洛特金娜手里拿着未炸的牛排，而他拿着四瓶啤酒。 “现在买面包，”娜佳说道，然后带着德国口音继续说，“俄国人喜欢有很多面包……” 他们走进了面包店。 “那油呢？你带我去的地方有炸牛排用的油吗？” 他们坐车又走过了两个街区。 “你别忙，我付钱。”她从包里掏出了三卢布。 伊弗列夫把酒瓶放在了门附近后折腾了半天，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转动钥匙，他还不时回头看，有没有人上楼梯。终于他们进了走廊里。黑暗中两对绿色的眼睛在他们面前亮了起来。 “啊，天哪！你们真可爱！” 两只猫，一只是灰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在娜佳的脚边蹭了蹭后乐意地爬到了她的手上，于是希洛特金娜抱着它们走进了房间。她进屋很小心，似乎害怕在里面发现还有什么人。确信什么人也没有后，娜杰日达顺着墙走去，像在博物馆里一样仔细看着照片、书架上的书、矮餐具橱里的餐具。书上落着灰尘，盘子上也是。 “可以料理家务吗？”她问道。 “随你干什么。” 伊弗列夫以一副认真干事的样子向衣柜走去。 “哎呀呀！”娜佳摇了摇头。“乱翻别人的东西……” “我在执行命令。”维切斯拉夫解释道并从衣柜里取出了干净的床单。 希洛特金娜尽量不为这种男人式的一本正经感到受侮辱，俯身在煤气灶上忙活起来。伊弗列夫细心地把床单铺在沙发床上，把放杂志的小桌挪了过来并在上面铺上了《劳动真理报》。娜杰日达把盛着冒热气的烤牛排的小煎锅端了进来，在小盘子里把面包切好，把一种调味汁搅起泡沫，放上了两只玻璃杯，用餐巾擦过后把刀叉摆上。她把一只盘子给猫在地板上放下，给它们各切下一小块肉，然后示意伊弗列夫入座。 “你先脱衣服。”他请求道。 “全脱掉？” “全脱掉。” “我害羞！猫会怎么想我们？并且总之，你先脱！” 她等了等，直到他脱掉了上衣，原地转了个身，到厨房去了。维切斯拉夫吸入了烤牛排的香味，因此他开始头晕。 希洛特金娜光脚穿着靴子从厨房出来并在门口站住，欣赏着所产生的效果。细长的项链上挂着一个银制小十字架，容纳在乳沟之间。伊弗列夫一点一点地看着她，不能把目光移开。终于，她感到了自己的支配力，宽宏大量地走下来到他身边。他拉住她的手指并让她在沙发床上坐在自己身边。由于冷她微微地发抖。 “啤酒！”他想了起来。“啤酒在哪儿？” 他们把啤酒忘在了楼梯间。 “地板冷，你会受凉的！” 伊弗列夫跑到了走廊里，然后把耳朵贴近，仔细听了听。门外没有声音。他打开了锁并朝外看了一眼。没有人。啤酒也在原地。斯拉瓦高兴地两只手各抓起两个瓶子并用光着的脚后跟在身后关住了门。 “要是门碰上了怎么办？”她眯缝起了眼睛。 “你会放我进来的。” “我才不会呢！我会和猫躺在沙发床上等主人回来。” 他一言不发地开着瓶子，得意地笑着，而打开后，猛地喷向娜佳，用啤酒交叉地浇着她。 “疯子！”她哈哈大笑起来，下意识地用手挡着。“你不正常！你会弄坏墙纸的。” “那你呢？” “你已经把我……” 他喝了一点，再次把啤酒泼到她身上，把瓶子放到地板上并扑倒在她身上，用舌头把她皮肤上有点苦的泡沫液体收集起来。 “你想怎么对我都行！”她说道。“你想做一切都行，只要快点！” 她竭尽全力地努力帮助他，然后忘记了一切，突然地颤抖起来，摇动起头来，在沙发床上扭动起来，身体弯成了弓形并把头向后仰去，喉头发出了像鸟一样的叫声。 她迅速平息了下来，躺了一会儿后，用无力的手拨开遮住她眼睛的头发，然后愧疚地用鼻子蹭了蹭伊弗列夫的脸颊。 “我这是怎么了？” “你是好样的！”他体谅地夸了夸她。 她像病人一样勉强笑了笑。 “现在我是女人了吗？”她问道，没有睁开眼睛，然后自己回答道。“是的，是女人！” “是真正的女人，”他证实道，“我可以给你发证书。” “不要束缚自己。” 他们坐起来并开始消灭硬得像橡胶的烤牛肉，就着啤酒吃。希洛特金娜从自己一份中一块块切下并悄悄地塞给他。 “在床单上真好并且只有我们。”她说道。“在玻璃板上也是，并且和那个旁边床上的小伙子一起也不错。但是就我们在床单上更好……我感到害羞的是，我对你完全不感到难为情。知道吗？我明白了，什么是爱情。我觉着，爱情就是裸露内心。” “还有身体……” “我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她指了指沙发床附近放着的写有地址的信封。 “他把它叫做文具盒：又窄又长……” “我觉着，你要睡着了。” “我是连夜飞来见你的。” “知道吗，你睡一会儿，我去浴室。” 由于不需要礼貌周到而在瞬间放松下来的维切斯拉夫倒头便睡着了。猫在地板的小垫子上打盹。走进浴室厕所合一的卫生间后，希洛特金娜长出了一口气，照了一下镜子并且对自己感到不满意。打开水龙头并调节好水温后，她站到了喷头下。转身背冲着镜子时她看到了挂在钩上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旧长衬裤并害羞地移开了视线。但是她发现了裤子上几个灰色的退了色的字母并小心地用两个手指弄平以便看清楚。衬裤的后面有个戳子，上面写着：苏联内务部古拉格53。卡尔拉格，第一医院。 由于毛巾难说是否干净，娜杰日达没有用它擦身子。伊弗列夫在睡觉，四仰八叉地躺着。她轻轻地挨着他躺了下来。 “他很可爱，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她紧贴着他的耳朵说道。“他厕所的门上贴着体育彩票的幸运号码：13，19，25，31，41和49。” “傻瓜，”伊弗列夫半睡中嘟哝道，“这是BBC的波段。” “他妻子在哪里？我从来没听说过她……” “三年前我们把她从这里抬了出去。医院不收她，免得增加癌症的死亡率。” “他有很多书。都是什么书？” “你什么都要知道！他收集文献，主要是图书馆停止使用的旧文献。他在收旧货的人那里找，用流行的书籍换。” “为什么？” “也许，他觉着有意思。” “我可以打开书橱吗？” “不可以。他不喜欢别人动书。” “可他为什么写那么夸夸其谈的文章？没办法读。” “他也不读。他拼凑它们。” “那他拼凑时想到别人了吗？毕竟他不相信这个。” “那你相信吗？”伊弗列夫仔细地看了看她。 “我吗？我是另一代人！至少我感到可耻。可他不觉着！” “你怎么知道？” “他？他不觉着可耻！他有嘲讽。而嘲讽就是无动于衷，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 “可我在拉普面前有负罪感。你想想：我在中学学习，胡说什么生命的意义，考上了莫斯科大学——他在坐牢。这些人坐完了自己的、我的、你的、我们的刑期——替所有人。拉普没有力气，他累了。” “所以成了奴仆。拉普是奴隶。是信仰方面的奴隶！” “你真傻！带着镣铐的奴隶不是奴仆。你自己试试反其道而行之！” “我头脑简单，是娘儿们之见。我只能够帮助另一个人。身上起火的人……小煤块过河去了……你想不想，我当稻草！”她站起来光着脚走到他跟前，把脸埋到他怀里。“在我身上走……” “小煤块烧掉稻草后沉没。你会烧尽的！” “就算那样好了！我不害怕在你下面烧尽。” 然后希洛特金娜亲了亲他的脖子。 维切斯拉夫伸手够着了裤子，抽出了皮带，然后把它套到娜佳身上，把皮带扣在她的肚子上扎紧。她默默地观察着他的动作。 “难道这样更漂亮？” “问题不在这儿！有可以抓住的东西……”他抓住皮带把她拉近了自己。 “这是什么？”稍微等了会儿他问道，他往后闪了闪，第一次发现，她肚子上有一道不大的，缝合很好的疤痕。 “阑尾炎。不好看？” “好看！”他开始亲吻缝合处。 “奇怪，”她沉思起来，“奇怪，你爱我是在之后……或者你是装的？那样就不必了。我要走了。” “你怕见到拉普？” “我不想让他看到你和我一起。” “没事！” 伊弗列夫躺在沙发上看书。娜佳为了不让他烦，穿上了衣服，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拉伯波尔特摁了门铃，于是娜佳给他开了门。 “难道我怀疑过伊弗列夫有很强的鉴赏力？” “谢谢。”她礼貌地回答。 “我觉得，有炸东西的味道。”塔甫洛夫高兴地说道，两只猫在走廊里迎接了他并围着他转，在它们的陪同下他走进了房间。 拉普用鼻孔有点大的大鼻子吸着气。 “我这就做好，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娜杰日达高兴的是，她有事可干了，然后跑到厨房去了。“男人都贪吃！” “贪吃？”拉伯波尔特又问了一遍。“伊弗列夫，别人在侮辱您！” “当然了！”希洛特金娜唧唧喳喳地说道。“你们就是想着吃和女人……” “而更好呢，”拉伯波尔特一边走进厨房，一边想入非非地说道，“是吃饱后谈一谈。娜杰日达靠青年人滋养，给老人们端上有害健康的食物，孩子们，你们做得对，给我留下了吃的！” 在沙发上坐下后，为了不让娜佳听到，他悄悄地对伊弗列夫补充说： “设备折旧费应用啤酒支付！尽管我绝不能喝啤酒！可您为什么不问会上的情况？” “扬·日什卡，捷克英雄，要求在他死后把他的皮绷在鼓上。”伊弗列夫微微眯缝起了眼睛。“准是亚古博夫的决定，不仅要绷紧捷克人的皮肤，还有我们的！” “是的，新扫帚扫地更干净，”拉伯波尔特说道，“他不让扎卡莫尔内发表文章。得把他的钱开到别人头上。开始管得更紧了，伙计们。” “无论马卡尔采夫，还是亚古博夫，两人都是斯大林的雄鹰！” “我恐怕要说，斯拉维克，差别是有的：一个确实是斯大林的雄鹰，可另一个是斯大林的乌鸦。” “两个都是好样的……” “嗯，众所周知，第一个杰出的纳粹分子是伊凡雷帝。”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当俄罗斯人占领了波洛茨克后，在那里发现了犹太人。他们问了沙皇，怎么处理他们。他吩咐：‘让他们改信我们的信仰或者在河里淹死。’为了省事淹死了他们……” “这些犹太人真是的！”维切斯拉夫说道。“创立了基督教，为什么？抗议是他们的天性，所以自己以后受难。” “莫斯科维亚人就不同了！”拉伯波尔特用他的腔调继续说道。“我隔壁的邻居五年前死了。可门上的姓一直挂着。新住户无所谓。无动于衷……” “娜佳，该走了！”当希洛特金娜把冒着热气的烤牛肉和啤酒摆在拉伯波尔特面前后，伊弗列夫说道。“在单位也可以谈话……” 把一块面包塞到嘴里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一跃而起，边咀嚼边帮助娜杰日达穿上了大衣。 “在我的墓室里感觉怎么样？” “我在这里感到幸福。” “孩子……”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叹了口气后没有继续说下去，“顺便说一句，孩子们，卡卡巴泽不见了。” “怎么了！”娜佳不安地小声问道。“他在拍摄现场。或者出差了……” “唉，不是……他的朋友来过。萨沙夜里从他那里离开后没有回到家里。” “有什么不得了的！”伊弗列夫说。“喝得太多了并且没睡够……” “他不那么喝酒。” “早晨我们找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问清楚。”伊弗列夫安慰道。“走吧！” “为什么问她？”娜佳惊讶道。 “不要提愚蠢的问题！……” 拉伯波尔特把一块大一点的肉放进了嘴里并扔给小猫们各一小片。它们爬到了他的腰旁边，暖和过来了，开始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沉重的灰色文件夹。打开了，然后，继续咀嚼着，开始重读德·库斯汀男爵的著作《1839年的俄国》，吃着烤牛肉并喝着对自己的肝有害的啤酒以“消化”男爵。但是由于这部著作更加有危害，啤酒的危险减少了。塔甫洛夫慢慢地，懒洋洋地咀嚼着，享受着被禁止的啤酒和阅读，还有暂时还没有被禁止的宁静。 43.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玛丽娅·阿布拉莫芙娜 履历表资料 《劳动真理报》打字室高级打字员。 未嫁前的姓：彼什科娃。第一次婚姻时的姓：维列金娜。第二次婚姻时的姓：格里亚兹诺娃。第三次婚姻时的姓：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 1934年11月9日生于高尔基州巴拉赫纳市。 俄罗斯族。社会出身：农民。非党人士。 未完成的学历（六年级半）。 曾因拒绝同意离婚被第一任丈夫维列金和第二任丈夫格里亚兹诺夫起诉（可不在履历表中注明因民事诉讼受审。编辑部主任卡申·瓦·阿按语）。 国外及国内无亲戚。丈夫：斯维特洛杰尔斯基·阿尔弗雷德，内务部内务部队超役大士。实际上没有婚姻关系。（口头记录——卡申·瓦·阿） 从劳动活动开始所从事的工作：共青团应征队“所有人去农场”挤奶员。内务部内务部队60307部队司令部打字员。《红星报》院子打扫员兼打字员。《劳动真理报》打字员至今。 义务兵役人员。人员：列兵。适合非战斗部门勤务。军人证号：ШНЗNo.812467。 临时户口登记地址（为期六个月）：弗拉基米尔州基尔扎奇市，格里亚兹诺娃家。实际居住地址：123826，莫斯科市，新霍洛舍沃公路，27号，2号楼，44号房间。电话：255-21-54。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的经历 她是凭招聘打字员的启示来的，并且编辑部主任卡申在没有任何介绍信的情况了办理了她的上班手续，甚至忘记了在命令中规定一个月的试用期。对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为何如此果断和有勇气，只能作出推测。而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她打开了卡申小小办公室的门并一动不动地站在了门口，把小包放在背后。卡申询问地看了看她，但是她沉默地给了他机会——更好地看清楚站在窗户对面的她。不很漂亮的，过分粗犷地编结起来的并且带点傻气的脸上长着过分扁平的鼻子，和一双无论怎么画眼圈都显得小的眼睛，只有愉快而平静的微笑略微补偿了这一切。但是身材！叫它是维纳斯就是委屈它，因为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有理由展示自身的美的标准。她的身材，从脚到脖子，呈现出健康、和谐的精雕细琢的线条以及不可诱惑的贞洁与毫不延迟的情愿的无与伦比的结合。善于自持的卡申吸了口气并差点喘不上气来。他简直爱恋上了她，他强迫自己看窗外，但是不时从上到下并从下到上地扫视进来的她，然后重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转过头去。现在，在停顿后，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明白她获胜了，她谦虚地说道： “我是打字员，凭启示……” “您以前在哪里工作？”卡申提这个问题是为了更有理由上下看看走进来的她。 “在《红星报》。” “您为什么想调来？” “我更喜欢贵报。” “那工资呢？” “姑娘们说，一样多……” “嗯，怎么样？”编辑部主任比平时麻利得多地从自己的位子上一跃而起。“我们这样办：您坐在我桌子后面，填写履历表。” 在椅子边上坐下后，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把长长的腿伸向了一边。瓦连京走到了鱼缸前，以便能看到这两条腿和以上的地方，然后开始给鱼撒鱼食。鱼急忙向他的手游来。 “啊，真好看！”她高兴地眨了一下眼睫毛。 “的确是。”感到得意的卡申同意道。 对女人他不善于从官方语言转为私人语言，而从私人语言转为暧昧语言他做得更糟糕。他张皇失措地害怕漂亮女人，局促不安并且脸红。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漂亮的更容易得到。新来的人的脸不漂亮，所以编辑部主任瞬间决定，这很合适：一方面，他喜欢上了她；而另一方面，她不漂亮。因此，她不会过分地自命不凡并且能认清他卡申未来感情的深度。 “这样，”他拿起了履历表并在周围走着，忽而看看表格，忽而看看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这么说，是玛丽娅·阿布拉莫芙娜？……” “只是身份证上这么叫。”她严肃地说道。“我请求大家都叫我茵娜。” “为什么是茵娜？” “绝不要玛莎！我不能忍受玛莎这个名字。玛丽娅就更不行，而为马露霞我简直准备挖出别人的眼珠。”她笑着演示了一下她会怎么做这个。“我和最后一个丈夫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好的。就算是茵娜……”他突然想出来一招并信赖地俯下身。“我们这么办：我把这个秘密留在保险柜里，作为人事负责人犯个错误……只是您的父称很奇怪……对俄罗斯人来说……” 后来弄清楚了，茵娜很喜欢别人把她当成犹太人。她是一个质朴的斯拉夫人，并且她父亲阿布拉姆·彼什科夫——伟大作家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彼什科夫高尔基的远房同族人——的名字，除了信奉东正教的伏尔加河流域的纯粹古老风俗外，没有任何含义。茵娜从伏尔加河带来了很适合她的梳成老式发髻的淡褐色的头发，还有O音化54的缺陷，尽管犹太人的模仿能力很强，这个他们是掌握不了的。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履历表中的毛病足够多，但是卡申已经有了得到她的愿望，以至于他把某些缺点（例如，不顺利的家庭生活）评价为优点，而把其他的（像没有莫斯科户口）当做以后发展的有利一小步。他，卡申，能够给她办成户口，如果她表现好的话。 茵娜玛丽娜的临时户口在弗拉基米尔州有自己的原因。决定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离婚后，她开始了新生活并来到了首都。这里，在高尔基大街，茵娜摆出了自己最喜爱的姿势——把小包放在背后的当代阿弗洛狄特雕像。一个从中心电报局走出来的意大利人立刻开始粘上了她，原来，他是奥利维蒂公司的技术代表，签订了为苏共中央供应专用家具的合同。在三个月中，茵娜和阿尔多在柏林宾馆他的房间里每周约会两次，并且尽管他俄语说得不好，而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的意大利语局限为一个词“你好！”，她感到，他给她打开了此前没有人给她解释过的激情世界。外部监视部门把茵娜记录在案。她没有前科，意大利人向中央供应设备，并且没有指示要冒犯他。估计，他离开后茵娜将和其他外国人约会。那时机关会决定怎么处理她。但是阿尔多刚一离开，茵娜就从莫斯科消失了。 她出现在了弗拉基米尔附近的基尔扎奇，到了格里亚兹洛夫母亲的家中。在那里她生下了意大利人的儿子，诚实地告诉了格里亚兹诺夫的母亲。然而，老太太依恋上了孩子，在前儿媳走后马上在当地的户籍登记处用一只下蛋的母鸡和二十个上等鸡蛋设法把黑头发的瘦小男孩收为了义子。而现在茵娜每次来时她只向她要保持临时户口的钱，为此需要每月给地段民警三卢布贿赂。 摆脱了意大利人和他的孩子后，茵娜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由于周围现实的无聊她同意了嫁给超役军士阿尔弗雷德·斯维特洛杰尔斯基：他的名字让她想起了阿尔多。其他的共同点没有找到。她没能长久地坚持在他身边。他肉体上让她感到厌恶，而他愚蠢的笑话迫使她皱眉，好像牙痛似的。 她离开去了莫斯科，决定重新开始，并当了打字员，职务是院子打扫员，因为没有户口只能录用她担任这个职务。她工作周围的人是像她最后一任丈夫一样有些迟钝的半军人——半记者。她继续穿着阿尔多送给她的衣服，所以追求她的军官应接不暇。她喜欢在报社，但是她更希望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在自己风华正茂时她到了《劳动真理报》。 打字室里只谈论衣服和男人，而在谈话间隙打字。多嘴多舌的聪明人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马上适应了新环境。对于“你有过多少男人”的问题她立刻反问道：“什么时候？今天？”因为昨天之前她生活中有过四百八十一个男人。头一百个的名字开始从记忆中剥落，但是记数没有中断。 “无论从哪一面看，茵娜的身材都是编辑部中最好的，”打字员们骄傲地说道，“遗憾的是，不能光着身子走路。任何衣服，甚至是进口的，都会影响这样身材的美观。” “不影响！”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安慰她们说。“如果一下子脱光，就没什么可期望的了。而要是男人喝了酒，无论你给他放上什么，都是漂亮的。所以呢，姑娘们，别难过！” 凭着这样的生活智慧，哪怕她能受到不怎么样的高等教育，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就可以有大大的作为了！她的女友们这样认为。但是她自己说服道——与其说是对她们，不如说是对自己： “看你们说的，姑娘们！妨碍我的不是没有毕业证，而是我是女人：荷尔蒙一个劲地往外冒。” “难道男人的不往外冒？” “往外冒，但是过后让休息，”茵娜坚持自己的观点，“可我们的没有休息！如果不是荷尔蒙，我可以夺取这样的高峰！……” 在《劳动真理报》，交给她的是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她的知识是天生的——凭着六年级半的学历知识从何而来呢？可打字的速度让人称赞不已，并且手指也从来不痛，也从来没有请过病假，甚至在堕胎之后。 “编辑部里最不幸的人是我们，打字员。”她高谈阔论道。“我们必须用双手打出那些各部里不假思索地用一只右手匆忙写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靠着外快茵娜过得不穷。抽空她一天来得及打出两三篇捞外快的文章。从巴拉赫纳，从自己的童年，她带来了用纸牌算命的本事，这个本事突然让女人们怀着神秘的兴趣开始找她。她给所有人算命——所有人都有不幸或者不确定的情况。编辑部的所有男人，从马卡尔采夫到各车间的酒鬼印刷工人，被算过几百次命了，被安排成K或J，与不同的女士交配。了解许多事情的茵娜本可以滥用某人的信任的，但她从来没这样做过。编辑部的男性称她是“自己的小伙子”，尽管没有亲自确信她是女人的人越来越少了。 44.唯一的办法 早晨伊弗列夫首先去找了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看见他在门口后，她摆了摆手，让他别进来，瞬间站了起来，像猫一样弓起了身子，从桌子中间挤到了出口。她有在走廊，在角落里和所有人说话的特殊习惯：一只手撑在墙上，另一只手拿着烟并且把半张开的嘴靠得离谈话对方的脸如此近，好像一切现在就要开始似的。打字室的门不时砰砰作响，各部的工作人员取走昨天留下来的材料，而角落里安静并且昏暗。 “你把萨什卡弄到哪儿去了？别骗人！” “你有什么根据？” “这不重要。他母亲来过电话，要疯了。” “哎哟，斯拉瓦契卡！别提了！”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嗷嗷叫起来。“真的，我弄不明白！” “前天夜里他在你那里吗？” “没有！他答应要来，这是真的。朋友从第比利斯跑来了。我等到了一点钟，一直注意听窗外的脚步声。他喜欢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了，所以我事先躺下。我等啊，等啊，可早晨醒过来——我一个人……我对你完全坦白，对其他人可不这样……” “你和他怎么——是认真的？” “哪能啊！他自己说过：‘你在做爱方面很适合我。但是妈妈不会允许结婚的。’再说我也不需要！主要的是，他干活时——我不停地大声喊叫。青斑两个星期都消不掉。这才是男人！” 她两手把胸罩翻了回去，由于她过于激动地用双手向伊弗列夫解释，它滑到了一边。 “好了，茵卡，”维切斯拉夫摸了摸她的肩头，“我们会找到你的格鲁吉亚人的。去吧，敲材料吧……” “我不是敲，是打字。喂，挡着我别让走廊的人看到，我往上提提长统袜。” “你自己，还是帮你？” “你们都这样！”她噘起了嘴。“先是让你们系上扣子，后面就是解开扣子。走吧！” 桌子上放满了没有读过的信件和旧记事本。伊弗列夫把电话移到面前，把电话簿放到上面，然后开始考虑，翻到什么地方。犹豫了一阵，他从停尸间开始了。 在那五个可能凑巧有卡卡巴泽的停尸间里，在已辨认的尸体中没有他。可以重新回到未辨认的尸体上来，如果其他行动没有结果的话。如果萨沙活着，任务就容易了。 维切斯拉夫想，卡卡巴泽突然去了自己的第比利斯，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并慢慢地喝着伊莎贝拉葡萄酒，但是他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第比利斯的朋友或者母亲会知道这事的。可以马上给市民警局值班员打电话，但是那里会把谈话录到磁带上，而伊弗列夫不想过早地四处张扬，免得伤害萨沙。他手拿电话听筒挨个给急救站的急诊室打电话。没有，没送来这个人。国家汽车检查局说，没有涉及此人的交通事故。前面出现的是死胡同，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 “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他听到了拉伯波尔特一本正经的嗓音，“请到我这里来，不要磨蹭……” 塔甫洛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两手来回摆动着，这是极度紧张的迹象。在椅子边上坐着一位八十来岁的小巧的老太婆。布满皱纹的脸只有拳头那样大，眼睛像小珠子。她频繁地眨巴着眼，受了催眠似的紧随着来回踱步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转动着头。 “请坐，伊弗列夫。”拉伯波尔特做了个大方的手势。 “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您能再说一遍吗？” “从头？” “怎么啦？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也必须听一听。” 然后塔甫洛夫转向伊弗列夫补充道： “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是我们报纸的长期订户，原来是教师，喜欢艺术，特别是音乐和绘画。她早就退休了，是房管处的社会活动者。此外，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哎，问题不在这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而在于，我住在二楼。” “请记住，伊弗列夫，是二楼！” “而在一楼，在我下面，是民警局。更准确地说，是羁押室……我一个人住，我那里总是很安静。我鄙视电视！并且夜里由于失眠我听得到每一阵簌簌声。我听到，下面如何打开并锁上门，人们在喊。并且羁押室里打人时的声音我也听得很清楚。顺便说一句，他们每天夜里都打人，但一般是打醉酒的、流氓和类似的家伙。他们那里是这样的教育方法。可前天夜里我吃了两片地美卓乐后就睡着了，因为我到扎戈尔斯克去看了我姐姐，所以很累。但是半夜时我醒了过来：打击声响得房子都发颤。” “请注意，伊弗列夫！”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 “他们打的那个人试图解释，他姓卡卡巴泽并，是《劳动真理报》的。自然，我没有相信，一个被给予如此高的社会地位的人能够耍流氓。这里有点不对劲！我起了床，走到电话前，给02——民警局——打了电话并告诉市内值班员说，我忍耐不住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事，苏联民警局对人用刑？可上级机关是干什么的？我说，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我明天要争取见到内务部长。” “但是无济于事？”此前一直没说话的伊弗列夫问道。 “您看，见效了！”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骄傲地说道。“十五分钟过后来了一辆载着冲锋枪手的大轿车，然后他们冲进了民警局。我在窗前站着，看到了。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楼下变得安静了。可过了一会儿带出了几个戴着手铐的民警并把他们拉走了。” “现在，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拉伯波尔特打断了她，“请说说主要的。” “主要的是，我后来睡着了。可早晨却因为有人摁我的门铃醒来了。进来了一个年轻人，很文雅，穿着漂亮的制服，我甚至已开始以为，他是将军。但他自我介绍是民警少校。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五十来岁。他走进了房间，事先擦干净了鞋，并且，你们知道吗，甚至摘下了大盖帽。” “斯捷帕尼达·尼基吉奇娜，”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有发达的幽默感。” “那您以为呢？我还能说出更不得了的话呢！那么这个将军，就是说英俊得像个将军的少校对我说：‘抱歉打扰您睡觉了。根据您的报警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不需要再惊动任何人了。罪有应得的人会受到惩罚的，请不要有任何担心。’‘怎么能，’我说，‘不担心呢？可那个给打得半死的年轻人怎么办？’‘什么打得半死！’他说，‘如果他平安无事呢？’那时我对他说：‘您知道吗，我每天夜里都听到在打什么样的人。并且我猜想我知道这是谁！’‘老大妈，’他说，‘您最好别介入。不然会因泄露机密让您承担责任的。’” “他就是这样说的？”伊弗列夫冷笑了一声。 “刺激我的不是他想吓唬人，而是他叫我老大妈。我认为，共产主义教育部真是有义务介入。” 老太婆站了起来，向两人伸出了纤细干瘪的手掌，然后一下子钻到了门外。 “喂，您有什么说的，伊弗列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在他面前站住，大大地劈开双腿并把双手插进兜里。 “世界上任何一家正常的报纸都会拆版并对此事做综合报道的！” “您别这么说，斯拉维克，您不是新手。您最好想想：如果是民警局把萨沙抓去了，因为他有罪，为什么名单里没有他？” 进入由莫斯科市执委会准备的，并且每天早晨放到市委第一书记桌子上的名单是，在过去的一天中有损害社会行为的党的工作人员、演员、记者和其他精英人物。如果卡卡巴泽进入了名单，就已经会通知卡申采取措施了。 “那您，拉普，你怎么认为？” “这么说，他们有原因不把他列入名单。” “他们自己不干净？” “那样的话，如果他们明显有过错并且对市委隐瞒此事，为了救卡卡巴泽我们可以想起来，我们是中央机关报。并且可以，这么说吧，为荣誉而较量一番。尽管亚古博夫是软骨头。但是也许能够让马卡尔采夫参加？” “报社对决内务部？” “首先，内务部不是克格勃，而现在表面的法制得到遵守。其次，这只是市总局，但我们不归市领导。如果暴露出微妙的事，划清界限对内务部会有利。喂，怎么样，斯拉瓦，您要冒一下险吗？那样的话最好是我跟卡申谈一谈？” “为什么？” “我已故妻子的表兄在捕捉和供应野生动物的联合企业当会计。” 他郑重地走进了卡申的办公室，就像进来祝贺一样。 “喂，瓦连京，也许我能让你高兴。需要紧俏鱼的鱼苗吗？” “有渠道吗？” “而且是很好的！你可以通过后门得到珍稀的鱼苗。并且主要的是，不通过投机倒把，完全合法。” “真是难以置信！”卡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很感激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这个你不要想！好，我走了……”拉伯波尔特朝门口转过身去。“对了，瓦里亚，顺便说一句。你没听说卡卡巴泽的事吗？小伙子不见了，我们的人，共青团员……名单里没有他？” “有我会知道的。”卡申感到委屈了。“怎么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这么说，他没错。” “什么没错？” “听说，他在民警局被无故殴打了。你在内务部有人吗？打听一下……要知道我们是中央机关报——比他们强！” 瓦连京考虑起来。搞清楚编辑部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的直接职责。他拨了乌杰林的号码请他查询卡卡巴泽的事。卡申和塔甫洛夫聊了聊鱼，这时乌杰林回了电话。 “卡卡巴泽·亚历山大·沙尔沃维奇是你们的人？在监狱医院里，状况严重。喝醉后打架……” “可为什么在监狱医院里？” “就是说，他有责任！会搞清楚的……” “等着搞清楚，领导就会叫我的，我怎么，干眨巴眼吗？” “我们需要自己弄清楚。”拉伯波尔特插了一句。 “瓦洛佳，”卡申继续对着话筒说，“你办个出入证，我们派个工作人员去。可以吗？” 拉伯波尔特闯进了特派记者的房间。 “卡申帮了忙把您塞进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斯拉维克。只是您要小心。他们一下子也会把您并到案卷中的。”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那就行动吧……” 伊弗列夫边走边把大衣扣上，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并拦住了第一辆碰上的汽车。这是装满了雪的自卸卡车。司机同意了收三卢布送他到要去的地方，然后的确无视一切地闯着红灯开去。然而迅速的送达无济于事：办理出入证用去了一个半来小时。 “我允许短时间交谈。”戴着军官肩章的外科医生故作严厉地说道。 他又瘦又高，好像完全没有肩膀。 “他到底怎么了？”伊弗列夫问道。 “您要报道这事吗？”外科医生更确切地问道。“您要描绘得漂亮些，你们的人善于干这个。醉酒打架等等的……你一边忙着照料这样的人一边在想，可是值得忙活吗？颅骨底部有裂纹，两根肋骨被打断，右肾里有一块硬结，满脸开花。” 外科医生转过身离开了。响亮的脚步声在走廊中远去。斯拉维克从兜里掏出了二十五卢布，环顾了一下，把它递给了年轻可爱的警卫。 “我一个人谈一谈。别害怕，什么事也不会有。” 警卫四下看了看，把钱藏在了皮靴的靴筒里并留在了走廊中。病房里有十二张床铺，气味发臭，都是重症病人。天花板附近有两扇带防护罩的窗户。天花板上有黄色的痕迹，排水系统在什么地方透过楼板渗水。伊弗列夫一张床一张床地挨个走过，寻找着卡卡巴泽。 “是你？”萨沙想笑，但是没能笑出来。 他的眼睛湿润了，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伊弗列夫跪在了肮脏的地板上，以便离萨沙像球一样缠满了绷带的头更近些。 “你怎么能够……到了这里？”卡卡巴泽勉强地动了动嘴唇。“我以为，我会死，谁也不会知道……” “胡说八道！你了解的，我们是机灵的人。时间很紧，你不能说话。主要的呢？你能吗？” “他们又会打我的，如果我说出来……很痛……” “因为什么？” “无缘无故……暴虐狂……” “可是是谁呀？！是谁，老兄？” “我当时在找出租车……” “急着去茵娜那里？” “她说了？” “是她。可茵娜是自己人，会拿出最后一块面包的。” “我知道……别告诉娜佳……” “娜佳？我不说。你在找出租，然后……” “啊哈！人行道上有一个民警。我招手，汽车不停车。他走过来：‘这里禁止停车——谁也不会停车的。从这里走开。’我生气了：我冻坏了，可他穿着毡靴并且无所事事。我说：‘我们打赌吧。要是停车——我输十卢布，要是不停车——你输！现在会停车的，你看吧！’可他说：‘真的！会停车的！’我一看，带红条的蓝色警车就在我身边。里面有两个人。‘上车！’他们对我说。我说：‘这个不合适我，我要出租车。’‘上车，告诉你！’抓住手硬把我拽了进去，然后马上就开车走了。” “去哪里了？” “去区民警分局。但这我是第二天才明白的，因为他们立刻开始打我，还在车里搜查的时候。用皮带捆住手并打我……他们以为，是格鲁吉亚人，有很多钱。带到民警局后，又一个值班员加入了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不是典型的格鲁吉亚人，是穷人。’‘让你知道，’他说，‘格鲁吉亚丑八怪，搞我们俄罗斯女人有什么结果！’他们用脚踢我，用戴铁指套的拳头打，还把凳子扔来扔去，凳子碰着了我的头。然后又问，我把钱藏在哪里。当我已经不能移动时，他们围住我冲我撒尿，所有人尽量往我嘴里尿。我呛住了……” 萨沙半合上了眼睛，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因为回忆皱起了眉。 “听说，要审判。可是为什么？斯拉维克？当心他们！” “你就放心吧，萨什卡。现在我们介入了。如果需要，我们请求马卡尔采夫。” 病房的门开了。瘦弱的外科医生挥动手指把伊弗列夫招呼过来。斯拉瓦用手指摸了摸卡卡巴泽的脸，擦去他的眼泪，然后出去了。 “这么说，您是《劳动真理报》的？”穿着民警制服的大尉拉住了伊弗列夫的袖子。“很高兴认识您，我高级探员乌杰林。委托我和您谈一谈。新闻界对我们的报道不少，我们不抱怨，只是不是所有人明白我们的特殊性。我们上楼到我那里去吧……” 他们沿着狭窄的地下室走廊，顶着安装在格框里的灯泡向电梯走去。两次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在房间里乌杰林向维切斯拉夫指了指椅子。 “您的任务困难。”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转入了实质性问题。“我本人没有负责这个案子，上校委托我向您解释。针对卡卡巴泽有重要的罪证。您有怀疑：据他说，在民警局打他了。不瞒您说，有时会发生打人现象——我们国家的人形形色色。但是那时是打架。他没有证人……” “有。”伊弗列夫冷漠地说道。 “你们找到了？”乌杰林真诚地吃惊了。“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关于您我给卡申去过电话，打听了。他介绍您是位聪明并有经验的记者。” “谢谢！” “我和您两个人都是下属。我有我的上司，您有您的。和上司最好不要争吵，对吗？” “是的。” “顺便问一句，你们的马卡尔采夫怎么样——还在医院吗？真是不走运：心肌梗塞，又加上儿子的事，我也很想找到减轻罪责的情况——可是什么也没有！孩子要服十五年的刑——这就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了。领导认为，可以彼此帮助。您商量一下。当然，谁也不会正式说出这个来，您明白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伊弗列夫站了起来。 乌杰林也站了起来并抱歉地笑了笑。他们像老朋友一样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 寒冷的风在人行道上刮起尘土，把它卷成旋涡。在特维尔林荫道上，孩子们在柏油路水洼间的干地上玩耍。“你同意！”拉伯波尔特会告诉他。“不要发表任何文章！”亚古博夫会提出。“批评民警就意味着批评政权。揭露是惩罚机关的事。我们是宣传者。”“这个交易有点不光彩，但这是个别情况，”马卡尔采夫会说。“要知道事关生命。你想象一下，你的儿子遇到了不幸……”有意思，波利修克会说什么呢？ 45.波利修克·列夫·维克托洛维奇 领导人员登记表资料 社会出身：职员。爷爷，也叫列夫·维克托洛维奇·波利修克：工人，三次革命参加者，1906年起为党员，个人特定退休金领取者（据自述）。 1949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02692311。以前非苏共党员。一年前因表现无可非议撤销党内处分（警告并记入登记卡）。 高等学历，工程师，1955年毕业于鲍曼高等技术学校。 有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文章为合著）。 国外到过的国家有瑞典、奥地利、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朝鲜人民共和国、蒙古（三次）——伴侣旅行社组织的旅游，任青年代表团团长。 已婚，一个孩子，六岁。 编辑部党委委员，蒙苏友协副会长。 兵役义务情况：预备役少校，政工人员，特别登记。 身份证号码：УПФИNo.283452。发证机关：莫斯科第21民警分局。发证日期：1960年1月8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康德拉秋克大街，10号，3号楼，67号房间。电话：253-28-14。 登记表补充材料：身高176公分，眼睛绿色，头发暗栗色，胡须黑色。 波利修克的盘旋 中学十年级时，作为有坚定目标的人，列夫成了百格跳棋预备运动健将。当他报考鲍曼学校时，学院最爱国的体育教研室向招生委员会施加了压力，于是波利修克被录取了，尽管他得的分数差一分。二年级时他成了运动健将并且到各地参加比赛比学习更多。因为善于交际，他被选为共青团委委员，后来被提拔担任书记。他面前出现了成为棋王的耀眼前景。得到工程师毕业证书后，年轻的共产党员并且是红脸蛋的共青团领袖列夫·波利修克（谁也不知道，他的奶奶是犹太人）被组织负责人推荐到全苏共青团中央科学部。他开始负责西伯利亚新的科学城的青年工作。波利修克有个严重的缺点，在大学生层面上这不太妨碍他，可是后来开始让他吃亏：他太相信别人。于是人们让他上当受骗。他两次支持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中类似辩论的事情。然而辩论迅速从纯学术性发展成社会性，所以下达了关闭共青团青年咖啡馆的指示。全苏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帕夫洛夫叫来了波利修克并简单地解释道： “脱衣舞舞厅不会有了。” 追随谢米恰斯内和谢列平，帕夫洛夫渴望进入苏共中央，或者起码进入克格勃。波利修克像共青团的所有负责人员一样明白，国家的领导层需要年轻化，因此最好的干部在共青团中。然而如果波利修克认为这种年轻化是摆脱停滞的途径，那么对于帕夫洛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来说，其目标是取得自己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元老们明白了，只要让一个共青团领袖进入中央，其余的人就会像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那样接踵而至。尽管两座灰色大楼面对面地矗立着，但是在它们之间建起了透明的并且不可逾越的围墙。列夫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当时帕夫洛夫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主席，把体育奥林匹斯山留给了他，永远地关闭了党的奥林匹斯山。此时波利修克自己也对组织工作有些失去热情了。 他的朋友们在写学位论文，过得更快活。在领导层更换带来的调动期间，波利修克得以离开到了学院，这里社会学在多年的中断后正在得到恢复。但是无论社会学家着手研究生活的哪个方面，出版成果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不符合标准”。领导把内部总结报告带到上面去，但是那里也不喜欢它们。波利修克已经准备好了题为“苏联青年的志向及其实现”，这时来了指示：停止从事具体的社会学。今后学院应服从任务，其中指明，需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幸运的是，波利修克已经练就了良好的嗅觉素养，并赶在组织结论前得以突然转到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到新成立的未来学处。这里正在为计算机准备一套程序，目的是演示正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如何没有前景。工作进展顺利，几篇博士论文和一系列副博士论文差不多写好了。计算机在郑重的氛围中运行，研究所领导向上层许诺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前会有结果。然而机器突然声明，国际工人运动没有实质意义，而资本主义没有腐朽。不仅如此，从未来学角度看，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的暂时作用在于，计算机称，阻挠趋同，妨碍它。 不能因对科学中的反动方法惩罚计算机，但是撤销了未来学处。波利修克急忙开始寻找另外的工作单位，但是耽搁了。这时他便赶上了警告并记入登记表，因为思想草率，尽管列夫与计算没有直接关系。 这时，关心《劳动真理报》干部年轻化的马卡尔采夫正在为自己物色责任秘书以代替光荣退休的报社老工作人员奥夫谢耶夫。马卡尔采夫明白，如果他自己找不到一个中立的人，会从中央给他派来，并且这个人会勤恳地贯彻不是他马卡尔采夫的意志，而是那些安插他的人的意志。他立刻喜欢上了经过熟人推荐的波利修克。马卡尔采夫向来是立刻喜欢或者不喜欢人们的。 在新的工作中百格跳棋运动健将很快感到如鱼得水了。以前所有的组织经验派上了用场。报纸的机制让列夫着了迷。波利修克到底也没有彻底改正的轻信别人的危险缺点使他同所有同事有良好的关系。唯一让他深恶痛绝的就是经常要到上面去。幸运的是，马卡尔采夫喜欢干这个，而自己不能去时，派自己的副手们去，这缓解了他的境遇。这时，列夫·维克托洛维奇的晋升意图再次退色了。他的头顶似乎感到了自己的极限。 亚古博夫非常惊讶，当时他听说，波利修克上班坐地铁并换乘无轨电车，而他本应该享有专用汽车，并且在按习惯让他进去的全苏共青团中央的内部食堂吃午饭，而不是在中央食堂。波利修克听取意见时不反驳，承认亚古博夫说得正确，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得到改变。当马卡尔采夫下指示刊登劳动者对索尔仁尼琴的愤怒评论后，波利修克说自己生病了，请值班编辑代替他的岗位，然后离开了。新一期报纸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自己签的字。 有时两三个人会聚集在波利修克的办公室聊一聊。他便苦笑着说出自己的想法，莫斯科的街道正在根据本国和外国著名人物的姓重新命名，为他们竖纪念碑，所以城市正在变得像全世界名人的墓地。 “有一次我们在瑞典时，”他向密友们讲述道，“斯德哥尔摩市长跑上前拥抱我们。‘我很尊敬苏联记者。他们是这样的聪明！我们的记者和你们比起来是愚昧的人。要知道在贵国的那种新闻检查制度下，你们竟然还能设法写出点东西来！’” 列夫中规中矩，努力不做蠢事。要背道而驰，需要的是英雄，可他是普通人。他将干工作，不参与卑鄙事情并且不主动火上浇油。不过，就是因为微不足道的诚实他也可能惹出大麻烦。 当希洛特金娜因为亚古博夫不在给波利修克拿来了一包新邮件，他浏览了一下，然后把几封过分刻薄的信以及为政治犯辩护的公开信从一摞中抽了出来，撕碎后扔进了篓里。 “你什么也没看见！” 他们再也没说起过这个话题。在编辑部，文学艺术部编辑赖莎·卡奇卡廖娃算是波利修克的朋友。人们谣传什么的都有。赖莎的精力旺盛。拉雅55常来要烟抽，留下来，长时间地东拉西扯地谈论生活，出主意（通常是聪明的），跟谁该有什么行为举止，在哪里要左一点，在哪里要克制，免得引火烧身。她比任何人都理解波利修克。波利修克的妻子知道这种友谊，并且尽量不表现出她在吃醋。 以前共青团的同事在不同单位找到了工作。如今在机关工作的波利修克在全苏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不知怎么得知了，列夫·维克托洛维奇成了记者，他们谈了谈生活，之后他提议： “听我说，你要不要调到我们这里来？到特种学校上两年——学语言专业。然后代表你的《劳动真理报》或者其他报纸到国外去。我们派你带家人去，别担心。你名义上是记者但同时收集我们需要的信息。在当今条件下做这个不难。” “有吸引力！”列夫回答说。但是第二天他拒绝了：拉伊卡劝阻了他。“真是傻瓜！”当责任秘书告诉了马卡尔采夫这件事后，他说道，尽管他自己对机关没有好感。 有一次波利修克严重得罪了主编，当时如果主编稍微愚蠢点的话，就不会原谅他了。新闻部物色了一个合适的小伙子并希望录用。报纸正缺少好的采访记者，每一期都需要及时的材料，并且小伙子乐意奔波，写东西也快，可马卡尔采夫不肯同意，理由是小伙子不是党员。 “我们吸收他入党。”波利修克说服道。 “录用党员更简单，”马卡尔采夫反驳道，“何况我们不是幼儿园，我们需要来自其他报纸的人，有经验的。” “但是业务素质上他合适！” “可是你要明白，廖瓦，我负责的是全面的干部政策，可你扯的只是业务素质！” “我以前不知道，您反对第五项！”波利修克出门时含糊地慢慢说道。 “你站住！”马卡尔采夫喊道。“要是这样，可不行，你等等！你看看我们编辑部的情况！再跟别的比较比较……说我们这里犹太人太多的匿名信是写给我的，而不是给你的！知道怎么办吗？你去中央那里说，我是反犹主义者。你大声地说。他们对我的责备会更少的！” “在那里我不会说。”秘书反驳说。“在那个级别上也许这还不够。可这里……” “看到自由派了吧？”马卡尔采夫突然笑了起来。“我怎么也不明白，共青团里都教你什么了？好吧！申请在哪里？我们办手续！” 他们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话题，但是冷淡形成了。马卡尔采夫没有发脾气。只不过因为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而被指责是让人感到不愉快的。 46.在亚古博夫背后 伊弗列夫没脱外衣就向责任秘书的办公室走去。他与波利修克有工作上的友谊。在编辑部外他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在这里，他们感到对一系列问题评价中的共同之处，彼此越来越信任，关系密切起来并深入到这样一些不久前还不可能的辩论中。 “卡卡巴泽那边出什么事了？”列夫用手掌捂住了桌子上的一沓清样，免得穿堂风把它们吹散。 维切斯拉夫穿着大衣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并简要地叙述了情况和乌杰林的建议。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值得可怜，”波利修克说道，“但我们也不是受雇来鄙视自己的。这关系的甚至不是卡卡巴泽，而是报纸。我赞成公开发表。否则我们就成了跟这些内务部的人一样的刑事犯了。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盖伊奇？” “假定，我们不发表文章并且他们两个人都被释放。因为马卡尔采夫的小崽子，萨什卡·卡卡巴泽应该一辈子受辱吗？” “你就当我们说定了。你赶紧写吧。” “可谁安排上版面呢？难道是亚古博夫？” “亚古博夫今天运气不好。他早晨到了编辑部，值班守卫要求证件。斯捷潘·特洛菲梅奇说：‘我，老大爷，是亚古博夫。’对方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亚古博夫，拿证件来。’我们的副主编手伸进兜里然后递给他。值班守卫看了看：‘我不能放你进去，过期了。’‘可你明白你在跟谁说话吗？！’‘我也不需要明白。卡申有命令——出示未延长时限的证件不能放行。’亚古博夫要求把证件还给他，嗯，大概是扯了一把。守卫发了神经，把证件撕成了两半后还给了他。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推开了守卫，据说，还用上了特殊的动作，差点把那人的脖子拧断了，而自己朝电梯走去。值班守卫从地板上一跃而起，追上他抓住了脖领。并且用力一拽，把领子从大衣上拽了下来。” “那结果怎么样？” “给我打了电话。我申请了一次性出入证。可亚古博夫，像故意作对似的，身上没身份证。我用我的证件抵押把他领了进来。” “自己放上了捕鼠夹，到头来……” “哦，不是！他说，没有觉悟的人有时会歪曲正确的事业。安涅奇卡用了半天把领子缝上了。” “你知道吗，亚古博夫可能上文章的钩。” “从何说起？” “从这里，”伊弗列夫不假思索地说道，“对他来说，这是暗地里给马卡尔采夫捣鬼的方式。报纸公开反对内务部，而对方安排对他儿子进行审判。” “好棋！”波利修克咧开嘴笑了并用舌头舔了舔须刷，似乎在检查，是否长了出来；但是想法随即在他的眼神中暗淡了下去。“可如果他胆怯了呢？” “那你呢？” “我？……我大概会冒回险，”波利修克把手指在桌子上拨弄了一阵，拖延做出决定，然后看了看表，“亚古博夫八点左右离开。这时材料应该准备好了。并且不要声张。两百行够吗？” “我不会超过……” “我的孩子！”听完了伊弗列夫的简短汇报后塔甫洛夫说道，他疲倦地用手指按摩着眼睛。“如果您想把事情进行到底，就不要任何概括！文章中主要的是——我们的民警是世界上最好的，并且只有那三个民警是偶然的例外。” 在他身后看着，拉伯波尔特突然想到：不会是波利修克把灰色文件夹放到了马卡尔采夫桌子上的吧？看来，应该不是他。波利修克只是空谈，而在行动中要节制得多。不过，当一个人比你想的要好时，让人感到愉快。 锁上门后，伊弗列夫从兜里掏出了两个记事本并从两个本上马上撕掉了封面，把各页拆开。他把桌子中间腾出来，以便宽敞些，然后开始摆卦：什么可以加入文章，什么能用得上，而什么肯定不合适，但以后用得上。 “民警分局尽量不登记盗窃和抢劫，为的是在与其他分局的竞赛中取得更好的名次”。这可能用得上，但是未必。“当上级下令抓住某个杀人犯时，有六十至八十人承认此项罪行”。这个肯定不合适。“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引以为豪的是尸体的高辨认率。停尸间里整洁有序。列福尔托沃停尸间里挂着一幅标语：‘我们的停尸间在与莫斯科市其他停尸间的社会主义竞赛中获胜。祝贺获胜！’”这总之是随便记下来的。这就是卡卡巴泽的讲述，与乌杰林的对话，法医鉴定书摘录——这无论如何能加入到文章中。 在脑子里组织了一个大概的提纲后，维切斯拉夫在中间放了一沓干净的纸。标题马上就想到了，于是他用小字在角上记了下来：《浑水》。经过磨合的标准“可以”与“不行”，即什么能通过而什么不能通过，帮助他绕过了锐角。他（铭记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嘱咐）不加渲染地叙述了卡卡巴泽在民警局的事情。他想，如果文章通不过，会放到一沓他的其他文章中，这些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刊登，但主要是由于一个原因。斯拉瓦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它们是就刚发生的事件写好的，由于缺乏深度而迅速过时并且由于偏颇而失去了历史意义。以前他可以迅速写好任何题材并且令人羡慕地轻松写成。但是他刚一变得认真，就感到为报纸写东西困难了。 门下面的窸窣声使他放下了思考。镶木地板上有一张纸片在颤动。斯拉瓦拿起来念道：“让我进来一下。”伊弗列夫转了一下钥匙。娜杰日达回头看了看有没有人看到，溜了进来，并随后锁上了门。 “你忙着吗？我只给你看看新裤子。喜欢吗？看这里系得不太紧吧？你摸摸……” 他礼貌地碰了她一下，于是她跳到他身上，用双手和双脚绕住他。维切斯拉夫摇晃了一下，但是站住了，托起她，抱起来并让她坐在了桌子上，把仔细摆开的记事本稿纸弄乱了。希洛特金娜慢慢地向下滑落，手脚继续夹紧他。 “松开，小毒蛇！” “你工作吧，我不会妨碍的。”她松开了手和脚。 伊弗列夫咕咚一声坐在椅子上，把头放到手稿上，试图让出现的心动过速平息下来并拾起剩下的没有写完的句子。他听到了镶木块的嘎吱声，然后感到，她像猫一样抚摩着他的膝盖，便轻轻地用脚踢了一下。事与愿违！ “现在你是我的！”桌子底下传来她喜悦的声音。“你要是反抗，我就把它全揪下来。” 他闭紧了嘴唇，把手伸到桌下摸了摸希洛特金娜的头发。房间摇晃起来，浮动并旋转起来，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娜佳在地板上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尽量无声息地迈步向门口走去。 “在我身后锁上门，劳动者。” 斯拉瓦敞开了窗户，夜晚潮湿的冷气吹进了房间。桌子上的稿纸吹动起来。潮气让伊弗列夫打了个冷战，但是让他恢复了知觉。他关上了气窗，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并且又写完了两段。 没有签字证明的“紧急见报”材料由值班打字员在前一天深夜打出。维切斯拉夫刚一走进打字室，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没问就拿过来稿纸，似乎感觉到了它们的内容。她没有把一页打完就把它从打字机中拽了出来，聚精会神地看起伊弗列夫工整细小书法的倾斜线条。她的大陆打字机机关枪般的急促响声中断了两次：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重新读了一遍，是如何殴打卡卡巴泽的。茵娜两次起身分别喝了半杯冷水。最后敲完“维·伊弗列夫，本报特派记者”后，她跑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要去，”她说道，把文章放到了桌子上。“现在！” “你哪里也不能去，傻瓜。”他温和地说服她，把手掌放到她耳朵上。“医院可是监狱的……” 她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他用双手托起她的头，看了看，眼泪如何顺着鼻子的边缘流到嘴里，然后慢慢地先吻了吻一只眼睛，然后是另一只眼睛。 “我要去。”她固执地说道。 “你不能去，”他疲倦地对她重复道，像对孩子一样。“我能提供的最多是——暂时代替他。” “白痴！你们都是白痴……”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借口他有一大堆没人管的稿件，在编辑部留了下来，他删去了伊弗列夫文章开头的一段以及结尾的两句话，然后把稿子还给了维切斯拉夫。波利修克没有看文章，打开了通话器，同时沉重地叹了口气。 “安涅奇卡，亚古博夫走了吗？” “刚刚走。” 波利修克慢慢地读着《浑水》，不时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他没有发现，拉伯波尔特走了进来并喘息着坐在了斯拉瓦旁边。等到波利修克读完后，他口齿不清地说道： “廖瓦56，您知道您和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区别在哪里吗？人们不会给您立纪念碑的。宽恕您的只是善良的意图和知识肤浅。但是无论如何：会开除出党，并且解除职务，还会折腾您。您希望这样吗？……最好这样做，孩子们，我们排好版，安排到版面上并叫内务部的代表来读读文章。我的思想你们领悟得很快，对吗？非此即彼。给他半个小时犹豫并协商。多半他们不想声张并且会了结卡卡巴泽的案子。要知道他们不会想到，你们不准备刊登文章！然后赶紧把一切清理掉！” “讹诈？”波利修克小声问道。 “但是有高尚的目的！再说了，和狼生活在一起——不是走过田野……” 波利修克闭上了眼睛，集中精力坐了一会儿，权衡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提议。勇气和胆怯在他身上紧密交织在了一起，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全部界线不再存在了。 “嗨，他妈的！”列夫一气之下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整个生活全都是妥协。我们大家彼此帮助成为不诚实的人……”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没有做声。波利修克用力一拉通话器的拨叉，和他在车间的副手接通了，请他快些排版并考虑一下，撤掉什么以便在第二版腾出一百八十行的地方来，这时亚古博夫从家里通过外线打来了电话。他问了问新一期报纸签字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正按计划进行，”波利修克愉快地报告说，向伊弗列夫使了个眼色，“第四和第三版已经签字，我随时等着其他版。我们快要结束了……” “塔斯社方面没有耽搁吧？” “一行也没有。快结束了。晚安！” 挂上了话筒，列夫把目光转到了塔甫洛夫身上。 “我不喜欢这个阴谋。唉，真的不喜欢！”拉伯波尔特嘟囔道。“请相信一头在厮咬中受伤的豺狼……” 等候清样时，他们两人拟订了与内务部代表进行谈话的方式。 “该叫他们来了。”波利修克说道，他明显在紧张。 安娜·谢苗诺芙娜跑了进来，边走边不停地嘟哝： “给您，列夫·维克托雷奇57，刚出来的第二版。只是要小心点：水注得过量了，压印得不好，别蹭上了！” 她刚一跑出去，波利修克就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工作用手册，准备给内务部打电话，这时通话器呜呜响了起来。 “我是沃罗布耶夫。晚上好！我在登记簿中怎么也找不到……您那里当然有《浑水》这篇小材料的签字证明吧？” “这是个别情况。要签字证明干什么？” “签字证明？为了合乎规矩。斯捷潘·特洛菲梅奇知道吗？” “那还用说！听我说，杰列斯·尼古拉伊奇，我现在派伊弗列夫过去，他会让您放心的……” 波利修克暴怒中关闭了通话器。 47.沃罗布耶夫·杰列斯·尼古拉耶维奇 普通格式人事登记表资料 担任的职务：苏联部长会议报刊保密委员会（报刊保密检查总局）高级特派员。 1919年1月21日生于塔什干。 俄罗斯族。父亲俄罗斯族，母亲乌兹别克族。 社会出身：工农。 1941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12108742。此前非党员，未参加其他党，未曾退出苏共，未受过党内处分。 1950年毕业于装甲与机械化部队列宁勋章高级学院，毕业证号：x 8642。 预备役装甲兵中校。经医务委员会体检认定适合服兵役。军人证号码：ТБ1722048。代码：012/001200。 政府嘉奖：苏联英雄，同时授予列宁勋章及金星奖章，其他勋章及奖章29枚。 替换军人证件的身份证号码：IV CE No.764802。发证机关：莫斯科第52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1年5月29日。有效期至1971年5月29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Б-232，鲁萨科瓦大街，25号，17号房间。住宅电话：264-88-14。 杰列斯·沃罗布耶夫的胜利与失败 杰列斯·尼古拉耶维奇的谱系树以及后来的履历中没有一个细节预示，他会当上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一名普通的特派员。他是由于偶然的错误沦落成新闻检查员的。 他父亲尽管文化水平低，但却是一个对事业热情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儿子漂亮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一方面，像堂堂的东方名字；而另一方面，它的意思是：“我们要完成列宁的事业！” 老沃罗布耶夫跟随红色支队被派遣打击巴斯马奇分子和巴依，以便在中亚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时，苏维埃的凶恶敌人布哈拉的埃米尔正好患上了严重的梅毒。而医学学科中已经完成了一项发现，所有疾病都源自神经系统并且只有梅毒源于享乐。为了杜绝这种疾病，差一点不知是索邦大学，还是马哈齐卡拉大学毕业的御医建议埃米尔彻底更换人员并选新的纯洁的姑娘进入后宫，通过与她们的交际埃米尔就会康复。用步枪武装起来的埃米尔的部下抓住符合条件的姑娘并带到布哈拉去。 到达地点之后，布尔什维克尼古拉·沃罗布耶夫决定，鼓动没有觉悟的乌兹别克人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最好方式是利用劳动妇女阻挠埃米尔康复，因为这些妇女应属于乌兹别克工人和农民。但是当四位红军战士跟随他们勇敢的政委从埃米尔的手里夺回来三个年少的乌兹别克姑娘并看清了没有穿着带面纱的长袖长衫的她们后，三人立即娶了她们。剩下来没有结婚的两个人明白了，他们白白地战斗了。结婚的人中间有政委沃罗布耶夫。 战胜埃米尔后尼古拉·沃罗布耶夫担任了副教育人民委员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了1937年，这一年他“因企图使共和国复辟为布哈拉酋长国”而作为乌兹别克人民的公敌被枪毙。杰列斯那时十八岁，而过早成为寡妇的他的母亲三十四岁。她有五个孩子要抚养，她还怀着第六个。 当战争开始后，杰列斯·沃罗布耶夫决定用鲜血从自己的家庭身上洗刷掉父亲的耻辱，他和母亲与他已经彻底脱离了关系。在坦克部队中他当过坦克机械师、驾驶员、车长。曾陷入包围并突围出来，曾开着起火的坦克冲上去撞击。他不顾一切固执地寻求死亡，但是众所周知，死神不碰这样的人。勋章纷纷戴在了他身上。他本来能得到第二枚英雄金星奖章的，但是由于特别处的反对勉强授予了他第一枚，让特别处不安的是他履历中的瑕疵。然而方面军报刊乐意报道他的功勋并且甚至认为这些功勋与他名字异乎寻常的意义有关。 整个战争期间杰列斯从报纸上剪下写自己英勇事迹的文章，希望用颂扬句子的数量压倒一句话：人民敌人的儿子。并且看来是压倒了，因为他被派往装甲学院学习。苏联英雄沃罗布耶夫中校学院毕业后曾指挥各种兵团并曾在总参谋部服役，在这里他负责彻底解放欧洲的斯大林秘密计划，以夺取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晚上他喜欢拿出旧报纸看自己的功勋。遗憾的是，战后十五年中人们再也没有写过一次这些功勋。杰列斯决定，他自己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不比那些已经出版的差。诚实地赢得英雄称号的他还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写出真实的情况，与那些他熟悉的充斥着响亮好听的话的书不同。 妻子没有怨言地一人忙着照料孩子，他写书。他写了很多并开始给编辑部挨个送去。到处都乐意收下看一看，但是到处都拒绝了。沃罗布耶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原因是，他把重点改变得与要求的略有不同。 有时是我们的部队占领德国城市后劫掠当地居民，有时是士兵们在独家住宅驻扎过夜，把主人赶出去，却留下他的女儿们。有时是回忆录中出现向我们的战士开枪的波兰人和捷克人。还有沃罗布耶夫作品的主人公，他们曾高喊：“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但在1956年后他们在书中已经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最后到处碰壁的作者把自己的手稿分成了两部分：可以的和不可以的。与“不可以的”相比，“可以的”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沃罗布耶夫的作品所剩无几了。 这时他已经按军职退休了，因为军队中一年按两年计算，所以他决定坐飞机回一趟老家塔什干。飞机上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小个子的人，面孔熟悉，但是杰列斯一开始没认出他来。而当旁边的人用舌头灵巧地把香烟从一边嘴角滚到另一边时，沃罗布耶夫想了起来。1956年清理布达佩斯街道上的尸体时，这个人指挥过他的坦克手和驾驶员。他们甚至站在布达与佩斯的桥上交谈过，估计还剩下多少工作量。他们在同一批名单上获勋章得嘉奖。 沃罗布耶夫得知，亚古博夫现在领导着新闻社的出版社。他认为，这是天意，他写的东西终于可以出版了。在塔什干沃罗布耶夫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领到了给他父亲立的胸像前。亚古博夫便在这里向杰列斯提出安插他担任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特派员。 现在沃罗布耶夫敏锐地审看其他作者的作品，不让其中冒出来他自己曾写过的那些内容。表面上他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保持关系，因为级别不同，但是当亚古博夫被调到《劳动真理报》后，他把沃罗布耶夫拉了过来。在这里，杰列斯·尼古拉耶维奇新闻检查员的才华便开始得到真正的施展。不刊登别人的东西原来比刊登自己的东西甚至更有意思。 他不是简单地从禁止开始，而是耐心细致地向工作人员们解释，不能写什么而且为什么。两个城市间的真实距离，工业产品产量的绝对数字（只能给出百分比）是国家机密。禁止提到种植罂粟的集体农庄。不能批评出版物的不足，如果它们是向国外销售的话，因为这损害我们的对外贸易。沃罗布耶夫从解释转为教育报纸的工作人员。 “编辑部整个集体的业务是，”杰列斯·尼古拉耶维奇在碰头会上发言时说，“帮助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请你们表现出主动性：在拒绝作者时不要以新闻检查机关为托词，而要援引你们自己的决定。” 在个别谈话中沃罗布耶夫请别人不要叫他新闻检查员。这个词有某种冷冰冰的气息。 “我是普通的政治编辑……” 这让马卡尔采夫感到生气。但是出于他特有的礼貌，他不干涉不归他管的人的决定。但是心里认为，他不会允许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插手那些他本人对中央负责的问题。不过沃罗布耶夫也从没有把事情激化。 “我的工作是提出来请您酌定并汇报给我的领导，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如果这不涉及具体的国家机密以及目录上的具体限制，当然是您做决定！” “当然”一词安抚了马卡尔采夫，于是他忘记了又一次的冲突。杰列斯的工作精力需要发泄，但是也存在危险感。英雄主义在后方只会碍事，而缺少它只会有益。喜爱上新职业后，沃罗布耶夫思考的是自己对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工作的创新贡献。他得出了结论，他的职能不能取得圆满的结果，因为他是对现成的材料着手工作的。要是新闻检查员能在构思阶段与作者联系的话，那时就不会出现取出多余内容的事了。 1969年1月沃罗布耶夫满五十岁了。亚古博夫责成卡申起草给寿星的贺信，而写信的当然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塔甫洛夫。卡申拿着信走遍了各部。包括马卡尔采夫在内的《劳动真理报》所有工作人员在贺词下签了名：“我们报纸的好朋友！祝您身体健康，在光荣的报刊界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编辑部美工马特里库洛夫体现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中心思想，在信封上画了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斧头的沃罗布耶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对朋友们解释说，新闻检查员用斧头敲作者们的头，而用镰刀砍…… 48.不受控制的联想 房间的门上挂着一块小木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特派员。禁止入内。 “怎么回事？”伊弗列夫一进门就问道，他不太热心地握了握沃罗布耶夫的手并坐在了椅子上。 杰列斯和蔼可亲地冲他笑了笑。 “听我说，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请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这里总是这样赶忙？我在这里是新人，我请求，要求，材料要提前送来，起码要提前一周。我可是需要和领导协商。不！你们老想在最后一刻……” “我们是报纸！一周后的旧东西有什么用？” “这是不正确的认识。难道是我想出来的限制性规定？坐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不是傻瓜。那里专门成立了潜台词——不受控制的联想——小组。我有指示：第一遍读正文，第二遍读潜台词。以前主要的是监督并预防正文违规现象，现在是潜台词违规现象。比如说，作者议论的是中世纪，可读者联系起来考虑，我们的情况还要糟。正文巩固苏维埃政权，可潜台词动摇它。” “这跟《浑水》有什么关系？” “我这就解释。您批评的是民警，好像没什么危险的。可是读者会理解成，浑水——这是整个社会，明白吗？” “什么逻辑？！”伊弗列夫站了起来，抓住椅子背把椅子转了过来，把它往地板上顿了一下。 “你不要找逻辑。昨天可以刊登的东西，今天就不行了。今天可以刊登一些外国首脑的漫画，明天是另一些。我服从的是最新的指示，仅此而已。” “好吧，”斯拉瓦做出了让步的样子，“你永远是正确的，杰列斯·尼古拉伊奇58。我们撤下文章来，别担心！” “担心的不是我——是斯捷潘·特洛菲梅奇。” “他已经走了！” “我不得不给他家里打了电话。原来，他对文章一无所知。他会搞清楚的，没准儿已经在调查了。” “在家里？” “干吗在家里？他往这里赶来了……” 伊弗列夫凝视着沃罗布耶夫，一边在想：说出对他的想法还是干脆朝这张平静的大圆脸吐口痰。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走了出去，小心地掩上了门。 值班编辑波利修克已经签字的第三和第四版刚刚浇铸出来的泛着银光的温和的铅版在挂钩上摇晃着，不时轧轧响地早就向印刷车间慢慢移动过去了。印刷工人们不时停下来喝几口免费的袋装牛奶，把沉重的铅版摘下来装到轮转印刷机中。把铅版垫平。工人们一边慢慢地旋转辊子，一边挪动、锉平、压住铸版，以便使油墨的印痕均匀。 塔斯社挂机了，于是第一版开始印刷。挂机的意思是，不会有紧急材料传来见报了，在向各报传递这种材料的过程中塔斯社本身是一个发送环节。准备所有这些报纸必须刊登的重要材料的地点不详。但是编辑部会提前被通知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消息。第二版仍然滞留在排版车间，这版的底栏是伊弗列夫的文章《浑水》。工人们走过来在镜像中看这篇文章。这种现象很少见：印刷工人鄙视自己的报纸，而消息在家里透过无线电干扰收听。 铸版工耽搁着印刷车间，而后者耽搁着发送。汽车等候着装纸版的袋子好把它们送到机场去。在机场袋子被搬到飞机上运往印刷《劳动真理报》的城市并在早晨与当地报纸一起出版。工作计划破坏几分钟就会耽误把报纸送到全国的报亭中。上班的千百万人来不及买到报纸，于是它就报废。 在等候挂机中编辑部变得寂静起来了。从拉伯波尔特的房间传出了一阵阵的大笑声，里面除了主人还坐着扎卡莫尔内。信函部的门半开着。娜佳一边倾听着走廊中的脚步声，一边静悄悄地登记着白天的邮件，尽管她可以放心地在明天做这件事。伊弗列夫可能会发现她在这里，那样他们就可以一起走到地铁站。卡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喂鱼，他决定在回家的路上与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碰上，她值班到挂机前，以防备值班编辑需要补充打字见报。此时亚古博夫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已经走进了排版车间。印刷和铸版车间主任勉强才跟得上他。排版车间主任急忙迎了上去。 “最近的电话在哪里？” 他们指给了他。亚古博夫脸色苍白，头发有点蓬乱。匆忙中把穿在蓝色丝绸背心上的上衣的所有扣子都扣上了，而不是像平常那样仅扣上中间的扣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走到电话前拨了波利修克的内线号码。 “列夫·维克托雷奇！请马上下来到车间。” 不等到回复，亚古博夫就放下了话筒，把手向前一伸，要求道： “版面！” 人们递给他散发着墨香的版面。亚古博夫立刻埋头看了起来，似乎站在他周围等待指示的人不存在一样。一直看完结尾后他小心地把版面折叠起来并开始撕成碎片。撕碎后他把碎片团了起来，然后松开了手指把碎片倒进了垃圾箱里。 “你们压印了多少份？”他问道。 排版车间主任开始屈指数起来： “给值班编辑、新闻检查员、‘清样通读人’、核对室、特派记者部和校对室——六份，和平常一样。” “马上把全部六份收上来。少了的话你们每个人用党员证负责。通知工人、工长、保卫……” “明白了！” 波利修克走了过来。人们向两旁让出了一条道，让他有机会和亚古博夫说话。波利修克显然很难为情。 “这事弄得不好，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他试图缓和冲突，“我没事先通知您就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是我们也没打算刊登，只是为了谈判。要知道对卡卡巴泽不公正……” “可对我——公平吗，列夫·维克托雷奇？”亚古博夫没有听完就慢慢地问道。“要么也许我不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不过这个以后再说……” 他转身对排版车间主任说： “您站着干什么？把备用稿排上版面。还是您一夜都在这儿闲待着？……列夫·维克托雷奇，我们到我办公室去。” 亚古博夫把头低了下去，似乎准备要顶聚集起来的人们，然后谁也不看地向门口走去。他上楼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 “请坐，波利修克。”现在，当采取了措施而责任秘书掌握在他手中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放心了并且变得和善了。他只是坐着并若有所思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竟然有这样的事！请问，该怎么理解这一切？要知道您欺骗的不是我——我是普通的党的工作人员。您欺骗了党！” “要是马卡尔采夫，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的。” “危险的游戏！我认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会把报纸的名誉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 “这和个人有什么关系？正相反！这正是捍卫报纸的名誉！” “偷换概念！您能够像为自己那样替卡卡巴泽担保吗？……看到了吧？何必因为一个工作人员拿报纸的威信押宝。再说了，如果坦率地说，我相信，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不可能被捕，如果他没有罪过的话！” 波利修克收缩了瞳孔并绷紧了嘴唇，为的是不立即反驳。然后把反对意见忍了下去。 “您同意吗？”亚古博夫继续道。“但是假定，摄影记者卡卡巴泽的确是无辜的。他没有喝醉，没有打架。假定是这样！可谁会这样干呢？应该在高层有人要这么干。那样的话我也会‘赞成’的……您是聪明人，列夫·维克托雷奇。我替您惋惜：中央不会原谅这样的事情，您自己知道。就凭您的良好履历您也成了无可挽救的人。知道吗，我可以试试在上面和自己人谈谈，好暗中了解这个事情，我承担部分过失，开除某个执行者。但是直截了当地说，也需要您做点事情。不是现在，也不是为我——我这个人没有私利，而是为那些冒险给自己抹黑拉您一把的人。” “要做什么？”波利修克闷声问道。 “我们可不是买卖人，”亚古博夫笑了笑，“我自己暂时还不知道。比如说，党委会上解决整顿编辑部的问题时，您要赞成……” “赞成您并反对马卡尔采夫？”波利修克明确地问道，把手握成了拳头。“可如果您输了呢？” 这个手势被注意到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嘴角上闪过了一丝微笑。 “美国人认为，好领导就是没有他一切正常进行的人。而马卡尔采夫的风格，不瞒你说，落后于时代，不合节律。您考虑一下，您站在谁一边。” 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多少？”亚古博夫又问了一遍。“好吧，我自己来办。” 他放下了话筒，站了起来，走到了波利修克跟前。 “正好，我们商量一下吧。尽管我们当没有过《浑水》这篇文章，但是别人向我汇报说，只收上来五版。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把有文章的版样藏了起来。” “谁？” “怎么处理这个人？”亚古博夫没有回答，继续问道。 “要看是什么目的……” “这不我也在想：什么目的？目的可能是不归我们调查的……” “不过是拿走看看罢了。”波利修克马上说道，他想，最好从两害中提出较轻的。“我们在党委提出问题，同志们决定。” “那您把党员拉伯波尔特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仔细地看了看波利修克，试图看出“拉伯波尔特”这个词产生的效果，但是波利修克转过了身向门口走去。 列夫从自己的办公室给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打了电话。 “房间里除了您还有谁吗？” “啊哈。” “那您只听我说吧。亚古博夫知道谁拿走了版样。为了避免麻烦，您马上把它送到卡申那里。您就说，需要把它转交给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明白了吗？” “这么说，到底是没有成功？” 但是听筒里已经响起了忙音。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闷闷不乐地打量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伊弗列夫、扎卡莫尔内和娜杰日达，她没有等到斯拉瓦去看她，所以顺便到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这里。 “一切都合乎逻辑，伙计们！”伊弗列夫站了起来。“应该预料到这个的。我们低估了沃罗布耶夫。他是亚古博夫的看家狗。” “以前的书刊检查员多好啊！……”马克西姆充满幻想地说道，他吐出了一个烟圈。“冈察洛夫，秋切夫，阿克萨科夫，拉热奇尼科夫……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件事上，兄弟们，是你们自己的错！” “有意思！”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 “有这样一种益虫叫螳螂，”扎卡莫尔内说得动听，他不时看一眼娜佳并兴奋起来，“它捕捉昆虫。它视觉的特点是，如果昆虫不动弹或者爬行得很慢，它就看不到它们。当目标迅速一闪而过时，视觉神经受到刺激，这时螳螂就会抓住它！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特派员注意的也是剧烈的运动。可如果是多次夹杂一点，那么为聪明的读者甚至可以写出反苏宣言来。” “你是我们的伊索！”伊弗列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看：一行一行的文字，其中除了重复的‘乌拉！’外什么也没有。如果一下把感叹号删去，螳螂哆嗦一下。就抓住了！” “一切要简单得多，”拉伯波尔特挠了挠背，“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想把马卡尔采夫变得毫无用处。为此需要证明，《劳动真理报》现在变得对领导更合适了。马卡尔采夫把报纸办成了灰色的。亚古博夫正在让它成为褐色的。孩子们，在集中营我为那些梦想成为自由人的犯人办报纸。而现在我出版报纸是为那些对坐在带刺铁丝网后面感到十分满意的读者。亚古博夫端着冲锋枪站在瞭望台上。” “别难过，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娜佳用指尖摸了摸他的肩头，“您的胃会痛的。” “女人永远是正确的。”塔甫洛夫从鼻子里发出了喘息声，同意道。“回家吧，肃反工作人员们！” 卡申在走廊里叫住了娜佳。他小声地问了她什么事，她回答后回到了大伙中间，而卡申从旁边走了过去。 “他有什么事？”伊弗列夫问道。 “他查清楚了，我过生日。问为什么我不邀请他。” “有点意思。”马克西姆拉长声慢慢地说道。“正好就缺他了！” 他屈指意味深长地敲了敲组合柜。 “你回答什么了？” “我说，我要在餐厅里庆祝。” “在哪一家？” “这个他需要知道，而不是你。如果你愿意，你到我家里来。而让他去遥远的地方见鬼吧……” “希洛特金娜是聪明人，”塔甫洛夫说，然后看了看伊弗列夫，补充道，“有些人不珍惜这个。” 维切斯拉夫把这个责备当成了耳旁风。在电梯里娜杰日达把手伸进了伊弗列夫的兜里，他在兜里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楼梯间他们遇到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副主编装出了对夜晚这伙人丝毫不感到吃惊，而应该就是如此的样子。他也毫不怀疑，正是他们盼望文章见报。别的不敢说，对人他是能鉴别的。亚古博夫略微地低下头从一旁走了过去，然后顺便到了写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特派员”字样的房间。沃罗布耶夫站起来迎接他。 “谢谢，杰列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使劲晃动他的手。“我欠你的情。” “哪里话，小事一桩……” 49.生日 娜佳的中学同学，身材细高、走路时脚尖有点向内歪的卡佳和动作敏捷、有点丰满的柳霞忙着把盘子从厨房端到房间里，而客人们走来走去，彼此交谈几句。大家从编辑部直接来的，都饿了，所以抱怨那些迟到的人。为了多做一些吃的东西，希洛特金娜留在了家里。卡佳和柳霞从早晨起就忘我地帮她的忙。希罗特金将军答应夜里一点之前不回家。吩咐了电梯工放客人们进来。娜杰日达许诺给女友们提供足够数量的男人，但是暂时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 “斯拉瓦要来吗，娜奇59？”柳霞在别人听不见时问道，尽管娜佳禁止提起这个名字。 “你纠缠什么！”卡佳赶忙来为她解围。“好像都已经给你解释了……” “我问什么了不得的事了？我想看看，我们独立自主的娜奇卡向谁认输了……他英俊吗？” 娜杰日达否定地摇了摇头。还好她在切葱头，可以不加掩饰地哭。她几乎已经说服了自己，她不想让伊弗列夫在她家里出现。会有多余的议论的，仅此而已。但是说服了自己后，她还是希望，他会顺路来看看。哪怕他不进来——她出去到楼梯口见他一分钟并收下一枝含羞草。或者他会打电话，说他不能来。就算他想出任何理由来，最虚假的理由，可是哪怕他想出来呀！…… 有人摁了门铃。 “公民们，是扎卡莫尔内。”希洛特金娜跑进了房间，自信地宣布，内心里希望是伊弗列夫。门铃更加坚决地又响了一遍。“来了，来了！” 站在门口的的确是略微皱起眉头的马克西姆。风衣在胸前鼓了起来，扎卡莫尔内用双手撑着鼓起的地方，把它们交叉在胸前。 “可以接吻吗？”他问道，毫不在意坐在角落里的拉伯波尔特和安涅奇卡及其丈夫。 “今天可以。”娜佳把脸颊凑了上去。 “那嘴唇呢？”他用一只大手搂住了她，把脸颊、嘴唇和脖子都亲了亲。“这是礼物……” 他解开了风衣并递出了一团软和的活东西。 “狗？”娜佳仅仅说了出来，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失望。 小狗冷得发抖，它身上的毛有些地方粘住了，爪子上满是污泥。此时扎卡莫尔内从兜里掏出了一瓶首都牌伏特加酒，放在了镜子下的小桌上。 “这还不是全部礼物，娜佳，”马克西姆指了指小狗，“剩下的我晚点儿再送……” 希洛特金娜把小狗抱进了房间。她把它放到了地板上，它跑到餐柜前，抖落了一摊水，然后躲在了桌子下。 “婆娘没有操心事60。”文学艺术部编辑赖莎·卡奇卡廖娃说道，她善于恰当地想起不用她说大家也都很熟悉的道理。“一条小狗顶两个孩子。不过，这条是非良种的，照顾它容易些。” “顺便问一句，”茵娜·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加入了谈话，她坐在窗台上的姿势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她的双腿，“这是公的还是母的？” “在繁殖过程中我们会搞清楚的。”马克西姆回答道。“啊，正好，你们好，狗杂种们！” “呸，太有伤大雅了，马克斯，”半躺在沙发椅中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何必这么口无遮拦呢？” “他知道新笑话。”年轻的美工谢廖沙·马特里库洛夫解释说，他印刷学院毕业后在萨哈林工作了三年，现在被《劳动真理报》录用。 “你猜对了！”扎卡莫尔内说。“你们看，所有人都被开除了，剩下了罗拉、多拉、若拉和狗杂种们。罗拉们是负责人员的情妇。多拉们是负责人员的孩子。若拉们是负责人员的妻子……” “请不要侮辱我的妻子！”波利修克插了一句。 “妻子没有发话。”拉伯波尔特说道。“也许，这不让她感到受侮辱。”“还有……”马克西姆停顿了一下，“狗杂种们。这是‘偶然得到保全的一类知识分子61’。” “我们什么时候喝酒呀？”赖莎哼哼起来。“要么就是引诱我们到这里来接受饥饿疗法？瞧，已经给小狗香肠了。剩不下给我们的了……” 扎卡莫尔内摆出了朗诵者的架势： 国内肉类供应日益恶化， 于是上面告诉群众： “知识分子又在胡闹—— 在这个时刻养起了狗。” “我害怕马克西姆。”卡奇卡廖娃说。 “您做得正确，赖莎·米哈伊洛芙娜。”拉伯波尔特赞成道。 “尽管总的来说，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害怕所有人。看外表我像男人，可内心胆怯，是女人的……今天亚古博夫叫我去，递过来一本小册子。我一看，是写民警的短篇小说。作者是某位西佐夫。‘快点，拉雅，’他说，‘赶出一篇评论来，并且不要吝惜赞美之词。’‘好吧，我看看。’我说。‘可如果我不喜欢呢？’‘您会喜欢的，拉雅，’他声称，‘如果您需要新房子的话。’‘什么意思？’‘西佐夫是主管住房的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我到了图书室一看：西佐夫的书已经出版了五十二篇评论。什么样的杂志都在写他！” “大家都需要房子。”波利修克的妻子说道。 “我除外。”马克西姆一边说，一边斟酒。“见鬼，娜佳在哪儿呢？要么我们为她的女友们干杯？” 他轮流仔细打量了一番卡佳和柳霞。柳霞更让他喜欢，但是卡佳更容易得手。 “为什么不呢？”她顽皮地说，于是扎卡莫尔内笑了笑，他对自己的洞察力感到满意。 “请看，客人们，”娜杰日达走进来把鳕鱼肝加葱和鸡蛋做的肉酱放到了桌子上，“我今天收到了罕见的礼物，完整的陈列品！” 钢琴上摆着烛台，它是列夫的一双巧手用一块形状不同寻常的木头雕成的。已经有半年了，波利修克买了工具，晚上在木头上雕刻，从自己的手艺中得到享受。烛台像一个因巨大的痛苦而抽搐的小人，他长着巨大的生殖器，一个人在上面一边耍手技，一边拿着点着的蜡烛。烛台旁边是从电梯里拽下来的小木板：“电梯间墙壁损坏时请立即停止使用电梯并通知调度员。”木板上多余的话被刮去了，剩下的是：“立即停止并通知。”还是在钢琴上，在糖果盒之间，放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礼物：一段生锈的带刺铁丝，用打着蝴蝶结的玫瑰色带子包着。 “我也想要铁丝。”拉雅请求道。 “血液中燃烧着情欲之火。”拉伯波尔特对她唱道。 “礼物太好了。”娜佳又说了一遍，她不知所措地看了看脚下。 那里小狗带着奇怪的声音排出了一股黄色的黏液，它在擦洗得像镜子般锃亮的镶木地板上流了开来。 “这是为了有胃口。”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嘟囔了一句。 “唉，娜佳！”扎卡莫尔内充满幻想地说道。“你猜不到，我礼物的后一半是什么。小狗随地撒尿，带进来许多跳蚤，这当然让人愉快。但我的礼物是，把小狗收回来并放它出去到我找到它的院子里去。” “走，小狗。”波利修克说道。 马克西姆从桌子后站起身，把小狗抱到了门外，然后在浴室里仔细地洗干净了手。 “倒满了吗？”回来后他问道。“大家都喝伏特加？那就是时候了。为了娜佳，干杯！你们是我的玻璃杯工作者62！” 众人喝完了，把酒杯放下，不声不响地开始大口吃东西，开始时注意的是特别好吃的，然后不加选择地一律狼吞虎咽。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上衣挂在了椅子背上，环顾了一眼众人。 “孩子们，这里我是最年长的，”他说道。“所以我要对你们说，无论是血统上，还是性别上，还是种族上，我都不相信人们的相近。我只相信精神上的亲密。但是你们看看，他们禁止的恰恰是精神上的一致，监视的是志同道合者。” “他们害怕精神感应。”马克西姆插了一句。“万一人们的精神联系原来是不受控制的呢？” “罪恶蒙赦免，犯过得遮掩的人，有福。”马克西姆唱道。“为他们干杯。让他们不知疲倦地彼此举行安葬仪式吧！” 紧跟着同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也举起酒杯向着天空，然后放到了桌布上。他不知多少次忧郁地看了看如此刺激食欲的菜（希洛特金娜的伙食丝毫让人想不起有食品供应困难）。拉伯波尔特掰下一小块面包，往上面抹了黄油，开始慢慢地咀嚼起来。 “您怎么不喝酒，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俯身看着他。“只有告密的人才不喝酒。” “放心，我的孩子。”他平静而亲切地回答道。“还是让我再给你倒点吧……”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下意识地在巩固我们的阵营。”扎卡莫尔内说。“谁不喝酒，他就是在破坏我们的经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拉伯波尔特说，“不久前马克斯还断言相反的事情：酒鬼动摇制度。” “正常的辩证矛盾。”列夫说。 “等等，等等！”茵娜喊道。“马克斯，你在干杯之间还来得及喝？你会喝多的！” “正如路加所说，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马克西姆笑了笑。“你别担心，阿布拉莫芙娜，这不会影响到我的能力。” “我无所谓！” 谢廖沙·马特里库洛夫这时用膝盖紧贴住她的腿。 “过量是我们的职业，伙计们。”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重复着自己的老一套。“什么是一般的媒体？这是三大原始功能：报道，启发与娱乐。我们的任务要复杂一些：以假报道蒙蔽，模糊，让人困惑不解……” “广播中呼吁和平共处，”卡奇卡廖娃嘟囔道，“播音员念的声音就像战争要开始一样。” “根据我们的哲学，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是第二性的，”面红耳赤的波利修克开始发表议论，“但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能改变生活，我们就觉着，言论能改变物质。就是说，言论是第一性的，比物质更重要。许诺代替了物质财富。因此，言论比行为更危险。所以我们压制不一致的看法。” “怎么了？”拉伯波尔特又说了起来。“廖瓦，我们幼稚的后代会看我们的报纸（他们会销毁档案的！）并以为，我们是自由和幸福的。” “是口头上的幸福！” “可是我们想不到真正的幸福。” “拉伯波尔特是正确的，”马克西姆提高了声音，“支配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的纲领中所阐述的人道意图。支配他们的是两个情况：渴望权力与恐惧。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渴望权力。与西方铁幕中的缝隙——是对中国的恐惧。报刊的任务是——掩饰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是魔术师！” “嘘……”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举起了双手。“你们不感到无聊吧，卡佳，柳霞？你们有些沮丧……只有政治，年轻人。一点也不关心女性。为漂亮的女士们干杯！” “为娘儿们！”扎卡莫尔内说。“我一直在想，怎么称呼我们的社会……” “是别人责成你的，”波利修克问道，“还是你自己？” “我自己。你们知道吗，有一次性餐具，纸做的：吃完了就扔掉。现在生产纸做的毛巾、手绢、袜子。而我们——是一次性社会。活过了就死了。我们有一次性哲学：发表了看法就忘记了。我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被吐到垃圾箱里。” “听说，在敖德萨有一家保密工厂，”列夫想了起来，“加工废纸。类似于反政治书籍出版社。成百万份发行出版的发言在那里重新变成纸张。” “人民真可怜。”此前一直沉默的安涅奇卡的丈夫谢苗说道。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冷笑了一下，本想反驳，但是没有说出来。可马克西姆支持了谢苗。 “人民在非凡地退化。文化水平——这不是书籍的数量，而是抽水马桶的数量。我们差不多有20%的居民使用抽水马桶。其他人在零下五十度下使用便桶。所有人都变懒了。原来手艺精巧的左撇子现在不会修水龙头。” “可是都说，我们没有在野党，”波利修克喝完杯里的酒后大声说道，“我们早就有第二个党了——唾弃人士党。唾弃主义——是大众性哲学，所有人唾弃所有事情。” “遗憾的是，第一党人在行动，”谢苗又插了进来，“可唾弃人士在忍受。” “不是这样的，”拉伯波尔特瞬间反驳道，“我们那里曾工作过一位可爱的小伙子，他姓梅西亚茨。到库尔斯克去出差，到晚上路灯亮起来之后，他走到阳台上开始冲着行人撒尿。并且他尿到了正在和妻子文明散步的州委宣传部指导员身上。马卡尔采夫不得不把梅西亚茨当做持不同政见者开除了。所以说唾弃人士在实施行动。至于我，问题的确更复杂，因为我是党员加唾弃人士。” “好像是，”扎卡莫尔内说，“义务星期六这件事，你唾弃了所有人的心灵，拉普！” “我还会唾弃的！我没有让你们感到难堪吧，年轻的女士们？” “您以为怎么着，我们是小孩子吗？我们可……”卡佳难为情起来，没有把话说完。 “该相信什么呢？”希洛特金娜没有问任何人便轻轻说道。 “我真不知道，信什么，娜坚卡，”拉伯波尔特忧郁地回答道，“孩子，我相信过斯大林……” “您？” “是的，我。我们相信过斯大林，可他唾弃了我们。为此我们也往他身上吐唾沫。我愿意主张信仰上帝，但这对你们来说不现实。相信那些……你们相信的人吧。还能怎么办呢？” 娜佳的脸红了，她明白了暗示。然而伊弗列夫没有来，没有打电话并且现在肯定不会来了。 “听我说，男子汉们！”安涅奇卡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看了看众人。“总不能日夜不停地聊天。我们唱首歌吧，怎么样？” “好的！”谢苗高兴地响应道并突然用男高音唱了起来： 从莫斯科到郊区的尽头， 从南部的群山到北极的海域， 人像主人一样穿行， 当然前提是他不是犹太人。 “萧马63，上帝呀，难道就不能不涉及政治？”洛科特科娃突然忍不住发作了。“我真是为你们的这种闲扯担心，真是担心！……” “够了，安妮娅64！”谢苗打断了她。 “啊呀，男子汉们！”茵娜刺耳地喊了起来。“你们全都太讨厌了！我穿着新连衣裙。你们哪怕看一眼，领口开得多大啊！要知道一直到膝盖都能看得见。不要再说话了！我要脱衣服了。”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站了起来，微微摆动着大腿，围着桌子走起来。她走过每个人面前，然后跪倒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面前。 “您看吧，拉普，想看多长时间都行！真的很漂亮。您是这里唯一真正的男人。他们全都是狗屎！您摸摸，我的内衣多好——是意大利的。可意大利人消失了。” 她掀起了裙子的下摆。 “茵卡，你干什么？”娜佳小声问道。 “你最好把音乐放起来。我们跳舞吧！姑娘们，让男人们动起来！如果还要谈政治，我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来！女人准备好了敞开怀——却没有愿意的人！我不喜欢！” 娜杰日达把唱片放进了电唱机，悄悄地在角落里坐了下来。她也喝了很多酒，所以变得无精打采。男人们继续在桌子后面争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除外，他被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拉到了房子中间。她围着他跳舞，几乎蹲到地板上，然后再站起来，而拉伯波尔特绕着她笨拙地踢踏着，不时回过头去，免得漏掉酒桌上的谈话。 看到到底也没能吸引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注意自己，茵娜猛地抓住了裙子的下摆，把它撩起来直到肩膀，穿过领口脱下来并把裙子扔向了拉伯波尔特。 “你会冻着的，孩子。”他央求地说道，继续下意识地跺着双脚。 可她已经脱下了短短的透明衬裙，解开了长统袜，灵活地不时用一只脚，不时用另一只脚蹦着，脱下了袜子，把它们挂在了拉伯波尔特的脖子上。胸罩向他的手中飞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没有抓住。他哼哼着弯下腰去捡起来，可等他直起腰来后，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手里拿着小小的花短裤并得意洋洋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人们，她确信，现在所有男人肯定都不再说话了，并且只看着她。 “当一伙人中，”马克西姆说道，“有人说‘姑娘们，我们脱衣服吧’时，有两条出路：要么大家都笑……” “要么都脱衣服。”谢廖沙·马特里库洛夫继续说完了。 “廖瓦，该回家了！”妻子挽起了波利修克的胳膊。“请大家原谅，我们孩子一个人留在了家里……走吧，廖瓦！” “我求你了，别假惺惺的！”他用舌头舔了舔小胡子。 “我不会，但是我们走吧……” 波利修克夫妇消失在了走廊里。娜佳、卡佳、柳霞、脱了衣服的茵娜和安娜·谢苗诺芙娜挽起了手并围着身上挂满了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衣服的拉伯波尔特跳起了环舞。 “雅沙，在爆竹柳丛下好好坐着吧！……” 马克西姆、马特里库洛夫、安涅奇卡的谢苗以及有点像男人的赖莎默默地看着她们。波利修克离开时划了一下开关，屋子里黑了下来。 “你们怎么都无精打采了？我们干一杯。为漂浮的、愤怒的、受难的、被俘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得救向上帝祈祷……”马克西姆唱了起来。没有人支持这杯酒，于是他一个人干了。“知道吗，加缪65说你们什么了吗？为了介绍一个当代人，未来的历史学家用一句话就够了：他曾交媾并看报纸。” “我再也不想看报纸了！”茵娜大声说了一句，她不知是因为跳舞，还是因为终于得到大家的关注，脸变得通红。 “不想看报纸，那我们走吧，我给你穿衣服。你要听我的话。我原来是露天跳舞场的经理。” “可卡卡巴泽呢，茵卡？”娜佳大声地用耳语问道。 “我也爱他。但是他不在呀！” 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摇摇晃晃地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肩上拿下茵娜的衣服，然后挽起茵娜的胳膊领她向浴室走去。茵娜张开双手，把它们撑在了门框上。 “你这是领我去哪儿呀，施暴者？” 噢，罪孽的女儿！你看浴室洁白的瓷砖。 有你，有我。有仁爱的意图。 快点在神秘的洞穴中接受我， 在里面情欲会得到衡量。 不得而知，这是马克西姆的即兴之作，还是他在呼吁中已经多次用过的旧作品。谁也没听清它的结尾，因为娜杰日达放出了响亮得吓人的爵士乐。 身材细高的卡佳看着马克西姆和茵娜消失在了浴室中，耸了耸肩： “男人们高谈阔论时一直都是高傲的。可是一看见女人的身体——就可以任意摆布他了。” “请任意摆布我吧，卡佳。”马特里库洛夫搂住了她的腰建议道。“跳个舞吧？……” 卡佳笨拙地跟他去了，略带讥讽地不时从上到下看看他。酒席上她觉着，马克西姆注意到了她，她便和他眉来眼去。但是扎卡莫尔内躲在了浴室里并且总也不出来。这个茵娜身上没什么特别的，脸也粗俗。 “谁给支烟抽！”浴室里响起马克西姆的号叫。 卡佳从马特里库洛夫的怀抱里溜了出来，抓起桌子上的香烟、火柴并向浴室跑去。她打开了门，在从厨房窗户照到这里的微弱光线下看见了俯身在浴缸前的茵娜，还有站在她后面的马克西姆。 “谢谢，卡秋莎，亲爱的！”当卡佳把烟塞进他嘴里并划着了火柴，尽量只看香烟时，马克西姆说道。“谢谢，亲爱的！让我亲亲！” 马克斯把点着的香烟塞给了茵娜，但是她把它掉到了浴缸里。扎卡莫尔内一只手搂住了卡佳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不加抵抗地服从了他，而当她感到谢尔盖正抓着手把她从马克西姆身边拉开时，她双手搂住了扎卡莫尔内的脖子，忘记了茵娜。谢尔盖摸着卡佳。茵娜用慢慢的亲昵动作解开了谢尔盖的小纽扣。 此时在房间里柳霞邀请了谢苗跳舞，安涅奇卡紧张地观察着，谢苗如何越来越使劲地使柳霞紧靠在自己身上并且对方不加抵抗。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就算他喝醉了，他跟谁都无所谓，安涅奇卡想道。但是柳霞呢——她可是女人，看见我和他一起来的！总该有某种女人的团结一致。还是现在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了？这不好，不好！ “我想喝水！”柳霞说道。 他们向厨房走去。 “谢苗！”洛科特科娃叫道。“我也想喝水！” “偶然的关系只会巩固家庭，安妮娅，”他扭过头来解释说，“你别担心！” 在厨房里，趁着柳霞喝水时，谢苗把灯关了。浴室里传出了呼哧声，呻吟声，不连贯的说话声。 “不行，”柳霞说道，“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不行！您哪怕把门关上！” 谢苗合上了门并用桌子堵上。安涅奇卡忍不住了，她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房的门锁上了。安涅奇卡打开了厕所的门，然后坐在抽水马桶边上哭了起来。浴室里传出了嘶哑的女人的声音：噢——噢——噢！在马桶边上坐着难为情，可是硬闯进厨房去觉着羞耻。他们在里面谈话呢，不可能有其他事情。但是眼泪往下滴，安娜·谢苗诺芙娜也没有擦它们。 赖莎·卡奇卡廖娃半躺在沙发上和娜佳说话。拉伯波尔特在书橱前自己和自己玩游戏。在昏暗中他猜，架子上是什么书，拿出来并确信，自己赢了自己。听到铃声后他走过去开门。但这时旁边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坐在了转椅上。 “您要和谁说话？” “我找塔甫洛夫。”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对什么都不奇怪的塔甫洛夫惊讶了，并且防备地四下看了看。“你从哪儿打来的？” “还是从那里，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很遗憾……” “你怎么找到我的？” “很简单：编辑部的‘清样通读人’告诉的……你们那里开心吧？” “我不知道……”拉伯波尔特说不下去了。“总的来说开心……你自我感觉怎么样？” “一切都很慢……这不，允许走出来了——每天两百米。唉，体操治疗——躺着……我都烦了……” “烦生病了？这个我理解！” “不是，塔甫洛夫，不是生病……亚古博夫在干些什么？别人竟然还支持他！应该压制住，可是暂时没力气。” “还有你的仗打！” 出现了停顿，从饭厅里传来的爵士乐填补了它。马卡尔采夫感到为难，拉伯波尔特也没有催促他。季娜伊达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绝望中她告诉了丈夫。 “我儿子是杀人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冲她喊道。“我没有儿子！生活整个大翻个了……” “你有。”她冷冷地反驳道。“没人需要你的装腔作势，更不用说我了。你必须康复，哪怕是为了救鲍勃奇卡！” 马卡尔采夫从没见过妻子如此苍白和严厉。在她离开之后，他痛苦，牙咬得吱吱响，无力控制自己，并最终下定决心给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打电话。可打通后却不说。 “也许，我该考虑退休了，塔甫洛夫，你怎么看？” “你打电话就是为这个？” “不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兜什么圈子！老兄，儿子的事情不妙。” “我明白……” “你有渠道吗——施加点影响？我要是健康的话，眨眼间就会施加压力。但是我暂时不在游戏中……” “我可以试试……” “请你试试。要知道你自己也有儿子！” “不要激动。” “好，对不起，塔甫洛夫，打断你吃酒席了。” “没关系，我准备回家了。你康复吧，一切都会好的。” “你认为？” “我相信！” 浴室的门开了。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西姆一边扣着衬衣纽扣，一边用手势请拉伯波尔特过来： “加入我们吧！” “我倒是乐意，孩子们，可是没东西……” “你总是装出比实际年龄大的样子，雅沙！”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慈父般地拍了拍扎卡莫尔内的脖子，啪嗒啪嗒地走过走廊，走出去后轻轻地在身后合上了门。 “拉普走了。”娜杰日达心不在焉地说道。 “可你还在指望斯拉夫卡？”赖莎用有点粗鲁的、烟熏的嗓子问道。 希洛特金娜把人形烛台挪到了跟前并下意识地摸着它凸出的部分，上面沾满了蜡烛上流下来的硬脂。由于手的动作火苗晃了起来。 “摸吧，摸吧，”卡奇卡廖娃说道，“如果再没什么可摸的话。” 赖莎搂住了希洛特金娜的肩膀，使她紧靠自己并开始抚摸她的肩膀和胸部。娜杰日达软了下来，放松了，紧靠在赖卡66身上，然后她们相互亲吻了嘴唇。 “你是幸福的，娜杰日达！对你的年龄来说他们很多。可我的被战争和集中营带走了。我是一个人长大的——既当娘儿们，也当男人。只跟女友们接过吻。” “我明白。” “我觉着，没有男人甚至更好。最好是他们都死了！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乐趣只有堕胎……” 卡奇卡廖娃把娜佳斜翻过身来，把她压在了身下，开始急促呼吸起来，把她的大腿紧贴在肚子上并开始发狂地亲吻娜佳的脖子和肩膀。 “你疯了，赖卡，放开。” 娜杰日达挣脱后坐了起来，一边整理短上衣。 “我更好。”赖卡委屈地说道。 在桌子上摸索了一阵，她摸到了烟盒，但里面是空的。卡奇卡廖娃把烟盒揉成了一团并狂怒地把它扔到了对面的角落中。 50.雨 4月份莫斯科很少下雨，所以沾在脸和手上的细小水珠迫使拉伯波尔特从牙缝里挤出不公正的结论来。何况街道上的照明几乎完全熄灭了：为的是节省电力。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绊在了柏油马路的裂缝上，踩进了灌满了水的坑里，所以说出的结论有时变成了普通的骂人话。 他走在街上寻找公用电话亭。表针快指向夜里一点了。第一个电话亭中的电线晃荡着，但是话筒被扯掉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跺着脚又走过了半个街区。礼帽湿透了，皮鞋马上就要受潮了，那时背就会酸痛起来。第二个公用电话的话筒在位置上，但是当硬币落进去后，响起了忙音。电话没有把硬币退出来。这部电话旁边的第三部公用电话没有显示出任何生机。不公正的结论停止了，剩下的只有骂人话了。塔甫洛夫接着走下去，但是现在他碰不到任何电话了，连损坏的都没有。 他在灯光下的视力本来就不好，而现在简直是瞎碰着走。参照物是楼顶上巨大的发光题词：“我们将取得……劳动的胜利！”“胜利”一词中缺头两个字母67。没有可以分享这个发现的人，而保留在记忆中没有意义，因为在需要的时候，生活总是会及时地添上某种更加机智的东西。并且在不需要的时候，也同样是。而总之，把头向上仰起来看屋顶不舒服。记者是鼹鼠，拉伯波尔特想起了扎卡莫尔内的捏造。他们不能对着光看，可能会目眩。他们坐在报纸的洞穴中一直到夜里，胡乱地写着可恶的东西，夜里洋洋自得地爬出来，而早晨酣睡，并且在梦中不会回想起昨天做的事情。 终于找到了公用电话。两戈比的硬币没有了，只好把十戈比的硬币投进去。第三次硬币卡住了，号码也拨通了。 “西吉夫？你没睡吧？” “谁呀？”对方回答道。“听得不太清楚！请再打一遍。”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一瞬间把话筒翻了过来，开始冲着耳机喊起来。 “西吉夫！喂，西吉夫！别挂电话！真他妈的，公用电话不好使！” 他再次迅速把话筒翻了过来并贴到了耳朵上。 “拉比克68？是你吗，亲爱的？从哪儿打的？” “我都说了，从公用电话亭，”他已经学会了快速地把话筒从嘴边移动到耳朵旁。“需要见个面，安东内奇！有件小事。” “见面？最好没有任何小事，但是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有事。你来吧！” “现在？”拉伯波尔特瞥了一眼手表。“可我什么时候睡觉呢？” “我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睡觉。” “这要看是谁了……” “什么？你来吧，我说！我们喝一杯茶！” “我去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叫了一声并愤怒地把话筒扔向电话间的角落，如果电话间的墙壁不是用坦克装甲的切边做成的话，他会把它穿透的。 他重新紧挨着人行道的边缘慢慢走去，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出租车闪过。他不喜欢步行。他说，伙计们，我走路、坐车、航行已经够了，太多了。嗯，可是按我的履历表的要求要旅游，你们自己明白。我不得不还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勉勉强强地能够移动。在巨大的水洼间移动时他叫住了出租车。 51.萨加伊达克·西吉夫·安东诺维奇 生平自述材料 我1905年出生在街垒中，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之家。我父亲安东·萨加伊达克是俄国革命者，领袖的朋友和战友，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牺牲。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我被派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性病医生。从那时起我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劳动者的性病防治。 我入党的目的是用我的劳动促进社会主义的尽快建成。作为医学博士、教授，我很重视社会工作以及在居民中宣传性教育。 我是苏联医学新领域——阳痿学——的创始人，是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的一系列学术著作的作者，特别是基础性著作《阳痿病学基础理论》（国家医学出版社，1967年。工作使用）。 我是民族忠实可靠的儿子，认为它是我所有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在家庭版生平自述中的注解 我没有在街垒出生。父亲是受过洗的犹太人，商品推销员，在企图越过与波兰的边界时被打死。是否有过妈妈，不知道。我是流浪儿。偷过东西，后来用两个大面包换来萨拉托夫医学院毕业证书。自己没有写过学位论文，但是是亲自答辩的。职业是囚犯。入党是不得已：没有这个不授予博士学位。我宣传知识只用现金结算，尽管不一定非是钱。利用国内学术水平低的情况我成了新学科的创始人。然而上面鼓励我在阳痿领域进行研究这一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萨加伊达克的曲线 当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满六十岁后，他曾打算在阿拉格维餐厅，在朋友的小圈子里简朴地庆祝这个日子。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对他说： “这种事是不可能的，西吉夫，他们把你忘了！” 的确，在生日当天萨加伊达克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我祝贺您，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代表我本人。” “谢谢，”萨加伊达克高兴了。“非常感谢！” “您可能已经知道，”长着浓眉的人继续说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您劳动红旗勋章了？我很高兴！”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对勋章的事一无所知，但是当天领导就派车来接他了。领导微笑着把“劳动”勋章挂在了他胸前并长久地摇晃他刚毅的手。在此之后卫生部乱成了一团，不知道怎么办。原因是，萨加伊达克没有在任何学术机构工作过，没有担任过职务。但是他开药方是用漂亮的公文用纸，上面是紫色的字体：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萨加伊达克医学博士，教授，阳痿病首要专家如何庆祝这样专家的周年生日，无论是卫生部，还是医学科学院，都不清楚。可是指示没有下达。为了以防万一，以副部长为首的卫生部代表团来到了萨加伊达克家里。他穿着长袍迎接了他们，听取了贺信，请他们喝了白兰地。在答谢辞中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不失身份地说道： “我代表总书记和我本人感谢你们。” “你是个怪人，安东内奇！”拉伯波尔特和善地责备他。“你请求在大剧院庆祝你的大寿了吗？他不会拒绝的。你以为，他会给世上的什么人打电话祝贺生日？一辈子也不会！可他向你致意。他担心的只是自己的内脏！” 不能说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没有学识。他的确深入理解了他答辩过的那些学位论文的内容，阅读了文献，熟悉了民间医学。他是天生聪明的人，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合理的内核并在自己的领域里达到了高超技巧。结果，他治疗常见疾病的进展比那些地板是镶木的、而医生是经过履历调查的地方好，因为他不害怕治疗并且没有和任何机构协商过。况且病人可以偷偷地去找他。所以结果是，西吉夫·安东诺维奇非正式地成了比苏联卫生部泌尿科首席专家罗帕特金院士还要首席的人，不过他与后者在豁达的友谊中共存。国家领导人已经是这把年纪了，很少有谁没在萨加伊达克那里治过病。 “你们知道……吗？”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得意地笑着问道。 “当然啦！”人们回答他说。 “前列腺是我切除的，”他不在意地说，“……你们知道吗？腺是我切除的。其他很多人也是我做的。那……听说过吗？他不是我切除的。是里加的拉比诺维奇医生切除的……你们明白吗，没有前列腺算什么政府？他们连性爱也会禁止的，更不要说性书籍了。只是他们暂时没有学会用其他方式制造少年革命者。” 如果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能打通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的电话，那么他知道，上面发生了尿路堵塞。而如果萨加伊达克在家，但是让他过一小时打电话，就是说，他凝视着显微镜，而在他身边，坐着脸红得像虾一样、染上了淋病的高层国安条子（这个词是萨加伊达克教授的发明），或者是一位小声讲述他怎么也不行的部长。 “在英国行了，可在家里不行！”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刺激地大声开着玩笑。 “我在英国什么也没干过！”部长哀求地说道。 “我知道！”萨加伊达克安慰他说。“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 与泄露国家机密相比，他所有的病人更害怕泄露花柳病的秘密。这容易理解：国家机密是国家的，可花柳病机密是自己的。大家都精心地彼此隐瞒有时来这里。有些病人暗示说，机关知道他反苏的笑话。然而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是吓不倒的。 “他们都在我这里！”他向上举起食指对朋友们解释说。“我自己在器官69中工作。并且器官在我的指导下运转得更好。” 这个想法传到了上层并得到了喜欢。上层的人笑了一阵。 “我看没什么好笑的！”萨加伊达克教授立刻做出了反应。“斯大林曾信奉巴甫洛夫院士。他相信，可以培养人们的条件反射，可以像狗那样让人们养成习惯。我接着往前走，我认为，像我这样的真正学者完全可以培养领袖们的条件反射。” 遗憾的是，给高级工作人员治病既光荣，同时又没有好处。他们所有人都有的共同点是他们相信，他们的地位本身就已经是对医生的恩惠了。但是夹杂着威信与个人不受侵犯问题的思想动机迫使萨加伊达克免费治疗职务不低于中央委员的领导人。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不缺钱。每年夏天他都去高加索的黑海沿岸租一幢别墅，在疗养季节一般会有一百二十五个人分成五班住在里面，每晚为一个床位付五个卢布。西吉夫像西叙福斯70一样从早到晚地工作。在别墅旁边的葡萄藤下是蜿蜒排着的队伍。这主要是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男人，但有时也能碰见年轻人。所有人都要找阳痿病首要专家。教授的接诊收费是每次出诊五十卢布。而当指定疗程时，病人再交四百至五百卢布。护士可以不把病人登记到登记簿中，这还要再花上一百卢布。此外，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给强暴者提供咨询，如何逃避正义的审判，证明一切都是自愿的，并且他通过外科手术把女人变成姑娘。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冬天，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用夏天挣的钱生活在自己在莫斯科的合作社小黑屋里。他穿着长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冰球赛。他有丰富的藏书。他研究没有得到公认的哲学家，读好诗人的诗歌、被禁的书籍，还浏览国外杂志中的图片。这些都是在萨加伊达克这里看病的国安条子们给他拿来的。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给他们当中带来特别被禁书籍的人上一堂机体自我锻炼简明教程课并演示瑜伽中壮阳的几套体操。将军们、部长们、上校们掌握动作时，在房间里爬着跑来跑去，屏住呼吸，满身是汗，而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拿着小皮鞭站在沙发上不时吆喝着： “快点！谁想立起来，就得跑起来。给我快点，小公狗！……” 同时他秘密地告诉他们说，机体自我锻炼对傻瓜没有效果。 几个好奇心特别强的病人询问，医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怎么样。 “是你们有问题，”教授回答说，“而我是感叹号。” 由于一位负责人员的妻子告密（他拒绝给她做堕胎手术），他落到了卡尔拉加劳改营第七集中营。在这里，萨加伊达克教授遭到皮靴和正好在桌子上的地球仪的毒打，因为他拒绝告发另一个叫拉伯波尔特的囚犯。一部分打击落在了腹股沟上。伤口愈合了，但是性能力没有恢复。西吉夫悲伤地摩挲着自己，确信，已经形成了粘连。情欲留了下来，但它们是不可实现的，这对囚犯萨加伊达克案卷中注明的专业来说更加遗憾。 两年后，与萨加伊达克一起在集中营医院工作过的外科医生巴乌姆巴赫建议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做手术，早在自由时，甚至更早，当巴乌姆巴赫在柏林和维也纳学习时，他就考虑实施这个手术。犹豫一阵后萨加伊达克同意了。外科医生给他植入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囚犯的软骨。当缝线愈合后发现，现在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处在时刻准备好战斗的状态。巴乌姆巴赫医生在医院里亲自观察自己手术的结果，他在这里让女犯人们排队找萨加伊达克，要事先登记。事后几个有文化的妇女要意见簿，好写下感谢的话。可是由于集中营里规定不要这样的意见簿，她们不止一次地对萨加伊达克重复说，天才的外科医生巴乌姆巴赫简直是纠正了大自然的错误，正如米秋林自己所说，我们不能期待大自然的恩惠。 后来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多次考虑过，要掌握他的老师发明出来的手术，就可以挣很多钱了，但那样他就会失去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而他把自己的自尊心看得比钱更宝贵。再说某些负责人员得到这样的器官后会狂妄自大地以为自己可以不依靠阳痿病总专家了。所以他实现了巴乌姆巴赫的另一个观念：最高领导没有萨加伊达克应付不了。萨加伊达克梦想把这个重要的职务加入到……中。萨加伊达克教授的主要著作《阳痿病学基础理论》当然是由雅科夫·拉伯波尔特写的，它秘密地献给外科医生巴乌姆巴赫并根据苏联书籍出版总局局长的直接指示印刷，西吉夫曾按摩过局长的前列腺。以同样的方式为知识出版社创作了科普小册子《我们没有阳痿者！》。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怀着特殊的乐趣赶写出了这本书。他自己断然拒绝了治疗，声称，他个人觉得这样生活在世上要放心得多。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有时想，要是他能去趟国外，看看什么就好了。但是他明白，无论如何不会放他出去的。有一次萨加伊达克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中读到，掌权的应该是身体健康的人，否则他们的状况可能影响到他们所做的决策。阳痿病首席专家在这方面掌握着过于机密的国家情报。 第十圈 在联欢节大街，离河运码头两个街区远的地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费力地下了出租车。尽管他经常到这里来，但现在还是长时间地站着，琢磨该走进二十幢一模一样的楼房中的哪一幢。在夜间这个时候没人可以问。终于他猜对了单元并上到了顶层的住宅，它的主人不能忍受别人在他的头顶上走来走去。响应铃声的是迅速发出的狗叫声，然后听到了有节奏的脚步声。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在所有方面都是个巨人，长着一头浓厚蓬松的拳曲灰发，穿着类似于囚衣的长袍，它大概用去了一卷带白条的蓝色毛巾布布匹，他把拉伯波尔特拉进了怀抱。雪白的哈巴狗吉萨高兴地狂叫着，围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跳跃起来，竟然能在每一次跳跃中舔一下他的手。 “你好，囚犯！我太高兴了，拉比克，唧唧——噗噗——唧唧！……”萨加伊达克加上了一长串台词，外人只有在把它从黑话翻译成劳改营的话，从劳改营的话翻译成骂人话，最后从骂人话翻译成俄语才能明白。“把外衣脱了，真他妈的。我马上……”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趿拉着拖鞋跺脚跑进了房间，并拿起了扔在沙发上的电话听筒。 “所以说，亲爱的！”他接着和不知名的谈话者说话。“你只有用一种方式才会为自己和年轻的妻子拿到单独的住房。请相信，什么也不会像小便失禁那样对住房委员会发挥影响。我出证明……推翻？不——可——能！就连雅哥达也不能够迫使你的肌肉更紧地憋尿。哎，怎么样？你同意吗？……那就听我说。在住房委员会来之前几个小时你多收集一些没用的衣服。仔细地关上通风窗。然后让你们全家人只往破旧衣服上小便，不要浪费一滴！你明白了吗？爸爸、妈妈，还有你年轻的妻子都算，更不用说你了！接下来是自我服务：小便完每个人拿起自己的衣服并跑去把它们挂在暖气片上。对了，所有人还要尽量多喝些茶！……您想要新房子还是不想要？如果想要，那你们就得闻闻……你告诉邻居们，要是他们吵闹，你就把小便失禁传染给他们所有人，明白了？你真他妈的！”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手脚伸开，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椅上，他眯缝起疲倦的眼睛，眼珠漫不经心地扫视着熟悉的陈设。狗在他旁边躺了下来，尾巴不时拍打着他肮脏的裤腿。萨加伊达克的房子与他自己的完全相反。墙、沙发、地板上覆盖着地毯。古老的花瓶、烛台、灯、小匣子、雕像、姿势轻佻的半裸和全裸小塑像杂乱无章地摆满了矮餐具厨、书桌和格架上的空处，显眼地摆在书架上的书前和昏暗中微微闪烁的瓷餐具和银餐具中间。门的左右挂着两块郭伯廉花毯，日本的和中国的。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除非是它在大剧院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才能与之相比。 “原谅我，雅沙。”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把电话挪到了角落里并用茶壶的保温布——穿着萨拉凡的俄罗斯婆娘——盖住了它。然后主人开始在房间里走起来，神态活泼地时而在日本郭伯廉花毯的背景下停下来，时而在波斯地毯的衬托中站住。“要知道没有我的建议他们在合住的房子里就完了。嗯，不说了！……你，雅沙，恰好碰上我在家了。我昨天回来的。” “你去哪儿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惊讶地问道，他知道，教授在夏天前哪里也不会去的。 萨加伊达克紧靠在了拉伯波尔特身前并轻声地说道： “伟大的囚犯死了……” “巴乌姆巴赫？！但是在哪里？” “在那里。我去了那里，囚犯……他的亲戚，一个老太婆给我打了电话。他们用电报通知她，说他死了。现在他们有时候通知……我马上给他们发了电报，说我要来亲自安葬他。我应该这样，你是明白的，雅沙……” “这是在哪里？” “在那里。最近这些年他一直在波季马的劳改营工作。” “听说过。绝密的监狱科研机构。” “就是它！我勉强才进去的……最后他们同意了把尸体交出来。我让老头免于了集体墓穴。我得到了尸体，可它已经开始腐烂了。好在我想到了随身带上冻结剂。” “他是自己死的还是别人下的手？” “我进行了解剖，确信，他只是因为年老死的。我开始寻找棺材，但是没能弄到。我夜里在锯木厂偷了几块木板，自己做了口棺材。他们也不给我提供汽车。在萨兰斯克我和出租车司机讲好了五百卢布打个来回。但是司机坚决拒绝了运棺材。那时我就让巴乌姆巴赫坐在后座上并一路一直抱着他。在萨兰斯克我通过州党委找到了门路，做了口锌制棺材并开了允许把尸体运到莫斯科的证明。昨天早晨我把伟大的囚犯火葬了。”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请宽大地原谅我，但是我想一个人站在仪仗队中。他是我的老师。我曾经奄奄一息，是他救了我。” “他救了我们和半个卡拉干达。” “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泌尿科专家。他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一次他们带走了这个犯人，给他换上了军医将军的制服并用飞机拉走了。于是他为‘留小胡子的人71’的肾绞痛提供了咨询。而在咨询之后他们扒下了他的衣服并推到了集中营里，以枪毙相威胁让他立字据不说出去。他们没有杀死他——万一又需要呢。集中营的所有领导都听他的话。没有他国安条子们会浑身长满在俗语中叫做杨梅疮的梅毒。我是他微不足道的模仿者！……” “听我说，安东内奇，可为什么他始终固执地不想自由？要知道他的二十五年早就结束了！……” “只不过他比我们聪明。他明白，出来没地方去。不会比在集中营更自由。那里有人养活他，住处好，木板通铺没有裂缝，老婆有八个或九个，并且所有人都崇拜他。而他吃的是热食——上帝保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苏联人还需要什么呢？所有人都敬重他：无论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犹太人，可巴乌姆巴赫——这是偶然的。他进集中营碰巧用的是一个小偷的身份证，这个人也是从某人那里偷来的证件。现在可以透露这事了。他真正的姓是季诺维耶夫，为此才把他关了起来。他是纯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比那个跟加米涅夫和特洛茨基勾结起来的人是更真正的季诺维耶夫。但是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既然是泌尿专家，那么就是犹太人。” “在一定程度本来就是这样……” “拉比克，我跟他通信直到最后一天！当然，不是通过邮局。遇到复杂病例他经常给我提供咨询。毕竟柏林和维也纳——这不是萨拉托夫医学院，尤其是如果你甚至在那里也没上过学。” “现在他能休息了。” “在阴间？你确信？” “对他——我确信！我在阴间才会更糟糕。” “难道可能会更糟？” “可能，老人家！我现在就证明。你把那卷精装封面的厚厚的书给我。” “但丁？我以为，你只看他们的报告。” “住嘴！”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翻开了沉重的封面。“‘我走过人生的一半旅程，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在黑暗的峡谷中迷失了正确的路径’……就是它，《地狱篇》。我们来寻找配得上我的那一圈。” “什么合适你呢？”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冷笑了一声，从后面走过来仔细地看着版画。 “麻烦的就是，什么都适合我。地狱的任何一圈中都有我的位置。你看，安东内奇：我走进地狱之门——那里坐着卑微的人们。你怎么看，我可以坐在旁边吗？” “嗯，假定可以……” “我们往下看……我下到在但丁之后被熟悉集中营情况的亚历山大·伊萨伊奇72逼真描写的第一圈……这里，顺便说一句，是没受过洗的并且道德高尚的非基督徒。我合格吗？我是乐意之至！要知道在这里，在第一圈，是什么样的人啊，你看看：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塞尼卡、西塞罗。不过没有写出卡尔·马克思。那时他们还没有强迫但丁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安在他名下。也许，与伟大的哲学家们为伍？不行！他们会把我推到下面，到讨厌的漏斗深处！” “下面那里是什么？” “第二圈？那里是淫欲者。同样很了不起的一伙人！啊，我喜欢谈论色情！” “雅沙，你喜欢夸大自己的嗜好！” “我没有夸大，西吉夫！我在引申！简单点说，我向前看！第三圈是贪食者。我吃得越少，这就越发让我喜欢。第四圈是贪财者与挥霍者。嗯，我不是贪财者，这经过考验了。而挥霍者是事实。我浪费整个自己，挥霍生命。第五圈是易怒者。嗬，我就是易怒者，泌尿专家！并且准备在那里，第五圈中两眼冒火。” “有趣。”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 “我们往下看，维吉尔73兄弟！……第六圈——是谁？异端者！内心怎么也喜欢不够，多么亲切的一帮人。顺便说一句，伊壁鸠鲁在这里。跟他喝喝茶该多好！最好是绿茶——现在我改喝绿茶了，心脏不那么嘣嘣跳了……往下走，再往下走！第七圈：对他人及其家财的施暴者——第一环。最适合有党员证的记者的位置！第二环——对自身和自己家财的施暴者。我可以一个屁股同时坐在两张板凳上。还有第三环，即板凳，简直是给我准备的——我是对上帝、本性和人的施暴者！” “令人震惊！”萨加伊达克哈哈大笑起来。“对美好现实多么好的解剖！” “不要动感情，让我把话说完。第八圈：多疑人们的欺诈者！我们下到第八圈的第一沟：淫媒者和诱奸者……” “你不是淫媒者！” “那你就试试找我再要钥匙！……第二沟：阿谀者。第三沟：买卖圣职者。” “这是什么人？” “是那些召唤其他人到光明的未来，而自己却不准备进去的人。第八圈的第四沟是预言者，第五沟是贪官污吏。我能怎么样——白白写这些狗屁文章吗？第六沟是伪君子。嗯，这里是推翻不了的，我合格！第七沟是窃贼。我是窃贼吗？是窃贼！当我写虚妄之言时，我偷走人们最后的希望。” “别装腔作势了！人们没那么傻！” “人们我不知道，可但丁的脑筋确实好使。所以他把奸诈的劝人为恶者关在更下面——第八沟中。而第九沟中是挑拨离间者，也可以给我找到位置。第十沟是金属伪造者。但丁是伟大的伊索主义者！鬼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无论如何，在第八圈第九沟中受煎熬的是假扮他人者、伪造货币者与说假话者！嗯，你会遇到整个记者协会，这是肯定的！” “谁在第九圈中？我不记得了。” “第九圈，教授，听起来离奇：那里是深信的人们的欺诈者。” “深信的人们就是《劳动真理报》的读者？” “包括他们在内。喂，怎么样？”于是拉普高傲地看了看西吉夫，好像《地狱篇》是他写的似的。“那么。第九圈的第一环是亲人的出卖者，第二环是祖国和志同道合者的出卖者，第三环是朋友和共同进餐者的出卖者，第四环是恩人的出卖者。” “你从没当过告密者，雅沙！” “你从哪里知道，谁当过，谁没当过？那么这样一来……最低的，在地心的是上帝陛下和人类陛下的出卖者。当然，我要去领袖命令去的那一圈，但最好当然是到这里，第九圈。而总之呢，我要对你说的是，安东内奇：我觉得这九圈不够。但丁没有生活在20世纪，他天真。我需要第十圈，但丁没有这圈。但丁没有预见到，可我理应得到它。” “你在夸大！” “我没有夸大，西吉夫。在第十圈中关押的不是腐蚀个别人的人，而是腐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许是整个人类的人。你知道谁在第十圈中吗？我在那里看到希特勒、斯大林，还有次要一些的帮凶，不受监督的政治家以及他们的记者。或许谁在煎锅里也会为我腾腾地方……我一辈子为他们叫喊。所以我事先知道对我的惩罚：永远从早到晚有表情地大声念自己的文章……也许，他们会委托我为撒旦写总结报告？创作口号：‘条条大路通煎锅！’要是地狱中的人还没有听说过义务星期六呢？我帮忙！只要进入第十圈就好了！真想终于占据我合法的位置。你怎么看，他们会给予我信任吗？” “会给予的，雅沙，会的……” “如果给予的话，我不会去。这意味着，他们又想欺骗我，榨取比给予的更多的东西！” “雅沙，凭你这样的诚实可以考虑悔过……那时就有机会进天堂了！” “我已经在天堂生活过了。我受够了！考虑诚实对我为时已晚，而悔过——我要它有屁用！” “好吧！”萨加伊达克同意道。“悔过意味着要写一本《在第二圈》。然后是《在第三圈》，等等。这事一个人不能胜任。这里需要一个身体健康的作者集体。可哪里去找到他们呢——健康的？”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倒在沙发上并向天花板举起了双手。 “只下地狱！”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重申。“也许，我写份申请？‘请派我去地狱的第十圈……’我本来已经写了……” “什么时候？！”萨加伊达克惊惶地问道。 “我毛孩子时写过，要求派我去西班牙。我爱世界革命爱得发狂。母亲那时已经被关起来了。为了世界革命我和母亲脱离了关系。我相信，她出卖了斯大林。”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从沙发中站了起来。 “求你了，雅沙，够了。看来，安葬巴乌姆巴赫后我的神经衰弱了……帕斯卡说过，有两种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罪人，以及认为自己是罪人的正义的人。你对自己的所有鞭挞只是证明了，你属于第二种人，仅此而已。且让我们忘记但丁吧！你怎么夜里来了？” “有件小事。” 但这时突然有一只柔软的手搂住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脖子。鼻孔闻到了幽雅香水的迷人香味。金色的头发簌簌飘落在他的脸上并遮住了地毯、珍贵物品和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脸颊紧贴在了拉伯波尔特的嘴上——细嫩的皮肤，透明的侧影。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出声地亲了这个脸颊两次，他感到，柔软的、厚厚的嘴唇从他的嘴边滑过，稍稍碰了一下，然后他亲了一下另一面脸颊。 “你好，孩子！”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亲热地说道，他笨拙地抱住了纤细的腰。“你还没睡吗？” “她已经醒来了。”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解释说。 阿拉摸了摸拉伯波尔特没有刮过的两腮，然后在他身边的埃及矮软凳上轻轻坐了下来，她没有掩上撒满了火鸟金色尾巴的鲜艳睡袍。睡袍的下摆耷拉在她大腿的两侧，遮住了雅科夫从去年秋天起就没有擦过的皮鞋。 53.阿拉 得以了解清楚的、少得可怜的零星资料 担任的职务：蝴蝶74。 父称及姓：她请别人用名字称呼她。 出生年份：改变过五次或六次，并且为了排除确切弄清的可能性，一劳永逸地删除了出生地的名称。 民族：永远跟与之在一起的男人一样。 社会出身：与民族同样。 党籍：她写的是共青团员。 学历与专业：医学院学生，哲学系研究生，轻歌剧院芭蕾群舞演员班独舞者，服装模特，护士（视情况而定）。 是否有发明：有，用于日常实践工作中。 不掌握外语。也不掌握母语。 劳动活动开始起所完成的工作：没有劳动手册。 政府奖励：暂时没有。 荣誉称号：以后将会通知。 对兵役义务的态度：如果需要——赞成。 身份证丢失。用女友的身份证居住。 家庭地址：不固定。 圣洁的安娜传记 当她在不详的年份从泡沫中出生后，上苍的声音吩咐道： “她的美貌注定让人看得入迷，身体异常健康，并且她在人间的职责是——给男人带来快乐。” 她就像田野里的一朵花一样成长，既没有得过佝偻病，也没有得过支气管炎。而长大后，她没有用过任何化学化妆品，就算是进口的也是天然的。很快阿拉达到了对于她的使命来说足够大的年龄，于是从那时起她的时光停止了。她开始生活在对安逸和幸福的预感中，在自己身边听到上天天使的声音。 于是在斯列坚卡75上的乌兰电影院附近他遇到了人间天使，上帝的奴仆萨加伊达克，那时他刚被特赦释放。用她的钱他们去电影院看了喜剧《春天》，随后开始像丈夫和妻子一样生活。 尽管一段时间莫斯科流传着谣言，说此前阿拉在喀山火车站靠接待军官挣外快，后来升格到了“中心”餐厅并且在演员圈子里以“照镜子的阿尔卡”的绰号出了名，因为她有兴趣从镜子里观察某些过程。但是可以认为，没有这回事。 病人们成群结队地不断来找萨加伊达克，但是他开出的人造雌酚、氧固醇、乙烯雌酚注射，更不要说口服人参或者梅花鹿鹿角的提取物——鹿茸精了，远非所有时候都有良好的效果。并且善于观察的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发现，注射的效果要有效得多，如果打针的不是他，而是护士。凭分析家以及最伟大囚犯巴乌姆巴赫的杰出弟子的非凡头脑感到，这里潜伏着世纪发现的临界点。 于是有一次，当阿拉温柔地微笑着用蘸着酒精的药棉擦拭了病人的皮肤，准备注射人造雌酚时，阳痿病总专家偷偷地把盛着人造雌酚的注射器换成了盛着生理盐水注射器，而自己离开了房间，说过半个小时后回来。 无论是阿拉，还是西吉夫·安东诺维奇，都没有想到，这是外星生物以病人的形象现身，为的是让阿拉最终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奇迹发生了，病人获得了渴望的阳刚之力。至于阿拉，她则感觉到了自己的能力。很快萨加伊达克医生研究出了特别的准保密治疗大法。根据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的计划，A部分——皮下注射系列——由医生亲自完成。方法的B部分从引子开始，其目的是制造出意外的做爱情景（萨加伊达克教授的术语）。当病人突然产生期望后，医生消失。病人在沙发上坐下并发现一沓照片。他开始一张一张地看它们并发现有年轻蝴蝶参与的令人惊叹的“性景色”，这使病人进入内心激动的状态。 这时蝴蝶翩翩飞入诊室，似乎她是偶然飞进了这里，寻找可以栖息的花朵，喝一点甜美的花蜜。蝴蝶绝不会穿着白大褂出现，而是相反，穿着迷你裙和领口特大的薄纱衬衫。 病人时而看看照片，时而看看蝴蝶，于是看出了相同和差异。差异在于蝴蝶与照片上姑娘身上衣服的数量。根据治疗大法，这能让病人（萨加伊达克医生本人把这个词写成“丙人”）产生对所谓的性认知的特别渴望。阿拉的微笑逐渐由第二号转入第三号，制造出内心好感的氛围，通过按科学规定的剂量服用酒精饮料它变得更浓厚。此时坐在遥控操纵台后的萨加伊达克教授播放恬静的音乐并把客厅的照明度减少74.3%。在剩余的灯光下C部分到来了。 客厅里昏暗，但是不会到完全看不清阿拉有多么漂亮的程度。她钟情地看着病人，小心地用自己超凡的手指轻轻触及治疗大法示意图中用箭头标出的个别的性敏感区。当达到足够的做爱程度后，根据教授的约定信号，病人由阿拉领到浴室去或者留在沙发上。如果情况困难，女首席助手根据D项对个别器官实施心灵感应按摩并用催眠刺激兽性，还有几种只有作为姑娘的她和专家知道的方式。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阿拉通过心灵感应按摩没能取得所希望的结果（诊断：病态的节制，恐惧，等等），她转入身体按摩。首先使用仪器。在仪器没有产生效果的情况下，女按摩专家开始亲自动手，并且和她对抗是很难的。难怪根据自己病人的大量请求，阳痿病首席专家授予了阿拉“苏联最佳口交者”的荣誉称号。 在严格科学地执行治疗大法的A、B、C和D指令的情况下，治疗顺利地以E项结束。阿拉用初恋之情爱所有的人并且对每一个后面的病人来说都是无辜和纯洁的化身。 根据治疗大法，阿拉还储备有（并在她工作诊室之外探视病人时随身携带）一个科学辅助工具，在说明书中它叫做额外感受备用器。在带小孔的小箱子里坐着小狗吉萨。女首席助手根据条件反射亲自训练吉萨。在放心让吉萨治疗自己的病人之前，萨加伊达克教授亲身检验了它的工作效果。 “你把我舔得真舒服啊！”他说道。 在尚未在任何场合做的发言中教授声称： “我的基础性研究使女首席助手有能力实施这样的去阳痿化疗程，原则上她可以让死人兴奋起来，当然，前提是他除了骨骼外还剩下了点什么东西……” 不久前获悉了萨加伊达克教授新的轰动性假说。在完全的失重状态下阿拉可以向临床情况极其复杂的病人提供协助，在此状态下为了抬起某个器官（例如手）不需要克服地球引力。对萨加伊达克教授新想法的实际验证被推迟到把女首席助手连同重病人送到轨道空间站之后。 通常，当疗程行将结束并且导师把女首席助手调往另一个目标时，此刻会发生违反治疗大法的现象。阿拉递给病人一张卡片，上面写道：“现在您完全康复了，尽情地爱其他女人吧！祝您工作顺利，个人生活美满！” 然而前病人不想爱其他女人，因为，正如萨加伊达克医生所猜测的，其他女人还没有达到他的女首席助手的做爱水平。病人要求延长E部分，以便巩固治疗效果。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不得已亲自重新介入。 “暂时不行，”阳痿病首席专家向自己有职权的病人们解释说，“等到在个人协调发展领域中的纲领实现后，这样的时代对所有人都会到来。但这已经是在发达的社会建成之后了，什么时候——您更清楚。我呢，从自己这方面尽一切可能，使对客户的高水平服务现在就到来。遗憾的是，暂时不是对所有人，而只是对那些有特殊资格的人。您就把我们这里当成性享受内部供应商店吧。不是我的责任：得到了指示，把女首席助手调给……同志。” 这时阳痿病首席专家摆出意味深长的姿势，之后紧紧地握着前病人的手。 在自己排得满满的生产进度表中阿拉安排出几分钟好休息一下，进行自我道德教育，因为她作为首席助手的职责是在精神上与自己的客户一致。她最喜欢在报纸上读的是，在隆重的会议上开会的人们是如何站着用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迎接某些同志。接下来的内容是列举她最好的病人。她心里按名字称呼他们所有人：尼克、维佳、安德留沙、阿尔维焦诺切克、米沙、尼科里亚、廖沙，等等。对所有人她都是不可替代的。共青团员阿拉特别留心并关怀地铭记着一个名字，因为这个主要病人的疗程暂时怎么也无法进行到底。 负责同志们对阿拉着迷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哑巴，更准确地说，是聋哑人。也许，这方面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他考虑到要交给领导们一个理想的女人，她不会把听到的事情转述给别人。她的聋和哑促进了其他交流方式的发展：用手、用不出声的嘴唇、用腿以及用她美妙身体的其他几个部位。此外，她善于根据导师和客户们的嘴唇理解词语，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手指符号。 有一段时间，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维持了整整一伙漂亮的女青年，为又一位伟大而英明的病人提供集体服务。然而阿拉一人就超过了集体的能力，何况从经济角度看她更有益。 阿拉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从来不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她的座右铭是：今天献身要比昨天献得更好，而明天要比今天更好。 “她永远不会敷衍塞责，的确如此。”有一次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对拉伯波尔特夸奖她时说道。“你要是看到她在工作时是多么热情就好了！为了共同的利益她简直不吝惜自己！” 的确，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只有一次在劳累的工作日结束后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还是向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本人。阿拉声称（把手语翻译成俄语）： “我用身体承受住了这样的男人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忍受他们！我是圣洁的。总之，苏联公民有休息的权利！” 上帝的奴仆萨加伊达克对这个反对意见是如此吃惊，以至于他第二天就利用关系给她搞到了去苏联部长会议疗养所的疗养证。 54.一酒杯茶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碰了一下阿拉的肩头。 “喂，这样吧，孩子，别亲热了。你去泡茶，我们聊一聊。” 阿拉冷笑着站起身来，漫不经心而优美地用手把自己的秀发甩到了肩上。睡袍的下摆合上了，遮住了她一双玉腿，但是宽大的薄袖子扬了起来，直到肩膀，露出了天鹅般的胳膊。看我多美啊，你们看吧，欣赏吧！记住吧，随身带走，夜里在梦境中想起我，想起我的全身，每个部位，每个细节。你们承认吧，我是女王，而你们是我的奴仆。你们所有异性的人都准备跪倒在我面前并做我希望的一切事。可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东西。我找你们是来上班，可我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你们不能理解的世界中。我听到，云彩互相摩擦着，看到五彩的梦。我能透彻地感觉到你们。而你们除了自己外，能感觉到谁呢？ 她温柔地把手紧贴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嘴唇滑过。一瞬间他感觉到了难以捕捉的香味，于是某种遥远的，完全被忘记的感觉微微波动起来，让心口发痛，心儿往下落去并消失了。阿拉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囚犯？”萨加伊达克在拉伯波尔特面前停了下来，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这样……需要帮助马卡尔采夫。” “哎呀！染上淋病了？” “不是。” “哦，是那玩意儿不管用了？他们都害怕的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在专门门诊部挂号。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享受——领导研究下属的疾病。” “这回是件特殊的事。” “特殊的？如果你指望说服我用特别方法治疗他，你跑来就白费力了！要知道你的马卡尔采夫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他够不上阿拉的级别。你建议他快点钻进中央。” “假以时日，他会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 “马卡尔采夫？就凭他的疑神疑鬼？就像肯尼迪总统说过的，我允许自己指出，然而同时不发生争执：如果他还会成为什么人的话，那就只会是切除前列腺的候选人。” “听我说，安东内奇！”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哀求道。“把你的心思往别的方向用一用！马卡尔采夫心肌梗塞发作住院了。” “原来这样！” “而他儿子喝醉后撞倒了两个人。要是开庭的话，会判十五年的。” “杀人罪？负责人员的儿子？就让他坐满刑期好了！别求我！” “可是原则上呢？原则上可以吗？考虑到没有法律。” “没有吗？相反，我们的法律太多了！一种是对大众的，另一种是对上层人物的，第三种是对走狗的，第四种是对外国人的，第五种是……” “这么说，可以？那就办吧！不是为马卡尔采夫，是为我……” “可是他喝你的骨髓！你干活，可他积累资本。在种植园都没有这样对待过黑人！” “就算是这样……我们到了该想想上帝的年纪了……帮帮忙！” “你的上帝竟然是马卡尔采夫？好吧，你们都真是他妈的！就看在我们交情的分上，囚犯！”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一气之下啐了一口，于是狗惊惶地看了看主人。 “好了，请你看在交情的分上……但是你要注意，马卡尔采夫对你也有用……” “有什么用？” “你想得列宁奖吗” “我把你的列宁奖塞到什么地方？而且我要马卡尔采夫干吗？他刊登一篇名为《萨加伊达克教授的功绩》的特写？我不需要广告。如果我想得列宁奖，我能找到需要按摩前列腺的人。我倒是希望刊登关于我的新发现的文章！但是这不会有结果的。” “关于什么发现？” “我发现了萨加伊达克基本定律：负责人员的性阳痿与政治阳痿有连通管。一个流到另一个中去。” “真的吗？”拉伯波尔特抬起了没有修剪过的眉毛。“这是你发现的？” “是我！还有谁呀！因为这个定律我可以讨来诺贝尔奖的。理论上我已经研究出了治疗方法，只是怎么也不能通过实验来验证它。我建议通过放弃政治生涯治疗阳痿。但是我暗示过的那些人中没人想放弃。我怎么验证呢？” “在家兔身上不行吗？” “在家兔身上不行。我恐怕，不会给我诺贝尔奖的。” “该怎么安慰你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忧愁地说道。“你自己也明白：这个笼子是给所有人的笼子……” 阿拉端着托盘悄悄地走了进来。她把三只小小的中国瓷碗、茶壶和糖罐摆在了桌子上。茶壶里飘出了香气。阿拉重新坐在了他们身边的矮软凳上。 “乖孩子，”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夸奖道，“哎呀，乖孩子！” “现在我给你倒上。”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说。“洋甘菊茶在夜里是很好的安眠药，并且没有任何化学成分。” 他们默默地各喝了两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边喝茶，边欣赏着坐在他对面的阿拉，感到双重的愉快。喝完后他哼哧着站了起来。 “好了，就这样，难道明天我不需要上班吗？你也累了，孩子……再见，我崇拜的对象！”他亲了亲阿拉的一边脸颊，然后是另一边，弄得她满脸都是唾液。她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紧紧贴住了他。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驼着背向走廊走去。哈巴狗疲惫地起身跟在拉伯波尔特身后走到了门前。西吉夫·安东诺维奇递给了他大衣。 “谢谢，囚犯。”拉伯波尔特用拳头捶了一下他的肚子。“你是真正的……” “好了！圣书中说：两脚别蹭着地走！今天。更正确地说，现在已经是昨天了，是你走运的日子……难道我能拒绝你吗？” “是什么日子？” “4月17日！这一天有两个人出生：赫鲁晓夫和我。” “祝贺你。” 拉伯波尔特打开了门。萨加伊达克穿着长袍探出身子到平台上，在邮箱的孔里摸索了一阵。所有住户都下楼去取邮件，阳痿病首席专家除外。 “他还在期待着什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可我，囚犯，感觉我自己住在这样的箱子里。人们有时打开一条缝，于是透过缝隙我看到世界。然后我重新坐在黑暗中……并读人们给我塞到里面的报纸……” “知道你该去哪里吗？睡觉！” “我明白暗示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开始慢慢地沿着楼梯往下走去。 阿拉铺好床躺下了。狗睡在她脚下，在梦中不时狂叫几声。萨加伊达克洗了个淋浴，没有穿上睡袍，趿拉着鞋走过房间，扑通一声躺在了床上。阿拉从小柜上拿起了盛着芬香油的罐子，往自己的掌心倒了一点，然后开始涂抹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的身子，从脚开始并慢慢地抹到脖子根。她不时咯吱并亲吻他，而他皱起眉头，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抹到脖子后，阿拉又加了一把劲，把自己的“不动产”翻了过来背朝上，然后又倒了点油，重新从脚到脖子抹了一遍。当程序结束后，萨加伊达克睁开了眼睛。阿拉轻轻地在他身边仰面躺了下来，垂下了眼睑，等待着。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往手掌里倒了点油并开始以同样的顺序涂抹妻子的身体。按摩结束后他们都满意地睡着了，并且睡得安静、平稳和长久。 55.娜佳家里的义务星期六 希洛特金娜竭尽全力地自己和自己斗争。但是这一次毫无意义，于是她投降了。 早晨她起了床，煮了咖啡，把自己打扮好，去了一趟理发馆做发型，又给指甲涂上无色的指甲油，然后急忙赶去编辑部。她看着表并骄傲地对自己说：瞧，又过了一小时，而我一次也没有想到伊弗列夫。这么说，正在过去。很快我会完全忘记他，在走廊里碰到后，我会笑一笑并想到，他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我要他干什么并且他要我干什么？就是个男人，不整洁，身材也不高，而我喜欢高个子的。况且他是世上没有过的利己主义者。 在走廊里遇到他后，娜佳微微点了下头，作为对他简短顺口说出的“你好”的回答，然后急忙从一旁走了过去，似乎急着要去哪里。晚上她也总是有事：商店、电影院、女友，顺便说一句，还有大学的课程，有时也得在课堂上露面。夏天希洛特金娜毕竟要答辩毕业论文的。 她疲倦地到父亲的房间看了一眼。他回来得晚并且长时间地坐在桌子后面，看书，躺下，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她睡觉前到他房间里，亲他变秃了的后脑勺，问他早晨有没有因为她睡过了没有给他煮咖啡而没赶上去游泳池。没有，他去游泳池没晚点。他爱女儿，在母亲死后看来是加倍地爱。像对小孩一样亲昵地拍拍她的屁股，并说道：“好了，你去吧！我再忙活一阵……” 娜杰日达冲了淋浴，往脸上涂抹了晚霜，一瞬间讥笑着在镜子里欣赏自己（这样的镜头白费了！），穿上了父亲的老朋友不久前从布鲁塞尔给她带回来的睡衣，然后把没有看完的《新世界》杂志扔到了枕头上，钻进了被窝。翻开杂志后她没有看它，而是放在了脸上，迅速回想过去的一天——优点和缺点。于是对自己感到自豪：一次也没有长时间地思考过伊弗列夫。而晚上站在喷头下时甚至没有想起，他们是如何在新西伯利亚的旅馆中站在喷头下的。这么说，一切都在过去。一天等于一年，一年等于永久。她拿起了杂志，坚定地决心领会所读的东西，但是看了几行后她感到，注意力在分散，要睡着了并且没有力气抵抗睡意。娜佳熄了灯，随即出现了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不，这不会发生的！——她坚定地对他声明。但是她孱弱的力气无法推开他。 现在她害怕一动弹，伊弗列夫就会消失。嗯，也许，她让自己稍微地再幻想一会儿。他比实际上更温柔和主动（她希望这样），而她——更克制和冷淡（她从来做不到这样）。他还对她说话，很多不连贯的话。他不停地对她说着那些她想听到，但是他从来都避而不谈的话。 然后他不做声了，于是她几乎听到了，他的鼻子对着她的耳朵呼哧着并且他开始更加急促地呼吸。娜佳蜷缩成了一团，把膝盖顶到了下巴下，然后她的手不由自主地帮助他并代替了他。于是她开始呻吟，声音很轻，免得隔壁的父亲听到。现在她转身仰面躺着，情愿变得像床边的长条地毯一样纤细。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了现实中。她下意识感激地亲了伊弗列夫的脖子。他用手撑着欠起身子，用所有者的目光扫视着她，然后说道：“我该走了。” 早晨在编辑部，娜佳坐在休眠状态中。当然，伊弗列夫比她更想跟她待一会儿。男人这方面的愿望总是更强烈。他不说话只是因为不知如何说。他们不放他去出差，儿子搬到了拉伯波尔特那里。要是他们见了面，那就会更快地过去。 白天娜佳端着托盘在食堂里走，寻找空桌子。看到正在嚼东西的伊弗列夫后她本想照常从一边走过并单独坐下来，但是他拉开了椅子并带着讥讽的殷勤请她坐下。 “刷锅水！”他把盘子挪开了。“都在一点点偷走，哪怕把剩下的东西做得像样啊！” “想不想我给你吃真正的肉饼？我昨天自己做的。还有香辣调料加番茄的调味汁——好吃极了……” “在哪儿？” “在我家。” 他的眼睛一亮，随后暗淡了下去。 “在家里？就差碰上你父亲了！” “要是没有把握，难道我会叫你去？……我们去一趟？肉饼是现成的……” 他一边考虑，一边厌恶地看了看煎猪肉排，用叉子把它挑起来并对着光看了看。 “你看，是透明的，像肥皂泡。” “而我的肉饼厚实，”她引诱道，“用X光也照不透。” 他把煎肉排扔到了盘子里。 “走吧！” “我们不喝酒，只吃加香辣调料的肉饼。”路上在出租车中她对着他的耳朵说。 喝酒给他带来的乐趣越来越少了。兴奋很快被食欲取代，这也让他感到生气。而娜佳希望的是，事先让她屏住呼吸的事情中不要掺杂上任何别的东西，希望感情是纯洁的，自然而然的。 趁着伊弗列夫在大房子里四下张望并脱大衣时，娜佳溜进了厨房，点着了煤气并把昨天做好的肉饼放到了炉灶上。 “进来！那是我的房间，”她返回来，把门指给伊弗列夫看并开始脱下皮大衣和靴子。“床没来得及收拾，抱歉。尽管今天，顺便说一句，是4月19日，义务星期六……” “我们正好工作一会儿！” 他们离开躺下了，并且一切都和她夜里梦见的一样。 “噢，上帝，肉饼！”刚进入温柔乡她就惊醒了过来。 厨房里弥漫着烟。娜杰日达带着抱歉的讪笑把煎锅端进了房间，于是他们用叉子从烧焦了的黑色肉饼中剔出中间部分，在面包上抹上红色的香辣调料并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然后他们又钻到了被窝里。伊弗列夫开始可怜起娜佳来，对自己也有点。由于慌张，她是如此的温柔和温顺。她似乎感到了，他心里再没有她的位置了。他理解她，但是不能帮助她。她猜到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我们是最后一次躺在一起。每一次就像最后一次……” “这样很好。就是说，每一个下一次都像礼物一样……” “是的。但是我感到害怕……” “相反，很好！否则就让人腻烦了。想结婚的是卡卡巴泽，等他一出院。” “可我想掐死你。”她搂住了他的脖子并趴在了他身上。 她用手撑着欠起身，乳房变成了尖形的，然后落在他胸前挤瘪了。她开始亲他的眼睛。 “我想让你失明并且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看！” “所有女人都想这样。她们只不过需要生下像小猫一样的瞎男人。” “我渴望得要发疯了！” “你像意大利女人那样，在肚子上放块湿毛巾。” “我是俄罗斯女人，亲爱的！我在肚子上放一张纸。” “然后呢？” “然后我给领导写声明：他用非党的方式爱我。听说，按照瑜伽套路，女人通过意志上的努力可以不怀孕。” “那你就锻炼意志吧。” “我锻炼了！直到看见了你。” 她把小睡袍搭在一个肩头上，跑到浴室去了。维切斯拉夫从沙发床上下来，在房间里溜达起来，仔细地看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小摆设和他不知道的小瓶子。他在自己身上试了试娜佳的胸罩。希洛特金娜没有回来，于是他走过去找她。 在娜佳的大房子中（如今不建这样的住房了），天花板上有雕塑装饰，并且门上装着磨砂玻璃，维切斯拉夫在这里轻易地搞清了方向。他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走进了客厅，往另一扇门里看了一眼——这是书房，如今除非在博物馆能看到这样的书房。整整一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摆满了书。伊弗列夫沿着书架走了过去——上面有很多精美的翻印画册，老百科全书，一卷卷烫金的上世纪的专著。小梯子展开放着——上面有两本书，是拿下来的或者没放回原位的。两本书中都是古文诗，诗人的名字伊弗列夫没听说过。一张狭窄的小沙发横在房间中，一头朝着书架；沙发旁边的架子上放着盛着烟头的烟灰缸、小晶体管收音机、电话机。正冲着窗户，平放着一张有着爪形桌腿的雕刻制作大书桌，桌上的一侧堆满了书和杂志，有英语的，伊弗列夫紧接着就看清了，还有德语的。他翻了翻它们。译文插在了杂志中——全套服务。心理学、哲学、精神病学……有趣的一套组合。这个呢？这是神秘学科，如果伊弗列夫的理解正确的话，心灵致动术，传心术…… 他有分寸地没有开始看桌子上散乱的手写的稿子。目光滑过，从整个一堆书中抽出了三卷厚厚的书，它们用非工厂方式装订成了鲜红色的书皮。伊弗列夫翻开了封面，在书页的一角念道：“绝密”。 这下他可忍不住了，了解了书名：“希罗特金·瓦·戈，国家安全少将。论意识形态斗争中控制思维过程的可能性问题。申请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斯拉瓦哼了一声，本想开始看，但是听到了走廊里有脚步声。他急忙合上了封面并向门口走去，但是门自己打开了。 “对不起，我好像打扰了……” 门口站着一位六十来岁的人，身穿质地优良的灰色西服。他本打算进来，但是看到光着身子的斯拉瓦后，不知所措了。一时间他们两人都没说话，不知怎么做以及向对方提出什么办法。他们只是打量着对方。最后，这个人说道： “您能向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吗？” “请允许我先穿上衣服。”维切斯拉夫不失尊严地对他说道。 “好吧！可是，见鬼，娜佳在哪里？” “在浴室里……和女友一起。”伊弗列夫眼也不眨地嘟囔道，一边侧着身子穿过走廊向娜佳的房间走去。 “和什么女友？” “和她的，也就是说和我的。对不起！……” 他竟然碰上娜佳的父亲了！走到娜杰日达的房间后，伊弗列夫两手抱起了内衣，跑进了浴室。 “你父亲！” “在哪儿？”娜佳的瞳孔放大了。“他以前白天没回来过！” “别浪费时间，穿衣服。” “知道吗，”娜佳小声说道，“是女邻居给他打的电话！她有精神分裂症，退休了，原来是少校。当别人摁门铃借盐时，她里面的灯会突然亮起来。别人就像受审一样站着。母亲死后她开始经常来找父亲，而现在盯上我了。” “明白了。如果我能的话，我就悄悄溜掉。你要注意：我和你的女友在这里的。可你为什么没说过他是干什么的？” “除了你以外大家都知道这事。你怎么，就不会那么信任我了？” 他耸了耸肩： “我讨厌！” “我也是。可他——是我父亲！” “那在家中闲聊这方面呢？” “相反，小傻瓜！要是他们真的来找他，也会排在最后。” “当然了，爸爸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她紧偎住了他。 “他是好人。”她说道。“爱我，并且给我钱。你鄙视吗？给我系上胸罩！” 斯拉瓦摸了摸她的头，然后向走廊看了一眼。那里空荡荡的，于是他趁机急忙走到了楼梯间。娜佳向厨房走去。 “是你？！”看到父亲后她装出吃惊的样子。 他把锅盖弄得啪啪响。 “我回来吃你昨天给我做的肉饼……顺便问一句，你的女朋友和这个裸体主义者在哪儿呢？” “他们走了。” “我就是这样想的。甚至没有认识一下！” “你别取笑了！”娜佳冷淡地说道。“他们没地方可约会。” 父亲仔细地看着她，犹豫着，是勃然大怒，还是克制。他突然感到，他害怕女儿……不，他不能允许这样。 “应该登记结婚，”他说，“那时就会有地方了。” “我转告他们。” “那么肉饼在哪儿呢？” “我们消灭掉了，对不起。” “我明白：是为我的健康……这样吧，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我们早该谈谈了。我一直推迟，可现在有理由了。虽说我的时间有限……” “谈什么，爸爸？” “你过着一种神秘的，我不明白的生活……” “我？我的一切都明摆着。只是你从来不过问。你的一切才是绝密呢。” “可是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不谈这个！” “好吧，不谈。你自己开始的！……” “我开始的，因为你是我女儿。我想了解你的生活……” “你当父亲时也不停止当克格勃分子！你坚信，你应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而关于你——没人知道，甚至你的女儿！” “我是肃反工作人员，女儿。” “我知道，爸爸！我听了二十年了……但是现在我们俩都是成年人，并且和稀泥的妈妈不在了。顺便说一句，她也让我照顾你。我们这样游戏吧：如果你想了解我——请讲讲自己，肃反工作人员！不行——不行……” “有人在用旁门左道的观点影响你。” “没有人影响我，放心吧。” “那编辑部的人说我们什么？” “你想让我告发我的熟人？” “学会了说傻话！就算这是你的看法，也应该更忍让些。” “我不知道别人说你的单位什么，可我告诉所有人，说你的上司的办公室中挂着普希金的画像。” “普希金的？”他嘴角微微一笑。“为什么？” “啊，爸爸，他说过：‘扼杀最美好的激情！’76” “这我听说过了，”父亲笑了起来，“并不俏皮，我要告诉你，我们不管最美好的激情，腾不出手来。” “你们管的是强迫人停止思考！” “哎呀，娜杰日达……”他厌恶地皱起了眉。“你已经不是孩子了！所有国家都有暴力机关。女儿，维切斯拉夫·鲁道夫奥维奇·门日恩斯基77说得很准确：‘我们是国家的武装部分。’就是这样！你的思想家们对我本人没有任何妨碍。但是国家有一定的原则，并且如果大多数人遵守，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多数人不受好出风头的人的影响。没有纪律社会不能生存。而敌人等的就是我们松弛纪律。我们不得不成为铁板一块。如果不及时堵塞裂缝，水穿透它后能够冲垮大坝。我希望，我还能活到我们机关完全被撤销那时候。但是这需要社会有高度的觉悟。” “让所有人成为机器人……” “那你认为这正常吗，好出风头的人和一知半解的人想让我们允许他们随心所欲地写和说。如果你想知道，那么不是肃反工作者，而是人民不喜欢这样的人并自己要求惩罚他们。比方说，我们不得不昼夜保护索尔仁尼琴。他是相当聪明的人，可是不能明白这点。而且需要他所有抨击思想的是几百个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再也没别人了！如果他的那些方案是现实和有益的，它们早就在生活中实现了。我了解的各种残酷行为和不公正现象比他多一百倍。然而我巩固国家，而他在瓦解它。我为人民服务，可他为谁呢？他怎么着——一个人比有一千四百万成员的组织聪明？谁会当真相信这个？” “你们迫害的那些人！” “哼，如果你不想与现存的所有人的准则保持一致——那就是咎由自取。当然，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试图教育，但不总是能成功。” “你的斯大林教育得尤其好！” “斯大林——不是我的，娜佳。斯大林恰好是好出风头，而且很危险，因为他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太大的权力。比方说，假如给索尔仁尼琴无限的权力，还不知道他会规定什么样的法律。所有现在的人权斗士——如果允许他们公开行动——都会开始忙于追求权力。我们的法律是人道的，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可现在这个人——难道不是同样的权力吗？” “现在这个人——是大众意志的执行者。如果我们决定了，他无论什么都会签字的，女儿。你要正确地理解：不是因为我们是机关，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代表实力，因为我们是中间环节。我们决定，政治局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赫鲁晓夫刚一冒失蛮干，我们就被迫推翻了他。并且我们会清除掉妨碍我们的每个人，因为我们集体表达人民的意志，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我们。你明白了？” “那还用说！” “好，如果你明白了，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因为按照你的公式我大体上告诉你我的情况了……我们的客人，他姓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 “难道父亲没有权利知道，他的女儿和谁约会吗？” “他姓库里科夫。库里科夫·安德烈。安德烈·亚历山大洛维奇。” “他和你一起工作？” “不，他是工程师，在邮箱号码单位工作，保密的，和你一样，我也没有问。” “他的面孔我觉得有点熟……” “他长的就是这样的脸。像很多人。我自己也会搞混……爸爸，你知道怎么办吗？你别想审查他，或者监视他，或者干类似的什么事。如果我知道了——我就离开。” “离开是什么意思？你在胡说什么，娜杰日达？！” “你都听到了……” “可是你去哪里？” “我会离开的……让你找不到！” 56.希罗特金·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 印戳：特级绝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干部专用履历表 军衔：国家安全少将。 担任的职务：第五总局局长，克格勃事务委员会委员。 出于工作需要，他也即谢维洛夫·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及戈尔捷耶夫·尼·尼。 1910年10月3日生于图拉。 民族：俄罗斯族。父亲俄罗斯族，母亲俄罗斯族，父母之父母为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父亲为工人，母亲为农民。 1929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00010907。此前非党员，未曾退出，未受过党内处分。 学历及学历专业：高等学历，克格勃学院（毕业成绩优异）。 出国情况：没有出过国。 直系亲属：女儿娜杰日达。（在世和去世的亲人、亲戚、朋友及熟人的详细名单含居住、工作及安葬地点附在本表格后。） 由于工作特殊性，不能被选举进入党、苏维埃及其他经选举产生的机关。 政府奖励：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及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各种奖章（未在公开报刊上发布嘉奖令）。 与兵役义务的关系：不归国防部系统登记。 有上述姓名的身份证。所有真实证件送交中心保存。 家庭住址：莫斯科，斯塔罗科纽舍内胡同，19号，41号房，电话：249-41-14。（查询簿中无相关信息。） 特征：身高171厘米，眼睛褐色，头发颜色——灰色。 健康状况资料：一级血管硬化，哮喘症状。 实际健康（在克格勃专门门诊部登记）。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的上升 希罗特金少将在生活中取得的一切都是他本人业务素质和能力的结果。如果说他没有完成什么，这里妨碍他的是人和环境。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更别说青年时代了。那时，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普普通通，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他早已经习惯的是，甚至在他不穿将军制服的时候，别人也对他特别尊敬。他习惯了说话缓慢，有分量。并且他说的话立刻被当成命令。 在单位和下属坦率交谈时，希罗特金少将说，他所取得的一切是他靠自己思想坚定不移、靠相信他所服务事业的正确性取得的。然而他的观点，尽管他认为它们坚如磐石，在生活过程中是不断完善的。年轻时，对他来说人分成无产者，即好人，和资产阶级——敌人。他自己是好人。他年轻时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被思想上的讲求实际所代替，即利用思想性达到职务上的升迁。 取得地位后，希罗特金开始不由自主地按另一种方式划分人们：分成自己人（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外人。信念（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今天你是共产党员，而明天就是祖国的叛徒。可如果要是机关工作人员，那么这就是一辈子了。人们羞辱祖国的叛徒，并且如果他们回来的话，判他们十年徒刑。机关的叛徒机关自己会在任何国家找到他们，不经审判和调查就消灭掉。希罗特金把对祖国的忠诚视为自己在生活中的主要支柱，但是实际上他指的是对机关的忠诚。 在机关的权力有所局限时，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占据了中层领导干部的一个小梯阶，他对此感到满足。他的工作是在国家领导的总体空间中履行自己的职能。他甚至说过，现在需要机关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成果不受极端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把他们不喜欢的所有人关押起来的自愿的告密者的破坏。但是后来上面在治理国家中还是接连不断地犯错误，并且只有像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这样的人才能纠正错误，如果他们掌权的话。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希罗特金的同事们开始谈论机关的团结，意思是，团结之后他们会更强大。至于说观点，既然理论有助于实践，那么信念的任务就是帮助人实现他的计划。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继续等待自己的时机，尽管他明白，机会剩得越来越少了。 希罗特金一次也没有到过国外。早在担任处长时这个情况就不时让他感到郁闷，于是他考虑调到另一个总局，到情报局去。 外语成了障碍。他曾两次着手在专门培训班学习外语，这里的教学组织得扎实，按克格勃的方式，但是他每次都无可救药地落在其他人后面。他说出句子的发音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情报站长出身的严格的老师们讥讽他，于是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不得不退出，免得损害自己的威信。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派希罗特金负责国内业务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处理国外业务，但这不是实情。情报机关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懂外语。只不过在这里，在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方面，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有丰富的经验。战后在他的倡议下，在国内大城市中安装了从法西斯德国运出的外国广播无线电干扰装置。后来，我们也掌握了同类设备的生产。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没有预感到，乌云正向他本人头上压来。他受害的情形离奇，他自己也不明白。 “彼得罗夫在哪里？我是来逮捕他的。” “可他不久前离开去逮捕您了！” 那时正流传着发生在莫斯科的这样的玩笑。希罗特金的所在地没有变化。他只是没有回到家。他在电梯里被往下降了六层，到了监狱。没有殴打他，没有刑讯，没有审问。他仍然是自己人。“我被短暂保存起来了。”后来他开玩笑说。他在特别优待的条件下被关押，看书。 不能说，在恢复名誉后他走出了卢比扬卡。当首先恢复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后，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只是进了电梯并往上上了六层。从那里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希罗特金不知道妻子书面和他断绝了关系，因为有大尉军衔的她也在机关工作。他认为阿列芙提娜·彼得罗芙娜的行为是有理智的，甚至是必需的：她还要扶养娜佳。断绝关系后，按照规定，妻子被开除出机关，但是她找到了工作并等待丈夫回来。当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并且接电话的是娜佳时，他马上明白了，这是女儿。在家里，阿列芙提娜·彼得罗芙娜放弃了自己的书面声明，于是他们开始继续生活。一个月中娜佳一直叫父亲是叔叔，但后来习惯了。 女儿出生得晚，当时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快四十岁了。可等她长大后，他失去了妻子。他成了体贴的父亲，尽管他的时间不多。他对她倾注了太多关怀，可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不知道的，因此他觉着是完全不正确的生活。他试图提醒女儿防备，不知不觉间他自己变得吹毛求疵。他让自己相信，这是因为他希望她好，因此他不能克制自己。看来，妻子的死对他产生了影响。对下属，相反，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态度开始更温和起来，因不执行命令而惩罚得更少了。自然，心慈手软没有扩大到有其他信仰的人们身上。但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人。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多年担任政治安全局各部门的领导并被提升为副局长，69年时，由于有类似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动荡危险，成立了专门的总局（第5总局），并责成希罗特金将军实施政治安全局原来部分部门的职能78。 归新的总局处理的案子是经区、州及加盟共和国机关逐级上报的。中心机构挑出最有意思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案子，把其他的退回去补充调查。希罗特金少将把与国外有牵连的最困难的并且对国家构成实质性危险的目标转交给施罗宁处长处理，这个人虽然智力有限，但是有条理并且认真。施罗宁处的同志们负责监视、窃听，发现目标到过的地址、他们的兴趣、关系、亲属和熟人圈子，一句话，把目标严密控制住。 施罗宁的设备、人手不够。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目标需要更多的人员，不像时而出现的反苏团体，迅速逮捕它们的成员后可以调遣腾出来的工作人员执行下一个行动。施罗宁多次提出建议，把索尔仁尼琴与社会隔离开来。希罗特金向上汇报给克格尔巴诺夫。但是在与西方玩双重游戏的政治局，把这个提议压了下来。上级毕竟考虑到了第5总局的困难以及特殊的工作条件，所以添拨了补充经费。 新总局的业务进行得完全不像上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总结中写的那样好。并且情况最糟糕的是尤达尼切夫领导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处。困难在于，尽管没收了非法出版物并且有专门指示查明传播它们的人，它们还是出现。需要杜绝这种现象。精心制定了阻止任何消息出现的预防措施体系，得到了行政机关的同意。根据希罗特金的建议，经过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律，对写作过程的处罚要比，比方说，对非法隐藏射击武器的处罚严厉得多。 非法出版物在抵抗，经常丢失，而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即使没这事也在等着麻烦事。国防部正在让军官大批病退，所以希罗特金担心，年轻化会波及到安全部门。这样就不公正了——把有经验的肃反工作干部换成不成熟的年轻人。他完全有信心，他还可以大有作为。没有他的经验是不行的。他开始写学位论文，其中的个别部分是在他负责的总局中准备的。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的想法若得以实现，在最近的时间内就会在保护社会不受西方有害影响的渗透以及不良消息免于泄露到国外产生重大的效果。 希罗特金从童年起就敬重书籍，认为它们是知识的源泉。他不仅喜欢看工作条例，还喜欢读工作人员们弄到的非法出版的诽谤性作品。他经常去库兹涅茨克桥的作家书屋并购买放在柜台下面的以前俄罗斯诗人的诗集，晚上翻看它们。他还对修辞学方面的一些文学和语文学著作产生了兴趣。 让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吃惊是这些著作抽象的、非党的性质。在他看来，现代修辞学本可以成为确定匿名作者作品的更为精确的学科，但所有修辞学著作都局限于谈论经典作家的风格。希罗特金产生了一个设想：在总局成立专门的语文修辞专家小组，他们要能制定出评价个人风格的明确标准的话，无论作者如何企图用别人的姓隐瞒自己或者在未登记的打字机上打字，他都可以像根据指纹那样被发现。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已经有从军队招收来的专门一班大学生学习，他们大学毕业后将被派遣到机关工作。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就其意义来说它们远远超出了他所负责的总局的范围。上面把机关保持劳动者队伍思想纯洁的任务交给了机关，可报刊有时与机关行动不一致。需要吓唬的时候——它们报道民主的发展。应该赞扬思想一致时，它们议论文献中的不同潮流。而主要的是，报刊不在人民中提高机关的威信，没有机关国家什么也不是。取代尊敬的是培养恐惧感。他们赞颂在其他国家活动的情报人员，赞美边防人员，而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务最困难——在自己人中间工作，它要求有分寸、勇气和特殊的艺术天赋。这个光荣的使命仍然不为人知。苏联建设新社会纲领本身会更快地实现，如果把媒体——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影——转交给机关的话。要知道报纸是“我们军事活动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领域”。希罗特金把这句引文留到适当的时候。 作为有组织纪律性和有节制的人，他休息也有组织纪律性，按照他的职务和他的单位的规定。休息会提前协调好。星期五晚上，不算警卫在内，四辆，有时是六辆汽车出发去狩猎农场，在他们到达前猎场看护员已经在那里准备，服务员把芬兰式蒸汽浴室烧热，而食品一早就从莫斯科运来了。一行人的组成经常变化——这是惯例。但往往是各局局长和副局长。 希罗特金了解狩猎技能。而说到狩猎的武器，他是这方面顶级的专家。他的收藏在专用的柜子里，共有二十多支枪。不好的他不留着，送给同事们。他向来喜欢馈赠——书籍、纪念品、昂贵的器皿。死去的妻子就为此生他的气。他给自己留下最好的枪，上面刻有名字。打猎时他带上有光学瞄准镜的双筒猎枪，这是拉弗连季·贝利亚因他工作出色在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时送给他的。由于后来的情况不得不用王水蚀掉赠送者的名字，而其余的成为希罗特金事业开端的题词留了下来。这支枪没有坏过事。 希罗特金年轻时学会了弹无虚发，而且还是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在雾气腾腾的早晨的昏暗中。当时他被征召入伍，参加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他在北极地区当过押送人员，后来被安排到搜寻小组。小组抓逃跑的囚犯，不得不在困难的条件下射击并且要一枪毙命。而有时，根据命令，要打伤腿，或者作为教育性惩罚，打伤肚子或背部的下部，好让不可避免的死亡是长久和痛苦的。这样的囚犯被当做死人记录备案并在还活着时被留在森林里喂狼吃。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在这样的小组里工作了五年，成了搜寻组组长、劳改营营长，曾在机关的州机构中工作过。一句话，他从来不是现在凭借靠山有时会出现的暴发户。 他丢了脸只是现在的事，就在不久前，69年的3月。从晚上起狩猎农场做好了晚饭并生起了壁炉。大家喝了点酒听着巴赫的管风琴音乐。希罗特金的副手施罗宁上校非常喜欢巴赫。天气是春季的，潮湿的。他们吩咐看护员把狗放进来。狗住在棚子里，照料得不好，它们身上有狗腥味。商量了一阵后，领导们决定下指示在狩猎农场设立狗饲养员的职务。然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牢记着明天天亮前要起床。为他们准备的麋鹿已经被捉到了，它徒劳地啃着并顶着篱笆。 早晨他们穿上了日本运动夹克，套上了橡胶靴子，外面罩上了带风帽的绿色风衣，枪管朝下地把枪挎了起来，免得受潮，然后向林中走去。没有枪的看护员（因为禁止看护员在这样的农场中携带武器）把麋鹿放出来并给它在专门的地点撒上盐之后，在林子中散开，为的是用喊声阻止它朝不对的方向跑走。开始他们还问了，要不要把麋鹿拴在绳子上，以便射击更方便，但是贵宾们否决了这提议。他们同样拒绝了从专门的瞭望台上射击的建议，大家都想真正地打猎。 夜里刚下的一场小雪落在了泥地上，清晨的风把雪尘吹得飞舞在灌木丛上，妨碍着往远处细看。天亮时他们看到了麋鹿。开始连续朝它射击，打伤了，可刚受伤时它跑得快，后来冒着血并沿着林间通道向前爬去。但是子弹打完了，像故意作对似的，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剩下了最后一颗。 “哦，正好，”人们对他说，“你有机会证明你的打猎技能了。” 希罗特金少将毫不忙乱地开了一枪，等他打中后，大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钦佩。但是走近麋鹿后他们看到，它还活着，并且虽然不能移动，但是不让看护员近身用刀把自己杀死。希罗特金打断了麋鹿臀部附近的脊柱，野兽在地上抽搐着，可是没子弹打死它，而且也可怜野兽。他们马上派看护员去拿子弹。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暗自为这一枪没打准感到难过，他认为，自己在变老。同志们安慰了他：低吹雪卷扬了起来，湿润了眼睛，潮气歪曲了瞄准镜的精度。麋鹿由于失血安静了下来，它用心不在焉的眼神看着客人们。给枪装上子弹后他们才重新靠近了，麋鹿开始翻滚，尽管对它更有利的是让痛苦结束。然而他们逼近它，用四支枪打死了急速地蹬着前腿的麋鹿。 他们知道麋鹿身上最好吃的是肝，吩咐看护员趁热把它切下来，好品尝他们自己打的猎物。胴体的其他部分留了下来。然后看护员用马把它拉走了。希罗特金遗憾的是，娜佳没和他来打猎。女儿和他一起会让他感到高兴的，并且对其他人也是女性同伴。但是娜杰日达坚决拒绝了。 57.克格勃第5总局1969年4月25日会议速记记录 印记：绝密。不得带出办公室 议事日程： 1.苏共中央的指示以及安全机关在筹备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方面的任务。 2.关于打击传播诋毁苏联社会及国家制度的消息的补充措施。 3.总局义务星期六活动总结。 出席会议的人员：少将希罗特金同志（主席）、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沙普塔拉同志、苏联司法部副部长普留霍夫同志、苏联副总检察长瓦辛斯基同志、上校索科洛夫同志、上校施罗宁同志、上校尤达尼切夫同志、中校科里亚德涅茨同志。 希罗特金：都到齐了？请允许我开始，同志们……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党，全体苏联人民以及整个进步人类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一个愿望上：庄重地迎接一年后即将到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百周年诞辰（对文本的核对表明，早晨准备会议时，希罗特金研究了《劳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并且现在把它重复了一遍。在给会计室的该期稿酬清样中，社论中用蓝铅笔标出了作者雅·拉伯波尔特的名字以及金额三十五卢布）。作为国家安全机关的鼓舞者与缔造者，列宁平时非常重视巩固它，历史也证明了天才领袖的远见与英明。苏共中央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筹备工作的决议指出（他宣读引文）。这里拟订了整个机关，特别是第5总局的新任务。我局全体肃反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要努力圆满地完成任务。我们拟订了措施目录，任命了负责人。按照国家安全委员负责人委员会的决议，一部分行动与其他总局和部门联合执行。由索科洛夫上校向诸位介绍这些措施。 索科洛夫（站起来，宣读）。 希罗特金：如果没有问题和补充，同志们，我想，我们可以转入讨论议事日程的第二项了。发言的是处长施罗宁上校。 施罗宁：国家委员会领导确定的我处的职责包括…… 希罗特金（打断他）：在场的人都了解这个处的职责。请向同志们介绍一下华沙条约成员国派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前该国安全机构所犯的具体错误以及我们的措施。 施罗宁：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对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分析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丝毫姑息，稍微背离党内民主准则都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我们，可以说，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一获悉捷克反动分子中开始谈论“人道特点”的社会后，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伪装下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破坏者在发表言论。我们在布拉格的同志们得到了指示，进行反宣传。但是那里没有倾听他们的声音。当捷克报刊中出现了此前到处传阅的材料后…… 普留霍夫：您指的是反苏言论？ 施罗宁：完全正确，叶甫盖尼·维肯季耶维奇！还有对“一些自由”的呼吁。根据克格尔巴诺夫同志的指示我们直接与布拉格的有关局取得了联系，但是那边没有迅速采取措施，借口遵循列宁准则的民主化。我们知道，我们每次到布拉格都会被报告给杜布切克。特别是，去年7月的一次出行期间，在什捷缅科大将得到命令把军队调遣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个月之前，杜布切克得知索科洛夫上校在布拉格后，希望和他见面并向他保证，没有理由担心。可报纸上已经广泛地刊登民族主义性质的文章，说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似乎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 沙普塔拉：我们也看报纸，施罗宁同志……（笑声。） 施罗宁：简而言之，我们向国家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的报告。苏共中央讨论了这个报告，然后克格尔巴诺夫同志给我们总局下达了指示，制定出一套措施，它要能准确地记录下知识分子中的不正常行为，以及没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中的不满倾向。 瓦辛斯基：那农民呢？ 希罗特金：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基本上不让人担心。个别的不正常情况由州和边疆区总局加以稳定，并且我们现在有指示，不要综合他们的资料。 沙普塔拉：我希望，会向与会的人介绍有关措施。 希罗特金：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这个才开会的。需要自我批评地说，我们接手业务的政治安全局的那些处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工作，其结果就是学术界、文学艺术界中出现了不受监督的偏离现象。事情到了对我们的社会不满的匿名书的作者，甚至还有作家无所不谈的地步，好像我们机关不存在一样。政治安全局原第10处没有力量完成这些任务。 施罗宁：现在我们来完成，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 希罗特金：我们离听到鼓掌还早呢。特别是，要查明，是哪一些心理上的不正常现象促使人们进行反社会活动的。 施罗宁：我们处调动大家努力并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的错误调整了工作。扩大了一系列部门的编制，在居民中收集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了。促进这个工作的是掌握了国家委员会在法国和日本购买的技术设备。设备安置在邮电部的设施中并且实际上覆盖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的所有部门，以及，根据协商，国防部的设施。我们认为…… 沙普塔拉（打断他）：在非法出版物方面具体有什么措施？ 希罗特金：为此发言的是打击诋毁我国制度消息处处长，尤达尼切夫上校。 尤达尼切夫：大量的非法出版物尽管今天不危险，但有不受监督的发展趋势。对政治安全局有关各处以及我们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的仔细研究，帮助我们得到了传播与公认的观点不同，甚至是与之完全矛盾的观点的人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瓦辛斯基：目前这些现象的规模有多大？ 尤达尼切夫：暂时是大致的数据……我们记录下了将近一百八十位有严重缺陷的、明显错误的及诽谤性观点的作者。我们认为，实际上他们的数量要多出两三倍。有些作者我们没有归到这里面，尽管对他们保持监督，他们的作品没有直接诋毁我们的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出版，以手稿的形式传阅并且由各大编辑部和出版社以这种形式转交给了我们。我们单独统计传播者，全国记录在案的有将近两万人。而读者的数量，要确切知道这个数量就更加困难，大约在五万到二十万之间。 希罗特金（打断他）：最后的数字是我们有意放大的，同志们。放大了大约一倍。 沙普塔拉：这是正确的。 希罗特金：我们也这样认为。我想强调一下，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大众新闻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政治安全问题，遵照布拉格事件后政府领导人对我们的要求。 尤达尼切夫：请允许我汇报一下采取的措施。由于对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刑法进行了调整，取消了56年及随后几年关于对反苏言论免于刑事处罚的失当规定。进行了大量工作，登记所有类型的复制装置，首先是打字机，并且对它们进行监控。耗费的人力和经费使我们得以没收有关人员的资料，所以非法出版物的数量急剧减少了。根据最新的计算，减少了80%。与海关和边防军机构联合制定了措施体系，阻止带出任何手稿、胶卷、磁带录音以及从国外输入书籍。 沙普塔拉：你们与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合作吗？ 尤达尼切夫：是的！为了防止非法出版物的片段及原文渗透到公开报刊中，给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下达了有关指示。下一个阶段——查出非法作品的作者并根据社会政治危险程度对他们分类。名单已经确切并已提交给诸位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领导，以便解决检查他们心理健康并隔离最活跃的作者的措施问题，以达到劳动再教育的目的。 有人发出声音：问题成熟了！ 尤达尼切夫：那么现在请允许我给大家看照片。请把屏幕打开。（解说镜头）这是知名的索尔仁尼琴在写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我处的所有行动人员都熟悉他本人、他打字机的字体、他的女打字员们。这是索尔仁尼琴在火车站把手稿转交给自己的朋友们，手稿的目的地是列宁格勒。索尔仁尼琴公文包里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拍照了，他的住房以及他拜访的所有目标都被窃听。不同城市中与他有联系的人也被登记在案。这个非法书籍出版者的活动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拜访了一位苏联中央候补委员的住宅。 沙普塔拉：这是谁呢？ 施罗宁：《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 尤达尼切夫：给针对索尔仁尼琴的预防工作造成困难的是他与外交使团代表有联系，而且领导没有制定出有关他的问题的最终决定……而帝国主义宣传对索尔仁尼琴寄予厚望。这个人是阿玛尔利克，被送到西方的手稿《苏联是否会生存到1984年》的作者…… 希罗特金（打断他）：所有同志都看了。谁汇报新揭露出来的刑法违反者的情况？ 科里亚德涅茨：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请允许我汇报？ 希罗特金：请吧！新成立的处的副处长科里亚德涅茨中校。 科里亚德涅茨：最近，清除了几个大的非法出版物中心。其中的几个中各有数百部反苏内容的手稿。实际上我们可以汇报的是，现在没有机关不知道的作品。我们经常掌握某些人要写作诋毁材料的意图。 沙普塔拉：能否知道，这类作家在家中创作什么？嗯，能够把打字机的原文传输给你们的装置吗？我不是工程师…… 希罗特金：很遗憾，技术上这暂时难以实现，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 瓦辛斯基：应该下达研制任务。 科里亚德涅茨：非法出版物的所有者通常以前受过监禁，还有青年人，往往是大学生。根据我们的指示内务部逮捕了他们，我们审问，安排对质，然后释放，因此这提供了揭露出他们的数十名客户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个住宅中（放幻灯片）发现了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它不仅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还抨击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我们人民似乎无法改正的恶习。 沙普塔拉：找到作者了吗？ 施罗宁：这个任务不一般，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但是我们找到了。 希罗特金（对助手）：把案卷拿来。对了，还有手稿——为了预备，如果同志们想要熟悉一下内容，我们为你们复制了手稿。 科里亚德涅茨：为了搞乱线索，作者冒名法国作家库斯汀男爵，把作品冒充成历史作品。在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的倡议下，我们组织了语文学鉴定，正如常言所说，我们当场捕获了作者。姓伊弗列夫，是学历史出身的，苏共党员，《劳动真理报》工作人员。就是他（放镜头）。在单位……在家里……和妻子一起……和朋友们……应该说，是个丧失道德的人…… 希罗特金（打断他）：这事清楚了！ 沙普塔拉：是俄罗斯人？ 科里亚德涅茨：是的！ 瓦辛斯基：如果没有预防措施，他们还会更加肆无忌惮！不管给他们多少民主，总是不够！敌人正在混进我们的要害部门——报刊。 希罗特金：顺便说一句，有些同志曾经责备机关对索尔仁尼琴的预防工作——可现在呢……我们查阅了档案——原来，这个伊弗列夫跟他有联系。俗话说，物以类聚…… 尤达尼切夫：请允许我说个笑话，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在审讯中一个相当有名的作家向我们保证，《时事大事记》——一份我们现在几乎查明的小报——似乎是我们办的！有关镇压、迫害的消息传播得很快并且让过分活跃的人胆怯，尽管我们还未采取有效的措施。 沙普塔拉：上校，您想说的是，机关应该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笑声。） 尤达尼切夫：为什么不呢？并且把非法出版物办成国家和机关需要的样子。并且我们自己同时揭露出思想薄弱的公民。但我们是战士。这要看领导怎么指示了，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 沙普塔拉：机关的新任务之一就是要缓和我们社会中的矛盾，而不是激化。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什么具体工作？ 施罗宁：具体的？总局提出再教育的方法。请允许我宣读挑选出的在监禁地点要预防性隔离的人员名单。第五总局把最活跃的并且也就是社会方面最危险的人列入了名单，目的是及时防止关于他们的消息传到国外去。（宣读名单。） 沙普塔拉：这一切还要征得同意。 施罗宁：只是能快点就好了，伊戈纳特·达尼洛维奇。 希罗特金：是的，拖延这件事是危险的。决议草案我们会准备好，如果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下命令，我们就立刻开始。尽管别人在向克格尔巴诺夫同志抱怨我们…… 沙普塔拉（微笑着）：是谁呢？ 希罗特金：那些“向外”工作的同志们。他们认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不够并且妨碍他们，因为我们每个有效的措施都在国外引起不良反应。但是如果从这种立场观察问题，他们也在妨碍我们。在国外工作比在国内更容易，拨给的经费也更多，我们不抱怨，只是，在沟通中工作看来更合理…… 施罗宁：就像在打猎中，合力扑向野兽并战胜它。 尤达尼切夫：这里主要是不能弄错，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速记记录中对打猎的回忆被瓦·格·希罗特金少将删减——速记员注。） 希罗特金：那么，同志们，如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们，我们将请领导批准。那样的话瓦辛斯基同志就要关心一下遵循法制的问题了。 瓦辛斯基：我们会尽力的。不会太拖延的…… 沙普塔拉：有一个小问题，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有资料说，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有很大比例的犹太族人士。也许，应该提出申请，在你们这里分出一个相应的处来？ 希罗特金：这个问题，如常言所说的，迫在眉睫。这个民族还有一系列其他让我们局不安的特点。我们就此已经征求了意见并且得到了“同意”。一旦编制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就开始选拔干部。现在请允许转入议事日程的最后一项——义务星期六活动总结。请尤达尼切夫上校发言。 尤达尼切夫：我们局全体人员在执行国家委员会关于义务星期六的命令中出了很多力。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外部监视局。星期六当天的搜查和逮捕也是无偿进行的，这为国家节省了三万二千七百卢布。包括机关在内的总局各部门为纪念义务星期六无偿地工作，给国家带来了节约，实际折合卢布为二十九万八千一百卢布。而主要的是，义务星期六活动在全国整体上进行得有秩序，没有破坏和冲突性事件，这里面机关功不可没，因此我们的集体有权对此感到自豪。没有需要特种部队的介入，尽管所有师都处在一级备战状态。可以说，我们监管的持不同政见的公民的表现没有出格。根据无线电截听的资料，他们中没有人能够在这一天向西方传递义务星期六方面的污蔑性消息。第五总局集体准备完成政府的新任务。 希罗特金感谢所有与会者并宣布议事日程结束。 打印两份：第一份送交克格勃主席克格尔巴诺夫·叶·安同志，第二份送交第五总局存档。 速记员及速记整理者：Н.马秋科娃上尉。 58.主席办公室中的接见 从文献中，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克格尔巴诺夫履历的公开部分是如此广为人知，以至于重复它是不合时宜的。在他履历的公开部分中没有任何坠落、曲线或抛物线，也不可能有。他的履历像子弹的飞行一样笔直，并且像源泉一样清澈。至于非公开的部分，则它的保密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怀疑，考虑到上面写的字样——“特级绝密专用文件夹”，他本人是否有权看它。 希罗特金轻轻地斜穿过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办公室前的接待室并默默地握了握首长秘书沙马耶夫的手。对方欠了欠身，暂时放下了文件。 “他应该就快来了……” “我等等……” 希罗特金从来不让自己的下属等待。他没有坐下来，而是走到了窗前，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环岛，春天时它被独出心裁地用白色油漆画上了新的虚线。从马克思大街来的车流环纪念碑绕弯并分流驶向街道。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这样站了有半个来小时，表面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并且害怕走开，因为那样的话他可能错过第一个进去的机会。还有两个总局的局长来过接待室，打听头儿什么时候来。他们和希罗特金握了手，彼此聊了两句天气就出去了。 但这时纪念碑周围的调度员开始用指挥棒粗暴地把汽车赶到人行道边，腾出广场的中间，于是希罗特金明白了，他等的时间不长了。闪着黄色警灯的黑色伏尔加急驶而过，后面还有两辆。“停车！往人行道边上靠！”真卖力！——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暗自笑了笑。他们在向首长证明，没有白付给他们工资。而黑色的五吨重吉尔—114轿车已经疾驶到卢比扬卡边上了，这辆车全部用坦克装甲制成，带防弹玻璃。后面还有一辆载着穿防弹背心的小伙子们的伏尔加。希罗特金没有撇嘴，没有叹气。就应该如此。主席们来到并离开，而我们留下来。今天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存在，明天会像他所有的前任那样无一例外地消失：雅格达、叶若夫、贝利亚、谢洛夫、谢米恰斯内，像铁腕舒利克79一样。现在这位坚持的时间长，但反正会完蛋的。他们被更换，而我们工作。指挥嘛大家都会，可机关需要的是有前瞻观的会思考的领导人。我们所有主席的不幸在于，他们缺少真正的文化修养。让人难过的是难以把科学成果付诸实践，完善整个部门的工作。 比如，就拿“向外”工作的总局的保守主义来说吧，孤立有多荒谬啊！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已经打击了几年来自西方的异端思想，只来自西方！受到损害的是我们的基础之基础——意识形态。可总局仍旧反复提工业情报活动，说我们的人在西方并购公司和银行。可机关最好专门往那里培养哲学家、作家、记者、出版者，用我们的人填满全部报纸、电台、电视台，好让西方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书籍出版成我们需要的样子。那时候真正的和平共处就会到来。可像克格尔巴诺夫这样的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说，这样代价很高，而效果不明显。而实际上，当需要从精神上消灭敌人时，把钱耗费在军备上，耗费在消灭肉体的武器上，这是冒险主义。并且我把精力消耗在小事上以便迎合领导。 沙马耶夫走进办公室看了看，然后很快出来了。这么说，主席坐自己的电梯已经上来了，并且通过暗门来到了办公室。 “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请您稍等一会儿。” 希罗特金开始用手指敲起放在窗台上的文件夹来。然而，蜂鸣器很快就嗡嗡响了起来。 “现在可以了。” “首长好！”希罗特金在门口像军人那样挺直了身子。 “进来，希罗特金同志。”克格尔巴诺夫和蔼地说道，他用无名指碰了碰金丝边眼镜处的鼻梁。 他站在办公室角落里的电视机旁边，在窗外照进来的明亮的阳光下，平整着花瓶里红色的石竹花。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用手绢擦了擦手，然后在桌后坐了下来。 “抱歉让你久等了。你汇报吧，希罗特金同志，我仔细听着。”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从文件夹里拿出了速记记录，俯下身把它放到了克格尔巴诺夫面前，而自己坐在了侧面的沙发椅中，他的位置变低了，所以他不得不从下向上地看着主席。 “春天？”克格尔巴诺夫冲着窗户方向摆了下头，镜片后的眼睛随之高兴地眯缝起来。 “是的，春天。”希罗特金克制地开了句玩笑。 克格尔巴诺夫长出了口气，然后开始审看记录。在一个地方他眼睛不离文字，手掌拍了一下桌子，摸到了铅笔，拿起它并在边上打了个粗红勾。希罗特金伸直脖子看后明白了，记录的哪个地方引起了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的注意，然后主席抽出另一张纸，手拿着已经准备好了，以便阅读结束后摆到桌子上。但是克格尔巴诺夫没有看到完，他问道： “这个呢？” “名单也准备好了。”希罗特金报告说。“遵照指示进行了大量工作。” 看完名单后克格尔巴诺夫看了一眼房间远处角落中的那束红石竹花。 “这些都对……”他拉长声说道，一边想着半小时前与“更愿意在幕后的人”进行的谈话。“这么说，你认为，我们这里完全统一？” “这是指哪方面？”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谨慎地问道，他猜测有逻辑圈套，但还没明白是什么。 “我指的是辩证的统一。”克格尔巴诺夫的眼睛看着他，他觉着，其中含着嘲笑。“一方面，国内没有政治犯罪。而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这些犯罪被成功地揭露，不是这样吗？” “大致是这样，”希罗特金为了做样子同意道，他以正面对待了幽默，“但是也可以稍微以另一种方式找到依据：犯罪被成功地揭露，因此它们可能不发生。” “可能不发生。但是——存在。”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是有经验的官场油条，所以他没有做声，让领导有机会阐明自己的思想。 “当然，从行动角度看，越快，麻烦就越少。”叶戈尔·戈尔捷耶维奇站了起来，又走到了花前面并再次整了整它们。水晶花瓶上的光亮掠过了天花板。希罗特金也站了起来并在原地随着走动的主席转身。“况且事情也不大，可以批准。但是从长远看，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我们应该显示出统一，并且不是辩证的，而是完全的！你怎么看，瓦西里·戈尔杰伊奇，你们这些预防措施会不会妨碍完全统一的指示？” “我们在收拾捷克斯洛伐克的烂摊子，”希罗特金小心地提醒道，“要知道这也曾是……” 他不说话了，因为感到了他的想法与领导不一致。关于完成工作的报告不成功。有些事情改变了，所以领导对以前的任务已经没兴趣了。怎么回事呢？该突出所做工作的哪一方面以便它得到赞同呢？ “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现在不需要公开的诉讼程序？” “公开的？我们来想一想……你们组织诉讼，可西方大肆攻击的是政治局。那么请问，我们保卫的是谁，防备的又是谁？” “我是军人：下了命令我就执行。” “这就好。这么说，你明白，形势变化了，尽管还没有到可以休息的地步。教育尤其是与意识形态有牵连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的。但是人们看到你们越少，就越好。” “可以试一试新方法吗？”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小心并且似乎是顺便地问道。 “如果医生赞成了，我不能禁止……但是不要一下子对所有人。你们用一个人试试，不能再多了。这样一个欧洲不知道的人。” “我们会找到的！” “你们找是找得到……但是不要，我重复一遍，牵扯政治。要使方法多样化！为什么我要来教你们这个？把其他人暂时交给莫斯科总局，让他们看着，百年纪念日后再说。” “我都明白了。”希罗特金说道。“案卷我顺便带来了。您想看一看吗？” 但是克格尔巴诺夫已经在考虑其他更加国家性的事情了。 “我们不会原地踏步的，”他皱了皱眉后说道，“日内将讨论机关扩编所需的经费问题。需要用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引起重视，不辜负关怀……你有什么建议吗，希罗特金同志？” “具体我没准备好，但是，这么说吧，总之需要经费进行实验研究……” “对人？” 希罗特金没有做声。克格尔巴诺夫想了有半分钟。金丝边眼镜的弧形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有意思，但是暂时早了点。你们先研究好理论。还有什么？总之，你书面说明总局的需要，我们考虑一下。你还有事吗？” “一个小问题，”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明白，接见结束了，“内务部的人来过电话：在莫斯科有个凶手拿着锉刀在住宅区流窜。杀害妇女，对有些人死后奸尸。有将近四十个受害者。他们自己找不到，请求援助。” “援助？他们那里在想什么——我们有很多空余时间吗？还是有多余的人员？你自己是什么意见？” “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希罗特金说道，然后再次点了下头。 59.生活就是如此 下面出现的主人公的生平也从略。关于他写下了成卷的书，有众多关于他的传记，但是他以往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出现或消失，这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家局势，与每个历史时刻巧合在一起。一切都是编造的，包括职务和称号在内，因为需要这样。所以，主人公对自己生活中的错误，如果它们有的话，一概不知，因为他自己与本人的履历有着十分间接的关系。 晚上八点后长着浓眉的人才结束了文件签字并把自己的三个助手打发出办公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耳朵发沉。他不喜欢这种寂静，它让人感到压抑。他走到了挂着厚实的白色窗帘的窗前，并朝缝隙里看了一眼。那里也是寂静。窗前带小公园的长方形石块铺成的广场直到炮王跟前空旷无人。已经不让居民进克里姆林宫了。只是在楼下的大门旁边有两辆汽车。他的新吉尔轿车不在，为的是别人不能确定主人现在在哪里。警卫能想出自己的高招。 他累了。由于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而疲劳不堪的眼睛不时流出眼泪。肚子的下部不时发紧——这是令人讨厌的感觉，已经很长时间他怎么也不能摆脱掉。但是他微笑着，怀着没有随年纪而失去的好奇心环顾着广场，他的情绪也是兴奋的。一天过去得很好，他来得及做了很多，他现在对逝去时间的珍惜感觉更强烈，尽管没有失去对自己本人的嘲弄。这有助于保持他大多数战友失去的乐观劲头和坚强精神。 现在也是，他想起了什么事，嘿嘿一笑，走到了桌前，在下面的抽屉中翻了一阵，抽出了画家纳尔班吉扬一幅画的小小的彩色复制品。穿着军装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曾站在这同一间办公室里。尽管家具已经换了。复制品的边起皱了，它当然放在那里已经很久了。熟悉这些场所时，作为新主人的他在一个首长秘书的桌子里找到了它并拿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斯大林面带一丝微笑。 长着浓眉的人从中间的抽屉里拿出了剪刀并仔细地剪下了大元帅的头，尽量不碰到小领子和元帅星。他用两个指头拿起这个头，小心地放入了废纸篓里。然后，翻了一阵，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自己的尺寸合适的照片并放在了复制品下。头稍微大出了一些，于是他不得不再剪去些缺口的边缘。 他仔细观察了穿着大元帅制服的自己并得出了结论，这套制服他穿着合适。如果他在更年轻的时候得到这个权力的话，他能做到的要远远多于现在。他开始统计斯大林和自己的勋章和奖章数量。他按竖行进行减法运算，如果占满了十个，就认真地在被减数上画上点。斯大林的奖章多出了十一枚。但是斯大林再也不会得到勋章了，而祖国可能还会奖励我，如果我诚实，全力以赴地工作的话。 这个想法让他开心起来。斯大林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丁当响的小玩意，但是人们让他相信，这是重要的。与某些传统作斗争是不可能的。并且你的权力越大，你能做到的就越少。年轻时担任小职务，他曾是自己本人的主人。可这里一切安排好了，不由自主地运转。并且任何一个下属都任意指使他，而他们所有人一起随心所欲。有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明白，可事情已经做完了。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摘下了听筒，咳嗽了一声。 “您要找萨加伊达克同志吗？可以接通吗？……我接通了。” “你好，西吉夫·安东内奇！”他问候道。“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您呢？”萨加伊达克问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了该见面的时候了。您什么时候能抽出半小时来？” “明天吧……不过不行，明天是星期三——部长会议开会……那就星期四……星期四我有政治局会议。星期五也不行：中央秘书处……” “什么时候呢？” “你知道吗？现在。” “嗯，”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说道，“我准备好了。” “好的！我这就派车去。” 他从桌子上收起画家纳尔班吉扬的复制品连同头部位置剪出的缺口，撕成小碎片，然后扔进了纸篓里，这时另一部直线电话响了起来。 “我是克格尔巴诺夫。您能接见我，让我做一个简短的汇报吗？” 长着浓眉的人冲着话筒呼哧着，对答复什么感到为难。不能不接见克格尔巴诺夫——看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但是应该答复，做决定，可他累了，需要稍事休息。 “我们这么办，”他想出了办法，“我一有空儿，就给你打电话。你会在哪里？在别墅？好的！” 他看了一眼电子表：过八点半了。很快应该送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来了。他留心听了听走廊中的脚步声。也许，这已经是他来了。 走廊里的确是身体壮硕的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在身穿深蓝色西服的克里姆林宫警备副司令的陪同下，迈着稳重的步伐走着，他穿着女人晒黑背那种颜色的绒面上衣和熨烫平整的灰色裤子，轻轻挥动着叫“公文箱”的小箱子。在他旁边小巧玲珑的阿拉步伐克制地迈着小碎步，肩膀不时碰到伴侣。 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去别墅，萨加伊达克吃惊不小。打完电话后他走进了阿拉进行空气浴的里阳台。 “收拾东西，孩子，还得快点！”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说道。“我要出门办件事，你也跟上。只是有一样：穿戴得朴素点并且别忘了戴上团徽。” 现在阿拉穿着朴素大方的套装走在走廊里，有点像民航国际航班的空姐，裙子只比膝盖高出二十一厘米。她一个尖尖乳房的部位醒目地戴着团徽，另一个是“劳动竞赛模范”纪念章。 严实地遮住窗户的白色丝绸窗帘的褶子在柔和的绿色墙壁上投下淡淡的影子，产生了让人惬意的半明半暗氛围。脚下一尘不染的浅色镶木地板不时闪出微光。柔软的长条地毯减弱了脚步声。每个转弯处都站着一名身穿褐色军便服，头戴褐色贝雷帽的士兵，不带武器，同时盯着走廊两个方向。 警备副司令停了下来，请他们等一等。萨加伊达克把公文箱靠在沙发边上，坐在了软绵绵的沙发椅上。阿拉把双手交叉放在紧紧合住的膝盖上，端庄地在旁边坐下。然而没有等很长时间。少校刚来得及敞开两扇门，长着浓眉的人就走了出来，迎了上去，并张开了双臂，准备拥抱站起身来的萨加伊达克。 “你好，亲爱的！”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很高兴！谢谢，你没忘记我。”客人不得不稍微俯下身，而主人踮起脚，好使他们的身高一致，于是他们拥抱了。 “夫人！”然后他朝阿拉转过身来英姿勃勃地说道，并亲了亲她细长得像小木板一样的手。 阿拉感动地眨了眨长长的睫毛。他开始染眉毛了，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注意到，同时继续微笑着。 “你们没来过我这里？”主人问道。“那我们走一走，我让你们看看。” 他打开了门并摆手请他们进去，体贴地让他们走在前面。在墙壁上包着红木的长长的房间里，在上面铺着绿色呢子的长长的桌子周围，整齐地摆放着蒙着绿色皮子的椅子。每个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整齐地放着四支削尖的铅笔和一个空白的活页本。 “政治局在这里开会，”主人说道，“就像报纸上写的，列宁的传统，所以我们不破坏它。” 萨加伊达克仔细地看了看谈话对方。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的内心莫名其妙地交织着关心与厌恶，从人性上不愿接受个别人以及为他们治病的医生义务。就像一颗病牙让豪华的健康变得毫无意义一样，这种痛苦是他幸福的、绝对猥亵的生存中唯一的缺陷。他不知多少次问过自己，世间没有给你的这个病人找到小一点的职务，难道这是他的错吗？ “对不起，亲爱的！”萨加伊达克强迫自己丢下了这些不合时宜的沉思，因为主人在对他说些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在说，就在那里，在桌子最前面，坐着长着浓眉的同志……”他笑着并邀请他嘲笑自己。“他在这里作报告。而在这里他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批改并签署重要文件。这时就清楚了，谁能够说以及谁什么也不能说。” “明白了！”西吉夫同情地笑着。 主人也笑了起来，他的眼睛闪出了光亮。他笑得东倒西歪，红色领带上的钻石领带夹一闪一闪的。阿拉礼貌地陪着。根据嘴唇的动作她都明白，但是她有忽略掉她不感兴趣的内容的本领。 “这道门通向哪里？”萨加伊达克问道。 “这是胡桃木房间。进来，别害怕。开会前在这里坐坐并讨论问题。民主！……好，请到我的办公室去。” “从这里我领导国家。”他疲倦地说道并用手绕了个圈。 “我可以试试吗？”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笑了笑并礼貌地走到了转椅前。 一个玻璃制半球占据了书桌的一部分，里面塞着金币。旁边放着《消息报》、《真理报》和《劳动真理报》，报纸后面是德国沃尔夫公司的圆珠笔。 “这是什么？”萨加伊达克指了指小桌子上的电话台。 “与国家任何地点的通讯。” “那按钮呢？这里有五十来个。” “上面的是政治局的任何委员，下面一排是中央书记处，其他的是部长会议、国家计委、部长们……” “明白了！那边的那部红色电话是什么？”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在转椅上转过身来。 “红色电话——与华沙条约组织各国领导人的直线联系。” “这个呢？” 玻璃板下面放着两个话筒：灰色的和红色的。再下面：一，二，三……十五个按钮。主人中断了话头。 “啊——啊！”萨加伊达克没有感到委屈。“依我看，您简直跟上帝和他的圣徒有联络……” “正是如此！但要是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哈——哈……” “那么我呢？我适合坐这个位子吗？” “坐在椅子上——你合适，西吉夫·安东内奇，”主人乐意地同意道，“可接下来呢？怎么管理？具体做什么？在家坐在椅子上讲述领袖们的笑话很容易。可是怎么掌舵呢？稍有偏差——你自己知道……我们最好去喝杯咖啡吧，我亲爱的大夫！” 他拉开了窗帘并打开了像书橱的暗门。在隔壁的房间里像在家里一样摆着床、上了漆的圈椅、镜子。沙发上盖着花毯子。电视机旁褐色的小柜上放着打火机和香烟。阿拉从桌上拿起了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是长着浓眉的人戴着眼镜坐在办公桌后。他在写着什么。 “在照片上他们让我变得年轻，”主人说道，“但这不是真的！” “有时是的！”萨加伊达克含糊地慢慢说道。 “有时是的？可是谁强迫他们胡说八道了？我们要求，严厉地批评，可是收效甚微！要知道有时候报纸上连可以读读的东西都没有。” 服务员小心地敲了敲门，走进来并开始迅速地在桌上摆餐具。 “要白兰地吗？” “绝对不要！你可以走了……” 主人目送他离开，把手指贴在了嘴唇上，这时才走到了隐藏在墙里的保险柜小门前。 “我们不喝酒，”他严肃地说，“但是喝一小口，庆祝见面……要知道不久前我还喝得很多，吃得很多，并且健康得像头牛。可你责备地看着我：不能发胖，不能整天坐着！可怎么领导国家呢？”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用和对方相同的语气建议道： “也许，站着领导？” 总书记笑了笑并摸了摸他里面有颗子弹的腿。萨加伊达克知道它的来路。在小地80时，另一位军官当场捉住了那时还没有如此神气眉毛的上校和自己的妻子，他们当时在沙发上。上校本想跳到窗外去，但是子弹追上了他。 “痛吗？”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关心地问道。 “有时酸痛……” “那我们就从国际事务转入国内的……”萨加伊达克站了起来，打开了公文箱并从里面拿出了皱巴巴的白大褂。“您这里的泄水盆在哪里？您小便一下！我检查一下尿流的压力。” “莫非这很重要？”主人小心地问道，瞟了一眼阿拉。 “很重要！她转过身去。这样……压力暂时还可以，不错……” “你看看！我说嘛，我还能干点事！听我说，西吉夫·安东内奇，作为朋友请你告诉我：他的压力怎么样？哦，你知道的，就是那个永远在幕后的人。” “可是要知道……”萨加伊达克开始要说。 “我知道，知道！医德……但是看在友情的分上，你能告诉我吗？更糟还是更好？可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有什么办法？当然了……”医生开始想办法应付，并终于想出了出来。“我应该坦率地说，你们两个人这方面的情况都好。你们两个人都准备好了哪怕现在就去参加义务星期六……不过，我们看看再说……请脱下裤子，并且四肢着地，像平时一样摆成马的姿势。阿拉，姑娘，我需要手套和凡士林。” 病人顺从地退下了裤子，趴在了沙发上，他穿着衬衣并打着领带的上半身仍然还是最高领导，可覆盖着没有光泽的皮肤的下半身原来是一位普通人的寻常身体。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动作老练地把橡皮手套套在了右手上。阿拉打开了小罐子。医生用食指抹了一些凡士林并用另一只手啪啪地拍打了几下病人，迫使他挪动一下，然后坐在了沙发边上。他用手指划过身体，顺着把它分成两半，似乎在标记切除的位置，然后摸到了需要的点并猛地把手指伸了进去。 “哎哟！” “治病时痛苦，棺材中轻松。”西吉夫·安东诺维奇开了句玩笑。好了，我们来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您知道笑话吗？泌尿专家对病人说：‘请您俯下身去。’可病人对他说：“听着，亲爱的！在这样的暧昧时刻你要对我说‘你！’痛吗？” “不太痛……” “这样呢？” “哎哟！痛！” “对了，我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有这样一位马卡尔采夫，《劳动真理报》的主编。” “我知道，当然了！” 医生轻轻地横着前列腺来回移动着手指。 “是这样，他儿子在民警局。” “在谢罗科夫81那里？” “噢，也许，不在他本人那里……能不能结案并把孩子放出来？”西吉夫·安东诺维奇按得使劲了点。 “哎哟——哎哟！痛啊！” 医生瞥了一眼联系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电话。还好现在够不着它，不然还不知道，这个按摩的结果是什么？ “我明白，很痛，”医生突然严厉地说道，“但是按摩是必须的，亲爱的！工作能力和总体紧张度会更好。那么马卡尔采夫孩子的事怎么说？”然后他按得更使劲了。 “我尽力吧……” “这就好了，”萨加伊达克的手指软了下来并开始温柔地横着来回移动，“好了，今天够了……我的孩子，打一针奴佛卡因。” 阿拉迅速取出了注射器，敲掉了安瓿的帽。她用蘸着酒精的药棉擦拭了一下背部稍微靠下的地方，熟练地打了针并亲了亲擦过的地方。 “您可以穿衣服了。”萨加伊达克扯下了橡皮手套。“我很满意。” “谢谢，西吉夫·安东诺维奇，你有部长的头脑。听着，既然说到了马卡尔采夫，要知道就是他提出的想法，而且现在所有部门都想得到义务星期六活动带来的钱。你会把它们用到哪里去？” “如果您不是开玩笑，就把它们用到阳痿病学上吧，啊？要知道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此！” “我知道，知道，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主人拍了拍医生的肩头。“这是你的看法——取决于生殖器。可国防部长认为，取决于导弹。我该相信谁呢？唉，西吉夫·安东内奇，要是我自己能决定就好了！一切都得争取通过，设法批准，征求同意。有时候都不想干了！现在所有人都有权利。每个女厨师都有权利。她不想，就不做饭，还拿她没办法。所有人都有权利，因为有民主。只有我没有权利。我依赖所有人。你看我答应了你马卡尔采夫儿子的事。马卡尔采夫是我们的人。可该怎么办到这事，我还不知道呢。忙得团团转……” 在斯帕斯卡亚塔大门，绿色信号灯提前亮了起来，于是哨兵挺直了背。汽车穿过红场从宣谕台和米宁与巴扎尔斯基纪念碑旁向古比雪夫大街急驶而去。 西吉夫·安东诺维奇默默地看着道路。他利用长着浓眉的人越多，他对他的好感就越多。当然，他对我比对其他人好。卫生部整个第四总局昼夜在他身边值班。可治疗他的是我，他不信任他们！至于别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开心，开玩笑，但不是因为高兴。国内的人都不幸，而他甚至比其他人更不幸。这是葬礼上的舞蹈。他在生活中不走运。大家都是人，可他是领袖。和他相比我是自由的！和我相比他是奴隶。那个在幕后，站在背后并操纵这个人的人，其实也不更主要。上帝啊，多么可怕的政权！所有人都被链条束缚住并不断地彼此拉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拉普是对的：这个笼子是给所有人建起来的。不是这样吗，我的孩子？ 阿拉垂下了睫毛表示同意。她总是能猜出他的想法并往往不加反驳地接受它们。 60.“777” 在桌后坐下后，长着浓眉的人活动了一阵鼻梁上的皮肤并用手指按摩了一阵眉毛，这有助于防止头皮屑。他拉出了中间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盒烟。他和自己战斗，保护现在处于慢性炎症状态的声带。医生请求他每小时只吸一支烟并带来了进口的自动烟盒，它的定时装置每小时打开一次盒盖。但是二十分钟后他就等不及它再次打开了。不得不使用狡猾的办法。他开始在上衣的另一个兜里或桌子里保存备用的一盒烟并在间隔时抽它们。可他对医生们说，由于自动烟盒他抽烟少了。电话铃声使他放下了香烟。听到声音后，他高兴起来，眼里流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爸爸，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你好，女儿。我有很多工作……现在才快结束……” 他高兴的是，她来了电话。他不想回家。很少能有如此完全安静的时刻。 “你快回来吧！哥哥坐飞机来了。我也等不及你了。” “你要等到！既然全家到齐了，你告诉妈妈，我马上回来……” 妻子坐在厨房里打盹，但是没有躺下。她听到了电梯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于是没有等到铃响就自己打开了门。两条狗——大猛犬和西伯利亚莱卡狗——狂叫着向前厅跑去，赶在女主人前面。两条狗都往上蹦，想舔舔主人的脸。他安抚着它们，亲热地抚摸着，揪着耳朵。 “我请你，不要跟女儿生气，”妻子快速地说道，赶在可能的反应之前，“她要三千五百块钱——算借的。应该给……” “我知道她的‘算借的’！”他笑了起来。 妻子把他薄皮毛衬里的风衣挂了起来。 “你气色不好，又抽烟了？要吃晚饭吗？” “没时间。我把文件带回来了，得工作一阵……”他看着她善良的圆脸，上面的牙齿难看地向不同的方向翘着。 “你给她钱吧。当然，给吧。既然她鬼迷了心窍，拿她没办法！” “我已经给了……” 他难过的是，女儿对他的态度是只顾满足个人需要并且干了不少让他伤心的事。生下了个女孩，留给了我们，然后彻底成了荡妇。打架，胡闹，喝酒。哪怕化名出国也好啊。现在有人报告说，她认识了一个内务部的中校并和他约会。需要让他娶了她，别再给我丢脸了。要知道自己不是小女孩了——都四十岁了！ 他亲了亲女儿，没有跟她交谈，而是向自己的房间走去，那里他有桌子和沙发，他打算躺着看几份文件。儿子在沙发上躺着，把穿着皮鞋的双脚放在了靠背上。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瓶子和酒杯。两条狗跟在后面跑了进来，在地毯上躺了下来，不时用尾巴敲几下地板。 “儿子，这么说，你照旧在喝酒？” “啊，爸，你好！你玩得时间太晚了。” “让我在沙发上躺一会儿，你坐会儿。”父亲俯下身亲了亲他，可俯下身后他看见了，地板上的瓶子是矿泉水。“来莫斯科待多久？” “两天左右，如果你不帮忙逗留得长一点……” “瑞典让你厌烦了？那你想要什么？” 为什么孩子们不问问，我的自我感觉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为什么需要帮助时才想起父亲来？这是我的错。不管他们是什么样——都是我的错。在他的年纪我是努力苦干的，可他的一切都是现成的，但是，本质上他是善良的。 “我的孙子们在那里怎么样？” “好极了。让我代他们亲你。夏天我带他们到这里的别墅来。” “你究竟希望我帮什么忙呢，儿子？” 此时父亲在沙发上伸直身子躺下了，而儿子在椅子上凑合着坐了下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 “到底是什么？” “把我安排到克格勃主席的职位上，爸。” “把你？” “怎么啦？……我又不比克格尔巴诺夫笨。一有麻烦事他就会出卖你的。而这样你也更放心……” “嗯，也行……想法不坏，儿子，可你能胜任吗？那我们就试试吧。从星期一开始，免得拖延，你就直接到卢比扬卡去上班。” “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我开玩笑？……怎么啦，克格尔巴诺夫那些保护你并且不让你落到资产阶级媒体手中的人很烦吧？可在这里，他们把你的女人们藏起来不让你的妻子见到，替你付钱，用车送你，保护你……” “趁着有机会，怎么能不舒服快活两天呢？要知道你也没白浪费时间。并且他们保护的不是我，而是你，爸！” “就算是我。可如果不是我，你会是谁呢？而且别在这里喊。楼上都听得见。” “克格尔巴诺夫一家在别墅，父亲，我去看过了。你早应该搬到独家住宅去了。在五楼的五居室住宅……可是在瑞典工人住得也比这儿好！在西方说起来都丢人……” “可我，儿子，不是为西方活着。我是俄罗斯人，为人民服务。克格尔巴诺夫听我的每句话，而我要是让你当上克格勃主席，你会把亲生父亲关起来的！我开玩笑，当然了。但是你不会有这个职位的！” “得了吧，爸，我是开玩笑……我不需要这个职务。我自己会成长的。为这个干一杯吧。” “为这个——好吧……” 从餐具橱里拿来了一瓶白兰地，两个酒杯倒得满满的。他们碰了杯。 “你是回家还是在我们这里过夜？” “我回家去，爸。我要睡个够，从早晨开始成长。” “那就走吧，也让我休息一下。快夜里一点了……” 父亲从窗帘间的缝里向窗外看了一眼。他一直等到儿子坐进汽车离开。在他后面开出了第二辆黑色的伏尔加并消失在了拱门下。 顺便说一句，儿子的进一步成长是这样进行的。他怂恿了自己的克格勃朋友们，于是他们在莫斯科——赫尔辛基的火车上灌醉了他前往芬兰的上司——对外贸易部工业原料进口联合公司经理谢多伊。他们挑拨喝醉了的谢多伊发表言论，然后打架，后来让他下了火车。此后帕托里切夫部长恳求总书记允许把总书记的儿子调任驻瑞典商务代表这个职务。西方报纸开始写道：儿子帮助父亲做投机买卖。而在长着浓眉的人七十大寿时，他的儿子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父亲躺在了沙发上，把日本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自己身边。他用无力的手转了转旋钮，碰上了音乐，然后听到了用俄语提到他：苏联统治者冷静地思考……这时响起了无线电干扰不断的尖啸声，所以他到底没有得知，他在冷静地思考什么。 他试图打一会儿盹，但是感到腹股沟微微的疼痛。痛一阵自己就过去了。这时他想起了萨加伊达克的请求。明天事情一缠身，一耽搁——就顾不上它了。该怎么在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办这件事呢？他轻轻地从沙发上起身，于是两条狗瞬间站了起来，跟在主人后面向门口走去。 “嘘……！”他用手指吓唬了它们一下。 家里的人都睡了。女儿没有走，留下来过夜了，衣架上挂着她的风衣。“她决定一个人睡一觉。”父亲不满地想道，他拿起了大衣，没有穿上它，拉开了沉重的门闩并打开了两把锁。 “你想干什么去？”他听到了身后埋怨的低语。 “你怎么起来了，妈妈？你别管闲事！” 母亲八十二岁了，她身体结实，没有任何疾病并且对儿子严加管束，她认为，孩子永远是孩子，并且一旦姑息他们一次，他们就会追求别的女人。 “这是什么闲事？”她小声问道。“带着你的狗冒雨出去遛——这是我要管的事，可这会儿不让我管！快点，回去！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去哪里！” 他站着并笑着。他感到高兴的是，母亲像对小孩那样冲他喊。因此他感觉自己更年轻，更有精力。他搂住了她的肩，亲了亲花白的头发。 “妈妈，躺下睡觉吧，别激动。我有国家大事……” 她避开了并继续严厉地说道： “这是什么国家大事——在夜里？我知道！你回去，我说！” 狗低沉地吼叫起来，它们感到冲突临近了，但是它们简单的头脑不能确定，它是否严重，该站在谁一边，所以它们含糊地低吼着。主人此时已经打开了门；时刻准备去溜达的狗溜到了电梯前的平台上，这样它们就站在了他一边，现在冲着他母亲低吼。他随身急忙关上了门，免得母亲出来到平台上。 “哼，等着瞧，你给我放纵得会出事的！”隔着门传出了说话声。“我要扒下你的裤子，用你的皮带抽你，我不管你在人们面前丢人！看你那时再跟别人相好！” 他和狗已经乘上电梯了。在他后面从正门里急忙跑出了两个穿着日本夹克衫的精瘦强健的小伙子，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伸着懒腰。 “嘘……！你们留在原地，小伙子们，我自己来。” 他急忙走到了不久前有人送给他的梅塞德斯车跟前，然后坐在了方向盘后。警卫向伏尔加车跑去。 “嗨！”他冲他们喊了一声，用手指吓唬了一下。“我说过了，你们留下！” 梅塞德斯后座上的两条狗不满地吼叫起来。 “不行。规定不能没有警卫！要知道我们会有麻烦的……” “我很快就回来，小伙子们……不要报告，他们就不会知道。去睡觉吧！” 他们装出了服从的样子，并回身向大门走去。他打着了发动机，没有预热它就开走了。警卫们等了一小会儿后慢慢地纷纷坐进了汽车，为的是拉开距离，但是不让他从视线中消失。 在潮湿的库图佐夫大街上他向岗亭里看了一眼：交警不在里面。他朝右向拱门和博罗迪诺全景台拐去，然后想了想，摘下了电话话筒，拨了个号码。 “克格尔巴诺夫吗？” “是的。您好！”片刻后半睡不醒的声音回答道。“出什么事了吗？” “我有空了。你在做什么？睡觉吗？” “没有没有……”对方一时语塞。 “我要找你……” 已经向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通报此事了，所以他有备而答，尽管他的部门被批评了几句：政治局委员们早就讲好了不互相窃听。 “我二十分钟后赶到。”叶戈尔报告说。 谈话对方如此善于执行命令让他心里温暖起来，但是他说道： “这样吧：我自己去你那里。就是这个……别兴师动众。” 手腕上的表指向了差二十分钟两点的位置。夜晚是透明的，寂静的，满天的繁星。梅塞德斯从明斯克公路拐上了卢布廖夫公路，从卢布廖夫公路上了乌斯宾斯基公路，然后在空空的道路中间，沿着白色的中线急驶而去，在转弯处发出刺耳的刹车声。长着浓眉的人喜欢开快车。 已经得到通知的克格尔巴诺夫别墅的警卫认出客人后，向他敬了礼。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沿着被日光灯照亮的柏油路急忙向他迎上去，前者身穿黑色西服、雪白的衬衣，打着领带，肩上披着大衣。他只是没来得及刮胡子。梅塞德斯的车门打开了，开车的人坐着等到克格尔巴诺夫走得近一些。两条狗没有等到命令，一下子越过了前座并叫着冲到了外面。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欢迎地抬起了手并笑了笑，尽管看到狗后感到了尴尬。 “请进屋吧。”克格尔巴诺夫伸出了手帮助客人从车里出来。 “是座好别墅。”客人打量着爬满了野葡萄藤的建筑物，沉入幻想地说道。“我记得所有在里面住过的人……我们不进屋了。在这里谈谈。” 由于夜晚潮湿，克格尔巴诺夫瑟缩起来，站在他面前，用大衣裹住自己。东方的天空开始隐隐地发亮了。 “叶戈尔·安德罗内奇82，你认为，该把义务星期六的钱用到哪里去？” 克格尔巴诺夫等待的是已经报告给他的另一个请求，所以他对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准备。 “嗯，如果拨出用来加强机关，我们不会拒绝的……” “正是这样，用来加强机关。”客人笑了起来。“有意见说，需要发展泌尿学。” “泌尿学？这是什么？是那个……” “就是那个！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西方。应该为后代人着想，而他们首先取决于泌尿学。你不信？我们来征求一下卫生部长的意见。” 客人回到了车里，点着了烟，摘下了话筒，拨了个号码。 “彼得罗夫斯基吗？是他爱人？他自己在睡觉？请叫醒他，我等等……听我说，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我这里在进行小会谈。你说，泌尿学有意义吗？有吗？很重要？我就是这样想的。可你看克格尔巴诺夫在怀疑……有一种意见，把全苏义务星期六节省的资金用于发展泌尿学。什么？还有肿瘤学，是的……卫生部不会反对？那么晚安。” 客人放下了话筒，走到了冬天后已经开了的玫瑰花丛前，碰了碰花枝上的刺。 “顺便说一句，义务星期六的想法是《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提出来的，他是我们的人……” “我知道，”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承认道，他满意的是，他的部门没有弄错并且谈话正在进入需要的轨道，“他的孩子有麻烦？……” 他半带疑问地说了这话，目的是彻底确信，谈话对方还不知道等着马卡尔采夫主编的另一个麻烦。克格尔巴诺夫对马卡尔采夫本人不感兴趣，但他知道，这个人在甘居幕后的瘦削同志手下发挥作用。瘦削的同志不久前对克格尔巴诺夫说：就让某些人以为，是他们在控制着国家。对暗示的理解别无它义，但是它也可能逆转，所以额外的王牌永远不会碍事的。应该把它留在手中，而利用的时机和方式，到时候就会知道了。至于儿子，是小问题。 客人在小路上来回走了一小会儿，然后转过身来问道： “也许，马卡尔采夫不需要这个麻烦？心肌梗塞就够他受的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克格尔巴诺夫点了点头，“早晨我到委员会后，我们和内务部会正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有什么指示？” 克格尔巴诺夫随即把谈话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上，这让客人感到喜欢。斯大林是个好的组织者，他想道，但是他害怕自己的战友们并除掉了他们。而我信任我的同志们，他们也全都忠诚于我。现在干部之所以工作得好，可靠，就是因为大家多年来彼此熟悉，是一起成长起来，提拔起来的。 “我们吃晚饭吧？” “还吃什么晚饭啊？该吃早饭了！” 他们笑了起来并握了握手。客人冲狗吹了声口哨，让它们上了车，然后来了个急转弯，顺着树木间的小道迅速往回开去。别墅的内部警卫锁上了大门。拂晓的天空变得更亮了。在警卫的小屋旁边他好奇地停了下来并下了车。房顶的泄水管道下面放着一个白色的浴盆，人们往里收集雨水。浴盆里没有水，但是里面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 肥胖的蜘蛛顺着屋顶的斜面爬着，吊在浴盆上的蜘蛛网上，朝下滑去，然后重新上来。他用手在空中划了一把，几只蜘蛛向下滑落，掉进了浴盆。蜘蛛顺着搪瓷的盆壁不能爬出来。几只被自己的同伴咬死了，爪子朝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其他的还在战斗，极力要回到屋顶。但是那里，在它们编织的网中，其他的蜘蛛已经作威作福了，等候着猎物，并且它们未必会希望跟以前的主人分享猎物。浴盆里的蜘蛛在乱爬，慌乱地蹬着爪子，踏着自己同族的尸体向上爬并簌簌地顺着滑溜的盆壁掉了下来。他拿起了一根小棍，盯住了顺着盆壁比其他蜘蛛爬得都高的一只，把它拨了下去。在那里，同伴们恶狠狠地向它扑了上去。又看了一小会儿蜘蛛的闹腾后，他把棍子扔到了灌木丛中并招呼了警卫。警卫们打开了大门，然后直挺挺地立正站好。 开出大门后，他打了个哈欠，然后加大了油门，向城里疾驶而去。感到了疲倦，他眨了眨眼睛，免得它们困得睁不开，随即在镜子里看到：车顶上闪着红色警灯的两辆黑色伏尔加尾随在他后面。他们到底没有放手，在工作，没有白付给他们钱。他减慢了车速并冲他们摆了下手。作为回应他们向他敬了礼。但是他随即重新踩下了离合器并猛地开始加速。 “你们吹牛！你们追不上！” 他们又落下了。他开的是梅塞德斯，而他们开的是尚未达到世界标准水平的伏尔加。在库图佐夫大街速度表的指针指向了160。他在两条白色实线中间飞驰，只是在凯旋门附近开到了一边。在他自己的24号楼附近还有两辆坐满了棒小伙子的伏尔加。看来，他们真的都慌了神。他也在他们面前飞驰而过，飞快地开上了乌克兰宾馆附近的桥，那里在最后一刻他来得及看到了，还有两辆黑色伏尔加横在桥中间挡住了，而小伙子们正朝他挥手，请他停下来。 他猛地刹了车，于是梅塞德斯的后部在不久前洒过水的柏油路面上略微向旁滑去。右侧啪的一声碰上了伏尔加，撞扁了它的挡泥板和门，然后停住了。由于撞击，后备箱的盖子打开了。很快，周围停下了终于追上他的汽车。穿黑西服，打领带的小伙子们一边商量着，一边纷纷从车里出来，急忙跑过去帮他下车。 “怎么样，追上了？”他一边下车，一边问道。“老近卫军不会投降的！谁有烟抽？” 两条狗跟着他下了车并站在一旁，晃着尾巴。他笑了。他们也都笑了起来，他们满意的是，任务完成了，他们不会受到训斥并且一切都顺利结束了。他把烟头扔到了一边。 “这样吧，小伙子们：有个意见！” 他向后备箱走去，途中看了一眼瘪进去的挡泥板，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只瓶子。警卫们笑了起来，开始低声说起话来，所有人开始搓起手来。 “快点，把瓶塞弄出来！名牌的波尔特温酒‘777’。喝一小杯。” “可用什么喝呢？” “瞧你，贵族！对着瓶口喝。” 小伙子们拿来了拔塞器——按惯例叫“鼓动者的伴侣”。从队长手中拿过瓶子后，他向后一仰头，一股细细的红色液体向他嘴中流去。他慢慢地喝着，一小口一小口地，然后拿开了瓶子，看了看他喝了多少。 “嗯，看！你们喝，把它喝完……” 酒瓶挨个传了下去，大家都抿了一口，大家都感觉很好，这时车里的电话铃响了。 “是老婆，小伙子们！”他说道。“好在通过电话听不到气味，是吧？” 他们把话筒递给了他。 “是我。现在就走。好了！” “您该休息了，”一个保镖关切地说道，“您大概累了……” “我是匹健壮的马！什么也不能让我垮下来……” 突然间他忍不住想要做他很久没有做的事情，于是他四下张望寻找地方。他边走边解开扣子，在两条狗的护卫下走到了桥的护栏前。保镖们跟在他后面。 “来，你们挡住我！” 他们面朝着桥的栏杆，紧紧站成了一排围住了他。下面，在生铁栅栏后，莫斯科河褐色的河水中静静地漂浮着冰块。从那里冒出冷气和湿气。 “总之我要这么告诉你们，小伙子们！主要的就是健康！” 一开始他感到了轻微的刺痛，但后来细流正常地喷了出来。一边浇灌着栅栏，他一边不间断地用眼睛观察着尿流。压力很好，可以说，好极了——故意跟和平、民主和进步的敌人们作对。 61.球迷 卡申放下了文件，双手撑头，观察着鱼缸里的鱼懒洋洋的游动。他想到了美人鱼——它们会需要一个巨大的鱼缸，整个的蓄水池。美人鱼自己吸引并引诱你，在这方面它们比女人好，而对女人你得追求，邀请，说服，并且还不知道，是否会有结果。卡申不知多少次地在逐一思考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方案，他试图分析自己的错误，但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他有所图的那些姑娘和女人客观存在的缺点。 他早就看上安娜·洛科特科娃了。可是她怎么也不想明白，他想要什么，尽管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她有献殷勤的表示。首先，说话时比对其他人更亲密；其次，请她吃糖；第三，分享个人的感受。可她呢？哪怕在办公室多耽搁一分钟也好啊。拿起命令后就跑向自己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而要知道那时她是孤单的！可当他下定了决心并趁机把手放在了她腰上时，她马上闪开了： “您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 “玩笑？”他生气了。“我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就更不行了！” 真是搞不懂！唉，之后他也没再尝试过。况且要是看看她的履历表，那么她比卡申大七岁，本可以少自以为是一些。在相爱的情况下，结婚和可能生孩子（这也必须考虑到！）方面没有任何前途。而其他关系瓦连京不喜欢，这不仅由于工作职责，也由于自己的观点，尽管他认为可能存在，并且如果向他提出来，他不会拒绝的，可就是没提出来过。 正是在这方面茵娜·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她身上简直是发出科学未知的辐射。尽管如果你和她谈谈，就会明白，对她不仅可能产生愿望，还有长远打算。尽管她自己不谈论长远打算，而是声称，所有男人都是单纯的色鬼，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可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要知道他真诚地对她表示关心：说话时比对其他人更亲密，自然，请她吃糖，也分享个人的感受。没有用手采取过任何行动。可当他尝试请她去烤肉馆时，她说：“下次吧。”然而编辑部里已经有四个人在突如其来的不严肃的动机之下与她发生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的关系。并且要知道她自己曾引诱他！自己展示亲热的微笑并特别地从一旁走过，以至于这时他如果在和谁说话，就忘了在说什么。 现在说说信函登记员希洛特金娜。她也让卡申喜欢过，尽管她太年轻了。这里一定要结婚。虽说有年龄差距的危险，原则上这会让他很满意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他对娜佳的父亲十分尊敬的话。当然，如果他娶了希洛特金娜，他自己一个字也不会提的，但是如果岳父要费心让自己的女婿恢复在机关工作，其实他是无缘无故地被从那里赶出来的，卡申是不会反对的。这样一来，当他对娜佳表示殷勤时，他对她是尤其真心的。有机会时他与她说话比跟别人更亲密，三次请她吃过巧克力，两次分享了个人的回忆。一次请她看电影并一次去看马戏。两次她的答复都是拒绝：她不想去看电影，而马戏她不喜欢。 作为备用方案，还有一个赖莎·卡奇卡廖娃。但是她举止粗鲁，而他喜欢的是，女人哪怕在某些方面软弱的人。 总之，不能说卡申没有选择。仅仅幻想美人鱼是吃不饱的。选择是有的，并且当他在个别细节中想象，时而和这个，时而和另一个这可能如何发生时，展现出了令人高兴的前途。但是设想的实现暂时处在发展中，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加以研究。如果不是编辑部事务的负担，这不会困难的。但是从早晨开始到晚上他事务缠身——总务上的、行政上的、组织上的。 瓦连京看了看表。十六点整他们召他去。去任何其他地方他都可以坐值班外派车，但是到那里卡申坐地铁去。革命广场上的人很多，大都会宾馆前是成群的外国人，有很多外国车，周围站满了往里面瞧的、看热闹的人。今天非常暖和并且晴朗，以至于不能看高层楼上的窗户——它们闪耀得刺眼。他也没有向上看。他一边慢慢地走向涅格林大街，一边只看女人，好像从来没见过她们一样。 冬天过后，她们都脱下了身上暖和的衣服，好像专门为他赤身裸体，变得更苗条了。裙子飘了起来，露出了膝盖，有些人完全露出了两条腿并且甚至没穿长袜。薄薄的短上衣。前后突出的地方变得更明显了，并且把光溜溜的裸体与瓦连京隔开的是微不足道的一层薄布。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动。他开始觉着女人更容易接近，他自己整个身体感到了这点。你看她们，就在旁边，随便你挑——都是你的！他内心的动机强烈到了极限，但是职责意识不允许他停下来并跟在某一个后面走。 在小剧院后部对面的亚美尼亚宾馆大门前，卡申习惯性地四下看了看附近有没有熟人走动。前厅的钟上是差三分四点。卡申上到了二楼，从什么也没问他的女值班员旁边走过，然后敲了敲27号的门。 房间的桌子后坐着一个比瓦连京年轻些的人。卡申以前在那里没遇见过他。这个人迎面站起身来，自称是波赫列巴耶夫，然后热情地笑了笑，紧紧握了握卡申软绵绵的手，为此瓦连京事先把钥匙串放到了另一只手中。请他在圈椅上坐下后，主人坐在了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而不是书桌后。 “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别人从最好的方面向我推荐了您，他们说，可以信任您……何况您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其实，名义上我现在不在机关工作……”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吸收很多人参加行动……” “非法出版物？” “就是它！总局方面有命令，清理后迅速脱身。” “我想过这个。”瓦连京承认道。“我在报社时间不长。我看到，劳动纪律情况不好，可他们对我说：这里是创作工作——你要管得更严，人们就停止写作了。并且报纸的领导也有这种言论，这才是奇怪现象！” “我没完全明白，有什么联系？……”波赫列巴耶夫说道。 “有直接的联系！比方说，在所有有代号的单位，工程师在工作日结束时必须把自己的记录和图纸放进带编号的小箱子里并交给特别处。禁止把笔记扔进垃圾箱。可在编辑部呢？当然，我按规定抽查桌子和垃圾篓里的东西，可是难道所有东西看得过来吗？谁去哪里，看到什么，在写什么，一团混乱！可要知道是中央报纸啊！” “问题很严重，但是这不归我们解决。我们有具体的任务……在我们的卡片库中有伊弗列夫·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有这个人。35年生，俄罗斯族，苏共党员，高等学历，工资一百八十卢布。难道是他？……” “我们核实一下。如果是他，那么他自然会想与国外联系上。干吗要等！我们来帮忙。简而言之，您请他去看冰球。” “冰球？” “怎么了？”波赫列巴耶夫站起身来，走到桌子前并从夹子里取出了票。“冰球与我们的事情不相干，所以不会有任何怀疑……” “可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球迷？” “您是人事干部，却不知道……球赛的票很紧俏，所以不会有问题的。您和他去，一起喝点啤酒或者更有劲儿的，好消除他的紧张，明白了？” “明白了！” “在看台上你们这样坐，让他坐在22号上，而您在23号上。21号上将坐着一位来自联邦德国的外国人，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明白了。” “如果明白了，就行动吧，我不再留您了。” 沿着马克思大街回去时卡申尽可能快地走着。毕竟有一系列问题机关无力解决，所以被迫向他卡申求助。现在他要证明，当时把他开除是个错误。瓦连京没有再看女人，尽管有几个——要知道是高峰时刻——在拥挤中肩膀碰到了他并且在地铁中靠在了他身上。现在他急着回编辑部，由于走得急甚至比平时瘸得更厉害了。他走在走廊中并礼貌地冲所有人微笑着，他先走过了写有“特派记者”的门，然后返了回来，似乎是偶然想起了什么，这样更好。伊弗列夫坐在桌子旁看书。 “事在办，人在干，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卡申高兴地说道，“我和你去看冰球怎么样？听说，会是一场一流的交锋……” 斯拉瓦从桌上拿起一张空白的纸，小心地塞进了页码中间并把书放在了一边。 “瓦连京·阿法纳西奇，”他回答道，很有兴趣地看了看编辑部主任。“我和你去大剧院怎么样？” “为什么去大剧院？” “那为什么去看冰球？” “因为我有一张多余的冰球票。很紧俏！” “如果紧俏的话，我何必占着看台？你叫球迷去，他会欣赏的，而对我，冰球芭蕾都无所谓……” “可大家我都邀过了——都忙着呢！”卡申没有认输。“我和你哪儿也没去过……我们喝点啤酒或者别的什么……” 伊弗列夫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从小没去看过冰球并且到死也不会去！这是低能儿干的事。” “也许，明天前你会改变主意？” “别纠缠我！” 卡申走了出来，一边想着，在报社工作有多困难。有命令，却需要客气委婉地行事。他们撇嘴，不愿意。卡申累了。甚至在古巴，异常热的时候，也要轻松些。 维切斯拉夫绘声绘色地向拉伯波尔特描述了与卡申的对话。 “也许，他发疯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没有回答。他哼哧着站了起来并向门口走去。已经打开了门后，他嘟囔道： “您可以等我一会儿吗，老兄？肚子突然有点痛。” 伊弗列夫开始透过蒙上了一层水汽的玻璃看外面天空中仿佛揉皱了的毛巾的云彩，它慢慢地向窗户的左上角爬去。他没发现，塔甫洛夫打开了门并回到了自己的桌子后。 “我就是这样想的，孩子，我就是这样想的……” “想什么？” “冰球的事……问题在于，卡申没有叫球迷中的任何人，只叫了您。” “您怎么知道？” “我问了四个人——那些的确酷爱这个的人。您知道，他们对卡申要去看冰球是如何感到惊讶的吗？他们会很高兴去的，但是没能搞到票。我担心带来礼物的人心怀叵测。” 62.永冻土 希洛特金娜在打字室门口停了下来，在头上挥了挥信。 “姑娘们！谁想出嫁？” 所有人立即举起了双手，除了上了年纪的打字室主任诺娜·阿别列娃。 “一个人就够受的了！”她用手指横着喉咙一划。 打字机停止了劈里啪啦声，但是说话声淹没在墙壁柔软的蒙面中。 “你自己呢，娜杰日达？”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问道。“要不给你吧，寒碜……” “没精力制服他？” “他不喜欢这样瘦弱的……” “那你多吃面包——长胖点。” “都兴奋起来了。”阿别列娃唠叨道。“你们该先问问，推荐的是什么人。” “你们倒是听听啊，多好的未婚夫白白放着！”娜佳说道。“‘我向贵编辑部请求帮助。我想结婚，因为我需要一个与之我能够走过生活道路的忠实朋友和同志。我是1918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老战士。我八十一岁，正在变得看不清，所以我需要领路人。’签名……” “我的妈呀！”阿别列娃啜泣了一声。 “姑娘们！”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高声说道。“他大概见过列宁吧？！” “列宁倒是见过，但是你的美貌他是看不清了。” “没有他也会有人看我的。”茵娜生气了。“谁也不想结婚！” “这么说，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你同意？”娜佳追问道。“我就这样回复：为了满足劳动者的愿望，《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拨给您一位妻子兼领路人。” “他是劳动者吗？他是个人特定不劳而食者！” “那你想怎么样？”诺娜愤愤不平地问道。“让他既当丈夫，还要供养你。现在没这种好事了！” “娜奇83，”茵娜微微地眯缝起眼来问道，“他有马刀吗？” “当然有了！”希洛特金娜坚定地声明。 “这么说，是真正的男人！” “可我认为，”阿别列娃不容反驳地说道，“真正男人的特点不是马刀。” “那是什么？” “是癖好。” “癖好？！” “你们都想哪儿去了！他的特点是，他是球迷，或者酒鬼，或者集邮者……喂，够了，姑娘们！”阿别列娃严厉地制止了谈话。“闲扯够了，该工作了。” 在打字员们的哈哈大笑声中娜杰日达出来到了走廊里。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跟在她后面急忙跑了出来。 “娜奇！你等等，”她拖着沙哑的低声慢慢说道并四下看了看，寻找着僻静些的角落。“听我说，真是可笑！卡申昨天侮辱我了……” “啊，”希洛特金娜站住了，“这怎么会？” “可就是这样！他早就瞧上我了。但是我另有打算……可昨天晚上在街上他似乎是无意中和我走在了一起。然后又开始邀我去烤肉馆。唉，我开始可怜起他来了。到底是男人……我说：‘如果在食品店买，我在家里也能用煎锅煎烤肉……’他可高兴了！不仅破费买了烤肉串，还买了伏特加。我们喝了酒，吃了烤肉——他坐着。我说：‘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很热！您把上衣脱了吧……而我，如果您不反对，穿上睡袍，毕竟是春天了……’我脱了衣服，没有系上睡袍的扣子，走了出来。嘿，这时他稍微兴奋了起来，把睡袍从我身上脱了下来。我说：‘我会冻着的，冷！’可他说：‘是您说的，热！’然后开始把睡袍穿到我身上。我说：‘算了，我将就地忍忍吧……’这时他才开始解开自己的腰带。顺便说一句，是带星星的士兵皮带。但是——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下流的家伙！” 娜杰日达礼貌地笑了笑。 “你笑什么？他可是损害了我的名誉！我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我现在整个白天都不痛快。我在想：也许，我老了？我受不了这种侮辱的……要知道我已经把他，这个白痴，从计划中删除了。” “从什么计划中，茵卡？” “从我还没跟他们睡觉的三个中。跟所有人睡过觉后，我就辞职。我要去另一家编辑部，到《消息报》或《真理报》去，不然都要无聊死了！都说，《共青团真理报》有很多年轻的男人，你听说过吗？” “听我说，可萨沙怎么看这事呢？” “卡卡巴泽？当然，格鲁吉亚人比俄罗斯人好，这不假。但是首先，他什么也不知道，其次，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他。我怎么，是拴着链子的狗？他们呢？他们在干些什么？我才不管他们呢！只不过看着他们想要时是如何低三下四，撒谎，甚至不心疼钱，我感到高兴。都是爱吃腥的公猫！真该把他们都阉了，可是生活会更无聊的……长癞的羊起码有一团精液！我到这儿来，本打算自上而下开始的……” “这是怎么样？” “嗨，从马卡尔采夫开始，亲爱的……我曾两次在他办公室里打急件。他的眼睛都开始发亮了。可安娜·谢苗诺芙娜猜到了，她说：‘不许你打他的任何主意！’充什么圣母啊！我已经想出怎么制服公马了，可伊戈尔突然就犯心肌梗塞倒下了。现在我肯定等不到跟他可以那个的时候了。我先对付亚古博夫。” “你不感到厌恶吗，茵卡？” “厌恶？大家都骂他，可他让我喜欢。他的嘴唇真诱人，我觉得，为了尝尝它，我会献出一切的。” “你献呀！” “可他不要。也许，他嫌我不是党员？” “可他是个矮子！” “听说，矮子的那个……” “胡说八道！” “娜秋莎，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茵茵84！”娜佳犹豫了一会儿。她早就打算打听并一直劝阻自己，但这时她下定了决心。“要是我问，你不会撒谎吧？” “干嘛要撒谎？我只告诉你。说呀！” “伊弗列夫在你的计划中吗？” “不在……” 希洛特金娜的脸变得通红，尽管她也没有期待其他的答复。 “你怎么了，小傻瓜？”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抱住了她。“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这只发生过一次，在徒步旅行中，只是为了计划。” 当然，很愚蠢，但是眼泪滚了出来。希洛特金娜不知所措地眨着眼。 “别哭，小傻瓜！聪明的娘儿们应该高兴的是，男人和其他女人睡觉。这说明，他没有缺点。就是别让他在门洞里接吻。如果他送你，这很委屈。等等！你们怎么，不约会吗？如果没地方，到我家里来。我那里，如果不洒到地板上，那也可以洗一洗。只是过后要擦干净，不然女房东会大喊大叫的，花一卢布也摆不平！还要带上床单。要是你想，我们干脆不要男人吧！” “你说什么？！” “怎么了？我跟拉伊卡·卡奇卡廖娃试过了。虽说拉伊卡比男人还要糟糕，她粗鲁得像那帮司机。” “这对我不是主要的，茵茵，”娜佳脸红着说道，“你知道吗，我想和他去剧院……我一辈子也没跟谁去过剧院……我总之决定了：一刀两断！” “你胡说八道！” “你不了解我。我决定了——一刀两断！” 希洛特金娜猛地转过身向自己的部门走去。 “娜奇卡，你在哪儿闲逛呢？”信函女登记员们纷纷质问她。“有人给你打过三次电话了。赶紧去特派记者那里！” 于是她去了，终于坚决地决定了说“不”。在特派记者房间她随即关上了门并靠在门框上，看也不看坐在桌后从一本书上抄写什么的伊弗列夫。她多往肺里吸入了些空气。准备平静并有尊严地向他说出一切。一定要平静并且要有尊严。而且没有停顿。 “希洛特金娜，”他说道，眼睛没有离开书本，“过来，让我亲亲。” “不。”她轻轻地回答道。 她大部分如此艰难地汇集在意识的一个点中的决心消耗在了这个“不”上。 “我们去郊外吗？” “干什么？” “去朋友的别墅。” “干什么？”她又问了一遍。“我想去剧院。” “那看冰球呢？你想去看冰球吗？” “为什么去看冰球？”娜杰日达振作了起来。“总的来说我愿意。你想去哪里都行，只要是去，不是躺着。” “你健康吗？” “比任何时候都健康！” “那就走吧。” 短暂的犹豫后她服从了，她对自己说，在那里绝交，免得在编辑部闹出议论。娜佳请了三小时的假，伊弗列夫在地铁站前等着她，被阳光照得眯缝起眼来。坐到共青团站后，他们出来到了喀山火车站，自动售票机吐出了两张到乌杰尔纳亚站的车票。背着口袋的老太婆们在月台上相互推挤着。电气列车中有一股没有通过风的农舍的难闻的臭味。一路上他们默默地看着窗外。斯拉瓦闷闷不乐，于是她开始可怜起他来。 “上帝，真是好极了！你看看呀！”娜佳抓住了伊弗列夫的手并拉着他沿着隐没在松林中的小路离开了月台。“阳光，飞鸟，而空气清新得简直让人惊奇！” 她身上的风衣敞开了，碰到了斯拉瓦的手。娜佳跑着，而他在她后面走着，沉重而缓慢，不时说着：“往右。直走，当心，水洼……”一幢幢别墅的里面看不清楚，过冬时窗户被钉死了，防止小偷。小丘上的雪已经融化了，露出了隔年的暖洋洋的枯黄的草，正在复苏的大地上升起了淡淡的雾气。沿着黏土质峭壁露出了款冬的茎并准备变成金色。而峭壁上灰色的赤杨长满了蓓蕾，准备绽开花序。 “别跑！拐角第二幢房子是我们的。”伊弗列夫说道。“主人说，有木柴。我们要生起火炉——房子可能潮湿……娜奇。这是什么？” 刚一走过拐角伊弗列夫就站住了，他握紧了娜佳的手，往后拉去。他兜里放着钥匙要去打开的那幢别墅附近停着两辆黑色的伏尔加。其中一辆的后备箱开着。后退到拐角后，维切斯拉夫闭紧了嘴唇，皱了皱眉头，好像他的牙开始痛一样。因在郊外自由自在而放松了的大脑，被轻快而幸福地在前面跑着的娜佳占据的大脑，现在转移了注意力，伊弗列夫回到了现实中。 “这是怎么回事？”娜佳问道，不安地看了一眼他的脸。“有人吗？” 她的想法符合正常的思路，斯拉瓦便没有回答。他们还没有被发现：两辆汽车都空着。但是他们随时都可能发现，所以应该离开。 维切斯拉夫仍旧紧握着娜佳的手，顺着隔壁拐角的房子稍微往后走了一段。在稀疏的窄板条组成的两道栅栏后可以看见花园，没有发绿的光秃秃的灌木丛也不妨碍视线。花园里有五个人在走动，不时俯下身去，似乎在找着什么。第六个人走到了他们跟前。他们都聚到了一起，脱下了风衣，交给了他，然后那个人抱着风衣走向汽车。 “这是谁？”娜杰日达悄悄地问道。 “是他们。”他也悄声地回答道。 希洛特金娜眨巴眨巴眼睛，她明白了。 “他们在找什么？” “藏着手稿的地方，没准儿已经找到了……” “是谁把它埋起来的？” “好像是我……” 两道栅栏后面的男人们散了开来，然后重新开始弯下腰去又直起身子，在不同的方向走动。现在可以看到他们手里长长的银灰色刺刀在阳光下不时地闪闪发亮了。维切斯拉夫痛得皱着眉，好像他们扎的不是花园中的土壤，而是他本人。 “上帝啊！”娜佳低声说道。 “我早就想改藏在别处了。因为冬天没来得及……” “应该交给我的。” “给你？” “当然了！在我家里更保险。我们离开这里，我为你担心！求你了，我们走！” 娜杰日达用额头蹭了蹭他的脸颊，抓住胳膊肘把他领走了。他服从了。他们没有拐弯，也没有回头，走过了一条街，然后绕过了池塘。别墅到了尽头。一条湿滑的小路通向森林。树干和树枝投下的影子在他们的脸上时隐时现，浓密的桦树林接纳他们进入了自己的领地，把他们遮住，藏起来，与其余的世界分隔开。娜佳不时担忧地看看伊弗列夫，为了安慰他，便把手插进了他敞开的风衣里，搂住了他的腰，歪斜着走去，把头埋在了他的腋下。 “这样你不方便！”他抓住了她的脖子。 “那你停下来……” 他们拥抱着，久久地站在样子像坟墓的小丘上的三棵白桦树旁。娜佳开始发抖。 “你冷吗？”他问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只是想和你去个地方……” “可是去哪里？” “到草地上去……” 结束得迅速而糟糕。但是她渴望迫使他哪怕是片刻忘记把他变成了狂热的人的事情。她也做到了这一点，对他赞叹并把自己的激情稍微演过了火。她学会了做这个并且自己进入了角色，以至于忘记了表演。 “站着的时候，觉着草是暖和的，”娜佳说，“但是大地还没有解冻呢……对不起，可是我感到比你更冷……” 娜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睛。眼看着它们又失去了光泽。忧虑，灾难，不幸——这双眼睛中是什么？是苍老！他变老了。他的鬓角今天添了几根白发。 “你想不想我给你生个女孩儿？” “为了完全幸福？” “对不起，我今天真傻。要是可以只为爱情活着该多好啊。” “会厌烦的……” “那怎么办？”娜佳轻轻地问道。“记得你有一次说生活是河流吗？我记住了。小时候我不会游泳，不知道哪里深，那里是漩涡……但是现在我自己会游。只是往那里呢？” “往所有人都去的方向，希洛特金娜。生活提供一百条水流：人的性关系、日常生活、工作……大多数人一辈子顺流而游。” “如果不是你，我也会的。” “我不比其他人更好。逆流而上——会给冲走的。并且没人会欣赏。” “我们离开吧，逃跑！河面覆盖着冰，而河岸是永冻土！” “跳到另一条河中？但是在那里我也会想逆流而上的。” “拉普在影响你！” “我的头脑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新闻工作——这是不满，而不是糖浆。” “现在会怎么样呢？”她朝树木后那些别墅的方向看了看。 他耸了耸肩。 “我们溜出编辑部前，妻子来过电话。她说，用的是公用电话……” “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爱你。”娜佳礼貌地说道。“你再等一分钟。然后你就永远属于她了。” “我爱你。”他说道。 “那她呢？” “也爱她。” “难道可以爱两个人吗？” “如果不行，我们就分手吧，希洛特金娜。就像在敖德萨说的，我们漂亮地分手……立刻就会轻松的。” “你想出的办法真好：漂亮地分手……那我们是一起，还是各自去坐电气火车？” “当然是一起了，但只是作为朋友。” “好的，只是作为朋友！” 63.伊弗列娃·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 出境档案资料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鉴定书（一式三份） 1939年8月29日生，俄罗斯族，非党员，中等专门学历。第38音乐学校钢琴及视唱练耳课教师。家庭住址：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大街，4号，31号房间。丈夫伊弗列夫·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特派记者，工作单位《劳动真理报》。儿子伊弗列夫·瓦吉姆，1963年生，上幼儿园。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出嫁前的姓为科瑟赫）自1962年起在第38音乐学校工作。此前，音乐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莫戈伊图伊站担任教师三年。 在第38音乐学校工作期间，伊弗列娃·安·唐同志表现出自己是内行的专家，有能力完成交给她的工作。对待领导的任务勤勉严谨。因工作出色曾两次获得传令嘉奖。在教师集体中享有威信。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作为宣传员从事社会工作，准时参加政治学习，政治上合乎要求，日常生活中有自制力，道德上坚定，此前未出嫁，其他婚姻时未生过孩子。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没有出过国。以前未曾提出过出国的请求。 校委会、党委及工会基层委员会推荐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随全苏共青团中央青年组织委员会系统赴保加利亚旅游，为期二十天。 党委1969年3月15日决议，第6号会议记录 第38音乐学校校长H.秋秋琳娜 党委书记B.奥霍特尼琴科 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A.布罗德尔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通过了在区委的面谈。委员会一位委员问她为什么有一个奇怪的父称时她回答道：“我母亲是单身，只是为了登记我她才想出了父亲的名字。” 苏共十月区委会出境委员会副主席M.菲尔杰宾 苏共十月区委会推荐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参加旅游团队到保加利亚旅游。 苏共十月区委会书记Б.西纽科夫 出境档案中其他内附文件：履历表、自述履历、六张照片、通过完整的疾病系统防治和接种以及收到精神病防治所证明伊弗列娃·安·唐同志无记录在册的证明后出具的健康证。 说明：苏联身份证随旅行付费收据上交。火车票不发到手里。出国护照由火车上的团队领导人在越过国境时发放。外汇在入住旅游地宾馆后发放。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已得到苏联旅游者在国外行为规则方面的指导。 出发前夕伊弗列娃·安·唐在团队中被另一个去旅游的人选代替。 托尼娅85·伊弗列娃的幸福与不幸 1938年，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处要求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紧急召回其驻莫斯科记者，因为后者企图采访出狱的人士。不久后来了一位更年轻的驻地记者填补他的空缺，他叫唐纳德·奥克斯比，剑桥大学毕业生，俄语讲得费劲。 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谈话中就向唐纳德说明了，外国人需要对苏联生活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他也全都听明白了。奥克斯比认真地把发回自己报社的材料送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接受检查并顺从地删除了所禁止的一切内容。 奥克斯比对共产党员的博爱观点十分有好感。有一次他需要给关于苏联工人生活的文章配照片，于是他去了塔斯社的新闻照片部。他挑出了几张照片，上面是脏兮兮的拖拉机手和挖土工人正面带笑容。人们向奥克斯比解释说：由于照片是供国外用的，需要再次把它们修描一遍。修照片的姑娘对奥克斯比说，既然急着要，她下班后留下来并全部做好。需要过三小时后来找她。她叫克秀莎。《每日电讯报》的驻地记者唐纳德·奥克斯比在莫斯科逛了三个小时，并且重复着修片员奇怪的名字，免得忘记： “克休——舒——阿，”他发出了音，“克休舒阿……这很简单！” 在三个小时中重复一个名字没有带来任何好事。当唐纳德回到新闻照片处时，克秀莎还没来得及清除掉照片上所有面颊上的脏痕迹并在所有工人工作服的位置描出西服和领带来。奥克斯比先生在克秀莎上面俯下身来，好看看她是如何熟练地做这个的，但是没能让视线离开她透明的小耳朵以及这只耳朵旁红褐色的鬈发。鬈发随着奥克斯比的呼吸摆动，于是他完全停止了呼吸，担心妨碍修片员责任重大的工作。 当照片准备好后，奥克斯比自告奋勇要开车把“克休舒阿小姐”送到家。她吓坏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步行走了。那一天，奥克斯比先生比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加起来散的步都多。《每日电讯报》驻地记者与新闻照片处的女修片员开始每晚约会。而两个月过后，在动身去伦敦前几天，唐纳德向克谢尼娅86求了婚。她又吓坏了，但是同意了。 递交了结婚申请后，奥克斯比去了伦敦，准备到剑桥自己父母那里获得祝福。克谢尼娅数着日子。唐纳德早就该回来了，可是他不在。一个月后克谢尼娅·科瑟赫因与外国人有关系而被塔斯社新闻照片处辞退。她因为丈夫杳无音讯而不知所措。女友们建议她不要住在家里——要知道肯定会逮捕她的。又过了一个月，《每日电讯报》的新记者通过一个在新闻照片处工作的女友找到了克谢尼娅·科瑟赫。他说，因为在苏维埃国家的不道德行为，没有给奥克斯比先生发放入境签证。他恳切请求“克休舒阿小姐”到伦敦去找他。他的父母同意婚姻并且作为结婚礼物决定送给他们在苏格兰的农场。克秀莎满脸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但是不知为何哪里也没有去，而六个半月后她自己来到了格劳埃尔曼第7妇产医院的急诊室。 克谢尼娅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叫安托尼娜。在她的出生证上，父亲姓一栏是空格线。克秀莎害怕找工作，那样会更快地逮捕她的。她打扫住宅，擦窗户，战争时去了外贝加尔地区并在集体农庄干农活。战后克谢尼娅回到了家里，为的是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教育。所有人都说，小姑娘对音乐很有天赋，您看，她的手指弯曲得多灵活。当托尼娅拿到了身份证时，已经是55年了，小姑娘成了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 父亲的来信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寄到了。信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莫斯科投递的。奥克斯比先生写道，他等了自己的恋人六年，而后来，由于没有任何消息和希望，他结婚了，并且现在他有两个女儿：凯洛尔（为了纪念母亲）和休吉（为了纪念克休舒阿）。很像，对吗？而他寄信是心存侥幸，没有特别指望能找得到收信人。克谢尼娅对女儿隐瞒了信的事并且没有给奥克斯比先生回信，尽管也不怨恨他，而对他的关心感到的更多是感激。 托尼娅长成了听话的孩子。如果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头，母亲（她变得特别容易激动）立刻开始哭，女儿受不了这个，所以顺从地同意做她根本不想做的事。作为少先队员的她在家里也戴着红领巾，曾当过大队部部长，团员时进入了全苏共青团委员会。她什么事都跟得上：上课，社会工作，音乐。租来的钢琴要花钱，所以不能白放着。 她长得不难看。苗条，修长的腿（要是好好穿戴就好了），线条优美的脖子（如果让它露出来就好了），波纹状的头发（如果梳理得适合的话），脸庞美丽大方（如果注意别让下巴因摩擦粗糙的校服而长满疖子就好了）。在学校，一切都给她解释明白了，反复说明了，规定好了，该如何认识某种现象，或者是事物，或者是制度。只是没有解释，该如何认识她出世就是女人这一点。 她音乐学校毕业时也是这样，然后一个人去了西伯利亚。干完了分配时规定的三年后，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回来了，并见到了自己的中学女同学们。在莫斯科，生活变得轻松了些，出现了外国服装。女友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化妆，过着莫名其妙的生活。她们差不多是硬拉她去了一个晚会。她坐在角落里，不会跳舞。谁也没有看她一眼。在家里她痛哭了一整夜，尽量不吵醒母亲，用枕头堵住嘴，毕竟她们在几家合住的住房里只有一个房间，而母亲上班早。克谢尼娅在印刷厂当修版员。 第二天安托尼娜得到了启示并来到了现代舞收费学校。那时这样的院校刚刚开办。此前可以跳华尔兹、“溜冰舞”，以及作为例外的探戈舞。在文化宫，一个长着骠骑兵式小胡子和弯曲的腿的女领导人吩咐所有向收款处预交了一个月钱的人排成两列横队：小伙子们顺着墙站在右边，姑娘们在左边。横队队首的小伙子和姑娘走过队列并收集收据。女领导人清点了收据和学员人数。数量对上了，于是她庄重地宣布： “请注意！男舞伴，请走到女士跟前。齐步走！现在用你们的左手拿起女士的右手，把你们的右手放在女士的腰间……很好！”尽管音乐教师安托尼娜已经快二十岁了，还没有人把右手或左手放到过她的腰间。她紧张得甚至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男舞伴。身体的轻轻接触只是让她绷紧了全身并向后离他更远了。 “按我说的姿势站好！”女舞蹈教师喊道。“我走一遍挨个检查。” 托尼娅站着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害羞。一切都无聊，太无聊了，要是别人讲起来，她都不会相信的。 “姑娘，您别悄悄往后退！我在对您说，是您。您叫什么？” “我？”托尼娅清醒了过来。“科瑟赫。” “科瑟赫，不要斜视。”女教师开了句玩笑87。 “请记住：往后退与紧贴在舞伴身上一样难看。记住了吗？” “我没往后退。”安托尼娜胆怯地反驳道，她感到满脸变得通红。 “不要争执，我看得更清楚！” 眼泪夺眶而出。托尼娅挣脱了舞伴的手跑开了。在门后她靠在柱子上尽情地哭了。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向能够轻易地控制自己——愿望，不愿意，感情，行为。她总是感到惊讶，其他人怎么会受到完全没有根据的瞬间的软弱的影响。可这时……这时她感到，又有一只手放在她的腰间。她闪开了身子，但是手还搁在上面。 “您别难过！她不过是个傻瓜……” 托尼娅睁开了泪眼，勉强认出了自己的舞伴。他跟在她后面离开了大厅。原来，他也是第一次来学跳舞。于是从是什么促使他到舞蹈学校来的咬文嚼字的谈论中安托尼娜明白了：是同一个原因。伊弗列夫当时二十七岁。他原来跟她是同样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不需要解释什么，也不需要辩解什么。她也是。她讪笑着回忆起了自己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时的兴趣，跟她与伊弗列夫之间产生的重要的东西相比，它们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他的父母到克里米亚疗养去了。托尼娅开始留在斯拉瓦家里。她的母亲吓坏了，她认为，女儿的命运会重蹈她的覆辙。但是他很快出现在了她们家中并问道，如果他和托尼娅结婚，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是否会反对。轰动一时的新闻：安托尼娜·科瑟赫嫁给了记者，并且总的来说，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不是什么糊涂虫，这个消息传遍了托尼娅的女友们那里。 托尼娅幸福的烦恼事来了。一段时间后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对女儿坦白说，她早就和一个人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希望和他住到一起。他是画家，画肖像的。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以前对这么做感到难为情。 离开母亲时，安托尼娜整理自己的东西并找到了母亲藏起来的唐纳德·奥克斯比的旧信函。她把它随身拿走了。她开始向往见到（只是见到）父亲，但是她明白，这是不现实的。想要通信是不行的：丈夫在报社工作。况且就算她找到了父亲，他会害怕她硬缠着要当他的女儿，要知道他甚至没听说过她。要是能简单去英国旅行一趟就好了。尽管在旅行中是不会允许脱离团队的，但是哪怕看到父亲的祖国也好啊！ 当儿子出生后，托尼娅的这些念头退到了次要地位。他们是三个人了，孩子占去了她所有的注意力和所有的关心。安托尼娜幸福并且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尽管她感到，斯拉瓦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她自己也不能解释清楚。所有人渐渐都会变得不一样的。在斯拉维克给索尔仁尼琴发电报的事过后不久，音乐学校的女校长把托尼娜从课堂上叫了出来。一个年轻人坐在校长的桌子后开始详细询问工作、家庭、丈夫的情况。 “对不起，可您到底是谁？” “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我们希望您能劝导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安托尼娜把嘴唇闭得更紧了些，免得暴露出紧张。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他有一些可疑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教育，警告。请帮助我们，这也符合您的利益……” “他是独立自主的。” “那就更有必要了！他何必从事那些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事呢？顺便问一句，他在家里写东西吗？” “不。” “那他看什么手稿吗？” “不看。” “我看，您不太健谈……遗憾！要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您保全家庭的……” “我不需要帮助。” “那样的话我想警告：不能提起我们的谈话。” “您想让我对丈夫隐瞒什么事？” “您是苏联人吗？” “是。并且我对丈夫没有秘密。” “什么？您会后悔的。” “您在威胁我？” “我在警告。” 托尼娅没有告诉维切斯拉夫这次谈话的事，不是因为她害怕了，而是免得让他不安。 当推荐安托尼娜去一趟保加利亚后，她同意了。工会拨给了音乐学校一张淡季月份的旅游证，并且一时没找到愿意去而且有钱的人。托尼娅想到，她不在身边让伊弗列夫寂寞一阵，对他有好处。他过分习惯了她总是在家等着他，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好了并且总之一切都正常。况且要知道她也是独立自主的！再说了，需要去一趟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这点不会允许去资本主义国家的。而意识里一直有去英国见到父亲的向往。可是到保加利亚的旅游吹了。 由于不明的原因，“幸福”一词在俄语中只有单数，可是“不幸”一词却有复数。 64.不要记录电话！ 托尼娅早晨将近七点时起了床，好在上班前把瓦吉克88送到母亲家去。伊弗列夫在睡觉，她轻轻地从被窝里爬了出来，没有叫醒他。瓦吉克也正睡着，哼哼着。他们两个人喝了一杯温甜茶，安托尼娜给儿子套上了帽子和外衣。稍微安静下来后，他自己穿上了皮鞋。 在大门口旁瓦吉克绊了一跤，摔倒了，哭了起来。原来鞋带没有系好。托尼娅让他坐在了长凳上，在他面前蹲了下来。看守院子的人在扫人行道，她停了下来，等着他们离开。 “这是伏尔加。”瓦吉克说。 他按型号叫所有的汽车。从伏尔加车里出来了一个穿着微带绿色的风衣并戴着礼帽的人。他停下来片刻，从兜里掏出了塑料袋，从中取出了手术用橡皮手套，然后向大门口走去，边走边套上手套。托尼娅感到了惊讶。 “这是谁？”她问看守院子的人。 “是那个吗？”女人冲大门方向挥了挥扫帚。“我怎么知道？他们每天早上都来，还在垃圾箱里翻腾……我问他，在垃圾箱周围瞎翻什么，他说，是净化公司来的，说是要检查，什么垃圾能用……可兴许，在找别的什么东西。嘿，我怎么知道……” 那个人没有走进大门，而是消失在了地下室的门后。托尼娅给瓦吉克系上了鞋带并把他从长凳上抱了起来。 把儿子送到母亲那里后，安托尼娜赶到了学校。她有四节课和教务会议。开教务会议时她借口自我感觉不好请了假，顺路走进了一家商店，然后是另一家：家里没有晚饭、早饭吃的任何东西，商店里也是。不过她还是买到了些东西。包变得沉了（乐谱和食品），腋下还夹着装着衬衣的袋子。她急着赶回家，好利用儿子不在的时间来得及多做些事情：用吸尘器打扫房间并拖洗厨房的地板，洗好自己的衣服和伊弗列夫的袜子，洗洗头并吹干，准备明天的课。没有准许她出国，这甚至是好事。要知道她的两个男人两个星期内在这里简直会长满一层蜘蛛网的！而且还不知道，瓦吉克会怎么忍受她不在的这一情况。 在院子的入口处两个人挡住了她的路。她觉着是喝醉了的人，便向后退去，试图像童年时那样，俯身从张开的双手下跑过去。 “等等！”他们中的一个说道。“您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与您无关！” “可也许，有关系。”另一个说道，他紧紧地拽住了她的胳膊肘。 “放开！”托尼娅喊道。 “您不要紧张，姑娘！我们是民警局的，所以呢别害怕。可以看看袋子里是什么吗？” 没有等到答复，第一个人已经在从安托尼娜的腋下拽出一卷东西。 “你们没有权力！” “我们有。把它交到这儿来！” 他们迅速解开了，而看到是衬衫后，仔细地把纸边塞进了缝里并归还了。 “您看，完了。何必因为这种小事紧张？再见。” 他们礼貌地闪到两边让出路，放托尼娅过去了。几秒钟之后，当安托尼娜打开门后回过头，以便看看是否有人跟着她时，他们已经不在了。托尼娅焦灼得怎么也不能找到房子的钥匙并翻遍了整个包。当她终于进去后，她觉着，房子里有一股陌生的气味。她害怕了，别不是怀孕了，但随即自己对自己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托尼娅打开了厨房的门，这时才明白了，这是香烟的味道，不过不是伊弗列夫抽的那种，而是更香。对了，他从早晨坐在家里，整理文稿。垃圾管道扔着手稿的碎片和整页的手稿。他没有买到自己的香烟，抽的是随便碰上的。 安托尼娜在房间里脱下了裙子和短上衣。用手指在书桌上划了一下——应该擦去灰尘。桌子上放着从书架上拿下来的文件夹。维切斯拉夫找过什么，很匆忙，甚至没有收起来。她什么也没有动，套上了长袍并到浴室里去洗衣服了。 将近八点时维切斯拉夫回来了，脸色疲倦而阴沉。娜佳不想回家，她便和他乘地铁走了。维切斯拉夫同意了，尽管他渴望一个人走。他试图在旋转门处和她告别，但是她请求允许跟他一起上到上面去。可在上面她说，要送他到楼前。 “你非想让妻子看见我们不可吗？”他问道。“你要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什么也不要达到，”她轻轻地回答，“我达到了一切，得到了你。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再见！” 她冷淡地亲了亲他的嘴唇，头也不回地向地铁的大门跑去。他站了一会儿，目送着她，耸了耸肩，然后往家里走去。他刚一走进大门，就被人抓住袖子拽到了一边。 “是他吗？”黑暗中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问道。 “是他！还能有谁？我让你……狗杂种！” 拳头打在了他的肚子上。伊弗列夫痛得抽搐起来。打落了帽子并从后面抓住了头发，让他的头向后仰去。他们用脚踢他。他们有几个人？三个，四个——他没看清。他们一言不发地踢着，从各个方向，一直踢到单元的门打开了并且出现了三位邻居——丈夫、妻子和孩子。那些打他的人放他们进了单元门，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跑到了外面。邻居从伊弗列夫旁边走了过去，什么也没发觉。 他躺了片刻后站了起来。在电梯里照了一下镜子。脸上没有一处青斑。痛的是肚子、背部。他摸了摸自己：还好，没有打断胳膊和腿，颅骨也没有受伤。他悄悄地进了家，慢慢地脱下了风衣，长时间地用冷水洗脸，然后悄悄地来到厨房并默默地坐在了桌后。托尼娅赶快开始给他吃东西，什么事也不问。他吃完了，边走边亲了亲她的脸颊，到房间去了，随后又回来了。 “托尼89！是谁把一切翻了个底朝天？” “你自己！”她放下了切洋葱的刀并不安地看着他。“还能有谁？” “我？！”他不解地又问了一遍。 “难道不是你扔了什么东西？”托尼娅指了指垃圾管道附近她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地板。 维切斯拉夫跪了下来。每个动作都引起疼痛。他从地板上拾起了碎片。这是他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的残余。 “是哪个混蛋动了这一切？” “我进来后，我觉着……” “这么说，是没有用上，他们干脆撕碎扔进了垃圾管道？我去民警局！” 民警局的值班中尉对报案无动于衷，什么也没有记录。问了姓名和工作地点。 “好吧，我们会找的。” “可没有人察看现场吗？” “察看什么？本来就清楚——是盗窃。我都说了：我们会找的。都偷走了什么？” “偷走了？……法语教材……他们殴打了我，中尉！” “总之，我这样告诉你，”中尉嘲讽且不带同情地看着伊弗列夫，“你别管这件事！难道抓得住他们吗？” 托尼娅还在厨房忙活着。他在厨房中间的方凳上坐了下来，茫然地逐一查看散在地板上的札记碎片、草稿。安托尼娜在他身边跪了下来。 “你拿过电话记事本吗？” “我没碰过……” “那就清楚他们还偷走什么了。要知道马克斯·扎卡莫尔内有一首无韵诗。他曾一百次地念过它： 不要记录朋友们的电话！ 最好就那么记住它们。 这是时代的规则， 也是朴实的人的正派的条件…… 65.打字机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将近十点时从编辑部回来了。在稍稍开着的窗户旁边茵娜站了下来，拉下了长长的拉链，脱下了连衣裙、胸罩，长出了口气。她知道，外面什么都看得见，但是这不让她感到担忧。春天的空气让鼻孔愉快地感到发痒。茵娜怡然自得地伸了个懒腰，看了看自己的腋下并决意趁着没忘记，马上刮掉腋毛。她拿起了剃须刀，这时响起了铃声。 用手遮住乳房，她开了门——门口站着伊弗列夫。 “斯拉瓦契卡90？请进！抱歉，我没完全穿好衣服。” “我看到了，”斯拉瓦把公文包放在了门口，“这样甚至更漂亮……对不起，茵卡，我这么晚来。把手稿给我！” “可我没打完呢！” “你打完了多少不重要。还有……把你的打字机给我。” “干什么？” “我带来了新的，比你的好……” “什么意思？！” “别装糊涂，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他们在监视我。你想他们把你牵扯进去吗？” “把我？凭什么把我？” “凭你给我打字，傻瓜！” 她吹了声口哨。 “你倒是进来呀，斯拉瓦契卡。把风衣脱掉……” 女房东在厨房里忙活着，没有走进房间，她听到了有人来找茵娜。 “这是怎么回事？”伊弗列夫问道。 一条细细的血线顺着她的手流着。 “没事！我被剃须刀划破了。你想舔掉吗？” 伊弗列夫抓住她的肩膀，亲了亲，用舌头舔去了血。 “谢谢。”她说道。“你会用安全剃刀吗？那就给我刮刮腋窝吧。” 他刮着的时候，她举起了双手并来回转身。 “男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什么都会。那你喜欢我的短裤吗？” “很喜欢！” “这是意大利的。虽说穿旧了，但是比我们的好！前面这里的小带子可以解开。” “你穿上衣服挡住吧，茵卡！” “好吧，”她没有生气，“我是想让你感觉更好。反正我对娜奇卡已经说了，我和你睡过觉……” “为什么，糊涂虫？” “我有一个兆头：如果我撒谎，说我和谁睡过觉，以后我一定会和他上床。谎言能实现！是这样的兆头，明白吗？” “明白了！”他放下了剃刀。“可女房东呢，她怎么样？” “男人来找我的时候，她坐在厨房里。为这个我可是付给她钱的。” “为什么？” “为每个男人。所以如果来得更多，她就会满意。她很吝啬，是个混蛋：会偷听你在厕所里撕下了几张纸。” 把镜子放在他对面的桌子上后，茵娜开始一绺绺地把头发卷到卡子上。她用花围巾蒙住了头。 “太热了！你别看着我……带着卡子我不好看。总之我，斯拉瓦契卡，在变老，所以我该像所有人那样奔向前程了。” “为什么？” “为的是，像你这样的人已经简单地和我坐着了。” “这是我老了，茵卡。一个普通的苏联阳痿者。别根据我衡量所有人……” “你认为，我的美貌还在？” “一切都在原位，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我不为你担心。” “亚古博夫今天也说，我一切都正常。尽管他指的是履历表。他说，会推荐我加入苏共。” “嗯？” “我都说了——我要奔前程。他答应让我当打字室主任。” “哎呀！” “当然，他推荐我，目的是让我作为党员保密，他想和我睡觉。但是对我来说不都无所谓吗？” “不该，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 “如果我加入了，也许会放我去旅游的。去意大利。我很想去意大利。” “在那里做什么？” “跟在这里做的一样，只不过是公开地。那里的男人不会比我们的差，这是肯定的。好人中没人会帮助我，可亚古博夫会帮助的。趁着他想要我，不利用是愚蠢的。” 维切斯拉夫站了起来。 “你是好人，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真诚。把手稿给我，免得把你牵连进去。不然因为我你的前程就毁了……” 从小柜里抽出文件夹后，茵娜把它拿在手里，迟迟不交出来。 “斯拉夫！”她轻轻地问道，“你真的是因为我来的吗？嗯，为的是不让我给毁了？” 她很近地走到了他跟前。 “侮辱我！并且使劲点！下流地侮辱，随你便。来，侮辱吧，你说，我是妓女，要么用刀划我，要么打掉牙。别害怕，我不会喊的，我能忍耐。来呀！……” 他看着她的眼睛。眼睛冷漠，疯狂。 “你怎么啦？”他不知所措了。 “我是母狗，斯拉瓦契卡。” “为什么？” “因为那个！你让打印四份的所有东西，我打了五份。” “为什么？” “我的一个客户跟我要第五份。他为第五份付给我的钱相当于你为四份付的钱。而我总是需要钱，你知道的……我想，他只是看一看……畜生！他要来了，我把他的……咬掉！别害怕他们，斯拉维克！他们不会怎么样的！喂，别难过！我现在让你高兴起来。”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从钉子上摘下了吉他，用手指拨了一遍弦，调了调音，清了清嗓子。 “想喝酒吗？” 他否定地摇了摇头。茵娜从窗台上拿起了一瓶伏特加，把剩下的酒倒进了玻璃杯里，干了，舔了舔嘴唇，等了等，让伏特加渗入体内。 66.搜查 在大门对面给老太婆们坐的长登上坐着一位身穿蓝色运动夹克的年轻人，他不时看着大门。如果这个人不是过于匆忙地站起来的话，大清早就走出家门的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是不会注意到他的。门洞里的脚步声变得响亮起来，于是斯拉瓦明白了，他有尾巴。这么说，他们没有放弃纠缠，并且昨天的事只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在等候无轨电车的人群中伊弗列夫试图挤到中心去，更靠近人行道的边缘。当无轨电车来了后，维切斯拉夫拼命地向后门移动，但是从它旁边挤了过去并从电车的后面跑到了街道的另一面。他叫住了第一辆碰到的汽车，它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行驶。这是辆写有“蛋糕，甜酥糕”的小型客货两用汽车。 “离这里不远，过三条街。我付三卢布。送我去！” 他回过头看到，尾随追踪他的有两个人，并且他们正精神饱满地紧跟着他跑过街道。转弯后他让车停了下来，往座位上扔了三卢布，然后钻进了学校的院子。他绕过了建筑物。学校后面的围墙上砸开了一个洞，他知道它。穿过洞斯拉瓦走到了临近的街道上，这里他也走运了：他马上叫住了出租车。尾巴甩掉了。伊弗列夫在市中心的国营百货商店附近下了车，这里总是熙熙攘攘，然后给拉伯波尔特打了电话。 “拉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编辑部？” “您需要钥匙，斯拉瓦契卡？” “不，我希望见个面。” “已经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有点事……” “我准备好了，老兄！只是请允许我刮完胡子并喝杯茶。” “当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在伊兹麦伊洛沃公园地铁站入口处等您。” “难道这对您方便吗？” “反正也没事做，我坐车来。” 伊弗列夫没有等得过久。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戴着礼帽并穿着过于肥大的风衣蹭着地走在柏油路上，慢慢地穿过了街道。 “难道世上有迫使一个人自愿不睡觉的大灾难吗？” 拉伯波尔特伸出了青筋交错的毛茸茸的手。伊弗列夫列举了事实，尽量避免情绪外露。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没有打断他，只是看着一旁，不时发出呼哧声。他只是在一处抬起了眉毛并又问了一遍： “茵娜？如果不是从您这里听到这个，伊弗列夫，我不会相信的。看来，我坐牢坐得还不够……” “怎么办，拉普？” “看到了？现在您倒问我怎么办了！我是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吗？可当您开始的时候，您问过我吗？可我还是警告过您了！可是您的行事比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还要糟！” “我？！” “当然了！我们的朋友扎卡莫尔内会用‘马可福音’中的话来形容像茵娜这样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可您是知道的！或者您学习法语是为了翻译正面的法国作品？” “库斯汀很害怕落到第三处的魔爪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但是谁能想到，一百三十年后他会被逮捕！” “不是他，而是您，孩子！并且您用自己的英勇行为能证明什么呢？证明从尼古拉时代起什么也没有改变？啊，您要说，变得更糟了？是的，俄罗斯不走运：它臣服在了蒙古人脚下，而应该臣服在法国人脚下的，或者更好，在英国人脚下。以后他们会离开的，但是他们会让她怀上民主精神，而不是卑鄙下流的习气！可您以为，没有您的库斯汀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现在您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警告：他们在监视我。” “谢谢！但我一向生活得似乎我身后有尾巴一样。而现在尤其是。” “为什么？” “是这样的年份！惊涛骇浪正在滚动。眼看就要压到身上了。浪头曾多次把我撞倒，但以前我站起来了。现在我站不起来了……68年之前上面在犹豫。他们害怕。但是你瞧扼杀了捷克人，竟然顺利过去了！他们明白了，既然在异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忍受一切，那么在自己的国家……这就是第一批祭品。您是有才华的人，斯拉瓦契卡。在我们的国家中没有有才华的人们的一席之地。也许，在太阳系里也没有，我怎么知道！我们去上班吧，不然卡申现在每天早晨在入口处记录迟到的人。” 他们下到了地铁里，并且在里面拥挤的人群中乘车时，谈论其他事情。 “您和娜佳的事怎么样？” 斯拉瓦耸了耸肩。 “当然，这不是我的事，并且您可以说，我是守旧的人，但是您最好别蒙骗她。” “抽象意义上我自己明白这一点。但是当我听到她的声音时，手不由自主地想解开裤子。” “斯拉瓦契卡，别把自己装成色情狂了。我是作为父辈提建议。” “作为父辈您晚了，拉普：一切都结束了。” “这就对了！要欺骗妻子也可以和不那么纯洁的姑娘干。” 乘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来后他们分手了，免得让别人看见他们在一起。伊弗列夫在报亭前停下来买了盒香烟并在一分钟后来到了编辑部。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没有脱下风衣和礼帽就扑通一声坐在了椅子上，然后打开了锁，拉出了桌子中间的抽屉。抽屉中所有其他文件的上面放着一个写有“个人资料”字样的薄文件夹。这是个小花招。文件夹里是几份不说明任何问题的从《劳动真理报》上剪下来的资料。但是在剪报之间放着几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从自己毛茸茸的胸前揪下来的胸毛。拉伯波尔特翻开了文件夹，小心地掀起了第一份剪报——下面没有胸毛。他慢慢掀起了第二份——胸毛在旁边，它被从拉普把它小心放的位置上甩开了。 “别——别——别……”他唱道。 接下来可以不看了。他不害怕搜查：他这里一切都干净。他也从来无意跟这种现象斗争。只不过教育部门的执行编辑希望把握编辑部生活的脉搏。搜查给他提供的信息比那些进行搜查的人要多。有人敲起了门。 “可以吗？” “进来吧。” 他想因为敲门而训斥来访者，但是犯懒了。 走进房间的是两个圆脸的年轻人——一个穿着黑色西服，另一个穿着灰色西服。拉伯波尔特觉得他们很面熟。他不喜欢这样的脸，因此一下子没有想起他们来。 “我们是共青团员，塔甫洛夫同志。”身穿细条纹灰色西服的客人提醒道。“您记得吗，登山的事……” “当然了！”拉伯波尔特精神一振。“你们打算把领袖的半身塑像送上……哦——哦——哦……厄尔布鲁士峰？” “送上共产主义峰。是这样……” “送上去了？我觉着，你们是三个人？” “您知道吗，拿着半身像的斯捷潘诺夫滑倒了。” “把半身像摔了？” “自己也摔死了。嗯，当然，我们争取到了追认他为运动健将……” “半身像可惜了。”雅科夫说道，他探询地端详着年轻一代。 “斯捷潘诺夫也很可惜。但是这个人……他决定再次攀登。” “姓什么？”拉伯波尔特问道。 “罗究金。” “您要搬半身像？” “当然！” “但是我和你们说好了，年轻人：只要你们放上半身像，我们就报道。可事先嘛——现在你们自己明白……” “您知道吗，塔甫洛夫同志，书记加热利尼科夫给亚古博夫打过电话，我们从他那里来。亚古博夫说：‘主要是要吸引舆论界的关注，因为反正也不会有人看到云端之上的半身像的。’” “那你们绕什么圈子呀，年轻人？”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勃然大怒。“应该马上就吱声的，说已经征得了领导的同意。那么就这样……只是报道吗？意义不大！这样施展不开……罗究金，要是您充当我们新倡议的创始人怎么样？比方说，这样的：每座山上放一座领袖半身像！嗯，我们要想一想名称……要知道一百周年临近了，而我们还有多少没有被宣传席卷的自然目标？你们过节后来吧——我们着手干。” 电话铃响了起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紧紧握了握客人们的手并把他们轰到了门外。 “你好，囚犯！”听筒里轰然响起了萨加伊达克的声音。 “有什么新闻，西吉夫？” “我办到了你求的事，雅沙。”西吉夫·安东诺维奇谦虚地说道。“小崽子已经在谢尔博斯基研究所通过了精神病鉴定。经诊断，他健康，但是在那一刻他因神经过度疲劳而暂时失去了知觉。不会开庭了，父母可以把他领走。” “好样的，西吉夫！我没怀疑过，你是只强壮的公狗。” 拯救马卡尔采夫的小崽子原来很容易。游戏规则如此，马卡尔采夫会说。规则变了后——我们就换一种方式玩。 67.浪子回家 十二点三十分时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要了车到家里来。德沃叶尼诺夫像平时一样提前从车库出发了，他对调度员说，要前去编辑部。但是用公用电话他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他忙着接马卡尔采夫的妻子，您自己明白，是什么日子！现在到十二点三十分前廖沙自由了，但是他想也没想去捞外快。他迅速把车开上了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然后违反交规沿着中线绕过一队卡车，向自己的阿诺西诺村疾驶而去。 那里在上个星期天安葬了外婆阿加菲娅。阿列克谢和柳芭当然也参加了葬礼。在克拉芙迪娅发现外婆在圣像前额头朝地一动不动地弓着背后，他们星期五就来了。阿加菲娅的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她八十二岁了。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在菜园里干活，还养了十七只鸡，如果算上公鸡的话。 先是打算把阿加菲娅送到兹韦尼哥罗德举行教堂葬仪，但是廖沙骑着邻居的摩托车跑了一趟教堂并和神父商量好了花三十卢布在当地举行仪式。得知阿加菲娅曾是阿诺西诺修道院的高级行乞修女后，神父优惠了五卢布。 阿诺西诺村的墓地在山上，尽管坐落在树林中，但从四面八方都看得见。在墓地边上的两个铁栅栏之间给外婆挖了个墓穴（每个俄罗斯人都尽量把自己亲人的坟墓围得更高些，免得别人踏坏并弄脏，还要装上铁丝网，防止别人爬进来）。坑挖得不深——大地还没有解冻，所以不想接纳阿加菲娅。葬后的酬客宴沉痛，热闹，光是盛伏特加的酒瓶现在就有十九只要送到商店去，还有七只半斤装的瓶和两篮子塞得满满的波尔特温酒瓶。人们让酬客宴上的所有器皿都见了底，为的是让阿加菲娅外婆躺得安心并且更加舒服地安息。 路上廖沙决定先去波科洛夫斯科耶的列宁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碰碰运气去见主席。如此这般，亲外婆死了，应该把她的财产——房子——办理到外孙名下。房子反正也毫无用处，腐烂了，房顶是秸秆的，可我是合法的继承人，如果需要，我马上在公证人那里办理手续，您自己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在外婆葬礼后过去的三天中廖沙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不会加高自己在父母房子旁边添盖的屋子，而是要把钱和精力投入阿加菲娅的房子并将拥有自己的别墅——有的人连做梦都没想过这个。 德沃叶尼诺夫招摇地把车开到了管理委员会前并停放得让从主席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到“莫”91字样的后牌照以及零号码92。 主席正好在。他从战后起就知道尼康诺尔·德沃叶尼诺夫，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计划。权利归权利，但是廖沙的户口早就不在阿诺西诺村了。而地段的位置好，我们把它交给劳动组合的成员们。他们会盖起新房子，免得如果哪位领导在公路上乘车从一旁经过时，旧房子会辱没集体农庄富裕的生活水平。所以说肯定不行。 “嗯，你们中央那里有什么消息？”主席换了个话题。 “我们一切正常。”廖沙说道。 “正常？这就好，”主席说道，“总之呢，如果考虑考虑，有一个办法……” 他想到，像德沃叶尼诺夫这样的司机很难遇到。如果给他这个主席开车的是一位以前在中央工作过的司机的话，这看上去会很不错。 收到返回集体农庄的邀请后廖沙当然心里冷笑了一下，但是他不露声色。 “如果把房子盖起来，再让家人习惯村里的生活，”他含糊地回答道，“那样可以考虑考虑。可话说回来，要知道房子是阿加菲娅的，不能简单地把它……” “简单不行，”主席同意道，“但是财产的所有者死了，而土地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是集体农庄的，不管是房子下面，还是周围。所以说不可以。” 这时德沃叶尼诺夫忽然想到： “如果母亲和父亲离婚，可以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吗？她可是农庄庄员啊！” “因为这个离婚？” “不是为这个。他们早就这么打算了。” “嗯，这就要看法院怎么判了。” 在去阿诺西诺村的路上廖沙在商店旁边停了车，没有排队买了瓶伏特加。母亲忙活着把吃的摆到桌子上，阿列克谢就摆上了一瓶，可他自己没有喝。 酒瓶迅速地变空了。尼康诺尔建议马上跑一趟再买一瓶，既然是这样意外的喜庆，但儿子这时偶然地说，他遇见了主席，并且主席担心阿加菲娅房子的命运。而办法是有的。 明白了一切之后，母亲立即同意为了廖申卡的利益与尼康诺尔离婚。父亲却哭了起来。 “我可是打过仗的，廖哈！难道我是为这个打仗的？” “闭嘴！”克拉芙迪娅恶狠狠地冲他嚷道。“这是为了家庭的好处！既然你不明白，就别说话！” 尼康诺尔似乎同意了，但是流着眼泪。 “还是让人害怕，害怕呀。” “过后我们再结婚，傻瓜，”克拉芙迪娅平静地解释道，“而暂时我们不合法地过一段……你那玩意儿早都不管事了。主要是把母亲房子的手续办理到自己名下，免得让他们收走。” 她开始给阿列克谢讲述，葬礼后她是如何收拾阿加菲娅的房子的。 “我拿出了一大堆破烂，还剩下了呢。你看看，兴许什么能用得上。” “走着去还是开车去？” “也可以走着去，腿瘪不了，可是有点远。” 她想让廖申卡开车拉着她驶过村子。他们开车去了。廖沙自己打开了锁并走进了房子，用明亮的眼睛四下看了看它，一边估量着他和柳芭怎么到这里来度过夏天。破烂中没有需要的东西。 “把这些都烧掉，没什么好说的。”阿列克谢决定。 占据整面墙和直到窗前的角落的是外婆很久前从修道院抢救出来的圣像壁。德沃叶尼诺夫马上开始把圣像摘下了并堆在房间的中间。克拉芙迪娅默默地看着，她明白，所以没有干涉。 “看！”阿列克谢干完活儿后教训道，“显得更宽敞，灰尘也更少！……毕竟还要注意我的处境。来，爹，都搬到菜园去！” “早就该了！”尼康诺尔宣称道，他为自己在离婚问题上失败后扳回一局而得意地看了看母亲。“我说什么来着！” 他们开始搬起用铜皮包钉的沉重的圣像并堆在因雪刚刚完全融化还显得潮湿的小畦上。 “可别出什么灾祸，到底是圣像啊！”克拉芙迪娅跟在后面喃喃地说道…… “要是你不明白什么，那就闭嘴！”尼康诺尔教训她道。“不然离婚后我另娶一个。” “谁要你呀，没用的东西？你站着都费劲！” “可这不重要。我找个更年轻的，你别担心！我知道我的斤两。” 他突然来了顽皮的兴致并跑着把圣像从屋里搬到菜园去，一边鼓励着儿子。廖沙把一件旧衣服、两只坏了的方凳垛在了圣像堆上，往下面塞进了一摞旧报纸，然后从兜里掏出了漂亮的朗森打火机（马卡尔采夫的礼物）点着了火。在干报纸的烘烤下旧衣服立刻燃烧起来，冒出了烟。方凳的表面开始烧焦了。圣像发出了阵阵的劈啪声，但是覆盖着颜料和金属的它们不肯燃烧起来。 如果这一切是尼康诺尔的想法的话，克拉芙迪娅会随手用什么狠狠揍他一下，把圣像从火中取出来的。就算不放在家里，那也把它们放在棚子里，保存着。万一有什么事呢？到底是上帝啊！但是儿子自己什么都明白，既然他当过军官，而现在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世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又下了销毁教堂里的东西的命令，也许，如果有人告密的话，圣像会坏他的什么事。去年一个住别墅的画家来找过外婆。他好像是说，这是些17世纪古老的圣像。提出每幅用八十卢布买下来。而阿加菲娅的圣像有十五幅。他愿意出更多的钱的，但是外婆说，圣像是修道院的，卖掉它们是最深重的罪孽。克拉芙迪娅现在也没提起这事，免得惹是生非。最好让它们烧掉算了。毕竟火是自然灾害，而钱只是贪财。 阿列克谢和父亲去了木房，商量修理的事，盘算一下需要多少木板，还有原木因腐烂而完全下沉并需要更换的地方。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谁也不雇用。 “五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只是你们要尽快去一趟办理离婚。” “好的，廖申卡，好的！”克拉芙迪娅同意了。“我们明天就去。只是离婚的理由说什么呀？” “你说，他酗酒……就说他是酒鬼，就完了。” “我是酒鬼？”父亲愤怒了。“喂，廖沙，你这可就不像话了！当然，我能喝几杯，但是酒鬼这已经完全是那个了……可我呢？” “爸，你怎么像个孩子？我，我的！对你还不都一样？” “你别听他的，廖申卡！他在说蠢话，真的！丢人！” “只是为了办理文件。”阿列克谢解释道。 “啊，哦，要只是为了文件，那当然啦！” 当德沃叶尼诺夫一家再次出来到菜园时，圣像已经冒出了火焰。在长久的忍耐后它们发出了纯净的橙色火苗，没有油烟。其他所有东西的灰烬已经在周围落下了许多。 “有肥料用了。”阿列克谢看了看手表后说道。 “你那边的领导怎么样了？”父亲问道，“从医院爬出来了吗？” “今天我正好要接他。” “这么说，是爬出来了。不然就可能待在医院了。我受伤的腿不知怎么也开始走路不稳了。” “少喝酒。”克拉芙迪娅劝道。 “医生说，什么词，我忘了……” “血栓性静脉炎。”妻子不打奔儿地说了出来。 “对了，就是它！可以住院。可我能走的时候干吗要住院？等我不能走了，我就去住，我议论得正确吗，儿子？不管治不治病，进入体内的东西都得撅着屁股拉出来。” “谁知道呢！”廖沙说道。“总之，应该住院，做检查……” “就差这个不够了，检查！你一让他们查，他们就会查出直接让你进墓地的病来。可我们得修理房子。” “好了，我走了。”阿列克谢准备好了。“如果不逼着让我值班的话，我和柳芭五一节三天都在这里。吃的我们也带上。” 阿列克谢走出了篱笆门，然后黑色的伏尔加马上疾驶而去，以至于克拉芙迪娅没来得及跑到栅栏前，它就消失在了林子后面。德沃叶尼诺夫快迟到了，但是他觉着，在这样高兴的日子里他们是不会骂他的。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已经下来到了街道上等着。上车后她焦急不安地一直催促廖沙开快点。医院答应了会诊后在十四点让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出院。季娜伊达从大厅给丈夫打了电话。 “怎么这么晚？”他问道。“我都等不及了……” “让你出院了吗？” “早就让出了，我已经穿好衣服了。”马卡尔采夫说，尽管医生不久前才离开他并且他刚刚脱下睡衣并穿上裤子。 为了让他少移动，护士帮助他。他和心脏病科主任一起出现在了大厅，后者搀扶着他。马卡尔采夫自己向前走去，到了妻子面前，亲了亲她淡淡地抹过唇膏的嘴唇。她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 “上帝呀，一切真的都结束了？”她高兴地问道。 “什么也还没结束呢”女主任说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要走上正轨。一切要遵守制度：饮食、休息、散步、睡眠，任何方面都必须要有节制。”她看了看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 “明白，明白！”马卡尔采夫微微摊开了双手。“怎么可能有什么不节制呀！” “您别开玩笑敷衍，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不能去上班。到疗养院去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得了，得了！”他推托道。“你们在这里已经用休息把我折磨够了！对于我，最好的疗养院是工作。” “您要是不听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我给中央打电话，告您的状……” “好吧，好吧……哪怕回家一周，然后再去疗养院……” “家里也要遵守医院的生活制度，我要来检查的……” “真是暴君，啊！”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递给了丈夫大衣，亲自检查了一遍，围巾是否裹住了脖子，尽管外面温暖而晴朗，又系上了扣子。阿列克谢急忙从车里出来，为领导打开了车门，微笑地等候着。 “你好，棒小伙！”马卡尔采夫高兴地说道，并尽可能使劲地握了握德沃叶尼诺夫的手。“你大概以为，我爬不出来了，完蛋了？” 马卡尔采夫哈哈大笑着。他感到幸福。 “看您说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就是得了点小病，没别的。常有的事！我父亲也是血栓性静脉炎……可什么事也没有！” “你知道吗，吉恩93，我摔倒时，他给吓成什么样了？”马卡尔采夫一边说着，一边哼哧着在前座上坐下并把头向后转去，冲着妻子。他用手打开了工具箱。“喂，廖沙，给我预备的香烟在哪儿呢？” “加里克！”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恳求地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何必呢？” “看，你看到了，家里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就开始了……可怜得连香烟也不能抽一支。阿列克谢，我和你不得不在路上抽烟了，偷偷地，不让任何人看见。” 他喜欢这个与司机的民主式谈话，而廖沙沿着环线急驶，以便穿过列宁格勒大街赶紧开到迪纳摩体育场附近马卡尔采夫的楼前，然后去编辑部，详细地讲述新闻，介绍情况。 “我从一本书上给你抄下了菜单，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想了起来，“美国的百万富翁如何饮食。九点钟——不加牛奶的燕麦粥和一百克炖牛犊肉。一杯绿茶。十二点三十分——三百克不加盐的炖深水鱼，五个生鹌鹑蛋，一杯咖啡，一小片奶酪。五点——半杯浓汤，煎得很嫩的野禽肉，五十克加柠檬的鱼子酱，两个杏子。二十点三十分——晚茶……” “到哪里去买它——深水鱼？白兰地在哪儿呢？还是我听漏了，啊，廖沙？” “白兰地单独喝，偷偷地，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跟香烟一样……” “你为什么不说鲍勃的事，吉娜？”马卡尔采夫停止了打趣，突然冷淡地问道。“什么时候？” “我不想让你想起来的，加里克。他们昨天来电话了，允许今天去。”“今天？！你干吗不说？” “我想，我把你送回家再去接他一趟。”她闭上了眼睛，嘴角绽开了笑容。“我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尽是操心事。” “不，这样不行。我们一起去！” “你不行！” “正面的感情可以！这样，阿列克谢，来，兄弟，开过去。去哪儿你自己知道……” “彼得罗夫卡38号？” 德沃叶尼诺夫一瞬间看了一眼倒车镜，然后猛地从左排并到了右排，绕过了一溜准备左转弯的汽车。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并且彼此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司机把车停在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大门前。 “加里克，请你坐在车里面，我自己去……” “没有我你行吗？要知道我毕竟是……” “你坐着，坐着……” 当妻子消失在大门里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兜里掏出了一只玻璃管，从里面往掌心抖落出两片药并投进了嘴里，之后把手指贴在了嘴唇上，意思是暗示廖沙，需要对服药的事保密。阿列克谢摊开了双手：明白，没什么！ 他们坐了有四十分钟，于是廖沙想起了安娜·谢苗诺芙娜。她坚信，他早就把伊戈尔·伊万内奇送到了，并且现在只是在莫斯科转悠着挣外快。而他在这里闲待着，没挣任何外快，并且总是如此忙碌的马卡尔采夫也只是和他坐在车里面，等着并沉默着。廖沙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问问马卡尔采夫自己要调到全苏汽车运输公司的事情。但是他决定，现在顾不上这个，而且他反正会说，让廖沙下一次提醒他。没必要唠叨让人烦。 马卡尔采夫开始没有认出被剃成光头的儿子。鲍勃从大门里现身了，他穿着夹克，没戴帽子，脸上毫无表情。在他身后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迈着碎步快走着，伸出的手里拿着他的帽子，显然，他示威性地拒绝了戴上它。阿列克谢知趣地转过了头去，免得表现出过分的好奇。鲍里斯打开了车门，坐在了后座上，然后不打招呼也不在意父亲就对司机说： “给支烟抽！” 阿列克谢瞥了一眼马卡尔采夫。对方变得紧张而不自然，并且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前方。德沃叶尼诺夫慢慢地掏出了一盒烟，抖出了烟的一头，喀嚓打着了自己漂亮的打火机。 “走吧，”当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鲍里斯身边坐下后，马卡尔采夫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赶紧回家……” “你们干吗弄出我来？”鲍里斯问道。 “不要这样，鲍连卡。”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轻声地说道。 “谁求你们了？” “好了，我们到家里再说。”马卡尔采夫打断了话头。 “爸爸刚出院就直接来接你了。” “可我从哪里来？早晨从精神病院送回来的……” “你饿吗？” 鲍里斯没有回答，往脚垫上吐了口痰，用脚蹭了蹭，然后一路上再也没说一句话。当他们在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林荫路的大门旁边下车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一只手扶住了车门后说道： “这样，廖沙。在编辑部你就说，马卡尔采夫一切都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就快上班了。关于其他事情——不要讲……” “当然了，伊戈尔·伊万内奇，”阿列克谢感到了委屈，“我又不是孩子……” “要不这样。不要说我就快上班了，明白吗？” “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说。” 马卡尔采夫砰地关上了车门，随后廖沙一溜烟地开走了。 “你们干吗把我弄了出来？”一进门鲍里斯就喊道。 “我们是你的父母。”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解释说。“马卡尔采夫的儿子应该在家里，而不是在监狱里。” “可要是在监狱里更好呢？” “你为父亲想想，鲍连卡！他有心肌梗塞。你想想他的地位：他可是中央候补委员！” “可为什么我应该一辈子想着他讨厌的仕途？我怎么着——要跟他一起哆嗦吗？” “你明白吗，”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说道，“现在他当中央委员的路可能堵死了，并且这是你干的。” “那就少一个法西斯分子了。并且如果你想知道，他们这两个人我是有意撞倒的，为的就是给你找麻烦！” “给我？”马卡尔采夫仍然穿着大衣不知所措地站在走廊里，他的额头也冒出了汗。“你说谎，混蛋！我可是你父亲！” “父亲！就连酒鬼父亲也比妓女强！” “我是妓女？哼，你知道吗？……” “那是什么呢？你在家里硬充有原则，可在自己的上面舔笨蛋们的屁股。像你这样的很快会被绞死的。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卑鄙的斯大林分子！你不是为我，是在为自己的性命提心吊胆。” “小傻瓜！”马卡尔采夫努力想笑一笑，以便获得优势，但是手因为虚弱在发抖。“在个人崇拜年代我自己也差点受害了。还有你，还有妈妈。我们没告诉过你。” “差点受害了……你还不如诚实地死在集中营里并且别给我丢脸！” “儿子，你以为，我是天真的白痴并且什么也不明白？可你想过没有，是为了你我才保全了自己和妈妈？并且争取到了地位，为的是让你好。可要是我被抓走了，要知道你也会被送到特别保育院去的。我不保全地位、威信、履历，你根本上不了大学！会像狗一样把你从学校赶走，到工厂去开机床。可你生活这么好还把指责父亲当做乐趣。你起码应该先弄清楚，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如果无线电在干扰，怎么弄清楚？怎么？！” “好吧，我会给你带回法国报纸和杂志的。”父亲改用了通过贿赂进行教育的可靠形式。“或者甚至是美国的。” “早就可以带回来了……” 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并且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感到，政治谈话像平时一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语气也缓和了。她决定把两个男人的对话转入实际轨道并以此把他们团结起来。 “你耽误了很多课……应该解决好和学院的冲突。” “和什么学院？” “和你的。” “傻瓜！没有什么学院！难道一整年里你们都没弄明白吗？” “那有什么呢？”马卡尔采夫认为鲍勃在捉弄他们。 “什么也没有！我连上都没上……” “那你干什么了？” “喝酒了，听音乐，白天带小妞们兜风。难道妈妈没告诉你？” “吉娜？”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喊了一声。“你听到了吗？” 她没有回头，走了出去。 “也许，”父亲轻声地问道，“你也不是团员？” “当然不是！中学毕业后我把团证烧了，免得交团费！” 马卡尔采夫咬紧了牙关，额头靠在了门框上。 “这算什么？！”他又痛苦地开始说。“我到的好像不是自己家……哼，好吧，鲍里斯·伊戈列维奇。我们不说过去的事。把它一笔勾销！……我们尝试一下重新生活。考虑考虑做什么。工作？去上考高校的培训班？” “如果我要去什么地方，那就只去神学院。” “信仰上帝？” “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我去就是为了影响你的仕途！” “又是愚蠢的玩笑。你应该从事自我教育并且打下个什么基础……” “你已经给我把它打下了！而饭这个家里会管的！或者是饿死？牢里起码给稀汤喝……” 鲍里斯离开去了厨房。 “我给你铺好床了，伊戈尔，你躺下。”季娜伊达回到了过道里。 “这就是给我的康复礼物。简直可以跑回医院了……” “别激动，加里克，求你了……” “我倒是平静。我完全平静，吉娜。想让我乱套没那么容易。我可不是顺着自己自私的台阶往上爬的，我是沿着正经的台阶攀登上来的。要知道很难啊！格鲁吉亚帮来了——我幸免于难，乌克兰帮来了——我保住了地位。并且轮不到那些现在没有原则、没有信仰、没有信念往上硬闯的乳臭未干的人，轮不到他们打倒我。我还要较量一番呢！鲍利亚的犬儒主义是因为年龄，会过去的！我自己不希望他掺和政治。就是别偷盗，别杀人就好了……” 马卡尔采夫明白了，他说了糊涂话。摆了下手，然后去了卧室。那里，他不能平静下来，从门到窗户来回地走着，感到心脏在猛烈跳动。最好还是躺下来。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侧面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沙沙声，德·库斯汀男爵亲自走近了，他愧疚地笑了笑，然后亲热地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马卡尔采夫下意识地闪开了。 产生了惊讶，但是问题没有脱口而出。马卡尔采夫只是吸入了浓香水的清爽气味并默默地看着穿得一身簇新的不速之客：天蓝色条纹的西装背心与蓝色的燕尾服很协调。精心，甚至是卖弄地扎起来的蝴蝶结点缀着一身的盛装。当男爵的手微微拂动时，他手指上戴的钻戒的光泽在卧室的墙壁上飞快地移动。 “真是不愉快的事，”库斯汀把佩剑紧贴在大腿上若有所思地说道，“您看，在我们的时代年轻人出的事大致一样：喝醉了酒骑马飞奔，撞倒了人们，靠庇护逃脱惩罚。如果您能办到，送孩子出国吧。在那里他有机会选择……” “您在开玩笑？”马卡尔采夫苦笑道。“谁会放他出去？因为他，就连我去那边的路也堵死了！而且所有其他事情怎么解决，不得而知。” 他们沉默了下来。库斯汀四下看了看。 “请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在这张床上您和妻子睡觉吗？” “有时候是。”马卡尔采夫不知为什么感到了难为情。 “什么意思？” “更多的时候她睡觉，而我在熬夜。我毕竟是领导人员，所谓的机关工作人员。” “是的，当然，并且我们希望，您能够升得更高，尽管现在对您来说这很困难……” 马卡尔采夫感到了膝盖发软，便坐在了床上。 “我感觉不好，男爵。”他突然变得软弱无力，坦白道。“内心感觉不好，外面也……真倒霉！活着痛苦……” “我理解。”库斯汀摸了摸他的胳膊肘。“我生活中也有过这样沉重的时刻。所以我才现身，以表示同情。我遗憾的是，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您，尽管，请相信，我认为能这样做是我的荣幸。现在您应该服镇静药。并且躺到床上。如果您允许，我在您身边坐一会儿……” 库斯汀默默地看着，马卡尔采夫如何慢慢地脱了衣服，把两片安定倒到掌心并吞了下去，躺下来，盖上被子，然后闭上了眼睛。 听到了脚步声，然后门敞开了一点。 “你怎么样，伊戈尔？”妻子问道。 他环顾了一眼房间：库斯汀消失了。他的位置上站着吉娜，正在把别的什么药水递给他。他把手放在了急剧跳动的心脏上，开始让她和自己相信，他的心脏已经健康并且不应该痛。 68.个人不谦虚的言行 安娜·谢苗诺芙娜能正确无误地猜中，什么时候不用问就接通。有人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打来了电话，这时他正在收拾文件准备去中央。亚古博夫不认识说话的人，但他是“那里的人”。来电话的人询问了伊弗列夫的情况。亚古博夫停止了匆忙并平静而不失尊严地回答了问题，但是回避了直接评价，免得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同志们。他说，这个工作人员是马卡尔采夫录用的，而主编本人在生病。 “我们多半不会等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我们的材料足够了，并且已经协商好了一切。”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亚古博夫回答道，“我们自己这方面会重视信号的。” 尽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快迟到了，他决定再耽搁一会儿并依照他从美国商人须知中读到的原则干练地解决问题：一份文件不要看两次。他有意识地没有打电话确切了解任何情况，目的是在行动上更自由。马卡尔采夫回来后会开始心慈手软，说应该保护有才华的工作人员，有分寸地纠正他们的错误。他努力当个好心人，但遗憾的是，他的做法不仅损害原则性，而且落后于生活。他不明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领导层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合并进程。并且执行统一的方针意味着要彼此帮助，而不是固执。可马卡尔采夫不仅自己与机关没有联系，对机关的态度也傲慢。如果坦率地说，这样的领导人妨碍机构的完善。 “安娜·谢苗诺芙娜！”他叫来了洛科特科娃。“让卡申马上来！” 亚古博夫一边等着，一边围着桌子走来走去。瓦连京走了进来，礼貌地微笑着。 “今天的阳光真好，斯捷潘·特洛菲梅奇！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诞辰……也许，把您办公室的窗帘换成夏天的，颜色浅一点的，看着更让人愉快的？” “可以换。”亚古博夫同意了，他没有认真理会他的废话。“是这样，瓦里亚：根据哪一条辞退伊弗列夫最好？” 卡申变得严肃的目光停留在了副主编的身上，他在考虑。 “我问过马卡尔采夫的情况了，”他似乎是顺带地说道，“他过节后上班……” “我知道……” “那党委希望根据哪一条处理他？”卡申追问道，他在继续斟酌局面。 “我们过后通过党委的会议记录处理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因编辑部主任的脑筋迟钝而皱起了眉头。“你怎么，瓦里亚，不明白吗？” “来过电话了？”卡申更准确地问道，用大拇指指了指肩后。“可他们自己没提示哪一条吗？” “要是一切都提示的话，我和你还有什么用？” “明白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那就是这个……根据苏联劳动法典第47条B款，因为不信任？” “这太直截了当了。”亚古博夫延迟了片刻后反对道。“会有议论的……对了，他的道德面貌怎么样？” “说道面貌吗嘛这当然找得到……如果根据说明辞退呢？不久前收到的公函有一个新的定义‘因个人不谦虚的言行’……涉及的正好是这条战线的工作者。并且根据它法院被禁止审理不公正辞退的案子。” “这个合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同意了。“你赶快准备命令。还有：你把这一切登记成，这样，一星期前的日期。不然就弄成我们自己忽略了，一直等着人家指出来……” 瓦连京拖着自己落在后面的腿向门口走去。体谅地目送他走了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桌后坐下并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叠成四折的纸片。纸片上分两个纵行写着姓。左面的名单上打着负号，右面的打着正号。亚古博夫扫视了一遍左边的纵行。他从波利修克开始。在这个姓旁边打着两个问号，现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坚决地把它们勾掉了。接下来是拉伯波尔特，马特里库洛夫（带问号），伊弗列夫，卡奇卡廖娃（带问号），扎卡莫尔内（已经被画掉了）以及其他几个姓。这一列的最后写着马卡尔采夫。亚古博夫从兜里掏出了圆珠笔，喀嚓一声推出了笔芯，然后小心地勾掉了伊弗列夫。 此后他的眼睛溜了一遍带正号的右面一栏。这里是他根据以前工作了解的那些可靠的同志，他们是证明了自己忠实于亚古博夫的志同道合者，他可以依靠他们。在这份名单中，沃罗布耶夫被勾掉了，因为已经成功地把他调进了《劳动真理报》。其他人在不同地方工作：区委、研究所、机关，并且原则上已经同他们商定好了一切。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同新闻工作打过交道，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毋庸置疑。 浏览完这一栏后，亚古博夫在阿弗久辛的姓旁边打了个粗点。阿弗久辛在市委鼓动宣传部任指导员，以前曾和亚古博夫一起在匈牙利待过。人可靠，话不多。善于收集信息，而这对特派记者来说是主要的。开始我们责成拉伯波尔特替他写东西，让他和同志们分享经验。卡申打断了这些思考的继续。 “好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他把命令放到了桌子上。 “我要它干什么？”亚古博夫惊讶地问道，一边把写有姓的纸片收进钱包。 “签字。总算可以打发走了。” “瓦里亚，亲爱的！我开始为你担心了。你把伊弗列夫叫来，让他递交自愿的申请。然后向他解释个人不谦虚言行的规定……按规矩办理好一切手续，那时再来签字。” 卡申默默地拿起命令并难为情地走了出去。亚古博夫耸了耸肩，然后开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同时把局面思考周全。他夸奖了自己有勇气。要知道主编不在——亚古博夫自己承担了责任，尽管卡申也试图提醒，马卡尔采夫吩咐了他不在时不要解决任何人事问题。但是在这件事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未必会表示愤怒。现在他被牵连了进来，所以他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中央有人包庇马卡尔采夫。但如果政治局收到资料，会立即做出组织结论的。问题不在于我的候选资格，亚古博夫随即想道，完全不在于我的！问题在于原则性。杜布切克被解职了，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有一次正面地评论了他。 考虑好了这一步后，亚古博夫从安娜·谢苗诺芙娜旁边走进了马卡尔采夫的办公室并通过专线电话给克格尔巴诺夫的秘书沙马耶夫打了电话。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认为，只要汇报给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是亚古博夫的电话，他就会明白，同乡是不会为小事打搅他的。沙马耶夫对亚古博夫的态度友好，但是对亲自接见的请求要他陈述问题的实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简洁而言之有据地作了解释，同时让自己置身事外。他援引了党委和编委会的看法，他亚古博夫是他们意志的执行者。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提醒，马卡尔采夫在党困难的时刻躲避开了机关，但是决定，这个事实以后会派上用场。他只是提到了马卡尔采夫的儿子。 “记下了吗？”亚古博夫等了等后问道。 “一切都有记录。”沙马耶夫安慰道。“我会汇报的。”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情绪振奋地出来到了接待室。 “去中央，廖沙！”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阿列克谢赶紧站起来并跑在了亚古博夫的前面，旋转着小坠儿上的钥匙。当副主编坐进车里时，马达已经发动了。两个工作人员礼貌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点头致意，他也不失身份地点了下头，同时想道，有朝一日，司机会在他面前打开车门。对不低于中央部长的级别会这样做。然而，这不是实质性问题，自己开车门不困难。这里面能感到特别的民主作风。 卡申站在窗口旁看着亚古博夫离开了。他桌子的后面坐着伊弗列夫。 “给谁的名字写申请？” “你写给马卡尔采夫。按照规定。” 他同情地看着维切斯拉夫。 “这件事可跟我没关系。你自己明白，我是执行者。下了命令——我执行。要是照我的意思，你在我们这儿尽管干到退休才好呢……” “可我看这家报纸快完蛋了，瓦连京！”伊弗列夫不客气地轻巧说道。“难道问题在这里吗？” “也许，你会在别处找到工作……” 卡申忍不住自己加上了他不该说的话。伊弗列夫据以辞职的那一条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维切斯拉夫不知道这点，也没有注意到编辑部主任的最后一句话。 维切斯拉夫潇洒地迅速写好了申请，签了名，把申请递了过去。 “你过一会儿来拿劳动登记册，好吗？” 在走廊里伊弗列夫站住了，犹豫起来。他决定，要快点离开，免得遇见任何人，解释，听同情的话。然后他想到，他只告诉希洛特金娜。但随即说服了自己，最好也别去找希洛特金娜。当他已经不在时，她会从其他人那里知道的。也最好别出现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里。结果他顺便去了波利修克一个人那里。 “我要开溜了，列夫·维克托雷奇。你好！” “去出差？可为什么我不知道？” “看来，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没有屈尊征求意见。我是完全地……” “什么？！你倒是说清楚呀！要知道马卡尔采夫禁止了……” “这我听说了，廖瓦……总而言之，你小心点：我有尾巴。” “没事！他们不会得逞的！”波利修克打开了通话器。 “安娜·谢苗诺芙娜，亚古博夫在吗？” “他在中央，列夫·维克托雷奇。过两个来小时回来……” “明白了。”他摁下了另一个按钮。“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您能赶紧过来吗？谢谢！” “我走了。”伊弗列夫精神饱满地说道。 “你等等！” “你知道吗，没有心情……” “但是我们会推倒重来的，我坚信！” 这话他是冲着维切斯拉夫的后背说的。对方耸了耸肩并快速向电梯走去，免得遇见拉伯波尔特。 波利修克的桌子上放满了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九周年准备的材料。完全献给这个有重要意义的日子的今天这一期容纳了一小部分。现在波利修克正在归纳整理：什么到下一个，一百周年纪念时不会过时，什么随着纪念日筹备的进行要逐步地放行，什么要退回各处并用新的事实更新，而什么因完全不能用要放弃。责任编辑把没有整理的材料推到了一边，拿出了有代号的工作用电话手册并迅速地翻起来。 波利修克的目光盯住了哈尔党金，他曾跟后者一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这个人希望迅速成长，对可以得到的福利感到高兴，但是没有强迫过同志们就范。当建议他调入机关时，他充分地了解了条件后同意了。接通后列夫询问了建议。如此这般，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很可惜…… “可我们不管傻瓜，”哈尔党金严肃地回答说，“干这事的有民警。” 问了姓什么之后，他答应打听一下，让他三天后打电话。波利修克摊开双手向走进来的塔甫洛夫解释说，他试图起码弄清楚点什么。 “这是亚古博夫的把戏，”列夫说道，“要知道，他也在说我的坏话。马卡尔采夫回来后会撤销命令的。” “把戏有各种各样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喘息了一阵后严肃认真地说。“那时亚古博夫把我叫去问道：‘您为什么自己杜撰出倡议？要知道这是作假。倡议是人民的！不应该编造它们，而要从生活中吸取。’‘这是个好想法！’我对他说。‘您要是看到，就吸取吧！’从那时起他闭口不谈倡议……” “笨蛋！”波利修克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 “完全不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反驳道。“你今天看看第一版。革命火焰工厂的工人们的倡议：节约出够二十五米高的列宁雕像用的钢材。实际上钢材会用于新型坦克，但这已经是细节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大人晚上把文章作者，颇有名气的雅·塔甫洛夫的签名勾掉并写上了雅·希德罗夫。‘为什么？’我问。‘同样一些姓会让读者感到厌倦，’亚古博夫给我解释道。‘何况塔甫洛夫这个姓让人想起早就被谴责并且遗忘了的时代。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给自己取个新笔名吧。’‘没问题！我就用拉伯波尔特署名……’‘不恰当的幽默，’他说，‘您用伊万诺夫或者彼得罗夫署名——世上的姓还少吗？’我认为，廖瓦，这是信号……” “信号？” “那还用说！以前他们刊登我们弟兄的文章，如果他用俄罗斯人的姓署名的话。现在他们问：那他真正的姓是什么？然后——不刊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亚古博夫是晴雨表的指针，而发条……” “但是伊弗列夫呢？不经过党委，不经过编委会……” “是啊，他们稍微操之过急了。可伊弗列夫在哪儿呢？……” 从编辑部出来后，维切斯拉夫慢慢地走去，感到太阳晒得厉害。他解开了风衣，然后脱下它搭在了手上。他试图集中精神，决定往哪里走并且以后怎么生活。思绪绕着圈子跑着，一个撞上另一个，彼此跨过，然后可能是由于炎热而融化了。伊弗列夫决定，步行走回家里，在桌后坐下并随后真的集中精神思考。要开始新的生活。一定要是新的。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但清楚的是，不是以前那样的。报纸强使他与其断绝了关系，这是好事。令人窒息的环境在吞噬他，可自己没有足够的决心决裂。他想起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话：“给报纸写东西跟往大海里大便没有两样。” 市中心的广场上和宾馆附近停满了国际旅行社的大巴。外国人拿着电影摄影机。他们向过路的人们微笑，于是伊弗列夫放慢了脚步，试图捕捉到陌生口音的只言片语。他沿着马克思大街在自己大学的旁边走过。这里的人少一些。一伙沉默不语的年轻人追上了他。当他们走齐之后，突然把伊弗列夫紧逼到了围墙边。 “别出声。”一个声音紧贴着他的耳朵说道。“到车里去！” 他的右臂被扭脱了臼，于是他痛得呻吟了起来。他竭尽了全力，抵抗着这种荒谬、粗暴、强制的行为。 “放开我！”他猛力一挣并的确挣脱开了一瞬间，但随即被从两面截住了。 “嘿，你这个混蛋！” “大家看啊！”伊弗列夫声嘶力竭地喊道，于是一开始没发现打架的外国人开始仔细观望。“大家看啊！他们在逮捕我，像个人崇拜时一样！我是无辜的！凭什么？看那，这是克格勃！” 他立刻感到，自己的行为很愚蠢，但是最后这句话救了他。他们四下散开了，做出了与他们无关的样子。汽车开走了。维切斯拉夫站了一会儿，抖落掉他被按在墙边时袖子上蹭的黄色白灰，然后接着慢慢地走去。现在他的思绪不再呆板，而是像轮舞一样旋转了起来。应该立即消失，离开，躲起来……去哪里？回家——不行。到朋友们那里——更不行。 在紧张无措中伊弗列夫又走过了半个街区。他决定跑到另一面并坐上出租车。溜掉，在他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时，溜掉，让他们看不见他。他下到了地下通道并在里面跑了起来。 德·库斯汀男爵不知从何处出现在伊弗列夫面前，张开了双臂，准备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为了不被撞倒，男爵不得不靠在了两个书摊之间瓷砖砌的墙上。维切斯拉夫停下来片刻。他慌张的眼睛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像一个衰老了的火枪手或者身穿道具服装从某一出老戏中走出来的演员。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下：那一瞬间将留在记忆中，并且伊弗列夫以后会长久地绞尽脑汁，试图弄明白，他以前在哪里遇见过这个人，但是到底没有想起来。 他沿着通道继续跑了下去，而库斯汀握住佩剑跟在他后面追去。为数不多的行人向两旁让出道来并四下张望着，其他人没有注意他们。年轻人们在拐弯处的台阶上等着伊弗列夫。他们有六个人。他刚一出现，他们就紧紧站成一圈围住了他，并首先把一个网球塞进了他的嘴里。颧骨抽搐起来，维切斯拉夫痛得发出了嘶哑声，但是他已经喊不出声来了。 他们顺着阶梯迅速把他拖到了人行道并扔进了紧紧停靠在人行道边上的黑色伏尔加里。为了杜绝看到这令人讨厌一幕的可能性，他们给他套上了装电视机的纸箱子。车门砰砰地关上了，汽车随之开动了，这时，德·库斯汀男爵气喘吁吁地顺着台阶从通道里上来并跑到了车前。他天蓝色的蝴蝶结歪到了一边，梳得十分光滑的头发散乱开了。库斯汀拔出了佩剑，准备投入战斗，但是已经没有厮杀的对象了。 “真该死！”男爵气喘吁吁地挤出了一句。“我一百年前没有介入此类事情，并且顺从地忍受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但是这已经太过分了！” 奔跑中他愤怒地把宝剑扎入了伏尔加的后轮胎，拔出来又扎了进去。拔出佩剑后他看了看它。它变短了：被折断的一头留在了外胎上。汽车开走了，但是发出了冒出轮胎的空气的咝咝声，随后是轮胎外箍撞击柏油路低沉的声音。男爵应该回头看看，因为后面响起了嘎吱的刹车声并且其他特工正向他跑来。几秒钟后他们已经拧住了他的胳膊。伊弗列夫坐的伏尔加车停了下来。坐在里面的人一拥而出并打电话呼叫增援。他们没有拿下电视机箱子，把伊弗列夫拖到了第二辆伏尔加的后座上，随后它打开了警笛急驶而去。伊弗列夫眼前是模糊的灰色硬纸板墙，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油漆及合成材料的气味。他没有看到，正在把他送往跟家相反的方向——克格勃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人行道上聚集了一些看热闹的人，民警也出现了，他严厉地让他们散开。过路的人们看到，两个穿便装的人把一个身着更适合上世纪的奇怪装束的人带到了开过来的第三辆车前。发生的事像是在拍电影。 德·库斯汀男爵沉默不加抵抗地坐进了车里，可当在他身后关上车门后，他消失了。不相信自己眼睛的特工们找遍了车里面：那里谁也没有。 69.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拉伯波尔特同志！现在要和您通话的是装甲兵元帅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 “好的，”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无精打采地回应道，“请讲。” “拉伯波尔特同志！”元帅说话了。“我想提醒您我的文章的事。它应该在纪念胜利日时发表。” “是的，当然，”塔甫洛夫含混不清地说道，“请不要担心……” “可我不担心，”元帅吼道，“如果不见文章——请注意：我派坦克进编辑部！”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闭上了眼睛。卡图科夫的文章他老早就扔掉了。他没有力气拿着燃烧瓶再度冲向坦克了。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拉伯波尔特决定，他再也不接了，他累了。但是铃声没有停止，于是他恼火地一把拿起了听筒： “快说！”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听到了女人的声音。“我是托尼娅……” “哪一个托尼娅？” “托尼娅·伊弗列娃……” “啊，当然，我没弄明白！对不起！” 拉伯波尔特明白了，托尼娅听说了娜佳的什么事并且现在要请他劝导丈夫。这只是说得轻巧！当然，他会说服她，伊弗列夫什么人也没有，这些都是流言蜚语。如果她聪明的话，就应该听从说服。 “我不知该怎么办，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不知道该找谁……” “怎么回事，托涅奇卡？”拉伯波尔特无辜而温柔地问道。“主要的是不要激动！” “他们逮捕了斯拉瓦……”她的声音清脆地响了起来，然后变弱了。 “什么？”塔甫洛夫吸进了一口气并把它憋在里面，害怕吐出来，好像要是他吐出来，他就不会再有空气了。这辈子他头一次事先没有猜对，别人为什么找他。他沉默了一阵后问道。“您从哪里知道的？” “他们自己打来了电话。他们说，让我不要担心，也别找他。说他在……” “哪里” “他们那里……” 服务多周到！他们现在亲自打电话……他们给她打电话，目的是要弄清楚，她会给谁打电话，要去什么地方。他们需要他的关系。塔甫洛夫开始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明白了。 “我从公用电话亭给您打的电话，离家很远，所以说……” 这是微不足道的安慰，因为拉伯波尔特用的不是公用电话。 “您和什么人商量过了吗？”他问了这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给他母亲去了电话。她喊了起来，说她的儿子是祖国的叛徒并且让他受到惩罚好了。说她感到羞愧的是，她生下了他……我该怎么办呢？” “不要哭，托涅奇卡94！我恳求您……”拉伯波尔特逾越了危险，问道。“那他们指控他什么？” “他们说，是流氓行为。似乎他挑起了斗殴，有证人……会调查的……他们说，做判决的当然是法庭，一切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还用说，当然了，依法办事……” 老一套，我们已经领教了。噢，上帝，一切在重新开始。篝火因潮湿在冒烟。 “您想想办法吧，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要知道这是谎言……他不会的……” “难道我怀疑吗，托涅奇卡？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当发生这样的事时，谁能帮助呢？除非是所罗门王……也许，会顺利解决的？他们审问完，拘禁一阵，就会释放……应该抱有希望……给我来电话，托尼娅，告诉我你们怎么样。我也会打电话的。” 塔甫洛夫上楼到了波利修克那里。把他招呼到了走廊里并把粗糙的手指放在他肩上，他一口气说出了事情的实质。波利修克皱起了眉头，就像因为牙痛一样。他争取恢复伊弗列夫工作的全盘计划蒸发了，就像干冰一样，没有留下痕迹。无论是在党委，还是在编委会，已经无法提出问题了。马卡尔采夫的到来什么也不会改变，甚至不能提起这个话题。给哈尔党金打电话也有失分寸：这意味着质疑机关活动的正确性。只剩下抱希望了。并且一定要沉默，免得搞砸了。帮不了伊弗列夫，却会损害到别人。还有自己。 “事情就是这样！”拉伯波尔特仅仅说道。 瞧，这就是对捷克狂欢的惩罚，他一边嗒嗒地走在走廊里，一边低声嘟囔着。烟火熄灭了，路灯不亮了，该各自回家了。我们这里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我们是一整块磐石。篝火因潮湿而冒烟，然后又燃烧起来。每个靠近的人都会像飞蛾一样被烧焦。散发着烧焦了的人肉味。如果我更年轻并且我的脊柱没有受伤的话，也许，我会尝试一下的。但是现在……我只想一件事——退休金，可他们就是不把坐集中营算做工龄。这样的小事——可他们不算做。我就是希望退休，之后我从早到晚都不会看报纸！马卡尔采夫答应了争取到荣誉称号——功勋文化工作者95。这样的人的退休金吃喝够了。还有免费乘坐有轨电车……但现在我要是出头的话，他们不会给我签署任何鉴定书的。帮不了伊弗列夫，可他们会给我咸鱼，然后不给水喝，于是我自己会告诉他们，他的手稿藏在我这里。没有力气了。如果他们再把我关起来，我就吊死在第一个厕所里。我总是随身在兜里装着领带。 但拉伯波尔特还是因这些想法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哼哧着去了信函部。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他站在门口说道，“您能帮帮我整理一下信件吗？不然我陷进去就出不来气了。” “什么时候？”娜佳笑了笑后问道。 “现在。” 她乐意地从自己的小桌子后站了起来。塔甫洛夫满意地打量了她一番并让她走在了前面。途中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把娜佳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让她坐在了椅子上。她缩成了一团，用两只手掌捂住了鼻子和嘴，用呆滞了的瞳孔看着，等着，他现在会说出什么更加可怕的事情。 “我理解，你痛苦，娜佳。”塔甫洛夫说道，于是从鼻子连到下巴的两道深深的皱纹布满了他的脸。 “我算什么？他才是呢！” “这是他的命运。他知道，要去面对的是什么……” “您做点什么吧。”娜佳哀求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要知道您可以的！” “我？！为什么所有人都求我？我是谁呀？一个可怜的老朽。我确实能炒作运动，并且让小人物在全国出名，也许，甚至能让他们进入上层。可等我让他们进入了，他们就不服从我了，娜佳。你最好试试跟你父亲谈谈。未必行，可如果不是他，那就谁也不行了！” “娜杰日达，你在这儿吗？我在整个编辑部找你！所有人都见到了，可没看见你……” 门敞开了，门口站着萨沙·卡卡巴泽，双腿大大地劈开。让他出院了，所以他看上去被自由的感受陶醉了。 “萨什卡，你健康了？”娜佳高兴了起来。 “那几个民警被判了刑，我当了证人。上帝是存在的，正义是存在的，你们看到了？” “你却没有被判罪。”拉伯波尔特高兴地说道。“好样的！” “当然，请您原谅。也许，您和娜佳有事？但是我都想死她了，简直受不了！娜佳，你出来，和我聊一聊……” “小姑娘，”塔甫洛夫说道，“我们就当我和你整理好了信件。去吧，孩子们！” 他低下了自己的大脑袋看文稿，做出一副他对娜佳和萨沙完全没有兴趣的样子。在走廊里卡卡巴泽弯下了腰，从放在墙边的大箱子里拿出了照相机，然后开始拍照。娜佳冲他做轻蔑的手势——什么也没奏效。那时她双手捂住了脸并转身冲着墙。 “哎呀，娜佳！你就这样站着——从后面看你更漂亮！你明白吗，我从医院回到了家里——我一看：没有你的照片。怎么会这样呢？我拍摄了全国，却没拍你，娜佳！听我说，我住院的时候想了很多。我都决定了。我们应该赶快结婚……” “你发疯了，萨什卡！别说了！” “不，我绝对不动摇。我告诉妈妈了，她很高兴，是的。我决定结婚，并且这是认真的决定，娜佳！” 他把照相机放进了包里并且毫不在意不时从走廊里走过的人们，他抓住了娜佳的臂肘。 “放开，萨沙，听见没有！放开呀！” “不，不，娜佳！我正式地向你求婚。你不要有任何犹豫，娜佳！我们去婚姻登记处，然后去格鲁吉亚，去旅行结婚。会按最高等级迎接我们的，你就看吧！” “你胡说什么？去格鲁吉亚？那茵娜呢？” “茵娜？看你说的！这有茵娜什么事？她告诉你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可不能完全没有女人呀？别吃醋，娜佳！” “我没吃醋，哪里的话！” “好样的！我们结婚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女人了。我会对爱情专一的！你为什么哭，娜佳？谁欺负你了？” 两滴眼泪挂在希洛特金娜的睫毛上。她把背紧紧靠在了墙上，凝视着萨沙。突然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并痛哭起来，把满是泪水的鼻子埋到了他的脖子里。 “你怎么了，娜佳！……哭什么呀？脸变得不上相了。可我还想给你拍照。我要一辈子给你拍照，所有样子的。” “所有样子不行！”娜杰日达一边哽咽一边说。“为这个他们又会把你关起来的。” “妻子可以！谁也不会知道的！这么说，你同意？” “不！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可是朋友。可出嫁——不，我不能。” 她松开了手，向后退去离他远点。他不知所措了。 “冬天过去了，夏天到来了，这要感谢……这就像当头一棒……好吧，娜佳！我再等等！我反正要娶你！……我是想征求意见的。明天有会……” “可你不是成员！” “但是，也许，加入？要知道大家早晚都加入的，你知道的。难道因为这个会改变吗？亚古博夫叫我去过，让我代表……对开除伊弗列夫的事发言……” “那你呢？” “嗯，我怎么啦？大家都会对他吐唾沫——一口多余的痰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会明白的，我不是自愿的。我过后请求他原谅。可要是我拒绝，就是说，我赞成他，是吧？这一切都是卑鄙的事，你以为我不明白吗？动不动他们就指责，说我是格鲁吉亚人并且赞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怎么办，娜佳？不得不发言，躲不过去的……” 走过他们身边时，拉伯波尔特拍了拍萨沙的肩膀。 “快点，阴谋家们，散开！” 塔甫洛夫掩上了风衣的下摆，看了一眼电梯，决定不等它了，然后步行向楼下走去。 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等着他的是扎卡莫尔内。实行通行证制度后他一段时间里可以凭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通过电话给他办理的一次性通行证到编辑部来。但是亚古博夫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卡申给通行证处打了电话。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的就是他。”马克西姆放松地半躺在离儿童沙箱不远的长凳上，并且眯缝着眼睛对塔甫洛夫引用了《路加福音》上的这句话。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明白了，扎卡莫尔内已经知道伊弗列夫的事了。他在长凳上并排坐下，四面看了看，以便确信，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然后放下心来，开始满意地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 “我多少次告诉过他，”扎卡莫尔内低声嘟囔道，“让他不要把草稿扔进垃圾管道！只能扔进抽水马桶，那也得小批量地。断送伟大人物的总是小事……” “安静，马克斯。问题不仅在于草稿。是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第五份……” “嗨哟！”马克西姆吐了口痰。“早知道，我说什么也不会跟她睡觉的。不过，不是她，就是另一个。人世间总得有人履行这个职能！真难以设想：一个有能力摧毁世界的国家害怕一个奋笔疾书的小人物。按西方的说法这个人是持不同政见者，按我们的说法是没坐够牢的人。当讨厌的翅膀在眼前闪现时，他们就用别针钉住蝴蝶并把它藏在盒子里。在17世纪时需要堂吉诃德，并且是在欧洲。而在俄罗斯，人群指点着他们并建议头冲下吊起来，处以尖桩刑。任何一个正常的制度都会对批评者关怀爱护备至，因为没有他们它会衰败，就像女人没有男性的荷尔蒙一样。可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马克西克96，我说过，现在也说：不要出风头，伙计们！” “有点无原则的味道！” “无原则——这是为了朋友出卖主义。有原则——是为了主义出卖朋友。哪个更好呢？” “唉，雅沙，雅沙！ 当我看到拉伯波尔特时， 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拉伯波尔特的妈妈， 没有做堕胎手术？” “你在老调重弹，孩子！” “说到‘不要出风头’，拉普，我有个主意。我们的边境封锁着。海关人员扯下被搜查者风衣的里子，戴肩章的妇科专家在其他部位翻寻。可鸟儿们不知为什么飞越边境！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飞，尽管有人给它们套上环标，它们是否飞回来，不得而知！” “你有什么建议？” “沿着我们的边境竖起一张通天的网，不让一只苏联的夜莺飞出去！更不要说仙鹤和天鹅了！要不要给卢比扬卡写封信呢？贡献一份力量！” “我带来了你义务星期六文章的稿费，马克西姆。拿着！”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的手中出现了两张五十卢布的票子。他把它们递给了扎卡莫尔内。后者拿了过去，对着光线看了看。 “宣传的酬劳，”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可以看得透人像。” 扎卡莫尔内闻了闻五十卢布的钞票，往上面啐了几口唾沫并贴到了皮鞋的鞋底上。 “开什么玩笑，同事？” 马克西姆对另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重复了一遍操作，然后从长凳上站了起来。 “哎呀，踩着钱走路真愉快！”他重新坐了下来，揭下了两张钞票并藏在了兜里，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败类！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来的丑八怪！他们连我朋友伊弗列夫的大便也配不上。难道这一回我们也要放过他们吗，拉普！……拉普！你怎么不说话，囚犯？喂，这辈子你当一次正经倡议的创始人吧，比如：请烧掉报纸，不要看！你对爱好猜字游戏的订户人群解释：每个人都应烧掉报纸。揪断收音机和电视机的线。他们会变成聋子和哑巴，被自己的胆汁呛死！” 拉伯波尔特呼哧着，讥笑着。 “你不想？那我就自己干！” “小心点，孩子。” “得了吧，拉普！我小时候就冲这个单位撒过尿。”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知道马克西姆履历中的这一历史性细节。 “我们最好去喝一杯，马克斯。”拉伯波尔特提议。“也许，会轻松些……” “没有心情，对不起。我要去给卢比扬卡写信去了……” 马克西姆没有告别，迈步走开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目送他离开了，站起身来，然后弓着背向另一个方向慢慢走去。在拐角的食品店旁边他停了下来。 “怎么样，朋友，凑一张一卢布？” 一个瘦削，没有刮脸的男子眼光很准地瞄定了人群中的拉伯波尔特。他用手指摇晃着有列宁头像的周年纪念卢布。 “有第三个人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问道。 “他在那儿，肃反工作人员，拿着两只瓶子站着，我们让他加入！酒瓶是我们的，零头你添上吗？” “我添上，肃反人员们。”拉伯波尔特同意了。 那个拿着酒瓶，穿着上面就缺子弹带的皮夹克的人已经不耐烦地排着队了。他们转交给了他两张一卢布和零钱。三个人一步也不掉队地向街心公园的灌木丛中走去。 “要不，卖点下酒的东西？”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谨慎地提议。 “你是知识分子？”肃反人员问了一句。“到家里你再吃……” “喂，开始吧，赶紧开始吧，我从早晨就没喝过！”没刮脸的人用指甲抠掉了铁盖。“咱们对着瓶口喝，所以说不许欺骗！” 然后他先把酒瓶底朝上举了起来，发出了咕嘟声。肃反人员的嘴唇微微动着，数着喝了几口。 “停！”他像对开关一样抓住了酒瓶，然后向下一拧，关上了。“你用树枝压压酒劲儿，我来喝几口。” 他自己停住了。就算是多喝了，那也超出不多。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眯缝住了眼睛，准备像他们一样做。他预先感觉到了，他胃里的游走溃疡如何开始蠕动，疼痛感开始在整个胃部蔓延，捎带上了肝部。但是无路可退了。他多吸入了些空气并且在拖延。 “犹太佬，是吗？”肃反人员猜到了。 “有点是。”塔甫洛夫承认了。 “难怪我看到，你在犹豫。没关系的，喝吧。喝完你就变成人了！” 他们没有笑起来，在等着。他又吸了口气，然后喝了起来。酒瓶在天空中两片在他头上停下来的云彩间摇摆着。天空深不可测，伏特加从上面流下来，并且让人觉着，它是喝不完的。可要知道只有一百五十克……喝完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勇敢地用袖口擦了擦嘴并把瓶子还给了肃反人员。他们两个都看着拉伯波尔特。 “应该再来点。”没刮脸的人说道。“喝得是真痛快，该再来点。再来点——就更痛快了。但是我没有……” “没有，没有。”肃反人员说道，一边盯着第三个人看。 “我付钱，肃反人员们。”拉伯波尔特立即同意了。“既然应该，我出钱。” “你自己做买卖？”没刮脸的人问。 “大概是吧……” “那你付钱。快去，肃反人员，再买一瓶。” 肃反人员毫不拖延地急忙跑去。 “你别怕，他不会溜掉！……而我一看见你，立刻就明白了，你是商店主任。你的样子像商店主任。” “我不是商店主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澄清道，“我是拉伯波尔特。” “我干嘛要知道你的姓？我怎么，是机关干部吗？喝酒就是喝酒！” 此后他们二十来分钟没说话，转过身去不看对方，各自感受着身体同样地变暖。然后肃反人员跑了过来，腋下夹着原封未动的酒瓶。 “我第一个喝！”拉伯波尔特宣布。 “嘿，他还很聪明。”没刮脸的人对肃反人员说道。“来吧，聪明人！” “我不是聪明人，肃反人员们！我是臭狗屎！给我，我要第一个喝。不然你们，下流，给我留得少！” 用大拇指卡住定额，他喝完了自己那份并等了等，直到他们喝空了酒瓶。 “我是臭狗屎！”拉伯波尔特固执地重复道。“是大粪，它上面会长出鲜花！” “你抛弃家庭了，是吗？”没刮脸的人同情地问道。“那没有你他们甚至会更好。” “这跟家庭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请烧掉报纸，肃反人员们！烧掉，看也别看！” 他握了握他们的手，走开了，步子迈得尽量不让脚下的人行道向一边滑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没有被允许进地铁。拉伯波尔特感到他就要摔倒了，他先给了出租车司机五个卢布，说服了他把自己变得臃肿的躯体送到伊兹马伊洛沃去。但塔甫洛夫不是随便就入睡的那种记者。 勉强把钥匙插进锁孔后，他没有脱下风衣就走进了房间并开始挪动柜子。把柜子倾斜靠在一边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从它下面抽出了厚厚的灰色文件夹，然后还有几页手稿——是分开的。他把手稿扔到了地板上。在浴室里他解开了小带子，划着了火柴并点燃了德·库斯汀男爵作品的第一页。在烧着了的第一页上拉伯波尔特又放了一页，然后又放上，很快浴室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黑烟遮住了天花板。塔甫洛夫被烟熏得开始剧烈咳嗽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把手稿烧完了，放了水，免得灰烬再冒烟，然后冲出了浴室。他记得自己是怎么坐在了房间的地板上，却无力挪到沙发床上，随后他失去了记忆。 当感到有人在晃动他的肩膀时，他睁开了眼睛。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很长时间不能弄明白，他们要他干什么。梦中他们两次逮捕了他，并且他认为，这里他走运了：朦胧中你完全不会紧张。他只是害怕肉体的疼痛，可那手指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以至于他呻吟了起来。 “不要，”他苦苦地央求，“不要打我……” “你说什么呢，爸爸？你醒醒！你感觉不好吗？”跪在他面前的是科斯加。 “儿子……”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眼也不睁地说道。“我很好。只是头痛……” “我看到了，父亲。还算是走运，你没给熏死。” 康斯坦丁走进了没有锁上的门并看见了仰面躺在沙发床旁边地毯上的父亲。两只猫蜷成一团睡在他的肚子上。吓坏了的科斯加一瞬间想象到了最坏的事情以及紧接着这个最坏事情后面要发生的一切。但是他随即明白了，那样的话猫就不好在他身上取暖了。父亲吧嗒着嘴并不时重复道：“烧掉报纸，不要看！”连猫身上都有伏特加酒味。把枕头垫在了父亲头下后，科斯加在桌后坐下来看扔到地板上的手稿。 手稿是记者塔甫洛夫写的作品，其体裁是他开创的，他称之为诬蔑小品文。这是塔甫洛夫诬蔑自己的小品文。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替所有人写过并且写过所有人，可关于他（如果不算告发信）从来没有人写过。因此塔甫洛夫事先决定，为防用得上的时候，亲自准备好关于自己的文章，以便人们随时能发表它。不然要知道，如果你自己不关心自己，别人写得会更糟，不够职业。诬蔑小品文《报界的弗拉索夫分子97》的创作遵循了党的报刊最优秀的传统。诬蔑小品文中使用了拉伯波尔特结构模型中的全套标签：两面派、祖国的叛徒、道德败坏的家伙、投靠犹太复国主义情报机关的国内移民、被社会抛弃的恶毒的人、卑鄙的挑拨者。 “这是什么，爸爸？” “这个？”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背靠着沙发床坐了起来。“谁知道呢，儿子！也许，这很快会用得上的……” “那你不想离开吗，父亲？” “我？你想号召我参加离开前的挑战竞赛？不，儿子。你年轻——你还有一丝希望。可我……” “你竟然没厌烦吗？” “唉，厌烦透了，科斯吉克98！但我要把这部电影看到底！有时候我觉着，犹太人比俄罗斯人更爱这个国家。他们为它考虑得更多，不那么狂饮而毁掉它。而从哈扎尔人开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间简直不比俄罗斯人短。并且当年他们纯粹出于偶然开始在这里推行拜占庭宗教，而不是犹太人的宗教。俄罗斯人习惯了在别人的土地上定居。所以说他们移民更符合逻辑。到蒙古人那里去，他们部分是后者的后裔。而犹太人留下来。……我感到恶心，科斯加。” “你为什么喝醉了？为了成为民族主义者？” “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恶心……” “你自己说过，父亲，所罗门王的宝石戒指上刻着明智的话：‘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说过！我说过的话还少吗？可要是我有宝戒的话，我会在上面刻上：‘这一切都不会过去的！’” 70.不祥的姑娘 在老阿尔巴特街上的储蓄所里人们顺着墙弯弯曲曲地排着队：老头和老太太们等着领退休金。希洛特金娜请别人说一声，她排在最后，离开到了长桌边，然后翻开写着谢维洛夫·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名字的存折以及女儿有权在三年内使用存款的证明，填好了单子。账户上有二千五百多卢布。母亲死后父亲没有动过它们。 娜杰日达没有动零头，在排完了长长的队后把二千五百卢布取走了。人家让她签了三次字——娜佳感到紧张，所以每次的签字都与前一次的不一样。最后人家让她出示了身份证。这之后希洛特金娜才领到了有号码的领款牌，把它交给了女出纳员，于是后者数好了钱。娜佳在高高的柜台后没能看见是多少，但是她没有清点。她走开到了长桌前，从包里拿出了盖着《劳动真理报》图章的编辑部信封，把钱装了进去并粘好了。 在大学站之前娜杰日达坚决地乘着地铁，当她坐着升降滚梯往上走时，这个决心有所减弱。通常，当娜佳送伊弗列夫时，他不希望她跟他一直走到楼前；她留在下面，于是滚梯把他一个人向上送去。但有时他只顾说话了，没有发现她已经站在滚梯上了，于是她得以送他到地铁的出口跟前。在这样的日子里娜佳是幸福的。 现在希洛特金娜走进了门洞。她找也没找就沿着楼梯上去了，好像来过伊弗列夫家一百次似的。她希望见到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却又害怕见到。这是希洛特金娜和伊弗列夫相遇后自己与自己玩的某种游戏。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在第38音乐学校曾是她的老师。娜佳小姑娘时喜欢过她，然后迅速忘记了，就像自己的所有其他老师一样，但是得知特派记者伊弗列夫是她丈夫后，想了起来。女老师曾经讲起过他（他是个多么聪明并且出众的人），所以当娜佳在编辑部不时看到他时，感到了好奇。 什么时候游戏以及有点孩子气的用意变得认真了，希洛特金娜没有发觉。但发觉的只是，她爱伊弗列夫，并且她因此不仅感到好，也感到不好。她到底也没有告诉他，她知道他的妻子。 “希洛特金娜？！”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感到了惊讶，她打开门后立刻认出了娜佳。 她穿着花花绿绿的长袍，手里拿着不太干净的擦碗巾，认出来后，她仍然继续打量着精心地穿戴簇新的娜佳。 “我就来一小会儿，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 “你进来呀。我这里乱七八糟的，对不起……你脱衣服，我马上来……” 趁着娜佳脱下风衣时，托尼娅在浴室里往脸上薄薄地搽了点粉，好哪怕稍微遮盖不眠之夜和泪水造成的青色浮肿的痕迹。她脱下了长袍，套上了裤子和短上衣，用小梳子拢了两把头发，然后走出了浴室。 “我都知道了。”希洛特金娜立即说了出来，免得来回兜圈子。 “都知道什么呀？” “要知道我和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一起工作。噢，就是说我在编辑部是小小的技术工作人员。他绝对是无辜的，我坚信。他们应该释放他！简直是必须！” 托尼娅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否定地摇了摇头，只是眼泪淌了下来，在匆忙间搽在脸颊上的扑粉上留下了两道痕迹。 “我的确知道，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报纸会为他鸣不平的，而他们会认真对待报纸的意见的……我们的主编马卡尔采夫快出院了。他对伊弗列夫很好，他明白，这是个有才华的人。他会打电话，如此等等……您等着瞧吧！” “他往哪里打电话，娜秋莎？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天真小姑娘！” “不是！”娜佳表示了抗议。“也许，我真是天真，但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要相信，这是主要的！……” “我尽量吧……” “对了，我差点忘了，不然就走了……我带来了您丈夫的稿费——会计室让我转交的……” 希洛特金娜慌忙地拿出了信封，放在了桌子上。伊弗列娃没有看一眼。 “那你生活得怎么样，娜佳？” “我？好极了。很快活！发展变化得这么快——没时间回头看。我在大学上学，在夜校部，快毕业了。总而言之，很好……” “可以羡慕你了……” “许多人羡慕我。当你一切都这样好时，甚至觉得不好意思……您儿子怎么样？” “现在在外婆家，正在长大……” “嗯，我走了。”娜杰日达站起身来。“对不起，我没有被邀请就闯来了。” “正相反，娜佳，我很高兴。坐会儿吧，我们喝喝茶……” “下次吧……我一打听到什么，就过来。” 在娜佳身后关上门时，托尼娅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味道。这个味道早就刺激着她，然而她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只是现在她隐约地猜到了，但是她没有顺着这个念头想下去并让意外的发现摧毁她的意识。 娜佳连蹦带跳地跑到了街上，对自己感到满意。清秀而执著的她微笑着急忙走向地铁，行人也目送着她。她预感到，父亲在家。但是真的碰到他在厨房时，她想了起来：他早晨说过，会议结束后要早回来，然后又要离开并且不回来过夜了。她坚信，他有女人，不可能没有。只是他把她当成孩子，所以瞒着这个。以前也发生过，他意外地宣布，不回来过夜了——他要出差。可这回没有解释原因——他不想撒谎。这已经是进步了。 “你好，爸爸！”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没有穿上衣，身着白色衬衣，领带松开了，正坐着吃东西。她搂住了父亲的脖子，紧紧贴住了他的背。娜佳的房间里传出了愉快柔和的音乐声。 “这是你开的电唱机？” “是啊！” “你怎么——恋爱了？” 他默默地微微一笑。 “脸刮得比平时更仔细，音乐……” “脸是在中央理发馆刮的，唱片是我的副手送给我的。还有吗？” “还有。你准备去哪里？” “噢，如果坦率地说，那么我要去别墅，去打朴烈弗兰斯牌。” “我希望，那里会有女人的？早就该了……” “该了？”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又微微一笑。“不，那里不会有女人的。并且‘该了’是什么意思？我可不说，你该嫁人了……” “噢，你不说，因为你有分寸。可要是我做了这事呢？我有新男朋友了……他对我那么认真，我简直害怕……” “新的？是谁？” “是军人。在茹科夫斯基学院研究班学习……你有什么看法？” “我？我认为，你既然问，那么你自己不坚定。” “我倒是坚定的，”她冲着他的耳朵小声说道，“可我不知道，你的态度会怎么样……要知道那时你……” “那时？跟这个反苏分子？当时关于他你对我撒了谎……他姓伊弗列夫，并且他和你工作过！” “嗨，你看！马上就骂起人来。跟他早就结束了……可要是你想要真相的话，那他根本不是反苏分子！他从法语翻译了一本小书，每个凡人都能在列宁图书馆借到它。而且不是在特别馆藏处，而是随便借。” “问题不在于这本书，娜杰日达！问题在于，这个人可能写不该写的东西。” “这可怕吗？” “看对谁了……对不坚定的人来说危险。大多数人，很遗憾，不能区分好坏并且可能上你了伊弗列夫这样的人的钩。我是想说，你原来的……” “你是对的，爸爸！我都明白了。好在这对我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嗯，你看看……” “你说，你是怎么做到这个的？难道你强大到了可以把人关起来的地步？” “瞎说！问题当然不在于个人因素，我希望，你能理解。” “那你能放他出来吗？你说，你能吗？” “这话怎么说？”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站起身来，把领带拉紧了。 “你明白吗，我们分手了，可他给关起来了。要是把他放出来，我就能安心地嫁给我的军人了，可这样……求你了！我很少求什么事！” “不行，娜杰日达！你不明白我们工作的特殊性。问题不在于这个伊弗列夫。现在我们不想隔离所有出于某些原因对我们感到不满的人。我们进行预防工作。但是放出来就意味着显示我们虚弱，反苏分子们可以行动。再说也不是我决定这事。” “那是谁？” “人民……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你最好忘了伊弗列夫！” “好的，爸爸，我尽量吧……对了，你论文怎么样了？” “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真高兴！你知道吗，我们来为你一切都顺利干一杯吧。” “嗯，好吧，要是你坚持……”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出口伏特加，倒满了娜佳摆上来的两个酒杯。他们干了。 他套上了上衣，亲了亲她。 “你真优雅呀，好爸爸！并且几乎完全年轻……” 她拿起了小梳子，把父亲耳朵旁边和后面拳曲的花白了的头发向后梳了梳。 “这样的男人对某人来说白费了？” “别胡闹，娜奇卡。”他拍了拍她的大腿。 在父亲身后关上门后，娜杰日达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顺手在厨房拿起了酒瓶。她把唱片放进了电唱机，倒上了伏特加。 “为你的健康，好爸爸！”她大声说了出来并不皱眉头地干了。 娜佳又倒上了并再次喝了进去，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摆着姿势旋转起来，似乎有人扶着她的腰似的，然后坐在了钢琴前。她按照旋律调好了音，用生疏了的弹琴的手指丁当敲了一阵，然后继续大声地“思考”。 “谢谢你，好爸爸，你让我重新自由了！我，小傻瓜，都没有怀疑过这是你干的。我不仅仅是娜佳·希洛特金娜！不，我是真正不祥的女人！每个跟我有一次接触的人都会是不幸的。因为我鲍勃·马卡尔采夫杀了两个人。因为我萨沙·卡卡巴泽被打得半死。我一委身于伊弗列夫，他就已经在监狱中了。谁是下一个？谁会冒险亲吻我呢？可要知道我还年轻呢，没有一次堕胎。我还没学会好好地爱呢。我会学会的！我走过的地方——是监狱和死亡……我是巫婆，只不过还是见习的。我仅仅是克格勃将军的女儿。可长大后——斯拉瓦，请原谅！……” 唱片放完了，自动停止器出了毛病，它继续旋转着。娜杰日达没有在意它。她从容地在沙发床上坐下并把手伸向了小柜子。她摸索着掏出了一包异戊巴比妥，躺了一阵，懒洋洋地咀嚼着难吃的药片。她的兴奋过去了。她不想再说下去了。她只是累了。她抬起了头，只是因为吱吱响了一声：那边站着伊弗列夫。 “你好。”她说道，然后脸上浮现出了幸福的微笑。她一点也没有吃惊：她毫不怀疑，他会来的。“别那么站着，好像走错了地方似的。” 维切斯拉夫用手指威吓了一下并一动不动地站着。娜佳高兴起来了，她响亮而无忧无虑地大笑起来，翻过身仰面躺着并向他伸出了双手，用手指招呼他过来。他慢慢地走到了床前并倒在了她身上，像站着时一样穿着衣服，她的手和脚组成的监狱随后立刻关了起来。光秃秃的，没有叶子的白桦树在娜佳的头上轻轻拂动起带着去年发黄的小枝的树枝。而周围水洼在闪闪发光，还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白雪，还有软软的陈年青草。 “永远不会！”娜佳激动地喊道，她一边露出幸福的游移不定的微笑，一边看着伊弗列夫刮得不干净的脸颊。“我永远不会像在林子里，在柔软的地上，在白桦树下感觉那样好了！为了幸福想要的事情太多了。但在现实中为了幸福几乎什么也不需要。” 71.报复 把一个小背包的两条背带挎在一面肩膀上走出来后，扎卡莫尔内出于囚犯的习惯左右看了看。门口附近没有人站着看报纸，离开墙并跟随他。 在编辑部的前厅里马克西姆把背包上交挂在了挂钩上。他背对着值班守卫员站了一会儿，做出一副等待给他办好通行证的样子。当值班员转过身去后，马克西姆机灵地蜷起身来并匍匐着爬到了桌子下面，差点碰着了值班员的脚，他年轻时在集中营就是这么干的。在走廊里他尽量不和任何人碰面，这一点他也成功了。扎卡莫尔内从一个没人的房间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 “安涅奇卡！小卖部正卖意大利熏肠呢……” 很快安娜·谢苗诺芙娜从一旁跑了过去，他随后走进了接待室。洛科特科娃没有留下人替自己盯着，于是扎卡莫尔内明白了，亚古博夫不在办公室。马克西姆从兜里小心地抽出了一管合成胶水，拧开了小盖，然后用管口顶住亚古博夫办公室门上的锁眼，猛地把整管胶水挤进了锁孔中。它会把锁死死地粘住，他们非得砸门不可了。扎卡莫尔内下来到了卡申的办公室前，把耳朵贴到了门上，仔细听了听。编辑部主任锁住了门，正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马克西姆又掏出了一管胶水并重复了操作。就是现在胶水还没来得及干的时候，卡申别因为需要出来就好了。 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因首战告捷而开心起来，他肩挎着背包来到了白俄罗斯火车站。买了到兹韦尼哥罗德的票并在半空的电气列车车厢里把双脚放在了对面的座位上。阳光闪耀并晒得厉害。沿路的草木突然全都同时“开放”了，长出了尖尖的叶子，并且在看不到垃圾和穿戴不好的人群的地方，美景把心灵纳入幸福的怀抱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刺激被命运的波折弄得疲倦的眼睛。 在兹韦尼哥罗德他长时间地沿着公路边走着，一直走过了萨文斯特罗热夫斯基修道院的围墙。他边走边回忆了一下修道院的创始人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儿子，想到生活变得多么复杂，但随即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论点，认为，什么也没变得复杂，一切依然简单而庸俗。 从高高的岸上，马克西姆的眼前展现出弯曲的莫斯科河，辽阔的田野和露出裸地与灌木丛的森林，这一片空间饱含着空气和光明，以至于他一瞬间忘记了，他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这里的。从废墟中重建的教堂圆顶闪闪发光。马克西姆站了一会儿，整了整背包，沿着岸边走到了桥前面，然后踩着晃荡的木板来到了莫斯科河的对岸，这里的地势低并且不远处有条道路。他决定尽可能地往前走，直到绿色的栅栏前，栅栏后面是干干净净的小路，还点缀着浴棚，还有拴在链子上的摩托艇。还有松林中不正眼瞧你们的高官们的豪华独家住宅。 扎卡莫尔内记得，这里某个地方应该还有一处采砂场，他们用这里的沙子修建独家住宅以及附近的道路。半小时后旅行者果然走到了这个地方。建筑垃圾被堆放在采砂场洁白的沙子上。 “他们甚至把这里，把政府别墅附近弄得乌七八糟。”马克西姆大声说道。“真是个垃圾坑国度！这让我的良心能轻松些，上帝，宽恕我这个有罪孽的人吧！” 他蹲了下来，解开了背包，从里面掏出了成卷的胶卷，几本裹在报纸里的书。用几个塑料口袋装好，仔细地粘好后，他把这些东西纷纷扔到了坑底。 扎卡莫尔内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红袖标，把它戴到了袖子上，让自己看上去像管理人员，把背包放在了灌木丛下面。他自己坐在了路边，开始等待。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汽车：一早一晚，豪宅的主人和他们的亲戚们从这里飞速地驶过。然而，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知道等的是什么，并且等到了。一辆带着灰色油罐的重型吉尔卡车慢慢地顺着道路爬行。扎卡莫尔内从路边站起身来，命令式地挥了一下戴着红袖标的胳膊。 “是满的吗？”他在行地问司机。 那人减缓了车速，证实了。 “是这样，有这样的命令：倒进这个坑里。这里将进行回收和充气的科学试验。你不要怕！你不会吃亏的。为这个工作下拨了资金。把粪便倒下去！……” 司机服从了。他急忙下了车，把粗粗的管子抛了下去，打开了泵，于是液体沸腾起来，开始向坑底流去，四周充满了浓缩的人类粪便令人窒息的气味。 “那什么时候结算？”油罐刚一清空，司机就问道。 马克西姆懒洋洋地掏出了五卢布。 “我现在再拉一车来。”司机一边收起钱，一边忙活起来。“这种宝贝在别墅那边太多了。要是不够——我可以从兹韦尼哥罗德拉来！” 半天坐着守卫政府粪便可不容易。在第十车之后，钱用完了，这时马克西姆认为，采砂场上的积累足够了。他下来走到了发出恶臭的“海”的紧边上并挖了个小洞。把从背包里取出的另一个小盒子放了进去，然后埋住了它，沿着粪水的边缘拉了一根细细的金属丝。他欣赏了一下自己干的活，爬到了上面，然后把背包搭到肩上，沿路往回向兹韦尼哥罗德走去。那里，在邮局附近，他找到了电话，然后放进了硬币，拨打了他早就背熟了的朝思暮想的号码。为了让声音失真，他用手绢裹住了话筒，在两腮里面各放上一个又干又硬的罂粟籽面包圈。 “对不起，我找领导，”马克西姆说道，“哎呀，您听我说！我本人是共产党员，享受个人特定退休金的人。我姓扎鲁宾。起初我想亲自坐车去到你们那里，去报告，可后来我想，我来不及……” “怎么回事？” “事情在于，我发现了反苏书籍的藏匿处，并且我有义务帮助机关……” 他简要地说明了开车怎么走。 他在食品店买了面包，一罐番茄汁鱼罐头和一瓶矿泉水。商店里没有别的东西了。扎卡莫尔内直接横穿过没有围起来并且还没有种上土豆的田畦，沿着盖满了小棚子和小屋的高高的河岸走去。很快他看中了没人住的别墅附近的一个棚子，他小心地钻了进去，挪开了墙上的一块坏了的木板并坐在了它旁边的原木上。他面前的缝隙中出现了莫斯科河的一段以及对岸低处道路附近准备用做科学试验的采砂场。马克西姆解开了背囊，掏出了望远镜。在一边的地上摆开了水、面包、罐头，然后用矿泉水冲了冲手，用细劈柴从罐头里掏出汁里的鱼，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的午餐中断了：因为看到下面的路上出现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它停了下来，从里面跳出来一位身穿运动夹克的精神饱满的人并沿着路边走去。汽车跟着他慢慢地开动了。 “噢，我看到，你们认真地对待了散步！”马克西姆把望远镜贴在眼前，满意地说道。 离第一辆伏尔加不远的地方又有两辆停了下来。最后一辆车中司机旁边坐着一位军官：可以清楚地看到肩章，可上面的星星连望远镜也没帮助看清楚。从汽车里跳出来的第一个人开始挥起手来。于是三辆伏尔加头尾相接地停在了采砂场附近。车门砰砰地关上了。连军官在内，马克西姆数了一下共有十二个人。 他们散开了，四下张望，在工作开始前有几个人去了灌木丛里，然后走了出来，扣上裤子的前开口。所有人都聚集在了地槽的边上，用手指捏住了鼻子。充满了空气的装胶卷的塑料口袋从槽底浮了上来并在表面上漂荡。军官对自己的一个人命令了几句。那个人向后备箱走去并拖来了一根头上带三角顶的拉杆，边走边拉长。 “刻尔勃路斯，那凶残而庞大的猛兽，它有三个咽喉，朝着人们狗吠似的狂吼。”扎卡莫尔内郑重地引用了伟大的但丁的话。 他们钩起了装胶卷的小口袋。聚集起来好看看，里面是什么。他们开始厌恶地打开。“喂，怎么样，败类？到了你们亲近的环境中了吧？”马克西姆今天清早在那里把笔拴在右脚上，在纸上写道。“你们等着瞧，你们全都会淹没在自己的大便中。祝你们游泳愉快，捷尔任斯基分子们！”遗憾的是，不是所有聚集起来的人都来得及看完马克西姆的作品。他们当中一个沿着陡岸努力搜索的人碰着了金属丝。轰隆响起了一声爆炸。轰隆的回声响起了几次。扬起了灰尘和碎末，然后慢慢地落了下来。当望远镜里重新看到地槽时，路的边缘滑落了，让赶来的专家们滑到了下面。在崩落的石堆下恶臭的粪浆中露出了手、头。他们挣扎着，并抓着别人，好不容易上到了路边。 “你们得在卢比扬卡洗干净了，”马克西姆·彼得洛维奇皱着眉头说道，“如果给热水的话。不然的话，就得用凉水了。” 他轻轻地从小原木上站了起来，立即把东西收进了背包中，把木板掩在了棚子墙上原来的位置上，然后穿过菜园子向公路走去。在途中，马克西姆绕了个弯，在教堂附近停了下来，画了个十字并走了进去。他买了根蜡烛，摆上了它，跪了下来并额头触地祷告了很长时间。 “宽恕我，主啊，我让你的奴仆们泡在了粪便中！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奴仆。这样的人出卖了你，出卖着我们并且将一刻也不迟疑地毁掉人类。他们卡住能说话的人们的喉咙。主啊，难道你没有给所有人这样生来的权利吗？” 扎卡莫尔内站起身来，再次画了个十字，走出了教堂，然后向公路走去。这里他拦住了一辆过路的卡车，乘坐它走过了几公里，然后下了车，沿着林间通道，穿过森林走去。 72.扎卡莫尔内诗歌选集 出自用细绳卷成筒状并塞进塑料桶的笔记本 埋藏于兹韦尼哥罗德郊区森林中：第一环形混凝土公路第二十四公里处，地图上没有标出；从一公里路标处沿林间通道至三棵白桦树前；从中间的白桦树面向4月时升起的太阳走六步。 楼房与人们 在寂静的沙石大街， 公园和电影院的对面， 你有固定的登记地址， 并且你只不过是早就住在 寂静的沙石大街罢了。 在公园和电影院的对面， 楼房背对背地矗立着， 在橱窗里陈列出葡萄酒， 忍受着炎热与暴风雪， 面对着公园和电影院。 楼房背对背地矗立着。 它们无所谓，谁住在这里， 谁喝伏特加，谁写赋格曲， 谁睡觉，谁开飞机。 楼房背对背矗立着， 并且它们无所谓，谁住在这里。 人们也完全不关心： 我们俄罗斯人民在变得低下。 你因忧愁而死去，而我感到很好。 并且他们无所谓，谁住在这里。 人们也完全不关心： 那里是婚礼，这里浴缸在漏水。 一些人感到好笑，另一些人感到悲痛。 须知连关心——也是欺骗！ 人们也完全不关心： 那里是婚礼，这里浴缸在漏水。 我们才不管你们的痛苦。 看这是进口的新沙发。 男孩儿们在栅栏上写字。 那里是婚礼，这里浴缸在漏水。 我们才不管你们的痛苦。 要是视野中能寻得神圣的和 某种人所固有的东西就好了！…… 但是！…… 我们才不管你们的痛苦。 行人 一切都通向一个地方…… 传道书，3.20。 行人走在街道上， 他不妨碍任何人。 大家在走，他也在走。 大家呼吸——他呼吸。 并且他十分缓慢地 朝着一个方向走。 他顺便地觉察了， 某个人的某些事。 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 某人的喜事，某人的笑声， 透过窗帘观察到窗里面 某人的羞耻事和某人的罪孽。 而稍后迎面朝他 如人流的潮涌一般 走过来一个 长得像行人的行人，但是不同的人。 根据嘴脸他认得出 那些散步张望的人， 标定下这样的行人， 好加进自己的报告中。 还有一个行人， 他神气地行驶在黑色的 海鸥牌汽车中。这算是什么呢？ 这也是散步。 然后第三个行人 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汇集起这些报告， 向厕所走去。 在厕所里他研究 个人的每个事实， 然后，对不起，孩子们， 完成了某项活动。 报告一份接一份 顺着管道奔流到河中。 河面上升起团团雾气—— 不分老幼都呼吸着臭味。 上帝不会自我批评， 无意中说道： “唉，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母亲！ 它创造了——你就接受吧！” 他不妨碍任何人。 大家在走，他也在走。 大家呼吸——他呼吸。 中尉之歌 无线电干扰的吱拉声停止了， 突然出现了如此的寂静， 以至于上帝还可以怀上耶稣 或者制造出雅佳录音机。 喝完啤酒后中尉回来了， 打开了刀形开关，于是重新呼啸起来， 哼哼地叫起来，吱吱着，敲击着铃鼓。 第聂伯水电站喧嚷并渐渐消失在广播中。 中尉洋洋自得： 在这个世界中他拯救世界免于和平。 我们的救星五点整交班， 他来到了家里，他的梦也是清醒的。 在梦中他又握紧了刀形开关， 却没有注意床上妻子的乳房。 国内外的敌人没有睡大觉。 中尉是对的，他们找他图个啥？ 不管怎么说，趁他喝酒时， 我收到了一丁点没被干扰的毒害。 “阿芙乐尔”号的齐射密不透风。 压制者没有睡大觉，他们的工作光荣。 只有寄希望于啤酒馆里排队的人。 喝吧，中尉！真想听听啊！ 造访彼得堡 我很少去列宁格勒。 沙皇政权在这里溜达过。 轻歌剧《1917年》 踏平了它。他们消灭了政权。 沼泽已经消失了三百年， 骑兵连踩着尸体走了过去。 只是在这个士兵与乌鸦的王国里 我感到有点发冷和忧伤。 你看他们已经拉上了 通向欧洲的窗口上的窗帘。 不久后我们将把“阿芙乐尔”号调到纽约去， 为的是让自由女神像消失。 啊，丧失理智的发作多么愉快， 血海受手的支配。 那个头发浓密的人骑着小马， 那个秃顶站在装甲车上。 城市生病了。它面黄而阴森。 并且尿的味道刺鼻。 一张张被砂纸磨损了的脸孔。 只是对此最好保持沉默。 祖国 “别相信，”朋友们教导我们，“别请求， 别撒谎，别妥协，别参与。” 谁在罗斯能微笑呢？ 对谁说一句简单的“你好”？ 我们的汗水干枯在这里黑色的烟囱中。 于是火箭闪耀着红色的灰烬。 于是我们苏联激昂的波尔波特 向往着让所有的星球幸福。 这里因为忧愁声音凝固了， 而谁唱歌，就堵住谁的喉咙。 这里的香肠像大便， 在儿童剧场里闻得到伏特加的味道。 这里是不会让您自然地 爱祖国的。而只是听命令。 你说，从幼年起就身带麻风病， 怎么能不哀号，怎么能不狂饮？ 无知而阴沉的国家 躺在熊窝里，用角顶住了世界。 它很分明。但是我们何罪之有？ 凭什么我们和她被绑在一起面对上帝？ 领袖之歌 蓝天是否感到可怕， 俄罗斯永远在冒烟 并且为满足愁眉苦脸的领袖们的要求 用荒谬粉饰真相？ 从领袖们的去世到去世 我们为空想而生活。 我们死于饥饿，霍乱， 我们靠贫乏压制人们。 在战斗前夕小号号召我们 去参加营火会和节日。 我们是卒子，下棋的是狂热者， 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 沉默是一代代人的苦难， 是深陷罪责中人们的不幸。 天才的叔叔会干出什么来， 你和我都不知道。 如果年轻些的领袖 在一切之后突然脱颖而出， 上帝啊，保佑我们的孩子 免遭他的试验吧。 领袖们……啊，俄罗斯的麻风病！ 我们注定不能摆脱。 我们在斧头下低下头， 我们等待电影的结束。 大老鼠 纵帆船航行在海洋上。 舵损坏了，什么办法也不管用。 水手长代替船长值更， 船长自己日夜烂醉如泥。 突然出现了一座岛屿，好像个粉刺， 也许，是个斑点或者幻景。 疲劳而饥饿的船员 想采集水和食品。 可你们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没有风和舵你试试靠岸。 而在底舱里有老鼠。你们怎么了？快去呀！ 你们游到岸上！那就是陆地！ 由于坏血病这里的人都没有牙和头发， 他们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趁着还不晚，分头逃命吧，老鼠！…… 但是它们谁的话也不听。 “我们船上有果皮和壳， 并且穿堂风吹不到洞里来。 夜里我们舔盘子—— 过后海员们不用刷它们。” 船长在喝酒。水手长在值班室呜咽着： “我想要氰化钾！”老鼠们只有一个念头： “就让船沉了好了—— 我们可是能胜任任何事！” 论阅读报纸 报纸给家里带来香肠 并且用来生炉子； 把窗户糊上，好打发闲暇时间， 还能期待报纸的言论做什么？ 蜡烛在燃烧，它的烛泪纯洁—— 报纸的臭味在全球散发。 同志，在厕所里陷入沉思时， 你可不要读它们。 宁肯看足球，朋友，不搞什么花样。 也别让胆囊吸收笔墨官司。 你可要藏起报纸不让孩子看到， 就像火柴、毒药或者有毒的蘑菇。 五一节 苏维埃的国度，我爱你！ 请让我和你在政治狂热中融成一片。 我现在向上帝祷告一件事： 我只要不与众不同。 电视屏幕上导弹一列接一列地 逼近，为的是让孩子们安静地睡觉。 一些人创造，另一些人制作， 第三批人让所有这些导弹瞄准。 要思考吗？在谢赫拉扎德的国度绝对不行。 肩并肩——几代人团结一致。 一百年前有先见之明的人们 已经替我们所有人思考过了。 今天阳光闪耀在克里姆林宫上空。 闪耀——是政治局的指示。 我们走向顶峰， 只是气味有煞风景。 一列列的纵队迈着整齐的孔雀步， 竭力奉承地把卫星掉转。 从墓穴，从下面，从光荣的观礼台上 散发出死气沉沉的味道。 秤 您刚一出生，被女助产士一声喝醒的您 就被她们放到秤上。 钟摆摆动了一下，表随之走了起来， 而您还躺在秤盘里。 婴儿，少年，男子，然后是老人。 小姑娘，美人——老太婆。 一生被压缩在难以捕捉的一瞬间， 一生是轻飘飘的，吹口气——比羽绒还轻。 表针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忙乱—— 不是吗，稍微有点像？ 像降雪一样，成年的界限来临了。 人的分量如何？他没能达到什么？ 付出了？索取了？保持住了？引导了？摧残了？ 在尘世为客的那个人对走下秤来不感到遗憾。 朋友们会来——可怜的人似乎死了。 快活的小伙子抓起一把灰烬—— 放入密封容器。并在上面写下您的编号。 73.蓝色信封 亚古博夫脱下了风衣，把它递给了安娜·谢苗诺芙娜。 “别放任何人进来找我！” “沙马耶夫给您来过电话。” “打的是市内电话？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 洛科特科娃没有做声，向门口走去。 “沏杯茶，要热点和浓点的。” 既然沙马耶夫是通过市内电话打来的，亚古博夫也通过市内电话给他打了过去，但是听到的是长音。亚古博夫急于集中思想，用手掌紧紧压住了太阳穴。房间里半明半暗，尽管早晨阳光明媚。为庆祝五一节晚上被高高挂在大楼墙壁上的卡尔·马克思肖像挡住了办公室的窗户。窗户上透射出肩膀、面颊和部分胡须，而整幅肖像挡住了两层楼上的四扇窗户，并且挂在绳子上的肖像被微风吹得微微摇晃，吱吱作响。 洛科特科娃把茶水、装着等待签字的文件的文件夹、社论条样拿了进来，然后轻轻地走了出去。亚古博夫喝了几口茶，困倦消退了。他伸了个懒腰，感到了胳膊和胸部肌肉的惬意的疲劳。他今天早晨违反了常规，没有去游泳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皱起了眉头，想起了过去的一夜，并且现在对放纵自己干了这事感到后悔。昨天他写好了一份加强思想纪律方面的任务纲要。这些任务刻不容缓要完成：《劳动真理报》上的错误没有消失。针对每一项都有具体的建议以及处罚措施。然而他不想过早地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方案，他们中有很多马卡尔采夫的支持者。他们会马上告诉后者的。犹豫了一阵后，亚古博夫请安娜·谢苗诺芙娜把打字员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叫到他这里来。 茵娜走进了办公室并站在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桌前，距离不很近，为的是让他能看到她全身，但也不至于远得让细节和味道消失。 “茵娜·阿布拉莫芙娜，”亚古博夫说道，顺便注意到了他应该注意到的一切，“您能满足我个人的一个请求吗？” “总算来了！”她喜笑颜开，欣喜若狂地说道。 “什么总算？” “您总算注意到我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如果不注意女人的话，她就会衰老。当然，我会竭尽我的全力为您做一切事的。” 他对谈话的如此转变稍微感到了难为情。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我需要打几页东西，不能让编辑部的其他任何人知道。” “我明白了。您要亲自口述吗？在哪里打字？也许，最好在我家里？” 口述，况且是在她家里——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个。他本想礼貌地说明这点并责成她打出来后带过来。但是发生了某种不受他控制的事情，于是他盯着她那忠贞不贰看着的眼睛、出乎他本人意料地说出了与准备说的正相反的话： “可这方便吗？” “那还用说！”她高兴地大声说道。“您什么时候有空？” “大概一小时后……” “一小时后我在地铁等您，在去市中心方向的第一节车厢前。” “坐出租不更好吗？” “那就在面包店门口，那里打车更容易。” 他半合上眼睛表示同意，于是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离开了。他的心怦怦跳了起来，大脑同时在完成几项任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没有允许自己做这事，可身体的所有部位不问许可已经加入了游戏。他还没有决定，但是一切已经决定了。他安慰自己，什么事也不会有的，因为由于一系列原因是不可能的。嗯，就算是会有，那也只是例外，并且谁也不会知晓。要知道她原来爱我！ 其他所有事情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并告诉妻子，让她别等了。他被召到政府别墅去撰写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到底是什么文件，他自己也还不知道，他明天会打电话的，没必要担心。他让妻子代他亲亲孩子们，然后通过通话器接通了波利修克，让他负责审稿，因为自己被紧急召见。 在出租车里他坐在了司机旁边，而茵娜在后座上。他半侧着身坐着，详细询问了打字室的情况和打字员们的需要，答应重视改善工作条件，告诉了她一个喜讯，过节拨给了打字室一百卢布的奖金。 女房东在门后就听见了，茵娜不是一个人，她走开到了厨房并且没有露面。 “您可是饿了吧？”茵娜大声说道。“我们马上弄点吃的……” 走进她幽静的角落时，他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并小心地坐在了放着伊弗列夫带来的打字机的桌后。茵娜忙碌着。她把打字机挪到了一边，在桌上铺上了干净的报纸，放上了两只玻璃杯、面包、香肠，切好了葱头。 “您的住房条件不够，茵娜。”他没有加上父称。 “有什么是什么吧……” “我大概可以帮忙……” “可我没有莫斯科户口！” “户口我们也可以办理。” “得了吧，斯捷潘·特洛菲梅奇！”她拿着从床底下取出来的开了瓶的伏特加呆住了。 “您怎么，茵娜，不相信共产党员的话？！” “当然，我相信！”她笑逐颜开，把酒摆到了桌子上。“我们为您干一杯吧，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为了您这样的平易近人。可我曾害怕您……” 她给他和自己各倒了四分之三杯。 “谢谢，茵娜。”他和她碰了杯，干了，脸微微泛起了红晕，他没察觉，如何改称了《你》。“你是个有意思的人。我以前怎么……” “嗨，您哪儿有时间呀？您肩负着报纸……您想我给您算算命吗？” “那来吧，咱们冒一次险！”他笑了起来。 “这样……”她用纸牌算起了卦。“公家的房子……道路……成功……可就是在这里，您看，红桃K妨碍您，但这不会长久的。” “这全都是胡扯，茵娜契卡。”他把手放在了牌上，制止了她性急的闲扯。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把牌扔到了一边，走到了镜子前，好确信，她一切正常。他也站了起来并观察着她在镜子中的影子。 “您这么看着，我感到难为情。” “我也是。”他简单地回答道，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走到了他面前，紧紧地靠着他，于是他透过上衣感觉到了她的乳尖。茵娜比他高半头，但她这时微微弯下了膝盖。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 “先干什么？”她问道。“打字机，还是……” “还是？……” “还是——我？” “听凭你的吩咐。女人的话就是法律……” “那我们再喝点。” 他们又各自喝了半杯酒。 “现在，既然您是男人，亲亲我。不然我对您感到拘束。” 接下来的事情亚古博夫的回忆是片断性的。大概快十二点钟时茵娜从床上起来了，拿来了吉他，并坐在他的肚子上给他唱民间歌谣，而他有时跟着唱。然后他们起来把剩下的伏特加喝完了。他从她的手里拿过吉他，放在了地板上，让茵娜坐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你是非同寻常的女人。我甚至没想过，有这样的女人存在。” 女房东早晨叫醒了他们。这时亚古博夫才发现，居住条件比他昨天的印象更差。根本就没有浴缸。老太婆在厨房把椅子拼起来睡足了一觉，并要求为如此的不便付双倍的价钱——六个卢布。 “茵娜·阿布拉莫芙娜，”他临走前说道，“我们之间的事没发生过。我希望，您能明白？” “我守口如瓶。”她简单地回答道。 途中他在理发馆刮了胡子。他害怕，茵娜早晨会突然想到他办公室来，所以吩咐洛科特科娃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亚古博夫回想着夜里的个别细节。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竟然感到幸福。人们说得对：应该爱幸福的女人。当然，并且是不多嘴的。 喝完茶后，亚古博夫挪开了杯子并打开了装着文件的夹子。安娜·谢苗诺芙娜走了进来，于是他皱起了眉头。 “对不起。卡申在外面请求接见。他说，有紧急的事要说。放他进来吗？” “不得不放进来，有什么办法……” 昨天半夜时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吻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说道： “可编辑部不是所有男人都像您这样是真正的。就说卡申吧……” “卡申怎么样？” “他锁住了办公室的门。我说：‘鱼在看着，不好意思！’然后我自己跑向门口。可门被砌死了，而且砌得锁打不开。他说：‘就让鱼看着好了，随它们看！’他脱光了我却什么也不能。我想：咬他一口好让他兴奋起来。他只是喊了一句：‘哎哟，痛！’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免得喊出来。我把他浑身都咬伤了，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吗？”亚古博夫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因为他在执行公务。” “您好！预祝您节日快乐！” 瓦连京打断了亚古博夫的思路，精神饱满地来到了办公室并坐在了靠近一些的椅子上，准备报告紧急消息并期待看到对方对消息的反应。 “什么事，瓦里亚？现在没时间……” “对不起，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我简明扼要，说最紧急的……信函部的希洛特金娜服毒自杀了。” “怎么会？！” “就这样：她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夜里昏迷不醒地被送到了斯科里弗索夫斯基医院。我打过电话了，问了情况：已经洗过胃了，在输血。接上了人工肾——她父亲，您自己知道是谁？嗯，惊动了医务人员。据说，她会活下来。” “她进入市委的名单了吗？” “这我也弄清了。没有。医院把她登记成了大学生。那里没提到《劳动真理报》。” “嗯，那原因呢？你弄清原因了吗？” “不确切，当然是暂时的，但是打字室的人说，伊弗列夫让她怀了孕。” “伊弗列夫？” “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告诉打字员们的。‘傻瓜，’她说，‘为这样的小事真不该这样！男人们，’她说，‘没有例外的都是下流胚！’” “没有例外？她是这样说的？” 卡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怎么办？其他人当然可以辞退了。但是这里……” “我们不讨论了，瓦连京。”亚古博夫的脸阴沉起来。“你汇报完了？” 他想到，过节后在游泳池遇到希罗特金将军时，应有分寸地表示同情。也许，应该相反，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关于游行的事，”卡申继续说道，“走在右翼的人和举旗帜的人的名单编好了，他们都得到了指示，每排整八个人行进，不要有多余出来的人。您看，请签字，我送去审查。第二份是给会计室的，上面注明了金额：举肖像和旗帜各付五卢布，都对得上。” “这是不正确的，瓦连京。人们应该无偿地举旗帜。” “总的来说好像是……但是付钱更可靠。我们这样做很久了……” 亚古博夫没有再反对，签了字。 “下面是门的问题。”瓦连京着急起来。“来访者来了，看到门被砸坏了。我已经叫钳工了。他们今天就装上新锁。锁现在在我这里，因为安娜·谢苗诺芙娜没让他们进来打搅您。” 昨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将近半小时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所以不得已撬开了门。狂怒的他吩咐卡申叫民警来，但是后者没有完成委托的任务。现在亚古博夫才明白了原因，于是恼火变成了讥讽。 “你到底为什么没听到，别人怎么粘上的？” “我忙来着。”卡申的脸红了。 “忙什么？” “没什么……” “算了，”亚古博夫宽宏大量地停止了追问，“我离开后让他们干吧。你要监督！还有什么？” “还有最后一个：马卡尔采夫要来编辑部看看。” “你怎么不马上说？他在家里待不住……哪儿来的消息？” “安娜·谢苗诺芙娜给他打过电话。我听到了通话的结尾。他似乎请她不要在编辑部里……说……” “想搞突然袭击？你这样，瓦连京，即兴像样地准备一下……买束花，怎么样……别忘了通知出入口的人放他进来——他可能把证件忘在家里……” “可买花从什么经费里出？记入主编基金？” “真是个官僚！”亚古博夫数落道。“给你拿着……你派个通信员去中心市场。” 卡申把递过来的五卢布对折起来并塞进了兜里。 “明白了，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我去办！” 亚古博夫站了起来，表示接见结束了。他又拨打了沙马耶夫的号码，但是对方还不在。由于主编可能出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决定到各部走一走，检查一下，五一节一期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好详细地向马卡尔采夫汇报。 节日一期的编排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大部分材料事先准备好了，编辑部中某些人身上发出了酒味，但一切进行得顺利，于是亚古博夫满意地回来了。他把社论的条样拿到了手里，但是随后决定：就让马卡尔采夫看它吧，他会感到高兴的。 条样下面放着一个蓝色的大信封，厚厚的，没有写字，没有粘上。亚古博夫拿起了它，不明白它是怎么到了这里的。信封里塞着一本厚厚的卷烟纸手稿。手稿是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隔着一个行距并且没有留页边。“阳痿制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第一页上念道，“意识形态衰老的生理学原因。私自出版物。1969年。”亚古博夫哼哼哈哈了几声，翻了翻书页，从中记住了几个极具批判性的论点。 “挑衅，”他马上就断定了，似乎对它有准备，“在节日前夕。”他没有感到惊吓。只是要迅速地分析局面，以便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安娜·谢苗诺芙娜，”他叫来了洛科特科娃，“这是您放的吗？” “我没进来过，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根本没见过。” “好吧，我自己来处理……对了，伊戈尔·伊万内奇怎么样？听说，他要顺便来看看……” 安娜·谢苗诺芙娜脸红了，但是继续保持沉默。 “明白了！既然他不让说，我不生气……请从小卖部给我拿几支烟来……” 洛科特科娃感觉轻松地跑开了。他从桌上拿起了社论条样和蓝色信封，打开了门，确信接待室里没有人后，迅速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和亚古博夫的办公室一样，房间里半明半暗：列宁肖像占据了与亚古博夫窗户对称排列的窗户的三分之二——可以看到肩膀的一部分和巨大的耳朵。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把装着手稿的信封放到了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在上面放上了条样。他走到专线电话前并通过政府通讯线路给沙马耶夫打了电话。信封的事再恰当不过了，它证实了亚古博夫的不安，因此中心机关的同志们会建议，该怎么处理。 沙马耶夫在岗位上，看来，他没有接市内电话。他仔细地听完了后说道，他会报告的。 主编马卡尔采夫的过去不可能让克格尔巴诺夫感兴趣，因为一切都了解了。中央了解马卡尔采夫所执行的思想路线和人事政策，情况让某人感到满意。剩下了他儿子的事。沙马耶夫在其他问题中间简要地把此事汇报给了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援引的消息来源是——亚古博夫。 克格尔巴诺夫突然把加柠檬的茶杯挪到了一边，放下了文件，并且，让沙马耶夫惊讶的是，前者不安起来。总的来说克格尔巴诺夫不喜欢他的人不经召唤就提醒自己的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另一方面。就在不久前长着浓眉的同志对他说了马卡尔采夫的事，说这是我们的人。而克格尔巴诺夫本人的一个人却突然暗示，马卡尔采夫——不是我们的人！看来，亚古博夫太急于生存了，既然他想提示该怎么处理，也许，他有干这件事的能力，并且对于马卡尔采夫有人已经改变了主意？如果是这样，那么是谁呢？ “对这个信号，”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重新把杯子挪近了并喝了一口凉了的茶，“我们暂时不作出反应。你，沙马耶夫，顺便再查清楚，亚古博夫还是谁的人……” “可好像……” “不要好像，而要查清楚！” 亚古博夫的电话被控制了起来。走出来到接待室后，亚古博夫听到，他办公室的通话器在嗡嗡响。 “斯捷潘·特洛菲梅奇，”波利修克说，“您当然已经知道了：塔斯社所有新闻稿中开始把总书记同志中的‘同志’一词由缩写改为全称了。” “早就该改了。”亚古博夫说道。“列夫·维克托雷奇，请你通知秘书处，各部、打字室、校对室、本期值班员，不要出错误。再检查一遍各版上的所有材料和引文，还有照片下的文字。这是最重要的指示！”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波利修克回答道。 74.明天是节日 从4月30日早晨起，马卡尔采夫就开始受煎熬，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医生都会留后手，这一点众所周知。可编辑部在这样的日子里离不开他。重要的是要提醒，不要把这期办得枯燥无味：到底是节日，读者也应该开开心，也应该休息一下。亚古博夫不理解幽默的重要性。而最主要的是——亲自祝贺一下全体人员。要知道他们尊敬我并且，我认为，爱戴我。因此，他们等待着，我什么时候能把权力掌握起来。我顺便去一个小时。说到底，给我开的处方是要有积极的情感！我对吉娜解释说，紧急召见我去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整个节日我都会休息。 当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厨房时，他从房间偏远的角落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并要她派车来，警告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安涅奇卡真诚地感到了高兴，他明白了。他出乎意料地到了后就会马上根据微小的细节看出，编辑部的情况怎么样。 马卡尔采夫从摆放在小柜上的三个小瓶中滴出了药，把硝酸甘油和另一种进口药放进了兜里，穿好了衣服，向妻子保证，将沿着迪纳摩体育场的围墙慢慢地散步，然后走出了大门，免得让女电梯员发现，他要坐进汽车。 惘然若失的廖沙飞快地开车来接马卡尔采夫。早晨他赶着去了一趟自己的阿诺西诺村并弄清楚了，克拉芙迪娅刚一说，她的丈夫酗酒无度并往死里打她，就毫不拖延地给父母办了离婚手续。尼康诺尔皱了皱眉，哼呀了一阵，但是承认了，于是他不得不付了三十五卢布的离婚手续费。凭他每月十二卢布的退休金，这当然让他感到委屈。然而，房子手续的办理节外生枝了。还在离婚前夕克拉芙迪娅就去了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在那里，会计员解释说，她现在是外人。她大约在半年前就在一个糊装钟表的纸盒子的车间找到了工作。那里每月付的工资是一百三十卢布——比集体农庄多一倍。可现在车间被转到了表厂的资产负债表上，所以把克拉芙迪娅从农业劳动组合中除名了。因此，要得到外婆的房子是没门了。当然，不应该离婚的，但是老人们害怕违背儿子的指示，所以把事情进行到底了。 父亲今天唉声叹气，不停地苦苦哀求：“你告诉我，廖哈，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结婚？可人家会允许吗？”唉，廖沙冲他嚷嚷了几句，虽说前者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重新登记，多少次随你们。”他不耐烦地应付说。“爹，要不，你风流一回？你干吗不风流一回？”这让父亲开心起来。他开始大声地思考这个题目，然后阿列克谢开车走了。 廖沙看见在街上等候着的领导后吃了一惊。马卡尔采夫微笑着，慢慢地坐进车里，害怕做出剧烈的动作。 “有烟给我抽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探询地看了看廖沙并打开了工具箱。 “现在您可不能……” “我自己知道，不能！”马卡尔采夫啪地关上了匣子。“那聊一聊抽烟的事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聊的？”德沃叶尼诺夫笑了起来。“送您去哪儿？” “去编辑部，还要快点。” “当然啦！”廖沙已经把车开上了绕迪纳摩体育场的道路，然后从左边空旷的车道上向列宁格勒大街疾驶而去。“好像您没打算在节日前……心脏怎么样？” “去他妈的吧！”马卡尔采夫出乎自己本人意料、大众化地骂了一句，他从来没这样做过。“廖沙，最好说说你的事吧……” “我的事？您说，伊戈尔·伊万内奇，难道这公平吗？我从战斗机上跳下来过，车队光荣榜上有我的名字。可需要文件时，他们对我说：你是不是英雄——这不确切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事？” “还是那回事，全苏汽车运输公司。我去了那里，讲述了履历。他们说，最好有国防部证明英勇行为的文件。我就去了国防部请求接见。可那里一个上校直接告诉我说：‘我没看到英勇行为。要是你和飞机一起烧掉了——那就无可置疑了。为此会追授红旗勋章，这胜过任何证明文件。可你的情况是，军事设备毁掉了，而自己却活着。你活了下来是好事，但是怎么弄成了这样？谁的责任？如果是你自己，那军事法庭就应该审判你。’我对他说：‘您核实一下，我是不是有责任。要知道我为祖国保存了生命，而不是为自己。’可他告诉我：‘如果所有人都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们打不赢任何战争。所以说你老老实实在本来的地方工作吧，别指望得到国防部系统的证明！’” “算了，阿列克谢。碰上了个傻瓜上校。非典型的情况！我答应了——我会打电话的。” “谢谢，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现在要爱惜自己。而编辑部的人都等不及了。” “廖沙，我现在应该学会步行。”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决定步行去中央。不是马上，当然。先是两条街，然后是一半路……” “我可以在一旁开车，用一挡。” “行人可能不正确地理解。你在约定的地方等着。五一节过后我们开始。” “也许，您早晨去陆军中央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和将军们一起，像亚古博夫一样？” “亚古博夫年轻，让他游吧。而我要步行，廖沙，步行……” 街道两边的旗帜和写有号召的布标连成了红色的条带。“审美力不够，他们没有分寸感。”马卡尔采夫想道。“要知道资金的投入是巨大的，应该培养审美力……”到处闪现出第一任和现任领袖的肖像，政治局全体委员的要少些。马卡尔采夫想象出自己作为被新吸收进政治局的成员肖像被悬挂在边上，然后皱了皱眉头。不，这事不仅轮不到他，而且他也不想。他是劳动者，是拉大车的老黄牛。就让那些离不开这个的人享受荣耀吧。 “他们都有点太年轻了。”廖沙瞥了一眼肖像。 “行了！你最好说说：你对你的婆娘变过心吗？” “那您呢？”德沃叶尼诺夫瞬间作出了反应。 马卡尔采夫没有料到这个问题。 “嗯，我……是另一回事。你自己知道，我的时间很紧……” “明白了……‘我们的舵手！’”当他们紧跟在垃圾车后面停在信号灯附近时，廖沙念道。 “你怎么，怀疑吗？” “我吗？不！我们的事是开车，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垃圾车猛地从原地启动了，几张揉皱了的报纸从车斗里飞了出来。有一张啪地落在了马卡尔采夫的伏尔加车的玻璃上，翻了个个，舒展开来，然后被气流吹得向旁边飞去了。“《消息报》。”马卡尔采夫来得及念了出来。 “马大哈！要知道他开过去后会把整条街弄脏的！你超过他，阿列克谢，再去报告：让他们拦住他。” 德沃叶尼诺夫的意识底层微微露出了下层人的团结感，但是没有形成。他在一个交警身边停住了车，稍稍打开了车门，用大拇指向后面指了指，然后向前疾驶而去。在镜子中他看到，交警伸出了指挥棒，命令垃圾车停下来。 驶近编辑部时，马卡尔采夫变得年轻了。他什么地方也不痛。他恢复健康并归队了。德沃叶尼诺夫在前面跑向电梯，快速旋转着挂着钥匙的“螺旋桨”。他低声告诉值班守卫说，走在他后面的是主编本人，免得产生误解。新值班员还没有见过主编，所以在他面前挺直身子站好了。人们高兴地和马卡尔采夫打招呼，预祝节日快乐。在电梯旁年轻的、长满粉刺的女校对员本想让开路，让主编走到前面，但是他彬彬有礼地让她先进去，在电梯里握了她的手，于是她满脸变得通红。在自己那一层他走动时身边已经有一群人了。各部的编辑跑了过来，询问他自我感觉，晃动着他的双手。这么说，人们的确爱戴我，我没有弄错。并且他们跟我都是同路人，是我工作上的同志。没有他们我算什么？拉伯波尔特也在这里，在走廊里，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抓住了他的袖子，拉到了一边。 “喂，那个事怎么样，塔甫洛夫？压下去了？” 由于时间已久，危险感消失了，所以他随便问了这个，更多是为了礼仪。 “那还用说！”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声音嘶哑地说道。“别担心，我都烧掉了，以防万一。没有也就没有条款了……” “谢谢！”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握了握他的手。“预祝你节日快乐！” “好的！”拉伯波尔特眯缝起了眼睛。“总的来说呢，为了孩子们，应该反过来做的。” “什么孩子们？怎么反过来？” “烧掉报纸并留下灰色文件夹。” “玩笑开得不好！”马卡尔采夫向接待室走去，边走边脱下风衣。 廖沙刚一出现在门口，洛科特科娃就急忙站了起来，把裙子转过来摆正，然后跑向主编办公室的门——敞开它，干净的，通过风的，桌子上摆着一杯很淡的并且不烫的茶水。 “领导好！”马卡尔采夫走进了接待室，花白的头发一摆，向她致意。 “啊，您怎么样？”她不安而又高兴地问道。 “壮得像头牛！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强壮的人……” 马卡尔采夫拉住了安涅奇卡的臂肘，亲了亲她的嘴唇。她依偎在了他身上片刻，但是什么也没感觉到。也许，因为这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完全什么也没有，尽管她等待这一刻差不多九年了。他的嘴唇也冰冷无味，而她向来觉得，它是炽热的，并且带着美国香烟的味道，安涅奇卡很喜欢这种香烟的气味。洛科特科娃紧跟着走进了办公室，关紧了两扇门，不让所有好奇的人看见。 “您的样子很忧伤，安娜·谢苗诺芙娜。要知道快过节了……” 她眼里瞬间出现了眼泪，但是没有流出来，而是留住了。 “我的丈夫离开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别在意。” 她不想告诉他，但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怎么离开了？为什么？” “汽车撞死了我们的狗，他就离开了……” “可跟狗有什么关系？” “他说，狗曾把我们联系起来……唉，有什么不明白的？他离开去了年轻的那里，而狗是借口……” “哎呀，安涅奇卡！”他像对小孩那样摸了摸她的头。“我向来说过——应该爱上年纪的正派男人。比如，就像我！” “像您？”安涅奇卡惊讶地停止了哭泣并盯住了他。“我怎么不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想过。” “您在开玩笑，伊戈尔·伊万内奇……” “唉，好了，我们以后再谈……离碰头会还剩多长时间？” 洛科特科娃看了看手腕上磨旧了的小表，《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按这块表生活了九年。 “三十五分钟。” “这正好。让他们先别进来，我打几个电话。” “我给您买了‘伐力多’，以防万一。在桌子右边的抽屉里，在边上……”她已经向外室走出去了。 “谢谢，我无可替代的人！” 他戴上了眼镜，搓了搓手，坐在了扶手椅上，他有六十二天（他数过）没在上面坐过了。把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到了。但是他离开它还曾生存过，而报纸没有他继续存在。趁着没有忘记，他决定问清楚德沃叶尼诺夫的事。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明白，负责选拔出国司机的是完全另外一个部门，但是既然答应廖沙了，他决定试一试。通过政府专线他给外贸部副部长斯特拉齐耶夫打了电话，他跟他在完成赫鲁晓夫的任务时就一起工作过。在寒暄了几句健康方面的话之后（他不知道，我有过心肌梗塞——这很好！）马卡尔采夫说： “顺便说一句，你那边有一家全苏汽车运输公司。据说，它的国际声望暂时不高。也许，我们在报刊上提高一下它的名声？” “提高反正也不妨。”斯特拉齐耶夫考虑了一下后说道。“是谁的指示啊？也许，等我们先结束改组？” “这是什么改组？” “是这样，我们正在实行更加进步的制度——肩回运转制，免得把司机派到国外去。在边境口岸我们调换拖车，让司机带着对流货物返回来。方便，并且主要是便宜得多。” “那你们什么时候实施这个呢？”马卡尔采夫明白了，没必要提出请求了，但继续说道。 “我想，两个来月吧，最多三个月。” “我们说好了。”马卡尔采夫同意了，以便忘记全苏汽车运输公司的事。“你准备出去吗？” “我昨天刚从芬兰回来，签了协议。让我喘口气……” “好，你休息吧。节日快乐！”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忧郁地想，他自己很久哪儿也没去过了，但是现在也顾不上这个。他要把报纸振兴起来，让亚古博夫有自知之明。把人们调动起来。然后就可以出国了。手很久没有奋笔疾书了，是时候让年轻人看看，该怎么抓住关键了！马卡尔采夫感到，他的大脑在生病期间松弛了并且在逃避，不想行动。应该让自己遵守纪律。他拉出了桌子的抽屉，检查了一下，东西是否都在原位。把社论条样挪近了，带着讥笑浏览了一遍。写得枯燥无味。哪怕引用一首诗也好啊！他喝下了变凉了的茶并把条样扔到了一边。 条样下放着一个蓝色信封，主编打开了它，念了一遍标题，然后皱起了眉，好像因为牙痛一样。心脏还没有反应，可他觉着（是因为恐惧吗？），它已经在跳动，并且跳动得没有节律，一边在减弱，就像那时在中央附近一样。他忘记了社论中必须有的诗，怀着突如其来的愤恨开始看标题为《阳痿制度》的手稿。明白了手稿的内容后，他愤怒地把它扔开了。不知是因为虚弱，还是因为愤慨，他的手指在发抖。又来了？……这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他想要悄悄从桌后站起来，悄悄走出办公室，从女秘书、值班员身边溜过去并不坐汽车回到家里。埋头钻进被子里并躺着，就像他根本没起来过似的。真是愚蠢！他把一沓手稿挪近了，用不听使唤的手指狂怒地把它们归拢起来并塞进了信封。这一次忍耐到头了。 门打开了，拿着公文包的国家安全中尉走了进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紧紧闭上了双唇。 “您好，机要通信。” 中尉打开了公文包，掏出了用挂着火漆印的绳子绗上的登记簿，并用手指了指纵行。主编没有松开嘴唇并感到，心脏大声地提到了嗓子眼并扑通扑通地跳着，他签了字。信使把登记簿放入公文包，在桌子上留下了一个不大的白色信封，然后出去了。里面是保密指令，内容是，吸毒现象，尤其是在青年中，增多了，有鉴于此，特别要禁止刊登这个题材方面的任何材料。马卡尔采夫鼓起了嘴唇，把指令塞进了保险柜。他拿起了装着私自出版物的信封，也扔到了里面。由于剧烈的动作左肩胛骨下出现了他害怕的疼痛感。他急忙掏出了药片并开始吮硝酸甘油。安涅奇卡打开了门，笑着说道：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全编辑部都知道您来了，大家都有事找您，并且都在发誓，有刻不容缓的事。我谁也不放进来。” 洛科特科娃的声音显得遥远，像回声，并且没有立刻传过来。 “请告诉大家，碰头会后我们在大厅集合十分钟。我要祝贺全体人员。奖金的命令准备好了吗？” “好像准备好了。我问问卡申。还有……”安涅奇卡迟疑了一下。“亚古博夫请求准许进来……” “为什么那么正式？亚古博夫可以不经许可。” 她刚一出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立刻就出现了。此时马卡尔采夫又往嘴里放了一片药。硝酸甘油让他感到呼吸轻松了些，尽管疼痛感还没有过去。但是他更好地明白了亚古博夫说的话。 “我很高兴，您康复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实话，您不在时我觉得有点困难。我还感到高兴的是，您儿子的事情顺利解决了。编辑部中有过议论，但是我制止了！……我必须汇报一下，好让您掌握情况：我们发生了人事方面的麻烦。尽管您关于您不在时不解决人事问题的指示得到了无条件的执行，有一次我出于无奈违反了它。伊弗列夫被机关逮捕了。我们以命令的形式辞退了他，尽管命令没有签署……” 马卡尔采夫突然清楚地明白了，他讨厌自己的副手并且应该让他有自知之明。他把空气吸入了肺部，忘记了肩胛骨下面的痛疼，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了出来： “立刻就辞退了？没有尝试一下保护人？还是您，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不能出入那里，不知道该找谁？不可能回到在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人的时代了。我，中央候补委员，完全负责任地告诉您！” 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出了这一切，但是是自言自语。实际上他只是吸了口气并沉默着，压抑着憎恨，看着亚古博夫。马卡尔采夫突然感到，他离开了地面，翱翔在天花板附近，周围的空间充满了一团团白色的东西：不知是雾，还是棉花。上面，在这片空间中，在马卡尔采夫的身边还有一个人在翱翔，他穿着燕尾服和裤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马上认出他来，德·库斯汀男爵也冲他使了个眼色并开始招手叫他跟在自己后面。 “您准备去哪里，天堂还是地狱？”库斯汀问道，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非凡的光泽。 “我……我……”马卡尔采夫迟疑起来，不知所措，并向下看了看亚古博夫。 但是透过雾看不到后者。 “哎呀，请宽宏大量地原谅我，”男爵急忙开始改正，“我都忘了，您不信上帝。您的天堂和地狱在人间，是吗？” 他们并排飘荡着，一团团棉花碰着了马卡尔采夫的脸，蒙住了眼睛，挂在了嘴唇上。男爵好像没有觉察到这一切，所以他轻松而舒服地飘荡着。 “我感觉不好，”马卡尔采夫声音嘶哑地说道，他没有为嘲讽感到生气，“非常不好，只有上帝能够帮助。可我……我可以进天堂吗？” “这个嘛，先生，就看那里怎么决定了。”库斯汀无所表示地向上扬了扬手。 “什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准备好了表示愤慨，甚至暂时停止了吐字不清。“您想说，在那里我的命运也由上面决定，而我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能保护自己……保护……” 马卡尔采夫感到了肩胛骨下的剧痛；疼痛传到了脖子，手酸痛起来，他的身体也突然变得沉重并开始坠落。 “这是真相，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左右。”他说道。“当你感到人道的同情时，会觉得好受些。永恒中的孤独比人间的生活更让人不得安宁，请相信。我斗胆希望，我和您会见面的……” 库斯汀消失在了雾中，而马卡尔采夫降落在了自己的扶手椅中。透过雾亚古博夫变得清楚了，他站在他面前，小小的并且没有表情。 “您有反对意见吗？”亚古博夫问道。 “您说什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含糊不清地问道。 堵住了耳朵和嘴的棉花妨碍听清说话。 “是辞退伊弗列夫的事……” “不，”马卡尔采夫吐出了妨碍舌头转动的棉花，“您处理得正确……我签署命令。” 这就觉着轻松些了，因为不需要行动及自己承担责任。他，马卡尔采夫，以前过于诚实了，所以现在付出了这种疼痛的代价，该死的疼痛！ “领导都到齐了？”波利修克朝门里看了一眼。“过节好，同志们！有几个需要您解决的问题，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又是问题。又需要解决。周围的棉花更多了。也许，说出来——我感觉不好？但是不行，下属不应该知道这个，对于他们我是健康的。 “我们解决。”他咕哝了一句，看了看空空的玻璃杯，然后舔了舔肿起来的干燥的嘴唇。 波利修克与亚古博夫并排站着。伊弗列夫失踪后他连着两天无精打采的，忘记了他自己也要大难临头了。脑子里总是想着统计数字，它证明，记者中的死亡率高于其他类型的职员。他调到报社是个错误，否认这点是愚蠢的。最好回到研究所，写出不管什么样的学位论文并安静地随便上一门非主干课。拿定了这个主意后，他振作了一些。单独跟马卡尔采夫在一起时他可以坦率地谈一谈。对方会帮助在中央拿到调动许可的。但是亚古博夫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故意作对似的。钥匙串当啷一响，卡申探身进了门里来。 “节日快乐，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他微笑起来。“对于您是双重道贺。您最后一张病假条已经到了会计室，钱安娜·谢苗诺芙娜稍后会拿来。祝贺您开始履职。” 他说的是什么犯罪99？——马卡尔采夫没有听清楚。也许，再问一遍？但是难以转到舌头上。它肿了起来，嘴里变得拥挤了。疼痛这么久也不见轻，它该过去了…… “我想问来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什么时候封打字室过节？”瓦连京摇了摇绳子上的铜印。“今年有补充的指示：每台打字机单独封并穿上绳子，防止从反面撬开外罩。我几乎已经封了所有的打字机，只留下了一台，但是在它旁边排起了队，并且大家都是急件。可是指示要在十六点整封打字室。” “这是技术问题，瓦连京，”亚古博夫说道，“我和你不打扰主编去解决它。没看见忙得不可开交吗？” 这么说，亚古博夫察觉到我不舒服了，马卡尔采夫皱起了眉。脑子里嗡嗡在响，我听不清说话。这是由于耳朵里的棉花。 “有人在打专线电话，”亚古博夫礼貌地提醒道，“安静点，同志们！” 就像帝王的权杖一样，专线电话是权力的真正而庄重的标志，它没有被赐予亚古博夫。主编现在自己也听到了铃声。电话放在左边真不方便，要知道伸出左手有多困难。过节后应该换个位置。 “马卡尔采夫。”他对着话筒报告道，尽量不让舌头因为不听使唤而拖长字母并吐字不清。 听筒中响起了霍穆吉洛夫——甘居幕后的人的助手——的声音。 “我提前打个电话，马卡尔采夫，因为要过节了……你记一下：5月5号十一点三十分。” “去见本人？”马卡尔采夫问道。“5号？……报刊节。” “这么说，是这样。” “是什么问题？”他一瞬间听出了语调中报警的意味来。 对方没有回答，于是马卡尔采夫明白了，事情比他觉着的更糟糕。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又问了一遍，尽管他很清楚，不能问，更别说是第二次了。“我好有准备……” “我不知道。”霍穆吉洛夫叹了口气。“我可是，你自己知道，执行者……” 话筒里嗡嗡地响起了低声的忙音。 “该开碰头会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亚古博夫的声音传到了他这里。“您主持，还是委托给我？” “我。”马卡尔采夫不客气地低声说道。“我亲自主持……” 但是他的话淹没在了一团棉花中，并且不知道，他说了出来，还是只是想说出来。他想主持碰头会，还是已经主持了。想祝全体人员五一节快乐，还是已经祝贺了。他是一个人在办公室，还是人们在他周围站着并看着他，不明白，他怎么了……他突然缩小了，成了侏儒，而周围的他们都是巨人。由于害怕他们现在会把他踩死，他冒出了汗，开始张开嘴，试图多吸入些空气，储存起来，以便够下一次呼吸用，但是他们把办公室里的空气都吸了进去，他除了棉花外，什么也没剩下。 他试图站起来，好敞开通风窗，双手撑住了窗台，但是忘记了，手中还拿着专线电话的话筒。话筒掉了下去，挂在了电话线上，继续发出令人不安的滴滴声。然后滴滴声停止了，一个声音问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放好听筒？”亚古博夫急忙抓住听筒，探身越过桌子，把它放在了叉簧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能站起来，他用手在小桌子上摸索了一阵，摸到了铃的按钮。 安娜·谢苗诺芙娜跑了进来，她看到，马卡尔采夫正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并且他的脸色苍白。 “坐着不舒服！”他对她说。“棉花往嘴里钻……憋闷！” “天啊！”洛科特科娃大声喊道。“你们怎么都站着？瓦连京，叫急救车！” 她冲到了窗前，但是没能够打开：挂在外面的肖像框碍事。卡申出去到了接待室并开始拨打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号码和03，他用手掌捂住话筒，免得别人听见。马卡尔采夫此时眼睛注视着安娜·谢苗诺芙娜徒劳地试图打开窗户。 “有空气时，呼吸轻松些。”他清晰地说道。 也许，他没有说，而只是又在想。他突然猜到了，他要死了。他不知道，通常这会怎么发生，此前他没有死过。他的后脑勺感到了沙发椅的靠背，于是意识突然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楚。由于姿势不舒服，后脑勺开始变得麻木。麻木向四面扩散，向上，向下，由于太阳的反光眼睛发花了，然后黑暗来临了。马卡尔采夫得出了自己最后一个结论：人们从后脑勺开始死去。 “看，我们这就在一起了。”一个与编辑部声音不同的悦耳声音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耳朵的紧上方说道。 德·库斯汀男爵又从雾中现身了，他敲了一下佩剑并做出了邀请的手势，不知是去天花板，还是去窗口方向。 “我很遗憾，但是您短暂的尘世空虚结束了，”他安慰马卡尔采夫说，“该溜之大吉了，你们这里好像是这样说的。没什么可怕的，请相信一个早已经历过这个的人，并且他对您有着无法解释的好感。也许，甚至是喜爱……再过一瞬间，就会觉得轻松，而最主要的是，终于觉得自由了。很快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地交流并讨论一切……一切……一切……” 库斯汀又消失在了白雾中，而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周围的雾成了灰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然后突然变黑了。马卡尔采夫突然开始像孩子一样吹气泡。大大的气泡闪烁着紫色的光斑，悬挂在了他的下嘴唇上，顺着下巴滑了下去并破裂了。主编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个东西是外面肖像的巨大的耳朵。 办公室里挤满了来开碰头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所措地站在墙边。马卡尔采夫坐在沙发椅中，双手扶着扶手，并直视自己前方的远处。他仍然还是《劳动真理报》的主编，在领导着，是报纸与上面之间的链条的一个环节。但他已经不是主编了：其余的肢体还在起作用，他的眼睛呆住了，大脑也停止工作了。 “往哪儿走？”一个身穿不干净的白大褂，有着乡下人体格的魁梧医士问道。 他把小箱子举在身前，用它不客气地把人们分开。 “你们迅速赶来了，好样的！”亚古博夫夸奖道，用手指了指方向。 医士不慌不忙地把小箱子放到了主编的桌子上，打开了它，然后拿起了马卡尔采夫的手。手没有与扶手分开，于是小伙子用力把它拽开了。他听了几秒钟脉搏，然后从两面抬起了主编的头并摇了几下。 “没有任何反应，看到了吗？”医士对安娜·谢苗诺芙娜说。 后者把手掌紧贴在喉咙上，站在旁边。 “您打一针！”她命令道。“让他能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这是什么人啊？” “是中央候补委员！” 医士拨开了马卡尔采夫的下眼皮。 “您干什么？他会痛的！” “不痛，”医士认真地说道，“他已经不痛了。有过心肌梗塞吧？”“有过，”安涅奇卡说，“2月26日。” “我们要运到停尸间去。节日期间禁止安葬。他要在停尸间躺到游行结束。请帮忙把尸体放上。” 亚古博夫吩咐卡申帮忙。医士用酒精浸湿了一团药棉并擦了擦手，然后又擦了放着小箱子的桌子的边缘。药棉上有少许酒精从桌子上带下来的凝结的血。这是娜佳老早与伊弗列夫幽会时留下来的血迹。医士把药棉扔进了垃圾篓。 响起了内线电话，于是亚古博夫轻轻地拿起了话筒。 “我是沃罗布耶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祝您节日快乐！噢，还有康复……” “沃罗布耶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打断了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再也没有了。” “没有？可我听说，他来了……是您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您明白吗，应该删掉材料中说游行者将八个人排成一排走过的话。西方报道说，似乎我们事先安排好了全民欢庆活动。要写排成纵队，别的不用写！” “你别着忙，沃罗布耶夫。我们删掉。现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死了。” “死了？那报纸呢？” “报纸？《劳动真理报》会出版的，就算是我们全死了！” 主编死的消息传遍了各部门和印刷厂。看到车间主任们向楼上跑去后，工人们拿出了为工作日结束预备好的酒瓶并把新出来的条样版样放进玻璃杯，开始为马卡尔采夫的灵魂安息而喝酒。铅制油墨会缩短生命，但是能压住伏特加的酒味。 马卡尔采夫的尸体被慢慢地从走廊抬到了楼梯上。一群人跟在担架后面走着。值班守卫员用肩膀使劲一挤，打开了正门的两扇门。两个穿白大褂的人迎面急忙走来。 “站住！” “晚了，”医士说道，“抢救已经晚了……” 担架上盖着单子的马卡尔采夫的尸体一摇一晃的，队列跟在后面从前厅拥到了外面。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与市急救站的人争吵起来，该谁拉走尸体，并且怎么也达不成协议。突然从上面的什么地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歌声： 我们生来就是要把神话变成现实， 跨越辽阔的空间， 钢铁翅膀般的手臂给了我们智慧， 灼热的马达是我们的心脏。 这是为明天的游行而检查街道两旁楼顶上的扬声器。 1969—1979年，莫斯科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