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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性随缘
作者：二月河
内容简介
《随性随缘》系二月河近年随笔散文之精萃，编选者凌晓为其女儿。二月河在撰写落霞三部曲之余，烛照历史之虫眼，针挑当世之玉瑕；惯读非圣贤文章，常惦平凡人琐屑柔情侠骨，铁笔丹心。

辑壹
	崇祯辞庙录
	社会生活在推演迈进，自然，我们的思维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就计算时日而言，比如说，三月里，问：“今日几日？”
	倘是建国初，无论城乡，大致都会答“十九了”。后来演进了，在乡里仍答“十九”，那是不必想的，如果在城市，年轻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另说一个字面全不相干的日子——那是阳历。至于现在，大致无论城乡，都说的另一个数字，谁也不会记得“三月十九”。
	然而我们的历史仍旧记着，“三月十九”。是甲申年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日子，说的当然是阴历。由此一日，向后推进不到两个月，中国发生了几乎三个朝代的巨变与更替，其惨、其烈、其速度、其奇特、其……在二十四史中独特而孤立。
	关于崇祯皇帝的“这一日”是怎样过的，正史的、野史的、私史的有不同的版本说法。大致可以这样表达：夜半时分，李自成的围城部队开始发动总攻。沉闷的炮声震撼得北京九门簌簌发抖。是太监们打开了城门杠闩，农民义军如潮水般涌进北京。他们开的哪座门？记不得了，但可以肯定，放了敌人进来的，正是平日须臾不离左右的身边人。
	但崇祯此刻顾不得想这件事。他下令撞景阳钟——这钟自明开国以来似乎就不曾响过，本来就是虚设给百姓告御状用的，这时派上用场：用来召集文武百官入朝。他要开会议什么？没有明确记载，当此时我们能想象到，这位性格刚愎的皇帝必定早已准备了许多毒酒或武士刀剑之类，准备集体自杀。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实施，可预测的后果是：铸成大明临终的壮烈形象，激动全国“义士”对李顺王朝的敌忾之仇，为将来的复辟作出强烈的准备。然而这一点想头没有实现。因为，撞钟归撞钟，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报到。
	崇祯开始杀宫人。怎样杀法已经不知道了。大概的做法应该是用侍卫、护卫杀太监，命这个特务机构杀那个特务机构，给不同的特务机构下达同样的旨意——放火，烧文件，烧字书，砸古董、玉器、珍玩之类……崇祯自己，则杀宫中女眷，包括他的女儿——公主们。一边用剑砍杀，一边说：“谁叫你生在我家！”这一句，是成了千古不朽的名句的。杀到尽兴时，怕是已到凌晨了。这一夜，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故宫中，恐怕是死人最多的一夜。仅在紫禁城中，原有的太监、宫女就有一万余人，加上宫眷与护卫武士数量也不少。十九日的冷月可以照见他们这一群死相，但我思量，逃命出宫的怕也不少。
	故宫所有的门都是九排钉子。唯独东华门：八排。这一点蹊跷，让人莫名其妙。据传，崇祯皇帝大杀宫人之后，是从这里逃出去的，这门没有负起“护驾”责任，被后世皇帝撤去一排钉子。我们所知道的，清室王公大臣，正宗朝会是从午门的左右侧门入朝，平时入朝则是由西华门“牌子”。东华门则只是宫中采购鱼肉、进柴炭、水、米，向外运人粪之类用的，由此也可想一些人事心理，传开恐非子虚。可以肯定的是，杀人杀得手脖子酸痛的崇祯到此时还没有自杀的念头。那时他会想，春风吹东风，朝中亲信、外戚、贵臣都在东华门外，撞钟兴许是听不到的。逃出宫来他便奔这一带，挨家挨户敲门求容。可惜的是，没有一户开门的，全部“聋了”，钟声听不到，敲门也听不到。
	在此情况下，才有了后世皆知的煤山自尽。那座山我去过，不算高，但可以鸟瞰他的皇宫。那株树我也见到过，弯弯地向前伸出在坡上，很适合上吊，他当时什么心情，他没有说。大约不好。
	今年癸未，明年就是甲申。算阴历就这样算。很多事，虽与我们不相干，但值得追味的吧。

雍正与术士
《雍正皇帝》一书中表述一人物贾士芳，能呼风唤雨捉鬼擒妖，并有种种超自然的法术手段。该书在出版后，大受读者青睐之余，也因此受到许多读者批评。学者们自不待言，以为此种描写有违现实，不伦不类；普通读者也有非议，以为如此“现实主义”的社会生活不应插入鬼神魑魅之说。待到《雍正王朝》电视剧播出，里头有个披头散发形若魑魅的道士，一脸死样活气妖精味儿，我没看清是谁，经朋友指点“那就是贾士芳”。当时正在吃饭，我书中贾某人在电视剧里这般形容又大出意外，逗得一乐，差点“喷饭”。中国是个崇拜寿星的国度，生活质量倒不大讲求。释家讲色空，讲轮回，那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生命的转换与延续，是一种“永恒的变化”，植根于“空”与“寂”之中。道士们说性命，谈虚冲，则来得更直接：当是肉身可以成仙，丹炉九转大道既成，“一人升天，鸡犬相随”！这也是个说不到头的题目。儒家尊崇的是孔孟，是治世的显学。这个学问偏重于政治治理，因为从盘古开天辟地而后，毕竟那些个腾云驾雾，长生不老的神仙不曾真的现世一个，只留下许多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传闻疑案，孔老夫子很务实也很智慧地回避了这一论题。“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连活着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要去管死后的事？这事儿我不谈，无可奉告。很有点外交官对付记者的格调儿了。
但皇帝也是人。我敢说，人里头最希望神仙境界，最希望自家成仙长生不老的就是皇帝了。这道理并不难透窥。权柄、荣耀、金钱、美女、宫室、臣僚、子女、玉食、锦衣……要什么有什么，物超所值的享受了，缺的只是永恒。睡板房的人力车夫，做梦也会想到能娶个女人做老婆；捡垃圾的小女孩，顶多希望有人能扔点可以卖钱的破烂，绝不会把念头转到“长生不老”上头去。这件事有点像研制永动机，明摆着的现世生活中不可能，但仍旧有人要搞下去。愈是当官的，愈是官做得大的，便愈是期盼长生，更遑论皇帝了。所以从秦皇到汉武，一直到明清，阿房宫未央殿中，紫禁城这把戏几乎一直没有停过。现在报上炒得火热，说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大家寿命可达到一千五百年——彭祖乃天下间长寿之祖，也只寿八百年。这个“成就”还了得？但我闭目去想，这世界也不得了。将来是多少人口？几十亿千年老妖精遍世界跑，是何种光景？但再想又释然，真的那般样？准是克林顿和普京们先“基因”一家伙，到老百姓时，还遥遥无期哩！
雍正信佛，而且是大师级的（圆明）居士。佛家讲“缘”讲“寂”，即是圆寂，也是“死了”。讲轮回因果报应，是不讲“肉身升天”的。但他似乎不能免俗。他希望自己长寿，而且要活得结实些，佛家毕竟太慢且太虚渺了。他的身体状况又出了些问题，“烧香请鬼”招来了一个叫贾士芳的道士。然自汉唐以来，历代天子，皆以尊儒治世标榜，其间或有兼用释道的，或灭佛，打得和尚们魂不归窍；或毁道，揍得道士们发昏，还没有哪个皇帝说孔子的坏话“谤圣”的。孔孟之道作为堂堂正正的治国理论，一直有着“定于一尊”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佞佛”也好，“访道”也罢，都只能偷偷来——他也晓得这不是什么体面事。对于自己信佛，他巧言令色说是为了“补于人之身心”、“然于知天下之道实无裨益”，甚至“试问黄冠缁衣之徒，何人为朕所听信优待乎？”
这就是睁着眼横着心愣说瞎话。文觉和尚一干佛门禅师沙弥就长住在宫中。他未登基前指使戴铎等门人，遍求江湖异人测字打卦求问将来，用双层夹壁箱密相传递，这还可说是病急乱投医。他继位后却仍秘密地不停地干，这就是说，他心里真的是不但相信，而且很认真地进行这种事。雍正七年二月，雍正朱批陕西总督岳钟琪，令秘密查询终南修行之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岳钟琪不敢接近这红炭团，回奏“这人是个疯子傻瓜，一点道术也没有”。当年他又接见白云道观贾士芳（又名贾文儒），但可能二人都有戒心，赏了点银子就打发他走了。到雍正八年，他干脆发了一道谕旨，命地方官征访名医或精于修炼之士，给四川巡抚宪德的亲笔谕旨说：
“闻有此龚论者，可访问之。得此人时，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
总督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山西巡抚罗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人处都有他的征访“异人”密谕，由李卫、田文镜密荐。雍正八年，贾士芳再度人宫，并且露了几手，大蒙雍正激赏。从这些资料看，雍正的身体自七年以后已经出现了问题。但贾某人这番得宠好景不长，只两个月就身首异处。原因据留下来的资料来看，贾士芳操纵雍正的健康，“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果觉不安”——这样的本事谁不害怕？再就是贾士芳口出“背逆之言”，祷词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而且屡教不改，雍正觉得他的邪佞也不可容忍。
小说中的贾士芳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形象”出来的。其中当然也灌注了我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我以为：一、特异功能是存在的；二、用它来行道治世是荒谬的。这也好比人，发了高烧就易见神见怪。社会生活“发了高烧”，也会出来些个异能奇技的家伙来跳梁作怪。“搞鬼有技术也有限”，鲁迅这话千古无疑。

儿子与位子
中国人比西方人，最看不开的便是“香烟”承继的事。北方人家生产，哪怕只是三斤重的男孩畸胎，人们道里相传会说“××生了个大胖小子”，倘是女孩儿，就是九斤重，也是那么嘴一撇“是个小丫头片子”——这当然是早年的事了，现在虽也还有类似的事，也是“非典型”的顽固分子还在坚持就是了。
这是彼时的情理。孔夫子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我在一所大学调侃过：这一定是气话。因为这个话没有理论支持，和他老人家那一整套仁义礼智信的人伦学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突兀地，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很可能是孔老师昨夜受了师母的气，上了讲台还在生气，发牢骚骂人。他是个述而不作的人，说什么话都由学生忠实记载，由此传了下来。后世的一代代经学家诠释，理学家剖析发扬愈弄愈大，愈弄愈极端、尖锐，竟酿成无数终天之恨，无尽人间之悲。
我想了想这件事，其实是暗合了中国的财产继承的传统——闺女是要“出门的”，结了婚便是“人家的人”，娘家的田产房屋，动产不动产，是没有她的份儿的。这只要稍加注意就是晓得了，穷得连穿裤子都成问题的人家，不会很在意生男生女，愈是往上的大户人家，便愈是在这上头想不开，钻牛角尖。山东孔府是千年世家，改朝换代改不掉“衍圣公”这个铁帽子爵位。因此衍圣公是世袭的。若衍圣公无子，那么族里就会议另推嗣子申报朝廷批准。有一代衍圣公竟真的遇到了这问题，他死了，衍圣公夫人按规矩必须退出公府，偏是侧夫人怀孕未生，倘生男孩，公夫人便可免去这一难，因此她异常紧张，连日闭门告天祈福。等到侧夫人产下一男，生产的没事，公夫人一口气松下来，竟致昏厥过去。
大户人家、王公贵族，尽管是“铁门坎里出纸裤裆”，什么事都荒唐拆烂污，唯独这件事，谁家也不肯马虎，辨得极认真的。说到帝王家，那就更复杂，更纷乱，更尖锐，不但有后继的事，还有争嫡夺位的事。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有所谓“烛影斧声匣剑帷灯”千古谜之说。后世也是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为争太子嫡位或冒或隐或“微妙”或直截，打得头破血流，争得殚精竭虑，疲惫欲死。说起来，他们也都是人。大致上也都受到当时最高的学养教育，并不是不识情，不知理，实在是大利当头，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穷通贵贱的事，不得不争。
这件事“正规的”是从秦始皇起。赢政不愧“始皇”，什么事都从他开始。前头列国也不乏父子相争诸子搏命的，但那是“小局面”，秦是统一了华夏中国，车书万里一同，度量衡统一，自他而始。但他的两个儿子胡亥和扶苏夺位，胡亥作为第一位夺嫡的胜利者，和他老爸那制度一样为天下后世垂范。
所以每一代皇帝上台，考虑的“最大最大”的政治是两件事，一件是“死了以后怎么办”——一登极便修陵墓。因为他晓得“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活着的荣耀权势是铁定了的，死了之后到地下，也要和活着“差不多”，这么着才能叫“永远”；第二件是选继承人。
这件事可就复杂许多了。这不但是“死了以后怎么办”，还有一个“活着时候的安全感”的问题。如若这皇帝只有一个独生子，那就别无选择。哪怕这小子是混账王八蛋傻瓜白痴，也是“自家儿子”，定死了的太子位子是要给他的。儿子多，这事便麻烦了，选谁来当太子，怎样选，几乎是每个皇帝都头痛的事。
大致上有三种传统的做法：立嫡、立长和立贤这三种。“立嫡”很简单，哪个是“正宫娘娘”生的便是哪个；“立长”也简单，哪个儿子年纪最大——一般而论，岁数大一点，社会经验多，统治术也熟练一点——就是哪个。“立贤”最好，这谁都知道。但那是对天下、对治理臣民而言。对皇帝，对宫廷安定，对朝局稳定，对大臣们来说，立贤倒是一件最麻烦最可怕的选择。都是龙子凤孙，谁贤？谁不贤？投准了票固是一步登天，一旦投错了票，新君不是你当初选的“贤”，这辈子还得了？因此“立贤”这话，不过说说而已，皇后只要有儿子，别的人休想染指。因此我看史书，常有皇帝生时“天日之表”、“红光满室”诸话头。说不定便是当时舆论宣传的导向呢！
历代就是如此。汉代立太子，除了太子，皇帝的其他儿子裂土封王。刘邦他这样想——给儿子们一个“国”这么丰厚的待遇，各自都去过“独立”生涯，就不会去觊觎太子的皇权，谁料不久就闹出“七国之乱”，同是王，一个爷娘祖宗，没鼻子没眼打起来。有鉴于此，除了晋代，皇室都有制度，叫“不得非刘而王”。封王，一是你必须是天皇贵族，是皇上的儿子；二是即使你是儿子，封王也不给地盘、人民。储君只能有一位，其余的给政治待遇，给“食采”，给钱养起来，只许你过“好日子”，不许你动野心打太子的主意。
这样措置，太子的位置一般比较稳定。如无特殊的政治情况，太子能够平安登极。但也有毛病，就是那些儿子们既有闲又有钱，又不许做事，一个个都比猪还蠢一点。穷奢极欲之外，拼命生孩子，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柽封在南阳二百多年，明亡时，南阳朱姓子孙封到轻车都尉的就有三万余人。封在洛阳的福王，家中金银财宝垒如山积，李自成攻洛阳，危城孤立将士拼命之时，不肯拿出一分钱激励守城军队，结果城破人亡，所有的钱都被李自成笑纳了。
这种情形到清代有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也不给儿子们封土。但不许儿子们闲着，皇帝指定“差事”，也就是指定工作给他们负责，有的是“常务”，有的是临时派定，由太子总起来负责。这当然是接受了前代帝王的教训，想出的新法子。爱新觉罗氏是少数民族，入关前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个“小学”学历吧，对汉文化的了解也就是一部《三国演义》而已。不知道兄弟阋于墙宫廷杀戮五步血流的汉家“文化”残杀的厉害。他们看到自己是“少数”，要对付庞大且是文化程度高的汉代民族，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儿子们必须有能力、团结一致才能办到。前代帝王突出太子，把其余的儿子压下去，可以看做是“水落石出”的意味，清初立太子，却是一种“水涨船高”的路子。
据我观察，清室皇帝大致有两个共性：一、（孝敬）怕妈不怕老婆。二是都颇能干务实，昏庸无能的没有。第一条不去说它，第二条就是“水涨船高”的实效，儿子们从当皇子时就开始办差，在工作中历练，官场情弊，政务艰难，民间疾苦，甚至人情世故也都了如指掌——天赋学养，身体条件，政治环境都极优越，且是无需去锻炼写八股文应试，腾出大量时间做很务实、很宏观大局的事务。所以，只要不是智商有问题，或身体太弱，一个个皇子的实际素质都是相当了得的。这一条很像我们今日一些大亨，不但对子女施以最好的教育，同时在实践中让子女一步步提升能力，锻炼社会素质。
但就皇子而言，他们离最高权力太近了，抬手就能摸到。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女神叫墨杜萨，她长得极丑，头发都是蛇。人们不能看她，一旦看到了她，就会变成石头人，永远也回不过头来。无论“水落石出”还是“水涨船高”，这些金枝玉叶都看到了中国的墨杜萨——权力，他们成了石头人再也回不过头来了。
佛家理论“色”可以成“空”。
道家学说“实”可以化“虚”。
基督的话，那一本《圣经》上它不论理。只是一句又一句地传达“神的指示”。
儒家讲仁，讲忠恕，讲孝悌，讲礼义，把皇权捧到极致，带来的后果，是道德标准与实施道德的行为的不一致，是温情脉脉的虚伪。
很快的，清代帝王便尝到了这个又硬又苦又涩的果子。
倘作一下比较，是颇有意味的。清初多尔衮掌天下多年，主少国弱之时，他若想当皇帝，可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但他按《三国演义》来，不要学曹操，想学的是周公、诸葛亮，坚持不肯谋位。但（新君即位，几乎第一件事便是抄他的家）野史稗官说他是与大玉儿（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有暧昧关系，所以扶孤济弱。这事我坚持不信，因为他若篡位，不但有天下，且是可以娶了嫂子。
康熙是因为出过天花，遂以“独特的条件”无可争议当了皇帝。
但到康熙晚年时，储位问题变成异常的尖锐、复杂和麻烦的事。这是因为此时建国已七十余年，他的儿子们已经纳入了汉家文化轨道，懂得了当皇帝是怎么回事，更懂得了这其中的天差地别。如果说多尔衮有畏难政务（他是武将）的心思，这些皇子可不一样，他们变成了热衷政务，追求权力，乐此不疲的人，看墨杜萨看得真真切切，变成敲起来叮当响的石头人。
康熙皇帝共有二十四个儿子，他十二岁成婚，活到六十九岁，这些儿子是陆陆续续出生的，大的五十多岁，到他死时，最小的才四岁。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共是九位“爷”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家务”。其中二阿哥是原立太子，幽死。大阿哥幽死。八阿哥九阿哥另行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或者“讨厌”的意思），十阿哥也是终生幽禁——实际上，连最小的阿哥，四岁的二十四阿哥也参与了这场血腥的斗争，没有一个人是置身事外的，但“主力”是九个权势极大的年长阿哥，因此史称“九王夺嫡”。
我不能用这篇文章的篇幅详细表述这场惨烈的宫廷巨变。我的实际感受，在读到这些数据时真是有点毛骨悚然。看到了人间“最虚伪”与“最残忍”的天然糅合物：一切都是在自然中生发，斗争的“档次”在不断提升，激烈到置性命生死不顾，压迫呼吸于顷刻之间，张牙舞爪在公明之堂，朝会宴喜之时突然发难，猝然间图穷匕现，五步之内血流当廷……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父慈子孝、兄弟揖让的温情纱幕之中！投毒、劫杀、狱囚、造谣、诬陷、中伤、饰过、讳功……所有人能想出的辣手都想出来了，用上了。至于后果，大家都晓得了。我细想了一下政变胜利的原因，竟是这样两条：一是赖于康熙皇帝政治嗅觉的灵敏，二是其余皇子专搞“斗争”，“太投入”了引起他的反感，而雍正不搞工作搞斗争，在康熙面前竭尽全力表现他的“诚孝”。我在一老年大学讲这件事：“假如你有几个儿子，都在算计你有多少遗产，将来怎样分配，如何才能分得多一点。其中一个却不停地劝你：老爸呀，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你活得长寿才是我的心愿啊……你说，你把财产给谁？”老头老太太们在会场哗然而笑。
这就是“水涨船高”的代价。这团家族的悲惨变局的浓云，一直笼罩在阴沉灰暗的紫禁城上空，一直绵延到清室灭亡。平心而论，康熙的儿子们个人素质、能力，个顶个的都很棒。他的三儿子还主持修撰了《古今图书集成》，十四阿哥能带兵，在青海打过大胜仗，余下的阿哥们也各有自家本事——这都是“锻炼”阅历、读书学习的结果，但却用在了这上头。我看雍正是憋了一世的气一肚子话，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皇帝写书，他是千古一人。乾隆一看不好，“家丑外扬”了。一上台就赶紧收，急忙烧，把书的当事人速速杀掉。
我以为这场兄弟残杀变争分两个阶段，起初是“个别行为”，大阿哥见太子失宠，搞了一下就败到底，三阿哥又跟上，也是一击不中赶快退开。八、九、十阿哥接着一拥而上，变成一场群斗群殴。这是有点像市场上的“催眠效应”：一车菜挺新鲜的，摆在当街没人买。有一个人去买，会带得买菜的人挤破了车。
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就专制政治而言，战争是为了权力，内阁搏杀也是为了权力。因为权力象征和代表了一切。——看到了这一点，乾隆皇帝下旨，废止了立太子的祖制，形成了秘密建储的局面：
儿子们，我不告诉你将来谁是皇帝，不立太子。谁是将来的皇帝，我死之后你们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那里可以找到一张很精美的纸，它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事。

说偏心眼儿
我们中国人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好听一点说“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亲近的人、熟人、同事、朋友、爱人……有家庭地位与有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有族权与社会权力的“当权”，眼见他们出毛病、有过错，事关他的声名，铁定的绝口不言。换言之，非亲非故非掌权者呢？那就说有这一层礼，就可以飞短流长，嚼舌评批。这是理论，也是“礼论”。明摆着看，是不公道，偏心眼儿，从暗地里说，这其实是坑了当事人，往往当事者糊涂一辈子，糊涂死了还不知道何故所因。
对于一个家庭，对于一人一事，这理论虽荒谬，尚无流毒害人。但对一个政权、一级政府，实践上的害处都是老百姓或者公民承受了。打开我们的史书看看，没有一例当朝人修当朝史的——都是等到它彻底完蛋了，换了“朝代”才去说昔日“前朝”的是非。他已经不是“当今”，你说他是猪、是狗、是王八蛋都没事，反正前朝是糊涂死的，糊涂在什么地方，前朝不晓得，我把它写出来，则是曲笔绕弯儿给“今上”瞧瞧，小心着别学那王八蛋……周而复始，一代一代犯糊涂，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这么着，混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列国绝无仅有。
这么着做绝对安全，原因也很简单，人都喜欢听顺耳话，嗅马屁香。君权在握，你说他的“是”夸他的成绩，他就认为你居心中正，“可表天日”；你批他的“龙鳞”，痛得浑身乱颤，他就对你不客气。“殷有三仁”是孔子的话，说的是箕子、微子和比干，箕子佯狂，微子是聪明人，比干生在孔子之前，还不懂“讳”的妙处，结果呢？剜心。几年前我曾到过比干墓，封土之处，所有的“比林”之木，都是一把把扫帚昂然向天——没有树心，像是要扫天下的灰尘，又像是默然警示着后人什么。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汉朝人，他实录描摹了西汉前朝的史事，这人胆大，还有不少“太史公曰”加了进去，不单写事，还加评论，是是非非指指点点，本来一片的赤诚，“上头”以为他“操心不善，应该割蛋”，真个让人家给下了宫刑。他自己悲愤得不得了，我以为汉武帝还是对他留了点情的。他的事放在“康雍乾”这盛世里试试——你还要出书？你就是私史，躲在家里每日记“历史”，查出来也肯定是“凌迟”剐了去。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话肯定是不确的。更多的人不是泰山，也不是鸿毛，而是沙、尘土、石头蛋子，倒是这些物件活得长久些，而且不断演创历史。“偏心眼儿”，用在史观上，就会说不讲理的话。比如说李世民，那是一代英主，能兼听、能从谏，开创了中华史上最值自豪的唐代盛世。他当初即位玄武门之变，真正的杀兄逼父，很少有人提起。宋太祖赵匡胤“烛影斧声，匣剑帷灯”的故事耐人寻味得很，也少有人谈，但一样是皇帝，论到雍正，什么弑父逼母，杀兄屠弟，饮酒好色……十大罪状都出来……你细究去，条条罪状又似乎都有点“证据不足”。就这么浑浑噩噩三百多年……反正混账的时间长了，混账的东西也会变成“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唐代离我们远，名声大且久远，“唐宗宋祖”听一听这词都带劲，而且是汉人的，雍正离我们近，他活着时就有恶名，“传位十四子”虽是假的，但无风不起浪，你肯定有点问题吧？不然你急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干吗要写《大义觉迷录》忙忙地辩白？种种可疑：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的种种蛛丝马迹，你又是个皇帝，是胜利者，皇帝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且藏在心中深处，有没有“满人”暗示，我看也难说。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这份心理暗示是否还在呢？
打开我们当代的小说，凡地富反坏，必定个个坏透。“墙头上挂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拉屎攥拳头——暗使劲”，“梦想恢复”“丢失的天堂”。
这些事不能说没有。但我们一窝蜂地都在弄，按照国有的教科书和国有的程式弄，白菊花、黄菊花、绿菊花……反正都是菊花。但作为“根据”，教科书和这程式未见得不是偏心眼的产物。“偏心眼儿”这心术心胸，用到哪里坏到哪里，用到什么时代，那时代总是好不起来，但破起来是万万分的艰难，比如“成分”这事，从秦始皇而始，我们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在社会生活中才打破了“它”，真正做到了“有成分，不惟成分”，变得聪明和公正了些，这里头有些道理真的是很深奥又很简单。

马屁永恒
只要是独裁政治，真话的空间便十分狭小，马屁市场便无限广阔。
中央政府为了“听真话”，自古以来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从秦始皇起，就设了御史。这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一头盯着公安局，一头限制法院，你胡来我就抗诉。谁也不是“最高”。
封建皇帝才是“最高”。作为国家政府，社稷、庙堂最需要的是耳目灵动听到名副其实的情弊。然而一个无法克服的麻烦在于：作为个人，要听的是好话，阿谀逢迎的溜沟子舔屁股的话。而个人，既是政府的核心，却又完全属于个人！对国家做贡献，碧血黄沙汗马万里，远远不如一个响亮的马屁来得！楚王手下有两个人，一个研制了“不龟手药”，楚国军队到北方打仗，天寒地冻，手脸都裂了，常常为此吃败仗，“不龟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楚王得了痔疮，很难受，一个来舔楚王的肛门，楚王大约很受用，一下子赏了那人一百乘车。再有一个慈禧，她老人家爱看戏，戏上赵子龙在长坂保阿斗，甘夫人叮嘱了几句，戏子也就是演员了，大袍一扬银枪高扫，一声“领懿旨”！满堂喝彩，慈禧脸上大放光，她认为这一嗓子喊出了同治王朝的实质。于是乘兴挥毫，连写几个“福”字赏了“赵子龙”，那些苦巴巴在前线九死一生，那年头叫“出兵放马”，打太平军、打捻军、打八国联军的将军，那些忧国忧民，一心想“挽狂澜于既倒”的刚勇忠贞之士，想要指望她赏个“福”字，比登天还难。“最要”是听真话，“最高”要听是假话，这是中国历代中最臭的东西。皇上管着一切，当然包括御史他们在内，都察院不过是皇上手下一个跑“耳”管人的差役衙门罢了，所以，凡历史上好一点的皇帝，是“兼听”，说是兼听则明，就是说顺耳的不顺耳的都听一听。魏徵写《十渐不克终疏》惹得李世民大怒，回到后宫，现在说法是下了班，还恼得咬牙切齿说，非杀了这老家伙不可。长孙皇后问明原因，陈说利害，“太宗爷”这才憬悟过来。他的过人处是讲理，理智。当然，老婆也很重要，这时候撩上几句，魏徵就死定了。好话坏话都听，这是好的，差劲的是只专听好话，听到丁点坏话立刻联想到“反对我”上头，这类皇帝倒居多。所以古人叹息，小人整君子，只是举手之劳，君子搏小人，犹如赤手缚龙象，这上头吃亏的屈死鬼如恒河沙数。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古今中外的公理。什么叫公理，我记得我的一位教师说的有趣：“公理，就是不需要证明，狗都懂的道理。比如，直线距离最近这公理，你扔一个肉包子，那狗肯定直线扑过去，绝不会绕个弯奔去。”“马屁不穿”这公理，恐怕受用到地老天荒地球人类消失，聪明人也逃不脱这利器，不过善于躲避一点罢了。当初海瑞上《治安疏》，他懂得里头说的话不中听，已是做了死的打算。嘉靖皇帝看了这奏折，把奏折甩在地下，思量着捡起来看，如是几番，扔了捡，看几行又扔。史载这细节，很有个性特色，文学性也极强，史籍资料能如此传神刻记，洵为难得。由此可见，嘉靖并非不知好坏，他只是更想成仙，永远听马屁就是了。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中学选文吧？现在不知“下放”了没有，里头有精辟论述，下头对上有三条：一是怕，因为当政的可以让你富贵荣华，享用膏腴，也可以让你潦倒困顿，穷蹙终生。他有这样的权柄，当然要舔他；二是爱，这类人是已经拍马成功的“过来人”，担心一个不慎掉下去，因而要继续拍马“巩固”阵地；三是“有求于”当政的，这是指下层普通人了，因为当政掌握着一切的分配权，三人核桃两个枣，可以给你，也可能给他，你和他又需求这核桃枣，于是马屁竞争赛开场。所以，只要是独裁政治，真话的空间便十分狭小，马屁市场便无限广阔。在为国家整体还是为个人舒张的选择上，主人们大抵谁也不肯放弃后者。
谁都不是“最高”。便是席筵之通行的比试比较科学些：老虎吃鸡，鸡吃虫，虫吃“杠子”，杠子呢？打老虎。这也是人类政治循环制约的一个链，抽掉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出大问题：比如没有棍子，靠老虎“自律”敢情它就不吃鸡了？它恐怕敢是“通吃”！这样的情形，马屁便永远不穿，真话便过于微弱。造就出的是李林甫、卢杞、赵高、魏忠贤，消灭的是比干和屈原们。

腐败症与糖尿病
今年有幸参加了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江泽民在台上讲，我在台下边听边想，也算计了一下，如果无误，代表们兴奋鼓掌共十六次。其中最热烈，最长久，“雷鸣般”的是两次。一次是说台湾问题，一次是反腐倡廉的事，江总书记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与决心。代表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参加这会议的多是党的中高级干部，阶级既高，且素养成熟。不然，从当时的气氛，准会雀跃欢呼起来。
我思量，为什么这样？一则是国家统一、团结乃众之所望；一则则是国家强盛之本。因为无论你有多么好的制度、优良的办法、措施来治国，都离不开一个公明廉洁，可以说就是民意。不可能设想，贪官污吏一边大肆非法捞钱，一边率领我们百姓去“建设小康”的吧。
然而情势却是不容乐观。从中央到地方，大到“副国级”小到“未人流”的副股级，抓出来不少，枪崩了一大批，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慕绥新、戚火贵……捉住了之后一个也没有饶，全都杀掉了。杀一原是“儆百”的意思、宰鸡是给猴子看的意思。按理说该吓倒一大批的，然而不然。大家似乎不甚惊慌。《庄子》里有一篇庄子惠子河梁之对，内里说“乐哉鱼乎”——谁不幸被钓上了，它才“不乐”，写八股检讨，“深刻”骗人。没有吃到饵的还在那里——是否？我不晓得——偷着乐的吧——这应了篇中另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说过，贪官污吏，腐败之猖，也犹如两句诗，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有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劲头。这几年患了病，叫糖尿病。忽地心灵有感了一下，竟和“腐败”联想到一处。我以为当前腐败问题，实在是个社会的“糖尿病”。“宇宙”这个词，“宇”是“上下四方”的意思，“宙”是古往今来的意思。自从有宇宙社会，我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不存在“血糖”问题的。可以说，全世界的国家“血糖”都偏高，而我们却高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假设说哪一个医生发明了根治这病的药，我看应该给他诺贝尔奖。那么，哪个政治家弄出一套根治社会之“血糖高”的“药”，该得个什么奖？我的想象就苍白贫乏了。
从中国历史来看，秦帝国亡国是修长城、阿房宫，天下劳役过苦。用今天的话说是“基本建设”规划不当。还有掘运河，同样亡国。其余沿革，大多皆因“血糖”过高。谁都晓得，糖尿病是个慢性病。腐败一般不会导致国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严重，导致并发症暴发。这就好比房柱为白蚁所蛀，人的骨质严重疏松，自有免疫力低弱至极。一旦战争、天灾、饥荒种种不祥降临，也就是“并发症”来临，那就只好医者束手仰天长叹了。汉亡于斯，唐亡于斯，宋元明清莫非如斯。
所以说，它关乎“生死存亡”，不是吓唬人的话，的的确确，一点不虚的事实、史实就摆在那儿。
“自律”是不成的。这实际是说请贪官们“突然醒悟”。“发现一个抓一个”，我以为也是“对症疗法”。哪个地方有毛病，连对症治疗都没有，病人肯定脑筋里有病，我期盼有社会学的“胰岛素”——须知今日之事已不同于建国之初，毛泽东杀一个张子善、刘青山，实在是“朝野俱惊”。现在病已渐深了。至于怎么弄法，二月河一介书生，只能请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仔细思量去。

社会糖尿病的延伸
开“十六大”期间，偶与一官员朋友谈心，我说：“你是当的一方诸侯。现在我们天天喊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庙里的和尚们不但自己‘稳定’，而且每日奉劝世人安分。这是稳定的元素嘛，为什么不把庙修起来，多一点僧众？”他一听笑了：“这是意识形态上的事，不能乱来。”
我听了自然无话。但转而思之，“意识形态”难道不在“一切”之内？腐败，社会风气的沮丧、败坏与凋落，现在已是个民族问题。我以为这是高于意识形态的大局。
现在风气是什么状态？很多地方官员腐败，已是人们不再议论的一个题目。不再议论不是无可议论的意思，且是恰恰相反，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那味道，是“说了白说不如不说”的意思。眼见的事实是“发现一个揪一个”，愈揪愈多，愈揪愈大。愈揪是否愈深我不敢说，但我敢说，敢于直面这样的败坏是要胆气勇力愈来愈大才成。这就好比臭脓疤，掩起来味儿还淡一点，翻腾起不冲天，也要盈室，那形色像医生见了癌变转移，任是华佗张仲景也只得攒眉摇头，病得太重了无从下手，这又是个什么“程度”？这说的是官派，是上等层面，往下说，我前见报端披露，一些小学生开始竞选当班干部，因为班小组长、班干部在老师羽翼之下也有许多豁免权，比如考试、纪律等事上的优惠，没有竞选上的则用糖果小对象把戏什么的向班干部送点什么“意思”，那争取的也是不交作业，上课做手脚、犯纪律免汇报什么的种种好处。
这样的普遍性与深入性，它的层面之广，棱角之多，侧面之泛，真是教人不寒而栗。
仅此而言，还只能说是阳面的。阴面的也很使人发栗。白道上的事为人注意那不奇怪，黑道上也“腐败”，这是吾国现今一国粹。比如说官员受贿，收了贿也不办事，“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原则”也被吃掉；比如人室行窃被拿，主人已说饶过，还要动刀杀人灭口；比如入室行抢，东北虎西北狼们进来，不由分说先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扫灭主人，然后从容席卷而去；比如说撕票，黑道本来有规矩，赎金按时送到前不能撕票，也不顾了这事——先撕票再要赎金的也有的是，一些儿体统也不讲。
我说这事，朋友常有笑我的，白道上的腐败还管不了，你还注意“黑道”。我想告知我的朋友，昔日庄子有云：“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藏者，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这是道家对黑道的制约，也是盗的一定行为规范，是对总体社会的分配原则的调节杠杆。白道当然是主体，黑道上的事也不可持玩忽心，因为真的“盗亦有道”，可以少却许多恶性案件，减少社会戾气。我把赎金送给你，你守规矩放人质平安归，下策是下了，一家人也算“解决了问题”，公安局有一抢人真案，却不是杀人案——这也是事实了。
所以，腐败的根源是道德的失控，比如一个贪官，偏他又是个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神仙佛祖，阴司报应这些个他统都漠然，上级又看不见他贪污，群众又奈何不了他，钱又在眼前，他若不贪，那真出鬼了。
法治自古就是主体。不要忘记，不论什么历史时代，执法的永远是人。内因起决定作用，石头蛋子孵不出小鸡，恐怕永远不错，成克杰不懂法？他本人就是最高立法当局之人，陈希同、戚火贵哪个不懂法？——他们犯了罪还说胡话：是“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什么样的世界观允许他这么胡来？真是扯淡。
所以，江泽民讲以德治国，我在“十六大”上拍红了巴掌。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以德治国，我的手又红了一次。

把诸葛亮让给谁
在杭州做旅羁之行，突然接到《南阳晚报》记者电话，说教科书本上头出了毛病，确认了诸葛亮的躬耕地在湖北襄阳。又谈各方对此反应。湖北人如何雀跃欢喜，南阳和河南人怎样愤懑激越，学术界的、政界的情绪不同，老百姓又是怎样谈论，种种舆论一下子高涨起来：一句话，南阳丢失了诸葛亮。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南阳人迷失了诸葛亮。记者征询我的看法，我因不明头绪，在电话里想了想，答了两条：一、历史不是泥巴捏的；二、历史不属于有钱人。当然，作为“名人言语”，它很快就刊出了。
我出生在山西昔阳，幼年生活在洛阳，少年之后便到了南阳。昔阳洛阳南阳，就是这么“三阳”分据了我的生命旅程。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昔阳话，显蹦儿的也透得出几句洛阳土话。但一般人见了我，则听的是地道的南阳话。也是在杭州，南方一家电台打来电话，问得很奇怪，也极简单：假如由你自己选择，你愿意把哪座城市作为你的归结点？我愣了好一阵子，才明白她问的是二月河愿意死在何处。当时便把自家这“三阳”情结说了：“现在既在南阳已成定局，那就死在南阳。”
我不答“死在洛阳”，潜意识里也许是怕“家伙”们在这上头挑剔我：想死葬洛阳，沾帝王之水。我写了康雍乾这三朝时代的社会情态演变，什么“封建余孽”、“帝王情结”、“歌颂专制”、“美化地主阶级”种种帽子都扣给了我，幸亏的是他们没有武器，不然早已崩了我。我称他们“家伙”，是因为他们又是“家”，又是“伙”，厉害得很。他们甚至不看你的书，或看看电视剧片段就给你下这些结论。所以他们判定的东西是很有权威的。
“跟谁住，巴谁富”，我在南阳，心里也盼念此地是“卧龙故地”，但决计是没有这份“挥之不去”的情结，像南阳人丢了诸葛亮，有点“丢了国宝”，重要家当失窃似的痛心无奈。诸葛亮在南阳，在襄阳，都在中国，争了一千五百多年了吧？此说公理，彼云“婆理”，是极平常的人文心态，昔日为名而争，今日是名利齐争。因为了诸葛氏的光风霁月名头，倘是魏忠贤、和珅，并不见有人争的。争论千年无结论，争论本身已变成了天下皆知的斗口游戏。争得两处都似真似假，两处都香火旺极——既如此，“争争不息”也是好事，我原就这般想头，诸葛本人确在何方，我觉得有点“于我如浮云”的意味。
但现在的教科书突然有了结论。虽说有点羞羞答答，在注释里加了南阳“在现在湖北襄樊一带”，没做正面铺陈，有些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佯臊作羞，旧时代歌楼里的名优名伶名媛们大抵都是如此出场。“千呼万唤”出来了。
在外头不知情，我本来以为是学术界突然发现了新的实证资料，或在尘封竹帛中找到了“原始记录”，所以那样概念性地应答了两条。但现实是“没有”。但凭湖北人的种种“运作”，南阳人“坐失诸葛亮”。
这事可叫我奇怪了，有点吃惊了：教科书是闹着玩的？那是给孩子们看的学问，教给孩子们的基础知识呀！这事做得可真“胆大”。
“妄为”不妄为
先看这句话：“南阳在襄樊一带。”说的便稀奇。旧时南阳襄阳都是郡，南阳是“南都”，“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与首都并称之地，怕是比襄阳还善一点，冒一点，高一点，大一点。倘今日有人说“北京在天津一带”，“中国在朝鲜一带”，“美国在加拿大一带”，这是什么话呢？这真的有点“胸中不正，则眸子没焉”了。理念上的毛病，可以从微观上的一颦一笑一哂一怒里头自个儿去感知。
我同时也极佩服湖北一些人的精明。他们不靠新发现的资料，也不靠新出土的文物佐证，但凭“做工作”，居然就改变了教科书，这个本事谁有？但湖北人再厉害，他们没本事“确认躬耕地”。有这个能耐的，是学术界手执牛耳，口含天宪的一伙“家”们的。他们才是内因。
二月河小小的，在学术界算不上个角儿。我也不敢随便怀疑别人从这件事上得了什么实惠，或者简洁地说收了什么颜色的包儿。由我自身的经历，过去傻乎乎的，从来都以为那众位评论家以及学问家（到现在我起码不怀疑他们的“水平”）所居的殿堂里的还真是个什么“家”：必定或清瘦或丰满，银丝皓发童颜韶色；或仰仰在沙发客厅，或奔走于异国他乡；或教带一群博士硕士莘莘学子，或挥洒自如于科研实验；都那么渊亭岳峙，那么道貌岸然，倘看他们资料，也都一个个辉煌不可逼视。
看来还真叫小二说中了。“有×能使鬼推磨”。有“工作”能使“学者专家”推磨。学者而云，专家而云，鬼而云，其同也乎？“聊斋”蒲先生也有套语侃调“胸中正，则眸子正焉，胸中不正，则眸子没焉”。诸葛亮的“学术问题”不论。问题在于这个学术心理阴暗得真可以。
但我刚刚开了点窍儿，笨得到现在才晓得，原来只要“做工作”，南阳便可以属襄阳。
若非胸中不正，那就是昏了头了。通过人家“做工作”，突然发现争论一千多年没弄明的事的底蕴，“订正”（天晓得是订正了还是订邪了）了去。不惜误人子弟，传伪道，授伪业，造新惑。听起来也真骇人。
现在不能谈“南阳人的感情”如何如何。假如人家真的发现了什么新的佐证，铁证如山放那儿，诸葛亮的饭碗农具在彼出土了，南阳人急煞怒煞的没用。得尊重事实，老老实实服从就是。问题的实质是“做工作”，拼实力，凭什么用投资量解决学术之争？南阳人骂你两句“直娘贼”，恐怕学术界的某些人也得忍气吞声受了。
学界的主骚坛领袖，二月河倒有一个小小的条陈谨告。好先生们不必再去研究古地图、地形地貌沿革了，回过头来念念《三字经》，学习一下中华文明传承美德，似乎更必要一点。

说自律
我认为以“自律”来励志倡廉是有问题的提法。因为就理论而言，任何一种好的理论，都是靠灌输才得纳入的。无论宗教、学说、知识……马列主义、苏格拉底……一概莫能外。从小爹娘教，大了学校教，社会管束，朋友制约，通通都是“他律”。为有这许多的“他律”，才使人有了惧怕心，警惕心，这才叫“自律”意识。他律大致上都是控制欲望的，自律呢？晚上在被窝里，无论是贵人，还是破席牛屋中的潦倒人，辗转反侧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人民幸福，怎样为人民服务，如何做好“代表”？肯定不是。恐怕想女人（当然不是自己该想的）、想升迁、想出名、想拳脚功夫，什么太极、八卦抑或美国的泰森、阿里，想形意、武当少林、散打……怎样如何能打得对桌坐的那家伙满地找牙，想钱、想房子、想儿子怎样出国或厨房里的酱油……怕是想这些事的居极大多数，真正专门想学马列、学雷锋，默默无闻为人民做点什么贡献，这才对得起组织和人民对自己培养教育的，我不敢说没有，我肯定说有，也是极个别的。想干坏事，又怕他律，只好理智些个，如果这个叫“自律”，那倒是有许多的。
在历史现实的实践上，我没见过一个伟人活佛圣贤是靠“自律”立起身来的。并且同时，我也没见一个杰士廉吏是“自律”培养出来的，并且，也没见过一个贪墨之徒“自律”了。真的改正了的，记得是哪一本小说说了一句“大凡做好事的心，一天天会小下去；做坏事的胆，一天天会大起来”，倒是这句话，贴近真理些个。
写《康熙大帝》时，郭琇这人物是必须琢磨的，不可随便绕开的，因为这涉及到康熙这主子的性格特点、人格特点以及书的情节安排。这个人很叫我诧异了一阵子。什么原因突然使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然，在另一份很郑重的资料里，说康熙在私下给他下毛毛雨，他写的这奏章，这资料上有眉批“如此名臣便宜煞”的话头。我不排除这件事有“预先授意”的可能，但是明珠高士门生故吏党羽如林遍布朝野，他这么做，首先要冒“得罪一大片”的风险。这是一；二、康熙也可能突然变卦，顷刻之间他便万劫不得翻身。明珠只是受了点疑心，康熙对他还是宠爱的。有可能只是“借机”，让郭琇教训教训他。郭当时官已不小，犯不着打这种冲天炮冒这么大险；更须说的是，倘若他平日甚是庸碌，不是敢言敢为之士，康熙也不会找他来布置安排。
这是对资料分析，他当初何以突然改邪归正幡然悔过的呢？我绝不相信是王阳明那样：倏然开窍了便举措惊人（王阳明他自个想得发昏犯痛，也还是没明白所以）。其实郭的情形在清初很是个一般的社会形态。偌大一个中国，汉人不服满人统治是个普遍心态。他原先的贪，是想和这政府捣乱，也为自己捞点实惠变天时用。一下子“突然明白”，是看到了中央政府稳定大局的能力，看到了康熙的雄才大略，本质原不坏的郭琇就来个“历史性的转折”。
当然这依旧是形势、心理的分析。无论后头的挺身锄奸还是前头的由贪变清，都还是他律而来。“自律”也就是他律之下的产物尔。
自律有点用处，但基本无用。他律败坏，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再大到地球（地球环境的恶化，不是人类造成的么？地球“自律”有什么用处？）就要出问题，他律愈严，问题愈少，没有“他律”，世界崩溃。
宋太祖以陈桥兵变夺位，怕人说闲话，便巴结臣子，说立誓不杀大臣。这一条他律在，而宋室搞成中国历史上最窝囊，最无能软弱的王朝；蒙古人进中原建立王朝，把人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几种等色，他欺负下等人，自己失去了“他律”，而是百年剃头的拍巴掌，完了。
我们的杭州市，曾设了“581”的银行账户。官员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存进去算缴公。这几年没听再怎么张扬，大约效果很有限。有一位县级干部有年春节向纪检部门上交了他收的5万元“压岁钱”，也许是“极个别”的自律者，没看见报章表彰。
一种社会现象的解决，靠制度、靠政策。什么叫制度、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措施。是为强大的政权“他律”。自律呢？一时也不准，一声也不准，一个人，也还是不准。自律这个词，是写检查，自我检讨，写认罪书逃活命的好词。

从取才到用才
前不久给《人民日报》“学人论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叫《从成才的“软”和“硬”说起》。那只是一篇千字文，涉及的层面当然极有限，单单是说了成才的两个管道。
其实就这话题，可以说一火车的话。一般而论，“成才”二字不是自家说了算，是需要社会承认的。承认到何种程度，你就在这范围里立定了脚跟。我们国家设立了“自学成才奖”，从中央到省、市、县，各自都有个层面。可以说这四个级别就是四个层次，用心可谓良苦。但是，作为社会主体对才的知与认与任，还是照资格来事。
成才是一回事，选才用才又是另一码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说起选才用才的法子，真是难为了我们的社会。就中国而言，较早期的春秋战国时，是贵族的一个小圈子的事，选是贵族选的，选的当然也是“自家人”——最放心，也最需要（当然是他家族的）的还是自己的孩子——这种沉闷的局面维持了几百年，慢慢地不成了。因为列国的纷争，各个国家需要人才，也就是说引进了“竞争机制”。这一引进不是谁、哪一国的郡主情愿不情愿的事，而是它在中国能否生存、能否称霸的事，是整个华夏民族的需要。于是，在机制的导向下，庶民阶层的人才就参与了社会政治。你可以看看《东周列国志》那里头纵横捭阖活跃在社会最高层的精英人才，可以说光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哥儿几乎是没有。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学术上更是体现得充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景观，也是和人才辈出同步进行的。
这样的局面被秦始皇以极快的速度扑灭了。很简单，这位“祖龙”不需要这些玩意，他只要他的王朝一代又一代地“统”下去。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的统一那是进步，扑灭学术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反动。他定下的这个规矩无论善恶，一股脑儿地为后世帝王全盘接受，毫不犹豫地坚持了两千多年。汉取才用九品官人法，实际上是改良了士族的特权。不是那么绝对的聚才“定位”了，庶人中、自由民中有特殊才干的，也还有些引进——“引进”也只是做官，做官便是“一切”——官本位的基本制度把人才死死地卡在一个极狭隘的空间里，也把人才的发展趋向导进一个极窄的小胡同里——就这么一点引进，也还是导演出三国纷争时那样鲜活灵动的政治社会大剧目。
唐代的科学制度，从本质的意义上看，它是彻底取消了贵族人士（成才）的特权。贫富穷通都不论，都请来考试。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这当然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是进了一步，再就是坐滑梯，一直溜下去，溜到二十世纪，老掉牙了还在溜。我们给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惰性——一拖就是几百年，一千年，两千年都不肯更张——有药抑或无药可医，我不知道，反正现在还在坐滑梯。“A+A+A+X”其实仍旧是应试，“X”是什么？还是变了变味道的应试。“素质”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度量？考官怕也是懵懂。“办事”，请拿出“本本”、“文件”。用人？对不起，也请你“拿本本来”。官场如斯，商场如斯，企业如斯——博士，请！硕士，可以考虑。本科、专科……各种本本把用人单位套牢，我们的企业家连《子夜》里的吴荪甫都不如，有一个屠维岳在跟前，几个“家”能用出来？
这种成才、用才的人才观确实是老了。它早就老了。《唐书·裴光廷传》里载：“乃为何资格？无贤无不留。”这位姓裴的真算好脑筋，出来了一个无贤无不留。“资格”面前人人平等。他让后世一千多年的官宦可耗了多少神！
这种资格理论从文化心理上，它是因循与惰性的集中体现，在很短的时间为社会所接受，同时辐射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与各个视角深度，成了一种不下于制度的利器。无论考试、晋升用人、衡量，也无论士农工商兵学，全部起用资格学说，努力是无比强大的“首要考虑”。看看金庸小说里头“大师哥”、“小师弟”的次序，到官场里的大军机、小军机，到兵营里“老兵”与“新兵蛋子”，那是一点也不得错乱颠倒的。如果透窥了去，资格的背后是“礼”，是中国文化的命根子，是上下左右永远不可更移的“秩序”。这玩意儿真是太厉害了。
以我的观察与思维论，资格这一利器的使用，它的生命力的旺盛也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衰落恐怕还真的是“伊于胡底”呢。但是，政治家已经发现它很要命地在变，社会学家也在想办法，想破资破格的有效办法，办法不多，效果不明显，资格之说有点动摇就是了。
动摇得最明显的圈子好像是娱乐圈。这里头“猫腻”自然还是不少。比如几大腕人物要捧红一个角，这种事还有，然而一个终极的限制，还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观众。你再捧，角色必须自身棒，因为考官是民众，是“广大的”观众与听众。这个观音不好瞒，能不能“红”起来，关键是观音大士大众。我看，凡是公开的、明白的竞争，人才想捂都捂不住，凡是评委主持，考官量核的事，有钱人有权人便能操作出花样来。
我们文化中的劣根是盘根，积的弊是一座山。这种文化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他也就是仰空浩叹罢了。民主是解去盘根错节的利器，也是挖山的爆破器，好生发扬民主是人才出头的希望和前提。而思想的清醒与解放，随着人才的辈出，同样会迸射出它必有的力与光。

随口一句的结局
孔子的话一句顶多少句？恐怕谁都说不清，因为从明到清近五百年，所有的士子都在学习他的思想和理论，所有的平民都在用他的话衡量人的事的物的理的标准，全国所有的私塾——也就是私立学校了，还有公立的书院，都在翻腾他的话写文章。太平年间是没有人敢悖逆他半分的，因为“离经叛道”的罪孽无人当得。
但就他本人而言，他的地位实在是一代又一代的子弟抬起来的。透视过去春秋战国人看孔子，有点像今天的人看老子庄子墨子吧。“二十四子”——他是“子”字辈里头的一个。后来情形剧变：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连他的书在内的。汉代反秦不仅翻一个个儿，董仲舒只认一个孔子，别的“子”一概都成了“下级”，孔学也就成了唯一的学。为什么会这样，我和朋友们茗茶闲唠嗑儿，说“因为孔子穿的衣服好”。
说到孔子在世时的际遇有点败兴，其实很平常的。他老人家讲学也并不像后来学子们整理得那样如圣旨谕言，比如他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肯定是随口一句话，被学生录下来，便成了“万世师表”的经典。
为什么说它是随口的？我的感觉，这句话与孔子的学说体系没有必然联系。仁义礼智信，女人怎么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女人不能吗？如果女人不在夫子眼中，他又何必老远地去“子见南子”？很可能的是：昨夜夫子遭了师母白眼欺凌，睡了一夜仍旧气愤不平，无处发泄，在课堂上牢骚了出来。“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反映的正是闺房后院的情态，也是孔老师的实在感受。他是述而不作的，学生便老实记载登录。
进了《四书》成了圣训。这么轻轻一句，两千多年间把所有妇女变成了“黑咕隆咚的苦井”中“最底层”的人。倘真的追究责任，竟是应该问问孔师母“是怎么回事”？
中国女人的地位就由此而确定。先是董仲舒，确定他的话都是对的，别人的话都可商榷，这叫“定于一尊”。从前汉到后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这个阶段的女人位置虽然低，也还算是人。经宋理学家一加阐释，把这归入“三纲”之中，成了礼教的核心部分。本来就低的社会地位又一落千丈。女人在世界各地大致都是受贱视的。但在有些国度，男人还给女人一点虚体面，可怜我们中国女人，一丁点透气的空隙都没有，一丁点萤豆光明也不见。
我一直这样看，中国男人的性心理不健全，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比如小脚，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见过，偌大一个人下边两只脚小如半只香蕉——他偏偏就欣赏，没有这个，他就阳痿！——这不奇怪吗？明明是愚昧，他偏要说“女人无才便是德”——这是要封杀所有女人的才，这不野蛮混账吗？
仔细想去，我生出一种略带偏激的想法，因为中国男人的性无知，知见都有障碍，除了性虐待狂这个文化心理，潜在隐藏的，意是对中国女人的妒忌与恐吓，已经限制了、欺凌了，践踏蹂躏得无以复加——好比一棵草，不浇水，不施肥，不让它见阳光——她居然仍旧生存，倘稍不留心就会冒出个武则天花木兰李清照来。如正常平等作养，会是怎样的“不得了”？朱元璋也是个性心理有病的，他说：“我若不是女人生，天下女人都杀尽。”他是个和尚，是性压抑的结果吧。
但这性压抑性虐待的起源，推溯回去，要从孔夫子身上找找由来。

“面人”效应
香港一家报纸前几年来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初见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那意思是说我绵善，无横霸之气的吧？这句话混在几百句话中，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已经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独这几个字还印在脑子里，铸在心里，想起来滚烫、簇新。因为它真实，记者锐利的目光，只扫了我一眼，就击中了我心灵的这个暗区。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说，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恶霸、流氓，几乎都是在当时现场现世现报，立即倒霉吃亏，甚至丢了性命。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恶有恶报”那是真的，但有个“时候不到”的事。有的欺侮错了物件：比如拦路抢劫拦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只是说说而已。有撬门人室的贼，在主人家突发心脏病，反而求主人抢救的事。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件事——一个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楼，双手扒着阳台沿喘息未定，谁知这家养了只鹦鹉在笼子里突然发话问：“你是谁？”这位大吃一惊，双手一松直落下去。这都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发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书中却是频频地，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地发生。我也知道这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这是我的心理状态使然，我仇恨他们——那些仗势、仗权、仗力无缘无故整治压迫人的人。哪怕是这样，车匪路霸上车抢劫，碰上了持枪砸银行的在逃犯——这种事也自有几分舒心的愉快，读来令人解恨。比如一个在逃杀人犯突发“非典”，被隔离，被发现，治好了病再毙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这样积极地扬善惩恶，和我创作“社会小说”的宗旨是不切当的。这纯是我的个人心理在作用。我的这个家族，是个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华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一九三七年送一个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个我父亲。伯伯战死。父亲在空墓穴中藏身，与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亩地，困乏劳力用了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地富反坏右（派）那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始终认为，祖父是深明大义的，个人却身遭不幸。因了他给我们的这个“成分”，真的对我们贻害无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是县武委会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样样积极，处处小心，一丁点不敢犯过，辗转到一九五八年，复又到一个县当武装部政委——退是没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没进。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谨慎微，小心、亦步亦趋地“照着社论”办事，影响得我们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门带伞。我入党那年，志愿书已填，迟迟不见批准。后来组织找我谈话，劈头就问：“你还有个姑姑，是地主，为什么不填？你对土改家中挨斗，是什么认识，什么态度？”家中如此，我在学校功课不佳，也是底子，老师白眼，同学讥嘲的事也自然难免，好在学校还不把我看成是“富农子弟”，不然，真的没法过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贫弱就要挨打，没有理可说。所以邓小平取消成分说，父亲讲“就这一件事，足见他是历史第一伟人”。
他讲的是当代史，是他自己的历史——我是这样理解的，就中国整个历史，何代无贱民阶层？解放贱民这件事，似乎只有雍正做过，且是很不彻底，留着许多尾巴，再就是邓小平，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这玩意儿，于个人“五类分子”是“见了天日”，于国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朱镕基这位总理。
这团笼在头上的乌云，在我们家上空盘旋了半个世纪，散去了。但半个世纪了，就是达摩面壁，也只十年，在石头上且印下了影子，何况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不是面壁，是“面人”的效应。

“非典”随笔
“非典”这种东西正在中国肆虐。这种病现在还不明白它的“来龙”，因此也就不能果决地预料它的“去脉”，知道它厉害，讲科学、讲卫生，谨慎防护，这都是应该的。我在电话中告诉女儿，“这就是瘟疫，爸爸也没有经历过，现在极老的老人也很少见过，要沉着精心应付……”她天真地反问：“连爸爸也不知道瘟疫吗？”
在女儿的心目中，我应该是什么都知道的。倒很惭愧，事实是知之甚少。
瘟疫是人类早就面临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场瘟疫席卷欧洲，死了有一千多万人吧？政治家忙打仗，千万百姓任由疫魔蹂躏；说来也可笑，不过是流行感冒而已。中国的瘟疫记载，那就更早得不知何时起。除了五胡十六国那许多短命王朝，任是哪一代都有，汉、唐、两晋、隋、宋、元、明、清等，都有瘟疫滋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记的就是灾异与人事的“联系”。他想“辩证”，用的却不科学，汉张角、唐黄巢……直到明代的白莲教们用的是“乘时而起”，似乎“天亡一朝”，所以“我朝当立”，是给一些民间野心家提供了造反机会。
我不认为腐败和“非典”有什么超自然的联系，“因为腐败所以非典”，倘这样说，肯定二月河神经有问题。
但是，但是……“非典”不由腐败生，腐败却能助“非典”，这个辩证，怕是无可掩饰。
中国的医生，讲究于病人有“割股之心”，中国的药店，门前挂的招牌是“但愿世上无病人，何愁架上药生尘”。遇到这样的灾异，坐堂的先生有义务，药店里非但不涨价，且多有舍药济民的。《三言二拍》中就不少这类记述，白娘子和许仙就是这样做的。年成收不好，大户人家、庙宇寺院，设棚赈饥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非典”折腾了这许久，所有舆论媒体开足马力宣教，我们见到的差不多都是“政府行为”。政府忙政府的、我忙我的。政府忙着救人，我忙着挣钱，掏腰包舍钱支援救灾的，除了几户“特大”集团之外，“舍药”的几乎不见，倒是趁危打劫，哄抬物价，卖假药、假防品的。打个比方，一包板兰根冲剂，几毛钱的东西，一下子抬到十几元、几十元——它治病不治病还不见得。甚或有劣质官员设卡收钱，发灾异民难财，打之不尽，报道不完。
缺德的医院、药店，缺德的官员，当此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手段，以雷霆之力击之。
天降灾难，对国家民族是一场考验，结局可能有两种，或者激动民族活力，万众奋发，在抗击中生同仇敌忾之心、之情，在患难中，从此凝聚起来，这叫“多难兴邦”；再就是在“祸不单行”中被一击又击，终归颓坍了去。这样的教训，也是史不乏书的。虽无天人感应之事，但忌年“事多”，应是镇定警惕。不见一九七六年？天降陨石雨、唐山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又历粉碎“四人帮”……颇是大事迭起！
“非典”在元月已在世界上发生，三月已是列国哗然，震惊全球，我们的卫生官还在那里“负责任地”胡吹“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头是哄骗媒体，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一头是一群知情不法商贩，甚有药物机关，乘机连送所谓防“非典”药物，发黑心财，反使灾情大作，在我们的“心脏”猖狂。
旧时代祛疫，有请和尚道士设祈祷消灾的，有民间鳏寡孤独跪天哀的，有放爆竹驱魔的，还有“打醋炭”辟邪的——这些花样当然是唯心主义在支配。但我不以为它们全然无效。祈祷，老天爷未必听得见，动心降祥，但是这样的社会行为有稳定人心的作用，放爆竹的硝烟，烧红了的炭淬醋的雾，有消毒的实效（醋场工人不患感冒，是情真的确）。
现在放爆竹烧醋炭恐怕都无效。一点不假，“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死亡人数看，实际上已超过伊拉克战争中死的美国人。
这“非典”嗅之无味，视之无色，医之无药，治之无术，有点像永州之蛇“以啮人，无御之者”，“对症治疗”是唯一可行之法，那就是说，只能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且是治疗中医生护士也“成批量”染病，同样只好“对症”——这玩意儿真厉害！

人命至重
前不久写了篇短稿子，谈一些城市设立非文明法规，汽车撞了违规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见中央电视台专题讨论此事，有事、有证、有形影、有理据，比我说得还明白：你那个法规有违天理，亵渎人情，不合国法。然而并没有见到上海、沈阳、郑州、武汉等市衮衮诸公有所回应，更遑论有所更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题。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没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俄国在世界上树敌如林，但库尔斯克惨剧发生后，无论敌人、朋友，世界上所有关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为这不是战争，不应对此漠然，毕竟人命关天。
关“天”。还有比天大的事吗？没有。什么是“天”呢？我以为就是理性社会的人心。在世界历史区域中，分列着许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区域，对生命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似乎有史以来就倡导着“轻生重义”。一方面是讲仁恕，也就是统治阶层对治下实际上的生存保障义务，使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信赖；另一方面作为教化，则讲究“士”与公民为了“礼”与“理”的献身精神，也就是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这种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分别创立的教义里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在他们那种宗教里实际上是说，只有最高级的圣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钉十字架、肉身饲鹰这样悲壮的举动，平常人倒是无须的：你老实做个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们中国与众不同，千年万年都讲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牺牲精神只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自己是半点风险也不必担着的。老百姓们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访——其实心理很简单：皇帝老子，你享着福，抽空儿也来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哪怕你带着什么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帮，再带上你的情妇（或者在途中临时傍一个也成）也好，只要肯来，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其实极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过，像电视剧里那般玩法却是没有的。
所以舍生取义只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说教，不适用于君，只适用于臣和民。打开历史去看，我们能见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还穷得掉在地上当啷响。能见到多如牛毛的烈臣、义民的传记，杀头、剥皮都不在乎，可他们维护的纲纪代表，却是一个混蛋透顶的无聊皇帝。当然，在他们自身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献身。文天祥认为他的浩然正气，比生命的价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别的类比，“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从这一头来衡量，谁还有勇气对他们说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没有了君权，没有了三纲五常。没有了仁义礼智信——或者说约束力减弱了许多吧。民主了，有了法制与人身自由，中国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来做诗，告诉我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阳春白雪美丽得刺眼，就这四句诗，能真正做到的极为寥寥。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讲自由的，它那个领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对日作战、对朝战争、对越战争，士兵口袋里都装着上级发给的投降书，十六国文字——明白是说：你去给我打，为自由而战；打不过，瞧着小命危险，你就赶紧投降。可见“自由世界”的战士并不以自由为最高原则，而是“若为生命故，自由也可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权利都棚架在生命权上，没有生命，谈不上自由，也谈不成恋爱。
西方人这么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么一种价值观。就我对此问题的思索，要我们中国人依样画葫芦，怕是永远也做不来的。事关国家、民族的尊严，事关民众的生命安全，假使当“缩头乌龟”，当逃兵、叛徒，那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就要出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民族太需要奋不顾身起而奋斗的猛士了。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赞同许多媒体倍加称赞的“赤手对兵刃”、“勇斗歹徒”之类的事体。我曾和女儿谈过，我问：“假若遇到恶人，枪、刀子逼着你，你怎么办？”她说：“跟他打！”我说：“好孩子，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战场，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只是一拼。这很简单，拼不拼都是死，拼是出路。如果只是要你的钱财，你就给他掏，这是花钱买平安。当然，如果对手弱，不在你的话下，或者你有后援，那另当别论。总之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拼命。”
这话在媒体上早已被“批驳”过了，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勇于斗争”，助长了逞凶歹徒的气焰。但这种批驳不能让人心服，“空手夺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气焰要靠警察去杀灭，那就是他的工作，凭什么要手无寸铁的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凶徒做无谓的性命相搏？毛泽东一代伟人，他在三湾改编时期，曾穷蹙落入敌手。他似乎是这样脱身的：掏出身上仅有的银元贿赂押送士兵，然后夭夭而走。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的一篇回忆文章道，列宁在散步时也曾遇险，被一个歹徒威逼抢劫，列宁也掏出了钱财，买得平安而去。试想，他们如果硬拼，对俄国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列宁事后说：“只有傻瓜才会在要钱还是要命的关头作抉择。”是为至理名言。我们看到许多贵人高官，出入警跸森严，警察保安卫护，可见他们也懂这道理。只不明白他们为何在大会小会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励平常百姓“勇斗歹徒”。所以我以为“见义勇为”是可贵的，但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美国在试验第一次核爆时发生故障，两块极板渐渐接近，眼看就要碰撞发生震惊世界的惨剧，一位科学家奋不顾身扑上去用手将极板分开，他自己因受辐射过度患病身亡。这种“双手掰开原子弹”的壮举，才堪称是真正的义行。
我们一直唱这个调子：要英勇奋斗，全社会动员（即全民动员），提倡见义勇为，为治安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实际上，首先要硬起来的不是弱小个体的平民，而是腰间有铜、手有利器、身有权柄的国家机器。个人的英雄风采固当提倡，如果依赖于此，那就是舍本逐末。
写到收束，又见极端。一家银行储蓄所遭匪抢劫，工作人员因未能“奋起”反抗，保护国家财产，事后被开除公职。双方诉诸公庭，工作人员把银行给告了，理由是银行未提供报警设施，也没有工作人员可供逃避的猫耳洞，银行也没有和职员订立“与钱财共存亡”的生死合约，凭什么不当英雄即是狗熊？

撞了永远不能“白撞”
沈阳、上海首先发难，定立新的交通法规。他们似乎有点想像个“国际都市”的样儿。摆这个谱儿。就这么着——在道儿上，倘使司机遵纪而行人违规，行人要负全责。这两个城市我都是去过的，印象都极佳。但这规定出来，我透过这“现代”管理艺术，却看出了他们无情的一面：汽车与人，是为之此地的走路通则与须知。我有点惴惴的，进这个城可得小心。倘不小心踏错了地儿，你就兴许进入“死亡区”，踏上鬼门关。
不管法规形成文件时为了逻辑的缘故，为了涵盖严密的缘故，说了许多很微妙的“弯弯绕”的措词来表达意图，百姓们还是一眼看穿了它的真髓，一语破的直截到位，叫“撞了白撞”。
表面看去，这法规公正得明白无误：你走道得小心，走人行道、走天桥、过斑马线、看红绿灯，别越过交通法规的雷池；汽车嘛，你走你的车道，也不可乱开一气，撞到不该撞的物事也是不能容许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怎的还会有交通事故发生？
这从汽车的角度看，真的是天衣无缝般完美的了。我自家没有车，尚不能充分体会到有车族的心理受用程度，但在坐出租车时，不止一次见到行人违规、犯毛病，或横穿马路，或挡道不行，或突然改换行道方向弄得司机措手不及，或大摇大摆游在车前，任你叫破喇叭决不让道，或出现极意外情形，“嗖”地从小巷里骑自行车蹿出来，弄得汽车一个急刹车，搞得人仰马翻，司机开窗怒喝：“你他妈活够了！”肇事者自然也是一惊，或回头骂还一句，或嬉皮笑脸扬长而去。惊定再走，司机狠歹歹地再补骂一句：“操妈的！真该有人管管，这样儿的撞死活该！”
“撞死活该”与“撞了白撞”是一个意思。有些事，也真是令人痛恨。这也是吾国如今素质使然。譬如夫妻吵架，可能现今已有了进步，过去老婆子叫撞天屈，开口便是“天杀的！你……”邻居口舌，恼起来一声：“老子拍死你。”老子骂儿子：“你妈的，考这个分儿，老子揍死你！”情急时，什么话不出口？然而真正“兑现”出来，恐怕无论什么时代的官府也不会允你杀了白杀，揍死白揍的吧？武汉一位老教授、天津一位七旬老人不晓得厉害，胆敢“以身试法”，结果便真的撞了白撞，死了白死。
最高司法当局对这一新生事物有评，认定人的生命权要远高于交通权利。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了。但也见到另外的说法。有人以为“撞了白撞”只是“提法不妥”，应该叫“以责论罚”。有人觉得我们应该“更新观念”：走道儿应该小心点，车辆管严点，道路弄好一点。还有的是学者，说人与车在道路上的权利是平等的——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合理性。我这个人有时心理阴暗，犯这病时常从小人之心来度大人之腹，左瞧右瞧他们，总觉得有点“胸中不正，则眸子没焉”的样儿。
“以责论罚”是和老百姓打官腔：我的车撞了你的身，不错，你吃了亏，可是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你却违反了，因此我没有责任，你死了该你自己负责。学者自然是有学问的人，既然权利平等，自然谁违规谁负责——还好这先生没有举出实例，但车和人“平等”这说法儿恐怕有点荒谬。谓予不信，请他先生徒步（不妨穿上防弹衣），到马路上试试那个法规，肉身真的和汽车来一下，看看平等不平等。
谁能想出如此妙的地方法规呢？
首先是有车族。有一小部分是出租车司机吧，大部分是贵人和有钱阔主儿。这等于是说一旦无车族闯进他的禁区，换而言之是在闹市街衢上人为界定出一条专为有车人使用的“专线”来享用，行路平民一旦触禁“格杀勿论”。事实上已经有人被“格杀勿论”了。
再就是汽车商。他们肯定对这法规也是举双手赞同的。因为能买车而还在犹豫的人，一想到这大的好处，也许便不再迟疑，赶紧掏腰包去给他融资了。
还有警察，也必是高兴这法规出台。因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管理力度。有些地段，甚至可以不派警察，只要栽一块牌子，上头写“此处不许非机动车辆通行”、“行人一律不准从此过路”诸如此类的东西便可以了。你通行了，你从此过路了，那省事得很，撞了白撞，自己负责。
在吾国国民责任感尚待提高，交通设施有待完善，管理体制尚须加强的情形下，定出这样的法规，我不免为一些老人、残疾人、病弱人、色盲人和儿童捏一把汗。
在大多数人还“无车”，而今现在眼下还无望买车的人，他的安全由谁来着想？制定这个法规的人，肯定是食有鱼出有车的，你自己当然不必担这个心，但你总还有没有车的亲人吧？真个的是不生孩子不晓得肚子痛。
人命关天，永远是任何文明国家的法度最高原则，我还没有听说过车命关天的话头。现在的混账事儿愈来愈繁杂的了。大吃大喝是吃了白吃，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贪官们也有话，拿了白拿，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如今又该加一句，撞了白撞，不撞白不撞，白撞谁不撞？坐在汽车里制定这规矩的先生们，我想你们也是长着一个人头，里头应该是脑汁子而不是尿或水，是用来想事情的吧。
据《大河报》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日《人与法》载，上海市的交通事故因此减少百分之五十。正令人高兴拍手，又见消息有百分之五十的交通事故是“撞了白撞”。
哈！
写到这稿子结束，见《大河报》刊出一帧照片，几个无知的小学生傻乎乎地正在翻越铁栅路障，汽车正在向他们驶去。这情景谁见了也会心中一凉寒毛乍起的。这样吓人的事，我愿不要发生在我所爱的这些城市。

也说豫人
这几年河南人声价大跌，真的应了一句老话“其亡也忽”。在历史演进中，只是“一忽儿”的事，他就不行了。南方有些商家，挂出了“河南人免谈生意”。有的打出“警惕河南骗子”的大条幅，赫然悬之通衢大道。我还听过一个笑话，说董存瑞的战友河南老乡，和董存瑞一道进了桥头堡下要炸桥，却忘了带炸药支架。河南老乡说：“我去取支架。”一下子溜走了泥牛人海。冲锋号一响，董一下子急了，举起炸药包便引爆了。他最后喊的一句也不是电影上说的“为了……”，而是“妈的，河南人真不是东西”。还有个笑话说，山西制造的假酒案查明主犯是河南人，这样的人当然要枪毙。问他临终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解回原籍”，因为他寄望河南的枪子儿也是假货。河南人的声誉，真有点像下酒菜，亲朋好友部属故旧相聚，觥筹交错间，一套又一套“说河南人”大喙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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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原本不大在意的，我本人原产山西，在河南算是侨居。河南人好歹有点“于我如浮云”的味道，听听笑笑而已。但近来上网，又看河南、中央一些报刊竟郑重其事地辩解起来，“河南怎么怎么好，事实是怎样怎样的……”手忙脚乱地出招应招。这样的情节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武林下辈郭靖，来一招“亢龙有悔”，接着又是一招“亢龙有悔”，总之是一推一挡对付参仙老怪就是了。我的朋友周大新，还写了一篇文章，请求人们“别再骂河南人了，河南是中国的祖业兴创之地”。他并说：“世界今日之观中国，犹中国今日之观河南。”因之不宜有“大省沙文主义”云云。今年春天到北大办个演讲会，又有同学挺身而起，儒雅相问：“现如今河南人名声不好，先生对此有何看法？”仓促之间应对：“我虽晋人，但三岁入豫，至今半世纪有余，吃河南之粮，喝河南之水，自以为已是河南人。河南人今日有难，我现在应与豫人共患。”
这话自赢得了一阵掌声，但其实是废话，是忠厚人的厚道话，鲁迅说是“无用的别名”。
现在吹祖宗没用，“我有龙门石窟，有相国寺，有卧龙岗，有张衡……你有吗？”——人家说你现在眼前的事，你炫耀这些干吗？日本人打进来时就说过“你们祖宗伟大，但你们不行”的话头。
周大新是我的好朋友，极善良的人，总希望各国总统开个会，把人类造武器的钱统统裁掉来办学校。但他向人求情，我却以为太软了，应该梗筋挺项回说一句：“操妈的！河南老子，怎么啦！不是你们祖宗吗？”这股弱肉强食之世风下，劝富中国人悯惜穷中国人，犹劝富外国悯惜穷中国般缘木求鱼。香港人见英国人腿脖子都抽筋，见了内地老乡如何？头矗得葱笔似的——就这样。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与大臣议及山西、河北诸人异同。魏徵当时就批驳说：根本就不应该这么看——以地域分人种，这种可笑的大省或大郡（包括北京、上海等地）“沙文主义”从来都带着些个混账理论。现今之事，以我观之，是“时髦”欺侮河南人。“牛皮”得像假洋鬼子见了阿Q，自有那份“自豪”。暴发户遇见了破落贵族，他就那么个阴微下贱的心思——能操练就操练你一下，你怎样？
所以河南人应该研究一下曾国藩，咬牙忍性怀恨怀痛挺一阵子，把我们自己的事弄好，那么也许有一日，今日之笑料或成彼日自羞之言。

岁尾余话
我们如今什么都在和外头“接轨”。科技上的度量衡不知底蕴如何，但我们常用的“公里”已变成“千米”，“公斤”变成“千克”，“公尺”也废弃了吧，叫“米”。公寸公分也都以此类推改了去。道理是什么？似乎没人问过，小民百姓似乎不大在意，仍旧顽固地使用老祖宗留下的老尺度。倘使买一个萝卜，掂一掂，说：“我买萝卜。”卖菜的老太太问：“您买几斤？”回说：“我买一千克吧！”老太太准眨巴着眼瞅你半日，怀疑你有毛病。然而中国到底是个顺民的国度，同化别国的能力早为世界公认，顺化的应变力也是不弱的。有一次我去买茴香，说“买二两”，那卖茴香的小贩极爽脆地答道：“好，我给你称一公两！”倒叫我弄了个怔，反过来又笑说：“我买一百克。”小贩说：“一百块？一百块十二斤半！”——全都满拧。
近来看了刘齐先生写的《回国须知》，他也感慨良深，百味俱全。两类情致，要么视你为洋奴，呵斥翻白眼极度地轻蔑你，“如果你不注意，总爱夹洋文，国内老乡就会比较烦，‘今天，我的心情不是很happy，天气也不nice，真他妈的shit！’听听，这像好人说的话吗？倘若进了宾馆遇到麻烦，叽里咕噜来一串洋文，我这边刚一发音，他那边就知自己不对了，只是脸上绷得太紧，不好意思马上微笑，又绷了一小会儿，然后把我们奉为上宾。”——这是又一种情致。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头假洋鬼子那句话：“我说洪哥，咱们动手吧！他说NO-—那是洋文，你们不懂的！”——真是翻新出来意味仍旧无穷。说真格的，我们今日开放，就是要这些玩意儿来充实我们的社会生活吗？
现在真是彻头彻尾的“拿来主义”了，帕瓦洛蒂和“千克”、航天技术、美金、日元、马克、肯德基、麦当劳、核垃圾……有形的无形的，只要“是个东西”，就毫不犹豫地拿来。这其中的好物件自然使我们受益无穷。
有的东西吃了进去，害得我们肚子拉稀不说也罢，说起来辱没煞人。
要么就是冥顽不灵得拒绝一切，就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要，什么建议也不听，扶乩请鸾乌烟瘴气瞎闹一气，被洋人提了，还要自称“海上苏武”。要么就一股脑儿全拿来，破机器、烂衣服、艾滋病和光怪陆离的夜生活以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营科学技术，猪八戒似的一捞食之。若只是没有经验也还有可恕之情；为些蝇头小利，有些明知有害的，仍“拿来”吃下，误我国民，这种心思就阴微下贱得不可问。
如今是开放年头，眼见得国力日渐强盛，这自然令人欣慰的。也由此而起，国人眼界大开，看得自己不值钱，弄到没了骨头，闻洋低眉俯首，也令人有点心惊的。我们现在要说“四大发明”，要谈汉唐之强大，要讲华夏文明的辉煌与灿烂，那是要小心一点的。似乎有一种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封杀我们的自尊：一出口便觉得有点对不上劲，怀疑或自嘲先容一句：“我这是阿Q精神吧……我们祖上……”先说几句“不行”的话，然后“但是”一下，“还有许多好的……”也有点向听的人道歉那样的心态：“对不起……西边也不是什么都好，也不是什么都不孬……”端的叫人莫名其妙。前些日子与朋友谈起，我不喜欢看硬皮精装书，对竖排版的图书我却有好感，朋友笑我食古不化，我说：“食今不化就对头吗？精装书是书架上装幌子的。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看书，你试试看是平装好还是精装好？中国是方块字，竖排版横排版有什么分别？你把书卷起来‘把卷’读读，横的，你每看一行都须得手腕子转一圈。竖排版才真正是为读者着想。”
但凭我这样思量，怕是不大能改变那些先生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我们曾经强大过，我们却实在又已积弱难返，先“拿来”，先强大起来——比如说先工业化了，再来治理污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的意思也很明白，拿来尽管拿来，该去的要坚决把它扔出去！
世界上的事，历史上的事，无论何种情形，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几乎是约定俗成了的规律。我们今天谁去过美国、留学英国，回来“哈啰，姑的毛疟”一通，颇以为有别个不同的荣耀的，这也如同盛唐时分，日本诸国留学长安的诸生回到本岛，肯定是一口陕西腔：“你好，你吃饭了昵么？”“塞由那拉”就靠边站。所以我不抱怨这样的人心不古，这是今天使然的。到有一日，英国美国人读完他们的剑桥哈佛，须得再来北京天津进修北大南开，回国一声：“今天走了二十五华里，到中关村转了一圈，腿都遛直了！”那时中国人也决不会再说“好，给你一公两”这种二百五话头。
我们学人家，赶人家，是要自家中心强大起来，站得硬挺。别指望人家“无私”帮助我们。就我学到的史识，美、俄、日、德、法这些国家，从来也没有对我们存过什么好心思，哪怕最小的一点恩惠，你也别指望他们慷慨得出来给你。心思放清明点儿，忍着点，学他们的长处，把他的烂玩意儿毫不客气地扔出去，好多着呢！

穿利索点，赛跑的
“一退六二五”是什么意思？一斤为什么是十六两？我们惯用的东西，为什么要改？
现在的年轻人能知道“一退六二五”这话语的，可说是极少。也有些地方的人还用它，比如说，“这事本来是他弄出来的。现在碰了钉子，我去找他，你猜怎么着——一退六二五”，“一退六二五”成了不负责任的意思。
这实际上已不是它的原意，它原来是一句珠算除法的口诀。买一块钱一斤的肉，如果你只要一两，是多少钱？老板就会操起算盘，一阵拨拉，极干脆地告诉你：“一退六二五，该是六分二厘五。四舍五入，你给六分钱得了！”简而言之，一斤是十六两。
“一斤为什么是十六两”，时而有人问我。他们以为我很博学，但实际上我长期也懵懂着。后来不知见了一个什么资料，才晓得其中原委。原来秦以前，一斤是十三两，是根据星相来确定秤上的“星”来着，买卖计量，事关人的生死大计。天上的北斗主死，南斗主生，北斗七星，南斗六星，所以一斤就是十三两！这个除法难不难？一斤肉一块钱，问一两该给几多？卖肉的准要翻起眼来想半天！大约太“那个”了，后来的人又给一斤添了三两。然而，也还是有个“天人合一”的道理在里头，加的是福禄寿三星。卖东西的，你少给一两折你的福，少给二两折你的禄，少给三两？折你的寿！因此，一斤等于十六两，我们用了两千多年。
再比如一个方向问题。东西南北，十分简明的事。一旦到了我们这些学问家手里，立刻变得神秘起来。东方的图腾是青龙，而西方的则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则是玄武（清朝称元武，是为了避康熙皇帝的讳，因为他叫玄烨）。东方代表春，吹过来的风也有名堂，叫和风；西方代表秋，秋风不叫秋风，叫金风；南方代表夏，南风则叫熏风；北方呢？是冬，风则是朔风。东代表木，西是金，南是火，北是水；东是青，南是红，北是皂（黑），西是白。东方的青龙寓意和平、吉祥，西方的白虎则寓刀兵战争、肃杀，南方的朱雀是兴旺与发展，北头的玄武寓着销蚀、死亡……香港人不妨翻开你们的日历看看，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些“风”。今日不许动土，明日不可婚嫁，不宜出行，不宜搬家什么的，都是“根据”这里出来，哄得人一愣一愣，吓得人一怔一怔。走一步摸摸身上，看掉了什么没有。
这当然不是儒家的东西。但儒家就不麻烦吗？它从“恻隐之心”起始，进而衍化出一大套。出来的是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诸如此类的学问，全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但凡涉及自然科学的，几乎是一概摒弃。这些道理也还明白，去芜存菁起来，还是有用的，但说到“天人”之理、“格致”功夫，立刻的，就变得玄而又玄，叫人找不到北。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天上出了彗星，某时某刻某地地震，甚而至于，某地一个喜欢时髦的女孩子穿了件异样的衣服，什么地方出现奇怪的天候气象，母鸡打鸣儿……统都不作学术的研究，而是往“人事”上硬扯。
出了坏事，皇帝作个自我检讨，下个“罪己诏”，“大赦天下”；出了好事，则庆祝一番，倒也热热闹闹的，其实跟他屁不相干。
这些物件里头，自然有些是财富和宝藏，但是，也确有大量垃圾，令人迷惑的麻烦，背起来十分沉重的包袱。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不错的。但若我们肩上背着一堆东西，怀里抱着一堆玩意，身后还拉着一大车陈货，舍不得一点丢了去，即便这世界上遍地是黄金，腾得出手“拿来”吗？然而“扔掉”谈何容易。我们的文化积习是“愈多愈好”，既有了的怎肯随便扔？“十六两”改为十两时，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说：“这又何必！我们都用惯了。外国的‘一打’不是十二吗？一磅一普特又是多少？人家能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要弄出事来的。”我问他会出什么事，他答：“就如中药方子，祖祖辈辈都用十六两秤。一下子变了，麻黄、积石这类虎狼药原来用三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用了五钱，出人命不出？”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一下子不习惯不小心，确实可能出点问题。怕出问题便不改，我们只好仍用“十六两”，仍旧“一退六二五”。但改了十两制这许多年，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除了“便利”，没有什么其他感觉。当然，我的意思绝非学秦始皇，将所有典籍一火焚之；清代的康雍乾兴文字狱，好书歹书也烧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也烧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这些“文明人”进北京，把《永乐大典》扔出来填车辙，野蛮得匪夷所思。我的意思是应该学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长袍大褂碍手碍脚的物件去掉，利利索索地参加世界长跑竞赛。我们的古董陈货留给少数专家和有兴趣的人去细致研究。少数人不幸已经知道陷入了这些“知识”，愿意去研究它，那是他们的事。作为整个国民，似乎大可不必去理会。我们的传统国粹，美的好的，有益于心灵健康的，要留下。没用处的，真的要舍得放下，扔掉。道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和人家赛跑落在后头，还拖着一大堆杂货，怎么行？

礼之困惑
《阅微草堂笔记》中见到一则故事。说有一大官，一直以清操志节自诩。凡门生故吏望门投谒，想带一点礼品敬献给这位，他是一律严拒的。钱不要礼不收，还要教训送礼的下司学生，子曰诗云地一大套，弄得送礼亲友人人汗颜无地。他如此崖岸高峻，自然是清名广播的了。这就好比演员登场，台面上是海瑞、况钟、包文正，下场子坐在戏箱上，他就又是一番思索：呀，这么好的砚——端砚呢！这么名贵的字画——宋徽宗的鹰呢！我怎么就挡回去了呢？那方汉金瓦，恐怕没有二百两金子不成的吧？也……挡回去了——就是那只金华火腿，今儿中午小酌下酒也不赖的吧。唉，也……他独在幕后这么思量，愈想愈不是滋味，心里愈难过。每当客人羞惭辞去，这点心思无处发泄，便拿着家人出气，无事生非地寻衅打骂家人。但闻空室暗隅中鬼魅哧哧窃笑不已。
由此连带又一个故事。说一大官，有下属送他两千两银子，被他训斥一通而去。但是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适逢朋友领了俸在家——白花花的银子堆得一桌子都是，这位先生忍不住，竟攫起一块扬长而去。
第一位，算是阴柔；第二位，算是旷达。从心底深处，对钱的感情是一般样儿。如今我们这世面，只要是个官，收钱不收钱的我不清楚，不收礼的我还没听说过。倘不，我敢肯定，那就是绝顶好官或病态了的小心人。做了好官或小心的官，那也不算差的。如今的时兴状态，不送礼决计“不予办事”，收了礼也未必办事，办正经事——比如跑项目，堂堂正正的公务，礼也是非收不可的。道理很简单，这项目审批权在我，僧多粥少的事儿，我可以批给这和尚，也可以批给那秃驴。没有是非的事，当然谁给我贡献的实惠多，我就“审批”给谁。收了礼不办，不办就不办，反正你是下头，你能把我“上头”怎的？——我猜他的心思，准是这点味道。
这样的风气下，相较而言，那在家骂人的，公然攫了朋友钱去买酒吃的，都是该通报表彰的。
可怕的是他不是孔繁森，也不是王宝森，他是“这一个”大家中的这一个。“法不治众”，一般情况下是个事实。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上头这样，下头也这样。已经变成了一种广泛社会行为，非常的也自然成了正常——小学生屁蛋小孩子，作业没有做好，会去对老师讲：“我爸爸在××单位工作，您有什么事要办，给我说一声就成。”深入到这个层次，真的让人替我们的民族捏一把什么呢？克己复礼为仁。我们的《道德规范》里也讲“明礼”，什么是礼？我看多数人是不甚了了。有几个人会想“礼——就是理”的？当然，礼还蕴涵许多内容，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吾国国民“民鲜久矣”。你抠我鼻子我挖你眼，你抽我一嘴巴我揍你一耳光，这也是“礼”，叫“尚往来”。“尚往来”既是基本原则，当然就你给我钱，我就给你“项目”。现象上说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只是机关有点蹊跷：办的是公事，钱却进了私囊。
纪晓岚的这则故事没有提那官的名字，或者是为亲者为尊者有讳，或者那人当时尚健在，揭了秃疤疮怕“予后不佳”。但我以为是苛了一点的，“诛心”太严了些：一个官员，知道畏法或知道羞耻，怯于舆论，不肯或不敢苟取非分，无论如何也算在守成自律里头的数。
倒是那群鬼们，不知见了今日那些以贿成政的官们的形容儿，该笑还是该哭呢？

关于奖的一点想头
战国先秦奖公战，戒私斗，于是秦人勇于公战，怯于勃谿之争。你为国家打仗，杀敌勇敢，打了胜仗，杀了外敌，就按你的功劳给你体面，给你实惠——爵位和俸禄；你打群架，争风吃醋窝里斗，对不起，那就请你蹲班房，做苦力，甚或杀你的头。这么做，“全国人民”的精神气儿不向内耗，全都冲着敌人去。虽然外头苏秦辈费煞心思瞎折腾，集五国之师叩关攻秦，倒被秦人打了个发昏。
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到国家奖励最明白最漂亮的一段史实。后边的朝代似乎有点稀里糊涂的了。当然，奖还是各代都有的，只是没有作为整个国家大局的事来办，而是按“需要”去糊弄。武则天女人当政，心里不踏实，总疑心外头人在盘算她，需要耳目，于是便奖励告密，目的是排除异己，惩治贪官污吏，那也还有点效应的，却也冤杀了许多好人。朱元璋是惩重于奖，查出有贪污的就拿来杀头剥皮，可谓很有力度，不可谓不够心狠手辣，但他一死就人亡政息，明中叶后期吏治愈来愈不可问。雍正鉴于农业的“需要”，种地种得好的可以给个九品官。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殊荣重奖的了，然而他一死，乾隆皇帝便取消了这制度。我猜乾隆未必是故意与父亲闹别扭，很可能他以为他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这黄历了。
这么看，奖惩便成了阶段性的事，成了局部的应急措施。吃不饱饭就奖农业；穿不好衣，物用不足便奖工业；钱不够便奖能人，奖能“引进外资”的；治安不好便奖警察，悬赏举报人；要打仗了，赶紧去奖杨家将。
我并不觉得上头这些事做错了，相反我以为做得小了，不够大气，或者时髦一点说是不够“宏观”。今日要做此事，就在此事上花钱，明日彼事出来，再去……哪个葫芦漂上来紧着就去按哪个，对，我看就是按葫芦，不是弹钢琴。按葫芦是没有谱子的，弹钢琴是心里有数的，有谱。
就历史上的这些事来观照，我看愈是做得明白公开，便愈是做得地道。愈是奖重惩明便愈是激励人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是件偷偷摸摸的事，贴了告示去干，言必信，行必果，而且绝无反悔，才会有好的效果。
好的风气，好的道德，勃兴的事业，应该奖励。对于阻碍这风气、道德和事业的人事则要痛加挞伐。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实际做起来，却常常是按“需要”来的。
顺带地我也说一点切实感受。近日听说香港的中学生们给了我的《雍正皇帝》一个奖。我心里便是大的喜欢，因为中学生们纯真，绝不会装模作样故作高深地掩饰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再就是绝不会几个人坐在沙发里喝着什么饮料叽叽哝哝——商量着给某人一个什么奖；再者，他们也不会收受什么意思意思的包。别人不给我奖，我自然无话可说，给了我，我就有了这个“想头”——这是题外话了，以谢意回报香港的同学们。

“收”与“散”
我其实并不爱刻意地去收藏什么东西。如果说收集——这倒是有的。脑子里没有“藏之名山”这一条概念，看什么东西中意就买来，看够了，没用了，破烂了，也就随手扔掉。这都已经大半辈子了。心思只有一个“集”和“散”的想头，没有“藏”的意识。佛家在认识世界上有很多独有的理念，比如就“世界”二字：“世”，是有“蒙蔽”的意识，“界”则有一个又一个连环套的“空间”，人们就是在蒙蔽中在此“界”和临“界”中穿越和流动。因此，钱财呀、地位呀、势力呀、富贵穷通这些玩意，都是“蒙蔽”中的幻相，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昙花一现就流走了。也许是受这个哲理影响吧，所以，我一向认为收藏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集”与“散”才合乎顺乎事理。
我人过行伍，常常自侃是“丘八秀才”，有时更密一点的朋友面前，还自嘲是“土匪文人”。倘说我有什么优点，“念旧、恋旧”算是一条。旧物是曾为你作出过贡献的，旧人是“与时俱进”地和你同步行进的，老朋友倘无发现他有品行上的毛病，我是不肯他离开我的。旧物呢？我有一条破腰带，当新兵时发的帆布八一扣带子，现在还闲置在家中，一个“老鳖壶”，行军时叮叮当当挂在腰间的那种水壶，绿色那壶，说了一堆那壶的优秀质量和卓越性能：“无论如何比塑料瓶子强出百倍……”但她不屑一顾，坚决不肯接受这些优点。
还是要喝塑料瓶子矿泉水！真是活见鬼，老子的壶不好吗？
还有一个破茶缸，也是铁做的军用茶缸，底部破了一个指顶大的洞，一直刷牙用。但它漏水太快了，十几秒就全部给你漏光。有一次心情不好，看它漏水，气不打一处来，随手甩到垃圾堆里，朋友见了笑说：“这是文物呀，而且是二月河用的，留下来将来后代……”
后代怎么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可以卖钱——是“名人”二月河用过的——或者有某种纪念意义，这是往好处想了。
这两年没做大活，瘟头瘟脑地乱跑一气，有时不得已也到大学去讲讲学吹吹牛什么的，学生在我说完话后总是围上来一大群，各人拿着笔记本子讲“凌教师给签个字……”围得不透气不见光，挤得东摇西摆，一本正经地晃悠着、哆嗦着、满头大汗地做这件事。随后忆起这类事，感觉当时自己全然是个“肉偶”——我不能自称木偶，因为我毕竟是肉身：脑子里一片空白，身子随人流漂动的方向摆动，手中机械动作，一张纸、一本书、一个本子上头不停地签：二月河、二月河、二月河……
人家都说是“为了收藏”，我当然不能微词学子的心境。但我很怀疑它的“重大意义”，然后有一天，这些只写着“二月河”的纸，恐怕一大半要送到造纸厂打纸浆，然后再做成餐巾、卫生纸这些玩意儿；然后给人家擦嘴抹鼻涕或者上卫生间使用……这很有趣的；我的签字死得其所，是彻头彻尾义务劳动，为人民鞠躬尽瘁了。我自己的签字是这样，我看大多数签字都是这样，国家元首如斯、诺贝尔奖得主如斯、名流名媛亦如斯。这种傻事，人生愚人日，怕还要演下去吧，挤来挤去晃着玩儿，玩到最后是上厕所。虽有这样的认识，但再遇上此类情形，我恐怕还要老老实实操笔上阵，再写：二月河、二月河、二月河……阿弥陀佛！罪过……这就是世情，或者说叫“蒙蔽情”吧。这样调侃也许很不对头，恐怕是刁钻古怪了一点儿。实事求是地讲，人家的诚意和情分是不能亵渎的。我呢，到哪山唱哪山歌还是应该的。
从来都是“集”、“散”，从来都没有想过“收藏”的事，忽然编辑一个电话，要关于“收藏”的稿子，这次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我收藏过什么没有？想来想去发昏，一抬眼看见了满架的书！
这件物事真的是集而不散，藏而不泻的，算得上“收藏”呢。大的有《辞海》、《辞源字类编》，小的到治痔疮的秘方；正统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康熙起居注》，偏邪的如驱狐赶鬼的咒符、算命的书、相面摸骨术、小人书，还有漫画、旧杂志、经典的《红楼梦》、《石头记》，甚至还有一本旧八股选文、高头讲章……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书，只要被我收进来，等于进了它的班房，判了无期徒刑，别想再出去。而且书到手，没有“死刑”这一说，我忍痛也不割爱。我看架上一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厚厚的红塑皮儿书，当初曾严令收缴的，报纸包起，床下塞起：本人没有这样的书！现在怎样，想找一找“最最最最”的本子，这么完善的本难着呢！
我这算收藏吧，无意识的率性爱好。收集也好收藏也好，我看都为了适性。讲究本意的恬适，《金刚经》里头说“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所有修炼的极致。
明初有一首诗“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朱元璋为它杀了若许的人，叫《布袋和尚诗》，说的就是收和散的话了。

散说名利场
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的，变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这就“抖”了起来。会议坐前排，作文有约稿，动辄在报上电视上晃晃。随之而来的，逛一逛商场，便招徕四周异样的目光。小摊上买零用物件菜蔬小吃什么的，贵贱买了就走，不敢争价，怕小老板认为自己“尊范”，怕出逸闻。有一次到公园划船，带妻女登舟挥桨，岸上忽然有尖眼人指着说：“那是二月河——写《康熙大帝》的！”他这一提醒，许多人也都认了出来，三五成群手指目睨评头论足，像是在看动物园新到的一头大河马。心里紧张，目光张皇，鼻尖出汗，桨也不听使唤，只好携妻将雏弃舟落荒而逃。
这固是一种风光体面，然而我受不了。为了某些鲜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声和桂冠，丢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抛却恬适悠游的天性，连嬉笑怒骂发脾气温存友谊敦于爱，都要锱铢较量，或顾及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众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称，立即觉得不上算。我还没有高尚到蔑视名利的份上，更无意轻看对我青眼有加的普通读者观众。我是说好好一个人，偏偏佛像装金，贴得金箔纸宝相庄严，好好一个男人涂脂抹粉，好好一个女人憋粗了嗓门说话，无论如何都带了“妖”气。
虽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仔细考审去，大英雄固然极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见扬子江上樯橹如林，舟船似梭往来，对随侍的圆空和尚说：“好多的船！都航到哪里去呢？”圆空回说：“老衲在此，每日只见两条船。一条名船，一条利船。”乾隆对此回答大为赞赏。
这位光头大师算是会思想事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这两条，大抵说不差。只难为他老和尚在码头上望洋悟禅，竟能对世情参详如此透彻。
然而，若是立在一个更宏观、更世俗的角度，求实地看，这个说法又不确了。为名缰利锁所缚的，大抵只有商场文场两种人以及与此两类人相关的人情事物。那些蛰居穷乡僻壤，“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老农农妇，谋一餐食、一瓢饮的辛苦劳作人，是否可划为图名逐利，大可值得怀疑。就是上船的人，购置农具的，卖茧买桑的，求医问药的，走亲串友的甚或进庙烧香还愿祈平安的，似乎也划不进这范围。
可否这样说，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图温饱图小康，这叫“生存场”；一小群已不忧生存者，出而竞争，是谓“名利场”。生存场中人挣扎出来，进入名利场者尽有，从名利场败落下去，回归“生存场”，或者隐藏深山大洋，当隐士，吃名利场留下的利息的也不少。
这里很难“全面阐述”其中升降沉浮，各个位处的种种态势，厘剔类别，单就“名场”里边就分了“宦海”、“文场”、“艺场”各色各样，还有各个场都有的红角黑角、幕前幕后、配享杂拌帮忙帮闲诸如种种难以一一而足。里边各角色况味不一，就如文章开头说的，“做人难”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样外观不甚雅，其实十分柔软舒适的旧棉袄转悠转悠，比如领纽未扣打了领带，比如一身西装却又平底布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人月旦春秋，你道很好受吗？
“生存场”的人会说：我乐意。我听贫贱之交说过，不加解释，只是莞尔。这毕竟是一种富贵闲愁，有点像达官贵人发愁没时间写诗，吃惯了鱼肉的想一口老咸菜，宾馆里住腻了向往鸡鸣犬吠的乡间农舍。《梦溪笔谈》中讲一位得意红翰林，他给皇帝起草诏诰，写了几稿都未能使上头满意，懊丧出朝，见一位穷叫花子在墙根下晒暖捉虱子，完全彻底的悠闲，无忧无虑。这位翰林就歆羡得不得了。但他毕竟没有放弃他的官位去讨饭，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几部书的著作权去拉板车。就人类本来的面目而言，其实就是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愁，穷有穷愁。如此而已。
二者皆愁，一样了？没有那回事。功名富贵铅华丹黄天球河图金人玉佛都归权势富贵风流名士所有，尽管有“愁”也还是趋之若鹜。到穷了，就叫“穷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问题，那一点悠闲潇洒自在饥肠辘辘中恐怕抖不起来。
尽管如此，在谋到一定的稻粱，有一份稳定的衣食后，我还是想把心更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我还没有修炼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但觉得目光多注视一下底层引车卖浆之辈，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态更像个人，二是更能安道乐业。人，一富起来常常会变，变伟人不去说他，更多的就变了“神”——这犹可存案，有的变了“鬼”，变了豺虎，那就悲哀了。
《聊斋志异》中讲到那位曾为龙女传书的柳毅。传书成名人，又做乘女婿，成了神，接了洞庭君的龙位。但柳毅是个文弱书生，就像戏上见的那样个小白脸。有了官位却镇压不住夜叉水鬼并鱼鳖虾蟹等水族。到底是文心周纳，柳毅便做了一副假面具，样子十分狞恶，戴上面具料理龙宫事务，倒也指挥如意。那些乌龟王八就这样，你戴上面具，凶神恶煞也似，他就听你的——结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面和真面合二为一长在了一处，再也摘不掉了。
这个故事是有点意思的。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促膝谈心，说到“架子”问题，他不无苦恼地说：“不当官时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当了官才知道没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摆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诽你，甚或放肆得没上没下‘根本指挥不动’，所以，为了工作，该摆还要摆。”联想到柳毅，不也是“为了工作”？就真实的社会情势而言，多数人心里还是渴望和期盼真诚，但“真诚”这东西一放在名利场，显得那么脆弱，那样苍白无力，那样无用，聪明一点的，便戴面具，这只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长在脸上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来也真奇怪：颖悟、灵秀、明慧、风趣、优雅、爽健，这些极美极好的素质与宦场无缘。就是文章也一样，一般而言，文章做好了就要“害爵”——官星不旺。岂止文章，什么样常人喜爱的常性，都“憎命达”。因而又有“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贫”之说。
这是因为他成了“神”，不剥脱了人性，神位坐不牢。
如今是连和尚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的人，谬种花样层出翻新。文人也有这个级那个级，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趋上，蝇营竞奔，从心理角度说与官场宦海并无二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欲横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钱扭结在一起，卖猪头肉的在电石灯下点钞，会说“我是部级干部收入”。而许多道貌岸然的达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计算自己的积蓄，计较往来礼节的实惠，有了守财奴的味道。病态的心理加之病态的世情，使许多不同层次的人格扭曲变形，就像金屑和粪土被屎壳郎一股脑儿团成了圆蛋——成了无法正确评估的——混蛋。
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变成文人。已经有人说我“狂”，按我自己的说法，是“嚣”，我以嚣避嚣，而嚣以为应该嚣嚣相通，既不相通，避嚣也就成了嚣。这本是一种自卫——是脆弱无力的表现，反被视为嚣张，用一句文言话说：“其可怪也欤！”
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场中厮混，也不是什么丢人事。之所以“避嚣”，除了觉得太费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众人”。无论事业成就大小，诸朋友前总谦虚“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和他空应酬。就是这一套，要真的“不吝赐教”起来，没有几个不“色变”的。像小孩子的鸡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药……那活儿，一招惹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痒处的兴奋欢喜），谁敢乱触？夫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我愿我是平常人，愿是一颗平常心，惟退避三舍而已。
和特别杰出的人不好打交道。就算是孔子，不讲温情，和你整日仁义礼智信说起；是朱子，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地闹起，交起朋友况味如何？交个阮籍那样的朋友，一句话说错，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头厌与人语，就翻白眼。就是李白吧，让你给他脱靴磨墨，（顺便说一句，高力士绝非胁肩谄笑的小人）恐也使人不堪忍受。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囿，文人只是政治权势场中的附着物。文天祥史可法闻一多朱自清那样风骨的并不多。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诗才豪放，你读读他《与韩荆州书》，还有一股可怜兮兮的媚气。文人朋友只可坐而论道，真有敌人雄赳赳打来，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见，倒是秦桧居多。就不是秦桧，他也准就先逃了。
算了，先打住了。

太阳山的故事（一）
近几年因为反腐的缘故，在电视上经常地可以看到“不幸”罹法的官员。我是研究了半辈子“形象”的人，自然异常关注他们的“临庭”或者“临刑”表情、表现。
什么样子呢？有的在庭对辩论时言语喋喋手势翩翩；有的似名家演讲，依旧气宇轩昂；有的深沉相对法官听众俯仰自若，静聆对自家的起诉，不时翻阅自己手中辩稿，偶尔瞟视一眼周围人众情绪反映——一如平日在会议讲坛上准备发言指示神态。
有的面带微笑，从容表现，频频与在座熟人点头致意。这有点像——宴席未开前的东道主人：啊，请坐。真对不起，饭不好，菜也一般……这几天忙，久违了……
有的肃穆威严，额头皱眉注目庭上——那法官许是他的“老下级”：最近工作怎么样？
有的……
也许读者说，也许这都是轻刑，有期徒刑，最多无期死缓，轻轻重重与性命无碍，所以他们才沉得住气。然而也似乎不是的，慕绥新就有点从容就义的派头，胡长清的镜头也看了：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去镣——那似乎是深夜，他好像刚睡醒那样平静，步履沉稳地在镜头中消失了。成克杰到底官最大，表现也最“优秀”，他打毒针伏法前，像平时出门一样与留守他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这一段的“服务”！
看着这样的镜头，旁边围观的朋友往往嗤之以鼻：操妈的，这时候死到临头还在装！
我起初也以为是“作秀”，后来看多了，又仔细想想方才悟出来，这一切的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居然都是真的，他真的是有这份素质与力度。
我小时候看过镇反运动。捉到的国民党土匪，拉去枪毙，有的也是昂首挺胸，健步服刑，被五花大绑，捆的像粽子一样，还将身后牵绳拉得笔直，这气概仍然威风。但也尽有面如死灰，瑟缩不能成步，行走需人搀扶的。
比较了比较，印象还是深刻：同样是死，国民党反动派表现最差而共军方面最好。无论《红岩》里头的江雪琴，还是现在成克杰，时代不同，情操差异如同云泥，令人吃惊的是境遇一同表现差不多！这真是一道难题景观，一入党，不论人品好坏，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么？江雪琴倘活到今日，看她洒尽热血换来的江山滋生出这么一群东西，她老人家又不知有何感受。
我从小读到一篇课文叫《太阳山》，说是一个贪婪的人在太阳山上拾金子，忘了回家，到太阳出山时被蒸发消融掉了。为此今日有感，成克杰们是拾金子忘了回去的人。太阳出来晒到了他，他是一个倒霉的人。这些混蛋倒霉蛋，能如此勇敢地面对现实，这可真是件奇哉怪哉的事，我想为此说几句话，报刊容量有限，这算第一篇。

太阳山的故事（二）
小说人物进入世相，也就是寥寥若晨星的那么几位，如曹操辈，《薛仁贵征东》中的张士贵、国外的匹克威克先生、保尔·柯察金等等……扳着指头可以算得，但如若公票表决，王熙凤以她的平民社会形象肯定得票不遑让他人。
她外在的特点够特出，人们很可能忽略，她还是《红楼梦》中最唯物的人。她自己就公然宣称“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可以说，除了礼教本身对她的社会约束，她什么也不怕，什么顾忌也没有。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杀人害命掠财，坑陷尤三姐置之于死地，干起坏事来胆子既大，干得也彻底干净。因为她的思路很清晰：没有死后来世的轮回报应，活着的利益便是一切。
现今的腐败心理怕也是同样。他不伸手搂钱时，争名夺利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恐怕也是这样的唯物主义在作强大的支撑。比如下级杀上级，为的仅仅是由副职提升成正职，这罪名在古代叫弑，做这种事的刑罚要比平常杀人重几倍，很少有人干这事的，现在竟成了家常便饭。市县干部——也就是官了——多数是本地的人，历来的传统，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的实在情形，买卖场上叫杀熟，贪官优先选吃窝边草，大吃而特吃。赈灾的钱、扶贫的钱、救命的钱，大到银行国库，小到穷人引车卖浆升斗之资，统吃不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蝗虫！我们好好的一个民族，偏偏遇上了这场蝗灾！这股原本永远是暗流的浊水，大有变成明河的趋势，它还不是“党风不正”四个字可以轻轻囊括的事，而是超越了一般层次的社会公害，为祸民族的癌变毒瘤。我看，有毒的唯物主义应该首先清算。
坏蛋真是唯物么？据我对历史的了解，不是这样的。明代宦官揽权，坏事做尽，但向寺庙禅院中进香，礼拜最勤的也是他们。捐资给佛祖观音“重塑金身”，他们是最舍得掏钱的。民国时戴笠手下特务如林，也是坏事做尽恶贯满盈之后，这些污物会到寺庙中捐资忏悔，请求佛祖保佑宽恕罪恶。现在的官员我不知道。大抵从理上说也该有这出戏的份？所以我以为观人风者应该到大廊庙中去，也观一观神风，察一察捐资簿，瞧着是个官檀越，捐的又多，就该问一问他的收支平衡的状态。
最唯物的，最唯心的都是他们。苍颉造字鬼哭，周景铸钱鬼笑。见了这群要钱不要脸也不要命，得了银子又求神，要命不要脸的东西，鬼们是该哭还是笑？

太阳山的故事（三）
这个提法，似乎还没有人说过，但的确是实事求是的一个观点。我的理由极简单：A.腐败现象列国都有，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非吾国的国粹；B.腐败“糖尿病”不仅侵蚀“我们的党”，它害及的是整个民族，相关的是国运气数。国民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是生机勃勃，所向披靡的，也是蒸蒸日上一往无前的；腐败得齐根烂了，也就是气数尽了，美国人又输血又打气，仍然身似五鼓山月稀，命如三更灯油尽。老蒋跑到台湾，痛定反思，整顿刷新一番，打了打胰岛素，才总算维持了一个小局面。
这扯得似乎远了一点。我要说的话是，我们倘再这样演戏下去，就算你是革命者，在历史上曾无与伦比地强大过，唱一唱《霸王别姬》的事怕也难免。
但我们却在不停地畅想当初。打开我们的电视吧，还在那里不停地演长征戏、延安戏。我自身也是中共党员，还是全国党代会的代表，看看现状，再看这些“剧”，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很……什么呢……很有点惭愧的吧——我们的前辈争气，能代表我们的光荣么？倘他们不是死，而是一觉睡醒，见到太阳山上这一群，捞够的漂洋出海享外国流亡福；没捞够的，毫无畏惧地在山上拾金子。他们很有几个临刑仰天大笑的，也尽有歌诗长街行的，此刻他们还笑得出来么？
因此，从社会效果来说，演这样的历史正剧未必是不好的。那么，演反腐倡廉的剧就正确了？我以为也不佳。为什么？因为明着的社会腐败现象就天天在他眼前。腐败不但不收敛，且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贪官队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越来越壮大，且是越干越胆大，越来越良心泯灭不畏死。你电视剧里头表现的那些反腐倡廉英雄，他在生活中一个也见不到，你让他怎地信你？我们搞“五个一”工程，是为了提高全民“跟党走”的信心。这些“戏”能成么？
所以我们不要搞迷信。迷信自己的过去也是迷信。病重了要治病，而不是“相信”自己的身子骨儿，硬扛。还有一种错误的迷信，好像我们的生产力搞上去了，连这社会糖尿病也不必理会——二月河忠诚地告诉您：唐开元时期，中国的“鸡剔皮”占到百分之四十。糖尿病一犯，来了个“天宝”应发症，渔阳鼓声动起来，大唐帝国真的像受潮的糖塔一样软坍了下去。而美国的“鸡剔皮”，现今也才不过百分之四十！

太阳山的故事（四）
有一位下派到乡里工作回来的干部对我讲，基层干部过得苦。他到副乡长家中作客，眼见景况令人惊异：家中除了一部黑白电视，几乎没有任何电器；门窗是破的，沙发是破的，床也是破的，水泥地板也是破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破的。然而他却取出了上好的酒来招待这位干部。酒酣耳热之际道出真髓：我要弄钱送礼，扶了正（副乡长升为正乡长），我就好办了。——你问扶正了以后？那当然目标是奔副县。然后弄钱，再扶正——总之是官当得越大，弄钱越方便，送得越多，官就越大……再说，下头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我一个副乡长在这不能太扎眼（家中招摇摆阔招人怨恨）……
这话乍听似乎尽都在情理之中。然而我却越思越惧，竟有点悚然了。这只是一只小蝗虫，但三农问题不正是这些小蝗虫造成的吗？我这次开人代会，原准备上个条陈，说说三农的事的，温总理报告说五年全免农业税，引得与会代表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不过我还是要空处发一点余意。若不小心，这几百亿说不定被这些小蝗虫全吃光。而且吃出胃口来，变出新花样来再吃新的品种也未可知。比如计划生育课题，吃；老师工资，吃；救灾钱物，吃；扶贫项目，吃……吃！有一条你永远不要担心，蝗虫只会越吃越“大”——从副乡到扶正——再副县到扶正——再……决计是不会吃饱、停下来歇歇胃口的。
没有见哪个傻瓜把钱往下撒的。你“群众基础再好，老百姓升不了你的官。老百姓拥护你，但他们说了不算”。说了算数的是“上头”。真个是“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孬你就孬，不孬也孬”。如此这般谁肯对“下头”负责？
顾上不顾下，可说是缠绕了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恶疾、乏药可医的绝症。由此引发革命造反，形成一个一个王朝更替循环怪圈。
一个人，上身穿着锦衣重裘，下头穿一条烂裤头，很难看是不用问的；健康呢？恐怕也是不用问的。

还说太阳山
小时读到《太阳山》。这是一则童话，说是这座山上遍地黄金，人们可以随便去捡取。只是这件事只能在黎明前去做，太阳升起时，没有下山的人就会被晒死在山上。聪明的人捡一点立刻下山，贪婪的人来不及下山那就死在山上。
中国的太阳山在什么地方？很遗憾，我以为最高峰是在官场。我们的官位级别，也就像一座高高的山，金字塔形的，有着稳稳的基础。从村、乡、县、市……这么一层层“上去”，有着一层层的阶梯式的攀登道路。在这座山上，只要你“知足”，取得你应有的金子，大致可以说是安全的。规则可以说极明确，只有低头捡金子，不看天的人，太阳出来，就会被晒死。
成克杰被晒死了，胡长清、慕绥新、戚火贵们就是这样死的。还有成批量的人，在太阳临出之际，一刹那间逃到异国他乡，成了吃金子利息的外国富公。这算是暂时的侥幸。我信及他们的日子，绝不会比我们乡里的放羊老头或者城里的板爷过得舒心自在。因为他们头上始终悬着太阳，一旦照到就完。
人的两种本性——贪婪与恐惧，在太阳山捡金子时的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我相信洪昭光教授的话：贪官不长寿——那制约他长寿的要命因子太多了。但我更相信，宁可不要长寿，捡金子捡到日上三竿的人，仍旧会我行我素，只要那山上有金子可捡，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人有的是。这不是我说说或者执太阿之柄的人说说或吓唬吓唬就完事的事。我们的反腐手腕硬不硬？与列国相比，我认为强度是够的，然而强度与力度不会是一回事。
秦始皇似乎一开头就想到了这回事，他设御史，就是监督官员们遵守游戏规则：太阳出山前必须住手——到后来无论世局怎么翻云覆雨，后人竟没能有些须更易。我们的纪检和舆论批评也就是这个作用罢。我已经说了，腐败与意识形态无关，任何思想体系的政权都有面临“社会糖尿病”的事儿。但腐败与社会制约、社会环境却是有关的。有这座山，没这座山，山上有没有金子，与捡金子的人数是有关的。
十届人大修宪，有了“以人为本”这个理念，但愿这座山的山基有所松动乃至更移。

悍贼，汉贼
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治贪，大到“副国级”，顺延数去到“副股级”，佐亲未入流的弼马温之类，杀却了的，关起来的恐怕要算是“历史之最”。据我掌握的历史资料，唐宋元明清，这些法统清明的历史时代，没有哪个能和我们的“力度”相比。
但其实效，我却以为“一般般”，杀掉的多，仍在前仆后继；关掉的多，冒出来的似乎更多，有点“野火春风”味；更遑论逃出去的，——算得是太阳山上的撤溜，捞够了，或是见势不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三十六计走为上，到外国作寓公去了——报端介绍，这群贪官在美国仍是阔气得不得了，让世界首富国的公民惊羡不已。
写到这里，我竟无端地想起《红楼梦》里的话，套起来叫“看破的遁人了美国，痴迷的断送了性命……乱轰轰，你暴露了我来干，且把国家当我家……”如果说这是一群贼，也堪称历史之最，史载所无的一大群——剿不完、杀不灭、打不死、训不顺的“悍贼”。
也可以称为“汉贼”的。也许这样称更贴切一点。他们既是民族的贼，也确实与民族不两立。
建国初毛泽东杀张子善、刘青山，可以说整个官场为之悚然变色，颤栗惊心。现在搞一个“厅级”已经是“毛毛雨了”，除了他身边几个有关的人或有余悸余悲，“他人亦已歌”，大家都很无所谓的了。
什么原因搞成这样子呢？
A.整个风气坏；
B.整治措施无力；
C.官员都是建国之后的人。
这需要作点解释，中国的腐败风，正规地起于青萍之末，应该是从“走后门”那辰光滋生，这个腐败小小的：要办事，弄个炸药包（点心）手榴弹（酒瓶），把后门弄开……其来也渐，其入也深，浸润也广，——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那种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胀得脑满肠肥——尽吃尽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与时俱进”，血糖指数达三十，阳性到四个加号，尿糖试纸：黑色。
就整治情形来看，我认为当局决心和腕力都是颇有可观的。但明摆的事实是措施含糊，缺乏制度支持。武则天肃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务网巡察，确实冤杀了不少人，但这不失于一种制度，就治贪本身，也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贪，是用密折制度。他不设内阁，躬亲朱批这些私人奏折，对各地各要员的情形相当熟稔，这种制度我以为对官场的“他律”儆戒，确实有极大震慑。我们呢，“文革”之前有“三反五反”等运动，其它的政治运动也连带有肃贪力度，是“运动治贪”。后来没有了运动，其它措施跟不上去，贪风也就渐炽渐烈，成燎原之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这只能说是办法。世界整个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团体，“发现”了危害自身的异类而仍“不查处”的。问题本质是在“怎么发现”，而不是发现了“追究不追究”。就“办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贪官那队伍呢？却是不断“成熟壮大”炽盛得成了气候。现今的干部队伍已经没有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很简单，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说这家业不是他创的，他敢情就不爱护、不心痛。负责任的少了，巴结者混混儿“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贪官本来就有较高智商——纪晓岚说过类似这般的话：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他们都是念过大书的人，又都是积极的“唯物”者。好智商加之强大的心理素质，又遇上了制度不健全，又逢改革转型环境秩序剧变……这一切一切，为贪风的滋长造成了千古良机。这悍贼的出现与发旺，实在有着它的社会深层因由的。

腐败亡政一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投降，作为中日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的民众威望可以说达到他毕生的极峰。是全国民众的“众望”所归。沦陷区人民“想中央、盼中央”——其实就是盼的重庆政府。结果呢？他派到伪区搞接收的人，个个都是重庆一隅躲了八年，还有窝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又是一群饿极了红了眼的狼，看到汪伪政府留下那许花花世界，六朝金粉之地空落无主，这群狼哪里忍得？伪房产，占；伪银行，捞；伪人员姨太太，霸娶。只要是“国军”的人，干什么都行，怎样干都有理，所有伤天害理的事都办出来了。人民的期望和失望来得一样快，“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是刮民党”便成了新的口头禅。人是不能没有希望寄托的，以中国当时情事，人们很自然的把目光注视到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共产党就是趁了这个势勃然而起的。
搞家庭统治，蒋、宋、孔、陈统帅一切，不是四海贤豪的集中统治；信任特务，特务便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戴笠可以说坏了蒋氏的王朝大事；再就是国统区的独裁与接收大员的“劫收”。这三条没有一条不是腐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是“公天下”或者叫“天下为公”。一下子，人们感觉是私天下。所有行为都是在为他们的一己之私。即使没有共产党，这个天下肯定也会出大问题的。即使没有武装的其它的什么党，也会有机可乘，作为一番的。何况共产党是武装党，北方南方谋士如云战将如雨，数十万雄兵枕戈待旦！何况共产党在解放区土改搞得如火如荼，内部清廉团结，外部统战，政策对头干劲十足，人心威望如日中天！这种时候国民党仅仅仗着人多枪好，便大搞腐败，实在说是一棒打在豆腐上，不开花才是稀奇事。
这也好比是下围棋，好好的可为局面，一步子儿走错，全线崩溃，心情坏了，更昏招迭出，结果必是大败亏输。
天纵英明的毛泽东，看准了这个，成功的土地改革，严明的内部自律（我认为，当时大敌当前，壮志未酬，这种自律是有严重的他律保证的），明洁仁德的政治，强大勇悍忠诚如天的军队，浩漫如海的地方武装（民兵）……这些积极因素统由共产党组织了起来，调动了起来，其实已是仁者无敌，对付的又是那样一个腐败无能的“刮民党”，当然必定是摧枯拉朽一样了。延安时期毛泽东一位爱将杀死了弃他而去的女友。毛泽东挥泪斩了这个情种（我说他“挥泪”，我肯定他杀这将军心情极坏；建国初，一个团长占据了北京一处伪产，毛泽东暴怒之下，当场便要下令枪毙这个团长；刘青山、张子善的事出来——那都是跟着他长征出来的人——也毫不犹豫判了极刑：请你吃炮子，炮敲了你！这样一比，蒋介石的毛病便显出来：他不反腐败。国民党糖尿病十八个加号，还猛吃葡萄，他不完谁完？）。
我在前篇文章中写，腐败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什么意思？腐败是反社会的、反人性的东西，好比鸦片、海洛因，谁吃上谁完。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是什么政权、什么党派，一个样。

不同的舌头“忽悠”
萨达姆的事完了。他如今再也没有朝天开枪的那份嚣张，而是昏头昏脑坐在美国人设的牢房里等着“那一天”。其实，他现在死不死，对伊拉克、对伊拉克人的实际状态，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判一千年的刑与上绞架吃枪子，也就是政敌的解恨程度而已。
萨达姆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一步？不晓得我们许多国际研究分析家又会唠叨些个什么——他们常常能预言什么事情，但事情既不是他们预言的那样过程，结果也不是他们预言的那样结果。
所以这次美国和萨氏动真格的，列国媒体态度可说犹如万花筒一般，只我们这块态度统一，显得有点滑稽。从开战伊始，便是电视同步跟踪，跟着画面说，指手画脚见事就说：这事是什么来龙，又是怎样个去脉，发展前景又将如何，各个都是口若悬河，甚至搬出我们的电影——见美国兵踹门入室，就讲“怎么不在门后吊个手榴弹？”——如同《地雷战》那般，打得美国兵晕头转向。美国人快进城了——巴格达，又大谈巷战，大谈萨氏还有杀手锏，报上说萨达姆的特种兵，又是什么美女兵，伊拉克的空军什么的……总之是“听萨哈夫的”，我们的舌头跟着萨哈夫的舌头转，这不滑稽么？当国人听得精神一震，真个拭目以待那一刹那间，战事突然结束了，萨达姆的飞机突然蒸发了，特种兵也没有出来，美女也不见，巷战也没有，观众目瞪口呆间，我们的国际专家也在电视上迅速蒸发。
应该说，萨哈夫的舌头是相当能“忽悠”的，此人能在美国人已经上了大街，萨氏要鸟去巢空的事下，依然镇定自若地召开记者招待会——我是后来读到报道，他最后其实是饿得前胸贴脊梁筋侃侃而言说谎话，上班道上碰见美国兵才不上班的。如果说让我在这次美伊之战中找一个我佩服的人，很奇怪，萨哈夫居然是我的头一票。他作为他这个国家机器的成分之一，他的忠于职守、敬业精神也有正面的意义。这用得着李白的一句诗“所守或匪人，化为狼与豺”，大劫之下，玉石俱焚，他在耍“扑克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问题是我们，我们的舆论，怎么可以跟着他的“忽悠”舌头转？
倾向。倾向性也就是偏心眼了。凡是美国人倒霉的事、吃亏的事说得就多，说得就透彻；凡是美国人兴头的事常常一带而过。中国人同情弱者，许多人想看美国笑话，我和评论家也许是接受了这种心理暗示的吧？
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萨达姆从洞里被掏出来，那个狼狈样，可以说让整个世界都吃了一惊。他真的是投降了的，那个找到他的人摸他的胡子，看他口腔，有报道说是检查有没有虱子、病之类的事，我以为是在找有没有毒牙，或胡子里有没有自杀性的东西——中国人讲究“刑不上大夫”，作为一国元首他就那么老老实实让大头兵揉搓亵渎，看上去真叫人不习惯、难受。我们的——记不清是否还是开战时那几位——专家却说是“落魄”，是“像个哲学家”，不久又进而说他“从容”，“准备在法庭上”怎么怎么样……总之，想尽办法遮掩。
美国人不经联合国打伊拉克，师出无名，伊拉克人战败可怜，这都是事实，绕着这些话题说，不好吗？不是同样同情弱者吗？怎么会弄得自己“什么都不准确”呢？

水兮归来
我们中国用“阳”作为城市地域名字似乎是个现象了。贵阳，那是省会了——仅就河南，你数数看：洛阳、濮阳、信阳、南阳，加上县城那就多了去了。我老家在山西，生我的地是南李家庄，李家庄在哪？昔阳。
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个说法“山南水北谓之阳”，这些城市都依势建在山下河边。怎的“阳”就这么多？这里头可能有堪舆学方面的原因。风水、风水，人们就讲究这个“风”还有“水”。住在山南有傍势形胜之利。靠着河可方便汲取饮用，这就好活了。实际上即使不叫“阳”的地儿，大至都市，小至村落，必须有水源，源源不绝的水供应，或河、或湖、或泽、或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水土，水在前头。总之没水难办。
然而我们现在发现水少了，能够用“滔滔”二字的河，从大流域上说，似乎只剩下了一条长江。而长江的流量也在逐时递减。有时居然也会有水荒危机。冬天乘火车北去，过了黄河，一直到北京，中间过多少河？统统是干的。干得涓滴全无，长满了灌木沙棘的河滩上没有一线之流。旋风裹着沙尘在广袤又荒凉的河滩河床上野树丛莽中扫荡，凄凉景观颇是令人心怵胆寒。这与西部沙漠景象相比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是怎么回事？我曾与几位水文行家聊过。从大循环角度，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喝了水，还要尿出来。工业用了水还要排出来。蒸发掉，到天上还会变成云，再下雨回到地上。这地上怎会缺水？但实际上它就是缺水，而且愈来愈缺。依我躺在床上的胡思乱想，很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采地下水太多了。工农业用水，采了地下水的储水，老天爷来不及补充就采了用了排放流失去了。地下水位低，河里水慢慢往下渗。到处的大地也往下渗水。上头就沙漠化。我不是科学家，这个想头也许很愚蠢。愚蠢归愚蠢，是我的私人问题，水越来越少却是天下公事。靠限制用水或提高水价来解决水的问题似乎是更愚蠢一点。不知怎的，我每见新闻媒体夸说某某地儿发现地下水，如何怎样开发利用，总会有一种不祥预感，我们非把这些水用干，然后再渴死子孙吗？
再往前推几十年，我们似乎不缺水。我小时在栾川，那是山城，记忆里到处是山溪小河，后迁陕县，除了冬天冰封大河，一城人都伴在黄河的闷啸声中安然人梦；又到洛阳，洛阳人有“邙山跳”（意谓夜观邙山，起伏不定的山峦似乎在跳动）、“洛河哭”（洛河终年都呜咽着）——音无哀乐那也只是旧时代人们心景的“灵照”。现在再看洛河，我看有点欲哭无泪罢。洛阳人把它聚起来，成了湖，这当然也挺好，但却是没有办法的事，看起来是“浩浩荡荡”的，其实是人工的，缺水就只能这样。龙门伊阙的大湿地也没了，“治理”没了，1958年那里曾打到过几百斤重的鱼，现在有吗？
河流缺水，湿地干涸，地下水大量采失，这是很严重的民族生存问题。我有几个傻想头，能否加强工业污水的循环利用研究。一利用，再利用，三利用，四利用……利用到不能利用再排放处理？能否人力多造湿地，人工湖泊，屯集天雨等等，工业污水用多少地下水，能否用雨水重新注入还给地下？保有陆地水存量，各城各地理事的都用心操办这事，也就颇有可观。在长江黄河源地及那条件适合的地方营造大泽，广植草树，保有源地水量充沛？
这当然很需要花钱，问题是，现在我们省了这笔钱，将来儿孙有钱也买不到水。
《夸父追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是寓言，我觉得也可用作“预言”来警示我们民族。要知道，渴，是件很难受的事。

危险的症象
凶杀风已经弥漫进官场，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现象。我印象中最初的案例是河南省某市的一位政法委书记雇凶杀人，杀的是他下头一位“刺头”干部。这已经令人瞠目了。后来报刊披露的情形愈来愈多，愈演愈烈。有同级官员情感意见相左的；有下级副官杀主官，以扫清晋升阶梯的；上级杀下级，下级杀上级，同级杀同级，政法官员杀非政法官员，非政法官员谋杀政法官员……杀得五花八门，杀得叫人眼花缭乱。这样的“礼崩乐坏”，孔夫子见了，恐怕也要“舌翘然而不下”的。
正看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以，忽见又有报道：黑龙江一位检察官蒋英库，本人就是一帮“黑手党”的老大，一边当检察官，一边组织杀人，共残杀二十一人，尸体一律肢解焚烧。他的结局不足为奇，是和四个“哥们”同时吃枪子儿。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号人物怎么混进去当了检察官的。
这样的“人文景观”，出现在和平时期，出现在“管理层”里，想一想都会令人不寒而栗。以暴力处置文官政府中的矛盾，也是亘古奇创。
和平时期应该是个什么样儿？
官们爱钱，出来成克杰、胡长清们索贿受贿，不稀罕。唐宋元明清，出来些子贪官，折腾折腾又折腾，折腾得“国家政府”这棵大树空了，倒了，算完拉倒。天下动荡时武官们又怕死，一个又一个与原来的主人“拜拜”——就是人说的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其实它原本也就没有过想“支”的意思，倒是“弃暗投明”主动撤出这木的居多。所以岳武穆曾说：“（几时）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还有，诸如球场裁判吹吹黑哨，汽车碰死人，碰死白碰；商店里买点假货；评奖给评委送个红包什么的……那都是盛世之疣，虽在肘腋之间，也不过是疥癣之疾罢了。
官员们介入黑社会，或者官员们自己就是“黑帮”赤膊上阵杀人越货，这类事历史上有没有呢？有的。但那大都发生在乱世，发生在夺取中央机枢政争之中。或特大家族的承继权力争斗里，也有这回事。中国的西晋时，五胡十六国期间，五代十国那些年头，官场里烛光斧影经常闪烁。孔子家族也发生过“真孔假孔”的事，也是杀人谋位。最显眼的是清嘉庆年间一个下司杀了上司，是为了追补亏空引发而来，嘉庆是将其剜心致祭，凌迟处死了的，这件事我还把它移植进了我的乾隆皇帝里头。
“官通匪”是历史现象，但不是现在这个“官同匪”的案例样儿。“要做官，杀人放火去招安”不假，但“招安之后”也就安生了，不再胡乱杀人了。再如《隋唐演义》里的秦琼，分明就是那时的一个“公安局长”，却和瓦岗兄弟相善，但那时是天下大乱的哇。他也没有去杀他的同行。
现在我们出的这种事，真的在历史上“书无称载”，真的太可怕了，观察一下，蒋英库这王八蛋，他一个电话约了“朋友”去，这朋友就此失踪了——喝酒——吃迷药——杀——解肢焚烧连十八年！连同那些雇凶杀人的官，官员载进杀人的“刑名”案子屡书不绝，这是恶极了的社会征候。这当然是“腐败”所引发，但它所代表的“层次”却与“乱世”的相匹。偌大的中国，偌大的社会，这样的人事当然还是“个别”的，然它的“借鉴”意味却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总在嘲笑“封建社会”如何怎样。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唐贞观年间，最好时候，每年全国处决死囚犯人不过百人。我们这上头怎样？我们期望着有一个好的治安（情势不同，我不作类比），但官员自己的“治安”都这么着，真可令人忧虑。

辑贰
关于成才——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我是1968年入伍的。当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我在南阳第三高中读书，很幸运地穿上了军装，回避了这个令人厌烦畏惧的“大事”。
应当说，我上学还是努力的。只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太频繁，仅上小学，我就换了五次学校。各个学校讲课进程不尽一致，这就拉下了饥荒。除了语文，其他课目仅能混个及格。父母是老干部，他们忙，只注意到我“别变坏”，顾不上我的功课。我也缺乏读书学习的主动和自觉。因此，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我不算坏学生，但是是个没有出息的无能之辈。
1968年秋，我们连队调往山西大同，“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工”，为总后勤部采煤。当戴上矿灯，穿上油腻潮湿的破工作衣和长筒胶鞋走进半尺积水的井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走进人生的最底层，再不改变就会永远留在这里。好比一个锅底塘的底部，我在这里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从那时起，我下了死决心，开始了自学生涯。
所幸的是，我们是个施工部队（总后勤部工建206团），不参加“支左”。部队领导注重工程进度，并不留意战士们读书是否“四旧复辟”的问题。我用尽一切解数搜集书籍，读完了《二十四史》（基本。有些“志”未读）、《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简编》，先秦诸子的哲学论文也有不少涉及。部队党委见我大批判稿子写得不俗，特命我担任党委常委的文化教员，我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和读书的特权和机会。这个期间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细读了一些马列的经典名著，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等等。有些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书，也读了一些很无聊的书如《奇门遁甲》、《柳庄》、《麻衣》之类的五行命相书籍。
所以，我所摄入的文化营养是十分驳杂的。然而却也形成了我个人比较扎实的知识建架结构——以中国历史为基础，辅以文学和艺术的鉴赏评论能力。我的第一点体会，读书少了是不成的；读书不杂，纯粹的经院高才生也很难创作如《康熙》《雍正》《乾隆》这类著作。
第二点，我觉得我的机遇不错，碰上了好气候。1978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我是比较注重政治理念的人，又担任理论教员。虽然从心里很佩服如康熙这样的人，但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皇帝，是不可以歌颂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开拓了我这样的思维：A.凡是在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的；B.凡是在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作过贡献的；C.凡是在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这三者只要具备之一我即予以肯定和歌颂，反之，则鞭挞。这一理念的形成是时代赋予的。我1978年随第二批干部转业，刚好赶上时代。
《康熙大帝》第一卷成书出版，是1986年初夏。这个时候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版社当时虽然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已开始关注市场效益。《康熙大帝·夺宫》一书一次征定了七万余册，社里领导上下都很高兴，用最快的速度发稿——如果按照我的知名度来办或按“政治标准”来划定是“歌颂谁”，定评这样的书很难付梓。
大气候如此，小气候也不错。南阳市历史上是个比较重视人文的地方，历届市里领导，比较注重栽培文气。我转业时，这里已经有一个可观的作家群。领导上经常开创作生活会，鼓励保护创作人员。记得清理“精神污染”那年，南阳一个作者写了《别廷芳传奇》，有人说那是污染，应批判。市委明确表态：南阳没有精神污染。这样就把他保护了下来。事实上，文学人本身不但无缚鸡之力，政治生命也脆弱，一打击就完了。
就我成书碰到的机会，冯其庸先生，是真正的老师。他在《对人文社科人才培养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提到我的情况，完全是事实。他到河南来看我的稿子，是绕道来南阳的。我当时困于两点：我的稿子到不到“发表水平”？我在出版界“外无应门五尺之童，内无期功强近之亲”，一个熟人也没有，他当时说，稿子很好，不要发愁，出版社由他来联系。他五月来，我只有十七万字，到年底，就写完了三十四万字，并且抄誊了一遍。《康熙大帝》第一卷就在除夕完成。我的责任编辑顾仕鹏和周百义也都是十分到位的好编辑。
力气+才气+机遇。大致上就这么三条，我自己这样总结的，我在大学给学生们讲，也常说这三条缺一不可。大环境小环境，如有一方起负作用，是不可能让人才脱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顾仕鹏问我用什么笔名或本名，我想出了“二月河”，这当然结合了我“凌解放”的本名。其实也是我的感悟，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迎来了冻河开封的春天。我一生遇人，有不少能力大于我才力也超于我的，或老死牖下，或潦倒无力，或平淡无奇终生，即因缺乏了“际遇”而致。
由此，我建议，一、建立正规的建议与推荐渠道。由权威的学术团体定期向组织部门推荐自学成才者，作为考量人才录用的硬指标。这种社会认定具有“当量”学历的权威，使其有“规格”，以解决其待遇问题；二、“是人才，就当官”的理念要不得，一定要因才施用，把人才安放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三、自学成才者最易自生自灭，因此，为他们创建良好的小环境，施以政策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四、具有创造潜力的人才，经过学术论证，可以在工作条件和物质条件上施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五、人才要加以培养与教育，这件事应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保证。

文学谁当家
做了一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至今弄不清作家协会机关门朝何向；早几年已被选上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连同选举会和往后无数次工作例会，竟一次也没有参与。说老实话，我不是个像样的会员，更不是称职的主席。张宇在一篇文章中说：“就我的记忆，他（指我）似乎一次也没有来过（参加省作协理事会议），起初还通知一下，后来知道通知也不来，就习惯了。假如有一天他突然来了，说不定我们反而不习惯呢。”一位年轻作家惊讶：“二月河好清高喔！”
这件事我认真想了想。清高肯定不是的，我还没有自矜到在象牙塔里摆谱儿的派儿，在精神贵族群里玩深沉的那般“装大”。自大吗？也似乎不是，就我知道的大腕作家，那文学水准、创作之丰之美，心里是很佩服的，我不会在他们跟前“卖大”。怯生吗？也有点……然而也不是。
给自己反复诊断原因，假如运用形象思维，居然想出一个颇不雅的俗语叫“后娘怀里不撒娇”。再想，还有个专用词，叫文学队伍里的“单干户”。
诚然，只要是作家，大致都是单干。两个人合写一部作品的也有，也就是“一沾即离”，终生合作的除了夫妻作家（其实夫妻也未必每本书都合作），我还没有听见过这事。这话我也以为是的。但如今我的创龄已有17年，不算太短了，仍旧不通此径。我这才感悟到，老乔的前半句是铺垫，“起小在一处”才是真正的原因。
你是初学写作者，在报纸或什么刊物上发表了一个“豆腐块”抑或“火柴盒”。作家协会发现了“创作苗子”立刻予以关注，组织笔会给你学习观摩，召开创作恳谈会给你分析作品，举办学习班召你深造，参观、游览隔三差五地聚在一处交流，你写到一定程度，作协又联系出版社帮忙“出集子”、“出书”，谈话与创作共行，成就共事业齐飞。从“苗子”起就是娘呵护照顾出来的，这么着“起小”到如今，哪还有个“不好”的！
我呢？我“起小”在部队当兵，他们玩“火柴盒”时我在挖煤、扛麻包……他们宴喜笔会时，也许我在《红楼梦》里神游，在无边无际的历史资料中苦折腾……作家协会是作家的娘家。我也是这样认为，只是我的是后娘而已。后娘也是好的，一样关怀照应，冬送炭夏赠冰，只有一条，你不能在她怀里随便撒娇。当然，这只是个比方，也许作协看我是亲儿子。这完全是我的问题，是我自设的心理障碍。老乔典运在世时，我们相处得好，一同到郑州几次。他住的房间每天高朋满座，来的人无论生熟，几句话便“进人”状态，插科打诨，谈笑风生。我的呢，也有，但极少，来的也只是为了礼貌和我客气几句。握个手道个哈哈，就到老乔房里“说段子”去了。我常坐在他们旁边默默地听，也跟着笑一笑，但我的感觉是个旁听者，是个不受排斥的“外人”。和老乔谈这件事，他不经意说了句话：“我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几乎起小就一处。”
等到《康熙大帝》出到两本，乔介绍我人省作协时，我已是41岁的人了。我不是苗子由作协培养起来的，而是地里突然蹿出疯长的一棵怪苗，或者一家子中突然闯门而入进来的一个汉子，对老太太讲：“我要申请加入……”
这么看，能水乳交融得吗？其实我早该领悟到这一层的；我每到北京，抓起电话，头一个便打到冯其庸家，再打便是张庆善（红学会长）——不由自主地便找“娘家”，和庆善们一处也是笑语喧哗，但一到作家协会（其实我也就去过一次）立刻便严肃庄重起来，便……“那个”起来。这其实是“历史”缘分的结果。
这事不算“事”，这事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作协的什么毛病，是交往史在作怪。我想还是“随缘”的吧。

对盗版的回答
这些年，“知识产权”成了热得炙手的话题。由这话题衍射到作家队伍，那说法便是书的盗版。
这是很新的名词了，我们老祖宗写的史书里头没有。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极度憎恶痛恨盗版商的。我的社会身份里头就有保护作家权益这一条责任，我的书在市场上也很有点卖相，盗版商不纳税，这损害了国家利益，不给我付稿酬，也是亵渎了我的劳动，我兜里也少了不少（肯定是天文数字）“铜”。然而“应该”是应该，我极少对此提出批评。今年在北京，开人代会，一家报纸请我给编辑们讲讲。有人提了这个问题，我答：“对于盗版，我的心理和感情是复杂微妙的。”
倘说“盗版好”，我不敢。它违法，二月河你敢说它好？你不是和法律对着干？我没有这个胆。我自己是盗版的深受损者，倘若心里还夸盗版那我就需要看心理病的了。
然而我对盗版商恨不起来。且是，我对我的同行高张义帜大肆挞伐，声色俱厉，激切陈词……征讨盗版，“窃以为……”不能理解。我的心理阴暗到这种程度，看到这类激烈文章，坐在沙发上掩口而笑。
我说“阴暗”许是真的。盗版与“强盗”、“盗窃”同族。我不恨，还不够阴暗吗？
我的书早就被盗版盯住了。1990年前后吧，出版社在南京做了个调查，仅《康熙大帝》一书就有八种盗版本。从那时过来这多年，也是“与时俱进”愈演愈烈。有人问我这些年受损若何，我粗作估计“大概两千万吧……”哇！两千万呢！
如若躺在被窝里想：我可以在南阳滨河路边修一座大型别墅，买三辆汽车吧，一辆自己坐，两辆接送客人机动使用，三个司机兼做仆人，再要一个女秘书，当然还得请个保镖，谁的武功好呢……这么着想，一觉醒来，发现原来还是那个二月河，他的本名叫凌解放！妈的……就像《渔夫和金鱼》那首诗里的老太婆，跟前仍是那个洗衣盆；又像萨克雷的《名利场》里头的蓓基，身前只剩了个小卖摊……这么着，非发疯了不可。我看有的同仁，提起盗版那种憎恨，那样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气急败坏……心里很是不怀好意：是不是君子刚刚做了个什么梦？
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来，直称“我是盗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这是盗得不好意思了。也许是见我被人偷了也不骂，更“不好意思”了，来找我找一找他的心理平衡。但不论怎样，他算一个“盗亦有道”的人。
其实我的心思也很简单，盗版书对穷读者有利。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事我原本不晓得的，十年前吧，第一次碰到盗版我的《康熙大帝》，一问价，是原版的三成。我当时真大吃一惊，这件事让我想了“良久”。我知道了，出版社付给我千字三十元的“优惠稿费”是个什么含义，知道了书的利润，也知道了“三成”里头也还有赚头。现在的下岗工人是什么境遇？两年前听一位工人讲，他们是“三线厂”，在深山农村，过去是农民来偷工厂的设备卖铜铁。现在农民告工厂，说工人把他们地里的菜根都偷吃光了。还有一个真故事，一个双下岗工人家，妈妈带孩子买菜，腰包里只有两元五角钱，买完菜还剩五角钱，小孩子闹着要吃猪头肉，妈妈把最后的五角钱掏出来，卖猪头肉的说：“五角钱的肉怎么称？别处买去。”妈妈为难，孩子哭得很凶，卖肉的知道了也掉泪，说：“我不要钱，给孩子割点吧……”还有一个警察，抓到一个小偷。小偷说我穷，因为下岗了……警察带他到他家看，家徒四壁，冷落锅里，煮着一锅绝无粮油的野菜。警察摆手放人，当下就默然离去……
一套书是几何钱？我的一套文集，便宜点的版是二百多元，软精装、硬精装、豪华版本、带木箱精装是三百多、四百多、五百多、七百多元不等。我不讲上面这些极端的例子，就是一般下岗工人，贩夫走卒，推车卖浆者……花三成的钱买一套回去看看你的书，我不好意思剥夺掉他的这一点权利。
从这一点上说，我以为我的心理还是健康光明的。三百多年前在一个严冬，蒲松龄停住了笔，在他的绰然堂窗前端坐而逝。他没有见过他的《聊斋志异》“版本”。二百多年前曹雪芹两个儿子死于天花，悲苦困顿中“泪尽而逝”，他也没见到他的《红楼梦》版本，更遑论什么“版税”、“稿费”！二月河何人？你们“那众位”何人？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凡是讨伐盗版书的，我看都是有版可盗的，这也是吾国国情，除了盗版，还有多少泼天大事，极令人头痛的混账事？这件事比起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但盗版确实在“盗”，确实损了国家税收及版权规矩，算是损公肥己的劣行……这么麻烦的事，我想不透，感情又这么复杂，不听，不问，不管算了，请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来伤脑筋吧。

读书要缘分
其实万事都是要缘分的。譬如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第一感就有“顺眼”、“不顺眼”之分，但原先一丁点恩怨也没有。佛家讲就是“阿赖耶识”在起作用。譬如踏破铁鞋无觅处，费尽千辛万苦找不到，突然一个极偶然的机会，碰到了，或者是找到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譬如一项化学实验，绞尽脑汁子就是不能成功，偶然发现一种催化剂，它就……譬如……我说的读书只是譬如一。
我是经历过一段填鸭式读书的过程的。那是“文革”期间吧，全民都在文化荒漠之中。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仿佛见到所有的文字都是亲切的。我在废旧公司收的破烂里觅，在朋友家里搜，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捡，地下掉的一张纸片，一本旧台历，上头只要有我没见到的文字，都会使我心目一开。什么《匹克威克外传》、《名利场》、《双城记》、《悲惨世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三个火枪手》、《第二次握手》、《镀金时代》、《百万英镑》、《王子与贫儿》、《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费恩历险记》……直到《玉匣记》、《奇门遁甲》、《麻衣神相》、《柳庄相术》，包括道士们画的驱鬼驱狐的符咒——没有老师也无人指导，全都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那般囫囵吞下去。《聊斋志异》里写了一个鬼，他读文章不用眼，是用鼻子。归有光的文章，他点头会意，“此文吾心领而神受矣。非归、胡何解办此？”嗅到考场考官的文章，他会大打喷嚏得鼻涕眼泪齐流——怎么突然挨了这种东西？“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这种八股文，他认为是毒瓦斯，比屁还要臭，毒的玩意——我的水平不及那鬼。多少年后，我读到一本清末的八股应试文本，似乎也没有他那样“过敏”。
但有些书确是不对我的缘分，或者不对脾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没能卒读。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感觉读不到位，有的篇章还可以，有的篇章匆匆一览过后便忘。《战争与和平》我至少读了五遍，也还是找不到心灵震撼的切入点，关怀不到书中要旨与人的思想。喜爱《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就一般，金庸的书几乎全都爱，但他的《鹿鼎记》至今还在书上是个摆设，我觉得里头的社会性不够，大量演示一个小流氓的跳梁，不足以显示那个时代的特色。王朔说了金庸很多不恭之词，他两个抵触是都晓得了，但我喜爱金庸，也爱王朔。郑渊洁的童话起初也很使我着迷，他后来作品明显是硬凑着“说”童话，不那么“娓娓”了，我也就淡了。我读书喜欢“原味原汁”，“清淡”的便清淡了。包括像《第三帝国兴亡》，虽然不是小说，但它刺激、原味，仍然可以使人通宵达旦地读下去。太浪漫的书如《斯巴达克斯》、《三个火枪手》味道很重，但我也读不出兴味，我喜爱莱蒙托夫的诗，对普希金就恬淡。当然这都很“相对”，不是那样兴奋，不那样“雀跃”而已。
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认为，这完全是我的读书主观不够档次的缘由。后来自家著书，又接触到不少大腕专业读者——评论家，发现和他们意见一样的。这样，我的疑心便动摇了，《红楼梦》是好书，但也有许多人并不爱读的，更遑论《聊斋》、《西游记》、《水浒》，真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是一家，也许真的荼毒了许多人，也许成全了不少人。这不能用“对”或者“错”，“档次高”、“档次低”来界定的。
我的书是能卖钱的，卖相好的书出版家以为好，“为的钞票”，但我深知，有些不能挣钱，出版家照出，因为明明白白它是好书，可以为出版社“门庭生辉”，有些顶尖级的书读者群很集中，但一般读者却不问津。这不是书的问题，是人和书的缘分的事，有的朋友说我的书是“通俗读物”，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入大雅之堂”的吧。那也是他的缘分不对，但我不否认我的书通俗，我的书就是给千千万万肯从自己血汗钱中取出又买进他的书屋店铺，甚至带到公交车上、厕所里去读的，这也是无可救药的缘分在起作用，至于读到了多少，读出了什么味道，那是我和读者交通的结果，不足与外人道。
我的女儿爱读琼瑶、三毛，爱啃她的青苹果，谁能说她“不对”呢？我会因为她不爱读我的书而不爱她吗？
别人也一样。

戏说戏
中国的戏有多少种？恐怕就是研究戏剧文化的专家也一下子会被问得怔住。从“块块”说，京剧算是大块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黄梅戏、越剧、越调、粤剧……我的感觉，只要有大腕大牌演艺家支撑的，都够上级别。比如山西的二人台，河南的大调曲剧，虽说老百姓听得心醉神迷，无奈它的普及性不高，就如开在深山老林中的野花，尽自无限芳洌，态度风流，容色美艳，缺了国家级的大腕、角儿，便只好“养在深闺人未识”了。腕儿、角儿，实在是戏的灵魂，那当日风光，绝不亚于今日大牌明星；戏迷的疯狂，也决不次于今日迪斯科厅里的黄发黑眼少年。
我喜欢用“昨日黄花”这词，第一次借用后，有专家指出，应为“明日黄花”。但我后来想想，专家固然是对的，但对于谋升斗米以度日的平常百姓，恐怕还是“昨日”更为明白，戏剧现今的老化，衰惫，无力回春，从舞台上退出去，甚或“退居二线”，或返聘上电视客串甚而至于流落街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靠哪个政府或哪位伟人扶持一下就成的事。这是“趋势”。趋势一旦形成，也就是它的时运与命。它的前途恐怕还得用“与时俱进”四个字，时变我变，创新发展，才有出路。不然，你就是急煞——再打扮，它也是老了，绝无回春的这回事。
其实在戏剧红火之日，它的艺术上的造诣，也曾是如日中天。政治上的地位也曾令国人羡慕不已过。爱看戏的从皇家贵戚，文武功臣，到达官巨贾，也曾被迷倒过一批的。民国时的军阀巨头，建国以后我们共产党人中的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们——除了“文革”那阵子，也还要戏的。慈禧太后老太太也喜欢观剧的。她会写字，平日赏赐大臣们一个“福”字，是极高的荣誉，很难得的事，但若兴之所致，她会连连赏戏子这字，弄得戏子一头谢恩，心里却大不耐烦。有的军阀也在赏赐上头阔绰得令人咋舌。
北京的老八旗哥儿们恐怕是最早、最忠实，也是推进京剧发展最有力的观众。他们与汉人不同，其实是国家养起的一批闲人，一生下来，便有一份按月供应的皇粮，这和今日迪厅的哥儿们不同，染了头发染不了眼睛皮肤的“爷”们跳一阵子“迪”，出了厅还得想办法去工作、挣钱。而满洲旧人子弟，生下来就领一份“工资”的，虽不算“富贵”，却是不工作也有饭吃的闲人。除了吹祖宗、摆空架子、装阔、玩鸟、遛狗、种石榴树之外，也还有些“副业”的好处。有的写一手好字，有的画一幅好画，有的鉴赏古董，有的制作时髦玩具，讲究饮食的还成了美食家……再多数竟成戏剧鉴赏家。他们在园子观剧、在茶馆清唱，和品茶一样，是“玩功夫”，一个台步错了角度，一个水袖甩得出彩，指法灵动新奇，韵味出了格调，全能看出听出，说出评出——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不要工钱的演员“票友”，说下海便能下海，演出的能耐不弱于“角儿”。
这是一批人，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现在恐怕已经绝了。但政治家，那些王公贵族，除了艺术之外，更关注戏的教化与风化养殖作用。现在我们见到的《铡美案》、《下陈州》、《打龙袍》、《六月雪》等诸种名戏，其实就是我们几百年的“传统样板戏”，岂止“十年磨一戏”而已？只要稍加留意，戏剧的“自动调节”作用便可发现。风化糜烂、德行有亏之时，《铡美案》便出风头。吏治败坏，冤狱生，《六月雪》乃至各种“势剑金牌”便出台生辉。由于统治层的精心经营——他们实在是“寓教于乐”的老祖宗——社会有什么风，台上便有什么浪：“戏台小世界，世界大戏台”竟是一字不差的真实写照。我们前些年搞运动，搞运动就必然错整了好人。一般地说，运动完了后便演《三岔口》——好人黑地打好人——一场误会，您别生气见怪。挨整的满不平怨愤的戾气，一笑之中悄然化释。这就是“作用”。
现今的电视剧，这般作用也还有的吧。问题是多了滥了，也就完了。比如反腐倡廉，原先高涨过的这热戏，渐渐也温度不高，戏的质量有问题，老化也僵化。事情也太平常些，戏演了白演，不演白不演，白演谁还演，且说至此吧。

由《雍正王朝》热播所思
中央电视台八点正播《雍正王朝》。
山西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边又在播《雍正王朝》电视剧；台湾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在播《雍正王朝》；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又要播《雍正王朝》，已经是第八次播出，仍有死忠观众收视不误。
《雍正王朝》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出来的。当初媒体蜂拥前来采访，有人问我：“给这电视剧打多少分？”我回答：“五十九点五分。”唐国强去年来南阳，说：“听说你对电视剧颇有微词？”我回答：“那不是指（演员）表演艺术，是谈剧本。”剧本创作人刘和平是很有才气的，对我也十分尊重。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雍正其人的宏观把握是有点问题的。一本白话文本，怎么会改编得变调？这事我仔细想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太爱雍正了，不愿意谈他的毛病和惹人烦的缺憾；二是他太了解观众的需要了。我打五十九点五分，观众可能还要认为我在“保卫自己”——其实跳出“我自己”这圈子，我还是赏识这出戏的，论收视率，论焦晃唐国强们的演技，不能打这个分。所以当时我说：“我是特殊观众，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部剧的。”刘和平是把小说中雍正抓“反腐倡廉”的情节大肆张扬了一下，引发了如许的共鸣。
我一直认为，腐败是社会病，准确地说是社会糖尿病，为此我已经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一是腐败不会导致政权速亡，二是腐败导致必亡（糖尿病倘不疗治，你试试看！），三是腐败症、糖尿病的晚期是免疫力全面崩溃，任何风吹雨打都可能招致并发症突发，而成不治之症。唐王朝的“并发症”是藩镇割据，明王朝是李自成加上满人侵凌；元王朝可怜，强悍的蒙古人当初何等英雄，最后被病魔折腾得一点气一点力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是太多太多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腐败与某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公德的恶行，任何权力、法制社会，它都腐蚀，因此它是“社会公敌”。常看到一些官员腐败贪贿被拿，临刑之时写的检查认罪，说是“因受了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毒害，一步一步变成人民罪人”，这是临死说的胡话，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封建”抑或是什么“拜金主义”，各自都是有“社会规矩”的，甚至贼匪劫盗，那也是“盗亦有道”，有他们“道上的规矩”——比如劫匪不抢邮差，比如按期缴钱不撕票（杀人质）等等，哪有允许人暗室受贿颠倒公理的“世界观”？
正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痛恨的东西，当你抨击恶攻它时，人们自然就“心理迎合莫名欣慰”，——现实中招人恨的贪赃之员，刘和平在电视剧中替我们宰了——老包铡了陈世美，秦香莲们一齐叫好。
中国专权历史中，有三位皇帝“反腐力度”大。一位是武则天，她设“密报箱”成批地抓，成批地杀贪；一个是朱元璋，他放一个码子（标准），过了码子，不是杀头，而是剥皮（洪武时府吏衙门都设有剥皮亭），剥了皮风干，晾在那里让后来的官员“儆尤”；再就是雍正，他和前两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不轻易杀人，而是要穷遍财产，一定把“损失了的”全部彻底地收回国库。他用的是密折制度——这就有了政策水平，他执行这政策的腕力，也是极大、极狠的。就这一点说，刘和平把握得还是到位的。
在我看来，武则天和雍正都是“贵族性质”地解决问题，靠方略靠政策办事，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他是靠直觉杀贪，带一点社会报复的朴素情结。但他实际上都解决得颇有成效。
我写《雍正皇帝》的主旨不单纯是“反贪”，也不纯是反腐，而是如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情态，“落霞”绚丽与消亡前向它投去最后的一瞥，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也有对它的深沉思索与哀婉。就这一点而言，“王朝”电视剧是不胜负荷的。
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是颠扑不破地要存在下去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它的生活力在时间和人群之中。

小说妆扮
一辈子没用过雪花膏，更遑论香水发蜡——请原谅，我举不出任何一种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名目——我的记忆力是上好的，也有人说是“惊人的”，但就是记不住它们。只在小说和文章里见过，似乎是法国的玩意儿好。有国外朋友来访，常送一个小盒子，很精致的，一律洋文介绍说明，打开看，一排、两排、三排的精巧小瓶子，晓得是化妆品，随手就送人了。受的人常高兴得脸上眼里都放光，说是“值好几千呢”，我也只“一笑置之”。
想起来，挺对不起朋友的。大老远的，从美国、法国、台湾地区……拖着一大堆行李坐飞机来，给你送东西，就这样轻率地“转赠”了。然而再一想，仍旧没有“歉疚”这份心思，这种感觉——一种东西，倘它是有用的，便宜的也是好的，我们吃腻了鸡鸭鱼肉，有人送一盒六必居的老咸菜当感激不尽；孔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三个月后，他老人家口味淡出，送他一碗红烧肘子如何？冻得直打哆嗦，偏偏送来的是婚纱礼服，肯定拿去卖钱买棉衣了。清末一部小说里写了一个人物，爱面子，每次来说请他喝茶，一头肚里饿得咕咕叫，一头还要装模作样地弄“派”，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不如说“来碗阳春面吧”。
我不是说一概地反对妆扮，女人爱这个，从古至今一个样，而且是一个时期一个“摩登”。最早见到的资料是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淡扫蛾眉轻施粉黛之后，要在眼睑下方擦抹，擦得像刚偷泣过那样，薄薄一层泪晕，显得妖媚柔弱可怜。还有个“张敞画眉”不知是用黛石还是用墨？他因打扮老婆成了历史名人。《红楼梦》里的女孩子没有一个不化妆的，林黛玉是“似喜非喜含情目，似蹙非蹙笼烟眉”，害得我放下笔，在马路旁看过往女人，来来往往成千上万的美女，竟没有一个是我心目中那样子的“林黛玉”，只好怅然而归，浩叹“林黛玉化妆术太高明了”。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这窗户很需要一个好窗框，老虎狮子的眼单摘出来，也“水灵灵”的，猴子的眼也“活泼泼”的，成吗？说句题外的话，“眉眼眉眼，‘眉’的重要性还要在‘眼’之上呢”——这其实是打扮的要诀。赵飞燕、杨玉环、武则天都是化妆高手，不然她们哄不了皇帝。“燕瘦环肥”就是那时人的审美时尚。龙门石窟里卢舍那佛据说是照武则天相貌雕琢的，这肯定是那时的“时代趣味”。打扮就是这个样儿：按潮流来。
现在我们的时尚是什么？我看是“没有自己”。全部按外国时尚，今天看电影，人家拉“离子烫”，赶紧我也去拉一个；明天看烫发好，急忙又去把“离子”弄成鸡窝。眉毛文得漆黑，眼皮割得翻着肉红，施粉无度，抹油也无章，远看还是个人，近看其实惨不忍睹。我在街上很看到些个“这样的”，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食堂里也见到几个“角”，他们卸了妆，看去绝无镜头那般芳姿，也都是“这样的”。或许这是职业需要，我不能说什么，但不能禁心里想“娘希匹的，化妆原来如此”！就是上了妆在那里吃饭，离得近看得清，那整个是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脸像“什么，什么”东西上挂了霜，眼皮一动就掉渣，又担心落到碗里什么味。
这说的女人。男人呢？也在那里扎小辫描眉，“淡扫春山”。一个个看去都油乎乎的，有的还擦口红。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情趣的，泰国的人妖也有他的情趣，这时代允许。《第三帝国的兴亡》里写希特勒，这个特号战犯早年也是个“画家”，画的画儿人物都像食尸鬼。他也自有他的“情趣”。物反常即妖。男人打扮我也不反对，但我主张该是扮出来“更是自己”，而不是变成怪物妖精。女人打扮男人打扮都是为了对方的需要，哪个正常的女孩，会“需要”妖精呢？
说说也就是说说，在时尚面前真的是人人平等，谁也无力扭转乾坤。何况二月河小小的。今年春节在海南碰见石三八，她是搞美容的，是打扮专家，她弟媳也搞这个，吃饭说话一高兴，把老伴、女儿都送到她们店里去。
人各有志，我照旧，理发时对师傅说，我对各种油脂化学过敏，打打肥皂刮洗就成。

随想走笔
北京人的“大”，是尽人皆知了的。近闻某市副市长带了秘书进京人部办事，秘书见那接待办公小姐大咧咧待搭不理地，情急之下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市常务副市长……”不料话未说完，那丫头头一扬，嘴一撇当即顶了回去：“市长，市长怎么样？没看我正忙着嘛——那边等着去！”然而这市长却也不同寻常，也当即拍案道：“我是国务院×市下派干部，我不是那市的市长！”这姑娘听了不禁脸一红，面颊也便松弛了一些，且不好意思立即便笑，便道歉，但口气已经缓了，渐渐也就客气了，礼让了，有点对待客人的模样了。
这也犹如一些港人。比如：我有点恶意地思索，京人之大，大概因为他或她傍着或见过的“大官”多了，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也是“上级”，上级见下级，自然要大几头；港人只消把大官换了“洋大头”，一切习惯照旧，我们一样玩不转。
作家朋友访欧归来，在香港一家饭店就遇到这类事：那侍应生大约怀疑他身份，死活不放他回房，也是情急之下，他叽里咕噜甩了几句英格里希，于是侍应生的脸也松弛了下来，慢慢“不好意思”，慢慢殷勤客气。
其实港人与京人人内地到“下头”，他们也晓得谦虚，亲热得叫人心里发烫，又是递名片又是给客人端茶送水，那是因他晓得离了他那一亩三分地儿，原先那一套便玩不转了。假使你没有这点识见，真的到香港或到北京名片热热地去“认亲”，多有热脸蹭了冷屁股的。这不需人教，实验几回自己就晓得了。
这也有点像我们文学界里的评论家——高级读者，能给你造一点舆论的权威者吧，心理状态也和上头说的差不多。不知道是谁选的，也不晓得是谁派的，因他能指手画脚说一通苏格拉底如何如何，莎士比亚怎样怎样——每隔一段日子，他们就聚在一起，吃吃，谈谈也顺便玩玩，新的一届什么奖也就诞生了。这在用老话说——旧时的话说该叫什么呢？客卿吧，清客吧……《红楼梦》贾家奴才说的“篾片相公”吧。吃饱了玩美了，谈天是了，擦着油光的嘴讲“文学界”的是非，决定他人作品之文野高下粗细等等。总而言之，来“执牛耳主骚坛”。
我说这话或许是刻薄了点。他们获取这种身份，当然是需要些真才实学的，别人学富五车就可以抖一下，这些家们修得十年甚至一百年——要读这么多书才傍上如来佛，成了观音，普贤等等“老母”或斗战胜佛（注：孙悟空后来是对了这位子）之类小佛，其中辛苦也非局外人能知。
老香港人一百多年前是否今日这类做派，我没有考证，不得而知。实在的，今日说的北京人云云，绝不是说人艺《茶馆》里老舍笔下的北京人。老北京人甚至老“北平”人我都见过不少。我没有本事写他们，但你看一看《龙须沟》就晓得他们的质朴、诚实、善良、辛勤、厚道与明白事理了。这群人现在已老去了，或者在老四合院中还能遇到——总的说是湮没在当今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里或高楼群中了。又牛又大的多是“当今”那些有本事或靠了有本事的新马仔们。
我这个人出身成分高（富农）——说起也是笑话，爷爷的家产，倘若与伯父父亲均摊，也就是中农吧？那就是“团结对象”了。他不懂这道理，送了两个儿子去抗日。土改时一评，他的地多了，应评为富农，这就成了与贫下中农的“敌我关系”。反而带累了干革命的儿子，成了我一生难以化解的心头阴影。由此，一个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始终压在我的肩上，我的饭饱思饥也是由此而来。
昔日不写书，也不过挣扎着过而已。浴血干了一辈子的父亲是“富农出身”，我也就有“富农孩子”的身份嫌疑。今日写书，又有人说我写书写成了千万富翁，还有个说我“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墙头上挂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封建余孽”一词有其根源，写的书“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见《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二年七月七日头版），还有一位评论家，算是我们文界的“北京人”吧，干脆要塞我进“时间隧道”去见雍正，让雍正的血滴子收拾了我去。
因为精神紧张，也没有挨公开批评的经验，我记得起初是毛发森然了几个小时。这罪名倘放在“那时”还得了？后来看看，没有什么后继的手段，没人开批斗会，也没有公安来找我。人，其实表相长得差不多，我猜我的脸也有点像那个北京姑娘和香港侍应生，渐渐放松了。就算我曾是“套子里的人”，也算走出来透了点气。话又说回来，借用“套子里的人”一句话款款相问：“你们干吗欺负人？”
近日《中华读书报》刊《两作家扬言超越二月河》。我想，超越是极好的，读者可以读到更好的书。我同时又想，我决计不与人比赛。能写的话，自己的能耐写点什么就是了。这绝不同于我们国足，踢赢了，抖得走路冒黑烟，说出话来污染空气；踢得糟了就孬种缩脖儿，一副“嘿然”样儿，脸拉得老长。文界有文界的游戏规则。那是很有风趣的。

公民意识，流氓皇帝种种
我一向遵循的主意，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个“拿笔”当然指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像现在作的这种随感。倘使提笔写小说，那是要形象思维最大的开放的，蹑手蹑足提心吊胆的、满腹狐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着笔，或为俗务所羁不能“第一”，一脑门子的心思油盐酱醋茶——这都是妨害“进入感觉”或“进入状态”的，“下笔如有鬼”，无论如何也写不好书。目中无物亦无人，是“天下第一”。倘放下了笔，这时候便是平民、凡人，一样的穿衣吃饭，一样的扑克弈棋，吃喝拉撒睡多不出什么也少不了一件，既是个平凡人，那也就不必装什么幌子了。
我喜欢随便。写完东西累了，或玩累了，穿着有点邋遢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遛遛——幼年时候老师们骂是“大烟鬼子遛街狗”。“大烟鬼子”是没精神的意思，“遛街狗”是——谁都懂的吧？如今五十六了，过了知天命的日月了，奔“耳顺”了。套一句屈原的雅话“余幼好此闲遛兮，年既老而不衰”。现在五十多岁不兴说“老”，吃穿好了，满精神地遛，似乎是条好狗。
那日又出门转悠，忽然一个青年背后叫住了我。转脸看，是本地一家小书店的老板——常见面的老熟人。他笑嘻嘻递给我一本《皇帝与流氓》说：“凌老师，上头有几篇文章和你有关——是批评你的，请你……”我这时候没有拿笔，只好赶紧满面笑容接过，夹起，付钱，然后回来展观拜读。拜读了后便晓得了，这本书并非专指我说话的，上中下三编之中，关系到鄙人的只有上编的一部分。其中宋先生的《信口开河二月河》是早已拜读过了的，其余的几篇倒是没有拜读过。自然“拜读”云云是场面话，老老实实说，实情真是没有“拜”，只是躺歪在那里看了看。与我无关的篇章，我拣了几篇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仔细看了，“有关”的都认真读了。
印象和感慨我都是有的。老实坦白地说，宋先生的文章我原先也还是有点“那个那个”——腹诽：你怎么可以根据小报串了味的报道认我以“罪”？但拜读了这本书另外几篇，忽又感悟，宋先生是对我笔下留情了。起码没把我看成是“封建余孽”，是极平和的学术批评，而且我亦以为“信口开河”四字于小说家而言，也并非全然贬词（也许宋文本意是要贬的）。有几篇是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与我干系似多似少。总的意思很明了，皇帝是流氓，流氓才能当皇帝，说我在讴歌皇帝，也即是讴歌专制——这使我想起袁世凯时的筹安六君子，任诸公笔伐口诛之。其中一篇《送你们回雍正王朝》中甚至把我好歹塞进“时光隧道”，盼着雍正的“血滴子”灭了吾辈拉倒。
这么狠心哇！再一看，有几位竟没有读完“帝王系列”——姑且言之是帝王系列吧。我本是称它为“落霞系列”的——这不免一惊之后又扑哧一笑。幸亏是而今，而不是而往，若在而往之日，岂不是要“这回断送老头皮”了？
待回过头来再看出版者语，我才又更进而恍然过来。原来是他们（出版者）要反对“臣民心态”。要反对“漫漫皇权路”，需要诛杀一批写“一幕幕皇帝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臣民们匍匐在地诚惶诚恐的镜头”的文人。我是被这些反对集权主义的斗士们，拿来作为嫌疑犯绑缚什么场执行什么什么了，而且连“验明正身”这道手续也免了。“本公民，而不是本百姓”的这位出版者，天幸只有笔而没有炮子儿。
这时我才明白，做个平凡的“老百姓”也是要“本公民”批评的，这才明白，“本公民”认为，写皇帝就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而且“本公民”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荒谬的——就这样，他还以“清除专制”为己任！看来，我的“夹着尾巴做人”肯定不是公民意识，要竖起来才能算“不是老百姓而是本公民”了。但我无论如何夹尾巴，也还到不了这地步。我要写什么、怎样写，须得先请示一下《皇帝与流氓》出版者和里面一群文化三道头们。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统绪之完整，世界仅见，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记得在“文革”中有段时间，一批人以儒法斗争为主线，以农民起义为主体，想另搞一个“史”。结果讲来讲去，毕竟还是得说“东西汉两晋隋唐宋元明”——国家的主体就是皇权，皇权的核心就是皇帝，这谁都没办法。我们现在想当公民，当然念头极好，但这个不是喊口号游行一下就可解决了的。我们须得老实一点面对这个历史，去研究它、分析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又将以怎样的形态消亡，是有规律可循、有章法可遵的，不是骂一声“妈的”就办的事。两千年的历史中，集权主义是主导，它也有个从积极进步到落后反动的过程。内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事物，很多值得尊仰的人物。皇帝都是流氓这个看法我不赞同。倘有人指太白文艺出版社这本书的编辑以“本公民”指手画脚，是恶霸，我亦不赞同，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心思，就算他是皇帝——比如说刘邦，是有点流氓气的——他进咸阳约法三章，安抚老百姓。“不是流氓”的项羽反而做不到。他的《大风歌》无论从意境到文字，在这本《皇帝与流氓》的一群作家里，没一个做得来。只要有利于当时的国计民生，推动发展当时的生产劳动，不管是皇帝，是百姓，或是公民，我看都应给他适当的肯定。

自鸣不得意处
《乾隆皇帝》最后一卷写到刘墉下朝归府，寒夜与卖烧饼老汉闲话，算是收束，我也松弛了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听说有的作家一部稿子杀青，是身在椅中一仰，大笑掷笔；有的狂喜不能自禁，奔走友朋之间作彻夜畅谈；有的是一身轻松蒙头大睡，然后寄情山水悠游关河……我呢？我也不乏一阵轻松，也会像母亲爱抚襁褓中的婴儿一般，谛视一阵那叠摞得高高的稿本，或者像锄地到了尽头的老农，擦一把汗，拄锄回目看那一大片青纱帐。但是，但是……这一点轻松，或者说“得意”，一旦著书的劳乏稍微恢复，当认真审视这部五百万字的康熙、雍正、乾隆“落霞”系列小说，凝视这我所作俑、我所珍惜的“宏篇巨制”之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破相”。
承认自己的无能、错误、失漏是痛苦的，看到自己创造的工程的先天后天缺憾，是令人汗颜的。但既然已成事实，我想如果回避、讳言，更甚者文过饰非，那更丢人，更证明了我不但不断地犯错误，而且没有勇气面对错误，在自己的失误面前表现得像个懦夫。
还是老实一点吧。
一、这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
我所指的，不是它的史实的引申和典章制度的运用方面。因为它是小说而不是学术著作，我不很在意这一点。我指的主要是人物、情节、故事间架结构。事件因果的前后舛错，同一人物事件、性格的不合理变化，还有用典的错误，诸如此类何止“百出”？恐怕“千出”也是有的。比如说，《康熙大帝》第二卷中欲用孔尚任的《桃花扇》，鬼使神差地错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句子；比如说汉员见皇帝不用“奴才”自称，而用“臣”；还有对清时政府用“衙门”而不用“府”，时而也有信笔胡用“提督府”甚至“巡抚府”这样的胡说八道。至于人物齿序年龄前后错乱，一会儿是“×爷”，写来写去又变成了“××爷”；也有这部书中说某人已经故去，另一部说同一事件中某人又活着，这样的笑话凭读者谈起，我是赧颜无以相对。
在一所大学讲学，有同学问我：“成就了事业，有没有遗憾？”我笑答：何止是“有”或“没有”的问题，简直我就是遗憾堆起来的！我觉得这话也适用于我的这部“落霞”系列小说。
从书的整体风格看，《康熙》的第一、二卷里有浓重的通俗武侠味道，第四卷及《雍正》又嫌故事情节累积过于密集，有专家已经指出“二月河过于热衷讲故事”。待到《乾隆》，我的写作经验是较前丰富了，也“知温柔”了，注重了文化含量，但也有不少读者看到，文笔变得有些拖沓、琐碎，“唯恐不为人所解读”，我听说穆青先生有评，说“他（二月河）写得累了”。就《乾隆》第五卷，原来暂定名《月昏五鼓》——也就是“又黑又冷”的意味，被盗版的梁上君子来回折腾，就不好再用，而且整部有七十余万字的容量，是两部书的规格了，就变成了五、六卷现在这个样子，它的前后情节是连贯相通的——这就和前面的“系列”有所不同，显出某种不协调。读完我的书的读者如果有用心，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仅就第六卷《秋声紫苑》而言，在写到最后几章时，突发中风，一则恐惧“天亡我”，二则惮于出版家与读者，三则畏于盗版继续肆虐，扶病写了出来，就勉强鸣金了。
作力不逮不是理由，身体欠佳也不是理由，作家是没有理由的，只有歉意。十五年来，我是辛勤写作的，弄文字一共有五百多万字吧。读者很难切实理解其中甘苦——写得来兴时，真有点“发疯”的意味，根本无暇静下心来想一想其中的荒谬。这次因病了，躺在床上前后追思问索，恍然间明白，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极平常的——如同街市上的匆匆过客一般，不过是冲动了几年，于是作书，于是就有了这一叠纸罢。在铺天盖地的（尤其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面世后）叫好声中，也听到有的读者和专家严厉的批评声，诸如书中人物故事不足人意处，诗词曲赋不堪入目处……这些意见和看法我都接受，并以诚敬的目光回报他们。我确实无力一一作书回信写文章答复。这篇文字也算有个交待。
喜爱我的书的读者说了我许多的好话，他们是出自了真诚挚爱的本心。在我穿越“沙漠”中，这是我心灵栖息的绿洲，“擦一把汗，喝一口水”时，要谢谢这毛巾，谢谢这水壶。批评我的人，听这些话，自然感受不同，我何妨当作别人送我一双新鞋，挤脚是挤脚，如果还要走道儿，为什么要拒绝鞋呢？

写稿的思索
记得早年写《康熙大帝》，最初的体裁是一部电视剧本《匣剑帷灯》。那时傻乎乎的，既不知投稿门路，又对自家写作水准懵然，稀里糊涂写，稀里糊涂乱投了出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世上无不进考场的举人；自家不作表现，永世别想得到社会承认。这真有点盲人骑瞎马的味道。那结果，今日视之，当然是一个闷头钉子再一个闷头钉子。这部剧本投过《萌芽》，我的心理作用在作怪吧？顾名思义，以为这本杂志必定为初写作者开有一线之明之门缝，结果还是编辑从台历上撕下一张纸回信说“手法陈旧”，缺乏了新意。恍然间明白了，这萌芽不是那《萌芽》，手法是树根不是萌芽，便不可用。后来又投《奔流》，一想当不成萌芽，那就随水东逝吧！又接到回信，纸张有进步，是正正规规的信笺，上写“尊稿有一定的文学性”，但“本杂志不刊登电影剧本”。稿子又吃了“文炮子儿”，一板枪毙死齐根了。这又使我明白，奔流东去之水浩荡，内中不含我这一滴。于是又投一家电影厂，编辑们用红笔在我的文稿上东涂西画一番，又退了回来，说是“清宫戏戏装设备缺乏，本厂没有力量投拍”。这就是说，我是清宫戏的始作俑者，只好良作遗憾。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想到这句话，原本是灰了念头的，转念之间又胡思乱想：既然我的稿子不行，你为何在卷面上胡勾乱画，又加批语？再者，明摆着的，前头有《鸦片战争》的戏，其余清装戏也不少，这是大睁眼说瞎话——大概是深情厚貌——也就是有点“猫腻”的吧？
这么着不怀好意的揣测，到今天也不知是正确抑或是错误，反正当时是决心下帷再练，“焚稿断痴情”，改弦更张写了小说。出了书，继而又出电视剧。晦运劫过，人说是“走出低谷”，这“俑”作得紫黯了。毁誉对我全都不敢承受。
没有当过编辑，难得了然这一席位的心理，然而“作者”是当过了的。后来作者当得大了、牛了，这心理也就大而牛。在写小说之前还弄过一点新闻通讯小故事之类，我也“熊市”过几年，自家心自家明白，甚的味道呢？
作者见编辑，有点旧时童养媳见婆子的心理，又有点入场举子见座师的样儿；作者见单位上司、同事有点“隐私不可告人”的心；作者见朋友，则一边吹牛“我的××稿子，就要见报了”，同时还要“那个”一下，“最近实在忙，约稿也没时间写……唉，写稿子真不是人干的”。心理之复杂，难以言表。心里常常骂：“妈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真是颠扑不破！”
这都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事，编辑们作者们都吃的商品粮，拿铁工资。现今又是一番局面，不少新作者带着稿子来见，要听“二先生指教”。我虽无时间一一拜读，却总有一番忠告：一、稿子写得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杂志这么多，总有人用的；二、稿子读者少，卖不出去，你就算是编辑的亲爹也不成。
也算是今日的金科玉律吧！
但纯文学的出路呢？纯文学卖不出价，是不是我们只要下里巴人，不要阳春白雪了？杂志都在争饭吃，不再以“扶植初学写作者”为己任，初学写作者怎么办呢？一步登天写高级文章吗？怎么提高文学品位，摆脱我们杂志说胡话、说混账话、写别字、哗众取宠、言不及意的格局呢？恳请社会学家您来说说看。

我认识纪晓岚
纪晓岚（纪昀），这个名头近年来又红起来。那原因倒不全因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一再出版风行天下，也未必是《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这类似史非史、类论非论的书的作用。倒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之类的电视剧大大普及了他，使他原在民间就甚好的口碑，一下子凸现在当今社会。就他个人形象的影响而言，似乎已高出蒲松龄许多了。
历史上的人物如恒河沙数，但性格大抵就那么几种，无论中西内外，或神奸巨蠹、祸国殃民者，或忠贞智勇、戮力効慕者，俱有一致处。有的开朗爽明，望之可亲；有的坚毅内敛，不苟言笑；有的勇武决断，有的文弱儒雅，有的滑稽多智，也有一天到晚冷冰冰地板着面孔的。说到细微处，真的每人一个面目眉眼，绝不雷同。但粗放说去，无非“内向”、“外向”、“内外向”而已。
纪晓岚在我心目中，属于中性性格，但在社会形象中，他倒是开放型的人物。他的风雅、多才、善谑、诙谐确是第一流的。这大大帮了他的忙，使得他更加可爱。但我以为，人们喜爱他的真正的原因和《宰相刘罗锅》的是一样的。铁定的公式，他们都是乾隆朝的重臣，与奸相和珅是死对头。和珅有多坏，他们便有多好，和珅的可恶恰反衬了他们的可爱。与其说，这是国人头脑一时还复杂不来，毋宁说，这是国人潜意识里的艺术追求，或者说是心理追求。
我最早接触到纪晓岚的材料，是在“文革”后《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上，说他陪乾隆秋弥，乾隆不小心从马上摔下坠进泥淖，陪驾的纪晓岚也就从马上一头顺势滚进泥中，比乾隆更其“不幸”，更其狼狈，更其观瞻不雅！——变起仓促间能如此地“和光”，急才急智应变如流，真的人所难能。后来见到不少稗官野史，多是他的诗词联语即兴应对。比如他陪驾到一处，名叫八方桥，乾隆顺口出联：“八方桥，桥八方，站在八方桥上观八方，八方八方八八方。”指令纪即时对出。他“扑通”一跪，叩头应对如流：“万岁爷，爷万岁，跪倒万岁爷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诸如此类不可胜记。诙谐机智是没说的了，通俗易懂也是很有名的，却没有收进他的集子里。我猜这或是齐东野语，是人们帮他编的，因为符合纪晓岚的性格，也就传了下来。但即使是真的，这样响亮的马屁，他也未必肯收进自家的著述里吧？
他留下的著作影响最大的便是《阅微草堂笔记》。这一类笔记就文体而言，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model（时髦），从经史考究到吃喝拉撒睡、诗词曲赋乃至白菜豆腐价格贵贱，有什么记什么。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实录下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实也就是一部小说化了的笔记。清代的文字狱绝不开玩笑，动辄获咎便杀头灭族毫不苟且。文网密集刀子锋利，吓得文人墨客只好弄些小玩意消遣文兴。就这部《阅微》，一看名字就是“阅微而知著”的意思。与《聊斋》对照相映起来看，它几乎没有什么形象思维，全然不似蒲氏的恣意汪洋，随时随人随情点染如画，人文情感的那种丰沛横溢。《阅微》追求创造“艺术形象”的自觉性非但没有，且可以看出纪氏是在“自觉”地排除艺术情绪对他的说教。很明显纪晓岚满可以写得更饱满些的，因为偶尔的，他能用寥寥几笔随心描摹勾勒得人物景致十分生动，但只是“偶尔”而已，很快地他就恢复了“宗师”面孔，一本正经地向读者说理了。
什么“理”？扑鼻的陈腐，令人无奈的无聊，喋喋不休的主题，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举一反三的为人世故，透着纪晓岚的卫道士面孔，也透着他的玲珑剔透，善于周旋。
但这部书在当时之世，与《聊斋》齐名，是双峰对峙的名望景观。这也是当时士大夫特有的人文心理所致：读《红楼梦》为了遣情赏雅，读《聊斋》为消闲解闷，读《阅微》则为附庸风雅。
然而我们似乎不必对纪晓岚这人求全责备。他差不多一辈子都是春风得意，与蒲松龄的穷愁潦倒迥然不同。要他发出蒲松龄那样的幽咽哽塞之情也是不可能的。在乾隆那样的主子跟前，处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朝局之中，没有点世故，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他在修《四库全书》中，故意在明显处弄些个错别字之类的“恰当错误”给乾隆看，让乾隆挑剔出来，满足乾隆“圣心高远，明察秋毫”的虚骄心，他也就能很安全地成就这项文化伟业了。就我们今天看，这是纪氏的大节，为民族文化的贡献甚伟，功劳是不言而喻的。他如没有这点聪明世故，这“工作”就干不下去。
这么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与和珅那样的不学无术的钱串子在一道工作，两个人搞不到一处是很自然的事。纪晓岚观念陈腐，为人还是正派，和珅狎邪而且贪婪，在乾隆跟前恃有特异之宠。我自家的一点感受，乾隆似乎对和珅在大的方面也有所警惕，看着几个大臣之间闹点别扭，有点“看笑话”的心理。这么着，如阿桂、纪晓岚、刘墉辈皆得善终，嘉庆顺利接班即位，朝局基本安谧无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纪晓岚算得是文人中的正派人物。我说的这个“正派”，不是正直的意思，乾隆朝的刘统勋、雍正时的孙嘉淦，还有康熙朝的唐赉成、郭琇这些人，有直面皇帝的精神，勇批龙鳞的胆量，正确或错误姑且不论，那正气、那勇气，对专制独裁总算是有些冲击的吧。纪晓岚不是这般样的人。他可以说是那种很正统的人，政务上无甚大建树，学术很好，“文化工作”有不小贡献，胆子小，心思密，很传统的一个“自了汉”。这样的人物在《红楼梦》中觅，男的有点像贾政，女的就是发愁“人人跟前”不能应酬周全的薛宝钗。他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从他的《阅微》中可以透析出来，说得好听点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说得难听点那真是“曲如钩”。
这个被礼教、种族、皇权、神权压扁了的文化人，压得已经没有了他自己，也还在夹缝中讨得他自身一份安乐与有益的工作——从这人身上，我窥见了那时得意正派文士的文化心理状态。

金庸被虫咬？
成名了的人事多。记得多少年前，还在摆弄“红学”时，写一篇万把字的小稿子，要等很长辰光才能刊登——那时写稿人也有一句话叫“发了没有？”或者叫“用”了没有——没有发没有用的大段空闲就穷极无聊地等待。机关里的公务不多。三下五去二就打发了，更没有许许多多“崇拜者”围着寒暄、签名留念，听他们“发自内心”的仰慕话……这么闲着，就也有感想是“半个贾宝玉”：他叫“富贵闲人”，我虽不富贵，却是“闲人”，有点聊足自慰的意味。但后来不成了。半个也不半个，直就是穷忙……《雍正王朝》电视剧播出那个月，二百多家新闻媒体盈门采访，躺在床上打“点滴”，手里接电话应酬记者，床前坐满的不是医生，而是赶来凑热闹的外地本地记者。就是在电视剧未播出之前，也早就难遇“浮生又得半日闲”这样的好事了。
但今年这除夕没有电话，这是件稀奇事。平常时就是周末，或不周末那电话铃声也是时稀时密地响着，说出版的、请写序的、邀吃饭的、会朋友的、来签名的……总归不让你“闲”着。我已经忙惯了，乍一清静，先是一阵高兴，后来突觉反常，“反常谓之妖”，想起这句话，竟有点不安起来。不料太太插进一句话说：“你今晚可不要打电话，防着千年虫！”我不禁愕然，瞠目望着她解释：“……要是该你倒霉，打一次电话给你记一千年费！”这下子又使我恍然过来，笑说：“最好年年有几条千年虫，天天咬电话线。”说笑归说笑，我还是抓起耳机打了几个电话。在电话中和朋友调侃：“最好千年虫咬我们一口，可以和电话局打打赖皮官司吧……”千年虫这么厉害的？从前也知道的，先听说是“狼来了”。又见报载，这一天全国的银行业务一律停办，又见报载说哪个国家何处地方碰了这条虫，损失若干吃亏几何云云。真的太太不许摸电话，才晓得这玩意儿不是说说就得，也会“玩真个的”。我这人是太呆了，因不会玩电脑，也就不怕“病毒”，不开银行，就不怕账目错乱，千年虫与我何干？我倒更怕或者说更留意，别走道儿上横不楞子蹿出一个什么“虫”——或像金庸，“闭门家中坐，‘虫’从天上来”，说一句“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然后再说一句：爷和金庸“也差不多”——就算你是“大侠”，又其奈爷何？还有一位华君武，起小儿我就看他的漫画，端的有出神人化之功，不知劝了谁几句，也招来了虫，咬你没商量。
大约差不离三千年前吧，那时没有现今意义上的千年虫，外国除了巴比伦、埃及、希腊，说不上什么历史，商纣王的什么虫咬死了比干。悠悠几千年过去，虫们已经文明得多了，有的会唱歌，有的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咬人也不像那么直来直去，变得哼哼叽叽的。“不值一笑哂”的事，被咬的也却十分郑重其事。金先生说是打的佛家拳，我看有点像“黯然销魂掌”；有人想大张旗鼓地将华先生的小咬儿送上法庭——这总是一种文明与进步——不许你乱咬，我的名声不值得虫来咬的。也许有虫咬过，嫌苦，“其味不佳”，“讨厌”着离去了。记得一首古诗：
桃生露井上，
有李生桃旁。
虫来啮桃根，
李树代桃僵。
现在没有那么多李树，要多几只啄木鸟就好了。

古今卖友记
新年伊始，蒙香港《明月特刊》稿约，写了一篇文章。说了千年虫，又说人间虫，煞是厉害。牵扯到金庸的，我说他是“闭门家中坐，‘虫’从天上来”。
这虫说的就是王朔。
细看王朔之咬金庸，静如处子，出若脱兔，无故加之，猝然临之，又快又狠叼起一口，血淋淋的一冲而去，再将目光恶狠狠转向他人——这看上去真恶。
我起先愕然，这怎么啦？是怎么回事？惊定回思，用另一边牙咀嚼，细品其味，久之不禁莞尔：咬你就咬你，咬你没商量。公开明白直出直人。王某是条好虫；壮哉此虫！他的“这件事儿”不够朋友。
然而金庸王朔就不是朋友，他不曾自称过是金庸的朋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王朔不够朋友够豪杰。朋友，是个很美的名词。一听这名字，弄历史的一下子会想起管仲、鲍叔牙，或许还会想到鲁肃、周瑜“指囤赠粮”。一班串街坊坐茶馆的只怕未必雅到“高山流水”，大谈钟子期与俞伯牙，他们更多的是留意那片绯红桃林中的艳阳暖春，刘关张义结生死的故事。如今的铁哥儿们迪士高跳累了，也会用塑料吸管啜着“高乐高”大谈其“永恒的友谊”。这真是快意的词儿。
但其实远不是那般美好。雅人们造的《诗经》说“莺其鸣矣，求其友声”。孔子说“不亦乐乎”，似乎朋友们都能像秦琼那般“两肋插刀”——他实在并没有那事儿，插刀的似乎是单雄信——插的也是朋友的刀。倒是如二桃杀三士之类的事儿不少，稍一名利拨动（一个桃子值五毛钱吧），立刻血溅当场。
按朋友叙人五伦见《孟子》一书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朋友”排在老五。照我的想头，大约因为朋友在社交中的位置紧要，所以列进“伦”内；又大约因为朋友之间制约力最小，以故忝居最末；且是因为朋友之间最易有出卖行为，亚圣因而干脆就提出了“以信为本”。
“卖友”是中国源远流长文化中一个颇为常见的题目了，也可说是我们的一个“国粹”。我在“文革”时见到人们起劲地互揭隐私，互相抄家，乌鸡眼对乌鸡眼，坑陷心对坑陷心，日夕不遑宁处。“对手”们几乎都是平日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朋友”！曾亲眼见一群“哥们儿”抄朋友家，红了眼，喝了什么符水似的呼啸而入，打砸抢之外还搜钞票扑金银觅宝贝——这家子其实平日极善待他们的，青年光棍们周末常在这里过，有剁饺子馅、面皮、包饺子、下汤锅，热气腾腾中向长辈呼叔叔，喊阿姨——此刻变脸，一切面皮不讲，“热气腾腾”翻成“杀气腾腾”，都是恶煞一般！彼时年轻，亲眼见斯情斯景，只是暗自讶叹“勘破世情惊破胆，实是世事寒透心”。这句话后来还窜人了小说“明珠抄家”一段文字。
这是“人心不古”了？后来看古书里说的，不是的。有名的一对儿，前汉的张耳、陈馀，《史记》中载，二人初为“刎颈之交”——割头换命的朋友，后来铁哥儿反目互为敌国，遂成生死冤家。后来弄清史，又见有李光地、陈梦雷一对儿，文友朋友同年同乡，蜜里调油的交情。三藩乱起，陈投耿精忠，与李约定内应外合共图大事。不料天下承平，李光地做了高官，变脸不认账“没有那回事！”一个指彼“投敌”，一个说此“卖友”，亏得康熙惜才，陈梦雷才没掉脑袋。当时《与李光地绝交书》风行天下，究竟密谋实情如何，至今使清史专家大伤脑筋。
这原是“古已有之”的事了。追忆过去，不免审量现在，想想别人，自然又思量自己。名利场上的事变来变去，无非绕着“钱权”二字走马灯般转就是了。前年与一位朋友聚谈，说及这些前事，我称“贫贱宜交友，富贵易见心”。一个人经得贫贱考验不算了不起的事，若能经得鲜花掌声叫好鼓噪金钱钞票的洗礼，那才真叫难。这自是因我处境有感而发。不料他听了张开双臂，眸子闪光，热情地望天调侃：“啊，上帝！让这后一种‘难’的考验快点降临到我头上吧！”
年来《雍正皇帝》一书出风头，招徕不少事。先是有人代我不平，说及旁边有人“近殿欺佛”，接着有人代不平而不平质问：“谁是佛？哪里是殿？谁又欺佛来着？”我未及解释，又有文章出来指斥二月河“信口开河”，要追究“罪责”。有背地交代编辑部“不要登二月河稿子”的；有关照评委会不要给我的书评奖的；说“清高”的，骂“讨厌”的不一而足，我都不大理会，因为我不是圣贤人，有了那么多过誉之辞已很不安，也当允许人说个“不好”。再则，那些人都不曾自称过是我朋友，干吗要计较人家？
不料近日又有新“事”，一位多年老友在一次全国性文友会议上掰着手指娓娓而谈：二月河某某书得稿费几何，某某书得版税若干。很温情笑眯眯也很煞有介事地说我“开了天价”，是多少多少百万。以他的权威身份说这样话，自然无人不信，自然“骇然而哇”——哗！写稿子也能成千万富翁呀！
我想，“讨厌”不要紧，喳喳议论几声也不要紧。读者听了这话会怎样想？二月河不但是个胖子，原来还是个阔佬写书给我看！文界诸友会想：你一向清高，背后竟是狮子大张口？至于黑道儿上哥们儿怎么想，那就难猜了。我不叫穷，因为我有稿费可拿；我想说的是“朋友”二字，有时也教人闻风丧胆呢！
所以回头又想告诉金庸，万花翔落，湛清的淯水湖上涟波荡漾，无数蝴蝶投水而没。岸边乔木长林雪色迷蒙，沿湖延伸极目无际……案牍陈纸，想起千里外的女儿，思及近旁红尘扰攘，面对美景自然，心绪也就驳杂，兴起兴落难平……快过年了，我看金王二人的戏也就这样子了，“朋友”也不去说他了。平安健康过年是福气。小心门户，防盗防火，小心灯火，小心烟花爆竹……还有，小心朋友……

“贰臣”文人洪承畴
就我读史粗概的印象，汉唐以上，中国的“文界”还比较注重清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赵氏孤儿”、屈原的事件。苏秦说仪事件，甚或“二桃杀三士”、“豫让击衣”、“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沙椎刺秦”，这些系列，我看都是知识分子演出来的。当然，也有孙膑、庞涓的事出来，但那还算不上“社会主体现象”，而算是一件悲壮的丑闻。这些事，都被冯梦龙的生花妙笔写进了《东周列国志》。这些壮举里的人物，当然大体上是个“求名不图利”的心理状态，但毕竟有情有义有血有骨，无论他们为公为私、为非为是、为正义为邪恶，读来总有一种令人净化精神、洗涤污浊的回肠荡气之感。
自汉唐以降，有了“九品官人法”，而后李世民又创举科举考试，“一网打尽天下英雄”。他真是说到做到，而且我觉得愈往后世，这一政策的威力愈大，做的比说的还要彻底——不但“打尽”，而且打尽之后，把这些英雄们都“熔炼”了去，变成一堆狗熊、狼、豺、狐狸、苍蝇、臭虫、鸨鸟……甚至狗屎之类。设这个名利场真是厉害！
到了明代，八股牢笼又到极致，大批文人更是一些儿“明德”也不讲的了。
还要提一提洪承畴这人。他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明万历年间进士，不十数年间连连擢升，官至蓟辽总督，崇祯皇帝倚为干城的人物，且是天下士子向往的楷模。与清军松山一战洪氏被俘投降，但朝野上下天下臣民却无不以为他是战死了。崇祯皇帝想当然的以为他即使被擒，也必不屈而死。于是旨意颁下，热热闹闹的，除了必有的慰问家属、抚恤恩荣之外，还有“予祭十六坛”，皇帝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这是很有味儿的一幕大讽刺剧。洪承畴不但活下来，而且又当了清兵南下的“经略”，带着八旗子弟入关，打得李自成及亡明孑遗失盔卸甲狼狈鼠窜，打得“大明江山”如鸟兽散。洪承畴对中原之地理、物情、民俗、世态了如指掌，军力布防也是烂熟于胸，打起来自是得心应手，生龙活虎般杀进来，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摧枯拉朽般就打进南京城。
这也是热闹煞的一出戏。洪大将军要庆贺这大捷，文心周纳处，又思要在石头城搞一个大的追悼会，悼祭阵亡将士——自然，是清军“将士”，不是亡明的。他躇踌满志，得意洋洋指挥着千军万马如仪操办，并一应法事僧道长老大吹法螺之际，来了一位故人。此人名金正希，是他早年学生望门投谒，说是“百篇文章请老师指点指点”。洪承畴多年兵戎厌听文事，托以目疾“看不清字”。金说：“不妨。学生读给老师听。”于是当众展卷，亢声朗诵，抑扬顿挫掷地有声，却是《崇祯皇帝御制悼洪经略文》。同时还有一位被俘的老将军囚在南京，洪承畴的意思，念及旧日情分劝他投清。这位将军掩耳大叫：“你们别骗我，我根本不相信洪亨九会投降！这个洪承畴一定是冒牌货、是假的！哪有像洪亨九那样受恩深重的人会投降的！你们一定搞错了！”这两件扫兴事出来，二人同日赴难。他这般施为，自然口碑可观。有人就悄悄在他家府门贴了一副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暗喻“忘八”；下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暗喻“无耻”，极尽挖苦热骂能事。清高宗命修“贰臣传”儆戒后世身事二主之臣，洪氏名列前茅。
与洪承畴同样忝居《贰臣传》其列的还有一位叫钱谦益的，是个地道的著述等身的文豪学者，官也做得有滋有味。此人在前明做到礼部右侍郎，皇清之后也做到礼部右侍郎。他大半辈子仕明，是“清流”里的头面人物，小半辈子又仕清，入了“贰臣”，一生都带着点倒霉味儿，但文名确是“山斗”得很。我读过他一些诗文志铭之类的，也不能不服他学究天人笔参造化。读过刘斯奋先生《白门柳》的都知道，与李香君齐名的名妓柳如是是他的小妾，不折不扣的一个大才子。柳如是，一代红颜班头、风月场中领袖，我看嫁了钱，图的是那点子虚荣满足。钱谦益虽说年纪大了几十岁（柳戏说钱“君之发如妾之肤，君之肤如妾之发”），但地位高、文名且好。按她的想头：倘若钱能为忠君之臣，她再来作个殉节之妇那该多好？她与钱一段风流情分岂不成了千古佳话？可惜这点子可怜梦想也竟成镜花水月。钱谦益还是恬恬然活了下来，腼腼然入了清室。他也有几桩尴尬轶闻。康熙年间，他在南京莫愁湖置酒高会、呼朋引类吟诗论文。席间大家扶乩作戏，钱谦益请问神仙，自己“享寿几何”。乩盘毫不含糊答曰“六十三岁”。钱谦益拈须笑了，说：“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这乩语说谎。”乩盘动了一下又说：“君不死，吾可奈何？”——你不死，我有什么办法？屈指算去，钱谦益六十三岁那年，正是明亡的甲申年。另有一说，是众人正酣歌吃酒兴头间，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长揖而人，对着钱谦益连声寒暄：“老兄康泰，小弟来迟，恕罪恕罪！”钱谦益时已是皓首如雪的老翁，自然不受用，问那年轻人：“后生今年青春几何？”那人笑道：“二十岁。”
钱谦益掀髯笑说：“老夫犬马齿八十又二矣！”那年轻人却说：“不是这样算法。甲申年您就死了。您现在过的再生之年，其实才十九岁。称您老兄，是和您客气礼貌。”钱当时闻言“大惭”，就此一病不起，一年后也就寿终正寝了。
有人问我，你连篇累牍说“文人无行”，为什么自己读了那许多书，还到处劝人读书，说什么“读书万卷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其乐无穷；读书不求甚解其乐无穷！”想了想，他许是有点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以为是“文人多无行”，不是“文人皆无行”，就像《秦香莲》戏文，包拯唱词中劝香莲课子读书“千万读书莫作官”。但这么说问题又来了，因为包拯他自己就是个官，岂不是逻辑悖反？
所以这不是一概而论的事儿。读书是没错的，但中国数千年人文观照，金科玉律“学而优则仕”有毛病，就弄出些秦桧严嵩之辈张扬跋扈。人治，使官本位如虎添翼，一旦“仕”了去，一切伴随着权力与生俱来的好处，诸如荣耀、尊贵、崇仰、金钱、美女、鲜花掌声与微笑、媚笑、胁肩取宠……都会滚滚而来。比一切的事业产业营运之利都来得便当快捷，也就难怪人“一阔脸就变”了。

“跳梁”文人
在故宫午门外，有两处矮小的房子缩立在广袤的阅兵场东西两侧。我知道，那在清代是驻着专管“驻跸关防”的“虾”（侍卫）们的。但在明代，它却有个别致的名字，叫“廷杖房”。大臣犯过，或开罪了“秉笔太监”，或惹恼了皇帝，就在这里行刑。廷杖，也叫打板子，既不交到有司衙门处置，也不征询内阁大臣意见，完全凭皇帝性子喜怒，“打三十”、“打四十”随口吩咐。我们在史籍中读到那些诏书，真个是金声玉振毓华春秋，其实皇帝下诏时，那口气土得掉渣：“拖出去，打八十——钦此！”或更狠一点“拉出去，着狗吃了——钦此！”……这类文笔口吻触目皆是，令人有时发指，有时又忍俊不禁。
挨打的当然大多是声名显赫的高官，那情景闭目可见是十分残酷悲壮的。一头太监把人按在地下拼命噼噼啪啪地猛打乱抽，一头是受刑人的门生故吏远远观刑，摆好了酒食点心，等着老师受刑下来安慰压惊。这般场面实在是十分义烈的。
然而，这些大臣挨打，常常都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打人的，挨打的，大抵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常规处分”，倘不是倒霉蛋，决计于性命无虞。打人的图个出气痛快，挨打的是愈打名声愈大，图个“声震天下”——从另一头微妙心思，居然有点“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周瑜黄盖味道。
这当然书史无载，是我读史时偷窥来的心得。也许是我对这些读书人的花样向来不怀好意揣猜，有那么一点“阴暗心理”的缘故。我的鉴别根据是看大事，看人物在大事面前较真时的德行。比如像御史参奏某厨子“制膳甚咸”、皇帝死了的亲爹该否堂堂正正入祠之类，争得唾液四溅，攘臂挽袖的——恰从中看出一个“斜”字来。
那么逢到大事如何？永乐发动靖难之役，叔叔从北京起兵，水陆大军直逼南京，要夺侄儿江山。眼见朝廷岌岌可危，兵势土崩瓦解，百官们纷纷自打主意，各想门路化解凶险。逃走的、归隐的、暗通关节预留后路的、打点精神迎新主的……种种不一而足。自然，平日以节烈自标的，这里头又有个面子问题。当时有个叫解缙的庶吉士，听到文皇渡江，金陵眼见不保，与方孝孺、周是修、王艮、吴溥、胡广、胡靖六人——姑且称之为“七君子”吧，聚在一处，相约为建文皇帝殉节，以标千古风节。退下来后，解缙便悄悄支使家人：“你去瞧瞧胡广是什么动静。”家人回来禀说：“没什么动静，见胡大人问家人‘猪喂了没有’。”解缙听了这话，准是心里猛地轻松，说：“一猪尚不肯舍，况背舍性命乎？”于是心安理得地活了下来。这七个人只有方孝孺壮烈而死，周是修被杀，王艮闭门涕泣，服毒自杀，其余四人都结结实实“咸与新命”。
这件事使我一下子想起明末的洪承畴。崇祯信为股肱，依为干城，名噪天下的贤能臣子，与清兵松山会战，兵败被俘。捉来之后不吃、不喝、不言、不动，像煞了要宁死不屈的模样，多尔衮也拿他没办法，便叫他的旧友范文程去“看望”。范文程去闲话一阵，回来说：“洪承畴肯定不是死节之臣，他是可以说降的。”问他“怎见得呢”，范文程说：“我和他闲聊时，房梁上掉下一点灰絮落在衣服上，他赶忙掸掉了。一件衣服他都舍不得，他肯舍掉性命吗？”果然，弄个女人去劝，洪承畴也就欣然降了“命世之主”。
明代士人崇尚程朱之学，讲究性命之理，存天理，去人欲，最是在格物致知上头下工夫的。王阳明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算是一份独到的心得——这位儒将曾面对一丛绿竹，想破了脑子“格致”其理，以至于弄得病了一场。这也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时尚心态：在理学中钻牛角尖，仿佛是做得十分认真。一旦“事”来了，大家都真相毕露。待到清兵入关，大军直逼金陵，这群宝贝又在一块“聚议”，一说要从福王逃走，一说“社稷为重君为轻”，要留守社稷——换句话说，就是要替新来的主子看家，而居然就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当日清兵入城，天降大雨，文武百官整肃相迎，五尺多高的“手本履历”几摞子码着，等待接收，冠服袍褂淋得褪了色，红水殷殷满街横流。这也是颇为滑稽的一幕：上头受降的是志满意得的洪承畴，下头投降的是他许多门生故吏。都是汉人书生，主子却换了满洲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叫阮大铖的人，这时的表现尤为奇特。看过《桃花扇》的人大抵都知道他会编曲本儿，而且会表演，爱附庸清流，是个亡国名流。他的履历很明白，先附魏忠贤，又结马士英，再投满洲人，带着清兵攻打仙霞岭，僵仆石上死——单这么几句，无论如何不“生动”，他的“事迹”其实是好看煞的。他去见魏，“每投刺，辄厚赂闻人毁焉”，连个名片都不留存。魏忠贤倒台，穷搜党羽，明知他是魏党，偏就找不出证据。他整肃魏，连带着扫了东林党，伙同马士英整倒周延儒，接着又和马士英反目。借“妖僧大悲案”造假名册，无论好人歹人、君子小人统统一网打尽之。钱谦益一代学儒大匠，甚至让小妾柳如是牺牲色相巴结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人简直荤的素的、臭的香的、五颜六色、垃圾古董、玉佛金人、鸡毛蒜皮一囊而尽，乱划拉齐毁坏，说不清他是什么道道儿、什么个东西。亲近朋友都瞧他有病了，他说：“古人不云乎？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明白说话，是世纪末心态！于明末、晚明政权，可以说阮大铖一点好事正经事也没做，偏是降清之后，他的劲头突然大增。他这时已年届花甲，清兵“内院”怕他鞍马劳顿，阮大铖慷慨陈言：“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打到仙霞岭，大家都骑马慢行，只有阮大铖牵马徒步行进，说：“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率先直赴极峰五通岭。好半日大家才喘吁吁爬上来，远远见他坐在石头上“呼之不应，以鞭掣其辫，亦不动。视之，死矣”。单看他的简历，恐怕永远想像不出这个老不要脸的奸徒如此归宿吧？我是用心读了《儒林外史》的。心里犯嘀咕，品不出滋味，觉得像进了洪洞县，内头何以就没个好人？再翻明史才晓得，那都是红尘滚滚中的小巫，正直清白如海瑞的、三杨的可寥如晨星。如《五人墓碑记》那般激切壮烈的也极少见。后来才知道它写得老实，说了一群侏儒和变侏儒的故事。当然解缙、阮大铖们这样的“跳梁”也是少数。但燕鹊鸟雀窠学坛，满朝皆簪缨侏儒，也是明亡缘由之一吧。

盘点我书中的“爱情”
爱看我的书的人是不少的，有大学教授，也有引车卖浆者、汽车司机、搬运工、公务员、穷学生什么的一大帮。似乎也不大分阶级阶层，从高官显贵到死缓犯人，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些意识形态相悖，人生阅历落差极异的人中，都可以觅到《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读者。海外读者去年还赠了我一个“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奖”。作为一个小说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
我一直认为，专业读者是评论家，一般读者也是评论家。从狭义的角度说，自然是专业评论家“牛”些个；但从广义角度说，决定一部书的根本命运的，则一定永远是那些“一般”人。看过书之后，无论你是“专业”的抑或是“一般”的，肯定都会有“评论”的。就我的书而言，“一字评”，说“好”说“孬”的，或者竟写出一篇文章把二月河齐根刨起，从源寻流褒贬一顿，这种事听得耳朵老茧长起。大家似乎有一共识：“这家伙不会写爱情。”有一位专业的女性评论家甚至当面说我：“你根本不懂女人，你根本不懂爱情！”我尽管不完全服气，也被弄得有些汗颜。
不完全是不完全服气，但我是“基本服气”的。作品在那里放着，是浩浩荡荡五百万文字，一页一页翻去，爱情情节似乎有点蛛丝马迹雪泥鸿爪的样子，星星点点气息奄奄地泡在大情节里游动。《康熙大帝》里伍次友、苏麻喇姑、云娘是一组，周培公与阿琐又一组，《雍正皇帝》里雍正与小福、邬思道和金凤姑也各算一组罢。到了乾隆这一代，傅恒和女强人只沾了一点爱情味儿，至于乾隆与棠儿、海兰察、兆惠那些事儿，只能算是“故事”，算不得夸张的爱情文学描摹了。从康熙到乾隆这一通三代的书看下去，“爱情”是愈来愈少，愈来愈不纯洁，杂质愈来愈多，简直写得就是兔子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的了。
怎的是如此一个格调？
一则是才情问题。那位女评家并没有冤枉我，真的我是不懂。记得《康熙大帝》第一卷付梓，寄了给冯其庸老师看，老先生一向不轻易动感情露锋芒的，在电话中口气不善：“你怎么搞的？为什么要那样安排伍苏的爱情结局？不对头嘛！”我面对恩师，只好支支吾吾承认：“我不会写爱情，也不懂……”
这不是语言驾驭能力的问题，是“生活源泉”有些先天不足，我的家庭、我的学校和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上中学家里就严命“与女同学接触要公开化，不许谈恋爱，不许单独和女同学在一块”。学校则三日一令五日一命“安心学习。不许男女生谈恋爱”。隔三差五的还要出张布告，因“谈”而被开除处分的大有人在。社会风气也与今天大不相同，天天讲的是“残酷斗争”，谁肯悖时去谈爱？因而见了女同学，即使她很好看，很有意思观察她也是有“程序”的：远远的——看脸盘儿，模模糊糊有点印象；稍近些——看身段，体态姿势差不多；走近了搭讪说话——只看她脚尖，声气笑语听得见。如此这般的“三部曲”，自知也是“封建”，但在当时却是真真实实的风尚。这自然不会有什么“是非”，然而同时也就与爱无缘。生活基础既薄弱，以后高中毕业又到部队，全封闭的国防施工部队，清一色的连队兵；满眼见，整日相处的全是男人，哪来的“爱情知识”？读书吧，爱情书是禁品，难得一见的，所爱好的历史书从头翻到尾偌大偌大的大千世界里全是男人主宰——这么着连“书本知识”也无从获得。作家“生活知识”欠缺严重，居然在康熙雍正乾隆几部书中塑造出若干女性，别人虽然不满意，其实我心中还蛮得意，满满意意的呢！
再一则重要的因由，这三部系列作品是社会小说，是全方位（当然是比较而言）描摹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生活的。读过全部作品的读者恐怕都有此感觉。《康熙大帝》一书文字写得比较干净，“爱情”也比较纯粹。愈往后，乱伦的、胡搞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愈多。这个创作特点早已有读者指出来了。我说老实话，我也想把后边写得“清”一点，并非我这个人著书著得愈来愈煽情，实因为这书必须遵照两个原则：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康熙年间是满清立国之初，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医治战争创伤，镇压平息内乱，迅速恢复经济，加强各族团结……这些事千头万绪摆在社会生活中无可替代无从回避。开创之初统治阶层精纯强悍的气质尚未消融，加之人民尚处于不安全的饥饿寒冷之中。“爱情”问题提不到社会生活的主业，也就是说尚不能进入社会的主要议事日程中。但也正由于此，当时的生活主流干净，乱七八糟的事就少。
待到乾隆年间，清朝立国已届百年，和平生活已久，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官场文恬武嬉，腐败之风蔓延，富裕昌平经济发达，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段。一个社会也和一个人一样。穷极潦倒奋发图强之时，饿得前心贴着脊梁骨，它就顾不上“荒淫”；一旦这些问题解决，整个社会也会“饱暖思淫欲”，于是污水横流弊端丛生，变得愈来愈肮脏不堪。《乾隆皇帝》里的风情与康熙时的纯净不同，下笔时就得老实形象体现。
至于说到很美很清纯的爱情，就我看来，无论康熙一朝还是乃子乃孙时段，社会生活中都是极少的。不是说没有，而是都处于“地下”，地面上我们只看到一点爱的“蒸汽”（鲁迅语）。像《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中那些爱情故事，是今天人编的，给今天人开心就是了，而在当时别说真的来一下，就是说一说也是罪过。非但康雍乾三朝而已，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政治、权术、金钱的铜臭熏人欲死，爱情却是没有的。封建中国实在要算扼杀爱情历史最悠久、手段最残忍的国度了。所以尽管我十分佩服金庸，那是因了他给了今日千百万人阅读的愉悦，他书中那些爱情故事我却无一例相信在当时发生。《红楼梦》中宝黛之爱是生死不渝，但看《红楼梦》一书却不见他们示爱之语，是两个戴着黄金枷锁的人在那里唱着我们听不懂的爱之歌。待到进入电视剧，却见宝玉黛玉在大观园中四手相叠四目相视，有点走出“地下”的意思。今日男女新人类吊膀子玩儿，看去可能不过瘾，但我敢说，那肯定是编导无知妄加的，真正的红学家不会弄这一套。

美学二议
我读毕淑敏的自传体小说，常常惊叹于她对自然宏观的观察与思维。
她在世界高原之巅——这本是十分死寂的生命禁区——一个小小弱不禁风的女孩子，看到的是昆仑、喜马拉雅、冈底斯这样的山脉，“像银色的公牛的犄角抵在阿里”。
我敢说，没有到过阿里的人，即使是曹雪芹那般的才气，他也不会有这般贴切俯临的感受。这是雄浑自然奉于作家的独特的体验语言。她还是一名不错的外科医生，在小说中写到第一次为病人开刀，手术刀那么轻轻一划，表皮立刻翻开，白白的创面“像受了惊”，须臾间，渗出殷红的血。这样的场景，恐怕只有医生才看得这样细致，只有作家才能真实地表出展示。
不知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发工资”，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走到哪里就“自然”到哪里。做战士，是巾帼情怀；当医生，是救治病人的菩萨心肠；做妈妈，她又琐碎忙碌得像个保姆。这就像个实在存在于社会的人了，这是美。
《红楼梦》里头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头有个稻香村，人人都说好，贾宝玉却以为不然。他是从美学上看，认为它“假”。假，就是不自然，不自然就不协调。比如：满屋子豪华的西洋摆设，案上陈设了一只粗瓷老海碗。乾隆皇帝也弄过这种事。他在圆明园里头造了个俗世小市，一般和外头一样，歌楼酒肆一应俱全，充“市民”的全是太监宫女。他一辈子作的那许多诗，人通通都记不住，跟他不知美丑恐怕有关。中国戏里，一些主题很沉重的剧目，偏有个二花脸、三花脸的丑儿出来插科打诨，我看也是深谙了这个道窍。
美，这个字我曾在《雍正皇帝》里拆解过。源出庐山“美庐”，是昔日委员长和宋氏伉俪消夏地儿。《金陵春梦》中解出是“大王八”——这当然是很损的，话带着些意识形态的意味。大王八是很丑的，偏偏凑起来，它就成了“美”。可见美与丑，是足成反差的一对儿聚头冤家。
我读安徒生童话，里头给了我们一幅画面：在一处烧焦了的老屋前，旺开着一丛血红的玫瑰——这是死亡、生命、欢乐与曾发生的悲剧的反差和比较。《海的女儿》其实也是把生命的真实的爱与死一搭儿交给读者，让你品嚼这颗沉重的橄榄。
这一点想头，说雅点算是思维：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反差。当然是好懂的。但麻雀们不懂。安徒生真是大师，他说，麻雀们在老屋和鲜花中窜来窜去，弄不清画家为什么要来绘这图景，它看玫瑰也是“吱——那不过是一些红的和绿的颜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阿弥陀佛！

《康熙大帝》一书的定名
我在一间大学讲学，谈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几次人主中原，真正成了气候，立定了脚跟的，只有一个建立清代的满洲人。满洲人不但战争打得顺手、漂亮，且是稳住了江山，在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和平统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独到的长足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顶峰。那原因自然有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缘故就是满洲人太谦虚，太善于学习。这是个善于采长补短的民族。
落后的游牧部落民族，打败先进的汉民族，这种事不稀罕，远在西周末年就发生过。秦皇统一后，北朝一次“五胡乱华”，一朝兴替多则几十年，少则几年十几年，闹腾出十六国来。别说“繁荣昌盛”，生业繁衍都大成问题。宋代式微，西夏金元又是一次，强力维持政权有近百年。革命发生，一切化为子虚乌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迷信自己的武力，以为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瞧不起被他们打翻在地上的汉子。从匈奴民族的中原统治看，他们一直到灭亡都没有弄明白自己当初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有一位杰出的满族人看到了，他就是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他看到了被他的民族打得遍体鳞伤、毫无招架之力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也是一个被内伤折磨得无力外战的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清醒的、明白的。要想有效地统治这个文化高出自己的汉子，就必须向他学习。他一方面防范这个民族，使劲地麻醉、鞭笞，另一方面则痛下功夫向这个民族学习：学文化、学历史、学政治统治术、也学心眼儿。
讲唯物论的人不大讲天才，但康熙的天资特出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他八岁登基当皇帝。这倒不算什么，历史上幼冲居尊的不胜屈指，但他十五岁那年便利用布库少年擒拿了不可一世的权臣鳌拜，十九岁决意撤藩，不数年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大军叛乱次第数。狼烟未息，二十三岁的康熙又下诏开博学鸿儒科，逼前明遗老就范，臣服新朝，倡明文教大获人心……这样的“圣断非常”，简直可以说，在一群庸庸碌碌的皇帝中是鹤立鸡群了。就他的一生功业，修复河运漕运、轻徭薄赋、三次亲征准噶尔、安定西北、六次南巡、勘定《皇舆全览图》、收复台湾、划一中华版图，随便抽出哪一件，都可以彪炳史册的。我们今天的人，一般只晓得一部《康熙字典》是他弄的，其实如《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都是在他亲自关照下诞生的。
我们知道，康熙能诗词、善书法、喜绘画（特别喜爱董香光字画）、精数学、会说七种“夷语”（我想不可能是英法等语，大概是一些亚洲国家语言）。他写的三篇地震论文我没有读到，但我知道我们今天的数学术语如“元”、“次”、“根”即是此人的创造。他的音律知识达到什么程度，我很难估计，但他的文学素养可以从他的诗作里领受。或歌咏鸣蝉，或激赏幽兰，或眷顾苍鹰，或宝爱战马，诗中有对爱后深挚的追思，也有对流离苍生的怜悯；有对边防将士的关爱，也有对民事政务的廑念；时或对人生无常感喟，时或才闻金戈铁马，又见流风回雪。他的诗作水平，可以说很多皓首穷经的汉家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么大的本事，哪儿来的？天分是自有的，本事一定是学来的。
康熙深深意识到，一个只有百十万人的满族，要想统治亿兆人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华厦，一定要有“认同”的意识的。这一点上头，他似乎比别的皇帝格外地自觉清醒。元代蒙古人是打进曲阜孔庙的，因为孔夫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太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进庙照着孔子像脸颊就是一箭。即使历代汉族皇帝尊孔，入庙行的也只是“师生”礼：二跪六叩，也算非常礼尊隆重了。康熙数度谒孔，封林加谥，步如履冰，小心奉敬，行的是三跪九叩的君臣大礼。他心里是否真的那么敬爱孔子已无从追索，然而他肯定晓得，孔孟之道是华人文明之根，不尊孔没法和汉人打交道，更甭说去统治他们。
满族人的天下是靠武力打下来的。满族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对汉人除了一部《三国演义》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有的是“武化”，却没有什么“文化”。康熙在笼络中原文化人上可说是不惜委屈万乘之尊，费尽了心机。平常的科举是帝王驾驭文人的一贯手法。康熙觉得远远不够，又开了一个“博学鸿儒科”，一批前明遗老便成了这一科的“征君”——你们不是总在背后骂我们吗？你们不是惦记着那个“华夷之辨”瞧不起我们吗？你们不是总盼着那个死了的“大明”吗？你们不是嫌那些主考大人不够资格来“考”你们吗？好，现在我来，我亲自请你来，你不能来也必须来，我亲自当主考！——这样，极大地满足了这撮人的自尊、虚荣心，足尺加三给足了面子。来应考的一律安车蒲轮礼送京城，考中的考不中的一律给官。即使真的不情愿“臣于本朝”的，也在这种强制下如“失节之妇”，取消了骂人的资格。考上了的自然光宠荣耀，心里扁扁的服了。康熙的这一手“学习”法，可谓用心苦极，手段辣极了。资料里对这些事尽管有所伪饰，也还是看得出来，这一百八十来位“征君”心情复杂，啼笑皆非，表现也各异。有的是欣欣然，有的是茫茫然，有的是明哭暗喜，有的是装模作样，鸡飞狗跳，“一队夷齐下首阳”了。
就康熙而言，他自己是个天之骄子，这么着“学习”自也有些委屈的。应考的人捣乱，有的不肯来，绳捆索绑来了，来的不应试，“本人有病”；应试的有的交白卷，有的故意做错题，还要一律“优遇”，自然难免别扭。但为了他的天下社稷，他都一概忍了。有意思的是，在南巡时，拜谒明太祖朱元璋墓，他以“当今”拜先帝，居然也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感动得在场的耆臣遗老无不欷歔零涕，亡国灭族的切齿之恨也就在这一片哭声中消解得无影无踪。
他具有这般非凡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作为领袖，受到当时人民的称扬拥戴，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是同时期的人物，史学界有人把他与彼得一世比较，认为是不逊于彼得大帝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的。我们自幼受到的教育，看一个封建人物，尤其是皇帝，必须首先看他的“局限性”，然后才去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他的“贡献”。某市一位市长，一上任便下令推倒了康熙的塑像，那也自有他的道理：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怎容“封建”在我市张扬辉耀？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当面对我说“大帝”这个名字不妥。中国没有“大帝”这个词，也是不以为然的意思。我回答说，俄国人可以称彼得大帝，我们中国人当然也可称康熙大帝。中国有这个词没有这个词原无关紧要，只要世界上有这词就成。而且事实上，玉皇大帝难道是个外国词？
《康熙大帝》一书于是定名。

随缘读书做学问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步人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皮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选》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没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没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情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来，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没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孟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功夫“求其甚解”。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山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

心离“大家”远
新年伊始，一家电视台来我家照影子。几位小姐进门，见我正在洗碗，不禁惊呼：“您是‘大家’，还干这个？！”我留他们在我家泡了一天，什么影子都照，什么声音都录。临去时电视台主任说：“我们的采访意图都被你打乱了。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二月河！”我笑着作答：“每一个洋葱都有许多层儿呢！”
乍一听“大家”二字，蛮带劲：不但是“家”，而且“大”！这不是少年时孜孜以喜梦寐以求的吗？这不单意味着鲜花和掌声，不单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和窃窃私语，还代表了一种自我完善的满足和这个社会对你成就的确认。“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过”字，就指着人的“生存间”。那是一种肯定：这辈子活得值，毕竟可喜。
然而反思后味不佳，我喜不起来。
首先自审：我不是大家。这里没有矫情和凿言眼的意思。我已经有了三百多万言的著作，在海外也有点影响。说好说歹那是读者的事，另当别论，我的意思说它们不过是小说，而且是历史小说。君子三立，似乎可说是立言了？但“立言”二字其实与小说关系不大。即使是最好的小说，也只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表现作者本身的感情思维，等于是把一个不定方程，或者一个开不尽的无理数根交给读者，让读者去伤脑筋伤感情而已。一个人三个月不看小说，根本不会出什么事；但三个月不吃饭，恐怕一定要“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的吧！这样说，丝毫没有鄙薄小说的意思。如果真的瞧不起这事，我大约不会这样拼了死命来做。但小说姓“小”也确是事实，扎硬，勉强说个“小说大家”，我看这词不伦不类。
我是什么？多少次想过这问题了。因有了几本书这样一个“存在”，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无法摘掉我的“作家”帽子。但我自己是知道的，为了这个事业，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汗渍透了的殷红色的代价。假如上天肯把那些代价还给我，收回我的“大家”，我是连半点也不会迟疑，连想都不用想的。比起这代价，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却也因我在二十年绝苦读作生涯中建造了自己另一维的世界，组成自己的知识基因结构，竟而一向视“大家”蔑如，凭什么现在要走进自己“蔑如”的队伍里呢？所以就想：管你称什么，管你说我有这意识那思想，“烟蓑雨笠卷单行”，反正离“大家”愈远愈好！
我不明白一些人，弄了一丁点儿可以称为“东西”的玩意儿，就张狂得不照镜子。去年召开的“新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一位老“宛军”，写《后汉书》的南朝宋人范晔。平心而论，老先生这部史该说是上乘之作。但范晔在狱中致的信中，说他的著作，是开天辟地以来的至文，找不出什么副词可以形容它的壮观与宏大：“其中等篇章亦不下《过秦论》！”由眼空无物到无端作践别人，别人自也就“憎屋及乌”，反而使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蒙上了一层“灰黄”。
我不否认自己小有名气。却又有一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人与猪同模拟，很值得欢喜的吗？晋时有个郭璞，少时梦有仙人赠笔，文思大盛，词赋为东晋之冠，还是位星命大师。他的故事能让人想起今日一些特异功能大师，够写一部极热闹的小说。待到晚年，又梦见仙人拿走了笔，也就写不出好文章了。人也变得异常愚笨。他晚年变蠢，我看与他太出名有关。如他收拾名藏，退隐山谷，何来杀身之祸？还有个江淹，稍迟于郭氏，晚年才尽，诗赋无一佳句，我看也是为名所累。这两例是史上模范，随手能举出一些，至于现世当今看周围，由大名而终无闻的，就数不胜数了。
所以，怎样看“大家”，那是有个“道”字在内中的。“道心唯微”，解释各有不同，在我观，就是将自己看小一点，放低一点，别人的情感就会流向你。道法自然，这就是“自然”。我绝不主张做谨小慎微的滥好人。一味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既非心里话，也不是事实。这样做人太累，也易为妄人所乘所欺，听说牛的眼睛是“凸透镜”，把一切都看得太极，所以小孩子也敢欺它；而鸡的眼睛是“凹透镜”，什么都小看，所以有些鸡连大人都敢逐敢啄。领教了这一点，又因为鸡，所以在心理上要自我校正一下。各人情形不同，校正方向心度也就各异。《梦溪笔谈》里说了个小故事：一个战士打仗，口里噙了水，格斗时向敌人“噗”的一口喷去，敌人猝不及防抹脸，他就一刀劈将去。另一战士效颦，见敌人也来这一手。但这敌人不是那敌人，不抹脸，趁他喷水时就一刀，劈飞了他的天灵盖。这要因人而施。从小就读将军与卖油翁的故事。将军箭无虚发，老汉向瓶中注油，滴滴不沾瓶口。二者的“准确性”并无两样，但用处不同。将军是“大家”，卖油翁就说不上了。大家和小家的区别不过尔尔。
一些刚走近我的朋友，会见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率性敢言绝少忌讳；有些特别近的还能看到我对人“狂轰滥炸”的场面。对照我的书，说那里头时或温文尔雅，时或伺机四伏，或草灰蛇线，或背面傅粉，或深谋机变，或散旷豪放，无论如何，和我这个“人”对不上号。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一向主张，作文应诡谲一些，而做人则应平实一点。蒲松龄无论如何是个“大家”了吧？我读《蒲松龄集》，看他写自己一家人在绰然堂吃饭的长诗，盯着桌子上的菜，人人双目惶惶，个个馋相可掬，比平常山野农家还要平常。我敬重这平常人的平常心。反观之，有些事业小就，“家”不足观的，有了两本书两篇稿子得了奖，便处处“做圣人状”、“做辉煌状”、“做大家状”、“做大师状”，牛烘烘指手画脚教训人，十足令人齿寒。
“大家”还是留给那些“圣贤”们当去吧，我只要自己一颗本真的心。

文人无行
弱冠幸随计，束书来上京。
齿稚气方锐，招视江湖轻。
俯仰五十年，辛苦事浮名。
世路多险艰，风波使人惊。
兹游意已阑，无复少壮情。
见鸟慕高逝，望乡思遐征。
云山遥在梦，日数归园程。
这首古风是一首怀旧诗，述说作者自从“弱冠”求名上京，从锐气咄咄心雄万丈的青年，经五十年宦海沉浮，勘破世路人情风波险恶，而今西风瘦马杖策归途一番心境。既有对少年往事的悠远追忆，也有着对未来牧歌田园生涯的向往和欣慰。凭谁说，无论它的意境恬适，格调苍凉，情愫隽永，都可说是上乘之作。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呢？严嵩。
说到严嵩，许多人一下子会想到《大红袍》里的海瑞。是忠臣清官极度对立的一个标准大权奸贪官。且不说在他秉政的二十余年中翻云覆雨拨弄朝政，谀逢君恶曲媚固宠党同伐异，与儿子严世蕃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杀夏言、杀曾铣、杀朱纨、死杨允绳、死李默、死杨继盛……那也都算得人中之精了，但凡正人君子，遭逢到这爷们手中，无不纷纷落马栽筋斗被打得落花流水，身死而志不申。这真是奸恶刁狠到了极处的人，偏他就能写出这样的诗——似乎他辛勤为国劳作一生，现在要回乡作遐征之思，要与梅花长伴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匪类，却又是分宜山中诗坛一秀。“种竹旋添驯鹤至，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他是个真不错的诗人呢！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为人为文的不同。幼时入学，老师曾教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多少年一直笃信不疑。有时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儿，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辛弃疾、苏东坡、关汉卿、汤显祖，写了那么好的诗文曲赋，人也那么好，可见好人能出好文章，好文章才配得上好人，是相得益彰的佳事——谁知满不是那回事呢。我看老师也上当了。我们师生在这事上头都中了连环套儿，有些理想化了人生，把人生按戏本看了。明代有个宰相，他女儿看戏人了迷，一心要嫁个状元郎——她以为状元郎都像戏里那般一个翩翩佳公子，粉面朱唇满腹经纶出口成诗的小白脸儿——想得发疯，老爹果然玉成其志，真的把她嫁了一个新科状元。她喜滋滋入了洞房，揭了头盖才晓得状元真相，原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腰粗十围，毛发蓬蓬然，活脱一个屠户样儿。
我看这事可以为我这篇文章作注，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自尽了，但谁能保定她不是又错一次呢？
读明史是很有意思的。它不同于唐代，一切都包容在一种富丽堂皇之中，像一首黄钟大吕奏的钧天之乐。它也不同于宋代，浑浑噩噩得近乎麻木，混账得令人可笑可怜。打开明史，像是看到一伙打群架的，从头打到尾，昏君烈臣、东林东厂、奸权直士、神佛道士、太监倭寇、农民财主、正的邪的、曲的直的，从靖难之役打起一直打到清兵入关，打得昏天黑地精疲力竭，也就亡国。中间偶有一阵子休歇，我看也是打得累极了暂时休战。阿弥陀佛，真是热闹！正应了鲁迅《好东西歌》：“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了钱，喊声骂声也寂然”。凄凄惨惨乱哄哄完了。
其实真正眼亮的倒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似乎对“大头巾”的认识比谁都更清楚。元明兴替，元臣危素“弃暗投明”——就是我们从《儒林外史》里读到的那位“危老先生”了。此人是金溪人，字“太朴”，又叫“云林”，由经筵检讨参与修宋、辽、金三史——写“后妃传”查不到史籍，用今天的话说是“缺乏资料”。急中生智，危素就买了些糖块小吃之类贿赂老公儿，套问宫里后妃起居逸事，这般就腿搓绳儿，几百年前的闱宫秘闻也就书之丹青了，由此升官而成翰林学士。这么一个“胜国遗老”，棺材瓢子似的人物，居然敢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张口闭口“老臣危素”如何怎样，朱元璋尽自看重他的文章，心里也早烦透了他。有一天皇帝御东间侧室，听见危素在帘外走动，问：“是谁？”他说：“是老臣危素。”朱元璋说：“朕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脚步声这么从容的，原来是你！”罚他去守余阙墓，余阙是元统初进士，累官参知政事。死于陈友谅之难，立庙祀之。危老先生住在这庙里不知心境况味如何。
少读《儒林外史》，见里头出尽文人洋相，我多少有点腹诽的意见，“窃以为”作者存心刻薄，后来渐渐读书有得，才晓得文人里头除了屈原、魏徵、文天祥、史可法，明代里头的三杨、海瑞之外，更有卢杞、李林甫、秦桧、严嵩、钱谦益、洪承畴、马士英者流，似乎比刚正义烈之士还要多些。就明史钻研去，东林党有点像东汉时的清流派了。细看似乎又有不小的区分，都有“派性”，也都尽有投机者，却显得这潭水更浑浊一点。“门户”得张牙舞爪，贪名之态犹如贪利，到末时毕竟一起露出来原样儿。
那么到底是书误了人，或是人辜负了书？翻开古今史典文论，没有哪本书是教人为非的。很多学术，尽管论点不能令人佩服，出发点与落脚点，也还堂正。即便是八股选文高头讲章——糟糕无用的烂文章，也不见得有什么歹意。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人。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然后再重新来一遍，循环往复生生不已。这真是件令人悲哀又无可奈何的事。

一件事所思所议
大约四年前罢，我在郑州。当时我的女儿以战士身份请假考军校。羁绊于此即为此：侍候她。一则远离南阳，我的、她的朋友难以打搅，二则多少“事”也就好推辞——图个清净。不料有一天接南阳一个电话，让我“火速”赶回南阳。
听见这个词，我就诧异得莫名。我从1978年脱掉军装，别人对我说这个“火速”二字，实在太稀有了。问他“什么事”，这位在电话里不肯说。听出感觉是神秘。但放下电话，我又有点好笑。组织部的电话能有什么事？这么郑重其事的，肯定与干部任免有关。升官的事，还与二月河有关？
仔细想了想，还是“有关”的，再几年前曾经吹过一阵风，说要安排我干个什么主席之类的活，后来不知怎的，这活又没有我的了。现在这单位又一届，这活似乎又有我的了，或者说这锅里又要下我的米了。
其实就这件事而言，你郑重其事也好，“火速”的神秘也好，吹过什么风来也好，别指望我会为此而激动，失眠，会绕室彷徨香烟缭绕，会吃饭发呆答非所问。女儿派我上街买个发卡，我忙不迭就去。这事却没感觉，有点——雅点说是“秋风过耳”或“于我如浮云”，俗点的有点亵渎：听见路人打了个喷嚏。
但是，我得很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人，要识抬举，知道好歹。因为这确实是省里领导同志和组织很郑重地对我的器重，很实在的厚爱，很破格的抬举：我是“副处”，越过“正处”，直达“副厅”。放在官场绝对会让一些朋友寝食难安的。
问了问省委组织部考核的人是去了南阳，南阳组织部的电话火速便是由此。我婉告南阳的同志，我人在郑州，上级组织部也在郑州，女儿的事不能分身，是否可以就近到省委组织部去汇报情况？很快地，我获允。
我的述告是谈了我的真实想法，一我是共产党员，理应服从组织安排分配；二是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厚爱与期望；三是我有特殊情况：A.多年不做工作，单干写作，已经不会领导别人。B.创作任务且难完成，中途废弃损失过大。C.有的是能干而且愿干的同志来做。我当时与与我谈话的同志笑言（他们是颇多，也是很尊重我的我的读者），“你们再找一个文联主席很容易，再找一个二月河恐怕很难。”他们很惋惜，也似乎很坚持他们的意图，临别一直送我出大楼（他们一般也不这么做的），还叮嘱“你再考虑考虑”，我笑说“你们再考虑考虑”。
我和这几位一直保持着很友好的联系。因为我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出了“尊敬”与“理解”。
这件事在一些报刊上有过一些披露。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他们的意思是，我甘耐寂寞清高自守，说的是我的品德好。
但我老实说，这事是来迟了，倘是我三四十岁时发生，我会？我会泡一壶酽酽的茶独自拉灯坐在沙发上思量：明天组织部找我谈话，怎样应答？第一，必须谦虚说“这是组织培——”……不对，第一必须说“组织上这样安排，我很意外，根本没想到把这重担压在我肩上……”然后，“我的能力……虽然作出一点成绩，比起组织上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就是吃得苦，愿意学习，听从指挥，会努力把工作做好。”
顺着这思路，大致就是“中庸”，再不至于“错了”的。但这思路自从我的《康熙大帝》第一部书面市，我就根绝了它。这并不是自感写书“作家”如何圣洁高尚，而是我给自己找到了人生定位。这就好比飞机票，或者软卧车厢铺位号，“这是我的”，既然都是在走人生路，我没有必要“换号”，就如在电影院中，有朋友来说“那边中间有个空位子，请那边坐……”我必答“这里就好”。因为明摆着的“当作家”的感觉不是坏感觉。
但这感觉未必就对，作家下海的多了去。肯定是旧滋味有点腻，这才走人。王蒙不是也下过宦海么？他这人作家当得好，文化部长我看当得平平。为甚的原因？昔日有句野老对联“人无风趣官必贵，案有琴书家必贫”。哎呀呀，王蒙，你有琴有书有风有趣，还要当部长，你不是“太全面”了么？据说有人请王蒙谈谈“比较、体会”，王氏俯仰良久，答曰“当部长实惠”。
实惠那是肯定的，中国而今现在眼目下，没有比当官实惠的。只要在一个单位，管着一件别人离不了你的事，实惠如同长江水，不尽到头滚滚来，这是不问的事。就是乡长、县长、市长，那都是一方诸侯，在那一亩三分地上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跺跺脚地心都颤……更遑论“省里”“部里”……我不想说赃官，贪墨之徒的腐败分子不是这篇要说的。即使清官，一有很多浅灰色的正常收入，二有许多浅灰色的免开支项目，三有正常正当的豁免权，四享受超级的医疗保健服务——我真的很欣羡人家这优惠，到现在如果说我还有点“当官”的系念蒂儿，那就是没法和他们“比病”——再即使没有灰色，全是“阳光”的，仅那滋味也无可代替，蒲松龄有说，叫“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这就是“当官”了，这种人生自我价值的超值体验也是可以让千百万挤在这条路上鹭行鹤步者亦趋亦奉了。
当官只有一宗不好：不允许你有“自己”。你每天只有三句话：“臣以为……”“接旨！”“喳……”就是肯于能于做事，也必须在三句话的夹缝中去“透气”。
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也就为这几句话罢，做了开头那件浑事。

雍正的形象建立
历史上稗官野史小说，雍正的形象甚不成模样。我所读到的，似乎只有一部《儿女英雄传》是把他作为没有出场的正面人物来写的。其余的，也包括民间鼓儿词之类的口头创作，他都是一个阴鸷、刻薄、寡趣、无聊、毒辣的人物模式展示给读者。最有趣的，有的话本还把雍正写成武林高手，“雍正在轿中”发现有人行刺“指甲一弹，只见一道白光激射而出”那人的头便落了——这活活是个剑仙的功夫了。还有一部书是写他杀他的八弟胤祀的，派他的血滴子（特务）到监狱去，胤祀正看书，那血滴子突然出现在灯下。胤祀惊问来意，“血滴子”向他施礼说“八爷，奴才来侍候您归天”——这些书都是“文革”期间“传阅本”上看来，无封面也无封底。无版权页，无头也无尾，只有片段情节，不知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断章，能留给我极清晰的印象：这人阴狠。
后来读《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抄》之类的书，又推而读了一些历史记载及研究文章，还有雍正的自述的书《大义觉迷录》，这些看法便有些动摇，渐渐地“没有了”，也就是崩溃了。留下的主要印象，变成了A.他是个办公狂；B.有时有点虚伪，有时有点真诚；C.极为“由着性子来”痛快至极；D.不大讲情面；E.经济头脑比较好，理事不马虎，甚至到刻薄挑剔的程度，是个石头也要控出油的角儿；F.军事上才能平庸，还要逞能，出了事又不肯承担责任。不论是雄心，还是野心他都是“勃勃”。是个好胜、爱面子、冷酷、耽于事事、勇于创新、实践的人。这皇帝当得“辛苦”二字，他也确是吃得这苦。
中国的独裁皇帝，养尊处优的居多，多有讲“无为而治”的，“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清末还用这两句话来指责康有为，说他的名字“有、为”就是这么个野心意思的表现——就这么个事实，你让他不享受？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冠裳冕旒四海万国来朝；“吃天下”换句文一点的话说便是“玉食万方”，这制度其实就是规定死了的：皇帝你只管受用去，办事的是臣子们，办得好是“皇上圣明”，办砸了便是“臣罪当诛”。这么个形态下，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太阳那样光明灿烂，太阳普照着一切，它且看不见自家照不到的阴影，不腐败才见鬼了。当然这也是辛苦换来的，不是他，而是他打天下的祖宗，祖宗“缔造艰难”换来了今天的花天酒地。
倘是看戏，当皇帝是太简单的一件事，原先我也是这么看——出来个拂尘太监，站着说，“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我很自然地就想，戏里多是“有事”，不演戏的现实生活中，怕是经常“无事”的罢。历史的事实是，明代的许多皇帝情形就是这样，甚至比这还要轻松了去，有的他敢二十年不设朝，“老子不办公！”还有花钱，好像银库就在他家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没有节制也没有章程，真的太舒服了。
但清代不一样，满洲人是少数民族，人少少的，洒在汉人中如同胡椒面进菜锅，有这一味但看不出眉目来。这是被孔子指为“夷狄”的民族，蒙古人不敬孔，大元广阔无伦的国土不久便分崩离析。满洲人聪明：得罪不起孔老夫子，礼尊到极致，有些事绕着走：你说我夷狄就夷狄。“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是夷狄，照样是“圣明法统”，有这么个权威的理论依据，那地位也就上去了。小心聪明，爱学习动脑子这些特点帮了这个民族。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外番，出了问题向中央机枢要汇报的，前明时常常动辄遭到痛斥，骂得人难堪，到了清代，朝廷倍加抚慰，还时不时地和中央政府闹点小别扭，恐怕双方深层次的心理都有个“彼此彼此，都是夷狄”的心思，一方不服气，一方赔笑脸争取平安相处。因此纵观，清代皇帝整体来说办事还算经心。我和朋友聊天说“清代帝王怕老婆的没有，怕妈（母亲）的有”。他们学习汉族的“传统”坚持超过了汉民族。
雍正皇帝就是这些个有为皇帝里头的一个典型。他的难处在于，康熙的名头和成绩太大了，留下了一个极大、问题极多、外表却异常平稳繁荣的摊子。当过官的都知道，这是最叫人头痛的事，如果新到任的是个烂糟污的单位，雷厉风行三下五去二整顿，很快成效就显出来了，上级看得见，同级佩服眼红，下级得到“公正”自然宾服，威信立马提升。如果这单位隐忧很多，原先便是“先进”，辛苦累死没人见，“不出政绩”，这就痛苦。见无人告诉，他在这样的形式下抓出了问题的要害，从“刷新吏治，振数百年之颓风”人手，实实在在作出了一些成功的整顿建树，留下了许多令人沉思的历史轨迹。今天查看这些轨迹，有的印痕仍是清晰的。
有人说雍正皇帝是我二月河给他翻了案。事实上我可没有偌大的能耐，我是运用了许多史学家已是“成品”的结论运作我的艺术，决非发明者，如果说运用小说、文学形式体现此中学说，我还算能接受。余杰说我歌颂流氓，我不听，也不受。雍正的“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悬在乾清宫，他这个心态固然是中国传统，但我想用我这支弱小的笔，灵动地告诉读者朋友：绝对不可取用。

作文的作文
和中学生说作文，是有点犯踌躇的事。因为就中学而言，作文作得好的，其实已经是作家水平，他只是还没有练出来，没有成名而已。眼界局限在“校园”“爸妈跟前”“朋友跟前”，作文功底已经有了，视野却是“在窗前，门前”——这是现下绝无办法的事，因为你要考学，考学也不只是“作文”，因为你要吃饭，那就需要找工作，你业余搞创作——作文吧——还需要一个棒的身体——社会于作文，制约的因素太多了。你为这一切奋斗，大学也上过了，工作也有了，身体也不错，一个沉重的家庭包袱又落在肩上。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子兄弟……好，再努力，这些困难也克服，这时的你，文思却衰竭了。已经够不上你的中学作文水平了。谈何发展成社会人文意义上的作家呢？所以，我有个奇怪的想法：中学生中蕴有大群作家坯子，大家作马拉松式的跑或走，愈走人愈少，到最后也可能剩余个把，也可能一个不留全部淘汰。谓予不信，你胡乱找一张中学生自身的作文报，那生动、那鲜活、那机灵活泼……常使人兴奋难以自己——再找一张大学生办的作文刊报来看：妈的，唉……真……
作文是什么？就我自己的体味，是人类感觉流动的表述与告诉，“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还是枣树”类似如此言谈，倘使处于小学生笔下，老师会狠狠勒上红杠，眉批“啰嗦！——有两棵枣树不就得了？！”然而他实际上说的是后院的单调，枯燥、平淡……还有捎带凄冷的这些意味。作文不是数学题，1+1绝对等于2，作文它不讲理，讲的是情，关怀的是人的心理“昧昧之音”。但这话又不能说死，说“水派”讲流动、讲连贯、讲情感的激越与温婉，凄绝与冷幽，热烈与欢情……这些。也还有山派——就如硬派小生，字字金石相撞，环环扣接不弛，行文如庖丁解牛，解缝入骨若中天黄钟大吕之乐……然而不管什么作文，我看都要讲究自然，就是刘勰《文心雕龙》里讲“文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罢。
这只是一点感受，我在一间中学和同学们交心，说作文其实没有秘诀，倘有秘诀，我的女儿早就成了作家了。她不是，你们可以相信“没有秘诀”的话“不我欺”。作文其实也是歌手在咏唱，作文作者心中的悲苦、欢乐、绝望、希冀，都透过这钧天之乐向所听的人（读者）倾诉，赚得一丝会心的微笑或感伤。就为寻找这样的认同，作文的作者和读者都在苦苦地找寻。也就是如此而已，而已罢了。

寄语读者
我写了清初的三个帝王，康熙、雍正和乾隆，自己定名为“落霞三部曲”。这个想象当然来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骈对。我起初读这篇文章原是从《古文观止》上，那是极端的佩服——一个年轻小伙子，仓促之间乃能办此！到后来读书多了，才晓得这句话的原始造句并非王勃，乃系庚信创出，原句是“落花与翠盖齐飞，杨柳共青旗一色”。庚信是哪里人？南阳的。具体地说，南阳新野的人。
如庚信这一档次的骚客文豪，在南阳发展史上找一找，可以找出N个，如范晔、张衡、张仲景、范仲淹、李季、姚雪垠等等……掏出一个就了得了得！
这和南阳的整体社会人文发展史是割舍不开的事。我说公平话，就如诸葛亮这流人物，湖北人现在拼命“做工作”，希望世人相信，他的躬耕地在襄阳。即使我是湖北人罢，如果存心持正，也会疑惑，他在《出师表》上为什么不直接写“臣本布衣，躬耕于襄阳”？我的观点很简单，南阳在东汉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在中国。一个地方出人才，那是和当地的整体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学术交流以及人文社会交际氛围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不可能在襄樊山野里云山雾罩的一个“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里独独的突然冒出一个诸葛亮。南阳在东汉，可以说是一个滋生和供养着世界顶尖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人才的大摇篮，诸葛亮的事，应该是南阳人才群体灿烂群里的一个元素，他自己说躬耕在南阳，我们凭什么不信？他自己说的不算，而今日的历史学家的武断反而要算，是不是霸道了一些？
这有点跑了题的，其实，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只是追踪于东汉王国名人之间或者之后的突出人物之一，一部《三国演义》把他捧成了绝顶人物耳。南阳人物在东汉的排名榜上，要超过当时的首都洛阳，这不需要去煞费苦心的论证，翻一历史书就成。
如果把南阳放在河南，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范围中考量，他的人文也是屈指可数的，自春秋至战国，自秦至汉至东汉，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核心区，只是到隋唐以降，因战争与全国水路交通的演进与变化，它渐次澌衰与沉沦了下去。一个郡州，专有的地名约称为“宛”，至今仍熠熠闪烁，告诉世人他曾经拥有的辉煌。
这是人文。自然的呢？进南阳市便可以看到一条白河横贯全城。三里河、梅溪河、温凉河经穿南北注入汉水，如蟠螭、如虬枝，曲屈如画，婉然静流，这是《水经注》里彰明校注，实写出来了的。长江以北的城市，有这样的天然的景观城市几所？至于南阳辖区诸县，襟伏牛怀桐柏而带淮汉，既得江南山水之清秀婉约，且居北地峻岭之峭拔雄浑，安详沉稳亿万年矗立在南阳大郡名城之侧。什么叫“特色”？唯我独有，别无分店是以谓之。如恐龙蛋、如大辛夷森林，是南阳“受命不迁”的绝世景观。
上海有个“老城隍庙”，我去看了看；南京有个夫子庙，我也去看了看。似乎都是明清建筑，开发得着实是好，展现着上海南京人今日的实力和能力。既很好地保护了文物又日进斗金。比较起来，南阳市的宗教“板块”，如果真的说起“地位”，该是中国佛教南北哑铃的“把手”，开发的前景更是无法估量。
我谈这些，说的都是“潜力”和发展空间。我们张扬这些并不为“泛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把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力地运作与开发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更充分地享用这优势——上苍垂赐的优势。从而给我们带来强大的文化新生命力和实惠。
如果比古建筑，看看北京，哪里也别去了。
如果比房子高大、人有钱、汽车众多，别和上海广州比。
如果比做生意，我想现在无法与江南沿海比。
我想，我们该在南阳的特色上下功夫。南阳，如果比“不变的”，件件都是最好的。南阳如果比“可变的”，我们还是有更令人神往的美好前景，我们已经在努力做，我们还会做更好。
这是眺望与展望，希冀与寄托的情怀，也就是我的这点粗率的谈心之语罢。

辑叁
三人果然都往宝玉屋里来。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方是干净。”
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舂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四人仍复如初。
宝钗的“生日”风波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宝钗做生日，钗黛湘与宝玉四个人发生矛盾冲突，终于又重归于好这一段。上面所引用文，其实是这件事收来结果的一笔，我来看发展的过程：
因系贾母动议，且宝钗已到“将笄”之年，她的生日规格，高于以往黛玉的生日。林黛玉肯定是为这件事“吃味”了，她不高兴。宝玉去请她一同看戏，遭到她的抢白。“犯不上找着人借光儿问我。”
看戏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曹雪芹没说。但接下来的事更有趣。湘云当天晚上便整理行李，“明一早儿就走，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谁欺负了这位英豪洒脱的“女中丈夫”，不用问，肯定还是黛玉！
接下来便是宝玉忙着周旋她们之间的关系，劝湘云，毫无效应。又跑去劝黛玉，“刚到门槛前黛玉便推出来，将门关上”，在外头千声万声“吞声”呼“林妹妹”，好容易才将事情弄明白了：是湘云无心，看戏时拿黛玉“比戏子”羞辱了她。宝玉大概给湘云递“眼色”制止了她这样比方，这使黛玉更不能容忍，且时连宝玉劝湘云的私语，也让林姑娘听了去“我要是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踹践！”
这段情节，可以说算得《红楼梦》最精彩的“典型故事”。
宝玉关心的是黛湘钗的团结。看似公正的心，却有所偏向。他本质上是深知黛玉又爱黛玉，他忙着要改善黛玉的“生存环境”。所以两头苦劝：其实这事与宝钗也大有关联的，但是他没去劝宝钗——他知道宝钗不需要他劝自能调节。他劝湘云“万人踹践”的话，可能林黛玉觉得应该是她所拥有的“专有用语”，反倒使她心灵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所以她要毫不口软地大张挞伐：“我恼她，与你何干？她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这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一鼻子灰又一鼻子灰，碰得宝玉竟有了出家的念头。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了两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脸儿说道：“要死，要死！你怎么真叫起姑娘的名字来了！”
——摘自《红楼梦》第八十回

宝蟾因何斥香菱
避讳的事情，现今时分不但中学生，就是大学生倘非学文史的，也大多都不清楚明了了。这里说的是乾隆时期人们的一种社会理念，金桂的名字里有一个“桂”字，家中所有的下人和奴才都是不能提起这个“桂”字的。这里金桂为了整治香菱，故意诱导她犯错误，“依你说，那兰花桂花香的倒不好了”，毫不设防的香菱果然上当，接道：“兰花桂花的香……”她犯了金桂的讳，为金桂寻到了口实，立即给她改名“秋菱”，借此压抑宝钗。就是这么点小动作，拉开了金桂在薛府大闹家务的序幕。本来的薛家，只一位呆霸王薛蟠惹是生非，招来许多“外崇”，这个夏金桂，算是个“内鬼”吧。从此，这个家再也无一日之宁。
我们中国文化里，有许多很要不得的东西，“忌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致上说是两个原则：叫“为尊者讳”和“为亲者讳”。夏金桂与香菱之间发生的这档子事是属于“为尊者讳”的范畴，香菱的社会地位比金桂低，她就必须绝口不说，也不能书写这个“桂”字。
这不是薛家的规矩，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玄武门事变”发生在唐代，可打开清人笔记，不少记载叫“元武门”怎样如何。那就是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就为避这个“讳”。乾隆帝本名“弘历”，所有的《皇历》书都统改为《时宪书》，也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我们读《红楼梦》，里边丫头们似乎不忌讳“宝玉”二字。这又是另外一说。如果细心一点就能明白，这是因为贾母疼爱宝玉，特地下令人们不许忌讳“宝玉”二字——让贱人们呼唤“宝玉”，有利于宝玉的生存和健康。
我们《红楼梦》的版本，有一种叫“王府本”，本子里提到的“祥”字，那个“羊”缺一笔，就是抄本的为了“避”“十三爷允祥”的讳。
这是很基础的阅读文史知识，如果不懂，经常读得人一头雾水。
外面跟着赵姨娘来的一干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称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称愿。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作耍，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闻了此信，慌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侮，咱们也没趣，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的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便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跌。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有委曲只管好说，这没理的事如何使得！”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四人只说：“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过去。
——摘自《红楼梦》第六十回

佛性文笔
这段文字，是一个事件的热闹收束。好比只有一段激流在红楼大河中撺掇，回荡，摇曳……搅起无尽丰富的水纹和波浪之后，又暂时归复于大河的平缓之中。
从莺儿用柳枝编花篮伊始“出事”。其实她随手采花，早已被春燕姑妈“瞧料”了。她们两个正议论折花的时候，老婆子“拄了拐走来”就是“找事”来的。接下来，由老婆子发作春燕连带着恨棒将莺儿扫入。又有春燕母亲前来参战，也是借题发挥“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屄里掉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春燕无端挨打挨骂，她母亲尾随而追，又引出袭人、晴雯、麝月、宝玉在怡红院又一轮新的战争引发出来，直至平儿出面，把这个冒出来的事故苗头按了下去。
但没有完的事，毕竟就是“没完”。春燕带母亲来衡芜院，本来是想把已经平息的事端抹得“和谐”一点，偏偏又有蕊官，请她给芳官带蔷薇硝。不巧的是贾环在场，他为讨好自己的情人彩云，竟向丫头硬索，芳官却用茉莉粉将他糊弄过去。于是刚刚息下的一波又起了更大的一波。彩云一句“这是他们哄你这乡巴佬呢”撩起赵姨娘，无名火起，携着粉怒冲冲进院子问罪。
这样的传述，是多少个矛盾的层面和深度，有远因，有近事，有导火索，有炸药包，还有装填的，有点火的，有吹风的，够了吗？一般的作家早就收手了，写不到十分之一就收了，但在这里还不够，赵姨娘途中又遇到藕官的干妈夏婆子，又是一番煽风点火，赵姨娘就爆炸了。怡红院的人正吃饭，见她进来，忙都起身寒暄。
赵姨娘也不管话，走上来将粉照着芳官脸上撒来，指着芳官骂道……
再接着，有了我们引文的那一段。
一切都是凭空而起，一切都是缘的组合与激荡。荀子的“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是鱼鳖泛池，原因倒是因为贾政不在府，王夫人也不在，凤姐有病，鼋鳖一闹鱼虾齐动，引出这段热闹美文。风送流絮，无心无痕，自然而生自然而灭……啧啧！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因未有室，贾赦见是世交之孙，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青目择为东床娇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想来拦阻亦恐不听，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况且他是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为此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及。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世交，当年不过是彼祖希慕荣宁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
——摘自《红楼梦》第七十九回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里说的是贾府最懦弱的小姐迎春的婚事。这一段文字介绍得非常清楚：迎春之嫁孙绍祖，贾母不称意，贾政“深恶”孙家也不高兴，更遑论宝玉一干兄弟姐妹和迎春本人的意见。可以说贾府上上下下众人没有赞成这个“中山狼”，没人愿意这位善良可欺的弱女子嫁给这头狼，独是贾赦的一意孤行。很可能的事实是：贾赦与邢夫人一顿晚餐，餐桌上一句闲话“就这样”吧，迎春“就这样了”。
很多读者看《红楼梦》，认定了贾母是至高无上的。那是有点皮相表面了。在礼上有明确的规定，婚姻怎样确定，只有八个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极明确，决定权非叔非伯非祖，而是“父母”——那时没有法律登记这一说，结婚是需要社会认定的，“媒妁之言”就起这个作用——贾迎春就是这样被爹妈推进了狼窝里。所有的人都同情她，眼看着束手无策。
由这件事我们可以联想一下黛玉的婚姻。其实宝黛之间的爱情在大观园中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但单是他们相爱有什么用？林黛玉的“小心眼”、她的失眠症恐怕都是因此而起。她的婚姻是她最大的事，而最大的事竟完全在虚空之上：父母之命她是甭指望了。“媒妁之言”呢？那是着落在她的养护人，舅父母——她的心上人的父母身上。娘家没人没钱也没势，寄生在人家篱下，你叫她怎生能吃好饭，睡好觉养得身体棒？可以说，她能够依靠的只有她的忠仆紫鹃。紫鹃“情辞试莽玉”，其实是看清了黛玉的处境，不经请示“主动出击”的一次行动。薛姨妈来“慰”黛玉，紫鹃又一次主动跳出来，请姨妈来做这个“媒妁”之言，争取贾政王夫人的首肯。可惜是她的地位太低了，薛姨妈轻轻一句玩笑就抹倒了她。
这是宋代以来全中国妇女的共同命运。
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鹃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往那个家去？”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家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无人照看，才就来了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
紫鹃冷笑道：“你太小看人了。单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叠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只见他总不做声。
——引自《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果敢强烈的一“试”
这是《红楼梦》中情节大转换的一个细节，在积累了多少纷纭繁复丝萦藤缠的人事扰攘之后，宝黛之间的感情在平静发展。贾府薛家人等各打主意，也都在动脑筋，也都在行动，夺取“宝玉”这个“战略高地”。大家心里都有数，占有了贾宝玉便等于拥有了贾府的将来。
这时的情势，贾母是右钗左黛的，王夫人是含糊不清的，薛姨妈是为女儿积极争取权益的——贾府上下的舆论都是倾向宝钗——实在说，在为人处世上，她也确实高出黛玉一筹。总的形势对黛玉是不利的。问题的关键，是黛玉根本没有条件向众人，向宝玉，向紫鹃，甚至明明白白地向自己的内心表达她的爱，她只能听任这种不利的势态继续发展。
我认为，紫鹃这次出来“试玉”，证明她与黛玉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了“主奴”这个范围。不但是“上下级”，而且是“朋友”，是铁到可以为黛玉争取权益主动出战的朋友。
没有这一试，黛玉的麻烦大去了。贾府的决策者中，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亲姐妹；贾母“素喜宝钗”；王熙凤惯能见风使舵，断不会倾向给伶仃无依寄人篱下的黛玉，用今天的话说宝黛的婚事还不“死定了”？
紫鹃这一当头棒喝，宝玉是甚情形？“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宝玉）几句话也无回答……脉间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竟也不知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句：‘可了不得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
紫鹃这样一个激烈操作，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过来，没有黛玉，宝玉是不能活下去的。从这个情节后，我们看到宝黛爱情的发展，到了“你放心”这样的程度。薛家“金玉良缘”的声势舆论，几乎从此销声匿迹。因为薛家也不愿女儿过门便当寡妇！接下来便又发生了“薛姨妈爱语慰痴颦”的事。林黛玉的爱情环境一下子变得通达了很多。
“慧紫鹃”当得这个“慧”字，不但慧，且勇，且执正助弱——她的这一“试”功效，超过黛玉终生无望的努力。
宝钗因忍了气说道：“大嫂子，我劝你少说句儿罢。谁挑捡你？又是谁欺负你？不要说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从来没有加他一点声气儿的。”金桂听了这几句话，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来，说：“我那里比得秋菱，连他脚底下的泥我还跟不上呢！他是来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会献勤儿，我是新来的，又不会献勤儿，如何拿我比他。何苦来，天下有几个都是贵妃的命，行点好儿罢！别修的像我嫁个糊涂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儿的现了眼了！”薛姨妈听到这里，万分气不过，便站起身来道：“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女孩儿，他句句劝你，你却句句怄他。你有什么过不去，不要寻他，勒死我倒也是希松的。”
——摘自《红楼梦》第八十三回

何不休了她
制服了薛蟠，压倒了香菱，整治了宝蟾，又整治了宝钗、薛姨妈。自从夏金桂这个女人进了薛家：这个家的战火越来越“熊熊燃烧”，且是有方兴未艾的势头。夏是个没完没了的人。这样的艺术典型，我曾在晚清的谴责小说里读到过，她会一直弄到家败人亡为止。家败了人亡了她也就安分了。谁找到这样的人做老婆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薛蟠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然而依中国礼法与律法，薛蟠具有此种权力：一纸休书休了她，他为何不这样做呢？
“休”就是男人不要女人了，不需要到官府办理手续，写一封休书打发她回娘家，就算是离婚了。但是“休”，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女人犯了“七出”条，方可以这样做，哪“七出”呢？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再就是患有恶疾——这么七条，只要触犯一条，男人就可轻松与之离婚。
就举这七种不良行为，薛、夏二人结婚不久，“无子”可以不算，可以休掉夏的理由，似可说口舌、妒忌和“不事姑舅（公婆）”这么三条。但实际操作起来，薛蟠很难办到。天下妒妇、口舌不淑、不孝父母的太多了。——都能休掉了之？“七出”之条出于古礼，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了，到清代已没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了。
人，一旦成为夫妇，就会成了一种复合性社会关系。有很繁多，很繁杂的社会责任搅在了一处。休妻的要求，是夫妇感情关系的彻底断裂，而薛蟠偏不具备这一条，而且他有许多把柄在金桂手中，薛、夏二人不具备社会需要的离婚条件。
因为除了“七出”之外，在礼法上有更宏观的规定，“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族无犯礼之男”。这是更大的礼。你家里休妻，这么大的事，搞得舆论沸腾，外边人都纷纷议论你家长短，这就对整个家族导致更恶劣的声名，七出是七出，真的做了“不合算”——这是事情的内在本质。
闲话之间，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那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说了。这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人都别忒势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样。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叫他评评这个理。”这金荣的母亲听了这话，急的了不得，忙说道：“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诉了姑奶奶了，求姑奶奶别去，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或闹起来，怎么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璜大奶奶听了，说道：“那里管得许多，你等我说了，看是怎么样！”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就坐上往宁府里来。
——摘自《红楼梦》第十回

贾府小小变色龙
有些小说，写了几十万字，读者看不出特色，寻不到人物个性。《红楼梦》的作者的文笔，笔力似乎可用“强大”来表述，小说即使一阅即逝的形象也是以当给读者永恒的思索和难忘如锲的个性特色。
金寡妇是贾府的“帮边子”亲戚。在她的“计量标准”中，秦钟不过是贾府另一路子的帮边子而已。金荣母亲的这番婆子嘴嚼古，本来是私地里发泄一下她对儿子在学堂里身份待遇的不满，然而却无端激怒了这位自视“有脸”的璜大奶奶。这里头的潜台词是，她要显示她维护金荣的权威性——我想，在平日的勤勤走动中，她自觉在尤氏面前说得上话，这一条肯定是金家比不上的。她要炫耀这一点。可能的是，金荣母亲在述说时，她已经在权衡势力高下了，她虽没有是非观念，但却有极强的势利意识。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她竟脱口而出，“人都别忒势利了！”
然而她的地位究竟如何？气冲冲升车而去，却只能在宁府“东边小脚门前”下车。见了尤氏，在金家那份雄赳赳的劲气已丢了爪哇国去，“未敢气高”，“殷殷勤勤叙过寒温，说了些闲话，方问道……”她问秦可卿探虚实，没想到这正是尤氏最郁闷的一件事，一兜儿朝她诉说过来，怎样病势沉重，如何医药无用，可卿知礼恭谨，公婆丈夫爱护，偏偏可卿的弟弟又在外头淘气，惹她烦恼……种种不遂心事都说给了这位璜大奶奶金氏。
我想金氏听着这番话，很可能先是有点沮丧：她的地位和可卿差距这样巨大！但她的利益观念转换可以说是神速，她很快就重新定位——原本我想，她原本想打秦钟的小报告，撩拨一点小是非的——迅速改变了，反而顺水推舟，反而对可卿的痛忧虑起来，“说不定是喜”？借了病，“可是了不得的”。
契诃夫的《变色龙》变来变去的原则是权衡势利。金寡妇是《红楼梦》里的一条变色龙。这一回章目就叫“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她这次见尤氏不是“打磨旋儿”弄几个小钱的意思，她贪的是一点小小的虚荣。这人在书中极少出现，曹雪芹就那么几笔速写。前后比对言行，活脱脱画给了我们一个小丑。
正说着，只见一群人撮着凤姐出来了。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问他母亲好，“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贾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时常记挂着婶子，要来瞧瞧，又不能来。”凤姐笑道：“可是会撒谎，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我了。”贾芸笑道：“侄儿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长辈前撒谎。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子来，说婶子身上生的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呢。”……
——摘自《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贾芸送礼
贾芸在《红楼梦》中是“俗”角色，也就是通身带了“下里巴人”的味道。他没有薛蟠那么有钱，也没有贾琏那么有身份，更没有什么“学识”，也不似刘姥姥那般的原始村野。他的家庭小单元，是贾府不知何时起败落下来的一片枯叶。
一般而言，破落贵族子弟都有一种“奋发返祖”的趣向，这段送礼给凤姐的情节，把这种奋斗的原始形态真的表述得淋漓尽致。
礼品是冰片、麝香，它们的来历要说得光明正大。是朋友“选了云南”，开得大药铺，又拍卖又送人——他得了这一份子。“我和母亲商量”——我想贾芸肯定也是说假话，透露的信息是“我们全家都尊敬您（凤姐）”，同时也隐约报出他的孝敬品德，商量的结果是别人都“不配”，只有“婶子”当之无愧该收这礼。接着又进一步说明，冰片、麝香原本就是好物件，眼见要过端午，那就还要升值“十倍”，一层又一层密不透风的言语表达了三层意思：凤姐“婶子”独一无二没人能比得尊贵人，是最值得尊崇敬孝的人；贾芸全家都是凤姐的粉丝；“宝剑遗英雄，红粉赠佳人”——您就收下我这片心意吧！
这就难怪凤姐“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了”。她的这份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不少人读小说总爱在书里寻找英雄——斩头洒血激昂慷慨的那一种。在《红楼梦》中，你别想找到这类人物。就如贾芸、刘姥姥，其实就是曹公用社会真实的艺术表述，为我们描摹的普通市井英雄。他虽然“俗”，但与小红的爱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挚爱，朋友倪二也是很可爱的英雄泼皮。按曹公设计，后来贾府败落，宝玉人狱，贾芸夫妇还有狱神庙“慰宝玉”一段描写，遗稿迷失，我们已经没福看到了。
刘姥姥忙赶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作里子。这是两个茧绸，作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里头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作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摘自《红楼梦》第四十二回

钱怎么用才对
这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陪着贾母园中公子小姐连日大肆游嬉，临归前所得到的酬谢钱财。照我来估算，总价值当在一百五十两银子左右。直接能当货币用的，一百两来自王夫人，八两来自王熙凤，是钱。和我们今天的钞票是一个意思。
清代的流通货币是银子和制钱。我们常看的电视剧里头，无论江湖豪客还是市井平民，进酒店打打牙祭，动辄就取出一锭银子往桌上一墩，大叫“打酒来！”甚至赏店小二也丢一块银子过去，“不用找了！”可以说，这是剧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一律都不晓得，银子该怎么用，制钱该怎么花的缘故。
银子可不是轻易用来打酒买醋用的，当时人的心理状态，一个穷人有几钱银子，揣藏起来便很有踏实安全感。一般人家若有几两银子，会很好地包裹起来，压在箱底——就如我们今天的银行存折——那样保存起来。一旦家中起房盖屋，有人重病用医用药，出远门做生意进京赶考……诸如此类的大事才会动用银子。银子的计量单位，精微到什么程度？两以下小数点之后十三位：两、钱、分、厘、忽、丝、微、纤、尘、埃、飘、缈……一飘一缈都计了进去，这样的计量当然只有国库计算总账时才用得到，但可见银子的贵重程度。
刘姥姥初进贾府，得了二十两银子加上这一次的共一百零八两现银。我所知的，江南的黄河涸田，一亩价格三两，中原地土较贵，也就七两左右。刘姥姥这些钱，无论买地做生意，都可算作中产人家了。她第一次进贾府，是真正的穷。刘家“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王熙凤的二十两，绝对是帮了她的大忙，特大的忙。第二次再来，姥姥压根没想再告穷，她带了那么多的农产品来，就是她家经济已经“搞活”的明证。而使她想不到的是她这次到来，完全无欲无求的一场陪乐，竟使她成了小地主。
命相学里有个术语叫“贵人”，贾府就是刘姥姥家的贵人——这不是因贾府的地位高，是因为王熙凤实实在在是挽救了刘家的穷蹙。按佛理说，这种无心之助（第二次的帮助），功德最是报大的，是会有大回报的。
在王熙凤倒霉时，刘姥姥那种挽救性的支援与帮助，源出于此也。
来旺媳妇献茶漱口毕，凤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诸人，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传到，那人已张惶愧惧。凤姐冷笑道：“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那人道：“小的天天都来的早，只有今儿，醒了觉得早些，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正说着，只见荣国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在前探头。
凤姐且不发放这人，却先问：“王兴媳妇作什么？”王兴媳妇巴不得先问他完了事，连忙进去说：“领牌取线，打车轿网络。”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轿两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用珠儿线若干斤。”凤姐听了，数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府对牌掷下。王兴家的去了。
——摘自《红楼梦》第十四回

情节的效应
我们看国手对弈。正当一块棋要急于处理，明明一子吃下去就能立时解围，观众在旁急煞，但九段老师偏就不投这一着，把各处先手便宜占尽，才回过头来，霹雳闪电地料理这块待处理的棋。倘使文学创作也分段，曹雪芹应当是个棋圣级别。
这是一个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第一个镜头。她本是荣国府的管家，现在“暂时抽调”来宁国府处置家务，因为是兼管，所以叫“协理”。按王熙凤平日的声名威望，众奴才们本应不敢放肆怠慢的。但宁国府是贾家长房嫡系家族，平日管理不甚严格，毕竟王熙凤没当过他们的直接领导，凤姐儿深知这一层，也许她心里正想“抓个典型”把威信树起来，偏这时就有人撞进她手里，“迎送亲客上”一个倒霉蛋迟到了。
按照一般作家，味道写到此也就够了，拿下去打二十板子，声色俱厉地训谕一通，这段戏收束。曹雪芹他不，他不急于这样写，让这人就那么跪在一旁，凤姐若无其事地先处置别的家务，王兴家的来领线，手续办完去了。支取东西的四个人来了。因为手续不对处理两件，两件“不予批准”——这又是多长时间？那位“睡迷”的家人还一直跪在旁边呢！她肯定也在睨着眼看，凤姐怎么还不发落我呢？但办完这么多的事凤姐还没有动静，又叫过站在旁边等候的张材，问：“你还有什么事？”张材交割了银子，她的事还没完，又核了修缮宝玉书房的条目。这一段紧急文字他就这样从容处理。来办事的人肯定一边和凤姐说事情，也用眼睨她——这人怎么一直跪着？我们一般读者也在想，是不是作者把她忘了。
这就是现场效应与阅读感受的双重功能，她跪在那里，本身就有示众的意味，也给来办事的家人一个悬念，“到底要怎样处置她？”——最大限度地张扬了这件事，凤姐从容言笑不把她当回事的形象也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读者带着疑问阅读这一段落，直写到淋漓尽致时，王熙凤出手了：“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了，不如现开发的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还要扣她一个月的工资。
仅仅是一件小小“睡过头”的事，所有的楼角、层次、侧面都有触电一样的刺激感受，都写活写足写透彻了，这就是圣手作者的力度。
忽见赵姨娘进来，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解。谁踩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踩我，我告诉谁！”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和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我了！”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一面便坐了，拿账翻与赵姨娘看。
——摘自《红楼梦》第五十五回

“情”与“理”之纠纷
很多读者可能不太理解探春的这个“事”。她当着家，管这钱，但她亲妈的弟弟死了，贾府照例要赏“抚恤金”。众人都赞同给一点额外的优惠，探春坚持“没有额外”的，一点银子也不肯多赏。
其实这件事说的就是“名分”二字。
“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血统上是探春舅舅，但在“名”上他不是。他永远坐不到舅舅的座位上。
姨娘不是主子，她和太太之间不是平等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即使比她晚一辈，如贾琏、宝玉，甚至贾环在位分上都是“主子”，而她则只能是个高级奴仆。
本来的，因为她是贾政的“生殖机器”，算是“半个主子”吧！一般人会高看她一眼，但她不安分，要闹待遇，就出了这事。
这一段，赵姨娘说的是“情”，而探春坚持的是“理”。两个人吵的就是这话。如果是清代人或民初人看这个情节，就不会奇怪了。山东孔府的规矩，如果衍圣公去世无子连公夫人也不能继续住在府中，有位“公爷”恰遇到这种情况，但姨娘却怀着遗腹子。公夫人就日夜祈祷她生个“儿子”，紧张极了，待孩子生出来，生孩子的没事，公夫人一口气松下来，晕厥过去。孩子不是姨太太的，是夫人的。雍正年间两江总督尹继善，就是姨太太生的，他做到极品大员，回到家里，他的生母还得“站班”伺候。这都是规矩管着，叫“礼”。
有部电视剧叫做《白色黄昏》。里面有一群姨太太“作怪”，把公子小姐整得死去活来，受到沉井活埋的处置。这要么是制片人有姨太太情结，要么就是他两眼“黄昏”压根不懂。
薛姨妈用手摩弄着宝钗，叹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没了事幸亏他开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宝钗笑道：“妈瞧他轻狂，倒说我撒娇儿。”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娑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
——节选《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深谙世故的薛姨妈
薛姨妈和林黛玉都是客居贾府。这两人平素来往，这样纯粹地“为会见而会见”，好像这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谈的话题，也是“感情问题”。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私人晤见——是薛老太太先来单独看黛玉的，而宝钗来时她们一老一少“正说闲话呢”。
这事发生在“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一回。宝玉为紫鹃一试，因说黛玉将离府返乡他就大发狂疾，疯迷了数日。紫鹃振聋发聩一试，可以说惊动了整个贾府。在各个阶层的“领导核心中”引发的心理震撼可以说比宝玉挨打的那次还要强烈。这是人人需要掂量的事，每个人都要重新思考“林黛玉”的价值和“贾宝玉没有林黛玉”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薛姨妈来探望比她小一辈的黛玉是来“表态”的。
她话虽含蓄但意思却十分直白。一说“月下老人只用一根红线”的话是说婚姻的事是凭父母，“说什么的都不算的”；二说疼宝钗，更疼“黛玉”，自己的爱是无私的；三由宝钗插话，表示无意纳黛玉为媳。
我想，这几条暗示的意思是放弃薛家对贾宝玉的努力吧。薛老太带着女儿来干什么？她原本是要把宝钗送进宫里充作“才人赞善”这样的女官，进而成为元妃那样的人，可能那个目的泡汤了，这才有了“金玉良缘”之说。
而贾宝玉的这一病，证明了宝玉没有黛玉是活不成的，或者说生命状态极差的。在这种情况下，薛姨妈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宝玉毕竟也不是官场贵人，女儿嫁一个半病半傻的男人有幸福吗？
我认为是薛姨妈理智的选择。
但她还“吃不定”，她还看不清自己的主意是对的还是有欠考虑。她毕竟是个涉世很深的女人，因此说了要给宝黛提亲，又一句和紫鹃调侃又回避开去。月下老人的红绳系向谁也是“不定”的。深思熟虑却又感情复杂，动机明确却又言语含糊，我们可以想见这位精神的老太太此情状。
反正从此为始，我们再也不见有人嚷嚷“金玉良缘”了。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妃亦嘱“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语……贾母乃启：“无谕，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摘自《红楼梦》第十八回

什么东西虚伪？
我的《康熙大帝》草成，有人告诉我：“你一定要将康熙的阴险毒辣，虚伪，残忍……这些东西写足。”这个话原本是不错的，我们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政治课也是这样讲，地主阶级就这样儿。但是我们都读过《红楼梦》。毛主席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翻开这部“百科全书”，哪个人是又阴险又毒辣又虚伪又残忍纯粹的妖魔？找起来真的也有点难。
这位元春应该是贾府的“最高”的罢？这是她回娘家和父亲对话情景。他们要隔着帘子说话，说话不是平等的，隔着帘子先要“行参”！倒是贾妃还能说点实话——我们这样不如田舍小户人家，“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政的回话是很有意思的，全部是文言奏对格式，这种格式，只有在当时朝座公会宣读文件，或正规上下级接见时才使用的，背诵出已经准备好的文词，精致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很类似我们在一些报告会上听领导讲话，错是没错，但乏味。然而注意一下，这番话贾政是“含泪”说的。上头坐的是他女儿，他自己知道本应用什么语调说话，但偏不能。他必须按规矩来，他的这汪泪水可以说内容极为复杂，父亲的尊严，对女儿的痛惜，对皇权的尊崇与畏惧，对地位分属的无奈——可以说都有。
贾妃归宁回家，基本上见人就哭，见贾母王夫人“只管呜咽对泣”，“满眼垂泪”，见诸弟妹“垂泪无言”，见贾政是“含泪”，见宝玉是“一语未终，泪如雨下”。我是这样感觉，她的这次回家，原本是一次很好的情绪发泄。
她之所以能回来探视贾府，原因也是很有意思的，是得益于皇帝的一次“格致”功夫。皇帝自己“日夕侍奉太上皇不足以表孝心之万一”，由此而推格，后妃们必定也思念父母或许会“想死了”。因此便下旨让他们归宁。贾妃如斯情致，周贵妃家大致也差不多吧。
大家都明知是痛苦，偏偏要赞美，要维持。虚荣残忍的不是人，而是事，是制度。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怪道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作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样疼宝玉，也没给他穿。”宝钗道：“真俗语说‘各人有缘法’。他也再想不到他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都笑了。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就有些象你。你天天说要我作亲姐姐，我今儿竟叫你认他作亲妹妹罢了。”湘云又瞅了宝琴半日，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
——摘自《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贴在红楼墙壁上的谜画
宝琴自何而来？我读到她时，很长时间犯狐疑，怎么凭空又掉下个“琴妹妹”？我们读《红楼梦》，人物有个索引，那就是警幻那个太虚幻境的册子。有正册，有副册，还有“又副册”。依我的理解，这几部册子的划分是根据她们的社会身份来决定的，“正主子”的姑娘就是“正册”，次主子的女子就是“副册”，再次一等的下人女儿是“又副册”吧？
然而，宝琴不在册。不但她，连同她一起进园的岫烟、李纹、李绮，也都不在“册”。这已是《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了。前头四十八回她们连个蛛丝马迹也无，雪泥鸿爪也不见，到四十九回，她们一窝蜂，齐刷刷开进了大观园。曹雪芹用笔是惜墨如金的，然而在这几位身上，是连续地泼墨，大写意地推出了新人，连篇累牍地绘写了她们的形象。
如果我们用心一点会发现，红楼女性人物作诗，比男人们高出一个境界档次，越是美丽的女人，诗便作得越好，即便香菱这样“没文化”的女孩子，稍加指拨，立刻也就成了了得的诗人。现在的情况是，宝琴始来，使原本钗黛为群芳领袖的局面，成了鼎足三分局面。芦雪厂联诗，实际上是一次赛诗会，钗黛湘宝四人的“诗作主流”地位，可以看做曹雪芹对她的品相地位的确定。而她的美，由宝玉口中说“……更奇在你们成日只说宝姐姐是绝色人物，你们如今瞧瞧她这妹子……”——这是比宝钗；琥珀指黛玉说怕黛玉吃醋，“湘云便不则声”——这是比黛玉。一句话，她是女儿冠军。看，她抱梅立于雪地，仍旧一个字：美。
但是，《红楼梦》后也还有很多文字呀，她的人格魅力、个性形象，似乎没有展示出来，甚至可以说，岫烟、李纹、李绮也都还有些性格特色，宝琴没有。
这原因极简单，她没有“事”。她本人没有介入红楼纷繁的人事关系之中。
应该说是谜吧。但我猜想，曹公不会无由而作的，或许红楼中尘暮烟霾烟火气浓重，需要这样一种艺术调剂？或许写至中途曹的创作意图有战略性调整？或许在迷失之后四十回中她会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然而她的《五美吟》到底什么意思？
她穿的那件大氅的名字也颇令人犯嘀咕。她是幅字画儿，贴在红楼上，是一张谜画。
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也从李婶薛姨妈斟起，二人也让坐。贾母便说：“他小，让他斟去，大家倒要干过这杯。”说着，便自己干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让他二人。薛李也只得干了。贾母又命宝玉道：“连你姐姐妹妹一齐斟上，不许乱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听说，答应着，一一按次斟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笑说：“多谢。”宝玉替他斟上一杯。凤姐儿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忙道：“没有吃冷酒。”凤姐儿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丫头们斟的。复出至廊上，又与贾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进来仍归旧坐。
——摘自《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王熙凤排斥林黛玉？
少年时读到这个情节，见到大牌红学家评论说王熙风“排揎”林黛玉。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宝玉喝的是林黛玉手里“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边”的酒，宝玉是“一气饮干”——王熙凤便说你“别喝冷酒”，暗含的意思，薛宝钗是“热酒”，而林是凉的——世态炎凉的话不说，表明，王熙凤是选择薛的了——然而读了几年之后，我觉得这个道理又不像是什么“道理”了。因为薛宝钗也劝过宝玉别喝凉酒——如果这样理解，你要喝我的热酒，别理黛玉……这么着，《红楼梦》也还能看吗？
昔日有出谜者，说“无边落木萧萧下”——是个“日”字，怎么说呢？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齐梁两代君王都姓萧，“萧萧下”就是“陈”，把陈家的边去掉，再把陈字的木去掉，就成了“日”字——这么着，世上的谜还能猜吗？
求之过深了吧。我们不要忘了是在读小说，而不是“谜书”。
事实上，王熙凤根本就不会排斥林黛玉。
她是个怎样的人？艳丽，狠毒，理智，风趣，能言善道……处理问题干练敏捷，极能把握贾府风头趣向的一个人，“老太太疼黛玉”，她岂能“排斥”黛玉？这是一。
第二，如果说“排斥”，她是可能排斥宝钗，须知如果宝钗做了宝玉夫人，对她的当家人地位会构成怎样的威胁？林黛玉则不同，清高，不爱钱，不善人事扰攘只会抚琴弄书，是宝玉的一对“好逑”。她当然不会把“工作能力”比她还强的宝钗当做引进人才的选择了。
第三，从个性上说，林黛玉是直白的明捷的，而宝钗则是有点绵里藏针的那一种，王熙凤的个性，似乎不喜欢很有心计、粘粘乎乎的那样。
说这三条算我一点想法，但也算扯淡。关键的，我们是在读小说，而不是在读“艺术形象谜论”。如果说真的是王熙凤借这话敲打宝玉，冰雪聪明、敏感脆弱得琉璃扑噔一样的林黛玉会听不出来？会没有反应？
《红楼梦》读得太深，会陷入另一个陷阱——知见障。
这里宝玉正看着打络子，忽见邢夫人那边遣了两个丫鬟送了两样果子来与他吃，问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动，叫哥儿明儿过来散散心，太太着实记挂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请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请太太放心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纹来，把才拿来的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纹答应了，刚欲去时，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节选《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末
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他：“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
——节选《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起始

续不上的情节
这两个情节是《红楼梦》第三十五回的结束与三十六回的缘起。是《红楼梦》研究中重要的一个谜：上回里说是黛玉来了，来探望宝玉，必定要有几句话说的，要有一点小情节的，作者告诉读者，“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但下一回却来了一个大转移，“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不再说这件事了。读前头细密得间不容发的一系列情感波折，读到这里，满心期盼，这两个冤家情侣见面“有戏”，不料却散场了。
于是红学家们据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梦》是“不可续”的。第三十五回写的是宝玉挨打之后在大观园激起的感情余波，黛玉是黛玉，她那里得到了令她五内俱沸的三块诗帕；宝钗是宝钗的事：因以怀疑宝玉挨打是薛蟠挑拨，她家里连掀起一排与宝玉有关的感情激浪，而且宝玉自己的伤痛也未痊愈，因此黛玉来看宝玉，她必定要对宝玉交待她对这几件事的看法：一，对宝玉要有所抚慰；二，对诗帕的诗要有含蓄回应；三，宝钗家的事要有所评论——问题在于这是“回……”。几个意思要在一两句话，一个动作眼神中全部展示表达。
也就几十个字吧。你敢情试试“补上”。读者不妨也试试？——其实多少红学家红迷们早已试过了。用句河南话说，不中。十段高手和初段棋手的区别就在“细”与“粗”之间，而红学家，由此得出结论，《红楼梦》是续写不得的。
然而就我所知，现有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很有些东西是“补”出来的。我们一般读者，压根读不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有什么”。就是红学家吧，长期也没有读出有什么异样，直到考据学家认为后头是“续写的”之后，后四十回才一下子身价大跌，“红楼股市”说那是“假股”——它就直落而降了。
但是且住，我有另外一点看法。围棋高手在激战正酣时，会突然莫名其妙在不相关的一处投落一子，叫“试应手”，曹雪芹为什么不会呢？这样文字处理，可以给读者留下深思的余地、想象的空间，我们作文，用省略号就潜作着这样的思维呐。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去接。那秋纹、碧痕正对着抱怨，“你湿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往后头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爷要茶吃，叫姐姐们一个没有，是我进去了，才倒了茶，姐姐们便来了。”秋纹听了，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
——摘自《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怡红院夺宠一幕
贾宝玉与贾环是一个父亲，他们两个的法理地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两个的待遇很不一样。贾宝玉有怡红院，贾环没有；贾宝玉私自出门一家人着急，贾环没有；贾宝玉可以在贾母、凤姐跟前撒娇，贾环不敢；贾宝玉有一大群婆子丫头仆从密切相从随时听候，贾环没有。贾环似乎只有一个彩霞。之所以这样差别，公开的理由只有一个，贾环是按规定办理，而贾宝玉身边的人多出的，或是贾母，或是王夫人派到宝玉身边的。她们在宝玉房里不领“工资”（月例），她们的支出由贾母、王夫人房中支出。怡红院呢？则是贾妃指定他住的，这个特殊待遇更是堂皇正大。
但人多了，就有竞争问题，袭人是王夫人指的，晴雯则是贾母指的，她们两个虽有矛盾，但地位无可动摇。这里说的是秋纹、碧痕、小红的矛盾，突出的重点人物是小红，而矛盾的原焦点则是“一里一里的，这不（让小红）上来了！”“上来了”便是离宝玉更近了。这是谁能更接近“领导”（宝玉），更直接地为宝玉服务，取得这个小环境的优越地位的事。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生存竞争，物竞天择在一个小小社会团体中的真实写照。包含的具体内容有，月例的多少、差事的轻重、领导相待的亲疏，乃至于将来出路，如晋升、开脸丫头、姨娘及配夫的优劣等等……在哪座山唱哪山歌，这个房里就是这个话。
这个斗争同样是残酷的。晴雯是怎样死的？她的人品、工作都是十分出色的，但王夫人看不顺眼，连凤姐也救不了她。然而王夫人又因何讨厌晴雯呢？书里没有明说晴雯和宝玉之间调侃的私情话，怎么会透露到王夫人那里，一个人会无根无据，单凭人是“水蛇腰”就下致死的毒手整治人么？袭人与晴雯，晴雯与坠儿、秋纹、碧痕、小红，就是在这种生活的挤压与前途命运的挑战中共存，又激烈地相争的。她们本身都是好人，如果不涉及生存斗争，她们会和谐相处，但遇到“事”就不行了。
小红是《红楼梦》中要紧人物，她和贾芸在曹雪芹原意里，在宝玉落魄时“狱神庙慰宝玉”的情节设计，可惜遗失不见了。这里的小情节，是她初出茅庐，生存斗争中小败的一个场面，更深的意蕴，读者可以自己去思量。
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儿、宝钗等姊妹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鸳鸯喜之不尽，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今儿他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
——摘自《红楼梦》第四十六回

意外爆发的抗争
这是鸳鸯的突发行动。等于是一个丫头大闹了一场贾府的正房大院。这个地方，是荣国府最神圣的殿堂，贾母在这里起居。贾府的人到这里，要么敛声屏气小心应对，要么赔笑凑趣给贾老太君取乐。敢在这里放肆的，从来只有凤姐一人。突然冒出个鸳鸯，使人颇觉意外。
就她的个人性格形象，这也是一次意外的出格。鸳鸯这个人平时待人是什么“味道”呢？温善、不得罪人、不管闲事、懂得呵护人……对贾母，她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研究过的——贾母这个人不是个好侍奉的主儿。老人不喜爱太委婉的人，太是温良恭俭让，只能招她“器重”却不能让她开心。她喜欢能言善语的人，但她也不喜爱巧嘴弄舌、蛇蛇蝎蝎的人；她喜爱游冶，但她不耐劳顿；她对贾府所有的主子都有深邃准确的洞察定位，但她从不月旦是非，随便批评——如果你注意，会发现她的兴趣爱好，和我们几百年后的读者惊人的一致。如宝、黛、钗、湘等，如凤姐，如晴雯，我们爱她们，贾母也爱；如赵姨娘辈，我们读者讨厌，贾母也烦她。贾赦也是她“不喜爱”的人。只是她责斥人极少，我们见不到她声色俱厉剑拔弩张。贾母的形象是慈祥、宽厚、与人为善的那种。
鸳鸯为什么敢突如其来地大闹一场？她是充分掂量过利害的。她吃透了贾母，她有百分之九十的胜利把握。你看她想得多么周到，宝玉的话怎么说，老太太如果逼我怎么办，老太太归西之后又如何……总而言之，能想到的都想到了都说出来了，因为她实在是了解贾母，藏掖着反而不好。
把一切真相说出来，把必死的决心说出来，把理由说明白，这就激怒了贾母：你们吃喝玩乐胡闹我不管，我只有这么一个可靠的人，竟敢来算计夺取？！
她活着，她的话在贾府就是最高指示，贾赦的地位尚在贾政之上，也只能忍气吞声受了，这是“尊亲”制度决定的结果。
如果不是受逼太甚，鸳鸯是绝不会走出这一步的。从她的决绝的言语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多，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她情感寄托的取向——如果你注意，这一回回目有“鸳鸯女誓绝鸳鸯偶”这个话：你自己想想鸳鸯与贾赦岂能算是“鸳鸯偶”？
套句《金刚经》的话说：佛说意外是名意外即非意外。
马道婆见他如此说，便探他口气说道：“我还用你说，难道都看不出来。也亏你们，心里也不理喻，只准他去。倒也妙。”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准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呢？”马道婆听说，鼻子里一笑，半晌说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不敢怎样，暗里也就算计了。还等到这如今！”
赵姨娘闻听这句话里有道理，心里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意思，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教给我这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了这句话打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过，罪过。”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我们娘俩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若说我不肯叫你娘俩受人委屈还犹可，若说谢我的这两个字，可是你错打算盘了。就便是我希图你谢，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
——摘自《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赵姨娘的法术
最近，看了个什么电视剧，一个大家族正太太、老爷、少爷齐全在世，却由一群姨太太选举当家，黜处家人无论宗亲男主人，说逐便逐，说沉井就沉井——我看了二十分钟，一笑便换了台。这是编剧的事。编剧无知：他不晓得姨太太在封建家族中的社会地位是怎样一个形态。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不须去查找类编寻觅资料，你看看《红楼梦》中的赵姨娘，还有周姨娘的情形就明了了。即使贾府姓贾的人死绝了，姓贾的正宗长房太太死绝了，也轮不到她们这类人吆五喝六——还有远房宗亲兼祧进来当家呢！
但赵姨娘是有个“优势”的，她为贾政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姓贾，是“正宗主子”，女儿探春也是在家娇客主子，而她本人在贾府只有出现如下情形——贾环当了一家之主——她才能借势稍作舒张。这里选出的一段，便是贾府这个簪缨之族辉煌光明烛下，最阴暗角落里发生的事。
这是两厢情愿的阴谋，除掉贾宝玉和凤姐这两个最大的“前进障碍”，却从马道婆索鞋面子这个丁点小事开始，一个讨零星布施，一个穷发牢骚，一个安慰。反激得赵姨娘更大的愤怒：“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她（凤姐）搬送娘家，我也不是个人！”
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絮叨家常中二人愈拍愈合，计议成策，贼害宝玉和凤姐的方案也就形成。马道婆图的当然是钱，赵姨娘的琐碎资助不能满足她的贪欲，赵姨娘所图者大，她要的是贾府的统治权。她一下子押了“五百两”的注来完成这份“大业”。这笔银子够她为父亲治丧二十五次，懂得清代生活开支的人都晓得这是天文数字了——而且还有事成之后更大的酬劳。这就掀起了《红楼梦》一书中最大的家族风波。倘这个阴谋成功，整个全书都要颠覆性的改写了。宝玉挨打的事其实是一场家庭闹剧，表现的是治家理念与人情世故。而这，对所有的书中人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震撼，与灵魂的考验。
至于“魇镇法”居然有所效验，“五鬼”真的把凤姐和宝玉弄到鬼门关走了一遭。我们今日之读者，多有一笑置之的。
我读史籍及中外很多名著，这方面的事可说是如同“恒河沙数”那般的多。我自己在我的书里就有个贾士芳，贾士芳我看就是《雍正皇帝》一书中的“马道婆”。小说中的八爷便是“赵姨娘”罢。我事先就知道会有许多人不赞同这写法，想了想，还是写了进去。
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了起来。林黛玉红了脸，一声不言语，便回过头去了。李宫裁笑问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替我们家做了媳妇，少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林黛玉抬身就走。宝钗叫道：“颦儿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说着便站起来拉住。刚至房门前，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李宫裁、宝钗、宝玉等都让他两个坐。独凤姐只和林黛玉说笑，正眼也不看他们。
——摘自《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这一针刺下去
这是《红楼梦》中最令人快心畅意的一句话。真正看书看得发急的读者心里都在想，“宝黛这一对璧人，应该是有个人出来撮合一下的”。但其实你看遍书中人物，就会觉得似乎谁说这话都“不宜”。但凤辣子就能，场景适合她脱口就出来了。这样爽朗直透三札的话，只有凤姐敢，也只有凤姐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我们正是还想听她“接下来”会说什么，没有了，一场波及贾家阖府的狂浪突然袭来——马道婆的巫术“魇法”生效。王熙凤和宝玉同时遭到毒手，癫狂了。
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他不是要写马的法术如何灵验，是他觉得贾府大观园都太平静了，他用一根针狠狠刺了一下这只百足之虫。果然这虫立刻来了个大翻滚式的——所有的人，连从不过问内务事的贾政，都参与介入进来。这是一出滚热的闹剧。
我看真正“单纯”爱宝玉的人只有两个。一个自然是黛玉，一个是贾母。其余的人在这里的表演似乎都有点“那个”。
乱哄哄里，薛蟠也来了，他担心的是母亲被人挤倒，又恐宝钗香菱露相，怕贾珍在小妾身上做文章，忽一眼瞥见林黛玉，他自己已“酥倒在那里”。
贾政胸无成算，见贾母寻僧觅道，竟说“由他们去（死）吧”。
所有的人都被这根针刺得七死八活，只有赵姨娘母子“称愿”，忙着劝贾母，既然他们都“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死）……”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
还是癞头和尚和跛脚道士来解决了问题，阴微世界的事只能由宗教来处置，当他们复苏过来，林黛玉当头一句“阿弥陀佛”，却遭宝钗揶揄：“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今儿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
这段昏天黑地的话语，曹雪芹只写了三页，一切又恢复正常，被打断了的本应该继续的故事，由宝钗这一“玩笑”继续下去。
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个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遇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摘自《红楼梦》第七十四回

最厉害的东西——礼
王熙凤是《红楼》中最厉害的女人，这不消说得。死金哥，死贾瑞，死尤二姐……收拾贾瑞，训赵姨娘，蹂躏尤氏，想怎样就怎样，没有人不畏惧这女人，也没有她怕的人。她是这部书中最“唯物”的，连地狱阴司报应佛天人神都不放在眼里，怎么突然之间就吓成了这个样子？
“绣春囊”是什么物件？换句现在的话说，就叫黄色图片（绣在荷包上）吧。是谁丢在大观园中？我们不知道。但为此引起轩然大波，挨门挨户大搜查，弄死了司棋，连累了潘又安，许多人连带遭殃，皆都因此物生发出来。
今天的人（不单是青年），把这类照片放大，公然张挂在卧室墙上，一点事也没有。但那个时候，这事关系“风化”，就是说人的社会道德品质问题。是“理”字在基本起作用，“理”也就是礼，是比法律还厉害的东西。明代李贽就说过，你犯法被杀，还有人同情，你犯礼而死，“谁其怜之？！”
王夫人也很紧张，她是“泪下如雨”，这么大个家族，闹起这种事，是什么形容？外头人说贾府除了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里头真的一片拆烂污！她是主事人，不能让家里出这种“政治问题”，所以要问罪王熙凤。王夫人承担不起，“性命脸面”的责任。王熙凤就更不能承担了……所以“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强起病躯双腿下跪，含泪诉这事与她无干。由此而起，大肆抄捡大观园的决策逐渐形成。
其实细读《红楼梦》，凤姐和贾蓉是有一腿的。大观园中偷鸡摸狗的事多了，秦可卿与贾珍有一腿，袭人和宝玉……多了。大家“有一腿”，一床锦被遮盖一个，不暴露一点事没有。一变成公开的，暴露了，秦可卿就只好上天香楼吊绳子，金钏不过与宝玉几句玩笑，也就跳井了。脸面=性命。这是事实，封建社会的虚伪与残忍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武松杀潘金莲杀西门庆，满县上下人同情。但王婆呢？官府捉了——凌迟剐了她，不会有一个人流一滴泪，宋代如是清代亦如是，如是如是耳。

写给田永清将军
“文革”十年，是我自修文学的十年。因了机缘凑巧，着一身军装，在山里坑道作业。那是全封闭的国防工程，与外头的热闹基本不搭界。那是施工阵地，绝对禁止“四大”的。因此内部没有“斗批改”的任务，更谈不上夺权开门这两档子热闹。尽管可看报纸，可听广播，还有“支左”的战友支了“右”……诸如此类的信息反馈；领导也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还教育我们“社会一阵风，军队里一层浪”，提醒保持“阶级斗争”的高度自觉觉悟。然而毕竟是隔了一层，有点隔岸观火作壁上观的味道。除了天天读书就是雷管炸药，压风机风枪及掘进速度，其余的时间自由支配，我就用了来读书。
这么着，修菩提达摩是面壁十年吧，成了一世佛祖。我没有他那般资质与坐功，是躺在被窝里手电筒照着读书，居然也学有小成，养有进益。我读《快嘴李翠莲》这通俗诗板话，里头说：“修不成佛祖，修个菩萨也罢”，这就成了二月河“也罢”了。
有些个档次颇高的专业读者很看不起我的这类文学。他们可能势力太大，有时可以不看作品就武断你的作品，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直到《康熙大帝》出书四套二年之后，还有人大言“二月河是武林高手”。他以为我写的是武侠——这真应了欧阳修的一句话“修也知道你，你却不知修”。“大言不惭”这成语真是一字不错。
在几间大学里讲，有不少同学殷殷相问“二月河先生为什么不写现当代题材小说，却要去弄历史小说”。其实答案很简单：在修学十年中，我的社会生活范围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连队的山里，没有参与进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中，读了不少诸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楚辞》及《奇门遁甲》、《麻衣神相》等书，还有破报纸、旧历这些。假如因此永远不能人大雅之堂，我只好永远不进去也罢。如今看许多批评家的文章，逐步地明晓了一点。诸如“终极关怀”，还有“自我关怀”，委实教我耗了一些脑汁，真是个“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过，木已成舟，坯也烧成了砖，回顾这些事，用得着屈原一句诗，叫“苟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再来一遍，我毫不犹豫还是这个模样。
思量了一下，别人关怀这，关怀那，我关怀的是何事？就我所对历史人生的理解，无论人性善恶，深化衍化万千，我心里牵挂弱势人群的心理渴望与需求企盼是不变的。我写书是想让读者和我有一份神交，是为了读者这上帝。当然我的心里也要告诉读者——其实一个作家，想将自己游离出来，纯粹地照护别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必要性与可能性都不存在。
田永清将军的《与大学生十日谈》当然不是小说。他的前一本书我也读过，我的女儿当兵离乡前，我还请田将军题词签名送了她一本。一个将军，退休前关怀的不是自己的升迁为何？我的创作与田永清千差万别，“不是一道气味”，但是我们想的都是平常人，布衣蔬食、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心思、追求、迷惘、热烈、渴求、愿望……这样的视野在他的注目与切痛之中，这又是什么境界的思维？
所以道不同也可相谋，我和他成了朋友。
现在我是“老转”（转业干部）。老转见老转——这普及程度倘有疑，几乎任何一个场合总会碰上“哈，你也是老转！”这回事的。大家心境还滞留在当年，看他这书，有点像“当年”的指导员给当兵的讲课；又像他自己来了与你娓娓谈心。时代变迁了，大家都在忙着生活、挣钱、养活家人、教育子女，但看这书，一勾起当年，那份温馨仍有点“有足为外人道”的受用。
弱冠时就知道，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出身、地位，他们的目光只要注视着那一群，他就是那一群里的人。将军也是士兵来，将军回归士兵中，这就是田永清吧。

寄语吴欢
做一个吴祖光这样的人真的是很难，难的不全然在于他的遭遇中命运给他的不幸，他的内心的孤独与无助，不在于四周向他投去仇恨与怀疑的目光，他的迷惘、愁恨、焦虑，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蕴盛……《易经》里其实早就揭示过。“吉凶皆生乎动”——它就是说：你千万别动！你一动，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结果是“不好”！这当然特指我们人类，我们是会思想、能劳动的动物，我们痛苦，是因为天生是如斯动物。当上天将雷霆闪电与暴雨降临给你，寒风呼啸的寥寥雪野上你衣着单薄；你饥饿得行路像齐人那样“贸贸然”，在夜色凄迷中踽踽独行。你自己心中难道不知自己“最需要”什么？要一个能容七尺之躯的茅庵吧，要一袭暖和一点的棉衣吧，需要一碗饭的吧……一间燃着橘黄色如豆荧灯的小屋吧？
然而当这一切赐予或获得都是有条件的，你能付出的努力与人道之于生命这一点点的期盼倘若是相当的，谁都会无例外地接受。但若是“有条件”是“嗟来之食”，是你还需付出你的良知，你的人格，你会怎样？
我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他写了那么长，其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现在还在用。人们似乎没有想过，这句话其实是很极端的——他当时性命如同悬系巢卵，是在极端的形势下说出的极端的言语。事实上，历史与现实都不是这样。除了文天祥，都是严世藩？不是吧？多数人不在泰山与鸿毛中选择，他们活得更像宇宙中的尘沙，如同河中的鹅卵石，没有泰山那般重，也不似鸿毛那般轻。司马迁的志节、气节，是不必问的，但他的信的意思还是很明白，他要活，要把《史记》作出来。他要做事必须降心辱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同样是西汉人叫邹阳，很巧，他也是在狱中，身罹不测之罪，上书他的主人梁孝王，其中有两句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何以故？知与不知也”。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啊！那是多么好的对象！倘你是在暗中向人投过去，那人就会按着宝剑恶狠狠地盯着你——他居然是想杀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罪，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用意！
再举一例，在《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如是说：“子独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涛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概所居者然。”这柳树，它本身并无过错，它只是生错了地方，所以随便什么时间，什么情况，都被人为物所折辱。
这算“如是我闻”吧。倘若讲国粹——鲁迅先生说，是吾国独有，别国所无者，比如说我们头上长了一个什么恶疮——这是我们漫长历史上的一粹。秦始皇不愧了一个“始”字。郡县制、完善文武分属系统，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度量衡，还有“焚书坑儒”，他也是“始作俑者”，什么都是他先开头，后头的人竟无一人能稍有更张。知识分子挨整，从他成了例之后两千年不息，谬家写文章，指我为封建余孽，美化封建帝王，还期盼着将我塞进“时间隧道”，回雍正王朝去，让我尝尝“血滴子”的厉害。我一直在战战兢兢等待着某一天，一群三道头什么的来敲我的门，但事实上是只有这位评论家在泣声在墙外呼喊——他希望有个什么运动。然而从邓小平始，江泽民继，这种事拉倒了。
我的这点遭际和你们吴门三代相比，只能说是无病呻吟。
吴家怎样？我以为是辛亥革命而后，站在中国霹雷闪电中挺立迎受的一个文化家族。他们这个家族始终都在文化的峰巅，经受着不尽的凄风苦雨，坚守自己的心灵纯情和文化理念，不以物化，不从地迁，不随时移，不因事变。这需要何等的精神力量？从“洪皇帝”而始，三代人俱都子承你业，前赴后继坚守特立独行的一种理念，这实在是文化史上一个奇观。
为什么说奇呢？因为少。
吴欢不晓得有没有读过李白《上韩荆州书》？他是有名的傲睥公侯，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但在恳请别人抬举自己时，多么像今日一些作家恳求评论家“请老师指教帮忙”那般翼翼小心娓娓媚气。《容斋随笔》中还可看到《李白怖州佐》一篇那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县委副书记”，不但小心媚气还有媚骨的吧？
这样冒犯李白，不为亲者，二月河你什么意思？我是想说，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人都是血肉俱全的。我曾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是谈文人的“这一面”的。这里说的是“李白尚且如此”。
但吴祖光，处在中国政治剧变的时代。风雨摇荡中，他当然也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咸备的人，在坚持人格信念，追求真理，清白纯正个人气质上头，却有“浑身是骨没有肉”的精神境界。国民党整他，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执政，该好一些了吧，偏他又是共产党的诤友。吴欢，你很幽默的，但这事很严肃——你的父亲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人生道路，他抛弃了最省力的路。
那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能幽曲径，中途当然也有误区与泥淖，但只要“稍加注意”，阳光、雨露与春风，浓桃艳李般的芬芳就会伴随在他身边，从他的学识贡献能力，我相信为他扼腕惜念的政治家也会不少，太可惜了，好一个人才，如果不和我作对多好！
是这样的，太可惜了，他只要学会“大丈夫能屈能伸”，“和光同尘”就行了，但他不能，他似乎更记得屈子《离骚》中“苟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话——是的，我几乎真的认为，他是中了屈原这话的“毒”。
新凤霞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说吴祖光是门阀熏陶，正统正宗的知识分子，新凤霞则是“自学成才”的。她外在的美与内质的美心灵的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不是这个加那个，此一味与另一味凑起来那样的整合，而是——怎么说呢，借浩然的生花妙思打个比方：水和面糅在一起。你知道它的成分，却不能将它们分开。她对吴祖先的崇拜与结合，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佳人之于才子的倾倒，或志同道合的心缘，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缘分的巧合，是诸种社会、心理、人文观念、崇拜、同志、气质、情愫——自古没人能说清道白的“缘”所构成。这样的结合是如此完美，成了新旧两种伦理的一曲绝唱，各种体制均称完善的欢歌。
没有见到有关新凤霞的“小出身”资料。也许这是她终生的隐秘。我猜她应是寒微梨园世家出身。因为她的名字直译就是“凤冠霞帔”，一般文学素质高的书香门第既有自己的心理要求，称谓上却要讲究含蓄，如此“直奔目的”很像戏班子里女孩子的名字。我昔年在看《杨三姐告状》，有一家报纸介绍，此剧新凤霞原演主角的，她亲自去拜访过杨三姐本人，发现生活中的杨三姐已经“变质”，变得成了个地主婆，已经不是她心中那个光彩照人的杨三姐形象。她因此而放弃了出演这戏。当时看到掌故，我还在想和我弄小说差不多，一旦败兴，形象永无翻身之日。现在更深地想，新凤霞如果不是心理上本能反感这种变成“地主婆”的人，她怎会“败了兴”呢？这不是富人心理。她的兼长书、画，我也以为是“快速”成长，因为构成一代大师的要素，首先是文学要素。有了这个母体，那发展与滋生必定是全方位的。
吴门三代从吴景洲老先生始，在文化、学术上、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均获美誉，都是大师级水平。吴瀛、吴祖光、新凤霞、吴视……直到吴欢、吴霜，我以为代表人物还是吴祖光。《圣经》里说：他幸福，因为他哀恸了“写这句话的人，必定深通哲理，深通世情”。吴祖光、新凤霞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哀恸，他们爱人，也自爱，由此获得了人爱，也获得了人生少有的自尊。有他们在学术与事业上令人歆羡的成就，构成了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家族精神。
应该说，中国新时代的文艺春天，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江泽民时期趋于成熟鼎盛，成了“艳阳天”。趋向还在看好。我这样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理智上的成熟，因而去掉了对知识分子的戒心，真正把知识看成是“第一生产力”，“分子”就是自己人。我们也可透过文艺方向、方针的变化看到变化，“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变化看似微妙，是一个小小名词转换，其实是摸索总结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分子磨合的结果，进入了一种理性的正常规范。
明代有一首《布袋和尚诗》说：“大千世界话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松些子又何妨？”可是有哪代君王或统治阶级放松一点了呢？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似乎创造了中国诗歌峰巅的唐代稍有缓舒之后，禁锢与文网是每况愈下。
为什么有直就误，芥蒂生嫌，恶性循环着谬种流传呢？邹阳的那封信中说“何以故？知与不知也”。一个知，一个不知，知识分子生生受了两千多年的浩劫之难，从李斯到李白，到蒲松龄到曹雪芹，戊戌六君子到吴瀛，到吴祖光……这其中割掉多少头颅，洒掉多少热血，终于换取一个东风河开的时代。
吴欢——有人解释成“无欢，无不欢”，我以为带有吴、新二人心理上的自释自解，更是他们的希冀与寄托。他在这样一个高浓度的文化家庭，生于斯，长于斯，出生学养于斯，熏陶目染于斯。这个鬼才的惊人才华也就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了。
吴欢，你要出书，这就是我给你的一篇序了。

怎一个“敬畏”了得——为《曹雪芹》出版作
前不过十天里，中国红学会的张庆善先生打来电话，谈他在选定第二版《红楼梦》电视剧编剧时，曾经考虑过由我执笔，因由种种缘故作罢。我和他是很熟的朋友，在电话中笑云：“小子何敢？！”
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却又是一回事。我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读《红楼梦》，从满头青丝读到两须霜降，从一无所有读到著作半笥，套一句屈原的话说“余幼好此奇书兮，年既老而不衰”。爱到这个份儿上，岂有不想见其作者之理？为他写点什么，我是千情万愿。
所以，我在写《乾隆皇帝》这部书时，试探着插入了一些曹雪芹的段子——我在小说中，对皇帝、对王公大臣，时有调侃之心的，对此公，我敢说只有笔误，没有心误。我始终有着一份敬畏之意的。当初，在构思《雍正皇帝》时，因为曹家是雍正的政敌，而雍正又是作为正面人物塑造，我的表达，惟恐伤了曹氏的形象，也曾经苦心思量，都为有着这个情结。
但大规模地写摹此公，我是很犯踌躇的。第一，此公才真正是华夏第一人，不但空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而且绝后。生前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大致是平民生涯，然而却又是圣贤水平，这样大的反差，本身就是奇迹。以我自觉，在着笔于曹公时将十分惴惴。而太过小心，正是创作小说一大忌。第二，曹公留下的直观资料太少了，仅仅对清代人文的了解，对于写这样的人来说，太容易“加水”。由此，我不敢动这念头。
一部书，它的生活力如何，不要去看重头批评文章——那些文章很多是挣人情、挣稿费、挣职称用的——真正的标准只有两条：它拥不拥有读者；它拥不拥有将来的读者。这两条曹雪芹都做得极漂亮。联想到我自己这几年也有读者，看“落霞”的，有的人甚至说它们“直追《红楼梦》”。我在几个大学曾对学生讲“这是最高的奖誉。读者这样说，我承受不起中又存一份感动。我自己永远不会这样想，这样说。什么时候你们听到二月河说这样的话，请你们带着体温计来找我”。
亟言之，仍是敬畏与臣服。
话虽如此，我和千千万万的平常人一样，仍企望着有一部好看的《曹雪芹》，给杂芜缭乱的文坛送一阵清新的风，也使曹公的光辉形象，能进入更多人的心扉。这个工作意义是很大的。
现在华艺出版社做了这事，王永泉先生做了这工作。我有理由欣慰。

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所思
长时期以来，“成分”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封建时代，有士大夫、庶人、农工商、地主、佃户、贱民种种“阶层”，或者叫“阶级”。对待各个阶层，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建国以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强劲，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大改观，惟独“成分”这意识存在。旧时代新时代的“地富反坏右封资黑”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存在”，且是势头不减，愈演愈烈，生命力鲜活。从深层次原因上说，窃以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从根本上认识解决了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健康起来。
“成分”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学领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一部作品出来，首先考问的“它是香花还是毒草”这类问题。肯定了它“没有问题”，然后再说别的。这作法带来的后果，是服务对象的单纯性，为下里巴人而创作，“阳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简单，倘若你只爱春天，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菊花与梅花。本来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真善美爱与死，夺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学养，冶人操守，种种功能，未必样样都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这些阶级成分挂钩。即使是无产阶级罢，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有提升素养，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必定的后果是“过犹不及”。
老实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结婚》、《三里湾》、《苦斗》，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赵树理、欧阳山、曲波，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于这种创作理论的局限，在文化枯竭、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读者选择了它们。也有耀目的辉光，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但是，这只是一时之作，难以永恒，原因也很简单，它本来就是为这“一时”服务的作品。
《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翻翻看，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宜人的风采，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那心里暗示是腻味头痛反感“文革”这场伤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样？历史体裁的文艺作品，受“阶级说”的影响相当较少，《李自成》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但后来变成“阶级歌颂”，高大全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这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作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到的是什么？木头们畏惧斧钺加之，就会一律按预先允许的“规范”去生长体裁，这样，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花们长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标准”长出去是什么花？恐怕连狗尾巴草也不是！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毒草”呢？
文学艺术，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歌颂”和“暴露”，它还有“告诉”，“讽刺”，“调侃”，“和息”，“要求”，“给予”……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因了“阶级标准”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这，便是那，不是拥护，肯定就是反对。表述了改革家，工人农民“火热”的生活，农民起义，甚至反社会的匪类，那就是“主旋律”，否则，你的嗓门天赋高了，不单不当你是帕瓦洛蒂，还会听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虽不及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当你别有用心也未可知。
用“政治标准”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进“先进文化”的书目里头。
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释。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可能与我们“敬惜字纸”的民族习惯有关，除了历史，还有野史、私史、笔记、日记……正统的史札，还配合了这一系列庞杂的体系佐证，辅助或匡正纠谬的资料，有小说，诗词，说部，传本……小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书摊，小曲，民歌，鼓儿哼……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众星捧月地簇拥出“廿四史”来（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没有绝大学识，绝大胸襟器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作蔡先生作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自行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本书的。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倾向，那倒是实话。蔡先生是个好老师，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一个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顶多偶尔地，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余下更多的是给学生以思考判断的空间。
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可当做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种肃杀，秋高凛冽，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慷慨赴义的情致，是极致的文学描摹。《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却立，依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怒发冲冠”一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同样可以看做是历史真实的文学诠释。《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不以一朝一代一兴一替为局限，表现的是中国封建历史整体形态，代代都是这样，这是事实！
然而，好的历史书，好的小说，偏偏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贾宝玉是哪个阶级的？曹雪芹歌颂了，赚了三百余年无数人的眼泪。就因为它真实，或者说“实事求是”。
这是蔡先生的追求，他不说假话，也不说曲阿的话。他所演义出来的故事，都在史据中班班有考。“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污。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构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难；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藕？种种谬妄所亵之谈，官场辞而避之。”只有这样严肃谨慎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我在一次与朋友调侃玩笑说：“倘若现在突然发生变故，中国没有电了，死的年轻人比老年人还要多。”这是特指我们中国而言。中老年人，点过油灯看书，穿过草鞋走路，井水可汲而饮，草根可采充饥。如今的年轻人从酒吧到舞厅，无电脑不能思维，非电饭锅无从造饭，不读书也不看报，心中空如昏天之月，除了钱没有别样的追求，他们不死谁死？这是一点具体表述的思维，如果抽象起来讲，中老年人的头顶，始终有历史这盏灯在照，他们的耐受力强些，恐怕是事实。真的会“没电”吗？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一个“非典”可以把满街的人赶回家去，一场更大的意外，比如“战争”呢？
然而我们似乎并不珍惜仅存了遗留的文史学。还在用“阶级论”这把尺子在量，用斧子去砍他们。
记得在“文革”期间，那些红卫兵们曾经有过一个设想，用农民起义的斗争史取代帝王将相的封建史。想是想，真的做起来，他们还是傻了眼。整个的二十四史中，农民起义只能看做是历史的一种“现象”，这个朝代有那个朝代也有，支离破碎，根本形不成历史的连贯和接续。我猜“儒法斗争”的那段历史观表述，也是一种很无奈，很勉强地在生拉硬扯表现“阶级斗争”史观的作法罢了。蔡先生的这部勘称“通史演义”的书当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受到冷落也在这般情理之中。
中国的文化中糟粕很多，其中有些东西很要命，这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文化中含有的“落后量”和“落后质”。但是不是落后了便应贱视、蔑视呢？这需要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认真思考一下。一只乾隆笔筒，放在现在的书架上，和《大不列颠词典》一处，是增色还是减色？一架春秋“水洗”，已不再用来洗手，是保存研究，还是捧出去卖了铜器？就算碰碎了，比如钧瓷，已经极难见到完整的器皿，但在钧瓷窑址未发现之前，碎片与黄金等价。
我以为，判断任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二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备“素质”的作品——什么是“素质”？它也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落后的，但它即使是落后的，也是有价值的，倘二者皆具备——即使它是“反动的”，也是永恒的，无法消灭的。谓予不信，可以看看《儿女英雄传》、《蜃楼志》一类作品，可以肯定的说，这两部作品的主旨是陈腐的落后的，但是，无论什么样世界观的评论家，你可以说三道四，可以恨之入骨，你就是消灭不掉它！因为它的内在有着永恒的美，无阶级无意识的“芳情只自遗”，践踏成泥，“依然香如故”。
啊，我们在审美时，总是在辨认哪是香花，哪是毒草。我们总是戴着显微镜放大镜和化学试剂在观赏自然，这样做不累吗？安徒生童话里讲了一个故事：一座烧焦了的房子，旁边盛开着一丛绚丽的玫瑰。画家走过来，他感动了，便在旁边写生创作。倘这样问，这画家他是在为贫下中农在作画，抑或为地主阶级？问话的人是否有毛病？我们警惕得是否过分了？看见一部作品，倘是写“要人”的，立刻联想到它是否“利用小说”来反党。写知识分子遭遇的，是不是“在讽刺”党的政策？写“三家村”的就是在组织什么小集团，写海瑞的那是为彭某翻案。《水浒传》是写“投降”，《三国演义》呢？是“英雄创造历史”……过敏得像得了神经病，脆弱得像系一根黄瓜或者“琉璃扑噔”儿。
蔡先生的这部书是写帝王将相为主的一个题材，和所有的旧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避免一些陈腐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反动”是否一定就坏，“革命”是否一定就好，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但蔡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两个拥有”，它还要“拥有”下去。我看他的生命力——起码要比我的书要强。从实效意义上看，它的生命力还在加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廿四史”的？也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罢，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续，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从这个意味上说，真的是“厥功甚伟”了。
二月河反感成分论。无论从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评论界定标准，统都反感。看到现在一些评论家：你写一个正直海瑞式的官员，他说你在宣扬清官；你写一个忠于国家爱人民的志士，他说你歌颂“愚忠”，你写帝王将相呢？你是在颂扬“君权统治”，是“封建余孽”是“奴才”……还是安徒生那则童话，画家是此意识，麻雀们又是彼意识——吱！那有什么画头？那不过是些红的和绿的堆起来而已——吱！
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歌颂他们便是反民主？我看不能这样说。我不能同意，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中国，甚至我们现在的中国。我不是政治家，但作为小民百姓自由见解；比如说民选，现时进行普选，选出来的官怕恶霸多了点，有钱人多了点，贪官多了点。——这不是坑我们中国“公民”吗？
只要是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一统文学艺术倡明，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作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无论李世民、雍正、李白、辛弃疾抑或毕升、黄道婆、蔡伦、郑和……就是要歌颂，管你说什么！
蔡先生的这书，从文学这点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首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这岂是几个在沙龙里坐唱，坐看别人辛苦，封就了自家是文坛主骚坛执牛耳辈所能为！
是为序。

故事《围棋杂志》
《围棋天地》的乔婷向我约稿，我提出交换条件，给我寄点旧杂志来。她一股脑收集了十几本，厚厚一沓子发过来了。我笑回她短信，够我看几年的了。
看杂志，曾经是我的习惯。我在部队分管过团宣传股的图书室。那年头宣传费是不受限制的。国家的经费，国家的杂志，且是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可以肆无忌惮地订阅。我那个图书室也就成了书山杂志海。1978年转业到地方。彼时订杂志仍是不受限制的，几乎全国能订到的杂志，我们都订了。文、史、哲，包括电工知识，修理收音机的专门杂志，一网打尽，一览无余。其实我的早年是沐浴在书和杂志的海洋里。
围棋杂志似乎是没有订到。“文革”中它是停刊了的罢？订不到，转业后图书虽有经费，但我人微言轻，说了不算，不如不说，也没订阅。加上我这期间写书白天要装成“没写什么”的样子，要“努力工作”，要陪同事“打升级”，每天夜里十点到三点作文，终年都是昏天黑地呵欠连天，看杂志的兴味渐渐淡了下来，渐渐“澌灭”了。澌灭到什么程度？现在各处寄来的杂志，包括用我稿子的“本期刊”，看着标题便丢了一边，可怜那些“希望二月河老师多多指导”的编辑，还在痴痴地等我的提议和意见！想起来真的是有些个惭愧。
但是两种杂志我还是要看，一种是《红楼梦学刊》，一种便是旧围棋杂志。学刊是我的专业，不去说它。这样晕着头整年地写，“青灯孤愤赊万家”，精神生活也会淡出鸟来，就看围棋书杂志。
我有几本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旧杂志，那时名叫《围棋》，没有“天地”二字。现在还挤在我的书架上和“大不列颠”及《资治通鉴》摆在一起。已经烂得没头没尾，小孩子洗的糟稀不堪的尿布片子的“品相”了，但它已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扔。
老围棋杂志是个小三十二开本子，薄薄的，也就现在《围棋天地》的二分之一那样子，没有广告，都是棋谱，名人解说，名人战例，棋势考题，有续盘中盘，也有收官，也有篇幅不长的围棋旧事轶文掌故——“当湖十局”我就是在这里读到的。后来在清人笔记中看到一些弈林旧闻和杂志印证，我才知道我们棋界的前辈早有关注笔记体小说的了。
这种杂志和其他杂志是不同的。它耐看。我自己就是个文学人，当然不会厌倦文学作品，乃至于看都懒看一眼。你只要翻开那些文学期刊，大男人、小男人、大女人、小女人……或故作矜持，有意深沉，或搔手弄姿，卖弄心绪与事件，人与人之间，交织在一起玩假。我有时怀疑是我的鉴赏能力出了问题，抑或是我的思想力度脱离了现实？不管怎样，反正我不爱看，能看的，似乎警匪事件纪实也就是了，警匪小说也一样看不得。看这样的文，倘若能让人瞌睡打盹——我们失眠还要吃“舒尔安定”呢——那也是功劳。可惜它连这个功能也没有。胡天胡地里胡说，看得人心里乱糟糟。但围棋杂志不同，你可以坐沙发上边看边打谱，累了，眼前花了麻了，一歪就睡去了，醒来还可接着打棋谱。一道死活题解不开，也不是件丢不开的事，可从小孩子弄积木那样的，塌了，再来一次组合，有时自己找到了“解”，会高兴得眉飞色舞。一查答案果然是的，那就有些自雄了：这么大的棋手出的难题，我居然都解开了，我——相当于几段水平呢？我尚存有五六册旧的围棋杂志。过去还有几个日本的围棋杂志，我觉得他们的杂志印得好，棋谱大而清晰，高段棋手拈棋投子悬空不发的气势，很有文学色彩。国人对日本人有微词，人家围棋杂志办得还是不错，和我们的一样耐看。今天这本杂志你看罢了，过几天翻出来，还会觉得它是新的——和好小说一样。好小说也会看烦，但过几天你再看，它还是新的，还会饶有兴味。
新的《围棋天地》到手，我的感觉仍是很好。容量大了几倍，高手对局讲解似乎更多注入了人文感受，这就使读者能感觉到棋道的人格力量，有一种“且听下回分解”的余音在本子中回荡，这也就增加了杂志空谷足音的震撼力。各界人士对棋界的介入，为杂志的“外向”形象，增了不少光彩；普通棋手在杂志的倾诉——这是旧杂志里稀见的，使它的平民意识平垫在围棋五光十色的神殿里，也使人感到亲切。
《围棋天地》也一样的耐看，一样能使专业的棋手和普通爱好者光着膀子赤裸裸在围棋的海洋中游泳，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同在！
耶，《围棋》！
耶，《围棋天地》！
哇塞，围棋！

《爱人》寄语
几年前与金庸先生在深圳曾有一次快晤。两个作家相遇，当然要谈到对方作品的优劣上下。深方主持人问我最喜欢他的哪部书？我不假思索回说，《神雕侠侣》。
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书呢？当时只是应急答问，谈的第一感觉。回味起来，使我产生此种印象的原因，是因这部书弥漫了爱的情怀，释放出的是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那就是爱。
杨过虽名杨“过”，但他的“过错”追究了去，其实只是有一个糟糕的父亲。出身不好，“成分高”。于是便受欺侮。连黄蓉、郭芙、武家兄弟这些“好人”，好人家的子弟，动辄就要收拾他一下，中神通的徒子徒孙们也是名门正派人物，郭靖送杨过进庙避嚣，照样受他们欺侮。杨过的本领最后其实已经是天下第一，这本领就是在不断挨整受欺压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完善提高得来的。这部书从头到尾张扬的是仁爱与爱人，和这种最高的博爱精神的力。
然而去我们实际生活中，见到的“报复”，却是太多了。牙眼相报，以血还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天经地义”的东西作为社会理念究竟有没有问题，似乎想这件事的人不多。阶级斗争年代那不用说了，有哪部戏里不讲“阶级仇”呢？连“生产队里开大会”都是“诉苦把冤伸”。如今说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理念，但我们似乎又钻进了钱眼里，什么是“善”？什么又是“爱”？标准是什么？只是一个字，钱！爱人不爱人天知道，爱钱才是真的。
爱人、爱生命的社会思维，已经叫得人人皆知了。这种思维是呼应“以人为本”的宪法而来！自然是不错的。然而我们的社会思维方式，打开电视看就明白，广告、钱、电视剧、个人奋斗成功了，成功的标志是主角肯定有钱了。有仁爱而无拳勇的武训，那是太个别，太稀有的了。连专门慈悲怜悯人的和尚道士们——他们也是有级别的，科级和尚，处级和尚……凭的什么呢？不是凭他们的道德修养、禅理佛性，而是凭他们的拳头，凭香火钱挣得多寡——他们每日忙着“发展旅游”，也实在是含着另一份“爱的情结”罢。考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小到一个人——他的素质用什么标准？我看不用去翻看国民的学历：大专水平的占到百分之几何，博士学历的又是百分之若干。读过什么书，官又做到多大，级别怎样……这些东西都只是参数，很扯淡的参数，与素质只是个“大概其”或者“似乎是”那样模糊的距离位置。有一个量化了的标准，我看是这样，是看你这国家、民族、团体、你这个人，你的心软化了没有，软化的程度又如何。你见到当街屠牛、杀羊、宰鸡鸭，无动于衷；见到犯罪当死，人犯被乖乖牵到绞刑架前，枪决刑场，然后杀掉，恬然不出悲悯之情，恐怕很难谈你的素质问题——我们现在不能废除死刑。但这与素质问题是两回事。
所以，“爱人”这个名字太好了，无巨无细对人的关怀，思想的呵护，生活的关照，都是对人基本素质的关照，大哉《爱人》！

为《别廷芳传》写
我们的汉语，是世界上最含蓄，最能迂回表达，最……什么呢？狡狯的语种罢。比如现在见一位领导拜年、汇报工作，临别时礼敬退出。下级说“还有一件事，顺便向您汇报……”“顺便”的事常常是“主要的”。而原本“主要”的话题，在这一小小转折词的瞬间，已变得一片模糊。倘是说人的优缺点，你肯定也得留意，不管前头说得多么好歹，那都是说书“帽子头”，你听一句“但是”，后头常常才是真文章。至少是对前头文章的重头修改。这都是现今我们的经验之谈了。然而我领教的头一件事是别廷芳的人事。
我是十三岁来南阳时听到“别司令”的名头的，那时还小，没有什么资格发言，只是“听大人说”。诸如——
女人吓唬小孩，就说：“别闹！老别来了！”
“他打红军，是反动派。”
“他杀人不眨眼，小孩子偷个玉米穗都枪毙。”
当然还有——
他到南京见蒋介石，蒋问：“到京有什么感想？”他说：“我见街上标语，行人靠左走——那右边给谁走？”
“学生娃们十个人抢一个毛蛋（篮球），太可怜了，不如一个人发一个，不就不争了？！”
类似的“别司令传奇”还有许多版本。有的是官方言语，更多则是民间“小广播”，大致上都是在“但是”后头做文章。
但是——别廷芳时，境内没有土匪，也没有小偷；
——他也打日本；
——他兴修水利，造堰灌田，修水电站；
——他开工厂，修路架桥；
——他重视教育，办学校。
但是……但是！
一个词就把他表现得格外复杂起来。
这是“那年头”的话了。后来人们敢说心里话了，甚至说出：“我们有啥？到现在还吃人家老别的饭！”
套一句《红楼梦》里的话，真格的是“一饭之恩死也知”了。凡是做过的事，无论是古是今、是现当代，是美国纽约、梵蒂冈还是北京、内乡，你别想照着什么主观意识来改变与塑造它，你也别想堵住别人的口。一个人做事要负责——不是靠他的人，而是靠他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是了。
然而，老老实实说，别廷芳实在是个很复杂的人。他处在一个复杂的时代，要适应生存的需要——即使你原本很单纯、很简单，也需要“复杂”起来。但这一来，就麻烦了后世的人，因为他留下来的疑问太多了，因为他本人就是个“谜”。
破解这谜是很必要的，因为和任何历史一样，别廷芳的“时代”也有他的“特色”。如果中国是面大镜子，别廷芳的“领地”就是一面小镜子——镜子岂可以不要？若然，脸是什么样子就弄不清了，研究哪个时代，你不能不研究。别廷芳是这样的“个类现象”——因为按《矛盾论》讲，一般的现象是在个别现象之中。破解这个谜又是困难的，时代既已久远，资料遗失又多，故人所剩无几，遗踪变化也大。另外说，大家现在都忙着生活、挣钱，很少有心去猜谜。你别把别廷芳的事搞得瓜清水白，也没人给你一文钱奖金！苦劳作又没什么报酬，这样的傻事谁干？
西峡人干了。再确切地说是西峡几位有心人做了这个工作，而且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做下来了。这部书呈现在我们眼前，有了这面小镜子，参照中国现当代史这面大镜子，可以照见我们昔日的形貌衣冠，也可以想知很多未及思索的时代见识。这件事做得很“酷”。

寄语洛阳
我这一生是三个“阳”，生在昔阳，幼在洛阳，落在南阳。就这么三个情结，陪伴萦绕了六十五年。
幼时的事不记得什么了。1948年吧，那时我才三岁。从风陵渡过黄河，天上下着奔腾大雪，我身上裹着重重襁褓，躺在舅舅怀里，大睁着眼看着绛红的天和船桅樯，听着黄河巨浪的涛声，不时地，有雪花落在脸上，我便大声地哭。舅舅哄不住我，气得妈妈呵斥我“再哭，扔你到黄河里”……也就是这个记忆吧，当时随母、舅到哪里去做什么，全然是一片混沌。
后来才知道，是随刘邓大军过黄河到洛阳。
这算是我的人生第一笔：到栾川，继而到陕县——也就是今天的三门峡——栾川、陕县都属洛阳，其实是已入洛阳开花。
绝大多数人生幼时都是随父母的命运播迁流移，我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后来我的命运很复杂：到南阳去当兵、转业、写书、下煤窑、盖房子、砌河堤、当通讯员、打坑道、转业写书、变成二月河。一个镜头一个样，一个身份，其实人人都一样，一辈子孙行者七十二变。
就我自己的体会，变动着的东西不稀罕，不贵重，凝固了的人生才会变成永恒。复杂的东西不值得追求，你看很多历史上的政要人物，名流大家，忽拉巴就出家了。追一追他的那点子心境，是在避难或逃避复杂。尽管我珍视它，但我绝不留恋。
不变的愈来愈彰明的欢乐，值得人珍视与留恋只有一样，那便是人的童年，我十三岁随母亲离开洛阳，把我最美好的年华给了她，她把结晶了的美带入我的终生。说到灵犀相通，你能体味“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倘你情爱失意，“洛阳花好，偏我来迟”，只会一声叹息。如同洛神，你读、你体味，惹得令人立时面色苍白，美是能够愈来愈强烈地升华不竭的。
当然，我十三岁时不可能有什么学问，离开洛阳，只是梦中动不动就“回去了”：龙门大石佛伊阙的大湿地——现在还有没有？那时在这里可以捉到芦塘里二百斤重的大黑鱼——邙山呀、洛河呀、白马寺呀、天津桥呀、黄河落日呀……走马灯一样，一辈子的梦境是真真切切。
直到过了而立之年，“九朝故都”这个词的真正分量才掂了出来。
就我自己的体味，南京六朝金粉之地，且又作过民国首都，人们至今隐然有着“首都意识”，这也倒罢了，因为不作首都才几十年。但洛阳人，至今仍然有这种“首都意识”，自尊、自豪、自矜、不自大，但更高看自己一眼，高情趣的精神生活追求，享受自己的形象与都市品级的配合……这都是我所理解的首都情结，洛阳都有。它可是多少多少年没再当首都了啊！
这样的意识，开封没有了。杭州富得流油，但也没有了。但洛阳还有还在，原因是什么？
历史的东西都差不多，譬如西安。洛阳的文凭高、老、大。是河洛文化的策源地，是佛教的祖庭。孔子学说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太大了，但他的理论基础的形成也在洛阳。这历史、这文化，还有她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作用。也许是这些不能改变的原因，形成了洛阳人的不能改变的首都或都市意识。
洛阳的事是说不完的，一位俄国汉学家说，给我一立方米洛阳土，我终生受用不尽，研究不完。若我回他的话：一立方尺土你也研究不尽，你到洛阳看看就知道了！
洛阳真该有一部通史；
现在真的有人做这事了；
我真的很欣慰，愉快。
是为序。

给勇满然《中华古梅画谱》序
勇满然先生要出这本画集，几次来电话请我写点什么。说老实话，因为先天色盲（红色），命中注定也是个画盲。一个画盲对画家说些实话，怕是要招人笑话的。
虽说如此，我也并非全然妍媸不辨。我更喜爱从文学角度去赏析书画作品，虽然也略有些心得。满然送我的竹、梅，还有自己的画册、图片等等，就在案头放着，有的尚未装裱，常常把玩展观，看得神迷情怡、思虑幽远。松、竹、梅是个画苑中老而又老的题材了，是为“岁寒三友”。中国画有史以来，它们似乎就是坛场主角。它们的寓意是什么呢，它们画出什么呢？我看，不论何种流派，笔底用心中都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心态。以物寓人，画的是知识分子，画的是作者自己。松是虬松，是山中风欺雪压的松；竹是风中竹，是石中孤峭的竹；梅是雪中梅，周天寒彻中的孤芳。有的作家擅松，有的则擅竹或梅，三者兼长者不多，但我认为满然先生就是一位。诸多评家从技法以及作品神韵上给了他极高的评论。这上头我外行，我只能感觉，他的画集中了一个“傲”字。
其实就是这个“傲”字，真真实实是松竹梅的神，是它们的精髓所在，这与牡丹的玉堂富贵该是有着敌抗意味的。这与菊的超逸不群，与兰的君子风采也是异趣。傲寒，就是它们的特色，因而满然求诗，特给他写了几首：
梅：
独标妩媚矗雪岩，
冰心羞向东风言。
清姿原不恨春迟，
胭脂点遍野郊寒。
松：
不谢祖龙自雄古，
罡风起时乘英骨。
犹见奇磊泰山老，
涛声啸满青州舞。
梅：
行吟屈子忆湘妃，
青帐深处隐山鬼。
风栉株株立孤峭，
雨沐节节依块垒。
就这几首陋诗寄满然，是我的高兴，也是我的期待吧。

《月照上人禅画丛集》序
早年读清人笔记，是纪晓岚还是什么人，到寺里随喜，想拜访方丈大和尚。小沙弥回说，“师父不在”，接着替师傅叫苦，早上见某檀越，接着某贵人来访，寺里大兴土木又得到施工处看防着工人怠惰，某某大人喜得贵子，师父又要亲送法物过去相贺……种种烦难，局外人不能知云云。纪晓岚便回了一句，“你师父这样多的苦恼，何不出家？”
我原以为这是乾隆时候一道风俗世情，后来读得多了，也见得多了，才晓得，但凡世道兴旺，人们有钱，有闲，大致和尚们便要苦恼繁琐。人们有钱，要布施，那布施也有大有小，斗升之资有小和尚去应酬，或弄个“功德箱”你自个去塞罢；有的檀越捐款，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那么，大和尚就得亲自出面接洽。小人物来寺里拜佛，自己在兰若里徜徉转悠就是；大人物来了，老和尚又另一样俗忙。这是件很无奈的事。和尚们忙，他们无法“出家”。或者说这样的“忙”腐蚀了他们，腐蚀得他们除了俗务应酬什么出家人的事也不做了。一脑子心事“发展旅游”。
和尚也是人，他们这样俗务缠身，从本愿寅绦上说并没有错误。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就没有清净心，你怎会给了别人这种心？
但月照不同。生在当今世道，我相信他也会有诸多的社会应酬。但是，他的天目山有着不可向迩的佛意。他自己忙着的，也是在修他的“禅”韵。你不需要去寻什么证据，看一看他的画就知道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画，就对家人说：“这是个高僧，你们要明白，没有禅心画不出这样的画。”
和尚是什么？如果把佛寺比作一个学校，教着芸芸众人生向化向善之心，这些僧侣们其实就是一群佛派出来的老师。人们向佛礼佛，佛已涅槃，就由这些“师父”们来图说大义。
我听说，佛教在历史上又得名“像教”，盖“以像设教”之故。可见佛像艺术之于佛教，竟是何等的重要了。佛教经籍浩如烟海，佛教哲理古奥深邃，常使学佛修道之人，如人莽莽群山，茫茫丛林，短时之内，难获要领。而佛像艺术，则如“轻舟撑长帆，绝壁挂云梯”，正是引领众生趋向解脱的方便法门。纵观佛教在我中华大地弘传的两千年历史，就是佛经所传述的理体法身与佛像所呈现的艺术化身之间，互相印契，互相显发的历史。佛像艺术，犹如纳藏大千世界的一粒沙尘，或似开敷庄严法界的一瓣花叶，既聚结道体，具福田之广；更包蕴禅心，兼慧海之深。
然而近世以来，佛像艺术衰落了。与前代的顾恺之、吴道之、贯休、李公麟诸辈梵画圣手比较起来，现在已经鲜有能够启发世人断疑起信、灭痴破闇，帮助见闻者清净宿业、同登佛地的佛像艺术上乘之作了。可是鲜有不等于没有——据我所见，至少还有一位当代的佛像艺术大师，其作是称得上“禅画”的。其为谁也？月照上人！
在本书留给我的宝贵篇幅里，我不用为月照上人多作介绍了。这里只就月照上人的作品何以称得上“禅画”的问题，谈两点我的看法，以求教于佛学及艺术领域的方家。
我认为，禅画，禅画，必须具足“禅”与“画”这两种要素，方能圆满成就。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一幅真正的禅画，是“看禅有禅，看画有画”，同时又是“禅在画中，画在禅里”的。
欲认识月照上人的禅画，且容我学一回“野狐谈禅”，从上人之“禅”说起。
作为佛像的绘画者，首先应该具足对佛、菩萨形像的正知正见。“佛”其实只是一个名字罢了，“他”的真实所指，是我们人人心中都具足圆满的平等觉性。“佛”本来是无“像”的，不可以音声求，不可以形相求，所以《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里，“如来”即佛法真理——佛陀所亲证的平等智、平等觉之代称。佛、菩萨的形像，归根结底也是“相”，但其施设的目的在于“设教”。虽然佛法真理是“言语道断”，不落言筌的，诸佛之身亦离诸言说，随机应现，无有定相。但因众生颠倒执著，分别心重，佛无形像，众难归投，心无所依。人的眼睛被称为灵魂之窗，是触及心灵的通道。佛像艺术，正是要使人藉由眼睛的观察，窥破相与非相的玄机，惕然憬悟，进而自然脱化，超凡入圣。图绘佛像，就如标月之指，司南之针，教人在解脱路上有方向可凭，有榜样可学。故此佛像绘画，功能首在“教化”。既为教化，画者就不可在佛像绘画中夹带“私货”，过分强调个人主观感受和个性化技巧的表现，而只可以佛法真理为究竟皈依。欲将世俗一般绘画上升至禅画高度，画者须秉出世脱俗之志，入佛知见之心。先将胸臆内中所有的情见染识，一扫而光，方能进入心净即净土之境界，方可与佛、菩萨感应道交。
所谓禅画，就是“画禅”，是用绘画的形式吐露禅心，传达禅意，指示禅机。欲成为禅画家，就必须通达心性之学。月照上人本身就是一位般若大师，他常能通过深入浅出的开示引导，使人获得悟性之体验，在对无上禅悦的感受中复见本来面目。
对我而言，观摩月照上人作画的过程，就是感悟禅理的时机。月照上人的禅画艺术，既是他孜兀穷年研习书画之功的积累，更是禅家本觉自性的流露，是深得心源、返达法体的境界写照。上人进行禅画创作的方式及程序，皆不同于世俗艺术创作。在他作画之前，首先要熏沐顶礼，讽诵真言经句，就艺事而作法事，祝画几而为坛场，化方丈之室为无量沙界，止定运观，至心礼请十方诸佛菩萨光降于斗室之内，邀集三界龙天护法神众周匝拥护。当此定慧双运之时，神游于六合八荒之外，身得与灵山莲池龙华诸会，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一一于定境之中示现分明。上人目乃识之，心乃念之，笔乃绘之，遂成当今世人有幸瞻睹之佛画巨构。
再说月照上人之画。大凡具有真境界的禅画家，都会断然摈弃玩弄笔墨技巧与概念游戏。月照上人在禅画创作题材的抉择上寄“求真”于“务实”，笔出于心。他的白描人物禅画，以充分刻画对象的内心世界为旨趣，下笔斩截，略无滞碍。所绘的佛、菩萨像，慈容蔼然，静穆端严。衬物衬景，无不传神；片云泓水，俱显妙谛。唯有经过学养、道德、心灵的三重修炼，绘画之笔方可无所不能。上人所绘佛像，姿态万千，瑰丽多姿：说法图有说法之妙，涅槃相有涅槃之味。佛陀有佛陀之庄严，菩萨有菩萨之妙相，罗汉有罗汉之清容，金刚有金刚之神威。正是：“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神韵，尺幅上脱去俗气，混沌里放出光明。”观赏者心灵中所蕴藏的美好情操被悄然引发出来，不觉进入人佛交接的境地。
月照上人的禅画，直现人类精神之最高境界，直诉生命与宇宙之真实哲理，释放出智慧的能量，透射着彼岸的光芒。它是有形之梵呗，无声之禅诗！幽明心神交汇之升华；远离尘俗香烟之高标！
为贺《月照上人禅画丛集》付梓，谨将拜观上人禅画所获一二管见，连缀成文。勉为之序。

卧龙岗上灵石不言
我这人一辈子喜欢吃、喜欢玩儿、喜欢文学、喜欢历史和哲学，似乎现在文字上是有了点出息。世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方面有出息，人们往往认为他会“方方面面都优秀”。连我的字……书法……也会有人出钱买。
其实我的字“那是相当的”——糟，我自己晓得。自幼挨母亲训斥，遭老师鄙夷，受同学讥讽。当初递稿子进出版社，大致的评价“文笔佳，字体差”也是个基本评价。我的字忽然有了“身价”，是《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系列小说出笔后一夜之间发生的事。
但是，其实我很爱看书法的。我十三岁到南阳卧龙岗匆匆在这块碑书《出师表》前走过，它的影子便一下子印进了我的心里。从那时到现在，这座碑廊和岳飞写在上头的“字”前，我不知流连凭吊和仔细审量了——用一句佛经里的话是“恒河沙数”，不，“白河沙数”那样关切审望它的了。后来又见到毛泽东的狂草书法，不知怎的似曾谋面，心里默计，有这么个念头，很可能的是，这位伟人是临摹过它，并对他的书法有了很大影响的。
现在南阳和襄樊都在争夺诸葛亮的“躬耕地”，襄樊似乎是占了上风。这叫人很不明，原来诸葛某人自己说的不算数，倒是一千多年后我们的专家才搞清楚他“不在南阳”。前段报载，教科书里头注解“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说“南阳，在襄樊一带”——我不是古地图专家，但是我会看现代地图。我总认为这个说法很有毛病，南阳似乎不在“那一带”，南阳是东汉的陪都，“美”、“富”、“昌”、“都”都远过襄樊偏隅之地。如果小学生造句说：“中国在不丹、锡金一带。”“北京在通州一带。”“武汉在××一带”……不知老师是会哭还是笑呢？“胸中不正”不但眸子会“眊”，连话都不会说。我们一些学富五车的专家瞪着眼说瞎话，无视诸葛亮自说履历，曲讲经史语解文义，不知魏晋，谎说汉唐——其用心真不可问。
这块碑它不说话。它矗立在南阳卧龙岗，年头已经老了去了。
然这碑也是历史有争议的。早听专家说过，它并非岳飞亲书。但也有说它是岳飞所作。这碑群书法南阳有，成都有，襄樊也有……人们不去说那些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那些别处的碑，肯定是假的，而南阳的这个则有可能是假的，就算是假的，它是明代出土，无疑明代石碑，本身就是真文物——你有吗？
这只是一种设想，持“假”说的人的主要依据是后头那段“跋”，他们不知是怎样考证，绍兴戊午年，岳飞没有到过南阳，因此那“跋”肯定是“假的”。老天呐！这个说法真的是太“那个”了。我不能拿别人的例子，只能说自己。我今年六十五岁，这半辈子到过哪里，在哪个旅店歇过脚，我自己也考证不得，再过数百年，若有学者有兴趣，考证二月河去没去过大同的九龙壁前，他们倒能断言？
我是山西血统，随父母南下在南阳驻足落脚。对诸葛亮躬耕地，对“南阳一宝”的这通碑的鉴证，不似现在的南阳人那样铭心刻骨地“痛切”，平心换位思考，我在想，假如我在襄樊落脚，我会怎样？细思量，我也许会像石头那样不吭声。
不吭声也是一种态度，就如这个碑廊，现在是修葺了一下，沉静地横在卧龙岗上，无论谁来，掏钱不掏钱，作不作“工作”，它都是默然，松柏掩映角楼斗拱之间，还有明政府祭祀诸葛的礼部颂文碑，那是明时的“中央文件”，带编号的，也不言声，矗在岳飞书碑不到二十米处，石上青苔都也斑驳陆离。一语不发，上头都是文字和言语，默默看着来来去去的游人与过客。
庚寅年季春，南阳汉画馆重印卧龙岗岳飞书《出师表》，有感为亭是为序。

辑肆
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缘起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是去年一年似乎一年都在动，三四月份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西行新疆，归来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来。有些应命而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来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没有想起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来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访。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过不少马来西亚朋友信和电，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
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的。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一三月天》的文学讲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个人，但你不能不重视马来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来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说：“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打从前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来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来”。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去坐了。刚起飞十五分钟，出来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人的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来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经维修好……”后来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是老帽，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几率，《卡桑得拉大桥》那是特别，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仍蹦就坐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目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哈！中国、马来西亚，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
云层的感
从国际机场起飞时，北京还在下着小雪，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经连绵了五六天，一直在飘，它的势头最旺时节已经过去。此刻零零星星，慢慢地悠悠地，似乎有点犹豫那样絮絮绒绒地在机翼的暗影下荡旋着落下。天空是绛红的云，有点像洪教授教我们长命百岁里头说的一种粥，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压层里有几朵游离出大气层的云。袅袅的，很轻盈的样子，随随便便在风中摇摆，倒显得灰暗空旷寥廓的机场上空有着几分生气。我在商务仓坐，恰正挨着窗口，忙不迭地用眼留连我的故国故土，生怕这是最后一眼了的。全神贯注的，觉得是轻轻一滑那般的动感——它动了。
飞机里也是一片静谧、安详，没有人说话走动。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这窗口圆圆的有锅盖那么大，又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叫“锅盔”的东西，从这里向外望，雪花徒地一下子变得很急，像一道道笔直的斜线从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直斜线、平线、交错的线，直得不可思议。渐次的，这雪划的直线也不见了，窗外是一味的白，调制好的奶粉一般均匀，时而稍浓，时而稍淡，绝无间隔，绝无断层。我自知道，这是空中的雾——云了。冲破云层的一刹那，机窗外突地一亮。满机都是清明的阳光，灿烂而湛青的天空上，洁净得纤尘不染，一丝一缕烟雾也没有，太阳斜照下来把光明赐给满机的人。这上面是没有污染的天，太阳周围没有污染的痕，我儿时在地面上曾经见过的天空，久违了，在云层上竟仍然存在。
我坐商务舱，机上的空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觉得比中国女人别致的有两条。一是蜡染的衣服，颜色清纯朴素，毫无夸张，自然风韵嫣然。二是发饰，我以为那必是下了辛苦工夫的。光可鉴人的顶部高高隆起，你似乎觉得她挽了个偏髻，然而却是没有。发稍全部掩起，这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技术手法才办得下来的事，更显得娇艳大方。她们端着各色水酒点心盘子逐个温声笑语地与乘客交谈。那当然可以肯定，我们这一群并没有得到她特别的眷顾，她每天都是这样的。乘客们那份安详，使我本有点忐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左右打量，都在说笑，看报看杂志吃东西，闭目养神，绝对没人思量“发动机”怎么如何这类无聊事，小姐们也压根不像要宣布坏消息、发纸条的样子，渐渐地，我不再往这题目上想，又把目光盯向窗外。
一万米以上鸟瞰高空的云，绝不是地面向上看到那样子，一忽儿白一忽儿苍，飞扬滚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繁万千交融变幻……这里看云，是冻僵的一片万古雪原，白色的冰川、白色的原野、白色的河湾，雪墙、雪壁，我敢说那一定是飞机的杰作。明知下头是万丈虚空。偏是这“色”掩盖了，看云是那般实在、坚固，似乎你出飞机踩上去，会像在雪地一样走得咯吱咯吱响动。看得人神遐思，不防同行的孙玉明喊我：“老凌，快来这边看！”我忙赶过来，就在舷窗向外看，一下子便被镇住了：是云层上的日落！这景象我真的从未见过：太阳半掩在“雪原”下方的云电，上面半层弧形的云晕，是金红色，湛蓝得有点紫黯的天，铺地是一层黄金，再近便是雪原无垠。层次是那许的分明，色泽光彩也都带着棱角般不混同，红就是红，蓝就是蓝，紫就是紫。也许它不够斑斓、多彩与流动，不够风韵与娇媚。但那美得纯洁，美得令人不敢亲近，有着神的圣洁与庄严。这样的景致如在地面上常常可以见到，我相信崇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基督的人会更多……渐次的，它更红、更紫、更青黯……太阳终于落了。
夜十时许，机下望去，是无边的暗，时而掠过电子集成线路板那样的灯光图样，星星点点密集一群，余皆是一片黑暗，耳鼓膜陡地一胀：它在降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四千七百公里水陆两程空中六小时，马来西亚，啊，到了！
风情
这里没有冬天，出发前便知这个国家在北纬国度接近了赤道，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么就是只有一季了。这一层，其实在飞机上已经领受了。登机时穿的里三层外三层，渐次的温热渐次地侵来，一件件地往下脱。好在妹妹卫平跟着，脱一件她便收一件，飞机上的空调，我想也是双向的，在北京用的制暖，到吉隆坡必用的冷气了。饶是如此，从密封通道走出时，外面热浪袭进，立时就袭得微汗淫淫。真的不假，这里是夏天。
大使馆的王太钰早就在海关通道道口迎候了。可怜这位大使馆二等秘书，为了“请二月河来马”，他不知费却几多工夫心血，从办护照到签证——他知道我这上头是个笨盲人——都一一关心奔走，此刻已近午夜，也不知道他等候了多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电话朋友”，他不大像很修边幅的人，花格衬衣扎单裤里，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显见是外交官身份证，可以自由使用方便通道的关防。他与孙玉明是同学，老远就认出来，迎上来，热情地寒暄，帮我们提行李，打点物什，验证过关……一点也不“认生”，一点也不矜持，热情干练，动作麻利。冯先生和我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年轻人。大马华总的陈达真博士，《星洲日报》的几位记者、一群人，一时也记认不清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望眼欲穿地候在外边，捧什么宝贝似的把我们一行四人捧出了机场。又吃夜宵，又简单采访，直到午夜，我们才在金马皇宫饭店安置下来。
这是马来西亚豪富李金友先生的产业。事后我才知道，是李金友先生与胡大使商定约请我们。《星洲日报》，华总和李金友的绿野集团出资，胡正跃以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共同邀我们来马。此时在紫翠交辉的金马皇宫饭店，只见到处是雕塑的马，外面被灯光和喷泉映着的，是几匹拖车跃腾欲飞的金色的马；大厅里水池旁，沙发座旁，壁间镶嵌，花盆架座，全都是马的行踪，马的影像。一望可知，马是这里的瑞祥，这里的图腾。引领我们的封富强先生是李金友的秘书。他介绍说：“我的主人爱马，这里是马的世界……”
金马皇宫是一家六星级饭店，外饰内修都是超一流的，初来夜分，但见到处火树银花，繁灯如织，周匝的环境蒙在夜色中甚是朦胧，都不很清晰。黑甜一觉醒来，窗帘拉开，我们顿时被外面秀丽景色迷住。啊！这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平坦，绿得栽绒地毯一样的草地，闲适地站着几匹塑马，几个大人和孩子在草地上快乐地追逐嬉闹，斜坡草地下去，是湖，约两公顷的面积吧，湖中碧波摇漾，岸边绿树掩映。水湾环抱的各色楼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微微起伏的小丘岭上，有斜坡式、方顶式、罗马宫廷式的房顶，甚至也有红的，有蓝的，有白的，有紫的，也有灰色的，可见到我们中国的歇山式的。浓密的树木就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建筑中摇曳生姿。我站在茵茵芳草间，望着湖面美景，不禁神驰慨然，我们的建筑师怎么的便只懂得只晓得设计麻将牌、火柴盒、手机那样的楼？他们似乎是色盲，怎的总是认定了灰色？在旁陪我们的封先生指着远方：那是我们老板办公处，这里水面上去，我们又开发了更大的湖，更大的人工岛还没有办完，但产权已经定了……湖那边是别墅，再向北是水上超市，也是李先生的……我不禁暗自惊叹他的豪富，但眼前这用旧锡矿坑改造的人工湖，废矿土堆成的丘陵，在金马酒店四周景观的配置，没有相当的人文素养不可能办到。
按照日程安排，当日中午，我们驱车去大使馆拜会大使。沿途风景依然秀色可餐。封富强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热情稳重，马来语、英语、华语都能操作自如，他介绍马来西亚人的收入、物产，介绍汽车拥有量，各个沿途地名的由来，与中国的渊源关联。口若悬河，几乎见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指着窗外一大片铁锈色石块顶标志房说：“穷人也还是有的。”他坦率地回答：“这是贫民区，我们的市政建设一时还不能解决。”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常年常青的阔叶林，叶子怎么更新换代；知道这国家平均两人便有一辆汽车，怪不得大道上几乎看不见行人；知道了“敦”、“丹斯里”、“拿督丹斯里”种种爵位，知道了马来本地人享受的种种优惠，华人在马来经济、政治诸方地位，华人为了生存，甘心承受种种苦涩而含笑和含泪的社会心境。汽车婉转在吉隆坡泛着热气的街道上穿行，悠然到了使馆区。封指着一带围墙说：“这是美国大使馆。有钱，怕死。‘9·11’以后加固了人防护，你看他们护得多结实，他们紧挨着伊拉克大使馆……”满车人神情贯注地听着，不知不觉地，已经进了胡正跃大使官邸。
胡正跃这人
他年轻得让我吃惊。我们到他的官邸，他已在大厅门口迎候。握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大使馆来接我们的官员。他个头不算魁梧，修洁且整暇，举止言谈从容优雅，看上去也就四十岁上下，已是老练的外交家形容。
官邸里壁间廊下，摆设着一些名人字匾和古玩，但数量不算多，装裱修饰也很简单，整个看上去有点空旷，简朴得像是正在草创。他边带着我们观览边说：“官邸建筑规制不小，但还没有真正搞好，刚刚租来不久……”我听着，心里想，这无论如何就是正当的财政支出，随口便问：“您怎么不买下来呢？”他笑着摊摊手说：“恐怕要几千万马币呢，我一时还办不下来。”
他和冯其庸先生不少朋友有渊源。他们谈字、品画、玩赏古董，谈得很高兴投机，有点相见恨晚的样子。我们一同随意散游——这是异国土地上我国租来的一块土地，青茂浓绿的常青树、温润清简的房舍、壁间的图书、丹青古色古香的陶瓷，都是我们故国的情韵，踏在这静谧的庭院里自是别有一般温馨思绪。
午餐很随意，大使如数家珍地谈起两国文化交往诸情形，谈中央首长来马方访问情况，谈起这次我们来前，他已向外交部长李肇星汇报过马来西亚的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文化上两个国家要加深加密来往，增强联系纽带的韧性与弹力。我谈起“十六大”期间李肇星打电话找我，我不知李肇星何许人，在电话中支吾良久的笑话。我谈到2002年夏日我去新疆的感想，风土人情乡俗民意，谈到新疆建设兵团的艰苦与困难，也谈到西北大开发应该加上“文化开发”这个概念。胡大使听得很专注，问我：“这些看法你在十六大上提了没有？”我说：“草案讨论时谈过。”胡大使说：“这些都很重要，我也可以向中央建陈。”
据后来听到，胡大使并不是我国派出的最年轻的大使，但比他更年轻的似乎不多。依照惯例，国内来的部级、副部级干部领导，他也只是来时见一见，去时见一见。但我们这次去，我们每次聚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他都要发表即时演说。落落大方的谈吐，恰到好处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妹妹卫平说：“这个人真了不起。”
大使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国家派到外国的钦差大臣，专门与所在国人民交朋友的使者，那当然还有其更广义的含蕴。但主要的也无非是这两点。我注意他每次演说，着重点就在于“增加互相了解，加强多方联系、文化交流，巩固发展友谊”这几条上。思路清晰，敏感，处事练达机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在马来，胡就是我们的“墙”。
陈达真这人
博士水准，大姐风范。这是我心中的陈达真。早起先约我赴马的，有一位先生叫柯杰雄，一位女先生姓陈名达真。我那时与柯先生有书信往来，北京文化界也有朋友介绍了大马的陈先生。她是华总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比我大一点，还不算老，这年纪在我们这搭，恐怕要“一刀切”了的。你一见到她就立刻能感受到她的活动力量——不设城府，热情真挚，关爱所有的人，也不对哪个人存有戒心——据我一生观察，此一类型人，乃是天生厚福长久拥有者。她是得之先天，抑是后来修德所是，我就不知道了，此后所见，聊可证明我见不爽——几乎多有人都叫她“大姐”——性格就是命运，这是她的性格挣来的彩头。
她是邀约我们的“华总”代表，我们的“场合”她当然都在，在“二月河一三月天”讲座正场开场前，她有一个致词。大姐登台据案娓娓而言：“午夜十时许一架银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这架飞机没有飞向美国，也没有飞向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而是首先来到我们大马。二月河先生……”她夸奖我的话，这里述说没什么劲，但即是夸奖，她也不是“作”，没有“张大”的意味。
2日去云顶赌城，我这个只是在小摊上和资料上见过“玩赌”的，见到如此大规模，受到国家保护，成为世界名境的赌城，总算见到一次大世面——这其实与“玩”已是隔膜的概念，赢的输的，是“斗争”的结果，除了输赢几十万百千万若无其事神态安详离开牌桌的豪客，也有“初级阶段”进来玩玩的。中国很有几个官员经不起这诱惑，从这里出来，回去后又走上刑场的。在驱车的路上，陈大姐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谈她的“赌经”……绝不大赌，小赌要到别人赌丧了气，你才投注……见好就收……一两注不胜不要坚持，认输走人……
我边听边想，这其实是极委婉的劝诫，真是菩萨心肠。果真听了这样的劝，那些个被崩了的官儿们哪会有此结局？
因为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真的按这日程操作，在大马我们就没有时间观看市容，也就是只能在宾馆和宴桌上了。大姐她们晓得我们心思，挤掉了一段路上往返路程，腾出一个多小时给我们逛了吉隆坡的地摊小市场。我为女儿挑了几件小饰品，妹妹也为她的女儿挑了一点——多了也带不动，大马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货，一般的比我们国内市场还要贵些——原以为就地便可兑换一点马币的，竟是误传。陈大姐见我们为难，带着我们又挑又选，又叽里咕噜用马语与商贩砍价。丰丰满满买了一大堆，却是她出了钱，给她钱又不要，想起来直要出汗。
萧依钊这人
到马第二天就见着了她的罢？消瘦，用雅一点的话说是“清癯”，严肃而不苟言笑，做事专注是一望可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便是《星洲日报》的大腕主刀。很快的，她采访我的情形便见报了。问的问题也文如其人，很严肃，文笔却不死板，相当灵动。
这张报我并不陌生。因为它一直在转载着我的小说，柯杰雄先生虽不是每期必邮，但大致出的其他信息都源源寄来。台湾朋友也有订看它的——这是报纸可看的实证，因为从大马到台湾，报纸的“时效”意义已经不大。我没想到是萧依钊这样的女性在办这件大事，且办得头头是道。读了读她这些文章，她却也不拒绝活泼与开朗。拜访过胡大使，第二个程序就是拜访《星洲日报》。胡大使若是“针”，这三家便是“线”，萧依钊是“线”也是“地主”。
在报社，我为他们签了有一百多套书罢，然后便是讲谈会。放录像、看资料、吃饭——马来西亚请吃饭这规矩和我们差不多，大会小会吃一下。不同之处是他们分餐，我们吃剩了扔。萧依钊的老板是丹斯里张晓卿，张晓卿在讲座上曾发了言，他对我的书的熟悉程度让我感动。讲谈会上谈了这报的办报理念，我的理解是“宗旨”了，叫“正义至上，情在人间”。
冯其庸和孙玉明都对这宗旨称赞有加。是非分明，仁者正义，同情弱势，敢于拍案直言，这都是报人报国的优良品质。概括成了这么八个字，当然是很好的。因此我也称许“正义至上”是“理”，是天理；“情在人间”是情，是人情。循天理人情，这叫顺天应人。
这头上做实文章，当然前景看好。只要“正义至上”，义帜高扬，就是真善美实在搏击假恶丑伪，温情仁道自然满溢人间。她的这点风骨，受到读者的青睐也就不奇了。
李金友这人
他是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财主，我不知道。我的经验，这些弘扬出来的东西，常带着几分虚，胡正跃谈增强两国来往的“含金量”，含金量不可用镀金或其他东西来修饰。
李金友不是个张扬的人。他的巨大财富是明摆着在那里，但却质朴得有点像我们内地的一位大厨师和汽车司机。我见过几位亿万富翁主儿，其中一位现在出门打的，随随便便在三流馆舍找一个铺躺下便睡。大排档里也常能见到他的影子——这一类型，是“中国特色”所造就的富翁类型：始终认准“当初”二字，会过日子，能富耐贫，能吃苦耐折腾，忍得辱，打碎门牙和血吞，会替别人想事情，人情世态捻透，三教九流结识得却不失去自我，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间头脑清醒，细致毫发可鉴，失漏的事情能最快地弥补且极少露怯。这样的人，走入文界，也许就是个×月河之类的作家，走进财商界，他就成了那里的“丹斯里”。俄国的莱蒙托夫写过长篇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柯夫》，写的沙俄时期新兴资产者的那种心态、理念思维，从李金友这些人物身上可找到通络的神经。绕指柔是百炼钢，我对李金友说：你本人就是一部书。
在去马六甲海峡中途，我们一行经盘山道到他的碧野山庄，登门拜访。只见层层山峦迭起迭伏，茂林修竹星罗棋布，尽突显美丽豪华的山庄别墅。这个庄到底有多大？车上望去叠翠直接远方岚气氤氲处，绰约不见边际。盘山路也是曲径通幽，穿行于浓密丛绿之中。带路的是封富强，他是李的总裁助理，也会走岔了道，返回重新再找他的主人家居。
李金友在他的四周歇雨长廊的家里接待了我们。房子很好，修饰却简陋，三层楼罢，相当阔朗明爽，因为圣诞节，佣人都放了假，只有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家。一律都是赤脚宽妆，十分和谐自然。他当然很热情，他的夫人也极表热忱。她很美，也很聪慧，话不多，静静地微笑着看人，听话，端茶送点心，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妇人那样。他们的朴素与房舍的宽敞无华都是我想象得到的，因为李金友不是那种珠光宝气的暴发户形象。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女，一个一个也都是那样朴实，帮着爸妈照顾客人，摆鞋，送东西，孩子们大的还是孩子的天真稚嫩，小的还在蒙童之时，都教育得懂事知礼而不失童真，这一条真的让我佩服。
在李金友为我们设的筵会上，他讲了读我的书的心得和感受，多有溢美之词。我的感觉是，他和张晓卿等几位主人真的是用“心”在读我的书，我是经历了一点沧桑的人，不会随便几句好话便打发了我。但他们从人性、从人文心理、从个性剖析的社会学方面对拙作的理解，都结合了他们自身的人生感受；他们的赞词和他们的人一样情真，我的感动就与听理论家们的赞誉时不是一般情韵。李金友在陪我游他的两个人工湖时说，也要为社会分一点责任，这里雨季，我的湖要蓄水，防护吉隆坡市。这是宏观思维了。他在读台湾《天下》月刊时，读到该杂志说在我年轻时的理想，是有两千块钱存款，能随时吃一吃烧鸡。这次特意着他的厨师为我做烧鸡。我敢断定，他的厨师肯定没有吃过中国的德州扒鸡、道口烧鸡。那烧鸡是仿北京烤鸭做出来的，可谓是马来西亚烧鸡，味道与心情一样的好。
胡大使也有致词。他谈的是两国交流的“含金量”，博得一片彩声，轮到我说：“佛家有八识。在平常人看，只有第七种叫潜意识，这是最深层次了。第八识没有相应汉语词汇，只好用古梵音译，叫‘阿赖耶识’。是人与世界种因之地。我觉得我与马来人阿赖耶识种因有缘，见了马来西亚人生欢喜心。我愿意从我的角度做好工作，加强文化联系的纽带，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努力。”
李金友听我这话，送了我一部佛经，一盘佛经磁带。知道我有气管炎，他把自己用的药送我。我以为他是知道人的人，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近，因为亲眼看到他的发达，总会有一点什么话的，世界各地是然，历史各时是然，人受挤兑武艺高，高时道声“天凉好个秋”，随缘俱然。
风情之一
我对赌城毫无兴趣，但出了赌城吃了一次榴莲。这种果被称作果中之王，在南阳的超市里也偶尔能见到，但听说极臭，吃不惯的，且价格不菲，且坚硬如木难以剖解。虽也偶有食指蠢动，兴致随起随灭。问冯老师，他说吃过、好吃。我们三人还是土老帽，榴莲在马来西亚价格也是相当贵的，水果店老板见一下子这么多人来吃，很高兴，亲自搬一张桌子到大路旁，用刀砍开硬壳，双手用力掬开，里边嵌着的果实便露出来了。
我其实是个饕餮者，这东西嗅上去是有点臭臭的异味。但它明摆着是树上结的，硬的椰壳一样满身尖刺护着果实。凭经验就看出是好食物，吃这种东西不能用挖耳勺或牙签那种东西一点一点品，是要掏出来一块大口嚼，找出感觉来，然后再细品。
我很快就进入了“感觉”，臭中有香，淡淡的甜，有点香蕉的意思，更像我们的老头乐甜瓜。我更啖了几枚，也吃出了它的毛病：腻、不爽、不清、不素。好吃，但几口就够用了。
陈达真大姐见大家都已过瘾，笑着说：“吃了果王，还要用果后，山竹，保证又是一般滋味。”老板端出来，我一看，眼熟得很，南阳这里居然也有售。深水红色，熟透了的桃尖般、柿子那样的轮廓，下头还有一片“柿把儿”，色样很好，毛毛的不甚光艳，陈大姐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用手用力掬——长揖那样臂伸直了。“离身子远一点。不要染了衣服，这是永不褪色的……”
掬开了，润润的红色皮质中裹着新蒜那样的白色果瓤。再入口便是一阵软醉酸甜，和着方才那种臭香的腻，泥巴样的黏糊，全然是一般食味天地。品尝着，我慢慢地悟出了：“怪道一个叫‘王’，一个叫‘后’。”一个是臭的、粘的、腻的、浓的，一个是香的、酸甜适口的爽口。这种鲜明的反差，使人感到的是反差的美。水果有了个性，也和人类差不多。我无端地想起《红楼梦》宝哥儿的独特心得，榴莲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吃泥巴，这不是男人的骨肉？而女子则是水作骨肉，这就是山朱了。
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吉隆坡这地方雨多，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布施。封富强说：“那雨下起来，是直落直泻地砸下来，车顶和车玻璃到处呼哧呼哧响。”这听起来怎样思索都和我心中的热带雨迷蒙缠绵挂不上钩。很想看这雨季的山水情态，但一连数日偏就无雨，或许外头有点小雨，我也困在宾馆里无缘得识。这一次刚吃过果王果后，雨来了，我还在回味榴莲的那臭和腻，一边问封富强：“榴莲树是什么样子？”封富强指着车外说：“喏，那就是榴莲树。”
但前窗已无任何清晰的景物，天色陡地黯淡下来，山峦夹着弯曲的公路变得狭窄幽深，都蒙在雨幕之中，只能听到雨刷在前窗不停的摆动声和车顶爆豆样的雨点击打声，从侧窗外望，路两边的榴莲、棕榈、榕树，在风中疯狂地扭旋，层层冈崖上的树冠也垂下身子，与路边的树摇曳呼应，在迷迷幽绝的天色雨幕中变幻不定地舞蹈……我来马已经数日，每天打交道的多是说华语的华裔朋友，感到与在国内差不多的氛围。至此，终于见到了这极富异国情调的雨。噢！榴莲，雨中的榴莲树！
风情之二
正场的《二月河一三月天》讲座，其实是每人四十五分钟的发言。按照顺序，孙玉明先讲，次是冯其庸，最后是我。我的感觉他们二位都比我这“正角儿”讲得好，观众没有离开我，场面好，是观众们素养好，再就是有点看我的书和电视剧的面子。我在北京出发前便有点感冒，嗓音嘶哑，气不下接，下面的观众多看过我的书，就好比吃过鸡蛋现在听老母鸡在台上咯咯。讲到后来，我自己总结八个字——“声嘶力竭、气急败坏”。马来人面子是给足了我，我也不愿矫情地伪装。妹妹就在台下，后来我问她，她说：“这里都是两广福建人多，你的话确实难懂，有人告诉我，要非常仔细才能够听出味儿来。”我想这是事实。假如这篇文章马来人能看到，我想让他们明了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一般在马来举办两千人的讲座，是很庞大的，场内场外的马来人都肯听到最后，外地甚至还有在国外乘飞机赶来听讲，听我的破锣嗓音，我不感谢就是我的寡情。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要从文化上寻根。谈《红楼梦》是这样，我的书也是这样，我的书当然不能高攀，但可类比。内中文化部分可能和马来西亚人缘分相对。两国人“阿赖耶识”中都有这因根，交流融汇起来便格外容易。
“江总书记来马，就站在这里照相。”李金友指着草地间嵌着的一块钢牌说，“那是布什，美国总统站的……总书记是伟人，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发现他亲自洗内裤……”他的这一观察，思路与感受，全然是中国式的文化思维。
“我们老板用人有个前提——必须孝顺。”封富强谈李金友，“你再强，再能干，你不孝顺，丹斯里李金友不用。”
这同样是吾国国粹，很明白，忠臣出于孝子，未有不孝而能忠者。
我甚至这样想，他们海外这些坚持不肯被某异域文化同化的华裔游子，期盼中国富强那份殷切诚挚，比我们中国很多人还要强烈，还要纯真。李金友公开私下场合不下四次都是同样的话：“美国三亿人，中国是十三亿，让他美国总统来管管中国看！十三亿这样一个大国，总会有点事的，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在稳定和发展上。”对中国大陆上的事的关注，对台湾的事，对十六大，对“与时俱进”，他们“保持一致”的心态之真，让我暗自惊叹。
这次的访问是从《二月河一三月天》为引领题目的。马来西亚最美最好的算是三月。我觉得我的名字正是个载体。大马人愿交我这个朋友，因为两个“月”加在一起就是朋友的“朋”。我很高兴自己有这样的幸运，成了民间文化和友谊的小小纽带。
风情
马来西亚的美是无需多说的，她的娟秀、美丽、姿态婀娜，看一眼便会使人终生难忘。所以我在讲演时谈印象说这个国家如同亭亭玉立姿色绝佳的少女。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部汽车，但污染控制得很好。我在马来西亚四五天，皮鞋还像刚擦过般鲜亮。街街道路交通秩序，处处看去井然，所以我又说：“如同进了大观园。”在大道上是绝然见不到行人的，因为那汽车已普及得同我们的自行车一样的了。进了闹市，也不见拥挤，不听吵闹与喧嚣，阳光明媚而灿烂，晴空澄澈绝纤埃，一年到头不凋谢的浓绿阔叶，浓绿夹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将吉隆坡扮靓了，美得令人沉醉，留连忘返。
但他们的饭菜我无法接受。冯先生除外，他是出国惯了，其余三人，也许都是土老帽，尽管主人使出浑身解数，四日八宴请我们吃，马来西亚最好的东西都奉出来了。可惜至今我无法接受“咖喱”那味道。我在吃饭上最随便的，八个字评语：“饱则饱矣，未之见妙。”每次吃饭我都有一个想头，要是吃一碗打卤面，浇上蒜泥，就美了。这事当然不能对着主人说，只是心里想想而已。主人已用尽全力，我不能伤他的情与心，更不能出难题给他。回想起，倒是拜会胡大使共进午餐吃川菜师傅做的饭菜最合胃口。
文学讲座结束那晚，冯先生写过字，已是深夜十二点半，孙玉明、王太钰二人鼓励我们：“咱们去吃大排档怎么样？”天已经很晚了，我还是忍不住他们诱惑，在夜色深沉中溜出了金马皇宫。
这里的夜市竟和中国如此相像！密排着的汽车摆在街道两旁，横七竖八的不甚有规矩，车旁便是人流，不算拥挤，但也是人头攒拥。午夜时分哪来这么多人？王太钰一边用手机和孙玉明的一位朋友联络，一手指指附近说：“这是红灯区。”
我对红灯区有自己的看法，这在我国是禁止的，这里都是金吾不禁。但我们哪个城市里没有暗娼暗妓呢？这是下一道令，或“不承认”就能“不存在”不“危害社会”的事么？事实上，因为缺乏了管理，性病、艾滋等等的蔓延根本失去控制，国家也少了税收，黑道社会，无良警察、流氓，得以更方便地欺压这些最底层的女人……既如此，何必掩耳盗铃？但这是社会学家与政治家的事，我还是到大排档吃中国餐吧！
这里和我们北京上海与南阳的大排档小吃店毫无二致，敞露的店口与店铺同宽，一旁厨房，人行道和店内摆着劣质饭桌，但上来的饭菜还算中国的地道，大家吃得兴高采烈。喝了些啤酒，虽说外头陪客妓女叽叽咯咯的笑声有点烦，我们仍是人人心满意足。直到三点钟，玉明同学开车，我们打道回“宫”。
回程路上出了点插曲，中途有几个警察拦住了我们的车。孙玉明在车中，向外指指：“请你来看马来西亚的腐败。”我透帘外望，只见那警察很严肃地说着什么。玉明同学不慌不忙取出执照什么的，下面压着一沓钱一块递上去。那警察也就眉开眼笑了，一手打开车门，一手让着“请”司机上车。双方都做得相当养成有素。司机车门一关，笑着说：“我给了他两百。平时只要五十马布就可以了，今天我喝了啤酒，凌先生又在车上，出了麻烦要出新闻的，便宜这小子！”
马来西亚还有些事，至今也不能明白。到马六甲海峡，我们基本没有下车。在车上观景自然是走马观花。看见路旁一座郑和的石像在铁栅中，不知已尘封几时。但一只海盗船，不知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哪国的，却堂而皇之地，在海湾供人观赏游览。郑和七次下西洋吧，到马来西亚几次？我记不清楚了。带去的是明王朝的优质产品和友善之情，不曾对马来西亚有寸草尺地的主权要求，那侵略来的海盗船，何以比郑受到青睐与器重？
到马六甲，我算是到了海——我一直没有见过它的，到了这里我也才明白，各国的首善之区都是精心扮过的，北京的金水河和南阳的温凉河不同，吉隆坡的水和马六甲也就有异，这里的海面已经污染得一望无际，目之所及全是一色，不见海鸥也不见沙滩，全是污泥。这和这个国家那无与伦比的美，看着是不协调的了。
我曾问过一位先生：“你们这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棕榈园底层劳工的生活待遇低，那里是犯罪的温床。”他思量了一下回答我，“再就是周围国际环境对国家的影响，我们这里的有钱人，随时都准备着走。”
“走，往哪里走。”
“欧洲吧，北美吧，都有他们的产业。一旦动乱，就走。”
这一点，李金友若明若暗地谈过，他有一架波音737飞机，亚洲风暴来了，他把它送到了美国。
美丽的少女，漂亮的绝世佳人，也有她的忧思与焦虑的。
归程
归程起初很顺利，王太钰几乎送我们直到飞机舱口，不足六小时便回到了北京。觉得下面轮子一落地，我宽松闲适地欠伸了一下，无论如何，回到自己家了。不料过关检查出了麻烦。我目送冯先生上车回家，已经提着小包出去，但不知为什么，妹妹和孙玉明被卡在里边，等了许久，打手机来说：“哥，人家叫你进来一下。”
我诧异着返回，只见我的大纸箱子开了封，孙玉明和妹妹站在一个类似柜台的木台旁，几个海关长官都神色庄重，满面严肃地站在“柜台”上：“这是你的吗？”一个官员指指柜台。
我原本很紧张的，不知犯了什么事。一看，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一本《明报月刊》。赔着笑说：“是我的，如果不合规定没收好了。”
“你还满不在乎！”一个圆脸长官呵斥我，“收了就算了？”
“对不起……”
“你不是对不起我！”那圆脸不肯饶我，“这是国家命令禁止的！”圆脸先生问一位年纪稍长的先生：“给他（当然指的我）填因公还是因私（出国）？”“因私吧。”那先生说，“填因公他就玩完了。”我心里一边诧异着这无妄之灾，一边又觉得太累，原来我还得另出一份诚意来感谢他们。
他们一边批评我，旁边的官员拿出一个表格：“你在这上签字。”
这次交了签字运，本来《二月河一三月天》讲演前安排十五分钟签字仪式，马来人买我的书，排队签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钟，又延至四十五分钟，我签名，妹妹盖章手磨出了泡。这里又要签字了，心里不是味道，还是老实在“上头”签了，不过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凌解放”。
这事原本不难说清的，这杂志是我撰写专栏文章的杂志，《明报月刊》是丹斯里张晓卿的下属产业。新出的这一期是在说“情理”二字时他们送我的一份。没来得及看，也不知它违禁，就带回来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释。因为那个小伙子上纲也上线了。不晓得他要怎么查办。我刚下飞机，感冒也没痊愈，外头接我的人还在等着，倘若他照着“不是对不起我”而是“……”这名目追究起来，不知弄到何时。再就是我有点知名度，这样公开场合，有小报记者来一篇《二月河携带违禁品被海关怎么如何》，热闹起来。扫兴不扫兴呢？我说声“对不起”，你放我过关，咱们天各一方。至于说我对不起谁，真的，我自己还是不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时，一个小孩因偷面包被法国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审问他时说：“你吃偷来的面包，不烧你的嘴么？”我们的海关，有没有这个理念思维呢？
不问情由不由分说，居高临下面目可憎。这就是我对这群权势拥有者的印象。海关，一向在我眼中是神圣庄严的，但不知怎的，这一来，本有的那份敬意消失了。真的，我弄不清他们的意识，也不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可能因加班熬夜或情场失意或赌输了或有什么病之类发作了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家，看到了北京，踏实走在上头，仍是一片温馨。女儿打来电话：“老爸，您没有掉进太平洋，我就拥有一切！”

我和女生
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其实就第二件事而言，他们注重的也只是我和女同学的关系——不准谈恋爱。作风上头要求是不许稀稀落落丢三忘四。
别的不说，“不准谈恋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单是行动上，且是思想上也要“远离女生”。我们家的保姆老太太在这上头和父母配合得也极密切，她告诉我：“看女人要这样看——离着四五十步，看脸，看身个儿；二三十步看腿；再近就看脚。”这么着“每况愈下”地看，弄得我一辈子都不能迎视对面过来的女子。不谈是不谈，但心里其实没有停止过“想”。照了老保姆的话去做，做是做了，偏是我天生目力极佳（验空军，我的视力是2.0）。离四五十步，对面来的“芳容”全都一目了然，妍媸之分心里仍是十足。
有同学到家里来，倘是纯色男生，家里就会格外热情大方，父母会破例放下手中的家务和工作，无拘无束地和他们聊天，家中的好东西都尽数取出来大家说笑享用。假如杂有女生，他们就会“谨慎”起来，说笑归说笑，眼风不停地打量那女孩，也打量我，观察会不会有“别的情况”。若是单个的女生来，他们会变得矜持起来，礼貌格外周全，言谈格外庄重，热情没有。这种“镇静”，今天回想，仍觉压力不小。只有一次例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带着女儿到家来，也是我的同学。他的战友让我和女孩“比比个子”。我们真的立正站好，几乎零距离地对面相望着，呼吸相通。这对于已经习惯“每况愈下”的我，反而如同针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来。以后，发生了沧桑巨变，“文革”开始，母亲病故，家也让朋友同学们抄了几次，“翻黑材料”翻了个底朝天。我已和两个妹妹各自参军，走遍了千山万水。我在国防施工第一线，根本没有女人，更遑论“作风”什么的。倒是偷着读了不少的书，社会阅历多了，知识也丰富起来——我想素质肯定也提高了。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写了一些书和文章。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受和想象，杜撰而来。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没啥”，后来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

记母亲入伍
母亲是几时嫁给父亲的？这件事我没有问过父亲，母亲也没说过。现在两位老人都已谢世，已经无从谈起了。但我知道，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伯父牺牲，父亲在“无人区”昼伏夜出，在古墓中攒着与日寇周旋的时候，她来到这个家庭的。
她年轻、美丽。当时我的外祖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牺牲。大舅舅见日本人扫荡越演越烈，棒子队、二鬼子、汉奸每天在乡间滋扰，担心母亲“出事”，就把母亲送到了外婆家。但母亲的心思却一天也不愿在家，她只有一个心念：“出去，找抗日队伍，找我的丈夫！”她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伯父、父亲都在抗日队伍里。爷爷在沦陷区，是“抗属”，也是日本人和汉奸骚扰凌辱的“重点户”。她除了在磨房、家里、地里劳作，每天都在打听父亲的落脚地，打听“队伍在哪里”。这样“不安全”，爷爷、奶奶自然担心焦急，因为与儿子音容隔绝资讯不通，生怕她“跑了”，将来无法向父亲交代，无奈之下，又将母亲送回了王家庄大舅家。大舅也拿她没有办法，见她每天痴痴呆呆，想事情，也害怕她突然出走，就把她锁在一间空房里，让她纺花织布。
但母亲是个果决人，她看定了的事是一定要做的。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漆黑的夜里，她撬开窗户，终究投向了自由。她是逃出来的，身无分文，一口干粮也没有。她先逃到一个老姑那里。这位老姑是懂一点相面算命的，在灯下轮指掐算，说：“俺孩，你走是对的，我给你带点干粮，我的这枚戒指你带上——一直往西，不要走回头路，你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你就能找到文明小（父亲小名）……”
母亲用锅底灰抹黑了脸，装成了讨饭的，哭别了老姑，毅然上路了。她真的是不走回头路，一直奔西，在敌占区穿行，一路讨饭一路走，夜里寻破庙藏身，有时索性就走夜路，太行山腹地山高林密、虎啸狼嚎，都没有阻止她，甚至有一次她被洪水包围，她竟然在水中挣扎着蹚了过去……也就是膛洪水过去吧，她被父亲的战友当做敌战区的“奸细”，她终于走进了抗日队伍。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她都是对的。她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王家庄，大舅舅不幸遇难。爷爷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家中二十四亩地无人养种，请了一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她如果在家中“坚持”，也难逃“成分”劫运。
这之后，她经历抗战，做区妇救会主任，又参加三年解放战争，参加剿匪……又经历了多少生死搏击，忧患煎熬。待到建国时，她已是县公安局副局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警察，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了。

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一九四九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了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
“树上掉的，我捡的……”
“掉了你就敢捡？”
“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
“你还嘴硬！”
……于是便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激怒了她，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拉着劝着才罢了手。但我现在一闭眼还能看见她的泪花。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里这个小县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是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就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逝世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哪里来的？”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从来翻看她的笔记日记文稿，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那全是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腕以清醒神经。记者知道了，无不为我的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家教的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房，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现在大约已经湮没迷失了吧？
她的刻苦，她的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大抵——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识文断字文武来得的职业革命者，经受了几多磨难？我虽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的聪明美丽，更多的成分却是“威严不可犯”。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来了！”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严肃——那时的公安局和监狱同院，串得蚱蜢串儿似的犯人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来，会拌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五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黑黝黝的冈峦中，穿越老树古藤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过一条正泛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没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来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老子有枪，他妈的不对就给他一家伙！”这一比，我没有母亲勇敢。我有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九四七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妈妈是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传给了我，我没有她勇敢，但也是个勇敢的人。当后来的苦难降临，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决意舍弃“士”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然而恐怕没有谁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细腻温情的母爱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去“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先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1960年困难时，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我们兄妹的，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里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着青烟的她“封不上号”来。犯人脱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轻的“叔叔”们。他们垂手听训，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辞色，温言抚恤一下，他们又都会高兴得孩子一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来，横着出去”。或者是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赶出去，都叫“横着”。母亲没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已经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来，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晕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徙，三十二年。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目着我，跟随着我。

我和我的编辑
大约前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期间，有位边远省份出版社的编辑老远而来，兴致勃勃对在病榻上的我讲：“我们总编来电话，先生的小说文章我们包揽出版。不要您的书号费，一切费用全免。稿酬按规定最高的付给。”我不禁哑然失笑，回说：“多承厚意，实在感谢您和总编，不过您来迟了。”
我的这两句话都是实话。这位编辑大约出版偏居一隅，资讯不够灵动，不了解我的书稿正在为几家出版社所争夺，根本不存缴纳“书号费”之类的“初级问题”，而是用优惠条件也未必能如愿的事。然而他是诚心诚意的一脸的真挚，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应之，只能实话实说，我的那个“哑然”，倒其实真的有点“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这里饱食欲呕，他还要端盘点心：“上好的白面做得又肥又甜，请用……”我不能有骄之心对他，也不能对那些争夺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没有什么值得骄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编辑这行当中，顾士鹏、王汉章和周百义三位是的。
在部队军旅十年有余，到地方又在宣传部门，我的业务工作其实是个业余记者，也写过一些通讯报道、消息新闻之类的文章。那自然和现在的文学创作是两回事。采访、写稿、投稿（或者到报社送稿），别的事就没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资，跑的是工作，办的是“公事”。与编辑也就没有什么私交。老实说，《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着写出来的，心里一点数也没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发表水平”，也不知写出来投给哪个出版社，怎样一个投法。天下文艺刊物多如牛毛，文艺出版社是林林总总不可胜数，没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这时，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来人了。社长王汉章还有后来和我多年切磋磨砺的老编辑顾士鹏（笔名顾仞九）先生。他们是道听途说“南阳有个凌解放，在写《康熙大帝》”。瞎猫捉死耗子地摸过来，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惊动得出版社社长和编辑数百里奔波而来，自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给他们看，犯人听候判决似的静等他们裁定。他们看稿子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两天半。怎样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单间对面床。他两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们问，我答。不谈家庭、社会，也不谈学历、阅历，全部是清史上的问题。不单是康熙，清代的十代传主全都问。不单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笔记小说，人文观念，民风民俗，国礼典章，版图疆域……我看，所有他们能想到的问题尽皆罗掘俱穷详明追寻。据顾老师事后告诉我：“我们当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为我们对你一无所知……你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就我当时的感受，应对是应对了，多少有点“不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凌解放是谁？凭什么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写《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证”你一家伙吗？看稿子，“考核”的结果，王汉章和顾士鹏两位先生当场便说：“我们给你出书。”是年为一九八四年。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顾士鹏的合作，《夺宫》、《惊风密雨》、《玉宇呈祥》、《乱起萧墙》陆续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还是顾先生的动议。待到写完《雍正》第三卷时，顾先生面临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与我再合作一次，考虑到这位品质极好的老编辑的期望，我停了《恨水东逝》的写作，先写了《乾隆》第一卷给他，回头才又写《雍正·恨水东逝》。这就是雍正乾隆两书时序颠倒的原因。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写完尚未出书，第三卷刚刚开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来了。他比顾士鹏年轻了老大一截，他俩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顾士鹏老成、实在、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义则灵动聪敏，活泼机变、令人望之可亲。两个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体都不强，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执着与诚恳。他大概读了我的《康熙》书第一卷。在郑州朋友处打听到我的居处，夹着个布包，风尘仆仆便赶来，很单薄的样子进了我的“贫民窟”中。
作为我而言，始终觉得河南社对我有“知遇之恩”，“一饭之恩死也知之”，何况于斯？觉得私与“外社”交往不义气。但周百义却只是笑。他讲，作者不是哪个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会的。希望为他们写《雍正》，他会全力保障我的权益。没有哪个出版社能把一个作家包揽了的，也没有哪个作家是专为某一个出版社写稿子的……他愿意在南阳等我，我写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动；他很能讲，反复比喻，使我明了很多出版知识。但我还是问了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们答复说，别的不要考虑，集中一切力量，用尽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写好……这时我也听说有议论，说二月河已“江郎才尽”，这才定下决心把《雍正》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雍正》一书出版比《康熙》艰难。原因倒也很简单。第一，周百义当时是个年轻资浅的编辑，仅有小说的初审，他不能作决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调出了出版社。他还在当着这书的责任编辑，但人，已不是出版社的人了。谁都明白这点尴尬或不方便，《雍正》第一卷被搁置了不短的时间。他对我一方是竭力安慰，又不能明白说清原委说别人什么，又不能多解释什么，且又不放稿子……后来知道，他在幕后是怎样地奔波“力争”。《雍正》终于是出书了，后来他又回来，当上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他的耐性、腕力、精明劲，都是很有风采的。
就我今日在文坛上的位置，当然有不少出版家给我以青目，我也是感念这友好，这知音，这心境的。我永远都不小看这份心意，因为别人看重我，我须得加倍地看重别人的情愫。但更为可贵的，是出版家中如上几位先生朋友，无一面之睹，杯水香烟之交，为一个陌生初起的作家修桥造路，是为人间真情的桥，社会人文的脊梁。

老乔的话没人打断
记不得多少次了，更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纷纷扰攘的朋友都已离去，只留下一盏橘黄色的台灯和我，还有对面沙发上兀坐的典运。两人各执一支香烟，细线一样袅袅的淡霭慢慢缭绕融会起来，弥漫了这安谧的静室……就这样沉思相对，已经词穷，欲语还休。然而仍是不愿打破这沉默，不愿惊动这气氛。
我曾和他笑，虽然有了几本书，却一直找不到“作家”的感觉，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进入“文界”。他一向呼唤别人名字时是略带一点结巴的，听见这话时回答却十分利落：“解放，那是你自外。朋友们可没这样认为——就本质而言，作家就应该是平常人，应该有颗平常心。”这句是句平常话，却化解了我寂寞寥落的孤独感。若论起“资格”，典运是南阳最老牌的作家，著作之丰、品质之高、名望之著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高深哲理思维似乎都被一种更为强大的主观意识掩盖了，想在他那里听到一句“阳春白雪”掉书袋的话真个是闻所未闻。他的魔力也在这里，化雅入俗的本领加上他一颗本真纯善的心，使他自然地生出一种凝聚力黏着力也有排斥力，所有的朋友都离不开他，亲他偎依他依托他，可以放肆地说笑，又有一份敬畏感和神秘感。他每次来，朋友们就奔走相告电话传呼：“老乔来了！住在……”
但是老乔不会再来了。西峡的天穹仍覆盖着他，青山绿水环绕着他，一掬黄土无情地掩埋了他。留下一个懵懂的二月河中夜推枕而起绕室彷徨：这……这样一个人他不再说话了？这就是说，我只能抱着你的书，再去追觅你的音容笑貌，再去体味你的智慧和隽永，再去找寻你的“黑色幽默”？这毕竟太残酷、太难以令人置信了。
他的逝去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悲痛，毋宁说是一种无望的失落。我曾经告诉他有一天要倒在沙堆里，但现在已经觉得累了，从骨头里累到心里，我力量不够了……需要绿、需要雨、需要荒滩上的朋友。他听了脸上似悲似喜，久久才说，孤独是很令人恐怖的，你在追逐着一种“不可能”，在攀登一座没有顶峰的山脉，如果我能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好了……我期望着他的帮助能够持久到永恒。然而造化无情，遽尔之间尽化梦幻，相期相约竟成终天之悲！心痛无声之时我写下了这副挽联：燃一瓣寂寞香，此君著作犹存，风流墓道抚草树；酹三杯无奈酒，斯哲骑箕化去，星陨岗峦托柏松。
我觉得他才堪是一位献身牺牲者，他的献身与别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在献身；他的殉道精神没有悲壮激切，也没有慷慨赴义的凛然，所有理性的东西在他身上表现出的只是自然和质朴，他把所有的高亢激昂都消融在自己的人格和事业之中——像扑灯蛾追求光明，成了一种类似本能的东西。惟其如此，我有时觉得他一半是历经磨难修炼得来，一半是天赋他的内蕴。
作家坐到一起其实是不多谈创作的，什么意识流、创作意图、主题观念等等，基本不谈。常常是海阔天空，说时事夹新闻，议论加着调侃，时而叹息扼腕瞠目，时而妙语纷呈哗然欢笑。冷不丁的，老乔幽他一默：“乔官极好，发财极好，桃花运极好——然而统统没有的！”逗得这拨子学生一个个绝倒。你弄不清这个老乔，在一群人中他似乎永远都是中心人物，但在中心你又找不到他。像融化在水里，一点一滴：老乔在里边。记得一次去看他，进他房间坐他身边，我问大家：“乔老爷呢？怎么没见他？”结果自是一阵哄堂大笑。记得他把一本新书递给我，我一看书名就笑了：“你怎么还会流出《美人泪》来？”他也笑，说：“这是市场啊。市场需要泪，出版家就流出来了。”
但按照我的习惯思维，《美人泪》这个名字一点商品化也是没有的。西峡是古商之旅之地，张仪相楚所谓六百里封地，西峡即在其中，和屈子放逐很有点关系，《九歌》之中美人墓香草寂寞在在处处皆是。“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诸种人事情景，幻化或白描，或幽绪或幻情，在老乔的著作中都浸润骨髓。所以我告诉他：“你就是个山鬼。”
是的，他是山鬼。他一生都在一往情深地为他的心上的晨民——为全中国的晨民——在唱歌，“被薛荔兮带女萝”，在炼狱之火中融化自己的血和泪，手挥五弦目送秋鸿而心为人民生，仿佛被谁施了魔法永不能休歇地舞蹈，暗哑了喉咙没有停止、利刃凌迟也没有停止。
他说这叫“别无选择”。

马兴焕素描几则
马兴焕的故事
和他一处战友多年，每见一面欢笑多，故事多，噱头也多。在单调枯燥的岁月里，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快乐；沉闷无聊中给人开心那也是夜明之珠。风流云散多年之后忽然得到他消息，说是当了什么什么的老，还是当地“傻人俱乐部主任”，凡干过一件理事会（一票否决）共认傻事者始得加入资格——可见江山易改，秉性依然如旧。
初识马兴焕时，我还是一个新兵。大部队就驻守在东北一个小县城，连队分队之间却分散在大凌河畔的山里。当时，我刚刚调入团宣传股帮助工作，说白了就是“抽上来”作宣传干事的事，不转关系也不享受干部待遇。“兵”里头能这样，也算“出人头地”了。那日，深秋时分吧，团里组织司、政、后人员下去集体突击施工。当时别说营连干部，就是团长政委坐的也不过就是现在穷村委主任的那一号帆布吉普。瞎参谋、烂干事、糊涂助理员——就是我们这一角，都挤在一辆“解放牌”运货车上。
汽车哼哼地在向山坡上爬，车上人都是一群的，地位职务也差不多，自然也就没什么形迹相隔，副参谋长开始还兴头，出营房时领唱了两回语录歌。唱到县郊没人处都没了劲，开始说笑磕牙。王助理说：“团服务社进了一批国光苹果，团首长每人一篓，还有万把斤，赶紧去买。”胡干事说：“四连杀了头猪，大会餐大会战，蒸的加肉馒头这么大个——足有电话机那么大！啧啧……连长电话里说得我流哈拉子，可惜咱们分到了六连。王干事，六连今儿什么午饭？”“也还不错，猪肉炒白菜！”那个姓王的干部唏溜着嘴笑说：“不过，咱们去还要吃点小灶，昨天他们连套住一头狍子。喂！黄副参谋长，你跟他连长说说，今儿招待了我们拉倒。”黄副参谋长被风吹得缩着脖子，咧着嘴笑，说：“这还用你说？昨个我就知道了！他们连是指导员当家，得给小白说——他是我带出来的兵，好说。”方参谋长在旁苦着脸笑说：“这会儿没上工夫想吃的。今晚我老婆来队，七点钟的车，得接人，得收拾房子，东边家棚子那个脏，跟他妈猪圈差不多！也不知道前头人怎么住的！这一去六连会战，还不知道几点钟回去呢。”黄副参谋长又说：“你怎么不早说？待会儿打个花唿哨你就回去。”方参谋长说：“本来想说的，我怕政委那张脸。动员会上又是不准请假又是严守纪律，代表党委决心夺取会战胜利。这么严肃的事儿，我就有屁也得夹着！”黄副参谋长说：“你分到我这儿我当家。”众说笑着，王助理忽然惊乍着说：“马兴焕呢？日头打西头出来了！上车时候我还见他来着，怎么不听他说话？”
“我在这儿呢……”一个人在人缝中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叫马兴焕的人就在我身边，瘦得伶伶仃仃的，里着一件破工作棉衣，脸上青黄不定，皱着眉头嘬着嘴缩蹲在车帮边儿。我一到机关就听宣传股同事说起他，是全国有名的活宝，他自己就故事一大堆，肚皮里的笑话故事也一大堆。虽然早闻其名，但我一来就下连采访，回来机关他又下去，一直没有见过面，却再没想到他是这般形容儿。正想着，黄副参谋长笑说：“你小子怎么了，有病？我也说这车上少点什么，原来缺了个九段说手！”
“八段八段……”马兴焕似乎有点瘟瘟脑的，捂着肚子站起身来，依旧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儿，“不过，这会儿顾不上摆。上车前总部来个电话，接的时间长，没顾着解手……这会和肚里他妈龙虎斗呢……参谋长……有纸没有？给点吧……”
黄副参谋长就在身边，笑着摸身上说：“幸亏幸亏，带着六连的大批判总结呢！”说着把一卷子纸递过去说：“你看这地方，满地都是农民，还有女人，你再坚持一下，前头这个村子里有个小学，有厕所……”
前头不远村子里果然有所小学。这是北方农村极常见的那一号学校，院墙低得一个跨越式跳高就过去了，八九间房子外一个篮球架子一片土场，靠院墙就是厕所，站在高高的汽车上，校园全景、厕所里外、蹲坑便池全都一目了然，却是学校正上课，鸦没雀静的只听小学生课堂中齐读声。
那马兴焕速度极快，翻身下车飞也似蹿进校园，不辨门路直奔厕所而人，跨上蹲坑解裤带蹲下就拉，屎尿齐流还夹了屁声，车上人都笑，看他进了女厕所更是一车前仰后合。
开始还没什么，孰料老马解手将了，学校一阵急促的电铃声，下课了！众人目瞪口呆间，一群小学生从教室里蜂拥而出，唧唧喳喳叫着喊着跳着笑着，男女生分拨向厕所奔去。马兴焕犹自在整理手纸，几个小女孩已经进了厕所。为头的女孩眼尖，一伸臂拦住同学，尖嗓叫喊：“慢着！里头有个解放军叔叔！”
马兴焕这时才意识到进错了厕所，顿时手忙脚乱，胡乱揩了，提起裤子就跑。忙中把笔记掉在地上。那个排头的小女孩扎着小辫，抓起笔记本就追。边跑边喊：“解放军叔叔……你的笔记本……你的笔记本……”
……汽车哼了一声又开动了。车上人摇晃着身子和马兴焕说笑。马兴焕惊魂稍定也就恢复了常态，无所谓的笑话：“我这算什么事？前日晚我在东院厕所，王助理带着弟妹一道进去拜望我——你们问他有没有的？”
一车人都笑了，东院是机关后勤，没有女厕所，王助理爱人临时来队，夜里入厕丈夫自然要陪着。他却说人家两口子去“拜望”他。
癌症
“马兴焕得了癌症！”
消息不胫而走，半日光景，机关里已经人尽皆知。我刚从办事处总部送文件回来，在办事处大院还见他和唐主任“打铁”，涎皮笑脸向后勤部里要木材，且看中了办事处大院刚锯倒了的十几个大树蔸。主任问他要树蔸做什么，他说：“上半截做菜墩，这玩意剁肉不掉渣儿，下半截劈了烧柴……嘻嘻……主任，下头当兵的可怜，您手指缝里漏一点，我那里库房就满了，日子就好过些……”当时不在意，回来方参谋一说，竟吓得一跳：“怎么会呢！大前天我们还在一处打扑克！”方参谋说：“不信你问汪秘书，办事处那边打来电话，说叫给他送衣服，要他住院呢！”
汪秘书叫汪声高，机关办迎春晚会制灯谜，马兴焕出的谜是“听见大狗叫生人——打一机关干部名”，谜底就是他的尊讳了……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忠厚人。我去问才知道，马兴焕竟真的得了癌症！是结肠癌！原本他去要木材，说去去就来的，偏办事处管着的四三二一医院要给首长检查身体，恰好他也在主任那里，说：“顺便咱也享受享受首长待遇。”就跟着去了。结果检查明白，首长们都没事，唯独我们马助理被医生留下来。对他本人说“还要再全面检查一次”，对我们单位说：“怀疑是结肠癌。要留院检查，要办手续，送衣服去。”
这么着战友都十分黯然。他出差几天，全机关的人便觉得缺了一大块什么，何况如此？想想看吧，成年攒在山里炸石头，电影是《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再不然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还有八个样板戏，来回翻，八辈子来一回慰问团，看的仍是样板戏。没有书读，没有听说过电视。除了平日打坑道，允许的娱乐就是打扑克、下棋，且是只许星期天来。本来日子过得就淡出鸟来，上帝还要夺走我们的马助理！这于他而言自是极为残酷，于我们而言也太不公道了罢？
天天都有他的消息：
“马兴焕转院了，到二六八医院了！”
“马兴焕送北京检查，确认肠癌，不是结肠癌——晚期！”
“他自己知不知道？”
“马助理能得连蝎子都蜇不着，还不知道？看看阵势他就明白了！”
“四三二一医院的护士跟他说了，嘿！真他妈不懂事小丫头片子一个！”
“别怨护士，马兴焕那两片嘴，什么消息探问不出来？”
说着、议着相与叹息着，一天天无聊打发没有马兴焕的日子。过一段日子传闻说他转院了，又一段日子说他老婆已经和别人谈恋爱，又说他去了上海，病情没有再议，大约是不中用了。这种病谁都知道，没法子的事……
都想是没指望了。不料时隔四个月，快过“十一”，马兴焕仿佛从天而降，回到了部队。我当时在炊事班帮厨，外头饭堂里班长一声招呼：“马助理！你回来了！”“阎王不收我，我不回来哪去？”马兴焕仍是一副挤眉弄眼的模样，满面红光，身板比过去还要直了些，笑眯眯和大家一一握手：“老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王，你这老班长，又要吃你的高粱米发糕了！老规矩，哎——鸡屁股的，我的米西米西！”老王班长呵呵直笑：“还有猪蹄子，都是你的！你活得这么结实，我这里有的是搡狗肚子的！”众人有说有笑，我也笑，心中却暗自诧异：他还一去几个月治癌症，不但癌症没能要他命，似乎原来的胃痛肚子痛毛病也没了，真怪！忍不住在旁说：“老马，我还以为你这一去嗝儿屁朝天了，你倒愈精神了，是误诊了吧？”“单是北京一三〇一医院，查了四次，上海二医大是三次。”马兴焕给大家分口香糖，自己也嚼了一块，若无其事地在板凳上跷足而坐，侃侃而言：“结论是直肠癌三期，食道裂孔癌。几个医院用了最现代化的——名字说给你也不懂——都他妈一样！”
我小心地接着他的话问：“那你现在呢？”“好了。”他嚅动着嘴说，“对了萧林，我从总后回来，《后勤通讯》姚再新，叫你写一篇连队用办证法作思想工作的报道，或短评也行，这个月送去——你可别忘了，上回打扑克输了，你还欠我一篇大批判稿儿哩！”
“忘不了你的，鸡窝里找蛋，别说一篇，十篇也现成！”我说。又追着问：“哪个医院治好的，这么利索的——看去真不像病号！”
“不像吧！”马兴焕一拍大腿，得意洋洋地说，“不但不像，现在已经没了病灶！别说你奇怪，一三〇一几个教授都直犯迷糊……”“他们犯什么迷糊？病是他们治好的嘛！”“不——是！”马兴焕拖长了声音，卖关子地说：“是马大夫治好了马兴焕，这不好好回了咱们这窝里！”
几个炊事员听得直眨巴眼睛，撺掇着说：“马助理，跟咱们吹吹，咋的回事？”
“癌症是没问题的，治好了也是没有问题的。”马兴焕变得有点深沉的样子，慢慢道出了原委，首长们检查身体，当时我在部队办公室，和林部长说得投机，部长一高兴说：‘早知四八五有个马助理，今日一见名不虚传——走，一道去检查身体。’我也想占个便宜回来吹牛，高高兴兴搭部长的红旗就去了。
检查结束，医院通知我留下，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你们知道，前头青年股徐股长就是这么出情况的——还是我去二六八医院帮办手续什么的。医生们这一套——隐瞒病人——都他妈玩烂了！
找了几个熟人问，都是编好了的圈，说：‘你瞅瞅你瘦的，糖尿病四期还有胃溃疡——不住院不要命了？’诓我，他妈的哄我！
我寻了个小护士，一问是小老乡，她也骗我。我哭着诈她说：‘我的病王院长已经透了实信，是癌症三期，你也甭骗我。我也不是问你这个的。我找你是因为你是咱山东人，讲义气，实话跟你说，我死，你嫂子守不住，这就苦了两个儿子。咱们好歹是帮边子战友，和尚不亲帽儿亲，你探家回去，悄悄叫我弟弟来一趟，有些事我跟小三交代一下，得留住我的根子。就这，我在地下也感你的恩……’
我哭她也哭，就说了实话：‘你放心，这事我准给你办到……你也甭尽往窄处想，二内李主任说还不能最后确诊，直肠癌能动手术……先检查确诊先治病比什么都要紧。’
就这着，我就知道了内情。以后到北京、上海大医院，我都明明白白，大夫们神神秘秘，我说：‘是直肠癌，请诊断！’
事情似乎就这样有了结论。医生们说：‘先保守治疗，身体强壮一点再动手术、化疗，五年生存率还是有希望的。’
“我想的是又一回事：老子来世上走一遭也不容易，多少好东西先头看着好，舍不得买。又没个儿，白白死了便宜别人——。”
我忍不住在旁问：“你不是对护士说有两个儿吗？”
“那是骗她的。”马兴焕接着又说，我还存两千块钱，留给谁？再说这辈子净攒山，居然没有享福，这就得了，一是高兴，二是转悠，三是吃吃玩玩——这主意不赖。
从上海转院我就没再回北京。带了一包子药也没咋吃。先去南京，再去武汉，又奔广州，走路住宿能报销，津贴再加我的两千块，碰见什么新鲜物就吃。什么烧鸡、卤牛肉、驴肉、狗肉、螃蟹、香肠……只要不要票，只要买得起，就吃！吃美了招待所倒头大睡。转着地方连吃带玩。
“吃了三个多月，眼见两千块快吃完，病也不见个动静。我心里奇怪：‘这他妈咋搞的，怎么还不死呢？再不犯病没钱吃东西了！’看看再坚持下去不是事，又只好回了总后医院。作怪的是医生一检查：肿瘤消失！”
这时我们都听愣了，马兴焕咂着嘴，似乎在品尝那滋味：“还是那些机器，又检查了三遍，前后照的片子对着，又看又研究，先头我是癌症马兴焕，现在是好人马兴焕！”我问：“医生怎么说的？”马兴焕说：“他们没说的，只是奇怪。问吃什么药，我没吃药。他们又叫我提供食谱，我他妈这会子瞧见冰糖葫芦，只吃了，等会儿又吃炸鱼、买巧克力、喝啤酒看见什么想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还记？有屁的个食谱！”
一番话说得人人喜笑颜开。过后看，他真的是痊愈了，二十年后，前几天还通了电话，仍旧嘻天哈地。
有一天晚上他道出秘诀：“萧林，我告诉你。也可能你已经得过癌症又已经好了，但你一直都不知道。知道了就完了。癌症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吓死的，只有百分之十，一半是真病死的，一半挺着活过来了。”
也许吧，他可能说的是真相。
参观军博馆
不久，我得到一个机会，和马兴焕一道出差。他带了五个战士进京拉器材。我是带了一篇稿子要送到总部，顺搭他的汽车。和他一道走路你用不着担心寂寞，他似乎也不太介意我们都是战士，他是干部，一路在汽车上不是打扑克下棋，就是说笑话，一个接一个没个完，荤的素的都有，吃饭打尖都由他出面联系——都在沿途部队吃，也不知怎的到处都有他的朋友熟人，吃饱抹嘴走路还要捎上牛肉、花生、酒之类的车上打牙祭，整整两天，又吃又住没花一分钱。高兴得我们直想冲他喊万岁。临近到北京，几个战士提出：“马助理，能不能带咱们进军事博物馆开开眼？”
“成！”马兴焕想都没想，说，“事办完，先不装货，我带你们去。”但我是去过军博的，知道进出手续严格，在旁说：“咱们好几个人呢！有不有政治部的证明？我们向部里请求一下，叫他们出个证，就好进了。”马兴焕说：“这又不是进国防导弹基地，博物馆就叫人看的，咱们又是军人，哪来那么多规矩！”
……到京第二天，我已送完稿子，如约来到天安门。远远见他们六个已在树下等我。看看军博馆门口，两个军姿笔挺的战士戴着红箍站岗，进馆的都是列队齐整，持介绍信鱼贯而入，断然难以混进去。马兴焕见我来，便开始布置：“你们就在这树下，我和这两个（站岗的）交涉，瞧着我招手，你们就过去，是两个新兵蛋子，好对付。”说完抽身就走。
那边顺风，话也能听见，我们眼巴巴地瞧着，他如何动作。见他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走近，正替他捏把汗，只见两个新兵一齐立正“啪”地一个军礼。一个说：“首长，请出示证件。”马兴焕微笑着从兜里掏摸了一阵，扬着手说：“这是我的军人通行证——同志，我晓得这里规矩，单拿这个不中的，想请两位通融一下。”
“对不起，首长，要有军以上证明，这是制度。”
“小同志，今年才入伍的吧？”马兴焕仿佛全身都是笑，一欠身说，“当兵到北京来，又能到这值勤，不容易呀，福气哟！别看我长三年入伍，还是头一回来北京，这天安门，这人民大会堂，这景致，只在电影里见到过！我要是有福气在这里站一班哨，睡梦里也笑开花！”
两个战士听他说，只是微笑，左边的一个问他：“首长，部队在哪个军区？”
“哪个军区也不是，咱们是总后下属部队。”马兴焕愈发放松，索性叼上了烟，向两个战士让一让，见他们连着摆手，又装了兜里，说：“施工部队攒山，苦啊！铁丝网圈起来一年三百六十天，打坑道搬石头，修军事基地！那地方都是山，抬头一线天，满天悬崖峭壁，一步踩不到石头你是活神仙！没有商店，没有马路，没有老百姓，一色儿清，见面都是大头兵！”
站岗的战士似乎对他有了好感，一个说：“你真是头一回进京？”“当然！这还骗你？”马兴焕吞云吐雾，又叹息一声，“不瞒你说，要不是导弹基地急需一批器材，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过世面！我们是一天一块二的伙食，你们是四毛五的吧？一月五十斤粮食。你想想看，是多重体力劳动？”
“噢，导弹基地！”两个战士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们整日在天安门，对军队的导弹基地自然有一种神秘感。我们在树这边听得清楚，都抿着嘴笑，却见两个战士说了句什么，马兴焕一个敬礼说：“两位同志真好，准能提干！我们代表山里的战友向你们致敬！”说着向我们招手喊：“喂！过来！谢谢两位同志批准我们进去。”
我们庄重地跟着马兴焕进去。两个“岗位”站在门旁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他们必定以为马兴焕一人进馆的，看他还带了这么一帮，愣了。
军博馆里参观是很规矩的，观众有军队上的也有地方上的，大家都列队一小方块一小方块滚动着，听讲解员讲说。只有我们这一撮像游击队，自由自在这里听听那里看看，引来别处不少好奇的目光。待到参观坦克，又出了新戏，那里是一辆苏制坦克，当时中苏珍宝岛战事风云刚过去，这是乌苏里江拖回来的战利品，四周用铁链子和活动铁柱挡起来，观众都站在圈子外面看，圈里有一个讲解员手执长鞭指点着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就是用方才我们见到的那些普通装备，战胜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事实充分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号称无敌强大的苏修乌龟壳，被我解放军击毁在江中再也一动不能动！”
她讲得琅琅铿锵，可是忽然发现人们神色有异，目光不在她身上，诧异地回头一看，一个解放军干部不言声地跨进了铁栏，正大大方方走近坦克，我们一看是马助理，顿时都傻了。
马兴焕却一脸庄重肃穆，站在坦克旁边若有所思地端详一阵，众目睽睽中爬上了坦克塔，揭起上头盖子竟跳了进去！
外头的人连讲解员和观众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看他所为，我们都把心吊在嗓子眼：马助理把事招大了！少时，又见他从坦克里冒了出来，动作十分麻利地下了坦克，对讲解员说：“对不起，打扰你工作。打苏修时我没注意坦克，特意来看看……”
老天爷！这竟是他打的坦克！是珍宝岛来的战斗英雄！人们“忽啦”一下就把他包围了，请他讲战斗故事的、请合影留念的、请签字的顿时乱成一团。我却觉得一下子头涨得老大……马兴焕挤得一头大汗出来，连声不住说：“没什么好说的……对不起，我还要开会……再见！”回头对我们说：“走，我们归队。”

围棋香火盛
一个九段棋手，倘站在大街旁的树下观看初学者围棋游戏，他会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在段”的专业棋士。但据我已看到的资料，有的白国手黑国手，会蹲下来和小孩子在枰上调侃“摆招儿”。或许他会含着微笑听周围的看客评论盘上形势是非。或者会目注棋盘陷入沉思——他当然不是在考量这盘棋，是回忆起了当年他自己的经历吧？
琴、棋、书、画都是我们国学中的风雅事。但是，这里头有非常细微的人文心理区分，就是围棋本身具有的人民性、大众化和它的普及性，是别个学术艺术中不能类比的。谁都可以来一下。棋艺的高低不必挂怀。绝顶的国手和国际手，与平民共享围棋之乐，和谐而自然地相处——谓予不信？若有人在你面前乱弹琴，他水平不高，拨弄几下就会听得你心烦意乱；他的字画看不得，偏要写，偏要送你，你不好意思力拒，会满腹假笑连声道谢“珍重”收下，然后带回去，然后……在卫生间处理掉它……就是我吧，我在文学界是几段？我同样不知道，有些个文学爱好者，带上他的稿子“请二老师指教”，甚至兴高采烈地朗诵他的“诗”。我当然要忍耐。心里是个“掩耳而逃”的想法，却装出很欣然的样子“聆听”，这份难受不足与外人传……我读蒲松龄的《聊斋》中有《司文郎》一篇，把这种痛苦形容得淋漓尽致，令人捧腹。
围棋界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我想也是有的，高端棋手之间名缰利索所羁，那自然也是不能免俗。然而民众与专业棋手，总的来说是和谐同乐的那样一个境界。你若走进大观园，可以看到丫头们、小姐们在那里“赶围棋耍子”。贾府的四个小姐，元、迎、探、惜，她们的贴身丫头分别叫“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只有司棋一人有大段的情节，悲恻缠绵的艺术表述，其中有没有曹公社会理念的应合？这是不好说的一件事。怎么的？其余三位就没有一个……介入她们的情感生活？独独就凸显了一个“司棋”！
我从一九五八年学会围棋，到今年垂垂五十年矣。确实无疑的，一直是臭不可闻的屎棋。那原因绝非我“不勤奋”。我至今每天还要上网，和屎棋们杀上两盘。我有老师，是我的爸爸凌尔文，他是搞政工一生，一生也是屎棋。从我的经历看，过去有说法“围棋非四十年不能成器”是个误区，应该改成“围棋非高手指点不能成器”，“围棋二十岁前不能成器就完了”。由我倡导，我去部队当兵时也教了几个徒弟，很遗憾，他们也都成了终生酷爱围棋的“屎棋群”。
屎棋有屎棋的快乐，一样的乐不可支。我的棋友们下棋，一律的“见小忘大”，一律的“图近疏远”，一律的没有大局观，同样的粗疏，同样的贪吃，同样的顾首不顾尾，大家一律都是臭棋。也许有段的棋手们站在旁边会一个莞尔，或一个忍俊不禁。但那有什么干系呢？如果在网上，已经临败之际，突然发现对手破绽，一按鼠标，“轰”的一声绝响，提掉对方一大片子儿；或者偷袭成功，突破防线安全杀入敌阵，享受“所向披靡”那种英雄快意；或玩弄个小诡计小花样捏造出个金鸡独立之类的玩意——我的一个朋友，他专门在盘上制造“倒提”，千方百计玩这样把戏。你只消识破，他永远也不会成功。但他败而不馁，下一盘棋仍乐此不疲，一旦不小心被他吃掉棋一片，他会高兴得呵呵大笑……我经常有这样的事，在网上眼见败局已定，瞧定对手一个疏忽，杀吃他一条大龙，真的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不可支。尤其对手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恳求“悔棋”，我则一遍又一遍地用鼠标点按“NO”，心里的滋润就别提了。只是这样的对局，当对手要求“再来一盘”，你绝不可答应，否则会败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孔子讲“殷有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三仁者不同道，仁而已也，何必同？围棋也一样，高段起手赢半目，高兴啊！中级的杀条大龙，高兴啊！还有屎棋们，“倒提”你一块，高兴啊！同是高兴，不在乎档次之高下，身份之云泥。杀屎棋之快乐在《儒林外史》中有出色的艺术表述，高手是“将遇良材”，屎棋与屎棋何尝不是“棋逢对手”？
我写小说有些名气后，有不少青年作家也出了他们的得意之作，有人让我评论“文学多元化”的现象，我说了这样的话，“允许大狗叫，同样允许小狗叫，各种狗都叫，看谁叫的妙。”郑州王冠军八段请我写字，我写了“棋道即天道，人间第一趣”，就是这个意味。棋，属于“人间”，无论庙堂无论地摊，共享真趣。
棋道，乐乎哉？乐也！

弈事琐记（上）
照习惯说我不该用这个题目。应该说个“下棋的事”才对。“弈事”这样的词通常说的是“弈林”那些高手们的事似乎更贴切些。这也就是吾国人言语使用微妙的区分。皇帝叫“更衣”，平民则叫“拉屎撒尿”。皇帝叫“进膳”，常人叫“吃饭”；文人叫“溺”，常人叫“撒尿”，一回事。
前不久我在中国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叫《密云不雨》，回忆我儿时的家。其中说了许多话，不过没说下棋的事。但我父亲确实就是我学会围棋的启蒙老师。
1958年，我十三岁，上初中。这年父亲教我两样东西：骑自行车和下围棋。对骑自行车他有个基本要求。一是学会慢骑，二是学会拐弯。慢到一秒钟只走一尺，拐弯要在三十平米的地上扭出“8”字形。这样就不会撞到人或者自己摔下来。下围棋他没有什么要求。父亲只是说：“这东西太迷人（引人入胜），别耽误了功课。”骑自行车没什么难的。十几分钟就学会了。我骑到五十岁，没撞到人，也没摔着。车技上乘。但和杂技演员一比，完了。后来安步当车，不骑了。
下棋的事就复杂了。我家的棋事“膨胀起来”，在南阳市成了一时之风。父亲教会了我，又教会我的大妹二妹学棋。一家四口星期六星期日其乐融融，吵闹在棋枰旁。不知怎的就传出去了。说“凌尔文（我父名）家是个围棋家庭”。这就惊动了市体委。当时的南阳市是个小市，县级市。没几个人会下围棋。一个“老革命”带子女下围棋，自然引起了他们注意。于是开始组织活动，召集“棋人”聚集手谈，大会小会张扬表彰。居然也就成了“围棋名家（庭）”。由我们家到南阳军分区大院子女，再扩军到社会。以家为据点经常串连“战斗”，市棋协则帷幄指挥，小南阳市的围棋事业成了小气候。
我小，妹妹们更小。经常的是两个人下，两个人在旁观战。我们都不是什么“君子”，也不是“大人物”。不讲究“观棋不语”。为悔棋的事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大妹是最为认真的一个。输了棋会满眼是泪，抽泣着呜咽着继续投子，泪水滴在棋盘上。冷不丁的旁观支招或对或错必出事端，哗然吵叫起来。什么父子之情，父女兄妹姐妹温情脉脉的面纱“刷”的就撕去了。大妹气得嚎啕大哭，二妹则推枰拂袖而去。我是拧着脖子盯视多嘴的旁观者。父亲倒是不恼，忍气吞声赔笑：“别气了，爸爸错了。再来一盘，啊！”
如果就这个形势发展，很可能我家要出大棋手的。因为大妹已“下出来了”。1963年省里在开封办围棋培训班。选了我的大妹凌建华到“省棋培训班”。因她年纪尚小，不能自理。当时是暑假时间，十八岁的我也就充作家长去了。这是我人生很兴奋的事。第一没有家长，我是家长。第二伙食好，吃住有人管，坐车不用自己操心。第三，可以到开封见见世面，学学棋。我一生没有围棋事业，只有“围棋玩乐”。开眼的围棋事儿也就这么一次。大妹听课我也听课，练习，复盘，讲解“大”、“小”、“粗”、“细”都是在家想也没想过的事。通过这事，我们也结交了一些棋界朋友。这是意外收获。我由此得出终生结论：无论什么会议，聆听领导讲话永远是即兴的。开会交朋友才是永远的，实惠的。从这次培训过后我才明白过去读到“围棋非四十年不能成器”的说法，根本就是混账话。知道什么叫“新手”，什么叫神童，也懂得了许多新鲜的围棋知识。后来我搜到了一些围棋书读，也打棋谱。到我写康、乾、雍小说时，不少处用了文学手段来表达它们。1963年我十八岁，下棋是没指望了。但大妹还行，我看她资质和我也差不多，但她认真、执着，要棋不要命。这些个人成功的基本要素她都有。而后她又参加了几次培训班。回来就不一样了：不悔棋。对手悔她不悔。这一样挺好。第二，下棋慢，半晌走一步，这叫人怎么耐得？我恼了，有时就训她：“走，走啊！你走子儿啊！出去什么也没学会。学了个慢，回来折磨人。”真正的事实是：原先我比她略强，现在不是她的对手了。她会“手筋”，下不过她。建华的棋在家凸显出来，在市里也凸显出来了。后来在中南六省比赛中她还拿了名次，登在《围棋》杂志上——这是我家人名字第一次以铅字公布于世。父母家人俱各欢喜不尽。
可惜的是1966年“文革”来了。国家围棋事业，连同建华的围棋事业包括我兄妹的一切事业雄心，一股脑儿“戛然”中止了，或“终止”了。惜乎哉。

弈事琐记（下）
	我们家即将升起的“围棋月亮”随着这个“史无前例”的爆发殒落了。1968年是这样的年头，“文革”已经两年，深入“斗批改”，上山下山的学生们准备着接受农民再教育——这种事在全世界倒是有前例的，在中国确是第一次。别说围棋事业，一切文学艺术和人类正常思想的体现形式，都随着这一声“戛然”沦陷湮没，一切异端都变成了“正道”！我们兄妹四人，凌解放、凌建华、凌卫平、凌玉平各人的命运是怎样分配？
	我的感觉是：有点像《封神演义》里的红沙阵上，我们父亲庇佑着我们一家过阵，被阵中的法力吸下去两个，而我和二妹躲过了这一劫——参军走了。
	小妹玉平本来就寄养在洛阳农村，户口也在农村，她没有变化。真正跌落下去的是建华。她年轻，热情待人，没有心机，善良单纯，性格开朗。她不懂“下乡”的真正涵义，还真的以为去那里“大有可为”。人家的“兴高采烈积极踊跃”都是装的，她却是一片诚意响应号召，毅然地“走了”。
	但建华也是第一个真正懂得这事意义的人，她很快明白了这事对她人生颠覆性的影响。她是最先去农村，而到最后才被勉强“捞回来”的下乡知青。除了一身牛皮癣和一种对农村惊悸的回忆，没有带回任何东西，而她原有的东西，在那里丢失得干干净净，她的围棋事业也完了。
	完了是完了，但围棋的爝火仍在我家燃烧。建华的棋还在下，她下不出棋来了，只能是业余初段那样水准，上网能下到两段，一个不慎“哗”地就又变成“一段”。她当年的棋友们谁都比她厉害，加上都是专业棋手了，但仍叫她“大姐”。他们的徒弟们也比建华棋力凶得多，但仍叫她“凌老师”。有什么不大不小适合她参加的赛事，请她去当当裁判什么的，还是挺风光的。围棋界的人际友谊，比其他什么界的干净、单纯，没有那么势利。围棋杂志小乔约我写稿子，我谈我的观点，“我喜欢围棋人，不喜作家人”。围棋人不势利，炎凉之态较少嘴脸——很久之后围棋界才知道“凌建华是二月河的妹妹”，和我也有了些联系。大家接近平和自然，使我感到了孔子中庸在围棋中的内髓影响。
	我的围棋“事业”也没有中止，我先在太原，到大同，到辽西诸县，不停地在部队战友中寻觅“会下围棋的”。居然也找到了几位。我们是施工部队，整年在大山沟里盘占，我尝试用河里的石头作棋子，都是又尖又利，颜色也不很分明，不宜使用。后来见有很多“马赛克”，即是我们现在卫生间贴的那种方块小砖块，用来一边用漆染了，牛皮纸做的“枰”，周六周日聚一处，屎棋与磁片齐飞，欢笑同评论共落。我甚至还挑选了几个“有基础的”士兵，参加我们这个小俱乐部，彻夜围棋联战。
	所以我终生都是围棋广大包容领地中忠诚的“屎棋奴隶”，心甘情愿的“围棋”底层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又一宁馨特点，它不厌江河，也不弃涓滴，什么样的棋手都能在这里找到他安适的位置。这之后，我历尽千山万水才从窘困中走出来了，这就好比八卦阵，我从景门进去，从生门出来，七圣皆迷的阵中光景，自然不是在这段文字中能够说清，总之是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会作文的专门人士。
	我自己有了点资本，所见当然就广了些。通过妹妹，我认识了王冠军八段，通过南阳棋界的领袖李森林，我又见到了陈祖德、罗建文、聂卫平、华以刚、刘小光等——他们原先是我心目中的棋神，现在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身边了，他们印证了我心中围棋情结之“情”。
	专心、好学、平等、自负、爱友……这些人文素质似乎天然地和围棋界和融相处。我现在一天要上网下棋两小时，不是为了赢，是为了防止“脑痴呆”。一个痴呆的二月河我觉得不好。我相信围棋可能调整我的神经，这或许是围棋的又一好处。
	我父亲学围棋是在抗战大学太行分校。当时讲《论持久战》，讲“犬牙交错的敌我战线”时，教员教学员学下围棋——说战争如同下围棋，我们家的围棋热是有民族革命的原动力的。父亲告诉我，尧的儿子丹朱不学好，尧便制作围棋让他来弈。丹朱放到了哪？就在现在丹江一带罢？南阳占着丹江水库51%的水面，将来北京人喝南水北调的水，无可回避地要喝南阳的水，这里是水的“源头”，也是围棋的源头。
	李森林是我的朋友，有业余六段的实力，我曾经问过他意味着什么？他有点嗫嚅地回答，“相当专业初段罢？”这或许是谦虚罢。他常常语破天惊地爆一句，有一次说：“下围棋的都是好人！”
	我初听一惊，这个说法没有过。赶紧就回顾，盘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真的没发现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徒同时又是围棋高手的。这似乎无情理联系，但细思是有道理的。会下围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由围棋魅力之所在，必得“联系群众”——他得有棋友呀！围棋的魅力又能相对地使他远离女色，减少游冶，棋道中的天道、平等的竞争意识使人摒除无端无理的强霸杀伐——尧放丹朱学围棋，与“下围棋的都是好人”，是暗含了古今的理与实。

母校两个班主任老师
	一个当学生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复杂罢。我父母都是军人，他们从山西昔阳1948年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在洛阳……在邓县、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搬迁，不知道到底迁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教学进程又都不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异样，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臭”——除了语文。语文这玩意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它大致的架势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后都是一致连贯的。数理化、生物、外语就另是一回事了，我从来在哪个学校里也不曾辉煌过。在学校，老师们也悄悄议论，“这孩子资质看上去很好，也不像是个花花公子，怎么学习就搞不上去”……他们之间背地里言语——大约因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相当的文明，但是一到课堂上，那就变了脸，又像个受过教育的乡村干部，他们绝不当面破口痛骂，而是有点指桑骂槐那样，“有的同学条件很好，怎么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个大烟鬼子溜街狗！别人学习，他吊儿郎当——你转悠能转出个大学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别看你家条件好，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你照样是个饭桶，垃圾！”
	“废物一个！”
	……诸如此类的话，在课堂上铁青着脸教训人，透过闪着窗子光亮的近视镜片冷冷地瞪着你——他根本不会想讲台下的我是什么感受。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训我是“吃僧”。这是昔阳话，大约也是饭桶的意思——和老师的看法一致，也许吧！她晓得我功课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归吃僧，到该吃饭时，她仍端着最好的饭菜送到“饭桶”面前。
	每年到暑假放假前，是我最困难的时光。因为要向家里缴“学习手册”，我就千方百计地拖拉、回避，不是说还没有发下来，就说在同学那里没有取回来，我知道他们拖一拖就“忘了”，或者就拉住。父母开始时还很认真，后来每次这样，成绩就那样，都是勉强及格甚或不及格，品德考语也差不多，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鼓励话，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强督促学习，争取较好成绩。”年年如此，像一本不变的旧挂历，父母每次都一样的失望。也许是忙，也许是怕自己给自己添烦恼，常常也就撂开手。1957年我十二岁，舅舅从广西来家，他执意要看我的学习手册。我说在学习小组长（同学）手里，还没有发给我。他不信，就翻我的书包，翻我的抽屉，结果在我的褥子下面翻出来，“啊哈！这不是嘛！你还骗我！”——他一下子眼中放光了，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阅我那本倒霉的册子，母亲侧在门口，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舅舅的脸色也慢慢地凝注，变得肃穆，眼神也有点黯淡呆滞了，慢慢放下手册，对妈妈说：“解放学习不行，这将来不得了。”他们姐弟俩出去，我则如同被雷轰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谈母校，似乎说这些有些离题，但这是我所有学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碎了，独独的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罢。她个头不高，比我们平常人的脸红一些，很精神，只是放了足，显得脚还是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鸦一样黑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身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这么着，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上学，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的不多，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着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一个院。五六年级的院子就大一些。设着各种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跳远、跳高、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反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艺一会儿就叫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下来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事表彰：“同学们，我们每天讲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叫共产主义精神？凌解放这样，自己放弃娱乐，专门帮助别的同学，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们那时当然不能明了这是一种多么惨苦的事。反而觉得好玩：老师也会犯错？也会像违反课堂纪律的坏学生那样，也会站在讲台上受羞辱，低下头，由着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骂和质问？我平时多爱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随同学们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里起哄。随便翻他的书和生活用具。在课桌上和别的老师一块“斗争”他。平心想想，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有隐隐的愧疚和刺痛。但十二岁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转移——校长让斗他，总不会错的吧？这样，自我原谅了许多许多的年头。
	我们在陕县小学，有一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学校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了一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个骨架，放在办公室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像，实在太困难了。过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才多少知道了一点自己——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骷髅的本相。
	我和陕县小学一别就是五十余年。离开陕县后，多少年只是梦中忆起。每当心中受委屈，每到人间冷暧炎凉，牛老师、李老师、徐老师——他们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枕边，走马灯那样在暗中旋转往返，凄清的泪会湿了我的枕头。到中年时遇到一个旧时同学，我问及牛老师，他说：“牛老师死了，她是地主（出身）。”再下来的话题便无法继续了。我常作这样的幻想，我的牛老师乌鸦般黑的秀发在黄河的浊浪里随浪散漾着消逝，消逝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徐老师在一次周末郊游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在老师和父母亲人旁边，感到很无聊，枯燥，没意思，读书没意思，工作也无趣，和人交往也没有兴味，整个也累。人生都是很庸俗，没有快乐和欢乐。便祈求上帝让他摆脱这种痛苦。上帝满足了他，把他带到了天堂。那里有华美的宫殿，黄金和美玉雕成的园林，琼浆玉液流满的泉池。每天随时观赏仙乐和宫娥的舞蹈和歌声。心中想要什么立刻就会有天使用金盘献给他——这样无忧无虑过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拥有了。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一天，他去天上云山上玩，突然被书上的针刺了一下，他的手指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省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错了，自己原来的穷乡僻壤，父母的温存和教诲，师长的批评训责，生活的艰难奔波——所有原来所厌倦的事物，原来都是最美好的东西……
	这个故事不知他从哪本书上读到的。我以后读了许多书，一直留意寻找，但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一根针，但我有一次读《楚辞》，想到了屈原。他驾着云龙回日的云车遨游在广袤绚丽的天国。在心满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个回眸，从云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的楚国，这一针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个令他受尽折磨的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我各留级一次。陕县的、洛阳的、南阳的、邓州的老师们，有的亲我，有的嫌憎我，没有人打过我，也有人骂过我。不论怎样，这是我脚下曾经走过的热土，我是在天堂上被荆棘刺了一下的那个孩子，心中只记得牛老师讲的那具骷髅和茫然无知的那个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我的最亲的人，他们爱我。心灵的熬煎是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当我成了所谓名人，我的一个母校请归来游子颂词，我写下了这四个字：吾师，吾母。

致老师的一封信
老师：
您好！自六岁起我就从家里走近您的身边，离开您的时候我已是青年，其间总有几十位老师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现在，我是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家”了，你们那一双双焦灼、期待、喜悦，有时有点憎恶的目光，还总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但我这封信不想说一些你们已经听腻了的恭维话。
相反的，我是想……怎么说呢？严酷一点，是要刺一下您。您的血和我的血都是一样的颜色，我想证明这一点。
假若因为我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使您觉得我对您的感情有所伤害，那绝非我的本意，“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我相信有“诤生”然后才能师道昌明。
您总是蹙额沉思，总是执鞭踌躇。黑板前的他或她，都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或潇洒徐步于课堂，或频频垂教于课桌，时而傲然扫视着教室里的一切。是的，您是这里的皇帝，其实在学生心目中，您的话比诏书还要具有权威性。我知道，您的清苦使您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干净的人。您的知识又常使您觉得您的富有，而您在点燃自己时是否有恩赐别人光明的骄傲，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入学到离校，始终都觉得是在仰视您。在小学，如同僧侣注目佛院；在中学，又似基督徒面对上帝。但在写这封信时，暂时平视一下，像正常朋友那样，可否？
“作家”这个词儿听来蛮气派。也许正为此，我的许多同窗现在见面，都说我“当年”怎么刻苦，怎么肯读书。您为什么不言语？因为您知道，我曾是您心中的废物，您用尽了文明人的刻薄话来伤害我，那时您总是谆谆复恳恳地教诲，读书上学即是最幸福的事。反之，我认为上学乃是人生一大难受。诚实地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挖过煤，盖过房，修过河堤，打过坑道，从军十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也算尝过人世艰辛的。但“上学苦”这点想头却从未动摇过。过去人们说“十年寒窗”，既然“寒”，大约就是不暖和的意思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偏要把虚假的“快乐”感硬塞给学生？
逃学才快乐。
逃学真妙不可言，算得人生一大幸福！我居然想，一个人要乖乖地从小学升到大学，直至毕业，居然不曾有过逃学史，那简直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与悲哀——早晨吃饱了饭，背起书包堂而皇之地去“上学”。行至中途，你像兔子一样隐到一个旮旯里，待同学们都不见了，走出来，然后到卖花生的老头儿那儿花一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一分钱），买一把炒得发黑的花生；你站在溢着香气的肉铺门口发一会儿呆，和“逃友”打雪仗，到土坡上摘酸枣，进庙里偷老和尚的梨……痛痛快快地吃，钻天入地地玩。待到那传得很远、悠扬而又沉重的放学钟响，怅怅地背起书包，随众入俗下学“还家”了——想想吧，一个混沌未凿的顽童，天不拘兮地不束，独往而独来，想吃桑葚便爬树，去溪边摘野草莓，到塘里摸螃蟹，捉了金牛儿一一用线缚起，让它们嗡嗡叫着绕着脑袋飞，或者撒尿浇出屎壳郎用火烧了吃……那紧张、兴奋、快乐的忘乎所以和惧怕暴露的愚蠢的天真、率性的淋漓酣畅都交织在一颗并不邪恶的童心里，仅此已够已过中年的人回味无穷了。
但您压迫这快乐。唉……您不喜欢的就是坏的！您喜欢聪明的神童，恭顺而温良，好学且“懂事”，即使是天真，也有您的规范与雷池，必须是“文明”的天真。老师，我真难讨您的欢心。现在我们文明富有，连儿童的游戏都毫无阳刚之气，充满了女人味。丢手帕、跳皮筋、击鼓传花、诗朗诵、弹琴、跳集体舞……一、二、三、四，啊——唱！于是一帮蝴蝶样的小天使，在伊甸园般的校园，在鲜花丛中唱出了极为合乎语法、却永远也记不住的那些作家创作出来的“儿歌”。而您，站在一边便欣慰了。但那种孩子王一声令下，野马一样追逐、翻滚着、打斗着“消灭白匪”、“捉特务”的场面您见过吗？这种培育阳刚之气的文明，能有几个老师垂青赐爱地给予过孩子呢？
还有，您喜欢打小报告的学生吗？我的老师里很有几个爱来这一手，用一批学生监督另一批，用“听话的”好学生压制“调皮的”。从小就让他们灌注了高人一等的心思，“明白”依附于威权的人，可以摆弄和欺负另一些人的意识。我始终弄不明白，这些连天真儿童都觉得厌恶的行为，您怎么就乐此不疲地经营？
老师，我半点也不怀疑您的用心，知道您耗尽心血地想教好学生。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喜欢临摹而不喜欢创造，爱“范性”而不爱“弹性”，愉心温柔的灯光而讨厌野性的爝火。您对好坏的标准就是听话与否和分数的高低，不太枯燥了点？您能不能更豁达、清新、宽容一点呢？
敬颂
教祺！
永远是您忠实的学生二月河

我的父亲（一）
他的大名尔文，小名起的倒比大名“酷”，村里人都叫他“文明”。在我心目中，似乎他到老，到……我都没有平视过他，一直敬之若神，见了面有栗栗畏惧之感。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生都没有打过人，好像只有一次是大妹妹不小心把菜刀落在地上差点砸在二妹妹的脚背上，他又急又火，抬起巴掌在大妹妹脑袋后轻轻拍了一下，那姿势今天还牢印在我心中，似打又不似打，真正似是而非，但这事全家人都记牢了不忘。
他1953年授衔就是少校，一直到取消军衔仍旧是个少校。似乎有个没有公开的规矩：没有当过红军的不能授少将（起义人员、高级知识分子除外罢）。所以我相信他没有做过将军梦：舅舅曾是他的警卫员，舅舅授衔时是中尉，他是少校；舅舅上尉，他仍少校；舅舅大尉，他依然少校；舅舅当了少校，他还是少校。然而母亲告诉我：你爸爸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不能提拔，是因为咱家是富农，咱们成分不好。
爸爸有能力不用妈说。因为取一张世界地图来，你用小棍远远地指，随便捣到的地方，他立刻能报出该地国名，该国土地面积人口，物产特产工业主项政治制度现任领袖……我们兄妹们多次试过，从来不爽的。他进河南一个县，做敌工工作，剿匪，收编散匪补充大军，进县是带了七个人，拉出一个团，还捉住了该县匪首——舅舅就是为此提升军官的，而他……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气，只不过当了个团政治部的副主任：正营级。
正营！上帝呀，他在昔（阳）西一区当区委书记，那就是正营呀（还略高一点），1942年以后又当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已经是正团了。以后参军，地方套军队，别人都是高套一二级，他呢？副教导员——副营。那授衔，我看也是很勉强地给了他个少校，他的历史放在那里可以给人看，实在也没法再往尉官上放了。以后当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副团，1958年又到邓县当武装部政委，总算又恢复了1942年的级别水准。
但爸爸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这方面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谈这类事，他就禁止，他不许说“组织上”任何一个“不”字。但组织上待他如何，我始终以为他心中雪亮。因为他也从没有说过组织上待他怎样如何好。
“不好”是明摆着的，因为我们所见到，老干部们对资历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资历好，成分却不好，是个中间人物，抬举你时和你说笑玩谈，心里对你有什么时，就会板起脸：“老凌同志的家庭出身对××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们的家庭到底怎样了？直到我23岁参军没有听父亲讲过一个字“负面”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党工作人员，妈妈和二姨夫、三姨夫妇、四姨夫、舅舅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资格还老的共产党员，这个家族是“红”透了。直到入党，组织调查找我谈话，本来在一处极好的朋友，这时脸上也上了装，眉头皱起，下腭微扬异常的公事公办：“你还有一个姑姑，支援书上为什么不填？她是怎么死的？”问的我一头雾水，这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还有一个小姑姑，是教师，姑父是地主成分，做医生，土改时被群众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尽，大约就是从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压力，从此这片乌云它笼罩在父亲上空一辈子，现在又来到我的头上。
它并不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毕竟没有直观的感受，没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但入党谈话，我已经觉得了我与朋友友谊中的异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开始提升，注入了某种骄傲与自尊——我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我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就像天平，心里都有一个价值砝码，他是觉得他那头又加了（或者我这头又减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也就是这样的心理罢。
再问一句：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从我伯父的遗孤哥哥那里才晓得的备细，这真是个天大的怪圈：老爷子把两个儿子送去抗战，去革命，这“革命”因他“人少地多”把他划成富农定为阶级敌人，一个儿子牺牲于革命，另一个儿子，“革命”因他的家庭“不革命”、“反革命”而冷落他！且不论牺牲了的革命遗孀为了这口气咽不下而自尽——这是想都想不通，想也想不出来的奇事、惨事。父亲把它埋藏在心中，只在我入党时不得已闪烁透漏一下，直到死再不声言。他名也不争，利也不争，都知道他老实。老天爷，我想起“文革”中那句话：“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一个人要是这样一个老实法，像父亲这样，他得吞咽多少黄连，而且还要脸上泰然自若，这是什么样的定力？
只有一次，“文革”之后大家随便说话，我们谈及某个领导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旁说“不要乱讲”，我们都笑说“您老还心有余悸呀”，他怔了怔说“我不是‘余悸’，我浑身上下全是悸”，听见这话，我当时就打了个冷颤。他的舒张也偶有的。邓小平“取消成分”他举杯高饮说“千古伟人”，再就是我的《雍正》书出，他又饮酒，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听着颇有得意之音。
兄长这份资料是极客观的。我早就听过了，心中的震惊也是“革命性的”，父亲把我瞒到长大成人成熟，真有他独到的思维，如果从小就知道，从小就会唬得筋软骨酥，哪有今天二月河“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没有这心态，写什么书？知道了事情的复杂性，了解了人生艰难步履，知道世情的险，就会在待人处事上小心一点，公道一点，原恕别人一点，这就是“放下笔夹起尾巴做人”，或者“放下笔老子天下第末”，我是不欺侮任何人的，包括我恨的人。这同样也是父亲的赐予。

我的父亲（二）
父亲在部队，母亲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长期吃“供给制”——每人每月，父亲是六元，母亲是四元吧？这个数，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我是后来“有了学问”才晓得，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时共产主义”——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实很舒服的，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我们现在去当兵，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裤衩，连袜子都是“发的”，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供给”。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不好处是没有积蓄，攒不住钱。就那几个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但我们兄妹——部队子弟都一个样——不享受“供给”，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则是地主。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很不体面，但在部队，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个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这个数字，在建国初期，可以说是笔巨款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但部队仍在供给。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而父亲还只是供“六元”。这样，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吃母亲的工资。但是很快的，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他还另有军龄补贴。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亲的钱每个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到人类消灭，爝火熄尽，这句话也是真理。当时一个县委书记工资不过八九十元，一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现象”，即使军分区的司令老红军，工资也就三百元吧——而我们家处洛阳，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名城。父亲“进步”虽慢，然而资历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亲的，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乔典运的生花妙笔写过，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怜而无害，一般来说，如杨白劳那样，只要不欠黄世仁的债，黄世仁不大会主动拾掇他。杨白劳也有强项，他的女儿太好看——这一条比人强，所以招来无妄之灾。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军衔定得低，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学习”，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到了“工资制”，在洛阳就受排斥。我看有两条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软柿子，好捏；二“工资”冒尖，收入丰厚。可怜的父母，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换一换地方就成。到了县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因为好人坏人、正常人偏执人，只要是社会人，都有点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收入三百，凭什么？”——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他妈的！”人们如此想，二月河也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的感觉，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真的，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作一个人就真难！还有一次，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他还告诉我，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是多么凄冷的情韵！
我们家收入高，不讲究穿，但吃的绝对是军区头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区食堂打菜，红烧肉、木须肉、红烧鱼、烧肚片……用塑胶大盘——直径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见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但即使是这样吃，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然而母亲逝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我家仅余一千余元。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把余钱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变心”，在“变心”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这样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现在写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资助户，另有二姨家表姐吴爱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吴爱明之外，都是影影绰绰的印象。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见过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没有了形容记忆。“爱明姐”的印象比较深，因为1953年我回昔阳，大人们忙他们的，多半时间是她带我玩，到垴垴上去看场院，走路拉着我的手“看崴了脚”，告诉我“你是城里人，不要欺负人家乡下人”。爱和我一块玩，这就行，印象深。对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会拉胡琴，用玉茭秆做的“琴”也能弹出很好听的“叮咚”声，我当然没想到他有音乐天赋，十二年后，湖北艺术学院在河南招生，仅录取三名学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们日后会结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们从小就非常友善。
他们之间的邂逅也是颇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吕贵成是小学老师，振祥哥和爱明姐到他卧室玩，看到了墙上挂的父亲的照片，爱明姐说“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说“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说“那是俺舅舅”——这样，他们才彻底“弄清关系”。
大表哥的父亲吕倜在河北，领导着他那个“系统”红色家族。振祥哥和爱明姐却是属于父亲统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吕贵成是小学教师，舅表兄马聚财务农，只是生活有点困难，父母对他们只是有些关照。吴爱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顾，继父对她也颇怜惜爱护，父母对她的照拂比表兄们多一点。我的印象，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说“叔叔对我的爱比对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他的感受，比较实际的情况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爱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的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然，哥哥受欺侮，还因他敢于直言，梗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谈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大哥在学校受尽践踏，最终还是给了他一碗饭，到深山区丁峪去初中教书，还是理念在起作用：一个本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县被日本人包围，机关枪打死了的。
大哥在学校糟透了，爱明姐却很好，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谐——烈士子弟，继父姓翟，她姓吴，吴可纠的女儿，用贾谊一句话“陈利兵而谁何”。这个地方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没有打进过，人们受的都是抗战熏陶，烈士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父亲的仁爱抚孤，反而让人忽略了“抗日子弟”这个政治理念。“思想右倾”也好，“反动”也罢，都是冲“富农”这条而来的。
我在读《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里头有这样的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亲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里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还会按着宝剑向你瞪眼——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凭什么那么大量，自己养活侄儿呀？
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这种感觉：他愈是进入老年，愈是使人强烈认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挚的：“我哥哥说，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爷爷问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实际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说，我回答你爷‘我不分家’……”“我哥哥说‘大丈夫患立业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说‘要学樊哙、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哥哥说……”他不停地反复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儿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样善待弟弟。有时他沉吟，闭目躺在那里谁也不知他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回忆他曾经有过的壮丽，问他，他却说：“那里能用壮丽？不堪回首呀，有些事连想都不能的……”我劝他：“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不要心有余悸，爸。”他怅然一声叹：“要是心有余悸就好了，我浑身上下全是悸，连一点余不悸都没有。”我也打心里叹息：“这是心病，母亲如在，也许能医，子侄辈不是过来人，没这个能力……”
1962年三年困难缓解，但母亲的病却日渐沉重，当时，我独自留邓州，举家已迁南阳。组织上找父亲谈：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洛阳军分区干休所去休养，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已经在南阳何必到洛阳？那个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阳……”我知道，南阳军分区的首长待他亲和，他离休到分区大院住，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分区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广播吹号，改吹哨子行动。政委是他在栾川剿匪时的战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长沙军校同过学，有情谊，无恩怨，当然在南阳要心情畅适些。
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为了照顾母亲的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我辍学，他们知道我学没上好“有个工作，有碗饭就行”，但母亲不同意，说，解放不是个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也下不来身子。不如让他和爱明早点结婚，让爱明过来……但爱明姐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爱明姐撮合起来，两个人都调到南阳。
就这样，这个南阳凌家有了一个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个和我同祖父母，一个和我同外祖父母，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在一处，也从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素来感情很好，确实是天作之合的美满，这样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格局。这件事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是南阳几十年旧交，也长期以为大哥和我是亲兄弟，听我叫嫂子为“姐”，很多人惊讶“你们家奇怪”。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早就该这样做了”——他们作如是说。也许他们曾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

关于我的父亲二月河
凌晓
关于笑和沉默
我参军走，父亲跟我讲“平安、健康、工作、笑”。我去大学读书，父亲给我题字“平安、健康、读书、笑”。
笑有大笑、微笑、干笑、阴笑、奸笑……
但是总而言之要笑，父亲说的最多的是微笑。
笑是防卫武器，抬手不打笑脸人。我笑，别人挨打我就少挨打。
笑是制作周围良好气氛的配剂。笑是传送友好的纽带和桥梁。
笑是化解仇恨的催化剂。
笑是一种对于人生乐观的体味。
父亲给别人题词经常提笑：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十年俏，既少又要俏，永远都要笑。
他提倡微笑。他认为女孩子最美的笑法就是微笑。语言少些，加上适度的沉默，就是一种完美的人生语言姿态。
沉默是一种严肃的人生态度，它代表了深邃、含蓄、柔韧、丰富……
沉默是最好的防卫武器。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沉默代表对对手最高的轻蔑。
沉默代表对友好朋友的深沉肯定。
沉默是一种飘渺变幻不可扑捉的人生智慧。
在这种险风恶浪的人世间，我们虽不去进攻但我们需要防卫。父亲在书中写了一个人叫张廷玉，他有一句名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我们平常都知道沉默是金，爸爸说即使是最强大的敌人也无奈“沉默”二字。即使是脑筋最好用的人也猜不出“沉默”的意思。
这一点儿我现在还差得很远，还做不到。有话想说，说起来就没完。没有忍性，爸爸笑着说我：“屎没出来，屁一大堆。”
钱，钱啊——入口守得最紧的门卫
我父母从初高中前就很少给我钱，也不喜欢让我把钱花在穿衣打扮上，教我追求自然美。但在心里我总希望父母多给我钱，买女孩子的东西。我是学美术的，很喜欢漂亮美丽的东西，我每当买那些东西的时候，在父亲眼里就算是花钱，是乱花挥霍了。这使我很痛苦：生活就要适宜，追求舒适也不是错误。和别人比起来太不平衡也不好吧。
这是我对钱的态度。
现在父亲每次见我强调最多的都是自力更生，节约，会过日子，依靠自己生活。父亲捐款都超过100万了，我们家还过着现在这样平常的生活。我们蛮可以过得好一点。问他，他说：“不必多说什么。你没见过那些可怜的人，你给他们捐钱最终得益的是你。从心理状态上讲对你的品德、修行都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这种心理状态上的充实和满足与愉快是无与伦比的。”对爸爸这种做法我在缺钱的时候还是痛苦的，不理解，发了工资就想开了。但其实一直理解这件事的。偶尔有些斗争罢了。我见到爸爸八开的稿纸上写4000个字，字比蚂蚁还小，他说那是他最困难时候用的稿纸。他可真能抠。
佛经最重要的是善与缘
父亲佛经讲得很多，常给我们讲《金刚经》、《心经》。他自己把佛经当优美的哲学散文来读。
父亲说历史上很多顶尖级的文化人物，都与佛经有缘。他们被博大的佛经文化征服了。父亲被征服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他对佛经有很浓厚的兴趣是毫无疑问的。有时候他兴之所至，会把家人亲戚集中起来讲佛经，谈他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他这几年给我发的短信最多的就是“悟”，慢慢的悟，变成一下子开悟。对人生对事情莫不如此。父亲讲的最多的，是他认为的佛教最重要核心的“善”与“缘”。
善是佛的灵魂。无论佛经还是自身的经历都是教人为善以善为本。慈悲、关怀、爱护、帮助、友善……都是善性的社会关怀。这和儒教里讲的“爱人”，是文化渠道不同的殊途同归。善到什么程度算是善呢？善到完全无心，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去帮助。如果有意识地做善事也是好的。就算有私心杂念，它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所以不用深究别人做事的动机。
“缘”是怎样产生的？“缘”就是“因为”。父亲说，佛经里面有一个词叫“阿赖耶识”。这个古印度词说的是人的“第八意识”。中国人讲到第七意识叫“潜意识”。古代印度人认为人还有第八种意识。这个词在汉语里找不到对应词，因此只能用音译叫“阿赖耶识”。比如单位新来一位同志，第一次见面，看上去这个人就很亲近，好像很容易接近；或者一见就感觉“烦”，光看相貌就不顺眼，这是唯物主义解释不通的。但是这是阿赖耶识储存的信息导致的结果。不知何时何地他们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这就是阿赖耶识在起作用。这就是缘。
所以佛经里讲缘，还要求人们经常做善事，以免在阿赖耶识里面出现不良的信息。
父亲跟我讲见了讨饭的可怜人一定要给钱，其中有骗子也有不是骗子的，你帮助100个可怜人里面99个是假的，那一个你帮对了的就会把99个损失都弥补了还有余。这是在培养你的性好尊重的人格。帮助人要量力而行，也不要给太多，要用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多多少少是有自己的，不要把自己搞穷反而让别人再来帮助你。
只有用自己辛苦钱帮助出来的才是好的。
关于盗版
父亲的书从1986年一直在出，也一直在被盗版侵犯，我见到一些作家对这一类事情表示异常愤慨。我们国家在打击盗版的力度上也不够大。父亲的书被盗版了多少我不清楚，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有一次他和人开玩笑说：“盗版的钱可以修一座飞机场吧。”但是我感觉父亲对此没有愤慨之情。他自己说他是“感情复杂”，盗版损坏国家利益，损坏出版社利益也损坏作家个人利益，盗版有这么多的错误和不当，但是盗版对穷人有利。父亲的书一整套《二月河文集》，豪华精装版五百多元，最便宜的软精装也要三百多元，这是正规出版社的价格。这对于中产阶层和小康家庭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进城务工的青年、对于一个低保家庭、对于一个下岗失业家庭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数字。无论富人穷人，读书是一种社会权利，想读书是没有错的，更没有罪。盗版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穷人读书的需求，虽然排印质量有种种问题，但他一家几十元把我父亲的书买去，也算把我父亲的书看了，父亲为此感到欣慰，想社会总要用一种统筹的办法来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个“天下”
我爸爸在吃饭时候说，他在大学讲学，跟学生们讲三个“天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老鸹一样黑。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能期盼侥幸成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成功。但我有自己的想法，看到很多幸运儿，有些人只因为有个好父母就能成功，有些人有好的社会关系也能成功，不需要费劲。人家都能免费，怎么轮到我就不能免费？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没用处，以为不过是说说而已，但是我的父亲认为这句话最重要。我的爷爷说：“人生不得意的事情居多，人生对待自己感到不公道的时候居多，人生碰到不如意的事居多，人生能够有一两件顺心的事情已经很不错了。”人生的烦恼郁闷是居多的。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安慰自己呢？那就得这样想：“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比如单位领导如果对我不好，可我又躲不开他。我就要这样想，你能领导我几年？你总不能在这里一辈子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呢！你总要走的，你不能限制我一辈子吧，我的命是上天是父母给的，你随便拿不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去参加别的宴会，不在你这张桌子上了。有了这种思维可以逃离很多郁闷。
天下老鸹一般黑。唐代柳宗元说过：“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人各自利也。”因此，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走遍天下都是这样。只是这种自私自利，不以损坏别人的利益为前提。这样的思维就是正常的。一个人忙了一天，晚上睡在被窝里还在想，“明天我怎样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怎样牺牲我自己，为他人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人我不敢说没有，但我敢说很少。至少在普通人的视野里面极为罕见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牺牲他的利益来为我服务。我只能凭自己个人奋斗和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这个意思与“没有免费的午餐”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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