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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作者：约翰·勒卡雷
内容简介
有时候，背叛不为别的，它是一种本能。 一个外勤人员的告密搅动了英国情报机构圆场得之不易的平静，原来圆场十几年来一直潜伏着苏联情报头子卡拉安插的双面间谍，且是圆场四位高层中的一位。乱局之下，已被迫退休的史迈利奉命出山。锅匠，裁缝，士兵，水手，究竟谁是幕后主使？记忆力像计算机一样好的史迈利钻进尘封的故纸堆中寻找蛛丝马迹，逐渐将真相抽丝剥茧，终于解开了卡拉设置的最后一个聪明的结
[导读]寓批判于间谍小说中
南方朔
2003年底，以冷战时代间谍及叛国故事为材料的英国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再出新著《挚友》（Absolute Friends）。他的“间谍小说作家”身份未变，但背景已延伸到了后冷战时代，而美国的军事间谍活动成为新的主要背景。
《挚友》在美国评论界，反应非常两极化，由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从来就不是单纯而狭义的消遣式间谍小说，而是要借着间谍小说来呈现世界的真实、间谍官僚体制的腐化，以及间谍的人性荒芜，因而在这部新著里，遂出现了这样的夹叙夹议：“任何人看看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好了，它只不过是一场为了夺取石油的殖民征服战而已，但却包装成好像是宣扬西方式生活与自由的十字军。而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则是一小群对战争充满了饥渴的犹太基督教地缘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绑架了媒体，剥削着美国人在‘9·11’之后的心理创伤。”
勒卡雷的这种议论，在好战右派当道的此刻，当然是不会被容忍的，当然，对他的挞伐也随之而至。勒卡雷要把他的间谍小说时代背景由冷战推向后冷战，势不可免地将会冲撞到美国军事特务的霸权意识形态，这对他那种寓批判于间谍小说的写作风格，已注定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如果路不崎岖，又怎么可能造就出勒卡雷这个“间谍小说泰斗”的名号呢？
间谍小说，乃是大英帝国高峰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延长。它赞扬英国式士绅官僚的能力与价值，并将它投射到大英帝国扩张之后的那个间谍战的战场。在20世纪里因而出现许多杰出的间谍小说作家，如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毛姆（W.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安布勒（Eric Ambler，1909—1998）、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戴顿（Len Deighton，1929—）等。而这些作家里，本身就曾当过间谍的，以毛姆为始，接着有安布勒、弗莱明、勒卡雷。
勒卡雷乃是笔名，他的本名是大卫·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他的父亲罗纳德·康威尔（Ronald Cornwell）曾是一个非常精明、浮华、顽固的商人，在勒卡雷五岁时，因破产背信而入狱，出狱后曾经再婚与再度经商，但仍延续着过去的浮华作风，1975年在看电视时死亡，他当年积欠英格兰银行相当于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始终未曾清偿。有关勒卡雷的“父亲意象”，在他第十一本具有半自传性的小说《完美的间谍》（A Perfect Spy）里，有着隐晦的透露。
有关勒卡雷自己的间谍经验，开始得极早，1948年当他十八岁时，进入陆军服役，驻扎维也纳，就已替陆军情报处工作。根据《完美的间谍》所说的情节，人们认为他在牛津念书时也曾继续间谍工作。从牛津毕业后，他到著名的统治者预备学校“伊顿公学”任教十二年，而后转入外交部工作。这样的生涯过程，使他对间谍这个领域有着最本质性的理解。间谍、背叛以及间谍变成追查同僚背叛等题材，因而成了他作品的最主要特色，这也就是说，他的间谍小说接上了英国文学里更大的那个批判传统，他的小说遂和别人的极为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最重视的，乃是间谍世界的内在精神分裂症。
因此，勒卡雷的间谍世界与早了他至少一个世代的弗莱明的“007邦德系列小说”可以说乃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在弗莱明的间谍世界里，善恶分明，它乃是在替刚刚兴起的冷战时代打造大众的意识形态，并借此创造新的“大众英雄”。而除了冷战意识形态外，“007邦德系列小说”最明显的特色，乃是它把新的“大众英雄”放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文化脉络里。于是俊男美女、高度的物质讲究、软性情色、正义的暴力、炫耀式的间谍科技，以及仿佛观光度假的场景，还有各式各样的异国情调等，遂做了万花筒式的大会串。
但勒卡雷的间谍世界却显然完全不同了。他曾经说过：“所谓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时，也同时扮演着‘外在的自己’（outside of themselves）。”这是间谍自我的内在分裂性，而显露在间谍体制上的，则是就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忠贞、爱国、勇敢、献身等又和贪婪、权力、腐化、败德、出卖、背叛等相互叠映，造成了另一种精神和体制的荒芜。勒卡雷自己就说过：“我们在以自由为本的前提下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经常是反正义的。而这样的间谍活动也因而反馈到我们社会本身。”也正因此，他的间谍小说遂不像“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鲜亮，反而是充满了破碎、无奈与荒凉。但也正因此，它反而能给人更大的思考空间。有些评论家认为，勒卡雷的作品所注解的，乃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因而它的间谍世界也是各类病灶丛生的新阶段。这样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盛的帝国即无间谍这样的病灶。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与特务问题专家大卫·怀斯（David Wise），他著作等身，反对间谍与特务也最力。他就一再指出，间谍是一种制度与心灵之癌，用它来针对别人时，自己也被下了蛊。
就以这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例，即可举一反三看出勒卡雷笔下间谍世界的荒凉。在他的作品里，以史迈利（George Smiley）为主角的自成一个小系列，这本即是核心之作。
小说以一个一线行动的间谍吉姆·普莱多（Jim Prideaux）外出活动受伤，幸而逃过一劫，而被勒令退休开场。接着，由另外的案件察觉出间谍机构上层有卧底的对方间谍，于是已退休的史迈利被召回来清查，他通过档案整理及阅读，抽丝剥茧，终于得到了答案。
然而，尽管情节看似简单，但它的整个故事被镶嵌在有如拜占庭式的国际间谍背景和众多间谍案例中，因而它整体就像座迷宫一样，显得扑朔迷离。而除了这些基本大纲外，真正重要的，乃是他对这些间谍人物、间谍官僚体系所作的叙述。他们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仿佛007的英雄人物。他们平凡一如其他众生，各有其弱点与问题，而间谍官僚体系则在争权夺利中又有着许多随性和本身的运作逻辑，出卖与背叛也就自动地存在于其中。像普莱多这样的外勤工作者的遭遇，当然也就不足讶异了。而外勤工作者的遭遇，也是勒卡雷长期关注的课题。
本书中最独特的，当然仍是主角史迈利了，他长得平凡，甚至妻子也跟人跑了。作为一个后中年但退职的老间谍官僚，他毫无任何可以成为“英雄”的特质，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当他受命为事，那种老派的精明、干练，在档案文件里追查线索的能力与聪慧，却无疑地显示出他才真是完美的“间谍”。像他这样的间谍与任事态度，或许就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最后一抹残旧的斜阳。
阅读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不像阅读弗莱明“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轻松，勒卡雷的间谍小说深沉有味，他的人物没有被卡通化，因而显得更加实在。那一个个破碎残缺的人物，浓缩着间谍世界的破碎荒凉。这或许乃是他寓批判于小说中的本意吧！
机构和人物表
圆场 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位于剑桥圆场
中心 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的简称
训练所 圆场培训新特务的机构，位于沙拉特
剥头皮组 圆场内负责搞暗杀、绑架、讹诈的机构，位于布里克斯顿
点路灯组 圆场内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的机构，位于阿克顿
乔治·史迈利 圆场资深间谍，小说开始时已被迫退休
卡拉 苏联情报机构头目
安恩 史迈利的妻子
迈尔斯·塞康比 大臣，安恩的表兄
拉康 内阁办公室成员，谍报事务的总监督
里基·塔尔 圆场驻扎在东南亚的外勤间谍
彼得·吉勒姆圆场资深间谍，现为剥头皮组组长
孟德尔 督察长
卡米 彼得·吉勒姆的情人
比尔·海顿 圆场资深间谍，伦敦站站长，多才多艺的剑桥才子
潘西·阿勒莱恩 资深间谍，后为圆场首长
吉姆·普莱多 原剥头皮组组长
托比·伊斯特哈斯 点路灯组组长
罗埃·布兰德 资深间谍，管辖东欧的谍报系统
康妮·沙赫斯 前圆场研究组女王
山姆·科林斯 前圆场间谍，现在的赌场老板
麦克斯 吉姆·普莱多的助手
杰里·威斯特贝 体育记者，圆场外线人员
斯蒂夫·麦克尔沃 圆场的巴黎常驻站站长
杰比第 史迈利的导师
波里雅科夫 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
拉宾 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
1
说实话，要是杜佛少校这个老头没有在汤顿赛马场上突然中风死去，吉姆是根本不会到瑟斯古德学校来的。他没有经过面试就在学期中来了。时间是在五月末，不过从气候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已是五月末了。他是通过专门为预备学校介绍教员的一家不太可靠的介绍所来的，暂时应付一下杜佛老头的课，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是个语言专家，”瑟斯古德在教员休息室对大家说，“是临时性的。”他把额上的一绺头发往上一撩，有点为自己分辩地说。“姓普莱多，”他把字母一个个拼出来，“p—r—i—d”——法语不是瑟斯古德的专长，因此他参看一下手里的纸条——“e—a—u—x，名叫吉姆。我想他帮我们应付到七月没有问题。”教员们不难听出他话里的暗示。吉姆·普莱多是教员里的穷白人。他跟以前的勒夫戴太太和马特贝先生属于同一类，都不怎么样。勒夫戴太太有一件波斯羔羊皮大衣，颇受年轻人崇拜，结果她却是个开空头支票的。马特贝先生是钢琴家，但在为合唱团练唱伴奏时被叫了出来，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就目前所知，他至今还在继续协助，因为他的衣箱仍放在地下室里等待处理。好些教员，其实主要是马乔里班克斯，主张开箱检查。他们说，其中一定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失物，例如阿普拉米安的黎巴嫩母亲的银框相片、贝斯特-英格拉姆的瑞士军用折刀、女舍监的手表。但是瑟斯古德板着他那没有皱纹的脸，坚决不为他们的请求所动。他从他父亲那里接手管理这所学校才五年，可是这五年的时间已经教会他，有些东西最好还是锁起来为妙。
吉姆·普莱多在某个星期五的滂沱大雨中到达。大雨像大炮硝烟似的从昆托克山的褐色山沟里滚滚而下，流过空旷的板球场，渗透到了快要倾圮的校舍的沙岩石墙基里。他是在刚吃过午饭后不久到的，开着一辆红色的阿尔维斯牌旧车，后面拖着一辆旅行住房用的拖车，原来是蓝色的，几经易手，如今已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了。瑟斯古德学校的午后一片宁静，上课的日子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吵吵嚷嚷的，惟有这时才有片刻的安静。学生们都被打发到宿舍里去午休了，教员们则坐在休息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或者改作业。瑟斯古德在替他母亲朗读小说。因此，整个学校里只有小家伙比尔·罗奇亲眼看到吉姆到达，看到阿尔维斯牌汽车从坑坑洼洼的汽车道上吱吱地溅着水开过来，车头上冒着汽，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子不断地来回扫划，后面的拖车在水潭里颠簸地跟着。
那时罗奇还是个新生，大家都认为，如果不说他天赋有什么缺陷的话，至少也有点笨。他在两个学期里已经换过两个预备学校了，瑟斯古德学校是第二个。他是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孩子，患有气喘病，大部分午休时间里都跪在床头上，趴在窗口向窗外瞭望。他的母亲住在巴斯，生活阔绰。大家都认为他父亲是全校最有钱的家长，这样显赫的地位却叫儿子吃了不少苦头。罗奇既然来自父母分居的家庭，天生就是个喜欢留神观察的人。罗奇观察到吉姆没有在校舍前面停下来，却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马厩那边去，可见他对这个地方的布局早已了若指掌。后来罗奇想他一定先来勘察过地形，或者研究过地图。他开到马厩那里以后，也没有停下来，仍保持原来的车速，一直向湿草丛中开过去，接着就翻过了土墩，倒栽葱似的掉到大坑里去，没有了踪影。罗奇原来以为吉姆开得那么快，拖车会跟前面的车子折成直角挂在坑边上，可是结果却像一只大兔子翘起尾巴跳进洞里一样，没有踪影了。
大坑的来历在瑟斯古德学校里传说纷纭。它位于果园、果房和马厩之间的一片荒地，看上去不过是地上凹了一块，杂草丛生。北面有几个小土墩，每个土墩都有一个孩子的身子那么高，上面有一丛丛的灌木，一到夏天就长得密密麻麻。就是由于这些小土墩，大坑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因之出了名，关于它的传说随每一届新生的想像力而异。有一年说，这些小土墩是露天银矿的遗迹，于是大家都起劲地开始挖掘宝藏。又有一年说，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堡垒，于是大家都挥舞棍棒、投掷土块，在这里布阵厮杀。也有一年说大坑是战时的炸弹坑，土墩是炸弹开花时被埋在里面坐着的人体。实际情况却要平淡无奇得多。六年以前，也就是瑟斯古德的父亲突然与城堡旅馆女职员私奔之前不久，他发起修建游泳池，动员学生挖了一个大坑，一头深一头浅。但是募捐来的钱总是不够实现这个雄心，因此就在别的计划上零零碎碎地花掉了，像替美术课购置了一台新的投影机啦，在学校地窖里人工培植蘑菇啦，等等。爱挖苦的人甚至还说，那对私通的情人最后逃到女方故乡德国时，还卷走了一部分捐款。
吉姆不知道这些事情。事实是，他选择瑟斯古德学校里那个在罗奇心中有着神怪传说的角落，这完全是碰巧。
罗奇趴在窗口上等着，不过再没有看到什么了。阿尔维斯牌汽车和拖车都已陷在坑里，要不是草地上有车轮的红泥湿印，他很可能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在做白日梦呢。但是车轮印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午休结束打铃时，他穿上长统雨靴，冒雨蹚水到了大坑边上，爬到高处往下望。吉姆身穿军用雨衣，头戴一顶很特别的帽子，帽檐很宽，像非洲猎帽，但是毛茸茸的，一边卷起，像个放荡不羁的海盗似的满不在乎，上面的雨水就像顺沟而下那么直灌下来。
阿尔维斯牌汽车现在出现在马厩院子里。罗奇始终没有弄明白，吉姆是怎样把它弄出大坑的，但是拖车却还在下面坑里，就在原来预定挖得比较深的一头，停在砖砌的坑底上。吉姆坐在车门踏级上，用一个绿色塑料平底杯喝酒，一只手揉着右肩，好像碰到了什么地方似的。这时大雨如注，从他的帽檐上直灌而下。帽子抬了一下，罗奇看到了一张赤如烈火的脸，褐色的胡子被雨水粘在一起，像两撇犬牙，在帽檐的掩映下，他的脸色显得更红了。脸上尽是横一道竖一道的皱褶，又深又弯曲。罗奇突发奇想，他一定在热带的什么地方挨过饿，饿瘪了以后又饱餐一顿，才把身上填补起来，因此脸上有这么多的皱褶。他的左臂仍横在胸前，右肩高耸在颈后。但整个蜷缩的形状静止不动，像一头冻僵了的动物，凝住在背景前。罗奇一时又突发奇想，希望这是一头雄鹿，一种高贵的动物。
“你这小子是谁？”问话的声音非常像个军人。
“我叫罗奇，先生。我是个新生。”
帽影下面红砖一般的脸打量了罗奇大半天。接着，使罗奇感到放心的是，他的脸色和缓了下来，露出了狼一般的笑容，左手仍按在右肩上，慢慢地又按摩起来，同时他又就着宽口塑料杯喝了一大口。
“新生，嗳？”吉姆对着杯口说，仍在微笑，“这我倒没有想到。”
吉姆现在站了起来，把驼着的背转向罗奇，开始仔细检查起拖车的四条支腿来。这次检查非常严格，把车下的弹簧摇晃了半晌，又把装扮奇怪的车头不断抬高一些，以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地方垫上了几块砖头。在这当儿，春雨如注，下个不停，淅淅沥沥地打在他的雨衣上、帽子上、拖车的车顶上。罗奇注意到，在这一切动作中，吉姆的右肩纹丝不动，高高地鼓在他的颈后，好像雨衣下面塞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因此，他心里想，吉姆是不是一个大驼背，凡是驼背的人是不是都像吉姆那样容易碰痛。而且他还注意到一个普遍规律，值得记住，以后可以应用，那就是背驼的人走起路来步子跨得大，这是为了要保持平衡。
“新生，是吗？我可不是新生，”吉姆一边拉一拉拖车的一条支腿，一边继续说，口气要比刚才友善多了，“我是个老生。你要知道到底多老，那么我告诉你，像瑞普·凡·温克尔2一样老，还要老一些。有朋友吗？”
“没有，先生。”罗奇简单地回答。学生在作否定的回答时都用这种有气无力的口气，肯定的话是让问话的人说。可是，吉姆却什么话也没有说，罗奇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一种希望感。
“我的名字叫比尔，”他说，“我受洗时的正式名字就叫比尔，可是瑟斯古德叫我威廉3。”
“比尔，是啊。没付的账单4。有人这么叫过你吗？”
“没有，先生。”
“反正名字不错。”
“谢谢您，先生。”
“我认识不少叫比尔的，他们都是好样的。”
这样，两人都算是作了自我介绍。吉姆没有把罗奇撵走，因此罗奇就在坑边上待着，透过他雨水淋湿的眼镜往下望去。他吃惊地注意到，砖块是从黄瓜架上卸下来的。有几块已经松了，吉姆一定又弄松了一些。罗奇感到很高兴，居然有人刚到瑟斯古德学校就敢这样自作主张，真的挖起学校的墙脚用在自己身上。尤其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吉姆打开了自来水龙头取水，因为那个水龙头是学校特殊规定谁也不许碰的东西：碰一下就会被罚一顿揍。
“喂，比尔，我问你。你身上有没有正好带着弹珠什么的？”
“什么，先生，什么？”罗奇摸一摸口袋，有点茫然。
“弹珠，老兄。圆圆的玻璃球，那么小的。难道现在学生不玩弹珠啦？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可是玩的。”
罗奇没有弹珠，可是阿普拉米安却有一大堆，从贝鲁特用飞机运来的。罗奇花了大约五十秒钟急忙跑回学校去，冒了极大的风险搞到了一颗，又气喘吁吁地跑回到坑边。他一到坑边就迟疑起来，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大坑已是吉姆的产业了，罗奇要下去得取得他的许可。但是吉姆已经到拖车里面去了，所以罗奇稍微等了一下以后，就蹑手蹑脚地从坑边走下去，从门口伸手把弹珠递进去。吉姆一时没有瞧见他，他正在喝着杯里的酒，呆呆地望着窗外天上的乌云在昆托克山顶上聚起来又散开去。罗奇注意到，这个喝酒的动作实在很困难，因为吉姆要站直身子对着杯口喝，不容易做到。要达到这个角度，他得把佝偻的身子往后仰。这时雨又下大了，像小石子似的噼里啪啦打在拖车上。
“先生。”罗奇叫他，但是吉姆一动也不动。
“阿尔维斯汽车的毛病是，他妈的没有弹簧避震，”吉姆终于开腔道，与其说是对着他的客人，不如说是对着窗户说的，“你开着车，屁股等于挨着路面白线，谁都会变成残废的。”他又往后一仰，喝了一口。
“是啊，先生。”罗奇说。他没有想到吉姆居然以为他会开车。
吉姆已经摘掉帽子。他的淡褐色头发剪得很短，有几块地方剪刀下得太狠了些，露出一道道刀痕，都集中在一边。因此罗奇猜想，吉姆是用他那条好胳膊自己剪头发，这样一来，他看上去更是歪一边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颗弹珠。”罗奇说。
“很好。谢谢你，老兄。”他把弹珠接了过去，放在他硬邦邦的粗糙手心里慢慢滚来滚去。罗奇马上知道他对什么东西都非常在行，他这号人物对什么工具、什么家伙都非常得心应手。“这车不平，你瞧，比尔，”他仍一心一意端详着弹珠说，“一头斜，像我一样。你瞧。”他转身到大窗户一边。大窗户下面有一条铝边，放在那里承接流下来的水。吉姆把弹珠放在上面，看着它朝一头滚去，掉到了地上。
“一头斜，”他又说，“朝车尾一头斜。这可不行。喂，喂，你这小家伙，你上哪儿去啦？”
罗奇一边弯下身去找弹珠，一边注意到这拖车一点也不舒服。尽管里头收拾得特别干净，随便谁都可以是它的主人。车里有一个床铺、一张凳子、一个船上用的炉灶、一个液化气罐。罗奇想，他妻子的照片甚至连一张也没有。罗奇还没有碰见过单身汉，不过瑟斯古德先生除外。他能找到的仅有一些属于个人的东西，是挂在门上的一只网袋、床铺旁边放的一个针线包、一个自制的淋浴喷头，用饼干筒打了洞，干净利落地焊接在车顶上。桌子上有一瓶无色的酒，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为罗奇在假期到他父亲住的公寓度周末时，他父亲喝的就是这种酒。
“看上去东西向还可以，但是南北向肯定是一头斜。”吉姆试一试其他的窗框，“你擅长什么，比尔？”
“我也不知道，先生。”罗奇木然说。
“得有个专长，人人都是这样。足球踢得怎么样？你会踢足球吗，比尔？”
“不会，先生。”罗奇说。
“那么你是个书呆子？”吉姆漫不经心地问，一边哼了一声，倒在床上，喝了一口杯里的酒。“不过我说，你一点也不像是个书呆子，”他有礼貌地又补了一句，“不过你爱独来独往。”
“我也不知道。”罗奇又重复了一遍，朝着打开的门挪了半步。
“那么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呢？”他又喝了一大口，“你总有个专长，比尔，人人都是这样。我最擅长的是打水漂。祝你健康。”
在此时此刻向罗奇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得当，因为他自己正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他最近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什么目标。不论在学习或玩乐上，他都觉得自己有严重的欠缺；甚至学校生活中的日常事情，例如叠被子、收拾衣服，他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而且他也不够虔诚，这是瑟斯古德老太太对他这么说的；他在教堂里不该常常板着面孔。对于这些缺点，他都怪自己不好，但是他最责怪自己的，还是破坏了父母的婚姻，他应该早有预见，采取步骤来防止的。他有时甚至想，他是不是有更加直接的责任，例如，他是不是天生邪恶、破坏成性、懒散成习，他的这种恶劣性格造成了父母的不和。他在以前的那个学校里，曾想用大声叫喊来表明这一点，甚至假装发羊痫风，他的姑姑有这毛病。他的父母为此特地见了面，商量了一下——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常常这样做——最后决定让他转学。因此，在一辆抛了锚的拖车边上，由一个他几乎盲目崇拜的人——而且和自己一样也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无意之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差点让他招架不住。他觉得脸上的血往上涌，镜片上雾气迷蒙，拖车开始融化为一片苦海。罗奇也没有弄清楚，是不是吉姆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见他突然转过身去，驼着的背面向他。他走到桌边，一边说几句补救的话，一边又喝着杯里的酒。
“反正，你观察很仔细，这一点没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老兄。咱们独来独往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人可以依靠，对吗？没有别人看到我。你在那边坑上一出现，让我吓了一跳，以为你是会变魔法的。我敢打赌，比尔·罗奇是全校观察最仔细的人，只要戴着眼镜。是吗？”
“是的，”罗奇感激地表示同意，“我是这样。”
“那么好吧，你就留在这里，留心观察，”吉姆命令道，把非洲猎帽又戴在头上，“我要出去，修理一下支腿。好吗？”
“好的，先生。”
“那弹珠呢？”
“在这里，先生。”
“它一滚就叫我，好吗？朝北，朝南，不管它朝什么方向滚。懂吗？”
“懂，先生。”
“知道哪一边朝北吗？”
“那边。”罗奇马上伸出胳膊，随便指着一个方向说。
“对。那么好吧，它一滚你就叫。”吉姆又说了一遍，然后到雨中去了。一分钟后，罗奇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当吉姆在使劲扳一条支腿时，他又听见了一声不知是痛苦还是愤怒的咆哮。
在那年夏季这个学期里，学生们替吉姆取了一个外号。他们试了好几个名字，最后才人人满意。他们先叫他“骑兵”，因为他有点儿军人气概，有时喜欢无伤大雅地骂几声，常常独自在昆托克山间闲逛。尽管如此，“骑兵”没有叫开。后来他们又叫他“海盗”，有一阵子还叫“匈牙利炖牛肉”，那是因为他爱吃辣。当他们列队走过大坑到教堂去做晚祷时，总有热气腾腾的咖喱、葱头、辣椒的香味向他们飘来。叫他“匈牙利炖牛肉”也是因为他的法语地道，大家认为法语就是连汤带水的。五年级乙班的斯巴克莱能够把他的法语学得惟妙惟肖：“你已经听到了所提的问题，伯格，艾米尔在看什么？”——右手痉挛地一挥——“别瞪着眼睛瞧我，老兄，我又不是施魔法的。Qu’est-ce qu’il regarde, Emile dans le tableau que tu as sous le nez？Mon cher Berger，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出一句清楚的法语来，je te mettrai tout de suite à la porte, tu comprends，你这傻蛋？”5
不过这种吓人的威胁，不论是用法语还是用英语，都从来没有真的实行过，反而很奇怪地增加了他身上的温和神态，这只有透过孩子们的眼光才能看到。
但是，他们对“匈牙利炖牛肉”也不满意。这个外号缺乏其中所包含的泼辣劲儿，没有考虑到吉姆热爱英国的感情，要想引他斗嘴，用这方面的话题去逗他准没有错。傻蛋斯巴克莱只要敢对女王说一句不敬的话，赞叹一下外国哪个地方的美妙，尤其是个热带国家，那么吉姆的脸就会马上涨得通红，一口气说上三分钟身为英国人有多大福气的大道理。他明知道他们是在逗他，但还是上了钩。他说完他的大道理后，常常露出懊丧的笑容，自言自语说什么上当啦、不及格啦之类，还有什么有人脸上要不好看啦，因为要挨罚，多加作业，不能去玩足球了。但是他确实热爱英国，因为说到头，到底没有人为此吃了亏呀。
“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他有一次大声叫道，“知道为什么吗？傻蛋，知道为什么吗？”
斯巴克莱不知道，于是吉姆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球。他说，西边，是美国，尽是贪心不足的傻瓜，糟蹋了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方是中国和俄国——他对它们不加区别——工作服、劳改营、没完没了的长征。在中间则是英国……
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外号叫“犀牛”（Rhino）。
这一半是与“普莱多”谐音，一半是指他喜欢在野外生活和他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这是他们常常看到的。他们早起脱光了衣服，冷得瑟瑟发抖，在排队等洗淋浴时，就可以看到“犀牛”大清早散步已经回来了，驼着的背上背着一个帆布背包，大踏步从峡谷路走过来。晚上就寝时，他们可以瞥见手球场塑料顶篷里，他不知疲倦地在向混凝土墙上击球的孤单身影。有时，黄昏天气暖和，他们可以从宿舍窗户中偷看他打高尔夫球。他常常是先向他们读一本随手从昏暗图书馆抓来的极其英国味的冒险小说，像比格尔斯、潘西·威斯特曼或者杰弗里·法诺尔的小说，然后才去玩高尔夫球，带着一根旧得一塌糊涂的铁头球棍，在场地上走来走去。每次击球，他们在他扭过背使劲向前挥球棍的时候，都等他发出“哼哧”的一声，他从来没有叫他们失望过，他们保持了完整的纪录。在教职员板球赛上，他打到了七十五分才下场，有意把球打得高高的，送给右后方的斯巴克莱。“接住，傻蛋，接住——发出去。好球，斯巴克莱，好孩子，你待在那里就是为着这个。”
尽管他天性宽厚，但是大家都公认他非常了解犯罪心理。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最足以说明的一次发生在学期结束前几天，斯巴克莱在吉姆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第二天的试题，他就拿来出租给考生，每次收费五个新便士。许多学生付了钱后，在宿舍里连夜用手电筒照着，背诵答案，一宿没有睡好。但是临考试时，吉姆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试题。
他坐下来大声道：“这一份试题，你们大家都免费。”接着他就翻开了《每日电讯报》，开始专心致志地读起“施魔法的人”的最新见解了，他们明白这是指几乎任何有头脑的人，哪怕他只是一个为女王利益写文章的人。
最后还有那个猫头鹰事件，在他们对他的看法中，这另有意义，因为这件事牵涉到死亡，而对于死亡这个现象，孩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一个星期三，天气还冷，吉姆提了一桶煤到教室里，就在壁炉中生起火来。他背对着炉火，坐在那里取暖，一边读着一篇法语听写题。先是壁炉烟囱里掉了一些脏土下来，他没有理会，接着就掉下来那只猫头鹰。那是一只很大的谷仓猫头鹰，肯定是因为在杜佛的时代，多年以来，不论冬夏，从来都不清除烟囱里的积尘，它就在烟囱里做起了窝，如今给煤烟熏得昏头昏脑，在烟囱里拼命扑翅挣扎，已经弄得全身发黑，精疲力竭了。它掉在煤块上，又滚到地板上，嘴里叽叽呱呱，身上一阵哆嗦，接着就瘫倒在那里，好像是魔鬼的密使。它的身子蜷缩，翅膀张开，胸口还有点呼吸，眼皮上蒙着脏土，但是脏土缝里那双发呆的眼睛，却直瞪瞪地望着那些学生。没有人不感到害怕，甚至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斯巴克莱也吓怕了。不过吉姆除外。他一言不发，马上把那只飞禽收拾起来，拎到外面去。他们像船上的偷渡客一样，屏息凝神地谛听外面的动静，却听不到什么声音，直到最后才听见走廊那头的水龙头在放水，那显然是吉姆在洗手。斯巴克莱说“他在撒尿了”，这话引起一阵不安的哄笑。但是他们下了课鱼贯走出教室时，发现在大坑旁边的混合肥料堆上，猫头鹰被扔在那里，完全死了，等待埋葬。胆子大一些的人上前一看，发现脖子已经被折断。只有猎场看守人才会这样干净利落地弄死一只猫头鹰，这话是苏德雷说的，因为他家才有猎场看守人。
瑟斯古德这个学校里的其他人，对吉姆的看法却不那么一致。钢琴家马特贝先生的阴魂不散。女舍监站在比尔·罗奇一边，认为吉姆了不起，需要特别照顾：他的背那么驼，可是却行动自如，真是奇迹。马乔里班克斯则说，他是在喝醉酒的时候被公共汽车压的。也是马乔里班克斯，在吉姆表现突出的那次教职员板球赛上，指出那件厚运动衫可能来历不明。马乔里班克斯不是板球队员，但是他与瑟斯古德一起走过来看比赛。
“你认为那件运动衫来路是正大光明的，还是顺手牵羊来的？”他大声问道。
“里奥纳德，这话可太不公道了。”瑟斯古德责备道，一边不断地拍着他的猎犬的侧腹，“咬他，琴妮，咬这坏人。”
但是等到瑟斯古德回到书房里的时候，他已没有笑意，老是觉得放心不下。冒充牛津大学出身的人，他能对付，就像他自己念书时，遇到过不识希腊文的古文老师和不懂神学的牧师一样。这种人在证据面前知道瞒不过去，就会支持不住，最终痛哭流涕，自动告退求去，或者愿意降薪留职。但是真正有成就却隐姓埋名的人，他还没有碰到过，不过他知道自己是不会喜欢他们的。他查了一下校历，就打电话给斯特罗尔和梅德莱介绍所里一个叫斯特罗尔先生的人。
“你到底想要了解什么？”斯特罗尔先生大声叹了一口气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要了解的。”瑟斯古德的母亲在刺绣，假装没有在听，“只不过是，既然要一份书面简历，那就得要完整，不要有遗漏。何况我们付了中介费。”
这时瑟斯古德忽然想，是不是把斯特罗尔先生从沉睡中叫醒过来以后，他又睡着了。
“非常爱国的家伙。”斯特罗尔先生终于开腔道。
“我并不是因为他爱国才聘请他的。”
“他一直没工作，”斯特罗尔细声细气地说道，声音好像是从烟雾腾腾中透过来的，“住了院。脊髓的毛病。”
“这话不错。但是我想他过去二十五年里总不见得都是住在医院里吧。真讨厌。”这最后一句话，他是对他母亲说的，他的手掩着话筒。他这时忽然觉得斯特罗尔先生又睡着了。
“你只雇用他到这学期末，”斯特罗尔轻声说，“你如果不喜欢他，到时候辞退他就得啦。你要的是代课老师，给你的也是代课老师。你说要便宜，给你的也是便宜的。”
“话虽是这么说，”瑟斯古德理直气壮地反驳，“可是我付了你二十镑金币的介绍费，我的父亲跟你来往已有好多年了，你们总得给我一定的保证呀。你在这里是这么写的——我读给你听——你在这里是这么写的：‘受伤前曾在海外任职，从事商业和勘探工作。’把一辈子的工作用这么一句话带过去，未免太含糊了，你说是不是？”
他的母亲一边刺绣，一边点头。“可不是？”她大声接腔道。
“这是第一点。我还要说一点——”
“别多说了，亲爱的。”他母亲提醒他。
“我知道他一九三八年在牛津待过。他为什么没有念到毕业？出了什么事？”
“我好像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中断了学业，”斯特罗尔先生隔了好久以后又说，“只是你太年轻，恐怕记不得了。”
“这么多年他总不可能是在监牢里。”他母亲在沉默了很久以后又说，一边仍低着头刺绣。
“他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瑟斯古德郁郁不乐地说，眼光越过大风吹刮的花园，呆呆地朝着大坑那边看着。
在整个暑假里，比尔·罗奇轮流在他爸爸和妈妈那里住，很不自在，他也始终惦记着吉姆：不知他的背疼不疼；他现在没有课，只有半个学期的薪水，不知在干什么活儿挣钱；尤其是，下学期开学后，他是不是仍在那里任课。因为比尔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吉姆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上很不平稳，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去，深不见底。他担心吉姆像他自己一样，没有自然的地心吸力吸住他。他回忆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特别是关于吉姆问他有没有朋友的话，他很担心，生怕就像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慈爱一样，也辜负了吉姆的情谊，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年龄的悬殊。因此，吉姆可能已经到别的地方找友伴去了，他仿佛看到了吉姆的浅灰色的眼睛在别的学校东寻西觅。他也想像，吉姆像自己一样，也曾经有过自己所爱恋的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因此想找个人来代替。但是想到这里，比尔·罗奇的想像力进了死胡同：他对于成年人怎样互相爱恋无法想像。
除了瞎想以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查看了一本医学书，又向他母亲打听关于驼背的情况，他很想偷一瓶他父亲的伏特加酒，拿到瑟斯古德学校当做礼物，但是他又不敢。最后他母亲的司机把他送到可恨的台阶上时，他连再见也不说一声，就拼命地飞快跑到大坑的顶上。看到吉姆的拖车仍在下面老地方，觉得无限地高兴，只是拖车比以前更脏了，旁边还新翻了一块地，大概是种过冬的蔬菜的。吉姆正坐在车门踏板上向他憨笑，好像他已听到比尔来了，在他出现在坑边之前就摆出欢迎的笑容似的。
就在这个学期，吉姆给罗奇取了一个外号。他不再叫他比尔，改称大胖。他没有说明原因，而罗奇呢，也无法反对，在取名字的事情上一般都是这样。罗奇则以吉姆的监护人自命，他心中自称是摄政王，代替吉姆的那个离去的朋友，不管那朋友可能是谁。
2
不像吉姆·普莱多，乔治·史迈利先生天性不擅在雨中赶路，尤其是在深夜。说真的，他很可能是比尔·罗奇将来长大成人最后定型的样子。矮胖结实，年纪最多刚到中年，从外表上看，他属于伦敦常见的那一类与世无争、温和驯顺的人。他腿短，步履一点也不灵活，他的衣着质地讲究，却不合尺寸，这时已淋得湿透。他的大衣有一种老光棍的味道，那种黑的料子和松软的织法似乎是为了保存水汽。或者是他的衣袖太长了，或者是他的胳臂太短了，就像罗奇一样，他穿上雨衣，袖口总是几乎盖没了他的手指。为了爱体面，他不戴帽子，因为戴了帽子使他显得滑稽可笑，确实是这样。“像个小鸡蛋。”他美丽的太太最近一次离开他之前不久就这么说过，她的评语往往产生长期效应，这次也不例外。因此雨水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不断形成大滴的水珠，使他只得一会儿低头，一会儿仰头，才能看清维多利亚车站那已经被煤烟熏黑的拱门旁的人行道。他是朝西走，回到他住的切尔西住宅区去。他的步履，不知什么缘故，略有迟疑，如果这个当儿吉姆·普莱多从黑暗中出来问他有没有什么朋友，他大概会回答说，什么朋友不朋友的，能叫到一辆出租车就不错了。
“罗迪说话没完没了。”他自言自语道，一阵急雨又落在他那胖乎乎的脸颊上，流到他已经湿透了的衬衫里，“我为什么不站起来就走？”
史迈利一阵后悔，再一次检查自己落到目前痛苦处境的原因，结论是：这完全是自作自受。这样冷静的态度与他秉性谦恭是分不开的。
这一天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头天晚上睡得太迟了，他早上起得特别晚，自从去年退休以来，这已慢慢成了习惯。他发现咖啡已经喝完，就到杂货店去排队，结果等得失去了耐心，于是就决定索性办一下个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早上邮差送来的银行结账单显示，他的妻子已经把他每月养老金提取了大部分。他想，好吧，那就卖掉点什么东西。这个决定有点意气用事，因为他经济情况不错，负责他养老金的那家小银行按月付款，从不拖欠。但是他还是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收藏的格里美尔斯豪森6著作的一册初版珍本包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往寇松街海伍德·希尔书店去，他在那里偶尔和店老板做成一两笔和气的买卖。他在路上越想越气，在公用电话亭里跟他的律师约定下午去见他。
“乔治，你怎么能这么庸俗？没有人会和安恩闹离婚的。送束花给她，然后到我这里来吃中饭。”
这个劝告使他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一些，到海伍德·希尔书店去时心境已很愉快，但是迎面却碰上了罗迪·马丁台尔，他正好从琼佩理发店每周一次理完发出来。
不论从职业上，或社交上来说，马丁台尔都不够资格和史迈利有来往。他在外交部的交际部门工作，他的任务是设午宴招待别人连在柴房也不愿招待的外宾。他是个行踪不定的单身汉，一头灰发，动作是胖人特有的那种灵活轻捷。他喜欢在上衣翻领扣眼上插朵鲜花，穿淡色衣服，稍有机会就喜欢拉拉扯扯，装得好像和白厅7的机要部门关系很熟的样子。几年前他曾“叨陪末座”，参加了白厅一个统一调度谍报工作的小组，但不久这个小组就解散了。战时因为他有些数学才能，也曾在秘密工作圈子的边缘上徘徊，一度在圆场和约翰·兰斯伯里一起参加过一项昙花一现的密码工作，这件事他老是没完没了地提起。但是战争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史迈利有时就得这样提醒自己。
“哈啰，罗迪，”史迈利说，“真高兴见到你。”
马丁台尔说起话来有种上等阶级讲心里话时旁若无人、大声嚷嚷的习惯，在外国度假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弄得史迈利很尴尬，连忙搬出旅馆，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好家伙，那不是谍报大师他本人吗！他们说你已经到圣加伦修道院之类的地方，和僧侣们一起关起门来研读中世纪的手稿了！请马上向我坦白吧。我要知道你究竟在干些什么，一点不漏。你身体怎么样？仍旧爱英国吗？你那漂亮的太太好吗？”他游移不定的目光在街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到史迈利腋下那册包装好的格里美尔斯豪森的著作上，“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你送给她的礼物。他们说你宠坏她了。”他放低声音，可是仍旧震耳：“我说，你是不是又回来干老本行了？别告诉我这都不过是掩护，乔治，是掩护吗？”他尖尖的舌头舔着他的小嘴巴的湿嘴唇，接着，像一条蛇一样，又消失在嘴缝里了。
这样，史迈利尽管责备自己太蠢，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到他们两人都是会员的曼彻斯特广场上一家俱乐部去吃晚饭，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他打发掉。史迈利平时对那家俱乐部视为畏途，避之犹恐不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马丁台尔也是会员。到了晚上，他在白塔饭店吃的中饭仍饱饱的还没有消化掉，因为他的律师是个从来不亏待自己的人，认为只有一顿丰盛的美餐才能使乔治摆脱意气消沉。马丁台尔根据另一种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有四小时之久，他们前面摆着史迈利不想吃的菜肴，交谈着一些熟人的名字，好像他们是被人遗忘的足球队员一样。先是谈到史迈利以前的导师杰比第：“我们的莫大损失，上帝保佑他。”马丁台尔喃喃地说，但是据史迈利所知，马丁台尔从来没有见过杰比第。“唉，真是个行家，你说是不是？可以说，是个真正有才学的人。”接着又说剑桥大学出身的法国中世纪专家菲尔丁：“真有幽默感！头脑清楚，非常敏锐！”接着是东方语言学院出身的斯巴克，最后是斯蒂德·阿斯普莱。俱乐部就是他为了逃避罗迪·马丁台尔那样的俗物而成立的。
“你知道，我认识他可怜的兄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心思都用到别的方面去了。”
史迈利就在酒意蒙眬之中听着他这些废话，嘴上还不时地附和着“是啊”、“不是”、“真可惜”、“没有，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他”，有一次还使他脸红了半天：“唉，别这么说，你过奖了。”最后，马丁台尔终于谈到了一些最近的事：权力的替换和史迈利的退隐。
不出所料，他从老总最后几天的日子开始说起：“你的老上司，乔治，上帝保佑他，他是惟一能把自己的名字保密的人。当然，对你是不保密的，他对你从来没有隐瞒什么吧，是不是，乔治？他们说，史迈利和老总亲如兄弟，一直到死都是这样。”
“他们过奖了。”
“别急，乔治。你忘了我是个老鸟。你和老总就是那样。”他胖乎乎的手做了一个象征结婚的动作，“这就是你给撵出来的原因，不用骗我，这就是比尔·海顿谋到你的差使的原因。这就是他，而不是你，当上潘西·阿勒莱恩的助手的原因。”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罗迪。”
“我要这样说。我要说的还不止这些，还要多得多。”
马丁台尔俯身靠过来的时候，史迈利闻到了琼佩理发店特有的一种刺鼻的香水味。
“我还要说的是，老总根本没有死。有人看到他了。”他连忙摇手，不让史迈利否认，“让我把话说完。维利·安德鲁瓦沙在约翰尼斯堡机场候机室里碰到了他。不是阴魂。有血有肉。维利因为天气太热在酒吧里买一杯苏打水喝，你最近没有见到维利，他胖得像个气球。他转过身来，老总就坐在他旁边，一副布尔人8的穿戴，难看得吓死人。他一见到维利就溜掉了。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我们都已知道了。老总根本没有死。他是被潘西·阿勒莱恩和他的三人帮排挤走的，因此到南非躲了起来，愿上帝保佑他。但是，你不能怪他，是不是？谁都想平平安安度过晚年，你怎么能怪他？我就不怪他。”
史迈利精疲力竭，神经越来越麻木，老半天才听明白这种谣言的荒诞无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荒唐的事情！老总死了。他是长期患病以后，心脏病发作死的。而且他最不喜欢南非了。除了萨里、圆场、贵族板球场以外，他什么地方都不喜欢。真的，罗迪，你不能散播这样的谣言。”他大可以再加一句：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夕，独自一人看着他在伦敦东区的一个火葬场里被下葬的。那个牧师说话还口吃。
“维利·安德鲁瓦沙总喜欢说瞎话，”马丁台尔毫不在乎地沉思说，“我也这样对他说：‘完全是胡说八道，维利，你应该觉得难为情。’”好像他不论从思想上或者口头上，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种愚蠢的谣言似的。他马上又说：“给老总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的，大概是捷克事件吧。那个可怜的家伙，背上挨了一枪，把事情闹到上报了，听说他与比尔·海顿一直很亲密。埃利斯，我们得叫他这个名字，尽管我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像知道自己的姓名一样确实，我们还是得这么叫他，是不是？”
马丁台尔很贼，他等着史迈利接话，但是史迈利不想上钩，于是马丁台尔又心生一计。
“不知怎么，我对潘西·阿勒莱恩当头头总是不能太放心，你呢？乔治，这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是只不过因为我天性不易轻信他人？你善于相人，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觉得我们一起出道的人都不适合掌权。这是不是一个线索？如今很少有人能使我心悦诚服，我总是认为，潘西很明显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是有了那个老狐狸老总以后。他人缘好，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只要一想到他从前在‘旅客’酒吧里闲荡，口里衔着他的大烟斗，给一些头儿买酒喝，那就行了。说真的，谁都不想把背信弃义的事做得太露骨，你同意不同意？还是只要能成功，就不在乎？他到底有什么窍门，乔治，他有什么秘方？”他专心一意地说着，俯身向前，眼光贪婪而兴奋，除此之外，只有吃喝才能使他这样激动，“靠属下的才智过活。可是，这也许就是如今做领导的本领。”
“真的，罗迪，我没法帮你的忙，”史迈利有气无力地说，“我从来不知道潘西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你明白，我只知道他是个——”他想不起用什么词形容才好。
“是个向上爬的人，”马丁台尔提示道，眼光炯炯发亮，“一天到晚眼睛盯着老总的黄袍。如今他黄袍加身，大伙儿都拥戴他。那么谁是他的左右手呢，乔治？谁在给他立功呢？从各方面听来，他干得很不错。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不论潘西到白厅哪一条走廊里去，都替他铺了红地毯，一些次级大臣们得到了上级的特别表扬，名不见经传的人无缘无故得到了大奖章。你知道，这，我以前都见过。”
“罗迪，我无法帮你忙，”史迈利仍这样说，一边要站起来，“真的，我爱莫能助。”但是马丁台尔却拦住了他，用一只油滋滋的手把他按在桌边，一边说得更快了。
“那么谁是狗头军师呢？肯定不是潘西自己。我也不相信美国人又开始信任我们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是狠劲十足的比尔·海顿，我们当代的阿拉伯劳伦斯9，上帝保佑他。你瞧，是比尔，你的老对手。”马丁台尔的舌头又伸了出来，逡巡了一会儿后又缩进去，留下一丝薄薄的笑意。“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他说，“但他从来不是正统派，是不是？天才永远不会是正统派的。”
“史迈利先生，你还要什么吗？”侍者来问道。
“其次就是布兰德：褪了色的纯洁的希望，红砖大学10的教书先生。”但是他仍不放开史迈利，“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谋划的，那就是个退休的人，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假装退休的人。如果老总已经死了，那么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
他们开始穿大衣。看门的已经下班了。他们得自己从空荡荡的棕色衣帽架上取下大衣来。
“罗埃·布兰德不是红砖大学出身。”史迈利大声说，“如果你想知道，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上过牛津的圣安东尼学院。”
史迈利心里想，老天爷帮忙，我能做的至多就是这些了。
“别傻了，亲爱的。”马丁台尔不高兴地说。史迈利令他失望：他面有愠色，好像发觉上当了一样，面颊下部出现了令人看了难受的下垂皱褶。“圣安东尼学院当然是红砖大学，同一条街上有一小块沙岩石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即使他是你的门下。我想现在他已投到比尔·海顿门下去了——别给他小费，是我请客，不是你请客。比尔现在是他们的前辈——以前也是。能够使他们围着他团团转。不过，他有他的魅力，是不是？不像我们有些人。我说这是做明星的资质，属于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有人告诉我说女人们都完全拜倒在他面前，如果女人可以下拜的话。”
“晚安，罗迪。”
“别忘了向安恩问好。”
“我不会忘的。”
“那么别忘了。”
现在雨已下得很大，史迈利全身湿透了，而且上帝为了惩罚他，把伦敦街上的出租车全都隐藏起来。
3
“纯粹是缺乏意志。”他自言自语说，一边彬彬有礼地谢绝了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的招徕，“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只是软弱而已。马丁台尔，你这个头脑轻浮、装腔作势、爱说大话、没有骨气、不事生产……”他跨了一大步，想避开一个看不清的障碍物。“软弱，”他继续说，“无法摆脱一切羁绊过独立自主的生活，”——一潭脏水溅了他一脚——“还有感情上的牵挂，其实都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不管是和我的妻子、和圆场、和伦敦的生活。出租车！”
史迈利向前冲几步，可是已经晚了。两位小姐挤在一顶雨伞下笑着，早已上了车，只见到胳膊和腿的一阵闪动。他陡然拉起黑大衣的领子，继续孤独地前进。“褪了色的纯洁的希望，”他生气地喃喃自语，“街上的一小块沙岩石。你这个爱说大话、喜欢到处打听的厚脸皮——”
这时他记起把格里美尔斯豪森那本书忘在俱乐部了，但为时已晚。
“唉，他妈的！”他大声骂道，为了出气，还停下步来连骂几声，“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他决定把伦敦的房子卖掉。刚才躲在遮篷下自动售烟机旁等雨停的时候，他就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从各方面打听到，伦敦房价飞涨。那很好。把房子卖了，用一部分所得在考兹伍德买幢乡间小屋。还是在伯尔福德？那儿来往车辆太多。斯蒂普尔·阿斯顿？那是个好地方。那么他就以性格怪僻、说话东拉西扯、喜欢离群索居的面目出现，但是也有一两个讨人喜欢的习惯，例如在街上彳亍的时候常常自言自语。也许有点不合时代潮流，但如今谁合时代潮流呢？不合时代潮流，但也不背弃自己的时代。毕竟，到了一定时候，人人都得选择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现在的风一会儿这样刮，一会儿那样刮，你不随风倒，并没有什么不光彩。还是要有主见，坚持不动摇，做自己那一代人的中流砥柱。如果安恩要回来，那么他就把她送到门口请她走。
或者，不一定请她走，这要看她是否归来心切。
在这种前提的慰藉下，史迈利到了国王路，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一会儿，好像要过马路似的。马路两边都是华丽的精品店。在他前面是自己住的贝瓦特街，一条死巷子，他从头走到底，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七步。他当初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些乔治时期的建筑有一种败落敝旧的美，年轻的夫妇靠十五镑过一星期，在地下室里还不敢声张地收个不付税的房客。可是现在却有铁栏杆保护下层的窗户，每幢屋子的路边都挤着停了三辆汽车。史迈利出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走过去时一一看了一眼，哪辆是熟悉的，哪辆不熟悉。不熟悉的汽车中，哪辆又是安装着天线和多一面镜子，哪辆是监视者喜欢的那种没窗的小货车。他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要考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为了保持自己头脑不至于因为退休而萎缩，就像以前他去大英博物馆的公共汽车上熟记沿途的商店门牌号码一样，也正如他背得出自己家中每层楼梯一共有多少级，十二扇门每一扇朝什么方向开一样。
但是史迈利这么做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害怕，这是职业间谍到死都甩不开的秘密的恐惧。由于过去的经历是那样复杂，连自己也记不清结下了多少怨仇，总有一天仇人会找上门来跟他算账。
在这条街的尽头，有个邻居把狗带出来散步。她看到了他，抬起头来说了一句不知什么的话，但是他没有理她，心里知道大概又是关于安恩的话。他穿过马路。他的房子一片漆黑，窗帘仍像他出门时那样拉了起来。他爬上六级台阶，到了门口。自从安恩走了以后，他把收拾屋子的女人也给辞退了：除了安恩以外，没有别人有钥匙。门上有两道锁，一道是班汉牌死锁，一道是丘伯牌管匙锁，还有两片他自制的小木片，只有指甲那么大，一片塞在上面门梁缝里，一片塞在班汉锁的下面。这是他在外出行动时留下来的习惯。最近，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开始使用起来，也许他的目的是为了不要因为她突然回来而吃一惊。他用指尖一摸，两片小木片都在那里。于是他就开了门锁，推了进去，脚下碰到了中午塞进来躺在地毯上的邮件。
他心中想，是什么杂志到期了？《德国生活与文学》？《语言学》？他想该是《语言学》，它早就到期了。他打开门廊的电灯，弯下身去，翻看了一下邮件。一件是他的裁缝寄来的账单，记的是一套他没有订制的衣服，他怀疑很可能现在正穿在安恩的情人身上；一张是亨莱一个加油站寄来的她的汽油账单（才十月九号就没钱了，他们在亨莱干什么呀）；一封是银行来信，说的是关于米兰银行伊明翰分行为安恩·史迈利夫人开户取款的事。
他对着这封信问，他妈的他们两人在伊明翰干什么呀？真是天晓得，谁会到伊明翰跟姘头幽会？到底伊明翰是在哪里？
他正在思量这个问题时，眼光却落在雨伞架上一把没有见过的雨伞上。这是一把绸伞，伞把上有手工缝的皮套，上面有一个金环，但是没有物主的姓名缩写。他的脑袋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既然这把伞是干的，那一定是在六点十五分下雨前就放在那里了，因为架子上也没有水迹。而且这把雨伞很讲究，虽然不新，伞尖不锈钢包头还没有擦划过的痕迹。因此，这把伞属于一个行动敏捷的人，甚至是年轻人，像安恩最近的一个情人。但是既然这个伞主人知道门上塞的木片，又知道进屋以后放回原处，而且还颇为机灵，在推门打乱了（而且无疑也读了）邮件以后，又把它们靠在门边放着，那么极有可能他也认识史迈利。他不是安恩的情人，而是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职业特务，一度跟他亲密共事过，而且就像行话所说的那样，认得出他的“笔迹”。
客厅的门虚掩着。他轻轻地又推开了一点。
“彼得？”他问道。
他从门缝里看进去，靠外面路灯的光，看到沙发一头伸着一双穿着麂皮鞋子的脚，懒洋洋地交叠在一起。
“要是我是你的话，乔治，我就不脱大衣了，老兄，”说话的声音很亲切，“我们还要赶远路呢。”
五分钟以后，穿着一件宽大的棕色旅行大衣，乔治·史迈利郁郁不乐地坐在彼得·吉勒姆的敞篷跑车的客座中。那件大衣是安恩送他的礼物，是他惟一干燥的大衣。原来彼得把他的车停在附近另外一个广场上，所以他之前没有发现。他们的目的地是阿斯科特，那是个以女人和赛马著称的地方。不过作为内阁办公室奥立弗·拉康先生的宅邸所在，就不怎么有人知道了。拉康先生是各类不同委员会的一位高级顾问、谍报事务的总监督。或者，用吉勒姆那有失尊敬的话来说，是白厅的管家。
比尔·罗奇在瑟斯古德学校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心里在想，他每天盯着吉姆，最近终于有了效果。昨天吉姆令拉兹吃了一惊。星期四他又偷了寄给阿隆逊小姐的信。阿隆逊小姐教提琴和《圣经》，罗奇因为她脾气温柔而巴结着她。据女舍监说，园丁助手拉兹是个D.P.，而D.P.不会说英语，或者说不了几句英语。女舍监又说，D.P.的意思是不同的人11，反正是战时从外国来的。但是昨天吉姆和拉兹说了话，他要拉兹帮忙摇车前的启动杆，而且他是用D.P.的母语跟他说话的，反正是用D.P.说的话跟他说的，拉兹当场高兴得跳起来。
关于阿隆逊小姐的信，这事要复杂一些。星期四上午从教堂回来后，罗奇到教员休息室去拿他们班上的练习簿，当时墙边桌上有两封信，一封是给吉姆的，一封是给阿隆逊小姐的。吉姆的一封是用打字机打的，阿隆逊小姐的一封是手写的，笔迹倒有点像吉姆自己的笔迹。罗奇看到这两封信时，教员休息室里空无一人。他就自己动手取了练习本，正要不作声地退出去时，吉姆从另外一扇门进来了，他是早上散步回来，满脸通红，气喘吁吁。
“快走吧，大胖，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俯身在墙边桌子上。
“好吧，先生。”
“天气有点变化不定，是不是，大胖？”
“是的，先生。”
“好吧，快走吧。”
到了门边，罗奇回头看一眼。吉姆已经直起身来，打开那天早上的《每日电讯报》。桌上空了。两封信都不见了。
是不是吉姆给阿隆逊小姐写了信，又改变了主意？也许是求婚？比尔·罗奇又有了一个想法。最近，吉姆弄了一台旧打字机，是一台破雷明顿牌的，他自己动手修好的。他是不是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一封信给自己？他难道这么寂寞，自己给自己写信，还偷别人的信？想到这里，罗奇便睡着了。
4
吉勒姆懒洋洋地开着车，但是开得很快。车厢里充满了秋天的各种气味。月光皎洁，田野上弥漫着雾，寒气袭人。史迈利心里想，不知吉勒姆多大年纪了，他估计是四十岁，但是在朦胧之中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在河上划船的大学生。他操纵排挡拉杆，动作潇洒，好像他是在水里一样。无论如何，史迈利有些生气地想，这辆汽车对吉勒姆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了伦尼梅德，开始爬上埃格汉姆山。他们已经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史迈利问了十多个问题，所得的答复却不值一文钱，现在他心中有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久久不散。
“我觉得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和我们一起撵出来，”他不愉快地说，一边把大衣下摆裹得紧一些，“你具备一切条件：工作出色、忠心耿耿、处事谨慎。”
“他们让我负责‘剥头皮’。”
“唉，我的上帝。”史迈利打了一个寒战说。他把胖乎乎的下巴周围的衣领拉了起来，不禁想起了布里克斯顿，还有那个当做剥头皮组大本营的阴沉严峻的校舍。剥头皮组的正式名称叫“旅行组”，是冷战初期老总在比尔·海顿建议下设立的，当时暗杀、绑架、讹诈成风。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是海顿提名的。这是个小单位，大约只有十一二个人，专门处理一些突击的任务，如果由国外常驻人员来干，不是太肮脏了，就是太危险了。老总总是这么教诲人，谍报工作要做得好，必须慢慢来，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但是剥头皮组对他这条原则却是个例外。他们干起来可不是慢慢来的，而且也不文雅，因此反映了海顿的气质，不是老总的气质。此外他们出去都是单枪匹马，因此他们被安顿在一个没有人瞧见的地方，在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拉着铁丝网。
“我问过你知道不知道‘横向主义’这个词儿？”
“当然不知道。”
“这是现在最in的理论。我们本来是逐级上下的关系，现在是横向合作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的时候，圆场是分地区管理的。非洲、附庸国、俄国、中国、东南亚等地区，每一个地区由自己的头头率领，老总高高在上，掌握一切。你还记得吗？”
“听起来已如隔世。”
“现在呢，一切活动都集中领导，叫做伦敦站。地区取消了，实行了横向主义。比尔·海顿是伦敦站长，罗埃·布兰德是他的第二把手，托比·伊斯特哈斯像哈巴狗似的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奔跑。他们是国中之国。他们什么都保密，不跟普通人来往。这倒使我们感到更加放心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倒不错。”史迈利说，有意不去理会对方影射的话。
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泛起许多记忆，他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这一天好像当做两天度过似的，一天是在俱乐部和马丁台尔一起度过，一天是现在和吉勒姆在梦中度过。他们驶过了一个松树养育林。树林缝里，月光成了一条条的。
史迈利开始问道：“埃利斯有没有什么信——”但是他又用比较试探的口气问：“埃利斯有没有什么消息？”
“仍在隔离之中。”吉勒姆简短地答道。
“哦，是的。当然。我并不想打听。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身体倒复原了，他还能走动吗？据我了解，背部受伤可不是好玩的。”
“他们说他的情况很好。安恩怎么样，我忘了问。”
“很好。很好。”
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已经离开了大路，弯到一条石碴煤层路上。两边都出现了黑色的树影，出现了灯光，接着是个高耸的门廊，树梢头上是一栋破旧败落的房子尖顶。雨已经停了，但是当史迈利下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他听到了四周尽是雨水淋湿的树叶的萧萧声。
是啊，他想，上次我来这里也是下着雨。那时候，吉姆·埃利斯的名字是头条新闻。
他们梳洗过以后，在天花板高高的衣帽间里观看了拉康的爬山用具，这些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谢拉顿式的五斗柜上。现在他们围成半圆形坐着，面对着一把空椅子。这栋房子是方圆几里内最难看的一栋，拉康没有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他有一次曾称之为“伯克郡行宫”，他向史迈利解释，“是一个烟酒不沾的百万富翁盖的。”客厅很大，彩色玻璃的窗户有二十英尺高，大门口古松参天。史迈利环顾周围一些熟悉的摆设：一架堆满了乐谱的大钢琴、穿着僧袍的教士的古画、一叠铅印的请帖。他四处找剑桥大学的船桨，发现它横挂在壁炉上方。壁炉里仍旧烧着火，但是在那么大的壁炉里显得很小气。寒酸的气氛盖过了贵气。
“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乔治？”拉康问道，好像是对着一个耳聋的老姑奶奶在大声嚷嚷，“你不感到与世隔绝吗？要是换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惦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伙伴。”
拉康的个子又瘦又高，态度生硬，有些孩子气，据圆场才子海顿说，是个教会和间谍圈子里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教会的显要人物，他的母亲出身贵族。有时比较时髦的周日报纸写到他，说他是“新派人物”，因为他年轻。他脸上因为刮胡子太匆忙有些刮破了。
“我过得很不错，谢谢你的关心。”史迈利客气地说。为了要再敷衍几句，又说：“是啊。是的，我当然很惦念。你呢？一切顺利吗？”
“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非常顺利。夏洛特得到了罗迪安学校的奖学金，这很不错。”
“那很好。”
“你的太太呢，她还是很漂亮吧？”
他的表情也有点孩子气。
“是很漂亮，谢谢你。”史迈利很洒脱地想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们都看着那个双扇门。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瓷砖地上的铿锵脚步声。史迈利猜，是两个人，都是男人。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高大人影。史迈利一眼又瞥见了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照应，黑头发，矮个子，但是进屋子的只有前面一个人，一进来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门关上了。
“请在外面把门锁上。”拉康叫道，接着他们听到了钥匙锁上的咔嚓声，“你认识史迈利的吧？”
“是的，我认识。”那个人影从阴暗处向他们走过来时说，“我记得他曾经派给我一次任务，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他的声音像南方人一样柔和，但无疑有殖民地的口音。“我是塔尔，先生。槟榔屿来的里基·塔尔。”
炉火一闪，照亮了他半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可是却把眼眶照成了一个空洞。“还记得吗，一个律师的儿子？你一定记得，史迈利先生，我的第一片尿布还是你换的。”
这时奇怪的是，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吉勒姆和拉康在旁看着，好像教父教母一样，而塔尔握着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道，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寻找庇护。他感到口渴，心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人：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炽热，剥头皮组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小姐，名字叫做罗斯。
据塔尔自称，他和一伙比利时人混在一起，在各岛屿和北方海岸之间走私枪支。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支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抢走了他的女朋友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训练，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连串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当其他用途。
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位澳洲律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沦陷，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于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到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战争结束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他更常干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灵魂中的罪恶打掉。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支走私贩，在印尼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已经发生变乱。塔尔奉令回去混进枪支走私贩子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替共产党运送枪支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塔尔要切断他们的联系，帮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有一天晚上把他们都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到布里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执行特殊任务，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捉拿茅茅12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是他还记得一两件事，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塔尔被派到巴西去，跟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索取贿赂。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新闻界透露了风声。当时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被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后在西班牙，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个波兰外交官被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赏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吉勒姆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
5
“这事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塔尔开始说。
“在四月间，”吉勒姆插言道，“从头到尾说得尽量精确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间，”塔尔不动声色地说，“布里克斯顿平静无事。我们在这里静候待命的，我估计，大约有五六个人。彼得·森布里尼从罗马回来，赛·范霍佛刚在布达佩斯干了一仗，”——他露了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大家闲着无事，就在布里克斯顿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据塔尔说，这时突然香港站发来急电要人。
“他们说有一个苏联低层贸易代表团在香港，为莫斯科市场搜购电气用品。有位代表在夜总会里抛头露面，名叫鲍里斯，详细情况，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没有记录。他们已经盯了他五天，代表团预定还要待十二天。从政治上来说，由当地的弟兄们来处理，这太棘手了，但是他们认为突然找到他头上去，可能奏效。收获不见得会很大，但这有什么关系？也许可以把他当存货买下来，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当存货的意思是转卖给别国的谍报机关，或者跟他们交换，这是剥头皮组常做的低层叛逃人员的买卖。
吉勒姆没有理会塔尔，他说：“东南亚是塔尔负责的区域。他正好闲着没事，因此我派他去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发电报汇报结果。”
每次别人一说话，塔尔就陷入了梦境。他的眼光呆滞，看着说话的人，眼里升起一层雾，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说话。
“于是我照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做了，”他说，“我总是听吩咐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我真的是个听话的人，尽管有时候有些容易冲动。”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飞，用的是澳洲护照，自称是汽车推销商，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夹层里还放着两份没有用过的瑞士护照，以备逃跑之用。这是两份紧急文件，可以按照当时情况需要填写，一份是给鲍里斯用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他住进九龙金门饭店，到附近不远的地方，在一辆汽车里和香港的情报员碰头。
说到这里，吉勒姆侧过身去向史迈利轻声说：“塔夫蒂·西辛格，是个小丑，前皇家非洲步兵团的少校。潘西·阿勒莱恩派的人。”
西辛格根据一个星期来的监视，给了他一份关于鲍里斯动向的报告。
“鲍里斯真是个怪物，”塔尔说，“我搞不懂他。他每晚狂喝痛饮，没有断过。他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几乎站不直了。白天他还跟着代表团视察工厂，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苏联官员的样子。”
“多大年纪？”史迈利问道。
吉勒姆插进来说：“他的签证申请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于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亚历山德拉旅馆，那是远在北角的一个破烂的旧房子，是代表团的驻地。他和别人一起吃饭，到了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九龙一带夜总会集中的地区。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皇后大道的一间酒店——‘猫的摇篮’，他请本地的商人喝酒，一举一动像个大人物的样子，一直待到午夜。从‘摇篮’出来，他又直接杀到湾仔，到一个叫‘安琪儿’的地方，那里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儿’设在地下室里，是个水手和游客爱去的小酒馆，鲍里斯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着账单收据。他大多喝白兰地，有时来杯伏特加，换一换胃口。他和一个欧亚混血儿有过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找过她，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他感到很孤独，坐在床上哀叹，说他的老婆不识他的天才。这确实是个突破，”他讥讽地加了一句，这时拉康拨弄了一下煤块，火势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摇篮’去，亲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觉去了。他们不想知道。”
有的时候，塔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在听他自己的录音带一样。
“他在我之后十分钟到了，带了自己的女伴，一个高大的瑞典金发女人，还有一个中国女人跟在后面。里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张桌子。他们要了威士忌，鲍里斯付的账，我坐在六尺远的地方，眼睛看着那个蹩脚乐队，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腔，说话的全是那个瑞典女人。他们说的是英语。那个瑞典女人问鲍里斯住在哪里，鲍里斯说住在怡东酒店，这显然是鬼扯，因为他明明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亚历山德拉。好吧，亚历山德拉是家小旅馆，怡东酒店听起来好听一些。到午夜时分，他们就散了。鲍里斯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这又是说谎，因为他并没有回去——这叫什么，杰克与海德13，对！——换了装出去寻欢作乐的那个正派医生。因此，鲍里斯究竟是谁呢？”
一时没有人理他。
“是海德。”拉康看着他搓洗得发红的手说。他又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
“海德，”塔尔重复说，“谢谢你，拉康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于是趁他们付账的时候，就赶紧先出去，赶在他前头到湾仔，在他还没有到‘安琪儿’之前就到了那里。这时我已经十之八九知道他有问题。”
塔尔用他干干的细长手指一一数说理由：第一，他从来不知道有苏联代表团不带一两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来监视团员，不让他们到寻欢作乐的场所去。鲍里斯怎么能够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溜出来呢？其次，他看不惯鲍里斯大把大把花外币。这是违反苏联官员的脾气的，他坚持说：“他们根本没有外币可以给他花。要是有的话，早就给他老婆买假珠宝了。第三，我不喜欢他那样说谎。他这个人太油腔滑调了。”
于是塔尔在“安琪儿”等着，果然不错，半小时后，他的海德先生独自一个人来了。“他坐下来后点了一杯酒。他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喝酒，作壁上观。”
又是史迈利得到塔尔的青睐。“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史迈利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注意的是一些小事情，”他仍旧对着史迈利推心置腹地说，“就以他坐的地方来说。说真的，先生，要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我们也不会比鲍里斯坐在更合适的地方了。他离出口处和楼梯最近，可以一目了然看清进门入口处和店里一切的活动。他是用右手的，因此左边有道墙保护。鲍里斯是个职业特务，史迈利先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在等候接头的人，可能是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等我这样的笨蛋上钩。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敲诈一个贸易小代表是一回事，朝着中心训练出来的老手挥大腿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吉勒姆说：“自从改组以后，剥头皮组就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要收买双重特务。一碰到这样的对象就得马上转给伦敦站。这道命令是比尔·海顿亲笔签发的。如有一丝反抗的意味，就要解职。”他补充一句，特别说给史迈利听：“按照横向原则，我们的自主权极其有限。”
“我以前也干过双面间谍，”塔尔坦白说，声音当中有一种好人受委屈的味道，“请相信我，史迈利先生，他们都是一帮不好惹的人。”
“他们肯定是的。”史迈利说，把眼镜框往上一推。
塔尔打电报给吉勒姆说“未成交”，就订了回国的机票，上街采购去了。他后来又想，反正飞机要到星期四才走，他在走以前不妨去鲍里斯的房间偷点东西，把本捞回来。
“亚历山德拉真是个破烂地方，史迈利先生，它在马宝道上，有一排木头阳台。至于门锁，一见到你来就自动打开了。”
因此没有多久，塔尔就进了鲍里斯的房间，背顶着门，等眼睛习惯黑暗。他站着还没有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眬地用俄语和他说话。
“那是鲍里斯的老婆，”塔尔解释道，“她正在哭。好吧，我就暂时叫她伊琳娜。吉勒姆先生有详细资料。”
史迈利已经在表示不同意了：他说不可能是老婆。中心是绝不会让他们夫妇同时出国的，他们总是留下一个，派一个去——
“也许是露水夫妻，”吉勒姆挖苦地说，“没有正式结婚，但是长期同居。”
“如今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颠倒过来的。”塔尔说，脸上堆笑，不对任何人，更不是对着史迈利，但是吉勒姆又白了他一眼。
6
史迈利在这次见面一开始就保持一种老僧入定的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论是塔尔讲的故事，还是拉康或吉勒姆偶尔的插话，他都不为所动。他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坐着，短腿蜷缩，脑袋低垂，胖乎乎的双手交叉地放在鼓鼓的肚子上。他低垂的眼皮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已经合上了。他的惟一动作是拿下眼镜来用领带的绸衬里擦一擦，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仿佛浸泡过了，赤裸裸的，令看到的人很不好意思。但是，他插嘴的话和在听了吉勒姆解释以后发出像老学究那样空洞的声音，现在对在场其他人变成了一种信号，引起一阵椅子的移动和清一清嗓子的声音。
拉康第一个说话：“乔治，你喜欢喝什么？要我给你倒一杯威士忌吗？还是别的？”他请人喝酒的样子显得很热心，好像是给别人吃治头痛的阿司匹林。“我刚才忘记问了，”他解释道，“乔治，来一杯提提神吧。究竟是冬天呀。是不是有点凉飕飕的？”
“我很好，谢谢你。”史迈利说。
他倒是想喝一杯新煮的咖啡，但他不好意思开口。他也记得拉康家的咖啡很难喝。
“吉勒姆呢？”拉康接着问。不，吉勒姆也觉得不能喝拉康的酒。
他没有问塔尔要喝什么，塔尔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对伊琳娜的出现没有惊慌失措。他在没有进屋之前已想好了退路，他马上就采取行动。他没有拔出手枪来，也没有伸手按住她的嘴巴。他没有搞这一套把戏，他只是说他是为了一件私人的事来找鲍里斯的，他很对不起，但是他要坐下来等鲍里斯回来。他用很道地的澳洲口音——非常适合一个从南半球来的生气的汽车销售商——解释说他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但是他绝不让一个连寻欢作乐的钱也没有的死俄国人，在一夜之间就把他的女人连钱一起偷走。他越说越气，但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看那女人的反应。
塔尔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进鲍里斯的屋子是十一点三十分，离开时是一点三十分，还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见面。这时情况已完全颠倒过来了：“不过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干什么不规矩的事。可以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对不对，史迈利先生？”
这种无心的讽刺似乎触动了史迈利的心事。
“对。”他了无生气地同意。
伊琳娜在香港的出现并没有什么特别，西辛格也不是非知道不可。她本人就是贸易团的正式团员，她是个收购纺织品的专家。“想起来真叫人不敢相信，她比她的老头还更合乎条件。她完全像个孩子，从我的喜好类型来说，有点像个女学者，但她年轻，不哭的时候，笑容动人。”塔尔奇怪地有点脸红，“跟她在一起很有趣。”他坚定地说，好像是跟别人的相反意见在争辩，“从澳洲阿德莱德来的托马斯先生在她生命中出现，正好是她为那个死人鲍里斯发愁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她以为我是个从天而降的天使。她能够找谁说说她的丈夫而那个人不会借机害她呢？她在代表团里没有谈得来的人，她说，甚至在莫斯科，她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了解，你一边到处跑一边又要保持破裂的关系是什么滋味。”史迈利又陷于沉思出神状态，“一个旅馆接着一个旅馆，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甚至不许和本地人随便谈话，或者对陌生人笑一笑，她就是这样形容她的生活的。史迈利先生，她认为这种生活实在太痛苦了，因此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而且床头总有一个伏特加空酒瓶为证。为什么她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呢？她不断地问着这句话。为什么她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阳光呢？她喜欢旅游，她喜欢外国孩子，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生来自由、无拘无束的孩子？她不断地说：生下来就无拘无束，生下来就自由。‘我是个乐天的人，托马斯。我是个正常的、喜欢交际的女人。我喜欢与人来往！我喜欢他们，既然我喜欢他们，我为什么要欺骗他们？’接着她又说，但问题是她很早以前就被选拔来做这种工作，这就把她冷冻成了一个老太婆，与上帝隔绝。因此她才喝了酒，痛哭一场。这时她仿佛已经忘了她的丈夫，而且，还因为发了一顿脾气表示很抱歉。”他说话又迟疑起来，“我可以嗅得出来，史迈利先生。她身上有金子。我一开始就可以嗅出来。各位，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伊琳娜就有力量，也有才能。她可能有点固执，但仍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拿出来。如果我遇到一个慷慨大方的女人，我就能凭直觉感觉得到，史迈利先生。我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个女人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我也不知道如何来解释我的直觉才好。有的人能够嗅出地底下有水……”
他似乎在等候有人能表示共鸣，因此史迈利就说：“我明白。”伸手搔一搔耳垂。
塔尔带着一种奇怪的依赖表情看着史迈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第二天早上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退了机票，换了旅馆。”
史迈利突然睁大了眼睛：“你对伦敦那边是怎么说的？”
“我没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吉勒姆说。
“我怕吉勒姆先生会说‘立即回国’。”他答道，会意地看了吉勒姆一眼，但没有得到回应，“你知道，很久以前，我刚出道的时候，曾经犯过错误，中了美人计。”
“他上了一个波兰女人的当。”吉勒姆说，“他当时也凭直觉感到那个波兰女人是慷慨大方的。”
“我知道伊琳娜不是美人计，但是现在我怎么能希望吉勒姆先生相信我呢？没有办法。”
“你告诉西辛格了没有？”
“没有。”
“你延迟回国，向伦敦提出什么理由？”
“我原定星期四起飞。我估计国内的人要到下一个星期二才想起我来，特别是鲍里斯是只‘死鸭子’。”
“他没有提出理由。‘管家’星期一算他旷职，”吉勒姆说，“什么规章制度他都违反了。不是规章制度的，他也违反。到下一个星期三，甚至比尔·海顿也发脾气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听着。”他悻悻地说。
不管怎么样，塔尔和伊琳娜第二天晚上碰了面。第三天晚上又碰面。第一次碰面是在一家饭馆里，没有什么进展。他们设法不让别人看到，因为伊琳娜怕得要死，不仅怕她丈夫，还怕代表团里的保安人员，塔尔叫他们猩猩。他请她喝酒，她谢绝了，还全身哆嗦。第二次碰面的那个晚上，塔尔还没有放弃，仍等着她慷慨大方起来。他们搭电车到维多利亚山顶，挤在穿白色短袜戴遮阳帽的美国太太中间。第三次他租了一辆汽车，带她在新界兜风，最后因为距离中国边界太近，她突然害怕起来，于是他们又折回到港口这边来。不过，她对这次兜风还是很喜欢，不断谈到一路上景色的美丽，还有那鱼塘和稻田。塔尔也喜欢，因为这次出游向他们两个人都证明，没有人盯他们的梢。但是用他的话来说，伊琳娜仍旧没有打开心扉。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一开始就假装是澳洲人托马斯。我跟她鬼扯了不少关于在阿德莱德郊外的绵羊场，还有城里大街上有玻璃落地窗户的房子，在灯光照射下的‘托马斯’三个字。她不相信我说的。她点着头敷衍了一会儿，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说‘是啊，托马斯’，‘不，托马斯’，然后就说别的了。”
第四天晚上，他开车到俯瞰北岸的山顶上，这时伊琳娜告诉塔尔，她爱上了他，还说她是莫斯科中心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而且她知道塔尔也是同行。从他的态度警觉，听人说话时的眼神贯注，她可以看得出来。
“她以为我是英国谍报上校。”塔尔板着脸说，“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觉得她大概快要疯了。她说起话来一半像个廉价小说中疯疯癫癫的女主角，一半又像个有教养的好小姐。她最喜欢英国人。她老是说，英国人是君子。我买一瓶伏特加给她，她一下子就喝掉半瓶。为英国君子干杯。鲍里斯是主角，伊琳娜是他的配角。这是一出夫妻搭档的戏，总有一天她要跟潘西·阿勒莱恩谈，告诉他一个大秘密。鲍里斯是在收买香港的商人，附带替当地苏联常驻站传递情报。伊琳娜当通讯员，译出微点通讯，帮他收发无线电报，速度极快，使别人无法窃听抄收。理论上是这么计划的，懂吗？那两个夜总会，前一个是他和本地联系碰头的地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退路。但是鲍里斯实际上只想喝酒，追舞女，浇愁解闷。或者出去散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因为他没法与他的妻子待在一个房间里。伊琳娜只能哭着等他回来，或者喝得烂醉，想像自己单独坐在潘西的壁炉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内幕和盘托出。我在山顶上坐在汽车里，让她不停地说着。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想打断她。我们看着港口上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了起来，农夫们带着扁担和煤油灯走过。我们只需要等亨弗莱·鲍嘉14穿着晚礼服登场了。我的脚跺着伏特加酒瓶，让她说下去。我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事实，史迈利先生，这就是事实。”他说，是希望别人相信他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史迈利的眼睛紧闭，他对任何恳求都无动于衷。
“她就这样开了头，”塔尔解释道，好像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他没有参与其间，“她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我，从出生一直到遇到托马斯上校，那就是我。妈妈、爸爸、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鲍里斯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旅行时和发电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我看她那套变戏法的道具：可以暗藏密码报告的钢笔、秘密照相机等，应有尽有。‘等潘西看到了不知会怎么说。’我顺着她这么说。那些都是大量生产的货色，不是什么精致的东西，不过材质还是上等的。最后，她全盘说出苏联在香港的常驻站的全部情况：跑腿的、安全联络站、信箱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
“你还是记住了。”吉勒姆没好气地说。
是的，塔尔同意。他差不多记住了。他知道她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刚成年就当了特务，要讲真话不容易，他想，作为开端，她已经不错了。
“我有点同情她，”他又用那种虚伪的坦白口气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频率相同，互相没有干扰。”
“可不是？”拉康难得插了一句话。他脸色苍白，但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由于从百叶窗的窗缝里射进来的晨曦所造成的，则无法知道。
7
“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第二天、第三天又跟她见面了，我心里想，就算她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也快了。她一会儿说什么潘西要在圆场给她一个高级职务，在托马斯上校领导下工作，还一个劲儿地跟我争，应该给她一个中尉还是少校当。一会儿她又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间谍了，她要种种花，养养鱼，跟托马斯过太平日子。接着她忽然又想起修道院来，说：浸信会修女要给她洗涤灵魂。我几乎笑死了。我问她，谁听说过浸信会有修女？她却说，这没关系，浸信会是最伟大的教会，她的母亲出身农民，她知道。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二大秘密。我问她，那么，第一大秘密是什么？她不肯说。她只说，我们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之大，我连想也无法想像，我们两人都没有希望，除非她跟潘西兄私下密谈一下。‘我的天，到底是什么危险？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很得意，要想表现一下，但是我一追问，她又闭口不言了。我怕得要死，生怕她回去跟鲍里斯坦白。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够了。那天已是星期三了。贸易代表团定于星期五飞回莫斯科。她搞暗号这一套很在行，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这样一个神经病呢？史迈利先生，你知道女人一坠入情网是什么样子。她们很难……”
吉勒姆打断了他的话。他命令道：“你别岔开，好不好？”塔尔不高兴地停了一会儿。
“我所了解的是，伊琳娜要叛逃——照她的说法是跟潘西密谈。她还有三天时间，她越快脱身，对谁都越好。如果我再等下去，她就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我就采取行动，直接去找西辛格，他大清早刚打开店门我就去找他。”
“星期三，十一号，”史迈利喃喃道，“伦敦时间是凌晨。”
“我想西辛格一定把我当做了鬼。我对他说：‘我要直接跟伦敦通话，跟伦敦站长本人。’他拼命和我辩论，反对我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坐在他的桌前，在用了一次就得扔掉的便签簿上拟了电报的密码，西辛格像只病狗一样看着我。我们得让电报伪装得像一封外贸密电，因为西辛格是以做贸易为掩护的。这多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有些紧张，的确有点紧张。然后我把剩下的便签簿烧了，由电报机上发出密电。这个时候，全世界没有旁人，只有我知道那张纸上的密码是什么意思，甚至西辛格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要求按照紧急事态处理，给予伊琳娜叛逃者的待遇。我坚持要给她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条件：现款、国籍、新的身份、不大事宣扬、一个安定生活的地方。毕竟，我可以说是她的业务代表，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抬眼一看，似乎因为这话是对他说的而感到吃惊。“是的，”他很客气地说，“是的，可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他也有份。”吉勒姆咬着牙轻轻地说。
听到这话，或者猜到了这话的意思，塔尔生了气。
“这完全是造谣！”他叫道，脸涨得通红，“这是……”他瞪了吉勒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介绍她到当时为止的经历和她能接触到的机密，包括她在中心的工作。我要求派审查人员和空军的飞机来。她以为我会要求在中立国与潘西·阿勒莱恩亲自碰面，但是我认为我们这样是徒劳无益的。我建议他们派出伊斯特哈斯手下一两个‘点路灯的’来照顾她，最好还有个医生。”
“为什么要‘点路灯的’？”史迈利厉声问道，“他们是不许处理叛逃者的。”
“点路灯的”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手下的人，驻地不在布里克斯顿，是在阿克顿。他们的任务是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
“啊，史迈利先生，自从你走了以后，托比的地位提升了，”塔尔解释道，“他们告诉我，甚至他的街头艺术家15都用凯迪拉克汽车。而且，如果有机会，还抢剥头皮的饭碗，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他们已成了伦敦站之下的主力了。”吉勒姆简短地说，“这是横向领导原则的一部分。”
“我估计审查人员需要半年工夫才能把她审问完毕。不知什么缘故，她对苏格兰着了迷。她很想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跟托马斯在一起。在高原上养儿育女。我的电报发给伦敦站，用单位的名义，发的是急电，限官员亲自处理。”
吉勒姆插进来说：“这是最高限度机密的新规定。目的是要跳过密码室的处理。”
“但不是在伦敦站？”史迈利说。
“这是他们的事。”
“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比尔·海顿得到了那个差使？”拉康说，转过身面对史迈利，“伦敦站的站长？他实际上是他们的活动总指挥，就像老总在的时候潘西所担任的一样。他们把名称都换了，所以你不太清楚。你知道，你的老伙伴们对名称是很在乎的。吉勒姆，你应该向他介绍一下，让他了解状况。”
“我想我是了解情况的，谢谢你。”史迈利有礼貌地说。他对塔尔装出一种睡意蒙眬的样子问道：“你刚才说，她说到一个大秘密？”
“是的，先生。”
“你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到了这一点没有？”
他碰到了要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碰就痛的地方，因为塔尔皱了一下眉头，向拉康，又向吉勒姆投射了疑问的一瞥。
拉康猜到了他的意思，马上声明：“史迈利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你在这间屋子里告诉他的之外。”他说：“对吗，吉勒姆？”吉勒姆点头称是，看着史迈利。
“我把她告诉我的话如实告诉了伦敦方面。”塔尔悻悻然回答，好像被剥夺了讲个动听故事的机会似的。
“确切的措词是什么？”史迈利问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自称有对圆场利益攸关的进一步情报，但尚未透露。’大概如此。”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他们等待着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也要求伦敦站长通知这里的吉勒姆先生，我一切安全，没有旷职。”
“他们通知了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吉勒姆挖苦地说。
“我等回复等了一天，到晚上还没接到。伊琳娜正常地工作了一整天。你知道，这是我坚持要她那样做的。她想假装发烧，躺在床上，但我不同意。代表团在九龙有工厂要参观，我叫她跟去，别露出马脚。我要她发誓不再碰酒。我不希望她在最后一分钟闹出意外。我要她在脱逃以前一切保持正常。我一直等到晚上，才又加发了一个急电。”
史迈利蒙眬的眼光盯住他面前那张苍白的脸。“你当然收到了他们的回电了吧？”
“‘电悉。’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通宵未睡，急得出汗。到天亮还没有接到答复。我想，也许皇家空军飞机已在途中。我想，伦敦大概是为谨慎起见，要等到一切齐备以后才通知我。我的意思是，你离他们这么远，你只能信任他们。不管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只能信任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的时候的确是可靠的，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没有人接他的腔。
“我是在为伊琳娜担心，懂吗？我敢肯定，再等一天，她就要垮了。最后答复终于来了，却根本不是答复。这是拖延时间：‘请告知她工作部门、莫斯科中心以前的联系人和熟人的名字、目前上司的名字、参加中心的日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也记不清了。我马上拟了一个回电，因为我跟她约好三点钟在教堂碰头——”
“什么教堂？”又是史迈利问。
“英国浸信会教堂。”令大家奇怪的是，塔尔又脸红了，“她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去做礼拜，只是去转转。我在门口装作若无其事地等着，但是她没有露面。这是她第一次失约。我们约好如果没有碰上，三小时后就到山顶上去，然后按一分钟五十级的速度下山再回到教堂，直到见到面为止。如果她出了事，她就把游泳衣挂在窗户上。她是个游泳迷，每天游。我赶到亚历山德拉，没有游泳衣。我还有两个半小时的充裕时间。除了干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史迈利说：“伦敦站给你的电报等级是什么？”
“是速件。”
“但是你的电报是最速件？”
“我的两次电报都是最速件。”
“伦敦来的电报有人署名吗？”
吉勒姆插进来：“电报不再署名了。外动人员和伦敦站打交道是把它当做一个单位的。”
“你自己译的吗？”
“不。”吉勒姆说。
他们等待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在西辛格的办公室里等着，但在那里不受欢迎。他不喜欢剥头皮的，而且他在中国大陆有件要紧的事，他怕因为我而被破获掉。因此我坐在咖啡馆里等，我忽然想到不妨到机场去一趟。这是随便想到的，好比你可能会想‘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我叫出租车司机开快点。我连杀价都没有。好像疯了一样。我在讯问处前也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打听到俄国的飞机或在俄国过境的飞机。我来不及看班机时间表，就问一个中国职员，但是昨天以来，没有一架飞机飞俄国，下一班飞机要到今晚六点。但是这时我灵机一动。我一定得知道呀。那么包机呢？不属于正常航班的那些客机、货机或过境的飞机呢？从昨天早上起就没有飞机去莫斯科吗？真的没有吗？这时有个小姐答复了我，她是一个中国籍的空中小姐。她喜欢我，明白吧。她存心帮我忙。她说两个小时以前有一架苏联飞机临时起飞。只有四个乘客上机。大家注意的是个女病人。一个女人。处在昏迷状态。他们得用担架抬她上机，她的脸上绑了绷带。有两个男护士和一个医生和她一起走，就是这几个人。我打电话到亚力山德拉去，这是最后的一丝希望了。伊琳娜和她冒牌丈夫都还没有结账，但是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那家倒霉的旅馆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也许音乐早已开始演奏了，但是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这房子里四处传来了不完整的片段：有吹笛子的，有录音机上放的儿歌，有演奏得比较老练的提琴曲子。拉康的几个女儿都已醒了。
8
“她很可能是生病了，”史迈利迟钝地说，对象主要是吉勒姆，不是别人，“也很可能是昏过去了。把她护送走的人也很可能真是护士。看起来，她的情况够糟的。”他又补充一句，斜眼瞥了一下塔尔，“毕竟，从你发出第一封电报到伊琳娜离开香港之间只有二十四小时。根据这样的时间安排，你很难把原因归于伦敦那边。”
“正好可以这样，”吉勒姆看着地板说，“时间固然很紧，但刚好够，要是伦敦有人——”他们都等着他把话说完，“要是伦敦有人手脚快。当然莫斯科也得手脚快。”
“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想的。”塔尔得意地说，接过史迈利的话，不去理会吉勒姆，“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说的。别急，里基，我说，如果不小心，你就徒劳无功了。”
“也很可能俄国人无意中发现了，”史迈利坚持己见，“保安人员发现了你们往来的事，就把她弄走了。你们那样往来，他们没有发觉才怪呢。”
“也可能她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尔提示说，“先生，我也懂得一点心理学。我知道夫妻之间闹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惹他生气，所以刺激他，看他怎么反应。‘你想知道你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说些这样的话。鲍里斯一怒之下，报告了猩猩，他们揍了她，押送她回国。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到了，这你可以相信我，史迈利先生。说真的，我都一一想到了。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抛弃他，都会这样的。”
“还是言归正传吧，好不好？”吉勒姆压低嗓门生气地说。
于是塔尔又继续说，他现在承认，足足有二十四小时，他像疯了一样。“我一般不是常常那样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够经常的了。”
“我感到很懊丧。你几乎可以说感到很恼火。”
他认为快要到手的一块大肥肉给无缘无故抢走了，因此感到很生气，盛怒之下，不顾一切跑到那些常去的地方去瞎闯。他到“猫的摇篮”去，又到“安琪儿”，到天明时分，已到过十几家其他的地方，且不论一路上碰到的一些女人。他还到亚力山德拉去了一趟。他想和那几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吵一架。等他清醒下来以后，他想起了伊琳娜，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决定在飞回伦敦之前到他们约定当信箱的地方看一下，说不定她在走以前给他写了信。
一半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半大概是因为我实在放不下心，万一她的信留在墙洞里没有人去取，而她自己又束手无策，只能干着急。”他又这么补充一句，真像个知过必改的好孩子。
他们有两个地方交换信件。第一个地方是在旅馆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
“见过他们用竹子做的脚手架吗？真是巧妙之极。我见过这种有二十层楼高的脚手架，苦力扛着预制混凝土构件爬上去。”他说有一根没有用的竹桩，大约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如果伊琳娜真的抽不出时间来见他，就用这竹管做信箱，但是等到塔尔赶到那儿，竹管是空的。第二个地方是在教堂座位的后面，他说：“是他们放小册子的书架下面。这个书架原来是个旧衣柜。如果你在教堂里跪在后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块板是松的。背后有个洞，尽是垃圾和老鼠屎。但是我告诉你，这真是最保险不过的信箱了。”
他说话停顿了一下，大家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里基·塔尔和他的莫斯科中心的情妇一起跪在香港一所浸信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
塔尔说，在这个信箱里，他找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整整的一本日记。字迹清楚，两面书写，因此墨水就常常渗透过来。写得很匆忙，但没有什么涂改。他一眼就知道这是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写的。
“不过，这里的这本不是，这本是我抄的。”
他把瘦长的手指伸进他的衬衫里面，取出一个皮夹，有一条很宽的皮带系住，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折得皱巴巴的纸。
“我猜她是在被揍之前把日记送到那里，”他说，“或许她还在那儿做最后一次祷告。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以前不知道你懂俄语。”史迈利说。这句话别人没有注意，但是塔尔注意到了，他马上露出了笑容。
“唉，史迈利先生，干这行当，你得要有一项专长，”他打开那叠纸解释道，“我学法律可能不怎么行，但是多学一种外语肯定是有用的。我想你大概知道诗人是怎么说的吧？”他抬起头来，面露笑容道，“‘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先生，是个伟大的国王说的，他就是查理五世。我的父亲记得很多名言，这一点我不是吹嘘，不过奇怪的是，他除了英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语。要是你们同意，我把日记念给你们听。”
“他一句俄语也不懂，”吉勒姆说，“他们两人一直用英语对谈。伊琳娜学过三年英语。”
吉勒姆说这话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拉康看着自己的手。只有史迈利看着塔尔，塔尔对于自己开的小玩笑咯咯地笑着。
“都准备好了？”他问道，“那么好吧，我就开始吧。‘托马斯，你听好，我现在告诉你。’她总是称呼我的姓，”他解释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叫汤尼，但是她总叫我托马斯。‘这本日记是我给你的礼物，万一他们没有等我和阿勒莱恩谈话就把我带走。托马斯，其实我宁可给你我的生命，当然还有我的肉体，但是我想更能使你高兴的，只有这个可怜的秘密了。请好好利用它！’”塔尔抬起头来，“上面写的是星期一。她写了四天日记。”他的声音平板，甚至有些倦意，“‘在莫斯科中心，传说很多，上级很不满意。特别是一些小萝卜头，他们想显得重要，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在参加贸易部之前，有两年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里管档案。在那里工作很单调，托马斯，气氛很不愉快，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们鼓励我们互相猜疑，不能跟任何人讲心里话，一次也不能，这真使人憋得难受。在我的下面有个办事员叫伊夫洛夫，他的社会地位和职务都比我低，但是由于气氛憋人，我们倒很谈得来。对不起，有时候我们只有通过肉体交谈，你应该早一些出现，托马斯！伊夫洛夫和我好几次一起上夜班，最后我们决心违反规定在大楼外面见面。他跟你一样，是金头发，托马斯，我喜欢他。我们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餐馆里见了面。在俄国，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莫斯科没有贫民区，这是瞎说。伊夫洛夫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勃洛特，但他不是犹太人。他给我一些咖啡，那是他在德黑兰的一个朋友偷偷带给他的，他很讨人喜欢，还给了我几双丝袜。伊夫洛夫告诉我，他对我很倾倒，说他以前工作的部门负责保管中心的全部外国间谍的档案。我听了大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部门，这是有些喜欢做梦的人的瞎想，以为中心的全部秘密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唉，也许我们都是这种喜欢做梦的人。’”
塔尔又中断了朗读。“这里又是另外一天。”他宣称说，“她一开始说了一大堆‘托马斯，早安’啦、祷告啦，还有一些情话。她说，女人写信不能没有对象，所以她写给托马斯。她的男人一早就出去了，她有一个小时。我念吧？”
史迈利的嗓门里咕噜了一声。
“‘我第二次和伊夫洛夫碰头是在伊夫洛夫妻子的一个表兄弟房子里，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员。屋子里没有别人。这次碰面极其秘密，干了一件我们在报告里称为犯罪的事。我想，托马斯，你自己也一定干过一两次这样的事！在这次见面时，伊夫洛夫还告诉我下面这件事，目的是要巩固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托马斯，你注意听着。你听过有个叫卡拉的人吗？他是个老狐狸，中心里最狡猾、最神秘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名字，我们俄国人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伊夫洛夫虽然告诉了我这件事，但是他怕得要命，因为据他说，这牵涉到一个大阴谋，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阴谋。伊夫洛夫说的事如下。托马斯，由于这是极度机密，你只能告诉你最可靠的人。你绝不能告诉圆场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在这个谜解开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轻信。伊夫洛夫说，他原来说曾在外国间谍档案部门工作，这话不是真的。他捏造这件事只是为了要向我炫耀他对中心的内幕知道得很详细，让我知道我爱上的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实际情况是，他曾经担任卡拉的助手，参与过卡拉的一个大阴谋，他以大使馆司机和助理译码员身份为掩护，驻在英国，从事阴谋活动。为此，他有个工作上的假名叫拉宾。这样，勃洛特就一变而为伊夫洛夫，再一变而为拉宾——可怜的伊夫洛夫，他对此还感到很得意。我没有告诉他，在法语里，拉宾是什么意思。16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居然以名字多寡计，这也是很少见的。伊夫洛夫的任务是为一个地鼠服务。所谓地鼠就是潜伏很深的间谍，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西方帝国主义内部挖了很深的地洞，这次是个英国人。地鼠对中心很珍贵，因为要打进去很费时间，常常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的工夫。英国的地鼠大部分是卡拉在战前招募来的，出身都是上层阶级，甚至有对自己出身感到厌恶的贵族，结果私底下成了狂热分子，比他们一些懒懒散散的英国工人阶级同志还要狂热执迷得多。有的甚至要申请入党，还是卡拉及时制止了他们，引导他们做特殊工作。有的曾在西班牙与佛朗哥法西斯主义作战，为卡拉物色人才的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后，推荐给卡拉。有的是在战时苏英结成同盟时招募来的。有的因西方在战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失望……’这里好像断了。”塔尔看着自己的稿子说，“我在这里写了‘断了’两字。我估计是她的先生回来得比预计早。墨水迹都化开了。谁知道她把这玩意儿塞在什么地方。床垫下面也说不定。”
这话如果他是当笑话说的，并没有引起笑声。
“‘拉宾在伦敦服务的那个地鼠，代号叫做杰拉德。他是卡拉招募来的，他是一个极大阴谋的目标人物。据伊夫洛夫说，只有极有能力的同志才有资格为地鼠服务。因此，伊夫洛夫即拉宾在大使馆里表面上固然无足轻重，常常受到种种侮辱，比如在举行招待会时和女侍一样站在酒吧后面侍候客人，但实际上他是个要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秘密助手，后者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
史迈利这时插话，要塔尔把名字拼出来。塔尔好像一个演员台词说了一半给打断了感到不高兴，粗鲁地说：“P—o—l—y—a—k—o—v，听清楚了吗？”
“谢谢你。”史迈利不为所动，仍旧很有礼貌地回答。他的态度明确显示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塔尔又继续说下去。
“‘维多洛夫本人是个极其狡猾的职业老手，伊夫洛夫这么说。他作为掩护的职务是文化参事，他与卡拉说话就是用这个身份。作为文化参事的波里雅科夫，他筹组苏联方面派人到英国各大学和团体讲学，介绍苏联的文化情况。一到晚上，他作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工作则是根据卡拉从中心发来的指示，与地鼠杰拉德联系，发给指示，接受汇报。为此，维多洛夫上校即波里雅科夫要用一些跑腿的人，可怜的伊夫洛夫有一阵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实际控制地鼠杰拉德的还是在莫斯科的卡拉。’”
“写到这里真的乱了，”塔尔说，“她是在夜里写的，不是喝醉了，就是吓怕了，这一页写得乱七八糟，说到走道里有脚步声，猩猩们对她瞪白眼。这部分就不译了，好不好，史迈利先生？”他得到点头许可后又继续下去，“‘为了地鼠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极其周密。从伦敦发到莫斯科中心给卡拉的书面报告，即使在译为密码以后，也分成两半，由不同的通讯员发送，有的在大使馆正规公文下面用隐形墨水书写。伊夫洛夫告诉我，地鼠杰拉德有时提供的机密资料，连维多洛夫即波里雅科夫一时也应接不暇。有很多都是拍成照片，但没有冲洗出来，一星期常常有三十卷。底片如果不按规定的方法打开，就会曝光。有的资料则是地鼠在极其机密的会面时讲的话，用特制的录音带录下来，只有用特制的复杂机器才能播放出来，这种带子如果曝光或者用的机器不对，也就全都洗掉了。这种会面都是紧急性质的，每次总是不同的、突然的，我只知道这一点，还有都是在越南遭到法西斯侵略最严重时期，在英国，极端反动派又掌握了政权。而且据伊夫洛夫即拉宾说，地鼠杰拉德在圆场是个高级官员。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我既然爱你，我就决定要敬重所有的英国人，尤其是你。我不能想像一个英国绅士是卖国贼，不过当然，他是完全有权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的。而且我对圆场任何一个人员的安全都担心。托马斯，我爱你，你知道了这件事后可要小心，这也可能害了你。伊夫洛夫是个像你一样的人，即使他们叫他兔子……’”塔尔没有把握地说，“最后有一点……”
“读下去。”吉勒姆轻声说。
塔尔把那一叠纸稍微拿高一些，仍旧平铺直叙地念道：“‘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也是因为我害怕。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坐在床边，像个疯子似的盯着我看。我下楼去喝咖啡时，保安人员特里波夫和诺维科夫像野兽一样看着我，无心吃东西。我想他们在那里一定有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香港站来的阿维洛夫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还是个孩子。托马斯，你有没有不小心走漏了什么？你是不是瞒着我把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你可以明白了，非找阿勒莱恩不可。你不用责备自己，我可以猜得出来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我内心是自由的。你只看到我坏的一面：喝酒、害怕、撒谎。但是我内心燃烧着一种新的幸福光芒。我常常想，秘密世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被永远放逐到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孤岛。但是，托马斯，这不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上帝让我看到，它就在这里，就在实际世界的中间，实际世界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只要打开门走出去就可以得到自由。托马斯，你一定要永远寻找我已经找到的光明。这就是爱情。现在我要把这本日记拿到我们的秘密地方去，趁现在还有时间，把它放在那里。亲爱的上帝啊，我希望时间还来得及。上帝在教堂里给了我庇护。请你记住：我也在那里爱过你。’”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他的手在拉开衬衫把那叠纸放回皮夹里去的时候是哆嗦的，潮湿的。“还有最后一句，”他说，“说的是：‘托马斯，你为什么不记得童年时代的祷告文了？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好人。’我对你们说过，”他解释道，“她疯了。”
拉康已经拉开了窗帘，白昼的光线直泻进来。窗户对着一个小骑马场，洁姬·拉康，一个梳着辫子、戴着帽子的胖胖女孩，骑着她的小马，在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跑着。
9
史迈利在塔尔走以前，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的眼光没有看着塔尔，而是近距离地看着眼前，他发肿的脸因为这个悲剧而显得有些泄气。
“这本日记的原本在哪里？”
“我把它放回到那个信箱里。史迈利先生，我是这样想的：等我找到日记的时候，伊琳娜到莫斯科已有二十四个小时了。我估算她一开始接受审问，就没什么气了。很可能他们在飞机上就会拷打她，着陆后又来一遍，等那些壮汉吃了早饭后，就开始审问。他们对胆小的就来这一套：先拷打再审问，对不对？因此很可能过不了一两天，中心就会派人到教堂后面去搜查，对不对？”接着又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我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
“他的意思是说，莫斯科中心如果认为他没有见到日记，就不会那么急着想割断他的喉咙。”
“你把日记拍了照没有？”
“我没有带照相机。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日记内容抄在上面，把原本放了回去。一共整整花了我四小时。”他看了一眼吉勒姆，在白昼的光线里，塔尔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内心的深刻恐惧，“我回到旅馆里时，我的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他们把墙纸都撕下来了。旅馆经理叫我赶快搬走。他不想知道内情。”
“他带着一把手枪，”吉勒姆说，“他不让它离身。”
“你说得没错，我枪不离身。”
史迈利同情地咕噜一声，好像消化不良一样：“关于你和伊琳娜的几次见面：秘密信箱、安全暗号、万一无路可走的退路等。这些玩意儿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她？”
“是她先提出来的。”
“安全暗号是什么？”
“肢体语言。如果我敞开衬衫领子，她知道我已观察过地方，一切安全。如果系上扣子，就取消碰头，到约好的第二次时间和地点。”
“伊琳娜呢？”
“手提包。左手，或者右手。我先到那里，在她能够看得见我的地方等她。这样她就能选择见面还是分手。”
“这些事都发生在六个多月以前。那么这六个月以来你在干什么？”
“休息。”塔尔粗鲁地回答。
吉勒姆说：“他吓怕了，躲了起来。他逃到吉隆坡，躲在一个小山村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有个女儿叫丹妮。”
“丹妮是我的小乖乖。”
“他与丹妮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吉勒姆说，把塔尔说的话都当做没有听见一样，这是他的习惯，“他全世界都有老婆，不过现在似乎是这个得宠。”
“为什么你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来见我们？”
塔尔没有说话。
“你不想和丹妮一起过圣诞节吗？”
“当然想。”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你在怕什么？”
“有谣言。”塔尔愠愠地说。
“什么谣言？”
“吉隆坡来了个法国人，告诉大家我欠他钱，要请律师来对付我。我根本没欠谁的钱。”
史迈利转过身来问吉勒姆：“圆场里还把他当做叛逃者吗？”
“大概是吧。”
“他们到现在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不归我管。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前一阵子伦敦站针对他开了几次作战会议，但是没有请我去，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想大概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结果。”
“他现在用的是什么护照？”
塔尔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我一到马来亚就把托马斯的护照扔了。我想托马斯不合这一个月莫斯科的口味，我还是马上把他做掉为妙。我在吉隆坡让他们给我弄了一个英国护照，名字叫普尔。”他把那份假护照拿给史迈利，“还蛮划算的。”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瑞士护照呢？”
又是一阵谨慎的沉默。
“是不是他们搜查你的旅馆房间时丢了？”
吉勒姆答道：“他一到香港就把护照藏起来。这是例行的做法。”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是编了号的，史迈利先生。虽然是空白护照，但是编了号的。老实说，我有点害怕。如果伦敦知道这号码，莫斯科可能也知道，我想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那么你怎么处理你的瑞士护照呢？”史迈利仍旧脾气很好地再问一遍。
“他说他扔了。”吉勒姆说，“更有可能是他卖了。或者换了现在这个。”
“怎么？怎么扔的？你是不是烧了？”
“是的，我烧掉了。”塔尔说，声音有点紧张，一半是威胁，一半是恐惧。
“因此，当你说到那个法国人在打听你的时候——”
“他是打听普尔。”
“但是除了伪造那份护照的人以外，还有谁听说过普尔呢？”史迈利问，一边翻着护照。塔尔没有说话。“告诉我你是怎样来英国的。”史迈利提议说。
“从都柏林绕道来的。这不成问题。”塔尔压力太大时，撒谎就很不灵光。也许得怪他的父母。他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快，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硬。
“你怎么到都柏林的？”史迈利一边问，一边检查护照中间一页的海关戳章。
“靠美女。”他恢复了自信，“一路都是美女。我认识一个小姐，她是南非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我的一个好朋友让我搭货运机到好望角，到了好望角，那个小姐把我藏了起来，然后托一位驾驶员免费把我带到都柏林。东方那边的人都还不知道我已离开了半岛。”
“我正在全力进行调查。”吉勒姆看着天花板说。
“你最好小心一点儿，”塔尔朝他那一头不客气地说，“因为我不想让不该知道的人去调查我。”
“你为什么来找吉勒姆先生？”史迈利问，一边仍在检查着普尔的护照。它看上去是个已经用过的旧护照，翻了很多次，里面登记得不是太满，也不是太空。“当然，除了你害怕以外。”
“吉勒姆先生是我的上司。”塔尔一本正经地说。
“你有没有想到他可能直接把你转给阿勒莱恩？毕竟，就圆场高层而言，你是一个通缉犯。”
“是啊。但是我认为吉勒姆先生和你史迈利先生一样不喜欢现在的新安排。”
“他也很爱英国。”吉勒姆解释道，带着辛辣的讽刺味道。
“是啊，我有点想回国。”
“你有没有想过找吉勒姆先生以外的人？比如说，为什么不找海外的常驻站？这样你就少点危险。麦克尔沃仍旧是巴黎站的站长吗？”吉勒姆点点头，“你瞧，你大可去找麦克尔沃先生。当初是他把你找来的，你可以信任他——他是老圆场人了。你大可以安然无事地待在巴黎，不用到这里冒生命危险。啊，上帝，拉康快去！”
史迈利已经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巴，眼睛望着窗外。在小跑马场里，洁姬·拉康趴在地上尖叫，一匹无主的小马在树丛中猛冲乱跑。他们在看着的时候，拉康的妻子，一个长头发的漂亮女人，腿上穿着冬天的厚袜，跳过篱笆，把孩子抱了起来。
“她们老是摔下来，”拉康不快地说，“小孩子摔不坏。”而且一点也不客气地又说：“乔治，不是每个人的事都要你操心。”
他们慢慢地又坐下来。
“如果你到巴黎去，”史迈利又说，“你走什么路线呢？”
“同一条路线到爱尔兰，然后大概从都柏林到巴黎的奥利机场。你要我怎么走，从海上过去吗？”
拉康听到这话气红了脸，吉勒姆怒吼了一声，站了起来。但是史迈利似乎毫不在乎。他又拿起护照，慢慢地翻到前面。
“你是怎样与吉勒姆先生联系的？”
吉勒姆代替他回答，说得很快：“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停车。他留一张条子在车上说他要买这辆车，署名是他的工作名字特仑奇。他提了一个碰头的地方，并且暗示要我在向别人兜售之前暂时保密。我带了法恩去替我把风——”
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刚才在门外的是法恩吗？”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替我把风，”吉勒姆说，“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时一直带着他。我听了塔尔的报告后，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拉康，要求见面。乔治，这些情况咱们另外再谈吧。”
“打电话给拉康是打到这里，还是打到伦敦？”
“打到这里。”拉康说。
吉勒姆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正好记得拉康办公室里一个小姐的名字。我提到她的名字，说她要我赶紧找他联系，是关于一件私事。这样做并不太好，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只能想到这样。”他又补充，打破了沉默，“他妈的，没有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有各种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史迈利合上了护照，就着旁边一盏破旧的台灯查看它的装订。“真不坏，是不是？”他轻松地说，“真的很不坏。一定是个行家作品。我找不到一点毛病。”
“别担心，史迈利先生，”塔尔伸手拿了回来，不客气地说，“这不是俄国造的。”他走到门口时，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你们知道吗？”他对这间长长的屋子另一头的三个人说，“如果伊琳娜说的话没错，你们就需要全部重建圆场了。因此如果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就可以在一起从第一层干起。”他在门上开玩笑地敲了一下，“亲爱的，开门吧，是我，里基。”
“谢谢你！现在没事了！开门吧！”拉康大声说。过一会儿，就听到了钥匙的转动声，在外把风的法恩的黑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接着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回响的脚步声渐渐消失，远处有洁姬·拉康的哭声伴随着。
10
这幢房子一面是练习骑马的小围场，另一面是个草地网球场，隐藏在树林中间。球场不是太好，没有经常割草。春天，冬季的积水浸透了草地，没有阳光照射进来把它晒干。到了夏天，球飞了出去，掉在树叶丛中很难找到。今天早晨，从整个花园扫到球场里来的结霜落叶，厚可没脚。但是在场外，在顺着长方形的铁丝网外的山毛榉间，有一条小径，史迈利和拉康现在就在这条小径上漫步。史迈利已经披上了他的旅行大衣，拉康却只穿他那套破旧的衣服。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走在史迈利前面，因此不得不停下来等个子矮的那个人赶上来。一赶上来以后，他又急着迈步，结果又走在前头。他们这样赶了两次，拉康终于打破沉默。
“一年前，你为了一个类似的想法来见我，我几乎把你撵了出去。我想现在应该向你道歉。我当时太大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想他那次的失职，“我那时指示你停止一切调查。”
“你对我说，这种调查是违反宪法的。”史迈利也遗憾地说，仿佛他也想到了那个可悲的错误。
“我是这样说的吗？我的天，我真是太夸大其词了。”
屋子那里传来了洁姬不断的哭声。
“你从来没有过吧，是不是？”拉康马上问，他的脑袋转向哭声传来的方向。
“你说什么？”
“我是说孩子，你和安恩没有孩子吧？”
“没有。”
“侄子、外甥呢？”
“只有一个侄子。”
“你的？”
“她的。”
史迈利环顾周围的玫瑰树丛、断了的秋千、潮湿的沙坑、在晨光中醒目刺眼的红房子，心想，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们从上次谈话以后仿佛一直在这里。
拉康又在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说，我并不完全信任你的动机？你瞧，我当时心里想，这是老总指使你来见我的。这是他恋栈不去，想排挤潘西·阿勒莱恩的一种办法——”他又向前跨起大步，手腕向外挥着。
“那可不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老总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却不明白。对于你们这种人，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什么时候不该相信。你们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标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得不那样。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我并不是要随便下断语。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方法有所不同。”——他跳过一个小沟——“我有一次听人说，道德规范就是方法。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想你大概不会同意。我想，你会说，道德规范就寄托在目标之中。但是很难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问题就在这里，特别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你们这些人来为我们决定政策，是不是？我们只能要求你们推行政策，对不对？又很微妙吧？”
史迈利不再追着他走。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生锈的摇椅上，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于是拉康只好回来，欠着身子坐在他的身旁。他们两人一起跟着下面的弹簧咯吱咯吱地摇着。
“为什么她选中了塔尔？”拉康终于自言自语道，拨弄着他纤长的手指，“要找一个人听她忏悔，我看没有比这个人更不合适的了。”
“这个问题，我看你得去问女人，问我们可没有用。”史迈利说，心里又在想伊明翰究竟位于哪里。
“唉，是啊。”拉康马上同意道，“这一切都是个谜。我在十一点钟要去见大臣，”他低声告诉史迈利，“我得让他知道。他是你在议会的表兄。”他又补充了一句，勉强加上这个跟私人有关的笑话。
“实际上是安恩的表兄，”史迈利纠正他，口气仍有点心不在焉，“虽然是远房，但还是表兄。”
“比尔·海顿也是安恩的表兄？我们伦敦站的那位杰出的站长？”他们以前也已经开过这个玩笑了。
“是啊，根据另一条家系，比尔也是她的表兄。”他完全没有必要地补充一句：“她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很稳固的政治传统。年代久远，就分布得更广。”
“传统？”拉康喜欢把含糊其辞的话弄得一清二楚。
“家族。”
史迈利听见树林外面汽车开过的声音。整个世界就在这树林的外面，可是拉康却有这个红色的城堡和基督教的伦理观，后者所能给他的只不过是个爵士的封号、同辈的尊敬、优厚的年金和一两家大公司理事的挂名差使。
“我反正要在十一点钟去见他。”拉康站了起来，他们又在一起走了。史迈利忽然觉得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飘来了“埃利斯”的名字，有那么一阵子，像坐在吉勒姆的汽车中一样，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毕竟，”拉康说道，“我们俩的立场都是很光明正大的。你认为埃利斯被出卖了，因此你要求追查。大臣和我认为这事完全是老总办事无能——说得客气一些，这也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们要换一把新扫帚17。”
“唉，你的处境，我很能理解的。”史迈利说，与其说是说给拉康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我很高兴。乔治，可别忘记：你是老总的人。老总喜欢你，不喜欢海顿，他后来失去了自制，干这件特别冒险的事儿时，是你给他撑门面的。不是别人，是你，乔治。谍报组织的头头自己和捷克人打私仗，不是常见的事。”很明显，旧事重提仍使人不快。“要不是那样，我想倒霉的也许是海顿了，但是你正好首当其冲，而——”
“而潘西·阿勒莱恩正好是大臣的人。”史迈利说，声音很轻，拉康只好放慢脚步来听他说。
“要是你有个怀疑对象，那就不是那样了！你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没有具体目标而进行调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而新扫帚扫得更干净些。”
“你是说潘西·阿勒莱恩？总而言之，他做得极好。他拿出来的是谍报，不是丑闻。他严格遵守职责，博得顾客信任。据我所知，他还没有侵犯捷克领土。”
“有比尔·海顿替他防守，谁不会？”
“老总就不会。”拉康说，这一拳很有力。
他们走到了一个空游泳池前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看着深的那一头。从黑漆漆的深处，史迈利好像觉得又听见罗迪·马丁台尔含沙射影的话：“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各样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
“潘西的那个情报特别来源仍旧活跃吗？”史迈利问道，“叫什么巫术资料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名单上有你，”拉康说，一点也不高兴，“既然你问，我就告诉你，仍旧活跃。巫师情报来源是我们的主要依靠，他的情报仍用巫术这个名字。圆场多年没有交来这样好的资料了。根据我的记忆，可以说从来没有过。”
“仍旧需经那一套特殊处理吗？”
“当然啰，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想毫无疑问的，我们要采取更严格的预防措施。”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杰拉德可能闻出味道不对。”
“这是个关键，是不是？”拉康马上说。史迈利心里想，这人精力过人，不可想像。刚才还像个连腰板也挺不直的瘦弱拳击手，戴着一副太大的拳击手套，一会儿他又伸出拳来，把你打到拳击场边的绳圈上，带着基督徒的同情眼光看着你。“我们不能动手。我们不能着手调查，因为一切调查手段都掌控在圆场手里，甚至可能在地鼠杰拉德的手里。我们不能监视、偷听、拆信。要做这些事情，得用伊斯特哈斯手下点路灯的力量，而伊斯特哈斯本人像别人一样也是嫌疑对象。我们不能讯问，我们不能限制某个人查阅机密资料。做这些事，就会有使地鼠警惕起来的危险。乔治，这是个最古老的问题：谁能够充当侦查间谍的间谍呢？谁能够打草不惊蛇呢？”他开了一个笨拙的玩笑：“只有地鼠。”说的是内心的旁白。
史迈利一时来了劲，往前跨步，在通向小骑马场的那条小径上，走在拉康的前头。
“那么找圆场的竞争对手，”他回头大声说，“找安全部门去。他们是专家，他们会帮你忙。”
“大臣不会同意的。你很明白，他和阿勒莱恩对这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也难怪他们。如果让一些前殖民地官员来检查圆场的文件，那不如让陆军来调查海军！”
“根本不能这样比。”史迈利不同意。
但是拉康这个模范公务员却已准备好了他的第二个隐喻：“那么好吧，大臣宁可屋漏，也不愿意让外人来把他的堡垒拆掉。这么说总行吧？乔治，他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有情报员在外面，一旦安全部门的人插手进来，他们就完了。”
现在是史迈利放慢脚步了。
“有多少？”
“六百上下。”
“铁幕后面呢？”
“预估是一百二十。”凡是数字，凡是各种各样的事实，拉康从来不含糊的，这是他工作的本钱，从灰色的官僚主义大地中挖出来的黄金。“从财务报告来看，目前他们几乎都是很活跃的。”他跨了一大步，“那么，我可以告诉他你愿意干，是不是？”他相当轻快地说，好像这个问题仅仅是形式而已，在适当的方格里打一个勾就行了，“你愿意担任这整顿内部的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毕竟是你这一代的，这是你的责任。”
史迈利已经推开了小骑马场的栅栏门，进去以后又随手关上。他们两人就在摇摇晃晃的栏杆两边面对着。拉康脸上有些红晕，带着一种依赖的笑容。
“我为什么要说埃利斯？”他找话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明叫普莱多，我为什么说埃利斯事件？”
“埃利斯是他工作的名字。”
“对了。那些日子里不断出事，让人连细节都忘了，”停了一会儿，他挥着右臂向外一甩，“他是海顿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
“他们在战前一起念牛津。”
“后来在战时和战后一直是圆场的同伴。有名的海顿—普莱多搭档。我的前辈不断提到他们。”他又问，“你跟他从来不是很亲近？”
“普莱多？不。”
“我是说，不是表兄？”
“拜托！”史迈利粗声粗气地叫道。
拉康又显得尴尬起来，但是他另有目的，因此眼光死盯着史迈利。“不会有感情上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使你觉得不适合担任这一工作吧？乔治，你一定得说清楚。”他有些担心地要求，好像他最不希望人家说清楚似的。他等了一会儿，就又不在乎了：“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理由。我们总有一部分属于公家的，是不是？社会契约互相都有约束力，我相信你是一直知道的。普莱多也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唉，乔治，他中了枪。背上中了一枪，即使在你们的圈子里，也是很大的牺牲吧。”
史迈利一个人站在小骑马场的另一头，在低垂的柳树下一边喘着气，一边想弄清楚自己的心情究竟怎么回事。像旧病复发一样，他的气愤突如其来。自从退休以后，他就一直以为已与气愤绝缘了，凡是能够引起气愤的事，他都小心避开：报纸、以前的同事、马丁台尔那种闲聊。他一辈子靠的是自己的机智和惊人的记忆力，现在却把全部时间用在遗忘上。他强迫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当他在圆场工作时，这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散心方法，但是如今失了业，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散心了。什么也没有。他简直要大声呼喊：没了！
“把那里给烧掉，”安恩曾经这么建议，指的是他的藏书，“把房子烧了也可以。但是可别意志消沉。”
如果她说意志消沉是指随俗从流的话，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目标。他越来越接近保险公司广告所称的迟暮之年了，他真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模范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虽然没有人感谢他这种努力，尤其是安恩。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每天晚上上床（多半是独宿）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他从来不是“缺我不可”的。他已经努力习惯了这样的看法：在老总当家的最后几个倒霉的月份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眼看着事情搞得不可收拾，他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说，他职业上的自我现在起来责问自己：你明知道那地方出了毛病，你明知道吉姆·普莱多被出卖了——还有什么证据比背上中了一两颗子弹更确凿呢？——那么他的回答是，即使他真的知道，那又怎么样呢？即使他是正确的，那又怎么样呢？他会对自己说：如果认为只有一个胖胖的中年间谍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却这样对自己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离开圆场时没有留下一些未了事务的。
只有安恩不肯接受他的结论，尽管她无法了解他的推论。事实上，在这种职业问题上，她很认真，只有女人才如此，她真的逼着要他回去，重操旧业，不要轻易退让。这当然并不是说她了解什么真实情况，但是有哪个女人因不了解情况而罢休的呢？她全凭直觉，而且因为他不按照她的感觉去做而瞧不起他。
而现在，就在他快要开始相信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安恩迷上了一个失业演员而容易一些），谁能想到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阴魂一个个又闯进了他的小天地，拉康、老总、卡拉、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布兰德，最后还有比尔·海顿本人，把他又拉到这个花园中来，高兴地告诉他，他一直称之为虚妄的东西都是确实的？
“海顿。”他对自己一再重复说，不再能够抑制汹涌而来的记忆，即使这个名字令他像听到打雷一样震惊。“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马丁台尔这么说。他看着自己粗短的手指哆嗦。年纪太老了？无能为力？害怕追逐，还是害怕他最后会揭发出来的东西？“要无所作为，总是有许多理由的，”安恩喜欢这么说，实际上这是她为自己多次行为不检而爱用的借口，“但是要做一件事情，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你想做。”还是不得不做？安恩会竭力否认，她会说，胁迫，不过是做你想要做的事的另一种说法，或者不做你怕做的事的另一个说法。
不大不小的孩子哭起来比哥哥姐姐时间更长。洁姬·拉康趴在她妈妈的肩上，抑制着自己的伤痛和自尊心，看着客人们离去。先走的是两个她以前没有见过的男客，一个是高个子，一个是黑头发的矮个子。他们坐一辆绿色的小货车走的。她注意到没有人向他们挥手，甚至没有人向他们送别。接着是她父亲坐自己的车走了。最后是一个金发漂亮的男客和一个矮矮的胖子，穿着一件十分肥大的大衣，好像披在马背上的毛毯一样，他们走到停在山毛榉树下的一辆跑车那里。她真的还以为那个胖子一定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跟在后面走得很慢，而且很痛苦。接着，她看到那个漂亮的男人替他打开车门，他似乎从梦中醒了过来，匆匆地抢前一步。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动作刺激了她。她感到一阵伤心，又号啕大哭起来，她的母亲无论如何都安抚不了她。
11
彼得·吉勒姆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自觉的忠诚决定于他个人的爱憎。至于在其他方面，他的忠诚早就奉献给圆场了。他的父亲是个法国商人，在战时曾为圆场的一个谍报网做过间谍，由他的母亲，一个英国女人，负责密码部分。八年以前，吉勒姆本人还以航运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法属北非指挥一批自己的情报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他终于被破获，他手下的情报员被处以绞刑，他于是转为内勤，人也迈入中年。他在伦敦替人当助手，有时替史迈利当助手，也负责指挥过少数几次以国内为基地所进行的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女朋友”网，但是正如行话所说，这些女朋友互不知情。等到阿勒莱恩的一帮人当权，他就被排挤，打入布里克斯顿冷宫了，他自己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关系不对，其中包括史迈利。到上星期五为止，若是要他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这样说。关于他与史迈利的关系，他说起来是乐此不疲的。
那些日子里，吉勒姆主要住在伦敦的码头边，他和一票招募人员偶尔能遇上一些波兰、俄国或者中国海员，他就从中拼凑一个较下层的海员谍报网。有空的时候，他就坐在圆场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和一个叫玛丽的漂亮女秘书说说笑笑解闷，这样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只是送上去的报告没有人理。拿起电话来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回答。他隐约听说上面出了事，但这是常事。例如大家都知道阿勒莱恩和老总两人在钩心斗角，但好多年来他们两人就一直如此，很少搞别的。他跟大家一样，也知道捷克破了一个大案，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发表声明，推说并不知情，剥头皮组的组长吉姆·普莱多原来是第一号捷克通，也是比尔·海顿的长期密友，背上中了一枪，给抓了起来。大家都缄口不言，板着面孔，他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比尔·海顿大发雷霆，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楼，大家又紧张又兴奋，据玛丽说有点像上帝震怒，不过她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后来他听说这场灾难的代号叫“作证”。海顿告诉他，一个老头子为了死前的临别光荣纪念，搞这么个活动，实在窝囊，结果拿吉姆·普莱多作牺牲。消息走漏，见了报纸，在议会中引起质询，甚至有谣传说，德国境内的英国驻军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不过这个谣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最后由于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闲荡，他才开始慢慢了解别人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的情况。圆场不仅一片沉默，甚至是一片冰冻，什么都不进，也不出，至少在吉勒姆的那一级是如此。大楼里面，相关人士都躲了起来，发薪的日子，信件架上没有鼓鼓的工资袋，因为据玛丽说，管家的没有接到发薪的例行指示。有时有人看到阿勒莱恩从他的俱乐部出来，满脸怒容。或者看到老总上车，满面春风。还有人说比尔·海顿已经辞职，因为上上下下都不支持他，不过比尔一直是在闹辞职的。只是据谣言说，这一次原因略有不同。海顿所以生气是因为圆场不肯付给捷克为了遣返吉姆·普莱多所索取的代价。据说，无论是为了情报员或者威望，这个代价都太高了。但是比尔沙文主义大发作，他扬言，为了把一个爱国的英国人搞回来，任何代价都不算高：只要能把吉姆弄回来，什么都可以给他们。
接着有一晚，史迈利脑袋伸进吉勒姆办公室的门里来，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喝杯酒。玛丽没有看清他是谁，用她时髦却没什么气质的腔调说了一声“哈啰”。他们并肩走出圆场时，史迈利向看门的道别，口气特别干脆。到了华都街的酒店里他才说“我被撤了”，就此而已。
他们从酒店出来，又到查令十字街不远的一家地下室酒吧，因为那里有音乐，却没有酒客。吉勒姆便问道：“他们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只因为你发胖了？”
史迈利就一心惦念着“理由”这一字眼。他这时已完全醉了，不过还没有失态。他们沿着泰晤士河的河堤步履不稳地走着时，他又想到了理由。
“理由是作为逻辑，还是作为动机？”他问道，听起来不像他自己，而有点像比尔·海顿。在这些日子里，人人的耳旁，似乎都可以听到海顿战前在牛津联盟上学来的辩论腔。“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用不着向我提出理由。我能够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不一样，”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时吉勒姆小心翼翼地把他搀进一辆出租车，把车钱和地址给了司机，“这跟心灰意冷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一样。”
“阿门。”吉勒姆说，他一边看着汽车远去，一边心里明白，按照圆场的规矩，他们仅有的一些友谊也就此告终了。第二天，吉勒姆听说还有更多的人头落地，潘西·阿勒莱恩暂代领导，头衔是代理首长，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比尔·海顿愿意在他底下工作，但很可能是出于对老总余怒未消。不过也有人挖苦说是在他上面工作。
到圣诞节，老总就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玛丽说。她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二次攻打冬宫，所以当吉勒姆被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去的时候，她哭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勒姆是去补吉姆·普莱多的缺。
那个星期一下午多雨，吉勒姆在登上圆场的四楼阶梯时，因为想到要做犯罪勾当，心里反而很高兴，他回顾了上述种种事件，断定今天就是卷土重来的开始。
他前一天晚上是在宽敞的伊顿公寓和卡米拉一起度过的，卡米拉是个学音乐的，身材修长，面容美丽，只是有种悲哀的表情。她还不满二十岁，但黑色的头发里已有白丝了，好像受过一次她缄口不提的惊吓一样。这种心灵损伤的另一个后果是，她不吃肉，不穿皮鞋，滴酒不沾。在吉勒姆看来，似乎只有在爱情方面，她没有这一切神秘的禁忌。
这天上午他独自一人在布里克斯顿极其昏暗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文件的照片。他先去常去的店里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避免荒废业务他常常这样做。店员问他是“用自然光的，还是用灯光的”，两人还亲切地交换了一下关于底片颗粒的意见。他告诉女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关上了门，按照史迈利的精确指示着手工作。墙上的窗户很高。他坐着也只能看到天空和马路那边新建学校的尖顶。
他先拍自己保险柜里的参考文件。史迈利把先后次序告诉了他。先是工作人员名册，这是只发给高级人员的，上面有圆场在国内所有人员的姓名、工作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其次是职责手册，里面折着一张圆场在阿勒莱恩领导下改组后的组织机构表。中间是比尔·海顿的伦敦站，像一只大蜘蛛歇在自己的蛛网中。据闻比尔曾经说过，“在普莱多事件以后，我们绝不允许再有私人军队，不允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职守。”吉勒姆发现，阿勒莱恩有两个头衔：一个是首长，一个是“特种情报来源负责人”。据说，圆场就是靠这种特种谍报来源维持的。在吉勒姆看来，没有别的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圆场工作人员现在都毫无作为，可是在白厅却极受尊重。根据史迈利的要求，他除了拍这些文件以外，还拍了剥头皮组的修正规程，那是阿勒莱恩以“亲爱的吉勒姆”为开头的一封信，详尽列出了他缩小的权限。在某些方面，胜利者是阿克顿点路灯组组长托比·伊斯特哈斯，这是按照横向领导原则惟一实际扩大的一个单位。
接着他到桌边拍摄一些例行的传阅文件，这也是根据史迈利的指示，作为背景资料，也许很有了解价值。其中包括行政部门一份关于伦敦地区安全联络站的情况通知（“务请爱惜使用”）和另外一份关于禁止滥用圆场秘密电话办私事的公告。最后是文件组给他个人的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最后一次”警告他，他用工作姓名所领的驾驶执照已经期满，除非办理延长手续，否则“将通知管理组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
他放下照相机，回到保险柜那里。在最下面一层有一叠点路灯组的报告，由伊斯特哈斯签字，盖了代号“短斧”的戳章。里面是已经确知苏联在伦敦地区以合法或半合法身份活动的两三百名谍报官员的姓名和掩护身份：贸易、塔斯社、苏航、莫斯科电台、领事、外交等等。这些报告在适当的地方还标明点路灯组进行调查的日期和分支的姓名，所谓“分支”这个行话的意思就是在监视过程中所发现的联系者，不一定是躲起来的。这些报告一年一厚册，每月还有补充。他先看了一下正册，又看了补充部分。到十一点二十分，他锁好了保险柜，用专线打给伦敦站，跟财务组的劳德·斯屈克兰通了话。
“劳德吗，我是布里克斯顿的彼得，生意怎么样？”
“哦，彼得，有什么事情呀？”
说话干脆，口气得意，意思是说我们伦敦站的人有更重要的朋友。
吉勒姆解释道，需要洗一些赃钱，因为有个法国外交信使似乎可以收买。他用特别和气的口吻问，不知劳德有没有时间碰头讨论一下。劳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得到伦敦站的批准？还没有，不过吉勒姆已把报告交给传讯员送去给比尔了。劳德口气软了一些。吉勒姆再逼一步：“劳德，有些事情比较麻烦，需要你出主意。”
劳德说，他可以腾出半小时来和他谈一谈。
他到西区去的路上，把底片送到查令十字街一家叫云雀的小杂货店。店主人是个胖子，拳头大得吓人。店里没有人。
“兰普顿先生的底片，请冲洗出来。”吉勒姆说。店主把底片拿到后间，等他出来的时候粗哑地说了句“成了”，接着马上吐了一口气，好像吐口烟似的，但他并没有在吸烟。他把吉勒姆送出门，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乔治怎么会找到他的？吉勒姆心里觉得奇怪。他买了几盒润喉糖。史迈利警告过他，每一行动都得有交代——假定圆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吉勒姆想，这有什么奇怪呢，托比·伊斯特哈斯连自己的母亲也会派人盯梢，只要这能博得阿勒莱恩拍一下肩膀称赞。
他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却兹·维克多餐厅与他的小头头赛·范霍佛和一个叫劳里麦的无赖吃中饭。劳里麦自称和东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共用一个女人。劳里麦说那个女人愿意合作，但她需要在第一次交货时就给她英国国籍和一大笔钱。他说，她什么都愿意干：偷看大使的信件，在他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或者在他的浴盆里撒碎玻璃”，这是当笑话说的。吉勒姆猜劳里麦在说谎，他甚至怀疑范霍佛是不是也在说谎。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到底谁靠向谁，他其实也没有发言权。他喜欢那家餐厅，但是记不得吃了些什么，现在他走进圆场的门厅时，他明白了原因是因为兴奋过度。
“哈啰，布里扬特。”
“看到您很高兴，先生。请坐，先生，一会儿就好，先生，谢谢您。”布里扬特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吉勒姆就坐在一张高背木椅上，想的是牙医和卡米拉。她是他最近才搞到手的，来得有些意外，一切发展得很快，至今已有一些时候了。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拿着一杯胡萝卜汁，口里说着关于真理之类的话。吉勒姆存心冒险，就说他对伦理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何不直接上床。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穿大衣了。从此之后，她就留下没走，给他炸坚果饼吃，吹笛子听。
门厅里显得比平时还要暗。三台旧电梯，一个木屏风，一张马柴瓦蒂牌茶叶的广告，布里扬特的玻璃门值班室，里面有个英国风景的挂历和一排油腻腻的电话。
“斯屈克兰先生在等您，先生，”布里扬特出来告诉他，慢手慢脚地在一张红纸条上盖上了一个时间的戳章：十四点五十五分，警卫P.布里扬特。中间那台电梯好像几根枯柴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
“该上油了，对不对？”吉勒姆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回头大声说。
“我们一直在叫他们上油，”布里扬特说，这是他最爱发的牢骚，“可是他们从来不管。怎么叫都没有用。家里都好吗，先生？”
“很好。”吉勒姆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家。
“那就好。”布里扬特说。吉勒姆在电梯上升时，看着他奶油色的脑袋消失在他的脚下。他记得玛丽叫他草莓香草冰淇淋，因为他脸色红红的，上面是一头软绵绵的白发。
他在电梯里看了一下他的会客条，名称叫做“LS出入证”。“事由：财务组。出门交还。”受访者签名一栏空着。
“欢迎你，彼得。你晚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劳德在电梯外的栅栏旁等着。身高只有五英尺，穿着白衬衫，有人来见他时总悄悄踮着脚。老总在的时候，这一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是如今却有个栅栏拦在进口处，还有一个脸孔像老鼠一样的警卫检查出入证。
“我的天，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个玩意儿？”吉勒姆在一台崭新发亮的咖啡机前面放慢了脚步问道。有两个小姐在加灌两个杯子，她们回过头来一边说“哈啰，劳德”，一边看吉勒姆一眼。那个高个子使他想起卡米拉：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能侦测出男人的无能。
“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
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照映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19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去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十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床上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
值班记事簿订成厚册，放在最高一层，书脊上贴着日期，看上去像家庭账簿。他把四月份的一本拿下来，查看了内封里的名单，心里在想，院子对面的影印室里会不会有人看到他，如果看到会不会放在心上？他开始查看一条条的记载，找十日和十一日之间的那一夜，伦敦站和塔尔就是在那时交换电报的。香港时间早九小时，史迈利指出：塔尔的电报和伦敦的第一个回电都是下班后发的。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谈话声，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出阿勒莱恩的苏格兰边界土腔在说一句并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现在瞎想已没有用了。他反正已预备好了借口，自己也有一半相信。如果被逮住了，就完全相信。如果沙拉特的审查人员拷问他，他还有个退路，他出门总是预备好退路的。但是他还是吓坏了。说话声远去了，潘西·阿勒莱恩的鬼影也一起远了。他的胸膛上都是汗珠。有个女人走过，嘴里哼着歌剧《毛发》中的一个曲调。他心里想，要是比尔听到，他会宰了你，比尔最恨有人嘴里哼着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穷小子？”
接着使他感到好玩的是，他真的听到了比尔生气的咆哮声，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别哼了。哪个笨蛋在哼？”
快动手。你一停下来，就无法再开始：有一种特别的怯场使你忘了台词，一走了之，使你一碰到东西手指就哆嗦，让你胃开始翻搅。快动手。他把四月份的一册放了回去，随便又拿了四册，是二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他很快地翻了一遍，找可以比较的地方，然后又放回架子去。他蹲了下来，求上帝赶快让扬起来的尘土落下来，可是它似乎没完没了。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有意见？多人共用一个地方就总是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放在心上。他找夜班警卫的值勤登记本。他在最底下的一层找到了，夹在茶叶包和炼乳罐之间，放在信封式的卷宗夹里。警卫填写好以后，在你值班的十二小时之内送来给你两次，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六点，请你签名证明正确无误——天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夜班工作人员四散在大楼里，各处都有——然后把第三联保存起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洪水”20以前的手续，看来现在也是如此。
有一层架子上全是尘土和茶叶包。他想，有多久没有人自己泡茶了？
他再一次查看四月十日到十一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他的衬衫湿得黏在背上。我怎么啦？天呀，我这身体不行了。他前后翻来翻去，两次，三次，然后把柜门关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担心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安全地回到对面男厕所里。在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译码机、电话铃、一个女人在说“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原来就在我手里”，还有那神秘的管乐声，但不再像半夜卡米拉的吹笛了。下次我让她来干这活，他这么恶狠狠地想。毫不妥协，面对面，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在男厕所，他发现斯巴克·卡斯帕和尼克·德·西尔斯基站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中的对方在低声说话，他们两人是为海顿的苏联间谍网跑腿的，加入已很多年了，大家干脆管他们叫俄国人。他们一见吉勒姆就不说话了。
“哈啰。你们两人，真是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他们都是金头发的矮胖子，比真正的俄国人还像俄国人。他等他们走了以后，才洗去手指上的尘土，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劳德·斯屈克兰的办公室里。
“我的天，那个道尔芬说话真是没完没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很能干。我们这里几乎少不了她。极其能干，我可以向你保证。”劳德说。他在签会客单之前仔细地看了一下表，然后把吉勒姆带到电梯前面。伊斯特哈斯正在栅栏旁，跟那个态度不客气的年轻警卫讲话。
“你回布里克斯顿吗，彼得？”他的说话口气随便，表情仍旧莫测高深。
“怎么？”
“我车在外面。我可以顺道‘开’你去，我们在那边有事。”
开你去！小托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
“没事，托比，我想回家去。晚安。”
“直接回家？我可以开你去，没别的。”
“谢谢，我还得去买些东西。给那些教子教女。”
“是啊。”托比说，好像他没有教子教女似的，小下巴缩了进去，感到很失望。
他究竟要干什么？吉勒姆心里又想。小托比、大罗埃，这两个人为什么瞪我白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文件，还是因为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到了街上以后，漫步走上查令十字街，浏览书店的橱窗，同时查看人行道的两侧。天气变冷了，开始起风了，路人匆匆忙忙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期待的神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觉得迄今为止，他都生活在过去之中。现在是再度赶上潮流的时候了。在兹温默书店里，他翻看了一本图文书，名叫《历代乐器》，他想起卡米拉要到她的笛子老师桑德博士那里去上课，很晚才能回家。他又往回走，一直走到福尔斯书店，一路眼光扫去，把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一一都瞧在眼里。史迈利说过，要当做身在国外一样。吉勒姆一想到值班室的事和罗埃·布兰德的怀疑眼光，就觉得这样做不难理解。还有比尔·海顿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起了疑心？不，比尔另属一类。吉勒姆这样得出结论，无法抗拒对海顿的一片忠心。首先是，比尔绝不参与不是他自己首创的事情。放在比尔旁边，其他两个不过是侏儒而已。
在苏荷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滑铁卢车站。到了滑铁卢车站后，他又到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拨了萨里区米切姆街的一个号码，给特别分局以前的督察长孟德尔，这是他和史迈利不再做谍报工作时认识的。孟德尔来接电话时，吉勒姆说要和詹尼讲话，孟德尔马上回答没有詹尼这个人。吉勒姆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接着他拨了报时专线，假装与那自动报时器愉快地交谈，因为有个老太太在外面等他把话讲完。他心里想，现在他总该到了。他于是挂了电话，又拨了米切姆街的另外一个号码，那是孟德尔住的那条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是威尔。”吉勒姆说。
“我是阿瑟，”孟德尔高兴地说，“你好。”他是个古怪、吊儿郎当的人，目光敏锐，神色警觉，吉勒姆可以想像他打电话的样子，拿着一支铅笔随时准备在警察笔记本上记下谈话。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以防万一我被汽车撞死。”
“你说得对，威尔，”孟德尔安慰道，“还是小心点好。”
他慢慢地把要说的话说了，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学术用语，以防万一有人偶然窃听到：考试、学生、弄丢的报告等。他一停下来就听到对方的轻轻书写声。他想像孟德尔在慢慢工整地书写，等他写完一句，他才继续说下一句。
“我从店里拿来了那几张好照片，”孟德尔把记下来的话核对一遍后，又说，“效果很好，没有一张漏掉。”
“谢谢你，我很高兴。”
但是孟德尔已把电话挂了。
吉勒姆心里想，对地鼠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地道又长又黑。他为外面的老太太打开门时，注意到听筒已放回到电话机上，都是斑斑汗渍。他想了一下他给孟德尔传的话，又想到了罗埃·布兰德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门廊上向他投过来的眼光，心里不禁很焦急，不知史迈利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不是放在心上。他回到伊顿公寓，很需要卡米拉，但又有点怕自己要她的原因。真的是他的年纪已经突然与他作对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违反了自己的荣誉观，做出了犯罪的勾当。他感到了卑污，甚至憎恶自己。
12
有些老头子回到牛津去，会发现建筑石块上过去的青春在向自己招手。史迈利不是这种人。要是在十年前，他可能会这样，如今却不会了。经过博得利图书馆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地想到，我曾在那里念过书。看到公园路上他指导老师的房子，他想起了战前在那个长长的花园里，杰比第第一次问到他是不是愿意和“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两个人谈谈”。听到汤姆钟楼敲晚上六点钟时，他想起了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他们大概是他到伦敦去的那一年到这里来的，后来又因战争而聚在一起了。他漫不经心地想着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样子：比尔是个画家、辩论家、交际家，吉姆是个运动员，一切都听他的话。他想到在圆场他们两人最红的时候，这种差别几乎拉平了：吉姆在动脑筋方面开始灵活起来，而比尔去搞外勤无人能望其项背。只有到最后，原来的两极差别又明显起来，拉马车的马回到了马厩，思想家回到了书桌。
天空开始落下雨滴，但他没有注意到。他坐火车来，从车站步行，一路绕弯：布莱克威尔书店、他以前的学院，什么地方都去了，然后才朝北走。由于树木繁茂，这里黄昏降临得早。
他走到一条死巷子前面，又放慢了脚步，再仔细看一眼。一个围着披巾的妇女骑着自行车在盏盏路灯穿破浓雾的光圈下，从他身边经过。她在一道栅栏门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消失了踪影。马路对面，有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一条狗散步，他看不清是男是女。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人。公用电话亭也是空的。接着突然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大声谈论着上帝和战争。主要是年轻的那个在说。史迈利听到年纪大的那个表示同意，猜想他是个教师。
他沿着一道很高的围篱走，围篱上面不时出现枝叶繁茂的树丛。十五号门的铰链很轻，这是一道双扇门，但经常只用一扇。他推门的时候，门闩掉了。房子远远地在花园深处，大多数的窗口都有灯光。楼上一扇窗户里，一个年轻人俯身在一张书桌上。另一扇窗户里，有两个小姐似乎在争论。第三扇窗户里，有个非常苍白的女人在拉中提琴，但他听不见声音。一楼的窗户里也都有灯光，但是窗帘都拉了起来。门廊铺的是花砖，前门嵌着五彩玻璃。门框上钉着一张旧布告：“晚上十一点后，请走旁门。”几个门铃上各有一张条子：“普林斯按三下”，“卢姆贝按两下”，“布兹：整晚外出，以后再见，珍妮”。最下面的一个门铃上写着“沙赫斯”，他就按这个铃。马上有狗叫了起来，一个女人开始吆喝。
“弗勒许，你这个傻孩子，来的只是个笨蛋学生。弗勒许，别叫，傻瓜。弗勒许！”
门开了一半，仍挂着门链，门缝里填满了一个人影。就在史迈利拼命张望屋子里还有谁时，那双像婴孩般水汪汪的眼睛精明地也在打量他，注意到了他的公文包、他溅了泥浆的鞋子，然后眼光抬到他的肩上，窥看他身后的车道，回过来又打量了他一下。白皙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动人的笑容，前圆场研究组女王康妮·沙赫斯小姐由衷地高兴起来。
“乔治·史迈利，”她叫道，一边把他拉进屋子，一边羞怯地笑着，“原来是你这个老朋友，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推销胡佛牌吸尘器呢，谁知道敲门的却是乔治！”
她马上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比史迈利还高一个头。宽阔的脸上一头蓬松的白发。她穿着一件褐色的运动夹克衫，裤子腰部是松紧带的，小肚子鼓鼓的，像老头子一样。壁炉里在烧着焦炭。炉前躺着好几只猫，还有一只灰色的长毛垂耳狗躺在卧榻上，胖得动不了。小推车上放着她吃的罐头和喝的酒。她的收音机、电炉、卷发夹子都用同一个插座。一个长发垂肩的男孩子趴在地上烤面包，一见史迈利进来，他就放下了铜叉子。
“哦，琴格尔，好孩子，你明天再来好吗？”康妮央求他，“我难得有个老情人来看我。”他已经忘记她说话的声音了。她说话经常像弹琴，时高时低，什么音阶都有。“我放你整整一个小时的假，怎么样？他是我收的一个笨学生。”她向史迈利解释，那孩子还没有走远。“我还在教书，也不知为什么，乔治。”她轻声说，高兴地看着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瓶雪利酒，斟满了两个玻璃杯。“我认识这么多的老朋友，可就是他来了。他还是走路来的！”她向垂耳狗解释，“你瞧他的皮鞋。从伦敦一直走来的，是不是，乔治？哦，上帝保佑。”
她喝酒有点困难。她的手指患关节炎，都蜷缩起来，就像是在意外事故中跌断一样，而且她的胳膊僵硬。“你一个人走来的吗，乔治？”她问道，从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我们没有陪客吧？”
他替她点了烟，她像玩具枪一样举着，手指抓着一头，精明、发红的眼睛顺着枪管看着他。“那么，你这个坏孩子，有什么事情要来求康妮？”
“她的记忆。”
“哪一部分的？”
“我们要回到一个老地方去。”
“听见吗？弗勒许？”她向她的狗叫道，“他们先是用一根老骨头把我们撵了出来，现在又来求我们了。哪个老地方，乔治？”
“我带来了拉康给你的一封信。今天晚上七点，他在俱乐部里，你如果有疑问，可以用外面路上的公用电话找他。我想你最好不用那样，不过你如果一定要，他会向你作必要的说明。”
她原来一直挽着他，这时她放下了手，在屋子里周游了半天，哪里是憩脚的地方，哪里是扶手的地方，她心里都很明白，她的嘴里嘟囔着：“哦，该死的乔治·史迈利和他的同伙。”她到了窗边，大概是出于习惯，拉开了窗帘的一角，但是外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
“哦，乔治，你这该死的，”她嘟囔着说，“你怎么可以让拉康插进来呢？那还不如让国安局的人插进来呢。”
桌上有一份当天的《泰晤士报》，字谜栏朝上。每个空格都填满了工工整整的字母，没有一格空着。
“今天去看了足球赛。”她在楼梯下面的暗处说，一边从手推车上拿起酒杯来喝，“乖威尔带我去的。他是我最喜欢的笨学生，这样的学生不错吧？”她突然夸张地撅起了嘴，用小女孩的嗓音说，“乔治，康妮着凉了。康妮冻僵了，连脚丫子都冻僵了。”
他猜她是在哭，因此把她从暗处扶了出来，带到沙发旁边让她坐下。她的酒杯已空，他又斟了半杯。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喝着酒，康妮泪如雨下，从面颊上掉到衣襟上，又掉到他的手上。
“哦，乔治，”她继续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撵出来的时候，她怎么说的呀？那个管人事的婆娘？”她拉住史迈利的衣领一角，用手指揉着，情绪慢慢恢复。“你知道那个婆娘怎么说的吗？”她换了带兵的口气：“‘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我讨厌现实世界，乔治。我喜欢圆场和里面所有的孩子们。”她拿起他的手，想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缠在一起。
“波里雅科夫，”他轻轻地说，按照塔尔的发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就像你预测的一样，他又复活了。”
外面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他只听见轮子的声音，引擎早已熄了。接着是脚步声，很轻。
“这是珍妮，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康妮轻声说，她眼眶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和他一样因为外面的动静分了心。“她以为我不知道。听到吗？他的鞋后跟的金属片。等等。”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她把钥匙交给他。他以为他开起门来声音比她轻。其实不然。”锁打开时，一声很响的咔嚓。“唉，你们男人。”康妮叹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哦，乔治。你为什么要把阿力克斯拉出来？”她为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哭了一阵子。
史迈利记起来了，她的兄弟都是教书的，她的父亲是教授之类。老总在打桥牌的时候认识了她，为她因人设事，安排了工作。
她像讲童话一样开始讲她的故事：“从前有个叛逃的，名字叫斯坦莱，那是早在一九六三年的事。”她讲故事能自圆其说，想像力极其丰富，但是只有思想永远不成熟的人才具有这种本领，一半是靠灵感，一半是凭急智。她平淡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老奶奶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得意。她的记忆和她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可以肯定地说，她更喜欢她自己的记忆，因为她把别的都放在一边了：她的酒、她的烟，甚至有一阵子还有史迈利被动的手。她不再坐着蜷成一团了，而是挺着腰背，脑袋侧在一边，出神地卷弄着她的白发。他以为她会立刻从波里雅科夫说起，但是她却从斯坦莱说起——他忘记了她对家谱有偏好。她说，斯坦莱是审问组替莫斯科中心一个五流叛逃者所起的代号。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剥头皮组从荷兰人那里把他转买到手，送到沙拉特，要不是正好碰上淡季，审问组没有事干，谁知道这件事会透露出来呢？事实是，斯坦莱身上有金子，少少的一点点，结果被找到了。荷兰人没有找到，审问组找到了，他们的报告副件送到了康妮那里。“这事件本身又是一个奇迹，”康妮得意地说，“因为大家，特别是沙拉特规定的绝对原则是，他们的报告副件不再送研究组。”
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说，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地，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惟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咦，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交易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做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
康妮说，那时，她觉得可以加紧脚步了。她知道该找什么线索，她把卡拉的档案翻了一遍。她在白厅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陆军方面对付莫斯科的人一起检查了苏联军队的任命名单，寻找伪装的成员，最后从一批嫌疑对象中确定了三个人，她估计是卡拉新训练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军人，都和卡拉本人相识，都比他年轻十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名字据她说是巴尔丁、斯托科夫斯基、维多洛夫，都是上校。
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库的身份开了一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记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一一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做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形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字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允许她进一步调查他。
13
她现在比刚才精神亢奋多了。波里雅科夫不是个童话中的主人公，而是她的心上人阿力克斯，尽管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许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她挪到另外一把椅子坐，那是靠近落地灯的一把摇椅，可以使她身上的痛楚减轻一些。她在哪里都不能坐很久。她把脑袋向后仰了一些，史迈利就看到了她一圈圈肥白的脖子，她一只僵硬的手妖娆地摇晃着，一边回忆着她干过而并不感到后悔的有失检点的事。在史迈利看来，她的猜测似乎比刚才更荒诞不经了。
“唉，他这人真厉害，”她说，“阿力克斯在这里待了七年，我们才听到一点风声。七年，亲爱的，滴水不漏！你无法想像！”
她背诵了他原来在大约九年以前提出的护照申请书的内容：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生，二等秘书衔文化参事，已婚，夫人未同行，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生于乌克兰，运输工人之子，幼年教育不详。她声音里带着笑意，继续转述点路灯组提出的第一份例行的特征报告：“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格魁梧，眼睛绿色，头发黑色，没有其他显著特征。真是个大个儿。”她笑一声说，“很喜欢开玩笑。这里右眼上面有一绺黑毛。我敢说，他一定喜欢摸女人的屁股，不过我们没有当场逮过他。如果托比肯合作，我原来是打算让他有一两次机会，但是托比不肯合作。这并不是说，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一定是会中计的。阿力克斯太机灵了，”她得意地说，“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乔治，他仍在那里吗？你瞧，我连问都实在不想问。我担心他们人都换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了。”
史迈利叫她放心，他仍在那里。仍旧用那个掩护身份，仍旧用那个头衔。
“仍旧住在托比的监视者讨厌的、海格特那栋难看的郊区小房子？米多克罗斯四十号，顶楼。唉，这真是个鬼地方！我喜欢名副其实过着伪装生活的人，阿力克斯就是这样。他是大使馆里历来最忙的一个文化参事。如果你要他们很快替你安排什么人演讲、什么音乐家演奏，阿力克斯一定有求必应，办起手续来比别人都快。”
“他怎么能够做到的，康妮？”
“可不是像你所瞎想的那样，乔治·史迈利，”她一边说，一边涨红了脸，“不是。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参事，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者潘西·阿勒莱恩。他像积雪一样纯洁，一点也没有弄脏变形，托比会立刻这样告诉你！”
“嗨，”史迈利喃喃地道，一边给她斟酒，“嗨，别激动，康妮，坐下来。”
“胡说！”她大声叫道，一点也没有安静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我敢确定是卡拉训练出来的头等特务，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托比说：‘你这是杯弓蛇影，怀疑床下也有特务躲着。’潘西说：‘点路灯的忙不过来，我们这里没有余力搞多余的事。’多余的事！”她又哭了。“乔治，”她不断地叫道，“乔治！你想尽力，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自己地位不高呀。哦，乔治，别跟拉康那样的人打猎去，千万别去。”
他悄悄地又把她的话题引回到波里雅科夫上来，为什么她那样有把握说他是卡拉的手下、专门学校的毕业生。
“那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她抽咽着说，“我们拍到了他挂勋章的照片。”
又回过来到头一年，她跟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搞了八年关系的头一年。她说，奇怪的事情是，她是打从他一到达以后就看上他的：“我当时想：好啊，我要跟你好好地玩一玩了。”
她究竟为什么有这想法，她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一副自信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从检阅场走过去时，腰板挺直的姿态：“一副硬汉的样子，摆明了是个军人。”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方式：“他选择了伦敦一幢那些点路灯的无法接近五十码以内的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有三个文化参事了，两个是特务，另外一个的工作只是到海格特公墓替卡尔·马克思送鲜花。”
她有点儿晕了，于是他又搀着她走一走，她脚下一不稳，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压在他身上。她说，起先，托比·伊斯特哈斯同意把阿力克斯列入甲级名单，叫他在阿克顿的点路灯组一个月随便抽十二天盯住他，他们每次盯他梢的时候，他总是白璧无瑕，无懈可击。
“亲爱的，那简直好像是我已经打了电话给他，告诉他说：‘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你得行动小心，我已经让小托比的狗腿子盯上了你。所以你可不能胡来，只能当你的文化参事。’”
他去参加各种典礼仪式、演讲会，在公园中散步，偶尔还打打网球，行为举止得体，只差没有送糖果给路上碰见的小孩子。康妮坚决主张要继续盯他，但是没有成功。按照规定，波里雅科夫改列到乙级名单上：隔半年，或者条件许可，对他复查一次。这样半年一次的复查也没有搞出什么结果，三年以后就把他转为丙级：经深入调查发现没有任何谍报价值。康妮没有办法，几乎也只好同意这个判断了，但是谁知十一月间有一天，特迪·汉克从阿克顿洗衣店打电话给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她，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终于丢掉了他作为掩护的身份，升起了他真面目的旗帜，在桅顶上迎风飘扬。
“特迪是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他是圆场的老人，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伙伴，即使到九十岁我也要他。他那天工作完毕，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苏联大使的伏尔加汽车驶过去，举行献花圈的仪式，其中有三军武官。后面一辆汽车中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波里雅科夫，胸前佩戴的勋章比圣诞节树上的装饰还要多。特迪带着照相机赶紧跑到白厅，隔着马路拍了他们的照片。亲爱的，天公作美，虽然下了小雨，但是傍晚出了太阳，他在三百码以外也能把一只苍蝇屁股上的笑容拍下来。我们把照片放大以后一看，共有两个作战英勇奖章和四个战役纪念章。原来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参加过大战，但是他七年来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唉，我真是兴奋极了。我甚至不用再策划什么活动争取支持了。我马上打电话给托比说：‘托比，你这次得听我说，你这个匈牙利毒心肠的矮小子。这一次虚荣心终于占了上风，顾不得伪装的掩护了。我要你把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给我调查得一清二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康妮的直觉终于证明是对的。’”
“那么托比怎么说呢？”
灰毛狗丧气地叹了一声，又睡着了。
“托比？”康妮突然显得很孤寂，“哦，小托比死样怪气地对我说，现在潘西·阿勒莱恩是头头。调拨人员是潘西的职权范围，不是托比的事。我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但是我当时还以为是托比的问题。”她沉默不语。“这该死的炉火，”她不高兴地自言自语道，“你一转过去，它就灭了。”她已经失去了兴趣。“下文你都知道了。报告递给了潘西。‘那又怎样呢？’潘西说，‘波里雅科夫曾在俄国军队里待过。俄国军队很大，并不是在俄国军队里打过仗的人都是卡拉的特务。’真奇怪。批评我的推论不科学。我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这还算不上是推论，这是归纳。’‘亲爱的潘西，不论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些术语的，你说话的口气听来像个蹩脚大夫。’亲爱的，他听了很不高兴！但是为了安慰我，托比派人去盯阿力克斯，结果当然没有什么。我就说：‘搜查他的房子、他的汽车，什么都搜查一遍！拦截他，派人去窃听！假装弄错人，搜他身上。不管是什么，反正都要试一下，因为可以打赌，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一定是英国地鼠的联络员！’因此潘西把我叫了去，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又是苏格兰腔——“‘你别再管波里雅科夫了。把他忘掉吧，懂吗，你这个傻女人？你和你的波里什么夫可叫人烦死了，以后别管他了。’接着又来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我们已经谈过话，你已经表示同意’，副件给了管人事的婆娘。我在下面批了‘同意前句，不同意后句’退给了他。”她改用带兵的口吻：“‘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
康妮已烂醉如泥。她一屁股坐在自己的酒杯上，双目紧闭，脑袋不断地往一边倒。
“我的天，”她又醒了过来，轻声说，“我的天。”
“波里雅科夫有没有一个跑腿的？”史迈利问。
“为什么他要个跑腿的？他是文化参事，文化参事不需要跑腿的。”
“科马罗夫在东京有一个。这是你自己说的。”
“科马罗夫是军人。”她不高兴地说。
“波里雅科夫也是。你瞧见过他的勋章。”
他握着她的手，等着。终于她说，兔子拉宾，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一个笨蛋。起先她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她怀疑他就是化名为伊夫洛夫的勃洛特。但是她无法证实。反正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兔子拉宾大部分时间在伦敦周游闲逛，看女人，又不敢搭讪。但是后来她逐渐弄清楚关系。波里雅科夫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拉宾帮忙斟酒。半夜里波里雅科夫把拉宾叫了进去，半小时后拉宾出去，大概是去发电报。波里雅科夫飞到莫斯科去时，兔子拉宾就搬到大使馆里，住到他回来。康妮口气坚定地说：“他是在代替他值班，没有问题。”
“这你也报告了？”
“当然也报告了。”
“后来呢？”
“康妮被辞退了，拉宾高高兴兴地回国了。”康妮吃吃一笑。她打了个呵欠。“啊呀，”她说，“冬至前后，可真冷。乔治，我没有泼你冷水吧。”
火已经灭了。楼上传来了“砰”的一声，可能是珍妮和她的情人。康妮慢慢地哼起来，接着随着曲调摇摆起来。
他仍不走，想使她高兴起来。他又替她斟了酒，这终于使她高兴起来了。
“来，”她说，“我给你瞧瞧我的勋章。”
于是又东搬西找的。她放在一只旧公文包中，史迈利得从床底下把它拉出来。她先拿出一个真的勋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一张打字的奖状，上面的化名就是她工作的名字康斯坦斯·沙林格，列名于首相传接见嘉奖的名单上。
“因为康妮是个好小姐，”她解释道，脸颊贴着他，“而且爱她所有漂亮的男朋友。”
接着是圆场以前人员的照片：康妮在战时穿着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服装的照片，她站在杰比第和破译专家比尔·马格纳斯之间，那是在英国某个地方照的；康妮与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的照片，一边一个，他们穿的是打板球的球衣，三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那是在沙拉特夏季训练班照的，身后是一片很大的场地，草都剪得短短的，阳光灿烂，打靶场上的瞄准靶闪烁着。接着是一块很大的放大镜，镜片上刻着缩写字母，那是罗埃、潘西、托比等许多人“送给亲爱的康妮，永远不要说再见！”的。
最后是比尔自己的特殊礼物，这是一张漫画，画的是康妮趴在肯辛顿王宫花园，从望远镜里偷看苏联大使馆，上款是“带着爱和怀念送给最最亲爱的康妮”。
“你知道，剑桥这里仍记得他。天之骄子。基督教会学院教员休息室还有他的两幅油画。他们常常挂出来。有一天翟理斯·兰格莱在高街遇到我，问我有没有关于海顿的消息。我记不得怎么回答了，有还是没有。你知道吗，翟理斯的妹妹仍在管理安全联络站？”史迈利不知道。“翟理斯说：‘我们很想念他，他们现在再也培养不出比尔·海顿那样的人才了。’翟理斯至少有一百零八岁了。他说，他在大英帝国成为一个肮脏字眼以前教过比尔现代史。他还问到吉姆的情况。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化身，哈哈。你从来不喜欢比尔是不是？”康妮东拉西扯地说着，一边把这些东西都装在塑料袋里，用布包起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是你妒忌他，还是他妒忌你。我想大概是他太时髦了。你总是不相信漂亮的外貌，当然只指男人而言。”
“亲爱的康妮，别胡说八道了。”史迈利这一次可没有防备，感到很尴尬，马上反驳道，“比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没有什么，”她几乎已经忘掉了，“我有一次听说他和安恩在公园里骑马，就此而已。他不是她的表兄吗？我一直以为，要是办得到，你和比尔在一起合作真是很合适的。你能恢复传统的精神。那个苏格兰鬼可不行。由比尔重建班底，”——她又露出了讲童话的笑容——“而乔治——”
“乔治来收拾残局。”史迈利给她提示说，他俩都笑了，不过乔治的笑是假的。
“亲我一下，乔治，亲康妮一下。”
她带他从菜园出去，那是她房客走的一条路，她说他一定喜欢走这条路，不喜欢走另外一条路，免得看到隔壁花园那头哈里逊公司新盖的一排难看的平房。天空在下毛毛雨，夜雾之中隐约可以看到几颗淡淡的星星。在马路上，卡车隆隆而过，穿过夜幕，向北驶去。康妮突然害怕起来，抓住了他。
“你真淘气，乔治，你听到没有？你瞧着我，别瞧那边，那边尽是霓虹灯和罪恶的渊薮。亲一亲我。全世界坏人到处都在糟蹋我们的时代，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
“我没有帮他们，康妮。”
“当然你在帮他们。瞧着我。那时候才是好时光，你听见吗？真正的好时光。那时候英国人可以感到骄傲自豪。现在也应该让他们感到骄傲自豪。”
“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事。”
她把他的脸拉到自己的前面，于是他就亲了她的嘴。
“可怜的人儿，”她喘着粗气，可能不是由于某一种感情，而是多种感情的交错，像混合酒一样在她身上掺和在一起，“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都被夺走了，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可恶的潘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早知道会这样收场，不过没有想到这么难堪。每年圣诞节在圆场各个角落里举行的小酒会上，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听她说同样的事情。“你不知道米尔邦兹吧？”她问。
“什么米尔邦兹？”
“我哥哥的房子。很漂亮的帕拉底欧式建筑，有可爱的花园，在纽伯雷附近。后来修马路，砰，砰，建起了高速公路，把花园都占了。你知道，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还没有把沙拉特卖了吧？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它卖了。”
“他们没有。”
他一心只想摆脱她，但是她把他抓得更紧了，他可以感到她的心房贴着他在跳动。
“如果情况不好，就别回来见我。答应吗？我太老了，本性难改。我希望你们都像过去我所认识的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中，个个都是可爱的孩子。”
他不想就这样把她丢在黑暗中，在树丛下跌跌撞撞，所以他又送她走回半路，两人都没有说话。当他朝马路上走去时，他听到她又在哼歌了，声音很大，简直是尖叫。可是与他心中当时感到的乱哄哄相比，这算不得什么，在这漆黑黑的夜里，加上一个天晓得最后会有什么结局的心境，使他的心中感到一阵阵惊慌、愤怒和难受。
他搭了一列慢车到斯劳，在那里孟德尔租了一辆汽车在等他。他们驱车慢慢驶向伦敦的橘黄色城市夜空时，他听了彼得·吉勒姆调查的汇报。孟德尔说，值班记事册上没有四月十日到十一日夜间的记载。那几页被刮胡刀割去了。同一天夜里警卫保管的签到本也不见了，还有收发报登记簿也是如此。
“彼得认为这是最近发生的事。下一页上写着一个条子说‘如欲查询，请询问伦敦站站长’。是伊斯特哈斯的笔迹，日期是星期五。”
“上星期五？”史迈利转身问，他转身太急了，身上系的安全带发出了咯吱的声音，“那是塔尔到英国的那一天。”
“这都是彼得说的。”孟德尔岿然不动。
最后，关于又名伊夫洛夫的拉宾，还有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这两个人，在托比·伊斯特哈斯的点路灯组的报告中，都没有什么不利的痕迹。两人都受到了调查，两人都列为丙级：最干净的一级。拉宾在一年前奉命调回莫斯科。
孟德尔的公文包中还带来了吉勒姆拍的照片，那是他在布里克斯顿的调查结果，冲洗以后放大了。到接近帕丁顿车站的地方，史迈利下了车，孟德尔从车门中把皮包交给他。
“你不要我跟你去吗？”孟德尔问。
“谢谢你。只有一百码远。”
“幸亏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是啊。”
“有的人要睡觉。”
“晚安。”
孟德尔仍举着皮包。他说：“我也许找到学校了，在汤顿附近一个叫瑟斯古德的学校。他先在伯克郡代了半学期的课，后来又转到萨默塞特去了。听说买了一辆旅行拖车。要调查一下吗？”
“你有什么方法？”
“去敲他的门。向他兜售一台胡佛牌吸尘器，通过社交场合去认识他。”
“对不起，”史迈利突然担心起来，“我可能是过虑了。对不起，我不该如此无礼。”
“吉勒姆这小伙子也有点过虑，”孟德尔坚定地说，“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别人对他都侧目而视。他说肯定有什么事，他们都知道了。我叫他好好地喝口酒定定神。”
“是啊，”史迈利想了一会儿说，“是啊，该这样。吉姆是个老手，”他解释道，“是老派的外勤人员。不论他们怎么整他，他还是很行。”
卡米拉很晚才回来。吉勒姆知道她在桑德那里上笛子课到九点，但是她开门进来时已十一点了，因此他对她说话没有好气，他无法控制自己。现在她躺在床上，一头夹着白丝的黑发铺在枕头上，看着他站在没有点灯的窗口，凝视着外面的广场。
“你吃过饭了吗？”
“桑德博士请我吃过了。”
“吃什么？”
她告诉过他，桑德是个波斯人。
没有回答。也许是在梦中？核桃牛排？爱情？她睡在床上时，除非要拥抱他，否则从来一动也不动。她睡着时呼吸很轻。他有时醒来看着她，心想要是她死了，他会有什么感觉？
“你喜欢桑德吗？”他问。
“有时候。”
“他是你的情人吗？”
“有时候。”
“也许不该搬到我这里来。应该搬到他那里去。”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卡米拉说，“你不懂。”
是，他不懂。先是有一对情人在一辆吉普车后座上搂在一起，接着是一个头戴软帽的独行侠在带着狗散步，后来又是一个小姐在他前门外的公用电话亭中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这些事情不一定有关系，只是接连不断，好像警卫换岗一样。现在又停了一辆送货车，却没有人下车。又是情人，还是点路灯的夜班值勤？送货车到了十分钟后，吉普车才开走。
卡米拉睡着了。他醒着躺在她的身边，等到明天按史迈利的要求去偷普莱多事件的档案，这个事件又称埃利斯丑闻，或者缩小范围来说，叫“作证计划”。
14
在那件事没有发生以前，这一天是比尔·罗奇有生以来第二个最愉快的日子。第一个最愉快的日子是在他的家庭分裂以前不久，那天他父亲发现屋顶上有个黄蜂窝，要比尔帮他用烟把黄蜂熏出来。他的父亲不善于户外活动，手脚一点也不灵活，但是在比尔从百科全书中查阅了有关黄蜂的介绍以后，他们就一起开汽车到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些硫黄，装在一个喂食器里，放在屋檐下熏，终于把黄蜂都熏死了。
今天则是吉姆·普莱多汽车俱乐部的赛车开幕日。至今为止，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阿尔维斯牌汽车拆下来，擦洗擦洗，再重新安装好。但是今天为了答谢他们，由他们在难民拉兹的帮助下，在车道上铺了一捆捆的干草作为障碍物，然后大家一个接一个握方向盘开车比赛，由吉姆计算时间，在观战者的哄笑中，扑哧扑哧地开过起跑门。吉姆介绍他的汽车是“英国制造的最好的汽车。由于社会主义，现在停产了”。他现在油漆一新，车头上有一面米字旗迎风飘扬，它无疑是天下最好最快的汽车。第一轮比赛的十四人中，罗奇得第三名。现在举行第二轮，他已开到了栗树林附近，还没有因障碍物而停下来过，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打破纪录了。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会使他感到这么快乐。他喜欢这汽车，喜欢吉姆，甚至也喜欢起学校来，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想努力求胜。他听到吉姆在叫“小心，大胖”，他可以看到拉兹举着一面临时凑合做成的方格指挥旗在蹦啊跳的，但是当他磕磕碰碰地开过终点柱时，他就已经知道吉姆没有在看他了，他的眼光远远地看着跑道那头的山毛榉树林。
“多少时间，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但是一阵沉默。
“计时员！”斯巴克莱叫道，试一试他的运气，“犀牛，请告诉我们多少时间。”
“很棒，大胖。”拉兹也看着吉姆说。
这一次，斯巴克莱的大胆和罗奇的央求一样，好像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反响。吉姆朝着运动场东边那头场外的小路看着。一个叫科尔萧的学生站在他的旁边，他的外号叫卷心菜沙拉。他是三年级乙班的留级生，以爱拍老师马屁出名。运动场很平坦，到山边才升高，下几天雨就要积水，因此在那条小路旁没设什么围篱遮住外面，只有绕在木桩上的铁丝网。而且也没有什么树木，只有铁丝网、低洼地，有时还看得见远远的昆托克山，但是今天却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雾中了。低洼地原来可能是沼泽，通往一个湖泊，或者不如说通向白茫茫一片没有尽头的地方。就在这个给雨水冲洗得一干二净的地方走着一个孤单的人影，一个身材修长、不引人注意的过路人，他是个男人，面容瘦削，头戴软帽，身穿灰色雨衣，手提一根很少使用的手杖。罗奇也看着他，觉得那人心里想要走得快一些，但是又为了某种目的而放慢了脚步。
“你戴着眼镜吗，大胖？”吉姆问道，一边看着那个人，他快要走近下一个木桩了。
“戴着，先生。”
“那么他是谁？看上去像是所罗门·格隆第21。”
“我不认识，先生。”
“从来没有见过吗？”
“没有，先生。”
“既不是教员，又不是村里的人。那么是谁呢？乞丐？小偷？他为什么不朝这边看，大胖？咱们有什么不对？要是你看到有一伙学生在球场上比赛开汽车，你不会那样的，是不是？他不喜欢汽车？他不喜欢学生？”
罗奇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想出答案，吉姆就已经用拉兹的话在跟拉兹说了，声音很轻，很平板，使罗奇马上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特殊的外国联系。这个印象由于拉兹显然否定的回答而加强了，拉兹的回答也同样的泰然自若。
“先生，请听我说，我想他大概是教会的人，先生，”卷心菜沙拉说，“做过礼拜以后，我看到他在跟威尔斯·法戈说话。”
牧师的名字叫斯巴戈，年纪很大。瑟斯古德学校里流传他实际上就是那个退隐中的伟大的威尔斯·法戈22。吉姆听到这个情况，想了一下，罗奇很生气，认为这都是科尔萧瞎编出来的。
“你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吗，卷心菜沙拉？”
“没有，先生，没有。他们在看教堂座位名单。我可以去问威尔斯·法戈，先生。”
“我们的教堂座位名单？瑟斯古德的座位名单？”
“是的，先生。学校的教堂座位名单。瑟斯古德学校。所有名字都在上面，按我们的座位排列。”
罗奇不高兴地想，还有教职员的座位。
“要是有人再见到他，马上告诉我。别的可疑的人也是如此，明白吗？”吉姆现在是对大家说话，口气有意显得很轻松，“我不喜欢莫名其妙的人在学校周围晃来晃去。我上次教的那个学校有一伙这样的人。结果把那地方全都偷光了。银器、现款、学生的手表、收音机，什么都偷。下次就会偷阿尔维斯了。这是英国最好的汽车，如今已停产了。他的头发什么颜色，大胖？”
“黑色，先生。”
“身高，卷心菜沙拉？”
“先生，六英尺，先生。”
“卷心菜沙拉眼中人人看来都是六英尺，先生。”一个反应很快的孩子打趣道，因为科尔萧是个矮子，据说幼时喂的不是奶，而是杜松子酒。
“年纪，斯巴克莱，你这傻瓜？”
“九十一，先生。”
大家一阵哄笑。罗奇得到再开一次的机会，但成绩不佳，那天晚上难过得睡不着觉，因为汽车俱乐部的全体会员都被吸收成为观察员了，更不用说拉兹了，而这原来是他独占的地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像他那样警觉性高，尽管吉姆命令的有效期限不超过一天，尽管从今以后，罗奇必须加倍努力来应付竞争威胁的来临，这都安慰不了他。
那个瘦脸陌生人不再出现了，但是第二天吉姆很难得地到教堂去了一次。罗奇看到他在一个墓穴前面同威尔斯·法戈说话。从此以后，比尔·罗奇注意到吉姆脸上越来越阴沉，而且神态警惕，有时好像心中有把怒火一样，不论他每天傍晚散步时，或者坐在拖车住房外的吊床上，不顾寒风急雨，吸着他的小雪茄，喝着伏特加，让暮霭渐渐地包围他，他都是如此。
15
乔治·史迈利去了阿斯科特的第二天，就用巴拉克劳夫的名字，在苏塞克斯花园的艾莱旅馆设立了工作总部。从位置来看，艾莱旅馆算是个很僻静的地方，完全符合他的需要。它在帕丁顿车站南面一百码处，原来是一批年代比较久远的宅邸中的一幢，一行梧桐树和一个停车场把旅馆和大马路隔开。大马路上整晚车辆不停，隆隆而过。但是在旅馆里面，却异常安静，尽管颜色很不协调的墙纸和铜灯罩使那地方成了一个火盆似的。不仅旅馆里一片安静，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外面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旅馆老板娘波普格拉汉太太更令人加深了这个印象。她是个少校的遗孀，说话有气无力，使得巴拉克劳夫先生或者任何一个前来投宿的客人，都有一种极度疲劳困顿的感觉。她当孟德尔督察长的线民已有多年了，孟德尔硬说她的姓氏就是普通的格拉汉。波普23两字，只不过是为了听起来威风一些，或者是为了表示对罗马教廷的尊敬才加上去的。
“你的父亲不是绿衣团的吧？”她在旅客登记册中看到巴拉克劳夫的名字时，打个呵欠问。史迈利订了两个星期的房间，预付她五十英镑，她给他八号房间。因为他要工作，他要一张书桌，她给他一张摇晃不稳的牌桌，让旅馆侍者诺曼送去。她自己还亲自监督，一边叹口气说：“这是乔治王时代的。看在我的面上，请爱惜使用，好不好？我其实不应该借给你的，这是少校的桌子。”
除了这五十英镑以外，孟德尔又偷偷自己掏腰包加了二十镑的预付款，他称之为行贿钱，不过后来他又从史迈利那里要了回去。他付钱的时候告诉她：“不会有人打扰吧？”
“你可以这么说。”波普格拉汉太太肯定地回答，一边正经地把钞票塞到内衣里。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我都要知道，”孟德尔坐在她地下室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喝着一瓶她喜欢的酒，提醒她说，“进出的时间、来往的人、生活作风，尤其是，”——他伸出一只手指强调——“尤其是，你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那就是，我要了解是不是有可疑的人物对他发生兴趣，会找个借口跟你的旅馆员工打听他的情况。”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哪怕他们说他们是禁卫军，或者福尔摩斯都一样。”
“只有我和诺曼两个人，”波普格拉汉太太说，顺手一指一个在哆嗦的孩子，他穿着一件黑大衣，波普格拉汉太太给他配了个天鹅绒领子，“在诺曼身上他们是问不到什么的，亲爱的，你太敏感了。”
“寄给他的信也一样，”督察长说，“只要是看得见的，邮戳、投寄时间，我都要，但是不可私拆，也不许耽搁。他的衣物也是。”他看了一眼那个显眼的大保险柜，停了一会儿说，“他有时可能要求存放一些东西。主要是文件，有时是书。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这些东西，”——他突然露出一副海盗般的笑容——“那就是我。明白吗？别的人甚至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替他收藏了这些东西。别碰这些东西，他很精明，能够看出的。要碰，得要由专家来碰。我不多说了。”孟德尔最后说。不过他从萨默塞特一回来就告诉史迈利，他只花二十镑钱，做把风生意的，要算诺曼和他的老板娘是最最便宜的了。
他这牛皮吹错了，不过尚可原谅，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吉姆不花一分钱，就找到了他的汽车俱乐部全体会员替他把风，也不可能知道吉姆用什么办法，后来居然能够摸清楚孟德尔小心翼翼建起的调查脉络。不论孟德尔或者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想像吉姆由于积压的愤怒、紧张的等待，甚至还有点疯狂，而导致心理上的高度警惕状态。
八号房间在顶层。窗户外面是一道女儿墙。墙外是一条小街，有一家阴暗的书店和一家叫做大世界的旅行社。擦手毛巾上绣着“马劳天鹅旅馆”的字样。头一天晚上拉康就来了，带着鼓鼓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的是他办公室里拿来的头一批文件。他们为了要说话，并肩坐在床边，打开半导体收音机，盖过他们谈话的声音。拉康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搞这一套把戏似乎年纪太老了一些。拉康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把文件拿回来，还史迈利那些前晚给他塞在公文包让它看来鼓鼓的书。做这种事情，拉康最不擅长了。他很不高兴，态度简慢。他明确表示对于这种不正当的事情感到由衷厌恶。天气很冷，但他脸上气得红红的，久久不褪。可是史迈利要在白天看到这些文件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拉康的手下工作人员随时会要查阅，万一没有找到，可能引起喧哗。而且史迈利也不想在白天看这些文件。他比别人都了解，他手头时间很紧。在之后的三天里，这样的安排很少变化。每天晚上拉康下班到帕丁顿车站搭火车回家时，就到史迈利那里去，送来文件。每天晚上波普格拉汉太太就偷偷地向孟德尔报告，那个一脸不高兴的瘦高个子又来过了，对诺曼颐指气使。每天早上，在只睡了三个小时、吃了一顿有半生不熟的香肠和煮得过烂的番茄这种糟糕早餐后——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吃——史迈利就等拉康来，然后高高兴兴地出去，混迹在人群之中，尽管冬天很冷。
在顶层的房间单独度过的这几个夜晚，对史迈利来说很不平常。尽管后来的一些日子也同样紧张忙碌，而且从表面来看，更加变化多端，但是他回想起来，这些夜晚好像是一次独特的旅程，几乎像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拉康原来在花园里厚着脸皮央求的事。“那么你愿意担任这个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都采取必要的措施？”史迈利一步一步回到他过去的经历中时，以前和以后不再有什么不同了，这只是一个旅程，目的地就在前面。那间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旅馆家具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与他回忆中的一些房间分开。他又回到了圆场顶楼他自己简朴的办公室中，墙上挂着牛津校景的风景照，就像他在一年前离开时那样。他的屋子外面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大办公室，老总的一些头发花白的女职员，大家叫做老妈妈们，在轻声地打字、接电话。而在这个旅馆走廊里却有一个没有被发现的天才日日夜夜在耐心地用一台老打字机。在大办公室的尽头——在波普格拉汉太太的天地里则是个浴室，外面有块“请勿使用”的牌子——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通向老总的禁区：那地方像一条小巷子，两边尽是旧铁柜和红皮的旧书，有一股尘土味和茉莉花茶的香味。老总坐在办公桌后，这时已瘦得形销骨立，额上挂着一绺头发，脸上露出的笑容像骷髅一样惨淡。
史迈利完全陷入这种错觉之中，所以那个额外装的、需要另付现款的电话分机铃响时，他要定一定神，才能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其他的声音也同样叫他糊涂，例如女儿墙上鸽子的扑翅声，电视天线在风中的吹刮声，下雨时屋顶两条屋脊之间积水流下的汩汩声。因为这些声音也是属于他的过去的，在剑桥圆场只有在五楼才能听得到。他的耳朵对这些声音特别敏感，显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些声音是他过去的背景配音。有一次大清早，史迈利听到房间外面步道里有脚步声，他真的走到门口去，想开门让圆场的夜班译码员进来。当时他正沉浸于吉勒姆的照片中，根据手头仅有的一点点情报，无法弄清楚圆场按照横向领导的原则处理香港来电的程序。结果门外却不是译码员，而是穿着睡衣赤着脚的诺曼。地毯上撒着五彩碎纸，对门房间的门外放着两双皮鞋，一男一女，不过艾莱旅馆里是不会有人把它们擦干净的，尤其是诺曼不会干这事。
“别在这里张望了，快回去睡觉。”史迈利说。看到诺曼看着他发呆，又说：“你快走开好不好？”他几乎要说“你这个卑鄙的小鬼”，不过他及时制止了自己，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拉康头一天晚上给他带来的第一份卷宗的标题是“巫术计划”，副题是“关于分配特殊情报的政策”。封面上其他空白的地方贴满了注意事项和处理程序，其中一条古怪地规定，若有人无意中发现此一卷宗，应“原封不动归还给内阁办公室收发主任”，“不得擅自启阅”。第二份卷宗，标题写的仍是“巫术计划”，副题是“给财政部的补充费用估算、伦敦的特殊住宿、财务的特别安排、补助等等”。第三份卷宗用红缎带和第一份卷宗捆在一起，叫“巫师来源”24，下面写的是“客户的估价、成本效用、扩大利用，参看机密附件”。但后面没有机密附件，史迈利问起时，拉康态度甚为冷淡。他不耐烦地说：“大臣保管在他的私人保险柜中。”
“你知道开锁的密码吗？”
“当然不知道。”他生气地回答。
“标题叫什么？”
“跟你不可能有关系。我完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找这资料。这是高度机密的资料，我们尽可能把能看到的人限制在最低数量。”
“即使是机密附件，也该有个标题。”史迈利和颜悦色地说。
“这个却没有。”
“它是不是指明了巫师是谁？”
“别胡说八道了。大臣不想知道，阿勒莱恩也不想让他知道。”
“扩大利用是什么意思？”
“乔治，我不想被你审问。你已经不再是圆场的人了，这你也明白。照理我应该先要对你进行专门审查。”
“为了巫术专案进行审查？”
“是的。”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份已通过专门审查的人的名单？”
拉康反驳道，这放在政策档案里，不高兴地几乎要砰地甩门一怒而去。但是随着收音机里放的一张《花儿都到哪儿去了？》的唱片的慢吞吞歌声（一个澳洲DJ主持的音乐节目），他又走了回来，说：“大臣——他不喜欢转弯抹角的解释。他有一句名言：他只相信能够用一张明信片就写完的话。他对于送上手的都急着要知道。”
史迈利说：“你不会忘记普莱多吧？你所有关于他的资料我都要。鸡毛蒜皮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
史迈利的这句话使拉康瞪大眼睛，呆了一会儿，接着又站起身来要走了：“你疯了吗，乔治？你难道不明白，普莱多在挨那一枪之前极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巫术？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针对主要问题，反而要到处钻啊钻的……”不过话还没有说完，他已出了房门。
史迈利回过头来看最后一包：“巫术计划”，副标题是“与部门的通讯”。所谓的部门是白厅称呼圆场的许多个代号之一。这一卷宗采用的形式是以大臣为一方和潘西·阿勒莱恩——从他端端正正的小学生体字迹一望便知——为另一方之间的正式来往记录，当时他在老总的用人系统中还处于最低一层。
史迈利一边翻阅这些已有不少人翻阅过的档案，一边心里想，作为这样一场长期无情的斗争记录，这份档案实在太枯燥乏味了。
16
史迈利现在一边开始阅读，一边重新经历了这场长期无情斗争的一些主要战役。档案中只留下极少的记录，但在他的记忆中却要多得多。主角是阿勒莱恩和老总，起因不明。比尔·海顿是密切注意这些事情的人，即使他也为此感到伤心，他认为这两个人早在剑桥时代就互相仇视了，当时老总曾在那里担任短期的教职，阿勒莱恩还未毕业。据比尔说，阿勒莱恩是老总的学生，而且是个坏学生。老总经常奚落他，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种说法是够荒谬的，因此老总一笑置之。他只是说：“有人说潘西和我是拜把兄弟。说我们玩在一起，真亏有人想得出来！”他从来没有表示这种说法是否确实。
对于这种传说，史迈利根据自己个人对他们两人早年生活的了解，倒可以补充一些确凿的事实。老总出身低微，而潘西·阿勒莱恩却是低地苏格兰人，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长老会牧师，如果说潘西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信仰，他至少继承了他父亲说教的能力。他差个一两岁没有参加大战，在参加圆场之前在伦敦一家大公司工作。在剑桥的时候，他有点儿喜欢政治（海顿说他比成吉思汗还右，而海顿自己，只有天晓得，也不是什么温和的自由派），又有点儿爱好体育。他是一个叫做马斯顿的无足轻重的人招募来的，马斯顿本人曾有一段很短的时期里，想在反谍报活动中搞个自己的小地盘，他认为阿勒莱恩大有前途，竭力为他吹嘘，结果自己不久却下了台。圆场人事组见到阿勒莱恩处境尴尬，就派他到南美去，以领事身份为掩护，连续两任，一直没有回英国。
史迈利还记得，甚至老总也承认潘西在南美干得极好。阿根廷人喜欢他会打网球和骑马，认为他是个绅士——这是老总的话——还当他很蠢，这就完全把潘西估计错了。到他办理移交给后任时，他已在南美的东西两岸布下了一个谍报网，而且还把他的羽翼扩大到北方去。在国内休假以后，他听了两个星期的情资汇报，就到印度去，那里的手下把他看做是殖民地时代英国老爷的化身。他教他们要忠心耿耿，但是给他们的待遇却极低，还随手就把他们出卖掉。他从印度又调到开罗。这个岗位对阿勒莱恩来说本来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中东仍是海顿最喜欢憩脚的地方。马丁台尔那天晚上在他那家无名俱乐部里所说的话丝毫不差，开罗的人把比尔看成是当代的阿拉伯劳伦斯。他们都决心不让他的后任有好日子过。但是潘西还是打下了天下，要不是和美国人发生了纠葛，本来有可能比海顿更受人称道。结果发生了一场丑闻，潘西和老总因此发生了公开的争吵。
具体情况至今不明：那次事件发生在史迈利被提拔担任老总的助手之前很久。情况大概是，潘西未得伦敦授权，即与美国人搞在一起，要弄一个愚蠢的诡计，要用他们自己羽翼下的人代替当地一个土皇帝。阿勒莱恩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尊敬美国人。他在阿根廷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西半球到处打掉右翼政客就极其钦佩。在印度的时候，他对他们分化中央集权势力的手段也极为欣赏。而老总像圆场的大多数人一样，瞧不起美国人和他们的一切活动，对他们的活动还常常设法加以破坏。
这次阴谋流产，英国一些石油公司很生气，阿勒莱恩不得不卷铺盖走路，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他们的行话里就是这样开玩笑的。后来，阿勒莱恩说是老总怂恿他这样做的，后来又拆他的台，甚至说老总有意向莫斯科走漏风声。不管内情究竟如何，阿勒莱恩回到伦敦时接到通知，奉派到训练所去负责训练见习新手。这个差使一般是给只有一两年工夫就要退休的老朽做的。比尔·海顿当时是人事组长，据他解释，当时伦敦没有什么职位可以供潘西那样资历和才能的人选择。
“那么你也得为我因人设事。”潘西说。他说得不错。后来比尔向史迈利坦承，他当初没有估计到阿勒莱恩后台的力量。
“他们是谁？”史迈利曾经问过，“他们怎么能够把一个你不要的人强塞给你呢？”
“打高尔夫球的。”老总不高兴地说。打高尔夫球的和保守党人，因为那时阿勒莱恩勾搭上反对党，尤其是得到了迈尔斯·塞康比张开双手的欢迎，他是安恩的表兄弟，可惜不是远房，现在是拉康的大臣。但是老总没有力量抗拒。圆场当时奄奄一息，甚至有人主张撤销原有机构，重起炉灶。在间谍世界中，失败一向祸不单行，只不过这次是没完没了地拉得特别长而已。情报价值下跌，而且越来越值得怀疑。在关键的地方，老总的手不够狠。
这种暂时的挫折，并不妨碍老总为潘西·阿勒莱恩创设“对外活动总指导”一职拟草案时所得到的乐趣。他把这个新职称做潘西的小丑帽。
史迈利无计可施。比尔·海顿这时在华盛顿，想和美国情报局的法西斯清教徒（他这么称呼他们）谈判一项谍报条约。史迈利已升到五楼，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老总挡驾谢客。因此阿勒莱恩见不到老总只好来问史迈利：“为什么？”他在老总外出的时候，就到史迈利的办公室来见他，请他到他那个暗淡的公寓去（先把他的情妇打发出去看电影），用哭丧的苏格兰腔问他：“为什么？”他甚至不惜工本，买了一瓶威士忌大方地硬灌史迈利，自己却只喝一瓶比较便宜的酒。
“乔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呢？我们有过一两次小争吵，那有什么了不起，你说说看？他为什么盯住我不放？我只不过想在上层有一席之地。大家都知道我凭我的成绩有权这样要求！”
他所谓的上层是指五楼。
老总为他拟的草案，初看之下甚为冠冕堂皇，根据这一条例，一切活动计划在实施之前，阿勒莱恩都有权检查。但是用小字加上的但书又对这个权限加上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地区组的同意，而老总却有办法使地区组不表示同意。工作条例又委托他“协调后动力量，防止各地区组相互越权”，这一点，阿勒莱恩在设立伦敦站之后倒实现了。但各后勤单位如点路灯的、伪造护照的、监听的和破译的，却不肯让他检查，他也无权强迫他们。因此阿勒莱恩闲得发慌，他桌上的进出文件篮一到午饭以后就空空如也了。
“我是个庸才，是不是？这年头大家都得是天才才行，都得当主角，不能跑龙套，而且还得是老头子。”因为阿勒莱恩要当上级还嫌年轻，尽管这一点在他身上很容易被忘掉，他比海顿和史迈利年轻十来岁，比老总年轻得更多。
老总不可动摇：“潘西·阿勒莱恩为了图得封爵会不惜出卖亲娘，为了在上议院占个席位会不惜出卖我们这个机构。”后来，他身患痼疾日趋严重时，他说：“我绝不把我一辈子的心血交付给一匹只供节日检阅用的马。我这人自视甚高，所以不吃拍马屁这套，人已老迈，所以也无野心。我就是脾气太坏。潘西则正好相反，白厅多的是高人，他们喜欢他，不喜欢我。”
可以说，老总就是这样间接地把巫术招到自己头上来的。
“乔治，到我这里来，”有一天老总在对讲机里说，“潘西老弟想要跟我干。你快到我这里来，要不然就要打起来了。”
史迈利记得，当时正好是一些出师不利的战士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时候。罗埃·布兰德刚从贝尔格莱德搭飞机回来，他在那里在托比·伊斯特哈斯帮助下想重建残破的谍报网。保罗·斯科尔德诺当时是德国站长，刚在东柏林替他最优秀的苏联情报员送葬。至于比尔，在又去了一趟美国空手回来后，正在大骂五角大楼目中无人、五角大楼都是蠢材、五角大楼口是心非，并且扬言“现在该是和该死的俄国人搞合作的时候了”。
在艾莱旅馆，时间已过了午夜。有个晚到的客人在按门铃。史迈利心里想，他得给诺曼十先令的小费。英国币制虽已改革，他仍搞不清楚。他叹了一口气，把第一份巫术档案拉了过来，轻轻地舔了一舔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开始工作起来，用自己的记忆核对官方的资料。
在那次谈话以后才一两个月，阿勒莱恩就向安恩那位显贵表兄弟写了一封有点歇斯底里的私人信，后来存入了拉康的档案。信中说：“我们已经谈过了。巫术报告的情资来源极为机密，我认为目前白厅分发报告的方法不能适用。我们在牛虻计划上使用的公文箱办法常常失效，因为白厅的客户不是把钥匙丢了，就是一位工作过度疲劳的副官把钥匙交给了他的私人助理。我已向海军谍报处的李莱谈过，他准备在海军部大楼为我们专辟一间文件阅览室，供客户阅读文件，由我单位派一位资深门警监视着。为掩护起见，阅览室称为亚得里亚海工作组会议室。符合阅读条件的客户不用出入证，因出入证容易产生弊端。他们可向我的管理员”——史迈利注意到所用的代名词——“自报身份，由他核对名单上的相片。”
拉康还没有被说服，他通过他讨厌的上司，向财政部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一般也总是代表那位大臣提出的：
既属必要，亦需大规模改建阅览室。
一、阁下是否批准此项开支？
二、如获批准，此项开支表面上似需由海军部承担，然后由部门偿还。
三、此外尚有增添管理员问题，又是一项额外开支……
而且还有阿勒莱恩增光添辉的问题——史迈利一边慢慢翻阅一边想。到目前为止，他的光辉已经像灯塔一样到处在发光了：潘西不久即可在上层占一席之地，老总好像已经死了。
在楼梯下面传来了很悦耳的歌声。那是一位威尔士客人，已经喝得烂醉了，在向大家道晚安。
史迈利记得——又是他的记忆，档案里是没有这样单纯人情味的东西的——巫术绝不是潘西·阿勒莱恩在担任新职之后，要策划他自己的谍报活动的第一次尝试。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条例规定，他凡事必须先得到老总的许可，之前的尝试遂告流产。比如，他有一阵子一心想挖地道。美国人在柏林和贝尔格莱德挖了窃听的地道，法国人对美国人也搞了差不多同样的一手。那么好吧，圆场就在潘西的旗号下也挤进这个市场。老总睁只眼闭只眼，各部联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阿勒莱恩委员会，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去检查雅典苏联大使馆的地基，阿勒莱恩一向钦佩那里历届的军人政权，对最近这个也是十分钦佩，指望可以得到他们的不吝支援。但是这时老总却轻轻推翻了潘西的准备工作，且等他又搞什么新花样。那天阴沉沉的上午，老总把史迈利叫来，就是因为潘西搞了新花样。只是在这中间还互相开了几次火。
老总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阿勒莱恩站在窗户旁边，桌子上放着一份卷宗，颜色鲜黄，没有打开。
“你到那边坐下，看一看这些胡说八道。”
史迈利在小沙发上坐下，阿勒莱恩仍站在窗边，双肘撑在窗台上，从外面屋顶上望过去，看着纳尔逊纪念碑和远处白厅的一些尖顶。
卷宗里是一张据说是苏联海军高级文件的照片，文件长达十五页。
“谁翻译的？”史迈利问，一边心里想，译得不错，很可能是罗埃·布兰德的手笔。
“上帝，”老总答道，“上帝翻译的，是不是，潘西？乔治，你别问他，他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那时候老总显得特别年轻。史迈利记得他体重减轻，双颊红润，对他知之不深的人往往会为他的气色向他表示祝贺。也许只有史迈利才注意到，即使在那时，他头上头发分开的地方，总是流着小汗珠，这已司空见惯。
精确地来说，这份文件是对苏联最近在地中海和黑海举行的一次演习所作的评估，据说是向苏联统帅部提出的。拉康归档时只标《海军第一号报告》，海军部好几个月以来就一直在催圆场要提出有关这次演习的情报。因此，这份资料来得正是时候，这在史迈利看来反而觉得有些可疑。资料十分具体，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史迈利即使不是以近距离来看也很难理解：海岸对海上的进攻力量、敌方警报系统的无线电活动、恐怖均势的高等数学。即使是真货，价值也不大，但是又没有任何确凿根据可以证明它是真货。圆场每星期都要检验好几十份各地自动投来的所谓苏联文件。大多数是纯粹骗人的货色。有少数是盟国有意伪造的东西，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有少数文件是俄国人故意提供的鸡毛蒜皮。偶然有一两个文件后来证明是真实的，但那也往往是在丢弃了以后。
“这个签名的是谁？”史迈利问，他指的是边上用俄文字母写的一些批注，“有谁知道吗？”
老总的头向阿勒莱恩那边偏了一下。“请问有关人士。别问我。”
“札罗夫，”阿勒莱恩说，“海军上将，黑海舰队。”
“没有日期。”史迈利表示怀疑。
“这是个草稿，”阿勒莱恩自满地回答，苏格兰腔比平时更重了，“札罗夫在星期四批示的。最后定稿加上这些补充，到星期一发出，也用那个日期。”
今天是星期二。
“从哪儿搞来的？”史迈利仍感到不解。
“潘西说不能说。”老总说。
“我们自己的鉴定人员怎么说？”
“他们还没有看到，”阿勒莱恩说，“而且也不会让他们看到的。”
老总冷冰冰地说：“不过，我们的同行兄弟，海军谍报处的李莱却发表了他的初步意见，是不是，潘西？潘西昨天晚上给他看了——在旅客酒吧间一边喝杜松子酒，是不是，潘西？”
“在海军部。”
“李莱老弟是潘西的同乡，一般来说是不大轻易说好话的。但是半小时以前他打电话给我时还赞不绝口。他甚至还向我道喜。他认为这个文件是真货，征求我们同意——其实应该说是潘西的同意——让他的海军首脑们了解这个文件的大概内容。”
“办不到的事。”阿勒莱恩说，“这是只供他阅读的，至少在一两星期内如此。”
“这份资料太抢手，”老总解释道，“得等到稍微冷却一些才能分发。”
“但是它的来源是哪里？”史迈利坚持问这个问题。
“你不用发愁，潘西已经想出了一个掩护代号。咱们搞掩护代号从来不拖拉的，是不是，潘西？”
“但是，是谁搞到手的？专案负责人是谁？”
“够你伤脑筋的。”老总说了一句旁白。他特别生气。史迈利与他长期交往中，还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他细瘦又长满斑的手颤抖着，平常毫无生气的眼光，这时却闪闪发光。
“巫师来源，”阿勒莱恩说，说话之前，嘴唇微微一咂，完全是苏格兰人的习惯，“是个高居要职的人，能直接接触到苏联决策单位最机密的阶层。”好像他自己就是这个特权阶层一样：“我们称他的情报叫巫术。”
史迈利后来注意到，他在给财政部一个崇拜他的人的个人机密信中也用这两个词，那封信是要求给他更多的权力可伺机行事，付款给情报员。
“他下次就会说是在足球比赛赌博中赢来的。”老总预言道，尽管他脑子清楚，但是仍像一般老年人一样，用起流行的俗话来有些颠三倒四，“你休想叫他告诉你为什么他不肯说。”
阿勒莱恩不为所动。他也满脸通红，不过是因为感到得意，而不是因为有病。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长篇大论地说一通，这番话是完全向史迈利说的，没腔没调，仿佛一个苏格兰警长在法庭上作证。
“巫师来源究竟是什么人，这个秘密不能由我来泄露。他是我们某些人长期争取的结果。这些人和我都有义务相互保密。他们对于我们这里最近接二连三搞砸，也感到不高兴。被破获的事件太多了，损失太大，浪费太多，丑闻也出得太多了。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但是他只把我说的当做耳边风。”
“他指的是我，”老总在旁说，“乔治，你听清楚了没有？这番话里的他，指的是我。”
“一般的暗号和安全原则，在我们这里都被抛在一旁。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各级都各自为政，这是怎么一回事，乔治？各地区组互相拆台，这是上面怂恿的。”
“又是指我。”老总插言道。
“分而治之，如今的原则就是这个。应该齐心协力的人却在自相残杀。我们把最好的伙伴都丢了。”
“他的意思是指美国人。”老总解释道。
“我们把自己的生计都丢了，把我们的自尊心都丢了。这还不够吗？”他把报告收回来，夹在腋下。“真是够了，简直快要把肚子都胀破了。”
“而且和吃饱了的人一样，”老总在阿勒莱恩出去的时候说，“他还要吃。”
现在拉康的档案代替了史迈利的记忆，把这一段故事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已让史迈利知道，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没有再告诉他，这样的情况，根据那最后几个月的气氛来看，是很典型的。老总不喜欢失败，就像他不喜欢生病一样，而且最不喜欢自己的失败。他很明白，承认失败就得容忍失败，任何谍报机关如果放弃斗争，日子就不会太长。他不喜欢高级情报员，因为他们占了预算的很大额度，损及日常的谍报工作，而他对后者却寄托主要的期望。他喜欢成功，但是如果他的其他努力由后出现了奇迹而不受重视，他就讨厌奇迹。他不喜欢软弱，正如他不喜欢感情用事或宗教一样，因此他不喜欢潘西·阿勒莱恩，因为这些成分他什么都有一些。他的对应办法是名副其实地关上门，退到他顶楼办公室里，在昏暗中独坐孤室，谢绝来客，所有电话都由他的女秘书们代接代答。这些蹑手蹑脚、细声细气的老妈妈们给他送茉莉花茶和数不清的档案卷宗来，他成堆成堆地要了来又退了回去。史迈利为了要使圆场工作继续维持下去，继续办自己的事，有时走过他的门口，就经常看到这些档案堆在他的门口。有的是些老档案，还是老总亲自率领弟兄们活动时留下来的，有些是个人的档案，即部门过去和现在成员的历史。
老总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在干什么。如果史迈利问老妈妈们，或者最受欢迎的比尔·海顿进来问同样的问题，她们只是摇摇头，或者向着天上不作声地抬一下眉毛，这种温和的眼色说的是：“病入膏肓。我们不想扫他的兴，反正这个伟大人物的事业快要结束了。”但是史迈利知道——他现在一边耐心地翻阅一卷卷档案，复杂的头脑里有个角落还在回忆伊琳娜给里基·塔尔的信——史迈利知道，而且因此感到很宽慰，原来他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进行这个探索的人，老总的阴魂一直是他的同伴，只是没有陪他到最后而已，要不是作证计划在最后一分钟让他送了命，很可能会陪他一路走完。
又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半生不熟的香肠和煮得过熟的番茄并不能吸引那个抑郁的威尔士人。
“你还要这些资料吗，”拉康问，“还是已经用完了？它们对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其中甚至连报告也没有。”
“今天晚上还要用一下。”
“我想你自己也发现了，你的脸色真难看。”
他自己并没有发现，但是当他回到贝瓦特街的住处时，他从安恩美丽的镀金镜子中，看到自己眼眶发红，胖乎乎的脸颊尽是疲惫的皱纹。他微微睡了一下，又去干他神秘的勾当了。傍晚的时候，拉康早在那里等他。史迈利二话不说，径自继续阅读文件。
根据档案里的资料，那份海军情报文件在六个星期内没有下文。国防部其他部门对这个文件像海军部一样有兴趣，外交部则说：“此一文件对苏联侵略意图作了极好的侧面说明。”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阿勒莱恩坚决要求对这份资料加以特殊处理，但是他好像是个没有带兵的司令。拉康冷冰冰地提到“没有及时听到下文”，因此向大臣建议，说他“和海军部一起分析一下情况”。根据档案来看，老总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可能是按兵不动，等事情过去。在这期间，财政部的一位莫斯科观察家指出，白厅在近几年中已经碰到过不少这种情况了：先是得到一份令人鼓舞的情报，后来不见动静，甚至更糟的是，出现一场丑闻。
他错了。到了第七个星期，阿勒莱恩在同一天宣布得到了三份巫术的新情报，都是苏联各部门之间的秘密通讯，不过内容各不相同。
根据拉康做的摘要，巫术第二号情报是谈经互会中的紧张关系，谈到西方贸易对经互会较弱的会员国的腐化影响。用圆场的话来说，这是罗埃·布兰德工作范围内的一个典型报告，所牵涉问题就是那个以匈牙利为基地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多年来打听不到的问题。外交部的一位客户写道：“从天而降的好资料，且有确凿的旁证。”
巫术第三号情报讲的是匈牙利修正主义和卡达在政界和学术界加紧肃清的情况：写报告的人借用赫鲁晓夫很久以前新创的一句话说，要使匈牙利停止流言飞语，最好的办法是再杀几个知识分子。这又是罗埃·布兰德的工作范围。外交部那个评论员又说，“对于那些认为苏联对附庸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人来说，这是个使人头脑清醒的警告。”
这两份情报基本上都是背景资料性质。而巫术第四号情报却不然，它共有六十页，一些客户都认为独一无二。这是一份苏联外交部针对与声望下滑的美国总统进行谈判的技术性利弊分析。总之，结论是，向美国总统丢一块骨头，让他对选民有所交代，苏联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多弹头核武谈判中换得有价值的让步。但是结论中指出，不宜使美国明显感到自己是输家，因为这可能使五角大楼采取报复性或先发制人的政策。这份情报是比尔·海顿的工作范围。但是海顿在给阿勒莱恩的一份令人感动的备忘录中自己也说，他搞苏联核武二十五年，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好的资料。这份备忘录未得海顿同意，就立即送呈大臣一份副本，归入内阁办公室档案。
他最后说：“除非我完全弄错了，否则，我们的美国同行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我知道现在为时尚早，但是我的确认为，任何人将此资料拿给华盛顿，都可以获得重赏。的确，如果巫师能保持此标准，我敢预言，美国情报局中的任何货色我们都能买到。”
于是潘西·阿勒莱恩有了他的文件阅览室。乔治·史迈利在洗手台旁边的旧煤气炉上煮了一壶咖啡。煮到一半，煤气就断了，他一气之下，把诺曼叫来换了五英镑的硬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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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利用拉康为数不多的记录，从那一次赞成派的首次会面情况，一直研读到现在。他的兴趣越来越大。当时，互相猜疑在圆场颇为盛行，因此甚至史迈利和老总都噤口不提巫师来源的问题。阿勒莱恩把巫术报告送来以后，就等在外面大办公室中，让老妈妈们把报告送去给老总，他马上签了名，以表示未加阅读。阿勒莱恩把报告拿了回去，打开史迈利办公室的门伸进脑袋打了一声招呼，就砰砰砰下楼了。布兰德躲得远远的，甚至比尔·海顿轻快的光临次数也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就完全绝迹了，而本来这是顶楼生活的一部分，老总以前是喜欢鼓励他的高级助手间相互交谈的。
“老总傻了，”海顿瞧不起地对史迈利说，“我敢大胆地说，他的命也不长了。问题只不过是到底先傻还是先死而已。”
每星期二的例行会议不再举行，史迈利发现老总老是来打扰他，不是叫他出国去完成一些目的不明的使命，就是以他个人身份去视察国内一些基地——沙拉特、布里克斯顿、阿克顿等等。他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老总有意要把他打发走。他们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他就觉得相互之间有严重的猜疑情绪，因此甚至史迈利也真的开始认为，比尔说老总担任现职是否胜任的话可能有些道理。
从内阁办公室的档案可以看出，此后三个月内，巫术计划在没有得到老总的帮助下稳定地开花结果。每月总有两份甚至三份报告收到，据客户的意见，质量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准，但是很少提到老总的名字，甚至没有请他发表意见。有时鉴定人员发表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意见，不过比较常发生的是他们抱怨无法找到旁证，因为巫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些从未进入过的领域，是否能请美国人鉴定一下呢？大臣的回答是不能。阿勒莱恩则说，时机未到。他在一份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备忘录里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将不仅用我们的资料交换他们的资料。我们的宗旨不是做一次买卖。我们的任务是要排除众议确立巫师情报价值。做到了这一点以后，海顿就可以在情报市场兜售了……”
对此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在参与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机密的少数人之间，巫师已成了一匹必胜之马。他的资料确凿，这是其他情报来源事后常常证实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巫术委员会，由大臣亲自担任主席。阿勒莱恩担任副主席。巫师已成了一项生产事业，老总甚至没有份儿。因此他在绝望之余派史迈利带着叫化碗出去：“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他说，“乔治，对他们施什么计策都行。拷打、利诱、威吓，他们要吃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关于这些会面，档案并无记载，因为这属于史迈利最不愿想起的一部分。他这时已经知道，老总的伙房里没有东西能满足他们的食欲。
四月间，史迈利从葡萄牙回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掩饰一场丑闻，回来后却发现老总生活在围城之中。地板上到处是档案卷宗，窗户上装了新的锁。他把茶壶的保暖罩盖在他的电话机上，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块隔音板以防电子窃听。这玩意儿像电扇一样，可以不断地变化音域。史迈利不在的三个星期中，老总已遽然成了一个老头子了。
“告诉他们，他们是用伪钞打通门路，”他头也不抬，仍旧看着档案说，“告诉他们什么都行。我需要时间。”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这时史迈利向自己重复了老总的这句话，他坐在少校的牌桌边，一边研究着拉康一张经过审查可以参与巫术机密的人员名单。今天一共有六十八人领到出入证，可以到亚得里亚海工作组的文件阅览室。每个人像共产党的党员一样，根据领证日期先后编了号。老总死后，名单又打过一遍，其中没有史迈利。但是名列前茅的仍是四个创始人：阿勒莱恩、布兰德、伊斯特哈斯和比尔·海顿。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当初老总这么说过。
史迈利一边阅读，一边注意着每一细节、每一推理、每一隐含的关系，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景象，那就是他和安恩在康沃尔悬崖上散步。那是老总死后不久的事，是他们夫妇长期扑朔迷离的婚姻史上，他所记得的最艰困的时刻。他们站在海边高岩上，大概是在拉莫那和普思古诺之间的什么地方。当时不是到那里出游的季节，他们到那里去，表面上是为了让安恩呼吸海边新鲜空气以治她的咳嗽。他们沿着海边的小道走，各自都在想着心事：他想她是在想海顿，他则是在想老总，想吉姆·普莱多和作证计划，想他退休以后留下的一团糟。他们两人之间已无和谐可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已无平静心情可言。相互之间都成了谜，最寻常的谈话也会扯到奇怪而无法控制的方向。在伦敦的时候，安恩生活糜烂，谁对她有胃口，她就跟谁搞上手。他只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埋葬一件使她伤心或使她十分担心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跟她说话。
“要是死的是我，”她突然问，“不是老总，那么你对比尔有什么想法？”
史迈利还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时，她又加上一句：“有时候我觉得我护卫了你对他的看法。这可能吗？那就是我使你们在一起？这可能吗？”
“可能，”他说，“是的，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依赖比尔。”
“比尔在圆场仍旧举足轻重吗？”
“大概比他实际价值还重要。”
“他还是到华盛顿去，跟他们谈判交易，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
“他现在的地位跟你以前的地位一样重要吗？”
“我想是吧。”
“我想是吧，”她重复说，“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更好一些？比你的成绩好，比你的数学好？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
她神情兴奋，有些奇怪。她那因为海风流泪、晶晶发亮的眼睛，绝望地看着他。她双手抓住他的胳膊，像个孩子似的要他答复。
“你总是告诉我，男人是不宜比较的，”他尴尬地回答，“你总是说，你不相信这种比较。”
“告诉我！”
“好吧，我的答复是‘不’。他不比我好。”
“那么一样好？”
“不。”
“要是没有我插在中间，那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要是比尔不是我的表兄，不是我的什么人，告诉我，你是把他看得更重一些，还是更轻一些？”
“更轻一些，我想。”
“那么从现在起，就把他看得更轻一些吧。我把他从家庭、生活、一切的一切中抛开了。就在此时此地。我把他扔入了大海。喏，你明白吗？”
他明白的只是：回到圆场去，完成你的工作。同样的话，她可以用十多种方式来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迈利仍旧因为这段意外的回忆而感到不安，他马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他心绪不定的时候总是到窗边去张望。一列海鸥有六七只，停在女儿墙上。他一定是听见了它们的叫声，才想起拉莫那海边的那次散步的。
“我话说不出口的时候才咳嗽。”安恩有一次这么对他说。当时她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呢？他不快地朝着对街房顶烟囱间。康妮说得出口，马丁台尔说得出口，为什么安恩说不出口？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史迈利大声地自言自语。海鸥一下子都飞走了，好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一样。“告诉他们，他们是用伪钞打通门路。”若是银行接受伪钞呢？若专家宣布是真钞，而且比尔把它捧到天上去？而且内阁办公室的档案里尽是赞扬剑桥圆场里崭新一辈的人才，他们扭转了霉运，那又如何？
他先挑出托比·伊斯特哈斯，因为托比是靠史迈利起家的。史迈利在维也纳招募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穷大学生，住在他死去的叔叔曾担任馆长的一个博物馆废墟里。史迈利开车径赴阿克顿，直捣他的洗衣店虎穴，站在他的核桃木办公桌前面，桌上有一排象牙色的电话机。墙上挂的是一幅跪着的贤人，是意大利十七世纪的作品，是真是赝，颇可怀疑。窗外是个院子，停满了汽车、卡车、摩托车，还有一些休息娱乐室，点路灯的下班以后就在这里消磨时间。史迈利先问托比的家庭情况，知道有个儿子上了西敏寺公学，一个女儿上了医学院一年级。接着他向托比提出，点路灯的有两个月没有填工作单了，他见托比支吾搪塞就直接问他，他手下的人是不是最近在干什么特殊任务，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由于保密原因，托比不能在报告中说明？
“乔治，我会帮谁做呀？”托比瞪着眼睛说，“你知道，照我看来，那是完全不合法的。”这句话——照托比看来——有一种滑稽的味道。
“我倒觉得你会帮潘西·阿勒莱恩，”史迈利提示说，提供一个借口给他，“毕竟，要是潘西命令你去干一件事，又不许你记录，你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乔治，我倒要问，会是什么样的事呢？”
“审查一个外国信箱，准备一个安全联络站，监视一个人，窃听一个大使馆。潘西毕竟是对外活动的总指挥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根据五楼的指示办事的。我认为这样的事是很说得通的。”
托比小心地看了一眼史迈利。他手里捏着一根香烟，但是点燃了以后却一口也没有吸。这玩意儿是手卷的，从一个银盒中拿了出来，点燃以后却一直没有再送到他嘴上。托比把香烟摆来摆去，有时在前面，有时在旁边，有时要送到嘴边，但结果却从来没有。这时开口说话了，这是托比的一次个人表态，说明他在这一生中这个特定时刻所处的地位。
托比说，他喜欢谍报处，他想留在处里，他对那里有感情。他也有其他兴趣，这些兴趣随时随地可以使他全心全意投入进去，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处里的工作。他说，他有意见的是升官问题。并不是他不知足。他想升官主要是社会地位的考量。
“你知道，乔治，我的资格比别人老好几年，可是这些年轻人却要我听他们的命令，我真的感到有些难为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阿克顿也是这样，他们一听到阿克顿这名字就觉得可笑。”
“哦，”史迈利和气地说，“这些年轻人是谁呀？”
但是托比已失去了兴趣，他表白完，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没有表情的样子，他像洋娃娃一样的眼睛出神地发呆。“你是说罗埃·布兰德吗？”史迈利问，“还是潘西？潘西年轻吗？到底是谁，托比？”
没有用。托比后悔刚才说了的话。“乔治，你该升官的时候没有升官，你累得要死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级别比你高就显得年轻。”
“也许老总可以升你几级。”史迈利提示说，但他自己却不想担任这个角色。
托比的回答使他感到一阵心寒。“事实上，乔治，你也明白，我对他如今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十分怀疑。我这里有些东西要送给安恩，”——他拉开抽屉——“我听说你要来，就打电话给我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可以送给一个完美无缺的太太，你知道我自从有一次在比尔·海顿的鸡尾酒会上见到她以后，从来没有忘掉过她。”
于是史迈利就带着安慰奖回来了——一瓶名贵的香水，他猜想是托比手下点路灯的从国外走私回来的——他又带着叫化碗去见布兰德，心里明白这样他又接近了海顿一步。
史迈利回到少校的牌桌边，翻查拉康的档案，最后找到了薄薄的一份，上面标着《巫术计划·直接补助》，记的是自从有了巫师情报来源以后的最早开支。阿勒莱恩在另一份给大臣的个人备忘录——这一份的日期已经快有两年了——中说：“为了保密起见，建议将巫术财务情况与圆场其他开支完全分开。在未找到合适掩护之前，我请您从财政部所拨经费中直接设置专款，不要作为秘密工作拨款的追加费，因为后者必然会记入圆场账目。专款账目一概由我个人向您申报。”
“所请照准，”一星期后大臣批示道，“只要能按规定……”
但字下面并没有但书。瞄了一眼第一行的数字，史迈利就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到该年五月，也就是他在阿克顿见托比的时候，托比用巫术的预算款项，已亲自出国不下八次之多。两次去巴黎，两次去海牙，一次去赫尔辛基，三次去柏林。每次的旅行目的都简单地说是“取货”。从五月到十一月老总下台的时候，他又去了十九次。有一次去索非亚，还有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每次都不超过三天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是在周末去的。有好几次，还有布兰德随行。
坦白说，托比·伊斯特哈斯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史迈利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从记录中找到资料证实自己的印象，反而使他感到很踏实。
史迈利在那段时间对罗埃·布兰德的看法则颇为矛盾。他回想起来，觉得现在仍是这样。布兰德是一个大学教师发现的，由史迈利去把他招募来。这和当初自己被圆场吸收的情况颇为相像。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德国妖魔可以用来煽动爱国情绪，而史迈利对于反共表白总是感到有些尴尬的。像史迈利一样，布兰德没有真正的童年生活。他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一个热情的工会成员加共产党员。布兰德年幼丧母。他的父亲仇视教育就像他仇视权威一样，布兰德懂事以后，做父亲的不知怎么认为他的儿子已被统治阶级争取过去了，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布兰德争取上了普通中学，暑假里就像托比所说的一样，累得要命地赚些外快。当史迈利在牛津大学老师的屋子里遇到他时，他一副刚刚出门回来精疲力竭的样子。
史迈利看上他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转入正题上来，布兰德很爽快地接受了，史迈利猜想是出于他对父亲的仇视。在这以后，他就不再由史迈利经管了。布兰德靠一些来历不明的各种补助金，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孜孜努力，写了一些左倾文章寄给一些如果没有圆场津贴早已夭折的小刊物。晚上他在烟雾弥漫的酒店里，或者学校会议厅里跟人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假期里，他到训练所去，那儿有个名叫撒切的狂热分子办了一个外派渗透间谍训练班，一次只收一个学生。撒切一边训练他间谍的技能，一边小心地将布兰德的改革观点转向他父亲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在整整三年以后，一半靠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一半靠他父亲在国王路26的影响，终于争取到了在波兹南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一年的职位。
他从波兰又申请到布达佩斯科学院的工作，此后八年他就过着游牧生活，身为一个寻找光明的左倾小知识分子，他到处受欢迎，但从来没有得到信任。他在布拉格待了一阵子，又回到波兰，再到索非亚待了两个学期，又到基辅待了六个学期，终于精神崩溃，这已是几个月内第二次发病了。训练所又把他叫了回去，这次是要拷问他。审查结果认为他是干净的，把他的谍报网移交给别的外勤人员，他本人则到圆场办公室里指挥他当初在外建立的谍报网。史迈利觉得最近布兰德已成了海顿的密友。史迈利有时去找罗埃闲聊，往往会见到比尔躺在他的小沙发上，周围尽是文件、图表、烟雾；他如果去找比尔，则也不出所料，会见到布兰德穿着一件汗水湿透的衬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比尔负责俄国，布兰德负责附庸国，但是在巫术计划的早期，这一分工几乎已经消失了。
他们在圣约翰伍德的一家酒店里见了面，时间仍在五月间。那天天气阴沉，下午五点半，花园里仍空无一人。罗埃带了一个孩子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一个小布兰德，淡发、粗壮、红通通的脸。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带孩子来，但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停下来闭口不言，看着他那个坐在远处一张凳子上吃核桃仁的孩子。不管有没有精神崩溃，布兰德身上仍有撒切派到敌营里的特务应有的标记：自信、主动，具有群众吸引力，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自在的形容词，在冷战高潮期间，这些形容词把训练所变成了像个道德重整运动的中心。
“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布兰德和气地问。
“没有什么交易，罗埃。老总觉得目前情况不佳。他不喜欢你搞到阴谋集团里去。我也是这样。”
“很好。那么跟我做什么交易呢？”
“你要什么？”
桌上有午餐时段留下来的一套调味罐，中间一格有一捆纸包的牙签，被刚才下的雨打湿了。布兰德取了一根，剥去纸套，扔在草地上，开始用粗的一头剔他的大牙。
“从秘密经费里拨出五千镑来给我怎么样？”
“外加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史迈利把它当做开玩笑。
“还有送孩子上伊顿27读书。”布兰德又补充一句，朝着水泥地那边的孩子眨一眨眼，一边仍剔着牙齿。“你瞧，乔治，我已经付出了代价。这你很明白。我不知道到手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付了极大的代价。我要捞一些回来。为了爬到五楼我耐心等了十年，不管什么年纪，这都值一大笔钱。甚至你的年纪也是这样。尽管这样，我还是跌了下来，总有个原因，不过我已记不清是什么了。一定是由于你的魅力。”
史迈利的酒杯还没有空，因此布兰德又到酒吧那里去给自己拿一杯，还替孩子拿点吃的。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猪猡，”他坐下来时信口说道，“一个艺术家能够同时抱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照旧工作不误，这话是谁想出来的？”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28？”史迈利回答，觉得布兰德就要说到比尔·海顿头上来了。
“是啊，菲茨杰拉德懂得一些东西。”布兰德肯定道。他喝酒的时候，他有些往外突出的眼睛斜着往篱笆那边看，仿佛是在找人。“我肯定自己还是有用的，乔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可以捞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我不放弃搞革命，因为如果你不能打败它，那就侦察它。别那么看我，乔治。这只是现今游戏的名称罢了：你不使我良心不安，我就为你开车，对不对？”他在说话时已举起手来。“马上就来！”他对草地那头喊道，“帮我准备一个！”
铁丝篱笆那边有两个小姐在徘徊。
“这是比尔的笑话吗？”史迈利突然感到很生气地问。
“什么？”
“这是比尔说的英国社会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优裕生活的笑话吗？”
“可能是，”布兰德说，一口气把酒喝完了，“你不喜欢吗？”
“不怎么喜欢，不。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比尔是个激进的改革派。他怎么一下子变了？”
“那谈不上激进。”布兰德反驳道。对于贬低他的社会主义和贬低海顿的话，他都不高兴。“不过是朝窗外瞧一瞧。那就是现在的英国，老兄。谁都不要这样的英国，是不是？”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史迈利问，听到自己也用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他感到很不自在，“摧毁西方社会中那种贪得无厌、互相竞争的本能，而又不至于毁坏……”
布兰德已经喝完酒，会面也结束了。“你操这份心干什么？你弄到了比尔的职位，你还想要什么？只要能保持这个职位就好了。”
比尔却搞到了我的妻子——史迈利心里这么想，这时布兰德已站起来要走了——而且真他妈的，他已经告诉你了。
那个孩子自己想出了一个游戏玩法。他把桌子斜放，把一个空瓶放在上面，看着它滚到地上去。每次他都把空瓶放在桌面最高的地方。史迈利在空瓶没有砸碎以前就走了。
不像伊斯特哈斯，布兰德连谎话也懒得扯。拉康的档案并不隐瞒他和巫术计划的关系。
阿勒莱恩在老总离职后不久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巫师来源完全是一种委员会性质的任务……老实说，我很难说我的三个助手哪个功劳最大。布兰德的过人精力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鼓舞……”他这话是答复大臣的建议：巫术的负责人应列入新年时的授勋名单。他又说：“而海顿的活动手腕有时也不逊于巫师本人。”三个人都得到了勋章，阿勒莱恩的首长任命也获得批准，还有他梦寐以求的爵士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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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来的就只有比尔了，史迈利这样想。
在大多数的伦敦夜晚里，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万籁无声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时甚至一小时，听不到醉汉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车紧急刹车时车胎擦地的声音。在苏塞克斯花园，这段时间是在午夜三点左右以后。但是那天夜里却提前到一点钟，那时史迈利又站在斜窗口，像个囚犯似的往下面看着波普格拉汉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里刚有一辆贝德福特牌旅行车停着。车头上贴着许多标语：“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玛丽·劳，我们到了”。车厢里有灯光，他猜想大概有什么年轻人在那里寻欢。孩子，他应该这么叫他们。窗户上有窗帘掩住。
他心里想，现在留给我的只有比尔了，他仍呆呆地看着旅行车的窗帘和车顶上醒目的环游世界的吹嘘。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我们在贝瓦特街有过一次融洽的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战友，“不分彼此”，就像马丁台尔那么优雅地说的一样，不过那天晚上安恩被打发走了，这样可以让两个男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心里重复说，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他觉得血往上涌，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开始急剧减退。
他到底是谁？史迈利觉得不认识他了。每次想到他，总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为他很了解比尔：了解他的优缺点。他属于战前那一类人，现在看来似乎已永远消失了，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亲是个高等法院法官，他几个美丽的姊妹中有两个和贵族结了婚。他在牛津的时候支持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从来没有和这些人关系紧张。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个热心的探险家，还是胆大心细的业余画家，他的好几张油画至今仍挂在迈尔斯·塞康比在卡尔登花园的庸俗大宅里。他在中东一带的每个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有熟人，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他学起冷僻的外语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战一爆发，圆场就找到了他，他们注意他已好多年了。他在战时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无处不在，魅力十足，作风不落俗套，有时甚至荒诞不经。他可以说颇有英雄气概，把他比作劳伦斯是无可避免的。
史迈利心里承认，比尔的确接触过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要恢复英国的影响和伟大——像鲁伯特·布鲁克29一样，他很少谈起大不列颠。但是史迈利即使在偶尔客观的时候，也记不起他有什么计划获得实行。
相较之下，作为同事的他觉得比较容易尊重海顿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天生间谍头子的耐心和手腕，对付双面间谍时少有的稳重，策划骗局的能力，还有他的讨人喜欢、甚至讨人爱慕的艺术，不过这有时是对不起朋友的。
谢谢你，我的妻子就是明证。
他为了不失公允，仍绝望地想，也许比尔真的不是能以常规来衡量的。他现在在脑海里把他放在布兰德、伊斯特哈斯，甚至阿勒莱恩旁边，真的觉得海顿是个原创之作，其他人全是有或大或小缺陷的仿制品。他们对比尔的爱戴就像要达到无法达到的完人理想而作的努力一样，即使这个理想本身就是不对的，即使比尔是完全不配的。布兰德粗鲁无礼，伊斯特哈斯冒充英国腔，阿勒莱恩领导才能平庸，没有比尔，他们都是一盘散沙。史迈利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他现在想到这一点，仿佛是个小小的启示——比尔本人也是微不足道的，钦佩他的人，布兰德、普莱多、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以及其他拥护者，可能认为他十全十美，但是他的真正诀窍是利用他们，通过他们来使自己臻于完美。从他们消极被动的个性中这里拿一块，那里取一块，这样就掩盖了他骨子里其实远不如表面那样杰出……最后把这种依赖淹没在艺术家的高傲下，把他们叫做是他思想的产物……
“够了，够了。”史迈利大声道。
他突然停止进行这样的分析，恼火地把关于比尔的另外一个看法丢在一边，开始回忆起上次和他见面的情况，让自己过于炽热的头脑冷却一下。
“我猜你大概要向我打听巫师的事。”比尔一开始就说道。他的表情倦怠，但神经紧张。这是他该去华盛顿的时候。要是在从前，他会带一个不相配的小姐来，叫她到楼上去陪安恩，他们可以坐下来谈正经事。史迈利不客气地想，这样免得让安恩对他的女伴吹嘘他的才华。这些女人都是同一类的，年纪比他小一半，邋里邋遢的艺术学校学生，死缠不放，性情乖戾。安恩常常说他大概有个给他专门拉皮条的。有一次为了要叫人吃一惊，他带来了一个叫斯丹奇的讨厌年轻人，是切尔西区一家酒店里的侍者助手，衬衫领子敞开，胸口挂着一条金链子。
“他们的确说是你写的报告。”史迈利解释道。
“我还以为这是布兰德的事。”比尔露出狡猾的笑容道。
“是罗埃翻译的，”史迈利说，“附在一起的报告是你拟的，是用你的打字机打的。这资料是不给打字员打的。”
比尔小心地听着，抬起了眉毛，好像他随时都会提出反对意见或者比较不伤和气的话题来一样，但是接着他从小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柜旁边，他站在那里就比史迈利高出足足一层书架。他用他的纤长手指找出一本书来，打开来看，脸上仍露着笑容。
“潘西·阿勒莱恩不肯说，”他打开一页宣布道，“这是不是个前提？”
“是的。”
“这就是说巫师也不肯说。要是巫师是我的来源，他就会说了，是不是？要是我比尔去找老总说，他钓到了大鱼，要自己一个人单干，那结果会怎样？老总会说，‘比尔老弟，你真聪明，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因为你行。来吧，喝杯茶。’到现在他就会给我一枚勋章，而不会派你到处打听了。我们过去一向是很讲气派的，如今怎么这样庸俗低级了？”
“他认为潘西一心不择手段追求名利。”史迈利说。
“这有什么不对？我也是这样。我想当头头。你知道吗？我也该搞出点名堂了，乔治。半个画家，半个间谍，结果什么也不是。在我们单位里，从什么时候起，个人抱负成了有罪的事了？”
“谁指挥他，比尔？”
“潘西？当然是卡拉，还有谁？一个小萝卜头居然搞到了高级的情报来源，那一定来路不正。潘西被卡拉收买了，这是惟一的解释，”他早就学会了一种刻意误会的手法，“潘西是咱们家里的地鼠。”他说。
“我是说谁指挥巫师？谁是巫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海顿离开书柜，周游全室，浏览史迈利的画。“这是卡洛的画吧，是不是？”他把一幅有镀金画框的小油画拿下来，在灯光下细看。“很不错。”他抬了一下眼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史迈利心里想，他以前早已看过十几次了。“这的确很不错。不是有人想要排挤我吗？你知道，按理说，是我负责俄国这个目标。我献出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建立了谍报网，找到了物色人才的能手，添置了一切现代化装备。你们五楼的人忘了到实地去指挥谍报活动是什么滋味：花了三天工夫才能发出一封信，结果甚至连封回信都没有。”
史迈利心里老老实实地想：是的，我忘掉了。是的，我也有同感。不，我的脑海里没有想到安恩。我们毕竟是同事，大家都见过世面，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谈一谈巫师和老总。
“现在却来了这个暴发户潘西，苏格兰小商人，一点气派也没有，卸了一车俄国货。真叫人讨厌，你说是不是？”
“很讨厌。”
“问题是，我的谍报网并不太好。其实侦察潘西要容易得多——”他中断了自己的话，对于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尊小小的范·米里斯画的石膏头像上。“我很喜欢这一个。”他说。
“安恩送给我的。”
“是为了赎罪？”
“大概是。”
“那罪一定不小。送你多久了？”
即使现在，史迈利仍记得他当时注意到街上是多么安静。那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而且他还记得当时心里想，“不，比尔。为了你，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过安慰奖。到今天晚上为止，你甚至不值一双卧室拖鞋。”这是他心里想的，不过没有说出来。
“老总还没有死吗？”海顿问。
“就是忙。”
“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他像个患淋病的隐士，在楼上那个洞窟里一个人在瞎搞。他读那些乱七八糟的档案是为了什么？我敢说，他大概是在怀念他那并不值得怀念的经历。他满面病容。我想也是为了巫师的缘故。”
史迈利又没有说什么。
“他为什么不跟厨师一起吃饭？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而自己在上面挖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他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史迈利说。
“啊，别装模作样了。当然他有目的。我在上面也有个线民，一个老妈妈，你不知道吗？给她一块巧克力，她就会什么都告诉我。老总在研究圆场昔日英雄的人事档案，看看有没有丑闻，谁是左倾的，谁是好男色的。他们这些人里已有一半入土了。研究我们所有失败的事，你想得到吗？但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成功干了一件事。他疯了，乔治。他得了老年恐慌症，我这话没错。安恩有没有告诉过你弗莱舅舅的事？他以为仆人们都在玫瑰花里安装窃听器，想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离开他吧，乔治。跟着要死的人没有意思。赶快切断关系，走下楼来，跟大伙儿在一起。”
安恩还没有回来，因此他们一起到国王路上去找出租车，一边走，比尔一边谈他最近对政治的见解，史迈利一口“是的，比尔”，一口“不对，比尔”敷衍着，心里在想不知怎样向老总报告才好。他现在已记不得比尔当时是持哪一种见解了。在前一年，比尔是鹰派。他主张撤换欧洲的一切常规部队，代之以核武器。他几乎是白厅里惟一主张英国要维持独立的威慑力量的人。今年——如果史迈利没有记错——比尔却积极主张非战，鼓吹采用瑞典的解决办法。
路上没有找到出租车，夜晚空气很好，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一样继续逛着。
“还有，如果你想出让那个米里斯头像，请告诉我好吗？我会出一个好价钱的。”
史迈利以为比尔又是在开一个笨拙的玩笑，他一口回绝了他，终于要生气了。但是海顿根本没意识到他所在乎的。他望着街道的那一头，看到一辆出租车过来，连忙举起了他长长的胳膊。
“哦，天呀，你瞧车里，”他恼火地叫道，“全是到奎格酒店去的犹太人。”
“比尔的屁股一定像一个铁格架，”老总第二天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墙头草。”他眼光失神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好像是要穿过他看到另外一个不那么有血肉的东西，接着就定了一定神，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文件了。“幸好他不是我的表兄。”他说。
下一个星期一，老妈妈们有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告诉史迈利。老总飞到贝尔法斯特和军方会谈去了。史迈利后来核对了一下出差预支条，发现这是个谎言。那个月圆场里没有人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却有一张去维也纳来回的头等票的报销单据，签发的主管名字是乔治·史迈利。
海顿也在找老总，他很不高兴。“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把爱尔兰也扯了进来，大概是要造成组织上分化吧。天呀，你的头头真没药救了！”
汽车里的灯光熄了，但是史迈利仍看着它花花绿绿的车顶。他心里想，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钱？他想像不出要在苏塞克斯花园过隐居生活的后勤工作：供水、排水、电灯。安恩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比尔也能。
事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在巫术计划之前一个和煦的夏日夜晚，我突然从柏林回来，发现比尔躺在我贝瓦特街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安恩在电唱机上放一张李斯特的唱片。安恩坐在屋子另一头，身上只穿一件晨袍，脸上没有化妆。没有发生难看的场面，大家都竭力装得自然的样子。据比尔说，他是从机场回来，路过这里，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安恩当时在床上，但是一定要起来见他。我们大家都说，真遗憾，早知道就从希思罗机场一起叫辆出租车回来。比尔走后，我问：“他要干什么？”安恩说：“要找个人听他诉苦。”她说，比尔遇到了桃色纠纷，要找个人谈谈心里话。
“华盛顿有个费丽西蒂，要他让她生个孩子，伦敦有个琴，肚子里有了孩子。”
“比尔的吗？”
“天晓得。我想至少比尔不晓得。”
第二天上午，史迈利无意中发现比尔回伦敦已有两天了，不是一天。在这事件以后，比尔对史迈利异常尊敬，史迈利也礼尚往来，这种态度一般是属于新朋友之间的。史迈利不久就发现秘密已经公开，但他仍对这件事传播之快感到不解。他想大概是比尔向谁吹了牛皮，大概是布兰德。如果这消息是确凿的话，那么安恩违反了她自己的三条规则。比尔是圆场的人，又是同窝——这是安恩的话，指的是家人和亲戚。不论从哪一点来说，他都是不合条件的。第三，她在贝瓦特街接见他，这未免太没有顾忌了。
史迈利又一次退到自己的独身生活中去，等待安恩有所表示。他搬到客房里去住，晚上总是把节目排得满满的，免得自己知道她的进出。他慢慢地发现她很不快乐。她的体重减轻，性情懒散起来，要不是他对她很了解，他一定以为她是感到了内疚，或者甚至自嫌。他对她态度温和，但她拒他于千里之外，她对圣诞节采购不感兴趣，咳嗽咳得很厉害，他知道这是她内心感到痛苦的征候。要不是由于作证计划，他们早已到康沃尔去了。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延期到一月才走，那时老总已经死了，史迈利已经失业，情况大变，使他感到屈辱的是，安恩为了要掩盖海顿这张牌，又从一叠牌里尽量抽了好几张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与他断绝了关系，还是海顿与她断绝了关系？为什么她从来不提这件事？这么多的情人里，难道这一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实在想不通，只好不去想。比尔·海顿的脸像柴郡猫30一样，他一走近就往后退缩消失了，只留下笑容。但是他心里明白，比尔狠狠伤了她的心，千不该万不该，这最不该。
19
史迈利叹一口气回到那张不太可爱的牌桌前，继续阅读自从他被迫退休以来关于巫师进展的报告。他马上发现，潘西·阿勒莱恩的新体制很快就在巫师的生活作风上，产生了好几个有利的变化。这好像是一个人成熟起来了，安定了下来。深夜赶到欧陆各国首都的事停止了，谍报源源而来，比以前正常稳定。当然，也有头痛的事。巫师继续要钱，不过从来不威胁，由于英镑不断贬值，大笔大笔用外汇付款使财政部很伤脑筋。有次甚至有人提出——不过没有坚持——“既然巫师自己选中我们，他应该有心理准备，负担一部分我国经济衰退的后果。”看来海顿跟布兰德发了脾气，因为阿勒莱恩以少有的坦率态度向大臣写道：“我没有脸再向我的下属提起这件事。”
一台新照相机也引起了一场争吵，这台照相机由技术组花了不少钱卸成管状组件，再装在一盏苏联落地灯座里。这盏落地灯用外交包裹箱偷运到莫斯科，这又引起不少抱怨，不过这次来自外交部。接着的问题是交货。不能把巫师的身份告诉常驻站长，他们也不知落地灯里的内容。这台落地灯很笨重，放不进常驻站长汽车后车厢。经过几次瞎摸瞎撞后，终于不很干净利落地交了货，但是照相机不灵，结果还引起圆场和常驻站长的不和。后来由伊斯特哈斯把一台型号不太复杂的照相机带到了赫尔辛基，交给了——据阿勒莱恩致大臣的备忘录——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他进出边境可以不受检查。
史迈利突然一震，坐了起来。
阿勒莱恩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备忘录里向大臣说：“我们谈过话。你同意向财政部提出一份追加估算列入巫术预算，在伦敦购置一幢房子。”
他读了一遍以后，又慢慢地读了第二遍。财政部批准购置房屋费用六万英镑，购买家具和装修费用一万英镑。为了降低开支，财政部要部里自己的律师来处理购房事宜。但是阿勒莱恩不肯透露地址。也是为了降低开支，对于由谁来保有房契的问题也发生了一场争论。这次财政部不肯让步了，部里的律师拟了文件，如果阿勒莱恩去世或破产，可以把房屋收回。但是他仍把地址保密，为了在国外进行活动却购置这幢昂贵的房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秘而不宣。
史迈利竭力想找寻一个解释。他很快就发现，财务档案十分严密，没有提出什么解释。档案里只有一次隐约地提到了伦敦的房子，那是房地价税率加倍的时候。大臣致阿勒莱恩：“伦敦方面仍属需要？”阿勒莱恩致大臣：“显然如此。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上次谈话以来，知道的范围并未扩大。”知道什么？
等到他回过头来再研究那份估算巫术情资产品的档案时，他才得到了解答。那幢房子是在三月底付款的。马上有人搬了进去。从那一天开始，巫师开始有了个性，这是在客户的评语中出现的。到现在为止，从史迈利怀疑的目光看来，巫师不过是个机器：手段高明，无懈可击，能够接触机要，令人感到神秘，没有大多数情报员那样重的负担。现在他忽然也有脾气了。
“我们向巫师提出你关于克里姆林宫目前对俄国剩余石油出售给美国的看法的疑问。我们应你的要求向他提出，这与他上月的报告矛盾，当时他说克里姆林宫目前正在拉拢田中政府，商谈将西伯利亚石油在日本市场上出售。巫师认为这两个报告并无矛盾之处，拒绝预测最后可能选定哪个市场。”
白厅对于自己的莽撞表示遗憾。
“对于乔治亚民族主义情绪和第比利斯骚乱的报告，巫师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他本人不是乔治亚人，因此对此采取传统的俄国观点，认为所有乔治亚人都是小偷流氓，应该丢到监狱……”
白厅同意不再提此事。
巫师越来越近了。是因为购置了伦敦的房子才使史迈利有了他近在身旁的感觉？巫师好像突然从远方莫斯科的隆冬移过身来，就在这间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坐在他的前面，好像就在窗外，站在街上，在大雨中伫候着。但是他知道，这时只有孟德尔在那里给他把风。突然之间，巫师不但会说话，会回答问题，还会自动提出意见。他有时间和你碰头。在伦敦这里碰头？在一幢耗资六万英镑的房子里招待他吃饭，听他汇报，而他却目中无人，开乔治亚人的玩笑？在原来参与巫术计划机密的一些人中间，又出现了一小群知道的人，这些少数人又是谁？
这时有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上台了，一个叫JPR的人，他是新请来参加白厅的巫术鉴定班子的。史迈利参考一下名单，确定他名叫李博尔，外交部研究司人员。李博尔表示他感到迷惑不解。
李博尔致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敬请注意日期上的明显差错。巫术第一〇四号报告（苏法谈判联合制造飞机问题）日期为四月二十一日。根据所附的备忘录，巫师是在谈判双方同意秘密交换照会后那天从马尔科夫将军那里直接获此情报的。但据我驻巴黎使馆资料，四月二十一日那天马尔科夫仍身在巴黎，而根据第一〇九号报告，那天巫师本人却在列宁格勒郊外参观一个导弹研究中心……”
这份备忘录所举的这样的“差错”，不少于四项，这说明巫师不愧是个巫师，竟有分身术。
李博尔所得到的结果是叫他别多管闲事。但是阿勒莱恩在另外一份致大臣的备忘录中承认有此差错，这对巫术计划的性质，让人有了完全新的看法。
“极机密。我们谈了话。你已了解巫师不是一个来源，而是好几个来源。我们为了保密的原因，尽量不让你的读者了解这一事实，且仅以资料数量之多这一点而言，要再继续维持此一虚构，已越来越困难。现在是否可以公开此事，至少在人数有限的范围内？同样也不妨告知财政部，巫师每月一万瑞士法郎的薪水和同额的活动费并不过多，因为此款需要再分给许多人。”
但是这个备忘录结束时，口气就不大客气了：“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同意消息公开，我仍认为伦敦房子及其用途绝不能让不必要的人知道。一旦巫师不止一人的这个事实为我们的读者所知，在伦敦的活动就加倍困难了。”
史迈利感到完全坠入五里雾中，他把这份备忘录又读了好几遍。接着，好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似的，他抬起头来，一脸困惑。他在专心致志地想着事情，因此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好几次他才听到。他拿起话筒时，看了一下表，下午六点，他才看了一个小时的文件。
“巴拉克劳夫先生？我是财务部门的洛夫豪斯。”
这是彼得·吉勒姆用约定的暗号要求紧急碰头，他的声音颤抖。
20
圆场的档案室从大门是无法进入的。档案都放在大楼后面许多阴暗的屋子里和小楼梯旁，有些像旧书店在那里摆了书摊，不像一个大机关有组织的部门。入口在查令十字街一家画框店和一家24小时营业而圆场职员不许光顾的餐厅里的一道小门。门上的一块招牌写着“城乡语言学校，非教职员请勿入内”。另一块招牌是“C&L经销公司”。你要进去得按一下门铃，便有一个有点娘娘腔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阿尔温来开门。他说话只有一个话题：周末。星期三以前，他说的是上一个周末，过了星期三，他说的便是就要到来的周末。今天早上，是星期二，他的心情很不好。
“你说，这场暴风雨有多厉害？”他一边把签名簿推过柜台让吉勒姆签名，一边问道，“还不如住在灯塔里。刮了整整两天，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伦敦中心，但是你听听这风声。’要我替你看管这个吗？”
“你应该到我住的地方去，”吉勒姆说，把棕色帆布袋交到阿尔温伸出的手里，“你说听听风声。在我那里，你连站都站不住。”
别太讨好他。他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不过我还是喜欢乡下，”阿尔温说他的心里话，一边把帆布袋存放在柜台下面，“要牌子吗？我应该给你一块，要不然道尔芬知道了就会要我的命。”
“我信任你。”吉勒姆说。他爬上四级台阶，推开弹簧门，到了阅览室。阅览室像个临时凑成的讲堂：十几张办公桌都朝一个方向放，讲台上坐着档案管理员。吉勒姆在后排占了一张桌子。时间尚早，他的表是十点十分，另外一个惟一的阅览者是研究组的班恩·瑟鲁克斯顿，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很久以前，他伪装成一个拉脱维亚的异议派，和其他一些异议派在莫斯科街头游行，高呼打倒压迫者的口号。如今他趴在一堆文件前面，一动不动，一头白发，很像一个年老的教士。
档案管理员看到吉勒姆站在她的桌前，就向他露出笑容。吉勒姆在布里克斯顿无趣时常常到这里来消磨时日，从旧档案里寻找有没有值得再搞的案件。管理员叫莎尔，是个胖乎乎的喜欢运动的小姐，她在契斯维克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是个柔道黑带高手。
“这个周末折断什么人的脖子了吗？”他一边拿过来一叠绿色的借条，一边问。
莎尔从铁柜里取出代他保管的笔记交给他。
“折断了两个。你呢？”
“到什罗普郡探望姑姑去了，谢谢你。”
“真是了不起的姑姑。”莎尔说。
他在她桌边填了他要借阅两份档案的借条。他看着她盖了戳章，撕下复写的那两张，塞在她桌上的一个窄长小孔里。
“第四走道，”她把上面的正页还给他，一边轻声说，“二十八号在右手边中间，三十一号在下一个小间里。”
他推开另外一头的门，就到了大厅里。大厅中央有个像是矿工用的旧电梯，把档案送到上面圆场的主楼。两个眼光昏花的员工不断送档案进去，另外一个站在旁边操纵机器。吉勒姆慢慢地在架子旁边走，一路看着上面荧光的号码卡片。
“拉康一口咬定他根本没有作证计划的档案，”史迈利向他解释，依然是那么忧心忡忡的，“他只有几份关于重新安置普莱多的文件，别的就没有了。”他又用这种阴沉的口气说：“因此，我觉得不管圆场档案室有什么资料，我们都得想办法搞到手。”
在史迈利的辞典里，“搞到手”的意思就是“偷”。
有个小姐站在一把扶梯上。管理员奥斯卡·阿利森在把一些破译组档案放到一个洗衣篮里，修理工阿斯特里德在修暖气机。档案架子是木制的，深得像个床铺，用三合板分成小格。他已经知道作证计划档案编号是4482E，这就是说放在他现在站着的四十四号小间，E代表已结案，只用于已经收场的计划。吉勒姆从左边数到第八层。作证计划应在左边第二格，但没有办法确定，因为档案夹脊上没有标记。他完成了侦察以后，就把他原来要的两份档案抽出来，把绿色的借条留在夹借条的铁夹子里。
“我相信，不会有很多的东西，”史迈利说，好像档案薄一些就容易偷一样，“不过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哪怕是装个样子。”他这一点又是使吉勒姆当时不喜欢他的地方：他说起话来好像你是了解他的推理似的，好像你一直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吉勒姆坐下来假装看文件，可是心里一直在想着卡米拉。他打算把她怎么样呢？今天早晨她躺在他的怀里的时候告诉他，她曾经结过一次婚。有时候她说话就是这样，好像她还过着别的人生。那次结婚是个错误，因此他们就吹了。
“什么不对劲？”
“没什么。我们不合适。”
吉勒姆不相信她。
“你离婚了吗？”
“我想是吧。”
“别胡说了，你当然知道究竟离了婚还是没有离婚！”
她说是他父母经手办的，他是外国人。
“他寄钱给你吗？”
“他为什么要寄钱给我？他不欠我什么。”
接着在空房间里又吹起了笛子，晨光熹微之中悠长的调子像提问题一样，吉勒姆在煮咖啡，心里想，她到底是骗子，还是天使？他真有点儿想在档案里调查一下她。再过一小时她就要到桑德那里去上课了。
他带着取阅四十三号小间档案的绿借条，先把手头两份档案放回原处，然后走到作证计划对面的这个小间前面。
“演习平安无事。”他心里想。
那个小姐仍在扶梯上。阿利森已不见了，但洗衣篮仍在那里。暖气机把阿斯特里德累得精疲力竭，他坐在旁边看《太阳报》。绿借条上写的是4343，他马上找到了那份档案，因为他早已认出来了。文件封面是粉红色的，和作证计划一样，而且也同样翻旧了。他把绿借条夹在铁夹子里，穿过走道到对面，又看了一眼阿利森和那些小姐们，然后伸手拿作证计划，把他手中的那份档案很快地放在作证计划的原处。
“彼得，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是史迈利的话——“不要留下空隙。因此我的建议是，你借阅一份厚度相当的档案，我的意思是说外观相当，然后把它放在空出来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吉勒姆说。
吉勒姆把档案随便拿在右手，封面朝里，贴着身子一边，回到了阅览室，又坐到他的座位上。莎尔抬了一下眉毛，嘴里说了些什么。吉勒姆点了点头，表示一切顺利，以为她问的就是这个，但是她招手叫他过去。一阵惊慌。把档案带着过去，还是留在桌上？我平时是怎么办的？他把它留在桌上。
“朱丽叶去买咖啡了，”莎尔轻声说，“你要喝一杯吗？”
吉勒姆在柜台上放了一先令。
他看了钟一眼，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天呀，别看你他妈的表了！想一想卡米拉，想一想她开始上课，想一想你周末不去看望的姑姑阿姨，想一想阿尔温会不会检查你的袋子。想什么都行，可别想时间。还得等十八分钟。“彼得，假如你心中稍有顾虑，你就不用去。这并不是很重要。”说得好听！当你的肚子里有像是三十只年轻蝴蝶在交配，你的衬衫里汗如雨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有顾虑？他咬牙切齿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打开作证计划档案，想定下心来阅读。
这份档案不薄，但也不厚。像史迈利说的一样，看上去很像是一份象征性的档案：第一部分只有一张纸条，说明原来的资料为什么没有收入。“附件一至八号在伦敦站。参看吉姆·埃利斯、吉姆·普莱多、弗拉杰米尔·哈耶克、山姆·科林斯、麦克斯·哈波特的个人档案……”还有托姆·科布莱大叔等等。“欲看这些档案，请询问伦敦站站长或CC。”CC指的是圆场首长和他指定的一些老妈妈们。别看表，要看钟，做算术，你这个傻瓜！八分钟。偷前任的档案，这事可真新鲜。而且，有吉姆这样的人做你的前任，这事也很少有，他的秘书至今还在替他守灵，但从来不提他的名字。除了他的档案里的工作假名以外，吉勒姆所能找到他惟一存活的痕迹是他办公室保险柜后的网球拍，拍把上还烙有吉姆名字的缩写。他把网球拍给爱伦看，爱伦是个硬心肠的老太太，范霍佛在她面前像个小学生那样害怕，可是看了却泪如雨下，她把球拍包起来，让下一班的传讯员送到管理组去，还亲自写了一封短简给道尔芬，要求把它转给他，“如果人力上办得到的话。”你的锁骨里还留着两颗捷克子弹，近来你的网球打得怎么样，吉姆？
还有八分钟。
“如果你能办到的话，”史迈利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把你的汽车送到你家附近的车行里去检修一下。当然，要用你家里的电话去约时间，但愿托比正好在偷听……”
但愿！我的天！那么也就听到了我和卡米拉的谈情说爱？还有八分钟。
档案里其余的资料似乎都是外交部的电报、捷克报纸的剪报、布拉格电台广播收听记录、关于被破获间谍的安置就业政策文件摘录、向财政部提出的建议草案，以及阿勒莱恩事后把此次失败诿过于老总的分析。乔治，你应该自己来。
吉勒姆心里开始测量他的桌子与阿尔温在打瞌睡的柜台旁边后门的距离。他估计约有五步远，于是决定找个战术整备点。门边两步远的地方有个像黄色大钢琴的图表柜，里面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大地图、过期的《名人录》、以前的旅游指南。他牙缝里咬着一支铅笔，收起作证计划档案，信步走到柜前，挑了一本华沙电话簿，开始在一张纸上写起名字来。我的手！他的心中有个声音叫道：我的手抖得可以，你瞧这纸上写的是什么，我一定是喝醉了！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朱丽叶端着一个盘子进来，放了一杯咖啡在他桌上。他心不在焉地向她飞了一个吻。他又挑了一本电话簿，大概是波兹南的，放在刚才那一本旁边。阿尔温从门外进来时，他甚至没有抬起头来。
“电话，先生。”他轻声说。
“去他妈的，”吉勒姆仍在查电话簿，“谁打来的？”
“外线，先生。那家伙很粗暴。是车行的人，先生，关于你汽车的事。说他有坏消息要告诉你。”阿尔温说，脸上很高兴。
吉勒姆双手捧着作证计划档案，看来像是在和电话簿核对。他的背对着莎尔，他可以感到双膝在裤管里发抖。铅笔仍咬在牙缝里。阿尔温先走，把弹簧门拉开等他出去，他一边出门，一边仍看着档案，他心里想，像个他妈的唱诗班学生。他等闪电忽然击中他，等莎尔叫杀人哪，等哪个超级特务班恩老头子突然复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感到好多了：阿尔温是我的盟友，我信任他，我们是联合起来反对道尔芬的，我可以动手了。弹簧门关上了，他走下四层台阶，阿尔温又在那里替他打开电话间的门。电话间的门下半截是木板，上半截是玻璃。他拿起电话听筒时，把档案放在脚下，听到孟德尔告诉他说，他需要安装个新的变速箱，这东西可能要花近百英镑。这话是他们想出来骗管理组的，或者不论哪个读电话记录的人，吉勒姆对答如流地说了一些该说的话，一直等到阿尔温留神地听着回到柜台后面。这办法很灵，他心里想，我真是幸运，这办法居然很灵。他听见自己在说：“那么，你想办法先去找一家大车行，看他们需要多久才有货。你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然后不耐烦地说：“等一等。”
他把门推开一半，歪着脑袋把话筒夹到颈后去，这样这一部分对话就不会录上。“阿尔温，请你把我的袋递给我一下，好不好？”
阿尔温很热心地送了过来，像足球赛场上的急救员一样。“这样行吗，吉勒姆先生？要我帮你打开吗，先生？”
“扔在这里就行了，谢谢你。”
袋子放在电话间门外地板上。他弯下身去，把它拉了进来，打开拉链。袋子中间，就在他的一些衬衫和报纸中间，有三份假档案，一份米黄色，一份绿色，一份粉红色。他取出粉红色的一份和他的地址电话录，换了作证计划放进去。他拉上拉链，站了起来，向孟德尔念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个真的电话号码。他挂了电话以后，把袋子还给阿尔温，拿了那份假档案进了阅览室。他在图表柜前又逗留了一会儿，翻了翻另外两本电话簿，然后拿着那份假档案到档案库里去。阿利森像在演滑稽戏一样，一会儿推，一会儿拉那洗衣篮。
“彼得，你帮我一下怎么样，这给卡住了。”
“马上就来。”
他从作证计划那个小格里把四十三号档案取出来，换了假档案进去，然后把四十三号档案放回到原处，从夹子中取回绿借条。谢天谢地，一切顺利。他可以高声大唱，谢天谢地，我真幸运。
他把绿借条交给莎尔，她签了名，像往常那样插在一个长钉座上，以后再核对。如果档案在原处，她就把绿借条和复写的那一份都销毁，甚至连聪明过人的莎尔也不记得他曾经到四十四号小间去过。他正要到档案库去帮阿利森，转身忽然与托比·伊斯特哈斯不友善的棕色目光不期而遇。
“彼得，”托比用他不太好的英语说，“我很抱歉要来打扰你，我们发生了一场小危机，潘西·阿勒莱恩想马上跟你说句话。你现在能来吗？那好极了。”在门口，阿尔温让他们出去时，他又用小人得意的煞有介事的口气说：“实际上他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想跟你商量一下。”
吉勒姆在紧急之中忽然灵机一动，他转身对阿尔温说：“中午有传讯员去布里克斯顿。请你打个电话给交通组，叫他们把我的那个袋子送去，可以吗？”
“可以，先生，”阿尔温说，“没问题。请小心楼梯，先生。”
你还得为我祈祷，吉勒姆心里想。
21
海顿叫他“咱们的影子外交大臣”。警卫叫他白雪公主，那是因为他的头发。托比·伊斯特哈斯打扮得像个男模，但他一旦松开肩膀或者握紧小拳头，你就不会弄错，他是个好斗的武士。吉勒姆跟着他走在四楼的走廊里，又看到了那个咖啡机，听到劳德·斯屈克兰的说话声，在解释他没有空，这时吉勒姆想：“天呀，我们又回到伯尔尼，又在逃命了。”
他几乎要把这话向托比说出来，但是继而一想，这样比喻是不智的。
他一想到托比，想到的就是八年前在瑞士的托比，当时托比还只是在干无聊的监视勾当，只是附带搞些窃听，倒很有名气。吉勒姆当时刚从北非回来闲着无事，于是圆场把他们两人送到伯尔尼去干桩短期的差使，要侦查一对比利时军火商，因为他们利用瑞士人把他们的货物推销到不友好的敌方。他们在对方房子的隔壁租了一个别墅，头一天晚上，托比整理了一下电话连接线以后，就可以在自己的电话机里窃听那两个比利时人打电话。吉勒姆既是头子，又是跑腿的，一天两次把录音带送到伯尔尼常驻站去，利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当做信箱。托比同样轻而易举地贿赂了当地的邮差，把比利时人的信件先让他过目一遍再递送，又贿赂了打扫屋子的老太太，在那两个比利时人说话最频繁的客厅里，安装了一个无线电的话筒。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契基托餐厅去玩，托比跟最年轻的小姐跳舞。有时他还带一个回家，不过到第二天早上，她早走了，托比早已打开了窗，吹掉了香水味。
他们这样生活了三个月，到最后吉勒姆对他的了解仍和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国人。托比是个爱好虚荣的人，他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和现身。他自己洗衣服，晚上上床时在一头白发上戴一个发网。警方搜查别墅那一天，吉勒姆翻后墙逃走，他在贝勒伍饭店找到托比在吃蛋糕，看人家跳茶舞。他听了吉勒姆抱怨的话以后，付了账单，赏了乐队指挥和侍者领班弗朗兹小费，然后才从从容容地领着吉勒姆走过一连串的走廊和楼梯，到了地下车库，他的脱逃汽车和护照就藏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他也一丝不苟地付了他的账单。吉勒姆想，“即使你要急着离开瑞士，你也先得付清账单。”走廊无穷无尽，墙上嵌满镜子，天花板上吊满凡尔赛枝形吊灯，因此吉勒姆跟的不止一个伊斯特哈斯，而是整整一队的伊斯特哈斯。
现在这个景象又浮现在他脑际，虽然通向阿勒莱恩办公室的狭窄木头楼梯漆成灰绿色，只有一张破旧的羊皮灯罩令你想起吊灯。
“我要见首长。”托比煞有介事地对那个年轻的警卫说，他傲然点一下头让他们进去。在接待室里有四架灰色的打字机，打字机前面坐着四个白发老妈妈，个个戴着珍珠，穿着套头毛衣。她们向吉勒姆点点头，却不理托比。阿勒莱恩门上挂着一块“有访客”的牌子。门旁是个六尺高的崭新大保险柜。吉勒姆心里想，这么沉重，地板怎么吃得消。柜顶上放着几瓶南非雪利酒和酒杯盘碟。他记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二，伦敦站举行非正式午餐会的日子。
“告诉他们，我不接电话。”托比开门的时候，阿勒莱恩叫道。
“女士们，首长不接电话，请你们注意。”托比周到地说，一边为吉勒姆拉开门，“我们要开会。”
一位老妈妈说：“我们听到了。”
这是个作战会议。
阿勒莱恩坐在会议桌一头一张自大狂才喜欢坐的雕木椅子上，看着一份总共才两页的文件，吉勒姆进来的时候，他一动也不动。他只是咕噜一声：“坐到那边去。保罗旁边，盐的下面。”又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
阿勒莱恩右边的椅子空着，吉勒姆从绳子系着的椅垫可以看出这是海顿的。阿勒莱恩的左边坐着罗埃·布兰德，也在阅读，但在吉勒姆经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你好，彼得”，然后他鼓出的灰色眼睛一直看着他走到桌子另一头。比尔的空椅子旁边坐着莫·德拉瓦，她是伦敦站里做点缀的妇女象征，剪了短发，穿一身棕色粗呢套装。她的对面是管理组组长菲尔·波特奥斯，他是一个见人就低头哈腰的有钱人，在郊外有一个大房子。他看到吉勒姆的时候干脆不看文件了，明显地把文件夹合上，把油光光的手放在上面，脸上堆着假笑。
“盐的下面的意思是坐在保罗·斯科尔德诺旁边。”菲尔仍假笑着说。
“谢谢。我知道。”
波特奥斯对面是比尔的两个俄国人，就是上次在四楼男厕见到的尼克·德·西尔斯基和他的男朋友卡斯帕。他们不能有笑容，而且吉勒姆也知道他们也不能阅读文件，因为他们面前没有文件，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文件。他们坐在那里，四只粗壮的手放在桌上，好像他们背后有人用枪对着他们，他们只是用两双褐色的眼睛看着他。
波特奥斯旁边坐着保罗·斯科尔德诺，现在据说是布兰德在附庸国谍报网方面的外勤，尽管有人说他还抽空替比尔跑腿。保罗很瘦，很刁钻，年约四十，褐色脸上有麻点，手臂很长。吉勒姆有一次和他一起在训练所接受硬汉训练时看到他差点把对方给杀了。
吉勒姆把椅子从他身边移开一点坐下来，托比坐在他的另一旁，就像一对保镖的另一个。他们要我干什么？吉勒姆想：纵身逃命吗？大家都在看着阿勒莱恩装烟斗，这时比尔·海顿抢了他的戏。门开时，起先没有人进来。接着一阵窸窣，比尔慢慢地出现了，双手捧着一杯咖啡，还有一个托盘。他的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鼻梁上架着眼镜，由此可见他大概在别的地方看过文件。吉勒姆想，他们都在看文件，只有我没有，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关于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伊斯特哈斯和罗埃昨天在看的那个文件，接着他断定没有证据能说明就是那个文件。因为那个文件昨天才到。托比把它带给罗埃，他打扰他们时，正是他们为此感到激动的时候。要是你可以用激动这个词的话。
阿勒莱恩仍没有抬头。吉勒姆坐得这么远，只能看到他的一头黑发和一对穿着粗呢衣服的宽阔肩膀。莫·德拉瓦一边看文件，一边摸着她的刘海。吉勒姆想起来了，潘西有过两个老婆。这时卡米拉又闪过他心事翻腾的脑海。两个都酗酒，这一定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只见过伦敦的那个。当时潘西正在组织自己的真正班底，在白金汉宫大厦，他宽敞、镶有嵌板的公寓里举行一次酒会。吉勒姆到得晚了，他在门厅里脱大衣的时候，有个金发女人羞怯地伸手向他走过来。他以为她是来接他大衣的女佣。
“我是乔伊。”她用演戏的嗓子说，就像说“我是德性”、“我是克己”一样。她要的不是他的大衣，而是吻。吉勒姆顺从了她的要求，闻到的是一阵香水和廉价雪利酒的混合味。
“好吧，彼得·吉勒姆老弟，”——阿勒莱恩开始说话了——“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是要再打几个电话调查我家的房子？”他稍微抬起头来，吉勒姆注意到久经风霜的双颊都有撮小小的三角形软毛。“你这几天到乡下去干什么？”——他翻了一页——“除了追逐当地的处女——我很怀疑布里克斯顿还有没有处女，莫，请你原谅我说话放肆——把公家的钱浪费在大吃大喝的午餐上？”
这样开玩笑是阿勒莱恩的一种交谈手段，这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可以是责怪的，也可以是捧场的，但是到头来，就好像是不断拍打同一个地方。
“有两个阿拉伯人看来很有希望。范霍佛弄到了一个接近德国外交官的线索。如此而已。”
“阿拉伯人，”阿勒莱恩重复了一句，把文件夹推在一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粗糙的烟斗，“随便哪个笨蛋都可以敲诈一个阿拉伯人，是不是，比尔？要是你想干，花半个金币就可以收买整个阿拉伯内阁。”阿勒莱恩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顺手扔在桌上。“我听说你在跟我们可悲的塔尔老弟商量什么事情。他的近况如何？”
吉勒姆听到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声音时，心里闪过了许多念头。他现在弄清楚了，对他公寓的监视是昨晚才开始的。上周末他没有受到怀疑，除非替他把风的法恩是两面受雇的。不过他要那样是很困难的。罗埃·布兰德与已经去世的诗人狄兰·托马斯很像，罗埃总是令他想起什么人，到现在为止，他才能确定到底像谁。莫·德拉瓦有一种女童军的男人气概，仅仅是勉强可以算作一个女人。他心里想，不知狄兰·托马斯有没有罗埃那种特别淡的蓝眼睛。托比·伊斯特哈斯从他金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阿勒莱恩只让人家在他面前吸烟斗，不许吸香烟，因此托比现在一定得阿勒莱恩的欢心。比尔·海顿看上去出奇地年轻，圆场流传关于他恋爱生活的谣言毕竟不是完全无稽可笑的：他们说，他两头都来。保罗·斯科尔德诺一只手的褐色掌心平放在桌上，拇指略为翘起，使得手背用来打人的一面绷得更紧了。他也想到他的帆布袋：阿尔温有没有把它送走？还是他自己下班去吃中饭，把包留在那里，结果引得新来的一心想被擢升的警卫产生好奇，进行翻查？而且吉勒姆心里也不止一次嘀咕过：他在看到托比之前，托比在那里不知待了多久了。
他选择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不错，首长。塔尔和我每天下午在福特纳餐厅喝茶。”
阿勒莱恩吮着没有点燃的烟斗，试试烟草塞得严实不严实。
“彼得·吉勒姆，”他用苏格兰腔一字一句不客气地说，“你可能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不会计较过去的。而且可以说我现在是一心为你好。我要知道的就是你跟塔尔谈些什么。我不要他的脑袋，也不要他身体的任何部位，而且我会克制要亲手掐死他的冲动，或者掐死你的冲动。”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火光猛地一闪，“我甚至想在你的脖子上套一条金链子，把你从那令人讨厌的布里克斯顿带到王宫里去。”
“那样的话，我恨不得他早些露面。”吉勒姆说。
“我没有抓到他以前，他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
“我一定告诉他。他会很高兴的。”
一大团烟滚过了会议桌。
“彼得老弟，我对你很失望。居然轻信那种挑拨离间的谣言。我付给你的薪水不低，你却背后捅我一刀。我觉得，你这样报答我未免忘恩负义。我不妨告诉你，我养你还遭到我一些顾问反对呢。”
阿勒莱恩现在有了一种新的习惯性动作，吉勒姆从爱好虚荣的中年人身上常常可以发现，那就是捏住一块下巴上的肉，用拇指和食指按摩着，想让它变得小一些。
“把塔尔目前的情况再告诉我们一些，”阿勒莱恩说，“把他的感情状况告诉我们。他有个女儿，是不是？一个叫丹妮的小女孩。他提起她没有？”
“他常常提起她。”
“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些。”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喜欢她。”
“喜欢得入迷？”他突然生气，声音高了起来，“你耸肩膀干吗？你干吗朝我那样耸肩膀？我现在是在跟你谈你自己组里一个叛逃的混蛋，我控告你背着我跟他玩捉迷藏，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却在那里朝我耸肩膀。彼得·吉勒姆，有一条法律禁止与敌方情报员勾结。你也许不知道。我真想狠狠地治你的罪！”
“我最近根本没看到他，”吉勒姆怒气也上来了，这可救了他，“玩捉迷藏的不是我，而是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他一边说，一边感觉到会议桌周围情绪都缓和下来了，好像大家都有点儿感到厌倦，好像大家都觉得阿勒莱恩乱开一阵枪，漫无目标，把子弹都用完了，斯科尔德诺在玩着一块小象牙，那是他带在身边的吉祥符。布兰德又在阅读文件了，比尔·海顿喝一口咖啡，觉得很难喝，向莫·德拉瓦做了个苦脸，放下了杯子。托比·伊斯特哈斯手托着下巴，抬起了眉毛，呆看着维多利亚式壁炉里的红色玻璃纸。只有那两个俄国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就像一对不愿相信打猎已经结束的猎狗一样。
“那么说，他以前常常同你说起丹妮？他告诉你他爱她？”阿勒莱恩说，又回去看他面前的文件，“丹妮的母亲是谁？”
“一个欧亚混血儿。”
现在海顿开腔了：“一看就知道是亚洲血统呢，还是可以冒充比较纯种的白人？”
“塔尔认为她看上去像个十足的欧洲人。他认为他的孩子也是那样。”
阿勒莱恩大声念：“十二岁，金黄色的长发，眼睛褐色，个子苗条。丹妮是不是这样？”
长时间沉默，甚至海顿也无意打破这沉默。
“因此，如果我告诉你，”阿勒莱恩继续说，用字十分小心，“如果我告诉你，丹妮和她母亲原定要在三天之前从新加坡搭直航飞机到伦敦机场，那么我想你大概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奇怪的。”
“是的，我也会感到奇怪的。”
“你出了这间屋子以后，你也要闭上你的嘴巴。除了你十二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人也不可以透露！”
不远的地方传来菲尔·波特奥斯的咕噜声：“彼得，这个情报来源非常机密。你听来也许像是普通的消息，但并不是这样。这是超机密。”
“那么好吧，我也会把嘴巴封得超紧。”吉勒姆向波特奥斯说。波特奥斯红了脸，比尔·海顿则又露出了小学生的笑容。
阿勒莱恩接着又说：“那么你对这情报有什么看法？说吧，彼得。”——他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吧，你是他的上司、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你的心理学到哪里去啦？塔尔为什么来英国？”
“你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个。你刚才说塔尔的女人和她的女儿丹妮原定在三天前到伦敦。也许她是来找亲戚。也许她另外找到了男人。我怎么知道？”
“别傻了，你难道没有想到，小丹妮到了哪里，塔尔本人就会马上跟着到哪里？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到这里——我认为他早已到这里了，一般都是人先到，老婆小孩等的包袱后到。莫·德拉瓦，请原谅我又失言了。”
吉勒姆第二次放手发了一通脾气。“至今为止，我没有想到。至今为止，塔尔是个叛逃分子。这是七个月以前管理组的判决。是不是，菲尔？塔尔现在莫斯科，凡是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要假定已经完全泄密了。是不是，菲尔？当初决定布里克斯顿要偃旗息鼓，把我们一部分工作移交给伦敦站，另外一部分移交给托比的点路灯组，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理由。塔尔现在想干什么？再投到我们这边来？”
“说再投过来，这话还算是客气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阿勒莱恩反唇道，一边又低头看他面前的文件，“听我说。不仅要听好，还要记牢。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疑问，你们这伙人都一样，你的记忆像个筛子，你们这些当小头头的都是这样。丹妮和她的母亲用假英国护照旅行，名字改作普尔。这护照是俄国伪造的，第三份给了塔尔本人，有名的普尔先生。塔尔已到了英国，但是我们不知他在哪里。他比丹妮母女先来，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调查结果认为很可能走的是偷渡路线。他叫他老婆——也许是姘头，不管是什么，”——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老婆、姘头他都没有——“原谅我，莫，在他之后一个星期以后来，但现在看来她们显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我们昨天才得到这个情报，因此我们还有许多跑腿的工作要做。塔尔要她们——丹妮和她的母亲——万一他跟她们联系不上，就去投奔一个叫彼得·吉勒姆的人。我想这就是你吧。”
“要是她们原定三天以前到，那么发生了什么意外了？”
“耽误了。错过了班机。改变了计划。把飞机票丢了。我怎么知道？”
“要不然就是情报错了。”吉勒姆提示道。
“情报没有错。”阿勒莱恩不客气地反驳。
愤恨，迷惑。吉勒姆死抱住这两条。“那么好吧。俄国人已经使塔尔转向了。他们把他的家眷送来——天晓得为什么，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把她们留下来当人质呢——而且他们把他也送过来了。那有什么好紧张的？他说的话，我们连一句也不信，他有什么用？”
这一次，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听众都在盯着阿勒莱恩瞧。吉勒姆觉得阿勒莱恩仿佛左右为难，究竟要对这句话作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而泄漏了机密呢，还是让自己出丑。
“别管什么用处！把池水搅浑，在井里放毒，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捣什么乱谁知道？”吉勒姆心里想，他的文件里大概也是这么写的。上面尽是一个接一个的隐喻。“但是这一点你得记住。彼得老弟，你一看见，或在你一看见之前，你一听见他、或者他的女人、或者他的小女儿的消息，你就得马上来找我们这些大哥。在场的随便哪个都可以。别的王八蛋可不行。这条指示你弄清楚了没有？因为这里关系太错综复杂了，或者你根本猜不到有多么复杂，也没有权利知道……”
这场谈话这时突然变成了用动作来进行的谈话了。布兰德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慢吞吞地走到屋子那头的门上靠着。阿勒莱恩又点燃了烟斗，手臂慢慢摇晃着把火柴挥灭，一边透过烟雾看着吉勒姆。“彼得，这几天你在追求谁？这个幸运的女人是谁？”波特奥斯从桌上递过一张纸来要吉勒姆签名。“请你签字，彼得。”保罗·斯科尔德诺在俄国人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伊斯特哈斯向门外的老妈妈们发出了不讨人喜欢的命令。只有莫·德拉瓦褐色的谦卑眼光仍盯住吉勒姆看。
“你先看一遍。”波特奥斯油滑地说。
吉勒姆已经看了一半了：“兹证明我今天已获知巫术第三〇八号报告的内容，来源为巫师。”这是第一段。“我保证不将此一报告任何内容泄漏给部门其他人员，也不泄露有巫师来源的存在。我并保证一遇有和他的资料相关的任何情况立即报告。”
门仍开着，在吉勒姆签字的时候，伦敦站二楼的人物列队进来，前面是端着三明治盘子的老妈妈们：狄安娜·道尔芬、脸上紧绷得快要爆了的劳德·斯屈克兰、情资分发组的女职员，还有一个叫哈加德的一脸不高兴的老特务，他是班恩·瑟鲁克斯顿的上级。吉勒姆慢慢走出去，心里清点着人头，因为他知道史迈利肯定想知道究竟有谁在场。到门口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海顿也跟着出来了，他似乎觉得剩下来没有什么好戏可瞧了。
“真是愚蠢的一伙。”比尔说，笼统地指了一指那些老妈妈们。“潘西一天比一天令人难以忍受了。”
“看来他的确是那样。”吉勒姆轻快地说。
“史迈利近来好吗？常去看他吗？你以前是他的好朋友，是不是？”
吉勒姆的天地原来一直是稳步转动的，这时突然掉了下去。“哪里，”他说，“他是不许跟我们来往的。”
“我才不信你把这些胡说八道放在心上呢。”比尔反驳道。他们已走到了楼梯口。海顿先下去。
“你呢？”吉勒姆在后面大声说，“你常去见他吗？”
“安恩离开他了，”比尔说，没有理会他的问题，“跟一个水手或是侍者什么的走了。”他的办公室大门洞开，办公桌上堆满了秘密文件。“是不是？”
“我不知道，”吉勒姆说，“可怜的老乔治。”
“喝杯咖啡吗？”
“谢谢你，不过我想该回去了。”
“跟塔尔老弟喝茶去？”
“是啊。到福特纳。再见。”
在档案室里，阿尔温吃过午饭回来了。“袋已经送走了，先生，”他高兴地说，“这时候已到布里克斯顿了。”
“哦，该死的，”吉勒姆发了最后一顿脾气，“里面有我要的东西。”
他忽然很难过地想道：这件事是那么简单明白，怎么这么晚才想到，他只有后悔的份儿。桑德是卡米拉的丈夫。她在过着双重生活。现在他可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全部的骗局。他的朋友、他的爱人，甚至圆场本身，都汇合在一起，成了一连串的阴谋。这时他想起了孟德尔的一句话，那是两天以前的一个晚上，他们在郊区一家小酒店里喝啤酒时对他说的：“别不高兴，彼得。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你知道，可是其中就有一个是叛徒。”
塔尔，他心里想。那个婊子养的里基·塔尔。
22
这个卧室是阁楼上一间长条形的房间，天花板很低，原来是女仆的房间。吉勒姆站在门边，塔尔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脑袋靠着斜屋顶，手撇在两边，手指张开。他的头上有个天窗，从吉勒姆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萨福克深褐色田野，天空上衬着一长列黑色的树梢。褐色的墙纸上有很大的红花。黑色栎木桁梁上吊着一盏灯，照亮了他们两个人的脸，成了奇怪的几何图形，不论是谁移动，不管是床上的塔尔，还是板凳上的史迈利，灯光都像是跟着他们移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吉勒姆要是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对塔尔不客气，他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脾气已到了要爆发的程度，开车来的时候，车速接近九十英里，史迈利厉声叫他放慢一些。要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把塔尔狠揍一顿，如果必要的话，叫法恩来帮忙。他一边开车，一边眼前就清楚地展开了这样一个景象：他一推开塔尔——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的房门，就没头没脑地狠揍起他来，把卡米拉和她的前夫、那个杰出的笛子博士给他受的气都出在上面。大概是因为一起出这一次远门，史迈利透过心灵感应也收到了这幅图像，因为他虽然没有说几句话，但句句是为了要叫吉勒姆冷静下来。“彼得，塔尔没有向我们说谎。一句谎话也抓不到。他做的只不过是全世界特务都做的事：那就是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们。另一方面，他也相当聪明。”他不但不像吉勒姆那样感到迷惑不解，反而奇怪地很有自信，甚至自满，因为他说了一句斯蒂德·阿斯普莱关于背叛艺术的名言。有点像是不要寻求十全十美，而是要寻找有利条件之类的，这又使吉勒姆想起了卡米拉。“由于卡拉的帮助，我们终于进到内层的圈子里了。”史迈利道。吉勒姆则说了一句在查令十字街车站换车的笨笑话。接着史迈利就只满足于指挥方向和注意后视镜了。
他们是在水晶宫碰头的，在孟德尔驾驶的一辆卡车上碰面。他们开进巴恩斯布莱一家车行，它位于一条小石块铺路的小巷尽头，有不少孩子在玩耍。一个德国老头和他儿子欢迎他们，没有等他们从车上下来，就把车上的牌照卸下，一边把他们带到一辆油漆一新的沃克斯豪尔牌汽车那里，那辆车子已备好了，随时可以由后门开出去。孟德尔留下未走，还带着吉勒姆从布里克斯顿带来的作证计划档案。史迈利说：“找A12号公路。”路上车辆不多，但是不到科尔契斯特，他们就遇到了一些卡车，吉勒姆忽然失去了耐心。史迈利得厉声叫他放慢一些。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个老头子在快车道上开二十英里的速度。他们在内侧超车时，他忽然向他们乱冲过来，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病了，还是只不过是吓昏了。有一次他们开进一道浓雾，它好像是从头顶上掉下来似的。吉勒姆开出来后，又不敢随意踩刹车，因为马路上有融雪结冰。过了科尔契斯特以后，他们改走小道。路标上的名字是小霍克斯莱、华明福特、布尔格林，接着就没有路标了，吉勒姆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向左转，到了那幢小屋再向左转。能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不过不要停在大门外。”
他们开到了一个小村庄，不过没有灯光，也没有人，没有月亮。他们停下来时，一阵寒气袭来。吉勒姆一下子闻到了板球场、焦木、圣诞节的味道。他想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安静、这么寒冷、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教堂的尖顶，一边是白色的篱笆，在斜坡上大概是教士的住宅，房子不高，显得凌乱，一半是茅草顶，他可以看清楚山墙与天空交界的地方。法恩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停车的时候他走了过来，不声不响地爬进了后座。
“里基今天好多了，先生。”他报告说。看样子他这些天向史迈利做了不少报告。他是个稳健的人，说话轻声，很愿意讨好别人，但是布里克斯顿的一帮人似乎都怕他。吉勒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那么紧张了，可以说比较放心了。今天早晨赌了足球赛，他可真喜欢赌足球。今天下午我们给爱尔莎小姐捡柴火，她可以送到市场上去卖。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很早就上床了。”
“他单独出去过吗？”史迈利问。
“没有，先生。”
“他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先生，至少我在的时候没有，至于爱尔莎小姐在的时候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呼吸使汽车玻璃窗上蒙上一层雾气，但是史迈利不愿发动引擎，因此没法开暖气，也没法开除雾器。
“他说起过他的女儿丹妮吗？”
“上周末他说了好几次。现在似乎对她们淡忘一些了。我想他大概怕动感情，不去想她们了。”
“他没有说起要再见她们吗？”
“没有，先生。”
“没有说起将来没事之后见面的安排吗？”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把她们接到英国来？”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替她们弄证件？”
“没有，先生。”
吉勒姆不耐烦地插进来问：“那么他到底说些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先生。叫伊琳娜的。他喜欢在没事的时候读她的日记。他说把地鼠逮住以后，他就要中心让地鼠与伊琳娜交换。然后他要为她找个好房子，先生，就像爱尔莎小姐的房子一样，不过要在苏格兰，那地方更好一些。他说，他也要帮我。要帮我在圆场弄个好差使。他一直鼓励我学一种外语，这样更有前途一些。”
根据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平板语调，无法知道法恩究竟有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他现在在哪里？”
“睡觉了，先生。”
“轻轻地关门。”
爱尔莎·布里姆莱在前廊等他们。她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头发灰白，有一张坚决、聪明的脸。据史迈利说，她是圆场的老人，战时兰斯伯利勋爵手下的译码员，现已退休，但仍精神矍铄。她穿着一套合身的褐色衣裙，握住吉勒姆的手说“您好”，闩上门以后，他再回头时她已不在了。史迈利带他们上了楼。法恩留在楼梯拐弯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史迈利敲塔尔的门说：“是史迈利。我要跟你说句话。”
塔尔很快就开了门。他一定是听到他们来了，就在门后等着。他用左手开门，右手握枪，他从史迈利身后望过去，看一看走道里有没有别人。
“就只有吉勒姆。”史迈利说。
“我就是这么说，”塔尔说，“婴儿也能咬人的。”
他们进了屋子。他穿着长裤和马来人身上穿的廉价布衣。地上撒了一地拼字卡片，屋子里有咖喱味道，那是他在煤气炉上自己煮的。
“很抱歉又得来打扰你。”史迈利说，神色之中好像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一定要请你说清楚，你到香港去的时候，带了两份预备逃跑用的瑞士护照，你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塔尔过了一阵之后终于开口。
蜡黄的脸色已消失了，而是久蹲监牢的那种苍白，他的体重也减轻了。他坐在床边，手枪放在身边的枕头上，他的眼光紧张地盯着他们两人，一个挨着一个，谁也不信。
史迈利说：“听着。我相信你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有关你的前途。”
吉勒姆一边瞧着一边心里想，这还有关许多别的事情。要是吉勒姆真的了解史迈利，有关的事情还不知有多少呢。
“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我不喜欢那号码。我想这些号码已被破获。你用这些护照，好比在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标签：‘通缉犯里基·塔尔’。”
史迈利下面的问题提出来的速度奇慢。在这万籁无声的深夜里，等着他慢慢提问题，即使在吉勒姆听来，也是很难熬的。
“你用什么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但是史迈利似乎并不想为自己的问题提出理由，他只是让沉默来解释一切，而且他也许深信这样可以办到。吉勒姆曾经见过这样的盘问：别有深意的问题掩盖在老套的外衣下，在听到回答以后慢慢地记下来，这样拖延时间使得对象的脑海里由于询问者的一个问题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想坚持原来供词的决心就越来越削弱了。
“你用普尔的名字买那份英国护照的时候，”史迈利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又问，“你有没有从同一来源买别的护照？”
“我为什么要买别的护照？”
但是史迈利不想提供理由。
“我为什么要买？”塔尔又说一遍，“我又不是收集护照的人，我只想离开那里。”
“还要保护你的孩子，”史迈利提示道，脸上露出同情的笑容，“而且如果办得到的话，也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我想对于这一点，你一定考虑过很多，”他用一种讨好的口气说，“毕竟，你不能把她们丢在那里任由那喜欢打听的法国人摆布呀，是不是？”
史迈利在等他答复时，好像在读那拼字卡片，横着读，竖着读。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随便拼成的字。有一个还拼错了，吉勒姆注意到书信一词最后两个字母拼到前面去了。吉勒姆心里想，他在那个小旅馆里干什么？跟一些酱料瓶和推销员住在一起，他的心里在追踪些什么线索？
“好吧，”塔尔不高兴地说，“就算我替丹妮和她的母亲弄到了护照。普尔太太，丹妮·普尔小姐。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兴得大叫大喊？”
又是一片沉默，比提问还厉害。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史迈利问道，口气像是个做父亲的感到失望的口气。“我们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们并不想加害她们。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早告诉我们，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她们忙。”说完又去看那卡片去了。塔尔大概用了两三盒这样的卡片，在椰子壳纤维织成的地席上铺了一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又问，“照顾自己的亲人又不是犯法的事。”
吉勒姆心里想，他们可不会让你照顾自己的亲人呢，他这时心里想的是卡米拉。
为了帮助塔尔答复，史迈利提出了各种的提示：“是因为买护照用的是你的出差费？你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说实在的，这里谁也不愁钱。你替我们送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我们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两千英镑？”时间又滴答过去，没有人加以利用。
“还是因为，”史迈利提示道，“你感到惭愧？”
吉勒姆竖起了耳朵，忘掉了自己的问题。
“感到惭愧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把被识破了的护照留给丹妮和她母亲，那个法国人到处在打听普尔先生，让她们去受他的摆布，这可太不妙了，是不是？而你自己呢，却一路受到优待。为了要封住你的嘴，”史迈利同意道，好像这个理由是塔尔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或者是为了要收买你为他们效劳，卡拉是会不择手段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叫人心里一凉。”
塔尔脸上的汗珠突然多得不像是汗珠，而是满脸的泪珠，使人不忍卒睹。拼字卡片不再吸引史迈利的兴趣了，他的眼光落在另一个东西上。那是一个玩具，是用火钳一样的两根铁条做的。玩的时候把一个铁球放在上面滚。从滚得越远的下面一个洞里掉下去，得分就越多。
“我想，你没有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理由，也可能是因为你把它们烧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英国护照烧了，而不是把瑞士护照烧了。”
别忙，乔治。吉勒姆心里想，轻轻地走近一步，插在他们两人中间。别着急。
“你知道普尔已被识破了，所以你把为丹妮母女俩买来的普尔的护照烧了，但是你保留了自己的护照，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你用普尔的名字为她们俩买飞机票，为的是让大家相信你不知道普尔的护照已没有用了。所谓大家，我是指卡拉的爪牙。你以为不会有人注意到号码，就改窜了瑞士护照，一份给丹妮，一份给她母亲，然后你作了不同的安排，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安排早在你打算用普尔的护照之前就想好了。那是什么呢？比如留在东方，但换个地方，比如雅加达，你有朋友的地方。”
即使站在吉勒姆现在站的地方，他也太迟了。塔尔的手掐住了史迈利的脖子，把椅子打翻在地，塔尔一起翻了下去。吉勒姆从人堆中找到了塔尔的右臂，拧到他背后来，几乎要把它折断了。法恩不知从哪里出现，从枕头上拿起手枪，朝塔尔过去，好像是要帮他一手似的。这时史迈利整了整衣服，塔尔又回到床上，用手帕拭着嘴角。
史迈利说：“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加害她们。你相信吧？”
塔尔盯着他看，等着。他的眼睛露出怒火，但是等到落在史迈利身上时，却是一种安详的眼光，吉勒姆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得到了心中一直在想望的保证。
“你还是留神你自己的混账女人吧，别管我的。”塔尔轻声说，他的手抿着嘴巴。吉勒姆惊呼一声，跳了上去，但是史迈利拦住了他。
“只要你不跟她们联络，”史迈利继续说，“我不知道最好。除非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替她们办。钱啰，保护啰，或者别的事情啰？”
塔尔摇摇头。他的嘴角流着血，很多的血，这时吉勒姆才明白法恩一定狠狠揍了他，但是他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揍他的。
“不会太久，”史迈利说，“可能一个星期。如果我能办得到，还可能更短一些。别去多想她们了。”
他们走的时候，塔尔又在微笑了，因此吉勒姆想，他们这次来看他，还有他对史迈利的侮辱，脸上吃的一拳，都对他有好处。
“他的那些足球赛赌票，”他们上车的时候，史迈利安详地问法恩，“你没有替他寄到什么地方去吧？”
“没有，先生。”
“那么好，但愿他没有赢。”史迈利用极不常见的轻快口气说，大家都笑了。
精疲力竭、负担过重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很奇怪的记忆。吉勒姆开着车，他的心一半用在公路上，一半仍可怜地在反复怀疑着卡米拉，今天和其他日子里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印象，不断地闪现在他的记忆之中。那些日子有在摩洛哥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他的间谍网一个个被破获，楼梯上一有脚步声他就马上到窗口去检查街上的动静。还有在布里克斯顿闲着无事的日子：眼看着这个可怜的世界在他眼前滑过，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到这个世界去。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书面报告，那是用蜡纸刻印在一张蓝色的薄纸上的，因为是交换来的，所以来源不详，可能并不可靠。现在这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有一尺高出现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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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近从卢比安卡监狱获释的一个人说，莫斯科中心七月间在狱内曾经举行了一次秘密处决。被处决的是里面的三个干部。其中一个是女人。三人都是颈后中枪毙命。
“上面打着‘内部’的戳章。”吉勒姆迟钝地说。他们在一个挂着彩色灯泡的路边酒店旁的一条小巷停了车。“伦敦站的人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有谁能认尸吗？”
吉勒姆借着彩色灯泡的光线，看到史迈利的脸厌恶地皱了起来。
“是啊，”他终于同意道，“是啊，那个女人是伊琳娜，是不是？另外两个我想是伊夫洛夫和她的丈夫鲍里斯。”他的口气仍旧不露声色。“可不能让塔尔知道，”他继续说，好像是要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他得到什么风声。要是他知道伊琳娜已经死掉了，谁知道他会干什么，或者不愿干什么。”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动。也许原因不同，不过这时谁都没有力气动，也许没有心思动。
“我该去打电话。”史迈利说，不过他并没有起身。
“乔治？”
“我有个电话要去打，”史迈利喃喃地说，“拉康。”
“那么去打吧。”
吉勒姆从他身上伸过手去，替他开了车门。史迈利爬了出去，在柏油路上走了一段，又似乎改变了主意回来了。
“一起来吃一点东西吧，”他在车窗旁说，仍旧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托比的人总不至于盯着我们到这里来吧？”
这原来是一家餐馆，现在成了一家路边酒店，装饰仍很华丽。菜单用红皮封面订起来，满是油渍。送菜单来的侍者好像还没睡醒。
“我听说红酒烩鸡不错的。”史迈利从屋角电话间里出来，回到座位上以后，开句玩笑说。接着他用很轻的声音说：“告诉我，关于卡拉，你知道些什么？”这话在屋子里没有引起回响。
“我所知道的不多，并不比我知道巫术、巫师来源和我为波特奥斯签字的那张纸上的东西多。”
“事实上，这是个很好的回答。你是想责怪我，但结果却是，这个类比很恰当。”侍者又来了，拿着一瓶勃艮第酒，像捏着一根棍子一样。“让酒醒一下。”
侍者看着史迈利，好像他疯了一样。
“打开瓶盖，放在桌上。”吉勒姆干脆道。
史迈利后来说的还不是全部情况，吉勒姆注意到了一些脱节的地方，但是足够让他提起精神来，使他不再意气消沉了。
23
“指挥情报员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传奇人物。”史迈利开始道，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训练所给新招的学员上课。“他们这样做，第一个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报员钦佩他们。而后他们会想在同事身上也这样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结果没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数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这样试一下。这些人都是卖狗皮膏药的，得马上除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传奇人物还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龄也是一个谜。很可能卡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几十年情况不明，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缄口不言。
“有人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沙皇的特务机关待过，后来转到了苏联秘密警察委员会。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曾在东方对抗日本占领军的装甲列车上当过厨师助手。据说他是从伯格那里学到他的本领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等于是说由……随便说哪个伟大的作曲家，教他音乐。就我所知，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至少这是有档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伪装成一个白俄新闻记者，收罗了一批德国情报员。这件工作非常复杂，由一个年轻人来担任更是突出。接着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担任科涅夫手下的谍报官，在苏联反攻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出现。他的任务是指挥敌后游击队。他发现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转了向，向敌人发送军情。他又把他转了过来，从此以后就搞起无线电来，从四面八方收情报。”
史迈利说，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耶尔尼亚，由于卡拉的捉弄，德军向自己的前线开炮。
“在这两次露面之间，”他继续说，“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卡拉来过英国，我们估计他来了六个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那是说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名字或什么掩护。这并不是说杰拉德不知道。不过杰拉德不会告诉我们的，至少不会有意告诉我们的。”
史迈利以前从来没有和吉勒姆这样谈过话。他是不喜欢跟人家说心里话或者讲长篇大论的。吉勒姆知道他尽管很爱面子，却是个羞怯的人，不擅交际。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为国效劳了大半生以后，卡拉坐了一段时期的监牢，后来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有问题。他所属的红军那个谍报单位正好遭到整肃，不再存在。”
史迈利继续说，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复了职，便去了美国。这一点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刚从加州飞到德里，印度当局就以移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辞的罪名逮捕他。圆场后来传说他与英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德里。想跟他谈一谈。”
那个满面倦怠的侍者俯身过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儿。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好。
“我与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整肃，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堪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务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纳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的专注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约。如果对方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跟别国交换，然后就置于脑后了。当做存货买下来的，你会这么说，就像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还没有被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者而已。我刚才是倒叙他的经历。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谈过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谍报网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组织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组织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着。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的收发人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州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一个故事。惟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糙。”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得到的情报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就像有的人会暂时丧失记忆一样，他突然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那头，“也可能是我们说过，我们用完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被圆场抢在前头。”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州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像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捕苏联间谍的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在走之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说的冷战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被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们保护。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旧金山谍报网被破获就行了——从我的公文包中，掏出照片和新闻的剪报来给他瞧——和他稍微说两句鲁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恶意阴谋，然后把结果打电报给沙拉特那些过度疲劳的审讯员，如果运气好的话，周末就可以回伦敦了。我甚至想去订莎德勒·威尔斯剧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吉勒姆也听说了，一个二十岁的威尔士太阳神，那一个戏剧季里成就非凡的天才，在伦敦风靡已有好几个月。
史迈利又接下去说：“牢里热得要命。牢房中间有一张小铁桌，用铁环拴在墙上。他们把他双手铐着带了进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这人很瘦小。我要他们松了他的手铐，他们松了以后，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慢慢恢复了血色。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那里已有一个星期了，穿的是一件棉布衬衫，红色的。我不知红色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个苦脸，随着回忆的再次浮现，他的苦脸又慢慢消失了。
“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难相信在我前面的这个小个子，就是我们从伊琳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遇到过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于长途旅行的劳累，由于——唔，由于家里的事，神经末梢大大地迟钝了。”
吉勒姆自从与他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史迈利谈话中最直接承认安恩不贞的话。
“不知什么缘故，这令人很难过。”他的眼睛仍旧张开着，但是眼光凝视在一个内在的世界上。他的眉头和双颊的皮肤好像由于苦苦思索过去的记忆而拉得很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瞒过吉勒姆，能够让他不注意这惟一一句承认的话所引起的孤寂感。“我有个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理论有些不道德。”史迈利继续说，不过比刚才轻松一些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定量的怜悯心。如果见到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就滥施怜悯，我们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觉得对不对？”
“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做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祥。朴实、慈祥。很像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像一个校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算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有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勉强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成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针对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因为我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他犹豫地说——“不够小心、不够谨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吉勒姆这时感受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从史迈利苍白嘴唇上的惨淡笑容传染给他的。“去他妈的。”史迈利喃喃自语。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泛出灰白色，身上并未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内会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与我们的讯问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我想他们会把你枪毙，或者送你到集中营。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进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全是老茧。我记得当时想问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像仍戴着手铐一样。”
侍者看到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史迈利又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弹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叫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不准。因此我一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惊吓。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紧张、出神的一动也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心潮起伏，像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姿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像拳击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韧性。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样。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小小的身躯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着，岿然不动。而我——”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诉你，”他坚持说，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没有人有义务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么啦？”吉勒姆笑一声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出现了冷场，”史迈利接着说下去，不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格茨曼造成的，因为他反正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我给他看了照片，不过他没反应——也许应该说，他似乎是愿意相信我说的旧金山谍报网已遭破获了。接着我又把这一点那一点重复说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后我把话说完了。坐在那里像一头猪似的汗水直流。随便哪个笨蛋都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就走人，嘴上说些‘愿不愿意接受，悉听尊便。明天早上再见’等等这类的话，或者‘你现在下去吧，给你一小时的考虑时间’。”
“结果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个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糊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种情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像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像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重视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未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小孩……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迈利。当时不论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烟不离手，抽的是骆驼牌。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贴身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是。还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吗？一壶水，两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关于格茨曼太太的事来。”
“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在安恩那里有答案。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警，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颜色淡多了，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与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与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与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与他团聚，她不愿意被枪毙，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警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警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根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糊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梦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想办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俩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战斗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到他的回复。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枪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像个老头子。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办到的。我没有再央求他，”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不能动摇他。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教条高尚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其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格茨曼最后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奶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针。‘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子，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与我这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一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旧的苦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却为了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皮赖脸地央求他。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现在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像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跟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都用喷气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答应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背叛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是他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时那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派人到马路转角的杂货店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的假，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哪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让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
吉勒姆看着他，等待结果。“但是你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气使人觉得他对没有听到最后的结果感到失望。“卡拉有没有真的想过留下来不走？”
“我敢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史迈利厌恶地说，“我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个软弱的傻瓜。一个虚弱的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我宁可做我那种傻瓜，也不做他那种傻瓜。我敢肯定地说，”史迈利有力地重复说，“不管是我的陈说，还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处境，对他最后都产生不了什么作用。我猜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在盘算回国以后怎么推翻鲁德涅夫。附带说一句，一个月以后鲁德涅夫被枪决了。卡拉得到了鲁德涅夫的职位，着手恢复他原来的情报员的活动。其中无疑有杰拉德。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可能一直在想杰拉德。我想他们后来一定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史迈利说，这件事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卡拉吃了旧金山的亏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碰非法的无线电传输了。他完全放弃了这玩意儿，不再使用：“使馆的联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他的手下是不许接近的。而且，他仍保留着安恩的打火机。”
“你的打火机。”吉勒姆纠正他。
“是的，当然是我的。请你告诉我，”侍者拿走他的钱后，他又说，“塔尔说到安恩那句难听的话时，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的？”
“我想他是意有所指的。”
“谣言已经传到了那样的程度？”史迈利问道，“传到那么远，连塔尔也知道了？”
“是的。”
“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比尔·海顿是安恩·史迈利的情人。”吉勒姆狠下心说，这是他在报告坏消息的时候给自己的保护，比如：你被破获了，你被撤职了，你快要死了。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么，过去和现在是否有一个格茨曼太太呢？”吉勒姆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和一位小姐结过婚，那是个大学生。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她自杀了。”
“这样卡拉的确是刀枪不入的，”吉勒姆最后说，“你不能收买他，你无法打败他。”
他们回到了汽车旁。
“我说，刚才我们吃得真贵，”史迈利说，“你觉不觉得侍者敲了我的竹杠？”
但是吉勒姆不想谈论英国蹩脚饭菜的价格。他发动车以后，觉得这一天又仿佛是一场噩梦，莫名的危险和怀疑都搅在一起。
“那么谁是巫师来源呢？”他问道，“如果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直接弄到那个情报，阿勒莱恩可能从哪里弄到呢？”
“他是从俄国人那里弄到的，这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俄国人派塔尔——”
“他们没有。塔尔也没有用英国护照，是不是？俄国人弄错了。阿勒莱恩的情报证明，塔尔骗过了他们。这是我们从这场小风波中所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那么潘西说什么‘把池水揽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说伊琳娜的。”
“还有杰拉德。”史迈利表示同意说。
他们又沉默不语地开着车，他们之间的鸿沟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你瞧，彼得，我本人并不在那里，”史迈利安静地说，“但是我几乎犹如在那里一样。卡拉对圆场了若指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个最后的死结，我却解不开。虽然我想要解开。如果你要听我讲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卡拉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他的善走偏锋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他们到斯特拉福地铁入口时，天在下雨。一堆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彼得，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紧张。”
“三个月没有选择余地？”
“歇一歇再说。”
吉勒姆在史迈利下车后替他关上了车门，忽然感到冲动要向他道声晚安，甚至祝他好运，因此他俯身过去，摇下了车窗，吸一口气开口要叫他。但是这时史迈利已经走了。吉勒姆从来不知道有人能像他那样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那天夜里，艾莱旅馆的巴拉克劳夫先生屋顶天窗里的灯光未熄。乔治·史迈利衣服没换，胡子没刮，仍旧趴在少校的桌上阅读、比较、做摘记、做对照，他专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会令他想起老总在剑桥圆场五楼上的最后几天。他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参考了吉勒姆送来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单和病假名单，把它们跟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的旅行行程、他去莫斯科、他离开伦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别分局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汇报的）作一比较，然后又把这些跟巫师提供情报的日期作一比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把巫术报告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收到时显然是热门的话题，一类是被巫师或他的指挥者搁置了一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空当的，例如分析报告、对行政部门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流言飞语，这是随时随地都可听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热门话题的报告列表后，把它们的日期写了一张单子，把其余部分都放在一边不用。这时他的情绪可以极为恰当地比作一个凭直觉感到快要得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随时等待合乎逻辑的关联发生。他后来在与孟德尔谈话时说，这仿佛是“把什么都放在一个试管里等着看是否会爆炸”。他说，令他感到最着迷的，是吉勒姆提到阿勒莱恩所说的关于搅浑池水的话，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卡拉为了要掩饰伊琳娜的信所引起的怀疑，而打上的那个“最后的死结”。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结果。首先是，巫师提出热门话题的报告时，有几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伦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国外去很快地走了一遭。其次，今年塔尔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后的这段重要时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职，商讨紧急的文化事务。接着不久，巫师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出了一些最耸动、最热门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中心在美国的重要谍报对象的研判。
他往前回溯，又确定反过来也一样，有些报告由于跟最近事件无关，他原先扔在一边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述职或休假时发过来的报告。
他终于搞清楚了！
没有爆炸性的泄露，没有电光一闪，没有高呼“我找到了”，没有给吉勒姆或拉康打电话说“史迈利是世界冠军”。只不过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过的记录和积累的笔记中，证实了史迈利、吉勒姆、塔尔那一天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认为很明白不过的一个理论：在地鼠杰拉德和巫师来源之间有着一种不能再否认的相互关系；巫师的多才多艺使他既能充当阿勒莱恩的工具又能成为卡拉的工具。史迈利想，也许应该说做卡拉的情报员？这时他把一条毛巾往肩上一搭，兴高采烈地到走廊那头去痛快地洗个澡。这个阴谋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设想巧妙，不由得令他感到佩服。这个阴谋甚至有个具体的物质存在：在伦敦这里有一幢房子，由财政部出资，花了六万英镑，而且没有疑问，每天许多不走运的纳税人走过这幢房子时，都禁不住要羡慕这所房子，他们以为自己买不起这幢房子，却不知道已经为这幢房子付了钱。他再拿起偷来的作证计划档案时，心境之愉快是多少个月以来所没有的。
24
女舍监自从看到罗奇一个人在盥洗室以后，一个星期以来都在为他担心。因为那已是宿舍里其他学生都下去吃早饭以后十分钟了，他还穿着睡裤，趴在洗脸台上拼命刷牙。她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的时候，他不敢正视她。她对瑟斯古德说：“这一定是他可怜的父亲，让他苦恼着。”到了星期五，她又说：“你一定要写信给他母亲，说他情绪不太好。”
但是即使是女舍监，尽管有母性的直觉，也还是没有想到病因是单纯的恐惧。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是个孩子呀。但那正是他的过失，可以直接导源于他父母的不慎，也是他今天为了保持表面平静而背着沉重包袱的原因。善于观察的罗奇，用吉姆·普莱多难得称赞的话来说，是“全校最好的观察员”，可是最后却观察过头了，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他愿意牺牲自己手中的一切，金钱、夹着父母照片的皮夹、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能够抹掉自从星期日晚上以来一直令他不安的事情。
他发出了信号。星期日晚上，熄灯以后一小时，他东碰西撞地到厕所去，伸出手指来掏喉咙，引起一阵恶心，终于吐了一地。室长本来是应该起来报告说“舍监，罗奇病了”，可是他却睡得像死猪一样。罗奇无可奈何地爬回床去。第二天下午在教员休息室外面的电话间里，他拨了电话，说了一些古怪的话，希望有个老师听见，以为他发疯了。但是没有人理他。他又想把现实与梦境混合起来，希望那件事一半是他空想出来的，但是每天早上他经过大坑时，他总看到吉姆在日光下驼着背，拿着铁锹，他看到他的旧帽檐下的脸，听到他在挖土时吃力的声音。
罗奇本来是不应该到那里去的。这也是他的过失——这个教训是犯了错才得到的。在村子那边上了大提琴课回学校来，他有意走得很慢，有心要在晚祷时迟到，吃瑟斯古德太太的白眼。这时全校都在做礼拜，只有他和吉姆两人除外。他经过教堂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唱《赞美诗》，他故意绕远路，这样可以经过大坑，那里吉姆的灯还亮着。罗奇站在他平时站着的地方，看着吉姆的人影在窗帘上慢慢移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了，罗奇有些赞许地想，他今晚提早上床了，原来这一阵子吉姆常常外出，罗奇不太赞同。他常常在打完橄榄球后，开着阿尔维斯车走了，到罗奇睡着以后才回来。这时，后车的门开了又关上，吉姆手拿着一把铁锹站在菜园里，罗奇大惑不解，不知他在黑夜里挖什么东西。挖蔬菜吃晚饭？吉姆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听着《赞美诗》，接着向四周扫了一眼。眼光向罗奇的方向直挺挺地射过来，不过罗奇在小土墩的阴暗处，看不出来。罗奇甚至想出声叫他，但是由于没有去做礼拜而感到有罪，所以没开口。
最后吉姆开始测量。至少在罗奇看过去觉得是在测量。他没有动手挖，却跪在菜园一角，把铁锹放在地上，似乎是把它和罗奇看不到的什么东西排成一条线，比如说教堂的尖顶。完了以后，吉姆马上走到铁锹的另一头，用脚跟在地上刨了一个印，然后拿起铁锹，飞快地挖起来。罗奇数着，一共挖了十二下，然后吉姆又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教堂那边一片沉寂，接着是做祷告的声音。吉姆很快地蹲下身去，从地上拿起一包东西，马上塞在他粗呢上衣的前襟里。几秒钟以后，看上去简直快得难以相信，车门又砰地关上了。灯又打开，比尔·罗奇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到大坑下面，到距离窗帘遮得不严的车窗不到三尺处，从斜坡上往里窥看。
吉姆站在桌边。身后床铺上放着一堆练习簿、一瓶伏特加酒、一个空杯子。他一定是把这些东西扔到床上腾出位子来的。他拉开了一把折刀，但没有用它。吉姆只要能够办到是从来不用刀子割绳的。那包东西有一尺长，像烟袋一样是黄色的。他打开来，拿出一件用麻袋布包的一把老虎钳一样的东西。但是谁会把老虎钳埋起来呢？哪怕是为了英国制造的最好汽车？螺丝钉和螺丝帽放在另外一个黄色信封里，他把它们撒在桌上，一个个仔细看了一下。不是螺丝钉，是笔盖。也不是笔盖，但已经瞧不见了。
也不是一把老虎钳，也不是扳子，绝不是汽车上用的东西。
罗奇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坡顶。他在小土墩之间朝着车道飞奔，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放慢了脚步，他跑过沙地、水潭、杂乱的深草，深深地吸着夜间的空气，口里扑哧出声，像吉姆一样斜倾着身子，一会儿用左腿使劲，一会儿用右腿使劲，还甩着脑袋增加速度。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他的一切明确意识都抛在后头了，只留在那把黑色的手枪和皮套上，留在那看上去是笔盖，但在吉姆把它们一个个放到枪膛里时又变成子弹的东西上。吉姆满是皱纹的脸凑向台灯侧着，脸色苍白，眼睛由于灯光刺眼而有些睁不开。
25
“乔治，不能引用我的话，”大臣用他悠闲的口气警告说，“不作记录，就不会有麻烦。我有选民要对付。你却没有。奥立弗·拉康也没有，奥立弗是不是？”
史迈利想，他也有美国人爱用助动词的癖好。“好吧，我对这感到很抱歉。”他说。
“如果你有我的选区，你还要感到更加抱歉。”大臣反讥道。
不出所料，为了商定会面的地方，就引起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史迈利向拉康指出，在白厅的大臣办公室见面是不智的，因为那儿随时有圆场的人员进出，不管是送文件的传讯员，还是绕进来谈谈爱尔兰问题的阿勒莱恩。而大臣又拒绝到艾莱旅馆或贝瓦特街去，硬说那里不安全。他最近曾在电视上露过面，自以为容易被人认出来。在来回打了几次电话以后，他们商定借用孟德尔在米切姆的住宅，那是一幢都铎式建筑，只有一侧与隔壁相连，大臣和他崭新的汽车在那里露面，好像一只发肿的手指一样突出。他们三个人，拉康、史迈利、大臣，坐在一间小前厅里，窗上挂着网状窗帘，桌上放着新鲜的鲑鱼三明治，屋子的主人则在楼上替他们把风。在小巷里，孩童们在打听汽车司机是为谁开车的。
大臣的脑袋背后是一列关于养蜂的书。史迈利记起来这是孟德尔的嗜好：凡不是萨里产的蜜蜂，他都称为“异国的”。大臣年纪还轻，他的下颚发黑，好像跟人吵架，被揍了一拳似的，很不体面。他的头顶已经开始秃，有种未老先衰的样子，他一口伊顿腔。“好吧，你们作出了什么决定？”他说话也有点强横霸道。
“首先，我想，不管最近你和美国人进行了什么谈判，现在都得停止了。我指的是你保险柜中那份没有名称的秘密附件，”史迈利说，“也就是谈到进一步利用巫术资料的那一份。”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臣说。
“当然，我很了解是出于什么动机，美国那个单位大，好处多，大家都想以巫术作为交换条件，从那里分到一些好处，这种理由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反对？”大臣问道，好像是在和他的股票经纪人说话。
“如果确实有杰拉德这只地鼠存在。”史迈利开始说道。安恩有一次很得意地说过，她的许多表兄之中只有迈尔斯·塞康比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史迈利第一次觉得她的话是对的。他不仅觉得可笑，而且觉得荒唐。“如果地鼠确实存在，我假定这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他等待着，但没有人否认。他又重复说，“如果地鼠确实存在，那么和美国人搞交易得到双倍好处的，不仅有圆场，而且还有莫斯科中心，因为你从美国人那里买到的东西，经地鼠的手又到他们那里。”
大臣在孟德尔的桌上绝望地拍了一下，在光泽的油漆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湿手印。
“天晓得，我真不明白，”他宣称，“那巫术资料是很精彩的！一个月以前它还能为我们从天上摘月亮，如今我们却怕得碰也不敢碰，还说这是俄国人骗我们上当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认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话得说回来，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指挥过在俄国的谍报网，按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们指挥得还不错哩。凡是可以拿出来的，我们尽量把最好的资料给他们。火箭、作战计划。你也是参与过的，”——这话是对拉康说的，拉康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把不要的情报员扔给他们，我们给他们通讯设备，保护他们的传输联系，清除干扰，让他们可以畅通发讯，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清楚收听。这就是我们指挥对方——该怎么说？——‘为了知道他们怎样向政委汇报’所付的代价。我知道卡拉如果指挥我们的谍报网，也会为我们这样做的。如果他还考虑到美国市场，他还会做得更多，是不是？”他停了下来，看一眼拉康。“更多，多得多。美国的关系，我是说要是能从美国那里捞到好处，地鼠杰拉德就能爬到首席上来。当然圆场也因此得到好处。要是我是俄国人，如果……如果我能把美国人也收买过来，我是什么代价都肯付给英国人的。”
“谢谢你。”拉康很快说。
大臣走了，他拿了一些三明治到车上去吃。忘记跟孟德尔道别，大概是因为孟德尔不是他的选民。
拉康留了下来。
“你叫我注意有没有普莱多的资料，”他终于说，“我发现，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他的文件。”
他解释说，他正好在查阅关于圆场内部保密问题的一些档案，“只是为了要清理办公桌。”他发现一些审查结果报告。其中一份是关于普莱多的。
“你知道，他是完全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的，一点嫌疑也没有。不过，”——他的口气有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使史迈利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你还是会感兴趣的。有一些关于他在牛津上学时的描述绘声绘色。在那个年龄，咱们谁都有点儿左倾。”
“的确是这样。”
沉默又恢复了，只有孟德尔在楼上轻轻的踱步声打破这沉默。
“你知道，普莱多和海顿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拉康承认道，“这我以前可不知道。”
他忽然急着要走。他在皮包中掏出一个很大的窄白信封来，塞在史迈利的手中，就到白厅这个更加高等的世界中去了。巴拉克劳夫先生则回到艾莱旅馆去，继续阅读他的作证计划档案。
26
第二天午饭时分。史迈利只睡了很短一觉，又起来阅读，然后洗了一个澡，等到他爬上伦敦那幢漂亮房子的台阶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喜欢山姆。
那幢房子是用褐色的砖头砌的，乔治王时代的式样，就在格罗斯凡诺广场附近。台阶一共五级，扇贝形的小框里有个黄铜门铃。门漆成黑色，两边都有门闩。他按了铃，门马上开了。其实他推门进去就是了。他到了一个圆形的门厅里，对面有另外一扇门，站着两个穿黑色衣服的魁梧大汉，他们很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领座员。在大理石壁炉上有举蹄欲纵的马的雕刻，很像是斯塔布斯的手笔。他脱大衣的时候，两个大汉有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带他到圣经桌上签名。
“赫伯顿，”史迈利一边签名一边说，这是山姆记得的他的工作假名，“阿德里安·赫伯顿。”
接过他大衣的那个人在内部电话里说了他的名字：“赫伯顿先生，阿德里安·赫伯顿先生。”
“请你稍等一会儿，先生。”桌边的那个人说。没有音乐，史迈利觉得应该有音乐，还应该有喷水池。
“其实我是科林斯先生的朋友，”史迈利说，“不知科林斯先生有没有空。他可能在等我。”
电话边上的那个人轻声说了句“谢谢”，搁下了电话。他把史迈利带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了门，一点也没有出声，甚至在丝绒地毯上的摩擦声也没有。
“科林斯先生就在里面，先生，”那人恭敬地轻声说，“请随便用酒，不另收费。”
三间客厅都连成一片，从圆柱和拱顶才可以看出它们不是一间，墙上都有硬木嵌壁。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桌子，第三张在六十英尺以外。灯光照在金色大镜框镶起来的没有意义的水果画和绿呢桌布上。窗帘都遮得很严，桌子只有三分之一坐满，每张有四五个人在赌，都是男人，惟一的声音是球在轮盘中的滚撞声，还有筹码的碰击声、赌场管理员的低声说话声。
“原来是阿德里安·赫伯顿，”山姆·科林斯高兴地说，“好久不见。”
“你好，山姆。”史迈利说，他们握了手。
“到我屋里去。”山姆向屋子里惟一一个站着的人点点头，那个人是个有高血压的大个儿，面容粗犷，他也点了点头。
“喜欢吗？”山姆在他们走过挂着红绸窗帘的走廊时问他。
“非常豪华。”史迈利客气地说。
“没错，”山姆说，“豪华。就是这样。”他穿着一件晚礼服。他的办公室有爱德华王时代的气派，办公桌面是大理石，雕花的桌腿，但房间本身很小，空气也不流通，史迈利觉得更像是戏院的后台，用剩下的道具布置的。
“他们很可能以后让我也投资，再过一年。他们都是些粗人，但讲义气，你知道。”
“是的。”史迈利说。
“像我们从前那样。”
“这话不错。”
他的身材挺秀，态度轻松，上唇留着一条细细的黑胡子。史迈利一想起他就想起那黑胡子。他大概有五十岁了，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有一次他们想一起绑架一个中国无线电报务员。他的面色和头发都开始发白，但看上去仍像三十五岁的人。他的笑容很热情，态度友善，令人感到可以推心置腹。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好像是在玩牌，他看着史迈利，流露出一种可以说是慈爱的，或者亲情洋溢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喜悦。
他对着桌上一个对讲机说：“哈莱，要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了五，”他说，脸上仍露着笑容，“打个电话给我。否则的话就别作声。我有事和一个石油大王商量。他现在多少了？”
“涨到了三。”一个很粗的声音回答道。史迈利猜想就是那个面容粗犷、血压很高的人。
“那么他还有八可输，”山姆满意地说，“把他留在桌边。捧着他。”他关掉了开关，满面笑容。史迈利也还他一笑。
“真的，这种生活真惬意，”山姆对他说，“反正比推销洗衣机要好多了。当然有点古怪，早上十点就穿上晚礼服，让我想起了做外交官当掩护的日子。”史迈利笑了。“信不信由你，我们手段也很正当，”山姆又说，脸上表情不变，“我们全靠数学就搞定。”
“我完全相信。”史迈利说，又是十分客气有礼。
“想听些音乐吗？”
是罐头音乐31，从天花板上发出来的。山姆把声音放得很大，到了他们耳朵能忍受的极限。
“那么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吗？”山姆问道，更笑容可掬了。
“我要和你谈谈吉姆·普莱多中枪那一天晚上的事。你当时是值星官。”
山姆抽一种褐色的香烟，闻起来像雪茄。他点了一支，让烟头着了火以后，看着它熄了下来，变成灰烬。“在写回忆录吗，老兄？”他问道。
“我们在重新审查这个案件。”
“我们是谁，老兄？”
“我自己，还有拉康在推，大臣在拉。”
“凡有权力必然腐化，但总得有人管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拉康老兄就会勉为其难地爬到上头来。”
“情况没有变化。”史迈利说。
山姆沉思地吸着烟。音乐换成了诺尔·考德的乐句。
“我真的希望——其实是做梦——”山姆在烟雾中说，“总有一天潘西·阿勒莱恩会提着他的破公文包走进这扇门来，想要赌一下。他把全部的秘密选票押在红上，结果输光。”
“记录已经被阉割了，”史迈利说，“现在需要找关系人进行了解，看他们还记得些什么。档案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山姆说。他拨电话要了三明治。“就吃这个，”他解释道，“三明治和烤面包。员工福利之一。”
他在倒咖啡的时候，他们之间桌上的小红灯亮了。
“那个老朋友平了。”低沉的声音说。
“那么开始计数吧。”山姆说，把对讲机关上。
他说得简单精确，像个战士回忆一场战斗，不再计较胜负得失，只是为了要回忆一下。他刚从国外回来，他说，在老挝的万象卧底三年，他到人事组报到后，经过道尔芬的审查通过，当时似乎没有人考虑到怎么安排他，因此他想到法国南部去度一个月的假，这时麦克法迪安，就是那个几乎算是老总私仆的老警卫，在走廊上叫住了他，把他带到老总的办公室里。
“到底是哪一天？”史迈利问。
“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那天。”
“星期四那天。我当时想在星期一搭飞机到尼斯去。你当时在柏林。我原想请你喝杯酒，可是那些老妈妈说你有事，我问了行动组，他们告诉我你已到柏林去了。”
“是的，没错。”史迈利简单地说，“老总派我去的。”
他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把我支开。当时他也有这种感觉。
“我找比尔，可是比尔也不在。老总派他到乡下什么地方去了。”山姆说，避开史迈利的眼光。
“白跑了一趟，”史迈利喃喃说，“不过他回来了。”
这时山姆朝史迈利不解地看了一眼，但是他对比尔·海顿此行没有再说一句话。
“整个地方像是死了一样。几乎想搭头一班飞机回万象去。”
“是像死了一样。”史迈利承认，心里想：只有巫术是例外。
山姆说，老总看上去好像发烧已有五天了。四周到处是档案，肤色蜡黄，说话时总要停下来用手帕擦一擦额头的汗。山姆说，他一点也不讲平常的寒暄客套话。他没有祝贺他在外三年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也没有提到他当时乱七八糟的私生活，他只说他要山姆代替玛丽·马斯特曼在周末值班，山姆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我说，‘你要我当值星官，我就当。’他说他到星期六会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在这以前，我对谁都不能讲。我在大楼里不能给人任何暗示，就是他要我干这件事也不能提。他需要可靠的人在总机房值班，以防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但是这个人得是从下面单位来的，或者像我那样离开总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还得是个老手。”
于是山姆到玛丽·马斯特曼那里去，编了一个倒霉的故事，说什么在下星期去度假以前，赶不走他的房客，能不能代她值班，省了他的旅馆钱？他在星期六上午九点，带着一个外面仍贴着棕榈树旅行的标签的袋子，里面装了牙刷和六罐啤酒，就接过班去。预定由杰夫·阿加特在星期日晚上接他的班。
山姆这时又说到整个大楼死气沉沉。他说，要是在从前，星期六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地区组大都会有人在周末值班，有的甚至还有人值夜班，你到大楼里走一遭，会觉得这个机关是个生气勃勃的机关。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整个大楼好像已经撤空似的，就他后来听说的来看，这是根据老总的命令。二楼有两个破译员在工作，无线电和密码室都有人在工作，不过这些地方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值班。山姆说，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他坐在那里等老总打电话来，但白等了一场。他跟警卫说说笑话，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认为圆场里最闲着无事的就是他们这帮人了。他查了他们的出勤表，发现有两个打字员和一个值班员签到，人却不在，因此他把警卫长，一个叫梅罗斯的名字记了下来。最后他到楼上去看看老总在不在。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除了麦克法迪安以外，老妈妈们都不在，你也不在，只有老麦克端着茉莉花茶在照顾他。太详细了吧？”
“不，请你继续说下去。你能记得多少细节就说多少。”
“这时老总又揭开了一层秘密的帷幕。不，半层。他说，有人在为他干一桩特殊任务。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他不断地说这句话：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是对白厅，不是对英镑，也不是对鱼价，而是对咱们。即使一切结束以后，我也不能泄露一句话。对你也不行，也不能对比尔，对布兰德，或者对任何其他人。”
“也不能对阿勒莱恩吗？”
“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潘西的名字。”
“是啊，”史迈利表示同意，“他到后来根本不可能了。”
“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把他当做活动总指挥。我自己则是在他和大楼之间发挥隔绝的作用，不管大楼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送进来，一个信号，一个电话，不论多么鸡毛蒜皮，我都要等到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才悄悄地跑上楼去交给老总。不论当时或以后，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老总是在幕后指挥。我无论如何不能打电话或写报告给他，甚至内部电话也不行。这都是实话，乔治。”山姆拿起一块三明治说。
“我完全相信你。”史迈利带着感情说。
如果有电报要发出必须请示老总时，山姆也要替老总挡驾。估计到晚上以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即使到晚上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至于对警卫和诸如此类的人——这是老总的话——山姆要尽量装得自然，显得很忙。
谈完之后，山姆就回到值班室，叫人去买了一份晚报，开了一罐啤酒，选了一条外线电话，就开始赌起赛马来。肯普顿有场越野赛，他已多年没有去看了。到黄昏时分，他又到处走了一遭，试了一试总档案室所在的那一楼的警报器，十五个里面有三个失灵，到这时，一些警卫都和他变成朋友了。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了以后，就上楼去向老麦克要一英镑，还给他带去了一罐啤酒。
“他原先要我在一匹劣马上押一镑钱。我跟他聊了十分钟，回到我的值班室，写了几封信，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蹩脚电影，就上床了。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来了。正好是十一点二十分。接着的十个小时里，电话铃没有断过。我以为电话总机就要在我面前爆炸了。”
“阿卡迪下去了五。”内部对讲机里有人说。
“对不起。”山姆露出惯有的笑容说，把史迈利交给音乐去招待，自己到楼上应付去了。
史迈利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山姆褐色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慢慢燃烧。他等着，山姆没有回来。他不知该不该把烟头捻熄。他想，上班时不准吸烟，这是赌场规矩。
“办妥了。”山姆说。
山姆说，第一个电话是外交部的值班办事员用专线打来的。你可以那么说：在白厅的各机构中，外交部总是独占鳌头，一马当先的。
“路透社伦敦负责人刚才打电话告诉他，布拉格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英国间谍被俄国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现在正在追捕同谋犯，外交部对此感不感兴趣？那个值班办事员把这消息转告我们，要我们提供情报。我说这消息听起来不可靠。刚把电话挂断，破译组的迈克·米金打电话来说捷克无线电通讯乱翻了天：一半是密码，但另一半是明码。他不断收到断断续续的报道，说是在布尔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问究竟是布拉格还是布尔诺？还是两个地方都有？只有布尔诺。我叫他继续接听，到这时五部电话机都响了。后来我刚要走开，外交部又打来了专线电话。他说，路透社更正了他们的消息，把布拉格改为布尔诺。我关上门以后，觉得这像把一个马蜂窝留在你家客厅一样。我进去的时候，老总站在那里。他听到我上楼来了。顺便问一句，阿勒莱恩后来在楼梯上铺了地毯没有？”
“没有。”史迈利说。他仍不动声色。有一次他听到安恩对海顿说：“乔治像只蜥蜴，他能把体温降低到和周围环境的温度一样。为了适应环境，那样他就不必费劲了。”
“你知道他看你一眼有多快。他看了一眼我的手，看我有没有电报带给他，我真希望我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但是我的双手是空空的。我说，‘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了。’我把大致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看了一下手表，我猜想他是在推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说，‘可以跟我讲个大概吗？’他坐了下来，我看不清他，他只在桌上打开了那盏绿色的台灯。我又说道：‘我需要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你要我否认吗？为什么我不能找个人进来帮忙？’他没有回答。不过，我告诉你，根本找不到什么人，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我一定得知道大概的情况。’我们可以听到楼下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无线电通讯员在找我。‘你要下去亲自处理这件事吗？’我绕到办公桌那一边去，从散在地上的档案上跨过去，这些档案全都打开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在编一部百科全书呢。有些档案大概还是战前的。他就这样坐在那里。”
山姆弯起手指，把指尖扶着前额，眼睛呆呆地瞪着办公桌。他的另一只手平摊开来，拿着想像中的老总的怀表。“‘叫麦克法迪安替我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去把史迈利找来。’我问道：‘那么这件事呢？’我等了半天他才回答。‘那是可以赖掉的。’他说，‘两个人用的都是外国护照。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我说，‘他们只说一个人。’接着我又说，‘史迈利在柏林。’反正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因此接着又是两分钟的沉默。‘随便谁都行。都一样。’我应该为他感到难受，但是当时我同情不起来。我得首当其冲，可是我又什么都不知情。麦克法迪安不在，因此我想老总能够自己找到出租车，等我走到楼梯下面时，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戈登将军在喀土穆一样。值班的那个老太婆把监听到的最新消息像摇旗一样向我摇着，警卫都大声叫我，无线电通讯员拿着一叠电报，电话铃声不绝，不仅是我的电话，而且四楼五六个外线电话都在响。我直奔值班室，把电话都切断了，静下来估量一下局势。监听员——那个婆娘叫什么名字，他妈的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她常常跟道尔芬打桥牌的？”
“帕西尔。莫莉·帕西尔。”
“就是她。只有她说的情况是清楚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半小时内发布紧急新闻。那是一刻钟以前的事。新闻里要说的是一个西方国家公然侵犯捷克的主权，这是对各国爱好自由的人士的挑衅。除此之外，”山姆苦笑道，“这件事一定会叫人笑掉了大牙。我当然先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后来又发电报到柏林，要他们找你，马上让你搭飞机回来。我把主要的一些电话号码交给了梅罗斯，要他找个外面的电话，把单子上面的负责人不管是谁想法子找到一个。潘西在苏格兰过周末，出去吃晚饭了。他的厨师给了梅罗斯一个电话号码。他拨了过去，请客的主人来接，说潘西刚走。”
“对不起，”史迈利插进去说，“你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去干什么？”他用食指和拇指拉着他的上唇，弄得仿佛畸形似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万一你提早从柏林回来了。”山姆说。
“我回来了？”
“没有。”
“那么你跟谁说的话？”
“安恩。”
史迈利说：“现在安恩不在家。你能告诉我你们说些什么吗？”
“我说要找你，她说你在柏林。”
“就这么一些？”
“乔治，你知道当时发生了危机事件。”山姆以警告的语气说。
“因此？”
“我问她是不是知道比尔·海顿在哪里。有急事找他。我猜他正在度假，但可能在她那儿。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是表兄妹。”他又说，“况且，据我了解，他是你们的家庭好友。”
“是啊，他是。她怎么说？”
“不客气地说了一声‘不知道’就挂断了。对不起，乔治。战争毕竟是战争。”
“她的口气怎么样？”史迈利等那句格言在他们之间停留了一会儿以后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很不客气。”
山姆又说，罗埃在利兹大学物色人才，找不到他。
山姆一边打电话，一边顶着全部的风暴。他仿佛犯了侵略古巴的错误一样：“军方嚷嚷捷克坦克在奥地利边境调动，破译组忙得无法应付布尔诺周围的无线电通讯，至于外交部，值班办事员好像患了呓语症和黄热病一样。先是拉康，大臣也是，都来电嚷个不停，到十二点半，我们收到了捷克的新闻讯息，晚了二十分钟，不过也还好。一个名叫吉姆·埃利斯的英国间谍，用捷克假护照在捷克反革命分子的协助下，企图在布尔诺附近森林中绑架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捷克将军，打算把他偷渡至奥地利边境。埃利斯被枪击中，但他们没有说打死了他，其他人正在搜捕中。我找工作假名索引，找到埃利斯就是吉姆·普莱多。于是我想，老总大概也会这么想：如果吉姆被枪击中，用的又是捷克护照，他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工作假名，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英国人？这时比尔·海顿来了，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是在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上看到消息的，就马上赶到圆场来。”
“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微微地皱起眉头，“那一定是很晚了。”
山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他说：“一点十五分。”
“那是很晚了，是不是，那时候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还开着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老兄。”
“比尔待的俱乐部是沙维尔俱乐部吧，是不是？”
“不知道。”山姆固执地说。他喝了几口咖啡。“他的样子真吓人，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原来总以为他是个性情怪僻的人。那天晚上可不是。没错，他很震惊。在那种情况下谁不会那样呢？他来的时候，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别的就不知道。等我告诉他中枪的是吉姆时，他的眼光像疯子一般。我还以为他要向我扑过来呢。‘中枪。怎么中枪的？中枪死了吗？’我把报道塞在他手中，他一张接一张看——”
“他难道没有从自动收报机上知道详情？”史迈利轻声问，“我还以为那时消息早已传开了呢：吉姆中了弹。那不是头条新闻吗？”
“那要看他看到的是哪份新闻报道，”山姆耸耸肩说，“反正，他把事情接过手去，到天亮的时候精神已经恢复了一些，可以说恢复了镇静。他告诉外交部不要慌张，他找到托比·伊斯特哈斯，派他去逮了两个捷克间谍，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比尔原来一直没有去找他们麻烦，是打算把他们搞过来派到捷克去的。托比的点路灯的把他们绑了过来，关在沙拉特。然后比尔打电话给捷克驻伦敦的常驻站长，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他们伤了吉姆·普莱多一根寒毛，他就要他好看，叫他成为同行的笑柄。比尔叫他把这话传给他的上司。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围在街上看意外事故，只有比尔是医生。他打电话给报界一个朋友，透露给他说，埃利斯是捷克雇用的，和美国有关系，他可以报道这个消息，但不能指明来源。这条消息真的当天上了报。他一有空就到吉姆的房间里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被头脑机灵的记者发现，猜出埃利斯就是普莱多。我可以说，他干得很干净利落，家属啊什么的都收起来了。”
“没有什么家属。”史迈利说。“我想除了比尔以外。”他低声补充一句。
山姆最后说：“八点钟，潘西·阿勒莱恩来了，他是搭空军专机来的。满脸笑容。我想到比尔此时的心情，觉得潘西这样真不聪明。他问我为什么由我在值班。我就把我告诉玛丽·马斯特曼的原因告诉他：没有地方住。他用我的电话跟大臣约了会见的时间，还在讲话的时候，罗埃·布兰德进来了，大发脾气，其实是喝醉了，他问谁在多管他的闲事，这等于是指名道姓地骂我。我说，‘老兄，别忘了吉姆。你在这里该可怜可怜他。’但是罗埃贪心不足，喜欢活人，不喜欢死人。我把电话总机移交给他，下楼到萨伏伊吃早饭，看星期日的报纸。他们不但把布拉格电台的消息登了出来，还登了外交部表示不屑否认的声明。”
史迈利最后说：“你后来就去了法国南部？”
“过了两个月愉快的假期。”
“有没有人再问过你——例如，关于老总的事？”
“等我回来以后。你那时已被开除了，老总生病住了院。”山姆的声音低沉了一些，“他没有干什么傻事吧？”
“他接着就死了。后来呢？”
“潘西当了代理首长。他把我叫去，要知道我为什么代替马斯特曼值班，以及我和老总交换了什么情况。我坚持原来的说法，潘西说我撒谎。”
“那么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开除了你？撒谎？”
“酗酒。警卫们总算立了功。他们在值班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五个啤酒罐，向管理组作了汇报。按规矩是不准在大楼里喝酒的。后来有个纪律委员会判定我犯有纵火焚毁皇家码头的罪名，因此我就失了业。你呢？”
“哦，差不多。我无法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参与其事。”
“唉，以后你如果要切断谁的喉咙，”山姆从一扇旁门安静地看着外面一条漂亮的小巷，“打个电话给我。”史迈利陷入了沉思。“要是你要赌钱，”山姆又说，“把安恩的漂亮朋友带一个来。”
“山姆，你听我说。比尔那天晚上是在跟安恩睡觉。别忙，你听我说。你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你比尔不在那里。她一挂电话，就把比尔推下床，一小时后，他到了圆场，已知道了捷克发生了枪击事件。要是你把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比如说像写张明信片那样只用一言半语，你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些，是吗？”
“基本上是。”
“但是你打电话给安恩的时候，你没有把捷克的事告诉她——”
“他在去圆场的路上到俱乐部去了一下。”
“要是俱乐部还开着门的话。好吧，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吉姆·普莱多挨了枪？”
在白天的光线下，山姆显得有点老，尽管脸上笑容未退。他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似乎很生气，又感到气不起来，接着又没有了表情。“再见，”他说，“但要多加小心。”说完他又退到了他所选择的行业的永恒长夜里了。
27
那天早上史迈利离开艾莱旅馆到格罗斯凡诺广场去的时候，阳光耀眼，天空蔚蓝。但是在他开着租来的罗孚牌汽车，经过埃奇韦尔路两旁难看的建筑物时，风停了。天空中又聚起了欲雨的密云，只有柏油路上残余的红光使人想到刚才的阳光。他在圣约翰伍德路停了车，那是在一座新大楼的前院，大楼前有个玻璃入口处，但是他没有从入口进去。他走过一个大型的雕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团乱七八糟的宇宙物体。他在寒冷的毛毛细雨中，走到大楼外面一个往下的楼梯，墙上标着“出口”两字。第一层楼梯是用水磨石砌的，扶手是非洲柚木，一到下面，承包商就偷工减料了。不像刚才豪华，水泥抹得很马虎，空气中有一股堆积很久的垃圾臭味。他的态度小心翼翼的，但不是偷偷摸摸。到了铁门前面，他先停了下来，然后再用双手去推那个长门把，还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接受什么考验似的。门开了一尺，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停住了。里面一阵怒喝，回音绕梁，像在游泳池里叫喊一样。
“嗨，你怎么不当心点儿？”
史迈利从门缝中挤了进去。门碰在一辆非常光亮的汽车的挡板上，但是史迈利没有去看汽车。车库里面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在用水管冲洗一辆放在升降车里的劳斯莱斯汽车。两个人都朝他这边看。
“你为什么不走那边？”还是那个愤怒的声音问道，“你是这里的住户吗？你为什么不搭住户电梯？这楼梯是消防梯。”
看不清是哪个人在说话，不过不管是哪个，他的斯拉夫口音很重。升降车的灯光在他背后。矮的一个手中拿着水管。
史迈利向前走去，注意不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拿水管的那个人继续工作，可是高个子的那个仍在暗处看着他。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工作服，把尖领子翻起，有了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气。他的满头黑发往后梳。
“我不是住户，”史迈利承认，“不过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谈谈我想租个地方的事。我姓卡迈克尔，”他大声解释道，“我在马路那边买了一栋公寓。”
他做出像要掏出一张名片的姿势，好像他的证件比他貌不惊人的外表更能介绍他的身份。“我愿意预付租金，”他答应说，“我愿意签个合约，或者什么的。只要是光明正大的。我可以找个证人，预付租金，只要合理就行。我的车是罗孚汽车。一辆新车。我不想背着公司做生意，我不主张这样。只要合理，我都愿意。我本来想把车开过来，但我不想太冒失。说来好笑，外面那楼梯我不喜欢。它太新了。”
史迈利装出一种啰里啰嗦的样子说明来意，他自始至终像个低声下气的恳求者，站在屋梁上一盏强烈的灯光下，对方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这种态度产生了效果。穿白衣的人离开升降车，往嵌在两根铁柱之间的一个玻璃小房间走去，摆了一下脑袋叫史迈利跟着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拉下他的手套。这是皮手套，手工缝的，很贵。
“你推门得小心点儿，”他仍大声警告说，“你要用电梯，或许得多付几镑。不过你会省得多。”
“麦克斯，我有事跟你谈，”他们一进玻璃小屋，史迈利就说，“单独谈。不在这里。”
麦克斯体格魁梧，脸色苍白，像个少年，但是皮肤却皱得像个老头子。他长得很英俊，眼光很沉着。他身上有一种沉着的神气。
“现在？你要现在谈？”
“到汽车里去。我有辆车子在外面。你从楼梯上去，就可以见到。”
麦克斯把手围在嘴边，向车库那头喊。他比史迈利高过半个脑袋，嗓门像个鼓队队长。史迈利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俩很可能都是捷克人。那边没有回话，但是麦克斯已在解工作服的纽扣了。
“是关于吉姆·普莱多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麦克斯说。
他们开车到汉姆斯丹德，坐在崭新的罗孚汽车里，看着孩子们在水塘里敲冰。雨终于停了，也许是因为天冷。
到了外面，麦克斯穿了一身蓝衣服，蓝衬衫，领带也是蓝的，但与别的蓝色稍有区别。各种蓝色深浅不一，这样讲究，他大概花了不少工夫，他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长统靴旁边有拉链。
“我已经不在里面了。他们告诉你了没有？”史迈利问。麦克斯耸耸肩。“我以为他们会告诉你。”史迈利说。
麦克斯直挺挺地坐着。他没有把背靠在椅背上，他太自大了。他没有看史迈利。他的眼光凝视着水塘，凝视着在芦苇丛中嬉戏的孩子们。
“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他说。
“我被撤职了，”史迈利说，“大概跟你是同一个时候。”
麦克斯身子似乎挺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太糟糕了，乔治。你现在干什么，偷钱？”
“我不要他们知道，麦克斯。”
“你保密，我也保密。”麦克斯说，他掏出金烟盒来给史迈利一支烟，史迈利谢绝了。
“我要听你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史迈利继续说，“在他们开除我之前我就想弄清楚，但是没有时间。”
“他们就为了这个才开除你？”
“可以这样说。”
“你啥都不知道，唔？”麦克斯说，他的眼光仍冷冷地看着孩子们。
史迈利说得很简单，一边注意麦克斯的反应，生怕他没有听懂。他们本来可以讲德语，但是他知道麦克斯不愿意。因此他讲英语，一边看着麦克斯的脸。
“我一点也不知道，麦克斯。我根本没有参加。事情发生时我在柏林，这事是怎么计划的，什么背景，我都不知道。他们打电报给我，我回到伦敦时已经太迟了。”
“计划，”麦克斯重复说，“是有一些计划的。”他的下巴和面颊突然满布皱纹，眼睛眯细了，不知是在苦笑还是微笑。“那么你现在有的是时间了，乔治？不错，是有一些计划的。”
“吉姆有件特殊任务要完成。他指名要你。”
“是呀。吉姆要麦克斯替他把风。”
“他怎么要到你的？他是不是到阿克顿去，跟托比·伊斯特哈斯说‘托比，我要麦克斯’？他怎么要到你的？”
麦克斯的双手放在膝上。十分整洁而且修长，但是骨节都很粗壮。他一听到伊斯特哈斯的名字，就把双手的掌心合拢，仿佛是个笼子逮到了一只蝴蝶一样。
“什么？”麦克斯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秘密的。”麦克斯说，“吉姆是秘密的，我也是秘密的。跟现在一样。”
“说吧，”史迈利说，“请你说吧。”
麦克斯说起这件事来好像是在说任何普通的事情一样，像是家庭问题、工作问题、爱情问题。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十月中，是的，十月十六日。那时是淡季，他有好几星期没有到国外去了，感到很厌烦。他那天整天都在侦察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幢房子，那是两个中国学生住的，点路灯的打算偷偷地去搜查一下。他正要回阿克顿洗衣店去写报告，吉姆在路上拦下了他，演了一场假装偶然遇到的戏，把他带到水晶宫，他们坐在汽车里谈话，像现在一样，只是说的是捷克话。吉姆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要完成，任务很重大，很秘密，不能让圆场别人知道，甚至连托比·伊斯特哈斯也不能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这是最高层交代下来的，很艰巨。麦克斯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吉姆。麦克斯有兴趣。’于是他吩咐我：‘请个假。你去找托比，对他说：托比，我的母亲病了，我得请几天假。’我并没有母亲。‘好吧，’我说，‘我去请个假。多久，吉姆？’”
吉姆说，这件事从头到尾不会超过一个周末。他们星期六去，星期天就可以回来了。接着他问麦克斯，目前有没有可用的身份证件，最好是奥地利的，做小生意的，还有相应的汽车驾驶执照。如果麦克斯在阿克顿没有现成的，吉姆可以在布里克斯顿替他弄一份。
“我说，当然，我有，叫哈特曼·鲁迪，奥地利林茨人，捷克苏台德移民。”
于是麦克斯编了一个他在布拉德福有个女朋友惹了麻烦的故事给托比听，托比训了他十分钟关于英国两性之间的规矩的话。到星期四，吉姆和麦克斯在当时剥头皮组租的一所安全联络站会面，那是在兰伯斯的一个破旧房子里。吉姆随身带了钥匙。吉姆又说了一遍，一共只需三天，在布尔诺郊外跟人偷偷碰个头而已。吉姆带了一张大地图，两人仔细研究了一下。吉姆用捷克人身份旅行，麦克斯用奥地利人身份。他们分两路去布尔诺。吉姆从巴黎飞到布拉格，然后再坐火车。他没有说他自己带的是什么护照，但麦克斯猜是捷克的，因为捷克原来是吉姆的祖国。他见过吉姆用过。麦克斯化名哈特曼·鲁迪，做玻璃和炉子生意。他要从米库洛夫附近开车越过奥地利边境，然后向北驶向布尔诺，中间有充裕的时间，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半，才在足球场附近一条小路上与吉姆相会。那天晚上七点有一场盛大的比赛。吉姆跟着人潮走，到小路就上了麦克斯等着的汽车。他们商量好时间，万一碰不上怎么办，还有其他老套的应急措施。麦克斯说，反正，他们对相互的习惯作风都是很了解的。
汽车一出布尔诺，他们就要走比洛维奇公路到克尔蒂尼，朝东折向拉奇斯。在拉奇斯公路上，他们会见到左边停着一辆黑色汽车，很可能是菲亚特汽车。牌照号码头两个是99。开车的在看报。他们就停下来，麦克斯过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人回答他的医生叫他一次开车不要超过三小时。麦克斯就说是啊，长时间开车对心脏不好。这时那人就会告诉他们把车停在哪里，然后叫他们坐上他的汽车到碰头的地方去。
“你们去见谁，麦克斯？吉姆告诉你没有？”
没有，吉姆说的就只有这些。
麦克斯说，到布尔诺为止，一切都按计划。从米库洛夫出发，他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便衣跟了一阵子，他们每隔十分钟换一个上来，但是他猜这是因为他用的是奥地利汽车牌照，所以不去理会。他很充裕地在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布尔诺，为了要把事情装得像样一些，他到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餐厅里喝了两杯咖啡。有个眼线盯上了他，麦克斯就向他大谈玻璃的生意经，还谈到他在林茨的女朋友跟美国人跑了。吉姆在头一次没有露面，后来一小时后在约好的地方露面。麦克斯以为火车误了点，但是吉姆叫他“慢慢开车”，他就马上知道出了事情。
吉姆告诉他，计划有了变更，现在这样来进行：麦克斯要完全置身事外。他开到约好的地方就先让吉姆下车，然后待在布尔诺一直到星期一上午。他不得和圆场任何一条“贸易”路线接触：不得和阿格拉瓦特谍报网的任何人，不得和柏拉图谍报网的任何人，更不得和布拉格常驻站联系。如果到星期一上午，吉姆没有在旅馆露面，麦克斯就赶紧脱身，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吉姆露了面，麦克斯的任务就是把吉姆的口信带给老总：口信很简单，可能不超过一个词儿。他到伦敦后就直接去找老总，通过老麦克法迪安约个时间，把口信给老总。明白了吗？如果吉姆没有露面，麦克斯就回去干原来的工作，什么都推说不知道，不论圆场内外都一样。
“吉姆没说为什么改变计划吗？”
“吉姆很担心。”
“是不是他在去跟你见面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我对吉姆说：‘我说，吉姆，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很担心。我来把风，我给你开车，帮你开枪，怕什么？’可是吉姆生了气，我这么说对吗？”
“对。”史迈利说。
他们开到拉奇斯公路上，找到了那辆车停在那里，没有开灯，对着一条田间小径，那是一辆菲亚特车，黑色的，牌照号码头两个数字是99。麦克斯停了车，让吉姆下车。吉姆朝那菲亚特车走过去时，那个开车的把门打开了一道缝，好让车内自动亮灯。他在方向盘上打开一份报纸。
“你能看清他的脸吗？”
“在暗处。”
麦克斯等了一会儿，他们大概在交换暗号，吉姆坐了进去，车就沿着小径开走了，仍没有亮灯。麦克斯回到了布尔诺。他坐在餐厅里喝烈性杜松子酒的时候，听到全城一片隆隆声。他原本以为是从足球场传来的声音，后来才弄清楚是卡车的声音，有个车队从公路上开过来。他问女侍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森林里发生了枪击事件，是反革命分子搞的。他到外面自己的车里，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布拉格的新闻。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还有一位将军被涉及。他猜想到处一定都布置了检查哨，反正吉姆指定他在旅馆里待到星期一上午。
“也许吉姆会送信给我。也许有反抗运动的人会来找我。”
“带来一个词的口信。”史迈利悄悄地说。
“是呀。”
“他没有说是什么词？”
“你疯了？”麦克斯说。这是一句陈述句，也是一句问句。
“一个捷克词，还是英国词，还是德国词？”
麦克斯说，没有口信送来，他根本不想回答疯子的问题。
星期一，他把入境的护照烧了，换了汽车牌照，用了德国的脱逃护照。他不往南走，改为西南方向，丢了汽车，坐长途巴士过境到了弗莱斯塔特，这是他所知道最安全的一条路线。到了弗莱斯塔特，他喝了一杯酒，找个女人睡了觉，因为他感到糊涂、生气，需要喘喘气。他在星期二晚上到伦敦，尽管吉姆叫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去找老总，但是“那很困难”。他说。
他想打电话，但只能接到老妈妈那儿为止。麦克法迪安不在。他想写信，但想起了吉姆的话，不能让圆场其他人知道。他认为写信太危险。阿克顿洗衣店有人传说老总病了。他想打听住的医院，但打听不出来。
“洗衣店的人知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应该不知道。”
他还在纳闷的时候，管理组叫他去，要看他的哈特曼·鲁迪的护照。麦克斯说他丢了，这确实是相当接近事实的。他为什么不报告？他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丢的？他不知道。他最后见到吉姆·普莱多是什么时候？他记不清了。他被送到了沙拉特的训练所，但是麦克斯觉得很不爽，两三天后，审问组对他感到厌烦了，要不然，就是有人叫他们停止审问。
“我回到阿克顿的洗衣店。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一百英镑，叫我滚蛋。”
水塘边一阵尖叫称好。原来是两个男孩打破了一块冰，水从洞里汩汩地冒出来。
“麦克斯，吉姆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
“你能听到一些传说。流亡者之间总是有谣言流传的。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谁照顾他的，比尔·海顿怎么把他买回来的？”
“流亡者不再跟麦克斯说话了。”
“但是你还是听到了一些，是不是？”
这次是那双白皙的手告诉了他。史迈利看到手指伸开，一只手五根，另外一只手三根，麦克斯还没有说话，他心中已经感到了不好受。
“他们从背后开枪打吉姆。也许吉姆正要逃走，管它的呢？他们把吉姆关进监牢。这对吉姆当然不是滋味。对我的朋友也不是滋味。”他开始数了起来：“普里比尔，”他开始数道，碰了一下大拇指，“布科瓦·米莱克，普里比尔老婆的弟弟。”他弯了一根手指。“还有普里比尔的老婆。”又是一根手指，第三根手指。“科林·吉里，他的妹妹，都死了。这是阿格拉瓦特谍报网。”他换了一只手。“这个谍报网完蛋了以后，柏拉图谍报网也完蛋了。先是拉波丁律师，接着是兰德克朗将军、打字员艾娃·克里格罗娃和汉卡·比罗娃。也都死了。这个代价可不低，乔治，”他把干净的手指举到史迈利的面前，“一个英国人吃了一子弹，这个代价可不低。”他生了气。“你管闲事干什么，乔治？圆场不把捷克放在心上。盟国不把捷克放在心上。有钱人不会帮穷人逃出监牢！你要知道内情吗？有个词儿Märchen，英文是怎么说的，乔治？”
“神话。”史迈利说。
“对啦，以后请你别再告诉我什么英国人要拯救捷克的神话了！”
“也许这不是吉姆，”史迈利沉默很久以后才说，“也许是别人把谍报网泄了密。不会是吉姆。”
麦克斯已在开车门。“管它的？”他问道。
“麦克斯。”史迈利说。
“别担心，乔治。我没有地方可以出卖你。好吧？”
“好。”
史迈利坐在汽车里，看着他叫一辆出租车。他挥了一挥手，好像叫侍者一样。他把地址告诉那个司机，连看也不看一眼。然后就坐上车走了，腰板仍挺得很直，眼睛望着前方，好像一个国王，不看群众一眼。
出租车消失以后，孟德尔督察长慢慢地从长凳上站起来，一边折着报纸，一边走到罗孚车这边来。
“你很干净，”他说，“背后很干净，良心也很清白。”
但是史迈利没有这么有把握，他把汽车钥匙交给他，自己走向公共汽车站，为了要向西走，先越过了马路。
28
他的目的地是舰队街底一家摆满了酒桶的酒馆。在别的地段喝午饭前的开胃酒，三点半可能已经晚了一些，但是当史迈利轻轻推门进去时，看到有十几个朦胧的人影从酒吧柜台那边转过头来看他。在角落里一张桌边，坐着杰里·威斯特贝，桌上放着一大杯粉红色的杜松子酒，与塑料假拱顶或墙上的仿冒火枪一样不显眼。
“老兄，”杰里·威斯特贝羞怯地说，声音好像是从地下出来的，“想不到是你。嗨，吉米！”他一手按住史迈利的肩膀，一手打招呼要酒，他的手又粗大又结实，原来杰里曾经在一个乡下板球队担任过守门员。和其他守门员不同的是，杰里个子高大，不过由于放下手准备接球成了习惯，他的肩膀仍旧下垂。他一头黄发已经发白，满脸通红，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绸衬衫，系着一条著名的运动领带。看到史迈利无疑使他很高兴，他满面笑容。
“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他又说，“真是想不到。嗨，你最近在干什么？”他把他一把拉到自己旁边坐下，“晒太阳，睡大觉？嗨——”他急切地问，“喝什么？”
史迈利要了一杯血腥玛丽32。
“这不完全是巧合，杰里。”史迈利承认道。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杰里突然急着要打破沉默。
“你听我说，你的那个老婆好吗？一切都好吗？那才行。我总是说，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
杰里·威斯特贝自己结过好几次婚，但是没有一次令他感到满意。
“我跟你对换一下，乔治，”他建议道，肩膀向他一撞，“我去跟安恩过日子，每天睡大觉，你来做我的工作，报道女子乒乓球赛。怎么样？”
“干杯。”史迈利好脾气地说。
“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哥儿们和娘儿们了。”杰里尴尬地招认，不知为什么羞红了脸，“去年收到老托比的圣诞节卡片，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想他们把我也给忘了。也不能怪他们，”他用手指弹一弹玻璃杯，“喝得太多了，就是为了这个。他们以为我会嘴快说出来。失去控制。”
“他们不会那样。”史迈利说，两人又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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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的钱太多不好。”杰里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喜欢说这句印第安人的笑话，史迈利听了心中一沉。
“来一杯怎么样？”他说。
“怎么样？”杰里说，他们一起喝了酒。
“我读了你的信就马上烧了。”史迈利神色自若轻声地说，“怕你不放心。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反正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过去了。”
听到这话，杰里的面色涨得发紫。
“因此他们辞退你，不是因为你写了那封信给我，”史迈利仍然轻轻地说，“你可不能那么想。而且，这封信是你亲手交给我的。”
“你很够朋友，”杰里喃喃道，“谢谢你。我本来不应该写的。多管闲事。”
“没有的事。”史迈利说，一边又要了两杯酒，“你是为了圆场好。”
史迈利觉得这样说有点像拉康。但是要与杰里谈话，惟一方式是用杰里的报纸陈述方式：句子要短，说话要快。
杰里吐了几口烟。“最后一个任务，哦，那是一年前，”他又高兴地说起来，“不止一年了。把一个小包裹送到布达佩斯去。其实没有什么。公用电话亭。放在顶上。把手举起。就放在那里了。小孩子的玩意儿。你放心，我没出错。我还先估算了一下。有安全暗号。‘亭空，请用。’你知道，这是他们教我们的。你们这帮子人最了解，是不是？你们是‘猫头鹰’。各干各的，规矩是这样。多的不干。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计划是如此。”
“他们很快就会登门来求你。”史迈利安慰道，“我想他们大概是让你休息一阵子。你知道，他们常常那样做。”
“希望如此。”杰里恭敬地微笑道。他喝酒的时候，酒杯微微发抖。
“你是写信给我前出门的吗？”史迈利问。
“是的。实际上就只是一次，先到布达佩斯，再到布拉格。”
“你是在布拉格听到那消息的？你给我信中说的那个消息？”
在酒吧柜台那里，一个穿黑色衣服、脸色红润的人在预言国家马上就要崩溃。他说，顶多三个月就要完蛋。
“难搞的家伙，托比·伊斯特哈斯。”杰里说。
“但还不错。”史迈利说。
“是啊，老兄，第一流的。很杰出，我的看法。但是难搞，你知道的。怎么样？”他们又喝了酒，杰里·威斯特贝在脑袋后伸出一根手指，假装是印第安人的羽毛。
“问题是，”柜台那边那个脸色红润的人喝一口酒说，“我们根本没有料到。”
他们决定马上去吃饭，因为杰里要给明天的报纸发稿：某个足球前锋在商店扒窃被捕。他们到一家咖喱餐厅，吃饭的时候还供应啤酒。他们商量好，如果碰到什么人，杰里便把史迈利当做他的银行经理介绍给对方，因为这个主意，他在吃那顿满意的饭时，一直很高兴。餐厅里放着背景音乐，杰里称之为蚊子的交配飞行，有时甚至淹没了他粗嘎嗓子的轻声说话。这样也不错。史迈利硬着头皮表示很喜欢吃咖喱。杰里开始时还有点勉强，后来就开始说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老托比不许他报道的那个故事，跟一个叫吉姆·埃利斯的人有关的。
杰里·威斯特贝是个极难得的证人人选。他没有幻想，没有恶意，没有个人意见。他只觉得这事很古怪。他一直不能忘掉这件事，但是说也奇怪，他后来再也没有跟托比谈起过。
“就是这张卡片，你瞧，‘圣诞快乐，托比。’一张雪中街景的图片，是里登霍尔街。”他大惑不解地看着电扇，“里登霍尔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老兄？不是什么间谍窝或者碰头的地方吧？”
“据我所知都不是。”史迈利笑道。
“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选一张里登霍尔街雪景的圣诞卡。真怪，你说是不是？”
史迈利说，他也许只是想要选一张伦敦的雪景。托比到底在很多方面都保有一点外国习气的。
“我觉得要保持联络，这样未免太古怪了一些。过去总是送我一箱威士忌酒，非常准时。”杰里皱起眉头，喝了一口。“我倒不是在乎威士忌酒，”他迷惑地解释，他的一生常常因为感到迷惑，而没有远景，“我要喝随时可以买。只不过，我人既然在圈子外面，就会把什么都看成是别有用意的，因此礼物也很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是在一年以前，精确地说，是在十二月。杰里·威斯特贝说，布拉格的体育餐厅不是西方记者常去的地方。他们多半在“宇宙”或“国际”，低声谈话，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很提心吊胆。杰里常去的是体育餐厅，在赢了鞑靼队那场比赛后，杰里带守门员霍洛托克去了那里，从此以后，杰里与酒保就有了交情，他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也叫斯坦。
“斯坦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让你觉得好像捷克仍是个自由的国家。”
他解释道，餐厅主要是个酒吧。而在捷克，酒吧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就是朗姆酒。史迈利附和说这令人糊涂。
与往常一样，杰里在那里的时候总是竖着耳朵留心听着，毕竟这是捷克，有一两次他居然给托比带回一些片言只语回来，或者替他提供一些人的线索。
“即使听到的不过是外币交易、黑市之类的事，据托比说，都是有用的。一鳞半爪的加起来——反正托比是这样说的。”
很对，史迈利同意，就是这样。
“托比是‘猫头鹰’，是不是？”
“当然。”
“你瞧，我原来是在罗埃·布兰德手下工作。后来罗埃升了官，我就由托比领导。说实在的，有点令人不安，老是换人。干杯。”
“你那次去以前已替托比工作多久了？”
“一两年，不会更久。”
菜送上来时，他们停止了说话，酒杯又斟满了。杰里·威斯特贝的粗手把一瓶胡椒撒在菜单上最辣的一道菜上，然后又在上面倒了一层猩红的调味料。他说，这调味料是为了要吃起来更辣一些。“那是老厨师特地为我调制的，”他解释道，“放在最下层的架子。”
他继续说下去，那天晚上在斯坦的酒吧里，有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小伙子，挽着一个漂亮的小姐。
“因此我想：小心点儿，杰里，那是当兵的人剃的头发。对不对？”
“对。”史迈利附和他说，心里想，在有些方面，杰里自己也是“猫头鹰”。
原来那小伙子是斯坦的侄子，因为能说英语，感到很得意：“你不知道有人因为能表现自己的外语本领，什么都会告诉你。”他正在休假中，爱上了那个小姐，假期还有八天，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包括杰里在内。应该说，特别是杰里，因为杰里会付酒钱。
“我们大家都挤着坐在角落里一张大桌子边，有大学生，有漂亮的小姐，什么人都有。老斯坦也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有个小伙子修好了一台录音机。大家都很自在，又是喝酒，又是喧闹。”
杰里解释道，这喧闹声特别重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和那个小伙子搭讪，而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小伙子坐在杰里旁边，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好感。他的一只胳膊搂着他的小姐，一只胳膊搭在杰里肩上。
“他那种小伙子碰到你身上是不会叫你起鸡皮疙瘩的。我一般不喜欢被别人碰。希腊人喜欢那样。我最恨那样。”
史迈利笑着说他也最恨那样。
“说来奇怪，那小姐有点像安恩，”杰里回想道，“狡黠，懂得我的意思吗？像嘉宝33一样的眼睛，很性感。”因此就在大家唱歌、喝酒、玩着接吻游戏的时候，那个小伙子问杰里想不想知道关于吉姆·埃利斯的事件真相。
“我假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杰里向史迈利解释，“‘很想知道，’我说，‘吉姆·埃利斯是谁呀？’那个小伙子看我一眼，好像我是个傻瓜似的，他说，‘一个英国间谍。’你瞧，谁也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大家都在叫啊，喊啊，唱那些快活的歌儿。他的小姐倚在他的怀中，头倚在他的肩上，但是她已半醉了，有些迷迷糊糊的，因此他就一个劲儿地和我说话，因为自己能说英语很得意，你懂吗？”
“我懂。”史迈利说。
“‘英国间谍，’他对着我的耳朵直嚷，‘战时和捷克游击队一起打过仗。到捷克来自称哈耶克，被俄国秘密警察开枪打中了。’我耸一耸肩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老兄。’不能操之过急，你懂吗？什么时候都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把他们吓跑的。”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史迈利衷心地表示同意，接着就耐心地招架有关安恩的一些问题，以及爱一个人、真心地一辈子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滋味的问题。
据杰里·威斯特贝说，那个小伙子告诉他：“我是征兵入伍的。我要是不入伍，就不能上大学。”十月间，他在布尔诺附近的森林进行基本训练演习。那边森林一直有许多部队驻扎在那里，一到夏天有时整整一个月不对民众开放。单调乏味的步兵操练原来规定要举行两个星期，但是到了第三天就无缘无故取消了，部队奉令开拔回城。命令就是：马上收拾回到营区。整个森林要在天黑以前撤空。
“马上各种谣言就纷纷传开了。”杰里接着说，“有人说，季斯诺夫的弹道研究站被炸了。也有人说，训练营的新兵发生叛变，开枪射杀俄国兵。布拉格又发生暴动，俄国人接管了政府，德国人打了进来，天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当兵的都是那样的。不论在哪里，当兵的都是一样。谣言传来传去，没有个完。”
谈到当兵的，杰里·威斯特贝又不免问起在军中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是史迈利有泛泛之交但后来淡忘了的一些人。最后他们又言归正传。
“他们就背起背包，爬上卡车，只等开动了。刚走了半里路，忽然车队又停住了，命令他们开到路边，卡车都得倒退回到树林里，结果陷在泥里，掉在沟里，一片混乱。”
据威斯特贝说，原来是俄国人来了。他们从布尔诺的方向开来，急急忙忙说着，凡是捷克的东西都得撤走，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的话。
“先是有一队摩托车疾驰而来，挥舞着手电筒，开车的人向他们大声嚷嚷。接着来了一辆参谋车，上面坐着穿便服的人，那个小伙子估计一共有六个人。后面是两辆卡车的特别部队，个个都全副武装，脸上涂着迷彩，杀气腾腾的。最后一辆卡车装的都是追捕的警犬。看上去完全是一副要上阵作战的样子。我没有让你厌烦吧，老兄？”
威斯特贝用一块手帕擦一擦脸上的汗，眨着眼睛，好像刚刚苏醒过来的样子。他的绸衬衫也被汗湿透了，像刚洗过淋浴一样。史迈利不喜欢吃咖喱，因此又要了两罐啤酒，把咖喱味冲掉。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是：捷克军队撤了出去，俄国军队开了进来。明白了吗？”
史迈利说，明白了，他心里想，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着了。
但是那小伙子回到布尔诺以后，很快就听说他的部队在这件事中所分配到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除了他们以外，又来了一个车队。第二天晚上，两个车队就在乡下来来回回地转了十来个小时，没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地。他们向西开到特热比奇，停了下来等待通讯队向总部通报，过了很久才又折向东南，开到奥地利边境上的兹诺伊莫，一边开车，一边收发电报，像疯了一样。谁也不知道走这条路线是奉了谁的命令，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有一次他们还奉命上刺刀，又有一次下车扎营，接着又背起背包重新出发。一路上还碰到其他部队，在布雷拉夫铁路调车场，有坦克在围着转，有一次还有一对自动推进的大炮架在事先铺好的轨道上。不管到什么地方，情况都是一样的：一片混乱，莫名其妙。有的老兵说，谁叫你是捷克人？这是俄国人给你的惩罚。回到布尔诺以后，那小伙子听到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说是俄国人在追捕一个叫哈耶克的英国间谍。他在侦察研究站的时候想绑架一个将军，被俄国人开枪打中了。
“你瞧，因此那个小伙子问，”杰里说，“那个小伙子问他的班长：‘既然哈耶克已经中了弹，咱们为什么还要在乡下乱转，闹得天翻地覆？’班长对他说：‘因为咱们是军队。’全世界的班长都是一样的。你说什么？”
史迈利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刚才说的事情发生在两个晚上，杰里。俄国人开到森林里是哪个晚上？”
杰里·威斯特贝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那个小伙子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你知道吗，乔治？他在斯坦的酒馆里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谣言传说的究竟是什么？俄国人是星期五开进去的。他们到星期六才开枪打哈耶克。因此头脑机灵的人就说：你瞧，俄国人早在等哈耶克自投罗网了。知道他会来的。事先知道，预先埋伏。真是不好。对我们的名誉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老总不好，对我们全都不好。来，喝酒？”
“喝酒。”史迈利说，喝了一口啤酒。
“托比也是这么想。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反应不一样。”
“于是你告诉了托比，”史迈利把一大盘开心果递给杰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反正要去见他，向他报告你已经在布达佩斯替他交货了，于是你把哈耶克的事也告诉了他。”
杰里说，情况正是这样。令他不安的就是这件事，他感到古怪，因此他写信给乔治。“老托比说，这是胡说八道。一下子摆起架子来，很不客气。开头很热情，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干得好。回去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却责备我。说要开紧急会议，却开着车子带我在公园外面兜圈子，大惊小怪，闹得不可开交。说我酒喝多了，糊涂得分不清事实和胡思乱想。这些话真使我有点生气。”
“我想你一定奇怪他还跟谁说过。”史迈利同情地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问道，不过一点也不紧迫，好像只是为了要把事情弄清楚而已。
“说这很可能是捏造出来骗我的。那个小伙子是有意来煽动我的。分化离间，让圆场怀疑自己人。怪我散布谣言。乔治，我就对他说：‘托比，老兄，我只是向你报告，老兄。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昨天你还说我好得不得了。用不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骂送信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情报不对，那是你的事。’不想再听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没有道理。那样的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他平时不是那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杰里举起左手摸摸头，好像一个小学生假装在想一件事似的。“‘好吧，’我说，‘别提啦。我替我的报纸写好稿了。俄国人先到那里，这就不写。写别的。森林伏击，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对他说：‘如果圆场不喜欢这资料，给报纸倒不错。’他一听又火了。第二天有只猫头鹰打电话给老板。别让那个讨厌鬼威斯特贝碰埃利斯的消息。叫他注意D号通知：正式警告。‘如有人再提吉姆·埃利斯，即哈耶克事件，即有损国家利益，一概予以退职。’所以又回来写女子乒乓球赛的消息了。干杯。”
“但是那时你已写信给我了。”史迈利提醒他。
杰里·威斯特贝涨红了脸。“对不起，”他说，“忽然排外和多疑起来。大概是因为在圈子外面的缘故：你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相信。就连陌生人也不如。”他又想用另外一个说法：“只是觉得老托比有点古怪。我不应该写这封信，是不是？违反规定。”他虽然尴尬，还勉强装出笑容。“后来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单位把你也辞了，因此我觉得更糊涂了。你不是在单独进行调查吧，老兄？不是……”他没有把话问完，不过，也许是没有说完。
他们分手的时候，史迈利轻轻地拉住他的肩膀。
“要是托比来找你，我想你最好别告诉他我们今天碰头的事。他是个好人，但他总是觉得别人联合起来对付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他，老兄。”
“而且要是万一他在这两天找你，”史迈利继续说，他的口气表明这是万一情况，“你最好告诉我。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你说得不错。我想起来了，别打电话给我，打这个号码。”
杰里·威斯特贝忽然急着要走，关于那个足球员在店里偷窃的消息不能再等。但是他把史迈利的卡片接过来时，还是奇怪地有点不好意思地斜视一眼问：“没有不对劲吧，老兄？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那笑容很难看。“不是同伙闹翻了吧？”
史迈利听了大笑，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杰里宽厚微驼的肩膀上。
“随时恭候大驾。”威斯特贝说。
“我不会忘记。”
“你瞧，我以为是你打电话给老板的。”
“不是我。”
“也许是阿勒莱恩。”
“我想是吧。”
“什么时候都行。”威斯特贝又说，“对不起，你明白。向安恩问好。”他犹豫地说。
“说吧，杰里，说出来吧。”史迈利说。
“托比说了她和比尔的事。我叫他闭上鸟嘴。没有的事吧，是不是？”
“谢谢你，杰里。再见。当然啦。”
“我就知道没有。”杰里高兴起来，举起手指表示道别，就走了，到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29
史迈利那天晚上躺在艾莱旅馆的床上，一时睡不着，就又拿起拉康在孟德尔家中交给他的那份档案来看。那份档案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建档的，当时圆场像白厅其他部门一样都受到压力，要竞相媲美，比较谁更认真检查自己人员的忠诚可靠。大部分资料都是一般性的：截听的电话，监视的报告，没完没了访问教师、朋友、审查人的调查记录。但是有一个文件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史迈利，他总是看不够。这是一封信，索引上随便写着“海顿致范沙维，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其实是一封手写的信，是比尔·海顿在大学时代写给他的导师范沙维的。范沙维为圆场物色人才，曾经介绍年轻的吉姆·普莱多，认为他是个合适人选。这封信的前面有条捉弄人的解释。那个不知名的作者说，精英俱乐部是“基督教会学院的一个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主要是伊顿出身的”。创始人是范沙维（法国荣誉勋位、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个人档案第几号第几号），海顿（后面有无数可供查对的档案号码）该年是俱乐部的明星人物。海顿的父亲年轻时也参加过这个俱乐部，它的政治色彩供认不讳是保守的。范沙维早已故世，他是个狂热的帝国派，序言说，“精英俱乐部是他个人精选的智库，以备急需。”奇怪的是，史迈利隐约也记得自己年轻时对范沙维的印象：一个瘦瘦、热心的人，无边眼镜，张伯伦式的雨伞，面颊红润，有点不合乎他的年龄，仿佛还在长牙似的。斯蒂德·阿斯普莱叫他是童话中的教父。
亲爱的范，我建议你着手打听一下这个姓名见附件的年轻人。[审查人多余的注解：普莱多]你若知道吉姆，必然知道他是个有相当成就的运动员。但是你应知而不知的是，他也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也不完全是个呆子……
接着是他的简历，令人惊奇的精确：……巴黎拉克纳尔中学，申请念伊顿，但从来没去上过学，布拉格耶稣会中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学期，父母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小贵族，父母分居……
因此，吉姆非常熟悉国外情况，他无牵无挂，我觉得极为可贵。再者，尽管他到过欧洲各地，但请别弄错，他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个英国佬。目前他刚出道，有点迷惘，因为他刚发现了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那就是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怎样遇到他的。
你知道，我有时习惯（也是你的命令）穿起阿拉伯服装到集市里去，混在他们中间，听他们那些先知的谈话，以备有朝一日可以好好地对付他们。那天晚上出风头的巫师是从俄罗斯来的，一个名叫赫列布尼科夫的科学院院士，当时在伦敦苏联大使馆工作，是个随和、有感染力的家伙，他在大家说废话时说了一些相当有智慧的话。那个集市有个叫做大众俱乐部的辩论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以前去过几次，情况你已知道。谈话结束后，一边喝大众化的咖啡，一边进行民主争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大个子坐在后排，显然太羞怯，怕跟人混在一起。他的脸仿佛是在板球场见过的，后来才弄清楚我们两人都在一个临时组成的球队里打过球，只是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描写他才好。他是这块料，范。我这不是开玩笑。
笔迹到此为止有些拘谨，但从此开始，由于作者得心应手，潦草了起来。
他沉默寡言，让人敬畏。头脑很固执——真的是那样。他是属于那种能够不露痕迹领导别人的沉着、有想法的人。范，你知道要我采取行动是多么困难。你得随时提醒我，从思想上提醒我，除非我尝到生活中危险的滋味，否则我是不会了解生活的神秘的。但是吉姆是个凭本能就会行动的人……他是执行者……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人，惟一不足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范，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非得要出去找到一个新朋友，否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意思了？
这里笔迹又整齐了一些。
“耶伐斯拉格罗”，我说，据我理解这是俄语，意思是到木棚里或者什么地方去等我，但是他却说“哈啰”，我想要是他见到加百利天使经过，他也会这样说的。
“你的难题是什么？”我问他。
“我没有难题。”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没有难题，你怎么进来的？”
他咧开嘴安详地一笑，我们就到那个伟大的赫列布尼科夫那【引文1】里去，握了一握他的小手，一起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喝了酒，喝啊喝的。范，他见到什么都喝。也许是我见到什么都喝，反正我已忘掉是谁了。天亮以后，你猜我们怎么着？我来告诉你，范。我们一本正经地走到公园里，我拿着一只秒表坐在凳子上，吉姆换了运动衣，跑了二十圈。二十圈。我可累得够呛。
我们随时都会来见你，他只要跟我在一起，或者跟我的好、坏朋友在一起。总之，他要我做浮士德的恶魔。我感到很荣幸。再者，他还是童男，身高八尺，体格结实跟巨石群一样。别害怕喔。
档案至此快完了。史迈利坐了起来，不耐烦地翻着发黄的纸，想找一些更精彩的内容。这两个人的导师（二十年后）断言，无法想像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过纯粹友谊”……海顿方面的证据没有找到……吉姆的导师说他“求知若渴”——否认他是“左倾”的说法。那次谈话是在沙拉特进行的，开始就是长篇大论的道歉，特别是鉴于吉姆战时表现优异。在读到海顿花哨的信以后，再看到吉姆的答复，有一种令人高兴的直率气息。国安局有一个情报员参加，但是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话。没有，吉姆后来从来没有见过赫列布尼科夫或者他的代表……没有，他除了那次以外没有跟他说过话。没有，他当时跟共产党或俄国人没有来往，他想不起大众俱乐部任何一个会员的姓名来……
问：（阿勒莱恩）不至于让你睡不着吧？
答：老实说，没有。（笑声）
是的，他曾经参加过大众俱乐部，也参加过大学里的戏剧俱乐部、集邮俱乐部、现代语言俱乐部、联合俱乐部、历史协会、伦理协会、鲁道夫·史坦纳研究会……要听有趣的报告和认识人，这是很好的途径，特别是要认识人。不，他从来没有分发过左翼书报，不过他曾经订阅过《苏联周刊》……不，他从来没有向任何政党交过党费，不论在牛津时代，还是后来都没有。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投过票……他在牛津参加这么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外上过的学校太多了，因此没有什么自然结交的英国同学……
这时审查人都站在吉姆一边了：大家都站在一边反对国安局和他们的官僚主义干涉。
问：（阿勒莱恩）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是，你既然在海外待这么久，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学会打板球？
答：哦，我有个舅舅，他在巴黎城外有个房子。他是个板球迷。有球网等一切设备。我到那里度假，他就没完没了地找我打球。
[审问人的注解：亨利·德·圣伊冯伯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PF-AF64-7]
谈话结束。国安局的代表要求让海顿作证，但是海顿在国外，无法出席。另定日期……
史迈利读到档案中最后一份资料时，几乎已经睡着了。那份资料是在吉姆获得正式审批通过后，国安局胡乱塞进来的。那是当时牛津大学一张报纸的剪报，上面刊载一篇一九三八年六月海顿单人画展的评论，题为《现实抑或超现实？牛津的一个观点》。这位批评家把画展批评得体无完肤，最后幸灾乐祸地说：“我们知道吉姆·普莱多先生为了要帮助悬挂画框，还牺牲了他的板球。我们认为，要是他留在班伯里路，贡献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对艺术的贡献是这次画展惟一感人的地方。也许我们最好不要这么大声讥笑……”
他想睡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和犹豫。他想起了安恩，困倦之中想念得厉害，想以自己的脆弱来保护她的脆弱。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幻想她在昏暗的灯光中俯视着他，而这时波普格拉汉太太却在钥匙孔中偷看，不免使他有所顾忌。他想到塔尔和伊琳娜，徒劳无益地思考着爱情和忠贞问题。他想到吉姆·普莱多和明天的事。他隐约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胜利。他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明天，如果他的运气好，他可能会找到陆地：一个安静的小小荒岛。是卡拉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属于他和安恩。他终于睡着了。
30
在吉姆·普莱多的天地里，星期四过得和别的日子一样，只是夜半时候，他肩胛骨的伤口开始流脓水，他想这大概是因为星期三下午参加了校内赛跑的缘故。他被痛醒了，感到背上流脓水的地方凉滋滋的。上一次发生那样情况的时候，他自己开车到汤顿医院去，但是护士看了他一眼，就马上打发他到急诊室去等医生来，帮他拍X光片，因此他就偷偷地穿上衣服回来了。他尝够了医院和护士的味道。不管是英国医院，还是别国的医院，他都不想再跟医院打交道了。他们说流脓是“本来就会有的”。
他自己摸不到那个伤口，但是在那次以后，他就自己胡乱做些三角绷带，每个角上缝了绳子。他于是把这些绷带找出来，放在架在水池的板上，调制化脓药，然后烧了热水，加了半包盐，洗了一个临时简单的澡，弓起背来冲洗一下创口。他把绷带浸透了化脓药，甩在背上，在胸前打了结，然后俯卧在床上，手边放着一杯伏特加。痛楚减轻了，就打起瞌睡来，不过他知道要是就这样睡着了，他会睡一整天，因此他拿起伏特加瓶到窗前，坐在桌边批改五年级乙班的法语作业，这时星期四的晨曦在大坑上空露出鱼肚白，乌鸦开始在榆树丛中扑翅起飞了。
他有时觉得那伤口像一个不能忘怀的记忆。他尽量想忘掉，但总是做不到。
他慢慢地批改作业，因为他喜欢这项工作，因为批改作业能够使他心无二用。到六点半、七点时，他批改完毕，就穿起一条法兰绒旧裤和一件运动外套，悄悄漫步走到教堂里去。教堂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他在寇都瓦教堂的中央走道里跪了一会儿，这是寇都瓦家族为纪念两次大战中阵亡的家人所建的小教堂，很少有人去。小祭坛上的十字架是凡尔登的坑道兵削出来的。吉姆一边跪着，一边在座位下面小心地摸索着，手指终于摸到了几条胶带黏在那里，顺着胶带摸过去，就摸到了冰凉的金属物。他做完祈祷后就快步跑过峡谷路，到了山顶，他稍微放慢了速度，保持身上不断地流着汗，只要身体感到暖和，就很舒服，跑步的节奏安定了他的神经。他一夜未睡，大清早就喝了伏特加，因此感到有点轻飘飘的，看到峡谷下面的马驹呆呆地看着他时，他就用萨默塞特方言向它们嚷嚷道：“滚开，傻瓜！别呆呆地看我！”然后又沿着小径跑回去喝咖啡，换绷带。
晨祷后的第一节课是五年级乙班的法语，吉姆在班上几乎发了脾气：他给绸布商的儿子克里门兹不必要的处罚，快下课时又不得不取消了。在教员休息室，他又做了另外一件照例必做的事，就像在教堂一样：动作很快，不用脑筋，干净利落。这事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通过信件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法子很灵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用过这个做法，特别在职业间谍之间，不过话又说回来，职业间谍是不会谈论他们玩弄的把戏的。他会这么告诉你：“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对方在监视你，他们一定也在注意你的信件，因为信件最容易搞，特别是如果寄信者是国内的人，可以得到邮局的合作。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每星期在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邮筒，用同一种邮资，寄一封信给你自己，另一封信寄给同一地址的另一个不知情的人。里面放些什么都行——圣诞节卡片，本地超级市场的广告——一定要把信口封严，然后等着比较收信的时间。如果你的一封信比另外一个人的那封到得晚，那一定就是有人在监视你，就目前情况来看，那就是托比。”
吉姆用他自己古怪的话叫这为“测水温”，这一次水温又是可以的。两封信同时送来，但是吉姆到得太晚了，来不及取走寄给马乔里班克斯的那封，这次是轮到他被当做不知情的搭档。因此吉姆把自己的信揣在口袋里以后，翻看着《每日电讯报》，口中还啧啧有词，只听得马乔里班克斯厌烦地骂了一声“去他妈的”，就把一份邀他参加读经会的请帖撕掉。这一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和圣埃尔明学校比赛少年橄榄球为止，他当裁判员。球赛进行得很快，结束时他的背又痛了，因此他又回去喝伏特加，一直喝到打下午第一节上课铃，他答应年轻的埃尔维斯代他值班打铃。他已记不得为什么答应，但是年轻的教职员工，特别是已婚的，都会找他来帮忙做些杂事，他也从不拒绝。这个铃是轮船上的旧货，是瑟斯古德的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如今已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了。吉姆摇铃的时候，他发觉小比尔·罗奇就站在他身旁，抬头望着他，脸上虽露笑容，但脸色发白，等着跟他说话，他那样一天总有五六次了。
“哈啰，大胖，又有什么事啦？”
“先生，我说，先生。”
“说吧，大胖，快说。”
“先生，有个人问你住在哪里，先生。”罗奇说。
吉姆放下铃。
“怎么样的一个人，大胖？说吧，我不会咬人的，快说吧，嗨……嗨！什么样的一个人？男人？女人？变魔术的？嗨！说吧，老兄，”他温和地说，蹲着身子与罗奇一般高度，“不用哭。这又怎么啦？发烧了吗？”他从袖口里抽出一块手帕。“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仍低声地问。
“他在麦克库伦太太家的店里打听。他说他是你朋友。后来他就回到他的车里去，汽车停在教堂院子里，先生。”又是一阵泪如雨下，“他就坐在汽车里。”
“你们快滚开，”吉姆向挤在门口的一批年长的学生嚷，“快滚！”他又回过来对罗奇说：“很高的朋友？是不是邋里邋遢个子高高的，大胖？眉毛很浓，背有点驼？瘦个子？布拉德伯雷，过来，别呆看着！等会儿带大胖到舍监小姐那里去！瘦个子？”他又问，口气温和但是坚定。
但是罗奇已经词穷。他的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在大人世界中已没有了分辨的能力。什么大个子、小个子、老头儿、年轻人、驼背、直腰，都有分辨不清的危险。他不能对吉姆说不是，但是说是又要令他失望，这可担当不起。他看见吉姆的眼睛盯着他，他看到他的笑容消失了，感到一只大手慈爱地放在他的胳膊上。
“好孩子，大胖。没有人像你这样观察仔细了，是不是？”
比尔·罗奇把头靠在布拉德伯雷的肩上，闭上了眼睛。待他再睁开时，他在泪花中看到吉姆已走上一半的楼梯了。
吉姆感到很平静，几乎是沉着。好多天以来他已经知道有什么人要来了。这也是他信奉的一个规律，凡是那些监视他的人必到之地，他都留神注意。首先是教堂，本地居民的动静在那里是个现成的话题；其次是市政厅，选民登记的地方；还有小店老板，他们都有主顾来往的账目；最后是酒店，对象没有不上酒店的。他知道，在英国，这些地方是监视者要找到你而必去之地。果然不出所料，两天前在汤顿跟图书馆副馆长闲聊的时候，吉姆发现了他要寻找的踪迹。一个显然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居然对乡村选区发生兴趣，是啊，是个对政治有兴趣的先生，大概是在从事政治研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专业人员，他想了解的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奇怪，就是吉姆那个村子的最新人口记录，是啊，想要了解选民名单，他们想挨家挨户调查一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偏僻乡村，特别是有新住户的乡村。是啊，真奇怪，吉姆附和道，于是他就做了准备。他买了到各地去的火车票：汤顿到埃克塞特的，汤顿到伦敦的，汤顿到斯温顿的，有效期都是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他若要逃跑，临时不容易弄到车票。他把他原来的证件和手枪挖出来，藏在地面上容易找到的地方，在阿尔维斯车的后车里放了一个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又把油箱加满了汽油。做了这些准备以后，他才能安心睡觉，但背又痛了。
“先生，谁赢了，先生？”
一个叫普里布尔的新生，穿着睡衣，嘴上还全是牙膏，到医务室去。有时，那些学生会毫无理由地向吉姆说话，大概是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吸引了他们。
“先生，我是说球赛，和圣埃尔明队的球赛。”
“是圣维尔明队。”另外一个学生插嘴道，“是啊，先生，到底谁赢了？”
“先生，他们赢了，先生，”吉姆吼道，“要是你们看了，先生，你们就知道了，先生。”他假装进攻，挥着一个大拳头，把两个学生都赶到走道对面舍监的医务室。
“晚安，先生。”
“晚安，小鬼。”吉姆一边说，一边跨进另外一边的病房，从这里可以看到教堂和坟场。病房没有开灯，他不喜欢它的样子和气味。晚饭后有十二个孩子躺在昏暗中，迷迷糊糊地发着烧。
“是谁？”一个粗哑的嗓子问。
“是犀牛，”另一个回答，“喂，犀牛，谁赢了圣维尔明队？”
直呼吉姆的绰号是大不敬的事，但是病房里的孩子觉得这里可以不受纪律的约束。
“犀牛？谁是犀牛？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吉姆站在病床之间说，“把手电筒藏起来，这里是禁止的。轻而易举地，他们就赢了。圣维尔明队十八比零。”那扇窗户几乎和地面一样高，有个炉栏挡在前面不让孩子们爬过去。“后卫线太糟糕。”他喃喃地说，一边往下看。
“我不喜欢橄榄球。”一个叫史蒂芬的孩子说。
蓝色的福特汽车停在教堂背后的榆树林里。从楼下看是看不到的，但并不像是存心藏起来。吉姆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离开窗户有一步远，观察那汽车有什么地方露出马脚。天很快就黑了，但是他的眼力很好，他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地方：惹眼的天线、给跑腿用的第二面侧镜、长途开车后的痕迹。孩子们感觉到他的专心致志，都开起他的玩笑来。
“先生，在看鸟吗？好看不好看，先生？”
“先生，我们失火了吗？”
“先生，她的腿长得怎么样？”
“天啊，先生，难道是阿隆逊小姐？”大家听到这话都吃吃地笑起来，因为阿隆逊小姐又老又丑。
“闭嘴，”吉姆叱道，很生气，“无礼的蠢猪，闭嘴。”
楼下会客厅里，瑟斯古德在晚预习之前点高年级学生的名。
阿贝克隆比？到。阿斯特？到。布拉克纳？生病了，先生。
吉姆仍旧看着，这时车门开了，乔治·史迈利小心地下了车，穿着一件厚大衣。
走廊里响起了女舍监的脚步声。他听到她鞋子橡皮后跟擦地的声音和酒精瓶里体温计的碰撞声。
“我的好犀牛，你在我的病房里干什么？把窗帘拉上，你要他们都得肺炎死吗？威廉·梅里杜，马上坐起来。”
史迈利在锁车门。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带什么东西，甚至公文包也没有带。
“格林维尔楼里大家都在等你呢，犀牛。”
“好吧，我这就去，”吉姆精神抖擞地又说一句，“大家晚安。”就大步走到格林维尔宿舍楼去了，他答应要跟他们讲完约翰·巴肯的一个故事。他在大声念的时候，发现有些声音发不出来，好像塞在喉咙里了。他知道头上在冒汗，他心里嘀咕背上一定又在流脓了，等读完的时候，他的下巴感到有些僵硬，那不完全是因为大声朗读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一切，与他跨进寒冷的夜晚空气里，心中越来越感到的气愤相比，一点也不足道。他在杂草没膝的院子里犹豫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教堂。他只需要三分钟不到，就可以到教堂里，从座位底下把胶带拉开，取出手枪，插在腰带里，在左边，枪口朝里，贴着下腹……
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不用如此，因此他就直接往自己的拖车走去，放声唱着“嗨，打炮打炮”，尽管他嗓门不高，而且走调。
31
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总有不安定之感。甚至外面过往车辆难得安静下来的时候，窗户也还是咯咯作响。浴室里，漱口杯也格格地响着，而隔着两边的墙，还有从楼上，都可以听到音乐声、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前院一有汽车开到，车门砰地关上的声音，都仿佛来自室内，脚步声也是如此。至于家具饰物都是协调一致的。黄色的椅子配着黄色的图片和黄色的地毯。有凸纹的床罩的颜色搭橘红色的配房门，碰巧也配上伏特加酒瓶上的标签。史迈利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他把椅子拉开了点，把伏特加酒瓶放在茶几上，现在吉姆坐在那里瞪着他的时候，他从小冰箱里取出一盘烟熏鱼，和已经抹了奶油的面包。和吉姆的情绪相比，他的情绪显得很轻松，动作敏捷，目的明确。
“我想我们别的不行，至少可以坐得舒服一些。”他笑一下道，一边忙着在桌上摆杯盘，“你什么时候得回学校去？有规定的时间吗？”没有回答，他就坐了下来。“你觉得教书有趣吗？我仿佛记得战后你教过一阵子书，是不是？在他们把你要回去之前？是不是也是个预备学校？我记不得了。”
“可以看档案去，”吉姆不高兴地说，“乔治·史迈利，你别到这里来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把戏。你要了解我的情况，可以去查档案。”
史迈利伸手到茶几上，倒了两杯酒，一杯给吉姆。
“你在圆场的个人档案吗？”
“跟管理组要。向老总去要。”
“恐怕应该是那样，”史迈利怀疑地说，“问题是老总已经死了。在你回来之前，我也早已被撵了出来。你回国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吗？”
一听到这话，吉姆的脸色有点缓和下来，他做了一个慢慢的动作，这个姿态常常使瑟斯古德的学生感到很好玩。“老天，”他喃喃地说，“原来老总已经死了，”他的左手掠过胡子尖，朝上摸到发根上，“可怜的老头子，”他喃喃说，“他是怎么死的，乔治？心脏病？心脏病死的？”
“在汇报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你吗？”史迈利问。
一听到汇报，吉姆态度又紧张起来，目光又瞪起来。
“是的，”史迈利说，“是心脏病。”
“谁接替他？”
史迈利笑道：“我的天，吉姆，要是他们连这个也没有告诉你，你们在沙拉特到底说些什么呀？”
“他妈的，谁接替他？不是你，对不对，你被撵出来了！谁接替他，乔治？”
“阿勒莱恩接替他。”史迈利留心地观察着吉姆。他注意到他的右前臂一动也不动地搁在膝上。“你想由谁来接替？你有合适的人选要推荐吗，吉姆？”停顿很久以后，他又说，“那么他们也没有告诉你阿格拉瓦特谍报网的下场？普里比尔、他的妻子、他的妻舅的下场？也没有告诉你柏拉图谍报网的下场？兰德克朗、艾娃·克里格罗娃、汉卡·比罗娃？这些人有几个是你在罗埃·布兰德接手以前招募来的，是不是？老兰德克朗在战时还为你工作过。”
吉姆顿时无法移动。他红红的脸显得犹豫不决，淡黄的眉毛上有汗珠慢慢渗了出来。
“他妈的，乔治，你究竟要干什么？我已经下了决心。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忘掉一切。”
“他们是谁，吉姆？是罗埃？比尔？潘西？”他等着，“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有没有告诉你麦克斯的遭遇？不过放心，麦克斯没有遭到什么不幸。”他站了起来，利落地替吉姆重新斟满了酒，又坐下来。
“好吧，你说吧，那两个谍报网怎么啦？”
“他们被破获了。他们说是你为了自己活命而出卖了他们。我不相信。但是我必须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停地说下去，“我知道老总要你誓死保密，但是这个誓言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他们对你严加讯问，我也知道你已经把一些事情置之脑后，现在已经很难再挖出来了，或者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实情，什么是伪装了。我知道你尽量想划一道界限，说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我也这样做过。不过，你过了今天晚上以后再划这条界限吧。我带来了拉康的一封信，如果你要打电话给他，他在家等着。我不想要封你的口。我要你开口。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来看我？你是大可以来看我的。你在走以前曾经想来看我，那么回来以后为什么不来看我呢？你不来看我，不完全是为了清规戒律。”
“没有人幸免吗？”吉姆说。
“没有人。他们看来都被枪毙了。”
他们打了电话给拉康后，只有史迈利一个人坐在那里喝着酒。他可以听到浴室里的水声，和吉姆泼水洗脸时的咕哝声。
“他妈的，让我们到可以透气的地方去。”吉姆低声说，仿佛这是他开口说话的条件。史迈利提起酒瓶，在他身旁一起走过车道到汽车旁边。
他们开着车子驶了二十分钟，由吉姆开车。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汽车已经开到高原上，今天早晨的山顶没有雾，远远地可以望到谷底。远处有稀稀落落的灯光。吉姆坐在那里像铁铸的一样，右肩略高，双手低垂，穿过结了雾气的挡风玻璃，凝视着远处的山影。天空已经发亮，衬着吉姆的面孔，轮廓鲜明。史迈利的头几个问题都很短。吉姆的声音里已经没有怒意，他说话慢慢地从容自如起来。有一次谈到老总搞特务的一套本领时，他甚至笑了起来，但是史迈利始终没有放松戒备，他谨慎小心，好像领着一个孩子过马路一样。遇到吉姆撒腿跑了起来，或者生起气来，史迈利就轻轻地把他拉回来，一直到平静下来为止，然后按同样的速度向同一个方向一起前进。吉姆如有迟疑，史迈利就哄他跳过障碍。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由史迈利凭直觉和推断，跟吉姆提供他自己经历的线索的。
比如史迈利问，吉姆第一次接受老总的指示是不是在圆场外面的什么地方？是的。那么在哪里呢？在圣詹姆斯的一间公寓里，是老总建议的一个地方。有旁人在场吗？没有。老总当初为了和吉姆联系是不是通过他的私人警卫麦克法迪安？是的，老麦克坐布里克斯顿的交通车送来一个纸条，要吉姆那天晚上跟他见面。吉姆把去或不去的答复告诉麦克后，得把条子交还给他。他无论如何不得使用电话讨论这个安排，即使内线电话也不行。吉姆回复麦克说他同意去，七点钟到了那里。
“我想老总一开头就叫你要提高警惕？”
“告诉我谁都不能相信。”
“他有提到具体的人名没有？”
“后来提到了，”吉姆说，“开始没有。开始他只说：谁都不能相信。特别是主流派的人。乔治？”
“唔？”
“他们都被枪毙了？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普里比尔夫妇，都被枪毙了？”
“秘密警察在同一天晚上逮捕了两个谍报网的人。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的亲属得到通知，说是他们已经死了。这一般就是指枪毙。”
他们的右边有一排松树，在晨光熹微中好像一列爬上山谷静止不动的军队。
“后来我想老总问你手头有什么现成的捷克护照，是不是？”史迈利又问道。
他得把问题再重复一遍。
“我告诉他我用哈耶克，”吉姆最后说，“弗拉基米尔·哈耶克，驻巴黎的捷克记者。老总问我，这些证件有效期还有多久。我说，‘不一定。有时用一次就要作废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好像失去了控制。“老总有时候聋得厉害。”
“于是他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史迈利提示道。
“首先，我们讨论怎样否认。他说，如果我被逮住，我不可以把他牵连进去。就说是剥头皮组搞的，私底下搞的。当时我就想，谁会相信呀？他说的每句话都叫人心凉。”吉姆说，“在整个指示过程中，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什么也不愿告诉我。他不要我知道，但是他要我得到他的明确指示。‘有人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劳，’老总说，‘位阶很高的一个官员。代号作证。’我问他：‘是捷克官员吗？’他说是‘军方的’。‘吉姆，你有军事头脑，你们俩一定很合得来。’就这样开始的，我想，如果你不想告诉我，那就干脆别告诉我吧，可是别再犹豫不决。”
吉姆说，再兜了几个圈子以后，老总表示“作证”是一个捷克炮兵将领。他的名字叫斯蒂夫契克，在布拉格国防系统中以亲苏的鹰派著称，至于这话有多少可信，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他曾在莫斯科担任过联络工作，是俄国人信任的极少数捷克人之一。斯蒂夫契克通过一个中间人在奥地利带信给老总，表示他想就共同有兴趣的问题与圆场的一位负责人员谈话。这个人必须能说捷克话，有权力相机行事。斯蒂夫契克在十月二十日星期五那一天，会到奥地利边境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布尔诺附近的季斯诺夫武器研究所视察。完了之后他将单独到附近一个猎场度周末。那个地方在森林中间，距拉奇斯不远。他愿意在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在那里会见那位使者。他还会派人护送那个使者去布尔诺。
史迈利问道：“老总提到过斯蒂夫契克的动机吗？”
“一个女朋友，”吉姆说，“他所爱的一个女大学生。想抓住青春的尾巴。老总说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她在一九六八年夏天的动乱时被杀。在此以前，斯蒂夫契克为了个人前途，隐藏他的反俄感情。那个小姐的死改变了一切：他决心要报仇。四年来，他一直潜伏不露，装出友好的姿态，探听能够真正有损俄国人的情报。因此我们向他提出了保证和商定了贸易路线以后，他就愿意出售。”
“对于这些情况，老总核查过没有？”
“尽了全力。斯蒂夫契克是有档案可查的。他是负责匈牙利问题的参谋军官，经历丰富。是个技术专家政治论者。他不是在进修，就是在国外增长见识：华沙、莫斯科、北京待了一年，在非洲当过武官，最后又回到莫斯科。当将军他算是年轻的。”
“老总有没有告诉你此行是搞什么情报？”
“国防资料。火箭。导弹。”
“还有别的吗？”史迈利说，递过酒瓶来。
“还有一些政治情报资料。”
“还有别的吗？”
史迈利不是第一次明显地感到，吉姆不是不知道，而是仍旧坚决地想忘掉一切。在黑暗中，吉姆·普莱多的呼吸突然急促重浊起来。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下巴靠在上面，茫然地看着已经结霜的挡风玻璃。
“他们在枪毙以前被逮到多久？”吉姆想要知道。
“恐怕比你久。”史迈利只好承认。
“天哪。”吉姆说。他从衣袖里抽出一块手帕，抹一抹脸上的汗水和不管是什么亮晶晶的东西。
“老总想要从斯蒂夫契克那里弄到的情报。”史迈利仍旧轻声地提示。
“他们再三讯问我的也是这个。”
“在沙拉特？”
吉姆摇摇头。“在那边。”他向山那边点点头，“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老总安排的。我无法说服他们这是我自己安排的。他们听了大笑。”
史迈利于是又耐心地等着吉姆继续说下去。
“斯蒂夫契克，”吉姆说，“老总始终惦记着一件事：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答案，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线索。我问他，‘什么线索？’他拿出他那个棕色装乐谱的袋子，抽出几张图表来，上面尽是他的批注。用蜡笔画的图表。他说，‘给你的资料。这是你要见的那个家伙。’斯蒂夫契克的一生逐年都有记载，他带我看了一遍。军校、奖章、老婆。‘他喜欢马，’他说，‘你过去也喜欢骑马，吉姆。这又是共同的地方，请记住。’我想：这倒挺好玩，坐在捷克某个地方，警犬在追踪我，却闲谈怎样训练纯种马。”他笑得有点奇怪，因此史迈利也笑了。
“用红蜡笔写的职务是斯蒂夫契克替苏联做的联络工作。绿笔写的是他的谍报工作。斯蒂夫契克什么都有份儿。捷克军方谍报部门第四号人物，首席武器专家，国内安全委员会书记，主席团的军事参议，捷克军事谍报系统的英美方面负责人。接着老总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一半绿笔，一半红笔。老总说，表面上斯蒂夫契克是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里的捷克中将，但这不过是个掩护。‘他和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没有关系，他的真正工作是在莫斯科中心的英国处里。他的工作假名叫米宁，’他说，‘他的工作是代表捷克方面与中心配合工作。这可是个有价值的宝藏，’老总说，‘斯蒂夫契克要向我们出卖的是莫斯科中心打进圆场潜伏的地鼠名字。’”
史迈利想，这很可能只是两个字，这时他想起了麦克斯，突然又感到了担心。他知道，到最后，不过就是地鼠杰拉德的名字，黑暗中一声喊叫。
“‘有个烂苹果，吉姆，’老总说，‘把别的苹果也弄烂了。’”吉姆一口气说了下去。他的声音僵硬起来，他的态度也僵硬起来。“他不断地说着他用淘汰的办法，从头调查起，几乎已经得出了结论。他说，剩下了五个可能性。别问我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他说，‘是高层的五个人之一。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他给我喝了一杯酒，我们俩坐在那里，像两个小学生那样约好用什么暗号。我们用了《锅匠、裁缝》这首儿歌。我们坐在公寓房间里，一起想出这个暗号，喝老总请我们喝的那种便宜的塞浦路斯雪利酒。如果我无法脱身出来，如果我遇到斯蒂夫契克以后出了什么事，如果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哪怕我得到布拉格在大使馆门上用粉笔涂写，或者在电话中向布拉格常驻站长大声嚷嚷，我也得把那两个字传给他。锅匠，裁缝，士兵，水手。阿勒莱恩是锅匠，海顿是裁缝，布兰德是士兵，托比·伊斯特哈斯是穷人。我们不用水手，因为与士兵同韵。你是乞丐。”吉姆说。
“我现在还是吗？对于老总的这个想法，吉姆，你是怎么看的？总而言之，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就是胡说八道，”他用一种军人的固执口气重复说，“以为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地鼠——这不是疯了吗？”
“但是你还是相信了？”
“没有！老天，老兄，你怎么——”
“为什么不相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们总是互相警告：要提高警觉。我们把别的单位的人搞成我们的地鼠已经够多了：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英国人忽然成了例外呢？”
史迈利感到吉姆的敌意，便打开了车门，放一些冷空气进来。
“走一走怎么样？”他说，“可以走动走动的时候，没有必要窝在这里。”
不出史迈利所料，走动一下以后，吉姆说话又流利了。
他们是在高原的西端，只有几棵树耸立着，其余都砍倒在地了。有一张结了霜的长凳，他们没有坐下。没有风，星星很亮，吉姆继续说下去时，他们并肩走着，一会儿走近车子，一会儿又离开车子，总是吉姆跟着史迈利的步伐。有时他们停下步来，并肩站在那里，凝望下面的山谷。
吉姆首先谈到怎么去找麦克斯，采取了什么伪装手法，不让圆场别的人知道他的使命。他放消息说，他搞到了一条线索，可以找到苏联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破译员，他用以前用过的工作名字埃利斯订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但实际上他却飞到巴黎，改用哈耶克护照，搭班机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布拉格机场。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在候机室弄清楚了火车时间以后，发现还有两个小时空当，就决定慢慢晃晃，看看在去布尔诺之前有没有人在他背后跟踪。那年秋天那里的气候很不好。地上已经积雪，天上还正在下雪。
吉姆说，在捷克，要察觉是否被跟踪一般不是问题。安全部门一点也不懂街头监视，大概是因为历届政府觉得没有必要畏畏缩缩的。吉姆说，他们往往到处布哨和停车，像艾尔·卡彭34一样，吉姆要找的果然给找到了：黑色的斯柯达汽车和三个戴软毡帽的壮汉。在寒风里，要发现他们稍微困难一些，因为车辆开得慢，行人走得快，人人都用围巾捂着鼻子。尽管如此，他在走到马萨里克车站，也就是他们现在所称的中央车站之前，一点也不担心。吉姆说，但是到了马萨里克车站，他从两个排在他前面买车票的女人身上得到了警告，这完全是靠直觉，而不是靠事实。
现在吉姆用职业特务平心静气的态度回顾了当时的情况。他在温契斯拉斯广场旁边一排有顶篷的商店门前走过时，有三个女人从他后面走到前面去了，其中中间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最靠外边的那个女人，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皮包，最里面的那个女人牵着一条狗。十分钟以后，他迎面遇到了两个女人，手挽着手，都走得很急，他忽然想起，如果由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负责这项工作，这样的布置完全像是出于他的手笔。婴儿车提供迅速改装的行头，后边还有汽车停在那里，上面有短波无线电，万一第一组没成，另外有第二组支援。吉姆在马萨里克车站，看一眼排在他前面等着买票的两个女人，就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盯梢的人有一件行头是没有时间换掉，也不想换掉的，尤其是在这种寒带的气候中，那便是鞋子。吉姆观察这两个排队买票的女人穿的两双鞋子，马上认出了一双：毛里塑料的黑靴子，外面有拉链，棕色鞋底厚厚的，还带着一些积雪。那双靴子他在当天早上已经看到过一次了，那是在斯蒂尔瓦巷，不过穿那双鞋子的女人身上穿的是不同的衣服，推着婴儿车走过他身旁。从此以后，吉姆不再怀疑了。他已确知无疑，要是换了史迈利也会那样。
吉姆在车站书报摊上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就上了去布尔诺的列车。若是他们要逮捕他，他们这时便可逮捕了。既然还不动手，他们的目标大概是支线，那就是说，他们想跟着吉姆去一网打尽他的联系人。不用再考虑别的，吉姆估计哈耶克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一上飞机，他们就埋下了陷阱。但是吉姆说，只要他们不知道他已发现了他们，他仍抢先一步。史迈利这时感到仿佛又回到了占领下的德国，他自己在当外勤的时代，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仿佛每个陌生人都在双目炯炯地盯着自己。
吉姆应该搭下午一点八分的车，四点二十七分到布尔诺。那班车改时间了，于是他搭了一列专门为足球比赛开的慢车，几乎逢站必停，吉姆每次停车总能认出便衣来。质量不一。在乔森，那是他所见到过的最小车站，他下车去买香肠，不下于五个人，都是男人，挤在小小的车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装出在互相聊天的样子，真是可笑之极。
“如果说监视有高明的，也有不高明的，差别就是有人伪装逼真，有人不逼真。”
在斯维塔维，有两男一女进了他的车厢，谈着球赛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吉姆也加入——他已经看过报上的战绩表。这是一场复赛，大家都迷之若狂。到布尔诺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因此他下了车就到热闹的地方逛逛街，他们在那些地方只好紧紧地跟着他，生怕跟丢了。
他想让他们放松警戒，让他们知道他一点也不起疑。他现在知道他已成了他们逮大鱼——托比肯定会这么说的——的对象。他们步行的有七个。汽车老换，他就记不清有多少了。指挥的是一辆邋里邋遢的绿色货车，由一个壮汉驾驶。车顶上有个环形天线，车背后有颗用粉笔潦草画上的白星，位置很高，孩子都够不着。他认了出来，汽车辨识的标志是车子前窗里放着一个女用手提包，并拉下遮阳板。他猜想还有其他标志，但是他有这两个已经足够了。他从托比传授给他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规模恐怕动员了上百人，如果对象逃跑就尾大不掉。托比因此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布尔诺大广场里有一家商店货色齐全。在捷克买东西很乏味，每家国有企业都只有几个零售店，但这个地方却刚开张，规模很大。他买了儿童玩具、一条围巾、一些香烟，又试了皮鞋。他估计监视他的人仍在等待他的秘密联络人。他偷了一顶皮帽和一件白色的塑料雨衣，还偷了一个手提袋放这些东西。他在男性用品部溜达了很久，知道第一对那两个女人仍在跟着他，但又不愿走得太近。他猜想她们已经发出信号，要男的来接手，因此在那里等着。于是他进了男厕所立即行动起来。他把白色的雨衣罩在大衣外面，把手提袋塞进口袋，戴上了皮帽。他把别的东西都扔了，像发疯似的从消防梯跑下来，撞开了一扇太平门，到了一条小巷里，又拐到另外一条单行道的小巷，把白色雨衣塞进手提袋，又走进另外一家正要关门的商店，买了一件黑色的雨衣穿上，混在别的顾客中间走出来，挤上一辆很拥挤的电车，一直到倒数第二站才下车，走了一个小时，才准时在约好的第二个地方跟麦克斯相会。
这时他叙述了和麦克斯的对话，他说，他们几乎要吵了起来。
史迈利问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洗手不干吗？”
“没有。从来没有想到。”吉姆不快地说，嗓门提高了一些。
“但是，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胡来？”史迈利的声音里只有尊重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想表示自己高明，只是想弄清楚真相，在夜空下弄得一清二楚。“你继续向前走。你已经看到了背后有人跟踪，你认为这次任务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你仍旧走下去，越来越深入丛林里。”
“是的。”
“有没有可能，你对这次任务改变了想法？是不是好奇心吸引着你？比如你一心想知道地鼠是谁？吉姆，我这只是胡乱猜测。”
“那有什么不同？事已如此，我的动机有什么关系？”
半边月亮已经从云后露出，似乎很近。吉姆坐在长凳上。长凳嵌在石子堆里，他一边说话，一边捡起一颗石子，往身后的蕨丛丢去。史迈利坐在他身旁，眼光直盯着吉姆，不看别处。有一次，为了作伴，他也喝了一大口伏特加，不由地想起了塔尔和伊琳娜在香港山顶上喝酒。他想，这大概是干这一行的习惯，眼下有个景色，我们说话容易一些。
吉姆说，隔着菲亚特汽车的车窗，交换了约好的暗号，没有出什么岔子。开车的人是一个全身都是肌肉的僵硬的捷克马扎尔人，留着两撇爱德华王式的胡子，一嘴大蒜臭。吉姆不喜欢他，不过他原来也没有想到要喜欢他。汽车后座的两道门都锁上了，为了他该坐在哪里，两人争了几句。那个马扎尔人说，吉姆坐在后座不安全，也不民主。吉姆骂他见鬼去，他问吉姆有没有带枪，吉姆说没有，这不是真话，不过要是马扎尔人不相信他的话，也不敢说出来。他又问吉姆有没有带给将军的指示？吉姆说，他什么也没有带。他只带着耳朵来听的。
吉姆说，他感到有点不放心。他们开了车，那个马扎尔人把情况作了交代。他们到猎场小屋时，那边不会有灯光，也不会有人住在那里的样子。将军在里面。要是有人在的样子，像是有自行车、汽车、灯光、狗，就说明小屋里有人，那么由那个马扎尔人先进去，吉姆等在汽车里，否则就由吉姆单独进去，马扎尔人则在外面等。清楚了没有？
吉姆问，为什么他们两人不一块儿进去？马扎尔人说，因为将军不要他们两人一块儿进去。
根据吉姆的表，他们的车开了半个小时，朝东北方向，平均速度是一小时三十公里。路很曲折、陡峭，两边都有树。天上没有月亮，他看不到什么景色，除了偶尔在天际出现的森林和山顶。他注意到雪是从北方飘过来的，这一点以后很有用处。路上很干净，但有重型卡车的轮印。他们开车时没有开灯。马扎尔人开始说下流的笑话，吉姆认为他是要掩饰自己的紧张。大蒜臭味很难闻。他似乎不停地嚼。他忽然熄火。他们是在走下坡路，但速度比刚才慢。他们还没有完全停下车来，那个马扎尔人就伸手拉刹车，吉姆敲了他的脑袋，他的脑袋撞在窗柱上。吉姆拿过枪来。他们当时是在一条支路的路口上。支路三十码外就是一间低矮的木屋。没有人在的样子。
吉姆命令马扎尔人照他说的做。他要他戴上吉姆的皮帽，穿上吉姆的大衣，代替吉姆走过去。他要他慢慢地走过去，双手放在背后，走在小路的中央。他要是不照吩咐去做，吉姆就开枪打他。他到了小屋那里，进去告诉将军，然后再慢慢走回来告诉吉姆一切顺利，将军准备见他，或者不见他。吉姆这样做是采取基本的戒备措施。
马扎尔人对此似乎并不高兴，但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在他下车之前，吉姆叫他把车头掉转方向，面对小路。吉姆向他说明，如果捣什么鬼，他就开亮车灯，开枪打他，不是一枪，而是好几枪，而且也不是打在腿上。马扎尔人就开始走过去。他走到小屋，整个地区突然被探照灯照得大亮了，把小屋、车道、周围一大片都照亮。接着好几件事情一齐发生。吉姆并没有全都看到，因为他忙着把汽车转向。他看见四个人从树上跳下来，吉姆依稀看到其中一个打昏了马扎尔人。这时有人开了枪，但那四人不加理会，他们往后退身，让人拍照。枪似乎是朝探照灯后的晴空打的。整个场面十分戏剧化。放了照明弹、信号弹，甚至曳光弹，吉姆开着菲亚特汽车急驰逃跑时，他觉得好像是一场夜间军事演习达到了高潮。他几乎脱了身——他真的觉得已经脱了身——但是右边森林中有人在近处开了机关枪。第一发子弹打掉一个后轮，车子翻了，掉到了左边沟里，他看到车轮从车头盖上飞出去。沟大概有十尺深，但是积雪软软的，他没有受伤。车身没有着火，他就躲在后面等，脸朝着公路的对面，想开枪打那机关枪手。第二发子弹是从他身后来的，把他震得贴在车身上。森林里大概尽是军队。他知道自己中了两枪。两枪都打在他的右肩上，他躺在那里一边观察着这场演习，一边不由地觉得奇怪，他的胳膊居然没有被打掉。警笛响了两三下。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但是枪声仍旧不断，足够让这里的野兽吃惊好几年了。那辆救护车令他想起了好莱坞那种老式消防车，方方正正的。军事演习一本正经地在进行，但是那些急救人员却毫不在意地站在那里向他呆看着。他听到又有一辆汽车开来，听到说话声，又拍了几张照片，这次没有弄错对象，但是这时他已慢慢失去知觉。有人在下命令，但是他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因为用的是俄语。他们把他扔在担架上，这时灯光灭了，他惟一的念头是回伦敦去。他以为自己是在圣詹姆斯的公寓里，身边是彩色图表和一张张笔记，他坐在小沙发里，向老总解释，他们两人到了老年以后会成为干他们这一行史上最大的笨蛋。他的惟一安慰是，他们打昏了马扎尔人，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吉姆恨不得折断他的脖子，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一点也不后悔。
32
要吉姆这样的人谈一谈中枪以后的痛楚，他肯定是会要求饶了他的。但在史迈利看来，这样的硬汉确实令人敬畏，尤其是因为他似乎若无其事。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说的经历缺了这一段是因为他昏过去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救护车一直往北开。他是从他们开门让医生进来时，从树上看出来的：他往后看到的部分积雪最深。路面很好，他猜想是行驶在往赫拉德兹去的公路上。医生替他注射了一针。他醒过来时已在监狱医院里，高高的窗户上钉有铁条，有三个人监视着他。他动了手术以后，醒过来时又换了一个牢房，一扇窗户也没有。他记得第一次讯问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那是他们把他的伤口缝起来七十二小时以后，不过这时他已记不清什么时间了，他们早已拿走了他的手表。
他们不断地给他挪地方。不是挪房间，就是挪监狱。挪房间要看是干什么，挪监狱要看是谁讯问他。有时候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夜里要他在监狱走道里走来走去。也曾经用卡车载他换地方，有一次还用捷克运输机，不过那次飞行时把他绑了起来，蒙了面罩，飞机一开，他就昏了过去。除此以外，他对于历次讯问都分不清楚，就是想弄清楚也没有用，一想反而更糊涂了。他仍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等待第一次讯问开始时自己拟好的应付计划。他知道不可能保持缄默，为了让自己神经不至于错乱，或者为了活命，答话是免不了的，因此要使他们相信，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就想好了几条防线，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一道道退守，最后造成全面崩溃的印象。他想他的第一道防线，而且也是最可以轻易放弃的防线，是作证计划的简单轮廓。谁也不知道他是栽进来的，还是被出卖了。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捷克人对斯蒂夫契克的情况比吉姆了解得多。因此他第一步要退让的是斯蒂夫契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要他们花力气。他先要否认一切，坚持原来掩护的身份。抵抗一阵以后，他就承认是英国间谍，工作姓名叫埃利斯，这样如果他们公布的话，圆场至少能知道他还活着，仍在想办法。他毫不怀疑，陷阱布置得这么费工夫，而且还拍了照，一定要掀起一场吵吵闹闹。在这以后，根据他与老总商量好的，他要坚持这事是他个人搞的，未经上级同意，目的是想立功。他要把圆场里面有间谍的想法埋葬起来，埋得越深越好。
“没有地鼠，”吉姆凝视着昆托克山黑黑的山影说，“没有和老总见面，没有圣詹姆斯的公寓。”
“没有锅匠、裁缝。”
他的第二道防线是麦克斯。他想先否认带了一个跑腿的来。后来再说他带了一个来，但不知道他的名字。由于大家都喜欢有个名字，他再给他们一个：先是给个错的，然后给个对的。到那个时候，麦克斯一定已经脱了身，或者转入地下，或者被逮住了。
接着在吉姆想像里出现的是一系列不那么守得牢的阵地：最近剥头皮组的活动、圆场的传说，只要能使讯问他的人以为他已经垮了，什么都谈，他所了解的也就是这些了，他们已攻破了最后一道战壕。他要搜索枯肠，想起剥头皮组以前的一些活动，如有必要，还把最近转向的和被“勒索”的一两个苏联官员或附庸国官员的姓名告诉他们，还有在过去曾经做过一缸子买卖的人，由于他们没有叛逃，因此很有可能是“勒索”的对象或者是做第二次买卖的对象。凡是他能想到的肉骨头，他都扔给他们，如有必要，甚至把布里克斯顿的整个“马厩”都卖给他们。这都是为了要掩护吉姆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情报，因为他们一定是认为他拥有这个情报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和柏拉图谍报网在捷克方面的人员姓名。
“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比罗娃，普里比尔夫妇。”吉姆说。
为什么他选择的姓名次序也是一样的？史迈利心里纳闷。
这两个谍报网，吉姆早已不负什么责任了。多年以前，还在他负责布里克斯顿以前，他帮助成立了这两个谍报网，有些人当初还是他吸收来的。在这以后，他们在布兰德和海顿手中几经波折，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他肯定知道，他仍掌握一些他们的情况，说了出去足以让他们丧命。他最担心的是老总，或者是比尔或潘西，或者不论是哪一个当时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过于贪得无厌，或者是行动过于缓慢，等到吉姆在他无法想像的严刑逼供之下，除了完全招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没有及时撤出这两个间谍网的人。
“结果这只是个笑话，”吉姆一点也没有笑意地说，“他们对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向我问了十几个关于阿格拉瓦特的问题以后，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作证计划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他们也完全知道老总在维也纳为斯蒂夫契克买护照的事。他们就是在我想关门的地方开始的：圣詹姆斯公寓的指示。他们没有问我关于跑腿的事，他们对谁开汽车送我去与马扎尔人碰面不发生兴趣。他们要谈的只是老总的烂苹果一说。”
一个词，史迈利又想，很可能只是一个词。他问道：“他们真的知道圣詹姆斯这个地址吗？”
“他们连那蹩脚雪利酒的牌子都知道，老兄。”
“还有图表？”史迈利马上问，“装乐谱用的袋子？”
“不。”他又说，“原先并不知道。”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说要从里面往外推敲。史迈利想，他们知道，是因为地鼠杰拉德告诉了他们。地鼠所以知道，是因为管理组从老麦克法迪安那里打听出来的。圆场进行了事后分析：卡拉坐享其成，把结果用来对付吉姆。
“现在我想你大概开始相信老总是对的：的确有一只地鼠。”史迈利说。
吉姆和史迈利倚靠在一道木栏门上。他们脚下地势倾斜，下面是一片蕨丛和田野。还有一个村子、海湾和月光下细细的一道海面。
“他们开门见山。‘为什么老总要单干？他想得到什么？’我说：‘他想东山再起。’他们于是笑道：‘靠布尔诺一带军事部署这样鸡毛蒜皮的情报？那连给他在俱乐部吃顿饭的钱都不够。’我说：‘也许他已无法控制了。’如果他控制不住，那么是谁在踩他的手指？我说是阿勒莱恩，这就引起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阿勒莱恩和老总都抢着要拿出谍报来。我说，但是在布里克斯顿，我们听到的只是传说。‘有什么谍报阿勒莱恩能够拿出来，而老总拿不出来呢？’‘我不知道。’‘但是你刚才说阿勒莱恩和老总抢着要拿出谍报来。’‘这是传说，我不知道。’又回到了牢房。”
吉姆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他不是蒙着面罩生活在黑暗里，就是在牢房刺目的灯光下。没有昼夜，为了要使你搞不清昼夜，他们一天到晚闹声不断。
他解释说，他们是按照生产装配线的方式对他审讯的：不让他睡觉，连续讯问，搞得你晕头转向，外加拷打，一直到他觉得讯问成了精神恍惚和完全崩溃之间的一场缓慢的赛跑。当然，他希望是精神恍惚，但这不是由你自己做主的事，因为他们有办法把你拉回来的。不少拷打手段是用电击的。
“这样我们又重新开始，另起炉灶。‘斯蒂夫契克是个重要的将领。如果他要求派一个英国资深人员来，他当然认为对方对他生涯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你却对我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我说我是从老总那里听来的。’‘你在圆场看过斯蒂夫契克的档案吗？’‘没有。’‘老总呢？’‘我不知道。’‘老总从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工作得出什么结论？老总有没有跟你谈到斯蒂夫契克在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没有。’他们坚持这个问题不放，我则坚持我的回答，因为在我回答了几次没有以后，他们有点火了。他们似乎失去了耐心。我昏过去以后，他们用水把我浇醒，继续再问。”
吉姆说，又挪了地方。他的话有些颠三倒四起来。牢房、走道、汽车……机场、要人待遇、上飞机前遭到一场毒打……飞机上打瞌睡，遭到惩罚：“又在一个牢房中醒了过来，房间小一些，墙上没有油漆。有时，我想大概身在俄国。我根据天上的星星判断我们飞到了东方。有时我仿佛感到身在沙拉特，又在接受对付审讯的训练。”
他们有两天没有来找他。脑袋迟钝发胀。他的耳朵里总是响着森林中的枪声，眼前总是看到那场假演习的情景，最后那场审讯在他的记忆中像场马拉松长跑一样，他一进去就已经感到心力交瘁，这对他很不利。
“多半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解释道，精神很疲累。
“我们要不要歇一会儿？”史迈利说，但是吉姆正说到重要关头，无法停下来，何况他要不要什么，无关紧要。
吉姆说，这一场讯问时间很长。在中间他一度谈到了老总的笔记和图表，还有蜡笔。他们狠狠地揍他，他记得在场的全是男人，坐在屋子那一头，看上去像是一堆去死的医科学生，在窃窃私议。他把蜡笔告诉他们只是为了不要冷场，让他们住手听他说，他们听他说了，可是没有住手。
“他们一听说蜡笔，就问各种颜色是什么意思。‘蓝色指什么？’‘老总没有蓝色蜡笔。’‘红色指什么？红色代表什么？把图表上的红色给我们举个例子。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接着大家都撤出去了，只留下两个警卫，一个冷冰冰的小个子，腰板挺直，像是个头头的样子。他们把我带到桌边，这个小个子坐在我身边，双手交叉在胸前。他的前面放着两支蜡笔，一支红，一支绿，还有一张斯蒂夫契克履历的图表。”
其实，并不是吉姆垮了，而是他想不出什么招数来了。他编不出别的故事来了。他深深埋藏的事实都一个劲儿地提醒他要说出来。
“于是你把烂苹果告诉了他。”史迈利提示道，“你也把锅匠、裁缝告诉了他。”
是的，吉姆承认他招了。他告诉对方，老总认为斯蒂夫契克能够指出圆场里的地鼠是谁。他也告诉他，他们用的锅匠、裁缝的暗号，每个暗号代表谁，逐一地说了名字。
“他的反应怎么样？”
“想了一会儿，给我一支烟。我不喜欢那破烟。”
“为什么？”
“美国烟的味道。骆驼牌，那一类的烟。”
“他自己抽了吗？”
吉姆点一点头。“烟瘾大极了。”他说。
在这以后，吉姆说，时间又过得很快。他被带到一个营区里，他估计是在城外，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外面围着两道铁丝网。由一个警卫搀着，他不久就能走路了，有一天甚至到森林中去走了一遭。营区很大，他自己的那个院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夜里他可以看到东面城市的红光。警卫都穿蓝色工作服，都不说话，所以他不知道究竟是在捷克，还是俄国，但他敢打赌是在俄国，因为外科医生来检查他的背时，通过一个俄语翻译表示对原来医生的手术不满。讯问时断时续，但已没有敌意。他们另外派了人，但和原来十一个人相比，从容不迫多了。一天夜里他被带到一个军用机场，由一架皇家空军战斗机载到了因弗内斯，又改乘一架小飞机到埃尔斯屈里，然后坐汽车到沙拉特，都是夜间旅行。
吉姆这时已匆匆结束了他的叙述。他正要谈到他在训练所的经历，史迈利却问他：“那个头头，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后来没有再见到他？”
吉姆承认后来又见到过一次，那是他回来之前不久。
“为什么？”
“闲聊，”声音大得多了，“谈些圆场人物的琐事。”
“哪些人物？”
吉姆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谈些在上层的是哪些人物，在下层的是哪些人物，谁可能继承老总。“‘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些警卫比布里克斯顿还要消息灵通。’”
“那么确切地说，这些闲谈中谈到谁最多？”
吉姆愠愠地说，主要是罗埃·布兰德。布兰德的左倾观点怎么能与圆场的工作协调呢？吉姆说，他没有什么左倾观点，因此不会有协调的问题。布兰德在伊斯特哈斯和阿勒莱恩的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样？布兰德对海顿的油画有什么看法？罗埃喝多少酒，如果海顿不支持他，结果会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吉姆的回答都很含糊。
“还提到谁？”
“伊斯特哈斯，”吉姆仍用不高兴的口气回答，“那个王八蛋要知道怎么会有人信任一个匈牙利人。”
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使得整个黑魆魆的山谷寂然无声。
“关于我也说了些什么吗？”他又说一遍，“对我他说了什么？”
“给我看一只打火机。说这是你的。安恩的礼物。上面刻着‘爱你的安恩’，还有她的签名。”
“他提过他怎么得到的吗？他怎么说，吉姆？说吧，我不会因为一个俄国无赖耻笑我就不高兴的。”
吉姆的回答像军队的命令一样干脆。“他说，在与比尔·海顿发生关系以后，她可能想改换上面的题词。”他突然向汽车走去。“我告诉他，”他生气地叫道，“我当着那小老头儿的皱皮脸告诉他。你不能根据那样的事情来判断比尔的为人。艺术家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他们的感情我们无法体会。那个小王八蛋听了只是大笑。他说，‘不知道他的画有那么好。’我告诉他，乔治，‘滚你妈的。滚你妈的。要是你们有一个像比尔·海顿那样的人，你们才算有资格说呢。’我对他说：‘真是天晓得，’我说，‘你们这算是什么呀？是个情报机关，还是他妈的救世军？’”
“说得好。”史迈利终于说，好像是在评论别处的一场辩论似的，“那个人你以前没有见过吗？”
“谁？”
“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不认识他——比如，很久以前就不认识吗？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受到训练，要熟记一些脸孔，中心的人物照片，有时候见了就不忘。即使一时想不起名字来。反正这个人的名字你想不起来了。我只是好奇。我想你当时有不少时间回想，”他继续说，好像在聊天，“你躺在那里养伤，等回国，你有什么好干呢，除了回想？”他等了一会儿。“因此我不知道你想起了一些什么？这次任务。我想大概是在想你的任务。”
“断断续续地想到。”
“结论呢？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有什么怀疑、看法、暗示，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你，”吉姆很不高兴地说道，“你了解我，乔治·史迈利，我不是变法术的人，我是个——”
“你是个搞实际活动的人，让别人替你动脑筋想问题。但是，你既然知道你被骗进一个大陷阱里，被出卖了，背上中了枪，几个月来躺在那里无事可干，只好在俄国牢房里来回踱步，我想即使是最最不爱动脑筋的实干家”——他的声音里一点也没有友善的味道了——“也会觉得奇怪，不由得要想一想自己怎么会掉进这样一个圈套的。以作证计划为例，”史迈利朝他面前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人影说，“作证计划使老总的生涯完蛋。他丢了脸，他无法再追查地鼠，我们姑且假定有一只。圆场领导更替。老总死得正是时候。作证计划也发生了其他作用。它向俄国人透露——实际上是经由你——老总的怀疑到了什么程度。那就是他把嫌疑对象缩小到了五个人，就到此为止。我不是说你在牢房里等待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毕竟，你蹲在牢房里，一点也不知道老总已被撵了出来——尽管你可能想到，俄国人在森林里搞的那场假演习是为了要引起一场风波。是不是？”
“你忘记了那两个谍报网。”吉姆迟钝地说。
“哦，那个，在你出场前捷克人早就盯住他们了。把他们一网打尽只是为了加重老总的失败。”
史迈利提出这些论点时，用的那种东拉西扯的聊天口吻在吉姆身上没有引起反应。史迈利等他说话，但他半天不开腔，于是也不再追究下去了。“好吧，你就谈一谈在沙拉特的经过吧。然后就此打住？”
他难得这样健忘，竟然自己先喝一口伏特加，然后才把酒瓶递给吉姆。
从吉姆的声音听来，他已经厌烦了。他说得很急很快，也很生气，话说得很短，完全是军人的口气，这是他逃避伤脑筋的一个办法。
他说，在沙拉特的四天完全过得浑浑噩噩：“大吃，大喝，大睡。在板球场上散步。”他很想去游泳，但游泳池在整修，跟六个月前一样，效率极低！他身体做了一次检查，在屋子里看电视，跟负责照顾他的克兰科下棋。
同时他等老总出现，但是老总始终没有出现。圆场来见他的第一个人是负责遣散工作的，跟他谈到了有个愿意帮忙的教职员介绍所，接着是会计部的人来谈他的退休金，最后又是那个医生来谈医药费。他等讯问人员来，但他们始终没有来，这使他感到放心，因为他在没有得到老总的“绿灯”开放前，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他已经被讯问得够多的了。他猜测是老总不让他们来。但是他觉得这简直没有道理，他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俄国人和捷克人，没有必要再瞒讯问人员，但是他在得到老总的指示以前，有什么办法呢？由于老总没有传话来，他曾想到去见拉康，把情况告诉他。但是他又觉得老总大概是等他在训练所审查清楚以后再来找他。他又病了几天，病好以后，托比·伊斯特哈斯穿了一身新衣服来了，表面上是来跟他握握手，祝他好运，实际上是来跟他说明情况。
“派他来见我真是奇怪，但他似乎很得意。这时我又想起老总说过的，只用下层单位的人的话。”
伊斯特哈斯告诉他，由于作证计划，圆场几乎垮台，吉姆现在成了圆场的头号“麻风病人”。老总已经下台，为了使白厅息怒，正在进行改组。
“这时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吉姆说。
“不要担心什么？”
“关于我的特殊任务。他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正情况，我不用担心，因为这事已经有人在收拾了。实情都已知道了。这时他给我一千英镑，补助我的医药费。”
“谁的钱？”
“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提到老总关于斯蒂夫契克的论点。也就是中心在圆场里安置了卧底间谍？”
“事实都已知道了，”吉姆生气地重复一遍，“他命令我不要跟任何人联络，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别人，因为最上层已经负责处理了这件事，我若轻举妄动就会误事。圆场又恢复原状。什么锅匠、裁缝，什么地鼠等等，我一股脑儿都要忘掉。‘放手吧，’他说，‘吉姆，你算是幸运的，’他不断这么说，‘现在命令你忘掉一切。’你能够忘掉吧？那就忘掉吧。就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提高了音量在喊叫，“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服从命令，忘掉一切！”
史迈利突然发现夜景纯洁无瑕，它就像一块大画布，上面什么也没有画，不论什么坏的、邪恶的东西都没有画在上面。他们并肩站在那里，从下面山谷里的点点灯光望过去，远处天际有块突起的岩石。岩石顶上有个高塔，史迈利仿佛觉得这就是旅程的终点。
“是的，”他说，“我也在忘掉一切。那么托比确实跟你提到了锅匠、裁缝。不管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比尔带来什么口信吗？”他继续问，“连明信片也不寄一张？”
“比尔在国外。”吉姆说。
“谁告诉你的？”
“托比。”
“那么你一直没有见到比尔：自从作证计划以后，你最要好的老朋友，就此不再露面了。”
“你听到托比的话。我不许跟人接触，处在隔离状态。”
“不过比尔从来不是严格遵守规定的人，是不是？”史迈利用回忆往事一般的口气说。
“你对他的看法向来是不对的。”吉姆嚷道。
“你到捷克去之前来找我，我不在家，很抱歉。”史迈利稍停一下说。“老总把我打发到德国去了，免得碍事，等我回来——你当时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没有什么。觉得捷克的事有点蹊跷。觉得要跟你打个招呼，道别一下。”
“在出发之前？”史迈利有些奇怪地问，“在出发去进行这样一个特殊任务之前？”吉姆没有表示他听到了这句话。“你跟别人打了招呼没有？我想当时我们都不在国内。托比、罗埃……比尔，跟他打了招呼吗？”
“谁也没有。”
“比尔在休假，是不是？不过我觉得他总是没有走远的。”
“谁也没有。”吉姆坚持说，他的右肩感到一阵疼痛，他就抬了一下，转动一下脑袋。“都不在家。”他说。
“这很不像你的作风，吉姆，”史迈利仍温和地说，“在出发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到处跟人家告别。你大概是年纪大了，多愁善感起来。你不是……”他犹豫了一下，“你不是要想征求别人的意见吧？因为，你认为这次任务是乱来，是不是？而且觉得老总有些糊涂了。你是不是觉得要找个第三者商量商量？不过我也认为这有些蹊跷。”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经说过，先要了解事实，然后像试衣服一样试试每段故事。
吉姆愠怒不语，他们就在沉默中回到车子里。
在汽车旅馆里，史迈利把他大衣口袋里二十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掏出来，放在搪瓷桌面上，排成两行。有的是快照，有的是人像照，都是男人，没有一个看上去像英国人。吉姆一下子就拣出了两张交给史迈利。他喃喃地说，第一张他是有把握的，第二张不太有把握。第一张就是那个头头，态度冷冰冰的小个子。第二张是在打手们揍吉姆的时候，站在后面看的那个王八蛋。史迈利把照片放回口袋。他斟满了临睡前的两杯酒的时候，要是换了另一个旁观的人，若不像吉姆那样心事重重，也许会注意到他有一种举行庆典那样的神情，尽管不完全是得意洋洋，好像这杯酒一喝，大局已定。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比尔，跟他谈话，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好像是问到一个老朋友一样。吉姆显然在想别的事，因为他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想听明白问的是什么。
“哦，大概是，”他不经意地说，“我想大概是在走廊里碰到的。”
“跟他谈话了吗？算了。”因为吉姆又在想别的了。
吉姆不要史迈利开车直接把他送回学校。史迈利得在不远处让他下车，那是在柏油道路尽头，可以穿过坟场到教堂里去。他说他把练习本忘在那里了。史迈利在刹那间相信了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已得出这样的看法：吉姆干这一行三十年之后，仍不善于说谎。史迈利看到他一边高一边低的身影往诺曼式门廊走去，他的脚后跟在坟墓之间铿铿作响，好像枪声一样。
史迈利开车到汤顿，从城堡旅馆打了一些电话。他虽精疲力竭，但是仍睡得不太好，不时梦见卡拉拿着两支蜡笔坐在吉姆桌旁，那个化名维多洛夫的文化参事波里雅科夫因为担心地鼠杰拉德的安全，在讯问室里焦急地等着吉姆招供。最后是托比·伊斯特哈斯代替海顿出现在沙拉持，满面春风地叫吉姆忘掉锅匠、裁缝和想出这个暗号而死去的老总。
也在那天晚上，彼得·吉勒姆开车西行，横过英格兰到利物浦去，车中惟一的乘客是里基·塔尔。这次旅途很无聊，天气又糟。因为塔尔一路上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一旦完成使命就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升到什么位置。接着又谈他的女人：丹妮、她的母亲、伊琳娜。他似乎梦想这两个女人能够和他同居在一起，照顾丹妮和他自己。
“伊琳娜有许多母性的特点。这也让她充满挫折感。”他说，鲍里斯可以滚开，他会告诉卡拉保留他。一接近目的地，他的情绪又起了变化，忽然沉默起来。早晨天气很冷，多雾。在郊外，他们得放慢到爬坡的速度，骑摩托车的人追过了他们。汽车里充满了煤烟和钢铁的味道。
“别在都柏林久留，”吉勒姆突然说，“他们以为你是走好走的路线，因此别露面。马上搭飞机走。”
“这，我们都已谈过了。”
“我还要谈，”吉勒姆反驳道，“麦克尔沃的工作假名是什么？”
“我的天！”塔尔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出来。
爱尔兰渡轮启程时天还是黑的。到处都有军队和警察，令人想起这场战争、上次战争、再上一次的战争。一阵猛烈的风吹过海面，航行似乎很不平静。在码头边，当渡轮的灯光很快地退到黑暗中去时，小小的人群似乎暂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之感。远处有个女人在哭，还有个醉汉在庆祝他得到解放。
他慢慢地开车回去，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新的吉勒姆突然听到人声就感到吃惊，老是做噩梦，不仅不能保住自己的女朋友，而且老是想出一些奇怪的理由来怀疑她。他问过她桑德的事，为什么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保密。她严肃的棕色眼睛盯着他看，听了他的话以后，她说他是个笨蛋，说完就走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她说，从卧室里拿走了她的衣服。在他人去楼空的公寓里，他打电话给托比·伊斯特哈斯，约他一叙。
33
史迈利坐在大臣的劳斯莱斯汽车里，拉康坐在他旁边。在安恩家里，这种汽车叫做黑色的便盆，因为他们不喜欢它的豪华。他们叫司机去吃早餐。大臣坐在前座，大家都朝着前面长长的车盖，看到河的对岸巴特西发电厂在雾中的烟囱。大臣后脑勺的头发很密，在耳根处卷成黑色的小卷。
“如果你是对的，”大臣在经过了一段葬礼般的沉默后说，“我不是说你不对，只是如果你是对的，那么今天结束时会打碎多少瓷器？”
史迈利不完全懂得他这话的意思。
“我是说会造成什么丑闻。杰拉德到了莫斯科。那么好吧，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跳到肥皂箱上去，在大家面前痛快地笑一场，因为他把我们这里的人都玩弄了一下？我说，我们大家在这件事里都有共同利害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让他走，拆我们的台脚，让国安局来收拾残局。”
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试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只是因为俄国人知道了我们的秘密，并不能说其他人也都应该知道。除了这些秘密以外，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操心。那些黑人怎么办？难道他们在一星期之后，会在小报上读到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
或者让他的选民，史迈利心里想。
“我认为总有一点是俄国人可以接受的。”拉康说，“毕竟，要是你把你的敌手搞成一个笨蛋，你也就没有理由这样严阵以待了。”他又说：“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利用过到手的机会，是不是？”
“那么好吧，一定要他们不要越线。用书面告诉他们。不，不要用书面。不过你要告诉他们礼尚往来。我们不公布中心的机密，因此他们也大可以合作，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史迈利谢绝了开车送他，说走一走对他有好处。
那天是瑟斯古德值班，他感到万事都很不顺心。在他看来，校长应该免掉杂差，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出谋划策当领导。他穿上剑桥大学长袍并不感到安慰。当他站在体育馆看着学生列队进来准备点名时，他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他们，不乏露骨的敌意。但是火上加油的是马乔里班克斯。
“他说是因为他母亲，”他在瑟斯古德左耳旁低语道，“他接到电报，想马上走。他甚至连茶也没喝。我答应他向你代为请假。”
“真可恶，太可恶了。”瑟斯古德说。
“要是你不反对，我代他上法语课。我们可以把五班和六班并在一起上课。”
“我很生气。”瑟斯古德说，“我一时心很乱。”
“欧文说会代替他负责橄榄球决赛。”
“有报告要写，考试要考，橄榄球决赛要比。那个老太婆怎么啦？大概只是流感，季节性的流感。我们都得过流感，我们的母亲也都得过流感。她住在哪里？”
“从他对苏说的来看，我觉得她已病危。”
“那也好，他下次总不能用这个借口了。”瑟斯古德说，仍很不高兴，猛喝一声，叫大家安静，开始点名。
“罗奇？”
“生病了，先生。”
真是祸不单行。学校里最有钱的一个学生因为父母不和而精神崩溃，做父亲的扬言要帮儿子转学。
34
同一天下午快四点钟的时候，吉勒姆看一看周围那个阴暗的公寓房间，心里想：安全联络站我见过可不少了。他能够像到处跑的推销员，用三言两语介绍旅馆那样介绍这种房子：从贝尔格拉维亚住宅区头等的明镜大厅、威基伍德式的壁柱和镀金的橡树叶，到剥头皮组在列克森姆花园这里租的两间破房，里面尽是积尘和淤水的气味，在黑黝黝的前厅里还有一个三尺高的灭火器。壁炉架上有骑士就着锡壶喝水的雕像。桌上放着贝壳做的烟灰缸。在灰色的厨房里，有无名氏贴的“随时关掉煤气大小两个开关”的纸条。他走过前厅时，听到了门铃响，十分准时。他提起话筒，听到里面托比失真的声音。他按了一下按钮，听到楼梯下面电锁启门声。他打开前门，但仍扣着门链，弄清楚托比是单独来以后才松开门链。
“你好吗？”吉勒姆高兴地放他进来说。
“很好，彼得。”托比说，脱下大衣和手套。
茶盘上放好了茶杯，那是吉勒姆准备的，两个杯子。安全联络站都有一定的服务标准。原因不一。或者是因为你假装住在那里，或者是因为你能随遇而安，或者是因为你就是设想周到。吉勒姆认为干他们这一行，什么都要显得自然，这是一种艺术。这是卡米拉所认识不到的。
“这天气真是怪得厉害。”伊斯特哈斯说，好像真的在分析气候一样。安全联络站的寒暄话总不脱这一套。“刚走几步就累垮了。你说，有个波兰人要来？”他坐下来说，“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波兰人，你认为可以替我们传送情报？”
“马上就到。”
“我们认识他吗？我让我的人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可没找到。”
我的人。吉勒姆想，我得记住学会使用这句话。“自由波兰人协会几个月前跟他接洽过，把他吓跑了。”他说，“后来卡尔·斯塔克在仓库那边碰到他，认为他可能对剥头皮组有用。”他耸一耸肩，“我倒喜欢他，但这有什么用？我们自己人都闲着没事。”
“彼得，你真大方。”伊斯特哈斯尊敬地说，吉勒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是不是露了马脚。正好这时门铃响，法恩在门外站岗。
“对不起，托比，”史迈利说，爬了楼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彼得，我的大衣挂在哪里？”
吉勒姆把托比往墙边一推，抓起了他没有抗拒的双手，叫他扶着墙，然后慢条斯理地搜查他的身上。托比没有带枪。
“他一个人来的吗？”吉勒姆问，“还是有个小朋友等在马路上？”
“我没有发现。”法恩说。
史迈利站在窗口，看着下面街上。“把灯关上一会儿，好不好？”他说。
“等在外面。”吉勒姆命令道。法恩拿了史迈利的大衣退出去。“瞧见什么吗？”他也到窗口边去问史迈利。
伦敦的下午这时已经有了红里带黄的暮色。广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区广场，中央有个围着栏杆的小花园，天已经黑了。“只是一个影子，我想。”史迈利咕哝一句，回过来面对着伊斯特哈斯。壁炉上的钟敲了四下。法恩一定上过发条了。
“托比，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假设。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推想，行吗？”
伊斯特哈斯眼睛眨也没眨。他小小的手放在椅子的木头扶手上。他坐得很舒服，但稍微有些正襟危坐，鞋子擦得很亮，双脚平放。
“行吧。”
“两年以前。潘西·阿勒莱恩想要谋得老总的职位，但他在圆场没有地位。老总不让他。老总有病，体力日衰，但潘西搞不垮他。记得那时候吗？”
伊斯特哈斯利落地点一下头。
“那是在淡季，”史迈利用他讲道理的口气说，“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里面就钩心斗角起来，互相侦察。有一天早晨，潘西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事干。他有个挂名职务，是活动总指挥，但实际上是个地区组与老总之间的橡皮图章。潘西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我们暂且叫他杰拉德。‘潘西，’他说，‘我碰到了一个重要的俄国情报来源。很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他什么也没有说，等到他们两人到了大楼外面以后再说，因为杰拉德是做惯外勤的，他不喜欢在室内有电话的地方说话。他们可能在公园里走一走，或者开着汽车。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吃饭，在这个阶段，潘西只有听对方说话的份儿。潘西对欧洲方面没什么经验，更不了解捷克和巴尔干了。他是在南美洲出道的，后来一直在以前的地区活动：印度、中东。他对俄国人或捷克人知道得不多，他只知红就是红，如此而已。对不对？”
伊斯特哈斯撅起了嘴，皱了一下眉头，好像是说他从来不议论上级。
“而杰拉德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欧洲市场上东躲西遁。潘西是外行，但有兴趣。杰拉德则是这方面的行家。杰拉德说，这个俄国来源可能是圆场多年来碰到的最丰富的来源。杰拉德不想多说，不过他估计过几天就可以拿到贸易样品，拿到后，他想请潘西检查一下，鉴定价值。至于这个来源的详细情况，可以以后再说。‘但是为什么找我呢？’潘西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杰拉德告诉他。‘潘西，’他说，‘对外活动损失这么大，我们地区组里的人感到很担心。看来这地方已经腐败了。圆场内内外外，口风都太松了。接触机密的人太多，在现场，我们的人碰了壁，我们的谍报网被破获了，有什么新花招总发生意外。我们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整顿一下。’杰拉德并不想谋乱叛上，他很小心，没有暗示圆场内部有个叛徒正在破坏一切活动，因为你我都明白，一旦这种话传出去，机器就要停转。反正杰拉德不想追查。但是他明确表示，这个地方有漏洞，上层领导不力是下层失败的原因。这在潘西听来都是十分顺耳的东西。他列举最近的失败所引起的丑闻，但是他很小心不提阿勒莱恩自己在中东的冒险，这次冒险出了问题，几乎让潘西丢了差使。接着他提出建议。他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你明白，这是我的假设，只不过是个假设。”
“是啊，乔治。”托比舔一下嘴唇说。
“另一个假设是阿勒莱恩自己就是杰拉德，你明白吗？不过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潘西会自己出马，收买个高级俄国间谍回来，又自己掌舵。我相信他会把事情搞糟的。”
“是啊。”伊斯特哈斯有绝对自信地说。
“因此，根据我的假设，杰拉德接着对潘西说的是：‘我们——那是指我自己和有类似想法、与这方案有关的人——希望你出来担任头头，潘西。我们不过问政治，我们是实干家。我们不懂白厅里的纵横捭阖。但是你懂。你负责应付各种委员会，我们负责对付巫师。如果你当我们的挡箭牌，保护我们不受腐败的影响，也就是说把了解这件事的人数维持在最低限度，我们就提供货物。’他们又讨论了这样做的办法，然后杰拉德让潘西去考虑一下。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充裕时间可以让潘西仔细考虑。有一天，杰拉德送了第一批货样来。当然很好，非常非常之好。正好是海军要的资料，没有比这更适合潘西的要求了，因为他在海军部很吃得开，海军部里全是支持他的人。于是潘西让他的海军朋友开了一下眼界，他们个个垂涎欲滴。‘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以后还有吗？’以后还有很多。至于来源是谁——这在现阶段还得保密。如果我在什么地方说得不对，请原谅我，因为我所根据的只是那份档案。”
一提档案，是史迈利的行动可能具有官方身份的第一个提示，可以看得出来在伊斯特哈斯身上引起了反应。他舔嘴唇的习惯又多了一个附带动作：脑袋向前一伸，脸上有了他一贯的精明表情，托比好像是要用这些信号表示他也读过这份档案，不论这份档案是什么，而且完全同意史迈利的结论。史迈利停下来喝口茶。
“托比，再喝一点茶吗？”他一边喝一边问。
“我来。”吉勒姆与其说是殷勤好客，不如说是态度坚决。“茶，法恩。”他向门外叫道。门马上开了，法恩出现在门口，端着茶。
史迈利又回到窗边。他拉开一点窗帘，看着下面的广场。
“托比？”
“什么，乔治？”
“你带了把风的来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乔治，我是来跟彼得和一个可怜的波兰人见面的，我为什么要带把风的来？”
史迈利回到椅上。“巫师作为一个来源，”他说下去，“刚才我说到哪儿啦？对了，杰拉德后来逐步告诉潘西和他后来拉进巫术圈子的另外两个人，不难设想，巫师不止是一个情报来源。没错，巫师是个苏联情报员，但是像阿勒莱恩一样，他也是一个不满上级集团的代言人。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情况也设想在别人身上发生，我相信潘西从一开始就对巫师有好感。这个集团以巫师为领袖的核心，由十来个有类似想法的苏联官员组成，每个人都位居要津。我猜测到了一定时候，杰拉德向他的副手和潘西更加具体地介绍了其他来源，但是我没有把握。巫师的工作是把他们的谍报收集整理以后送到西方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做这项工作表现了他的多才多艺。他用了各种方法，圆场非常乐意提供设备给他。秘密通讯、在普通信件句号上的微点、西方首都的秘密信箱，如此等等，不知道是哪个大胆的俄国人送去的，由托比·伊斯特哈斯大胆的点路灯人收来。甚至有当面碰头，由托比的人安排和把风。”——史迈利停了一会儿，又看一眼窗户——“有一两次是在莫斯科由当地常驻站投递，但是不让他们知道交付者是谁。但是没有秘密无线电通讯。巫师不喜欢秘密电台。有一次建议——甚至提到财政部——在芬兰设立一个长期的远距离无线电通讯，目的只是为他一人服务，但后来吹了，因为巫师说：‘绝对不要。’他大概是接受卡拉的教训，会不会是如此？你知道卡拉最讨厌无线电。重要的是，巫师有他的机动性，那是他最大的才干。可能他在莫斯科贸易部可以利用跑外务的推销员。反正，他有的是办法，而且有从俄国出来的渠道。因此他的同伙密谋分子要依靠他与杰拉德做交易，同意他商定的条件，金钱上的条件。因为他们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早应提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谍报机关和他们的客户跟常人一样。花钱最多，他们最重视，而巫师花钱最多。买过假画吗？”
“我曾经卖出过两张。”托比露出神经质的笑容说，但没有人笑。
“你付的钱越多，你越不怀疑它是假货。真傻，但我们都是这样。知道巫师贪财，大家就放心了。我们只懂这个动机，是不是，托比？特别是在财政部。每月在瑞士银行存两万法郎。为了这么多钱，谁不会牺牲一些平等主义的原则呢？因此白厅付了他一笔巨款，称他的情报是无价之宝。而且有一些的确不错，”史迈利承认，“我甚至觉得很好，而且也应该很好。接着有一天，杰拉德把最大的秘密告诉了潘西。巫师集团在伦敦也有个人。我现在应该告诉你，这样就开始打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巧结。”
托比放下茶杯，用手帕整洁地擦一擦嘴角。
“据杰拉德说，苏联驻伦敦这儿的大使馆有个人已准备好，而且他们有能力充当巫师在伦敦的代表。他甚至处于特殊地位，偶尔可以利用大使馆的设备和在莫斯科的巫师直接联络，收发电报。如果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有时甚至可以让杰拉德跟这个神通广大的人秘密会见，报告情况，接受指示，提出问题，在下趟邮件就可收到巫师的答复。我们暂且叫这个苏联官员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姑且假定他是苏联大使馆文化处的人员。你在听我说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伊斯特哈斯说，“我聋了。”
“原来，他在伦敦使馆工作已经很久了——精确地说是九年——但是巫师最近才吸收他。也许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休假的时候吧。”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波里雅科夫很快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不久杰拉德就让他做巫术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和其他许多事件的关键人物。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情报秘密信箱、隐形墨水、微点，这都很有用，但是总差一点。有波里雅科夫在门口，这样的方便条件可不能错过。巫师有些最精彩的资料是用外交部信封带到伦敦的。波里雅科夫只需把信封撕开递给圆场的对手就行了：不论是杰拉德或是杰拉德指定的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巫师这一部分的活动是绝对机密的事。巫术委员会本身当然也是机密，不过人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范围很大，收益也很大，光是加工和分配就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译码员、翻译员、打字员、鉴定员，天知道还有什么人员。杰拉德对此并不担心，他喜欢这样，因为要充当杰拉德，窍门就在要成为大伙儿的一分子。巫术委员会是受下层领导的？还是受中间领导的？还是受上层领导的？谁也说不好。我很欣赏卡拉对委员会的看法，你呢？还是中国人的看法？他说一个委员会是一个有四条后腿的动物。
“但是伦敦那一边——波里雅科夫的侧边——这一部分只限于原来巫术圈子的人知情。斯科尔德诺、德·西尔斯基等人，他们可以随时到国外去，为巫师奔跑。但是在伦敦这里，活动只牵涉到波里雅科夫老弟，绳结就是这样打的，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秘密，原因也非常特殊。你，潘西、比尔·海顿和罗埃·布兰德。你们四个人是巫术圈子。对不对？现在来猜测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详细地来猜测一下。有一幢房子，这我们已经知道。尽管如此，碰面仍安排得极其周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谁跟他见面？托比？谁对付波里雅科夫？你？罗埃？比尔？”
史迈利把他领带宽的那头的绸衬里翻出来，开始擦眼镜。“谁都见。”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怎么会这样？有时潘西见他。我猜想潘西代表有关当局见他：‘你是不是该休假啦？你这星期收到你太太的信了吗？’搞这一套潘西很在行。但是巫术委员会很少派潘西上场。潘西是头头，物以稀为贵。其次是比尔·海顿，比尔见他次数较多。比尔对俄国有好感，他有交际的本领。我觉得他和波里雅科夫一定很合得来。我觉得比尔去听汇报或提问题时，一定满面红光，你觉得是不是？把正确的信息送到莫斯科去。他有时带罗埃·布兰德一起去，有时派罗埃去。我想这是他们两人自己商量好的。罗埃是个经济专家，也是附庸国问题的头头。因此在那方面一定也有很多可以谈的。有时，托比，例如过生日、圣诞节，或者要特别送钱表示感谢——我发现花在招待上已用了一大笔钱，更不用说其他开销了——有时，为了搞得热闹些，你们四个都去，举杯向对方，向巫师，通过他的代表波里雅科夫，向他敬酒。最后，我想托比自己也有话要跟他的朋友波里雅科夫说。有如何联系的办法要讨论，大使馆里的情况也有不少有用的风言风语，对点路灯组监视常驻站的日常活动有帮助。因此托比也有单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波里雅科夫除了当巫师的伦敦代表以外在本地的作用。我们并不是每天能搞到一个听话的苏联外交官来领我们的津贴的。稍微训练一下如何使用照相机，波里雅科夫在使馆内部就非常有用。只要我们记住我们的首要目的。”
他的眼光没有离开过托比的脸。“我可以设想波里雅科夫可能已经拍了不少照片，是不是？不管是谁去见他，任务之一可能是补充他的存货：给他带去密封的小包裹。底片盒。当然没有曝过光，因为这是圆场来的。托比，请你告诉我，你听说过拉宾这个名字吗？”
舔了一下嘴唇，皱了一下眉毛，露出一个笑容，脑袋向前一倾：“当然，乔治，我认识拉宾。”
“谁命令把点路灯组关于拉宾的报告销毁的？”
“是我，乔治。”
“你自作主张？”
笑容大了一些。“不瞒你说，乔治，我这些日子已经升了官。”
“谁决定把康妮·沙赫斯排挤出去的？”
“我想大概是潘西。就算是潘西吧，也许是比尔。你知道要完成一项大任务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要补一下鞋子、擦一下水壶，总归得做一件这样的事。”他耸一耸肩，“也可能是罗埃，嗳？”
“那么他们三个人的命令你都听。”史迈利轻松地说，“托比，你对他们真是一视同仁。你完全可以不必那样。”
这话，伊斯特哈斯听了一点也不喜欢。
“托比，谁叫你把麦克斯打发掉的？也是这三个人吗？你瞧，我所以问你，只是因为我得向拉康报告。他目前追得很紧。他后面又有大臣在追。是谁？”
“乔治，你弄错对象了。”
“反正我们中间有一个，”史迈利愉快地说，“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也想知道威斯特贝的事，是谁把他封住口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派你拿了一千英镑钞票在沙拉特去叫吉姆·普莱多不要担心的人？托比，我要弄清楚的只是事实，不是要剥谁的头皮。你了解我，我是不记恨的。顶多说你不够朋友，那有什么关系？看是对谁够朋友。”他又说：“只是他们非常想弄清楚。甚至有人扬言要请国安局插手进来。这谁都不希望吧？这就像你跟老婆吵嘴去找律师一样，这一步下去就不可挽救。谁叫你把忘掉锅匠、裁缝的话带给吉姆的？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不是直接从波里雅科夫那里得到的？”
“我的天，”吉勒姆咬牙切齿地说，“让我收拾那个婊子养的。”
史迈利不理他。“我们再来谈谈拉宾。他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他为波里雅科夫工作。”
“是他在文化处的秘书？”
“是他的跑腿。”
“可是亲爱的托比，一个文化参事要一个跑腿的干什么？”
伊斯特哈斯的眼睛始终盯着史迈利。吉勒姆想，他像一只狗，他不知道他们会踢他一脚，还是给他一根骨头。他的眼光从史迈利的脸上转到手上，又回到他脸上，不断地在窥测蛛丝马迹。
“别装糊涂了，乔治，”托比漫不经心地说，“波里雅科夫是为莫斯科中心工作的。这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跷起他的短腿，又恢复了原来的傲慢，靠后一坐，喝了一口冷茶。
至于史迈利，吉勒姆觉得好像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吉勒姆自己也搞糊涂了，又觉得史迈利好像感到很满意。也许是因为托比至少开腔了。
“唉，乔治，”托比说，“你又不是小孩子。你想一想，我们这样干已不知有多少次了。不错，我们收买了波里雅科夫。波里雅科夫既是莫斯科的间谍，又是我们的人。但是他得在他自己人面前装出他是在刺探我们的情报。除了那样以外，他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能一天到晚直进直出，不带猩猩，不带把风的，什么都一帆风顺吗？他既然到我们店里来，总得带些货色回去。因此我们给他一些货色。鸡毛蒜皮的东西，他可以送回国去，莫斯科的人就拍他肩膀，夸他很不错，这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说吉勒姆现在觉得很生气，史迈利的头脑现在却特别清醒。
“在四个元老中间，这样说是统一口径的吧？”
“我不敢说口径一致。”伊斯特哈斯说，手势是典型匈牙利式的：把掌心一摊，两边摇晃了一下。
“那么谁是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呢？”
吉勒姆看到，这个问题对史迈利十分重要：他绕了半天的圈子，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吉勒姆在旁等着，他的眼光一会儿盯在伊斯特哈斯身上，后者现在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了，一会儿又盯在史迈利高深莫测的脸上，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开始了解卡拉的巧结是怎么回事了，也了解他跟阿勒莱恩那次吃力的谈话是怎么回事了。
“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史迈利坚持说，“从理论上来说，谁是波里雅科夫在圆场里的情报员？我的天，托比，别装傻了。如果波里雅科夫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的掩护是他在刺探圆场情报，那么他一定要有一个圆场的间谍，是不是？那么这人是谁？他跟你们这些人见了面后，带了成卷的圆场鸡毛蒜皮回大使馆去说，‘我是从那些哥儿们那里搞来的’，他能那样吗？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而且要够硬的说法，可以说明长期以来是怎么追踪、招募、秘密会见的，花了多少钱，动机是什么。是不是？老实说，这不仅仅是波里雅科夫的说法，而且是他的生命线。必须十分彻底。必须令人信服。我敢说，这是整个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人是谁？”史迈利愉快地问，“你吗？为了要使波里雅科夫能继续为我们所用，托比·伊斯特哈斯伪装成圆场的一个叛徒？向你致敬，托比，这该颁发给你一大堆奖章。”
托比在思量，他们等着。
“你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乔治，”托比终于说，“要是你达不到最终目的，结果会怎样呢？”
“哪怕拉康做我的后盾也达不到最终目的？”
“你把拉康请来。还有潘西、比尔。你为什么盯住一个小角色？找大人物去。”
“我还以为你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呢。托比，你是个很好的人选。匈牙利血统，未得升迁，心怀不满，能接触机密，但不太多……脑筋快，贪钱……有你当他的情报员，波里雅科夫就有个说得通的说法。三巨头把鸡毛蒜皮的资料给你，你又转给波里雅科夫，中心以为托比是他们的人，人人都得到了好处，人人都感到满意。只有后来弄清楚你给波里雅科夫的是皇冠钻石，拿回来的才是俄国的鸡毛蒜皮，那才会有麻烦。要是发生那样的情况，你就需要一些可靠的朋友。像我们这样的朋友。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最后拆穿来说，杰拉德是俄国的地鼠，受卡拉指挥。他把圆场的秘密都出卖了。”
伊斯特哈斯看上去有点不舒服。“我说，乔治。要是你弄错了，我不想跟着也错，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要是他对，你也想跟着对，”吉勒姆难得插嘴提示道，“越早越好。”
“当然。”托比说，一点也不觉得话里有什么讽刺意味。“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你想得倒头头是道，但事情都有两面，特别是情报员，也许搞错的是你。我说：谁说过巫术是鸡毛蒜皮？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这是最上等的。你找到个嘴快的人胡说八道，把伦敦全城都翻了一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是奉他们之命行事。明白吗？他们叫我假装当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我就假装了。把这底片给他，我就给他。我的处境很危险，”他解释道，“对我而言，的确很危险。”
“我很抱歉，”史迈利在窗口边上说，他又从窗帘缝里向外窥看下面的广场，“一定叫你很担心。”
“非常非常担心，”托比同意，“我得了胃溃疡，吃不下东西。非常为难。”
使吉勒姆生气的是，他们三人都沉默不语，仿佛同情托比·伊斯特哈斯为难的处境。
“托比，有没有把风的，你没有撒谎吧？”史迈利仍在窗边问。
“乔治，我画十字起誓。”
“你一般用什么？汽车？”
“街头监视者。用一辆大车子把他们送到飞机场那边，然后叫他们步行过来，分散布置。”
“多少？”
“八个，十个。每到年终这个时候，也许是六个。很多人病了。圣诞节。”他阴沉地说。
“有没有只派一个人？”
“从来不。你疯了。一个人！你以为我在开糖果店？”
史迈利离开窗边，又坐下来。
“我说，乔治，你说得真糟糕，你知道吗？我是爱国的。上帝。”托比重复说。
“波里雅科夫在伦敦常驻站里的职务是什么？”史迈利问。
“波里是单独行动的。”
“指挥他在圆场里的大间谍？”
“当然。他们让他脱离日常工作，可以放手应付大间谍托比。我们把这都想好了，我和他一起商量了很久。我说：‘你听好，比尔在怀疑我，我的老婆在怀疑我，我的孩子患了麻疹，我没有钱付给医生。’情报员给我的垃圾，我都给了波里，他又转给国内去当宝货。”
“谁是巫师？”
伊斯特哈斯摇摇头。
“但是你至少听说过，他以莫斯科为基地，”史迈利说，“而且是苏联谍报界的一员，还有什么他不是？”
“这，他们告诉了我。”伊斯特哈斯同意道。
“就是这样，波里雅科夫可以和他联系。当然是为了圆场的利益。秘密地，不让他们自己人生疑？”
“当然。”托比又诉苦起来，但是史迈利仿佛竖起耳朵在听屋子外面的声音。
“那么锅匠、裁缝？”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听潘西吩咐办事。”
“潘西叫你去打发吉姆·普莱多？”
“当然。也许是比尔，也许是罗埃。是的，是罗埃。我得吃饭，乔治，明白吗？我不能两头得罪，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真是个难题。你也明白了，是不是，托比？”史迈利静静地说，仿佛人不在这里。“假定这是个难题。它使得对的人都成为错的人：康妮·沙赫斯、杰里·威斯特贝……吉姆·普莱多……甚至老总。对起疑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灭他们的口……一旦你的根本谎言给蒙混过去了，排列组合就是无穷无尽的。必须让莫斯科中心相信它在圆场搞到了一个重要的来源，但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白厅得到风声。其必然结果是杰拉德使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掐死在床上。要是换一种情况倒不错，”他几乎有些迷迷糊糊地说，“可怜的托比。是啊，我明白。你夹在他们中间奔跑，一定很难受。”
托比已经准备好了他以下的一番话：“自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要我做，那么，乔治，你是了解我的，你尽管吩咐好了，我总是乐意出力的。我的手下受过很好的训练，你要借他们，我们可以商量。自然我得先跟拉康打招呼。我不过是要把这件事澄清一下。你知道，这是为了圆场的缘故。我的目的就是这个。为了组织的利益。我要求不高，我并不想为个人要什么好处，对不对？”
“你专门给波里雅科夫用的安全联络站在哪里？”
“康姆顿大街水闸花园五号。”
“有人看房子吗？”
“麦克雷格太太。”
“原来是搞窃听的吗？”
“是她。”
“有没有安置窃听器？”
“你说呢？”
“那么米莉·麦克雷格在看房子，管理录音设备。”
托比说，是的，他的头一低，十分警觉。
“等会儿我要你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要在那里过夜，我还要用那设备。告诉她，我被请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听我的吩咐。我大概在九点钟到那里。如果你要和波里雅科夫紧急见面，用什么办法？”
“我的手下在哈佛斯托克山有一间屋子。波里每天早上去大使馆时开车经过那里，每天晚上回家也经过那里。如果他们贴上一条抗议车辆噪音的黄色标语，就是暗号。”
“夜里呢？周末呢？”
“拨错号码的电话。不过大家都不喜欢用这个办法。”
“用过没有？”
“我不知道。”
“你是说你不接听他的电话？”
没有回答。
“我要你这个周末请假。这在圆场会不会引起怀疑？”伊斯特哈斯热切地摇摇头。“我想你巴不得置身事外，是不是？”伊斯特哈斯点点头。“你就说女朋友出了麻烦，或者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在这里过夜，可能两夜。法恩会照料你的，厨房里有吃的。你的老婆呢？”
在吉勒姆和史迈利的监视下，伊斯特哈斯拨了圆场的电话，找菲尔·波特奥斯讲话。他的话说得恰到好处：带一点抱怨，一点噱头，一点玩笑。菲尔，我在北边有个女朋友对我不错，她说我如果不去抱抱她，她就要干出不可收拾的事来。
“你不用说，菲尔，我知道你每天遇到那样的事。嗨，你那个漂亮的新秘书怎么啦？我说，菲尔，如果玛拉从家里打电话来，告诉她我有重要的任务，好吗？要炸掉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回来。要说得当真一些，好吗？再见，菲尔。”
他挂了以后，又拨了个电话到伦敦北区。“麦太太，你好，我是你最要好的男朋友，听出声音来了吗？好吧。我说，今天晚上我有个客人到你那里去，一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你猜也猜不到的。她恨我，”他的手蒙在话筒上对他们解释，“他想要检查一下线路。”他继续说，“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运作正常，没有毛病，好不好？”
“如果他不安分，”他们走时吉勒姆狠狠地对法恩说，“把他手脚绑起来。”
在楼梯上，史迈利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彼得，我要你在我背后把风。好不好？给我几分钟时间，然后到马罗斯路转角接我，向北走。沿着西边人行道。”
吉勒姆等着，然后走到街上。空中飘着毛毛细雨，像融雪一样有种奇怪的暖意。在有灯光的地方，湿气转变成云气，但在阴暗处，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只是因为眼前有一片薄雾，使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在花园里转完了一圈，然后走进碰头的地方：南面的一条幽静的小巷。到马罗斯路时，他越过马路到西边人行道，买了一份晚报，开始悠闲地在一排花园别墅前走过去。他正在数着行人、摩托车、汽车的数目，这时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乔治·史迈利，一个典型的在赶回家的伦敦人。“是一组人吗？”吉勒姆问，史迈利说不确定。“快到阿平顿别墅的时候，我会越过马路，”他说，“注意单枪匹马的。瞧！”
吉勒姆看过去的时候，史迈利突然停住，好像记起了什么东西似的，不顾危险地走到行驶间的车辆缝里去，东钻西窜，引起了开车人的愤怒，接着马上钻进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酒店门里面去了。他东钻西窜的时候，吉勒姆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一个驼背的高个子，穿着黑色大衣出来追他，但这时有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把史迈利和那个追逐者挡住了。公共汽车开走后，那个追逐者也不见了，一定是搭车走了，因为留在人行道上的只有一个穿着黑色塑料雨衣、戴着软帽、年纪大一点的人站在车站上，在低头看晚报，当史迈利从那家酒店中拿着棕色袋子出来时，那个人仍在看着运动消息，连头也不抬。吉勒姆接着又跟着史迈利穿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肯辛顿广场比较热闹的地段，史迈利不断地在一个个安静广场之间，一条条小巷之间进进出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有一次，当吉勒姆忘掉了史迈利，而出于本能回头看自己的背后时，才怀疑到有第三者跟着他们走：投在阗无一人的街道上的一个人影，但是他一追过去，就不见了。
在这以后，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接二连三，快得使他目不暇接。在好多天以后，他才意识到，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人的影子，使他觉得似曾相识。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一时也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来。接着有一天清晨，他蓦然醒来时，他心中就明白了这是谁：军人一样吆喝的声音，貌似粗鲁其实很文雅的态度，在布里克斯顿他的办公室保险柜后面，插着曾使他不动感情的秘书掉泪的球拍。
35
也就在那一天晚上，按他们这一行的行规来说，斯蒂夫·麦克尔沃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忘记把他汽车的后座车门锁上。他从开车的一边开门上车时，粗心大意地以为那后座车门是锁上的。就像吉姆·普莱多喜欢说的那样，若要不出问题，凡事都不可轻信不疑。麦克尔沃远远达不到这个求全的标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个天气特别恶劣、交通特别拥挤的傍晚，他刚要从一条车辆堵塞、喇叭齐鸣的巷道拐到爱丽舍大街上去的时候，里基·塔尔会打开后座车门上车，用枪口对着他。但是近来巴黎常驻站平静无事，使人丧失了警觉，麦克尔沃一天所干的，无非是记每周开销的账目，整理属下的报告，然后转发给管理组。那个星期五，只有午餐时在法国安全部组织里跟一个不太诚恳的亲英派耗了一阵子，才算打破了这种单调的气氛。
他的汽车停在一棵快要枯死的椴树下，用的是使馆的牌照，因为常驻站的掩护是领事，尽管没有人相信。麦克尔沃是圆场的一位元老，身材壮实，头发花白，他是约克郡人，历任各地领事，时间之久，在外人的心目中看来，似乎从来没有晋升过。巴黎是他最近的一个领事岗位。他在远东地区活动了一辈子，并不特别喜欢巴黎，知道法国人也不喜欢他。但是在退休之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津贴高，待遇好，他到任以来十个月中，对他的工作要求，只不过是偶尔招待一下过境的情报员，在这里或者那里做个记号，为伦敦站送个信，陪着来视察的人观光。
不过，这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现在他却坐在自己的汽车里，被塔尔的枪口顶着他的肋骨，塔尔的手则爱护地搭在他的右肩上，要是他不老实，就马上折断他的脖子。两步以外，有几个女人匆忙走过，到地铁站去。六步以外，已经开始塞车，可能持续一个小时。看到他们两人坐在停在马路边上的汽车里亲切交谈，没有人会在意的。
麦克尔沃坐定以后，塔尔就开始说话。他说，他需要发个电报给阿勒莱恩。请他亲启亲译，塔尔希望斯蒂夫替他发，自己在旁持枪等着。
“里基，你在干什么呀？”他们一起手挽着手回常驻站去时，麦克尔沃抱怨道。“大家都出动了在找你，你知道吗？他们要是找到你，一定要剥你的皮。我们奉令一见到你就不要手软。”
他想一转身抓住里基，用手掌砍他的脖子，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速度，塔尔会开枪打死他的。
麦克尔沃打开前门，开电灯时，塔尔告诉他，这封电报大约有二百个字组。斯蒂夫发完以后，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等潘西的回话。如果塔尔的直觉是正确的话，到第二天潘西就会亲自到巴黎来与里基商谈。这次会面也在常驻站进行，因为塔尔估算，俄国人在英国领事馆内暗杀他的可能性较小。
“你疯了，里基。不是俄国人要杀你。是我们要杀你。”
前面一个房间叫接待室，掩护到此为止。房间里有个木板旧柜台，发黄的墙头上贴着过时的“英国公民须知”的布告。塔尔在这里用左手搜查了麦克尔沃有无带武器，结果没有搜到。屋子外面有个院子，大多数要紧的东西都放在院子另一边：密码室、保险柜、发报机。
“你神经错乱了，里基。”麦克尔沃单调地警告他，一边带路，走过一两个空办公室，到密码室门口按铃。“你总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你是完全中了邪了。你从你爸爸那里学到的宗教思想太多了。”
门闩打开后，门缝里出现了一个感到奇怪的、有些傻气的脸。“你可以回家去了，班。到你太太那里去，可是留心等我的电话，万一我有事找你，好孩子。把密码本留在那里，把钥匙插进机器里。我马上要跟伦敦说话，我自己开机器。”
那张脸不见了，他们等着那个小伙子在里面开门锁。一把钥匙、两把钥匙，还有个弹簧锁。
“这位先生是从东方来的，班，”门开时，麦克尔沃解释道，“他是我最杰出的亲戚之一。”
“您好，先生。”班说。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一脸精通数学的样子，戴着眼镜，眼光紧紧地盯着人看。
“去吧，班。我不会扣你的值班费的。这个周末你可以休息，薪水照付，以后也不用再补。去吧。”
“班留在这里。”塔尔说。
在剑桥圆场，灯光昏黄，孟德尔站在一家成衣店的三楼上，可以看到雨后的柏油路面像廉价的黄金一样发光。时间已近午夜，他站在那里已有三个小时了。他站在一条网眼窗帘和衣架之间。他站在那里的样子跟全世界的警察一样，重量平均放在两只脚上，双腿挺直，全身稍微后倾。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翻起了上衣的领子，使得街上的人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他盯着下面入口处的一双眼睛却像煤堆里一双猫眼一样炯炯发光。他可以再等三小时，甚至六小时。孟德尔又回到他巡逻的岗位上来了，他的鼻尖闻到了捕猎物的气味。说得更确切些，他是只“猫头鹰”，那间试衣室的黑暗使他头脑异常清醒。从街上照进来的淡淡几道光线反射到天花板上。所有别的东西，裁衣板、成匹的料子、盖上罩子的缝纫机、熨斗、皇亲国戚的签名照片，他知道仍都在那里，因为他在下午勘探地方的时候看到过，街灯照不到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大看得清楚。
他站在那个窗口可以看到大部分街口，一共有八九个大小不等的街道和小巷，都莫名其妙地选了剑桥圆场作为汇合点。街口的一些建筑物都华而不实，有一些帝国时代的廉价装饰：一家银行是罗马式的建筑，一家像个破败的清真寺的戏院。在它们背后，高耸入云的大楼像一队机器人在进军。楼顶上暗红的天空慢慢地聚起了雾。
他心里想，为什么这么寂静无声？戏院早已散场了，但是离他窗口只有一箭之遥的歌台舞榭的前面，为什么没有出租车，没有闲荡的人群？从沙夫茨伯里大街竟没有一辆水果车隆隆地开到考文特花园35去。
孟德尔又一次用望远镜观察马路对面的那个大楼。那幢大楼似乎比它的邻居睡得还香。门廊里的两扇门都关着，地面一层窗户里看不到有灯光。只有在四楼，左手第二个窗户发出一道黯淡的光线，孟德尔知道那是值班室，这是史迈利告诉他的。他把望远镜抬起一点看屋顶，一片天线在天空上形成了古怪的图案；他又放低一些看屋顶下面的一层，无线电组的四扇发黑的窗户。
“夜里大家都从前门进出。”吉勒姆对他说过，“这是减少警卫的节约措施。”
在这三小时中，孟德尔的监视只得到三次补偿。一小时一次，并不算多。九点半的时候，一辆蓝色的福特小货车送来了两个人，带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弹药箱。他们自己开了门，进去了以后，就又马上关上。孟德尔把看到的情况轻声打了电话。十点的时候，交通班车来了，吉勒姆事先也把这告诉了他。交通车从下面单位收集热门文件，周末送到圆场保管。它经过的单位按次序是布里克斯顿、阿克顿、沙拉特，最后是海军部，到圆场时大约十点钟。这次它准时到达，有两个人从大楼里出来帮忙卸下。孟德尔也作了报告，史迈利耐心地以“谢谢你”作答。
史迈利是坐着的？像孟德尔那样在黑暗里？孟德尔觉得他大概也是在黑暗里。他认识的怪物不少，史迈利是最怪的。看他样子，连单独过马路也不会，但是他比刺猬还善于保护自己。孟德尔心里想，这些搞特务的。我一辈子追捕坏蛋，今天怎么干起这个来了？破门而入，站在黑暗中侦察间谍。对于间谍，他从来感到不怎么样，但是后来遇到了史迈利以后，才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外行，像大学生，挺碍事的。认为特别分局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公众，对他们最好是敬而远之。结果却遇到了史迈利和吉勒姆这两个例外。他今晚想的就是这个。
一个钟头以前，十一点不到，来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用伦敦普通出租车牌照的汽车，开到戏院门前停了下来。即使这样的事，史迈利也事先告诉过他：部门里的人坐出租车有不开到门口的习惯。有的停在福尔斯书店门口，有的停在老康普顿街，或者街上随便哪家店门口，各人都有一个偏爱的掩护地点，戏院则是阿勒莱恩偏爱的地点。孟德尔从来没有见过阿勒莱恩，但是他听到过他们对他的介绍，因此他从望远镜中看去时，一眼就看出是他，毫无疑问，一个身材高大、动作迟缓的人，穿着一件深色大衣。他甚至注意到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因为给的小费太少，做了一个鬼脸，骂了他一句，但阿勒莱恩正忙着在掏钥匙，没有理他。
吉勒姆解释过，前门没有加闩，只是上了锁。安全措施是在你走到过道尽头向左转时开始的。阿勒莱恩住在五楼上。你看不到他窗户的灯光，但是有个天窗，开了灯，烟囱就会露光。果然，他看到烟囱发黑的砖块上出现了一片黄光——阿勒莱恩进了房间。
孟德尔心里想，年轻的吉勒姆需要休假。这种情况他看到过：硬汉一到四十岁就垮了。他们瞒着不让人家知道，假装不是那样，依靠着前辈，结果最后证明前辈根本不成气候，于是总有一天闹穿了，他们所崇拜的人垮了下来，他们只好坐在办公桌前，泪水掉在吸墨纸上。
他原来把电话机放在地上，这时拿起话筒来说：“看上去是锅匠进了门。”
他报告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然后又继续监视。
“他的样子怎么样？”史迈利低声问。
“很忙。”孟德尔说。
“该忙了。”
孟德尔心里嘉许地想，不过这一个是不会垮的。史迈利是棵外表虚弱的橡树。你以为吹一口气就可以把他吹倒，但是一遇风暴，他是最后硕果仅存仍在那里的一棵树。他正在这么想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大门口，一个行动迟缓的高个子一步一级小心地爬上台阶，好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
“你的裁缝来了，”孟德尔对着话筒低声说，“等一等，还有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全体会议了。我说，你别着急。”
一辆奔驰一九〇旧型汽车从埃尔汉街急驰出来，就在他的窗口下面拐弯，很勉强地拐到查令十字街北口停了下来。车中下来一个年轻粗壮的人，一头姜色的浓发，他砰地关上车门，穿过马路进了门，急忙中连钥匙也来不及掏出来。一会儿以后，四层楼又亮起了一盏灯，那就是罗埃·布兰德到了。
孟德尔心里想，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谁出来了。
36
水闸花园的名字大概取自附近康姆顿和汉姆斯丹德路的水闸，这是一排四幢十九世纪的房子，正面平平正正，盖在一条弧形街道的中央，每幢房子都有三层，外加地下室和一个有围墙的后花园，一直到摄政运河。门牌号码是二号到五号——第一号的房子不是倒塌了，就是从来没有盖起来过。第五号在北边一头，作为安全联络站，地点再适中不过了，它在三十码内有三个出口，运河的窄路又提供了两个出口。它的北面是康姆顿大街，可以连接交通要道，南面和西面是公园和樱草山。尤其好的是，这一带不讲究社会身份，也不要求你有社会身份。有的房子已改为单间的公寓，成排的门铃有十个，好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有的房子气派很大，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房子有两个门铃：一个是米莉·麦克雷格的，一个是她的房客杰弗逊先生的。
麦克雷格太太喜欢上教堂，她什么都要收集，这顺带也是注意街坊动静的一个好办法，不过他们却不是那么看待她的热情。她的房客杰弗逊大家只知道是个外国人，做石油生意，常常不在家。水闸花园只是他的一个落脚点。街坊们并不注意他，只知道他外表体面，为人腼腆。要是那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在门廊下的暗淡灯光中瞥见乔治·史迈利时，也会得出同样的印象。米莉·麦克雷格迎他进门以后就拉起了窗帘。
她是个瘦长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丝袜，短头发，皮肤又光滑又带皱褶，像个老头子似的。为了上帝和圆场的缘故，她在莫桑比克办过圣经学校，在汉堡办过海员传教会，虽然从那以后，二十年来她已成了职业的窃听者，她仍总是把所有男人看成是罪人。史迈利无法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从他一到，她的态度就很生硬冷淡。她带他看了一看房子，那样子仿佛是个房客都已死绝了的女房东。
她先带他到地下室，那是她自己住的，摆满了盆花，各式各样的旧贺年片，黄铜桌面，雕花的黑色家具，这种家具似乎是在外国见过世面、一定年纪和阶层的英国妇女所特有的。是的，如果圆场晚上要找她，他们就打地下室的电话。是的，楼上另有一个电话，不是同一条线，专供打到外面去。地下室的电话在楼上餐厅里有个分机。接着到了一楼，这是管理组耗资很多但品位不高的名副其实的标本：摄政时代色彩鲜艳的缎子、鎏金的仿制椅子、豪华的沙发。厨房没有人碰过，肮脏不堪。厨房外面是一个玻璃外屋，一半当温室用，一半当放碗碟的储藏室，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和运河。花砖地上乱扔着一台旧绞肉机、一个铜壶、几箱奎宁水。
“话筒在哪里，米莉？”史迈利回到了客厅。
米莉喃喃道，成对地嵌在墙纸后面，一楼每个房间一对，楼上每个房间一个。每一对都单独与一台录音机相连。他跟她上了很陡的楼梯。顶楼没有家具，但顶楼卧室除外，里面有一台灰色的钢架，共放了八台录音机，四台在上层，四台在下层。
“这些东西杰弗逊都知道吗？”
“对于杰弗逊先生，”米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信任的。”这话等于是表示对史迈利的斥责，亦即表示她对基督教伦理的忠诚。
回到了楼下，她又带他看了操纵机器的开关。每块开关板里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凡是杰弗逊或随便哪个小伙子——她这么叫他们——要录音，他只需站起来把左手的电灯开关扳下来就行了，这样录音就是声音带动的，那就是说，人一说话，机器就开动起来。
“录音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米莉？”
她说，她在楼下，好像这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史迈利不断地打开柜门、抽屉，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最后又回到储藏室，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运河。他拿出一支小手电筒，向黑漆漆的花园里照了一下。
“安全暗号是什么？”史迈利问，一边沉思地摸弄着客厅门边的电灯开关。
她的回答平板单调：“门口放两个装满牛奶的牛奶瓶，你就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没有牛奶瓶，你不可进来。”
温室那边传来轻轻的敲玻璃声，史迈利回去开了玻璃门，匆匆低语了一阵后，跟吉勒姆一起出现了。
“米莉，你认识彼得吧？”
米莉可能认识他，也可能不认识他，她冷淡的小眼睛轻蔑地盯着他。他在研究那个开关，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着什么东西。
“他在干什么？他不许动它。叫他别动它。”
史迈利说，如果她不放心，她可以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米莉·麦克雷格没有动身，但是她厚厚的脸颊上出现了红晕，生气地捻着手指。吉勒姆用一支小起子小心地把开关的塑料面板两头的螺丝卸下，仔细观察后面的电线。他十分小心地把里面的开关头从上面扳到下面，拧上电线，然后又把面板安上旋好，其余的开关都没有动。
“我们来试一下。”吉勒姆说，史迈利上楼去检查录音机，吉勒姆就用像保尔·罗伯逊的低沉嗓音唱了《老人河》。
“谢谢你。”史迈利下楼来说，身上打了一个寒战，“真的够了。”
米莉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史迈利轻手轻脚地布置了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个小沙发旁边，然后清理出了一条他退到储藏室的路线。他从厨房里的冰箱中拿了两瓶牛奶放在大门口，用米莉·麦克雷格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表示你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他脱了皮鞋，放在储藏室里，关了所有的电灯，在小沙发上就了位，这时孟德尔来了电话。
与此同时，在运河的窄路上，吉勒姆恢复他对这幢房子的监视。在天黑之前一小时，行人就绝迹了，这里干什么都行，情人幽会，流浪汉歇脚，因为运河涵洞下有隐蔽的地方，尽管用处不同。不过在那个寒冷的夜里，吉勒姆什么也没有瞧见。有时有一辆空火车急驰而过，留下很大一片空虚。他神经紧张，心情复杂，一时之间，那天晚上的整个景象竟使他的心中出现了幻觉：铁路桥上的信号灯成了绞刑架，维多利亚时代的仓房成了庞大的监狱，窗户钉了铁条，耸立在多雾的夜空里。身边只听见老鼠的窸窣声，只闻到死水的恶臭。这时客厅的灯灭了，房子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米莉的地下室窗帘两边露出一条黄色的灯光。储藏室那边有一细条长的手电灯光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向他眨眼。他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形小手电筒，拔去银套，向着发光的地方，用颤抖的手指发个信号回去。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等待了。
塔尔把收到的电报扔还给班，又从保险柜中取出只用一次的拍纸簿，也扔给他。
“来吧，”他说，“该干活了。把它译出来。”
“这是你私人的，”班反对道，“你瞧，‘阿勒莱恩发，私人自译。’我是不准碰的。这是上头的电报。”
“班，听他的吩咐。”麦克尔沃说，一边看着塔尔。
十分钟之内，这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交换。塔尔站在屋子里另外一头看着他们，等得有些紧张。他已把手枪插在腰带里，枪口冲下，贴着小肚。他把外套搭在椅背上。他背上的汗把衬衫都浸湿了，黏在背上。班用一把尺比着念数码，然后仔细地把结果写在前面的电报本上。他专心致志，舌头顶着牙齿，缩回去时就会发出啧的一声。他译完放下笔，撕下电报纸来给塔尔。
“大声念。”塔尔说。
班的声音柔和，不过有一点紧张。“阿勒莱恩发给塔尔的私人电报亲启亲译。我坚决要求你澄清并（或）交换货样后才能答应你的要求。‘对保障我单位至关紧要的情报’此话不合要求。我要提醒你在无故失踪后在此造成的不利地位。要求你立即向麦克尔沃报告一切。首长。”
班还没有完全念完，塔尔就开始奇怪地、兴奋地大笑起来。
“就是那样，潘西小子！”他叫道，“是，又不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采取拖延策略吗，班，好孩子？他是想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他就是那样干掉我的俄国小姐的。他又在玩老花样，那个畜生。”他摸弄着班的头发，笑着向他叫道：“我警告你，班，咱们这个单位里尽是浑蛋，你一个也别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成熟不了！”
史迈利独自在漆黑的客厅里，也在等着，他坐在不舒服的小沙发上，斜着脑袋，夹着电话的话筒。他偶尔低声说句话，就会听到孟德尔的回答，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甚至还有一点郁闷。他像个演员一样，在幕启之前就知道即将出现的结局，知道这个结局又小又不重要。在他经过一辈子的斗争以后，在他看来，即使死亡也似乎是件不重要的小事了。他没有他所了解的那种胜利感觉。在他害怕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人。他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者看法。他只在想这对大家有什么影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他想到吉姆、山姆、麦克斯、康妮、杰里·威斯特贝，想到个人友谊都完了，他另外也想到安恩和他们在康沃尔悬崖上没有希望的谈话。他心里想，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是不是以自欺欺人为基础的。他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幕演出之前就站起来走掉，但是他又不能。他像父亲一样地为吉勒姆担心，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最近这种成熟期的紧张。他又想到给老总下葬的那一天。他想到背叛，既然有不动脑筋的暴力，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不动脑筋的背叛。令他担心的是，他感到一切都破灭了。在他碰到处世难题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一点点精神上或哲学上的信仰却都完全破灭了。
“看到什么吗？”他对着电话问孟德尔。
“两个醉汉，”孟德尔说，“唱着《雨中丛林》。”
“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他把话机夹到左面，把手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口袋上很好的缎里已经磨破了。他摸了一下保险栓，也不知道哪一边算是开着，哪一边算是关着。他把弹夹拿出来，又放回去，于是想起了战前在沙拉特没有事做时，在夜间靶场这样拿出来又放回去不知有多少次的情景。他记得总是用两只手开枪，一只手握着枪，另外一只手按在弹夹上。圆场有个传说，要求你用一个手指按着枪膛，另一个手指扣扳机。但他试过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把它忘了。
“去走一走。”他低声说。孟德尔回答：“好吧。”
他手上仍握着枪走到储藏室，留心听着会不会由于地板上的咯吱声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蹩脚地毯下是水泥地，他即使大蹦大跳也不会震动一下。他用手电筒光发了两短闪，过了很久又发了两短闪。吉勒姆马上回了三短闪。
“回来了。”
“听到了。”孟德尔说。
他又坐了下来，闷闷地想到了安恩：做那不可能做的梦。他把手枪放回口袋里。运河那边传来了一声喇叭的呻吟。夜里？夜里开船？一定是汽车。要是杰拉德有他的紧急措施，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从公用电话亭打到公用电话亭，半路上汽车接人？要是波里雅科夫确是有个跑腿的，一个助手，而康妮没有认出来？这些问题他已考虑过了。为了要在紧急情况下会面，这个办法考虑得很周密，万无一失。搞联络安排，卡拉是一丝不苟，绝不马虎的。
那么他觉得有人盯梢跟踪的感觉呢？这又怎么解释？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但是感觉到的人影，还有，只是由于背后有人紧盯而感到背上发痒的感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感觉到。凭他的年纪经历，他不会忽视蛛丝马迹。从来没有咯吱响的楼梯发出了咯吱响，没有风吹来但是窗户有窸窣声，汽车换了牌照但挡泥板上仍有那条擦痕，地下铁道里看到一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脸……有一段时期，有好多年，他就是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生活的，其中随便哪个迹象一露头，就有充分的理由得挪地方，换个城市，换个姓名。因为在他这种职业中，没有偶然和巧合。
“有一个走了。”孟德尔忽然说，“喂，喂？”
“我在这里。”
孟德尔说，有人刚才出了圆场的门。前门，但他说不准是谁。身穿雨衣，头戴呢帽。身材魁梧，行动迅速。一定是先要出租车到门口，一出门就上了车。
“向北开，朝你的方向。”
史迈利看一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得在半路上停车打电话给波里雅科夫。接着又想，别傻了，他在圆场早已打了电话了。
“我把电话挂了。”史迈利说。
“祝你好运。”孟德尔说。
在小径上，吉勒姆看到了手电筒光三长闪。地鼠已在途中。
史迈利在储藏室又检查了一下他的退路，把几张帆布椅子推开，在绞肉机上系了一根绳子，因为他在黑暗中眼力特别不好。绳子的另外一头系在打开的厨房门上，厨房有门通往客厅和餐厅，两门并列。厨房很长，实际上是这幢房子外面附加的，后来又添了储藏室。他想到用餐厅，但太危险，而且他在餐厅里无法给吉勒姆发信号。因此他就等在储藏室里，光着脚只穿着袜子感到很不自在，他擦了擦眼镜，因为脸上发热产生雾气。储藏室冷得多了。客厅的门关着，暖气过热，但储藏室挨近外墙，而且有玻璃窗和水泥地，使他的脚感到有些潮湿。他想，地鼠先来，因为地鼠是主，这是礼仪，也是为了要假装波里雅科夫是杰拉德的情报员。
伦敦的出租车快得像一枚飞弹。
这个比喻是从他的潜意识记忆深处慢慢出现的。出租车开进弧形街道时，发出了震耳的碰撞声，低音部分消失后，又发出有节奏的得得声。接着关掉了引擎。车停在哪里？哪一幢房子前面？这边的我们都在黑暗中在街上等着，钻在桌子底下，抓住一根绳子，不知道它停在哪一幢房子前面。接着是关上车门的声音，爆炸性的反高潮：如果你能听到，对方就不是到你这里来的。
但是史迈利听到了，是到他这里来的。
他听到车道上的脚步声，轻快有力。脚步停住了。走错了门，史迈利胡乱地想，走开吧。他手中握着枪，打开了保险栓。他仍听着，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想，杰拉德，你心中起了疑。你是只老地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能嗅出来。他想，一定是米莉，米莉把牛奶瓶取走了，放了警告的暗号，叫他走开。米莉坏了事。这时他听到了钥匙的转动，一下，两下，这是一把班汉锁，他记起来了，天哪，我们以后得帮班汉做生意。当然，刚才的耽搁是地鼠在摸口袋，找钥匙。要是换了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早已拿出来，捏在手中了，坐在车子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但是地鼠不是那样的人。地鼠可能担心，但神经不会紧张。就在钥匙转动的时候，门铃响了，可以听出这又是管理组的规定，高一声，低一声，又高一声。米莉说过，这是表示进来的是自己人，她的人，康妮的人，卡拉的人。前门打开了，有人跨进了屋子，他听到地毯上的摩擦声，关门声，开灯声，接着在厨房门下缝里露出一线亮光。把手枪放进口袋，手心在上衣上擦了一下，又把手枪拿了出来，这时他又听到了第二个飞弹。又是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前，停了下来，脚步急促。波里雅科夫不但准备好了钥匙，而且准备好了车钱。他心里想，不知俄国人给不给小费，抑或给小费是不民主的事？又是门铃响，前门开了又关上，史迈利听到两瓶牛奶放到门厅桌子上的碰击声，说明他做事井井有条，符合暗号规定。
史迈利看着身旁的那个旧冰箱，心里不禁惊叫，上帝保佑！要是他把两瓶牛奶放回到冰箱里来，那怎么办？
客厅里几盏电灯一开，厨房门下的一线光突然更亮了。整个房子异常静寂。史迈利沿着绳子在冰冷的地板上慢慢向前挪。接着他听到了说话声。起先听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还在屋子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他们一直是低声说话的。现在波里雅科夫走近一些，他在手推餐车前斟酒。
“要是有人闯进来，咱们的掩护是什么？”他用很漂亮的英语问。
史迈利记起来了：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康妮，你现在应该到这里来听一听。
仍旧从屋子的那一头传来了一阵闷声的低语，回答他的每个问题。史迈利听不清。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再挂上钩？”“我们的退路是什么？”“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讲话时需要由我来带着，因为我有外交豁免权？”
史迈利想，这一定是老生常谈，卡拉训练班上的玩意儿。
“开关有没有拉下？请你检查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你喝什么？”
“威士忌。”海顿说，“满满的一大杯。”
史迈利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高声朗读史迈利本人在四十八小时前拟给塔尔发的电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史迈利心中潜伏已久的矛盾就要公开爆发了。原来在拉康的花园里，他曾感到这事不可置信，因此感到很生气，但又不放心，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一股逆流，阻挡他的前进。现在这股逆流把他冲上绝望的岩石，又驱使他反抗：我拒绝相信。不论什么事都犯不上另外一个人的毁灭。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有尽头。在到尽头之前，没有将来，只有继续滑入更可怕的现实。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安恩的情人、吉姆的朋友，说不定也是吉姆的情人。此人的叛国是国家的事。
海顿背叛了。作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他背叛了。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安恩笼统称为体制派无可估量的集团的一员……不论是作为什么身份，海顿都表面追求一个目标，暗地又实行相反一套，史迈利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种两面手法达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但是他心中已有另外一个自我出来为海顿辩护。比尔不是也被人家出卖过吗？康妮的悲叹仍在他耳边响着：“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他非常刺目地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生来就是要干大事业、雄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统治别人、征服别人的人，他的抱负和野心，像潘西一样，都以世界大局为目标，在他看来，现实不过是个可怜的岛屿，它的声音还传不过海洋。因此史迈利不仅感到伤心，而且，尽管在这紧要关头，对于他要加以保护的那个体制，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满。拉康说：“社会契约有来有往，你明白。”大臣漫不经心地撒谎，拉康闭紧嘴唇的道德上的自满，潘西·阿勒莱恩的贪得无厌——这样的人使得任何契约都无效了。为什么要人家对我们忠贞呢？
当然，他知道。他从一开头就知道是比尔。正如老总知道，拉康在孟德尔家里也知道。正如康妮和吉姆知道，阿勒莱恩和伊斯特哈斯也知道，他们都默默地心照不宣，只希望这好像是一种疾病一样，能不药而愈，不用承认，不用诊断。
那么安恩呢？安恩知道吗？那天在康沃尔悬崖上投在他们身上的阴影是什么？
史迈利这时成了这样一个人：安恩会说是个肥胖的赤脚间谍，在爱情上受了骗，怨愤之下束手无策，只能一手握枪，一手捏绳，在黑暗中等着。后来他握着枪，蹑手蹑脚地往回走到窗边，用手电筒光很快地连续发了五短闪的信号。等到对方表示收到信号以后，他回到了监听的岗位。
吉勒姆飞步跑下运河的窄路，手中手电筒飞舞，他一直跑到一座低拱桥，爬上一道铁梯子，到了格洛斯特大街。铁门已关了，他得爬过去，一个袖子被钩破了，开口一直开到肘部。拉康站在公主路拐弯的地方，穿着一件旧的休闲大衣，带着一个公文包。
“他在那里，他来了，”吉勒姆耳语道，“他逮住了杰拉德。”
“我不要流血，”拉康警告道，“我要绝对平静。”
吉勒姆连回答也不想回答。三十码外，孟德尔耐心地等在一辆出租车里。他们开了两分钟，或许还不到两分钟，就在快到弧形街道前停了下来。吉勒姆拿着伊斯特哈斯的大门钥匙。到了五号，孟德尔和吉勒姆为了免得出声，都从花园大门上爬过去，走在草地边缘上。他们一边走，吉勒姆一边回头看，他觉得仿佛看到了有个人影在监视他们，是男是女，他说不准，躲在马路对过的一个门廊里。但是当他叫孟德尔看那地方时，又看不到了，孟德尔恶声恶气地叫他镇静些。门廊上的灯关了。吉勒姆走上前去，孟德尔等在一株苹果树下。吉勒姆把钥匙插了进去，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开了。他得意洋洋地想道，傻瓜，连门闩也不闩上！他把门推开一点，犹豫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吸一口气到肺里，做好了准备。孟德尔又挪近了一步。街上有两个孩子走过，他们怕黑，故意纵声大笑。吉勒姆又回头看一眼，马路上没有人。他跨进门厅。他穿的是亮皮鞋，在打蜡地板上发出了咯吱的声音，因为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在客厅门外，他听了一阵，义愤填膺。
他想起了他在摩洛哥被害的一些情报员，他被流放到布里克斯顿，他年岁日长、青春消逝，然而工作却每天受到挫折，他感到越来越窝囊，他仿佛突然失去了爱、笑和享受的能力，他想遵守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标准不断受到侵蚀，他为了献身于事业而把许多清规戒律加在自己身上——这一切他都可以朝着海顿嘲笑的脸上扔过去。海顿一度是他的导师，可以常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说说笑笑的，是他生活的楷模。
不仅如此。现在他看清楚了，心里也就明白了。海顿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他的灵感，某种古老的浪漫精神的旗手，英国气质的象征，正是由于这种气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至今使得吉勒姆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吉勒姆不仅感到被出卖了，而且变成了孤儿。他的怀疑、他的愤懑，长久以来都是向实际世界发泄的，向他的女人、他企求的爱情发泄的，如今却转向圆场，转向那个让他的信仰破灭了的理想。他手里握着枪，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推开了门，一步蹿了进去。海顿和一个额上有一小绺黑色卷发、体格魁梧的人坐在一张小茶几的两旁。吉勒姆根据照片认出他是波里雅科夫，他在吸一根非常英国化的烟斗。他穿的是一件前胸有拉链的灰色羊毛衫，像赛跑时穿的运动上衣。吉勒姆揪住海顿衣领的时候，他还来不及从嘴上拿下烟斗。吉勒姆一下子就把海顿从沙发上提了出来。他已经丢了手枪，使劲地摇晃着海顿，像摇晃着一只狗一样，嘴里骂着。但是他忽然觉得这一点意思也没有。毕竟，他是海顿，他们一起干过不少事。没有等孟德尔拉开他的胳膊，吉勒姆已经松开了手。他听到史迈利一如往常般那样客气地请“比尔和维多洛夫上校”——他是这样叫他们的——举起手来，放在头上，等潘西·阿勒莱恩到达。
“你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人吧？”他们在等着的时候，史迈利问吉勒姆。
“像坟地一样寂静。”孟德尔代表他们两人回答。
37
有些时候，事情发生得太迅速，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给。对吉勒姆和当时在场的人来说，目前就是这样。史迈利还是有些心不在焉，不时从窗边小心地看那么几眼；海顿漠然无动于衷；波里雅科夫不出意料，居然表示愤慨，要求被当做外交人员对待，吉勒姆毫不客气地就在沙发上收拾他；阿勒莱恩和布兰德慌忙到达，又是一阵表白，接着上楼去听史迈利放录音带，回到客厅后是一阵长久的难堪的沉默；拉康到达，最后是伊斯特哈斯和法恩到达，米莉·麦克雷格默默地侍候大家喝茶。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种舞台上不现实的味道，就像多年前去阿斯科特一样，由于是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发生，而显得更加不现实。这些事情，包括一开始用体力制服波里雅科夫和因为法恩揍他——天知道揍在哪里，尽管孟德尔留神在旁拉开——而用俄语骂人，仿佛是出无聊的戏中戏，这些破坏了史迈利请大家到场的惟一目的——说服阿勒莱恩。由于海顿被破获，给了史迈利一个跟卡拉讨价还价的机会，可以把海顿出卖了的谍报网尽量挽救一些，即使不是为了职业上的原因，至少也是为了人道原因。史迈利无权进行这些交易，他也不想进行。也许他认为，伊斯特哈斯、布兰德、阿勒莱恩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知道还有哪些情报员就理论上来说仍旧存在。反正他马上到楼上去，吉勒姆听到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从窗口向外监视。
因此在阿勒莱恩和他的部下跟波里雅科夫一起退到餐厅去单独进行谈判时，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地坐在客厅里，有的看着海顿，有的避开不看。他似乎不觉得他们都在那里。他托着腮帮子，一人坐在角落里，由法恩监视着，看上去感到很厌倦。会议结束了，与会者从餐厅鱼贯而出，阿勒莱恩向不愿参加会议的拉康宣布，已经约定三天之后在这个地点碰头，以便“上校有时间请示上级”。拉康点一点头。好像是开董事会一样。
离别的情况比到达时更加出奇。特别是伊斯特哈斯与波里雅科夫之间，告别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伊斯特哈斯一向要充君子，不想当间谍，这时好像决心要做个漂亮的姿态，他伸出了手，而波里雅科夫却无礼地把它推开了。伊斯特哈斯回过头来可怜地看一眼史迈利，也许是想转过来巴结讨好他，最后耸一耸肩膀，把手搭在布兰德的宽背上。他们马上就一起走了。他们对谁也没有说再见，但是布兰德神情极为沮丧，伊斯特哈斯像在劝慰他，尽管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前途也并不乐观。不久来了一辆有无线电的出租车把波里雅科夫送走，他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到这时，大家都已完全不说话了，没有那个俄国佬在场，戏已平淡乏味。海顿仍保持大家熟悉的厌烦神态，仍由法恩和孟德尔在旁监视着，拉康和阿勒莱恩无言尴尬地看着。又打了几个电话，主要是叫车。史迈利从楼上下来，提到了塔尔。阿勒莱恩打电话到圆场，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巴黎说，他可以光荣地回英国，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另外又发一封电报给麦克尔沃说，塔尔是个可以接受的人，吉勒姆也觉得这纯属个人意见。
最后，使大家宽心的是：从训练所开来了一辆没有窗户的小货车，两个人跳了下来，吉勒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个子，腿有点瘸，另一个面色苍白，一头淡黄色浓发。他发现他们是讯问员，不禁哆嗦了一下。法恩从门厅里把海顿的大衣取来，检查了口袋，恭敬地帮他穿上。这时，史迈利温和地插进来说，海顿从门口走到车上时，把门厅的灯关了，而且护卫的人要多。他把吉勒姆、法恩，甚至阿勒莱恩都拉了进去，最后海顿在大家簇拥之下，走过花园上了车。
“这只不过是以防万一。”史迈利坚持说。没有人想跟他辩论。海顿爬上了车，讯问员跟在后面，从里面上了锁。门关好后，海顿向阿勒莱恩举起了一只手，虽然亲切，却是一个打发的姿势。
只是在后来，这些事情才一一分别浮现在吉勒姆的脑海，这些人才一个个单独勾起他的回忆。比如波里雅科夫对每一个在场的人，从可怜的米莉·麦克雷格开始往上的人，都表示刻骨的仇恨，这使他的面孔变了形，他的嘴角露出凶残的、不可控制的讥笑，脸色发白，全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愤怒。这只是单纯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吉勒姆无法加之于海顿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海顿毕竟是他的同类。
至于阿勒莱恩处在失败的时候，吉勒姆却发现有点令人钦佩，他至少表现出一定的气派。但是后来吉勒姆也没有把握，在当初提出事实的时候，不知潘西是不是明白，这些事实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毕竟他仍是首长，海顿仍是他的埃古36。
但是在吉勒姆看来最奇怪的事，也是他印象深刻而且让他深思的事，却是这个：尽管他在闯进去的时候义愤填膺，但要他不带着爱戴的心情，而带着别的心情去看海顿，需要意志力量，而且是十分暴烈的一种意志力量。也许比尔会说，他终于成熟了。尤其是，那天晚上，他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住所，在楼梯上听到卡米拉熟悉的笛声的时候。卡米拉那天晚上已不再显得神秘了，到了早上，他已把她从背叛的陷阱中解放出来，而这陷阱是他自己最近把她投进去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有了光明一些的前景。潘西·阿勒莱恩去度无限期的假了。史迈利被暂时请回来帮忙收拾残局。至于吉勒姆本人则听到了要把他从布里克斯顿救出来的传说。只是到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还有最后一幕，他于是明白了那个在肯辛顿深夜街头尾随着史迈利的熟悉影子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38
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高潮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37。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史迈利一直明白，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这时卡拉和海顿都收到警告，知道老总已经起了疑心。当然，老总有病在身，但是很明显，只要他有机会把卡拉当做他给圆场的临别礼物，他是绝不会放弃领导权的。他的研究调查与他的健康恶化成正比进行着。他有两次几乎挖到了金矿——海顿又不肯说具体情况——要不是卡拉手脚快，地鼠杰拉德可能早被逮到了。就是由于这种紧张的情况才出现了巫师，最后又出现了作证计划。巫术计划的目的当初是要安排继承问题：要让阿勒莱恩做接班人，并且加速老总的死亡。其次当然是，巫术计划使得中心对抄送到白厅的产品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第三是，这使得圆场成了对付美国的主要武器。海顿坚持认为从长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
“有多少资料是真的？”史迈利问。
海顿说，显然，目的不同，标准也不一样。从理论上来说，伪造是很容易的，海顿只要把白厅所不知道的范围告诉卡拉，伪造文件的人就可以按此编写。有一两次，甚至是海顿自己亲自编写的。接到自己写的东西，再对它进行评估，分发到各有关单位，这件事很好玩。从秘密联络的角度来看，巫术计划的好处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几乎使海顿不受老总的管辖，使他有充分的借口可以随时与波里见面。但是他们常常好几个月不见面。海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的文件，名义上是为波里准备鸡毛蒜皮的资料，然后连同其他许多资料一起交给伊斯特哈斯，让他送到水闸花园的安全联络站去。
“情况常常是，”海顿简单地说，“潘西在前面跑，我躲在他后面，罗埃和托比做些跑腿的事。”
这时史迈利彬彬有礼地问，卡拉有没有想到过要海顿本人接手圆场，为什么要有个别人做掩蔽呢？海顿迟迟不回答，史迈利忽然想到，卡拉像老总一样很可能认为海顿当副手更合适。
海顿说，作证计划是铤而走险的事。海顿知道老总一定已经越来越有把握了。从他抽看的档案来分析，全是海顿所破坏的或者造成破坏的计划，这就很令人不安了。而且老总也把怀疑对象缩小到一定年龄和级别的人……
“我打一下岔，斯蒂夫契克原来的建议是真的吗？”史迈利问。
“当然不，”海顿说，真的吃了一惊，“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当然有斯蒂夫契克其人。他是个很杰出的捷克将领。但他从来没有向谁提出过什么建议。”
这时史迈利发现海顿说话期期艾艾了。他第一次似乎真的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感到不安。他的态度明显地变成了为自己辩解的态度。
“显然，我们必须确定知道，老总一定会上钩，他怎么上钩……还有他会派什么人去。我们不能让他派一个小喽啰去，必须是个大角色，这件事才显得当真。我们知道他只能选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不知巫术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方面是个捷克人，他就当然只能选个会说捷克语的人去。”
“我们要一个圆场老手，能够把这大庙拖垮一些的人。”
“对，”史迈利说，他记起了山顶上那个喘气流汗的人，“对，我明白这道理。”
“他妈的，我不是把他弄回来了吗？”海顿忿忿地说。
“是啊，这是你够朋友的地方。告诉我，吉姆去执行那次作证计划任务时，临走前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
“来说什么？”
海顿迟疑了很久，结果没有回答。但是答案还是明摆在那里：他的眼光突然失神，他瘦削的脸上掠过内疚的阴影。史迈利想，他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来警告你，就像他来告诉我老总神经错乱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找到我，因为我在柏林。吉姆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掩护着你。
海顿又说道，还有，这必须是最近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的国家。因此说老实话，捷克是惟一的地方。
史迈利好像没有在留神谛听。
“你为什么要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情？为了他没有多大作用而你又掌握一切有利的条件？”
海顿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吉姆在捷克监牢里多待一天（他没有说俄国监牢），就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把他看做是一把钥匙。但是一见他回了国，白厅里人人都想把他的嘴封住，对于遣返回来的人员都是那样的。
“我很奇怪卡拉没有把他枪毙了事。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他才手下留情？”
但是这时海顿又漫无边际地在说些半调子的政治理论了。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在史迈利的心目中，他已越来越渺小，变成一个卑鄙小人了。他说，他听说尤奈斯库38最近答应写一个剧本，其中主角一言不发，而周围的旁人则喋喋不休，他听了很感动。将来心理分析家和当代的历史学家来分析他时，他希望他们会记得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说的话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已说了。对于后来的岁月，你总得有些作为。他很抱歉，他不能带一些朋友去。他希望史迈利以后想起他来对他会有好感。
史迈利那时想告诉他，他想到他的时候绝不会那样，还会想再说些别的，但是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而且海顿又开始流鼻血了。
“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要我告诉你要避免大事宣扬。迈尔斯·塞康比对这一点很在乎。”
海顿这时居然笑了一下。他说，他在暗中已把圆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想在公开场合再搞一遍。
史迈利临走之前，问了他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安恩。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转告她吗？”
需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使他明白史迈利问题的意思。他起先以为史迈利说的是“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去见她。
“哦，是你的安恩。”他说，好像到处有不少安恩似的。
他解释道，这是卡拉的主意。卡拉早就意识到，史迈利是对地鼠杰拉德最大的威胁。“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史迈利注意到，他的眼光非常呆滞。安恩说像锡蜡一样。“不要搞得太过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也算上一个。懂吗？”
“懂。”史迈利说。
例如，在作证计划那个晚上，卡拉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海顿要跟安恩在一起。作为一种保险。
“那天晚上，事实上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是不是？”史迈利问，他想起了山姆·科林斯，想起了埃利斯是否中了枪的事。海顿同意确是那样。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捷克的第一批新闻消息应在十点半发表。海顿在山姆·科林斯打电话给安恩之前，在他到圆场之前，就有机会读到俱乐部里的自动收报机。但是由于吉姆中了枪，捷克方面慌了手脚，消息发布时他的俱乐部已关门了。
“幸而没有人追究，”他说，又自己拿了史迈利的一支烟，“我到底算是哪一个，顺便问一下？”他闲聊地问，“我忘了。”
“裁缝。我是乞丐。”
这时史迈利已经感到腻了，他溜了出来，也没有道别。他进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一直开到去牛津的一条岔路上，才停下来找地方吃了午饭，然后转向伦敦。他仍旧没有勇气回贝瓦特街，于是去了电影院，然后在外面吃了晚饭，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却发现拉康和迈尔斯·塞康比都等在门口，塞康比的劳斯莱斯汽车像黑色的便盆，全长五十英尺，停在人行道上，碍手碍脚地影响交通。
他们像疯了似的开往沙拉特，就在那里，在明朗的夜空下，有几支手电筒的光照着，几个训练所里同住的人脸色苍白地在旁看着，一条花园的长凳上，坐着比尔·海顿，面孔朝着月光下的板球场。他的大衣下面穿着一套睡衣裤，看上去更像囚衣。他的眼睛睁开，脑袋不自然地垂在一边，好像被内行人折断脖子的鸟头一样。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十点半的时候，海顿向警卫说他睡不着，感到头晕，他想吸些新鲜空气。由于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没有人想到跟着他，他就独自走到外面黑暗中去。有个警卫还记得他开玩笑说要“检查一下板球场上的球门”。另一个警卫只顾看电视，什么也没有注意。半小时后他们担心起来，因此年纪大的那个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助手留下来，万一海顿自己回来了。他们发现海顿就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警卫起先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身来，闻到了酒气，他以为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此以为海顿是喝醉了，这使他觉得奇怪，因为照说训练所里是禁酒的。他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脑袋垂下来，全身死沉死沉的。警卫呕吐了一阵（树旁还有残迹），把他扶正坐好了，就去报警。
海顿在白天收到什么信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但是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了回来，可能夹带了信，例如请他到什么地方与人相会。
“那么是俄国人干的，”对着海顿一动不动的形态，大臣满意地宣布，“灭他的口，我想是。该死的恶棍。”
“不是，”史迈利说，“他们一向很在乎把自己人弄回去。”
“那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呢？”
大家都在等着史迈利的答复，但没有等到。手电筒没有电了，这些人迟疑地回到汽车旁。
“我们还是能牺牲他的吧？”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
“他是个苏联公民。让他们把他要去。”拉康说，仍在看着黑暗中的史迈利。
他们都觉得这对谍报网是很不利的。不知卡拉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原来的协议。
“他不会愿意的。”史迈利说。
39
史迈利独自坐在他的头等车厢里回想这一切时，他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海顿。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尽管一路上酒吧间都是开着的。
在车子过国王十字车站的时候，他有一种喜欢海顿的怀恋的感觉，甚至是尊敬的感觉。毕竟，海顿是一个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说了出来。但是史迈利觉得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他越是考虑海顿零乱的自述，越是觉得这个人充满矛盾。他开始把海顿看成是报上那种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莫斯科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圣地。他对自己说：“莫斯科是比尔师法的模范。他需要一个解决历史和经济问题的周延答案。”他又觉得这太干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欢的那种人的性格：“比尔是个浪漫派，是个虚荣者。他要跻身于先进的行列，引导群众走出黑暗。”这时他记起了肯特镇那个女孩的客厅里那些没有完成的画：难以辨认，过分做作，没有希望。他也记起了比尔专制父亲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觉得比尔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弥补他作为艺术家的不足，是因为他缺少慈爱的童年。到了后来，这种理论是不是再起作用，当然无关紧要了。比尔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么使他不能脱身。史迈利认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惯问题，他仿佛又看到比尔躺在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边的唱机上放着音乐。
比尔也是喜欢那样的，对此，史迈利从来没有怀疑过。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让大家你争我斗，他既是主角，又是剧作家，合二而一。唉，没有问题，比尔喜欢那样。
史迈利耸一耸肩，把这些想法都撇在一边，仍像过去一样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标准答案一点也不相信，相反的，却相信有那么一个俄罗斯娃娃，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娃娃，再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在所有活着的人中，大概只有卡拉看过比尔·海顿身上最后一个小娃娃了。比尔是什么时候被他吸收去的，怎么吸收的？他在牛津时代的右倾立场是一种伪装，还是罪恶，倒反而是卡拉把他从这罪恶中拯救出来？
去问卡拉吧——可惜我没有问他。
去问吉姆吧——我永远不会。
英国东部的景色在车窗外面飞逝而过，卡拉毫不退让的脸代替了比尔·海顿歪在一边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这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
幻想？这真是卡拉对爱情的称呼吗？比尔对爱情的称呼吗？
“到了，”车上的乘务员大声说道，也许已是第二次了，“准备下车吧，您不是到格林斯贝吗？”
“不，不，我到伊明翰。”这时他记起了孟德尔的话，于是下了车到月台上。
看不见有出租车，因此他到售票处去打听后，走过一个空荡荡的前院，到了一块“在此排队”的绿色牌子旁。他希望她会来接他，但是也可能她没有收到他的电报。唉，圣诞节前的邮局，谁能怪他们呢？他不知道她听到比尔的消息时会怎么想，但是他想起了康沃尔悬崖上她吓怕的脸，他这才明白，那时比尔在她的心中早已死了。她已经感觉到他手脚冰冷，猜到了是什么缘故。
幻想？他重复地自言自语。没有幻想？
天气刺骨地冷，他真希望她那个卑劣的情人另外给她找个暖和的地方。
他后悔没有从楼梯下的鞋柜里把她的毛靴带来。
他记起了那本格里美尔斯豪森，仍忘在马丁台尔的俱乐部里。
这时他看到了她：她那辆邋里邋遢的汽车在一条标着“只准公车通行”的车道上向他直冲过来，安恩在车里看着另外一边。他看到她下了车，车上的指示灯仍在闪着光，她就走到车站去打听。身材修长，步伐轻捷，貌如天仙，基本上是一个别的男人的女人。
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在罗奇的眼中，吉姆·普莱多的行为举止就像他父亲离开以后他母亲的那个样子。他花很多时间在一些小事情上，比如为学校演戏布置灯光，用绳子修补橄榄球网，上法语课时细心纠正小错误。但是大事情，比如散步和单独打高尔夫球，却完全放弃了，晚上深居简出，不到村里去。最糟的是罗奇在他冷不防的时候，发现他眼光空虚呆滞，在班上丢三落四，甚至忘记给成绩——罗奇得提醒他每周交上去。
为了帮助他，罗奇承担了调整舞台时的工作。因此在排练时吉姆要给他一个特别信号。只给比尔一人，不给别人。在要灯光变暗的时候，他要把手举一下。
不过慢慢地吉姆似乎好一些了。随着他母亲死讯的影子逐渐淡薄，他的眼光清晰起来了，精神也好了。到演出那天晚上，他神情愉快，为罗奇前所未见。他们在演出后又累又高兴地回到大楼里去的时候，他大声说：“喂，大胖，你这个傻蛋，你的雨衣呢，你没有看到在下雨吗？”他听见他向一位来看戏的家长说：“他的真名叫比尔，我们俩是同时到这里来的。”
比尔·罗奇终于相信，那把手枪到底是个幻觉。
[1]儿童在数樱桃核儿、坎肩纽扣、雏菊花瓣、梯牧草籽时唱的算命歌谣。（《牛津童谣词典》）
[2]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笔下“山上醉一宵，人间已半世”的人物。——译注，下同
[3]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4]比尔（Bill）又意为账单。
[5]法语：“艾米尔对着鼻子下的图画在看什么？我亲爱的伯格，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出一句清楚的法语来，我就马上把你撵到门口去，你懂吗，你这傻蛋？”
[6]格里美尔斯豪森（1621—1676），十七世纪德国作家，著有背景为德国三十年战争的自传体小说《痴儿西木传》。史迈利自大学时期起，便热爱研读十七世纪德国文学。
[7]White Hall，伦敦街名，位于市中心，是英国国会与政府机关集中所在地。
[8]南非荷兰血统移民的后代。
[9]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冒险家，一次大战时期曾在阿拉伯策划反土耳其叛乱。
[10]区别于牛津和剑桥、成立于1800年至二十世纪初期之间、以红砖为代表性建筑风格的英国大学。
[11]Displaced Person，战时难民。也可以是Different Person的缩写，故说是“不同的人”。
[12]当时肯尼亚反英武装组织的名称。
[13]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著名小说《化身博士》中有双重人格的主角。
[14]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男演员，曾主演《北非谍影》等著名电影。
[15]这里是讽刺盯梢的。
[16]意为兔子。
[17]英谚：新扫帚扫得干净。
[18]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
[19]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著《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角。
[20]代号。
[21]鹅妈妈童谣中的一位主角。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童谣。
[22]威尔斯和法戈其实是两个人。法戈是美国西部拓荒时代首创快递运输的人，一八五〇年创立美国运通公司，一八五二年又与威尔斯合办威尔斯法戈公司，经营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快递运输业。
[23]意为教皇。
[24]原书中为Source Merlin, Merlin本是亚瑟王故事中的巫师，故此译为巫师来源。
[25]英国煤气炉每次使用前须投币。
[26]伦敦左翼势力集中区。
[27]英国著名贵族子弟的学校。
[28]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了不起的盖茨比》。
[29]鲁伯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浪漫派诗人。
[30]Cheshire cat，《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只猫，它脸上总咧嘴带笑。
[31]预先录制好的音乐，一般用作背景音乐。
[32]伏特加掺番茄汁。
[33]葛丽泰·嘉宝（1905—1990），著名瑞典影星。
[34]艾尔·卡彭（1899—1947），绰号“疤面”，美国知名罪犯，一九二〇年代芝加哥市黑帮头目。
[35]这一带是伦敦剧场汇集的地方，白天又是水果蔬菜市场。
[36]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阴险的反面人物。
[37]传说穆罕默德曾喝令大山向他过来，未能如愿，就自己移驾。
[38]尤奈斯库（1909—1994），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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